新闻学论文十篇

新闻学论文篇1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新闻学论文篇2

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受众本位与传播者本位不同，传播者在参与传播过程中主要根据受众的需要来确定传播的目的、步骤以及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并以受众受传的实际状况作为评价传播得失的标准。在以受众为本位的传播关系中，受众是传播者服务的对象。”

二、受众的变化，引导新闻传播学转向思考

新闻平民化提倡“平民视角”，由于很多媒体都没能真正领会其含义，并在新闻平民化这个过程中，过度寻求娱乐价值和利益，因此产生了种种弊端。怎样赢得受众、赢得市场，这是新闻媒体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环境的时思考的问题。媒体受众的核心，说到底，是在市场竞争中对资源的竞争内容所吸引的。新闻的内容及其发展、创新的深度决定了在竞争中是否能赢得先机。在我国新闻的深度报道，通常指的是客观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及是发现的本质和核心等等。在美国和日本及西方国家，深度报道最常见的形式是解释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占布局和服务的50％。深度解释社会现象，在引导舆论，促进主流价值观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广播传播特性的限制，不适宜做宏大叙事的报道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广播不要深度报道，如果具有广泛覆盖优势的广播，去和 “报纸”等平面媒体比拼深度报道，将不具优势，并会给听众造成收听疲劳。

根据广播媒体的平民化走势角度来看，新闻内容的传播其特点符合平民的，深层次的挖掘趋势和贴近人们的生活中普及，人们的生活，为人们的其他方面来解决问题，是广播媒体的受众形成一种固定的重要途径。在对广播媒体的节目挖掘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关注广播媒体特性的研究和探索，以满足广播听众的需求，避免广播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同质化倾向。

三、新闻的“平民化”发展要求

平民化诉求，在报道内容上主要是体现人文意识，满足百姓的多样化需求。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媒体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生的意义，特别是重视对普通人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关注。新闻传播学增强人文意识，既是广播媒体追求高起点高品位的需要，也为寻求广大听众更多的认同所必需。

新闻学论文篇3

目前对电视新闻自身的编辑学体系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至少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电视新闻编辑学的专著问世。理论界与电视实践之间的隔膜，也许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地苛求研究者。因为，以报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对于以形、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电视新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适应是在所难免的。即使电视新闻工作者自身，也未必能识“庐山真面目”，除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外，还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因素。每个人站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那么，认识的高低、理解的深浅自然也就不一样。

一、电视新闻学形成的原由

电视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关联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与之相关的理论的滞后。几年前，人们无法想象到“现场直播”这个概念，而现在，即使一些中小型电视台也开始尝试。传统的新闻学多数教科书对“新闻”的定义是“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最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电视新闻是利用电视传播工具对新近发生或发现事实所进行的报道。”这些定义，虽然表述各异，在时间概念上，都忽视了“正在进行时”这一最富电视新闻特点的时态。因为随着“现场直播”的出现，电视屏幕上的形声可能与远在大洋彼岸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步。

与此同时，电视特技手法增多，这样便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机会。比如，以往在电视新闻编辑操作中比较多地关注“蒙太奇”。而现在，我们能够借助先进的电子编辑技术，达到超出“蒙太奇”以外的境界，画面的分割，同时传递两路以上的信息；字幕的运用，能在节目播出时，插入来不及编排到既定时段节目中的新闻，还有巧妙地安排受众介入某一事件，随时插播微波传回的消息，有意识强化感观效果等等。

我们认为，电视新闻编辑的工作性质、特点及其使命，是电视新闻学必须研讨的课题。

按照通常的分工，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的负责人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两部分，其一是外采，其二是编辑，于是就有了前期和后期之分，有了记者“冲锋陷阵”，编辑“坐收渔利”的说法。

以“前期”和“后期”来界定记者、编辑的职能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编辑的手脚，影响他们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组织、参与功能的发挥。电视新闻编辑部门和编辑的肩头，应该担起三大任务组织指导、编辑制作、控制指挥。

（1）编辑部应该是整个电视新闻媒体的“灵魂”。一段时期出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确定报道思想，拟订报道计划；“参谋”新闻视角，把握舆论导向。

(2)编辑部应该经常组织战役性报道。其中包括开办栏目、组织拍摄系列（连续）报道、发动观众对某一热点问题展开讨论等。

(3)编辑部应该成为记者站和通讯员的“良师益友”。电视新闻的屏幕建设，离不开完备的通讯联系网络，这一网络的经纬主体，由记者站和广大通讯员组成。编辑部不仅要与他们形成鱼水关系，更得经常与他们互相传递信息，定期通报有关要求和发稿情况，帮助他们出主意，想点子，服好务，指导具体的新闻采编，组织新闻业务方面的培训学习。

三、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是编辑的核心工作

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是编辑的核心工作，编辑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拟订播出大纲。

播出大纲是用以指导当天播出的新闻节目的计划。与此同时，每个时段的电视新闻节目，毫无例外地需要有一个详细的节目单。大纲重在组织，而节目单侧重具体地实施。与报纸排版相比，电视在规划版面时有自己的特性。

其一，报纸是在单位面积中布置文字，电视则在单位时间里安排节目。单位时间的固定和客观时间的流动，对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单位时间，服从于整个电视版面。它不仅将每一个时段的节目界定在固定的时空里，而且根据电视节目制作所需要的时间，确定“成套新闻”，口播消息的最后发稿期限，这个时期，一般确定在播出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太推后了，就可能影响整个新闻的播出。突发性新闻以及播出之前来不及制作的新闻，可在节目播出过程中适时插播；由微波接收或记者传回的消息，如果是重要新闻，也可能由导播者及时切入。

其二，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具有相对的连续性。同一个新闻事件，由于版面的限制，19:00时的新闻中，可能安排得短一些，而在21:00时的新闻时段中，则可能介绍得说尽一点；上一个时段播出可能没有交待背景，而在下一个时段中则可以较充分地展开。

其三，新闻类节目的相互呼应。在一天的新闻类节目中，消息、新闻专题节目以及现场直播、现场录播节目往往不在一个时间段播出，中间穿插有电视剧、文艺节目、广告等，所以，受众不会因重复而感到腻味。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同的时间段拥有不同的观众面，对某一新闻的延伸和展开，无疑有助于提高收视率。

