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十篇

中国精神篇1

现实中所有心系国家，同舟共济的人们和一个个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从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志愿者精神的丰富底蕴和博大的情怀，他们的自主性、勇于承担的责任感、扶危济贫的慈悲心，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志愿者的行为决不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决不是迫于生计的劳动，决不是嫌贫爱富的举动，决不是利益交换的行为。是回报、是奉献。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有着与他们不一样的国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赋予炎黄子孙的不仅只有美丽的山河，还有无情的灾害，不仅有开元盛世的荣耀，也有近代百年的屈辱；不仅又多民族的国内关系，也有多领的国际关系。秉承着复杂多样的责任和社会条件，而中华民族的血脉绵延不断，根源于经历每一个时代的血与泪的熔炉铸就了人间最伟大的精神——中国精神，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志向和精神正是活跃在当今中国的另一个舞台上的志愿精神；中国共产党和无数志士共赴国难，为辛苦的大众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壮举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同样是志愿精神的最完美的诠释。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志愿者精神，和谐社会呼唤志愿者精神；企业的建设需要有志愿者精神，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志愿者，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都要有志愿精神。“多难兴邦！”在一个又一个大灾大难中，我们看到了志愿者精神一次又一次闪烁着无限的光芒，我们看到了——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黄丝带在飘舞、红丝带在飘舞、绿丝带在飘舞。

这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无怨无悔的中国精神志愿者为他人、社会、进行全心全意的奉献，也是锻炼个人意志品质、提升精神境界、不断进步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加志愿活动可以培养一种敬业意识，树立团结精神，塑造正直诚实的品格，慢慢地积淀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在志愿服务中所获得的一点一滴的进步可以帮助志愿者提高个人素质，所以，奉献者也在收获，在奉献中突破自我，取得进步，是无私的奉献互助精神。

奉献+友爱+互助+无私=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篇2

什么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之梦，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国梦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化身。是听到亡国消息后投江的屈原;是为了汉朝使节的尊严，牧羊十九个春秋的苏武;是精忠报国的岳飞;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文天祥;是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是挂着“我是中国人”的牌子昂首挺胸走在美国大街上的吉鸿昌;是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飞上太空的杨利伟……。

中国梦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是推算出圆周率的祖冲之;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抗击“非典”的白衣天使……也正是他们使我国成为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中国梦是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抗击倭寇的戚继光;是的郑成功;是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旗帜;是义和团的大刀;是甲午战争中的风云;是狼牙山英勇跳崖的五壮士;是坚持八年抗日的亿万民众……。

中国梦是新时代的奉献精神。是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航天精神……。

翻阅青史，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就是一部爱国主义、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历史。中华民族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是我们战胜困难、不断前进的法宝。中国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有了这些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人本精神，忧国忧民，国而忘家的爱国情怀，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博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强品格和我们民族精神，以及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难道还有什么困难我们不能战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用置疑吗?

中国精神篇3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要有一种精神的。一种能鼓舞人奋发进取的精神。中国奥运精神，正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应运而生。它是以往精神珍宝的继承和发扬，是溶入进亿万人心血的新力作。

中国奥运精神内涵丰富，首先它是最深厚，最基本的爱国主义精神。1932年，在爱国将领张学良的资助下，刘长春只身漂泊海上21天，到达洛杉机。在男子一百米预赛中，一路领先，然而疲惫不堪的刘长春，还是被遗憾淘汰，1936年柏林奥运会，进入撑杆跳决赛的中国运动员竟买不起比赛用杆，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是参赛团中唯一住不起奥运村的。这不堪回首的一页，已被我们翻过。到了1979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上的合法席位。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的一声枪响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人民的爱国之情，强国之梦与体育如此密不可分。爱国之情铸就伟大成果，终于2008年奥林匹克盛会选择了中国北京，这也是对深爱着祖国的中华儿女最高的奖赏。

中国奥运精神也是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不能忘记，上个世纪80年代，女排精神带给人们的巨大鼓舞，怎能忘记去年奥运金牌榜上，中国代表团挤身前三甲。五星红旗一次又一次升起，国歌一遍又一遍奏响。我们的体育健儿为了这一刻不知流了多少汗水。而他们的背后有无数的教练，陪练，医生，厨师等在支持着。奖牌和鲜花，属于为国争光的体坛强者，更属于众多的无名英雄。人的能力有大小，社会分工有不同，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彼此帮助，万众一心，那就无愧于民族。

中国奥运精神更是面向世界，博览众长的精神。八年前，北京申奥失利后，就提出了“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这个口号。八年来，从严密有效的管理体系到各体育运动的竞技战术水平提高，再从此次申奥的整体步骤到目前众多现代化场馆的建设，便是源于我们坚持了开放政策，积极吸收了世界先进经验。设想，如果闭关锁国，叶郎自大，那是什么结果呢？事实证明：唯有善于学习，善于拿来的民族才是充满活力，大有希望的民族。

“九州生气恃风雷”这光茫四射的中国奥运精神，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伟大的创造力，已深入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这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改革开放，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

中国精神篇4

传承下来的美国企业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自利，直白一点说就是贪婪、逐利。在他们看来，自利意味着个人自由，意味着为了个人梦想可以任意挥洒，政府、教会等无权加以干预。

这种自由于是派生出了实用主义、献身精神、人文情怀等后来被我们顶礼膜拜的美国品质。亨利•福特说：“我寻找了近20年之久，才在底特律这个志趣相宜的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中国企业则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各种标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的企业，其使命是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企业家不过是“大家信任而能力较强的好伙伴”而已。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企业家心中自然而然会有一把度量衡，权衡失与得是否对等。

