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性范文10篇

波动性范文篇1

关键词：小麦期货市场；流动性；波动性

1期货市场流动性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对资产的流动性做了如下描述：(1)交易者维持其活动所需要的运营资产；(2)为了对经济冲击中难以预见的变动保持灵活反应而持有的储备资产；(3)为了获取收人而持有的投资资产。

迄今为止，对于期货市场流动性的含义，理论界一直没有一个权威或公认的定义。JoostM.E.Pennings和RaymondM.L.euthold(1998)研究商品期货合约的成熟度时，对于期货市场的流动性作了明确的解释，如果交易者或者参与者可以迅速地买卖期货合约并且他们的交易对于市场价格几乎没有影响，那么该市场就是富有流动性的。

对于期货市场而言，流动性是交易制度设计和合约设计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考察市场效率和功能发挥的主要指标。一个具有较好流动性的期货市场，应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和较快的指令执行速度，并且能迅速平复大额交易对期货合约价格的冲击。在衡量市场流动性时，一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虑：①宽度，宽度指标从价格方面衡量市场流动性，反映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市场参与者更愿意交易成本低廉的资产，主要有买卖价差、价格改善指标、方差比率等指标；②深度，是指在不改变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可能的交易量，主要包括报价深度、成交深度、成交量、持仓量等指标；③速度，从即时性角度定义流动性，主要包括交易执行的等待时间、成交频率等指标；④弹性，指由于非对称信息驱动的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回归均衡价格的速度，弹性越大流动性越好，同时也说明市场的效率越高。

2期货市场波动性

波动性作为衡量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现了证券市场的质量和效率。首先，波动性是反映市场稳健性最直观、简洁和综合的指标，通过对波动性的分析可以描述证券市场运行的整体情况;其次，波动性与市场有效性紧密联系；最后，波动性是影响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得到每日价格的波动情况，人们采取了很多种估计的方法，下面介绍三种最为常用的方法。

2.1Schwert波动估计方程

该估计方程是Schwert(1990)首先提出的，得到的是观测变量的无偏条件标准差。该方法包括两个迭代方程：

其中Rt表示t时刻的回报；Dkt代表四个虚拟变量；Ut表示方程2的非预期回报；表示t时刻回报的条件波动；Rt-j表示滞后j期的回报，引入该项是考虑了预期回报的短期漂移。该方一程捕捉了回报和波动之间的非对称关系。

2.2GARCH方程

第二种估计每日波动性的方法是Bollerslevs(1986)提出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eneralized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ity，这就是人们熟悉并普遍采用GARCH模型。这种方法将误差项的条件方差作为滞后平方残差和滞后条件方差残差的线形函数。GARCH（1，1）的基本形式为：

2.3Garman-Klass估计方程

上面两种估计波动的方法仅仅考虑了每日价格的回报而没有考虑每日日内价格的变化，Garman和Klass(1980)提出了一种新的估计方法，该方法考虑了日内价格的变化，并且克服了波动之间的不可比性。该方程(简称GK方程，以下同)如下：

3郑州小麦期货市场指标选取与数据描述

3.1指标的选取

本文认为对期货市场流动性的认识，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认识。流动性在宏观上表示为市场交易活跃程度，在微观上则是及时的、低成本交易的能力。因此，需要对流动性指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选取。根据郑州小麦期货市场交易的特点，本文选取日交易量和日流动性比率作为测度期货市场日流动性的指标。交易量衡量宏观上市场的流动性水平，而流动性比率则测度微观层次上市场交易的能力，反映交易成本、等待时间和交易价格的变化程度。波动性指标则采用GK方程所决定的波动估计量。

3.2数据描述

由于小麦期货合约一般跨度为一年，且交割月份为奇数月份，它不像股票市场有连续价格，因此为反映期货市场价格和交易量的连续走势，一般做法是选取最近期月份的期货合约每天的收盘价格和对应的交易量序列作为代表，在最近期期货合约进入交割月后，选择下个最近期月份的期货合约作为代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交割月交易量较小，价格波动不稳定的缺点。但是中国期货市场的合约往往提前3到5个月就开始活跃，因此本文对合约的选取进行了调整，调整的办法是将从现货月起选取3到5个月期货合约中最活跃的一个合约作为代表合约，表示当月期货市场的总体状况，这样就保证价格反映的是市场的理性价格。本文所采取的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2005年5月10日-2006年12月21日，共402个交易日，总样本容量为402。

4流动性与波动性的实证检验

4.1交易量与波动性的关系

首先检验交易量与波动率的关系，对交易量与波动率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统计量P值

可以看出，交易量与波动率之间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且系数为正。说明以交易量为指标的宏观流动性水平是与价格波动是正相关的。二者的简单相关系数大小为0.4152，也证实二者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4.2波动性比率与波动性的关系

本文日流动性的微观指标采用的是流动性比率，该指标较之交易量更能综合反映市场日流动性的总体特征。通过计算，流动性比率与波动性的相关系数为-0.4708，说明市场日流动性与日波动性的有很弱的负相关。通过建立如下简单回归模型：

得到的系数β的t统计量仅为-1.913377，而且p值为0.0559，说明在5%的置信水平上，不能认为二者有任何关系。因此从流动性的微观表述来看，小麦期货的日流动性与日波动性并没有很大的关系。

4.3预期交易量和非预期交易量与流动性比率的关系

由于预期交易量反映了流动性交易者的交易情况，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预期交易量和非预期交易量与流动性比率的关系，以检验是否预期是否预期交易量可以作为微观流动性的指标。建立如下方程：

由表3可以看出，预期交易量的系数α远远比非预期交易量的系数要大，几乎大了9倍，且α的系数为负，说明预期交易量与流动性比率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而非预期交易量与流动性比率则不存在这种关系。由于流动性比率越大流动性越小，因此，预期交易量越大，代表了市场微观流动性越强。同时进一步说明了预期交易量是流动性交易者进行交易的结果。而非预期交易量由于与流动性比率不相关，且与波动率的相关程度很高，因此可以认为该指标反映了市场中趋势型交易者(或噪声交易者)交易的情况。

5结论

通过对日交易量和流动性比率与价格波动的关系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考虑流动性，微观上流动性的指标流动性比率与日波动性没有显著关系，因此微观角度上可以认为小麦期货市场的日流动性与日波动性无关；而交易量代表了宏观上小麦期货市场的流动性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交易量与波动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因此可以认为流动性与波动有正相关关系。

（2）将交易量分成预期和非预期交易量后，发现非预期交易量对波动的解释能力是预期交易量的2倍，说明非预期交易量与波动的正相关性更强，支持了以前的研究结果，但与前人的研究结果非预期交易量是预期交易量10倍左右不同的是，小麦期货市场的信息交易量并不处于一个很高的比例。对非预期交易量和预期交易量分别与日波动率作相关性检验，也支持非预期交易量与波动性相关程度更大的结论。

（3）通过对交易量的分析，说明小麦期货市场中存在着流动性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两种交易者。其中噪声交易者的交易虽然增加了交易量，但这种交易量的增加同时伴随了市场波动增加，从微观角度看，市场流动性并没有得到提高。相对于非预期交易量，预期交易量与波动的关系较小，这个结果支持了预期交易量作为流动性交易量的科学性，可以认为如果以交易量作为微观流动性的指标，则预期交易量更为适合。

参考文献

［1］刘晓雪.我国期货市场流动性实证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3）：83-87.

［2］王乃生.上海期货市场流动性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4，（8）.