到了21世纪，随着社会文化、信息交流的快速发展、变革，社会变动速度加快、新事物不断涌现，新观念层出不穷，社会信息量骤增。这就要求电视新闻编辑除了应具备新闻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较强的敏感性、较深的洞察力、较新颖的思路，有较宽泛的知识面，对各方面的知识要做到略知一二。这样才能制作编辑出有深度、有层次、有思路的优质的新闻节目。

2、电视新闻编辑应具备较新的编辑艺术和技术

现在许多编辑对于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还多少有些认识上的误区。对于怎样进行新闻编排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总的来讲，要想编排好电视新闻，还必须懂得与宣传心理学、宣传艺术学密切相关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及如何将“规律”行之有效地运用到实践中来。

电视编排技巧方面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对节奏的把握。电视新闻编辑是一项既有艺术又有技术的工作，在进行新闻节目编辑时，编辑要在懂得技术要求的基础上，对画面语言和有声语言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使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更电视化的传达给观众。电视特技手法增多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机会。

“声音总能引出一个画面，而画面从不引出一种声音”。声音在电视节目中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突出。作为一名优秀的电视新闻编辑，对于新闻节目中声音的把握也应该具备较高的造诣。有声语言包含了大量的听觉信息，是新闻现场重要的素材。在动态感强烈的新闻事实中，声音的作用更是十分明显。

新闻学论文篇4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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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新闻学论文篇5

陆定一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该文是“解放前党报理论中最有学术色彩的文章”，是“中国新闻学高耸的一座灯塔”。按照上述划分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认定:陆定一是站在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中间的人，陆定一的该篇文献也自然成为被反复解读的经典，其对新闻实践的指导意义和对新闻理论的建构之功都是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在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内部，形成了围绕事实工作的良好传统;理论建构之功主要表现为辩证唯物论基础上的新闻本源论(事实论)和新闻真实观的建立。近些年来，关于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超越以往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简单的观点罗列式分析方式，进一步把陆定一的新闻思想放到特定的知识生产语境和知识生产逻辑中去考察。比如陈力丹教授把陆文放到“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认为新启蒙运动将马列主义哲学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提上日程，从而对陆文的论证方式产生了影响，即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思维模式和大批判传统。黄旦教授则把陆定一的定义与徐宝璜的定义进行比较，指出徐宝璜的定义是建立在经验事实论的知识基础上的，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事实”为本位的新闻观，建构出“公共机关”式的办报模式。而陆定一的定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其事实报道已然不只是对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更不是徐宝璜所谓的事实和意见分开，而是包含了意见和倾向，从而建构出“用事实说话”的报刊样式。在知识社会学看来，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因此对任何一种知识的考察都必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知识语境下进行理解。理论知识的生产语境一般包含着两个维度:科学(信度)维度与社会(功用)维度。科学(信度)维度是某个理论知识对自身科学化追求的努力;社会(功用)维度则是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理论知识生产的牵引作用。科学(信度)维度和社会(功用)维度之间常常存在着高度的紧张关系，但又时常纠结在一起，经过意识形态化的作用机制，最终形成标准化的社会知识。很显然，正是借助上述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我国新闻理论界初步达成了对陆定一新闻思想学理价值的深度思考:陈力丹教授的研究是从社会(功用)维度进行的开掘，黄旦教授的努力则偏于科学(信用)维度。但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我们的很多研究成果更多地是从社会(功用)维度(、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来完成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的再解读的。现在，我们需要把它科学(信度)语境的一面凸现出来，并沿此路径作进一步“接着说”的努力。

二、“科学”: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语境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开篇便强调了一个核心词“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做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陆定一接着指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理论(指旧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作者加)，是很糊涂的，是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很显然，在这里，“科学”是作为一种元叙事存在的。在三个简单自信的“主义”排比句叙述话语背后，存在的是“科学=辩证唯物主义+老老实实主义+实事求是主义”这个不证自明的常识逻辑判断，这一常识判断无疑又承担着对新的新闻理论建构的学科合法性与合理性颇为自信的宣称。这构成了该叙述话语的“显性因素”。但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叙述话语背后的“隐性因素”是什么。这个“隐性因素”就是当时的“科学”语境。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科学”一词在五四时期作为元话语的崇高地位。“科学”一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1915年以后开始流行的。据杨国荣先生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对近代科学的追求有其较为独特的背景。一方面，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之时，中国传统儒学内部出现了经学实证化的倾向，即清代学者的经学考据方法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体现了归纳与演绎、逻辑分析与实事验证、无征不信与大胆推求的统一。这种方法论系统扬弃了理学的思辨性，在相当程度上将经学引上了实证性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经学独尊时代的过去，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逐渐成为可能，知识系统与价值系统得以分离。同时，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向经学告别又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统一模式的解体，如何重建学术、知识与思想的统一变得突出起来。于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中国思想家以科学的普遍渗入和扩展来沟通各个知识领域，呈现出一种以科学来重建学术与知识统一的趋向。

五四时期主要有两类思想家承担着“科学”的传播工作。一类是聚集在中国科学社及其同人杂志《科学》周围的一批职业科学家，他们将科学严格限定为自然科学的知识谱系和蕴含于其中的方法、理念，倾向于从纯知识学的角度普及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此变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品质;一类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将科学的实质和精髓理解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双重品格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人生双重功能的新型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侧重于从社会人生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宣传科学普及科学，以此更新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这样，在“五四”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入和论争中，科学的观念经过由“技”(科学方法)而“道”(科学精神)的形上化过程，并最终被提升为一种主义(科学主义)，成为当时的理论支点，并且渗透到学术、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重建学术、知识的统一，到入主人生领域;从生活世界的存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运行，科学的影响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其次，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科学”身份和“科学”内涵。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还没有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科学的观念却早已确立(至三十年代，从事实出发、讲逻辑、重经验、偏实证的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让其思想易于接受，便注意展示这种科学性。但这个时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用“实证科学”的眼光看待、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陈独秀早在1915年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不矛盾之谓也。”瑏瑡这时陈独秀的“科学”还主要指自然科学。1920年，陈独秀将科学界定为狭义的自然科学和广义的社会科学，并指出“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而“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很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做依据，所以都可相信，都有根据的。”瑏瑢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就将科学扩展到了人生观领域。他们认为，科学应该成为人生观的基础(这一点与科学派的认知相同)，但作为人生观基础的科学覆盖面要广，包括唯物史观(这一点与科学派不同)。