企业精神的变迁，其实是外在政经语境潜移默化改变前提下企业家心理的变迁。这里有必要提到一家中国企业――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在2007年3月，上演了一出扑朔迷离的“商业秀”，先是在两会上抛出“限外”的议案，而后自爆“达能低价强购娃哈哈”，并煽动民族感情以“驱除鞑虏”。人们颇为不解：假如你不愿意俯首称臣，为何当初白纸黑字签下合约呢？

这其中就涉及到利益补偿的问题。娃哈哈发展到现在年营收170亿元的规模，包括宗庆后自己在内，都认为这与他的治理和运营策略得体有关。现在老宗就要退出江湖，女儿尚且稚嫩，政府又在娃哈哈参股。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宗庆后策划了一场戏，要么借力将达能挤到弱势角落，要么直接套现走人。

这显然是非正常的出牌方式，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相悖，但对宗庆后们来讲，却是一箭双雕之策。不过这一事件也警示我们，企业如果一开始不以牟取私利为主要或唯一目标，而是被人为扣上各种颜色的大帽子，将来走上正规、发展壮大后必然面临一个资本和利益补偿、赎回问题。这便是中美企业精神最大的不同。

从这一意义上讲，动辄就要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讲社会效应、慈善的呼吁显然有些“”思维了，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短足是“自私”不够彻底，企业家被提前赋予了其不可能做成、不想做到、其实也没有义务做到的一些使命，反而使自己的腰包迟迟鼓不起来。

这便是“原罪”发生的某种必然“机缘”，也是许多企业最后轰然倒塌甚至昙花一现的伏笔。

中国现在的经济转轨很特殊，那就是真善美的评判标准是一直在变的。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最为头疼的一件事。

所以企业必须学会乖巧，或者说是忍耐。美国的个人主义，企业主很独立，很率性，不受束缚。但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命运多舛，他们的忍耐力同样持久而且坚毅。

我们固然艳羡并推崇那些胸怀天下、兼顾社会利益、人格卓越的企业家，但就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中国企业远没到群体性卓越的阶段。王石的人格魅力到底能不能或者从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利润源，也是无法量度的。相反，更多企业似乎都在挣扎，利益多元与利益重新分配规则缺失下的挣扎。

所以说，中美企业精神的培育土壤和格局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企业要向美国企业家借鉴的，首先就是忍耐的品质，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目的是为了牟取更大的蛋糕；如果政府部门也有意向美国政府借鉴引导企业常青的奥秘的话，首要的则是给企业简简单单“自私”的权利了。

中国精神篇5

关键词：具象主义绘画；中国精神

具象绘画不是指某个艺术流派，而是指一种艺术现象。它通过对传统写实绘画的批判、继承以及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反思，同时也是在西方写实绘画回归传统的现代思想潮流下发展起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公众意识形态和世界价值观的潮流趋向以及自由创造精神的变化特点，更在某些层面上反映了当代绘画艺术的发展趋势。具象主义绘画的出现使得具体形象重新回到画面中，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具象主义绘画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绘画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新的绘画艺术思想以及其作品影响了中国当代一批绘画艺术家，形成具有时代感与本土特质的中国新具象艺术。而在众多的中国具象绘画艺术家中，刘小东与忻东旺无疑是其中最具重量的两位。

作为中国当代新具象主义绘画艺术家，刘小东与忻东旺两位的绘画语言从本质上讲其实是借鉴了西方具象绘画大师弗洛伊德的艺术语言形式，只不过具体内容和关注、表现的角度不同。 刘小东以描绘城市普通民众和身边的人群为主，在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是对于日常状态下，对那些过目难忘的个体形象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关注中，人们不难在刘小东作品中品味出调侃和玩味。 “生活化”和“日常性”可以作为刘小东创作特征的概括，不管是人物形象特点还是生活存在环境，就是最后创作体现出来的效果等，它似乎保留着日常生活中偶然留下的痕迹，而其中“生活化”和“日常性”的表述，就体现在了对于绘画语言和表现技法运用的随意性，以及对画面效果的艺术形式、构成特点和语言层次等视觉构成要素的自由表达上。刘小东虽然借鉴了弗洛伊德的具象主义绘画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等特点，但明显具有更加自由抒写的自我性和独立性，这些都可以从刘小东表现技法运用的力度、人物型体特点的造型以及对油画材料的厚薄色层把握上见出端倪。例如创作于1996年的《烧耗子》，所表现和反映的就是日常生活中人物所体现出来的百无聊赖和漠然恍惚的存在状态，画面中对于叙事环境、空间内容与氛围处理的都是极其生活化的，就是不经意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的事。站在观者的角度，画家以第三者的视角和中立的精神状态，在忠实于自己眼睛的情况下，将事情发生的瞬间记录并表现了出来。而这种“真实”的描写，既不代表过去，也不代表未来，所有的只是中立的、记录的平铺直叙。

刘小东用较为直接的艺术话语，采用平铺直叙式的表现方式来表达他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人艺术创作状态的记录。而忻东旺以一种新现实主义手法来表述对当代农民在都市中所存在的尴尬状态和人性关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以凝重的笔触表现来隐喻生活的沉重。忻东旺在他的艺术中自觉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特点，吸收和融合了中国当代社会生存意识的总体特征，体现了艺术家对于人文关怀的理解和表述。在忻东旺的画面中所出现的人物、环境以及细节等等，看起来是经过了作者的精心布置的，没有刘小东的那么随意性，人物的身体细节和精神氛围，所刻画出来的都是那么具有凝重力。不管是造型还是内在精神世界，二者的结合恰到好处。

