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的性质范文
时间：2024-02-10 17:54:5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利益的性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0引言
公共领域理论一直受到政治世界的关注。而基于“公共”概念本身的限定性，不论是其提出者阿伦特，还是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哈贝马斯，都只能给出其特定语境的阐述。在阿伦特看来，“公共”在于“最大可能的公共性”和“世界本身对所有人而言是相同的”[1]；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主要在于“政治公共领域”，并只存在于“公众”与“共识的语境”。[2]公共领域是介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基于“国家—公共区域—私人”三元结构的社会存在。哈贝马斯在勾画了资产阶级发展初期理想的“公共领域”的美好图景之后，因“再封建化”之忧视公共领域为“利益竞争的场所”[3]，哈贝马斯只能以“理性共识”[2]作为获取正义的理想目标。然而，这种“理性共识”却具有意识形态特征，随之“公众”变为“大众”。[4]“公共领域”的乌托邦之惑在网络信息时代似乎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1哈贝马斯视域的公共领域
1.1公共领域的提出与特征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公众自由讨论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空间，“在这里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得以形成”[5]。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根本特征，公众应具有公共理性，讨论的话题是公共议题，谋求的是公共利益，最终形成公众舆论，约束公共权力。[2]这一领域具备高度开放性、理性批判性和公共利益性等特征。其结构性要素为公众、媒介、公众舆论（非正式性制度），运行机制则为：公共性是公共领域运行的原则机制，公共性决定了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协商或话语民主是公共领域的方法机制，是公众实现公共权力治理的主要路径；理性共识是公共领域的核心机制，体现着公共领域的精神、行为方式以及行为目的；舆论生成是公共领域的结果机制，是通向公共权力的关键步骤。
1.2公共领域的去意识形态构想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以公共性、理性、协商、共识、舆论等因素构建的理想领域，同时也是基于历史性的考察而提出的，虽然具有特定的情境性和局限性，仍然以雄辩的姿势维持着理论与实践的完美在场。然而，哈贝马斯也不得不对“再封建化”作出探讨和理论修饰，面对意识形态的变更，科学技术的强势出场，哈贝马斯仍然对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进行辩护，从信息时代的许多特征与其他社会形态“相似性”前提得出“对狩猎与采集社会和电子社会都缺乏疆界，这就导致两者之间许多惊人的平行现象”[6]。然而，“平行现象”并不足以支持信息时想公共领域的回归，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的领域。网络通过信息化进程，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网络空间塑造着人类新的公共领域，并产生新的意识形态。
2网络技术催生的公共领域与网络意识形态
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侵入，造成一个较为自由的空间。借助于网络论坛、报纸、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与交互平台，网络给出了主体参与、媒介等公共领域的基础要素，并赋予网络民众了多元文化与思想，为新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2.1网络公共领域的特征
网络公共领域同时具备虚拟性与现实性。虚拟性消解了不平等，基本上成就了哈贝马斯视域的平等与自由。参与者以匿名身份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地域、阶层，营造了相对平等规则，为网络的公共性创造了基础，也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开放。多样的、自由的平等的交流为达成理性共识与产生公共舆论创造了条件。然而，基于特定规则与限制，身临其境并不完全。虚拟性扎根于人的意志与参与者的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网络行为只是人们现实行为的网络映射。此外，网络公共领域具备高的交互性。在波普尔的知识世界视域中，虚拟社会空间实现自由的人-机-知识的自由交互；在拉图尔的视域中，则是无缝之网，实现虚拟社会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建构。网络破除了传统媒介的权威性，低效性和垄断性，为公众提供自由、平等交流的媒介，营造产生公共舆论的规则与基质，为产生协商与话语民主提供了全部要素。
2.2网络公共领域的优势与劣势
网络公共领域较之其他四种公共领域[7]，有着绝对的优势。首先，网络公共领域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其次，网络公共领域“去”除了中心化。中心化是层级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民主的主要矛盾。网络规则有效地去除中心化，重新建构新的网络规则与伦理。最后，网络公共领域的超强交互性为公民的平等交流、协商与话语民主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网络舆论的产生与传播，进而对网络规则与现实权力产生影响，使网络空间成为理想的公共领域。同时，网络技术因技术本身，社会规则与伦理制约缺陷产生多重劣势，在于语言霸权、数据鸿沟和权力复归。语言霸权造成了信息资源占有与分布的不平等。网络运行与平台建设需要软、硬件资源。网络的传播与运营与现实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网络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造成信息传播的梯度和分布，形成信息交流的单向度，产生数据鸿沟。数据鸿沟是因为网络资源的不均衡而造成的“信息落差”与“知识隔离”。信息流动的不畅通造成话语权控制。数据成为新的能源：数据的产生、获取、分析、应用等过程成就新的生产方式，形成新的生产力。数据鸿沟牵涉到数据资源背后的科技强弱，经济增长方式，现代化进程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促使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入侵与复归。当前，不论网络的规则有多么的自由与开放，都无从消除网络资源的昂贵与工具主义的复归。网络公共领域成为新的知识资产之上的“美好家园”。网络资源共享的神话带来公共领域的萎缩和公众参与话语民主的新的不平等，网络公共舆论的产生和对网络内外权力影响式微。网络与网络公共领域重新笼罩于意识形态之网。
2.3网络意识形态的产生
网络技术的点对点逻辑架构了网络平等、自由、开放以及共享的技术价值理念，然而却不能脱离现实控制要素，从而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网络意识形态不只是网络空间的拟像，而是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的延展。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技术与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交集与价值耦合。网络意识形态并非网络空间所特有的意识形态，也并非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简单延伸与表现，而是网络与社会的相互形塑。
2.4网络意识形态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影响
网络公共领域的理想构想需要在网络意识形态的情境下重新进行界定。网络意识形态主要包括网络技术决定的意识形态内容，网络话语决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拟像的意识形态内容。网络技术自身无从摆脱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即意识形态”咒语，其自身所蕴含的技术占有控制和工具理性成为新的利益阶级控制民众的介质。此外，网络的沟通话语是网络世界的主要交互方式。网络话语权因社会阶层自身的网络生境而决定。话语民主在网络语境也需要重新衡量。网络是网络与信息技术共同建构的拟像世界，在鲍德里亚来看“媒介形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因此网络毋宁说是公共领域，不如说是网络技术与消费社会合谋产生的消费主义的拟像表征。在网络中除了技术表征的真实幻象之外，更多的是对网络公民的意识形态控制，引发公众参与的相对民主，而意识形态作为非理性之源，会通过情感之源影响公众，从而滋生语言暴力，进而影响“理性共识”的达成。网络公共领域在何种情景之下才能保持公共性进行理性的交流与协商，从而实现网络公共舆论的达成，为公共权力的进步产生影响，需要探讨。
3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培育网络公共领域的主要路径
3.1网络意识形态与网络公共领域
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权利与私人利益入侵，使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发生了变化，网络公共领域丧失了沟通的功能，影响到话语民主。而话语民主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立足之本。无论是哈贝马斯在最初的提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的弱意识形态作用，还是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的强意识形态作用，可以通过遵循特定的程序进行中立的商谈。中立性存在于三个条件的实现，即公共领域的讨论将正义看作是高于善的话题，公共领域对讨论话题的筛选和公共空间参与主体的平等商谈和理性。这三个理由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操作，从而实现中立的去意识形态化。而对于商谈来说，妥协的谈判和政治伦理的商谈都带有意识形态特征，只有道德的商谈，才是完全正义的，是完全的理性共识。[8]借助于哈贝马斯的中立性之说与道德的商谈，是否可以规避网络意识形态对网络公共领域的侵袭，从而重塑网络公共领域的晴朗空间，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培育网络公共领域的主要途径。
3.2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实现治理的软途径
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显功能。意识形态与人和社会紧密联系，不论是作为马克思视域的“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还是代表某个阶层的具体的价值观念体系，还是将科学技术本身视为意识形态的副现象，亦或是仅仅作为文化符号的概念，都具有一定的功能。而从意识形态入手，规避其对公共领域的侵入与影响，则是实现网络公共性的软途径。
3.2.1治理的逻辑
根据意识形态对公共领域的影响方式，分为治理的外在逻辑与治理内在逻辑。治理的外在逻辑就是对由国家或者社会等外在领域所施加的“虚假意识”的弱化和对由于网络等技术要素、资源的获取、规则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合理调控。治理的内在逻辑就是淡化公共参与主体的自身价值观念和环境的符号化要素。总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崇尚理性批判，推崇自由意志，整合多元意见，从而实现个人诉求与公共诉求的融合，进而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衡。
3.2.2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机制
遵循外在逻辑的治理机制包括对由国家以及社会等外在要素所施加的语言霸权的抵制，对数据鸿沟的弥合以及对权力复归的抑制；对由网络技术、资源的占有与规则制定所产生的要素，则需要提升技术相关的治理机制；对于内在逻辑的治理机制则在于培育公共理性，创造公共价值，创建网络公共空间的法制化秩序。哈贝马斯没有将意识形态视为网络公共领域实现的阻碍，反而将公共领域建构于特定的阶级和历史事件中，在看到“再封建化”危机之时，仍然通过区分强、弱意识形态影响，为公共领域空间的拓展提供了道德商谈之路，而真正的去意识形态化也只能是相对的。但通过特定的机制，最终可以通过公共主体的道德商谈实现网络公共领域的去意识形态路径。
3.2.3网络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治理之重塑
公共领域崇尚集体的理性，即理性的“互动”，将私人的、局部的、单向度的行为扩展形成普遍性的“公共”活动，也只有将个人的理性转化为集体理性，才能够成就公共理性和实现国家以及社会的公共价值的实现。网络的技术化规则与社会的整合之路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对于网络技术这一崭新的技术之物，塑造的并非技术或媒介本身，而是通过新的技术创造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营造的新的社会语境的建构作用。网络公共领域不可能逃离“网络—技术媒介—社会语境”之惑，而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之路是实现网络公共领域的必要之路。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A].文化与公共性[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王晓升.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看意识形态斗争策略[J].学术研究，2011（4）：14-21.
