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十篇

国际直接投资篇1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快速飞速发展，产业资本跨国流动日益增加。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的资本流动形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方法。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在投资的过程中直接投资是通过全部或者部分国外企业的进行管理和控制，更是通过间接方式对国外企业进行经营和管理。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从资本发展的过程中看，其形式也不尽相同，直接投资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货币形态的投资方式，而逐步的转向为其他各种方式的货币投资方法，其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方式在国际上也在日益应用，逐步的进行转移化。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随着当前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投资应用的过程中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方式进行了综合的处理与分析，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的时候在投资控制的过程中对其接线的划分很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①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②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③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④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3)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2.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国际直接投资篇2

跨国公司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6世纪，成长于19世纪70年代后。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角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力量，现已成为世界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表现和主要推动力。

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形成影响着国际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是以企业国际化经营为基础的，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企业的国际化，是一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基础。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走出去”。

因此，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一些好的理论更能供我们借鉴并帮助我们更好的发展。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邓宁提出的。根据此理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这三个基本因素综合决定的，跨国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它所从事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各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直接投资输出与输入的流量，也决定了各国在国际生产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从以下方面吸取经验：利用所有权优势，发展对外投资。通过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与调整，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一些主要资源开发领域已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能力，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在资金上，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雄厚的外汇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和保障。在管理上，我国的不少企业在境外较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摸索总结出优越的管理技术经验，对生产经营活动实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为企业效益的提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声望上，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在国际上确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形象，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加强内部优势，增强企业效益。我国现已出现了一批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具有使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一些企业在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时，尽量使其内部化。但有些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也存在着问题，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缺乏对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的保护。因此，为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应在国内外有关部门申请专利保护，使其不受侵犯。重视区位优势，选准投资区域。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先从东道国区位优势入手，选择基础因素、经济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以谋求最快的发展。

（二）边际生产扩张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究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称其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其基本主张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比较优势理论比较适合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但它否定了垄断因素在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回避了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维护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后果。为了使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投资行为影响更深，我们应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在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为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奉行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国内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者服务。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三）区位优势理论

这是艾莎德教授提出的，该理论是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它不仅解释了投资者到国外投资的原因，还对投资的地理位置做出了较好的回答。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先从东道国区位优势入手，选择基础因素、经济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并在区位选择决策上遵循以下原则：尽可能的了解和掌握更多目标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对各种因素进行比较和分析。明确企业的投资目的和投资方向，正确认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竞争优势，结合东道国区位优势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将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企业自身优势进行有机的结合，分析所有掌握的信息，综合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其他方面的战略，做出最后的选择。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来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变化及其规律。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和发挥已有优势，并创造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国际竞争中。

国际直接投资篇3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三十年来我国对外投资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整体上还处于年增加规模100亿美元以下的较低水平。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但众所期望的投资高潮却一直未曾出现。

200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330亿美元,下半年由于全球经济收缩,2008年全年净流出也达到了535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4亿美元,但第二季度,当季投资高达87亿美元,同比增长37.6%,环比增长182%。目前有一批大项目正在协商中,全年对外投资的总体形势仍然乐观。据此可以说,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与对外投资大国(如美国、日本等)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年流出量不到这些国家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差距达数百亿美元;外向存量差距千亿甚至万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落后于老牌发达国家,在存量上也不及新加坡、巴西等国。这个现实一方面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

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处于“双顺差”状态。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绝对值和占总顺差比重呈增加趋势,并且与国际收支总顺差、外汇储备同方向增加。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4261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4451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1300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1859亿美元。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虽然不是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但却成为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资本项目顺差虽然从绝对额看呈现波动的趋势,但所占总顺差比例逐年下降,2008年资本项目顺差占总顺差的比例是4%。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有望在近年出现扭转,首先实现资本项目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巨额的“双顺差”,我国国际储备也逐年增长。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中国依然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格局,外汇储备更达到2131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此时释放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十分明智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相对有效的降低中国外汇储备风险,降低资本项目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人民币的强势和外汇储备的充足也有效的支撑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外汇供应基础。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1.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改善国际收支更可行更有效的途径。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贸易顺差会一直存在,要改变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就需要从资本项目入手。2008年,我国国际收支之所以改善(顺差缩小),资本项目顺差缩小的作用不可忽视。2007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89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是735亿美元;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5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4%,资本项目顺差190亿美元,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顺差的影响巨大,资本项目对我国国际收支的作用正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而日益凸显。由于全球经济收缩,当前许多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缺乏,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深度需求,而且各国政府对外资的一些限制也有所放松,这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了机会,此外,人民币的强势也会促使中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增长速度会加快,可能慢慢成为减轻资本项目顺差压力的重要因素。

