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范文10篇

波动范文篇1

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所获利益大小的一项重要指标，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研究主要是采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它一些机构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连续性。自2002年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采用不同的样本数据对中国不同时期的贸易条件进行测算，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赵玉敏、郭培兴和王婷［1］、林丽和张素芳［2］、崔津渡和李诚帮［3］等。然而，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没有对中国的分类商品贸易条件，特别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

贸易条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长期趋势的变化，二是其波动性(volatility)。并且Blattman等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条件的波动对其宏观经济的影响更重要，也更值得关注［4-6］。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其贸易条件的波动及波动的原因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到目前为止还尚未涉足。

本文将在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波动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对数据的说明；第三部分是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对中国贸易条件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最后是总结部分。

二、数据说明

由于在1992年之前中国对进出口商品贸易的统计是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进行的，而在1992年之后则是按海关协调编码制度(HS)进行的，所以，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所有的原始数据(1987~2006年)都来自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Depts/unsd/index.html)，它有各种分类标准之间的转换，并且也与中国海关的统计相一致。本文在SITC第2版4分位数的基础上，根据Lall对进出口商品的分类，共选择初级产品145种、资源型制成品196种、低技术产品161种、中技术产品200种、高技术产品66种［7］①。另外，为了反映观测期内进出口数量变动在价格指数构成中的作用，本文在计算进出口价格指数时均采用帕氏公式(Paascheformula)②。

三、中国贸易条件变化情况的经验分析

根据我们对各项指数的编制和计算可知，从1987~2006年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22%，制成品贸易条件的下降是导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期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25%，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则上升了11%。

图1中国贸易条件指数（2000年=100)从1987~1992年，中国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都小于100，但在波动中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在1988年出现了大幅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当年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大幅上升所造成的。从1993~1995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并在1995年达到历史的最大值。从1997~1999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基本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以更大幅度下降所造成的。然而，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自2001年以来，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05年和2006年，下降的幅度比较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所

①根据Lall(2000)对进出口商品的分类，在本文所选择的样本当中，资源型制成品主要包括以农业为基础的资源型产品和其他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主要包括纺织服装产品和其他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主要包括汽车工业产品、中技术加工产品和工程机械产品；高技术产品主要包括电子电力产品和其他高技术产品。

帕氏进出口价格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如此：Pxt=∑/pitqit∑pi0qit

(i=1,2...N)

Pmt=∑pjtqjt/∑pj0qjt(j=1,2...N)其中，Pxt和Pmt分别表示t期的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Pi0和Pjo分别表示基期(本文选取2000年为基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Pit和Pjt分别表示t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平均价格=金额/数量；qit和qjt分别表示t期第i种商品的出口数量和第j种商品的进口数量。N表示样本容量。?б览档拇笞诔跫恫?品，比如原油、矿产品等，进口价格快速上涨所导致的。

从1987~2006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和制成品贸易条件的走势基本保持一致，都是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1987~1990年，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和制成品贸易条件都大于100，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在1991年，这二者都出现了大幅下降，这很大原因是由于从1991年开始实行的第二轮承包取消了对外贸的财政补贴，使出口遇到了较大困难所致。从1992~1994年，这二者都不断上升，并在1994年达到第一个峰值，这很大程度与1994年进行的汇率体制改革有关，改革增强了中国商品特别是制成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同时有效遏制了进口的增长，从而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但汇率调整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从1995~1996年，这二者又开始不断下降。1997年，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和制成品贸易条件大幅上升，并达到第二个峰值，这主要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不平衡所致，1997年中国整体的出口价格和制成品出口价格维持了自1992年以来不断上涨的态势，尽管幅度有所下降，但进口价格与上年相比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降，所以，中国贸易条件得到了暂时的好转。但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和蔓延，它对中国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也充分表现出来，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和制成品贸易条件都大幅下降。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和制成品贸易条件基本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虽然在2005年出现了小幅反弹，但在2006年又很快下降，并达到历史的最低点。

在制成品内部，从1987~2006年，只有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出现了小幅上升，而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及中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中技术制成品，2006年与1987年相比下降了46%。从1987~1991年，这四类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并在1991年达到一个低点，这很大程度上与当年取消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有关。从1992~1994年，这四类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低技术制成品与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之后，低技术制成品与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回调，不过在1997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它们的贸易条件都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低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自1997年以来，中技术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8年以来，资源型制成品贸易条件自1999年以来基本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资源型制成品在2006年由于进口价格的大幅下降而使贸易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图2中国分类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2000年=100）

四、中国贸易条件波动情况的经验分析

(一)理论模型：贸易条件的分解

关于贸易条件的波动，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方面，不同类别的进出口商品(比如初级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由于其产品特征和国际市场结构的不同，其贸易条件的波动将会不一样，我们把由不同类别进出口商品贸易条件波动引起的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称为“分类商品价格”效应。另一方面，不同类别商品相对出口价格或相对进口价格的波动(比如初级产品相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价格或进口价格)也会对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产生影响，我们把这种效应称为“相对商品价格”效应。下面，我们将根据这一思想来对贸易条件进行分解。

?в?px表示整体出口价格指数的对数，那么，

(4)式右边的前5项表示的是“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分别表示的是不同类别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后面的4项表示的是“相对商品价格”成分，分别表示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及高技术产品相对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

px-pm=αmpp(pxpp-pmpp)+αmrb(pxrb-pmrb)+αmlt(pxlt-pmlt)+αmmt(pxmt-pmmt)+αmht(pxht-pmht)+(αxrb-αmrb)(pxrb-pxpp)+(αxlt-αmlt)(pxlt-pxpp)+(αxmt-αmmt)(pxmt-pxpp)+(αxht-αmht)(pxht-pxpp)(5)

(5)式右边的前5项表示的仍是“分类商品价格”成分，不同(4)式的是用进口份额作了权重；后面的4项表示的仍是“相对商品价格”成分，与(4)式不同的是，这4项分别表示的是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及高技术产品相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而不是相对进口价格。

(二)中国贸易条件的波动性

在对中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整体贸易条件及分类商品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在计算各种贸易条件的波动性时，均采用它们年度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计算，这一方面是因为贸易条件的短期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对其长期趋势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单位根的出现。实际当中，Razin、Baxter和Kouparitsas对贸易条件波动性的测算也都是这样处理的［8，9］。具体的计算结果见表1。