[3]转引自刘丹鹤.网络空间与公共领域实践[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4）：71-74.
[4]陈勤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4-121.
篇2
公司治理是每个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绕不过去的课题，即使是只有两个股东的小公司，也迟早要应对资本和能力在权力和利益结构中如何配置的问题。从《公司法》颁布到今天，现代企业制度的理念和规范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公司治理以及如何建立高效的公司还缺乏共识。
学术界评价公司治理的好坏，一般是基于公司治理的行为和绩效对企业进行逐项打分，最后计算一个加权指数，根据指数的高低来判断公司治理的好坏。反映公司治理行为和绩效的数据指标来自上市公司的年报，年报的数据是公开的，因此建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指数很方便。但对非上市公司而言，由于数据无法获得，建立类似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公众只能根据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和媒体公开报道来推测其公司治理的情况。
其实，无论是根据客观数据建立的公司治理指数，还是建立在主观分析基础上的推断，都是“事后诸葛亮”，而且这种事后的“好坏”论断一般都是短期的、静态的。如果简单套用这些事后评价标准来指导千差万别的企业，去应对不断变化的实践，可能会谬之千里。
公司治理究竟有没有一些普遍适用的规律？好的公司治理是否有迹可循？本刊长期跟踪报道国内外企业的公司治理案例，涉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企业类型，深入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实践，掌握大量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和内部信息，并且与学术界的专家学者紧密合作，总结和分析中国公司治理实践的经验性规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发现，好的公司治理是有迹可循的，的确存在一般性的原则和规律，适用于所有企业。例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首先要解决好资本和能力的匹配问题。董事会只是个壳，内核的构成才是关键。正如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所言，没有能力的大股东就不应该进入董事会。
在所有的经验性规律中，还有一条至关重要：任何有价值的经验和规律最终是来自市场的。拍脑袋想出来的公司治理理论，即使设计得再精巧，也抵不过市场的轻轻一击。
篇3
关键词：秩序法哲学；政治共同体；法理共同体；法律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054-05
一、秩序法哲学的发轫過程
秩序法哲学是秩序哲学的一种。权力集中的、个人主义的近代国家从中世纪旧秩序中脱胎而来，这当然经历了漫长的過程。但其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是16、17世纪的第一波启蒙思想，即秩序哲学。“1648年至1750年左右的这段时期，由于在先前的世纪中经历了痛苦的变革，许多人恐惧社会迅速解体会陷入混乱，因此欧洲的精英们全力以赴，恢复秩序。”秩序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要对现代秩序进行擘划。
秩序哲学经历了从秩序政治哲学到秩序法哲学的变迁。秩序政治哲学肇始自马基雅维里，集大成于霍布斯。秩序法哲学则萌芽于格老秀斯，集大成于普芬道夫。
格老秀斯是一位原创性的近代思想家，在他那里，自然法哲学开始成为独立的理论形态。通過确立自然法对世俗政治的支配性地位，格老秀斯开创了秩序法哲学思考。如果说霍布斯的理论是早期现代时期秩序的政治哲学思考的最高形式的话，格老秀斯的理论则开启了对现代秩序的法哲学思考。
就对秩序塑造的哲学史而言，格老秀斯的重要地位并非取决于他的国家理论，而是取决于他对调节国家间行为的法律的见解。专制君主制的兴起，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或多或少公开接受了马基雅维里的主张，使得暴力成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裁决者。战争、战争，在政治野心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西欧各国沿着扩张、殖民、商业拓展和开发新领土的道路大肆迈进。格老秀斯认为，要实现人类的幸福，就必须要对国家的行为进行限制，要用法律支配政治。他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甚至是战争这种大家认为最不可能受法律支配的国家疯狂行为也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基于这一立场，格老秀斯指出，有必要对支配国家间关系的准则进行全面的探讨。在他看来，“这样的工作格外必要，因为我们今天如同以往的时代一样，以轻蔑态度认定这门法律空有其名而无实质内涵者大有人在。”这一调整国家间行为的法律就是自然法。这一法律是所有国家市民法的支柱，并且，由于它固有的公正性，它对所有的民族，对于臣民和统治者，都具有约束力。简言之，一切政治单位都受它的约束。通過自然法，法律取得了对政治的支配。
人的社会性，即斯多葛学派所谓的“群居习性”决定了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本身即是一种内在的善。法律最终的正当性即来自于对秩序的维护。格老秀斯写到：“这种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正是所谓的法律的来源。”基于秩序维护的需求，法律（自然法）就获得了至上的支配性。自然法本身是正确理性的指令，不仅者无权干涉、变更，甚至是上帝的意志也无法加以改变。所以，自然法与算术规则一样，绝对不是随心所欲的。由此，法律获得了高居于政治之上的权威。法律取代权力，变成了秩序的守护者。也正是在格老秀斯这里，秩序法哲学萌生了。
秩序法哲学经過发展，在普芬道夫那里取得了集大成。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称普芬道夫是17世纪“伟大的建设性思想家之一”，其最大的建设性就在于超越秩序的政治哲学创立了秩序的法哲学。30年战争以后，欧洲的法政理论家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寻找一种理论范式来说明、解释和证成变化了的欧洲新局势。普芬道夫的理论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普芬道夫是对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时代欧洲政治秩序及国家秩序体系进行理论上总结的第一人。他所要做的就是从理论上阐明如何可能通過国家达成持久的和平秩序，若要完成这一使命，国家内部又该存在何种法权安排。也就是说他既要从理论上证成国家秩序的正当性，又要给出理想的国家秩序图景。他继承了格老秀斯和霍布斯开启的政治秩序的世俗化和去封建化，创造性提出了政治秩序的法治化发展路径，全面论述了国家的法权结构安排问题。
格老秀斯对国家间秩序的法权关系进行了擘划，普芬道夫的独特贡献则是对国家秩序的法律建构。普芬道夫把国家描绘成一个法理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法律作为秩序的支配者居于主宰性地位。个体和国家作为道德主体（Moral Person），都受法律这种道德实体（Moral Entity）的支配。依法则而生存是道德主体的必然命运。法律为道德主体设定了与其地位相应的义务和权利，遵此而行便可达成秩序。国家是确保法则得到实施的公共责任主体。国家是个体契约的产物，是绝对的拥有者，是和平的护卫者。国家的核心使命是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福利，为此，统治者肩负着照看国家的义务。未履行此义务，法律为统治者设定了基本的义务。公民是共同体的主人，让渡部分自由组成了国家。调处国家与公民自由的关系便成了普芬道夫法政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
二、秩序法哲学的思维特质
秩序法哲学的第一个思维特质是强调法则先于权利。秩序政治哲学强调权利在先。因为，秩序政治哲学是一种自然权利哲学。在秩序政治哲学那里，整个社会是以权利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从个体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然权利，到政治契约保留的权利，这些存在于之外并和并立的权利构成了秩序的基础。它们使得个体拥有了某些内在于自身的权利，正是这一权利使得他们可以对抗国家。个体由此拥有了和对抗的武器或手段。就性质而论，这种构成国家秩序基础的自然权利不過是个体的本能和利益。而个体的本能和利益之所以需要得到尊重，最关键的还在于个体能力（尤其是成年个体的体力）的大致接近，任何人都无法确保对他人绝对的优势。所以，就实质而言，对自然权利的这种承认是一种“功利”性的承认，是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换言之，是理性认识到的“功利”引导达成了妥协。而这一互利性的妥协就构成了秩序的推理起点。所以说，在霍布斯那里，是“自然权利”产生“自然法”，而非相反。秩序法哲学则强调法则先于权利，是法则赋予了权利，同时也为个体施加了义务和责任。它强调个体的权利，但同时也强调个体的义务。换言之，权利的实质不是功利妥协的产物，而是外在法则的赋予；不是个体理性导出的应然，而是客观理性规定的应然。
秩序法哲学的第二个思维特质是强调法则支配权力，倡导“法律”。秩序政治哲学强调权力塑造秩序，权力支配秩序。统治权力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在这一意义上讲，秩序政治哲学是一种权力哲学。秩序法哲学则强调从权力社会向法律社会過渡，从法律社会向法律国家的发展。国家被认为不過是一系列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系统集合体。秩序法哲学塑造的现代国家秩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法律秩序。中世纪以前的国家理论是以正义论为主导的，秩序政治哲学国家理论是以权力为主导的，而在古典自然法这里，国家则不過是一种法权安排。国家建构的起点不再是神圣起源，而是自然状态和个体的自然权利。国家不再是向善的工具，而成为法律生成和执行的工具。法律超越正义、超越权力成为国家秩序的最高守护者。中世纪以前的国家是要讲德性的，而秩序法哲学所塑造的国家则是要服从法律的。这一法律就是自然法。自然法理论是一种建国理论，当近代国家通過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确立以后，支配国家的法律就由自然法变成了基本法。自然法的法律支配国家论就成了后世法治理论的滥觞。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秩序法哲学这里，法律占据了最高支配地位。这里的法律不是传统遗留下来的法律，也不是习惯和习俗产生的法律，甚至也不是国家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是“自然法”。换言之，这是一种“自然的”或“理性的”秩序理论。它认为，在社会、国家之外，存在着一种更高的、先在的规则体系。社会秩序或国家秩序正是由这些规则体系安排的。不管是作为个体的个人，还是作为团体人格的国家，都需要服从这一规则体系。法律被认为是一切个体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基础。法律不但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来源，而且是所谓者的权利的基础。
秩序政治哲学试图通過权力打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但是，即便这种努力打出秩序，也无法长久地维持秩序。长久和平的公共秩序需要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自然法哲学是在痛苦和暴力冲突中间形成起来的，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替代导致宗教战争和冲突的基督教义，为新秩序确定一个理性的基础。自然法则的提出，是为了让冲突的各方可以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载体。同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法的提出不仅是要控制宗教冲突，还是要控制宗教冲突的控制者——国家。借着控制宗教冲突，国家获得了绝对的权力，秩序政治哲学甚至提出这种权力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自然法的提出就是要控制这一绝对权力。
秩序政治哲学找到了权力作为秩序形成的砝码，秩序法哲学则给这种秩序施加一种规范性约束，从而维持和平与秩序。无论是倡导法则先于权利，还是倡导法则高于权力，秩序法哲学即古典自然法哲学所汲汲不忘的是要形成一个纪律性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没有任何主体可以超出法则的约束。
三、法理共同体作为秩序法哲学的核心理想
秩序政治哲学和秩序法哲学虽然都把核心关注点放在秩序的塑造和维护上，但是二者的立足点却存在本质差异。秩序政治哲学主张通過权力实现秩序，塑造政治共同体。秩序法哲学则主张法则支配政治，塑造法理共同体。
所谓共同体，“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特点，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性、社会的结合或道德上的承诺，以及时间上的连续性。”概言之，共同体是指人集体生存的一种联合状态。共同体可能是以亲族关系、宗教、政治权力、革命以及种族为基础形成。其基础必须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和足够的持久力，以结合其成员，激发他们的认同感和忠诚感。根据上述组织基础的不同，共同体可以分为宗教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种族共同体等。秩序政治哲学的理想是塑造一种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这一政治共同体是现代性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宗教社群、血缘社群、群。宗教群主要靠信仰，血缘社群主要靠血亲，群主要靠征服，而政治共同体则主要靠权力结合起来。
秩序政治哲学所塑造的这种靠权力结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的核心要素主要有以下七个。（1）国家对武力的独占。这一点并非政治共同体所独有，是一切国家的特性。政治共同体学说不過是对此加以吸收而已。其加以改进的地方在于设置常备军队。在政治共同体所统治的地域，就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关系而言，国家的权力是绝对的、无限的和不可侵犯的。只有国家才可以合法地拥有武力。国家有权力剥夺人的生命、拘禁、罚款、没收财产等等。（2）国家拥有。是国家之内最高的政治统治权威。这种最高的统治权直接及于个体，这就阻绝了亲族、宗教和行会等团体的干预的权力。导致了权力向国家集中。（3）国家统治的地域领土化。国家与领土是分不开的，它在领土范围内享有统治权，藉着独占武力而行使。“现代早期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国家的团结统一：即由一个独立的执行机构来统一行使领土统治。”这就取消了封建领主旧有的在封地上的政治统治权，也取消了亲族藉血缘关系拥有的权力和宗教团体依信仰拥有的权力。（4）国家制定规定性的法律。国家有权制定法律，颁布法律，并有权决定哪些传统的规则可以纳入法律。这是国家权力从司法向立法的扩张。在它面前，传统的、习俗的、亲族的、地区的规范通通都要失效或接受国家的再评价。（5）国家的官僚科层制。这是废除封建分封后，国家统一性权力层层分解的需要。科层制与常备军制度一文一武，有效维护国家的统治。（6）国家的组成分子是国民。所谓国民是把现实身份抽象剥离的结果。一个人，只要符合国家所定的条件，便可以成为国民，而无需经由家族、氏族及部落等中间结构的干涉。国民具有两重性质：第一，他是臣民，直接臣服于国家的权力；第二，他是公民，是政治共同体一份子，享有此种资格所带来的权利义务。（7）个体享有积极的权利。在政治共同体这种组织形式出现以前的那些组织，如亲族、军事共同体和宗教组织等，均未赋予个体积极性的权利，而只给予责任。个体权利的观念，也就是个人和团体免受国家权力节制的观念，是现代国家在与竞争性组织形式竞争的過程中产生的。
