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城管行政执法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城管行政执法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4月19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条例从立项到酝酿、再到审议修改的过程，是一个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过程，旨在对城管执法领域取得的经验加以固化，也期望能够对十多年来沉淀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予以回应与化解。

明确了城管执法体制

条例在总结近年来市政府在调整、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市和区县城管执法部门的职责定位，规定“市城管执法部门是本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区、县城管执法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并接受市城管执法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区、县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在镇（乡）、街道派驻城管执法机构，以区、县城管执法部门的名义，具体负责本区域内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在此基础上，条例从本市实际情况出发，明确了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城管执法机构的组织协调职责。

确定了城管执法的权限范围

条例延续了自1997年以来，本市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城管执法权限范围方面的基本精神，并根据近年来本市城管执法工作实际，对本市城管执法部门承担的行政处罚权范围进行了列举，为了确保相关规定的实效性，条例还明确了市政府可依法调整这一权限范围。条例实施后，城管执法部门的执法权限范围将相对固定，这也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在城管执法人员、装备的配置和使用以及提升执法效率方面，进行更具长远性的规划和考虑。

规范了城管执法的资格和行为

在社会各方普遍关注的城管执法人员执法资格管理问题上，条例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要求城管执法人员的招募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并实施严格执法资格培训、考试和资格证管理制度，旨在从源头上确保城管执法人员依法执法、规范执法。考虑到城管执法活动所针对的行为以违反市容市貌管理秩序为主，这些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相对较小，且一旦停止违法行为，其危害后果易于及时消除，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执法活动不宜以处罚为目的，可优先适用教育、引导等执法方式，以及时停止违法行为、消除违法后果为最佳执法目标。为此，条例规定城管执法部门可以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后果，采取不同的行政执法方式。对情节较轻或者危害后果能够及时消除的，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直接给予行政处罚外，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先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告诫、引导，并责令其改正；对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篇2

关键词 城管 城管执法 防卫权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1城管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城管的暴力负面形象已逐渐深入人心，许多民众都对城管有强烈的恐惧感与憎恨感。城管负面形象的主要成因是城管队伍的不规范及城管人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同时与舆论的负面渲染等原因有关。

1.1城管本身执法的问题

首先，城管职权范围不明确。城管的法律依据是1996年出台的《行政处罚法》，依据《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在国务院的的领导下，各地城市管理综合部门纷纷建立，如今，城管似乎已然成为中国城市执法职责最宽泛的公权力机构。其次，城管执法环境恶劣。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大部分执法对象是社会的底层人员，为了谋生而从事一些违法行为，而且城管的执法是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过程，行政处罚又是种硬性的行政方式。因此，城管执法相较于其它行政机关的执法而言，更容易与执法相对人发生冲突。再次，城管中除有正式编制的公务人员外，还有很大部分是临时工或协管员，很多城管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基本素质培训， 法制观念淡薄，与执法要求差距较大。最后，城管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为城管执法人员滥用公权力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导致不当粗暴执法，而导致执法中的小矛盾发展为大争端，引发暴力事件。

1.2媒体网民的不当宣传

近年来，关于城管的负面新闻通过报刊、杂志、网络媒体纷纷进入民众的视野中，百度输入“城管打人”共搜出200多万条相关结果，百度“”共搜出进100万条相关结果，而且新闻标题各种触目惊心：城管打孕妇、城管打老人、城管围殴群众、城管打警察……如此多城管的负面新闻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城管制度还有诸多漏洞，城管人员执法中确实存在粗暴执法的情况，另一方面是由于媒体方面为博民众眼球，在新闻中有夸大或断章取义的成分，甚至有人说“无城管，不新闻”。由此可见，城管在媒体中的地位可谓是臭名昭著了。

1.3大众心理倾向于同情弱者

城管人员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尤其是其最主要的职权在于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拥有强大的公权力，而执法相对人又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在此种情况下若发生冲突，民众倾向于同情弱者而向强大的一方发难，倾向于指责城管的粗暴执法而忽略某些执法相对人在事件中的不当举措。当今社会，城管似乎已经成为了暴力、欺行霸市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晕轮效应”这一社会心理现象，即民众对城管人员的行为有坏的印象，会使其对所有城管人员及城管的其他行为的评价低。