表1不同阶段中国贸易条件的波动性

(单位：%)[]1987~2006[]1987~1993[]1994~2001[]2002~2006所有商品[]9.0[]12.0[]9.6[]3.6初级产品[]11.5[]18.1[]8.1[]2.4制成品[]9.9[]13.5[]10.5[]4.3＃资源型制成品[]15.1[]5.9[]21.2[]12.5低技术制成品[]16.4[]25.1[]13.7[]6.3＃中技术制成品[]23.2[]42.7[]7.0[]6.3＃高技术制成品[]66.8[]121.8[]16.8[]7.7

资料来源：根据样本数据本文计算。从1987~2006年，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年均波动9.0%，其中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年均波动11.5%，制成品贸易条件年均波动9.9%，在制成品当中，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和中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较小，年均波动分别为15.1%、16.4%和23.2%，而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波动较大，年均波动66.8%。

(三)中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此，我们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来对中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进行分析。根据前面的分析，对贸易条件的分解共有两类分解方法10种表示形式，而选择哪一类分解方法哪一种表示形式并无优劣之分。在此，本文选择(4)式和(5)式对中国的贸易条件进行分解。分解时，式子的右边共有9个方差项和36个协方差项，这些协方差项对整体贸易条件方差的影响很小，忽略它们并不影响文章的主要结论，实际当中，Baxter和Kouparitsas对贸易条件的方差分解，Rogers和Jenkins对真实汇率的方差分解也都是这样处理的［10］。具体的分解结果见表2。

?Т颖?2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条件根据(4)式和(5)式分解的结果一致，即“分类商品价格”成分的波动在中国贸易条件的波动当中起主导作用。根据(4)式的分解结果，在“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xlt(pxlt-pmlt)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最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24%；在“相对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xmt-αmmt)(pmmt-pmpp)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最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40%。根据(5)式的分解结果，在“分类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mmt(pxmt-pmmt)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最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52%；在“相对商品价格”成分当中，(αxmt-αmmt)(pxmt-pxpp)的波动对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最大，可以解释整体贸易条件波动的18%。

据此我们得出结论：低技术产品大的出口份额、中技术产品大的进口份额以及中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不均衡(进口远大于出口)对中国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起到了决定作用。总的来说，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波动主要是贸易结构因素。

(四)减小中国贸易条件波动的思考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影响中国贸易条件波动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为了减小中国贸易条件的波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首先，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低技术商品的技术含量。纺织品、服装及鞋类是典型的低技术产品，虽然近几年它们在中国的出口份额当中不断下降，但2007年仍高达9%。大量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一方面容易引起国外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也容易被其它一些后进国家所取代。其次，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减小对国外中技术产品的依赖。第三，我们要积极采取市场多元化战略，防止对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市场的过分依赖。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提出以降低出口市场集中度、减少风险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10多年的努力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我们对传统市场的依赖程度仍非常高，2007年，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的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仍高达41.2%。我们应加强同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贸易，减小对美国、日本、欧盟等传统市场的过分依赖。

五、主要结论

本文在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和波动情况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从1987~2006年，中国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而整体贸易条件和制成品贸易条件则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在制成品内部，只有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出现了小幅上升，而其他三类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波动范文篇2

关键词：汇率波动企业对策

中国汇改走过三年，很多企业学着如何对自己的风险进行规避，但最基本的还是要改变汇改前中国企业的心态与经营作风，这就有必要深入了解汇率波动率的意义。

假设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出口，以及出口数量为多少时，出口与否即可以看做企业的期权。汇率的随机波动越大，便会增加这一期权的价值。可见，汇率波动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但出现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特定条件和对风险的认识。

假设企业的目标是使以本币标价的预期收益最大化。对于一个公司的一定的生产量（y），由于汇率的变动，导致以本币计价的收入随机变动，即等于px+eq(y-x)，p是国内产品价格，q是国外价格，y是总的生产量，x是决定在国内销售的数量，在国外销售的数量就是y-x，e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生产决策在汇率变化之前就作出了，即在当前时间0，公司根据当前汇率作出生产量的最优化决策y。这时生产成本为C(y),C是一个以产量为自变量增函数，并且C(0)=0。在时刻1，当汇率已确定，企业根据汇率变动来决定自己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分配，这时利润为P1=px+eq(y-x)-C(y).销售最优化决策取决于在此时的汇率e。从理论上讲，如果只考虑利润最大化，当汇率向不利于企业出口的方向变化时，即本币升值时，eq〈p，企业决策y=x,出口量为零,反之亦反。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会仅根据汇率变动做出这样极端的决策，因为企业同样关心市场份额，转换成本等因素。所以在实务中，企业决策的变化并没有这么显著。但这种在国内外市场之间的选择仍然是一个价值正相关于波动率的期权。在时刻0，企业只做生产决策，在这时不考虑销售于国外或是国内市场，企业预测的最低收益是将产品全部销售于国内市场时能够取得的收益。出售单个商品，企业的收益为max(eq-p,0)，等价于一个看涨期权，具体来讲，企业即拥有了一个以敲定价格p来购买一个资产的权力，如果该资产的现价eq大于了敲定价格，企业便可以通过执行期权获利。

在时刻0，可以通过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出该出口期权的价格（根据该公式，波动率和期权价格也是正向变动的关系），然后用VaR模型来计算汇率风险。通过两者的对比，可得出波动率对企业的总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本文得出，大的汇率波动率可能会增大该类企业的出口，而非传统上认为的抑制出口。汇率波动率会增大企业获利的可能性，使得出口期权价值变大。但对于跨国企业，多变的汇率也暗含着更大的汇率风险，包括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就是反向作用于企业的出口愿望，从而降低其出口量。汇率波动率在两种方向上影响相对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最后决策，这种影响又取决于企业对风险厌恶的相对程度。

中国企业应该消除对汇率波动的恐慌，因为它还可以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关键在于企业是否会利用这一隐藏的机遇----期权。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能拥有出口期权的这类企业所具有的特质来进行战略规划。这样就能增大国内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

波动范文篇3

摘要：调压井水锤压力水位波动连接管

近年来，高水头引水式水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的设计中，经常碰到调压井连接管较长的情况。例如设计中的某抽水蓄能电站(见本文实例)，上游调压井连接管长度约120m，和引水隧洞和高压管道的长度比分别为8%和11%；下游调压井连接管长度约60m，和尾水管和尾水隧洞长度的比值分别为35%和4%。以往计算调压井水位大波动和水锤压力时，无论解析法还是数值法，通常不计连接管的影响，因为在连接管较短时，其内水体惯性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但连接管较长情况下，过渡过程中连接管内动量(惯性)相对于引水(尾水)隧洞和压力管道(尾水管)内的动量(惯性)所占比重较大，再不考虑其影响显然不行。但究竟连接管内水体惯性对调压井水位被动和水锤压力有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在什么情况下应加以考虑?以往无人进行过认真分析。本文将是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来探索这个新问题，目的在于为以后的设计、计算和分析提供依据和参考。

