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分配法十篇

农村土地分配法篇1

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相关问题也随之发生，如何优化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管理，已经成为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征地补偿分配问题及其产生原因，进而提出了完善农村征地补偿分配管理的有效措施，可以为农村土地补偿分配管理提供合理的参考。

关键词 农村土地 征用 补偿 分配管理

农村土地补偿费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直接利益，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导致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坏，甚至有可能导致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发生。因此，总结我国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改革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以及政策要求，优化农村土地补偿费用分配制度，实现农村土地补偿费用改革，已近成为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这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新农村建设环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纠纷问题

（1）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的纠纷。通常情况下，农村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方式以及分配比例是由上级主管政府制定，因此征地补偿费用经常出现截留的现象，导致征地补偿费用难以全部落入农民群众手中，导致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之间出现分配纠纷。

（2）农村集体组织与农民的分配纠纷。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在决定土地征用分配对象时，如果随意性较强，就会导致村民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之间因为土地征用补偿问题出现纠纷，不利于土地征用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纠纷原因分析

（1）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由于针对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也未能制定的一系列管理文件，在土地征用补偿分配上既不够细致也缺乏针对性，因而导致土地征用补偿工作也缺乏法律的约束与规范，当农村征地补偿的纠纷发生时，难以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定。

（2）补偿标准过低。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中的相关规定，农村征地补偿一般是按照三年之内的量产平均值、劳动力等综合考虑确定的，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产业结构不同的影响，仅仅依靠这一依据制定农村征地补偿标准，势必导致以土地作为主业的农业家庭补偿金额难以满足生活所需。

（3）农村征地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由于国家相关的法律以及政策体系中，对于农村征地补偿分配的主体规定并不明确，而且在费用发放上大多采取中央财政拨款、各级政府主管发放的模式，这就导致了农村征地补偿费用截留克扣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

（4）农村征地补偿分配程序不完善。虽然国家对于农村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有着严格的要求，要求征地以及补偿流程均需要经过听证以及公示，但是在各级政府的具体实施上，忽视了对于这一程序的重视，部分地区在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管理上，甚至没有经过必要的核实与公示，因而导致农村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不公平，农民在征地补偿活动中的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制度完善措施研究

（1）为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制度提供法律依据。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也是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因此必须完善农村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缺乏法律依据，势必导致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纠纷问题在解决处理上处于尴尬境地，因此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应该针对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问题，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体系的建设，为土地征用管理、土地补偿发放以及土地补偿分配提供法律支持，减少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纠纷问题的发生。

（2）完善农村征地补偿标准的界定。农民作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也是国家需要投入资金支持保护的对象。因此，国家应该规范农村征地补偿标准的界定，并尽可能的满足农民群众的利益，通过设定农村征地最低补偿标准以及设立专项资金确保补偿费用的发放，确保农村征地补偿管理的规范合理。

（3）规范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程序。对于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管理，首要原则是实现分配补偿机制的公开透明，应该及时的将农村征地补偿分配中的各个细节进行听证与公示，通过提供报表的或者是可查阅文件的方式，对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进行约束管理。其次，应该采取措施将农村被征地者吸引到农村征地费用补偿分配管理之中，通过他们的参与来实现补偿安置费用的使用、分配以及管理的规范化，在分配管理上充分发表自己意见，并及时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土地征用补偿分配管理纠纷的发生。

（4）优化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的制定程序。首先，农村征地费用补偿分配方案的制定主体应该是农村基层组织，通过召开农村基层村民大会初步制定分配方案，并经由村委会进行监督与审查。其次，对于分配方案制定后，应该由村委会进行指导监督，并调查核实后方可实施，对于存在纠纷的，则应该由村委进行调节。第三，在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制定后，应该及时的公示并听取村民的意见，给予村民相应的知情权以及话语权，避免分配方案纠纷的发生。第四，在农村征地费用补偿方案制定以后，应该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进行宣讲，特别是涉及到法律原则的问题，避免分配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律的现象。

四、结语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征用规模的不断扩大，由此导致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问题也不断增加，对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较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完善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制度的意义，并通过优化土地征用分配方案制定流程，强化过程实施监管等一系列措施，实现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与标准化。

参考文献：

农村土地分配法篇2

一、诉讼主体问题。土地收益分配纠纷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我国现有法律中出现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使得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两者不是同一个组织，也不是相互交叉的组织。至今法律上没有一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性质、地位、作用作出解释的规定。根据字面的解释，集体经济组织是村民集体管理集体经济而设立的组织，从现实看，其主要形式是农村经济合作社、农村农工商公司。他与村民委员会有很大区别。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村内集体收入应当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配，但在实践中，很多地方没有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收入分配由村民委员会代为行使权利。因而，因土地收益分配纠纷发生诉讼时，村民一般将村民委员会作为被告，在笔者审理的所有土地收益分配案件中均列村民委员会做被告，而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被告。另外，在土地征用中，征用方将村民小组作为被征方，出现纠纷时，村民将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作为共同被告。对于土地收益分配的被告主体问题，审判中多列、漏列被告问题非常普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法律应当对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性质、作用进行立法，加以规定。笔者就目前的现状予以考量，对土地收益分配纠纷的被告应当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没有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应为村民委员会。

二、土地承包和获取收益分配关系问题。土地承包实际上是村民依法对集体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对承包的土地享有自主的使用、收益，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包的权利。土地承包是每个村民法定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了承包的主体、义务、责任。作为村民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由于，1995年土地二轮承包遗留的问题和近年来城市扩张，未承包到土地的村民、挂户的村民要求享受同等收益分配矛盾特出，其根本的因素是利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区别对待，主要依据民法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在没有承包到土地要求获取收益的，作以下处理：

（一）、出嫁女收益分配问题。在审理的出嫁女在收益时要求享受平等待遇案件中，出嫁女在出嫁时已经退出承包的土地，我们处分两种情况：①、出嫁女户口未迁出，但本人不在户口所在村生活，出嫁女户口虽然在原行政村，但不履行所在村的义务，既没有承包土地，也没有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不享受土地收益分配权。②、出嫁女户口未迁出，但出嫁女仍在原行政村生活，履行所在村各项义务的，虽然没有承包土地，应当享有土地收益分配权。

（二）挂户收益分配问题。挂户问题主要是市区附近的村，在我区的七个办事处的行政村都有挂户现象，而且西林、鳌峰、澄江、飞彩办事处行政村挂户现象相当严重，有的一个村民组有十几人，挂户的原因有：①、一部分外来户为了子女能够到城市学校就学，与村委会协商，不享受承包土地、收益分配，目的是解决子女就学问题。②、一部分外来户为了经营活动的需要和生活的方便，与村委会协商，不享受承包土地、收益分配，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地的户口问题。③、一部分出嫁女出嫁后因离婚而回娘家生活，又将户口迁回原来的村，既不承包土地，又不履行义务，也仅仅是落户问题。针对挂户的村民，我们的做法是不享受其他村民同等待遇。因为他们只是形式上的村民，不履行义务，为得是自己的私利，在土地收益时要求与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待遇，显然侵害其他村民的利益。

（三）、其他问题。①、土地征用时尚未死亡，在分配收益时死亡的应当予以分配。理由如下：土地征用时，集体经济组织就享有征用土地的补偿权，实际上集体经济组织从土地被征用时就取得了土地收益权。这种权利在形成前就有村民的承包经营行为，在权利形成后，村民就取得了享有该项权利的资格，因而，在分配时死亡，应当得到分配。②、土地征用时尚未出生，在分配收益时出生不予以分配。其理由同上。

三、土地收益分配纠纷的性质问题

土地收益分配案件是属于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在理论和实务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是民事案件。理由是： 2001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答复》（即法研[2001]116号答复），指出：农村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的受理问题参照法研[2001]51号答复办理。该法研[2001]51号答复认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同时认为村民与村委之间的该类纠纷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基于以上两个答复，可以推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认为农村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的纠纷（即土地补偿分配案件）属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其案件性质属于民事案件。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行政案件。理由是：判断一类案件是属于民事案件还是属于行政案件，主要看在诉争的事项上原被告是否处于平等的地位。民事案件原被告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而在行政案件中原被告在所诉争的事项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主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还要看诉争的事项是否属于公共事务即公务，如果诉争的事项属于国家公务，则原被告双方肯定处于不平等地位，案件肯定属于行政案件。土地补偿分配之所以应当定性为行政案件。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经济管理的组织，两者均不是一级政府机 构，其进行的管理、教育等活动不具有行政性，虽然村民与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有纵向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但进行民事活动时，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是平等，不能以其主体不平等而否定其民事属性。

参考文献：

① 作者：李可波《对土地补偿分配案件定性之思考》载中国法院网。

农村土地分配法篇3

关键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流转；土地收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0-0005-06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关键，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对于破除城乡分割的土地产权制度，尊重和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财产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保证集体建设用地改革顺利推进，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全国选取30个左右县（市）进行改革试点，并于2015年年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确定了33个改革试点县（市），其中确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县（市）15个。但直到现在，仅四川郫县、贵州湄潭、广东南海、重庆大足区等少数几个地区敲响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第一槌”。显然，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人市改革面临诸多难点，这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搜理发现.研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收益分配的文献较少.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入市收益在集体成员内部的分配和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分配等问题。关于土地收益在集体成员内部分配问题的研究，如张鹏（2014）认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收益分配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集体组织内部分配问题；黄发儒（2015）认为构建合理的调节利益分配机制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动力所在，必须统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主体与被征收土地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利益。沈孝强、吴次芳和陆汝成（2015）引入法学利益衡量论，通过建立包括个体利益、阶层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内的分析框架，厘清了集体建设用地人市改革的复杂利益关系，并从个体、制度和社会利益等多个层面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于土地增值收益来源的研究。早在1993年，周诚从投资、供求和用途三个角度分析了城市土地增值的形态；丁日成（2002）认为城市边缘集体土地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与农业土地地租有关的土地价值，另一个是可预期的土地性质或土地用途改变后未来土地地租上涨而带来的潜在增值价值；邓宏乾（2008）将土地增值归结为生产性因素和非生产性因素，其中生产性因素包括直接和间接投资因素，非生产性因素包括土地稀缺性、土地用途调整、利率、政策性等因素。