刘小东的作品色彩一直保持着明快与放松，并且受弗洛伊德的影响，长期注重用笔的笔触感觉和效果。忻东旺的色调则注重的是厚重与质朴，而且比刘小东较多的使用了油画刀塑形。在观察角度，或者说画面的视角效果上，刘小东的艺术视线总在有意无意的寻找一个异乎常态的角度，而且多数带有一些特殊角度或是有意为之的变形。忻东旺的视线如同他尊重生活和所描绘的人物一样，是超近距离地观察和审视，这种强聚焦形成平面空间和纵深空间的双向压缩，以及比例关系的夸张和强化，让观众和他更贴近画面人物。

从整体风格上来讲，忻东旺和刘小东虽然作品的关注点不一样，在绘画语言上有所差异，但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在对人生活状态的关切和思考。对正在探索具象主义绘画的中国画家来说，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和社会国情的研究与探索是中国具象主义绘画自我独立发展，并彰显个性的基础和艺术源泉。如果中国的具象主义艺术家能够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和审美意识等角度出发，广泛地挖掘运用民族题材，进行大胆的创造与探索，必将会开拓出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常宁生.《国外后现代绘画》[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

[2] 杭间.《新具象艺术在现实和内心之间》[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

中国精神篇6

在汉语词汇里，“脚”与“角”有着完全相反的含义――脚下垫底，头上出角。“脚”有脚力的意思，就是跑来跑去谋生的底层平民、体力劳动者。“色”指行当，指社会上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有句成语“形形”，三百六十行，芸芸众生，各色有各色的形，各有各的模样。“角色”专指剧中人。戏曲成熟以后，“形形”的人物由“脚色”扮演，在舞台上露脸了，冒尖了，于是成了“角色”。“角色”由“脚色”扮演，“脚色行当”是戏曲表演体制中的专有名词。

在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中，丑脚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从戏曲史来看，“丑”的形成发展有一条大致的线索：秦“侏儒”―汉“俳优”―唐“参军”―宋“副净”―元明“丑”。在中国传统戏曲孕育成形、成熟发展的两千多年历程中，始终能看到“丑”的踪迹。

丑脚的言行往往不合时宜。他们言常人所不言，言行举止在常人看来是不正常的，甚至是滑稽可笑的。一方面，小道可以泄大愤，对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是一种宣泄和调节。即使在当今社会，处于工作、生活各种压力下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看丑脚表演，缓解精神压力，获得某种心理补偿和满足。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统治阶层来讲，丑脚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往往有利于他们体察民情和进行社会反思。从这个角度来说，丑脚不是“文以载道”，而是“文以载实”，其存在体现了很深的社会意义。

丑脚是古代戏曲艺术之苑中结出的一朵带刺玫瑰，绽放出独特的光彩。它以戏谑、调侃、嘲弄、讽刺等方式笑对人生、直面社会、讽刺时弊、鞭笞省人，在或欢乐或苦涩或沉重的笑声中给人启迪，发人深省。丑脚带给观众的，绝不是简单的滑稽调笑，其精神主要表现为针砭时弊的“优谏”，精神世界自由的智慧，自信乐观的情怀。

首先，丑脚精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绵延长久的“优谏”传统所奠定的，以独特的方式和途径来讽谏政治、直陈时弊的讽刺精神。所谓“优谏”，是指古代优人以机智的谈锋、诙谐的格调、愉悦的形象对统治者的政治言行提出某种委婉的指责和建议。对于优伶的言行，当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对优伶的言行不必认真计较其过失。这就是所谓的“言无邮”。“邮”通“尤”，作“过失”讲。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优人以自身独特的形式，来完成和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主持“公正”的社会责任。这种优谏的传统不断为后世文学艺术发扬光大。直面现实人生，喜剧以严肃的批判精神抨击社会黑暗、解剖人性丑恶，下可以砭时弊，上可以通达情，尽社会清道夫的职责。在欧洲喜剧发展史上，无论是以阿里斯托芬、琼森、莫里哀、博马舍、肖伯纳、果戈里为代表创作的讽刺喜剧，还是由米南达、哥尔多尼、王尔德、契诃夫等人创作的温婉嘲讽世俗风情、拨正人生病态的幽默喜剧，都是映射社会并试图改进社会的文化良药。中国的古典喜剧，无论是元代出现的抒情喜剧，明代的讽刺喜剧，还是在中西喜剧美学碰撞交汇中萌生的中国现代喜剧，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现实批判的色彩。现代影视喜剧中的经典台词和对白，也具有这种“言无邮”的特点。

其次，“丑”是精神世界自由的智慧精灵。丑脚不但“言无邮”，表演程式也相对自由。丑脚表演是一种坦露和宣泄的艺术，他随时随地自由调侃，可以不受程式的束缚和限制。因为是小丑，小丑都得涂面，好像表演时始终戴着面具，所以表演非常轻松。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丑角地形学”解释了戴面具的功能。狂欢理论的前提，是把日常世界和狂欢世界区别开来，通过化装游行、滑稽表演，把日常世界的等级、秩序忘掉，营造出一个自由、平等的属于平民大众的和谐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小丑是主人公，人们的言行要丑角化，丑角可以尽情狂欢，无所畏惧。“通过运用环境的滑稽性而使人变得滑稽可笑”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常宏译《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国际文化出版2001 年版)，而丑面可以起到这个效果。这种滑稽的丑面，后世渐渐演变成戏曲丑脚的化妆。观众在嘲笑小丑的时候，其实是在嘲笑一个丑陋的面具或者滑稽的表演，或是一种普通人不愿讲出来的客观实在。总之，小丑本人没有压力。正因为抱着这种超越宠辱、贵贱、好恶、是非的超然态度，丑脚可以调笑自己，调笑别人，调笑观众，把“戏”做足。