波动性范文篇2

关键词：贸易结构；波动性特征；路径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冲击。一是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同时，中国已成为每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数目最多的国家。二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量排名仅落后美国与德国，排名第三，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竞争力仅局限在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上却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贸易利益的获得已经不能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和生产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创新技术的提高。三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低碳经济必定是大势所趋。这间接的表明了我国不能再依靠能源、资源、劳动力数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必须开拓新的增长模式，贸易模式必须探索新的路径。此外，联合国贸发组织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较低。

由华尔街开始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不禁要问我国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仍然适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贸易演进路径应该怎样调整？本文首先对中国1985年~2008年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与转换速度进行分析，然后希望从深层次上获得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转换路径。

二、中国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1985-2008

传统文献中对贸易结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从比较优势出发分析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另一种是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考量。他们的分析都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结构的趋势性特征，但是却回避了贸易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拐点”和波动性特征，并且对贸易结构转换速度问题也重视不够。本文着重从贸易结构的波动性和贸易模式转换速度角度进行分析。

按照SITC分类标准，将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标准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计算出每种类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数据基于1位数的SITC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通常将SITC0-4类定义为初级产品，也被称为是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5-8定义为工业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类制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认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85年~1992年来自Sitc.rev2；1993-2008数据来自Sitc.rev3，对两类数据按照分类标准进行了适当转换。从图1中，可以明显的发现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而且各阶段的波动性特征也非常明显。本文按照波动性特征，将贸易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贸易结构呈现出“双升一降”的变化特征，波动最为剧烈，并且贸易结构切换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现两次“剪刀差”形状。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部产品的份额各自上升将近一倍，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则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来的1/3。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都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进行了超越，并且两者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明显呈现粗放式增长特征，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的经济动力只能依靠资源的开采与投入来推动。但是，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体现。中国是劳动力禀赋充裕的国家，而资源相对匮乏，根据静态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当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产品。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比较优势得以集中体现。

第二阶段（1993年~2002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双降一升”，贸易结构转换波动性减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现拐点，进入下降通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间下降特征不再明显。而最为明显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带动了经济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东南沿海城市不断开放，加工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随着我国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动态要素禀赋理论的体现，劳动力产品的比重的大力发展，使得我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资本劳动比显著提高；再加上FDI在这个阶段的大力引进，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出现了拐点，在1994年达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后不断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不断攀升，并且在这一阶段，这种比较优势之间的切换速度很快。

第三阶段（2003年~2008年）：“这一阶段波动性最弱，趋势平稳”特征得到明显体现。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劳动力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是强势超越的话，那么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的超越则显得动力不足。三种类型的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保持趋势平稳特征，三者的离差都在10%以内。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达到了最低，将近6%；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平均保持在42%与52%。在这一阶段趋势平稳的特征，还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弱，这是动态比较优势走向低速发展的特征体现。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贸易模式提升，不能只从数字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增加，更应该关注贸易效率和质量问题。

通过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的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先升后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不断升高。但是，从波动性特征来看，这种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在逐渐减弱，三种份额已经进入趋势平稳阶段。依靠提升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降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的空间已经不足，原来的升级路径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必须寻求新的升级路径。

三、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路径转换

贸易结构升级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在发展。第一条路径是贸易结构由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并且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径上，我们的贸易结构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这条路径演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环节。并且，这种发展路径继续延续会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中国出口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场进入壁垒的特点，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将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尤其是进来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和仲裁措施急剧增加，使我国的出口形势面临恶化。因此，必须寻求贸易路径的转换。

第二条路径是在各类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技术、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国贸易结构朝着这条路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二次升级，其原因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在国际贸易理论界，异质性厂商、异质性产品贸易理论备受关注，贸易学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代表性企业、同质性产品转移到异质性厂商、生产技术差异、生产效率与产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实践上，由于低价格、低质量、低技术的产品更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诉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品出口曾经面临严重的贸易壁垒，中国现在也面临者类似的问题。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外包的盛行，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展开新一轮的布局，在加上我国近年来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我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在第二条升级路径中寻求突破。

路径的转换可以通过两条关键渠道来实现。第一，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根据动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禀赋的增加是贸易结构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参与更高阶段的国际分工，参与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要素的资本技术含量。现实情况是中国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经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此，在全球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延伸中，我国企业应该增强品牌保护意识，加大产品的异质性来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提高自身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第二，要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国要素结构搭配存在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资本拥挤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资本投入已达到了一定高度，适当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转第113页）劳动者素质，以增加高质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能源、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实现要素产出率最大化。

但是，资本、技术要素禀赋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合理搭配？从而提升中国的贸易结构层次。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的有效集聚、国际和国内分工等途径进行分析，以获取适合我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促进跨国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术水平。我们知道FDI一般会携带相对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吸引更多高质量的FDI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产业合理布局之后，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都会促使国内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当同类行业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产的时候，这种无形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会使得技术溢出增加，同时也促使其它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此外，产业集聚还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集聚效应可以通过配套设施的提供导致成本的降低，而且产业集聚加速了资源的流动，尤其是使得携带知识与技术的资源快速流动，再加上干中学效应，从而会导致人力资本以及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径是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合理配置国内的分工体系。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分工与专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整体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还向当低，并且我国国内分工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才能使得我国的要素资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从而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根据国际分工理论，跨国公司会根据所有权、区位等优势把生产网络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外包生产。中国在全球分工结构中，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移动是中国贸易结构二次升级的突出体现。此外，国内分工应充分发挥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优势，注意分工的层次性。一国国内分工越发达，那么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更容易接轨。

我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提升不能只局限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赖于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与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通过产业的集聚，构建合理的分工体系，同时，加大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使要素流动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这些因素是增强我国出口比较优势，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基础。

波动性范文篇3

一、科技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认为，企业既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企业也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有一个从生到死、由盛转衰的过程。企业所呈现的生命周期现象是企业的基本活动规律之一。为了描述企业的生命过程及其形态变化，有关学者试图用企业生命周期模型来描述企业生命过程的一般规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模型。爱迪思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著《企业生命周期》，他在该书中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产生”“成长”“成熟”“衰退”和“死亡”五个阶段。本文借鉴伊查克•爱迪思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模型，将科技型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蜕变期四个阶段构成。

二、专业背景因素在科技型创业不同时期的影响分析

（一）专业背景因素在创业种子期的影响

种子期是企业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也称创意期、创业前期，对科技型企业而言，是创业者提出技术设想（创意），通过其创造性的探索研究，形成新的理论、方法、技术、发明或可进一步开发的成果的阶段。这一阶段具有强烈的知识创新特征，资金的投入较少，主要的风险是技术风险。对于科技型创业者而言，这一时期的核心投入要素是创业者本人或其领导的团队的“智力”和“技能”，而这些“智力”和“技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技型创业者或其领导团队成员所接受的专业教育。科技型创业者具有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不仅影响着未来企业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发活动是否能最终转化具有商业前景的项目。目前国外有关资料表明，从创意提出到开发成功的项目仅占5%左右。在科技型创业者中多数人都具有理工类的专业背景，接受的专业教育大多集中在“理、工、医、农”等专业。在杨德林、王乐等人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对科技型创业者进行调查中显示具有“理工类”专业背景的科技型创业者在80%以上，并且拥有硕士以上学历者超过三分之一。这些科技型创业者本身具备的专业知识是他们在创业孵化期最主要核心的创业资本，他们利用自身的“智力”和“技能”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提出具有商业潜力的技术设想和创意。即使在其领导的创业团队中，他们在这一阶段往往也是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可以说，这些科技型创业者的理工类专业知识就像肥沃的土壤一样，不断孕育着具有潜在商业前景的“创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科技型创业者的大军中还有一小部分人是“非理工类型”的专业背景。在杨德林、王乐等人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对科技型创业者进行调查中显示，具有管理类专业背景的科技型创业者占到总数的16%，占“非理工类”专业背景创业者总数的80%。这部分创业者虽然没有接受系统、完整的“理工类”专业高等教育，但大多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和敏锐的“科技嗅觉”，同时他们管理类、经济类的专业背景使他们对信息时代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特征能够更好地把握和理解，这些优势使他们能够敏锐地发现或萌发具有科技潜力和市场需求的“创意”。虽然这部分创业者自身的科技开发和创新能力有限，但他们往往能够有效地联合或组织起相关的科技人员，形成一个团队，弥补自身科技能力薄弱的劣势。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于科技型创业而言，非理工类专业创业者的劣势是先天性的，其能否通过其他办法有效弥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失败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具有理工类专业背景的创业者，因此在科技型创业者大军中，非理工类创业者的人数始终是占少数。总体来说，在科技型企业的种子期，对理工科出身的创业者而言，专业背景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呈现出急剧递增的趋势。而对于非理工科出身的创业者，虽然专业背景也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但相对要弱化许多，呈现为缓慢递增的趋势。