2城管的特殊性

2.1执法权vs生存权

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自然经济状态的生活方式已根深蒂固，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从事无照经营、非法运营、流浪乞讨的人员虽影响市容卫生、交通秩序、生活环境，但并未给其生活带来太多不便，甚至带来了便利。城管制度的设立无疑为维护城市秩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行使公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也越发凸显出来，有强大公权力的城管在其执法过程中一直处于社会矛盾的最前端。一方面作为执法方的政府部门确实有权力和责任对城市管理中的违章违法行为进行管理和处罚；另一方面作为执法的相对人确实有许多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从事违法行为，而且其从事的工作都是市民日常生活中非常需要的。城管执法对象大部分属于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违法活动，这就使他们与城管执法主体发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甚至分裂成对立的两个阵营。一定程度上来看，这些城市弱势群体在城市中生存的同时，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弱势群体从事的非法活动的产生与扩大与城管部门的设立与扩张是分不开的。

正是因为城管执法人员与执法相对人双方执法权与生存权的尖锐对峙，执法相对人往往不能或不愿承担城管对其进行的惩罚，有时行政相对人甚至会产生绝望的情绪，导致惨剧的发生。城管执法相对人从事的活动往往与其的生活息息相关，很容易造成城管执法不被理解，再加上执法相对人的来源、社会背景、文化程度、职业、性格等方面非常复杂，这决定了他们对城管执法的要求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加剧了城管执法双方的矛盾，也增加了城管执法的难度及危险性。

2.2城管保护措施不完善

城管作为集中行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机关，其工作跨度大， 难度也大，大城市的城管动辄综合数百项处罚权，其执法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 在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同时也在集中社会矛盾。城管与行政相对人易有肢体接触，但城管并不像警察一样拥有治安处罚权，也没有配备武器和警械。面对执法过程中“暴力抗法”，城管有比其他行政执法人员更大的危险性，却没有加强对其保护，这有违公平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应对城管设立特殊的保护制度。

3城管的特殊保护

在城管的执法过程中，主要受到威胁的是城管的人身安全，城管易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在此情形下，对城管进行保护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扩大城管的职权；二是完善城管的防卫权。

3.1扩大城管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城市管理局是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其职权主要在于行使行政处罚权，其所具有的行政强制权范围也应只限于保障其权限内的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所以城管执法并不需要扩大其行政强制权，而且若扩大城管的行踪强制权会造成城管权力的过度扩张。另外，城管在执法过程中，非常容易与行政相对人产生矛盾，且一般遇到的都是轻微的违法行为，如果扩大城管的行政强制权，却没有相关规定限制其权力的使用，则很容易侵害执法相对人的权益，且加深民众对城管的恐惧及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这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此，笔者认为不应该扩大城管的职权。

3.2完善城管的防卫权

要完善城管的防卫权，首先应当确定城管人员的防卫权与普通公民的防卫权是否有区别。笔者认为，城管人员的防卫权与普通公民的防卫权是有所区别的，且城管人员的防卫权与普通公民的防卫权相比，应予以限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正当防卫是公民在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然而公力救济不可及的紧急情况下采取的私力救济。孟德斯鸠指出：“在公民与公民之间，自卫是不需要攻击的。他们不必攻击，只要向法院申诉就可以了。只要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等待法律的救助，就难免丧失生命，他们才可以行使这种带有攻击性的自卫权利。”城管部门作为国家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在遭遇不法侵害时及在受到不法侵害后获得公力救济的机会远大于普通公民，因此对其私力救济应适当限制以免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其次，我国对于正当防卫的刑事政策是鼓励公民合理地行使正当防卫权，勇敢同违法犯罪做斗争，我国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是做从宽掌握的，鼓励对紧急情况下的不法侵害进行私力救济。国家承担了保护公民权利的职责，城管虽然不具有治安保卫的职责，但城管作为国家机关，其人员在遭遇不法侵害时，应当趋向于由有权机关对该不法侵害进行评价而不是积极的与之斗争。