秩序法哲学的核心理想是塑造法理共同体。秩序法哲学并非只关注秩序，它塑造的秩序是有着特定道德意涵的秩序。这一道德意涵就是公民在秩序中的主体性地位。公民不再是旧秩序中的被统治客体，而是变成共同体的缔造者。这就涉及秩序法哲学对权力与自由张力的调和，它试图克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元论，实现一元化。
密尔曾经指出，传统政治最大的特征就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元对立。统治者靠统治强权，主要是武装暴力，压制被统治者；被统治者接受压制，但在忍无可忍时则起而反抗。这种专制型政治不可能带来持久和平，因为社会中总存在两种对立的势力。近代以来的秩序哲学则试图弥合这种二元论。博丹迈出了整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二元论的第一步。博丹提出，一方面，必须具有绝对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整合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受到限制，统治者不可享有无限的权力，这样会损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统一性。但是，博丹的努力并不彻底。对于的来源，他还是含糊其辞，他对的界定还是前现代的；对于的限制（自然法、神法和习惯）也是模糊不清。所以，在他那里，专制主义和反专制主义同样重要，君主和臣民还是二分的。
霍布斯继续沿着博丹的道路前进。辛斯利指出，霍布斯能够超越博丹解决存在于君主和臣民之间的二元论分裂。霍布斯以“国家一公民”的区分取代了博丹的“君主-臣民”的区分；以“个体的自然权利-”，取代了“共同体权利-君”的区分。在产生国家之前，个体享有自然权利，通過契约，产生了国家和；在国家诞生之后，个体就成了公民，国家的基本目标就是保护个体的生命和安全。由此可见，通過强调自然权利要素和随之而来的公民资格，霍布斯大大加强了政治体的共同体特性。同时，通過强调来自于契约，统治权和公民自由的对立也大大缓和了。这样一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元论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统治权力既绝对又受限制的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霍布斯只是强调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契约，可是，者并非契约的当事人，并且对于权力的行使，人民丝毫不能发挥影响。这就会导致“统治者坚持宣称从人民那里获得了权力，他们是根据人民的同意进行统治的，但是却从来不会如此行为”的情况发生。
秩序法哲学的集大成者普芬道夫第一次全面完成了超越二元论、塑造共同体的工作。普芬道夫通過两重契约一项法令建构起来了一个法理共同体。法理共同体的建构经历了以下過程。首先，通過理性抽象，将不同种族、地域、性别、年龄、职业、地位、血统的人还原成抽象的“人”。这一超越性的人是公民出现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人”就不会有公民。其次，通過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描述，描绘出“人”的本性条件作为准备性要件。这些条件是其后一系列法权安排的依据和基础。再次，通過契约建国将国家的民主实质固定下来，并通過一系列法权安排予以制度化。霍布斯的工作揭示出，契约论对于克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二元化的分裂，构造一个一元化的政治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于是，普芬道夫对霍布斯的契约论进行了改造：（1）他把者设计为契约的一方当事人；（2）他让者受到这一双务契约的约束；（3）他对契约的内容进行了改造，把“积极的权力移转”改成“消极的权力移转”。在此基础上，普芬道夫为弥合二元论，还进一步把国家和区分开来。在普芬道夫那里，国家人格和者是有区别的。国家是契约构建的共同体，而是这一共同体所享有的权力，者则是国家的代表者，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这样区分的逻辑后果就是可以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和者提出限制性要求。普芬道夫弥合二元论的第三个做法是把中的“决断权”和“治权”进行区分。“决断权”事关共同体安危大计，是不可限制的。但是，具体性的“治权”则可以而且必须要受到限制和制约。“治权”是的常态化形式，与公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通過对这些权力做出限制，可以大大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感。
在弥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二元化区分、强调法律支配性地位的基础上，法理共同体被创造了出来。这种法理共同体对秩序政治哲学构造的政治共同体是有所继承的，在此基础上，法理共同体有以下特质：（1）法律。在法理共同体中，法律高于任何主体，享有最高的支配性地位。这有别于政治共同体中的权力至上。不管是公民权利，还是国家权力，都在法律统治之下，都是法律的“臣民”。（2）法律地位平等。法理共同体是一个平权结构，取消了阶层特权。在法律共同体中，一切主体的法律地位均平等。这是从个人的自然平等推导出来的。个体在共同体建立之前在尊严、权利方面的平等决定了共同体建立之后所有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共同体应当平等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法理共同体消融了统治者与统治者的二元对立，消除了阶层特权。（3）靠合法性维系共同体。由于消除了二元对立，法理共同体不再靠暴力性压制维系共同体存续，而是改靠合法性维系自己的存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理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4）政治权力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就共同体目的而论，起源的民主性决定了共同体目的的公共性和平等性，即共同体以公益为依归。所以，在法理共同体中，政治统治者没有自己的私利。
四、结语：秩序法哲学的超越性意义
秩序法哲学的核心理想是塑造一个法理共同体，它希望借由法理共同体的塑造，实现人类社会的永久和平。在它看来，敬畏法则、尊重公民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弥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二元对立，是实现人类社会永久和平的根本希望之所在。这就表明，秩序法哲学关注的不只是权力的有效性，它还关注权力的合法性。而正是这一创见让它超越了“罗马”，走向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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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善意取得；公示公信力；物权行为
一、物权行为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与物权行为抽象性是在物权变动中保护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两种制度，基于二者有共同的制度价值，学者在对我国是否采用物权行为抽象性时，常常肯定物权行为具有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但认为这只是没有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下；如果法律对善意取得理论进行了规定，物权行为理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认为“在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条件下，第三人可以藉助于善意取得制度而受保护，而不必求助于物权行为无因性。”
所渭善意取得，是指动产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以移转动产所有权为目的，由让与人将动产交付于受让人，纵让与人无移转所有权之权利，受让人以善意受让时，仍取得所有权之法律行为。善意取得理论保护第三人的方法，是依法赋予第三人一个针对原物权出让人的抗辩权，使其在自己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保护取得人的权利。善意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状态，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该理论的积极作用在于把第三人的主观状态当作权利是否受保护的标准。但是，正因为是一种主观状态，善意取得制度也难以成为保护权利取得人的利益。毕竟权利取得人的主观状态是难以为人所知，也难以举证。在实务操作中，因为…过失’、‘重大过失’、‘可得而知’等这些模糊的善意标准使负有举证责任的人也往往难以举证，其对第三人的保护往往捉襟见肘。”所以，善意取得功能的发挥只有在公示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借助物权公示制度这个权利外观使当事人基于权利外观的信赖从而取得物权。
在物权变动债权形式主义与折衷主义立法模式下，因为不承认物权行为效力独立存在，如果某一前手权利人的权利取得有瑕疵，这种瑕疵不可避免的将影响到后手权利取得人。所以，在这些立法模式下，善意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承担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使命。但由于立法模式的固有局限，也就很难保护善意第三人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立法模式是从反面即恶意第三人取得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来达到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目的，这一点是与债权形式主义与折衷主义立法模式有些不同。在后者，由于权利取得人的利益的主观恶意，其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立法应该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为出发点。因此。二者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力度上是不同的。
在债权形式主义与折衷主义立法模式下，善意取得制度很难发挥其作用。有学者就把善意取得定性为继受取得来弥补权利取得的缺陷。其认为，通过受让人的善意可以补正无权处分人处分权的欠缺，从而使得无权处分行为成为有效行为。的确，如果认为善意取得是～种原始取得，此时，由于受让人的善意仅可补足权利取得的缺陷，而不能补正无权处分效力的缺陷。在这种立法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不能认定为有效的行为，而只能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故善意的买受人只能在由于出卖人的处分权效力的欠缺下受到保护，在其它原因如债权行为无效、被撤销等因素的情况下，基于原因行为的效力的影响，善意第三人就不能取得该物权。
而且，在既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下，无论将善意取得定性为一种原始取得还是一种继受取得，均难以解决由于法律行为本身的原因而导致该行为无效的命运。既然权利取得的基础由于债权行为无效而导致其基础不存在，善意取得就失去了合法的权源。基于“名义与形式一致取得所有权”的理论，善意第三人也就不能取得该物的所有权。
如果将善意取得定性为继受取得，也不利于保护权利取得人。权利的继受取得区别于原始取得，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利的瑕疵由非权利人手中直接转移至买受人。不管买受人对该权利的瑕疵知不知情，该权利的瑕疵直接对权利取得人发生作用，这对善意的买受人是不公平的。
如果把善意取得定性为继受取得，这必须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相冲突，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赋予物权的公示制度的公信力是物权立法不可放弃的选择公示公信原则的存在，权利取得人基于占有与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即可取得该物权。当然，由于各国立法模式不同对公示公信原则的贯彻也有差别。瑞士贯彻相对公示公信力。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被撤销，物权的公示公信力也受影响。而德国贯彻绝对公示公信力。纵令登记原因无效或是撤销，真正权利人亦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无论是绝对公示公信力还是相对公示公信力，权利取得的物权内容即为公示制度所展现的内容，未为公示制度所容纳的物权内容当为不存在。换言之，基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取得，应该为原始取得，而不能为继受取得。把善意取得定性为继受取得的观点与公示公信原则相矛盾。
尽管善意取得在债权形式主义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功能却被“不适当的夸大”。ll。善意取得作用的发挥只有在物权行为理论中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如学者所说，“善意取得制度涉及物权行为理论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善意取得正是借助物权公示公信力的功能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不过，这种功能的发挥也只有在物权行为理论中才能达到理想的作用。
二、物权行为与物权公示公信力制度
那么，公示公信力制度的建立是否可以取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呢?答案是否定的。
的确，由于物权支配性、绝对性与排他性的要求，权利的变动对他人利益影响甚大，故物权的变动必须公示，正因为如此，公示原则是物权本质和现实生活的客观要求。但公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法律赋予这个公示一定的公信力，这个公示具有权利推定正确与善意保护的作用。交易人基于公示的外观信赖即受到法律保护，即使实体权利没有在登记制度中反映出来或反映不完全，公信力也要求这些末公示的权利对交易人来说视为不存在。“公示方法所表现之物权纵不存在或内容有异，但对于信赖此项登记所表示之物权，而为物权交易之人法律仍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物权存在之相同法律效果。””不过，如果交易人明确知道这种瑕疵，则不受法律保护。
物权公示公信力的存在基础是什么呢?如果一个房屋所有人不出卖其房屋或者买卖只在没有牵涉到第三人，这种公示也没有存在的意义。由于交易中的第三人的客观存在，出于保护第三人利益与交易安全的要求赋予这种公示具有公信力，正如学者所言，这种公信力实际上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秩序而进行的权利正确性和第三人主观善意的法律推定，这种推定实质上是一种假设”但由此也可知，物权公示公信力制度只有在物权动态的交易中才具有意义，如果债权行为的效力将影响到物权行为或物权履行行为的效力，那么物权公示公信力的存在就失去了基础，只是种“法律拟制”。“在债权形式主义下，公示只发挥彰显物权变动事实的作用。如果原因行为有瑕疵(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公示彰显的变动事实是不真实的，此时物权变动效果受制变动原因的影响，公示不能表征物权变动效果：”而只有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中，才有其存在的基础。正如学者所说：“物权行为理论是直接物权公示原则的，它和物权公示原则有着内部的密切联系。这个内部联系的连接点，就是形式主义原则。”