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探讨。由于我国土地制度具有城乡“二元”性，所以不少学者针对土地征收制度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周天勇（2003）认为中国土地在集体和国有之间的交易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国家给集体土地确定的是补偿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进而提出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并轨，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制；李海伟（2004）认为对必须征用的公益性用地要提高补偿标准，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对符合转让条件的农地转为商用行为，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农民权利，相信市场力量；邓宏乾（2008）主张不同类型的增值收益应按不同方式进行分配，并对农地经征收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置业投资产生的增值收益分别提出了差异化的分配方式。通过对土地增值收益相关文献的研究，不难发现学者多是从土地增值收益的来源、归属和分配等视角出发。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的诸多弊病的背景下展开研究的。

目前在试点地区，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实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享有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人市、同权同价的权利，是对现有土地制度的重大突破。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改革试点地区进行分析，认为厘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人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构建科学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是关系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

二、广东南海、四川郫县等试点地区土地流转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

1.广东南海、四川郫县试点地区集体土地流转收益分配的基本做法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土地承包权的改革.激活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鼓励各地兴办乡镇企业，对集体建设用地的管制政策也开始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兴办乡镇企业。1992年，在广东南海市（现为佛山市南海区）、中山市等地进行了集体建设用地自发性的入市探索。1999年11月，安徽省芜湖市主动向国土资源部申请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试点并得到批准，由此拉开了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试点的序幕。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经过了30多年探索，积累了一些改革经验。2015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33个试点县市区，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其中，广东南海、四川郫县、重庆大足区等15个市县被国家正式确定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试点地区.突破现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出让”的法律限制，实行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租赁、入股改革，探索可在全国复制和推广的经验，进一步释放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

为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用地供应不足的突出问题，在1992年前后，广东南海县（现佛山市南海区）自发性地进行了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对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改造，实行以土地股份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改革，将集体资产及土地折成股份，以村为单位成立股份公司。村民小组改组为股份合作社，以户籍村民作为配股对象，设置基本股（以村民成员权为基础）、土地用益物权股和劳动贡献股（以村民劳动年限长短为依据）等多种股份，按股权份额分红。股份公司主要负责土地开发，厂房、商铺开发以及物业、土地出租等。据统计，到2007年，南海区已先后建立农村股份合作组织近2000个，其中股份公司达200家；股份合作社多达1800多家，占全市村民小组总数的99%；到2013年，社员股东总数为75.9万，占农村居民的99.4%。据统计，佛山南海区2005―2013年底，共出让、出租集体建设用地1552宗，共计573.42万平方米，流转入市的集体建设用地占南海区集体建设用地总面积的2.3%；其中，出让集体建设用地88宗，面积145.87万平方米；出租集体建设用地1464宗，面积427.55万平方米。通过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获得了土地增值收益。据统计，集体土地租金收入从2008年的22.6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30.2亿元，村组两级分红从200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6.7亿元。

2015年之前，南海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参照国有土地增值税征收标准向政府缴纳土地增值收益。2015年作为国家试点地区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按其用途以土地成交价格为基础征收差别化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工矿仓储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途，属于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或农村综合整治片区内的地块为5%，其他地块为10%；商服用途，属于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或农村综合整治片区内的地块为10%，其他地块为15%。转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工矿仓储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途为2.5%；商服用途3.5%。转让房地产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工矿仓储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途为1.5%；商服用途3%。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区、镇（街道）各分享50%，统筹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收益按以下方式进行分配：按规定比例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再由村（居）集体经济组织按出让时土地公开交易成交价格的30%缴纳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城乡统筹提留金，统筹用于道路、给排水、供电等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体等城乡公共服务的建设支出。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的纯收益纳入村股份公司统筹，纯收益中扣除10%作为股份公司的福利基金，剩余部分留成51%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基金和福利基金，49%作为土地分红，农民个人按股份分红。

2008年四川郫县作为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试点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2015年被国家正式确定为集体经营l生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地区。四川郫县通过组建村民参股的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成功探索出了“化零为整”的入市改革模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采取“就地人市、调整入市、城中村整治人市”的分类入市流转路径，取得了较好的成效。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四川郫县通过挂牌方式出让了四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建设用地面积共2.89万平方米。为了保障土地出让收益合理规范的分配，构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制定了《郫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指导意见》。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基础上，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公平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按照土地用途、土地区位与等级差别，设定了有幅度的差别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办法，按土地成交价格的13―40%的比例缴纳。在试点改革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总结，第一宗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由新的受让人按成交价格15%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第二宗、三宗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由出让者（即集体经济组织）向政府缴纳30%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扣除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后，其收益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股东（即人股的原村民），剩余部分留成为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公积金和公益金。具体分配因土地区位、土地增值幅度而有所差别，如第二宗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方案为：土地出让价款向政府缴纳30%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剩余部分的20%按股东人数进行现金分配；80%作为集体公积金和公益金（其中50%作为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公积金，用作村级资产再投资和公共资源配套优化，并在公司股权中量化到股东；30%作为公益金，用于村级公共福利，如购买新农合、发放养老补助、社区治安投入、基础设施维护、环境综合整治等）。

2.现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东南海、四川郫县等国家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在入市收益分配方面为改革推进提供了借鉴价值。通过分析广东南海、四川郫县集体经营l生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政策，不难发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顺利入市的根本动力机制在于其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现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益分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政府直接参与集体土地首次入市和再次流转中的土地收益分配，违背了产权分配的基本原则.混淆了土地财产权与公共管理权的性质。土地财产权主要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个人享有的土地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享有的排他性直接支配土地的权利.也就是享有的基于土地之上的所有利益及其他经济利益。理所当然，保有土地和转让土地所获得的地租或一定年期的地租资本化（即集体建设用地的出让地价）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享有。政府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参与社会剩余产品分配从而保障正常地履行管理职能，这主要是通过税收形式来实现，政府直接参与土地财产收益的分配，损害了土地产权主体的利益。

第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清.导致土地收益分配主体模糊。我国农村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农民集体三级所有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按现行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三级所有”，即村、村民小组、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具体运行中则是按实际经营管理权来界定的，这事实上造成了所有权主体的缺位和“虚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到底归哪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法律没有明确界定.这种制度设计导致了集体土地流转中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与矛盾，如广东乌坎事件；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成本和交易成本。

第三，不论是首次人市还是在再次流转的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中，均按土地成交总价的一定比例进行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而不是按照土地出让或流转总价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征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可能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土地财产利益受损。以四川郫县征收30%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例，若土地增值一倍，实则相当于土地增值收益60%收归政府，远高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征收的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100%的.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额～40%-扣除项目金额×5%）。

三、合作博弈是解决土地收益分配问题的有效路径

1.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多方合作博弈的过程，其土地收益的形成是多方权衡博弈的结果

在实践中，土地收益分配比例难以科学地确定，为解决这一难题，本文试图将L.S.Shapley提出的Shapley值法运用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初次分配的研究中来。该方法是用于解决多人合作对策问题的一种博弈方法，其理论假定如下：当n个主体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它们可任意组合达成若干合作方式，且每个参与主体都会得到一定的收益，合作中主体的增加不仅不会引起效益的减少，反而使n个主体的合作带来的效益最大化。Shapley值法就是解决n个主体的合作效益在合作主体间公平合理分配的一种方法。

基于上述理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参与主体主要有集体土地所有者、土地用益物权人、政府、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等，若不同利益主体寻求合作，其增值收益的分配可以看成是多人合作对策的收益分配，因而可运用Shapley值法来解决集体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以首次入市为例，分不同情况进行讨论。第一种情况，假定存量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能入市，即新土地使用者（A）、政府（B）和农民集体及个体（C）不选择合作，在这种情形下，新土地使用者因无法获得土地难以获得土地收益；政府只能收取少量的税费，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因集体建设用地不能流转只能获取有限的土地收益。即假设不选择合作，政府（B）和农民集体及个体（c）收益均为5个单位。第二种情况，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只能通过政府征收后变为国有土地才能入市，即没有赋予C对等的主体地位，无法调动其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则A、B、C之间难以实现充分的合作，假设A与B合作的收益为35个单位，A和C合作的收益为25个单位，B和c合作的收益为20个单位，显然c的是被动的。第三种情况，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享有与市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权利，那么A、B、C间的合作会产生协同效益，假设合作收益为50个单位，但若将合作的利益均分，则分别获得16.7个单位，说明平均分配并不能调动新土地使用者的积极性，那么到底如何合理分配其合作收益？

基于前文Shapley值法的推导，可以得出I：{A，B，C}，首先，在不合作的状态下，各自的利益分别为：υ（A）=υ（B）=U（C）=5个单位：其次，政府征收集体建设用地，1J（AuB）=35.u（AUC）=25，υ（BUC）=20；另外，在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的情况下，υ（AUBUC）=50。按照Shapley值法计算Φ（υ）的值，那么在上述各种情况下，新土地使用者A的利益分配中ΦA（υ）的计算过程如表1所示。

综合求得新土地使用者在各种情况下的收益总和为20个单位，即由表1中最后一行的数值加总求得。同理可得φB（υ）=17.5、φC（υ）=12.5个单位的收益，均大于5个单位的收益，并且φA（υ）+φ（υ）+φC（υ）=50，φA（υ）+φB（υ）≥35，φA（υ）+φC≥20（υ），这说明Shapley值法可以为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上述合作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印证了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只有与城市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才能实现其价值，否则其潜在价值无法顺利实现，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难以有效盘活：第二，原有征收方式严重侵害了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国有建设用地的受让者所分享；第三，尊重农村集体和农民的产权地位，维护其产权权益，多方利益主体才能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收益最大化。

2.构建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应解决的问题

农村土地分配法篇4

（一）《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产生的背景

就农村建设来讲，2006年显然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与新农村概念。自2004年一号文件重新关注农业起，2006年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明显对各地地方政府激励最大,许多振奋人心的政策与消息因此而不断涌现，但就农村土地制度来讲，似乎让人有些着急----三十年土地经营权（使用权）的迅速锁定与签证化，以及配套的土地纠纷直诉制度多少让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有些无所适从。