1理论和解析分析

1.1连接管对调压井水位波动的影响水电站机组动作(甩负荷或增负荷)所产生的调压井水位波动是由引水隧洞中水体的惯性所导致，反映的是引水洞——调压井系统中水体的动能、势能和惯性能的交替转换，并在阻力功能下逐渐衰减的过程。波动水位的大小和波动发生前该系统中水体的动量直接相关。连接管的长短并不影响该系

统中动量的大小，因为在水位波动发生前，连接管内水体静止，动量为零；但连接管的存在使波动水体增加，也使水流波动的路径增长。从物理概念上看，引水洞中水体进出调压井时，须克服连接管内水体的惯性阻力，因而计及连接管后的波动振幅要比没有联结管情况小；另外，由于水流波动路径增长，波动的周期也相应比无连接管情况长。这两点可由以下的推导证实。设连接管面积f3等于引水洞面积f，连接管长度L3和引水洞长度L之比为χ=L3/L，则考虑连接管的水流波动路径长是L%26acute;=(1+χ)L。根据引水洞——调压井系统动量守恒，若忽略弹性，波动开始时引水洞和连接管将具有相同的流速ν%26acute;0=Lν0/L%26acute;=ν0/(1+χ)。对于阻抗式调压井，在机组忽然甩负荷工况，若假定机组流量瞬间由Q0降为0，在忽略各项水头损失的情况下，根据文献[6中的推导，得到波动的振幅是

以上两式中F是调压井的面积；g是重力加速度；符号中加撇的量是指考虑了连接管的影响。

式(1)和(2)简单地说明了连接管水体惯性的影响，它使波动振幅减小，周期增长。对于考虑引水洞水头损失和调压井阻抗损失的情况，虽然得不出以上显式关系，但图2中根据解析式得到的曲线仍然说明同样的规律。

虽然连接管水体的惯性对调压井水位波动起阻尼功能，现象上和调压井阻抗的功能相似，但它们的物理本质不同。连接管水体的阻尼功能靠的是惯性力，它和水流的加速度成正比，在流量变化曲线上斜率大(流速的导数大)

处其功能大，其余部位功能小。而调压井阻抗的阻力靠的是水力损失，和流速的平方成正比，流量大时它发挥的功能大。

1.2连接管对水锤压力的影响针对图1所示的“水库——调压井——阀门”系统进行分析。由于增加了连接管，调压井底部B点变为三岔管，从而该点的反射和透射特性发生变化。当阀门关闭时，C点产生的升压波W2传到B点，在三岔管处产生反射降压波w2，反向朝C点传去；和此同时，透射到引水洞的升压波W向水库点A传去并被反射回来成为降压波w；透射到连接管的升压波W3向连接管末端D点传去并被反射回来成为降压波w3；反射回的降压波w和w3到达B点后又分别透射成w%26acute;和w%26acute;3也朝C点传去。根据岔管反射系数公式[6，有

在反射降压波w2到达C点时刻(即一相时刻Tr=2L2/a2)，降压波w%26acute;和w%26acute;3还未到达，所以在一相以前，考虑和不考虑连接管的C点压力变化是一样的；而在w2到达C点之后，由于考虑连接管后的降压波w2数值要比不考虑时小很多，而且w%26acute;和w%26acute;3一般不会同期到达，因而总的降压波小，所以在一相以后，计入连接管的水锤压力要比不计连接管的大。换句话说，若最大水锤压力发生在一相时刻，则考虑和不考虑连接管，最大压力的结果是一样的，尽管一相时刻以后的压力过程曲线有变化；若最大水锤发生在一相时刻以后，由于反射回来的降压波小而且分散，所以水锤压力往往比没有连接管时大。从另外的角度看，由于连接管内水体惯性的功能，调压井的反射功能降低，所以水锤压力将增大。

另一方面，根据三岔管特性，透射波W占入射波W2的比重较大，所以考虑连接管后引水洞承受的压力将增大。

2数值模拟分析

2.1数学模型这里应用特征线法对图1所示的引水系统进行过渡过程数值模拟。引水洞、压力管道和连接管的内点都用特征线法计算[3，其中连接管计入了管道斜坡项-Vsinθ的影响[4。阀门和水库的边界条件和文献[2相同。三岔管取常用的岔管边界条件，没有考虑岔管水头损失[2。连接管末端D点的边界条件是摘要：HD,t=Zt+αQD,t|QD,t|

(4)

(5)

式中摘要：HD,t和QD,t是D点的水头和流量，Zt和F是调压井水位和面积，α是阻抗孔损失系数。

2.2连接管长度对调压井水位波动影响的模拟分析在给定引水洞长L=1000m、直径D=3m、糙率n=0.012、波速a=1000m/s；压力管道L2=400m、D2=2.5m、n2=0.011、a2=1200m/s；连接管D3=3m、n3=0.012、a3=1000m/s；调压井面积F=50m2；库水位Hres=500m(以阀门中心线为基准)；初始引用流量Q0=30m3/s的条件下，取不同的阀门直线关闭时间TS(或表示为相数ts=TS/Tr)和调压井阻抗损失系数α，通过改变连接管长度L3，计算调压井的最高涌浪水位，得到了图2。图2(a)是调压井最高涌浪幅值随连接管长度的下降趋向曲线，图2(b)是相对于无连接管情况的涌浪幅值下降相对值曲线，图中Zmax0为L3=0，即没有连接管情况下的涌浪幅值。可以看出，对所有情况，连接管增长时涌浪幅值Zmax均下降；当阻抗孔口损失系数α大时，Zmax小，其下降较小；α小时，Zmax大，其下降较大；下降趋向和下降相对值曲线均接近直线。解析解(粗实线)是令初始时刻L+L3内水流动量等于引水道内初始动量，按文献[5的公式计算的结果，其阻抗系数η=hr0/hw0=0.946，和α=0.004对应，虽然和对应的数值解不完全吻合，但曲线趋向十分一致。数值计算中阀门关闭时间增长时，Zmax下降的趋向变缓(见图2中ts=15曲线)。应用公式(1)匡算的涌浪幅值下降最大(见图2(b)的虚线)，它应是下降相对值的上限，对于具体电站，由于隧洞摩阻、调压井阻抗、导叶关闭时间的影响，调压井涌浪幅值随连接管长度的下降应比该曲线缓。根据图2(b)，可知在本例的计算条件下，当L3/L=0.1时，Zmax=(0.96～0.98)Zmax0，也就是说，连接管长度达到引水洞长度10%左右时，考虑和不考虑连接管影响，调压井涌浪幅值的变化幅度在5%以内。连接管长度增加时，计算得的调压井的水位波动周期增长，验证了以上分析。

