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融资的类型十篇

负债融资的类型篇1

关键词：债务融资 期限结构 类型结构

债务融资结构是指企业债务资本的价值构成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Myers（1977）基于成本的角度拉开了债务融资结构研究的序幕，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才开始进行系统论证，主要集中在债务融资的期限结构、类型结构等以及不同结构的有效配置方面，迄今为止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公司化改革的推进与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务资本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融资渠道，企业既要考虑债务融资数量，还要考虑债务融资结构，这对于不断优化融资行为、持续提高企业价值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债务期限结构 从债务融资的期限角度，可以将其划分为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它们之间的比例即债务期限结构。长短期负债的配置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风险与资本成本，西方的委托理论和信号传递假说认为，短期负债可以减少成本，传递企业成长性的信号，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税收假说则认为长期负债的税盾效应大于短期负债，在税率确定且收益曲线向上倾斜时采用长期负债更为有利。此外，Hart和Moore（1995）提出，短期负债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的清算与约束经营者对自由现金流的随意决定权方面，长期负债的治理效应主要表现为防止企业经理人的无效扩张。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债务融资结构的研究，韩德宗、向凯（2003）认为高风险公司倾向于短期负债，固定资产规模与长期负债比例正相关，公司规模与银行信贷期限正相关。徐卫红（2009）的实证结果显示，短期负债对公司业绩带来负面影响，长期负债对公司业绩产生正效应。胡援成、刘明艳（2011）指出负债权益比率是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流通股比例与资产期限的作用并不突出。

（二）债务类型结构 从债务融资的来源角度，可以将其划分为银行借款、公司债券、商业信用和其他负债，它们之间的比例即债务类型结构。不同的债务来源既是基本的融资方式，又是重要的公司治理手段。我国企业负债主要由银行提供，且银行借款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使其对企业的治理效应弱化。商业信用是企业通过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短期负债，由于我国缺乏完善的信用环境，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监督比较困难，其治理效应同样较弱。公司债券的持有人通常较为分散，使得债务人违约时难以通过谈判避免清算，因此债券融资对企业具有较大的硬约束。不同企业间的其他负债类型差别较大，考虑到可比性，选取各类企业均普遍存在的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付股利项目作为代表。对于企业必须向职工和股东支付的款项，其他负债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存在着较强的治理效应。国内学者对于债务类型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也已取得了进展。比如，童盼、陆正飞（2005）发现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对投资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商业信用的影响程度更大。陈正良、孔兵（2010）指出我国企业的银行借款与成本显著负相关，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债券融资并未降低成本，存在弱化的治理效应；商业信用与成本显著正相关，具有消极的治理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当前很多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结构的代表指标进行了系列研究，本文参考孙延庆和徐卫霞（2009）的观点并经过修正后，从总体水平、期限结构、类型结构等3个方面设计了债务融资结构的研究变量，如表（1）所示。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由于西部地区特殊的市场环境与政策导向，其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结构的变化趋势及行业特征亟待进一步论证。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扶持下，伴随“十二五”规划的推进，四川省涌现出一批蓬勃发展的大中型企业，截止2012年5月，共拥有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88家（沪市34家，深市54家）。本文基于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以四川省作为样本区域，以2006年至2010年作为考察时限，剔除了ST及部分数据缺失的公司28家，最终得到6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样本数据均来源于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并经过手工整理，数据分析通过SPSS17.0统计软件完成。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变化趋势分析 样本公司2006年至2010年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1）债务融资结构的总体变化趋势。样本公司2006年至2010年债务融资结构的总体变化趋势图，如图（1）所示。从表（2）与图（1）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49.77%，2006年至2010年间呈逐年下降趋势，符合50%的国际通行标准，处于较为理想的状态。此外，资产负债率的最大值为219.16%，表明该企业在当年亏损，股东权益为负值，导致资不抵债；方差为0.0578，说明四川省上市公司在2006年至2010年的债务规模相对稳定，虽缓慢递减但波动不大。在债务期限结构中，短期负债比例总体上小幅下降；长期负债比例总体上平稳上升。在债务类型结构中，银行借款比例保持逐年递减；债券融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商业信用比例则呈显著上升趋势；而其他负债比例虽然下降，但降幅很小。由此表明四川省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银行借款的减少造成的，本文认为这与2006年至2007年央行连续8次上调贷款利率以及2008年下半年央行连续4次降息等宏观调控政策有关。（2）债务期限结构的变化趋势。由表（2）可以得知，样本公司的短期负债比例很高，2006年至2010年的均值为83.96%，方差为0.0372，变化幅度很小，比较稳定。同时，由图（1）可以看出，该变量2006-2008年几乎没有改变，保持在86%左右，2008年以后变化较为明显，从2008年的86.18%下降到2009年的79.99%，其后又略微上升到2010年的81.04%。表（2）显示了样本公司的长期负债比例远远低于短期负债，2006年至2010年的均值为16%，方差为0.0374，变化幅度不大，同样比较稳定。同时，图（1）反映了该变量2006年至2008年保持在13.5%-13.8%的水平状态，2008年以后则出现与短期负债比例相反的变化趋势，2008年至2009年增幅较为明显，从13.83%上升到20.01%，2010年又回落到18.96%。由此可见，四川省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主要来自于短期负债，尽管总体上呈现小幅下降的变化趋势，但比例仍然过高，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偿债压力，进而演变为较高的财务风险；长期负债比例虽然呈现平稳上升的变化趋势，但比例还是过低，未来应考虑适当降低短期负债比例，逐步提高长期负债比例。（3）债务类型结构的变化趋势。图（1）同时反映了样本公司2006年至2010年银行借款、债券融资、商业信用、其他负债与负债总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四川省上市公司的债务类型结构中，银行借款比例最高，均值为36.6%；商业信用比例次之，均值为35.01%；其他负债比例与前两项相比大幅减少，均值为3.66%；债券融资比例最低，均值为0.32%。从2006年至2010年的时序特征来看，银行借款比例呈现逐年递减的变化趋势，由2006年的38.41%下降到2010年的34.55%；商业信用比例则呈现逐年递增的变化趋势，由2006年的30%上升到2010年的39.32%；而其他负债比例和债券融资比例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势头。由此可见，四川省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且2008年以前银行借款比例较大，2008年以后商业信用比例跃居首位。原因在于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在企业的融资过程中呈现一种相互替代关系，银行信贷的有限性以及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使企业更多通过往来款项获取资金。而我国债券市场发展不充分，债券融资比例极低，其他负债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未来应适当提高这两项债务来源的比重，保证上市公司债务类型结构的多样化与合理性。

（二）行业特征分析 本文分行业对债务融资结构进行了特征分析。（1）债务融资结构的总体行业特征。样本公司2006年至2010年各行业资产负债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采掘业（B）、建筑业（E）、批发和零售贸易业（H）、金融保险业（I）、房地产业（J）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均值在60%以上，其中采掘业（B）的资产负债率在所有行业中处于最高水平，均值为80.74%，最大值为167.69%；其他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均值在30%-45%左右，其中信息技术业（G）、传播与文化产业（L）的资产负债率在所有行业中处于最低水平，均值分别为31.51%、31.29%。（2）债务期限结构的行业特征。如表（4）所示，信息技术业（G）、金融保险业（I）、房地产业（J）、传播与文化产业（L）的短期负债比例都很高，均值在90%以上，其中金融保险业（I）的短期负债比例在所有行业中处于最高水平，均值为96.49%，最大值为100%；采掘业（B）、制造业（C）、建筑业（E）的短期负债比例同样较高，均值在80%-90%之间；水电煤气生产供应业（D）、交通运输仓储业（F）、批发和零售贸易业（H）、社会服务业（K）的短期负债比例相对较低，均值在70%以下。所有行业的长期负债比例都远远低于短期负债比例，其中只有水电煤气生产供应业（D）、交通运输仓储业（F）、批发和零售贸易（H）、社会服务业（K）长期负债比例的均值在30%以上，而其他行业都低于20%。由此可见，我国的管制型行业，如水电煤气生产供应业（D）、交通运输仓储业（F）的资产负债比率和短期负债比例较其他行业更低，而长期负债比例则较其他行业更高。原因在于：1.管制型行业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较强，往往具有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其总体负债水平相对较低；同时，这些公司一般是当地的龙头企业，容易从银行取得长期贷款，其长期负债比例相对较高。2. 管制型行业的上市公司大多属于垄断性企业，收益风险主要源自需求不足，而非市场竞争引起；同时，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比较稳定，经营收益波动较小，具有初始投资大、后续投资小、投资回收期长等特征，因而其长期负债比例高于其他行业。（3）债务类型结构的行业特征。如表（5）所示，采掘业（B）、金融保险业（I）、传播与文化产业（L）的银行借款比例相对较低，均值分别为19.39%、7.37%和14.46%；其他行业银行借款比例的均值都在20%以上，其中水电煤气生产供应业（D）、交通运输仓储业（F）、批发和零售贸易业（H）和社会服务业（K）的均值超过了50%。这说明银行借款仍是大部分行业债务融资的主要来源。各行业中只有制造业（C）运用了债券融资，但其均值仅为0.53%；其余行业的债券融资比例都为0。水电煤气生产供应业（D）、交融运输仓储业（F）、金融保险业（I）和社会服务业（K）的商业信用比例都偏低，均值都在10%左右；采掘业（B）、批发和零售贸易（H）和房地产业（J）的商业信用比例也不高，均值在15-30%之间；制造业（C）、建筑业（E）、信息技术业（G）和传播与文化产业（L）的商业信用比例较大，均值在40%以上。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商业信用将越来越成为多数行业债务融资的重要来源。大部分行业其他负债比例都很低，最高的行业是传播与文化产业（L），但其均值也不过7.53%，最低的行业是建筑业（E），其均值仅为1.4%。由此可见，大部分行业的债务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债券融资和其他负债的比例极低，特别是很少有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各行业的债务类型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大部分归属于行业差异而非年度差异。其中，管制型行业，如水电煤气生产供应业（D）和交通运输仓储业（F）的银行借款比例较其他行业更高，而商业信用比例则较其他行业更低。这是由于管制型行业的上市公司容易获取银行信贷的支持，且作为垄断性企业无需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所致。

四、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四川省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缓慢递减趋势，波动程度较小，总体上接近国际通行标准；短期负债比例偏高但呈小幅下降趋势，长期负债比例偏低但呈平稳上升趋势；债务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且二者之间具有相互替代关系，银行借款比例逐年递减，商业信用比例逐年递增；而来自职工和股东的其他负债比例不大，很少有企业运用债券融资。四川省所有行业的短期负债比例都远远大于长期负债比例，且大部分行业的银行借款比例与商业信用比例较高，债券融资比例与其他负债比例极低；各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参差不齐，债务融资结构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管制型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短期负债比例、商业信用比例较其他行业更低，长期负债比例、银行借款比例较其他行业更高。

参考文献：

[1]韩德宗、向凯：《我国上市公司债权融资结构的实证研究——以医药、生物制品行业为例》，《经济科学》2003年第2期。

[2]胡援成、刘明艳：《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面板数据分析》，《管理世界》2011年第2期。