当前，农村土地零散的被村民各自经营（尤其是山区、丘陵等地况复杂农村，为公平起见，土地资源是先按远近、肥瘦、背水与否等分类后，再按各家庭人头每类分成若干小块），显然这种小个体经营方式完全不能适应国家大力推广农机应用、农技应用、一村一品等规模化经营政策。因为土地被零散分割极大地增加了农业规模化经营过程中的成本，阻碍了农业科技应用的大发展，阻碍了农产品市场化进程，并最终阻碍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阶段、农业合作化阶段、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我国农村1950年进行了，依据“耕者有其田”，农民无偿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完整产权，实现了农民和土地的直接结合，此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1953～1957年这一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演变过程。土地等生产资料由农民私有改变为集体所有，集中劳动，共同经营，统一分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1958～1978年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实行“政社合一”，土地等生产资料完全集中于和国家手中，这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公有制发展到了极端，农民不仅失去了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而且也失去了自主劳动的权利，“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项制度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造成了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普遍贫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经营使用权承包给了农民，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之后，土地承包政策又在“维持集体所有，均地承包、家庭经营”的前提下经过了不断的完善，此项制度沿用至今。

中央当前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三十年土地经营承包权（使用权）的迅速锁定与签证化，以及配套的土地纠纷直诉制度。这体现了中央决策机构对农村土地延续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心，并从形式上、时限上给予了充足的保证，同时也体现了中央稳定民心、推崇民主管理以及对腐败问题与基础干部管理的间接控制策略。在决策之前，显然中央（包括民间学者及有关人士）对土地制度如何改革是有过长时间的论证的，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它的不足，并在一些方面愈来愈严重，但权衡利弊之下，包括笔者在内，大多数人仍然支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笔者认为该制度在现行框架下可以有一个大的优化。

《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正是该优化想法的表达,在第一版的时候因只提出概念性分析,原定名为《论乡村土地资源分配----关于分代式家庭集中承包制度的设想》,此次第二版修订，已经将该制度直接写成了法律条文建议稿。制度的优化原则是希望兼顾到制度的社会效应(有利于社会和谐与国力增强)、经济效应(有利于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与增加收益)及环境效应（有利于环境优化）；优化的直接目标是“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进程”；优化的前提是确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优化过程是通过自中央至地方的立法过程，来改变分配与被分配的对象（即以家庭的每一代人为土地资源经营使用权益分配对象而不是个人，并保证每一家庭或联合家庭最终承包的是一个集中的片区而不是零散的许多小块土地），并且明确土地承租人对土地经营使用权可以合法转让（即转租）。该制度将使农村土地能相对集中并大大减少因生丧嫁娶带来的调整需要。

（二）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确保农村土地资源公平分配并合理流转，并符合农村产业化发展需要，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适合于全国各地行政村用来分配土地资源及对其使用权与转租权的管理。

第三条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所有村土地资源，除村民宅基地及矿产资源外，其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村委负责通过组织村民代表大会或全民会议实现该集体所有权的支配。

第四条本制度所论及的土地资源权益是指土地的承包(无偿使用)权、承租(有偿使用)权、转租(有偿转让使用)权及其产生的收益，还要注意的是本文论及的农村土地资源不包括被公认为的村民宅基地（私有）及矿产资源（国有）。

第五条本制度所论及的土地权益统一以三十年为一固定调整周期，而权益实际享受年限是长期的。

第六条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所有农村土地资源中的承包片区间道路、桥梁、山林或其它原始植被，包括其它未被开垦的土地资源归村集体所有，其权益直接归村委支配。除此以外的待分配土地资源应考虑保留约5%直接归村委，其收益由村委依第一条用于村内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管理开销。

第七条家庭或联合家庭承包区域间及村与外界通路由当地基层政府根据国家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确定宽窄与建设水准，由村委负责确保实际状况符合该标准，但全体村民负有配合出劳力的义务与权利。

第二章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与调整规则

第八条平均地权应以家庭中的一代人为单位，即一对夫妻分一份土地；有赡养父母双亲的增加一份土地，赡养单亲的增加0.5份土地（赡养多亲的，超出数不计）；无论有无生育儿女及生育儿女多少统一增加一份土地，但儿女已全部分家或已迁出户口的无权增加儿女那份土地。第四代（夫妻生育的儿女结婚后的儿女）统一不计入分配对象。即任一两性家庭只可能分得2、2.5或3个单位的土地。

第九条三十岁内未婚娶统一按儿女计算，三十岁以上未婚娶统一按单亲家庭计算（若其为独生子女，其父母将丧失子女的那份土地承包权）,单亲家庭将按一代人的份额获得一份土地,单身家庭没有下一代儿女土地分配权，除非其已合法领养有子女，则与自生子女一样享有同等土地分配权，但当领养关系解除，原权益由村委收归集体所有。单亲家庭有赡养老人的按上两性家庭同样分配。即单亲家庭可能分得1、1.5、2、2.5或3个单位的土地。

第十条当事人父母已双亡但爷爷和（或）奶奶有在的，按父母在计，即可分得3个单位的土地；若父母爷爷和奶奶均不在人世，则无论当事人兄弟姐妹多寡以及结婚与否，均只分得2个单位的土地。

第十一条夫妻抚养之长辈间有死亡者，第二年起向村委退回该死亡者的半份土地承包权或上交本村半份土地的过去三年的平均纯收益（即纯利润，其由村委领导核算并事先公布）的1/3（另2/3相当于租种酬劳由自己持有）；而夫妻间有死亡或离异者，包括其子女死亡或迁移、婚嫁等各种因素都不影响夫妻对自身土地及下代土地的三十年权益（自结婚登记日起计算）。夫妻全部死亡，且无儿女者，土地权益当年归其最近亲属，自第二年起由村委收归集体。

第十二条离异男子，若无抚养子女，则丧失子女的那份1个单位的土地承包权，再婚时，该份土地使用权将重新获得。离异男子，若有抚养子女则无论再婚与否，原土地份额均保持不变。

第十三条离异女子，若无抚养子女，则恢复出嫁前权利；若有抚养子女，则作为新增单亲家庭由定居村委重新分配1个单位的土地。若之后出嫁，则自出嫁的第二年起应向村委退回该份土地承包权。

第十四条对于智障或残疾等民事行为能力不足的人士仍按上述条款分得土地，但其权益由其监护人收受并管理。

第十五条原农村户口,现户口已转为非农户口,且在过去三年内过半时间居住在异地的,无以上所述土地分配权,若过去三年内过半时间仍居住在原户口所在地的,应通知其迁回户口并给予同等土地分配权,若对方不同意迁回户口则视为非本地居民,不予土地资源分配权(异地户口但长期居住在本地的类同本条款)。

第十六条片区划分后，除上述调整规则外，原则上三十年内不得重新进行新的划分，若存在国家征用土地，其补偿费用应全部归原承包主。

第十七条家庭内部若因分家而需调整的，属家庭内务，不属本制度调整范围。

第三章农村土地资源分配方法

第十八条在实际分配之前应首先计算每一家庭待分配份额，鼓励两个及两个以上亲密家庭获得的片区连成一片，以利合作经营。

第十九条选一个标准单元，然后将待分土地资源按待分配份额分割为若干片区，分割时应在原有面积上比照标准单元乘以肥瘦、远近、水源方便性、积水田与旱地、家禽与家畜干扰系数。片区中水源（例如池塘、堰）应作为特殊的必须土地资源尽量分配到任一家庭，但应根据实际可产生利益情况确定系数。

第二十条上条款中所述系数应通过各家庭代表参与讨论及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将待分土地资源分割为对等片区时同步确定。亦即预定片区理论面积乘以相应系数后最终确定片区边界线。

第二十一条在划分片区边界线时应充分考虑分水岭与通风、向阳的合理性。

第二十二条同等份额的家庭再在理论面积相等但实际不一定相等的片区中通过抽签方式确定自己的那份承包片区。

第二十三条片区中水源（例如池塘、堰）权益应划归主要取水片区承包主，但周边片区承包主需要取水时应公平对待。

第四章农村土地资源的经营使用权与转租权

第二十四条承包片区土地的承包主有权在种植、养殖业内自由经营（但无权抛荒），亦有权自由、有偿转让其土地使用权，还可继续承租集体土地资源或其它村民转租的土地资源。

第二十五条承包或承租片区土地连续三年抛荒的，村委有权无条件将该土地资源收归集体所有。

第二十六条承包或承租片区土地资源的当事人无权将土地用作商用建筑，自用临时建筑（例如看守棚或小房等）应经过村委的批准，自用长期建筑不仅应经村委批准而且须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未经批准而擅自搭建者将无条件被拆除并处以相应罚金，造成无法挽回之损失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村委有权将收回或未分配的土地参考当地市场平均价格有偿出租给村民或村民以外的经营者,但应考虑符合本村长期发展的需要。

第二十八条村委应引导村民成立合作组织，并适当考虑招商引资来实现本村一村一品的规划与尽可能就地加工或深加工。

第二十九条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依各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宅基地的依各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细则由国务院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其修订解释权归国务院。

第三十二条本细则自X年X月X日起由各省人民政府组织各级地方政府及基层村委实施。

（三）《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实施效应分析

《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是基于中国人向来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传统（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文化现象现在正被欧美人士所看重），它是以一代人为一个单位而不是象当前政策以自然人个体来均分土地资源。这意味着均分后的稳定性大大加强，无须象现在三年两头一小调整,五年或十年一大调整（中央现虽硬性规定土地经营权三十年不变，但如何解决人口变动带来的调配需求，如果没有政策支援，恐怕仍然会造成社会又一不稳定因素），而且同时有以下许多社会、经济、环境效应：

该制度的设计在平分地权时已给予老人与残疾人平等地位充分兼顾了孝及仁的传统伦理，更巧妙的是“一对夫妻，无论有无生育儿女及生育儿女多少，统一增加一份土地”的规定，不动身色地但绝对有效地支持了万难的农村计划生育，也给那些少生或未生的夫妻以公平。可以说这些规定更强化了个体的家庭与社会责任。

而对大龄而未婚嫁或离异的子女有了更符合时宜的规定，其并没有拘泥于表面的个体平等，而是更深层次地考虑了个体更深层次的单身与单亲自由，它同时亦间接支持了农村计划生育。