（二）专业背景因素在创业初创期的影响

初创期也称孵化期，是科技型创业者或其领导的团队将其经过种子期探索研究所形成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科技项目成果，通过产业创业来实现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转变的阶段，是科技型企业创立形成的阶段。这个阶段是科技创业者取得、整合、运用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经济资源并创立企业的过程。这一阶段的风险更多地表现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工业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风险、产品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的综合。这一阶段科技型创业者的创业行为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科技型创业者或其领导的团队要将实验室成果向工业生产环节转移的技术行为；其次是科技创业者开始更多地涉及到企业家行为，即把原来较为松散自由的科研团体转化为具有生产经营职能和严密组织结构的经济实体。在科技型创业者的技术行为发挥过程中，理工科背景的创业者的专业知识继续发挥重要的核心作用，专业知识的影响在这一阶段仍然是上升的。科技型创业者本身或其领导的科研团队的专业能力对实验室成果能否成功地向生产环节的转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系到科技型企业是否能真正创建成功。可以说，这一阶段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创业者，其专业知识、能力的发挥，直接决定了科技创业的种子是否能够生根发芽，破土而出。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这一阶段科技型创业者的行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科技研发上，而且开始更多地涉及企业家行为，所以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创业者专业知识的影响作用较前一阶段开始弱化。虽然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在企业管理、市场运作等方面的知识欠缺开始显现。非理工科专业背景的科技型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其在相关科技专业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劣势较之理工科创业者仍然存在。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向生产环节转化的过程中，这部分创业者的专业背景的影响仍然发挥着间接作用，即通过其领导的科研团队间接推动，而不是直接的智力和技能的投入。但同时，在由于这个阶段科技型创业者开始更多地涉及企业家行为，所以非理工科出身的创业者，尤其是管理、经济类专业的创业者开始在许多方面展现出其专业知识的优势。可以说在初创期，理工类的创业者其专业背景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但开始弱化；而非理工类创业者专业背景的积极影响随着创业对管理、运营等需求的增加而开始递增。

（三）专业背景因素在创业成长期的影响

成长期是企业由小到大、实力逐步增强的时期。科技型企业经过艰苦创业，实现了科研成果向工业化生产的转化后，作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开始进入其正常的成长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企业需要大量的追加资金投入，由于其日益显现的广阔市场前景，其融资的难度会逐渐降低。在这个阶段，专业背景对科技型创业者的影响较前两个阶段略有下降，处于一种平台期。一方面，科技型企业与一般中小企业不同的是必须保持活跃的科技创新能力，强化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优势，这就要求科技型创业者或其领导的团队继续保持充分的、持续不断的“智力”和“技能”投入，有效地发挥其专业知识的优势和潜能。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的运营管理、市场开发等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阶段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运营的经营风险和市场环境变动带来的市场风险。这就要求创业者需要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企业经营和市场开发等科技创新、产品研发以外的事情上。这一阶段对理工类专业背景的科技型创业者而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科技型企业内部会形成一个由专业科技人员组成的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团队，科技型创业者本人会逐渐减少参与具体研发活动，更多的是发挥战略性指导作用。这就使得他们的理工类专业知识所能发挥的作用较前两个阶段会有所下降。同时，在企业运营和市场开发、融资等方面，这些理工科出身的创业者所具有的知识储备劣势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相对于理工类专业背景的创业者而言，非理工类专业（尤其是管理、经济类专业）的科技型创业者，随着企业专业创新研发队伍的成熟壮大，他们原来在科技知识、能力方面的劣势也随之逐渐淡化。与此同时，他们管理类、经济类的专业背景在面对企业运营管理、市场开发、社会融资等问题时开始发挥出优势。

（四）专业背景因素在创业成熟蜕变期的影响

波动性范文篇4

关键词：贸易结构；波动性特征；路径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冲击。一是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同时，中国已成为每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数目最多的国家。二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量排名仅落后美国与德国，排名第三，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竞争力仅局限在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上却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贸易利益的获得已经不能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和生产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创新技术的提高。三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低碳经济必定是大势所趋。这间接的表明了我国不能再依靠能源、资源、劳动力数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必须开拓新的增长模式，贸易模式必须探索新的路径。此外，联合国贸发组织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较低。

由华尔街开始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不禁要问我国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仍然适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贸易演进路径应该怎样调整？本文首先对中国1985年~2008年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与转换速度进行分析，然后希望从深层次上获得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转换路径。

二、中国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1985-2008

传统文献中对贸易结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从比较优势出发分析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另一种是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考量。他们的分析都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结构的趋势性特征，但是却回避了贸易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拐点”和波动性特征，并且对贸易结构转换速度问题也重视不够。本文着重从贸易结构的波动性和贸易模式转换速度角度进行分析。

按照SITC分类标准，将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标准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计算出每种类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数据基于1位数的SITC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通常将SITC0-4类定义为初级产品，也被称为是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5-8定义为工业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类制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认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85年~1992年来自Sitc.rev2；1993-2008数据来自Sitc.rev3，对两类数据按照分类标准进行了适当转换。从图1中，可以明显的发现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而且各阶段的波动性特征也非常明显。本文按照波动性特征，将贸易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贸易结构呈现出“双升一降”的变化特征，波动最为剧烈，并且贸易结构切换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现两次“剪刀差”形状。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部产品的份额各自上升将近一倍，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则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来的1/3。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都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进行了超越，并且两者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明显呈现粗放式增长特征，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的经济动力只能依靠资源的开采与投入来推动。但是，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体现。中国是劳动力禀赋充裕的国家，而资源相对匮乏，根据静态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当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产品。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比较优势得以集中体现。

第二阶段（1993年~2002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双降一升”，贸易结构转换波动性减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现拐点，进入下降通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间下降特征不再明显。而最为明显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带动了经济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东南沿海城市不断开放，加工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随着我国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动态要素禀赋理论的体现，劳动力产品的比重的大力发展，使得我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资本劳动比显著提高；再加上FDI在这个阶段的大力引进，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出现了拐点，在1994年达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后不断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不断攀升，并且在这一阶段，这种比较优势之间的切换速度很快。

第三阶段（2003年~2008年）：“这一阶段波动性最弱，趋势平稳”特征得到明显体现。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劳动力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是强势超越的话，那么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的超越则显得动力不足。三种类型的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保持趋势平稳特征，三者的离差都在10%以内。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达到了最低，将近6%；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平均保持在42%与52%。在这一阶段趋势平稳的特征，还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弱，这是动态比较优势走向低速发展的特征体现。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贸易模式提升，不能只从数字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增加，更应该关注贸易效率和质量问题。

通过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的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先升后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不断升高。但是，从波动性特征来看，这种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在逐渐减弱，三种份额已经进入趋势平稳阶段。依靠提升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降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的空间已经不足，原来的升级路径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必须寻求新的升级路径。

三、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路径转换

贸易结构升级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在发展。第一条路径是贸易结构由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并且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径上，我们的贸易结构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这条路径演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环节。并且，这种发展路径继续延续会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中国出口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场进入壁垒的特点，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将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尤其是进来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和仲裁措施急剧增加，使我国的出口形势面临恶化。因此，必须寻求贸易路径的转换。

第二条路径是在各类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技术、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国贸易结构朝着这条路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二次升级，其原因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在国际贸易理论界，异质性厂商、异质性产品贸易理论备受关注，贸易学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代表性企业、同质性产品转移到异质性厂商、生产技术差异、生产效率与产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实践上，由于低价格、低质量、低技术的产品更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诉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品出口曾经面临严重的贸易壁垒，中国现在也面临者类似的问题。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外包的盛行，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展开新一轮的布局，在加上我国近年来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我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在第二条升级路径中寻求突破。