真傻倒也罢了，明明是聪明人却要故意装傻，让别人的欢乐建立在自己的痛苦之上，这种表现岂止是“污损了聪明”，连他的人格、心态都给损害了。观众在看西方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影片时，常常被他的滑稽表演逗乐，而卓别林在观看自己的影片时，常常眼含泪花。中国戏曲中虽然沿袭着“百行丑为先”、“丑为戏曲祖师爷”的传统，但丑脚也摆脱不了行当给自身带来的辛酸。如果说“聪明”是代表着丑脚表演的艺术创造，“愚蠢”则代表了世人眼中丑脚的人格品性。

再次，“丑”在滑稽调笑中显示出自信精神和乐观情怀。实际上，自嘲者正是通过自嘲为无能、无用、无德来反衬清高，通过自嘲自己在社会上的卑微低贱反衬自己内心深处的自足与自恃。在以“乐人”为本，以“动人”为尚的中国戏曲中，丑脚的这种自足、自信通常表现为一种乐观情怀。这种乐观情怀，能使人们走向身心健康的自由境界。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丑脚发出喜剧性的笑，充满了思想，饱和了感情。它可以像烈日一样炙烤社会上丑恶的事物，使生活变得更美好；也可以像清流一样荡涤人性不贞的灵魂，让人生变得更崇高。笑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表情，它比哭更能细腻地传达人们内心世界丰富的情感和灵魂。笑有很多种，微笑、大笑、嘲笑、冷笑、苦笑、开心的笑、会心的笑、滑稽的笑、皮笑肉不笑等，笑的内涵太丰富了。何谓喜剧？把产生笑的材料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作最大限度的规定，集中在一个剧中，就形成了喜剧，它幽默、荒诞，诙谐、滑稽，它笑。喜剧表现出的最大特点首先是笑，通过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以及诙谐的台词，引发各种不同含义的笑。所以，丑脚的表演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了喜剧性效果，通过台上乐天向上的生命情绪，机智灵巧的超常品性，深深感染观众，使他们得到欢快的满足和轻松的自省。

此外，自由开放、幽默智慧的“丑”，将戏曲的审美理想渗透在喜剧精神之中。喜剧中渗透了创作者完美的审美理想，但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差距通过丑脚表现出来了。从戏剧史来看，从最初的滑稽小戏到成熟的喜剧形态，丑脚正从单纯追求耳目感官愉悦走向追求“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等高级喜剧性审美。因此，丑脚的表演从低级的滑稽可笑走向心灵的自由和理性智慧的状态，不仅要笑，还要在笑中思考。

经过绵延千年的嬗变，丑脚不但在戏剧中完成了独特的功能，且丑脚精神也从低级的滑稽可笑走向心灵的自由和理性智慧的高级审美状态。从古代的倡优俳优演变到现代舞台剧、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丑脚自身的形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变化，它还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审美的多元化不断变换着自身形式。所有舞台上的各色丑角形象，不但能够消除人世痛苦、化解内心悲苦，而且能透视社会矛盾，为社会为人生提供自身自视、自嘲自讽、自警自策、自娱自乐的艺术媒介，他们的诙谐、机敏、智慧使观众为之展颜，为之着迷。

丑脚体现了在人类认识自我、否定自我，在对过去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执著追求未来理想的精神。只有否定自我，人类才能向自己的过去诀别，只有否定自己，人类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丑脚总是让那些卑微、渺小、非正义、不合理，然而又自以为善、自命不凡、自不量力、自炫为美的事物成为讽刺的对象。丑脚常用幽默的笔调发掘生活中的矛盾和荒谬，而温婉地予以戏谑和嘲讽，使可能被疏忽的东西鲜明地表现出来，使被嘲讽者在莞尔微笑时又羞愧不已。在巧妙的处理中，丑脚借故奚落或整治上层人物，骂上几句，打上一顿，或利用自己的机智使权贵狼狈不堪而又无可奈何。这样，无价值的东西就在笑中被摧毁和“撕破”了。

中国精神篇7

关键词：精神分析；中国国情；精神分析的中国化

在世界心理学体系中，精神分析作为主要流派之一，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同时，精神分析作为现代一个别具特色的心理学流派，是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临床实践和著述生涯中创立的，这是一套独特的方法和理论，自由联想，梦的解析，过失的机制，自我的心里防御机制，超我的形成等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内心世界的看法，也导致了人们观察自身的方法的深刻革命；而且，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要远远超出心理学的领域，可以说，举凡20世纪的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无不打下了精神分析的烙印。

那么，在将精神分析引入中国的今天，这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对精神分析这一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完全照搬呢？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其自身的发展和领域的拓宽本身已证明完全照搬的不可能性，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的分裂（以阿德勒、荣格为代表），其本身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如弗洛姆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力图把整个社会纳入精神分析的视野而创立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和后来哈特曼、艾里克森为代表自我心理学等，也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任何心理学都是以本土文化圈的心理文化来理解、解释和干预人的心理生活的，正如西方心理学包括其学派和理论均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他们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采用适用于西方人的方法和技术，特别是以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和种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制约着心理学全部研究对象及其理论构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个民族都感到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那么，是否又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绝对排斥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心理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心理治疗如传统中医一样，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医典中就记载有600多个心理治疗的案例。中国传统的治疗有着丰富的理论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人体是内外统一的整体。因而十分重视大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心理健康的影响。2）“形神相即”的身心观，从形（躯体）神（精神）密不可分的观点出发，认为治疗疾病不仅要治其身，更要治其心。3）“医国——医人——医病”的治疗模式：“上医医国（指社会因素），中医医人（指心理因素），下医医病（指躯体因素）”。在上述观点的指导下，中国传统的心理治疗有着许多具体的方法，如：1）开导劝慰法。核心是“告”（告诉），“语（讲清）”，“导（引导）”，“开（指出）”，用精深的道理劝导，与现在支持性心理治疗极其相似。尽管它们并不十分完善。2）以情胜情法。即运用一种情志纠正相应所能克服的另一种情志，比如五行中“怒胜思，悲治怒，喜治悲”等。3）习见习闻法。核心是通过反复习惯的方式，使受惊敏感的患者恢复常态的心理治疗（现代的系统脱敏法）。每种方法各有千秋，不一而足，精神分析这一纯粹源至西方文化的“舶来品”，还能在如此众多的中华瑰宝中拥有一席之地吗？