该制度还考虑到近些年来农转非的实际情况，对实际居住地及个人自愿的考虑实质是照顾户口已转非但实际生活来源仍靠农业的部分人士。

该制度还考虑到人员变迁带来的土地调配需求，并提出了土地可以不收回，可以有偿再承租的观念，如能公正执行，则做到三十年为周期进行土地均分都不是难事了。

在土地资源实际分割方面，该制度提出的集中式设想，为农机、农技的应用、规模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为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优化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亦可保证土地转租更合理的收益及或国家征用土地的适当交易成本。

该制度的设想亦尊重了土地经营使用权的自由转让。这有利于精英分子进一步形成规模经营，拉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而从均分方法上讲，该制度提出了片区概念与加权系数，并强调了分配前的民主讨论与分配时的自由搏弈，可以说完全能保证公平分配。

该制度的设想还考虑到土地的实际利用，有效限制了抛荒及将土地转作非农用途。

该制度的设计延续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集体所有权的肯定，同时进一步保证了村民对土地的长期经营使用权与规模化进程的相适配。

（四）《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可行性分析

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的设想并不复杂亦无需较高的文化素质要求，最关键的方面是当前农村规模化经营与市场化进程的需要，因此在实施的必要性上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具体实施的策略上还是有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首先国家应从宣传造势方面下足工夫，其一，新事物经过反复讨论会更成熟；其二，讨论多了就不再是新东西了，将有利于执行。

其次在决定实施时，国家应从政策上下达强制执行要求，同时发动民主监督机制（这一点现情已足够）。

而在农村本地，应确保的物质基础是道路的宽度与通畅，另外在组织上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动员，务必保证全部家庭代表的参与。

片区边界的划分应考虑进出通路并最终经过实地量测后作出永久性标记。

制度中的有关系数安排是基于了简单数学的认识，但除此以外并不会比完全分散分配土地资源复杂。因此在耐心之下不存在技术性问题。

倒是制度实施的实际受影响者村委与村民的确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其一是村组织影响力与八十年代初比大下降；其二农村沟通渠道严重弱化；其三村民常年在家的多半是老弱或年幼者，它们对制度的理解力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往往不能当家作主；其四是当前省级及以下政府清兼形象受到极大挑战，老百姓对新生事物接受可能需要时间。说白了该制度能否顺利实施，在民心取向上会有较大影响。

因此在制度实施前民心的疏导是非常重要的策略，各地在正式实施前，除应配合中央大力宣传外，不妨特别注意典范的事先树立，即通过实例让村民感受到分代式承包集中土地的优点，让村民自觉拥护新制度的实施。其二，在制度实施前的解释过程中，应切实注意向村委解释，将保障集体土地资源中有合适的一部分不分配，以便由村委掌控用来维持村委的正常管理开销与建设公共基础设施，这将大大缓改目前村委无利益来源，无话语权的窘境。

如果可以，村委当前若控制有山林、鱼塘等不妨通过招商开发养殖项目，让最不产生利益的土地产生较大收益，则集中土地经营的好处则可见一斑。制度的实施将会是顺流而下，皆大欢喜。

（五）《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论证请求

农村土地制度是关系着农村发展的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我象关心自己的生存一样关心着，虽然没有很深的学术背景，但有的是热情与思考。

本《农村分代式家庭联产承包集中土地实施细则》是笔者向国务院提出的建议稿，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寻找渠道，让来自民间的对农村土地资源管理可能更适合的想法得到国家相关机构的关注，如果通过论证，该制度能得以试行，则农村进一步大发展预计将会更快到来。

当然，该制度的设计仅本人一人调研与思考（期间有与极少数民间志士交流）的结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谨希望所有关心农村发展的读者不吝赐教，共同发展与完善本细则，以期待其尽早被应用于现实。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现行)

《湖北省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试行办法》(现行)

农村土地分配法篇5

关键词： 农村征地； 补偿纠纷； 思考

中图分类号： D92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10-0044-02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土地征收征用也随之越来越多。然而由于目前农村征地补偿制度不规范和不完善，以及在征地补偿认识上的偏差和执行上的失当，导致征地补偿纠纷大量出现。影响了农村的社会安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村镇基层组织和上级政府的当务之急。

一、现象：各类纠纷仍然不断

涉及农村征地补偿的矛盾纠纷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有的形成了比较轰动的社会事件，负面效应不可小视。据有关统计2006年至2010年西部某省共发生农村征地纠纷600余起，其中上访案件320件，诉讼案件154件，通过非诉讼和诉讼解决后，现仍有一定数量案件没有解决或结案。原告或上访人多是农民个人，也有一些村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类型。

（一）由于补偿标准低，村组抵制征地。近年来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也随之不断上涨。然而征地补偿标准多年变动不大或调整幅度远低于物价上涨指数，引发农民或村组抵制征地或抗拒征地。一些地方领导在处理这类事件时采取武断、强制手段，导致农民越级上访或群体冲突事件增发。

（二）村组内部补偿分配不合理。农村集体组织由村民小组和行政村构成。如果征地不是把一个村或一个村民小组的全部土地征完，而仅仅是小部分农民或一些村民小组的土地被征用，则时常出现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做出决定，瓜分出一部分征地款给未被征地村民进行分配，而引发被征地村民的不满乃至纷争。

（三）侵害部分群体权益。即在土地补偿分配时，部分或全部剥夺出嫁女、进门媳妇、入赘男、农转非、离异女、迁入户、超生子女等征地补偿权益，致使他们上诉或闹访，且时常发生。

（四）侵害实际承包人合法权益。土地承包主体发生变化，原承包人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未作合同变更，造成原承包人领取了土地征地补偿费、安置费，而实际承包人未得到补偿。

（五）拖欠农民征地款。村民土地被征后，较长时间拖延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或长期拖欠部分补偿费和安置费，引发农民不满。

（六）村组干部贪占征地款。集体组织财务管理混乱，村组干部违法乱纪，使得征地补偿费用的一部分被挤占、挪用、私分、侵占和贪污，使农民应得的补偿利益大大缩水。

二、原因：补偿标准低，配套制度缺失

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且几十年没有变动，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加之地方政府在补偿费幅度内就低不就高的执行标准和土地补偿分配中的制度缺陷，操作极不规范，漏洞很多，贪占现象严重，使农村征地补偿诱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征地补偿标准低。现行的征地补偿依据是《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即：征收农村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征收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种补偿方式，既不是土地的价格，也不是土地使用的租金，而仅仅是一定年份土地收益的补贴。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是按照土地的农业年产值倍数测算的，没有体现土地的征收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更没有体现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而且以补偿30年为限，有悖于土地承包期满可以延续承包的既定原则。

（二）征地补偿分配在操作中配套制度缺失。关于征地补偿如何分配，对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安置补助费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中没有争议，应当属于失地农民。但是对于土地补偿费我国现行法律有着不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偿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具体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然而对上述土地补偿款、人员安置费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的分配使用在操作层面上配套制度缺失，以至于出现诸多问题。

三、建议：多措并举依法规范征地补偿行为

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及补偿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很严重，因此，针对土地征收征用和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应从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等配套制度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一）从立法上变损失补偿为价值补偿。从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征地补偿的实践来看，目前这种征地补偿制度并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农民实行补偿，而仅仅是对失地农民的直接损失的补偿，并未考虑征用土地的商业价值和利用价值，尤其是商业地产开发用地，开发商获取的利益价值是非常可观的，而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则微乎其微。从另一角度看土地征收后，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时，大都拍出较征地补偿费几倍甚至十倍以上的价格，就此而论对农民的补偿是显失公平的。所以，应从立法上改变由直接损失补偿而为基本价值补偿。将土地出让权益的大部分做为对农民土地的收购对价，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农村工作的开展和社会安定，同时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作法。近日有消息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土地管理法》中有关补偿费标准的条款，征地补偿标准将大幅提升。这是可喜可贺的好事和实事。

农村土地分配法篇6

农村土地流转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依照土地承包法引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变更的行为，仅仅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主要有转包﹑出租﹑转让﹑互换、股份合作等方式；广义的农村土地流转则指所有依法引起土地物权变动关系发生的行为，包括土地征收、土地出让和土地转让、土地与房屋的出租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等等。__市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有：

1、承包。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农业承包、林业承包、渔业承包、牧业承包等形式。这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2、代耕代种。即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交给信得过的人代耕代种的方式。这多是外出打工、出嫁、上学和参加了工作等无力耕种土地的家庭，他们虽然无力耕种，但想始终拥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愿转让和退包，因而就与亲戚、朋友或邻居约定，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交给他们代耕代种，代耕代种期间的种植收益有的归代耕代种人，相应的义务由代耕代种人承担（如原来的农业税等），其它的土地使用权收益归自己；有的由代耕代种人向委托人交一定量的农产品，一般是每亩缴纳25-50公斤稻谷，剩下的种植收益归代耕代种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保留原土地承包人的承包权，防止土地抛荒闲置，土地仍然可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弊端是：有的举家迁出了，甚至死亡绝户了，仍然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很多新生和迁入的农民却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加巨了增人不能增地的矛盾。同时，此类土地流转一般没有书面合同，在土地增值后对双方的权义难以确定。如__市__区人民法院（20__）__号__与__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__代耕__承包地期间，承包地被征收后，双方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归属发生争讼。

3、租赁。即发包方或者经承包方委托的发包方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集中起来出租给种植大户或者公司而导致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的转移。这种方式，主要在农户与用地单位之间进行，农户自愿将全部或部分土地使用权，或者发包方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用地出租给承租方，承租方给出租方固定的收益。出租的期限一般由双方协商确定。比如__等五名承包者成功租赁经营__县__镇__苗木基地和精品水果基地，20__年被评为全市科技示范户，并组建了长青__苗木有限公司。/！/__县__镇__村第5、6、7、8、9、10组各承包农户集体委托村委会将120亩水田租赁给__用于蔬菜种业示范基地及兴建蔬菜加工厂。这种流转方式利在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产业推进、规模经营，因为承租土地的多是企业、种养植大户和单位或公司。缺陷是承租方不能搞较长期限的发展项目，不能大动作改变土地原貌，因为多是租期满后要还原土地及附作物的。