[3]童盼、陆正飞：《负债融资、负债来源与企业投资行为》，《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4]孙延庆、徐为霞、徐卫红：《上市公司中债务融资类型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比较研究》，《商业时代》2009年第32期。

负债融资的类型篇2

[关键词]金融稳定性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国家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2－0005－05

一、前 言

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但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出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风险更大，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

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将影响或极大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甚至整个社会生活秩序。1997年以来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体制或机制因素也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除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所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蔓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的潜在隐患。

准确衡量金融风险水平，成为一国金融管理当局有效化解风险、防范危机的重要步骤。因此，金融危机和金融稳定性的研究是经济金融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经济学家们在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创新性的研究观念和分析模型。但不断发生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全面重新审视关于危机的成因、起源和解决方法的观点。本文陈述了金融危机理论发展沿革，详细评述了金融危机理论最新成果――资产负债分析，并对该理论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作了初步研究。

二、金融危机理论沿革

有学者将学术界对金融危机和金融稳定的研究衍变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标准的“第一代模型”还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货币危机的。货币危机被描述为财政赤字所引起的外汇储备迅速减少，最终一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钉住汇率制的情形（Krugman，1979[2]；Flood and Garber，1984[3]）。为了更好地说明危机的动态机制，第一代模型引入了一系列变量，如经常账户失衡、钉住的汇率水平的偏差、产出影响估计的失误等等。当发生预期的本币贬值或政府借贷以支持其汇率的情形时，政府的偿债成本就会大大增加。第一代模型强调的是基本经济因素，其核心思想是外汇储备降低到某种程度时，金融危机几乎必然会发生。

1992年汇率体制的危机和1994年～1995年墨西哥债务危机催生了“第二代”危机分析模型。第二代危机模型认为政府在衡量浮动汇率制的成本和收益时，往往会作出本币是否贬值的政策决定，而危机就是对这种政策的反应。另外，从很多货币危机中也可以看出，除基础经济因素外（如高估本币和不可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恐慌”也是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学家们将这种恐慌定义为“自我实现式”恐慌。在墨西哥，当大量短期外债即将到期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偿付这些外债时，由于投资者的“恐慌”就使得墨西哥难以通过循环融资（circular financing）来解决这一债务问题。这是所谓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Obstfeld，1994[4]；Drazen-Masson，1994[5]；Cole and Kehoe，1996[6]）。很多第二代危机模型中的多重均衡问题都可以在资产负债平衡表分析法中的政府部门或私人部门的流动性不匹配中得到重新解释。这种不匹配可能会最终导致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或循环融资危机或银行体系危机。因此，很多第二代危机模型都可以看作资产负债分析法某种风险因素的注解。

1997年～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了第一代模型所认为的“财政失衡是危机的关键”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私人部门才是危机的关键。从韩国很多银行相互持股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多“自我实现”的流动性危机的特点（Sachs and Radelet，1998[7]；Rodrik and Velasco，1999[8]），危机的爆发又使得这些国家的公司部门和金融部门出现很多其他问题。从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也可以看出：很多情况下，货币危机常常伴随着银行危机出现的（即“双重危机”）。90年代的货币危机通常是由于资本账户的非预期的剧烈变化导致的（包括“资本流入骤停”和“已流入资本的撤回”），而不是由于传统的经常账户失衡造成的。于是，研究资本账户的波动如何造成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建立在资产负债平衡表分析基础上的第三代危机分析模型[9]（Dornbusch，2001）就应运而生了。

三、金融危机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资产负债分析

资产负债分析是一个综合分析系统，各学派有不同的分析侧重点，详细论述如下：

资产负债分析的一个学派强调微观因素是导致资产负债平衡表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微观因素主要包括金融监管体系较弱；关联方直接负债；政府对国外部门过度借贷或经常账户大额逆差的显性或隐性担保所引致的道德风险；固定汇率制对短期外债的影响（Krugman，1999；IMF，1998；Corsetti，Pesenti and Roubini，1999[10]）。

另外一个学派强调货币类型错配对资产负债表造成的影响（Krugman，1999；Cespedes，Chang and Velasco，1999；Gilchrist，Gertler and Natalucci，2000；Aghion，Bacchetta and Banerjee，2000；Cavallo，Kisseley，Perri and Roubini，2002）。这一学派认为，如果一国承担了大量外币偿还的债务（“负债美元化”）而该国本币又发生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一国的债务负担会大大增加，并引起该国产出减少和投资萎缩。这一流派中的很多模型说明货币危机导致汇率和资产负债表发生自我实现式的变化。在另外一些模型中，基本因素的冲击（如贸易冲击）会导致本币的贬值，反过来，本币贬值又会造成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恶化。一些模型比较了“负债美元化”情况下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的不同情况。另外一些模型认为某些引起本币贬值的冲击实际上引起了本币的过度贬值（超过了基本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从而使资产负债表中的外币负债情况更加恶化。

资产负债分析的第三个流派与第二代危机模型有些相似，其也着重考虑自我实现的“非基本因素”的冲击。这些模型（Chang and Velasco，1999）对90年生的危机作了重新解释，并将这些危机归因于“挤提”模型中的国际变量（如Diamond and Dybvig，1983）。对于国际挤提模型的资产负债分析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导致新兴市场经济政府和金融机构发生自我实现式危机的流动性错配因素。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本币贬值和借债而未采取避险措施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之间的反应机制，因此，“恐慌”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式的因素（Jeanne and Wyplosz，2001[11]；Burnside and others，1998[12]；Schneider and Tornell，2000）。因此，这些模型就对“双重危机”作出了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外国政府提供的外币借款（在有的情况下，寻求国际放款人的帮助是最后的缓解危机途径）也可能包含流动性风险因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本国的资产主要是对外国中央银行的债权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会加剧危机。

关于资产负债分析的另外的研究主要是“资本流入骤停”和“已流入资本的撤回”的模型的建立 （Calvo，1998；Calvo and Mendoza，1999；Mendoza，2000；Schneider and Tornell，2000）[13]。这一模型折衷了上述模型的特点（货币错配和流动性错配，资产负债表上的问题，道德风险，未获得充分信息的国内外投资者的不理智行为，金融部门运行不畅，非贸易部门的过度投资）来解释资本流入骤停、信用崩溃、货币危机和危机后的产出萎缩等现象。

资产负债分析中的另外一个学术流派使用公司金融的分析法以求更好地解释新兴市场走向金融危机的症结。Pettis（2001）[14]揭示了判断一个国家的市场波动性风险时“资本结构”的重要性。他还论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风险往往会被低估，而且新兴市场国家控制资产负债表以最小化其风险的能力也较差。他重点论述了“倒置”的资本结构会扩大风险，因为在偿债能力减弱的同时偿债成本升高了。一些持“宏观金融”观点的学者（Gray，2002）[15]也有类似的研究，他们也借助公司金融的理论通过“或有资产”对一国的金融制度的健壮性进行了分析，并评估了一国的偿付能力风险。

四、资产负债分析可能暴露的金融风险类型

资产负债分析的关键在于，其认为一国部门间的内部资产负债的不一致也会引起外部资产负债的不平衡，并最终可能引起外部支付体系的危机。例如，对一国的偿债能力的广泛质疑会迅速降低银行持有该国债权的信心，包括本币负债和外币负债。“敞口”汇率发生不利变化也会降低银行对其贷款的信心。银行系统出现问题，国内存款者和国外存款者都会争相挤兑，进而使得整个经济体现出危机。资产负债分析法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对资产负债的相对变动及其构成和差额的分析，评价一国（部门）所面临的期限错配、货币类型错配、资产结构问题和偿付能力问题，通过对各种金融风险的评价，对整个经济体防范风险、缓解危机的能力作出系统评价。资产负债分析可以暴露以下类型的金融风险：

1.期限错配

这种类型的风险是指如果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使得某一部门无法实现循环融资，该部门的短期债务和其所控制的流动性资产之间可能出现差额而使得该部门无法履行其合同义务或只能保留一定的利率风险头寸。通过资产负债分析表，也可以对国家（部门）的资产负债进行期限匹配分析。

2.货币类型错配

这种风险主要指汇率变化而导致的损失。如果一国（部门）的债务大多是以外币来计量，而起未来的收入大多以本币的形式实现，如果该国（部门）没有对其货币类型“缺口”进行汇率避险，货币类型错配则可能导致该国（部门）的金融不稳定。

3.资产结构问题

这一问题指一个部门过度依赖外部融资而难以依靠自有权益融资，这会使其对收益性资产的控制力减弱。一国（部门）的资本结构不合理，会导致其过度依赖外部债务或投资，当“触点”事件出现时，该经济体可能由于债务危机的爆发或外部资本的外逃而出现金融不稳定的情形。

4.偿付能力问题

这一问题指资产与未来收入的现值之和无法覆盖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数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未来的各项收入无法覆盖国内外各项债务的偿还支出就会构成一国的偿还能力问题。

对以上四种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风险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国家资产负债表某一方面的问题会导致资产负债表其他方面的问题，并最终导致整个支付系统出现危机。这种资产负债分析的关键之一在于，其认为一国居民间的内部资产负债的不一致也会引起外部资产负债的不平衡，并最终可能引起外部支付体系的危机。例如，对一国的偿债能力的广泛质疑会迅速降低银行持有该国债权的信心，包括本币负债和外币负债。“敞口”汇率发生不利变化也会降低银行对其贷款的信心。银行系统出现问题，国内存款者和国外存款者都会争相挤兑，进而使得整个经济体出现危机。

资本项目危机的很多特点都源于政府由于初始危机而对其投资组合作出的调整。资产负债表中银行的问题可能潜伏很多年而不引起任何金融波动。例如，货币类型不匹配的问题可能会由于资本流入而支持其汇率水平而被掩盖。这样一来，危机爆发的时间往往很难确定。但如果某一冲击会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影响，投资者作出调整则可能会引爆金融危机。投资者作出的调整可能对一国的资本流动产生很大影响，从而影响一国持有的金融资产水平。如果资本的流出不能由该国的外汇储备加以补偿，本国金融资产与外国金融资产之间的相对价格就会发生变化。资产价格的变化（包括汇率的变化）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对以上四种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风险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国家资产负债表某一方面的问题会导致资产负债表其他方面的问题，并最终导致整个支付系统出现危机。

五、资产负债分析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国家资产负债表是资产负债分析的核心分析工具。使用这一分析理论对我国金融风险状况进行有效分析有赖于完善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从建国后到1985年，我国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使用的是产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85年，我国统计部门建立了国家和省两级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1993年，国家统计局正式取消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逐步向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体系转换；与此相适应，统计调查范围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统计调查方法也从全面行政报表的方式正在逐渐向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普查和抽样调查方法过渡。[16]