自20世纪以来，精神分析逐步引入中国，据查证，精神分析学说于本世纪20年代已传入中国，后来可能因战争原因，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它。解放初期，心理学在我国虽然一度有所发展，但在“文革”中却被当作是“唯心主义”遭到批判，精神分析更是在劫难逃。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关于心理治疗的外国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出版，80年代初精神分析学说还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化热潮。当时很少有人真正懂得精神分析，但却有很多人在自己未曾深入学习的情况下撰写文章，对精神分析口诛笔伐，严加批判。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心理医生没有机会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在80年代初，中国心理医生最先接受并使用的心理治疗方法是行为疗法。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一些国外的精神分析学家到中国讲学，特别是1988年首届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的开办，以及现在的德中心理治疗学院在中国举办的“德中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的开展，才使一部分中国心理医生得以有机会跟随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受到精神分析的训练。钟友彬先生所著的《中国的心理分析——认识领悟心理疗法》，堪称中国的第一部精神分析的著作。继之，又有很多专家，学者专注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国际IPA的成立，霍大同（中国第一位精神分析家）领导的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成立等等，使得在目前常用的心理疗法（行为，认知，精神分析和森田疗法等）中，精神分析位居第四位。以下具体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精神分析这一源自西方的心理治疗方法在中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作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深度心理学，引进国外的东西，首先要考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心理活动方面，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差异主要是存在于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心理活动的内容方面，但在心理活动的形式和基本规律方面几乎是没有差异的。所以精神病学被引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普遍适用的；精神分析的症状学解释是完全成立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是共同的，比如强迫性洗手的仪式化背后是手淫所引起的焦虑；躯体的麻痹感与性的压抑有关；性的因素在中国人的人格与症状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人们进入分析的原因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它们大多与性创伤或两性关系方面的挫折有关，这与弗洛伊德理论的思想核心是一致的；在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中，明显存在着子女指向异性父母的性爱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被惩罚的道德焦虑，这与弗洛伊德俄底浦斯情结的基本思路是匹配的；青春期或成年期的问题是对童年期创伤的重复，早期经验对于人格和症状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过去是现在的原因”，印证了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立场。

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从临床经验和中国各种文献中的确也发现了不少超出传统精神分析框架的新的材料。

在中国，由于我们目前还未找到一个类似俄底浦斯王那样的广为人知的神话，所以俄底浦斯情结是否也是中国人的核心情结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霍大同先生将其称为代情结，以有别于弗洛伊德说的性情结。代情结并不否认性的重要性，基本思路仍然是研究由“代”与“性”的冲突而构成的三角关系，与俄底浦斯情结一致。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个体而言，是处在一个庞大的代际关系的网络中的，这种代的约束极大地压抑了性的自由。中国的文化史表明，作为儒家文化产物的传统的大家庭结构较之于西方的家庭结构是独特的，在这样的家庭中，祖母、祖父或者外祖母、外祖父在人格形成中起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父、母亲；此外，在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与独生子女这一全新家庭形式（主要在八十年代以后）中长大的个体在人格类型上有明显的差异；母亲作用的突出地位：从古代文献和我们的临床材料均可发现，在孩子人格形成的过程中，母亲所起的作用非常大，父亲的介入似乎相当晚。在这里，似乎有悖于规则由父亲给予的传统的精神分析的解释。

关于无意识理论，东方文化中已有关于无意识的理论，尤其是佛教（也包括道教）对无意识有相当系统的论述。儒、释、道是中国文化中的三大传统，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内省，强调自我发现和自我领悟。希望通过精神分析认识和把握自身，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传统上中国人将大量的能量投向内心，关注自己的梦、情感与症状性的苦恼，同时也喜欢以一种语言的方式（诗歌等）来表达内心的感受，这与通过言说进行治疗的精神分析有相通之处。

如果把精神分析放在更广阔的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审视会发现，它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到的天人关系、心物关系、心气关系、人生境界等，其实也大都是在描述细身心层面的感受。传统农耕社会人们生活简单，嗜欲稀少，心态相对平稳和谐，易于觉察到自然和生命一体律动的内在脉搏，对于中医及儒道描述的细身心层面理论有切己体验，自然容易认同。经过东方百年的屈辱史后，西方物方人通过精神分析超越了机械理性经验束缚，在个人心灵感受中体会到东方文明具有的深刻底蕴，转而向东方寻找自我的心灵之根；已经被西化的中国人同样也可以利用精神分析做到这一点。（我们目前进行的精神分析实践已经对此有了初步证明。）而且，作为祖先文明的天然享有者，我们更是占尽了天时与地利的优势，理应比西方人走得更远，挖得更深。

随着精神分析的引入并与中华传统文明成果相结合，随着国人深层心灵经验日益丰富，被近代欧洲强大技术文明所中断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物质力量洗礼后，其真正的精华将被全面发掘出来。与以前“拿来主义”不同，这次我们是与西方人携起手来，共同寻找人类的无意识。

对于精神分析这门已经走过百年历史的、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学科而言，进入中国这一异文化的国度，都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因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将为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提供更多的材料与思考，但同时也为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维度。要让精神分析在中国所特有的无意识土壤上生根、开花，当务之急，还在于广泛开展对精神分析发法的研究和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

[1]于根元.语言哲学对话[M].语文出版社，1999.