4、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转包期限在不超过土地承包合同的剩余期限内由双方协商确定。这部分多是已转移到非农产业的人员，他们已不以农为生。这种形式的好处是：转出方可以有更充足的时间从事其它产业，转入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扩大经营规模，能有效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能暂时缓解增人不增地的矛盾。不足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种地的拥有土地，种地的却没有土地的问题。

5、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消灭。

6、互换。指同一或者不同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户之间为了耕种的方便或种植结构调整的需要或将来使用的需要，对剩余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互转移。互换后，互换地块的承包权、经营权和原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随之互相转移。这种互换，有同等面积的互换，也有不等面积的互换，双方多视互换地块的地级和远近条件决定。这种互换的好处是有利于对承包地的充分利用。缺陷是互换的程序不够规范，对一些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理解与适用存在分歧。

7、征收征用。征收主要是所有权的改变，征收后，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而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征用后，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使用结束后需将土地交还给农民集体。简言之，涉及土地所有权改变的，是征收；不涉及所有权改变的，是征用。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多是因公路

、桥梁、公共设施、城镇建设等建设用地的需要被政府征用，这部分被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在按有关规定获得资金补偿后，就将土地使用权交给发包方或当地政府，从而再转交给建设方，承包方对这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即行终止。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土地流转方式时有发生。这种形式有利于改善交通条件和完善公益设施，但农民失地后的安置补偿纠纷高发。 农村土地流转同时受政策、行政法和民法的调整，大量的农村土地流转依法、有序，并未形成诉讼，但由于缺乏流转的服务组织，流转前信息无人收集，流转中无人提供报务，事后无机构监管，备案不规范，档案资料缺乏有效管理，要真正准确统计全市的农村土地流转情况很困难，只能是“统计+估计”。故较难统计诉前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通过对进入诉讼渠道的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考察，农村土地流转以承包、征收征用、租赁等方式为主，涉及土地面积较大，期限较长，比如新宁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中，有近0.7万亩是农户委托集体经济组织租赁经营烤烟，占流转总面积的71%。

（三）农村土地流转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的政策及法律的指引，农村土地流转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流转形式多样化。通过转包、出租、转让、入股、互换、拍卖、招标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各种流转方式都有，流转的量能有所增加，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使土地在合理流转中产生了较大的价值；二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涉及到国家、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个体工商户、公司、企业，突破了亲戚、家庭、乡村组等局限，出现跨区域、跨行业流转趋势；三是土地用途多样化。流转土地用于发展优质粮油、蔬菜、烤烟、中药材、特色养殖业，形成了产业化、政府引导有序流转、适度规模经营的趋势，比如新宁县土地集约租赁经营烤烟，通过几年的持续调整，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经济作物面积显著增加，农业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四是涉及的法律关系多元，既有民事法律关系也有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土地流转的程度不一，有的县区实际流转率较低﹑流转方式相对单一﹑集约利用程度不高、流转范围多局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仍以自发流转等方式为主，统一和有序流转较少。

根据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的成因分类，农村土地流转纠纷主要有以下类型：

1、因政策变化引起的纠纷。（1）税改前，农民种田要交统筹款、提留款，收入甚微，一些农民外出打工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将原承包的土地转包给他人或者委托他人代耕代种，税费等也就由新的承包人或者代耕代种人承担。可取消农业税后，不但税费负担减轻，种地农民还可拿到种田补贴，种地收入显著增加，返乡民工等原承包人纷纷要求悔约退还土地，受让人由于在土地上的投入和自己的经营计划不能实现等原因，不愿退还，从而引发纠纷；（2）进入小城镇打工或落户的农民，见种地无益，有的将承包地抛荒但并未明确放弃承包经营权，村组将其收回后重新发包，引起纠纷。

2、因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纠纷。（1）过去因兴办学校、乡镇企业、林场、农场而无偿使用村组土地，这些学校或经济组织不复存在后，土地由有关部门经营，村组要求收回原被占用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因所有权与使用权不一产生纠纷；（2）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权属不明确。因为历史原因，一轮土地发包时，有的土地没有登记，有的登记与耕种的数量不一，未经登记的荒地或拾边地，逐渐被便利的农户开发种植，产生收益后引发纠纷。(3)城郊村民集体农转非后，失地村民并未完全就业，各项居民待遇也未充分落实，原土地被征用或者出让后，社区仍获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居民要求参与分配而引发纠纷。如__县人民法院于20__年审理的孙中雨等10人__县__镇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系列案。

3、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管理混乱引起的纠纷。（1）村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不经过民主议定而私自发包给家族成员或有其他关系的农户，有的发包价格明显偏低，当土地因征地等原因增值的情况下引发纠纷。如__市__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__）____号__与__市__区__镇__村村民委员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20__月1月，原__镇__村村干部__、__、__在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情况下，以__村委会的名义与__（村干部__的儿子）签订了水库养鱼承包合同。（2）利用村委会换届或集体经济组织分立或者合并，村委会负责人变更，换届后的村委会不承认前届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导致合同的履行缺乏连续性。（3）征收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分配问题导致纠纷。有的村、组在分配土地补偿费用时对有权参与分配的主体认识不一，在分配完毕后再出现有权分配的人时是否重新分配，“分不分”、“如何分”等方面常发生纠纷。

4、因基层政府行政干预引发的纠纷。有的地方以集约使用土地为由，违反农户自愿原则，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地搞土地流转，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出面租赁农户的承包地再进行转租或发包，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存在行政指导不当、行政干预和越俎代庖的现象，这种情况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大，处理不好很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5、因经济利益驱动而毁约。（1）土地发包初期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荒地开发时没有提出异议，后来经开发土地状况变好或种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承包者获得了较大利益，土地的所有者村集体组织成员因利益驱动心理不平衡产生纠纷，以原合同侵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为由，强行终止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使土地流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2）因土地增值而毁约。如邵东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__）__号__与__桥__村村委会、第三人__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__与__互换承包地后，因争议修高速公路的土地被偿费用而否定互换的事实。

6、因无协议或者协议不规范引发纠纷。村民之间的转包、互换、代耕代种等形式的土地流转，因大多发生在亲朋邻里之间，协议流转时一般未签订协议，缺乏严谨的履约依据。有的是口头协议，没有书面流转协议来规范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即使签订协议，协议往往不够

规范，协议的文字表达不清，难以规制和防范纠纷，双方关系变化或者流转土地经济价值发生变化时，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发生纠纷。7、因法律意识不强引发的纠纷。尽管经历了多年的普法工作，但有的村民甚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往往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法律，缺乏对法律政策的全面深刻理解，比如对土地流转协议的效力理念、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往往一知半解。

1、三级联调，大量土地流转纠纷诉前通过行政及人民调解处理，消灭在萌芽状态。人民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重要作用，这几年，我市着力建设县乡村三级联调机制，采取乡镇领导驻村包村的办法，强调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重大事情不出县，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纠纷由村组负责调处，村民与村组之间的纠纷由乡镇出面协调，村民与乡镇以上发生的纠纷由县乡两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共同调处，通过这种多元调解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大量的土地流转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诉前。

2、纠纷涉及的政策性和法律性较强，政策法律和民俗有时存在冲突。比如法律规定外嫁女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具有参与分配土地补偿费用的权利，但农村风俗普遍认为外嫁女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不能参与分配。且目前具体分配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而村民自治的水平往往不高，可能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而不能诉诸司法救济。

此次调研的17个案由中，我市审理的案件涉及其中12个案由。2006年至20__年6月，各基层法院审理各类农村土地流转纠纷案件总数为165件，审理的案件类型和数量依次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71件、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5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22件、宅基地使用权纠纷15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8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8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5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3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3件、林业承包合同纠纷2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纠纷2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1件；中院二审审理的案件类型和数量依次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18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6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4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4件、农业承包合同纠纷3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3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2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2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纠纷1件。其中，各基层法院2006年审理各类农村土地流转纠纷案件33件，2007年审理62件，20__年审理49件，20__年1-6月审理21件；中院2006年审理各类农村土地流转纠纷案件8件，2007年审理9件，20__年审理18件，20__年1-6月审理8件。

1、案件类型多样化，结案方式失衡。由于土地流转纠纷案件涉及越来越多的主体，从诉讼主体的多样性，反映出案件类型逐渐多样化的趋势。从结案方式来看，判决、裁驳率高，调解、撤诉率低，如此结案方式的社会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2、土地流转方式传统，流转率不高。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等传统的土地流转纠纷案件仍然居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抵押等新型土地流转纠纷案件极少，反映农村土地流转的活跃程度并不高。虽然全市两级法院审理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突出，数量居首，但土地的征收征用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非农村土地流转的常态。且逐年审理的案件数量平稳，增幅不大，反映农村土地流转率不高。

3、土地流转不规范，认定事实难。农村土地代耕、互换、转包由于一般发生在亲朋之间，没有书面合同，即使有书面合同，也因合同文字表达不清而难以判断双方的权利义务，或者流转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他一些形式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也缺乏规范的文本，容易产生合同纠纷，诸如此种有关流转程序上的不严格所导致的农村土地流转成讼后举证难的问题，往往双方都有一批证人，证词相互矛盾，甚至出现为双方作证的情形。导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差距，法院认定事实难。

4、群体性案件多，调解结案难。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转型时期，利益格局多元化，当事人均想利益最大化，有的土地流转纠纷案件由于社会历史或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户往往抱团给政府或者法院施压争取利益甚至不当利益，双方对立情绪大，矛盾激烈，不配合调解和服判息诉，动辄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容易埋下影响农村稳定的隐患，引发，缺乏足够的预防和应对措施，调解难，难以仅从法律的角度解决纠纷，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还有在一些土地流转纠纷案件特别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中，对一些有资格参与分配而未分配的村民，由于受民俗的影响，被告方往往不出庭，抱无所谓态度，给案件的调解和判决增加了难度。如洞口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__）__号__与__乡__村__村民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农村土地分配法篇7

关键词：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权益

Abstract: rural women to promote rur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force, in order to mobilize their enthusiasm, protect, and to play well, it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and equal enjoyment of their land contrac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ny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may be illegal Deprivation. 