在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陈独秀作为唯物史观派的领袖更是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一种属于社会科学、当然也是属于科学的哲学，而“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瑏瑣。这样，在陈独秀那里，“科学与唯物史观具有同一涵义”瑏瑤。而在1930—1936年的辩证法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重点，由前一阶段的唯物史观转向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成为理论主流。此种转向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初步显示了其科学性。但它“在当时主要仍是以一种政治学说(即‘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人们普遍尚未将之作为一种探讨‘问题’的学理来看待，所以它对思想学术领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瑏瑥。这次论争中，唯物辩证法能否作为真理、方法适用于实践主体的行为是论战的焦点，而对焦点问题的讨论又是围绕着“纯粹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展开的。经过论争，“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瑏瑦。

三、“事实”: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逻辑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紧紧围绕“物质”“事实”“新闻”“报道”四个关键词来建构其新闻本源观和新闻定义的:“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瑏瑧。在上述论述中，物质等于事实，新闻等于报道。在对其论证逻辑进行分析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事实”和“报道”是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运行的:“事实”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实在(此时等于“物质”)，“新闻”必须被理解为是对这种客观实在的意识的反映。另一方面，“事实”与“报道”实际上还承担着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即新闻操作的微观层面。“事实”是单个事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报道”是新闻的采编与写作(此时新闻等于报道)。在这两个逻辑层面中，“事实”是一个交集点，是逻辑起点。现在，我们必须再回到五四时期的知识语境中，看一下“事实”与“科学”的关系。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事实”的观念存在着两条路径。科学派们更多传播的是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实验、逻辑成为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们则更多地信奉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思想(理论)(规律)、实践是关键词。在这两种观念中，“事实”是共同的概念，但一个指经验事实，一个指客观事实。这里需要先区分一下两个事实概念:经验事实和客观事实。经验事实从内涵上讲，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在头脑中获得的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过程的印象后，又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形成的经验陈述。经验事实构成科学的经验基础。客观事实则是指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过程，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客观事实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无对错之分。而本体论范围内的“客观事实”/“客观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是用物质范畴加以概括的。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瑏瑨我们看到，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们在宣传科学时，特别强调“事实”作为科学的内涵和特质的重要性。比如王星拱指出:“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就可以叫做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科学的方法有五个特征，即“张本之确切”“事实之分析”“事实之选择”“推论之合法”和“试验之证实”瑏瑩。丁文江认为:“所谓科学的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出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再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瑐瑠任鸿隽则强调科学精神有二要素，一是崇实:“吾所谓实者，凡立一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象，而不以称诵前言，凭虚构造为能。”“故真具有科学精神者，未有不崇尚事实者也。”二是贵确:“吾所谓确，谓于事物之观察，当容其真象，尽其底细，而不以模棱无畔岸之言为足是也。”瑐瑡在上述论述中，“事实”成为“科学”的同义词。这里的“事实”是经验事实，是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是逻辑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经验事实。科学是事实之学、实验之学、逻辑之学。它所涉及的主体问题主要是秉持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尽量将对经验事实的认识提升到科学的水平。据此，我们发现，徐宝璜的新闻阐述正是在上述认知框架内进行的。徐宝璜认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同时，他又指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须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瑐瑢为什么徐宝璜认为“无需证明”呢?很显然，“科学”等于“事实”，“事实”依托“证实”手段而呈现出“客观”效果———这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常识”，而“常识”自然是无须证明的东西。尽管徐宝璜认为“事实”是一个无须证明的概念，但是在他的使用脉络里，我们还是能够大体看出“事实”的含义。首先，“事实”是与“真”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对事实的“正确”和“完全”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其次，“事实”是与“意见”分开的，是客观性的操作手法。最后，“事实”是与“诚”与“公”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记者的“公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徐宝璜“事实观”走向的是被称为“新闻本位”的新闻观。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更多地强调的“事实”是客观事实。在1930年—1936年间的唯物辩证法的论争中，他们就用主观和客观辩证统一的思想对论战方作出了批判。比如陈伯达指出:“腐败哲学家以为逻辑是独立于事实之外的，与事实无干，而我们则以为逻辑只是事实的反映，逻辑的发展与事实的发展相一致，没有事实就没有逻辑。”瑐瑣这里的“事实”表面看来是经验事实，但实质上已经多少含有“客观事实”的意思在里面了。

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借用中国一句古语“实事求是”，并加以改造，赋予科学的新意:“‘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瑐瑤在整个运动中，反复地阐述、发挥这一思想。唯物辩证法终于获得了中国式科学化、通俗化的解释。这样，我们看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眼中的“科学”成为“事实之学”“实践之学”和“唯物辩证之学”。1943年陆定一写作《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时，正是运用当时被公认为“常识”的“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架构新闻理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等于客观实在，客观实在等于客观事实，在这样的逻辑下，自然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陈述方式和知识逻辑。黄旦教授认为陆定一定义的中心是“报道”。本文认为，实际上，陆定一新闻定义有两个并置的中心词，即“事实”与“报道”，这两个中心词共同支撑起一种建构论的新闻观。而这种建构论的新闻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科学性之所在。

四、结语: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困境及其思考

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论证逻辑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知识困境:陆定一既然以科学的方法论建构了事实第一、政治第二的规范，为什么在我党后来的新闻实践中，依然出现了“新闻，旧闻，不闻”这样的操作规范(这种操作规范明显是一种把对事实的报道和不报道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将事实的政治性看得高于事实本身的做法)，甚至在中彻底走向虚假新闻呢?为什么陆定一在去世前都在强调新闻真实性为何如此经不住政治性的冲击呢?前面我们谈到，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论述: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层面展开的对什么是新闻的知识论证，二是从新闻操作的层面展开的什么是新闻的论证。这两者交叉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新闻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其中，按照哲学逻辑，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应该是认识主体在认识事实的过程中要运用辨证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并在报刊的有机运动中为受众提供真实、全面和理性的报道，它不应该落实到对每一则单个新闻报道的操作要求。然而，新闻定义中的“事实”在新闻操作的层面上又承担着单个“事件”的含义，而“报道”被理解为就是“新闻采写”“新闻选择”这样的一种微观层面的活动，而不是一种人类传播行为或活动，这样就可能导致对人类整体传播活动的宏观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报道中。断裂就这样出现了，从而为政治性压倒事实性打开了方便之门。

新闻学论文篇6

根据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从表现对象的性质上看，新闻、历史、文学的内容无非就是真、善、美三种。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审美性当然也只能通过具有这三种性质的反映对象体现出来。新闻、历史在这几个方面和文学的审美性有着明显的区别，无法具备文学那样的审美性。