再次，城管执法时以强势的态度出现，具有强大的公权力，其执法者的身份首先就给执法相对人造成一定心理上的恐惧感，执法相对人处于弱势的地位，一般不敢于与国家对抗。而且，执法相对人的抗法行为，经常是伴随着执法相对人的侥幸心理，希望通过抗法来免受或减轻行政处罚，所以其采取的抗法行为一般手段并不激烈，经合理协调后其抗法行为也容易被说服，因此较容易制止。而且城管执法时，人数上一般处于优势状态，在遇到不法侵害时，共同执法的城管一齐制止不法侵害的话，力量对比较明显，一般不需要造成重大损害就能缓解当下的紧迫危险状态。

最后，城管在执法时遭遇了抗法，若给相关人造成危害后果，其承担的责任与其造成伤害是不相当的。因此，若不对城管行使防卫权作具体的限制，则一方面将导致市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易导致城管权力的膨胀，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根据对比对城管进行保护的两种方式，笔者认为，应当对城管的防卫权进行明确规定及完善，使城管人员能正确行使自己的防卫权来保护自己。

4城管防卫权的立法展望

近年来，城管制度遭到众人非议，这与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城管执法规范不无关系。城管体制的最高及基本法律依据是199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除此之外，城管的设立、权限、行为规范等的法律依据都来自于国务院文件、地方政府文件等。迄今，城管制度设立已有十几年，全国有三百多个城市设立城管，但城管制度却依旧存在很大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很多时候城管队员在执法时，面对指责的尴尬，面对挑衅的无奈，面对抗法的困窘，都是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来保障。

面对以上问题，很多人提出应当制定一部全国性的城管执法规范。首先，学界存在大量关于城管执法合法性的质疑。“在法治社会，一切权力都必须接受法律评价，权力普遍受法律评价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城管设立的最高法律依据仅仅是《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但这样一个单薄法条却衍生出城管的诸多职能，这导致城管执法在主体资格和法律地位存在着不足与缺陷。其次，在城管执法缺乏统一的具体法律规范。全国各地城管的执法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很多城管人员不明确自己的职权及职责，而且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很多情况下并没有遵守法定的程序。可以说，在全国各地的城管部门中，执法范围是一个具有弹性的领域，今天城管不能管的领域，明天可能一个红头文件就允许管了。最后，城管执法保障机制不健全。城管执法在法律保障机制、强制执法权力保障机制、财政保障机制几方面都不健全，这都要求制定完备的法律来规范。

虽然目前要由国务院统一制定一个“城市管理执法条例”条件还不成熟，但只要城管制度继续在中国存在着，这样一个执法规范必将会制定出来。

参考资料

[1] 周执前.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法律初探[J].河北法学，2009（7）.

[2] 彭君.必须尽快制定一部全国性的城管执法规范[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4）.

[3] 刘华.城管的历史：扩权与限权[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9（1）.

[4] 陈斯彬，马.我国城管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8（1）.

篇3

“缘分”至少从1998年12月16日起算——时任市工商局局长的甘忠泽，成为首位接受市人大常委会述职评议的市政府官员：“考生”形象，自我要求“开明、务实、平民局长”，令人耳目一新。

2008年，甘忠泽来市人大续写“人大缘”，任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今年9月，本刊编辑部围绕本届人大五年工作总结请他谈体会，他目光坚定，语调平缓：“我认为要做好人大专委会的工作，关键在于全局观、方向感、责任心。”

全局观：“三情”定位，“两主线”发力

甘忠泽认为，人大的全局观，是坚持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统一，共同促进民主法治社会建设。他说，专门委员会履职，一定要胸有国情、市情、民情，把握初级阶段的特征，才能定好位、找准点、发好力。这五年，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的过程中，既有举办世博会的机遇，又面临转型发展的考验。我们找到两条主线：一是世博会筹办举办。2008年至2010年，我们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先后开展了对市容环境、水环境和大气环境整治的监督检查，督促政府加大对难点、顽症的治理，使上海“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貌更美”。