Key words: abuse; rural women; an interest in land; rights

我国是一个有9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可以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很难构建和谐社会。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进行了立法保护，但是，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城郊地区，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本人申报的《保护农村妇女合法权益问题研究》国家课题和石河子大学课题中，对农村妇女侵权问题研究调查的资料分析，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需要加强保护。农村妇女是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想把她们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发挥好，就必须切实保障她们平等地享有土地承包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剥夺。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益是农民最为关切的经济权利。特别对于已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广大农村妇女，土地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承包权利已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土地征用补偿利益等财产权益，也是多数刚刚由村民转变为居民的妇女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自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绝大多数地区在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时，能够较好地保障农村妇女获得平等的土地权益，但也有部分地区的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保障妇女权益不仅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比较突出。失去土地权益的农村妇女将趋于贫困，这些农村妇女成了农村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妇女土地权益被侵害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6年农业税的逐步取消，直接补贴的兑现，农民在对其所获得土地权益上所承担的义务不断减轻，从而引发农民对土地拥有的愿望和行为更加强烈，在新疆兵团这种情况较好一些，这对于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来讲，土地稀缺带来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当前的“三农”问题中，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特别对于农村妇女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土地是农村妇女生活收入依赖的源泉，农村妇女获得土地权益又是获得其他权利的基础，如果丧失土地权益，就会使农村妇女自身的生存权、财产权受到侵害，妇女社会权利也很难保障。

一、侵害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的现象

当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农村妇女享有的土地权益。一是部分“农嫁农”出嫁后，其原居住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强行收回了其土地承包权，而夫家居住地却迟迟没有分给她土地承包，导致一些妇女两头都没有承包到土地，其丧失了土地承包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相关权益；二是少数离婚妇女，离婚、丧偶异地再婚妇女，她们在婚嫁之时在夫家所在地分到了承包地，可是在离婚后，如其将户口迁回娘家，夫家所在地即收回土地或被原夫家强行占有，而娘家所在地也拒绝其承包土地；三是因政策原因户口无法迁出的妇女（农嫁居、与军人结婚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村民待遇，土地权益被侵害，失去生活来源；四是有的丈夫到女家落户，入赘丈夫及妇女本身不能获得承包土地或获得少量耕地。没有资格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权益；五是农村妇女外出就读中等专业以上学校，户口迁出后，土地即被原村收回，导致毕业后无工作期间成为无业游民。另一方面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外部：一般发生在地方政府强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其直接表现就是农民失去土地，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时，侵害妇女应享有的土地权益。当前还有矛盾比较集中的反映在由于城郊土地的增值、征用和村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许多妇女原来一直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益和村民待遇被限制或剥夺，户口被强行迁出或“空挂”，不能平等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妇女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虽然得到明显增强，但是随着土地增值后的可观利益驱动，过去一些隐性的侵犯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从前期调查中得到资料，全国妇联受理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信访案件的数量来看，已经连续三年上升幅度达到10%左右，占到妇女财产权益类投诉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多为群众集体联名写信和集体上访。2004年全国妇联受理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信访案件8300余件/次，比上年增加了近18%。从1998年开始的延长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地区坚持在延包过程中不调整土地，使得上述问题中的失地妇女仍然在新一轮承包中得不到土地。有的地区坚持按照男女不平等的政策分配土地。有的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土地入股，妇女也难以平等取得股份分红等。同时，政策执行不统一，造成新一轮的妇女失地。妇女嫁入地已调整完土地，由于实行“30年不变”的政策，不再分配土地，在娘家的土地又因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被收回，使得更多妇女不能享有自己名下的土地。在我们调研发现的资料显示，2006年没有名下土地的农民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8.3%，其中71%是女性。歧视出嫁妇女，强行剥夺村民待遇。有的地方村规民约明确规定“出嫁女不能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出嫁女不论是否仍然居住在本村，都不得参与集体经济组织效益分配。有的地方要求与外村男子结婚的本村（居）妇女，结婚登记时需交纳一定的押金，限期迁出户口，到期不迁的，扣除押金，本人及子女不再享受村（居）民的一切待遇。多女户与

多子户享受的土地承包权益及村民待遇明显不平等，违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婚姻法》等基本法律

的精神，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二、保护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方面，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妇女土地权益的维护问题，制定了有关的法律文件。制定解决问题的法律政策。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各级妇联就针对侵犯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积极展开调研，向人大提交议案和建议。在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下，199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和2002年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对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以专门条款作了规定。二轮土地承包开始后，全国妇联针对妇女土地权益投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全国15省市组织开展调查。2000年中央下发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等，这些法律政策对保护妇女土地权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配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每年“三八”妇女维权周，各地妇联联合司法、农业等行政部门，将《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为宣传重点，开展了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帮助部分妇女通过法律、行政或调解等手段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但目前在保护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相关法律政策尚不完善，对侵犯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缺乏救济措施

一是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不能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但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如何认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以户籍作为认定依据的地方，对于多数村民将少数妇女的户口强行迁出或“空挂”的行为，也没有纠正的依据。二是由于国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个人在家庭承包中应享有的土地承包份额，使得农村妇女在出嫁、离婚或丧偶后，应享有的土地权益不明，使维护其权益缺乏依据。三是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但是对于侵犯行为发生后如何处理或救济，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救济程序。四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规定村民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目前我国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和制度尚不健全；由于涉及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具体到每一个个案，情况不一，种类多样，法院受理土地承包权益纠纷及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纠纷案件，缺乏统一明确的审判标准。

（二）以村民大会决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等形式侵犯妇女土地权益，解决难度较大

受歧视妇女、漠视妇女权利等封建观念影响，在土地资源紧缺，人地矛盾突出的地方，大多数村民为了得到更多可分配的利益，自然认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出嫁女、离婚妇女不属于本村的居民，不应与村民争利，所以不惜以违反法律为代价，采取村民大会或村民委员会表决形式，牺牲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解决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做出违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有关法律政策精神的决议。

（三）宣传教育不够

基层政府对各种保护妇女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不够广泛深入，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基层的宣传做得更不够，甚至出现在农村的许多地方，这一类法律法规还鲜为人知。这势必导致有的基层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以“村民自治”代替法律法规来解决农村土地权益问题。有的基层干部对农村妇女反映的土地权益等问题置若罔闻，使得妇女的土地权益等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加之部分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更谈不上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对侵权问题的处理仍处在事后补救的被动状态

部分地区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缺乏前瞻性，没有充分考虑到传统婚嫁习俗造成的人口流动与土地的不可流动之间所具有的矛盾，缺乏引导和补救措施。有的地方土地已经调整分配完毕，许多村子没有留机动地；有的地方土地征用补偿费或土地股份已全部发放到村民手中，收回再分配难度较大；有的集体经济组织征用土地后，连用于今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储备资金都没有留出，根本没有多余资金补偿受侵害的妇女。

（五）部分农村妇女的势利选择

部分农村妇女在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面前存在明显的势利的选择，突出表现在富裕地区的农村部分妇女从自身利益考虑，长期不肯迁户籍，导致农村土地资源和经济利益增长速度的有限性同人口增长速度急剧性的矛盾比较突出，使经济较发达、土地级差地租相对较高的地方人地关系紧张，利益分配压力加大。因此，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衡依附在土地承包权益上的诸如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失地农民保障、农民建房等等利益问题，就只好以村民集体讨论形成的决议来处理经济组织内部矛盾，而这往往会违反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对女性的土地权益造成侵害。

（六）受农村旧传统观念和社会权力观念的影响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使得在村“两委”中除点缀性地安排个别女性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外，几乎是清一色男性，职务的性别化导致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决策机构中女性的缺席，引发女性群体利益被边缘化。因此，当采取村民大会或村民委员会表决时，往往出现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解决利益分配中的矛盾。

（七）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力度不够

虽然在《妇女权益保护法》、《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出嫁、离婚、丧偶妇女的合法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和其他有关经济权益如何保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是各地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主要表现在有的基层政府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不够重视，执法不力，措施不实。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不想或不敢严肃处理，任其久拖不决。有的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程序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讨论通过的方案审核批准，但无权干涉该集体经济组织确定土地承包的具体条款。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情况复杂，涉及的部门较多，在我们的调研中认为，需要各方面共同关注，找出侵害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的问题原因，才能真正解决和保护好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

参考文献

农村土地分配法篇8

关键词：农村集体用地；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浙江省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的城市范围，规模将持续扩大，同时将来大量的农用地将转为城市用地。但是由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合理且农民失地保障不足的问题，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十报告中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提出了目标要求和方向。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评述

1.2.1 国内研究动态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发展进程的加快，农用地转变为农建设用地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大，在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利益的共同驱动下，城市不断向农村扩张，农地非农化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上。由此而引发了诸如土地征值收益分配，失地农民补偿标准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以往文献地梳理，现将近年来有关农地非农化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做一研究综述。

1.2.2 国外研究动态

因为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各有差异，所以土地制度也相异，在征地制度以及土地补偿制度等方面也各有相同，尽管如此，国际上征地制度实施与相关研究的趋势可以归纳为公共利益界定，征地补偿、征地制度和政策三个方面。

1.3 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定性分析法和系统思维法、案例分析以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

1、文献研究法。通过文献的收集，对以前学者有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研究进行分配，总结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的现状，并为探索新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提供经验依据。

2、理论分析方法

在梳理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地租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土地产权理论等为基础，构建农村土地征值收益分配机制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农村土地征值收益分配的主体行为，揭示了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征值收益分配的格局，判明农村土地征值收益分配存在的问题的制度根源。

3、定性分析和系统思维方法。本文首先对集体用地合理流转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再以浙江东阳市、温州市为例，对新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做深入剖析。

第二章 调查内容与对象

2.1 调查内容

针对大量农用地将转为城市用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合理，农民失地又失业，保障不足等引发诸多社会矛盾，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法规不健全、不配套，导致失地农民边缘化的现况，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了农村集体用地合理流转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的调研，问卷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二是征地及补偿情况；三是征地前后的生活水平；四是对增值收益的看法。

2.2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杨树塘下村、双白村，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金中村、李家村对失地农民进行随机取样，抽取各1000人作为本次研究对象。调查人员通过对各失地农民进行现场调查，以现场问卷调查的方法，结合抽样与访谈结合，确保调研的真实可靠，发放问卷东阳市2000份，温州市2000份，当场收回，共计发放问卷4000份，当场收回，回收率100%。