2.3连接管长度对水锤压力影响的模拟分析仍然取上述引水系统和调压井参数，固定α=0.004，计算不同阀门关闭相数tS所对应的阀门端和引水洞中的最大水锤。首先计算直接水锤(tS=0.015)以验证以上分析，由图3可见，无连接管(L3=0)情况下，阀端水头变化近似方波(受摩阻影响略有衰减)；有连接管(L3=100m)情况下，阀端水头变化过程在一相前和无连接管的压力变化过程完全重合，之后受分散传播回来的反射波影响，变化曲线越来越不规则，其最大水头明显超过无连接管情况；由于岔管特性，一部分水锤压力透入引水洞，使引水洞承受较大的动水压力(见图3(b)压力包络线)。不考虑摩阻作解析分析时，阀门关闭所产生的升压波W≈747.6m，根据式(3)，本例的反射系数r2=-0.5512，透射系数s2=0.4488，于是反射降压波w2≈-412.1m，透射波W≈335.5m。图3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些波的传播和反射，其数值也和解析结果基本吻合。然后计算间接水锤(ts=7.5)，得到图4，它仍然反映了连接管使水锤压力增大，调压井功能降低，水锤透入引水洞的现象。透入引水洞的水锤的最大值可能发生在引水洞的头部或中部(见图3(b)图4(b))。

为分析规律，在其他计算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取不同的ts(对应不同的无连接管的阀端压力上升率ξ0，虽然抽水蓄能电站的导叶关闭时间一般较长，但由于可逆式水轮机的特性，水锤压力通常较大)，通过改变L3来计算连接管对水锤压力上升率的影响。图5显示，对所有情况，连接管增长时水锤压力均增大，而且ξ0越大，ξ的增加越明显。ξ0=0.8453的曲线在L3/L2=0.4之后变为水平，原因是随L3的增大，ts=1.5对应的水锤由间接水锤变为直接水锤(以L2+L3为水锤传播路径计算)，而且该直接水锤的最大压力发生在一相时刻之前。在实际工程可能的ξ0量级0.15～0.7和长度比L3/L2=160/400=0.4的情况下,(ξ-ξ0)/ξ0能达到20～35%，可见连接管长度对压力上升率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图6展示连接管长度对透入引水洞水锤的影响，可见，L3/L2增大时，引水洞内最大水锤压力ΔHTun=HTun-HRes也增大，而且引水洞最大压力和阀门端最大压力的比值ΔHTun/ΔHC(穿井率)总体上也增大，说明水锤压力的穿井率增大，调压井的功能在降低。ξ0小时，穿井率随L3/L2的增长缓，ξ0大时，穿井率增大加快。图6(b)显示，L3/L2=0.4时，ΔHTum/ΔHC能达到20～35%。

3实例计算

某抽水蓄能电站装机4×300MW其引水系统布置和管道主要参数见表1。在上库水位760m，下库水位205m条件下作水轮机运行时，单机引用流量70m3/s。四台机同时甩负荷工况的水锤和水位的最大最小值列于表2，蜗壳末端和尾水管进口的水头变化过程绘于图7。可见连接管对水锤压力的影响较明显，非凡是尾水管进口压力相差3.7m，该数值在尾水管进口负压处于临界状态时尤为重要，在计算中必须加以考虑。

4结论

连接管增长时，调压井水位波动幅值减小，波动周期增长。实际工程的连接管和引水洞长度之比一般在10%以下，连接管对调压井水位幅值的影响不大，通常可忽略。连接管增长时，水锤压力将增大，调压井功能降低，透入引水洞的水锤压力增大。实际工程中，连接管和压力管道长度之比有时较大，非凡是尾水调压室，为了限制尾水管进口不出现负压，尾水管通常较短，如本文实例中长度比达到了35%左右，此时连接管会使水锤压力有明显升高，水锤穿井率增大，故须引起重视，在计算中加以考虑。

连接管长度(惯性)对小波动稳定的影响值得探究。

参考文献摘要：

[1张师华.抽水蓄能电站的水力过渡过程[M.武汉摘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3.

[2马善定，汪如泽.水电站建筑物[M.北京摘要：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10.

[3WylieEB,StreeterVL,SuoLS.Fluidtransientsinsystems[M.PrenticeHall,Inc.NewJersey.U.S.A.,1993.

[4陈怀先，林方标.水击基本方程中斜坡项的影响[J.河海大学学报，1987，(6)摘要：34-38.

波动范文篇4

【关键词】房价波动；消费升级；消费水平；消费结构

一、问题提出

目前，中国房价和消费升级的现状是，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不足以支撑整体消费升级的螺旋上升，消费升级也没有伴随房价上升引发的财富效应得以改善，而是更加疲软[1]。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商品房平均售价自2008年的3864元/平方米上涨到2017年的10455元/平方米，而居民消费率则由2000年的46.7%下降到2008年的27%，2011年后房价上升速度放缓，但居民消费率却开始缓慢上升，2014年达到37.4%，2017年突破58%。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以往多数研究过于肯定房价的财富效应价值，于是李春风等（2014）[2]学者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到房价波动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探讨上。当然，尽管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在中国房价上升中同时作用于消费，但伴随中国房价的不断攀升，挤出效应愈来愈大于财富效应，并在房价影响消费的过程中成为主导因素。所以，房价的高增长并未带来居民消费升级中“量”与“质”的共同繁荣，并且房价低速增长时消费却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这些现实表现与经典消费理论似乎不相符。有鉴于此，探讨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因果关系及显著性程度，不仅能为国家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提供理论支撑，而且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理论分析

毫无疑问，对于房价波动和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关系研究，其理论依据是Case、Quigley以及Shiller提出的消费决策居住价格影响模型[3]。鉴于此，消费决策居住价格理论模型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居民居住消费决策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能够获取相关基础数据，就有可能研究出房价变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量”与“质”的影响关系[4]。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之间的作用关系机理在于，二者谁在房价与居民消费升级关系中占据主导需取决于住房双重属性（消费品属性或投资品属性）的影响程度[5]。此结论可以归因如下：一是，有研究认为正向的财富效应和负向的挤出效应是能够相互影响的，正负效应对比是房价上升对消费升级最终净效应的决定因素，若侧重住房的投资品属性，最终影响将是财富效应，对消费有利，若侧重住房的消费品属性，最终影响将是挤出效应，对消费不利；二是，有学者指出，对于存在不完善信贷市场的国家来讲，房价上升是否能变现成为流动性资产更加重要，因而需要更侧重挤出效应的影响；三是，还有学者指出房价上升并不会直接导致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6]，而是与诸如信贷、利率、收入等具有约束条件特性的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于消费升级和房价之间的关系，才使得二者之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那么，假如摒弃这些影响因素，会得出住房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将会被削弱，挤出效应可能出现甚至影响程度逐渐强化的结论。具体表现如下：