2. 对外直接投资及其贸易效应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而言,尤其是货物的进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生产型和贸易型子公司,可以有效的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通过“走出去”直接到国外投资,可以绕开一国或区域集团的贸易保护。而通过在东道国建立生产销售网络,在维持对原有国外市场的同时,还有助于扩大中国产品向新的出口市场的渗透,或在建立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过程中,还能带动我国产品设备、材料的出口。另一方面,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是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稀缺资源的供求矛盾,但势必带来中国进口增加。但是,即使中国没有进行这种投资,对一些国内缺乏资源的进口也是刚性的。

3.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改变贸易结构改善国际收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顺差,而服务贸易从1982年至今却一直都是逆差,可见我国的贸易结构很不合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如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可谓一箭多雕。首先是为我国企业在非洲寻求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其次是改变了我国对南非的贸易结构,由产品出口逐渐转向技术和服务的出口,不仅如此,这宗大额的收购也缓和了南非因为长期对我国贸易逆差的不满。

国际直接投资篇4

一、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加剧，投资结构和方式出现新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以及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频繁，国际直接投资也于2004年止跌回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fdi重新趋于活跃。从2004年起全球fdi开始回暖，达到611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9%；跨国公司对美国的投资开始回升。2004年美国吸引的fdi出现大幅增长，由200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至1210亿美元；fdi向发展中国家分流的趋势增强。2004-2007年，亚洲、中东欧已经并将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跨国直接投资的地区；fdi继续向服务业倾斜。2003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产业上的调整，服务业成为fdi的新宠，仅2004年上半年全球服务业的跨国并购金额就达到9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是制造业跨国并购金额的1.5倍；跨国并购成为fdi的重要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迅猛发展，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的重要方式。

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扩张期且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今后全球fdi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仍将继续。尽管从中期来看，可能会受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全球恐怖活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而转弱，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直接投资将成为世界经济长期的活跃因素，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正确分析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是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而发展的，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特别是加入wto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后，我国利用fdi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五”期间，我国累计利用fdi2740.9亿美元，年均利用外资超过500亿美元，目前保持在6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名列全球第三，并继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我国利用fdi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8.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直接吸纳就业人数超过24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10%以上；二是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十五”期间制造业利用fdi1900亿美元，占fdi总量的70%，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产业集群，促进了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家用电器及普通机电产品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形成；三是服务业已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2005年服务业利用合同外资金额218亿美元，金融、物流、零售、公用事业、会展以及咨询等领域利用外资取得较大进展，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四是跨国并购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进入新的世纪，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普遍做法，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大型国有企业重组案中，2/3以上有外商投资参与。在我国，跨国公司并购国有大企业也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我国利用fdi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引进外商投资中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区域、方式、领域的布局不够合理，部分外商独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拉动作用有限、甚至在个别领域开始出现外资垄断；另一方面，fdi也可能给我国带来一些诸如增加国际收支风险、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阻碍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增加社会成本等负面效应，并因此引起了fdi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断出现的新变化，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纵观我国利用fdi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我们可以坚信我国利用fdi的未来前景良好，利用外资仍具一定增长空间。一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跨国并购会日益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利用外资地域格局也将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稳步推进。

三、进一步促进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对策选择

“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摒弃对利用fdi的偏见和争论，以积极的姿态和改革开放的进取精神，制定积极的应对政策和措施，坚持“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1、完善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创建良好的外商投资软环境

创建良好的外商投资软环境，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稳定、透明的管理体制和公平、可预见的政策环境。要根据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研究制定促进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当前重点是制定对外商并购国内企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出台《反垄断法》，修订颁布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适时修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严格实行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规范各地区、各部门利用外资政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协调。

2、加强对外资的产业投向引导，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升制造业利用外资水平。将先进制造业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环节，培育新兴主导产业，增强整个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外商投资资源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环境保护，严格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的外资项目准入，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增强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提高国内配套能力，延长国内产业链。继续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等各类营运中心。

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领域。加快引进生产业外商投资，特别是现代物流、会展、法律、教育培训、信息、人力资源配置、工程技术服务等。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注重新兴服务业发展。积极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稳步推进金融、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的对外开放。鼓励外商投资电力、交通、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同时逐步开放教育、医疗、文化服务市场。

