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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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区别与联系

中图分类号：F20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1

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都属于管理学学科范围内，具有管理学的共同特征，能够通过计划、组织、协调等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又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了解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间的区别与联系，能够有效防治二者管理主体与客体错位问题。

一、公共管理概念分析

公共管理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的，也是公共行政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公共管理即公共行政的延伸与转变，二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公共管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平等。公共管理的产生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主要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包括很多内容，主要有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发展管理等，是现代管理学科的重要分支，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公共管理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对政策、经济、法律等方法增强政府的管理能力，提高政府的管理成绩和服务品质，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管理具有多元化的主体，能够推进社会公共事物的进一步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调节和控制公共资源来实现公共管理的职责，建立公共管理体制和有效方式是其面临创新的迫切任务。[1]

二、工商管理概念分析

工商管理研究工商企业经济管理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的学科，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分别是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管理企业内部行为。工商管理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是企业必不可少的行政部门。工商管理的专业性要求较高，通过对管理学、经济学等知识的运用，通过现代管理手段实行企业管理和经营战略制定，保证企业的生存和顺利发展。作为管理学方向下的重要分支，稳定企业生存，促进企业发展是工商管理的重要目标。工商管理涉及内容较广，专业性较强，对理论知识和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做好工商管理工作是企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2]

三、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的区别

1.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涉及领域不同

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涉及的领域有很大不同，首先，公共管理主要对公共领域负责，涉及的内容是公共问题。而工商管理涉及的是私人领域，是以企业为基础，具有竞争性的工商企业。公共领域主要指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其中公共问题就是指社会成员在工作中广泛受到公共性影响，且具有不可分性，又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公共问题一般涉及面广，问题复杂，包括环境问题、交通安全、食品卫生等，公共问题造成的影响较大，不仅仅是影响单一个体，更多是对团队或大多数人的影响。其次，工商管理涉及的私人领域则与公共领域截然相反，工商管理是对盈利性组织的管理，也就是企业管理，其基本性质存在差别。工商管理更注重的是企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优化处理，目的是获得最大效益。

2.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资源配置不同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部门，要想实现公共管理的有效实施，需要以公共资源控制为基础，其中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是政府实现公共管理的约束力和强制力，能够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享有资源的合法资格进行管理。公共权力归属于全体社会成员，不归私人所有。其功能是实现公共利益，具有权威性强、强直性强，不受任何约束等特征。其次，政府资源。政府资源包括其所掌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重要的是财力的控制。政府财力是公共财产，是政府从事公共事务的基础。最后，自然资源。各种自然资源也属于政府资源，包括国土、矿山等。工商管理的主体是非公共资源，其具有的权力是私权利，也是企业组织的一种力量。企业是一个能够从事商品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实现组织目标，其私权利包括约束力和产权。企业的私权由私人享有，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工商管理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来源与公共管理不同，并非政府扶持，而是由投资汇报所得，因此，工商管理面临市场竞争，更注重企业生存和发展。

3.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目标不同

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主要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其本质是公共利益的好坏，其评价标准也以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为指标。公共管理更看重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其目标是最大程度的维护公共利益，然后公平、公正的实现公共利益个体化分配，促进社会福利。工商管理代表的是盈利组织的管理，其目标是追求私人领域的利益最大化，其主体是经纪人，以市场规则为基本准则，被市场规范所操控。工商管理以效率为基础，实现私人利益的扩大化。虽然工商企业也为国家财政作出贡献，但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自身利益。

4.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运行机制和方式不同

公共管理通过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公众事务的管理，其运行机制的本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其基本依据是法律法规，所以，公共管理是一种法制化的管理，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依法行政，依据法律的权力和条款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划分责任，力求管理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遵循法律法规。第二，法制监督。公共管理的全过程需要在法律法规的内部和外部监督下进行。工商管理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虽然市场经济也需要遵循法律要求，但是这种规范只是外在的，市场经济规律还存在隐性约束，维持市场的正常运作。

四、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间联系

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同属于管理学的重要分支，具有区别，又存在一定的联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都以管理学基本理论、方法、知识为基础，通过组织、控制、领导、决策、执行、监督等手段实现管理。在管理过程中，虽然管理对象不同、运行机制不同，但遇到的问题基本相同，例如组织问题、监督问题、执行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间的共性问题，是二者最大的共通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同属于管理学范畴内，二者在管理本质、管理领域、资源配置、管理目标和运行机制方面都存在区别，但是二者在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以及管理问题方面又存在共通性。掌握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的区别与联系，有利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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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范式理论档案管理范式

范式理论因其对推动管理转型和管理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尤其在管理领域更为突出。但对于范式、管理范式、范式理论对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等的探讨，目前在档案学界尚属罕见。本文就这几个问题予以简单介绍，以期加深档案工作者对范式理论的理解，推动该理论在档案管理中的完善与转型。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用来说明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相交替的一个关键性概念。1962年，他在《科学革命体系》一书中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一词，并将其概括为：“一个时代提供给社会参与的、在典型问题及解决方法方面被普遍认识的科学成就”。（项国鹏：《企业战略管理范式的转型》，载《经济管理・新管理》2001年第16期。）近年来由于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的出现和发展，使学科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增多，“范式”概念的提出恰恰体现了这种一体化和整体化趋势。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科学界在各学科和各专业领域中广泛借用这一概念，并对“范式”的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使其超出了库恩赋予的原义。“范式”不再是一种单一的个体概念，而是包括规律、价值、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科学家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亦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范式的实质是科学活动中的整合与升华，范式的意义、范式的存在的标志之一在于形成科学共同体。