第三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征地及补偿情况

本次调研中东阳市土地征用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征用的占5.38%；被经济适用房、市政公用设施等城市公共用地征用的占8.08%；被工商业、房地产等城市经营性用地征用的占0.49%；被学校、企业等乡镇建设用地征用的占31.65，温州市调查的2个村土地征用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征用、学校、企业等乡镇建设用地征用占比最大分别为15.2%、12.95%，被调查失地农民中被征用的土地占原来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情况。（见表1）

表2中农民对政府落实的补偿情况为较不满意，普遍认为只得到很少一部分，据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分析，目前被征用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地方政府、企业和村组织占据了土地收益的绝大部分，而为数众多的农民所占份额微不足道。有708人认为失地后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本次调研中发现农民土地被征用后政府提供一次性货币补偿较多，但是农民满意度差，与失地农民的期盼差距很大，货币安置虽能解决失地农民暂时的生活困难，却难以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农民土地权益缺乏保障，在失地补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失地农民没有商议价的参与权，没有话语权，征地价格都是政府和被征地者说了算，征求意见也是形式上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有农民既是失地又失权益的利益，所有权的转移角度来看，征地虽然带来行政强制力的色彩，但实质是一种土地所有权交易行为，社会问题屡见不鲜。

3.2 征地前后的生活水平

本次调研中东阳市、温州市失地农民普遍认为失地前后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失地农民基本上是靠种植农作为生，失地后很多农民既失地又失业，给生活带来困难，虽然有一部分失地农民到企业上班，但低工资低收入没能满足他们的生活，改变不了生活水平。研究数据来看，农民目前失地前、失地后收入水平（见表4）。

两市失地前、失地后年收入水平有所变化，失地前有2577人的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下，失地前从事农林渔业的人有2577人，失地后从事农林渔业的人有957人，有1620人失地后从事了其它职业，收入从10000以下转变为10000-30000元，收入30000-50000元的增加了301人，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改观。家庭收入来源失地前主要由种植农作物、其次是自主经营，分别占比18.92%、11.93%，失地后家庭收入来源主要自主经营和企业上班所得。

3.3对增值收益的看法

本次调研失地农民普遍认为，他们应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原因是农村集体作为土地公有制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行使受托管理权，相应地拥有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农民劳作对土地的贡献大，让失地农民养老、就业、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得到应有的保障。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有权分享，使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保障。自20世纪90年代来，因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引发的不断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征用补偿低，集体和农民利益受损。全国35个城市做过实际研究，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中的收益分配，政府所得与集体和农民所得之比例为17：1，海口最低为22：1，北京最高47：1。征地前后的巨大差价，从而产生了土地的增值收益，在各级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进行分配，而这三者也成为了相互博弈的主体。然而在整个征地和收益分配过程中，政府整体处于主导地位，而农民个人处于被动地位，政府发放给农民的补偿费偏低，补偿范围偏窄，其在征地过程中获得补偿费用不到征地成本地价的10%，且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里，经常被克扣、拖欠和挪用，农民很难享受到失地农地非农化进程和个人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

本次调研中1260人认为土地增值收益中土地增值收益中农民应获得40%-50%的比例，1159人认为土地增值收益中农民应获得50%以上。

本次调研409人认为获得2万元以下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1294人认为获得2-4万元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有1407人认为获得4-6万元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620人认为获得6-8万元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104人认为获得8-10万元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有166人认为获得10万元以上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才能维持正常生活。

第四章 政策建议

4.1修改土地评估和补偿方法，提高补偿标准

建立科学的土地评估制度，土地补偿安置的费用应综合考虑土地资产性质，土地区位条件，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国有土地出让市场价格等因素，从而改变以产值作为补偿标准的依据，提高收益分配主体中农民的补偿标准，根据失地农民需求及实际情况，提高农民的补偿增值收益标准。

4.2完善补偿内容，创新补偿方式

从本次调研东阳市、温州市4个行政村中表明，村民对现在补偿标准反映强烈，约束地方王王政府短期行为，必须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要求失地农民直接参与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保障农民的利益，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动态调节机制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采取被征土地同地同价同标准。创新和完善失地农民安置补偿办法，改变以货币为主的补偿方法，在得到补偿的同时要安排劳动力就业和提供社会保障，要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失地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建议：一是统一城乡户籍制度，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拥有同样的“市民身分和社会地位；二是为失地农民建立起廉价租房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就学保障和医疗，失业保险和养老等相关配套制度；三是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采取被征土地同地同价标准，让农民充分享受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成果。

4.3杜绝补偿款被挪用或截留现象

要让失地农民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阻止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一级市场，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征地程序和透明度，让失地农民更多的知情权；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提高农民对居住安置，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关系其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过程的参与度。

4.4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缴费标准

养老问题历来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次调研东阳市横店镇共计失保人员10988人，140个村被征用过土地，根据近几年新的政策，大多数失地农民已归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原失地后参保农保领到413元、658元两档缴费标准，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后领到1100左右保险金，过低的养老金不能确保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尤为重要。（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

注：本文受《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资助。

指导老师：鲁爱民

参考文献：

[1]李坤英.保障农民利益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J].新农业，2014（10）.

[2]施伟伟.农地非农化进程中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D].浙江工商大学，2011.

农村土地分配法篇9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由此引发的征地款分配纠纷急增，而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往往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大量越级上访和群体上访事件发生。为此，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纠纷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结合审判实践进一步提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征地款分配  原因  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农村城市化，而随之而来的征地款处分问题、嫁城女或入赘婿及其所生子女的权利享有问题、城市 化农村村民的生活保障问题等各类矛盾却纷呈迭出，利益交错碰撞，成为当前城乡结合部农村矛盾的聚集点，继而成为司法

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诸多纠纷中，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所得补偿费的分配问题表现最为突出，但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往往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大量越级上访、群体上访事件发生，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因此，作为法律工作者，有必要探究纠纷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理论上构筑纠纷的解决方案，以公平理念为出发点，维护农村稳定，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一、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

作为土地法上重要概念的土地征用和土地征收，在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第2款、《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分别作了规定，但立法上并未明确“征收”与“征用”的区别。学界对“征收”和“征用”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征收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为“土地征收”，征收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的称为“土地征用”；也有人认为征收不只是针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也可以征收。笔者同意学界第一种观点对二者所作的区别界定，原因有三：其一，征收与没收的关系，征收与没收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都带有强制性，且这一强制性的结果都使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但没收常都有制裁（惩罚）性，常表现为国家无偿取得权利，而征收没有制裁性，且征收是基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为之，国家基于征收行为往往要给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其次，征收与征用的关系。虽然征收与征用也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且国家往往都要给予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征用带有征来使用的意思，有点象土地使用权转让，但该转让不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而是基于国家法令，国家在征用之初就明确了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即国家使用原土地权利人土地的）期限，而征收常不作期限规定；最后，我国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关于集体土地的征用，实际上指的就是征收，立法上对二者的混同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土地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与现行法律相衔接，本文使用混同了的征收和征用概念。

二、  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开发区热、旅游开发热和房地产热等纷纷兴起，农村（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征用，有的甚至是整个村的土地被全部征用，但被征用的土地得到了合理利用了吗？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被征土地并未实现其被征时的目的，至少没有被合理利用。现实中，圈地滥征和征而不用现象普遍存在。因为有些商家意识到了土地市场的升值潜力之大，利用开发各种园区之名为变相圈地之实，进行假投资真炒作。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全国开发区规划总面积已达3.5万平方公里，但圈占的耕地却43％在闲置。大家知道，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农村的土地更具有双重性质，它不光是生产资料，还是社会保障，被征用的土地越多就意味着农民的生存田越少，加之违法用地和浪费上地资源现象严重，因征用土地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如果不能妥善合理地处理征地后的农民问题，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近年来涌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和村民待遇纠纷案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农村土地被征用过程中表露的现象，不难看出其存在以下问题：

1、有关土地执法不严。尽管《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第31条1款规定“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同时该法第43条1款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同时该法第43条2款又规定“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据此，有些地方政府在土地执法中，受眼前利益驱动，不惜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钻法律空子，先以低价的农用土地补偿金从农民手中征来地，变成建设用地后再以高过补偿金数倍的价格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工商业，从而获取高差额，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却因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变为“流民”。

2、有关土地征用的条件限制不严。农民集体土地征收是国家强制剥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利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虽现行《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将“公共利益”作为集体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但对何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限制不够，在理解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商业用地本来是不能适用土地征用的，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征土地都用于了商业目的，而这种商业利用被解释为搞国家经济建设，结论自然就为“公共利益”目的，因此，“公共利益”规定的宽范性往往使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混同，给滥用土地征用权大开绿灯。

3、征地费用补偿标准不合理。我们知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被征占土地的农民进行补偿，既是世界通例也体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利益”、“财产利益”在矛盾中的必要协调，但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明确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以土地过去年均产值作为确定补偿费用标准，不能反映市场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真实评价，尤其是未考虑到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价值的升值潜力，该标准显然偏低，而廉价的土地征收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差价利益，侵害了广大农民的权益，也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与权威的树立。

4、征地费用分配混乱，矛盾迭出。征地补偿费标准偏低，使本已非常有限的补偿费用成为农民争夺的目标，每个人都想争得更多的补偿金，而排除他人参与分配，于是，借村民自治权利而剥夺他人的利益享有成为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剧增的主要原因。对于嫁城女、入赘婿等能否享有分配权、享有多大分配权，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各地各村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行使自治权中处理的结果相差很大，有的明确不能享有，有的限定满足一定条件才享有分配权，也有少数就给予分配权，但该分配权较同村组其他成员要小的多等等，于是没有享有分配权或没有享有完全分配权的村民，以要求享有村民待遇为由，纷纷诉至法院，对该类案件因缺乏法律依据，在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越级上访或群体上访事件增多。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存在的原因与对策从涌至法院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来看，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对谁应该分配、应该如何分配不明确，即谁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村民资格）和怎样分配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不明确。对此，应从以下方面考虑解决：

（一）村民资格的界定问题

在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上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登记主义、事实主义和折衷主义。登记主义，即以户籍所在地是否在该村组作为确定是否具有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事实主义主张以是否实际在本村组长期生活为标准来确定资格；折衷主义则主张以户籍登记为原则，以长期居住的事实状态为例外来确