有学者指出：“物权行为无因性与善意取得、公信力制度的适用不同：物权行为保障的是连环交易的交易安全，它以有处分权为要件；而善意取得和物权公示公信力保护出卖人无处分权的：交易，不需要处分权。”并且，无论是善意取得制度还是沏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不仅不能代替物权行为的功能，反而这些制度只能在物权行为理论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在理论上，这些制度尤其是物权公示公信制度只有在物权行为理论中才能得到完美的说明．
三、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民法中的构建
1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存在的可行性
第一，物权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立法者或学者承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如在抛弃行为中，抛弃必须有意思表示，同时要辅之抛弃的行为才能达到抛弃的效果。正如学者所说，“物权行为有单独存在的场合如对物的抛弃；也有以物权契约形式存在的场合，如他物权的设定典权让与、分割共有物契约等。”物权的变动必须公示，正因为如此，“公示原则是物权本质和现实生活的客观要求”
第二，我国是一个继受法国家，继受德国法是固有的传统，无论：是《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还是《中华民国立法》均无例外的吸收德国五编制立法l1可以说，五编制的德国立法模式是我国立法的基础。虽然2002年人大法工委颁布的民法典草案是九编制结构．我们固不谈其存在的科学性，但显而易见，九编制正是德国五编制立法模式的发展，并且一个鲜明的特色是民法典具有总则。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知道，由于法律行为的存在，民法典的总则的存在才有可能；也正因为物权行为的存在，才使总则的法律行为具有统率全编的效力。虽然总则的一些内容不能全部适用民法典各编，但民法典总则的功能是抹杀不了的要求法律行为的所有内容都能适用于民法典各编的规定，那是对民法典总则的一一个不切实际的苛求。
继受德国法的五编制结构，只是继受德国法的一个表面，我们更主要的是要吸收德国法的精华德国法律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保证了裁判的公正性与统一性．这正是我们要吸收的。实践已证明，从德国继受过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与理论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中，吸收德国民法典中的法律行为的精粹物权行为理论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2．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的建立
既然物权行为理论有其在我国建立的可行性，但笔者赞成对德国民法典的物权行为理论有借鉴的吸收。德国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分离原则与形式主义原则，是德国物权法中的精华，我们应该予以吸收。但是，在德国，由于物权行为理论在实施中也有其固有的弊端，如物权行为理论抽象；在利益的保护上，存在对出卖人利益保护不力等情况。所以，这些弊端应该予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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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利工程 质量管理
一、基层水利常见的问题
1.技术力量单薄业务水平偏低
设计或监理工作多由县(区)级以上相应单位负责,基层水利人员从思想上有了靠山并产生了惰性,致使整体技术水平徘徊不前,有的还出现下降趋势。基层水利技术人员从事上传下达等事物性工作较多,没有或很少有时间进行深造,技术水平提高的速度慢,更缺乏深层次的实践经验,难于承担有一定深度的工作。
2.技术资质不具备多种职能融一身
设计单位按其资质等级及业务范围承担勘测设计任务,监理单位依照核定的业务范围承担相应的监理任务。基层水利部门管理范围窄、级别低、直接面向农村,其职能不单纯是行政管理,技术服务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兼有设计、监理、施工、政府监督等多种职能,但一般不具备相应资质。
3.设计施工不规范因陋就简意识浓
小型水利工程立项很少组织可行性论证,工程建设常常不合理或不规范。基层水利技术人员由于缺乏足够的建筑学知识和艺术训练,往往只注重功能的需求而甚少涉及艺术和美观的需要。国家或水利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但很多水利基层单位和个人并没有掌握并付诸实施。小型水利工程多以民办公助为主,建设资金较为紧张,存在能省则省、因陋就简的意识。
4.监控措施不完善检测手段太落后
多数基层水利部门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质量监控措施,对小型工程施工质量的监控多停留在目测上,凭直观印象下结论,很少有先进的监测设备、仪器,更缺乏监测人才,在实施质量监控活动时没有强有力的说服力。有的甚至从思想意识上就根本没有这根弦,出现工程质量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国家的有关规定
1.工程建设质量分工负责
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和政府部门监督。项目法人对工程质量负全面责任,监理、设计、施工单位按照合同及有关规定对各自承担的工作负责,质量监督机构履行政府部门监督职能。
2.注重科技进步和质量管理
有关工程建设的单位都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采用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施工工艺,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努力创建优质工程。
3.工程建设实行招投标制
大中型水利工程以及配套和附属工程,要按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管理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地方小型工程,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三、建议
鉴于基层水利部门的现状,短期内在县(区)级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水利设计、水利监理单位也有难度,但实行全面质量管理是大势所趋,不能含糊,小型水利工程也要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全程质量监控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开发人力资源培养行家里手
高度重视基层水利行业整体人力资源的开发。要有计划、按步骤地选拔人才去深造,以适应岗位需要和市场需求;鼓励职工在职学习,不断提高整体素质,使基层水利人力资源切实得到保值和增值。
对基层现有水利技术人员进行适当分工,明确每个人的业务主攻方向,尽早造就农田水利、水土保持、水资源管理、地质及地下水、水行政执法、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行家里手,并能统揽全局,承担起相应的工作。同时,加强对乡镇水利技术人员的培训,并向其做好技术交底工作,使他们也能独当
一面。
2.加强质量教育建立保证体系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要加强对全体水利职工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知识的培训,建立和完善质量管理的激励机制,积极开展群众性质量管理和合理化建议活动。在小型工程立项时也应组织专家进行技术方案讨论,及时弥补设计中的不足,将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基层水利部门需要综合监督、设计、监理、施工等多种职能,参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建立自己的质量保证体系。工程设计要符合国家及水利行业有关工程建设法规、工程勘测设计规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加强设计过程质量控制,健全设计文件的审核、会签、批准制度。在工程施工时,做好“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工作,用经济手段制约建设各方,确保工程质量达到优质的目的。
3.改进监控方法提高检测水平
为了提高质量检测水平,需购置必要的检验、测试仪器和设备,对工程所用材料和施工质量进行全面检查或抽样检查。严把材料、设备的进货关。批量购置的材料、设备等,要根据国家、部颁技术标准先检测后使用,不合格的不使用。加强施工质量监测。对重点工序和部位,设置质量监控重点;对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严格监控施工质量;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要做到“腿勤、手勤、眼勤、嘴勤”。通过实测、实量、实敲、实弹等手段,获得准确、客观、公正的监控数据。增加质量监控的说服力和威慑力,减少或避免工程质量评价中的错误、纠纷和矛盾,减少工程的弊端。
4.进行科学管理确保永续利用
要把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注重向管理要效益,扭转重建轻管的局面。建后形成的小型水利资产要及时移交给有关单位和个人,颁发产权或使用权证书,采取专业管护、拍卖经营、个人承包等形式,以便形成切实有效、适合当地社会情况和不同工程类型的运行管护模式,使新老水利工程都进入良性运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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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英语教学现状，教学质量，理性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学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几乎所有高职院校非英语专业的新生都开设有大学英语这门公共课程，但是高职院校教师对职业英语教育的目的不明确，没有真正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来开展教学工作，大部分高职院校关注更多的是如何进一步加大实践教学，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很少有关注高职院校公共英语课程如何开设和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英语教学质量。
一、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学现状分析
1、高职院校教师职业教育观念有待提高。目前，高职公共英语师资整体素质和师资教学思想的转变工作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英语教师平日教学任务繁重，对高职英语教学的研究和探索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的高职英语人才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需要，所以，高职院校教师的教育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
2.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有待加强。？随着近年来办学规模的扩大和学生人数的急剧增加，公共英语师资队伍的教学任务日渐加大，大多数教师每天忙于应付教学任务，对新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研究不利。如今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外语新词语的产生也是层出不穷，因此，公共英语教学要尽量贴近生活，跟上时代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高职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另外，高职公共英语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稳定对高职院校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3.教材针对性有待完善。近些年《新编大学英语实用教程》的出版和使用，符合了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规定，编排体系基本符合我国学生实际，但高职英语教材建设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另外，部分教材对于英语基础知识薄弱的高职生来说内容偏难，同时也不吻合社会发展对高职人才培养的要求。
4、教学方法的单一性有待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对高职公共英语教学关注很少，但近年来社会大力呼吁高职院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部分教师忽视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要求，未能及时有效地对英语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改进，一直沿用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即“黑板-课本一录音机”，过分强调正确的语音、扎实的语法、一定的词汇量，造成老师是讲课主体，学生是听众，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能有效达到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语言能力的目的。
5、英语学习与实际运用相链接的现状有待引入。？在传统教学中，教师的任务只是教学，课程与教学的孤立，使师生的主体性无法得到充法发挥。教师是课堂的中心，是权威，不容学生置疑，而学生的任务只是听、记、问、答。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不能真正联系实际，仅仅围绕教，这样就导致了教学双方的消极被动，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毕业后英语知识大都用不上，也不会用。
二、高职公共英语教学质量提高的理性思考
教师和学生作为教学中人的因素，要想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才智和潜能，就必须遵循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积极推进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工作，提高教学质量。
1英语教学要加强文化因素的导入。英语教学的宗旨是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实现恰当有效的交际，高职教师在教学中结合大学生认知结构的特点，加强文化知识的导入，从英语“重逻辑，重明确”的特点入手，使学生学会用英语思维；另外，可以结合课文向学生讲授跨文化交流的礼仪、日常用语等。