同样，将“范式”理论工具用到管理活动之中，就产生了“管理范式”这一概念。它是指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体系范畴?熏包括管理的理念、理论、结构、模式、方式、方法、手段和操作?熏等等。与单纯的管理模式不同，管理范式更突出管理活动中的管理主体价值取向、管理理念与管理机构、管理方法、手段的有机统一和有效运作。作为高于管理模式层面之上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目标指向系统，管理范式广泛地存在于人类各项管理活动之中，并在管理活动中处于一定的支配地位，指导着人们的行动。当今，在管理领域的许多方面，人们都提出了各具特色、富有创建性的管理范式。如在行政管理领域，近20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出于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回应，政府公共部门展开了深入、广泛的改革，提出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依据的公共管理”、“后科层范式”以及“具有企业精神的政府”等等新的管理取向，力图“从以往主导地位的那种僵硬的、等级的科层体制转向的一种更加灵活、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形式”。这一转换过程反映着不同范式间的融合互补、不同理论间的兼收并蓄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在图书情报领域，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推动下，现已形成了技术集成、信息集成和集成运动三大主流范式，并提出了许多管理和评估模型，如诺兰的进化模型、达菲的符合模型、拉卡托斯模型、库恩模型等等。在国外的一些大企业已开始设立CIO（即企业首席信息主管）。这些有力推动了图书情报管理向信息资源管理的转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领域，如教育管理领域、企业管理领域等等，管理范式理论在其中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

长期以来档案管理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均是范式理论在档案管理领域的体现，但一直没有引起档案学者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在各方面的影响下，中外档案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具有管理范式特征的理论。如“后保管模式”、“知识管理”、“分布式管理”、“市场化管理”、“满足休闲日增时代人们的文化需求”、“资产化管理”等等，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档案管理工作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不同的历史时代决定着档案管理的内容和方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政府行政范式的转变和我国档案信息化战略的实施，档案管理领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正发生着一系列根本的变化，这也必然导致档案管理范式的变迁，即管理理念、技术、方法模式的发展变化。在我国档案管理发展史中，先后经历了档案史料管理、档案实体管理、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和档案知识管理四种思维模式的档案管理范式。不同的档案管理范式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档案学的研究取向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1）档案史料管理范式。20世纪30年代前。档案是原始记录，是宝贵史料，早期档案的保管主要是用来编史修志的。鉴于档案史料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历代王朝都设有专门的档案存放场所和管理机构，但古代档案保管机构主要是些史志部门，并建置史官负责管理工作。这一时期的档案学寓于史学之中，史学与档学融于一体。（2）档案实体管理范式。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初。这一时期整个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和重点是档案实体管理工作，即由各级档案部门，遵循全宗原则，对档案原件实行集中、有序、质量和安全管理，主要包括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四个环节。档案内容信息开发虽然已被作为档案管理工作的一个方面而提出，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尽管该时期的档案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领域还仅限于档案工作中的若干具体业务内容，主要是侧重对档案实体的分类、排架、保管等的研究。（3）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传入我国，档案界人士纷纷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理念，用信息资源管理的思维来考察档案管理工作。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以档案信息与载体的分离为前提，直接对信息进行相对独立的管理、加工和利用。它突破实体管理的传统运作模式，逐步健全现代管理系统，扩大了管理对象的范围，丰富了管理的手段，大大提高了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效率和利用水平。信息时代的档案学研究范围，已扩展到对档案学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对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和信息技术、对档案与社会、档案与相关学科关系等方面的研究。（4）档案知识管理范式。21世纪，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使档案管理工作又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档案知识管理是在新思想，新观念指导下，对包括信息在内的所有智力资本进行综合决策并实施全面管理的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信息技术与人本思想结合起来管理，而且更加注重后者。知识经济对档案管理工作提出了全新的命题，对档案知识属性的研究、如何有效地将知识管理的观念和方法贯穿于档案管理工作，已成为新世纪档案学者研究的新课题。纵观我国档案管理范式从档案史料管理、实体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直至知识管理的演进过程，实质是档案价值的升华与知识内涵的拓展过程。由于档案管理领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致使每一阶段档案管理范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当然，它们并不是完全区别的，而是后一范式对前一范式的继承和发展。