（一）房价上升对居民静态消费升级的影响

对租房居民而言，此类居民多视住房为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为达到购房目标，房价上升会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非住房消费支出受到抑制，消费升级的“量”与“质”会降低。对自有住房的居民而言，房价上升：若不再继续扩大住房面积，居民会自我感觉更富有，进而促进非住房消费，居民消费升级的“量”与“质”均会提高；若此类购房投资持续进行，继续扩大住房面积，则房价上升对非住房消费的财富效应影响程度就会逐渐减弱，若当期购房费用支出仍然小于前期住房的财富效应，则财富效应仍存在，不过影响程度有所减弱，居民消费升级的“量”与“质”会提高但幅度不大；若居民更多的追求投资品属性，重视住房投资的高利润，前期住房财富效应小于当期购房费用支出，则财富效应在房价上升对居民非住房消费的影响关系中不存在，反而是挤占并抑制非住房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升级的“量”与“质”均会降低，甚至出现消费降级，进而寻求消费转型。

（二）房价上升对居民动态消费升级的影响

对于租房居民，若房价上升，为了早日获得自有住房，会加大储蓄，非住房消费下降且租房面积下降，挤出效应明显，消费降级出现。对于自有住房的居民，房价上升：若消费偏好不变，由于房价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住房消费支出会增加，并且非住房消费支出会增加，消费升级的“量”与“质”均会提高。若消费偏好改变，住房投资品属性增强，甚至产生投机性需求，此类居民会将原计划非住房消费支出与房价上升带来的增值财富合并，用于住房投资，以实现财富最大化，此时非住房消费支出降低，挤出效应明显，出现消费降级，甚至居民主动寻求消费转型。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估计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程度，构建如下计量模型（1）：lnCit=β0+β2lnincomeit+βzlnpriceit+αi+αt+εit（1）这个模型中，i指某个省或市，t指某年。C代表消费，income代表收入，price代表房价，α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αt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其中，若β2的系数为正且显著，那么房价上升就能提高居民消费支出，代表财富效应较强，反之，代表房价上升能拉低居民消费支出，代表挤出效应较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income指收入，用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代替，price指房价，用商品房的均价变量代替。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c代表消费升级支出，包括消费水平支出和消费结构支出两部分。消费水平支出指标用消费总量表示，替代变量为居民消费支出，消费结构支出从三个方向进行分类。一是基于居住与非居住消费结构角度分为居民居住消费支出与居民非居住消费支出。二是基于必要性与非必要性消费结构角度分为居民现金消费支出与居民现金非消费支出。此处用现金消费支出作为必需性消费的替代变量，用现金非消费支出作为非必需性消费的替代变量。三是基于城镇与农村消费结构角度分为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表1指出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的分析结果。以上各个变量都通过Stata软件的运用进行了对数化操作。面板数据来自于2008—2016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两个指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数据库，住房价格指标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研究本文得出的基准回归结果，是为探寻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基本影响关系。由表2可知：一是，影响居民消费最直接的变量为居民收入水平。第（1）列中仅加入一个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影响其消费的系数为0.690，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个结果符合消费理论。二是，影响居民消费的直接变量为当期房价波动。第（2）列加入当期房价波动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当期房价波动对消费为0.40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房价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能够正向影响居民消费。三是，本文在表2第（3）列中加入房价二次项，结果显示，房价的一次项系数为1.24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而房价二次项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因而，房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整体呈现倒U型的波动态势，房价的财富效应在短期中占主导，但随着时间推移，长期的房价波动中财富效应减弱，挤出效应逐渐显现。四是，居民收入水平与房价波动能够滞后性影响居民消费。第（4）列中，上年居民收入水平影响当年消费支出的系数是0.532，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上年房价波动影响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系数是0.860，在1%的水平下也显著为正。2.深入研究，加入消费结构的差异化作用（1）房价波动对居民非居住消费与居民居住消费的非对称作用。如表3所示，其中第（1）列与第（2）列解释了房价变化对非住房消费的影响效应。第（1）列中，居民收入水平作用于非住房消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房价改变作用于居民非住房消费的系数并不显著。第（2）列中，房价上升与收入增加都对居民的非居住消费具有正向滞后作用。这体现出了房价上升的财富效应。第（3）列和第（4）列解释的是房价变化对住房消费的影响效应。由第（3）列可知，收入水平对住房消费的影响系数是0.186，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说明收入水平是作用于居民居住消费的重要因素，房价上升对住房消费的影响系数是0.149，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说明当期房价上涨对居住消费存在拉动作用。另外，由（4）列可知，房价改变与收入改变也会给居民住房消费带来明显的滞后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增加给住房消费带来正向滞后作用，影响系数为0.288，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但是房价上升却给住房消费带来负向滞后作用，影响系数为-0.178，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这说明前期房价上升会对当期居住消费带来抑制作用，也符合经济学需求理论。（2）房价波动对居民必需性消费与非必需性消费的对称作用。如表4所示，其中第（1）列和第（2）列解释的是房价改变对居民必需性消费的作用。根据第（1）列，居民收入水平对必需性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073，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房价上升对居民必需性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407，在1%的水平下仍然显著为正，这就说明不管是收入增加还是房价上升都会促进消费者消费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另外，再加入滞后性作用的考量，根据第（2）列，居民收入改变显著正向滞后作用于必需性消费，影响系数为0.114，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房价上升显著正向滞后作用于对居民必需性消费，影响系数为0.224，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所以推断出若上年房价上升居民就会增加当年的必需性消费支出。由第（3）列和（4）列可以得出房价变化影响居民的非必需消费。由第（3）列可知，房价上升与收入增加作用于居民非必需性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23与0.570，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另外，根据第（4）列，房价上升与收入增加对居民非必需性消费的作用带有显著正向滞后性特点，影响系数分别为0.094与0.645，分别在10%与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3）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的非对称作用。如表5所示，其中（1）列和（2）列解释的是房价改变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根据（1）列可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为0.648，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但是房价上升对城镇居民消费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中国短期房价上升幅度可以控制，不太会危及城镇消费者的基础消费支出。那么，再加入滞后性作用考量，由（2）列可知，城镇居民收入改变对其消费支出的作用带有正向显著滞后性特点，影响系数为0.460，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但是，房价上升对城镇居民当期与下期的消费支出并无显著滞后作用，表明中国长期宏观调控房价涨幅可控并且良好，不太会危及城镇消费者的基础消费支出。根据（3）列和（4）列可知房价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由（3）列可知，房价上升与收入增加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系数分别为1.110与0.547，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农村居民消费同样会受到房价上升财富效应的影响。由（4）列可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影响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滞后性，但是，房价上升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却不具有显著滞后性，说明长期而言，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主导因素还是取决于具有持续性质的收入，而房价带来的波动性财富效应尚未成为其首选影响因素。