促进农业利用外资。在农业生产领域，继续鼓励外资发展优质蔬菜、瓜果、花卉、中草药等经济作物以及饲料作物生产，鼓励外资进入牛羊肉、优质禽肉生产和发展远洋捕捞业。在农业产业化领域，吸引外资发展有机栽培，加快开发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建设绿色有机食品出口基地。在农业综合开发领域，鼓励外商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设工业原材料基地。

3、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利用竞争和政策引导外资技术转移

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创建外资企业、国内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开放型创新体系，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创造竞争环境和政策环境，引导外资技术向国内转移。通过加快培育能够与外资企业相竞争的国内优秀企业，加快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快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产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4、加强对外资的空间投向引导，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禀赋特征，优化利用外资区域布局，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要继续发挥经济外向程度高和资金、人才、技术、区位、配套能力等多方面优势，率先实现利用外资由“量”到“质”的转变，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形成若干基础设施建设好、外资密集、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带。要抓住国际制造业转移和东部沿海地区外资转移的机遇，适当放宽投资限制，积极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5、创新引资方式，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引资

引导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引导和规范外商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内企业在境外上市，鼓励外商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来华投资，鼓励合格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促进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

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优势、产业转移趋势及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布局的研究，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提升对日本、韩国招商层次。以欧美大型跨国公司为招商主攻方向，突出跨国并购、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招商。推进与港台、东南亚华人企业、大财团和基金的合作。

6、抓好载体建设，发挥各类园区利用外资的主导作用

加强各类园区利用外资的功能定位。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实施产业集群发展带动战略，重点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营运中心，发展大型成套装备制造业。部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要围绕高科技和创新主题，重点吸引国外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落户，重点发展it和ic以及生物医药产业。部级出口加工区要在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同时，大力引进加工贸易项目，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省级经济开发区要依靠优化环境增强招商竞争力，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园区和研发园区，不断提高发展竞争力。

国际直接投资篇5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的经济国际化不断的提高，尤其中国在加入了WTO之后，中国开始考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想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际直接投资产业的选择对经济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企业取得利益的同时也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带动的作用。

一、理论概述

（一）理论基础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独立的经济理论，其源于20世纪60年代。在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没有从资本流动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中独立出来。当时的情况，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投资理论基本采用的是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学者海默在60年代初里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在其理论中充分的表达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产生。之后邓宁、卡森和维农、小岛清等学者陆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轮、边境投资理论。内部化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了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对外投资理念。这些国际直接投资的理念是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外投资的总结，时代特征很明显，前提都是以发达国家的垄断性作为前提。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对外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效应基础上，发现了影响国际投资主导产业在选择上的主要因素同时提出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含行业供求关系和产业生命期的结构分析。中国在实施国际直接投资的同时要注意避开贸易壁垒为主体，基础为生产，后盾为金融，多功能的拓展，综合性的国际经营战略。所以贸易壁垒高的产业，也是国际直接投资产业扩张的“头号选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扩展新的市场领域来提高企业收益。不同的国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会有极大差异。对外投资企业尝试选择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规划。例如台湾选择中国为生产地点。企业在加工生产时需要国外技术时，假设进口一批原材料，在本国进行加工生产和出售，与在原材料丰富的国家设点直接加工生产返销相比较，更可行的方法是在原材料所在国家实行加工。对外投资的同时能将国外的技术引进，完善并提升企业的生产程序以及生产技术。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选择因素

国际直接投资可以把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相结合。在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主要以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相对经济水平相当或是层次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以劳动密度型产业、资源开发型产业、初级产品加工制造为主。发展中的国家在国际对外投资方面主要考虑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比较优势的产业区位，即对外投资选择的国家与中国同种产业相对比之下具有优势的产业。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能否进行，从产业的区位优势来看，这是产业能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其二，我国生产量在贸易上的标准，生产环节之间的商品交换的规模大小，对产业中的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交易量以及交易的频率。

二、国外与沈阳市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一）国外的国际直接投资

任何国家对待国际直接投资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必须要解决谁去投资、到何处去投资及投资与产业这三大基本问题。