[2]（美）马塞勒等著，任鹰等译.文化与自我:东西方人的透视[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6.

[3]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奥)佛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商务印书馆，1997.

[5]侯玉波.社会心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美)罗伯特.厄萨诺等著，杨华渝译.精神分析治疗指南[M].北京出版社，2000.

中国精神篇8

中国从来都不缺少匠人精神，只是近些年，我们把它弄丢了。

清朝大才子纪晓岚曾说过：“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关于匠人精神，老祖宗也早已给过答案。《庄子》一书中，就有对2 300年前中国匠人梓庆的精妙阐述。

梓庆是鲁国的一位木匠，L是古代一种乐器。梓庆用木头雕刻的L，见过的人都觉得精巧到只有鬼神之工才能做得出来。

鲁王很惊叹，就召见梓庆问：“先生能做出来这么精妙的东西，有什么诀窍？”

梓庆谦逊地说了以下一番话：

“我只是一个木匠，哪有什么诀窍呢？只不过在做工前，我不敢耗费精神，要静养聚气，让心沉静下来。”

“斋戒三天，我不再怀有庆贺、赏赐、获取爵位和俸禄的思想;斋戒五天，我不再心存非议、夸誉、技巧或笨拙的杂念;斋戒七天，我已不为外物所动，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四肢和形体。”

“然后我便进入山林，观察各种木料，选择质地、外形与L最为相合的木头，此时L的形象已经呈现于我的眼前。然后我将全部心血凝聚于此，专心致志，精雕细刻，用自己的纯真本性融合木料的自然天性。器物精妙似鬼神之工，也许因为这些吧。”

何为匠人精神？

《庄子・达生》梓庆篇虽仅146字，但却朴实无华地述说了2 300年前一位中国匠人的精神境界与风骨。何为中国匠人精神？

1.专注走心、追求极致。

每一件作品，若想达到精致和完美，都必须把工作的每个环节做细、做到位。梓庆做L，先用七天的斋戒使身体和精神达到最佳状态，再走进山林选择木料。选料时已经在脑海中勾画出L的模样，再认真寻找匹配的木料动手取之。一旦进行雕刻，则聚气凝神，全身心地投入。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将匠人精神发挥到极致的家族――雷氏家族。这个清代皇家建筑工匠世家，设计了中国近1/5的世界建筑遗产。雷氏的每个设计方案，都按1/100或1/200的比例先制作模型，更为可贵的是，小至台基、瓦顶、柱枋、门窗，以及床榻桌椅、屏风纱橱等，也均按比例制成。正因严苛的极致精神，雷氏家族被同行尊之为“样式雷”。

无论是梓庆，还是雷氏家族，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代匠人专注走心、追求极致的精神。

2.荣辱不惊、忘名忘利。

与如今许多人做事都希望利益回报立竿见影相比，梓庆的做法体现出中国古代匠人的更高境界。

“斋三日，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梓庆在做L之前，把功劳、地位、金钱、非议、毁誉统统放下，只专心于工作的本分，达到了荣辱不惊的境界。

在今天的商业时代，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完全忘名忘利的企业家了。即使是在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也会因为利益而出现大众汽车尾气“排放门”丑闻;同样，在日本也有财务造假的现象，即使是东芝这样的著名企业也不能避免。

3.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

术到极致，几近于道。作为一名杰出的匠人，梓庆在选材前全然地净化自己，带着对自然生命的极大尊重去选材。

“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在制作L时令自己达到忘记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灌注匠人的生命之魂去制作产品，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就是“道”吗？

如今，世界优秀的企业家和卓越的匠人，也都在穷极一生追求这一境界。

匠品之国

匠人精神不是舶来品，从古至今，中国从不缺少匠人精神。作为世界上曾经最大的原创之国，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8世纪，2 000多年的农耕经济时代，中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产品输出国。

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各类精美的产品，是世界各国王宫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距今已2 200年，其薄如蝉翼，用料2.6平方米，仅重49克。

中国书法、中国画、雕塑、手工艺术品等，目前仍是许多世界博物馆引以为傲的镇馆之宝，并还在不断刷新当代全球拍卖纪录……

自丝绸之路开启，中国古代能工巧匠们所生产的匠品，一直都在影响着世界。古代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匠人之国”和“匠品之国”。

今天的中国，不仅能在尖端科技实现领先，华为、联想、海尔、格力等中国企业也在其领域内位于世界前沿。这些成就的取得，同样是现代中国人专注走心、追求极致匠人精神的体现。

知耻后勇方成典范

时下提到匠人精神，许多人言必称德国、日本。国人在日本排起长队购买马桶盖，将德国制造的炊具成箱搬回家。相当多的人成为德国、日本产品的忠实粉丝。这正如过去的2 000多年，世界痴迷于追逐中国制造的产品一样，人们对于匠品价值的认可从未改变。

德国、日本的匠品制造是怎么来的？确切地说，德国、日本的制造都经历过学习他国技术、仿造假冒、不断升级、自主创新的过程。

德国的匠人精神也就是最近100多年的事。

1830年，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1871年，德国制造处在假货和仿冒横行时代;1887年，英国新《商标法》，规定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必须标注“Made in Germany”，以此区分劣质的德国货和优质的英国货。

知耻而后勇，德国从此开始了精工制造的征程。用了100多年时间，德国人持续不断地在各个行业，坚持和传承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终于使德国制造成为世界上高品质的代名词。