将现代管理范式理论“内化”到档案管理领域，对于在较高理论研究层面上总结和澄清当前档案学界的一些学术观点，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时空背景下档案管理范式的建构，丰富和完善档案工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推动档案学学科的建设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对于档案实际工作部门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科学合理地配置管理资源，转变管理和服务手段与方法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为档案管理部门提供相关的决策参考、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但与行政管理、图书情报等其他领域相比，档案界对范式理论的关注尚处于自发阶段。一方面，理论研究不够全面、系统，缺乏清晰度；另一方面有些理论只是处于管理模式层面，不具备管理范式理论研究的高度；有些观点其实践效果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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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及其行政法关系认识的析评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注：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注：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注：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注：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具体表现在：（1）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如前所述，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赞成“经济管理关系论”，但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以及它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和差异至今未能解释清楚，至于不赞成仅以经济管理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就更多、更杂。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经济法学界讨论至今仍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2）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上，尽管多数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定性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经济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国家之手有三种基本动作即强制、参与和促导（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律手段（包括价格、税收、工资等和行政手段如国有化和计划），一种是法律手段（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还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弹性的经济手段（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等等。（3）在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的不同认识导致经济法体系构架上的分歧与混乱：有的认为经济法应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及涉外经济法所构成（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1—5页。），有的认为经济法主要包括市场管理法和宏观经济管理法两方面（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还有的认为经济法仅是指宏观调控法（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具体表现在：（1）不少学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调控措施和经济手段才是经济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体系范围，并将竞争法视为经济法的龙头与核心，而在市场管理法中，无论是竞争法、价格法还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以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这些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无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为特征的行政手段。（2）由于经济法学界一再试图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去研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唯恐触及行政法的内容，为了以示与行政法的区别而不得不在具体的研究中标新立意。譬如在阐述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为了以示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而将行使经济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称之为经济法主体，将行政主体在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权与职责称之为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注：张守文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9页。），将行政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对经济主体及个人实施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称之为经济法律责任，将经济组织与个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称为经济诉讼，甚至建议制定统一的《经济责任法》和独立的《经济诉讼法》（注：杜飞进：《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页。）。

3.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具体表现在：（1）关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误解。不少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机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社会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关系需要由经济法去规范和调整。（2）关于行政法手段的误解。与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误解相联结，不少学者将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将行政手段简单地理解为行政命令，同时将经济手段等同于经济法手段，是经济法作用的体现，并以示与行政法相区别。（3）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的误解。有学者将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利益，认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4）关于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误解。有的学者置我国行政法上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资源环境保护、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实体法、管理法于不顾，而片面地依据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将我国的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从而将作为我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将作为行政实体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注：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

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注：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注：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

亦如经济法学界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但国家如何去干预、管理经济活动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方式？经济法学界的概括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干预，即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而国家在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预，也可以是间接的调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选择怎样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是由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注：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干预和处理这一危机的手段即不尽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下令关闭了16家信誉不好的银行，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采取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投机交易成本的方式打击金融投机商的交易活动，上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手段，但他们的本质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国家的非权力干预，即国家以非强制的手段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意或协助的基础上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这种非强制的手段通常称之为行政指导，主要有劝告、通告、建议、警告、注意、指导等形式。由于这种非权力的干预以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为前提，它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取得、变更或消灭，相对人不服从这种干预和指导，亦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法上，这种行政指导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所以，它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非法律手段。由于这种手段的非法律属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行政法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即必须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经济行政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律。在经济法学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经济管理关系必须借助国家公权力（行政权）调整，经济行政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所无力解决的市场主体的规制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公法。（注：刘大洪等：《现代经济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规范公权力（行政权）的法律的本质属性。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尽管经济法学界对于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表述各式各样，但从行政法学角度审视，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与政府运用行政权在其他领域进行干预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它们都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为行政管理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学者们对行政法所予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行政管理关系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基于行政权的作用所发生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这一点不仅在行政法学界没有分歧，在其他学科亦是公认的。由于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因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此外，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定性为一种单方面的命令服从关系，并据此认为经济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社会关系为一种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涉及到对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单方面性，一切经济管理关系皆因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形成、变更或消灭，因而命令与服从成为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典型特征，同样，在一般的行政管特别是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命令与强制也是经常使用的管理手段，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在一般的行政管理中政府如不具有这样的强制手段，政令将无法推行，法律将无法实施。但是单纯的命令与强制忽视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它难以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的平等、意思自治等特征使政府机关逐渐认识到如果单纯使用命令与强制手段反而不易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因此，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合同，它基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行政合同关系中，相对人不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和义务主体，他的意思得到了尊重，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因而，充分调动了相对人参与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行政合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重视，被作为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及执行其他公务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行政合同作为经济管理手段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经济政策贯彻实施，基础产业建设，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农村产业开发与农副产品收购等领域中为人们所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甚至已经拓展到人事管理、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管理领域。尽管这种合同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以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管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和差异，但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带有平等性质的行政合同关系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调整这种行政合同关系的法律-行政合同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因为行政合同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权作用的结果，行政合同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或实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这说明，在现代的行政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活动中，命令服从性管理关系仅仅是行政管理关系的特征之一而不是行政管理关系的唯一特征。

（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权作用的方式是多重的，但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法律属性上是共同的，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

在经济法学界，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作为划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即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划分为经济手段

与行政手段，并以此作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重要区别。而实际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是法律范畴内的概念，至今为止我国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学界也从未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涵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做出科学的说明。从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实践来看，规范、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手段只有三个方面：一是民法手段，二是行政法手段，三是刑罚手段。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的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整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四）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

从法学理论上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不仅要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而且必须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体系及独立的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在经济法学界，尽管有学者曾极力主张将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将相对人不服经济行政处罚所引起的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诉讼，但是，这种观点已被国家的立法所明确否定。其中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将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实施的所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行为统一纳入该法规范的范围，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被视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法律也都无一例外地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及采取其他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所引起的争议统一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这些立法清楚地表明，凡行政权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些争议，经济管理领域亦没有例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没有不同于行政法的异质的调整对象，没有区别于行政法的特别的调整手段，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体系及其相应的救济途径，因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及经济法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而是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转换视角，即将经济法放在行政法这个大的法律框架内，将它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并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利用经济法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汲取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理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为经济法及经济法学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随着我国行政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及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亦需要从一般理论问题走向具体实践问题，从行政法学原理走向部门行政法学，以增强我国行政法的应用性及可操作性，也才能推动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拓展，因此，经济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政法，这也是行政法学研究不断深入及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必然趋势。