1. 日本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情况

日本学者小岛清在1977年，根据当时美日合作以及日本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进行研究比较，利用资源禀赋差异的形成和成本差异的原理来分析日本的国际直接投资，提出了边际投资理论，也可以称作比较优势理论。在边际投资轮中提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只是依靠从微观经济因素出发的跨国垄断优势，同时也需要考虑从宏观经济因素出发的国际分工原则。美国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上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相反日本国际直接投资，除资源开发型，在日本制造业对于其他国家已经不能说是比较优势的部门。成本以及利润相对应的原则，对日本来说还是比较符合的，对外投资的结果是扩大了两者之间的成本差距，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形式，投资的形式属于顺贸易导向型。边际投资理论的核心是：遵循优势的分工原则来实施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从国家比较历史的产业依次进行。比较劣势的产业容易丧失优势，这种比较劣势的产业也可以称作边际产业。通过实行国际直接投资把国内比较劣势的产业向优势的产业进行转化。边际投资理论的提出，小岛清认为：日本的传统工业在国际直接投资上比较容易找到立足点，选择传统工业对外投资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地区进行投资，这其中的优势远比在国内新行业的投资大。

2. 小规模技术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西方理论界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研究中的早期代表性成果。威尔士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在理论上给后人提供分析空间，对于分析经济落后国家企业在国际化的初期阶段怎样在国际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是颇有启发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把世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以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竞争的产生相结合，依照国际市场需求的多样化特征发展中国家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周全的考虑到每个领域的发展，形成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小规模技术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想法显示出局限性。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能否是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中拾遗补缺，而不能与发达国家企业界在同个领域内竞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小规模市场上展开竞争的同时也在同发达国家企业进行竞争。所以小规模技术理论不能全方位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优势以及动机。但从本质上看，小规模技术理论是技术被动论。威尔士认为认为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使用“降级技术”生产在西方国家早已成熟的产品。降级技术将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使用，可能导致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同时，该理论很难解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日趋增长的现象。

（二）沈阳市的国际直接投资

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对外投资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掌控世界经济格局的跨国公司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力。

1. 沈阳对外投资综合考量

经过调查统计显示，沈阳市对外投资企业已经不断增加，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来看，沈阳市主要的对外投资集中在机械制造、木材加工、商业服务、制药等行业。从投资国家的选择上，多是选择周边的国家，主要分布在朝鲜、加拿大、俄罗斯等地区。结合沈阳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世界经济变动的规律，整体上对沈阳市国际直接投资产业与区位合理的组合。由于世界的各国资源技术以及地理条件各方面的不同差异，在选择对象的同时要对各方面进行调查参考，依照各方面的因素调查结果来确定选择产业的投资方向，同时采用合适的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方式，才能使得沈阳市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

2. 沈阳对外投资产业布局

近年来沈阳国际对外投资首选的产业有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执照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及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及橡胶制品业。沈阳市未来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发展方向在以上的对外投资产业中充分的表现，同时要考虑中国的产业政策避免起到反向的作用。

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可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空间同时也能学习到不一样的专业技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战略选择，是让企业不断壮大有足够实力成为跨国公司的关键点。现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对外投资使各国经济相互地联系、相互地依赖，同时在国际范围内提高了产业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三、国际直接投资对沈阳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沈阳产业结构调整

在全球化经济的情况下，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已经在世界逐渐进行产业调整，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新的产业链。在新的产业链中，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产业上有着一定的互补性。在选择上对外投资产业的基础进行优化，这样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增长，调整升级发展国内产业结构由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技术交流和市场扩展来带动，使国际直接投资成为提高国内产业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制定国际投资产业选择的战略来实现沈阳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同时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沈阳市对外投资偏低分析

沈阳市对待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与规模均偏低。形成沈阳市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比重偏小，项目单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沈阳市是传统经济体制影响较深的老工业基地，有着许多历史性、结构性和机制性的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国际直接投资结构的不成熟，经济效益降低、国际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小执行效率低、国际直接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够重视以及传统的经营模式和管理办法限制了国际直接投资的项目开展。

因此，对外投资的成功与否的关键点在于产业类型的正确选择。经济国际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强化，中国经济水平与对外交流的战略层次在不断提高。中国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接触国际对外投资，政府提出了“走出国门”战略。

四、对策与建议

从1985年国家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策略以来，沈阳市不少企业进行了国际对外投资的尝试，从整体上来看海外企业的功能相对单一，非贸易性企业的比例低等问题，但不可否认，企业通过国际投资实践中，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以及生产技术，同时丰富了国际直接投资的经验。同时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所以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考虑，沈阳市都具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