日本也差不多。农耕经济时代，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日本的匠人精神也起源于中国。自唐朝贞观四年开始后的260多年，日本派出十余批、数千名遣唐使在中国学习。大到参照唐朝进行政治、教育改革，再到学习围棋、茶道、花道等生活方式，小到制豆腐、榨酱油、榨糖、缝纫等工艺，遣唐使们几乎带走了唐朝各行各业的技艺。

日本的工业制造则从学习欧美国家的技术并进行仿造开始。1950年，日本还只能生产廉价而简单的商品。此后的20年，将传统手工业者的匠人精神传承于规模化制造后，日本制造的品质大大提升。

勿忘初心

中国有2 000多年的匠人精神传承史。由于历史原因，在近代，中国的匠人精神没有得到全面的传承。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也使商业伦理问题突显，部分企业为了获取短期利益缺少商业道德，假冒伪劣、粗制滥造时有发生。

在规模化的工业制造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手艺传承更加艰难。未来的中国，无论是工业强国战略下的精工制造，还是对传统匠艺的保护，都更加需要全面传承、发扬中国的匠人精神。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传承匠人精神固然要借鉴他人的经验，但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盲目崇拜，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寻找根和魂，坚守民族情怀，传承中华匠心。

中国精神篇9

据笔者观察，西方人感受最深的是“四种精神”，印象变化最大的是“两个形象”。这“四种精神”和“两个形象”，并非此次地震“突然爆发”的，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传统和中国人半个多世纪革命传统的积累，是30年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三个文明（精神、政治、社会）建设的成果。中西文化本就存差异，很多西方人既不了解中国历史，更不了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上某些西方媒体的误导，所以心中的中国同真实情况存在很大差距。这次大地震让中国信息大公开，西方民众才认识到今日中国之真面目。

“四种精神”之一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中国历史悠久，民族多难，所以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内涵特别丰富。“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决不做亡国奴”等思想深入人心。美国人同样很爱国，那是建立在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信念基础上。美国从来没有受过侵略，却不乏对外扩张的历史，所以他们的爱国主义不含民族悲愤和牺牲壮志，而是特别浓厚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

“四种精神”之二是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精神。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西生死观也有很大区别，中国的传统观念崇高道德价值高于生命，提倡见义勇为，赞扬舍身取义。西方的革命家们也有类似思想，但未广泛流传。西方的主流思想是“生命高于一切”，“法治重于道德”。在美国，人们相信遇劫不反抗以免危险，而应报警；行人遇难，不要轻易救助，避免招惹麻烦，也应及时报警。所以西方看到中国人在灾难面前如此不怕牺牲，深为惊奇和感动。

“四种精神”之三是坚忍不拔、同舟共济的精神。灾区同胞在大难降临时临危不惧，坚强勇敢，团结友爱，相互救助，优先照顾老幼，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这种传统的仁爱、推己及人思想在大难面前显现光辉。

“四种精神”之四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根基是道德观念，核心是集体主义。而西方世界不赞成集体主义，认为它不符合人性，是“威权国家”才提倡的。

“两个形象”之一是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形象。不少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还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认为共产党国家都是专制、独裁，没有民主、自由。大地震中，中国领导人、各级政府和官员的表现打破了这些有色眼镜。媒体日以继夜地将信息迅速送向全世界，空前的透明度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两个形象”之二是指中国军警。以前西方社会认为中国军队装备落后，靠“人海战术”，是一支“可怕的队伍”，这次才看清中国的子弟兵不畏死亡又同灾区民众亲如一家。其实，经过变革，这支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确实应当令人刮目。

中国精神篇10

【关键词】书院 书院发展 书院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02-02

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书院曾有伫立千年的的身影。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中应运而生；在文化桎梏的时代于流浪中高唱自由之歌；曾跟着大师的步伐顺流而下；在渐失锋芒后化为百年废墟；但书院终归不失为一个“传奇”。

一、中国书院回眸

作为“书院精神”的载体，书院的发展似乎遵循着这样的常理：天下乱，则书院起；官学弊，则书院兴。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清代诗人袁子才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形成于五代末期。

宋朝时期，统治者的文教政策相对宽松，这为书院的发展迎来兴盛之期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南宋时期，书院空前发达，发展的规模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教育机构：蒙元初，统治者对于亡宋遗民建立书院采取开明的态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明朝书院经历了沉寂、复兴到抑制打压的阶段，私学性质逐渐淡化。明代的四次禁毁书院，更是专制王权实行思想控制、扼杀书院自由讲学精神的显现；清朝的书院发展相伴随的是书院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是以其自主性、独立性的丧失、自由讲学精神的被为代价的。书院使命也已从聚集士人、研讨学问、自由讲学的场所，转变为替代朝廷培养可堪任使之才的官方机构。

二、书院精神的形成

书院作为载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会积淀自己固有的制度、文化等等，渐渐便孕育出了独特的书院精神。

书院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古代中国私人讲学的传统，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私学的办学理念与方式在各朝代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源于唐，兴于宋的书院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使自由讲学蔚然成风。其次在儒家文化占主流意识的时代，其对书院精神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儒家的礼教德治，有教无类，重视教化民众等等都重新升华蕴藏在了书院精神的内涵之中。另外，当时社会儒佛道的斗争与融合也为书院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为书院精神注入了新鲜的内涵。

三、书院精神的内涵

书院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在一千多年的发展中，虽命运多舛，但产生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书院精神，仍挡不住“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一）既注重价值关怀又追求学术知识