一

文学作品的内容之“真”主要应该是艺术之真，如果全面评价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和审美价值的话，一般是无法回避这个“真”字的。在文学作品内容的真与美的关系中，存在着不真不美、真而不美、既真又美三种情况。好的文学作品一般都是既真又美的。从写作主体的角度看，出于“童心”的内容既真又美。有些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本于人的美好天性，丝毫没有世俗的功利色彩，仿佛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一样，很能给人既真又美的感受。李白的不少诗歌就是如此。从写作客体的角度看，表现“至情至性”的内容既真又美。至情至性最质朴、最诚挚、最纯洁，也最美，是某些文学作品具有永恒魅力的一种主要因素。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理论家对爱情的美的本质作过精彩的阐扬，爱情美学便是这方面的主要结晶；也不知有多少作家对爱情之美作过动人的描述，爱情小说便是这方面的主要产品。再如亲子之情、爱国之情等，也都属于既真又美的至情至性，也都是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

新闻、历史与文学在“真”上有显著的不同。新闻、历史的内容之“真”往往与“美”没有什么关系。任何实用文类，其实用性都是通过内容体现出来的，新闻、历史自然也不例外。它们应该主要是甚至仅仅是为了真实、客观地记录、传播、保存具有实用价值的事实、知识而写的。从反面现象上也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为什么“失真”、“失实”、“歪曲事实”、“隐瞒真相”是新闻、历史的最大“罪责”？主要就是因为它们违背了客观真实性的原则而使作品不能产生应有的实用价值。如果新闻、历史主要不能起到这种作用，这两种文类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积极意义。而在坚持“新闻文学化”、“文史不分”的人的思维和言论里，总有一些想法与此相左。例如，作为“新闻美学”最主要范畴的“真实美”就值得商榷。新闻、历史中当然存在着“真实美”这种现象，像那种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至情至性的作品就是如此。但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在新闻、历史中，绝大多数真实性的东西是不能贴上美的标签的，它们只能大致视为一种“中性”的东西，对那些纯粹的客观信息都应作如是观。即使新闻、历史中写到的婚姻、恋爱之类的事实，大都也是为了真实地向人们提供实用信息而不是审美享受。如偶可一见的报道“殉情”的新闻，其目的往往便是为了规劝、警示有同样念头的人，这与文学中的同类现象往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没有“爱情是新闻、历史的永恒主题”的说法。实际上，也没有人真的把新闻、历史中的这种客观信息视作审美对象从而获得审美享受。因此，我们无法较多地将新闻、历史的内容之真纳入美学的理论体系中进行研究，使“真实美”成为它们最重要的美学范畴。总的来看，所谓“真实美”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从美学史上的“真即美”这个片面观点中演绎出来，机械地搬用到新闻理论中的。

二

文学作品的内容在表现“善”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为了便于比较，这里分别从伦理学、价值论、美学角度谈善的问题。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是道德的集中体现，主要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正面人性；价值论意义上的善，指的是符合人类功利目的的、对人有利有益的一种价值或作用。伦理学与价值论意义上的善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因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善也是有价值的，主要就是所谓的“道德价值”。由于文学主要是人学，文学写人往往要涉及人的善、恶问题，因此，文学所反映的善主要应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善。

善还有较多的美学意义，因为社会美的本质就是伦理道德上的善。在社会美中，人的美居于核心的位置；而在人的美中，人格美是重于形体美的。人格美的内涵固然不少，但善是它的核心内涵和突出标志。在叙事文学作品中，那些得到肯定、赞美的人物，都有作者所赋予的以善为核心内涵和突出标志的人格美。抒情文学作品大致也是如此，只是具体表现有所不同罢了。

新闻、历史则往往不然。它们所涉及的多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善。虽然它们也会涉及伦理学意义上的善，但所占比例较小，基本上只限于社会新闻和与社会新闻性质接近的历史中。即使这样的作品，其写作目的、社会作用往往也与文学有着较大的不同，基本上都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实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它们在内容的主要方面和关键之处也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采用比德、渲染、夸张等方法，以淋漓尽致地反映出表现对象的美质、达到像某些优秀文学作品那样的审美化的程度。为什么对同一英雄、模范人物，新闻、历史中要报道、记载，文学作品中还要赞美呢？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能够比较生动、形象、充分地表现出这种人物身上固有的德性之美、给人较大的美感享受。笔者认为，新闻主要起的是信息服务、舆论监督、促进工作等作用，历史主要起的是借鉴、教育、稳定社会等作用，这些作用当然都不是“审美反映”的结果，大都与“美”毫无关系。

三

文学作品在内容上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较多地存在着以“美”的事物为表现对象的现象。这里所说的“美”的事物，首先主要指的是那种比较常见的在现象上、形式上、外观上具有美质和能给人美感的事物。以自然事物而言，“风花雪月”历来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描写对象。像山水诗、田园诗和重视环境描写的散文、小说，必然地要写到这些事物。虽然作者一般是借风花雪月以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感情，但是，以风花雪月为代表的具有自然美的事物大都可以成为人们观赏、品味的对象，读到描写这些事物的文字，就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美感。特别是某些能使人产生强烈美感的有意境的作品更是这样。

转贴于

其次，文学作品中还有一种虽不那么常见但却更能体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体裁的美学本质的现象，即优美的文艺活动、艺术作品也可以从审美角度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反映对象。文艺活动、艺术作品本身往往主要就是为了审美而产生的，以它们为审美表现对象，如果表现得好的话，当然能给人一定的乃至强烈的美感。音乐、绘画、书法、舞蹈、雕塑等，都适宜于以文学形式反映，都在文学作品中留有精彩的表现。

在新闻、历史中，虽然也存在着上述两种现象，但是，除了个别作品的局部地方外，它们都不是从审美角度去进行反映的。就第一种现象而言，新闻、历史中的这种现象很少，而且写作目的、实际用途往往也与文学大相径庭。例如，风花雪月之类的自然现象在新闻中虽然有时也会写到，但一般并不作具体描绘，历史往往更是这样，如中国古代主要的史书甚至毫无这种景物描写；而且，它们在使用目的、实际作用等方面与文学中的风花雪月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作为客观信息、知识让人了解、掌握的，后者在不少情况下是作为审美对象、抒情载体让人欣赏的。因此，可以有山水诗、田园诗这样的文学体裁，而不会有“山水新闻”、“田园新闻”、“山水历史”、“田园历史”这样的新闻、历史体裁。