沈阳市作为中国的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基地，在适当的时间抓住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契机，科学地选择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群，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领域合理的定位，对于沈阳市经济发展、老工业基地、调整产业结构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开发，我国对国际直接投资行为表示出积极的态度，鼓励国内企业在国外进行资源开发合作，这样让我国在利用国际资源的同时掌握主动权。从沈阳市的产业结构上可以了解到，在国际直接投资上产业的结构不是很合理，第三产业比别的产业占的比例要多。我们目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在向工业化后期推进的同时，要注意两方面：一方面需要有发达的第三产业的平台；另一方面需要有庞大的第三产业，利用传统和新兴的劳动技术双重密集的产业，来吸取工业化进程中淘汰的劳动国，所以逐渐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是沈阳市产业结构审计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每一个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沈阳企业借力“走出去”谋求转型升级，并参与到国际竞争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常态。企业间已意识到各自为政只会使企业陷入艰难局面，“抱团取暖”、“抱团出海”才是企业长久发展之计。

五、结语

国际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产业的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在产业选择上必须与区位相互协调。以动态的眼光去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的可行性以及优越性，来制定不同的对外投资产业计划方案来带动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以达到风险低、效率佳、能力强的投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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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篇6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国际直接投资篇7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

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

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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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国际直接投资篇8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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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tigler.G.J.，1968：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D.Irwin.

国际直接投资篇9

一、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理论研究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 & 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 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 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 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 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 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 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三）选择稳健的国际直接投资运营策略

国际直接投资篇10

（一）意义

随着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国际化呈现出新的特点，由贸易导向逐步转向资本导向。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多，生产规模扩大，带动了投入品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入增加，直接引起中国国际收支流量的增加和结构的变化，成为决定储备资产增减的主要因素。

（二）现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角度不同、观点迥异、内容纷杂、范围广泛，主要有“投资选择理论”、“资本化率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位优势理论”等等。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理论抽象，阐述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和行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概述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又称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

（一）FDI主要形式

跨国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到1999年为止，5.3万跨国公司约有3.5万亿美元资产。且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且基本上分布于日本、美国、欧盟等地。日本早前的FDI主要投资于东南亚，80年代后，80%投资于美国，20%投资于欧洲。现在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国。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对外投资趋缓。

（二）FDI的本质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本质，有的学者强调“经营资源”，尤其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例如，日本学者原正行（1992）认为，FDI是企业特殊经营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国际转移；另一位日本学者小岛清（1987）认为，FDI是以经营管理上的技术性专门知识为核心。有的学者则强调“控制权”，例如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1992）认为，FDI是指一国的某公司在另一国设立分支机构，或获得该国某企业的控制权。相关国际机构、政府部门与理论界，例如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美国商务部等，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因为FDI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处于核心地位，而货币资本则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只能进行直接投资，所以，FDI不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且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基于此，有学者认为，“FDI是指一国或地区企业通过垄断优势（主要表现为无形资产）的国际转移，获得部分或全部外国企业控制权，以实现最终目标和直接目标高度统一的长期投资行为。”

（三）FDI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

三、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分析

（一）积极影响

1.推动我国出口增长和结构升级；2.扩大国内就业机会；3.增加外汇供给，平衡我国国际收支状况；4.参与国内资本形成，缓解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5.促使国有企业转换机制；6.引进了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二）消极影响

1.外商投资的“独资化”、“大型化”趋势将增加行业垄断的风险；2.实际投资增长趋缓将影响外贸稳定发展；3.地区分布中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4.跨国公司运用迂回战术并购关键国企；5.外资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微弱；6.本土的人才流失情况严重；7.税收激励政策过度导致税源流失。

（三）FDI的利弊影响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统计公报中有一项数据有所下降，引起业界关注。据介绍，前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FDI）合同金额1303亿美元，同比增长21.8%；实际使用金额只有432亿美元，下降2.1%。

衡量一个国家融入全球程度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吸收FDI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所谓直接对外投资（FDI），是指一个国家的厂商有选择性地向另一个国家投入资金、机器设备、技术以及其他无形资产，进行生产经营。吸收FDI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既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和发展快慢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第一条“负溢出”效应就是FDI的“反资本化”。所谓FDI的“反资本化”，是指如果FDI的投资规模过大，返回盈利会给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当外资企业逐渐建立并有利可赚，它们将开始把盈利返还到自己的母国。

第二条“负溢出”效应是国内市场为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所“控市”。跨国公司在资金规模、技术水平和品牌等方面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多数场合与我国企业相比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 ，他们的进入排挤并淘汰了部分国内企业，拥有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第三条“负溢出”效应是提高了我国潜在进入者的市场进入壁垒。区别于当地企业只能基于国内要素禀赋配置资源，跨国公司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国内引资环境建设，为吸引FDI创造条件；

（二）充分发挥FDI对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

（三）建立良好的投资基础；

（四）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