三、经济行政法的涵义及体系结构

在明确了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后，笔者给经济行政法的定义是：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家经济行政主体在运用行政权调控、监督、干预、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为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简称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生活所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经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之列，这既符合经济法的研究宗旨与目的，也不违背部门行政法划分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因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三个方面，因此，我国的经济行政法也就相应地由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法三个方面组合而成。

（一）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总体上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两个方面，因此，宏观调控法实际上包含了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两个方面，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主要是计划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改善地区结构法、产业政策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农业法等，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主要是税法、价格法、金融法、投资法、财政法等。

（二）市场管理法

市场管理法是调整国家监督、管理市场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包括了对市场主体的管理、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和市场客体的管理，因而市场管理法也就相应地包括了管理市场主体的法律、管理市场行为的法律及管理市场客体的法律三个方面。其中管理市场主体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企业法、商业银行法等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中有关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注册登记管理的法律规范，管理市场行为的法律主要是反垄断法、反对限制竞争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反价格欺诈法、反暴利法等，这部分法律是市场管理法的核心，而广告法、证券交易法、房地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则为规范市场客体的法律规范。需要提及的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大多具有双重法律性质，这种规范市场秩序法律的双重法律属性体现了国家在监管市场活动中行政法手段与民法手段的结合运用，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市场管理法指的仅是规范国家权力监管市场活动的那部分法律规范。

（三）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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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 模式 经验

一、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历史沿革

（一）探索阶段

1978-1993年是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探索时期。该阶段改革的着重点在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经营承包责任制三大改革。放权让利使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自，利改税以法律的形式取代行政形式来明确企业与政府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契约的形式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但是此三种改革都没能建立独立的企业制度，未能触及企业产权制度的改变，没走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框架。

（二）五龙治水阶段

1993-2002年，我国国资监管改革进入多个部门同时监管的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强调政企分开，政资分开。1998年国有资产管理局被撤销并入财政部，国资监管出现“五龙治水”的局面，即财政部行使收益及产权变更职能；大企业工委或金融工委行使选择经营者的职能；国家经贸委行使重大投资、技改投资的审批及产业政策的制定等职能；国家计委行使基本建设投资管理职能；劳动部负责审批企业工资总额职能，形成多个部门共同监管国有资产的局面。

（三）分级管理阶段

2002年至今我国国资监管工作处于“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阶段。2002年国家提出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从产权关系上，明确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直接出资企业、直接出资企业再出资企业三个产权主体的划分。2003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务院国资委，从组织机构上实现了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离，在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上逐步形成“国家统一所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制度，搭建“国资监管机构+国资公司+出资企业”的监管架构。

二、我国国有资产监管模式

目前，全国各地多个城市基本实现经了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其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一）天津国资监管模式

天津市建立了宽领域、全覆盖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其主要经验可概括为“统一纳入、分步实施、分类监管、集中整合”。

统一纳入。即将经营性国有资产全部纳入国资委监管范围。天津市国资委将65家市属企业集团纳入市国资委监管范围，统一对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建立了宽领域、全覆盖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分步到位。即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先将政府直属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全部转由市国资委直接监管，按照产业相近、行业相关的思路将企业整合进入集团公司，再将其他政府工作部门和机构监管的国有企业适时纳入市国资委直接监管范围。

分类监管。即根据企业和单位的实际，分别采取由市国资委直接监管和委托主管部门监管两种方式。直接监管包括三个方面：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按规定确定企业的高管、董事和监事；对企业的发展战略规划、重大投融资、产权变动等重大事项实施监管。市国资委主要对委托监管企业及其所属各级独资、控股企业的设立、重组、产权变动、发行债券等重大事项的监管，委托监管企业的上述重大事项按照有关规定报市国资委核准后实施。

集中整合。即在市国资委这个统一的平台整合国有资源，实现“大资源、大配置”，提高国有资本的集中度，放大国有资本。天津市集中整合的手段主要有五项：通过“条块结合、打包运作”盘活土地存量；内部联合重组，培育企业集团，对产业相近、行业相关的市属国有企业采取联合、收购、划转、托管等方式进行调整重组；引进战略投资，实现强强联合；创新体制机制、放大国有资本，推进产权多元化，通过产权转让、增资扩股、合资合作等方式，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国企改制重组；推进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对优质大中型企业进行改制上市，鼓励已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将核心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实现整体上市。

（二）南宁“威宁模式”

“威宁模式”是南宁市政府通过改革传统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组建威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统一接收管理并以市场化方式运营本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

组建威宁公司。2002年南宁市政府组建威宁公司，该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直属南宁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管理和经营南宁市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原郊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部分企业、工商市场等资产，并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分期分批接受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和经济实体。