路径的转换可以通过两条关键渠道来实现。第一，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根据动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禀赋的增加是贸易结构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参与更高阶段的国际分工，参与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要素的资本技术含量。现实情况是中国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经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此，在全球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延伸中，我国企业应该增强品牌保护意识，加大产品的异质性来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提高自身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第二，要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国要素结构搭配存在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资本拥挤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资本投入已达到了一定高度，适当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转第113页）劳动者素质，以增加高质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能源、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实现要素产出率最大化。

但是，资本、技术要素禀赋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合理搭配？从而提升中国的贸易结构层次。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的有效集聚、国际和国内分工等途径进行分析，以获取适合我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促进跨国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术水平。我们知道FDI一般会携带相对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吸引更多高质量的FDI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产业合理布局之后，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都会促使国内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当同类行业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产的时候，这种无形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会使得技术溢出增加，同时也促使其它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此外，产业集聚还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集聚效应可以通过配套设施的提供导致成本的降低，而且产业集聚加速了资源的流动，尤其是使得携带知识与技术的资源快速流动，再加上干中学效应，从而会导致人力资本以及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径是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合理配置国内的分工体系。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分工与专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整体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还向当低，并且我国国内分工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才能使得我国的要素资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从而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根据国际分工理论，跨国公司会根据所有权、区位等优势把生产网络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外包生产。中国在全球分工结构中，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移动是中国贸易结构二次升级的突出体现。此外，国内分工应充分发挥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优势，注意分工的层次性。一国国内分工越发达，那么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更容易接轨。

我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提升不能只局限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赖于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与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通过产业的集聚，构建合理的分工体系，同时，加大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使要素流动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这些因素是增强我国出口比较优势，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基础。

波动性范文篇5

[摘要]本文运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及SPSS软件对股票价格变动与成交量之间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从总体上讲股票成交量对价格波动的解释能力较差，但不同股票之间这种解释能力仍有显著差别。这种显著的差别不仅可以作为衡量股票风险性的一个指标，也可以作为衡量一股票是否有庄家在其中炒作的参考。

[关键词]换手率价格波动成交量

一、引言

股市中有句名言：“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而股价与成交量是股市中两个最重要的变量，因此对它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陈恰玲、宋逢明对中国股市的价格变动与成交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层次的实证研究；王军波等利用GARCH模型分析了利率、成交量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张永东、黎荣舟还研究过上海股票市场日内波动性与成交量之间的引导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双向线性引导关系这意味着可以用成交量变动率的线性模型来预测日内波动性。但它们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引导关系，这意味着在预测上海股票市场日内波动性时不能得出支持非线性预测模型的结论。文章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从另一角度对价量关系进行了研究。

二、研究方法

虽然不少文献都认为日成交量与每日最高最低价之差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实际中经常可以发现成交量不大，价格变化却很大的情况。所以对于一给定的成交量到底可以引起多大的价格波动，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为了在不同股票之间进行比较，对成交量与价格波动的研究分别转化为换手率与振幅（每日最高最低价之差比昨日收盘价）的研究。现引入一定义：将每日振幅比换手率定义为振幅比换手。振幅比换手越高，说明同样的成交量能够引起的价格波动越大。这时我们可以将振幅比换手理解为一种效率，一种成交量能够引起价格波动的效率。下面就通过作振幅比换手与换手率的散点图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两只股票：健康元与方正科技。研究中所采用数据来自“分析家系统”。所选数据的时间段为：2004.9-2006.4。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

1.健康元股票的分析

通过观察振幅比换手与换手率的散点图，我们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幂函数关系。于是对振幅比换手与换手率都取对数后，进行线性拟合。结果如下：

2.方正科技股票的分析

同样，我们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幂函数关系。于是对振幅比换手与换手率都取对数后，进行线性拟合。

3.线性化后两条直线斜率的比较

通过对两只股票作线性回归后得到两条直线。健康元:；方正科技：。如果这两条曲线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则我们可以认为，这两只股票在“效率”上有明显的差异，即在同样的换手率下一只股票所产生的价格变动要比另一只明显大。下面就对这两条曲线的差异性作检验。

计算统计量:，得，故可以认为两条直线有明显差异。

如果对“振幅比换手率”与“换手率”的散点图直接作幂函数曲线回归，将会得到两条曲线。健康元：；方正科技：。健康元的相关指数：；方正科技的相关指数：。其中为曲线回归剩余平方和。从相关指数来看，健康元的相关指数显著高于方正科技。

上图中，虚线为方正科技，实线为健康元。可以看出方正科技在换手率较大时，价格产生的变动明显要高于健康元。

四、总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不同的股票在“效率”上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同样的换手率对不同的股票造成的价格波动是有显著差别的。在所选的两只股票中，方正科技一般被认为是庄股，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价格波动明显大于健康元。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一般结论说庄股的价格波动必明显大于一般股票。但可以理解的是：庄股由于股票集中在少数庄家手中，而庄家在吸筹，炒盘，最后获利脱身的一系列过程必然引起价格的显著波动。另外，不同的股票在“效率”上的差异也是风险性度量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方正科技在风险性上比健康元要大得多。

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尽管从总体上讲股票成交量对价格波动的解释能力较差，但不同股票之间这种解释能力仍有显著差别。这不仅对投资者选股有所帮助，同时也提醒研究者，对股票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

参考文献:

[1]陈怡玲宋逢明:中国股市价格变动与交易量关系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0,3卷,(2):62-68

波动性范文篇6

关键词：保险行业周期性波动性背离原因剖析

一、发达国家保险行业的弱周期性发展特征

（一）理论分析

从发达国家保险市场发展情况看，保险行业发展呈现弱周期特征。两个方面的指标可以佐证：保险总收入与相关指数周期性；保险投资收益与相关指数的周期性研判。

保费收入与GDP、CPI指数的增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人均GDP的增加也将一定程度地带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当收入增加时，各类保障需求将会显现，购买保险产品的需求会提高，因此保费增长与人均GDP的增长相关性较高。

保险投资收益与证券市场波动的弱相关。由于保险产品具有一定的投资功能，尤其在美国寿险市场，投资型产品的占比更高。当证券市场高速增长时，客户将选择减少在理财类保险产品上的投入转而投向证券市场。而证券市场的高峰过后，保险产品理财功能的替代性凸显，一部分客户将选择从证券市场理财转移到保险产品进行理财，客户的财富上升带动了保障需求的提高，带动保费收入的增长。

（二）实证分析

国金证券研究所（2008）在对美国寿险市场的相关数据基础上，发现无论是保费收入或资产收益率的波动都很小。实证结果显示，保险行业收入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性最高，而且表现出了较强的同步性；与CPI系数的相关性居中，且行业收入的增长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与标普指数的相关性最弱，若将两组数据错开一年，则得出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相关系数，标普指数出现增长高峰后一年，将可能出现寿险行业收入的高峰。而对保费收入与人均GDP、CPI及标普指数比较的实证分析结果也显示，保费收入与上述三项指数的相关性与行业总收入与三项指数的相关性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而其中，保费收入与标普指数的相关性较总收入与标普指数的相关性更弱。

从保险行业投资收益波动情况看，考虑到自1991年起美国寿险行业资产配置在股票上的比例超过了10%，将1991年作为分割点来看在此之前的波动和在此之后的波动。实证分析显示，无论是哪个时期，资产收益率的方差都非常小。通过与CPI及联邦基金利率的比较可以看出，寿险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较长的期限上，与CPI及联邦基金利率保持了趋势上的一致性。在短期的波动性和周期性上，要明显弱于上述两个指标，在时点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实证分析显示了发达国家保险行业发展的稳定性，即弱周期性。

二、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强波动性、周期性

本文以1980～2006年GDP、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增长速率两组数据来考量我国保险行业发展周期。整体上看，保险行业发展与GDP发展呈现高度的相关性，保费增速曲线与GDP增速曲线拟合程度较高。但是，保险行业的发展却存在非常明显的波动性、周期性。两个层面的指标证实这一判断。