就第二种现象而言，新闻、历史与文学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文学中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在新闻中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情况，像报道各种戏剧演出、影视拍摄、小说出版等信息的新闻都属于这一类，它们占据了文化新闻、娱乐新闻版的相当一部分版面。这些新闻要写到演出、拍摄、效果等情况以及内容、形式、质量等问题，主要采用介绍、阐释、说明、评论的方法进行报道，以使读者了解有关的信息。这种新闻的性质、内容、写法等决定了它们基本上不可能像《李凭箜篌引》之类的文学作品那样，惟妙惟肖、形神兼备、勾魂摄魄地将文艺活动、艺术作品的美、美感、审美价值等表现出来，成为“文学化”的精美的语言艺术作品。

还有一个相当微妙且也有重要比较价值的问题需要在这里扼要谈一谈，即不少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闲笔”式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小说之中。这里所说的“闲笔”，指的是在表现主题、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等方面并非必要的文字，如对某些环境、饮食的描写，如某些诗词歌赋的穿插等都是这样。在这些“闲笔”里，多数是多少能给人点美感的东西，尤其是其中的景物描写。在那些艺术氛围浓厚的小说里，往往有一些精彩的景物描写，而在这些景物描写里，有些并非为表现主题、塑造人物、推动情节所必需，而是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如果不写或删去这些文字，小说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推进虽然都不会受到什么损害，但其艺术魅力、审美感受却要打些折扣。因此，从审美意义上看，它们则又不算“闲笔”。

新闻、历史的内容大都应该是“必要信息”，有些新闻、历史中存在的“可省信息”，也不应该是像文学那样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闲笔”性质的东西。且不必说新闻、历史中不应该有出于审美目的而铺陈开来的景物描写，仅就经常所涉及的“美食”现象而言，也不应该像某些文学作品那样，对精美的餐具，对饭菜的色香味，对觥筹交错、醉态可掬的场景，对彬彬有礼、应对裕如、秀色可餐的服务人员等作绘声绘色的描写。

四

文字作品的形式美，主要是通过语言、结构体现出来的。文学中大量存在着具有语言美、结构美的作品，新闻、历史在总体上是无法具备这种形式美的。我们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新闻、历史与文学在语言美方面的差异

新闻、历史在语言的可感性上是明显不及文学的。先就形象性问题来说，很多新闻主要使用概述性、说明性、阐释性、告知性语言，往往包含着大量的科学术语、统计数字、告诫词句等，很少甚至没有什么形象性，不仅科技新闻、财经新闻、气象新闻等是这样，深度报道、新闻调查等“王牌新闻”大致也是这样。即使与叙事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大都属于社会新闻的事件新闻、人物新闻等，也至少有2／3主要运用的是叙述性、说明性语言。历史往往更是如此。在中国著名的历史著作中，只有《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少数几部较多地运用了描写性语言。虽然人物传记中较多地运用描写性语言的作品多一些，但除了“非法”地想象、虚构出来的部分内容外，它们大都也是以叙述性语言为主的。原因似乎并不复杂，和新闻比较一下就明白了：如果不采用想象、虚构手法，新闻要想较多地进行描写，作者一般非在现场不可；就主要的历史著作而言，它们的内容多非作者亲历、目击过的，除了“照抄”前人著作的某些文字外，除非运用了想象、虚构手法，否则更只能以叙述、说明等为主。因此，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即使仅仅以是否具有形象性、形象性强弱为标准，新闻、历史也总体性地不能像文学那样作为语言艺术看待。

新闻、历史的语言尽管也追求简练性，但是，它们的这种追求在层次和程度上也都比不上文学。它们要做到的一般仅仅是没有多余的字词句而已，而这种语言大致只能是实用性的而不是审美性的简练语言。即使仅仅就新闻、历史的语言一般都要求尽可能清楚明白、不容歧义、不留余地这些基本特点来看，它们的语言也不可能像文学那样具有简练美。如新闻、历史一般就不能较多地使用对偶性的语言，否则，可能会产生重复、堆砌等不简练的毛病。

2.新闻、历史与文学在结构美方面的差异

虽然新闻、历史也可以讲究结构的匀称美，但是，总的来看，它们难以或无法达到文学的那种匀称美的程度。这基本上也是由它们的纪实性和实用性的本质决定的。有相当一部分新闻、历史或其局部内容，所反映的事实本身就是残缺不全或缺乏密切联系的，这些作品的结构是缺乏完整性和严谨性的，它们的结构自然是缺乏匀称美的。新闻中存在着一种虎头蛇尾、大头小尾的现象。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消息之中。绝大多数消息都是有导语的，其中不少导语的文字所占比例较大，能占到全文的1／4甚至1／3左右。有经验的记者认为，写好导语就已经完成了90％的报道任务。这话虽然不一定是着眼于篇幅而言的，但实际上往往会相当程度地在篇幅上显示出来。这种现象虽然往往是允许的，如果从便于传播、接受的角度看，这种现象甚至可以认为是消息写作的一个不宜也不易改变的重要特点。但是，以美学眼光来看，这种结构毕竟缺乏令人愉悦的匀称性。

新闻学论文篇7

大学生通过高考的应试教育进入大学，本身就缺乏社会和人生体验，新闻传播学又是急需社会经验的学科。缺少实践经验，理论知识学起来就会流于形式、肤浅枯燥。譬如，新闻史教学就是大问题。学生不爱学、老师不爱教、业界不受用。实践与理论发生断裂，历史上有大量的报人办报的琐碎经历，这些年代、人名和报纸名称灌输在学生头脑里，成了应付考试的沉重负担。为了减轻考试压力，部分老师消极教学、考前划题，又成为削弱学习效果的因素，形成恶性循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彬教授就此问题倡导进行“新闻社会史的研究”，应尝试尽量结合新闻与历史，把新闻与历史重新放回新闻史，使之既能体现出浓郁的新闻性，又能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性。新闻史研究要置身于时代的特点、社会变迁的诉求来考察自身的发展。新闻史就是要表明，新闻媒体（当时主要为报纸）究竟如何影响社会，怎样才能更好地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自己的职能，并最终使自身得到发展。任何就新闻谈新闻，就传播谈传播，孤立地、“自娱自乐式”的研究都是行不通的。在研究和学习之前，必定要先有广泛的社会体验和社会认知。信息时代的媒体人应具有多元思维，这给新闻行业人员增加了难度。以往的文人思维、文人论政不再处于主导地位，只有动笔杆子的能力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全媒体时代的普通记者要具备多种业务技能，不仅能写，而且能编、能评、能摄。在这个人人都有发言权的时代，新闻工作者必须更有分量，更具引导性。