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面，80年代中期我国国家统计局开始研究资产负债核算，90年代中后期开始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到目前为止，已编制完成1997、1998和1999年国家资产负债表，正在编制2000年资产负债表。与此同时，在研究资产负债核算理论和方法，总结编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对资产负债表的指标设置、资料来源和编制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进。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一系列原因，我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暂时还没有，这为我们使用资产负债分析方法分析金融风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统计资料的缺失使得在我国宏观经济分析中系统使用资产负债分析比较困难。因此，很多关于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金融稳定性、金融风险的研究都部分采用了资产负债分析的思想，但系统使用国家资产负债作为工具对我国金融风险状况进行分析的成果还为数寥寥。

陈雨露（2004）[17]认为 国家资本结构实际上是一国总资产和总负债之间的相对关系。国家资本结构分析的工具是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国家资本结构陷阱是一国资本结构的失衡或者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错配问题，包括货币的错配，也包括期限的错配。另外一方面表现在一国潜在国家债务和潜在资产损失上。总负债应该包括一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隐性的社会保障债务、国企民营化的资产折价损失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等等。这些只能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预警。这些风险一旦变成现实的损失，国家层面的经济金融危机就可能来临。规避国家资本结构陷阱、规避潜在债务和潜在资产损失，通常的办法就是要有足够的国家储备来预防和应对。这种国家储备主要表现为金融储备，如外汇储备等。对这部分金融储备资产，在规模、货币种类和期限上要做出科学的安排，对国家资本结构的错配，包括币种和期限的错配，可以通过宏观套期①来化解。

吴优（2003）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为及时掌握国有资产的存量、结构、运行和效益情况，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以通过对国有、集体、外商、私营及居民个体经济等各种不同经济类型的资产负债分析，研究资产所有权结构、资产拥有量及其变动，反映社会财力物力在各种所有制类型之间的分布，摸清资产的家底，掌握各种经济类型的资产积累能力和资产增值情况。

Michael Pettis、沈超（2003）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是一个具有不稳定资产负债结构的国家遭受了足够大的冲击，并且导致国家债务结构不断恶化，这种情况被称其之为“国家资本结构陷阱”。应对“国家资本结构陷阱”的最优防卫措施是构建稳定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通过三个基本策略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中国政府必须限制银行和公司形成过高的财务杠杆。因为金融危机只会在破产风险上升到一个难以接受的水平时才会发生，即只会在市场认为债务水平过高时才会爆发。其次，中国政府必须确保国内银行、公司的资产和债务的市场价值走向一致。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有很多。例如，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中国政府可以利用税收政策限制国内借款者利用美元贷款投资国内资产，否则一旦出现人民币贬值，会使这些借款者的债务负担和资产价值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移动。最后，中国政府必须阻止国内公司出现巨额债务的期限错配问题。通过将外资限制在QFII和FDI框架之下，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以上几个目标。

吴敬琏（2003）[18]认为我国目前主要的金融风险来自以下三个方面：（1）银行系统大量不良债务的积累可能引起的银行兑付风险；（2）前几年形成的股市泡沫不能维持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风险；（3）在改革利益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于分配不平等，贫富分化、低收入阶层的最低收入和社会保障不能得到保证可能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对于这些风险，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控制和消弥。反之，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危及中国在过去二十余年取得的成就，损害今后的长期稳定发展。虽然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相当大的风险，但中国政府拥有为处理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风险隐患所必需的资源储备。同时，金融体系的改善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会使过去积累起来的风险因素逐步得到消减。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采用正确的方法，用改革和创新的方法来对付这些风险，它们是能够得到控制和逐渐消弥的。

樊纲（2000）[19]提出了“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涵盖了有关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因素。既有前些年人们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最为重视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又有最近两年因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而使人们逐步加以重视的“私人部门债务”（银行坏债和外债）。其认为中国还有一定的发债余地，可以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短期内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因此需要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种扩张性政策就短期来看对控制金融风险有利；但从长期来看，任何宏观政策都不能替代体制改革，只有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金融风险。

从以上我国学者对资产负债研究不难看出，应用资产负债分析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但囿于统计资料的缺失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完善，真正利用这一工具进行金融风险的系统定量分析研究成果还十分鲜见。相比西方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公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情况来看，资产负债分析在我国实现本地化还有待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六、结语及建议

1.从注重实际经济变量的第一代模型到对资产负债进行综合分析的第三代模型，金融危机理论分析从单一变量分析走向了对一国资产负债状况的整体研究。正确衡量金融风险水平，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稳定性监管的重要内容。

2.对我国来讲，要应用最新的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必须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核算水平，提高金融风险的评估能力。国家资产负债表反映一定时点国家各经济部门的总体资产负债情况，是应用资产负债分析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数据源，通过对资产负债的相对变动及其构成和差额的分析，可以评价一国（部门）所面临的期限不一致、货币类型不匹配、资产结构问题和偿付能力问题，通过对这四种风险的评价，对整个经济体防范风险、缓解危机的能力作出系统评价。如今，西方很多国家每年度都会编报国家资产负债表。对我国来说，尽快公布规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全面应用资产负债分析法的一个重要前提。

3.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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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risis Theory

Li Weijie

(Graduate School, People's Bank of China, Beijing 100083, China)

负债融资的类型篇3

［关键词］民营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类型结构；主成分分析法;最优配置

［中图分类号］F2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9-0054-04

1 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但是融资问题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对债务融资的利用不足。因此,积极探索债务融资结构,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民营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结构现状分析

民营经济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与经济形式,是指除了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其他所有制经济的统称。从经济总量上来看,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民营经济的比重占国民经济总值的55%~60%,由于统计口径的关系,在这里不能确定一个准确的数值。但是,大体可以知道,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据国民经济总值的一半以上,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现在的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存在以下几大问题。

2.1 股权的集中程度过高

我国的民营上市企业普遍存在股权集中度过高,同时社会公众股高度分散的问题。根据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研究”的课题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大都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

2.2 融资渠道单一

我国的民营上市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内源融资以及外源融资两个部分。从这两个部分来看,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内源融资存在比重低,结构简单,渠道单一的问题,而外源融资则又偏向于股权融资,而债务融资过少的问题。详见表1。

2.3 债务融资结构不合理

从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融资状况来看,普遍存在多年以来银行贷款的现象,大部分的债务都是银行贷款,而鲜有公司债券。这一点是所有我国上市企业的一个通病,在2003年之前,一般的上市企业的负债有75%以上是银行贷款。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民营上市企业的流动资金困难,经营风险大。

故此,优化债务融资结构,对于企业有着现实的意义。

3 债务类型结构与企业绩效的研究方法

3.1 样本说明

本文选取2009年沪市上证民营企业50指数公司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期间为2005―2009年。不包含ST、PT的公司。由于金融类和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其资本结构和指标具有独特性,与其他行业公司的指标数据不具有横向可比性,因此也将这两类上市公司剔除。文中涉及的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及沪市官网。

3.2 企业绩效的衡量

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有很多,根据前人的经验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账面利润指标,二是市场价值指标。使用账面利润来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主要有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等；使用市场价值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主要是Tohins Q。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研究不同的课题,采用的指标也就不尽相同。

文章分别用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来作为公司绩效的替代变量。主营业务利润率,用当年主营业务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净额的比率表示。它表明企业每单位主营业务收入能带来多少主营业务利润,反映了企业主营业务的获利能力,是评价企业经营效益的主要指标。总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总资产的收益水平。总资产收益率,用当年的税前收益与总资产的比率表示。

3.3 债务融资类型结构的衡量

根据前人的经验研究,本文将债务类型结构按照不同来源分为商业信用、企业债券、银行借款和其他类型负债(包括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付股利等)四类。一般来说,企业负债主要有三大来源,即银行借款、商业信用与企业债券。但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目前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考虑到除了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两类外的其他类型的负债比例,如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付股利等这类公司暂时的负债也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模型中也添加了其他类型负债比例这一自变量。

3.4 控制变量的衡量

本文研究的是不同类型的债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但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因素很多,因此在研究设计中要控制住其他因素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以使我们能够较准确的测量不同类型的债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本文设置了两个控制变量公司规模［ln(期末资产总额)］和公司成长性［(主营业务收入本年数-主营业务收入上年数)/主营业务收入上年数)］。

4 研究方法及步骤

首先,运用网络技术,收集上市公司数据。

其次,对收集到的正式数据运用SPSS和MATLAB进行分析。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得出债务类型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方程。

最后,利用数理统计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得出企业最优的债务类型结构配置,并对如何改善民营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提出自己的建议。

5 实证分析

我们知道不同的债务类型对企业绩效有或正或负的影响。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各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度亦有差异。也就是说,有的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另外一些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

因此,我们想要知道哪些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较为显著,哪些较为不显著。即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我们希望从对因变量Y有影响的诸多变量中选择一些变量作为自变量,建立“最优”回归方程以便对因变量进行预报或控制。具体而言,我们想要知道哪种债务类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较为显著,哪些较为不显著。影响较为显著的变量,我们将引入回归方程；影响较为不显著的变量,我们将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从而得到债务类型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最优”回归方程。

本文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是希望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异,将我们手中许多相关性很高的变量转化成彼此相互独立或不相关的变量。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异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并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因此,主成分分析实际上是一种降维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的过程是：它把给定的一组相关变量通过线性变换转成另一组不相关的变量,这些新的变量按照方差依次递减的顺序排列。在数学变换中保持变量的总方差不变,使第一变量具有最大的方差,称为第一主成分,第二变量的方差次大,并且和第一变量不相关,称为第二主成分。依次类推,I个变量就有I个主成分。其中Li为p维正交化向量(Li×Li＝1),Zi之间互不相关且按照方差由大到小排列,则称Zi为X的第I个主成分。设X的协方差矩阵为Σ,则Σ必为半正定对称矩阵,求特征值λi(按从大到小排序)及其特征向量,可以证明,λi所对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即为第I个主成分Zi所对应的系数向量Li,而Zi的方差贡献率定义为λi/Σλj,通常要求提取的主成分的数量k满足Σλk/Σλj>0.85。

本文检验上述“最优”回归方程合理性的思路是：在原有的6个变量中,“最优”回归方程只取其中4个作为解释变量,这相当于提取了4个主成分,即k=4。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检验前4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是否大于85%,来检验“最优”回归方程对自变量降维做法的合理性。

取公司成长性和公司规模为控制变量,采用线性模型如下：

总资产收益率=a+b(银行借款比例)+c(商业信用比例)+d(债券比例)+e(其他类型负债比例)+f(公司规模)+g(公司成长性)+h

先检验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执行代码如下：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到,相关性最大的变量是(x1,x5,x6),两两间的相关系数均接近1。也即银行借款比例、公司规模和公司成长性的两两相关性最大,超过了50%。

由以上分析可知,x1：银行借款比例在模型中的解释能力与x5：公司规模、x6：公司成长性的解释能力相似,这三个变量可能只需取其中一个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即可起到较好的解释作用。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x1、x2、x3、x4是最优回归方程中保留的变量,而x5、x6被剔除。

利用Stepwise函数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逐步回归结果。Stepwise函数的功能即是创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逐步回归法建模的交互式图形环境。