从保险行业增长率变化情况看。保险行业保费收入增速呈现明显的大幅度起落的发展趋势。最高年份保费增长率可以达到69.56%，但最低年度的增长率仅为8.41%。

方差指标来看。1980～2006年，GDP总量变动方差为：175.53、标准方差为13.24；GDP增速的方差为：0.0061、标准方差为0.77939；而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的方差为：131266.4、标准方差为362.3；保费增速方差为：0.032、标准方差为：0.18。从方差数据比较可以看出，保险行业保费变动大大超过GDP的变动。

三、我国保险行业周期背离的原因剖析

（一）我国保险市场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与发达资本市场上保险市场发展成熟相比，我国的保险市场仍旧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市场参与主体、行业环境均为完全成熟，这是我国保险行业发展存在强波动性的重要根源。尽管我国保险市场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但是与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相比，我国的保险深度仍然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准。整体上看，我国保险仍旧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保险业的底子薄，整个行业的思想基础、人才基础、物质基础等都比较薄弱，保险市场、保险经营主体、保险监管者、保险消费者都还不成熟。同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高速增长，但层次不高，保险企业等微观主体改革还不够深入，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核心竞争力不强，要形成一种支持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还需要长时间的探索和积累，这些是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出现大幅度起落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保险市场模仿性服务竞争激烈且粗放式经营易克隆

与其他企业相比，保险等服务型企业竞争力的培育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保险企业无法依靠市场的分割或垄断为基础建立企业的竞争力；保险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能依托于以新产品为手段。因为保险产品很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一旦模仿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那么复制者反而会战胜初始的创新者。此外，监管部门对保险企业所提供的保险产品的相关信息透明和公开的要求也为竞争对手模仿带来便利条件，保险企业以新产品为手段构建核心竞争力是不可靠的。

从理论上分析，保险企业的竞争优势大致来自两方面：费率优势，即通过低费率取得竞争优势；产品与服务优势，通过提供更多的特色产品、更优秀服务获取竞争优势。相比较而言，第一类型基本上隶属于粗放式经营方式，而且容易受制于外部环境的一些因素，不具备发展的持续性。因此，特色产品、优质服务已经成为保险公司持续竞争优势培育的必然选择，也成为保险公司发展的共识。但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大保险公司厂商无不高举“服务”大旗以赢取顾客的心。例如，保险公司发展普遍都会采取如下一些提升服务质量的策略：研究保险客户的需要，不断推出适合客户需求意愿的保险业务险种；实施客户分类服务，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提高产品销售环节和售后跟踪的服务质量；逐步扩大网上服务、机构销售和电话中心等销售渠道，改革销售方式，尽量方便客户投保等。公务员之家

但是，保险公司之间的服务模式容易被对手模仿、复制。面对无休止的服务竞争，保险企业怎么能够确立自己的服务优势呢？发展速度回落是保险业经营思路调整的直接后果。由于保险企业难以进行有效的产品和营销创新，优势企业的基础并不牢固。保险业持续反复发展是目前发展的一种常态。

上述推理可以从我国保险市场竞争主体日趋增多，市场集中度不断下降得到证实。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保险公司数量快速增加，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所占市场份额逐步下降，保险业寡头垄断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从保险公司数量变化看，我国寿险公司数量增长较快，截至2006年，保险公司达到98家，专业中介机构达到2110家。市场主体的大量增加引致国内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集中度快速下降。

四、结论及其行业发展建议

尽管从某一段时间看，保险市场的增长率可能出现波动，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向上的。整体上看，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变化是渐进的，螺旋上升的，具体体现为保险发展层次和水平在逐步的提升。实际上，从更长的一个时期看，波动性的规律对我们理解速度与规模也不无启发。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我国保险市场规模较小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同时，保险企业经营非常粗放，保险市场有效供给不足、保险承保面较窄、保险市场总量较小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因此，保险企业未来发展必须把握科学发展这个主线，增强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渗透力和贡献度，体现我国保险业现阶段发展的规律性要求。

参考文献：

1.张庆洪，罗霞.保险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探讨.上海保险，2003（4）

波动性范文篇7

摘要：对中国粮食进口到岸价与国内批发价分析表明，美国、泰国等国外粮食进口到岸价总体高于中国国内批发价，目前国外粮食市场对中国尚不构成直接冲击，但由于国际粮价波动幅度明显高于中国，应防止国际粮价继续下跌冲击中国市场。从出口市场来看，中国与其他主要出口国粮食出口至目的地到岸价相差不大，无明显出口优势。

关键词：粮食；价格；对比。

长期以来，国内外市场粮食价格走势有着较大的一致性，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需求也受到影响，国际粮价是否对中国构成冲击，值得关注。

1.国内粮价与国外粮价比较。

对国内外市场粮食价格长期走势的研究表明，粮食价格变化大约每10年一个周期。长期以来国内、国际粮食价格走势接近一致，两个市场价格相关性呈逐步增强态势。而通过对近年两个市场的价格对比可以看出，近期粮价差距缩小，目前，国外粮食进口到岸价高于国内批发价，中国与其他主要粮食出口国粮食出口至目的地到岸价格相差不大。由于影响价格对比的因素复杂，特选择品种、品质及价格条件接近的进行比较。

1.1国内粮食批发市场价格与进口美国、泰国粮食到岸价比较。

国外粮食是否对国内冲击，关键在于国外粮食进口至中国后与国内粮价的比较，在此通过选择当前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市场（美国小麦、玉米及泰国大米），与国内粮食批发市场价格进行比较，可看出2008年以前，国内批发市场小麦、玉米价格一直比进口到岸价低30%左右，大米价格与进口到岸价接近，经过2008年国际粮价大涨大跌后，目前中国小麦、玉米及南方大米批发价格与进口到岸价接近。

小麦：近年来，国内批发市场小麦价格低于国际市场进口到岸价，自2008年二季度开始，国际小麦价格迅速下滑，两种价格差明显缩小，目前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低位波动，国内批发市场小麦价格与进口到岸价基本接近。比较国内（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优质白小麦为例）和国际小麦进口到岸价（以美国硬麦到岸价为例，以出口离岸价+粮食海运费计算），2005、2006年，国内小麦批发价格比进口小麦到岸价格低30%左右，由于2007和2008年前期国际小麦价格高幅上升，国内批发市场小麦价格与进口到岸价差距逐步扩大，最高时为2008年3月，国内小麦批发价格为1640元/t，比进口到岸价低62.2%。此后受国际小麦价格大幅回落的影响，两者差距迅速缩小。2009年3月，国内小麦批发价格为1980元/t，低于美国小麦进口到岸价57元/t（2.8%）。

玉米：近年来，国内玉米批发市场价格持续低于进口到岸价，受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国内玉米批发市场价格与进口到岸价差距迅速缩小。比较国内玉米（以辽宁、山东、吉林三地平均批发价为例）和国际玉米进口到岸价（以美国到岸价为例），除2005年下半年国内玉米批发价格与进口到岸价接近外，2008年9月前，前者低于后者约30%，最低时为2008年6月，达44%。2009年年初以来，两者价差迅速缩小，2009年3月，国内玉米批发市场价格为1365元/t，低于进口美国玉米到岸价165元/t（10.8%）。

大米：从大米情况看，2007年底以前，国内大米批发价与进口到岸价差距不大，南方市场如广东大米价格略高于进口泰国大米到岸价，黑龙江批发价略低于进口到岸价。2008年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大幅攀升时，黑龙江、广东市场大米批发价比进口泰国大米到岸价低50%～60%，2008年下半年始泰国大米价格大幅回落，两者价格差距迅速缩小。2009年3月，国内进口的泰国大米到岸价为3927元/t，比黑龙江市场批发价高33%，比广东批发价高6.3%。

1.2中国与美国、泰国粮食出口到岸价格比较。

通过比较粮食出口到岸价可以看出，除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价高幅攀升阶段外，长期以来中国粮食出口至进口国的到岸价与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出口到岸价相差不大，目前美国、泰国粮食出口重新取得一定价格优势。