新闻传播的课堂上可以运用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关注新闻热点。让学生去收集、整理时事热点的材料，就是让学生运用各种新媒体来寻找和关注社会热点话题，促使学生把目光从自身和校园投向广阔的社会舞台，让他们去关注和体会世界的变化，把握时代脉搏，从而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锻炼他们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老师引导学生展开讨论，针对新闻热点事件进行模拟采访和评论，在讨论交流中发现问题，然后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改变了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教学法，活跃了课堂气氛，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

二、搭建全媒体教学平台，加强学生实践能力

正确处理好教育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新闻传播教学成败的关键。“知识”与“技能”的同步发展，是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新闻传播学专业实践教学能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人才，并且能够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早在2001年，复旦大学就成立了新闻传播实验教学中心。为了适应当代媒体数字化发展的新趋势，实验中心目前已创建有视频制作实验室、媒介融合实验室、摄影棚、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公共传播培训中心等五个教学实验室。高校要坚持以学生为本，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将教学理念与实践相结合，提供并充分利用实践设备与环境，有力地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与时俱进，建立具有平面广告制作、网页制作、图片处理与管理、数据调查分析等多种功能的实验室。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实验室的作用，配合相关的教学课程将其作为进行实践练习的场所。教师可以将音频、视频、平面类作品等全部融合在一起，通过网络平台内容，学生可以根据教学要求自己设计报纸版面、制作数字报、设计网页、处理图片、进行数据调查分析等等。课堂作业和考试都可以在这个实践平台上进行，方便学生提交和老师批阅。在平时，学校实验室也要开放，为学生提供上网查找资料、视频资料点播等服务，还可以让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图片处理、报纸编辑等各种练习。

新闻学论文篇8

【关键词】医学论文；新闻特征；编辑；论文质量

医学期刊是医学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起着推广科研成果、普及医学知识、共享医疗经验的桥梁作用。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医学信息的传播，更讲究时效性、科学性和准确性，将有价值的医疗信息准确、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是每位编辑人员应尽的义务。如何将新闻报道中的效率、简练及严谨运用到医学论文的编辑中，来提高期刊的影响力，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信息收集。信息是医学论文得以传播的来源，而作者是信息的直接提供者，作者队伍的稳定和充实，是期刊赖以生存的基础，开发和选择优质信息是期刊质量的保证。编辑要善于发现作者，并对其提供的信息的科学性、准确性、实用性加以鉴别。对于信息的收集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的约稿上，可通过学术交流、调研或座谈、网络约稿等多种方式进行。另外，信息的收集还包括反馈信息的收集，主要体现在医学论文的引用率方面，反馈信息的好坏可以使编辑的工作目标更加明确，并有目的地选择和培养作者群体。

编辑加工。作者提供的信息往往不够规范、严谨，只有经过编辑的选择、甄别、分类，并经过整理、加工后，才能以出版物的形式输出。从信息再创造的角度看，编辑在科学知识的积累方面既是协力开发者，又是择优传播者，肩负着推动医疗信息正确传播的使命。促使信息的传播是编辑活动的主要内容，要想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对编辑的文字加工能力、医疗动态的掌控能力、信息的鉴别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医学期刊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信息的筛选，帮助作者或直接参与原始信息的加工，使之既符合科技期刊的规范化要求，又具有临床指导或科研学术价值。

出版发行。医学期刊只有在有效时间内广建传播渠道，才能使最新的医疗信息及时、广泛地传达给读者，才会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医学信息的传播，还有赖于期刊的出版和发行。互联网的发展为医学期刊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与传统出版传播方式相比，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便于查询等优点。有效利用网络，办好医学期刊的网络版，可以更好地传播医疗信息及科研成果。

医学论文具有的新闻特征

注重时效。19世纪80年代美联社提出新闻应具备五个条件：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o)、事件(what)、原因(why)。其中时间(when)排在第一位，可见其重要性。医学论文具有新闻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注重时效方面。医学论文应当提供当前最新的医疗信息，所探讨的内容应是先进的、前沿的。GB／T7714-2005国家标准规定：医学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宜选用3～5年内公开发表的文章。这充分说明了医学论文不同于其他论文，它特别强调时效问题。

人称的运用。尽管在人称的使用上大家一直有争议，但在新标准颁布之前医学刊物仍要遵循使用第三人称这一规范。医学论文中，第一人称一般指代的是全体作者、某实验室或科研机构，因此，在论文中多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等记叙方法，一般不用“我”。如果是作者本人的意见所指，用“笔者”、“本实验”或“本课题”等代替更好一些。闫建军等也认为在科技论文中不用第一人称“我”为好，这样能够更客观地说明问题，使文章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1]

修辞手法的选择。修辞手法包括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吴士文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手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认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陈望道则认为：积极修辞是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适应具体题旨意境而采取的语言超常规运用的方法、技巧或规律，为增加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常采用排比、拟人、比喻、反语等表现手法；消极修辞是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适应具体题旨意境而采用的常规的语言方法、技巧或规律，一般以词义明确、语句通顺、布局严谨、语言平稳、无歧义为特征。[2]无论是新闻写作还是医学论文，都应将准确叙述、措辞严谨放在首位，二者在文中均不应夹杂任何修饰手法来夸大或缩小事实，也无需刻意渲染所报道的内容，文字表达力求准确无误，阐明事实即可。因此，新闻写作和医学论文均应选择的修辞手法是消极修辞。

准确报道，客观评价。无论是新闻报道中的事件叙述，还是医学论文中医疗信息或科研成果的推广，都应尽量使用标准化语言，切忌使用模糊词语、添加个人情感的议论和评判。医学名词要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名词》为标准，中文药物名称以2005年出版的药典《法定药物》或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辑的《药名词汇》的名称为准，英文名称则采用国际专用药名，不得用商品名称。医学论文在强调科技标准用语的同时，还要使用标准的计量单位、符号和缩略语，应做到三忌：忌含糊，忌歧义，忌随意轻率。[3]不使用各种副词，比如“大约”、“几乎”等程度副词，或“马上”、“一会儿”等时间副词。[4]