四、政策建议

波动范文篇5

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体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

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21~23）。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滥用职权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滥用职权，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或捕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如果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容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

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二）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管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

四、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机构）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意的回报。如果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管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如果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蒂米奇•威塔斯，《金融监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裴光，《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小哈罗德•斯凯博，《国际风险与保险（上、下）》，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波动范文篇6

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热烈欢迎。虽然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大学生到村任职。缺少对农村的解，但是思想上积极上进，工作上踏实主动，逐步克服了重重困难，表现出了很强的综合能力。08年的大学生村官经过一年的磨合，从最初的犹豫徘徊，转向踏实工作，逐步适应了环境，至此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由“大学生”基层村干部的角色转换。至目前，通过最初的岗前培训，以及“结对帮带”帮扶农户科技致富工程等政策的落实，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对村情基本数据、地理人文环境已基本熟悉，对农村政策，村主导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渠道和重点工作思路也比较清晰。据调查，大部分大学生村干部均表示将安心在农村工作，认为农村成果转化比较快，干起来比较有成就感。

男21人，仲村镇到村任职大学生原有成员30人。女9人，分别担任15个行政村的书记或主任助理，中共党员11人担任书记助理，其余担任主任助理，截止日前，经村官本人申请，解除协议6人，留任24人。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到村任职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在这一年的管理过程中通过与大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和深入性。通过座谈发现，有34%的乡镇领导干部反映大学生村官存在眼高手低的情况。部分大学生村官想干事、更想干大事，但是由于对村级班子的运行模式不了解，虽然经过了各种培训，但是短期内面对盘根错节、琐碎繁杂的农村问题仍然无从下手，因此容易造成失落感，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性和深入性。二是有些村干部对大学生村官工作认识不够到位。调查中发现，有60%的村干部认为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是镀金，过一段时间就会离开，不会在农村长期工作下去。调查结果显示，有58%的大学生村官认为，村民不把他们当作村里人，对他们不信任或有所防备，认为他们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只是把他们当作客人，只安排一些临时性任务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影响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深入开展。

第二，自我平衡感缺失造成思想不稳定。按照严格的选聘程序，他们绝大多数在大学里的表现都十分优秀，是校园里的精英群，备受关注，但来到农村，每天和农民打交道，远离了社会的核心阶层，被关注度也随之下降，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心理落差让大学生无所适从。加之他们刚从大学毕业，没有经历复杂岗位的锻炼和艰苦生活的磨砺，缺乏独当一面解决矛盾和驾驭局面的能力，因而一旦遇到复杂问题往往束手无措，村里的事情根本插不上手，那些带民致富的想法更是因为可行度低而被村民撇到了一边。工作条件的艰苦，人际关系的复杂，精神上的孤独，前途不定的迷茫使大学生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调查显示大学生村官一般在22-26岁之间的大专、本科、而聘用期一般是3年，但三年合同期满后，书本知识的生疏，其中极少部分才能考上公务员或研究生，更多的大学生村官面临重新找工作的现实，在三年后的就业择业形势未知情况下，大学生村官出路不明，没有确定的未来，他们很难安下心来工作，因此，大多数村官都还是在自己三年之后何去何从而焦虑，思想的重心难免更偏向于“走出去”。

第三，与农村融合度较低，组织纪律观念不够强。调查显示，28名大学生村官中，虽然大部分都来自农村，但80%以上的人根本没有参加过农村劳动，对农村工作基本上不了解。农村干部需要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直接接触各种矛盾和问题。但缺乏真正的农村经历，经验不足、方法欠缺，往往导致事倍功半，产生茫然无助的感觉。此外，大学生村官都是80后，思想比较活跃，自我意识较强，组织纪律观念较差，难以约束。在调查中发现，刚到任时，一些村官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宿舍存在脏乱差问题；生活随意，工作时间比较散漫；个别大学生村官在乡镇安排中心工作时，不服从管理安排，甚至个别村官认为，我们的工资和补贴是从中央、省市财政划拨的，为什么要服从乡镇的管理，造成乡镇工作的被动等等，需要乡镇再三解释、严格管理才能保证正常工作的开展。

三、采取对策及建议

第一，积极沟通交流，高度关注大学生村官的思想动态。

首先，组织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带头定期不定期下乡入村，与大学生村官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他们调整心态、转变角色，通过开展交心谈心活动等形式，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在农村就业和创业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坚定了干事创业的信心。其次，组织部门应对大学生村官生活上予以关照，设法落实大学生村官的食宿问题，条件具备的乡镇要求尽可能的配备生活必需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再次，要通过召开大学生村官座谈会、评选优秀大学生村官活动，积极宣传工作中涌现出的大学生村官先进典型，努力营造争先创优、创新创业的浓厚舆论氛围，切实增强大学生村官的岗位吸引力和舆论影响力，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大学生村官成长，培育大学生村官成才的大格局。

第二，强化思想引导，给予真情关怀。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教育，引导他们在思想上认同自己的工作岗位，认识到农村也是实现价值的大舞台、锻造本领的新天地，只要付出辛勤努力，一样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社会的尊重；在生活中正确看待困难，把艰苦环境的磨砺当作难得的人生经历，走出心理阴影。

第三，要健全激励机制，消除“后顾之忧”。适当提高大学生村官享受报考公务员、研究生加分并优先录取等优惠条件，适当延长在村任职的服务年限。制定鼓励大学生村官长期扎根农村作贡献的优惠政策，比如提高“村官”们的岗位津贴水平，帮助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坚持用事业留人，在项目、资金、技术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对业绩突出的大学生村官委以重任等。

第四，加大培训力度，提升能力素质。乡镇党组织要积极创造条件，对大学生村官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提升他们的能力素质。要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交流会、观摩会等多种形式，组织他们学业务、学形势、学做人。安排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镇村干部为大学生村官讲授农村工作知识，特别是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工作艺术等。邀请在农村创业有成的同志现身说法以及现场参观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等，增强大学生官对农村工作的感性认识。