玉米：近年来，中国与美国玉米出口优势交替，到岸价相差不大。以玉米进口地韩国为例，长期以来，中国玉米出口到韩国到岸价基本与美国玉米出口到韩国接近。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美国玉米出口价格大幅下降，其出口至韩国到岸价已经低于中国。2009年3月，国内玉米出口至韩国到岸价为1474元/t，高于美国出口至韩国65元/t（4.6%）。

小麦：近年来，除2007年中期至2008年9月美国小麦出口到岸价迅速提高外，中美两国小麦出口至韩国到岸价相差无几。目前，美国小麦出口至韩国到岸价降至1846元/t，低于中国242元/t（11%），而最高时（2008年3月）美国小麦出口韩国到岸价达到3731元/t，高出中国出口到岸价一倍。

大米：通过比较黑龙江、广东和泰国大米出口至非洲国家的到岸价可看出，2008年前黑龙江、广东大米出口至非洲国家到岸价比泰国大米高20%以上，在2008年泰国大米价格大幅上扬时期，中国大米出口具有一定价格优势，如2008年5月，我国黑龙江、广东大米出口至非洲到岸价分别约为3559元/t、4569元/t，比泰国大米出口到岸价分别低50.3%、36.2%。最近，泰国大米价格迅速回落，出口至非洲到岸价为3453元/t，比广东出口到岸价低13%，比黑龙江大米出口到岸价高7%。

2.粮食价格差异的原因分析。

目前，各国粮食进出口关税在0%～8%，中国粮食进口到岸价与国内粮食批发价格孰高孰低，直接原因是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及中间成本特别是海运费的变化。而更深入分析，美国、泰国等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粮食种植成本具有比较优势，高科技在粮食生产上的应用使其粮食单产高于中国，加上补贴政策的不同，决定着两个市场粮食价格存在差距。

2.1海运费是影响粮食进出口到岸价的直接因素。

近年来海运费价格剧烈波动，但总体来看其始终占粮食贸易成本较大比重，2007年底巴拿马型船美国到中国海运费达到77美元/t，占当时小麦、玉米价格的22.5%和47.5%。2005年以来美国到中国（巴拿马型船）海运费平均为42.3美元/t，占美国小麦、玉米出口离岸价的19%、30%;泰国至中国海运费为29美元/t，是泰国大米出口离岸价的10%。

除去海运费因素，2005-2006年，郑州小麦批发价比美国小麦出口离岸价平均高15.3%，2008年9月至今高18.8%;2005年至今，国内玉米批发价比美国玉米出口离岸价平均高25%;2005-2008年，黑龙江、广东大米批发价分别比泰国大米出口离岸价高20.8%、34.9%。由此判断，国际主要市场粮食价格虽然波动剧烈，但是其粮食价格偏低，而海运成本直接导致中国粮食进口到岸价高于国内批发价。

2005年以来，美国到韩国海运费平均为41.3美元/t，比中国到韩国运费高25.4美元/t;泰国出口至非洲海运成本平均为44.6美元/t，比中国高0.9美元/t，海运成本的差距也成为粮食出口地选择的直接因素。

2.2美国、泰国等在粮食种植成本上具有优势，决定着其价格的比较优势。

中国粮食种植成本偏高是导致国内粮食批发市场价格高于美国、泰国粮食出口离岸价的重要原因。以小麦为例，2007、2008年国内小麦生产成本分别为5545.95元/hm2、5466.68元/hm2，比美国分别高163%、129%；2007年总成本6579.15元/hm2，比美国高114%（表1）。具体分析，除2007年农药成本支出低于美国外，近两年中国种子、化肥、农具投人、灌溉成本等均大幅高于美国。其中2007、2008年，中国小麦种子成本分别比美国高166%、186%;化肥投入比美国高131%、211%;农具投入比美国高64%、135%;2007年灌溉成本为72.2元/hm2，而美国仅为6.2元/hm2;由于用工量较多，2007年中国小麦家庭劳动力及雇佣工人成本分别比美国高328%、15.8%。美国小麦生产成本较低，主要是由于美国自然条件优越，同时也缘于其发达完备的农业基础设施，但美国在土地租金、保险费用方面支出较大。2007年中国玉米种植总成本约8203.35元/hm2，是美国成本443.97美元/hm2的2.43倍。根据统计，1997-1999年中国中籼稻平均生产成本为0.74元/kg，高出泰国20%;籼稻种植的劳动费用在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为52%，比泰国高15%，而美国仅为9%。

2.3高科技推广使美国单产高于中国。

近年来随着转基因等高科技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美国粮食单产大幅高于中国。1996-2007年美国玉米单产为8933kg/hm2，比中国高79%。而转基因尚未推广的中国小麦，单产优势明显。2007年中国小麦单产为4607kg/hm2，比美国高83.3%。

2.4美国巨额粮食补贴政策巩固其粮食主导地位。

1996年美国推出新一轮农业政策，建立了数额大、范围广的补贴政策，每年补贴200亿美元以上，涵盖全部粮食品种，直接拉低了其粮食价格。此外，近年来美元汇率逐步走低，2009年3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6.84左右，比2005年贬值了16.5%，也是导致其粮食价格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

3.粮食市场关注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泰国等国外粮食进口到岸价总体高于中国国内批发价，目前国外粮食市场对中国尚不构成直接冲击，但是由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明显高于中国，也应防止国际粮价继续下跌冲击中国市场。而从出口市场来看，中国与其他主要出口国粮食出口至目的地到岸价格相差不大，无明显出口优势。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严格保护耕地、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国粮食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切实保障了中国能够应对国内外市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当前，需重点关注：

（1）继续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入，进一步推广科学种植技术，降低粮食种植成本。粮食种植成本既有自然禀赋的原因，也受后期生产可控成本的影响，目前中国粮食种植成本还有一定的降低潜力。

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加快推广粮食机械化、集约化生产，继续调控化肥、种子成本，并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和范围，创新补贴方式。

（2）加强粮食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完善粮食贸易政策。在强化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粮食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加强东盟和中日韩大米政策的对话，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小麦、玉米、大豆出口国政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完善粮食贸易，实现合作共赢。

（3）重视优质粮食品种的研制、引进和推广，进一步提高粮食的品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世界各国均具有消费优质粮食的能力。在确保不与民争粮的基础上，可逐步开发粮食产后的精深加工研究。

（4）健全完善粮食价格和成本监测体系，密切监测国内、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及成本变化，拓展粮食信息收集渠道，扩大信息来源，并加强国际市场粮价监测与国内粮食价格预警机制的衔接。

参考文献：

[1]朱险峰。国际市场粮价演变与国内粮价关系分析[J].农业展望，2007（9）：3-7.

波动性范文篇8

【关键词】股票指数现货股票指数期货GARCH模型

一、引言

股指期货在各种金融产品中虽然诞生的最晚，却是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从堪萨斯期货交易所于1982年2月推出第一份股指期货交易合约至今，每年股指期货交易金额不断增大，现已超过了股票现货交易的金额。股指期货已经成为人们规避风险和投机的重要工具。

我国已初步决定于今年推出我国第一只股指期货产品。股指期货是新生事物，我们对其还不甚了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将其与现货市场的比较来对股指期货有个大致的了解。

在国际上，对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就对美国、日本、英国、瑞士、德国、芬兰和香港的股指期货市场及股票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性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股指期货市场的波动性大于股票现货市场。而且期货市场相对于现货市场的波动性随着样本间隔时间区间的延长而变小，样本间隔时间区间达一天以上的期货市场波动性超出现货市场波动性非常小。

现在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市场，对我国的参考价值不大。因此本文对台湾地区的股指期货市场进行研究，希望能对我国开设股指期货有所帮助。

二、股指期货与现货的相关性研究

由于我国台湾地区股票市场与我国内地市场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因此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对2000年以来的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现货与期货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在考察指数现货与指数期货相关性的基础上，着重比较了两市场对新信息的反应速度。