在书院教育中，大多数书院都将“德业”与“举业”相统一，以“道”修身完善自我人格。 王阳明曾于龙场悟道之后在当地传播“知行合一”之学，当时龙冈书院的《教条》：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相规。从这则学规看来，书院教育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具体知识的传播，还着眼于诸生道德志向的确立与道德意识，行为的形成，特别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主体人格的挺立，主要追求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道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知识追求的基础之上。所以书院还体现了追求知识的学术精神。宋代以来，中国古代学术经历的学派发展都与不同程度的与书院结合，以书院为研究基地，传播、交流各派文化教育。书院就成了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也集教学和科研为一体。

所以在古代书院中，追求的是“求道”与“求知”的精神的统一，体现的是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精神的统一。

（二）学术自由，兼容并蓄

书院是在官学流弊出现之时发展起来的，所以自建立之初就具有自由讲学的传统，不少学者都将自由讲学作为书院教育的基本精神和特质。书院倡导不同学派的交流，提倡百家争鸣。教师自由讲学，研究。各派山长开放教学，学生可以自由择师。

书院自建立之初便潇洒面世，满腹着自由的色彩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它为社会以及知识界带来了生命力，开创独特的制度，宣扬创新的思想，它为千年的发展兴起勃然之势，即使未能完美的演绎到最后，但它的风采依旧。

书院的“讲会”制度更是为学术自由提供了很好的场所。“讲会”制度的最早可追溯到岳麓书院会讲、鹅湖之会。 在书院讲会中，各派更是开自由之先河，思想在这里碰撞、交流，有利于思想和教学水平的提升，学术思想和观点也扩大了传播范围。这里可贵的是它所体现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同时书院学生的来源也不做任何规定，书院最后发展的路线是平民化，大众化，所以对于学生为“来者不拒”。 如万历年间耿橘：《虞山书院会簿引》中就规定：“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可以看出书院不问学生来历，不计出身门第。

当书院以个性的立场面世，注定其发展的过程受到各种羁绊。不过这种自由独立的方格开创的风气以及其代表的文化精神是最基本最可贵的。

（三）重视明道致用，进行社会教化

王阳明曾受命出征思，田平乱，沿途讲学不断，同时对于越中的书院事业仍牵挂在心。在平乱之后，建立敷文书院，讲明学术，施行教化以正人心，厚风俗。希望通过宣扬“知行合一，致良知”之学，书院诸生能够“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路”。 可见当时书院的教化对践履精神的提倡。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伦理政治型的的儒家学说在社会教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社会教化似乎是儒家礼仪的天然功能，也是儒学最基本的追求。而儒学的顺利传播是以作为儒学研究、阐发、传播主体的士人为中介的。 士人是古代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坚守着古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准则，士人对儒家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教化有强烈的使命感。

士人通过入仕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进入各级官僚体制。还与其他阶层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交流，彼此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思想观念有较强的辐射性和影响力。 另外书院的社会教化是通过自身的学术活动交流以及开放式办学等来实现的。

（四）独立办学，办学环境宽松

书院作为一种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组织，它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其最重要特点，就是其主持者、管理者都没有纳入朝廷的官学教职之中。

书院的独立性与其私学性质是离不开的。书院有自己严格的山长聘任制，教师也可以自由讲学交流，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家族提供，赠田和政府供给等。另外与官学为科举服务的不同办学理念，同时也带来了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自主独立性。

对于创新，书院的讲会制度的不仅创新在讲学内容，也在讲学形式方面开不少先河。 对于讲会地点，书院历来选址优美，当时教学地点会突破书院之墙，走出书院，这样对于启发学生更广的思维更深的思考非常有利。再如讲会的时间：“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不分晨昏，昼夜。讲学气氛也是以多种方式调动情绪，经常“歌声振山谷”。 相对宽松的办学环境对书院的学术创新和延续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中国书院精神是书院千余年延续发展的历史结晶。也正是由于书院具有了官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它才得以在中国古代有了生存并长期发展的可能。虽终避免不了逐渐官学化而淡出历史舞台，但其学术自由，开放包容的精神至今有着深刻的影响。

四、书院精神的影响

书院是中国独特的教育遗产，千余载的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并且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力量，对现今高等教育的发展仍有借鉴的地方。

书院除了是在中国大地上巍然而立起来的建筑，它的人文性，自由之风等精神已经润物细无声般的滋润着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书院以不同于官学的形式，招生不拘门第，对社会民众开放，以儒家道德教育对民众进行教化，扩大了教育范围；另外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海纳百川的讲会制度、不同学派的学术之辩，活跃了学术研究风气，也使得文化得以保存与创新。

学生地位的平等，学术独立与讲学自由，教师为教育的奉献和对待学术科研的态度，以及对社会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这些古代书院精神一直是当今的大学不断追求的目标。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的确不能同样对待，不过优秀精神的吸收与传承是可以跨越时空的，所以书院精神对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与践行仍有深刻的影响。

五、当代大学精神应回首古时书院精神

大学精神自始都一直是一个长期的话题，抽象但又赋有魅力，大学人也一直在探索，践行。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不是短时间可以促成，它在大学发展过程中慢慢孕育成形，然后载着厚重的积淀萦绕在大学里的棱棱角角。

姚国华先生痛言，大学已沦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是沦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精神的缺失导致中国的大学成了打工仔的职前培训机构虽然有所偏颇但的确是实实在在出现于大学的一些问题。

到哪里去寻觅大学精神？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制度的移植可以说是当时时代条件所迫，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的照搬。在如今国际化的潮流中，“走出去”确实重要。可是中国大学不能一味的长于“开眼看世界”，而短于“低头思故乡”。“千年书院”再加上“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 可见大学精神不能只是一味寻觅，而重在养成。

书院虽已淡出历史舞台，但留下来的书院精神却一直跟着历史来到了现在。中国大学在放宽“国际视野”的同时，更需的是回首古时书院，理解和尊重书院精神，塑造出独具特色的大学精神。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