2.坚持“学以致用”的教学思想。英语教学只有跟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出其功能和生命力，因此，公共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当把课堂作为学生英语实践活动的舞台，把课文内容作为话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评价、延伸和借鉴等言语实践活动，从而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培养其积极的英语思维能力和综合英语应用能力。
3.坚持引导学生从“学会”向“会学”转变的教学方法。高职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使课堂变为灵活的交际活动场所；教师应从传统的主导地位向指导地位转变，课堂教学应从传统的“单边灌输型”向“双边交互型或多边交互型”活动转变，努力形成课堂内外教学的整体活力，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能力培养型的教学模式，以保证学生从学会向会学转变。
4.决定教学手段须向多媒体化转变。当前，有些教师使用的“黑板一课本一录音机”来重复着每天的教学工作必须要与新的教学手段相结合，传统的教学方法或许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另外在使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课程性质、授课对象、本人讲授特点合理地组织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在教学时间内切实掌握和理解课程知识，从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在今后激烈的竞争中，要想立足、要想办出特色，必须遵照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和特点，必须真正把职业教育的特点融人到每一门课程教学当中，？如今在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英语已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性语言，它不仅是人们交际和沟通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国际竞争的“武器”。所以培养大批应用型英语人才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认清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深人开展教学改革，结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在实际工作中总结探索新办法、新思路，使高职公共英语教学迈上新台阶；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走上社会才能更好地适应岗位需求。
参考文献：
[1]闻兴媛；高职高专英语教材调查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1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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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加坡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亚洲现代化水平领先的国家，这与其独特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以“外包”理念建设高效政府，以“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以“人才立国”理念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以“亲民”理念服务于人民等，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也给目前正在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以有益启示：一是要树立“外包”理念，提高行政效能；二是要树立“人才强国”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三是要树立“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四是要树立“亲民”理念，努力改善民生。
自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坚持把政治管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把共同理想与多元文化相结合，把一党独大与争取民众相结合，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树立了现代都市发展的典范。在2009年世界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笔者认为，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其独特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
新加坡经济属于高度发达且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不仅廉洁、高效、勤政、务实，而且创建了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前来投资。几十年来，新加坡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以民生为本，服务人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公共管理理念。
(一)以“外包”理念建设高效政府
新加坡政府素以高效著称。在人民行动党看来，新加坡要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为建设高效政府，新加坡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引进了“外包”理念。“外包”理念是从企业的经营管理延伸到政府的工作中来的。欧美等国的企业家常把费时、费力、费资本的工作外包给别的企业、别的国家去做，自己只保留创意、设计等最核心的部分。新加坡政府把这一理念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之中，政府通过整合资源，将非核心的工作采取合同外包的方式交给社会中介组织，让政府充分“瘦身”。如汽车违章的处罚、离境退税的审核等这些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都通过招标而“外包”。从实践效果来看，政府“外包”部分职能不仅没有影响政府的信誉和形象，而且提高了运作效益，有效地杜绝了这些领域中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以“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
新加坡营商环境开放且清廉。2009年，《福布斯》杂志发表营商环境排名报告，新加坡被评为表现最佳的亚太经济体，全球排名第四。良好的营商环境得益于政府树立的“亲商理念”。“亲商理念”是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该理念认为，政府并非真正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只有当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个适应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并使企业取得比其他地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时，政府的作用才能得到体现。‘‘亲商理念”把政府—企业—公民三者统一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竞争力，也就是政府创造环境，市场创造财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亲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调控、服务、管理等职能，创造各种有利的投资条件吸引外资。比如，大力完善基础设施，使新加坡交通发达、通讯便利、水电供应充足、金融服务与银行系统完善可靠；拨出廉价工业土地，协助厂家建厂房；提供低息贷款，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等等。新加坡也是世界上对企业干预最少的国家之一，政府完全“放飞”企业，让企业自由地“单飞”，使企业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济环境的优化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客户到新加坡投资，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协助本地企业向海外发展，拓展海外市场，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
(三)以“人才立国”理念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新加坡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之一就是人才荟萃。李光耀曾指出：“新加坡所实行的是人才主义制度。”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善用人才、吸引人才是其“人才立国”战略的重要内容。首先，是人才就尽力去用。新加坡政府建立了重用人才的制度，主张善用人才、不浪费人才、不践踏人才，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为国效力。李光耀认为，“只要有五位真正肯做事的领导者，十年岁月里，就可能建造出新的国家”。“假如新加坡被平庸与投机主义者所控制，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大力推行精英治国方略，把精英选拔到国家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保证国家机器高效率运转。其次，是人才就尽力去培养。政府拨出巨款投资教育，改革教育制度；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政府和社会培养大量优秀人才；注重各类企业职工的在职培训，注重培养本地的科技实业精英。再次，是人才就尽力去挖。李光耀曾提出“与私人部门争夺人才”的战略，大幅度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以“高薪抢贤”，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工作。政府还成立了国际人力资源小组，专门负责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到新加坡来工作。
(四)以“亲民”理念服务于人民
人民行动党成功的根源不在于其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而在于其树立了“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的“亲民”理念。为了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服务于人民”的措施，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实行议员接待日制度。人民行动党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选区，由国会议员“划片包干”，所有本党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两个晚上的时间用于走访本选区选民和接待上访群众，处理各种事务，为民服务，即使政府部长、副总理和总理也不例外。
二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多种政策来“防止形成一个下层社会”。比如，把收入较低的人分散到各个选区居住，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接受帮助的机会；政府实行教育援助政策，使低收入阶层的子女能够通过接受教育摆脱贫困。此外，在基层社区还有“社区基金”和“人民协会”等非营利利机构，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各种帮助。
三是建立了成熟的社区管理模式。新加坡政府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引导，把握社区活动的方向。在新加坡，社区内主要有三个组织，即居顾委、社管委和居委会。居顾委主要负责社区内的公共福利，根据社区内居民的要求与政府沟通，维护居民权益；社管委负责社区中心运行并制定从计算机培训到幼儿体育活动的一系列计划；居委会主要负责治安、环卫工作，组织本小区内的活动。三者各司其职，共同管理社区。
二、借鉴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构建高效与有限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能，优化经济环境，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树立“外包”理念，提高行政效能
新加坡的“外包理念”告诉我们，政府必须从一些领域抽身而退，不能既“掌舵”又“划桨”，而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掌舵”，为“划桨”做好服务工作。因此，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大部门体制”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政府机构，可把非核心的工作“外包”给社会中介组织，让政府充分“瘦身”，提高行政效能。
首先，要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政府要“瘦身”，必须放权于社会和企业，把属于企业的职能还给企业，属于社会的职能还给社会，属于中介组织的职能还给中介，从而实现管理的高效。目前我国的中介组织发育明显不足，运作不规范、不成熟。政府要因势利导，积极扶植和培育行业协会、商会、环境保护组织、咨询机构、慈善团体等社会中介组织，规范其运作，发挥其在各个领域的重要作用。
其次，要完善电子政务，打造透明政府。建立透明政府，把政府变成“玻璃缸里的金鱼”，除了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外，还要大力实践“电子政务”，切实推行“政府上网”工程，将“市民提申请、政府来审批”的模式转变为“市民有需求、政府来服务”的模式。推行电子政务有助于增加执政透明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廉政建设，可为政府与公众、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回应带来一场革命。
(二)树立“人才强国”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人才是第一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必须树立“人才强国”理念，重视智力投入，完善引进人才的体制机制，以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行政效能。一要努力做到“用人唯贤”。要从传统的人事行政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做到人尽其才，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给人才以充分发展的空间。二要加大培育人才的力度。新加坡重视员工培训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从当前来看，我国应改革教育制度，注重培养高科技人才、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在干部教育培训上，要创新方式方法及内容，进行境外培训和异地教学，提高培训质量，大量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三是引进外来智力资源。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和经济检讨委员会，请一些国内外专家为政府出谋划策。我们也可聘请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听取他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见，提高政府工作的国际化水平。