RMSE表示最优回归方程的标准误差估计。依次被添加到回归方程中的变量为x1,x2,x3,x4。在这四个迭代步骤前后,RMSE的数值依次是：0.0579,0.0536,0.0516,0.0507,变化趋势如下图。可以看到,RMSE明显地越来越小,说明逐步回归有效地增强了变量的显著性和解释能力,新的模型更好。

最后,可以得出债务类型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最优”回归方程为：

ROA=0.1262－0.0285×银行借款比例＋0.0456 ×商业信用比例＋0.0365×债券比例＋0.0144×其他类型负债比例。

通过上面的逐步回归分析得到结论：以公司规模和公司成长性作为控制变量,商业信用比例是对企业绩效影响最为显著的债务类型变量,而其他类型负债比例不显著，回归结果符合上面的推论。企业要想提高经营绩效,那么在各种债务类型中,增加商业信用比例是效果最为明显的方式。每增加商业信用比例一个百分点,总资产收益率将提高0.0456个百分点。若要达到总资产收益率最大化,从模型来推测,则应当将商业信用比例达到一个鞍点0.4451,从而能使收益最大化。较高的商业信用比率成本过高,而较低的商业信用比例将使得企业绩效降低。因此只有取得此鞍点才能得到最优解。商业信用比例也将维持在一个稳定值以提高总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的系数均改变了符号,公司规模在“最优”回归方程中的系数变成了正数,而公司成长性在“最优”回归方程中大于0.1541时系数变为正数,小于0.1541时系数为负数。这种现象的出现,因为逐步回归是对因变量影响较不显著的变量剔除,同时将对因变量影响显著的变量加到回归方程中。在这一增一减中,实际上是把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因变量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反映在方程里也就是自变量系数的改变。

由此我们可知,当企业绩效最优时,各种债务的最优配置比例如表2所示：

6 结 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营上市公司现存债务结构与最优配置结构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针对民企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现状,应对企业的财务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企业要及时偿还短期债务,降低负债比率,特别是流动负债比率；在资金有余时,应及时进行短期投资,加速资金运转,避免资金闲置；调整企业外部筹资政策,关注适度负债对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性,提高企业资产负债比率。当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且负债比例较低时,可以采用发行债券筹资；对股权进行控制,当遇到恶意收购等突发事件时应收回投资,减少对外流失股份。在企业经济效益良好时,适时赎回股票,既可以减少效益的分流,降低权益比,又能更有效掌握控股权。民营企业主要依靠的是自有资金的增长来发展企业的规模。国家政策的约束和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约束了企业筹资方式的发展。因此,民营企业应通过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减少对企业债券市场运行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及完善法规体系等多个方面来促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民营企业发债融资将迫使企业增加经营压力,增强资金成本意识,建立有效自我约束机制,这是完善及优化资本结构的直接措施。民企上市融资要加强监管力度。第一,对企业募集资金的去向问题进行严格管理,避免企业用股权融资得来的资金来偿还债务。第二,要加强外部审计对企业财务报告的监督力度。第三,完善公司法,在法律上规范企业的融资行为,杜绝证券市场上的不良风气。同时增加企业流通股的总量,培养对企业拥有相对控制权的投资者,激发外部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关注。过度分散的股份会削弱其控制权,客观上促使其减少股权融资的比例,加强对债务融资的利用,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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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融资的类型篇4

关键词　营运资本管理政策；营运资本需求；聚类分析

一、营运资本管理政策的配比

营运资本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营运资本的投资政策。其根据企业对营运资本持有量的高低分为稳健型、适中型和激进型。另一个是营运资本的融资政策，其主要是就如何安排临时性流动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的资金来源而言的，一般也可以概括分为稳健型、配合型和激进型。在营运资本管理中，营运资本的投资政策和融资政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营运资本的投资政策会影响到融资政策，反过来，营运资本的融资政策也会制约着投资政策。因此。良好的营运资金管理就必须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不同收益和风险特性之间进行选择。如何更好地将三种不同的营运资本的投资政策和融资政策科学地配合在一起，直接决定了一个企业整体的风险和经营业绩水平。

企业营运资本管理的投资和融资策略相互配比如表1所示。

(一)稳健型策略

即稳健型投资政策和稳健型融资政策相互配比(也就是高流动资产比例与低流动负债比例相配合)。在该种策略下，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低，因此企业盈利能力最低；同时流动负债占总资产比例较低，因此其到期不能偿还负债的风险也最低。

(二)中庸型策略

即稳健型投资政策与激进型融资政策相配合(高流动资产比例与高流动负债比例相配合)或者是激进型投资政策和稳健型融资政策相配合(低流动资产比例和低流动负债比例相配合)。在该种策略下，企业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在时间和数量上达到一定程度的配合，故风险与获利能力居中。

(三)激进型策略

即激进型投资政策和激进型融资政策相配合(低流动资产比例和高流动负债比例相配合)。由于流动资产比例最低，该策略具有获利能力高的特征，但同时高流动负债比例给企业带来的偿债风险也最大。

二、我国上市公司营运管理政策的聚类分析

(一)指标及样本选择

1　指标选择

(1)以流动资产比例和营运资本比例反映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的投资政策

计算公式：流动资产比例=流动资产／总资产

营运资本需求比例=营运资本需求／总资产

其中：营运资本需求=(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部分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应收补贴款+存货+待摊费用)一(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其他应交款+部分其他应付款+预提费用)

(2)以流动负债比例反映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的融资政策

计算公式：流动负债比例=流动负债／总资产

(3)以投入资本回报率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

计算公式：投入资本回报率=税息前利润／投入资本(或占用资本)

其中：投入资本(占用资本)=短期借款+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

2　样本选择

样本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年报数据库系统》，为了使结果更有说服力。在样本的选择上笔者剔除了数据不全的公司、金融保险业公司与ST、PT公司，将2003-2006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所有A股公司共1050家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

(二)假设前提与研究方法

1　假设前提

(1)不考虑行业因素对流动资产比例和流动负债比例的影响：

(2)假定利率是固定不变的：

(3)各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是真实可靠的。

2　研究方法

使用SPSS软件对2003-2006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所有A股公司共1050家样本的流动资产比例、流动负债比例和投入资本回报率先进行分年度聚类分析，而后对所有样本四年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再从总体上进行聚类分析，以期找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

(三)聚类分析结果

1　分年度聚类分析结果

通过分年度的K-Means聚类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2003年和2004年的聚类结果比较雷同，分为两大类：大约有一半的公司的流动资产比率为68％。流动负债比率为45％-48％。营运资本比率为23％，投入资本回报率为5.3％-5.9％；另一半公司的流动资产比率为36％，流动负债比率为32％-34％，营运资本比率为5％，投入资本回报率为7％－8％。并且其F值都比较高，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2005年与2006年的聚类结果比较相近，大约有99％以上的公司聚为一类。2005年其流动资产比率为47％左右，流动负债比率为37％，营运资本比率为12％，投入资本回报率为7％。2006年流动资产比率为56％左右，比上年有所上升，流动负债比率为47％。比上年上升了10％；营运资本比率为15％，比上年上升了3％；投入资本回报率为5％，与去年相比下降了2％，并且其F值除了流动资产比例比较低以外。其他都比较高。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2　加权平均后聚类分析结果

不考虑时间因素，将2003-2006年的数据全部加权平均后进行K-Means聚类分析后的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所有的指标都通过了F检验。

1　从分年度聚类分析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在2003年和2004年有一半的公司属于低流动资产比例与低流动负债比例相配合的中庸型策略，营运资本需求比率为5％，投入资本回报率为7％-8％；另一半属于高流动资产比例与低流动负债比例相配合的稳健型策略，营运资本需求比率为23％，投入资本回报率为5％-6％。但从2005年开始趋于统一，2005年和2006年属于高流动资产比例与低流动负债比例相配合的稳健型策略，该种策略下的风险与盈利能力最低，从表2可以看出其投入资本回报率只有5％-8％。

通过以上2003-2006年的流动资产比例与流动负债比例数据，笔者绘制出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流动资产比例和流动负债比例呈现出同向变动的趋势，营运资本管理的投融资政策有由稳健型逐渐趋向于中庸型的趋势。

2　从加权平均后的聚类分析结果进行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共有1026家上市公司(占总体98％以上)聚到第五类，其流动资产比例平均值为51％。流动负债比例平均值为42％，营运资本需求比率平均值为13％。投入资本回报率平均值为5.7％。在不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加权平均后的总体结果与分年度聚类的结果保持一致，它们都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属于高流动资产比例与低流动负债比例相配合的稳健型策略。

负债融资的类型篇5

[关键词] 融资需求；债务融资水平；债务融资倾向

[中图分类号] F2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4-0007-03

西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企业优先偏好内部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即所谓的融资顺序理论。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向银行贷款的金额为979.82亿元，通过公开发行债券的融资金额为6 081.26亿元，股票融资金额为5 057.34亿元。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券融资规模不仅远远超过银行贷款规模，而且超过了公司股票融资规模。基于此，考虑到我国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和2007年试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大背景下，本文下面将对2008-2010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和债务融资倾向进行研究。

1 文献回顾

Armstrong，Guay和Weber（2010）鼓励研究者调查财务报告如何影响公司进入何种融资类型选择的这类更一般的决策（例如，是否从债务市场借款、发行股票或选择其他类型的融资方式）。总体上说，在研究财务报告来决定一家公司是否获得债务融资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相反，倾向于研究会计体系的哪种特征会影响债务人进入债务市场的选择的研究则相对较多。例如，Smith和Warner（1979），Watts和Zimmerman（1978，1986，1990）和其他研究学者，提出会计信息在减少因签订债务契约所产生的成本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Bharath等（2008）认为由于银行能减少逆向选择的成本，所以可以借款给只具有低质量会计信息的公司。Bharath等（2008）指出，具有最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借款人进入公开债务市场的可能性最大。

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的研究显示，一些实施了股权融资的公司，其股权融资成本要远高于债权融资成本，而另一些股权融资成本较低，同时也具备股权再融资条件的企业却选择了债权融资。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采用Logit模型，从融资成本、破产风险、负债能力约束、成本和控制权等因素多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发现，企业资本规模和自由现金流越低，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股权融资方式。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2007年是我国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年份以及计算滞后值的需要，本文将样本期间选为2008-2010年间。具体标准是：①2008年1月1日以前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②2008-2010年间具有配股和增发资格的公司-年度数据，其中，配股条件按中国证监会2006年5月实行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进行筛选，增发资格的计算，出于简化，直接用实际增发的数据进行替代；③2008-2010年间实施了外部融资（股权融资或债权融资）的公司-年度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万德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在按条件进行筛选、删除金融行业和数据不全的公司数据后，共得到2 368个公司-年度观测。

2.2 模型设定和变量含义

本文将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债务融资水平进行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债务融资倾向进行研究。在模型上，在借鉴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的研究基础上，通过两个模型分别对债务融资水平和债务融资倾向进行研究。具体变量名称及含义见表1。

分析债务融资水平的模型a：

分析债务融资倾向的模型b：

logit（liab_ fin=1）=α0+α1fcr+α2alr+α3cr+α4igm+α5size+α6roe+α7fcf+α8oigr+α9iar+α10lshr+ε（b）