集中规范管理。威宁公司对接收的资产实行集中管理：一是对用于经营性活动的资产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运营，这类资产主要包括商铺、门面等不动产，以及招待所、印刷厂等经济实体。二是对行政办公楼集中管理、统筹安排、优化配置，并通过筹资建造行政办公区，建立行政办公用房统一建设、商品化供应、单位租赁使用、投资价值补偿、再投资发展的良性循环和滚动发展机制。

分类盘活国有资产。威宁公司接收资产后运用市场手段对资产进行了分类盘活：对部分小资产以直接拍卖的方式变现；对经营性不动产实行公开挂牌、竞价租赁；对闲置土地及“烂尾楼”采取直接开发、整体转让、拍卖等方式进行盘活；对授权托管、代管和直接管理的经济实体进行资源整合，重新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专业化公司；对接收的国有股权采取转让、拍卖等方式变现。为更好地进行市场化运作，威宁公司成立了威宁资产交易大厅，对具有经营性质的资产进行挂牌竞价租赁的阳光交易。

优化配置办公资源。威宁公司对接收的行政办公楼，按照保值增值和优化配置的原则，实行市场化租赁经营。例如威宁公司按照国家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给各单位配备需用的办公房产和基础设施，并签订租赁合同，按照国资委规定的优惠租金标准收取租金。各单位按标准用房，按规定交租，多占多交，节约归己，租金由市财政局按办公基建经费列入各单位预算统一拨付。

实施资本运作。威宁公司通过对行政事业性资产进行市场化的资本运作，把长期闲置、沉淀的“死资产”变成“活资本”，为城市各项建设筹措资金、提供担保，为南宁的城市发展探索新型融资担保途径。威宁公司利用信托、公开上市等手段进行融资，并通过并购重组、参股等资本运作手段整合资产，发挥公司闲散资本的潜在价值，促使存量资产由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变。

（三）重庆“渝富模式”

重庆国资委围绕完善城市基础建设、健全地方金融市场、再造国有工商产业、实现“走出去”战略及创新国资管理体制等目标，重点实施了五个方面的改革与探索。

“五五三三”措施做大城市建设投资板块。通过国债、规费、土地、存量、税收等“五个注入”，将零散、静态资产集中变为集团资本金；通过银行、债券、股市、信托、海外等“五个市场”融资，放大国有资本；通过资产债务平衡、现金流平衡、投入产出平衡等“三平衡”管理，实现国有资本健康运行；坚持“投”（重庆“投”即重庆城司、高发公司、高司、地产集团、建司、开司、水务控股和水司）不互保、财政不担保、专项资金不交叉使用等“三不”原则，建立风险防范体系，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三大重组”措施做活地方金融产业板块。通过“三大重组”措施，重庆国资盘活了五户地方金融企业。“三大重组”即：债务重组，运用市场化手段剥离债务，降低不良资产率；资本重组，在企业濒临倒闭之际，通过国资注入恢复国有控股地位，撬动社会资本，优化股东结构；班子重组，地方金融企业实现国有控股后，由国资委选派得力干部对企业管理层进行改组、优化，在重组过程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三加二”措施做强国有工商产业板块。首先通过处置不良债务、资产，将工业划拨地变为出让地，以及处理清欠历史积案等“三项措施”，恢复了企业营运元气。其次，通过对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重组整合，以及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工艺等“两项措施”，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一二三四”措施全面部署“走出去”战略。“一二三四”措施，即“一平台、两通道、三支撑、四重点”。整合国企资源，组建全国最大的地方性对外经贸集团，充当“走出去”的带动平台；明确资本市场、产业市场为“走出去”的两大主要通道；构建由国家商务部及驻外商务处提供信息、政策、项目支持，国家政策性银行及其涉外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国际知名中介机构提供咨询支持的三大支撑体系；将技术并购、资源储备、市场拓展和引进外资作为“走出去”的四项重点。

“三项体制”措施创新国资监管与运营模式。“三项体制”，即：管资产与管人、管事高度统一的国资监管体制；金融资本和工商产业资本一体化的国有资本运管体制；以渝富公司为资金运作平台，加速国企改革与国资发展的国有股权流通体制。渝富公司履行债务处置、资金周转、战略投资三大功能，通过调动地方政府的所有资源，对旗下国有企业进行了最大化的重组，探索出业界闻名的“渝富模式”。

三、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经验启示

（一）明确投资主体与管理主体

在“威宁模式”中，南宁市政府组建威宁公司，通过威宁公司运用市场手段对资产进行分类处置和经营。威宁公司在市场上以独立法人身份出现，却直属南宁市国资委，在国资委的管理下按市场方式经营，在形式上实现“南宁市政府-南宁市国资委-威宁公司”的管理层级，作为出资人的政府在不直接介入相关企业经营和决策的情况下有效实现其所有权，保证了投资人和管理者主体的区分和权责的分离，初步实现“政企分离”；国资委区别于一般政府部门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行使所有者权利，履行出资人职责，又初步实现“政资分离”。

（二）统一整合资源

从上述的实行国资监管模式来看，集中资源并统一配置是实现国资监管全覆盖的有效途径。天津市通过整体收购国有企业土地盘活土地存量、内部联合重组培育企业集团，引进战略投资参与市属企业集团的改制重组促进产业升级。南宁市威宁公司对接收的资产实行集中管理和运营，优化办公楼和行政区等国有资产的配置，利用市场手段盘活固定资产，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通过国资委的平台整合国有资源的管理方式，提高国有资本的集中度。