(三)树立“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政府应转变传统的管制思维，树立“亲商”理念，建立亲商服务体系。在“亲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只担负维护市场秩序、优化经济环境之类的职责，让企业自由“飞翔”。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为了吸引外来企业落户，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如建立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健全金融服务与银行系统，建立电子商务和物流平台，搞好征地拆迁工作，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等，让外来企业引得进、留得住。
二是大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在新加坡，公民只要花极少的钱，就可以注册公司，政府所担负的是服务和监管职责，而不是审批职能。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效率低下、存在寻租行为等。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政府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形成高效的服务体系。一站式服务中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具有充分的授权，企业和公民办事只需到一站式服务中心的一个窗口就可把所有事项办完，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可防止腐败的滋生，大大优化了投资环境。
三是建立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强化政府服务职能。要建立社会服务承诺制度，规范政府行为，严格整治乱收费行为，使收费透明、公开、合法；相关部门在执行对企业的管理服务职能时，不得推诿扯皮，不得敷衍塞责；在接受企业的申请、咨询及办理正常审批手续时要做到速度快、服务好、效率高，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树立“亲民”理念，为民服务，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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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课题，企业应在充分认识知识型员工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和宽松的工作环境、良好的激励机制、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和培训等方法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美国奥辛顿工业公司总裁曾提出一条“黄金法则”：关爱你的客户，关爱你的员工，那么市场就会对你倍加关爱。“客户”是企业的外部客户。“员工”是企业的内部客户，只有内外兼顾，企业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来自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员工满意度提高5％，会连带提升11。9％的外部客户满意度．同时也使企业效益提升2。5％。因此，员工工作满意度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一个重要的课题，并且日益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
知识型员工是知识经济时代形成的新型工作群体。达尔·尼夫在《知识经济》导言中写道：“在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企业已不能通过用低技能、低工资的雇员不断重复生产商品来保证增长。今天，企业的发展依靠创新，创新依靠知识。最能利用其知识优势的个人(和组织)将会增大新产品在整个产出中的份额。”知识型员工拥有先进的知识和较高的个人素质，在人才竞争战愈演愈烈的今天，知识型员工必将成为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在员工工作满意度的管理中，应将加强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知识型员工不同于非知识型员工，要加强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管理，首先要充分认识其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知识型员工掌握着先进的知识并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知识型员工大多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拥有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他们有较强的创新意识，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强，要求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工作环境。
(2)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与操作工人在流水线上被动地适应设备运转不同，知识型员工是在易变和不完全确定的系统中利用所掌握的知识，通过发挥个人的才干和灵感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以某种思想、创意、技术发明或管理创新的形式表现其工作成果。
(3)知识型员工具有较强的被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张望军、彭剑锋教授在对300名知识型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得出中国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因素排序为：工资报酬与奖励、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挑战性的工作、公司的前途和有保障与稳定的工作。可见知识型员工的需求一般在比较高的层次上，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分析的话是处于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层面。因此，知识型员工往往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单位或社会的认可。
(4)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性比较强。随着企业对人才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之间对知识型员工的争夺战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相对宽松的就业空间，使得知识型员工在感觉到工作满意度较低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
认识到了知识型员工的上述特点。企业要在加强对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管理、提高知识型员工工作满意度的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要赋予知识型员工更富挑战性的工作和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
知识型员工并不满足被动地完成一般的指令性事务，他们希望在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企业应通过工作丰富化、岗位轮换和让其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增强工作的挑战性。减少知识型员工的枯燥感。增强成就感。同时要为知识型员工提供一个相对宽松、可以充分展现自我的舞台。让他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体验工作的快乐。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2)建立以有竞争力的物质激励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物质激励包括薪酬和各种福利。虽然薪酬和福利不是提高知识型员工满意度最好的武器。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知识型员工对物质生活有着比较高的追求，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是对他们自身价值的肯定，也会直接决定他们工作满意度的高低。因此，良好的以有竞争力的物质激励为基础的激励机制的建立。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知识型员工的满意度。
(3)为知识型员工设计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职业生涯规划。
员工的个人发展与企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应该是企业战略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对于留住和用好知识型员工尤为重要。像微软这样拥有四五万人的企业，员工流失率始终低于5％，原因之一就在于，微软在人员招聘的时候就为其进行了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规划就是在大的方向为员工设计一个目标，并让他们在向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始终觉得自己在改变世界，从而一直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自信心。愉快地工作。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和对企业的忠诚度。
(4)为知识型员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
随着知识更新换代速度的不断加快。知识型员工对新知识的需求程度也不断提高。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因此。企业应该结合对知识型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一些有助于提升其能力的学习和培训机会。正如美国哈佛商学院学者詹姆斯·利克特所言：“注重员工的培训。是企业最有意义的投资，最有效果的人力资源整合。培训已不仅仅局限于新员工的岗前教育和员工基本业务技能训练，而是变成动员、激发和启发广大员工发展与企业战略目标相一致的观念、态度、行为和技能的重要工具。”松下公司的培训是从员工加入公司开始的。凡是新招收的员工。都要进行8个月的实习培训，才能分配到工作岗位上。同时．为了适应事业的发展，松下公司还在不断丰富培训内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保证了培训效果的落实。提高了员工的满意度。
篇9
[关键词] 主动离职非功能型离职离职意向
一、离职定义
几十年来，学者对员工离职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Mobley对员工离职的定义是“从组织中获取物质收益的个体终止其组织成员关系的过程”。Aharon和Assa在研究离职成本时指出员工离职对组织有多方面影响：有利影响为低素质员工的替代和创新性、灵活性的提高；不利影响主要是离职成本，包括显性成本（招聘、生产率损失等）和隐性成本（士气低落、职位链损害、机会丧失等）。
不同的员工离职对企业的影响不同。Mobley把离职分为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主动离职是指员工做出离职决策，包括辞职的所有形式；被动离职是指企业做出离职决策，包括解聘、开除等形式。被动离职是确定的，可控制的；而主动离职却是事先不可预测的。大量主动离职的不利影响超过有利影响。随后研究中，多数学者都引用Mobley的分类方法，由于主动离职对组织影响较大，学者们对主动离职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Mobley把主动离职看成组织的损失，没有考虑是否主动离职都是组织的损失。Dalton & Todor从组织角度把主动离职分为功能型离职和非功能型离职。功能型离职指具有正面组织效益的主动离职，使组织想要解聘的员工离开组织（低绩效员工离开组织）；非功能型离职是组织对有离职意向的员工加以慰留，对组织对这类员工有正面评价，他们的离职对组织非常不利（高绩效员工的离职）。因此只有非功能型离职对组织有消极影响。
二、Price离职意向模型及其在非功能型离职中的应用
Mobley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把离职意向作为离职的主要影响因素。Fishbein 和Ajzen提出把离职意向作为主要因素来预测离职行为。Mobley的员工离职决策模型确立了离职意向的学术地位。March和Simon的组织决策参与模型分析了影响离职意向的因素（由内部调迁可能性和工作满足决定）和离职的容易程度（由其他工作机会决定），进一步发展了离职意向在离职理论中的作用。几乎所有研究都是针对主动离职，却没有考虑非功能型员工离职。本文基于非功能型离职对Price的因果简单模型进行了修改，得出专注非功能型员工离职的简单模型。
Price 和 Mueller提出的因果模型综合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离职理论领域有广泛的影响，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Price采用路径分析比较其他工作机会、例行性工作、参与程度、组织沟通、伙伴融洽、薪资、分配公平性、升迁机会、专业化程度、培训、家庭责任等11个变量的相关性，在14个月内观察了1091位护士的离职情况，提出因果模型。研究发现：留职意向与年资、家庭责任及工作满足正相关，同其他工作机会和培训负相关。员工参与、内部升迁机会、年龄及组织沟通与工作满足显著正相关。
张勉等依据Price离职意向模型提出简化模型。Price离职意向模型包含了三类外生变量和四类内生变量。三类外生变量为环境变量、个体心理变量和结构变量，其中机会是非常重要的环境变量；内生变量为工作满意、组织承诺、工作寻找和离职意向。心理变量和结构变量通过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影响离职意向。简化模型省略了心理变量和结构变量。
简化模型与非功能型员工离职模型
机会（劳动力市场变量）反映员工对外部市场中可替代工作的感知。当外部可替代工作比员工当前工作的收益多时,可替代工作会形成“拉力”因素，使目前工作的吸引力降低，导致离职意向。在非功能型离职中，由于高绩效员工员工在外部市场的机会很多，一旦外在机会可以提供优厚的薪酬和晋升机会等，便很容易使员工产生离职意向。