波动范文篇7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波动范文篇8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波动范文篇9

一、汇率波动对外贸影响的长短期分析

(一)中欧贸易的发展现状根据我国海关统计，2012年，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欧双边贸易总值5460.4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1%，其中，我国对欧盟出口3339.9亿美元，自欧盟进口2120.5亿美元，对欧贸易顺差1219.4亿美元。现阶段，在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与增长的同时，与欧元区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也日益突出。(二)短期分析在出口产品使用本国原材料时，若本币国内价值上升，则本国原材料价格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使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而货币贬值对于对外贸易来说，造成了外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人们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比原来更多的商品，这必然引起出口的增加，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若本币国内价值下降，则国内商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增加，使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涨，而货币升值对外贸来说，造成外币价格的上涨，这将导致出口的减少，国际竞争力的降低。而当出口商品所用原材料来自国外，本币相对于外币贬值时，一方面，原材料的本币价格上升，生产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因此，原材料的价格和出口商品价格对汇率的影响程度共同决定了出口商品用外币表示的价格变动程度。(三)长期分析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长期分析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被大家所接受和认可。一种描述的是汇率的波动与一国贸易额的多少之间并无直接关系；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由于在短期内汇率的波动可以扩大一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因此在长期中，汇率的波动也能带来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之所以存在两方对立的观点是因为，在长期中，人们的选择往往和很多因素相关，如个人的选择性偏好，产品的质量，品牌的认可程度等等其它因素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短期内汇率波动所造成的影响。然而，在长期内，汇率的波动也不仅仅只作用于商品的价格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同时可以影响厂商的生产决策，产品的质量和厂商在品牌树立时考虑到的资金成本等现实问题。因此，从长期来看，汇率对外贸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不能单一的认定汇率对进出口一定有或无影响，也无法准确判断对进出口有积极或是不利的影响。综上所述，两国的贸易影响程度，在短期内通过直接影响汇率变动本身来起作用；而在长期中，其影响则是间接的，该影响仅以汇率变动为前提，通过比较优势的大小形成的。(四)结论欧元汇率的变动对中欧贸易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我们在处理现实性的问题时，并不应该夸大汇率对外贸的作用，而应从客观上分析我国和欧元区贸易进出口产业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分工模式上。在某些科技含量较低性行业，我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同时，欧元区企业大规模的在我国建立自己的生产和加工工厂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出口，这对贸易顺差的加大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政策建议

(一)加大欧元在一揽子货币中的权重自从我国实行参考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政策时起，人民币在参照汇率兑换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欧盟，作为我们现阶段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执行一揽子货币参考体系时，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增加欧元的比例权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密切关注欧元汇率的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的运行状况，同时，着力构建和谐中欧关系并使汇率的变动向着有利于双边贸易的方向发展。(二)扩大贸易范围,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从商品结构来看，在进出口贸易中，我国的出口商品特点显著，多为科技含量较低的手工业纺织品、加工修配一类的电子机械设备，同时由于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厚，以化工原料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产业也成为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范围；在进口方面主要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制成品为主，另外对欧盟奢侈品的进口也是我国进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我国同欧盟的贸易升级过程中，应重点着力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信息含量，从而达到优化外贸商品结构的目的，通过提高商品附加值，在传统的依靠价格竞争优势的竞争中，更多的采用技术竞争和科技创新的优势，为我国对欧盟的贸易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优势。(三)抓住机遇，拓展对欧洲的进出口贸易从2002年欧元区体系的基本建成到欧盟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第一大外贸合作伙伴，欧元区国家的发展实力是有目共睹的。欧元区国家以他们核心的专业技术和独特的制造工艺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外商投资者与其建立起业务往来。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希望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才能在对欧贸易中获得较大的便利。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对欧元区的贸易交往，合理利用我国在欧元区国家的对外投资，一方面通过政策的支持与资金的援助，另一方面，大力推动我国企业的跨国化发展。作为发展中的跨过公司，要抓住机遇，不断扩展对欧元的进出口贸易，利用国家在政策支持上的便利因素，发展自身。这也是中国-欧元区经贸合作健康发展的有限途径。

作者：方晓蕾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波动范文篇10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保守主义；隔离效应；反应过度；反应不足；自我归因；非理性波动

一、行为金融学简介

西方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之前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多假设：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然而，研究者们在投资领域中发现了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投资活动过程中发现，金融学的许多数学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投资活动，对投资活动中人的行为与心理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行为金融学就是试图去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一门学科。著名的行为金融学理论职称包括背景依赖（ContextDependence）、保守主义（Conservation）、隔离效应（DisjunctionEffect）、反应过度（Over-reaction）、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等。

二、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与非理性人假设

传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均假设：个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但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投资领域中存在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个体和群体的决策往往并不会以理性利益最优化来决定其行事的策略。行为金融学是在传统金融理论出现一些异常现象时候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认为人类具有一定的理性，但人类的行为却不尽是理性的，行为金融学在对人类行为进行了有限理性，有限控制力的基本预设假定之后，把人类的感情因素和心理活动等融入投资决策过程之中并加以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在人类的决策过程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行为金融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有限套利（limitstoarbitrage）和投资者心态分析（inverstorsentiment）。有限套利就是基于人的非理性假设，在噪声交易和市场交易规则限制的影响下，再完美的套利也只能部分发挥作用。投资者心态分析就是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对心理学的研究能对金融市场的许多现象解释带来很大的帮助，也能解释很多股票市场的异常现象，比如市场泡沫和崩盘现象。行为金融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许多弱点是一致的，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的，可以被利用在市场上获取利润的。“行为金融学首先并不完全肯定人类理性的普遍性。而认为人类行为当中有其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

决定股价的短期波动或者说直接影响股价的因素是所有参与的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的综合，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购买股票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有个活生生的人，而决定其是否购买股票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当下的心理状态。所有的外部的因素诸如最新的公开信息，历史的走势，某人打听到的小道消息等等都只是影响其心理的多种因素之一罢了。进而，一个股票乃至一个证券市场的趋势就是有所有的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及其发展而决定和推动的。因而进一步的可以认定证券市场和其他市场上往往存在着情绪周期，《洛杉矶时报》曾载文将其总结为轻视、谨慎、自信、深信、安心、关注和投降7个过程。这7个过程构成了一轮资产价格的完整波动过程