1、指数期货与现货价格相关性比较

价格比较是研究现货与期货价格相关性的基础，能最直接地对现货和期货之间的关系有个初步了解。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现货与期货的价格走势，直观地比较两者的相关性；也可以对两者的相关系数进行具体的比较。经过研究发现，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现货与期货价格走势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从2000年至今，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9以上，相关性非常明显。

2、指数期货与现货收益率比较

投资者投资证券市场，最关心的并非所投资产品的价格，而是收益率，因此收益率的相关性更具有研究价值。通过研究发现，现货与期货收益率的波动性大致相当，且波动的幅度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股指期货收益率波动略大于现货收益率波动。说明股指期货在价格发现上比现货更具有优势，能够更迅速地将信息传递到价格上。

3、指数期货与现货的信息传递比较

学者们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金融资产价格往往呈现出波动聚集性（volatilityclustering），也就是说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往往是大的波动之后跟随大的波动，小的波动之后跟随小的波动，也就是它的波动具有正自相关性，这与传统的OLS回归模型假设前提之一“同方差”违背，从而失去了效力。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ngle在该领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简称ARCH模型，并将该方法成功地用于英国通货膨胀指数的波动性研究。在此之后，在ARCH模型基础上，Bollerslev（1986）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它比ARCH模型需要更小的滞后阶数，并有与ARCH模型相类似的结构。

在多年的实践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规律：一般来说，GARCH（1，1）模型已经足够捕捉到数据的波动聚集性，在金融学术文献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用更高阶的GARCH模型，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方差方程都采用GARCH（1，1）模型。

在GARCH（1，1）模型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系数：α1和β1。α1是滞后期残差平方项的系数，代表最近市场中新信息的重要性；β1是滞后期条件异方差的系数，与前一期的条件异方差有关，可以说明过去的旧信息对未来波动性的影响。α1数值愈大，说明信息传输速度愈快；反之，β1数值愈大，说明新信息传输的速度愈慢。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现货和期货的α1和β1值来比较新信息在两个市场的传递速度。

通过研究发现，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现货和期货价格序列是不平稳的，而它们的收益率序列是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对收益率序列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是，现货收益率序列是ARMA（4，3）过程，期货收益率是MA（4）过程，两者的α1和β1值如下表所示。

比较指数现货的α1和β1，指数期货的β1增大了，说明股指期货的信息传输速度较快对信息比较敏感。这是由于股指期货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低，投资者更愿意选择在期货市场反应他们得到的新信息。并且对于影响整个市场的系统性信息而言，期货市场较现货市场更有优势。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股票指数现货与期货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股票指数现货与指数期货的走势十分趋同，说明股票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第二，股票指数期货的波动性大于现货的波动性，说明新信息更快地传递到期货市场，这与期货市场的低交易成本有关。

第三，由GARCH模型分析，可以看出股票指数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都受过去价格变化的影响。并且股票指数期货的β1大于指数现货的β1，说明期货市场较之现货市场更容易接受新信息。

由于台湾地区的股票市场是近些年来新兴的市场，并且也是在股票市场运行成熟后推出股指期货，因此有对我国内地证券市场有相当的借鉴作用。当我国推出股指期货后，现货投资者可以根据股指期货的走势来预测现货市场的走势，使投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另外，管理层也应尽量完善股指期货市场运作机制，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使新信息能充分地进入股指期货市场，发挥其价格发现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克里斯·布鲁克斯：金融计量经济学导论[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米勒：金融创新与市场波动性[M]．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波动性范文篇9

关键词：有效市场假说周末效应收益率波动性

周末效应，又周日效应，顾名思义，就是指股票的收益与风险在周内各交易日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国外的研究比较早，Cross(1973年)、French(1980年)、Gibbons和Hess(1981年)对美国纽约股票市场研究发现，周一股票的平均收益率显著为负值，且比同周内其他交易日都低；周五的收益率比其他交易日都高，且风险相对较小，即存在周末效应。随后Jaffe和Westerfield等又对欧洲和亚洲新兴的股票市场进行研究分析，同样发现澳大利亚、瑞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显著表现出周末效应，只是最低的平均收益率不是发生在周一而是周二。关于我国上海和深圳股市是否存在周末效应，国内不少学者也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沪深两市和其他新兴市场一样，存在显著的周末效应：周五的平均收益率大于周内其他交易日，而风险最小；周二的平均收益率小于周内其他交易日，风险却是最大。但是，1998年12月29日《证券法》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结束试点，正式进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对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证券市场制度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是一个长期性的信息。《证券法》的颁布是我国证券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出台的前后市场特征是明显有差别的，因此本文着重研究《证券法》出台后我国股市的周末效应现象，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是否还存在周末效应？如果存在的话，是否仍表现为显著为负的“周二效应”和显著为正的“周五效应”？

周末效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考虑到《证券法》的颁布时间，本文所选取的数据是1999年1月4日——2004年8月27日的每日收盘价，上海股市以上证A股指数（股票代码000002）为考察对象，深圳股市以成份A股指数（股票代码399002）为考察对象，所有的历史数据都来源于“证券之星”网站（）的历史数据库。收益率采用指数法计算，即股票收益率

pt

Rt=100*LN(——)，

Pt-1

因为当Rt很小时，指数收益率与百分比收益率相差很小，几乎相等，且指数收益率具有简单相加性，只要将各期的收益率相加就可计算连续几期的收益率。

对表1的描述统计量初步分析显示：

两市从总体上比较，沪市的平均收益率较大，风险较小；沪市收益率的平均值小于中值，有点向左偏斜；而深市收益率的平均值大于中值，有点向右偏斜。

沪市中，负收益率出现在周一、四、五，正收益率出现在周二、三。其中周一收益率的均值是一周内最低的，标准偏差是最大的；周二的平均收益率是周内各交易日中最高的，标准偏差相对较小，低于收益率同样为正的周三；有趣的是，周五的平均收益率为负值，且是负收益率中最大的，标准偏差却是周内各交易日中最小的。因此，沪市周一的收益率比较符合周末效应的特征“收益率最小，风险最大”，初步说明负的“周一效应”较显著；不能说明存在明显的“周二效应”和“周五效应”，但表明存在一定程度正的“周二效应”和负的“周五效应”，这与以往的学者研究结果正好相反。

深市周内各交易日的收益率与风险分布，与沪市的特征差不多，只是显著性稍微差一点。周一、四、五的收益率也为负值，周二、三的收益率为正值；周一的平均收益率最低，波动性最大；而周三的平均收益率最高，周五的波动性最小。因此，深市也可以初步认为存在较显著的负的“周一效应”，一定程度上存在正的“周二效应”和负的“周五效应”(收益与风险的对比见图1和图2)。

以上分析表明：上海股市和深圳股市在一定程度上都缺乏对信息反映的有效性，且上海的有效程度低于深圳。

周末效应的标准偏差分析

建立检验假设H0:σi=σ0（i=1,2,3,4,5，其中0表示总体），即检验周内各交易日的标准偏差与整体收益率的标准偏差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检验各交易日与市场整体的风险是否一致。

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交易日的风险与市场整体的风险一致性检验时，沪深两市的周一、五均拒绝原假设，其他三个交易日均接受原假设。这说明周一、五的风险与市场风险整体上并不一致，周一的风险偏大，周五的风险偏小；而周二、三、四的风险与市场整体风险的一致性表现显著。

进一步检验各交易日之间的标准偏差是否显著相等H0:σi=σj(i，j＝1,2,3,4,5)，从检验结果的P值(见表2)可以看出，在显著水平α=5%下，沪市的周一、五的波动性显著不同于其它各交易日，周四的波动性与其他各交易日也存在差异，但显著性没有周一、五明显；深市的周五的波动性明显不同于其他交易日，周一的波动性与周二、三、五存在显著差异，而与周四差异性不显著。