简化模型中包括工作满意、组织承诺和工作寻找行为。工作满意反映了对工作持有积极态度的情绪状态，高绩效员工工作的投入性以及其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很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作持有积极态度；组织承诺指员工对组织认同的相对强度(态度上对组织的心理依附程度)，一旦员工对组织的心理依附消失，就会导致离职行为。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的因果顺序长期以来存在很大的争议，Price模型采纳了多数学者认可的顺序：工作满意是组织承诺的前因变量，两者正相关，只有员工对工作有积极态度，才可能对组织有强烈的认同感。工作寻找是员工主动寻找外部工作机会的积极程度，如果高绩效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很高，同时组织承诺很强，一般不会寻找别的工作；即使员工对工作和组织非常不满，由于高绩效员工在外部市场的机会较多，也很少主动寻找工作。Price模型中认为工作寻找行为是离职意向的前因变量、与离职意向正相关，由于非功能型离职中不存在工作寻找行为，因此上述这些关系在非功能型离职中不存在。
除了上述几个变量，三个人口变量――年龄、任期和性别在简化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Price认为:如果模型把握了足够的关键性构想概念,人口变量不对离职产生显著影响;人口变量同理论上构想概念对离职的影响相比，缺乏明确的意义。基于这两点，人口变量在模型中更适于作为控制变量而不是决定变量，这也同样适用于非功能型员工离职情况。
综上所述，通过对Price离职意向简化模型的修改，非功能型员工离职意向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外部机会、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其中，离职意向同外部机会正相关，同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负相关。
参考文献：
[1]Mobley W H, Griffeth R W. Hand, H H.Meglino B M. Review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employee turnover proc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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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利益（公益）； 公益诉讼制度；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F 721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法治社会，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任何纠纷都要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而要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除了通过刑事诉讼外，还必须要有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了解决各种纠纷，已经建立了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那么，在已经有了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这是研究公益诉讼制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公益诉讼，是指当国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有关团体的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侵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检察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依法向法院提讼，要求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诉讼活动。简言之，公益诉讼就是有关公共利益的诉讼活动。而公益诉讼制度，则是国家关于公益诉讼活动的一系列法律规定。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整体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公共利益不只是抽象的理论性词汇，而是具有权利实在的意蕴。正如耶林所说，“公共利益在由个人接近权利实现的情形下，就不再仅仅是法律主张其自身的权威、威严这样一种单纯的概念上的利益，而同时也是一种谁都能感受得到，谁都能理解得到的非常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即一种能够保证和维持个人所关注的交易性生活的安定秩序的利益。”［1］因此，公共利益是可以通过公益诉讼转化为现实的利益。可见，公益诉讼在诉讼主体、诉讼目的等方面均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可以说它是一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必要补充。那么，在我国已经建立了一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制度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再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呢？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一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制度尚不能解决所有民事和行政纠纷，有必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客观需要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发展，公民、法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和意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种变化过程中，有些单位或者个人为了追求本部门或者个人的私利，采取一些违法手段，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如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等；有的行政机关为了本部门利益，滥用国家权力，侵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例如大肆私吞国有资产、拒不查处偷税漏税、违法征用土地和审批土地等。对于这些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和行政违法行为，如果法律仅仅允许直接利害关系人，有可能造成无人的局面，或者根本就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直接利害关系人因种种原因而未提讼。例如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双方当事人均获得非法利益，就极可能出现无人向法院提讼的现象。由于审判权的启动具有绝对的消极性和被动性，法院审理案件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无人，就无法启动诉讼程序，无法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更无法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其结果必然是放任该违法行为，导致这类违法行为的泛滥。对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即使有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只能保护个别主体的利益，而不能解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因此，为了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自然环境、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法律秩序遭到破坏，国家有义务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予以追究，因而有必要建立检察机关、有关国家机关或者社会团体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公益诉讼制度。
（二）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对我国法律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历史上，我国早在清朝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的《法院编制法》中就规定，检察官的职权包括“遵照民事诉讼法律及其他法令所规定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实行特定事宜”。中华民国16年（1927年）《各省高等法院检察官办事权限暂行条例》第2条以及《地方法院检察官办事权限暂行条例》第2条亦有类似规定。时期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第14条规定，检察员之职权包括“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1949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第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对于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1951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全国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检察院有权提讼。由此可见，我国历来就有公益诉讼的文化传统［2］。我国现行《宪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刑事诉讼法》第77条也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些规定表明，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可见，在我国，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法律文化应当得到继承和发扬。
（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法律监督制度的客观要求
从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看，检察机关对民、行案件只有事后监督权，即只有权对法院生效的民、行裁判进行监督。显然，我国目前这种对民、行案件的法律监督制度是不全面、不完善的。因此，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加强我国检察权对行政权、审判权的监督力度，完善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保证民、行案件公正处理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1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耻讼、厌讼传统，影响了人们行使提起权的积极性。特别是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更是存在该诉不诉的情况，因而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不仅可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还可以对国家行政机关是否公正执法进行监督。2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义务监督国家行政权的行政行为，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提讼，可以有效地保证国家行政权的正确行使。3检察机关在我国是司法机关，其提起的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必须受理，这样就可以避免法院因种种原因不受理公民个人或法人提起的民、行案件的现象，从而可以对法院的活动进行有效监督，保证民、行案件能够进入司法程序，解决民、行案件受理难问题。4检察机关享有法律赋予的调查取证等职权，并且具有丰富的诉讼资源和实践经验，能够保证全面收集到有关的证据，从而可以保证案件的胜诉率，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5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提起公益诉讼并参与审判的过程，能够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有效地监督，防止民、行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从而可以保证民、行裁判的公正性。
（四）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一般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即被民事侵权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依法向法院提讼，要求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还不能或者难以解决一切民事和行政纠纷。就民事纠纷来说，如果某一民事行为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某个特定公民往往不愿意提起民事诉讼，即使愿意提起民事诉讼，也会因为难以收集有关证据而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就行政纠纷来说，如果某个公民或法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往往害怕行政机关打击报复，不敢提起行政诉讼，即使提起了行政诉讼，行政机关也可能采取一些违法手段予以处理或者干预法院的审判活动，影响案件的正确解决。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一般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尚存在一定的缺陷，无法解决所有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因此，要弥补一般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的不足，完善我国诉讼制度，就应当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即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如果有关公民或者法人不敢提讼，或者难以进行诉讼的情况下，由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检察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并参与公益诉讼活动。