（三）分类管理国有资产

对国有资产的分类监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可以从监管方式的角度出发，例如天津市根据企业和单位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由国资委直接监管和委托主管部门进行间接监管，双管齐下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另一方面，根据国有资产的类型的差异采取不同的监管和处置方式，例如威宁公司在盘活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对经营性不动产、闲置土地和接受的国有股权等不同的资产分别采取公开挂牌、整体转让、拍卖的方式进行变卖，区别处置不同的资产。

（四）盘活国有资产

盘活和提升存量资产是提高国资监管效率、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的有效途径。天津市通过“条块结合、打包运作”盘活土地，为多个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南宁威宁公司对经营性不动产实行公开挂牌和竞价租赁，对闲置土地及烂尾楼采取直接开发、整体转让、拍卖等方式进行盘活，对接收的国有股权采取转让、拍卖等方式变现，并成立资产交易大厅以促进市场化运作，盘活存量国有资产。

（五）加强资本运作

南宁市通过向威宁公司移交资产，变非经营性资产为市场运营资本，从而进入市场融资和用于抵押、担保，搭建南宁市城市建设的新型投融资平台。重庆市通过债务重组和资本重组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以渝富公司为资金运作平台发挥投资职能，提升国有企业综合实力，推进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鼓励并推动国有企业IPO，通过资本运作盘活地方金融企业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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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指导法律制度定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法律制度的日益健全和规范，行政指导作为对传统依法行政的必要补充和灵活有效的行政活动方式，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实务中日益显现出其特殊的功效性和使用性，已成为当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范畴。

我国的行政指导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转变行政管理模式的必然产物，已经和必将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担负起重要使命，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也不断引发激烈的争论。法学研究在这方面明显滞后于实践的发展，不仅无法有效指导实践，甚至用现有理论都难以解释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本文拟对行政指导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行政指导的本质特征和行政指导在我国的发展和完善作出探讨，以期对立法与实践有所助益。

一、行政指导的概念、含义及其特征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①是指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指导、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行为。

行政指导具有以下的含义：

第一，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指导是根据其职责和承担的具体任务的要求进行的，只要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行政主体均可对之实施行政指导。

第二，实施行政指导的宗旨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下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对行政管理的需要。

第三，尽管一些行政指导行为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但多数行政指导行为则是基于法律原则以及行政组织法上的职能规定作出的，有的则是直接根据国家政策而适时灵活地作出的。

第四，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强制力，行政相对方可自主决定接受或配合与否，因而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后果。

行政指导具有以下特征：

（1）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的社会管理行为；（2）行政指导适用的范围极其广泛，其方法多种多样；（3）行政指导属于“积极行政”的范畴；（4）行政指导是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一种具有行政活动性质的行为；（5）行政指导是一种柔性的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为；（6）行政指导是不直接产生法律后果。

二、国外行政指导理论与实践给我们的启发

行政指导这一概念，首先出现于“二战”后的日本，日本推行和建立的行政指导制度是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虽然同欧美等国一样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却是富有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日本，行政指导这种灵活的管理方式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管理中，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原联邦德国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后，积极地采取了一系列“尽可能温和的”非强制性的行政调控手段，来配合财政、税收、货币政策和法律强制手段进行宏观和中观调控。目前，行政指导这种既有干预和调节功能又较为柔和简便的行为方式，开始逐步在美国受到关注和为政府所接受，作为法律规定的一种补充而运用于经济与社会管理过程中。

（一）日本行政指导的概况

1993年，日本国会通过的《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指导的意义、原则、方式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使日本的行政指导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②。在日本，行政指导已正式成为一种社会影响巨大的行政现象，几乎覆盖整个行政管理领域。其表现形式众多，不仅有诱导型计划、产业政策不协调恳谈会，还有各种审议会，技工贸方面官方的信息，以及具体的指示、告诫、劝告和建议等等。

日本的行政指导具有以下特点：

1、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的社会管理行为。

2、实施行政指导的宗旨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下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对行政管理的需要。

3、行政指导适用的范围极其广泛，在日本各种行政指导不仅适用于产业政策等经济管理领域，其运用范围几乎覆盖整个行政管理领域。其方法多种多样，有指导、引导、辅导；劝告、劝导、规劝；告诫、劝诫、提醒；建议、意见、主张；商讨、协商、沟通；赞成(或反对)、表彰、提倡；示范、推广、宣传；鼓励、勉励、奖励；调解、协调、斡旋；指导性计划、规则；导向性政策；官方信息等等。

4、行政指导属于“积极行政”的范畴，行政指导是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一种具有行政活动性质的行为。

5、行政指导是一种柔性的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为，行政指导不直接产生法律后果。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强制力，行政相对方可自主决定接受或配合与否，因而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后果。

日本的行政指导的性质与其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1、行政目的性。日本的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某种行政目的而为的行为，目的性是其性质之一。行政指导的目的属性是日本行政指导制度据以存在的基础④。

2、法律限制性。日本并不强调行政指导的法律依据，但法律限制性是日本行政指导的另一性质。

3、非强制性。非强制性是日本行政指导的重要性质。原田尚彦、南博方、根岸哲三位日本学者别用“诱导”、“谋求”、“劝告”等来表示，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行政目的而运用行政指导，并“希望”得到相对方的协助，可见其非强制性的特点。日本学者普遍认为，行政指导不产生法律效力，不具备法律拘束力，对相对人也没有强制力。