“环境整治不只是为迎世博，关键是让老百姓得实惠，这是人大监督的重点！”甘忠泽声音稍有提高。世博会期间，上海的市容市貌、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充分肯定，特别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一些难事得到解决，城市的凝聚力大大加强。世博会还没结束，人大又组织开展建立世博后城市管理长效机制专项监督和专题询问，并通过相关立法为政府加强城市管理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这几年，面对资源环境、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市委、市政府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总方针，我们围绕这条主线，在城乡规划、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了立法和监督。如2010年制定了城乡规划条例，统一了规划体系。这两年又开展了防治地面沉降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的立法调研。这些都是上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既要未雨绸缪加强工作，更需要通过立法予以保障。在环境保护方面，每年组织开展“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监督政府制定的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实情况，如“三废”的治理，对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郊区工业园区的截污纳管等等；开展了建筑节能的监督和立法；特别是这两年连续对生活垃圾分类及减量化工作开展监督，对抓源头减量，回收系统的重建，末端处置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方向感：认准“主攻方向”，就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

“有了全局观，就有方向感。所谓方向感，就是要牢牢把握代表关切，百姓期盼，政府着力的工作，选准委员会立法、监督的项目，通过连续监督、监督立法互动等推动问题解决，不出成效不放手！”甘忠泽说。

“五年工作很多，民生问题无疑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人民群众关心的公交、住房、安全等问题，委员会都连续跟踪监督了好几年。” “公交优先”，我在建交委时觉得上海做得不错了，2008年开人代会却成了热点。到了人大深入实际看看，感到我们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确实还有差距。特别是新建居住小区出行不便、公交职工收入低、服务水平下降等反映更大。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经过推动是可以解决的。因此马上开展相关监督。市人大将落实“公交优先”作为当年的重点监督项目，常委会领导带领我们多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公交企业调研，提出了改善的意见和建议。2009年市政府制定了进一步深化本市公交改革的方案，也采纳了人大监督的意见建议。2010年继续跟踪，督促整改落实，在此基础上，推动修改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条例，将监督的成果制度化。

保障房建设，是市委、市政府这几年全力在抓的民生大事，也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热切期盼。2009年市人大就开始关注，这几年每年都进行监督调研。在基层调研中，我们一方面被享受到保障房实惠的普通百姓感谢党和政府的真诚所感动，坚定了把这件好事推动做好的决心；一方面，也认真梳理各方面反映的问题，就摸清需求、科学选址、产城融合、小区配套、资源配置、资金支持、政策完善等方面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了一些问题的解决。

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物业管理、饮用水安全，本届人大也高度重视，坚持监督与立法相结合，既推动了政府工作，也为政府开展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快速“瞄准聚焦”也是方向感。“人大游离于突发事件之外，是不行的”。五年来城建环保领域发生了多起公共突发事件，我们及时开展调研，分析原因，提出建议，督促整改。如，2009年莲花河畔景苑倒楼事件、2010年“11·15”特大火灾和2011年地铁“9·27”撞车事件发生后，社会反应强烈。人大常委会直面矛盾、迅速组织对本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消防安全等开展监督检查，请有专业背景的人大代表来查找管理上的薄弱环节，提出整改建议，并及时制定了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

人大监督的指向，包括增进理解，共创和谐发展的局面。甘忠泽沉吟了一下说：“人大要做政府公众沟通的桥梁，让老百姓了解政府做了哪些工作，让政府知道百姓需求和不满，以改进自己的工作。”比如，2009年“钓鱼执法”事件引起公众质疑。市人大及时开展依法规范客运市场秩序专题调研，表明态度，回应关切，客观全面反映情况，包括部分地区公交运营能力不足的矛盾、政府执法手段缺乏的尴尬，提出整治非法营运绝不手软，取缔不正当的执法行为绝不手软。2011年推动制定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既规范城管执法行为，又赋予必要执法手段，以防止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又如，社会对轨道交通的运能和运营时间一直有质疑。我们就组织代表夜间调研企业紧张维护保养的现场，既增进了了解、理解，也消除了疑惑。

责任心：坚持务实，不急功近利，不沽名钓誉

责任心，甘忠泽从公信力谈起。党和政府要提升公信力，人大作为民意机关也存在公信力问题。人大工作关键看能否真正代表人民说话；是否敢于正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是否善于推动困难问题的解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衡量人大公信力的标准。党和社会不认可，你工作再热闹也无效。他强调：“提升人大公信力要靠委员会履职能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要靠对人大事业的高度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