因此，F方差检验的结论是：周内的各交易日中，周一的风险最大，周五的风险最小。

周末效应的均值分析

提出待检假设H0:μi=μ0（i=1,2,3,4,5），即检验周内各交易日的收益率均值是否与整体收益率的均值相等，也就是检验各交易日的平均收益率与整体收益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t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沪深两市中各交易日都接受原假设，即各交易日的平均收益率都与整体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各交易日之间的平均收益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H0:σi=σj（i，j＝1,2.,3,4,5），从均值t检验的P值（见表3）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接受各交易日收益率均值显著相等的假设。因此t检验认为：沪深两市中，周内每日的期望收益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是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提高的表现。

以上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股市中，周内各交易日的平均收益率与市场整体收益率一致性显著，各日之间的平均收益率也没有表现出差异性；而周一的波动性偏大，周五的波动性偏小，其他各交易日的风险与市场风险整体上一致。因此本文的结论是：1998年底《证券法》出台以来，我国股市周内各交易日的收益率大致相等，并没有表现出“周末收益率效应”，却存在“周末波动性效应”，即周一波动性大，周五波动性小，且上海股市的“周末波动性效应”比深圳股市的显著。研究中没有发现以上学者所说的负“周二效应”，可能在于：投资者素质提高，投资理性化成份增加，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尤其是互联网在中国的飞速发展；《证券法》颁布后，证券市场监管力度增强，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量增多、及时性提高、虚假性有所减少等。从而，我国股市周一波动性最大，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而不是滞后到周二才发生较大的波动。本人认为这是我国证券市场成熟化的表现，虽然这种周末效应仍有悖于Roberts的市场有效假说。

参考文献：

1.郑振农，汪孔亮，陈蓉，李建斌.中国证券发展简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戴国强，陆蓉.中国股票市场的周末效应[J].金融研究，1999(4)

波动性范文篇10

风险问题主要以资产价格波动来表征，是证券市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也是市场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流行的金融资产风险的度量多采用方差、β、下偏矩、VaR等方法，而(G)ARCH模型族等计量经济学模型也常常被用于检验金融资产波动特征。毫无疑问，采用符合现实中波动性特征的分析模型，准确度量和描述各种金融资产的风险特征和构成，深入探究资产收益波动的成因及其外在影响，对于市场参与者构建合理的资产组合与风险管理策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过文献检索，笔者发现前人对股票波动性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如今机构投资者逐渐占据我国证券市场更多份额的总体趋势下，证券投资基金的波动必将如股票的波动一样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因为，基金的波动无论对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市场上的投资者来讲都非常重要：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希望维持较低的基金波动，借助基金的投资维护市场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我国这种投机气氛浓厚的新兴证券市场内，一部分试图通过低买高卖来牟取利润的投机型参与者希望较大的波动来提供获利空间。即使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几乎所有涉及到基金的市场参与者都希望通过对基金的波动的评估来确定他们的策略是否符合其既定的投资或监管目标。

文献回顾与评述

美国学者Pontiff（1997）分析了美国封闭式基金的收益波动和其所持有的股票的波动。在投资者理性的假设之下，封闭式基金的收益方差应该与其持有的证券的方差一致，但事实上美国封闭式基金的月度收益表现出比其持有的证券资产大的多的波动。这种超额波动与市场风险，小公司风险以及影响其他封闭式基金的风险有着显著的联系。Pontiff采用投资者情绪风险等因素对基金价格报酬的过度波动问题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风险对美国封闭式基金价格报酬的过度波动性具有显著的影响以及较强的解释力。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基金波动性的关注，但是显然缺少对开放式基金波动的考察。

罗洪浪、王浣尘（2003）对我国封闭式基金的超额波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尽管封闭式基金收益对其净资产收益反映不足，平均基金被动水平仍然比其组合要大43.48％。有关超额波动性的来源方面，发现封闭式基金的超额波动性有一半强的部分是基金特有的，而投资者情绪风险、市场风险、账面市值风险和小公司风险等四种系统风险度量解释了42.33％的超额波动性，其中投资者情绪风险因子贡献最大，其回归系数1％置信水平下都显著为正且数值平均高达0.7999。对比Pontiff（1997）对美国封闭式基金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封闭式基金的超额波动性较大程度上是由投资者的非理性造成的。该文尝试把国内基金的波动特征与国外市场进行对比，不足之处在于样本太少分析面过窄，难以全面解释基金超额波动的成因及其对外部的影响。贺京同，沈洪溥（2002），沈洪溥，周立群（2003）分别尝试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对封闭式基金价格波动进行解释，得到类似的结论。后者在对上海市场中有代表性的基金金泰和基金景博进行充分采样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数据说明了我国封闭式基金市场的价格走势特点，深入分析了造成这种走势的原因，尝试性地将分析扩展到了开放式基金上。认为通过封闭式基金转为开放式基金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噪声交易对基金波动的影响。但是，由于基金样本选取较少，影响了该研究所得结论的说服力。

黄炳艺，曾五一（2004）以上证基金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为研究对象，利用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考察我国基金市场和股票市场在不同市场行情中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波动影响，在较长的时间内两市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结合市场行情而界定的上涨和盘整行情中却存在协整关系。许承明，宋海林（2005）通过对中国封闭式基金价格报酬与净资产报酬的波动性研究发现：中国封闭式基金的价格报酬相对于它的净资产报酬一方面存在过度波动，另一方面又存在反映不足的现象。由于基金净资产报酬是市场的部分证券的投资组合报酬，这种投资组合在消除个股风险的同时，也消除了未来变化的持续性。价格报酬对净资产报酬的反映不足是投资者基于守旧心理对市场过度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结果，也可以说是投资者相对弱化基金净资产盈利冲击的结果。

牛方磊（2005）运用ARCH模型族对上证基金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证基金指数收益率表现出非正态性和条件异方差的特征。GARCH(1，1)模型对上证基金指数的波动具有很好的拟合效果。该文的分析流于简单的模型应用，分析上稍显淡薄。郭晓亭（2006）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波动的聚集性进行检验，分别运用EGARCH和TGARCH模型证明了中国基金市场波动具有聚集性和杠杆效应特征。同时发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与股票市场一样没有明显的风险溢价效应。周泽炯，史本山(2006)运用GARCH(1，1)模型和条件方差方程中含有虚拟变量的GARCH(1，1)模型，对我国开放式基金收益及收益的波动性的周内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研究期间内样本基金收益及收益的波动性在周三这一天显著不同于其他交易日，说明存在周内效应，即存在“周三效应”的周日历效应。

结论与趋势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关注基金波动对市场的影响，但研究的方法、范围和深度尚存在明显的局限，亟待拓展和深化：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绝大多数已有文献都是利用简单的OLS线性回归分析或时间序列模型对基金指数的波动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利用单变量GARCH族模型及其变形以及时间序列的协整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缺乏利用多元计量工具和高级模型对基金个体展开的综合研究。这可能与能够提供此类分析的计量和统计软件包较少，定量分析方法和操作本身较难掌握有关。

其次，现有研究普遍停留在分析基金指数和市场指数关系的层面上，遗漏了大量的微观市场信息，缺乏对基金波动原因的深层次探讨，更没有突出基金波动对投资者的影响，缺乏对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的考虑。缺乏数据可得性和缺少含有丰富经济学意义的分析工具可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因。

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基金市场整体和股市整体进行研究，没有将基金市场波动和单个基金的波动有机联系起来，必然导致研究结论不够深入，缺乏微观基础。可以预见，对单个基金波动的探讨不久即将在学术界展开。对基金个体波动的深入分析与先前的基金市场宏观研究相结合，很有可能对基金波动给出更为科学和合理的解读。另一方面，随着多元GARCH模型族及多元SV（随机波动）模型族日臻成熟，工具软件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掌握，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多元时间序列模型的不断完善，利用多元分析工具综合考察基金市场以及单个基金波动的实证研究很快就会面世。

内容摘要：对股票市场波动的研究有大量文献，但国内外对证券投资基金波动的研究不多。本文在广泛收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研究方法和结论，作出客观的评述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

关键词：基金波动综述

参考文献：

1.JeffreyPontiff,1997,“ExcessVolatilityandClosed-EndFund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