日本行政指导的作用：

1、对法律手段的补充和替代作用。2、辅导和促进作用。3、协调和疏通作用。4、预防和抑制作用。

因为日本的行政模式通常采取较温和的手段，非权力的行政指导手段较多，事前通常得到行政相对人的理解或事后同意，因此向法院，由法院解决纷争的情况就比较少。在日本这种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上也是相对比较少的。

(二)美国行政指导的概况

美国有着长期的自由市场主义传统，美国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即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代表性国家，也是典型的普通法系国家。在经济领域历来主张“无为”而治，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克服经济危机奉行经济干预主义，但是其干预的程度很低。自由企业的原则已经深入美国公众的心中。但是从传统上看，美国又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民族，并不排除自由企业的原则向行政指导作出重大让步。美国在认识日本的产业政策同时，也接受了日本的行政指导制度。但是无论如何，美国缺乏日本那样大范围实行行政指导制度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

美国的行政指导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扶持中小企业。美国制订了一系列的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推行优惠各种政策，鼓励、引导中小城市企业的经营。主要手段有：一是资金扶持。包括科技拨款资助、贷款资助、减轻税赋等；二是技术援助。中小企业限于人力、财力、物力，在技术研发方面缺乏力度，行政机关出面提供技术指导和咨洵；三是订货扶持。在行政机关与意识地导向下，美国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很大一部分流向中小企业：四是通过立法将上述扶持措施固定下来，并予以规范，减少人为因素。

2、支持农业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农业在美国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政府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人力发展农业教育，并给予长期稳定的弄产品更新换代价格支持和各种农业信贷和税收的优惠政策。

3、有效影响外贸。事实上，美国一直在通过外贸政策来扶持本国工业，引导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于外贸，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调整关税率、出口补贴、提供优惠贷款等方式来鼓励对外贸易。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美国政府从没有对外贸真正自由放任过，行政指导在美国的外貌管理中处于重要地位。

由日、美等国的上述情况已可看出，经过“二战”以来数十年的探索和发展，行政指导已是当今市场经济国家实施经济与社会管理的一种重要理念和重要的行政手段并逐渐成为一种政府职能、职责。在经济与社会的公共管理过程中灵活有效地实施行政指导，并与其他调控方式配合运用，乃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方法乃至行政模式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不宜简单视之为某个时期某个国家某个机关在政策选择上的权宜之计。

三、我国行政指导法律制度的正确定位

(一)行政指导的法理价值

1、行政指导体现了行政机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责任。从行政机关的设置和功能来看，其必然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积极主动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是其履行职责的一种表现。

2、行政指导体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要求。就国家行政机关而言，在管辖事务范围内有责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其中就包括比较灵活实用的行政指导措施④。

3、行政指导体现效率与公正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法律实务和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对行政指导行为的必然要求。从行政指导的基本特点来看，深入认识和正确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有利于认识和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行政指导是符合行政效率原则的行为。二是行政指导并不背离社会公平原则。行政指导能够满足行政效率和社会公平这两方面的要求，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关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二)我国行政指导法律制度的正确定位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法制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变革的进程中，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不断创新发展，新的理论体系得以建构，并对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在行政指导研究领域取得很大进展，体现了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和未来发展趋势。我国行政指导领域逐渐增强科学、民主和公正因素，行政机关积极运用和有效规范行政指导的行政方式，发挥其特殊作用和克服其负面效应。

笔者认为，通过与国外的理论与实践相比较，结合我国实际，可以科学得出行政指导的定义：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科学论证制订行政计划、行政决定等确定的行政目的，适时灵活地采取符合法律制度及精神、原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柔性方法，取得行政相对人的协作，共同实现行政目标的非强制性行政管理手段。也就是说，行政指导是以科学决策和计划为前提，基于行政权力，实施的柔性管理方法。以行政指导为中心，行政机关可以综合运用各种行政手段，例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合同。单纯的的行政指导在现实中是虚弱无力的。行政相对人听从行政指导，是因为他们相信行政决策、行政计划是经过科学论证，值得信赖的，而且充分考虑了他们的利益，其次，为了加大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还要辅之一经济利益或其他实在的好处，最后不听从者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国家为了实现行政目的，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是利国利民的，也得到了全体国民的认同，在具体实施上，国家希望能用指引、劝导的温和方式，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总体上是以行政指导为价值取向，但是由于存在具体的局部的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冲突、个体的利益同总体利益的冲突，部分市场经济主体很难按照国家设想的计划去行事，因此，国家要想保证行政指导的实施，必然倾向于使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方式来对个案进行控制，以实现行政指导的目的。这种关系以行政指导为主导，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为补充。

对于我国的行政指导要适当划分作用范围。在范围上应包括宏观(中央政府对国内不特定行政相对人实施)、中观(省市县等地方政府对其境内的不特定行政相对人实施)和微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实施)三个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以后，国家在对于经济在大部分情况下已经不再使用指令性计划，如果要对经济进行有效影响，必须运用行政指导的方法。