股价是对股市总体心理状态的客观反应，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股价走势发展，向上或是向下，都是由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共同造成的。过去的事件谱写出了过去的K线走势，过去的K走势或者说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某一时刻市场参与者的总体心理和财务状态。而这决定了未来基本面和消息面发生变化时参与者的反映，每个投资者的反应总合则决定了未来股市的走势。因此，同一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市场，面对市场中投资者的不同原有心理状态时，结果会完全不同的。比如提升存款准备金，在牛市疯狂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会被认为是利空兑现，股市会更加的上扬，这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屡次可见。

三、非理性在股市上升中的表现

非理性因素发生在股市波动的每一个阶段，具体来说，在一个周期的开始，股市在经历一段长期的调整之后，股票价格的处于历史低位，而此时经济基本面开始好转，股价开始处于上升的初级阶段，显然此时股价合理甚至是低估，基本面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至少是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此时从长期而言应该是很好的购入股票的时机，但大多数的投资者在熊市的惨跌中已经心有余悸，根据卡尼曼的回忆效用理论，此时投资者对于上一资产价格周期期末的暴跌经历具有强烈的回忆效应，恐惧造成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难以对当前的市场有准确客观的分析，当利好的趋势不断显现之时，股价反而波澜不惊，多以小的震荡为主，这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反应不足”和“隔离效应”来解释，“反应不足”又可称为“保守主义”其表现形式有两点：一是人们习惯于对不确定的事物先设定一个初值，然后根据信息的反馈对这一初值进行修正，而前期的下跌走势就在此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初值；二是人们总有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本能，对新信息进行选择性识别，对有利于保持原有观点的信息加以重点确认。以上两点使得当基本面开始改变时人们的反应滞后。

“隔离效应”，即人们总愿意等待直到信息披露或预期彻底实现时再做出决策的倾向，也使得一轮资产价格上升行情在初期总是缓慢而犹豫，唯有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徘徊后，人们才能从“轻视”和“谨慎”转变为“自信”的状态，慢慢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市场，股市成交量不断增加。

当资产价格上升波段发展到后期，此时资产的价格已远没有原先那么有吸引力了，甚至已经远远高于其价值，但上升的趋势，使得“过度自信”现象很容易发生。人们经常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当行情发展到高潮阶段，市场上总是乐观的情绪蔓延，长期的上涨行情使得参与者的自信不断得到正强化，因而操作上更加的主观和激进。同时长期高扬的股价会让人产生价格偏移，产生对当前股价的认同的倾向。信息窜流和“羊群效应”现象使得在一轮行情末期的投资者总体的乐观情绪很难被扭转，人们通过相互间的循环反应刺激，情绪逐渐高涨。于是人们很难想象股价会突然的暴跌，即使有所下跌，由于见过更高的价格，而认为其实也在历史高位的价格很便宜，而大举买入，当有很多人这么做时，群体的非理性就产生了，这就是股价在达到通常的估值上限后还会波浪式上升的原因。

四、非理性在股市下跌中的表现

当一个周期进入下跌阶段时基本面开始变化，人们过于乐观的预期被突然打破，股市开始下跌，同样的由于之前股市上涨时期，许多利空的因素出现以后并未改变股市上扬的趋势，人们产生了侥幸心理，在“保守主义”配合下，往往不会去考虑量变到质变的可能。在经过长期的牛市行情后人们会产生“资金效应”，资金效应是指在产生收益效应后，人们倾向于接受以前不接受的，再次的后失败所产生的痛苦往往较小，因为损失被前期的收益缓冲了。因此继续投资的冲动不会立即消除。对于新近的头寸带来的损失，也会因为“后悔厌恶”而不会随基本面的改变而轻易卖出。以上种种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作用使得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形，即虽然股价已脱离价值，趋势似乎也已转变，但在股市的一波大回调之后总会有一波有规模的反弹，几乎每次的股市逆转的形态总是以M头出现。

伴随着股市下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市场绝非原先认为的那么乐观，阻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开始不断出现。当到了在下跌的后期，长期的下跌使得人们产生了趋势持续的预期，使得即使股价在下跌之后突显出了价值，但场外资金依然不敢进入，同时筹码持有者由于巨大的账面亏损，对股价的定位产生巨大的改变，用惊弓之鸟来形容比较贴切，当股价由于抄底资金的介入而有所回升时，成本较低的投资者倾向于在略有亏损时出局，而不会在意此时股价是否匹配股票的价值，长期的下跌同样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式，“保守主义”在此再次发挥效应，随着股价的上升，不断有接近其成本区的投资者选择抛售，反弹很快就被无法控制的抛盘镇压下去了。这也是下跌时会出现波浪式下跌，高点越来越低，低点也越来越低的原因。

在下跌的趋势之中，慢慢地人们开始认为下跌时常态而上涨只是偶然，市场的总体悲观情绪又会通过“羊群效应”在群体中的投资者间进一步加强，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惜买现象，造成资产价格启稳的困难。此时绝大多数的人都开始从“安心”，“关注”转变为“投降”。

市场的大底是由长线的价值投资者造就的，唯有当有较大的一批资金开始不在乎短期的波动而进入股市时才可能结束绵绵的下跌趋势。一个特定市场中坚定地价值投资者的数量是不确定的和难以估计的，并且只有这批价值观相同的人在较集中的时点上共同进入股市，才能对趋势产生作用，这就造成了大盘暴跌时的下跌幅度和节奏难以估计。在一个趋势投资盛行的市场，在长期下跌之后，很少有人会脱离“羊群”敢于逆势而为，其结果就是股市往往会下跌到一个离谱的点位。如格雷厄姆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后在1931年抄底，结果破产。费雪已经预见29年股市泡沫破灭，但是还是买入自认为是便宜的股票，结果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股神巴菲特也曾在买入股票后账面损失达到50%。他们都是著名的投资家，但在非理性面前，任何理性分析都难以预测非理性造成的冲击和波动。

五、结论

非理性是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个体的非理性的累加造成了整体市场的非理性波动，贪婪与恐惧的存在使得价格和价值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而具体时代背景，人文环境等的不同造成了市场总体心理状态的不同，故而对于即便相似的基本面市场总体的反映也不尽相同。流行的技术分析就其根本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统计总结，并试图通过概率指导投资。但参与者在不断变化，参与者的数量和市场中交易的股票也在不断变化，此外不同股票可能吸引不同的具有特定行为特征的投资者，这使得在另一个股票上的数据分析变得钝化。资本市场是由无数投资者和投机者共同构成的博弈场所，因而对于资本市场脱离基本面因素的非理性波动唯有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行为金融学无法精确地为投资预测价格的波动和走势，但却可以在分析投资者心理和大众预期的基础上来研判资产价格波动的发展阶段。从投资的战略角度来把握一轮行情的发展，发现机会，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