独创性。与新闻报道一样，医学论文对所报道的实验结果、医疗成果或讲述的科研过程不能重复、模仿，更不能有抄袭他人的情况，要在充分的事实依据、严密的论证下得出结果，具有创新性、专业性及科学性，是可以经得起实践检验、科学论证的。比如：“Raman光谱法与经典方法验证尼群地平固体分散体的研究”一文就是讲述拉曼光谱法是一种快速、直接、对样品无损伤、不同于其他方法的、当前最新的、最理想的检查固体分散体分散性的方法，全文围绕一种新方法的介绍，具有独创性，并列举了许多实验方法和数据，经得起同行的评判和科学验证。

借鉴新闻学特征，提升期刊编辑质量

加快信息传播速度。时效性在期刊的编辑发行中体现在保证期刊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稿件处理效率，缩短刊期。我国《著作权法》规定30天内要明确答复作者稿件的处理结果。医学期刊尤其注重研究成果的及时报道，如果出版时间过长，就会失去意义，甚至出现知识产权被他人抢先注册的麻烦。因此，加速编辑出版的现代化步伐，利用网络资源建立并优化工作流程，科学地控制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增强期刊的时效性，是避免信息贬值的关键所在。

扩大信息传播范围。由于医学期刊受众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是信息得以有效传播的关键。随着因特网的普及，人们不满足于传统的阅读，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网络上获得信息，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为期刊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快捷和便利，积极加入数据库，加大宣传力度，可最大限度地增强医学期刊的影响力，同时，也有利于开放式访问的进行。扩大传播范围，还体现在增加刊物的信息量方面，信息量的增加有利于期刊的推广和普及，同时可以吸引更多的作者踊跃投稿，使期刊出版发行得以良性循环。

严格遵循规范化标准。医学论文的规范性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符合科学规律、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论文中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实验数据是读者和同行可以依照步骤实施的。规范化处理医学论文，具体体现在对信息加工的准确、客观、真实。所以，在广泛收集信息的同时，对作者文字陈述的真实性，实验的过程、结果及所得数据应准确判断，并严格执行国际流行的准确(correct)、简明(concise)、连贯(consistent)、完整(complete)的4C标准进行编辑［5］。

综上所述，从新闻学角度分析医学期刊的特征和共性，能更客观、准确地把握期刊编辑各个流程的特性，可以将新闻学中的时效性、客观性、准确性、创新性等特点运用到医学论文的编辑中，并依此优化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将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医疗动态及时、广泛地传播给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期刊的发展空间，增强期刊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闫建军，杨丽霞.论科技期刊编辑的著作权职业敏感性［J］.编辑学报，2006（5）.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3］吴彤.新闻视角下科技论文的编辑特点［J］.新闻爱好者，2011（2）.

［4］高时阔，黎文丽，郭开选.科技论文文体结构所体现的美学特征［J］.编辑学报，2006（3）.

［5］Brooks B S，Sissors J Z.The art of Editing［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新闻学论文篇9

一方面，文学语言是新闻传播的基础，文字运用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信息表达的准确性、真实性与客观性，避免出现文字上的传播歧义是对新闻传播“术”的初级要求。反之，新闻传播报道方式的变革也融合了大量的文学写作手法，穆青先生就曾提倡过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也曾经在与他人的谈话中自嘲为“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而今天，用文学的手法运用到新闻创作中，早已不是稀罕事，像穆青先生、萧乾先生一样，大胆创新，用散文化的、小说化的形式来进行新闻创作已经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传播者文学素养的高低是其判断事件价值的伦理依据。文学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思想，是民族文化伦理价值的核心要素，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记者在对新闻的选择、报道的角度以及价值的引导上都会显现出固有的情怀与博大的气度，这些传统精髓的文化品质需要有文学的形而上的指导，才能在实际的新闻传播操作中得以实现。因此，提升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文学课程教学效果，既是新闻实践基本技能的需要，也是新闻伦理价值实现的依托。

二、新闻传播类文学课程教学的不足

目前在我国的新闻传播类文学课程教学中，存在教学方式传统，教学途径单一、教学手段固化等问题，尚未达到理想教学效果。主要表现为：

（1）以“教——学——背”的传统灌输性教学方式为主。

1941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在《大学一解》中认为人格可以分“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偏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文学课程效果的最大化价值在于学生得到情与志的培养，而当下新闻传播类文学课程却将重心放在对“知”的传授，由于本身的年代感，特别是古代文学中对文字生涩的理解，使得知识的传授略显枯燥，加之传统的“老师教学—学生学习——课文背诵”的传统灌输型教学方式，让读图时代的快信息输入方式与传统的文学教学方式格格不入，连基本的文学知识都是填鸭式、应试型的学习，局限于人文知识的宣讲和介绍，缺乏师生间的充分沟通和广泛对话，课堂教学无法触及学生的内心，深入持久地塑造、影响学生的心理、人格和品行，更无法达到梅先生所期望的情志合一的状态。

（2）以文学史和作品赏析的硬知识教学内容为主。

以中文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惯例，文学课程讲授的主要内容常常将文学发展史和作品赏析作为重点，有些高校将这两部分合为一门课程。如同温儒敏曾谈及现在中文系的情况：“比较突出的是理论和历史讲得多，上文学课实际上是跟着文学史读作品，容易造成观念先行，难得培养起文学感觉和想象力，压抑了创造性思维。而文学课程内容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要训练学生基本的写作能力，通过文学课程，达到文字基本的语意畅通，描述准确。其二要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能力，从美中体悟中华民族传承的思想精髓，积淀新闻人的社会和人伦价值。最后要有对文学精神的感知上升为普世性的人文情怀，从而在新闻工作中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发挥新闻工作灯塔的指引作用。而过多的文学史和生硬的作品赏析显然无法完整的实现文学课程的意义。

（3）以“PPT、影视作品”的二元结构教学途径为主。

从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研究中不难发现，在多元化表现手段的当下，文学类课程的教学途径依然集中在PPT和影视作品的二元结构中，并以整段时间为节点，比如一节课讲PPT，一节课赏析影视作品，尚未将课程的内容与影视的内容进行细化精讲，往往使影视的赏析只停留在赏析的表层，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没有深入和匹配，因此课堂的整体效率不高，知识点的讲解呈现的碎片化趋势，缺乏系统性。另外，多媒体时代的到来，让学生对文字的理解和专注度大大下降，而图片与视频的吸引力远远高于文字，如何在PPT讲解这一主导性教学途径中创新出更多适合学生接受习惯，协助文学知识传播的渠道，是我们值得思考与探究的问题。