（五）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国际交流的现实需要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在新形势下，我国将面临以下挑战：1按照市场准入规则，外资将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这使得中外合资的机会增多，同时也会出现某些不法外商利用中外合资的机会侵吞我国的国有资产，有的地方管理部门或者国有企业利用合资的机会捞取地方利益或个人利益等违法现象。2由于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保护措施不完善，因而在新形势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将面临严峻挑战。3加入WTO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必然会向我国转移，特别是向我国西部开发区转移，这样国外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可能打着外商投资的旗号进入我国市场，会给我国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一些行政机关也可能会滥用权力，允许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给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带来较大压力。4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关系，保证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良性发展态势，也将遇到巨大挑战。5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涉及国家之间利益的民事案件将会不断增多，如何通过民事公诉制度间的国际接轨，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将是我国面临的重要挑战。总之，我国加入WTO后，将面临许多挑战，要赢得上述挑战，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有必要建立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二、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在我国，从法制发展和社会需要等方面看，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客观必要性，另一方面从我国诉讼理论和现实条件看，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符合我国民行诉讼目的
任何诉讼制度都是由诉讼目的决定的，因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3］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也是由我国民行诉讼目的决定的。在我国，虽然目前法学界对民事诉讼目的和行政诉讼目的尚有不同的观点。[注: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传统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私人的权利；二是主张民事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私法秩序；三是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关于行政诉讼的目的，我国学说界有四种观点：（1）保护说，认为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2）监督说，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监督，而保护只是监督的必然结果；（3）双重目的说，认为行政诉讼具有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双重目的；（4）依法行政说，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般认为，我国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民事纠纷，保护国家、法人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4］；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一方面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保障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5］。公益诉讼制度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两方面内容，其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对侵犯民事公益行为进行诉讼并追究违法者民事责任的诉讼制度，该制度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显然符合我国民事诉讼保护国家、法人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对行政机关侵犯公益行为进行诉讼并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该制度不仅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进行监督，有效保障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显然符合我国行政诉讼的诉讼目的。因此，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符合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目的的。
（二）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符合我国诉权理论
在现代诉讼理论中，诉权理论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理论。诉权是指当事人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诉权是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资格和前提，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从内容上看，诉权包括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和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只有自己实体权利受到侵犯的当事人才享有提讼的权利，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的特定主体也享有提讼的权利；从形式上看，诉权可分为刑事诉权、民事诉权和行政诉权。诉权理论是随着诉讼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当诉讼制度从私人诉讼制度发展到私人诉讼制度与公益诉讼制度并存时，诉权理论也从实体诉权发展到实体诉权与程序诉权并存的新阶段。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公共利益代表人（检察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对侵犯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以诉权，即有资格提起公益诉讼，符合现代诉权理论，因为虽然公共利益代表人的合法权益没有遭到侵犯，不具有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但是将检察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赋予其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完全符合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在某种条件下可以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相分离的现代诉权理论。
（三）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排斥公益诉讼制度
在我国，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注:我国现行一些法律法规已经赋予了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益诉权，如2001年《婚姻法》第10条规定，基层组织（包括当事人所在单位、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派出所、民政部门及妇联、工会等有关组织机构）有权提起宣告婚姻无效的诉讼；2001年《工会法》第20条规定，工会有权提起维护职工劳动权益的诉讼；2003年《物业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提起维护业主共同利益的诉讼；等等。]但是，从一些法律规定看，并不排斥公益诉讼，甚至鼓励或者包含着公益诉讼的某些因素。例如我国《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12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第15条第2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些规定要求国家承担保护公共利益的义务，这不仅不排斥公益诉讼，而且鼓励国家进行公益诉讼。根据宪法的精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规定包含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因素。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些规定表明，我国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可以提出抗诉，而抗诉是公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对民、行案件可以抗诉，这就意味着公益诉讼制度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具有兼容性。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是不排斥公益诉讼的，这就为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行性。
（四）我国对公益诉讼进行了有益的试点探索
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国检察机关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客观形势的要求，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公益诉讼的有益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1997年7月1日，我国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检察院以原告的身份，代表国家提起了第一例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民事公诉案件，首开了我国公益诉讼之先河。同年12月3日，这起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获得胜诉，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利益［6］。方城县人民检察院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全国其他检察机关的赞同，一些检察机关纷纷效仿，开始大胆地进行公益诉讼的实践探索，例如河南省其他地区的检察机关、黑龙江省和四川省的部分检察机关等。至今，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已提起近百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均获得法院判决的支持，社会反响良好。从目前公益诉讼的试点探索情况看，虽然检察机关所提起的公益诉讼还主要限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极少有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所针对的也均是侵犯国有资产的行为，公益诉讼的范围还有待拓宽，但是，公益诉讼试点的本身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同时，近几年来检察机关进行公益诉讼的试点探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能够进行公益诉讼的检察队伍，这些无疑都为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五）国外公益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可供借鉴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它们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许多做法可供我国在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时参考和借鉴。例如在公益诉讼提起主体上，赋予检察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以公益诉讼代表人资格。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针对法律有专门规定的案件提讼，并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作为联合当事人参加诉讼。《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检察官可以参与联邦行政法院中的任何诉讼。《日本检察厅法》规定，检察官可以作为公益代表人提起公益诉讼。在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上，往往在选举、环境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土地开发利用、国有资产保护、垄断性行业、同行竞争等几个矛盾比较尖锐的领域引进公益诉讼。如法国将妨害公共秩序、公司垄断等行为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美国将空气污染、河流污染、噪声污染等环境破坏行为、危险货物运输等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在公益诉讼案件处理上，赋予公共利益代表人较为广泛的诉讼权力。如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检察官在民事公益诉讼中，享有调查取证权、法院优先审理权（法院应当优先审理检察官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与被告和解权等诉讼权利［7］。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实行无偿主义。如美国、法国等国家法律规定，公共利益代表人提起的公益诉讼，法院不收取任何诉讼费用，等等。
总之，随着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民主的发展，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司法途径，其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会更加明显。笔者相信，在我国法学家和实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公益诉讼制度必将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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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7．
［5］ 孙谦．论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法学家，2006（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