负债融资的类型篇6

1研究假设虽然以往有关负债融资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对本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在指导与解决装备制造业的实际问题时，应立足本行业行情，将装备制造业的现状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结合起来考虑。与一般企业相比，装备制造业企业具有高风险特征，竞争较激烈，且装备制造业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更为严重。装备制造业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主要来自技术研发者和投资者（股权人、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技术研发者往往掌握较多的技术开发项目发展前景及其可行性的秘密信息，而外部投资者往往不了解。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负债比率可以作为传递内部信息的一种信号，投资者将高负债看作是企业高质量的一种信号。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高质量企业为了有效地将自己与低质量企业区分开，常常采用高负债策略。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本文提出假设1。假设1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负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正。由于高比例的流动负债增加了高风险度，为了避免招致债权人的诉讼或接管，经理层通常会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业绩，增加自由现金流量用于及时付款。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长期性的债务主要由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两项构成，特别是向银行的长期借款。由于目前我国银行的国有性质，造成银行整体上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充当着消极角色，对公司治理的监督作用有限，从而影响企业业绩。由此，本文认为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长期借款率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负。基于以上认识，提出假设2。假设2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流动负债对企业业绩影响为正，长期借款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负。应付债券具有抵税作用，且可以保证公司的控制权，同时债券发行审核的程序为企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提供了相当的保障，应付债券在实际应用中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促进企业业绩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假设3应付债券与装备制造业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商业信用是指企业利用其自身的良好形象，可以从与自己有业务往来的其他企业获得一定量的需求资金用以周转的一种融资方式。商业信用融资方式一般不需要办任何手续，非常方便，使用灵活、有弹性，且融资成本低，逐渐成为企业的重要负债融资途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假设4商业信用与企业业绩正相关。2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根据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基金的分类和我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共选出了273家装备制造业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2007—2011年财务数据的分析，剔除了5年内被ST和ST的企业，最后得到224家A股上市装备制造业企业，2007—2011年共1120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所有企业的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CCER数据库，同时借助巨潮资讯提供的年报信息对数据进行了补充和抽检。3变量指标的选取（1）装备制造业企业业绩指标的选取。衡量公司业绩的指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账面利润指标，如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另一类是市场价值指标，主要是托宾Q值。在以往对装备制造业企业的研究中，不同学者采用的指标不尽相同，有总资产收益率、市盈率、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和净资产收益率。本文结合装备制造业企业自身特征，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衡量装备制造业企业业绩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是一个综合性极强、最具代表性的财务比率，是企业销售规模、成本控制、资本营运、筹资结构的综合体现，能够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和股东投入资金的获利能力，体现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该指标也是我国证券监督部门考察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关键指标。因此，无论对一般企业还是对装备制造业企业而言，用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经营绩效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计算公式为：ROE＝净利润／股东权益平均余额。式中，股东权益平均余额＝（股东权益期末余额＋股东权益期初余额）／2（2）装备制造业企业负债融资指标的选取。关于负债融资指标的选取，本文主要考虑债务期限和债务种类，共选取5个指标衡量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负债融资。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市场价值数据难以取得，对于这些指标的计算都采用账面价值，具体如下：①总资产负债率D，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企业负债融资的替代变量。D＝负债总额／总资产。②流动负债率S，为借入的尚未归还的1年期以下的借款在负债总额中的比重，反映流动负债中装备制造业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关系。S＝流动负债／负债总额。③长期借款率L，反映尚未归还的1年期以上的借款在负债总额中的比重。L＝长期借款／负债总额。④应付债券比率W，反映为筹集长期资金而实际发行的债券及应付的利息在负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W＝应付债券／负债总额。⑤商业信用比率X，反映企业之间的债权关系。商业信用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及预收账款。X＝（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负债总额。（3）控制变量指标的选取。①公司规模。公司规模是影响公司价值的一个主要因素。研究表明，用公司资产总额代表公司规模与用公司股权市值表示公司规模的回归结果没有多大差别。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大量的非流通股，公司市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公司规模，因此，本文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公司规模，即SIZE＝ln总资产，总资产取账面价值。②公司成长机会的衡量。一般来说，公司增长潜力越大，越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但在成长性不同的公司中，债权和股权有特殊的作用机理。就装备制造业企业而言，由于外在竞争较激烈，公司的研发能力都比较强，成长性是影响公司业绩的重要指标。本文用无形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公司的成长机会，GROWTH＝ln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取账面价值。4回归模型及检验方法根据以上对指标的选取和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建立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ⅠYit＝c＋α1Dit＋GROWTHit＋SIZEit＋ε模型ⅡYit＝c＋α1Sit＋α2Lit＋GROWTHit＋SIZEit＋ε模型ⅢYit＝c＋α1Sit＋α2Lit＋α3Wit＋α4Xit＋GROWTHit＋SIZEit＋ε式中：Yit———第i个企业在第t年的业绩；Dit，Sit，Lit，Wit，Xit———第i个企业在第t年的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长期借款率、应付债券比率及商业信用比率；GROWTHit———第i个企业在第t年的成长性；SIZEit———第i个企业在第t年的公司规模；ε———随机干扰项。F检验一般用于检验平均值的差异性，是用标准正态分布的理论来推断差异发生的概率，验证一组数的均值是否与某一期望值相等，差异是否显著。t检验是对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所进行3的检验，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检验回归系数是否为0的时候，先用F检验考虑整体回归系数，再对每个系数进行t检验。虽然本文样本数量较大，但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出负债融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如何，重点在于检测系数的大小、正负等因素，因此选用了t检验。

1样本指标的统计性分析表1给出了装备制造业企业每年企业业绩及长短期债务指标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到，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从2007年的583％到2011年的374％，5年间企业业绩有升有降，起伏不定。长期负债率基本保持在约4％，说明装备制造业企业的长期负债融资相对比较稳定。流动负债率先升后降，总体大概在40％，说明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偏好流动负债融资。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负债融资方式有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通过表2可以看到不同种类负债所占的比例。表2显示，流动负债占到30％左右，说明装备制造业企业在选择流动负债时，还是比较偏好于流动性强、风险较低的流动负债。商业信用由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这3项指标来反映，其所占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2007年的326976％上升到2011年的430288％。而流动负债的比重却在逐年减少。可见，商业信用对流动负债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当企业的贷款额度达到一定的比例，企业无法进一步获取银行借款时，就会寻找新的融资途径，商业信用就成为银行借款的替代品。从表2中可以看出，债券融资的比重最小，很多年份都没达到1％。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不足，企业发行债券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发行成本和风险较大，使企业通过负债融资的余地非常小。和应付债券相比，长期借款的比重大一些，从整体上看，每年都在负债总额的10％以上。2实证结果分析（1）表3给出了模型Ⅰ的回归结果。从表3中可以看到，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F检验，整体显著性较高，说明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因变量。DW值接近2，说明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资产负债率的系数为－0553，并且通过1％显著水平的t检验，说明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总体上的负债融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负，假设1没有通过。从表4可以看出，流动负债率的系数为－0196，并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t检验，说明流动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2没有通过。这说明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并不因为风险的加大而增加自有现金流量，而是酌情放弃了一定比例的流动负债，以减少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流动负债对公司治理的效应并没有发挥出来。长期借款率的系数为0035，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正，长期借款对公司治理的效应并不显著。整体来看，我国应减少流动负债融资，增加长期借款融资。公司成长性与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规模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正，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t检验。（3）模型Ⅲ将债务分为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商业信用和应付债券，研究不同种类的负债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为1％的F检验，整体显著性较高，说明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因变量。DW值接近2，可以说明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在4种负债中，流动负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0079，长期借款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0061，分别通过了各自的t检验，假设2没有通过。流动负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负，原因可能是装备制造业企业本身就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再增加流动负债，企业的风险就更高，加之要支付利息、偿还压力大，使得增加流动负债不仅没有发挥负债的治理作用，反而对经营者产生了压力，降低了企业的业绩。这一结果和表2中装备制造业企业流动负债比例逐年减少的统计结果相一致。应付债券和商业信用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分别为0059、0018，均为正，假设3和假设4均通过，但是都没有通过各自的t检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不太成熟，并且我国债券发行审核条件要求严格，每年符合资格的企业样本太少，造成应付债券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和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相比，商业信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作用最小。

本文通过建立3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从负债融资的总体、负债融资期限和负债融资种类3个角度详细研究了装备制造业企业负债融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从负债融资整体角度的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到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负债与企业业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对负债融资期限的分析中，本文将负债融资分为长期借款融资和流动负债融资进行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得到装备制造业企业的长期借款率与企业业绩指标呈正相关，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说明提高长期借款率不会促进企业装备制造业业绩的大幅提升；流动负债与企业业绩指标呈显著的负相关，因而流动负债的减少会大大提升装备制造业企业业绩。在对负债融资种类的分析中，本文将负债融资分为长期借款、流动负债、应付债券和商业信用进行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流动负债和长期借款对企业业绩有显著性的影响，只是流动负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负，长期借款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为正。这和从负债融资期限角度得到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装备制造业企业可降低流动负债、增加长期借款来提高企业绩效。应付债券和商业信用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均为正，系数过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说明应付债券和商业信用融资对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极为有限，并不会促进业绩的快速提升。根据实证结果，建议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妥善运用负债融资，合理安排债务结构，谨慎利用流动负债，适度利用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商业信用，从而优化资本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本文作者：张悦工作单位：河南工程学院

负债融资的类型篇7

一、重要意义

2009年以来，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政府有限财力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我市政府通过推进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筹集资金的积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老工业基地改造步伐。但是，我市政府投融资管理工作在举债规模科学、偿债资金落实、债务风险控制、融资资金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亟待改进和加强。为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政府投融资体系，促进我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按照国发19号文件要求，认真清理我市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运营管理，完善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

二、目标及原则

（一）工作目标。

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通过清理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充实资本金，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多元经济结构、具有运营和发展实力的经济实体，形成“低成本借入、高效率使用、严格风险控制”的运作模式，以满足政府投资需求，实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良性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分级负责的原则。市政府负责加强市本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管理工作，区、县（市）政府负责加强本地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管理工作。

2.分类管理的原则。按照国家政策确定的分类标准，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及其负担的债务进行分类管理。

3.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通过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加强公司建设，促进政府投融资管理工作健康发展。

三、主要任务

（一）清理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

清理范围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直接借入、拖欠或因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支持形成的债务。按照国发19号文件要求，清理后区别不同类型的债务，分别进行妥善处理：

1.对于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项目本身没有经营收入的债务，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

2.对于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项目本身有稳定经营性收入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的债务，要落实债务人偿债责任和偿债计划，按照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债务。

3.对于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非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的债务，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要制定偿债计划，落实偿债资金，切实承担还本付息责任。

（二）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运营。

纳入规范范围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既包括专门承担政府项目融资任务的融资平台公司，也包括同时承担其他项目融资任务的融资平台公司。按照国发19号文件要求，要划分平台公司类别，区别不同类型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并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规范：