首先，宏观的行政指导是必要的，决不能将行政指导看作只能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实际上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宏观行政指导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在涉及中观的行政指导方面，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很多事务靠中央出台统一政策越来越难以管理，各地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地根据本地具体情况，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在服从中央统一产业政策和改革开放大局以及本地发展目标的基础上，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当地经济的发展。

其三，在微观的行政指导方面，与其他国家不同，目前很难加强。

我国的行政指导应当更多地针对中观，宏观次之，微观又次之，这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因为客观上，我国选择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都决定了我国政府应当积极介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是退居幕后，无所作为。在我国，更需要对宏观经济环境进行优化，行政指导应该在宏观和中观的层次起到更大作用。

对于行政指导的依据，我们要从宽理解④。这种依据既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中一切有关公共行政管理的规定，即上述制定法规范，又应包括一些基本的法理(包括法的精神、原则及人们对法现象所形成的其他普遍共识)，在特殊条件下还包括那些尚未上升为法律规范的国家政策。这是因为，实践早已证明，一些基本的法律原理、原则(如人权保障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义原则、比例原则、公平负担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在法治实践中具有难以替代的最基础且最高度的导向功能，它们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为解决立法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行政机关应该及时对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和评估，提出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其制订的符合公众意愿和根本利益的行政计划、产业政策等，应当作为行政指导的依据。而基于尊重行政机关专业技能的考虑，在国外司法机关对此也不予干涉。基于我国的现实，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不能将目前行政机关随意制订、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评估和正式程序的文件当作行政指导的依据，那样就真的违背了行政指导的原意，也与依法行政的原则背道而驰。

四、我国行政指导法律体系的完善

从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及规章中有关行政指导的规定来看，大多数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台的，这本身就说明行政指导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活动方式。但是这些规定的绝对数量还不多，相对数量则更少，尚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管理需求。少数规定还带有计划经济模式的痕迹和影响。如宪法中规定的行政指导对象，是按所有制来划分的。其实，行政指导也应适用于国有企业。行政指导的名称使用得较为庞杂，一般使用的是“指导”、“引导”、“鼓励”、“提倡”等提法，在立法和行政立法中尚未见到完整地使用“行政指导”的提法，但《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出台后，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从我国现阶段情况看，应从以下方面完善行政指导法律体系：

1、在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时对行政指导行为作出专门规定。对行政指导的定义、地位、作用、手段、目标、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实施程序、责任、救济、赔偿等，为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提供必要的一般法律依据。特别是在程序上体现行政指导程序的公开和公正。公开是公正的前提，行政指导行为如果透明度差，必然带来许多弊端。作为重要的行政程序制度，行政公开对于民主行政和法治行政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堪称防治行政权力腐败的一项简便和实效的举措，也被公认为促使行政机关积极负责地为行政相对人提供行政服务的一种制度设计，所以许多国家都专门对此作出立法规范。我国应当借鉴别国经验和结合国情，有针对性地采取制度创新举措，尽快完善包括行政公开在内的行政程序制度15，切实增加行政指导行为的透明度。同时要明确规定行政指导赖以实施的手段，规范劝告、告诫、说服等相关制度。行政机关针对经济与社会管理的特殊需求，可采取书面或口头形式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劝告、告诫、说服等等，以谋求其为一定作为或不作为，以达到预期的行政目的。为保证此类行政指导行为的效果，行政机关的劝告、告诫、说服等行为应力求规范化，以使受指导者明确地知晓行政指导行为的内容和要求。

2、制订行政决策法和行政计划法。科学的行政决策和行政计划行政指导的基础。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推行科学的行政决策和行政计划方面大大落后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对行政指导产生了很大的制约。盲目决策、轻率计划已经并且还在给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损失。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都对行政决策和行政计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本、法国等都有成熟的行政计划制度设定。当然，这种计划与决策与以往计划经济时制订的计划有根本的区别，主要是指导性计划提出可供实现的目标，并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予以协作，而并不过多干预市场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因此，应及时对行政计划和行政决策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体现公开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要求。使行政计划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一种特殊的引导和指导作用。

3、及时制订信息公开法。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沟通对一个公民、企业或社会组织来说至关重要。而行政机关因其地位、职能、工作性质、人员素质等特殊性，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运用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尽快制订《信息公开法》⑤，建立健全行业、地方和全国的各种行政信息、提示制度，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这对于正确引导行政相对人的行为选择，保障经济与社会生活健康运行，无疑具有特殊意义。

注释：

①如何界定行政指导，目前学界争议较大。本文采用黄雪芹《从国家行政演变的角度看行政指导的性质》对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的定义。

②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条规定：“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职权或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要求特定人为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指导、劝告、建议以及其他不属于处分的作为。”第32条明确规定：“行政指导时，行政指导实施者必须注意不得超越行政机关的任务或者所管辖事务范围和行政指导内容只有在相对方的协助下才得以实现。”

③学界普遍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采取比较柔软灵活的行政指导措施并配合其他措施(如较硬的法律强制措施)来应对某些社会管理需求，能更及时有效地保证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发展，成本较低地维护社会秩序，显然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④从日本南博方、室井力、原田尚彦等学者关于行政指导的概念界定来看，均没有象部分中国学者那样强调法律、法规依据，甚至是双重依据。

⑤参见张明杰著：《开放的政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参考文献：

1.王连昌、莫于川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加强行政指导》，《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

2.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王新生著：《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郭润生、宋功德著：《论行政指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