三、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策略

（1）创造“体验式”教学方法。

文化的实质不是物质形态的表征，而是让人为之向往的精神体悟。文学课程要达到文化教学的实质成果，就要转变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转变“老师教、学生背、考完全忘记”的教学状态，创造“体验式”教学方法，通过不同类型的互动途径，将体验转化成对文学知识的懂和文学意境的悟。比如以定期的作品诵读会、故事会为主题，增加师生的沟通机会，以主题互动的方式将文学知识内化到学生的心中，也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增加实景教学，让学生在适当的时间和相似的场景中感受中国文学的意境，通过角色扮演、场景再现的方式用体验式教学感受文化内涵。教师从传授者向解说者、意境的创造者等角色转化，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角，主动去感受文学，接近文学，而非任务型的死记硬背，反而让学生对知识产生排斥心理，更无从谈对文学美的感知。

（2）寻求新闻专业与文学知识的交叉内容。

在新闻传播类文学课程的内容设置上体现专业特点，摒弃中文专业中以文学史和作品赏析为主的理论内容，以文学与新闻传播的源头上看，两个专业的相似性颇多，在现实的运用中也有诸多交集。因此在新闻传播类的文学课程中充分利用学生对于专业的热爱和兴趣，结合新闻作品中的优秀作品和负面案例，来进行知识点的讲解，特别是影视传播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实际教学设计中，还可以充分利用影视的资源，例如通过分析一些同名中国现当代文学改编的代表性电影，再回到纸质的文学作品，进行一系列的比较，更为容易显现我们所讲解文学作品的时代特质与艺术追求。

（3）充分利用音乐、美术等多样化艺术形态手段。

新闻学论文篇10

随着信息交融时代的到来，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加，对受众的思想意识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当今，人们行为的实践活动越来越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媒体作为人们了解认知社会的窗口，已然成为了人们对信息的依赖渠道。面对着大学生创业越发困难的现状，媒体也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大学生创业的焦点上，成为了全国各大媒体相继报道大学生创业是一种创新式的就业模式，是我国就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纷杂的创业环境，创业新闻报道发挥出了显著的功能，对大学生创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的内容之一。通过媒体对创业报道的情况来看，主要体现出两点变化：一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是产生了部分消极影响。媒体在创业报道方面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大学生创业的优势报道不够全面，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宣传强度，对一些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经验报道不够集中，创业报道出现断续性的特征，不能让受众形成注意力，同时，再加上媒体对部分大学生创业报道的一些负面新闻，受众对大学生成功经验的报道就被“悬置”了起来，不能让受众感受到“接地气”。此外，媒体对大学生形象报道有时缺乏完整性，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受众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创业报道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媒体通过客观真实的视角传播创业的正能量，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镇静剂”的功能，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媒体对大学生创业的积极宣传，很大程度上能够激发起大学生的创业兴趣与动力，影响着大学生对创业的积极认知。另一方面，媒体通过对创业案例的成功报道，可以让大学生对创业过程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这对于有意向创业的大学生来说，无疑起到了一种教育式的宣传作用。

二、新闻报道是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助推器”

根据中国青年报所做的一项调查报告，以设置“媒体的创业新闻报道对你是否有影响”一题来调查创业新闻报道的影响力，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问卷得出：有一半的受众认为创业新闻报道对其有影响力，比例约占有51%左右，而认为“一般”的比例占有39%，仅有10%的大学生认为对自身没有多大的影响。通过占有90%的百分比赞成创业新闻报道影响力可以发现，创业新闻报道对大学生创业意识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面对纷杂的社会环境，大学生对就业的指数要求也越来越高，而面对如何在就业中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就业路径是当前很多大学生面临的窘境之一。虽然很多等院校在教学理念上坚持创新化与多元化的教育模式，但对大学生创业的教育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普遍化的发展常态，很多高等院校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在就业前景设置上也多采用的是校企合作等方式。在这种信息传播的缺失化以及面对教育理念的缺失，就出现了大学生对于创业的理念并不能够完全的意识到，大部分都会尊崇传统的教育方式，或者说很多大学生有创业的冲动却不知道该如何实践等问题，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媒体的创业新闻报道价值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创业新闻报道在报道宣传方面，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能让大学生在思想上有种认同感，媒体在创业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有意识将大学生的创业报道理念传播给了大学生，让大学生的创业意识逐渐提高，可以说，当前很多的创业新闻报道就是在这种“模式”下进行的，这种“模式”的首要功能就是引导大学生的创业意识。目前，为了更好地宣传大学生创业的优势，一些电视节目开辟了栏目专栏，通过一些优势项目或者一些有创业经验的成功者来吸引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内在层面上来说，就是通过这种报道达到受众的认知感，从而让受众最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从目前创业新闻报道的效果来说，创业新闻报道的确已然成为了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助推器”。

三、新闻报道是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催化剂”

创业新闻报道有很强的实用性，这与创业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创业新闻报道依托媒体的资源优势，在宣传报道过程中能够最大程度整合现有的资源，面对这种资源条件，创业新闻报道也就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对于当前部分大学生来说，能够在意识上有创业理念的群体并不少见，这当然与创业新闻报道有着一定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部分群体中，由于思想意识上并没有完全了解创业的过程，因此，对于创业新闻报道所宣传的创业内容仅存在着感性的一面，而如何上升到理性一面就需要部分创业新闻报道的相关宣传。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到媒体创业新闻报道的影响，大学生对创业行为有可能只是停留在表层阶段，而部分创业新闻报道的实用性报道就解决了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创业新闻报道利用自身的积极优势，开办专题栏目或者网络宣传等方式为大学生创业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体系，引导大学生形成一种更为理性与客观的认知，可以说，在媒体发展不断壮大的今天，媒体有责任也有能力将信息传播进入深层次，通过创业新闻报道的形式，创建一个创业评估体系，对大学生的综合素养进行精度把握，大学生通过报道中的创业评估体系对自身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提高自身的创业能力。面对创业信息的传播，更多的媒体在进行创业新闻报道过程中注重宣传的实用特点，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创业知识。许多媒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都会做出一系列调查，通过调查来了解大学生对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从而通过大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优化升级，呈现出最实用化的报道内容，这种针对性的报道内容更能够吸引大学生的关注。

四、新闻报道是大学生创业品质的“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