1.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落实偿债责任和还款措施的基础上，可采取整合、重组等方式建立能够承担项目建设和运营任务的市场经济主体；充分利用现有政府支持政策，充实资本金，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做大做强。

2.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同时还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运营任务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落实偿债责任和还款措施的基础上，不再保留融资平台职能，在完成政府确定项目建设和运营任务的同时，明确发展方向，确定职能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

3.承担有稳定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以及承担非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运营管理模式，不断发展壮大。

4.其他兼有不同类型融资功能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也要按照上述方式进行规范。

（三）完善政府投融资管理体系。

在清理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运营的基础上，健全完善我市政府投融资管理制度，明确各相关部门在政府投融资管理过程中的职责，完善政府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发展的政策，加强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监督管理，使我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四、组织领导

市投融资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市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投融资管理中心负责日常调度和综合协调工作。具体责任分工如下：

（一）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负责全面真实反映债务情况，分类统计债务并分别提出妥善处理意见；按照国发19号文件要求，确定平台公司类型，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自求平衡、自谋发展的角度出发，合理确定运营模式，定位业务范围，提出完善平台公司建设、规范自身管理的方案。

（二）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主管部门：按照隶属关系，负责核实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负债、注册资本、业务范围等基本情况；组织协调项目计划管理部门、项目主管部门、财政部门、人民银行、银监局等相关部门，审定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分类及处理意见；审定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提出的完善平台公司建设和规范自身管理的方案；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运作的要求，提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改进运营模式、明确业务范围等方面的意见。

（三）项目计划管理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负责配合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主管部门或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按照国发19号文件的分类标准，认定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项目类型及债务类型，特别是对融资的在建项目后续资金要提出安排意见。

（四）财政部门：负责配合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主管部门或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认定需要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情况，并对与财政相关的内容提出意见；拟定全市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承担政府债务有关管理工作，按照上级部门和政府要求进行债务统计，上报统计数据及分析报告。

（五）人民银行沈阳营业管理部：负责衔接金融机构，配合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主管部门或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做好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

（六）规划国土和资产管理等相关部门：负责配合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主管部门或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核实认定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注册资本中涉及的土地、国有资产等相关内容。

（七）监察和审计部门：负责对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

（八）区、县（市）政府：负责制定本地区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方案，做好相关工作。

五、实施步骤

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明确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时限，周密部署，细致安排，确保工作的顺利推进和按时完成。本次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要在年底前完成，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自我检查阶段。

由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填写投融资项目债务相关表格，以及平台公司财务报表；按照国发19号文件要求，对债务进行分类并分别提出处理意见；确定平台公司类型，查找在融资项目运作、债务偿还、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提出规范管理、完善平台公司建设的方案。

（二）政府各相关部门审核认定阶段。

市本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主管部门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相关报表、债务分类及处理意见、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完善平台公司建设方案等进行审定，并在征求项目计划管理部门、项目主管部门、财政部门、人民银行沈阳营管部等相关部门意见后，报市投融资管理中心。区、县（市）政府也要将本地区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情况报市投融资管理中心。

（三）汇总上报阶段。

市投融资管理中心将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主管部门（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和区、县（市）政府报送的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情况，汇总后报市投融资管理委员会。

（四）总结提高阶段。

市投融资管理委员会根据全市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情况，研究制定加强我市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建设的措施，明确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职能定位和业务领域，制定市政府支持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建设的政策。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要妥善处理债务，根据自身的职能定位和业务领域，结合市政府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规范投融资行为，提高管理工作水平。

六、有关要求

（一）统一思想、高度重视。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做好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各区、县（市）政府要明确责任部门，尽快制定本地区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方案。

（二）密切配合、精心组织。

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时间紧，任务重，涉及的部门和单位多、任务交叉多、项目数量多、债务情况复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各项工作都要有指定部门和专人负责，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负债融资的类型篇8

    就直接效果来看，债转股可迅速改善银行和企业两方面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但围绕债转股也有争论。集中于二个问题：第一，债转股能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吗？第二，如何防止债转股变成债务大赦免，并克服新不良负债的形成机制？其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它取决于债转股改革定位是否适当，配套改革是否到位。下面详细分析。

    一、 债权和股权的比较：债转股的政策定位

    债转股在国有企业改革全局中到底能起何作用，须从比较债务融资和股份融资的特征入手。

    1.不同融资方式的单位成本比较企业以不同方式融资的单位成本不同。一般规律是，债务融资的单位成本低于股本融资。企业为融入资本必须给投资者提供一定回报率，回报率的高低，基本上反映了融资单位成本的高低。而该回报率由无风险回报率加上风险贴水两部分组成。无风险回报率在各融资方式下都相同，所以投资回报率，即融资单位成本的高低，就取决于风险贴水的高低。债务融资方式下，无论是债券还是银行贷款，都必须按事先议定的债息率定期支付本息，而且在企业发生债务危机甚或破产时必须优先偿还银行贷款和债券债务，所以债权人面临的风险较小，所以企业需要支付给债权人的风险贴水较小。而股权投资者，不论是上市公司的股票持有者，还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人，其投资收益随企业经营状况而上下波动，面临较大风险。而且，在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仅能取回偿还各种债务后的剩余值，所以企业股本投资者的风险远比企业债权人的风险大，企业提供给股本资本的长期平均回报率，一定要高于给债务的回报率。也就是说，从长期平均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用股本筹集资金的成本要比向银行或债券市场举债要高。

    另外，债务利息往往计入成本，可冲减公司所得税，但股息则无此优惠。这样一来，股本融资的成本就又进一步高于债务融资于了。

    2.不同融资方式对企业支付能力的时间约束比较企业在正常经营中，对于以债务方式融入的资金，其本息支付所面临的时间约束是“硬”的，回旋余地小。如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启动破产诉讼程序。与之相对，股本融资方式在支付、清偿方面的时间约束，相对较“软”，回旋余地较大，企业盈利好则多分红，盈利不好则少分红，甚至可以不分红。而且，不论是公开上市公司还是非公开上市公司，股东一旦认股后，除非由占相当比例股份的股东发起，并经法定程序对企业进行清算，否则，任何单个股东都无权要求退股，只能转售股权来变现。所以，债务融资方式下对企业施加的支付、清偿的时间约束，要远远“硬”于股本融资。

    股本融资由于具有软时间约束和高成本两种特性，这种融资方式适用于投资收益波动大但预期收益高的企业，和投资要有一段较长的无收入或低收入期后才能有高收益的企业。

    3.债转股的政策目标定位从前面的分析表明，如果资产管理公司是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经营，债转股事实上无法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因为债转股后，企业应支付给资产管理公司的长期平均回报率须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认为债转股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的流行看法是一种理论上的误解。债转股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应该在于，债变成股以后，可以缓解国有企业高额存量债务在短时期内的还本付息压力，从而给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一段较为宽松、从容的“软”时间约束，来解决其长期存在的问题，提高其竞争和盈利能力。只有在这段软时间约束里，国有企业能够消除其竞争和盈利能力低的根本原因，并要求国有企业最终能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支付比银行利息更高的投资回报，债转股才不会变成给予国有企业的又一顿免费的午餐。

   二、 债转股的作用何在？

    国内许多学者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把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作为国有企业竞争和盈利能力低的主要原因。要评价这个观点，我们必须弄清楚国有企业为何会普遍存在如此高的负债率。国有企业高负债率的直接原因是国家在1983年实行了拨改贷，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向银行的贷款。国有企业高负债率的间接原因则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当国有企业发生亏损或经营困难时，国家由传统的财政拨款直接支持改为间接地由银行的低息贷款来支持，国有企业贷了款后经营状况没有改善，借的款越来越多，负债的比率也就越来越高。

    作为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贷款的成本负担比股本融资的成本负担低，而且，在我国，尤其是在近几年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向银行的投资贷款相当程度上具有政策性质，国有企业贷款到期还息付本的时间约束压力也不硬。因此，说国家没有提供给国有企业股本投资，企业要对其子静止复银行利息，造成国有企业竞争、盈利能力低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债转股并不能经由降低企业投资资金成本的方式来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债转股的作用其实应该是在于提供国有企业一段时间和一种方式来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率的间接原因，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

    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耐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以后，预算软约束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问题。许多学者把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归咎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首要措施，但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的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原来存在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变本加厉。

    如果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不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那么预算软约束的根源为何？我和谭国富在发表于1999年5月份《美国经济评论》第89卷第2期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论证道，由于国有企业普遍承担着某些国家政策造成的负担，使国有企业蒙受了政策性亏损，国家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必须对这种亏损给予补偿，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可以把经营性的亏损也说是政策性亏损，国家分不清楚那些是政策性亏损那些是经营性亏损，只好把企业的所有亏损都背起来，国有企业的预算因而软化。当企业的预算是软的时候，企业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和其他治理问题也就会更为严重，出现一种恶性循环。预算软约束的根源是政策性负担，即使是私有企业，如果政府要其背负国家政策造成的负担，政府也必须对由此造成的亏损给予补偿，而私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向政府要事前的政策性优惠和事后的政策性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高，这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私有化以后预算软约束更为普遍、严重的原因。在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的问题会更为严重，任何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都难于收到预期的效果。

    到底我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还背负有哪些政策性负担？对此，在我和蔡?P、李周所著的《充分信息和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和三联出版社，1997）一书和我们三人在1998年5月份《美国经济评论》第88卷第2期上《竞争、政策负担和国企改革》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归纳起来，国有企业现有的政策性负担可分为两大类： 1． 战略性负担。资金、技术密集的产业是资金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我国是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这种要素秉赋结构决定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我国必须有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才能生存，在开放、自由竞争和没有政府的补贴和保护的条件下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但出于国家要优先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的战略目标，许多国有企业被建立起来。改革前，这类企业能够生存，因为企业所需的所有投入要素的价格都被人为压低，而且，其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垄断地位，也不必面对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改革、开放后，各类投入要素的价格都已一一放开而不断上升，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也因国外同类产品和合资企业的进入而消失。于是，这类企业丧失了其自生能力。但这种资金、技术密集的国有企业是政府按国家的战略目标而建立的，企业本身对其产业和技术选择不负有责任，当面对市场竞争无法生存时，政府只好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和财政或银行的低息贷款补贴。

    2． 社会性负担。改革之前，我国实行了低工资政策，工人在就业时所领到的工资基本上只够当前的消费，工资应有的其他组成部分由国家直接掌握作为投资，工人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由国家在工人需要时才以财政拨款的方式直接支付。在1979年的改革以后，对老工人的上述费用逐渐转由企业自己负担，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成本。由于非国有企业没有这部分负担，国有企业在和其竞争时，也就处于不利地位。另外，改革前推行的是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很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为了解决城市新增就业的需要，国有企业的一个工作岗位经常分给好几个工人来就业，而有许多冗员，改革后放弃了统收统支制度，冗员对国有企业就成了一种由国家过去的政策造成的一种额外负担。

三、 债转股的国有企业的转产转制。

    “拔改贷”并不增加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因此，也就不能指望通过拔改贷的逆向操作来降低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债转股的作用应该放在解决国有企业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以硬化预算约束，改善经营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盈利和竞争能力。

    首先，对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负担部分，可以根据企业的技术、产品和市场特性分为三类区别对待。第一类是技术、产品过时，在国内已没有市场的企业，如一些老军工企业，对这类型的企业，提高这类企业盈利能力的唯一办法是转产，利用债转股所提供的一段软时间约束，在市场上重新寻找能够利用其较好的工程设计能力而又符合我国要素秉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品。转产成功后，产品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的自生和盈利能力提高，也就有办法支付给资产管理公司应有的股本回报。第二类是产品在企业的所在地已不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如上海的纺织业，因为劳动力成本在上海远比在国内的其它地区高，因此，无法和其它地区的纺织业竞争，解决的办法和第一类一样是转产，这类企业通常位于城内，地产的价值很高，适合经营商业和其他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债转股以后，也可以给这类企业的转产创造条件。第三类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但由于生产所需的技术，资金密集程度太高，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失去市场垄断以后，如果不克服我国资金相对稀缺、相对贵的比较劣势，这类企业的产品无法和国外企业和国内合资企业的同类产品竞争，电信和化工即属这类型企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利用市场换资金，让这类企业和国外的企业合资，或是到国外资本市场直接上市。债转股也可以给这类企业和国外企业合资或是到国外上市创造有利的条件。最后，还有少数一些企业，其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很高，为国防安全所需要，既不适合转产也不适合外资参股，这类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是民营，其生存只能靠国家的支持，债转股可以使银行解套，将支持这类型企业的责任归还给财政，但债转股并不能提高这类型企业的盈利和自生能力。

    对于社会性政策负担部分，应由政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将企业冗员、职工养老、医疗等负担从企业中分离出来。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框架已初具雏形，对于支付现有在职职工所需的流量资金，已按照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担的原则进行提取。难点在于以往把本应该用于社会保障的基金积累，已用于生产建设投资，形成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历史欠帐。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行办法是变现一部分国有企业资产，以弥补历史欠帐。债转股给变现国有资产提供了一个较为便利的方式，所以，也可以为社会性政策负担的剥离，创造所需的资金条件。

    四、 结论

负债融资的类型篇9

关键词:政府融资平台;信贷风险;Logistic模型

一、引言

2008年末以来,随着国家保增长、扩内需政策的贯彻落实,商业银行贷款加速增长。截至2009年12月末,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合计为42.56万亿元,较2008年末新增10.55万亿元,增长率为32.98%。据业内人士统计,自2008年末以来激增的天量银行贷款(剔除票据)中,有大半投向了基础设施行业,大量银行资金集中涌向各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一时之间,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据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的估算,截至2009年底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负债超过6万亿元,其中地方债务总余额在4万亿元以上,约相当于GDP的16.5%,财政收入的80.2%,地方财政收入的174.6%,且地方负债80%都是通过银行信贷获得的资金。随着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专家质疑,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责任主体不清晰,操作程序不规范,同时,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多个融资平台从多家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形成多头举债,一旦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这些“隐性债务”就必然显性化,给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甚至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商业银行买单,这必然对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形成显著的潜在压力。

为了探讨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究竟存在着哪些风险以及面对这些风险银行应该如何应对与控制,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综合考虑平台公司自身的财务经营状况、政府的偿债能力、偿债意愿以及平台公司所在区域的地方经济发达程度等因素来度量其信贷风险状况,并得出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与建议。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采用Logit方法主要原因是解释变量是二分变量,即违约/非违约,所以对二分变量的分析采用非线性函数更符合实际。假设y代表违约与否事件,由于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P=(yi=1|xi)与xi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通常是单调函数,一个自然的选择便是值域在(0,1)之间有着S形状的曲线,这个函数形式通常是Logistic分布。

公司信贷违约发生,其取值为1;公司信贷正常,其取值为0。建立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设Y是一个取值为1或0的两分类随机变量,x1,x2…,xm,是可能影响Y的确定变量,通过观测n组观测值(xi1,xi2,…,xim,Yi)(i=1,2,…,n),则结果变量与影响自变量的对数模型为:

其中:p表示“Y=1”发生的概率,(1-p)表示“Y=0”发生的概率;模型中参数a是常数项,表示自变量取值全为0时,βi参数为待估计系数,εi表示随机误差项,p表示“Y=1”发生的概率,(1-p)表示“Y=0”发生的概率。公式变形得出发生违约的概率如下:

通过Logit模型计算出公司的违约概率大于或等于0.5,则将公司判定为高风险企业,否则判定为低风险企业。

(二)样本来源及变量定义

本文数据来源湖南省某国有商业银行在湖南省范围内的政府融资平台类公司信贷资料,以该行从2000-2009年共授信的50家公司做为研究样本,剔除资料不完整数据,共取得47家公司为有效样本,其中正常样本39个,违约样本8个。

变量的选取上,基于政府融资平台类客户风险因素的分析并结合实际数据的可取得性、因素的可量化性,本文从衡量政府财政能力、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行业盈利模式、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担保措施等四个维度,选取偿债率、债务收入、区域、公司盈利模式、担保方式、发放金额、流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9个变量来度量融资平台贷款的信贷风险状况,变量的定义及其赋值如表1所示。

(三)建立模型及其分析

将原始样本数据进行赋值处理后用SPSS16.0软件进行Logistic全变量模型回归分析,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采用Wald来进行系数显著性检验,由表2可知,偿债率x1、债务-收入比x2、区域x3、公司盈利模式x4、担保方式x5和净资产收益率x8六个变量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这六个变量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风险影响显著,具体分析如下。

变量x1的系数为负,即偿债率与违约机率呈负相关。偿债率指标本是用来分析、衡量外债规模和一个国家偿债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后来被逐渐延伸至各级政府,用以反映了各级政府短期的偿债能力。变量x2的系数为负,即债务-收入比与违约机率呈负相关。债务-收入比率指标反映了政府的长期偿债能力。从理论上讲,偿债率越低、债务-收入比越低,表明政府的偿债能力越强,相应的平台公司发生违约的概率应越低。但就湖南省的实际情况和上文的实证分析来看,长沙市的偿债率、债务-收入比指标相较大部分地级市、县的指标值要高,但实际长沙市的财政实力较地级市、县的财政实力更为雄厚。在此可以解释为经济发达的城市,其财政收入高,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城市发展的步伐越快,导致政府债务增高,影响了其偿债能力指标。变量x3的系数为正,即区域与违约机率呈正相关,说明区域赋值越大的,违约的机率越大。因样本量的选取在湖南,所有平台公司均分别在湖南各市县,从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及当地政府实力综合考虑,长沙作为湖南省会城市,区域经济最为发达,长沙市政府实力在湖南各市县中也最为雄厚;其次便是各二级城市,主要集中在株洲、湘潭、岳阳、永州等地;最后是县级区域,如望城、浏阳等。由上可知,公司所在城市为二级城市和三级城市的,较一级城市更容易发生违约。变量x4的系数为正,即公司盈利模式与违约机率呈正相关,说明公司盈利模式赋值越大的,违约的机率越大。在此,盈利模式分为经营性、准经营性和公益性三类(其具体内涵在上文中已介绍)。盈利模式为公益性(其赋值为3)的公司,容易发生违约。变量x5的系数为正,即担保方式与违约机率呈正相关,说明担保方式赋值越大的,违约的机率越大。担保是对平台公司贷款还款来源的有效保证,通常被视为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对于平台类公司的贷款,商业银行一般采取的担保方式有土地(房产)抵押、收费权质押、保证担保、财政担保及信用担保。显而易见,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信用担保的违约概率最大。变量x8的系数为负,即净资产收益率与违约机率呈负相关,说明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违约机率越小。净资产收益率高,说明公司盈利能力强,越不容易违约。

根据表3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构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信贷风险评估模型(由于变量x6的系数接近于0,于是在构建模型中将其剔除了)如下:

将经赋值处理后的样本数据带入模型,即可得出其发生违约的概率。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对样本公司是否违约进行预测,通过比较预测结果和实际结果的符合程度,可以对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评价。模型对因变量贷款类别Y的分类预测结果见表3,可见模型对正常还款的公司分类准确率为97.4%,只将1家正常还款公司判为违约公司,对违约公司的分类准确率为87.5%,只将1家违约公司判为正常还款公司,总的分类准确率达到95.7%,这个结果相对来说是很好的,说明该Logistic回归模型在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信贷风险上应用的效果理想。

注:临界值为0.5

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检验的最佳方法是极大似然估计法,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来看,Nagelkerke R Square为0.798,表示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Hosmer and Lemeshow检验卡方分布统计量的显著水平为0.991>0.05,不显著,表示因变量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模型拟合较好。

三、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本文采用47家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信贷数据,选取偿债率、债务收入、区域、公司盈利模式、担保方式、发放金额、流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9个变量,构建了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偿债率、债务-收入比、区域、公司盈利模式、担保方式和净资产收益率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信贷风险影响显著。模型对正常还款的公司分类准确率为97.4%,,对违约公司的分类准确率为87.5%,总的分类准确率达到95.4%,具有良好的预测性,说明该模型对商业银行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信贷风险评估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控制的建议

第一,面对当前的政策环境及政府融资平台类客户的行业环境,商业银行对政府融资平台的整体授信策略应该坚持商业化和差异化原则,全面客观地分析政府的信用状况及举债能力,合理确定授信总规模,同时坚持有保有压,优化总量内业务结构,支持优质业务的信贷需求,及时退出不符合信贷要求的业务。第二,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加强风险控制意识,在贷款审批、贷后管理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另外,商业银行在衡量政府财政实力、平台公司经营能力及贷款项目的运作与盈利方式等各方面评估第一还款来源的同时,必须重视第二还款来源,有效落实担保条件。第三,加强银行间的合作。一方面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要尽可能采用银团贷款方式,从而降低单家银行的贷款额度,避免贷款集中度风险。另一方面各个银行之间应加强沟通和联系,共同防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授信和业务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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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济川,郭志刚.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与应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课题组.关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的战略思考[J].金融论坛,2004(7).

负债融资的类型篇10

【关键词】 负债结构; 企业价值; 托宾Q

一、绪论

(一)问题提出

在学术界,中外学者一直对融资治理效应问题高度关注,最早的研究追溯到MM定理。当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最后得出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没有相关关系。但是通过后来的假设,与这一结果截然相反。再后来,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放宽了假设条件,引入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破产成本等其他因素,进而也得到了一些新的理论。对企业来说,融资至关重要,融资合理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除此之外,也是增加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与策略。正因为如此,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资本结构是多少,如何调整融资结构,对企业来说,是个难以回避的战略问题,同样也是作出融资决策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相关概念界定

1.负债结构

本文中的负债结构,不仅包括总体负债比重,而且包括负债本身的期限结构和类型结构。

笔者认为,资产负债率这一指标能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负债占总资本的比重,因此采取了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的总负债结构水平。

在负债的期限结构上,一般按时间来划分。在本文中,用期末一年以上的负债和负债总额的比例反映长期负债率,用流动负债和负债总额的比例反映短期负债率。

在我国,企业的负债一般来自于向银行的借款即银行借款;日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等商业信用;另外就是企业发行的债券,即应付债券。但是由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较慢,债券融资在企业中的比例较小,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了前两类负债。

2.企业价值及企业价值评估

在实际中,企业价值有内在价值和市场价值之分。一般来说,由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和企业债券的市场价值组成市场价值。而内在价值则指企业真实的经济价值,是企业本身的价值。信息不对称,根据市场规律,企业市场价值总是在内在价值上下波动。

企业价值评估,是指在充分考虑一个企业各方面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依据目前及未来的盈利能力,对其整体资产的价值进行的综合性评估。

由于评估时把企业看作一个整体,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资产,因此又称为整体的资产评估。但是,评估过程并不是把各个单项资产的评估值累计相加,而是按一定的组织管理、科学抽象的逻辑关系,使企业形成一个抽象的有机组合体。随着技术的发展,评估方法也越来越多,当然,选用何种评估方法至关重要,因为不同的方法计算出的企业价值有较大的差异。目前的评估方法中,代表性的有历史成本法、收益现值法、期权估价法和市场法。方法体系如图1所示。

本文的企业价值衡量指标,选择了学术界常用的托宾Q。为了使其值更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上市公司情况,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了一些方面的调整。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有两类: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其中非流通股又有两类:国有股和法人股。在2004年底,部分非流通股开始在一些条件下逐步转化为流通股,在转化过程中,非流通股的定价原则一般是以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来计算的,所以本文在计算托宾Q时也用每股净资产代替了非流通股的市价。为了计算方便,流通股的股票价格取每年最后交易日的价格。

二、企业价值与融资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05-2007年的数据分析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这里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为了研究的严谨性,对数据进行了两方面的筛选:第一,排除了ST类和PT类公司。这些公司处于非正常状态,或者连续亏损,如果同时对它们研究,影响实证结论。第二,排除了上市不足两年的公司,因为刚上市公司的还没进入正常的经营轨道,有包装成分。

(二)变量定义(见表1)

由于企业规模有大有小,企业价值和不同的企业规模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此外企业成长机会也会影响企业价值,因此本文选取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机会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总资产对数来表示企业规模,用总资产的增长率来表示企业的成长机会。

(三)研究假设

假设1:企业价值先是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然后经过某一点后,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减少,并且存在一个最优值。

从权衡理论看出,负债融资具有利弊双重性。一方面,利息抵税效用:与股权融资相比,负债主要的优点是它可以给企业带来税收的优惠,即负债利息可以从税前利润中扣除,相应减少了净利润,企业少缴税,费用流出减少,增加了企业价值;财务杠杆效用,债权人一般只要求企业定期内支付一定的利息,不会对经营成果分红,当企业利用负债融入的资金经营获取的利润远远多于需要支付的利息时,那么剩余的部分就归属于股东,提高了企业业绩,即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负债可以减少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冲突,随着外部股东的介入,经营管理者会发现,多了一个利益群体――股东,会引起利益冲突,但是负债的融资将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有效地减少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若是资产负债率过高,会导致财务危机。还本付息的压力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的问题,特别是经营不善时,盈利不抵付利息,容易发生财务危机;过度债权融资,需要支付过多的利息,便引起了利益冲突。另外,在资金的用途上,债权人、股权人二者存在分歧,股东偏好于高风险高收入项目,而债权人一般喜欢稳健的投资项目。因此,企业经营中的负债融资与企业价值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过高过低都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价值先是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然后经过某一点数值后,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减少,并且存在一个最优值。

假设2:企业的短期负债融资比例和企业价值有正相关关系;企业的长期负债融资比例和企业价值有一个负相关关系。

短期借款是企业向自身以外的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借入的1年期以内的借款。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随着资金市场和各种融资工具的发展,短期债务资金相对有更多的优点,如可转换性、灵活性和多样性,这样更利于调整企业的资金结构。短期负债筹集的资金一方面可以弥补投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约束过度投资,更有利于企业的治理效应。长期负债,一般是指在时间上超过1年的借款,在一年内到期的借款一般归入短期借款。长期负债与短期负债相比,具有数额较大、偿还期限较长的特点。另外,长期借款相对于短期借款来说,由于其时间长、转化不灵活,很难对企业起到一定的约束治理作用。比如:由于还款时间较长,企业在遇到特殊情况时,会首先考虑挪用长期借款而不是短期借款。由此在监督企业资金使用用途上,短期借款就比长期借款起到更好的监督作用,因而提出:企业的短期负债融资比例和企业价值有正相关关系;企业的长期负债融资比例和企业价值有一个负相关关系。

假设3:企业中的商业信用和企业价值有负相关关系,企业的银行借款和企业价值有正相关关系。

商业信用是企业在正常的经营活动和商品交易中由于延期付款或预收账款所形成的企业常见的信贷关系。从其本质上而言,商业信用是以双方诚实信用为前提的,彼此承诺对各自的义务负责。主观上要诚信,是指在交易活动中,双方在理念上要诚实、守信,除了彼此之间的真诚、公平交易外,没有其他的恶意和叵测之心;客观上要实现承诺,履行自己的合同、协议义务。从商业信用的定义来看,优点是: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即可形成,筹集得迅速、及时,比如企业正要支付一笔原材料账款,但是企业其他方面又急需要这笔资金,那么延期支付原材料款,便形成了一笔商业信用。它的缺点是:商业信用是在信用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借款手续,如质押品等;其次是企业是真的资金周转不开,还是拿这笔信用款做其他用途也不清楚,最坏的打算是企业陷入困境,不履行责任,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因而商业信用对企业的治理效应表现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价值表现为负效应。

银行借款,是指由企业根据借款合同从有关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所需资金的一种筹资方式,又称银行借款筹资。银行有专门的贷款部门,有专门的专业人才,为了降低坏账率,对于每笔贷款程序较为复杂。首先是贷款前的信用调查,调查贷款人是否有还债能力;其次是审核通过后签署一系列的合同协议,要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等等。另外,贷款后银行一般也有能力介入企业的治理当中。相对来说,银行借款政策更为谨慎,企业压力更大,从而也促进企业更有效合理地使用各种来源的资金。因而提出企业中的商业信用和企业价值有负相关关系,企业的银行借款和企业价值有正相关关系的假设。

(四)研究模型

参照回归分析研究的方法体系,本文对融资结构和企业价值的关系分析时建立以下模型:

模型1:检验负债总体水平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Q=α+β1Lev+β2SIZE+β3GROWTH+ε

模型2:检验负债期限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①

Q=α+β1SD+β2SIZE+β3GROWTH+ε

Q=α+β1LD+β2SIZE+β3GROWTH+ε

模型3:检验负债类型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Q=α+β1BD+β2CD+β3SIZE+β4GROWTH+ε

注明:以上公式中的α、β、ε分别为常数项、相关变量的系数和误差项。

(五)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SPSS统计分析对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根据前述构建的模型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1.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的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前面的假设,企业价值先是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然后经过某一点后,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减少,并且存在一个最优值。为了进一步分析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采用区间检验法,依据资产负债率进行分组,按资产负债率从小到大将样本公司分为7个区间,依次为:0~20%,20%~30%,30%~40%,40%~50%,50%~60%,60%~80%,80%以上。以各个区间的样本为单位分7次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检验,进而考察和比较了自变量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结果显示,在以企业价值托宾Q为被解释变量且0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实证分析结果与前面的假设基本一致,整体上通过了检验:即:

(1)企业价值先是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然后经过某一点后,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减少,并且存在一个最优值。

(2)企业的负债率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提高企业价值,当资产负债率小于40%时,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负债融资能够起到提高企业价值的作用,体现出负债治理的有效性;当资产负债率大于40%时,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负债融资的增加会降低企业价值,体现出负债治理的无效性。

(3)我国制造业债务融资的最优值为40%,但是这个值与西方研究成果相比是很低的,可见在我国负债治理并没有发挥理想的效果,总体上呈现出治理的无效性。这与西方负债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的观点不符。

2.负债期限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回归结果分析(见表3)

从表3的实证结果可见,自变量长期负债率与短期负债率相关系数达到-0.9749,因此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如果两个变量同时放进一个模型,则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利用前述所建立的回归模型2,用SPSS检验出的短期负债、长期负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短期负债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显著性为0.0339,说明短期负债率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影响;长期负债率(LD)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显著性为0.0020,说明长期负债率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影响。可以看出,相对于长期负债比例,短期负债的监督约束作用更有效,对企业价值有更为积极的影响。此外,回归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和企业价值负相关性,分析原因为中国股民大都是散户,对企业了解不够透彻,偏好于小规模的企业。以上实证研究验证了短期负债比长期负债更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的假设。

3.负债类型与企业价值的回归结果分析

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负债一般来自于商业信用、银行借款和其他类型负债等,根据前面的分析,在本文研究中,主要考虑两个研究变量: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

依照前述所建立的回归模型3,用SPSS检验出的负债类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银行借款比率、商业信用率与企业价值偏相关系数分别为-1.5292、-1.2467,显著性分别为0.0000、0.0000,说明银行借款比例、商业信用比例与企业价值有强烈的负相关关系。验证了商业信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关系,银行借款与企业价值关系没有通过假设,分析原因为:虽然银行有合同、协议等一定的约束力,但当企业进入财务困境,特别是国有企业,国家会把一部分责任转移到银行那里,此时的银行已不再有监督约束作用;另外,信贷资产只是按自己的评估给出价格,没有市场,因而实际价格不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其次是道德风险,道德是内在的,外界力量不可能时时刻刻进行监督,一旦企业抽机会转移资金用途,或者因特殊情况改变用途,转移资产,这也不是所能监督到的。其他控制变量,如公司成长性、公司规模与企业价值显著相关。

三、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企业的规模、成长性,研究了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出以下相关的研究结论:

结论1:企业价值先是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然后经过某一点后,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减少,并且存在一个最优值;企业的短期负债融资比例和企业价值有正相关关系;企业的长期负债融资比例和企业价值有一个负相关关系。

总体上来说,企业的短期借款数额较大,负债结构不是很合理,负债的治理约束作用不够理想,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没有起到西方理论界的预期效果。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经营者和股东就会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另外,还应进一步加强破产机制的建设。总之,制造业上市公司应通过调整长期负债率,使企业资本结构更为合理,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

结论2:企业中的商业信用和企业价值有负相关关系。在我国,商业信用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状态,都是经营过程自发形成的,数额小,比较分散。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往往普遍偏高。有的企业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在企业的资产当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另外,当债务人到期未还、转移资金用途或者陷入困境时,往往也没有特殊的法律规定对债权人的利益进行保护。

结论3:企业的银行借款和企业价值有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和假设恰恰相反,银行借款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我国,只有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才有上市资格,因而我国的上市公司一般是由最初的国有企业转化而来,国家股占有很大比例。银行一般也是属于国家或者地方所有,这就出现了一个源头两个分支的现象。在上市公司出现财务困境时,国家会从另一个分支里面弥补。因此这个时候银行不会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向企业讨债。有时银行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对我国的上市企业没有监督力,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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