定成员资格，我认为这三种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认定成员资格应当坚持以公平为出发点，以户籍审查为原则，以长期生活且能尽到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为例外，相互结合，共同来确定。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作为认定为成员资格的标准，户籍在本村组不能就认定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但如原

始户籍在本村组则自然取得该村组集体成员资格。

①在外村组长期从事工商业的村民其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户籍是证明一个公民自身情况的最直接、最基本依据，由它作为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之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首先应当考虑的。但是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在保留户籍的基础上长期在城里或其他村镇从事工商业，那么如果说该村民因长期不在本村组生活而否认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则过于武断，有失公平。因此，如果该村民虽长期在外从事工商业，但其能够在在外期间坚持履行本村组其他成员相同义务的，或该村民户籍虽在本村组且长期在外村组从事工商业，但其在该外村组生活已满十年并能在其生活期间积极履行该外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且该外村组并未拒绝其履行的，亦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而如果该村民的原始户籍虽在本村组，但其在在外期间经过五年且连年未履行本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的应认定为其不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国家强制，如服刑人员和意志以外原因，如妇女被拐卖等除外）

②嫁出姑娘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嫁出姑娘在出嫁的同时带走户籍的，应认定为从嫁出之日起不再具有原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如其在嫁出之后并未及时带走户籍，亦应作此认定，视为其户籍已迁走。这符合户籍登记应与事实相符这一原则。嫁出姑娘在嫁入外村组后，户籍同时带入该外村组的，应认定为其具有该外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其所生子女可随父或随母申报户口，同样享有集体成员资格，理由同前。但该嫁出女在结婚后未满五年又提出离婚的，在离婚时应将其在婚姻存续期间在该外村组以集体成员资格取得的利益适当返还，必要时可以其应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或个人财产抵偿（这主要是防止以结婚为手段而达到其他目的）。

③独女的入赘丈夫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同“②”。

④有儿有女户要求招婿，理由正当且符合老有所养精神的，其所招女婿及其所生子女的资格认定同“②”。

⑤被收养子女的成员资格问题。无子女户依照《收养法》收养子女的，其子女的成员资格从收养成立之日起生效，收养成立后又解除收养关系的，从收养关系解除之日起被收养人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但如果被收养人对造成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应返还其在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期间所获得的与其他成员相同的收益的一部或全部，但如果收养人对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不返还（这主要是防止借被收养之名而达到自己的其他目的）。

⑥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的资格认定问题。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在在校期间至就业之前，应具有原户籍所在地村组的成员资格。

⑦在役农业户口义务兵的资格认定问题，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但已转志愿兵的，从转志愿兵之日起丧失该资格。

⑧因违反计生政策而超生的子女的资格认。定问题。该种情况超生的子女是否具有村民资格，当事人诉至法院的，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由其所在村委会行使自治权，但该村民拥有依法取得的户籍的情况除外（如违反计生政策而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了户籍登记，法院应认定其具有

该村组村民资格，但该村委会通过行政诉讼使公安机关撤销了该户籍登记的除外）。

⑨因历史原因落实政策后按照离退休人员对待的、正常离退休人员和因其他原因将户籍迁回原籍的人员，要求享有分配权的，其主体资格是否享有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⑩农业户口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村民资格问题，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二）处理纠纷的对策

我们知道“村民”是个法律概念，“农民”则是对职业的描述。拥有了村民资格是否就享有同等的村民待遇却不能一概而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因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要

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但同时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村民的自治权并不能对抗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补偿款既具有生存利益性质又具有财产权性质。因此该权利非法律不得剥夺。鉴于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民主议定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说，村民自治必须是真正的大多数村民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少数人的意志，且该意志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既要充分发挥民主意见又要遵守法律。

2、集体、个人利益相均衡原则。在处理征地补偿款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和保障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又不能损害集体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的实现也要考虑成员个人利益的获得。

3、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集体成员在享有分配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其对集体所尽义务的大小，做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

四、愿望与期待

农村土地分配法篇10

关键词　土地征收补偿分配；受益资格；义务

作者简介　张宏东(1968－)，男，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河南新乡　453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集体上访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8FSH010

目前，失地农民集体上访已经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既要保障粮食生产又要实现中原崛起的任务，土地征收方面的矛盾十分突出，因此成为上访大省，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应认真研究土地征收补偿分配问题，为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保障农民权益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本文论述了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土地征收补偿案件的理由，评述了有关土地征收补偿受益资格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土地征收补偿款受益人应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本村户籍，二是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并以河南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为例验证了自己的观点，最后提出河南应该制定有关土地征收补偿分配资格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一、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土地补偿分配纠纷

土地补偿分配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曾经是司法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自199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就此做了五个复函(答复)：1，最高人民法院[1994]民他字第285号《关于王翠兰等六人与庐山区十里乡黄土岭村六组土地征用费分配纠纷一案的复函》中明确规定不受理该类纠纷；2，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51号《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分配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中明确规定此类案件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3，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116号《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答复》规定，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该类纠纷；4，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立他字第4号《关于徐志君等十一人诉龙泉市龙渊镇第八村村委会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的复函》。其主旨是不予受理；5，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立他字第33号《关于村民请求分配征地补偿款纠纷法院应否受理的请求的答复》，其主旨也是不予受理。

在这五个复函(答复)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但是又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我们发现上述复函(答复)和司法解释前后不一，这使得下级法院对这类案件是否受理掌握不一，各取所需，有的地方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有的法院则不受理。河南省高级法院在2003年11月下发的《关于当前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79条就明确规定，不受理此类案件。这种状况造成很多农民在权益遭受侵害后，处于告状无门的境地。笔者对所在地的法院作一调查，发现本市也是有的区县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有的不受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法院的主管问题规定的非常原则，该问题的理论研究又非常薄弱，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复函(答复)和司法解释互相矛盾，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确实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不管有无最高法院的批复、省高级法院的规定，人民法院都应受理此类案件。理由是：第一，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互相矛盾的司法解释是因为最高法院立案庭与最高法院研究室的观点出现了分歧，其分歧的焦点就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土地收益分配纠纷的性质是否属于民事纠纷。笔者认为无论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的关系是否平等，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案件受理条件，就应该受理该类纠纷。第二，“法官不能拒绝审判”，“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用马列主义哲学理论分析，社会发展是动态的，法律规定是静止的，所以，任何一项法律规定都落后于现实生活。

二、解决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矛盾的关键

有资格才有权利，很多土地补偿分配纠纷是由于受益主体资格认定不准确造成的，因此，土地征收补偿受益资格是解决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矛盾的关键。

1　理论界主要观点述评

理论界对确定土地征收补偿受益资格，有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户口说，以户口登记为标准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款受益资格，只要当事人的户口在本村，就可以参与该村的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第二种观点是村民说观点，以村民资格为标准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款受益资格，只要依法取得了该村的村民资格，不管是否有户籍，都可以参与分配该村的土地征收补偿款。第三种观点是生活来源说，以生活来源为标准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受益资格，只要是以土地耕作收益为个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就可以参与分配该村的土地征收补偿款。第四种观点，地权说观点，以拥有本村集体组织土地权为标准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款受益资格。

首先评析户口说。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看似严密，实际上漏洞百出。例如，因为派出所在办理销户手续时收取10－20元的微机款，有些村民干脆不给自己已经死亡的亲属办理销户手续，实践中存在很多死亡村民未销户的现象。如果按照户口说的观点，已经死亡村民也可以参与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这显然是不妥的。

村民说的观点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标准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款受益人。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时，没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进行规定，原因是最高人民法院认识到该标准事关广大农民的基本民事权利。属于《立法法》第42条第1项规定的情形，其法律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目前，全国人大相关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村民说只能算一种理论探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生活来源说把受益资格搞的范围过大，而且有漏洞。例如，集体组织成员以外的人承包农村集体土地，他们以承包的土地为生活来源，但由于他们不是被征地村的村民，按照现行政策和土地法律制度，他们没有土地征收补偿款(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除外)的受益资格。

从法学角度讲，地权是土地所有权的简称；从经济学角度讲，地权就是土地产权。但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确定、权能不明确，按不确定和不明确的标准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款受益资格，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所以，笔者不赞成地权说观点。

2　笔者的观点

分析上述四种主要观点后，笔者提出一个简单明

了的判断标准：是否具有本村的户籍，是否承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如果同时符合这二个条件，就具备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受益资格。这里所说的户籍，应依法取得，即村民户籍的取得应符合户籍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登记制度规定的条件及程序。有些人受经济利益驱动，违反户籍管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户籍迁入可能被征地的村，从而损害其它村民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学研究的核心，是解决各种法律问题的钥匙，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义务关系。所以，针对某人是否具备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资格，就要看该主体是否承担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这些义务主要包括：按村委会要求缴纳提留款、修路费和民兵训练费等费用，完成村委会摊派的植树、挖渠等义务劳动。笔者下边以河南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为例验证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条件对处理农村“黑孩儿”是否具备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受益资格非常有效。农村“黑孩儿”是指村民为逃避计划生育偷生、因而无法登记户口的孩子。对这些“黑孩儿”能否享受土地征收补偿款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黑孩儿”应享受土地征收补偿款，人生而平等，违反计划生育是父母的事儿，父母的违法后果不应由孩子承担；另一种意见认为计划生育是我国多年来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一项基本国策，党和国家一直将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做任何工作都不能忘记基本国策，所以反对给“黑孩儿”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主张在确认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款受益资格时，应以国策为重，确保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强调户籍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款受益资格的核心条件，例如，因再婚落户到被征地村的人员应否，分土地征收补偿款的问题，关键看他是否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因城市建设需要，市政府征用被告的集体土地，并付给被告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2006年1月、7月，被告按村民“人头儿”每人分土地补偿款5000元和3000元，未给原告分款。法院调查审理后认为原告没有给被告尽过任何义务，而且原告请求的补偿款是原告入户前的征地款，所以，不应享有土地征收补偿款。判断某人是否具备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资格，不仅要看该人户口是否在该村，更要看该人是否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

这二个条件对处理“非转农”、农村入伍的现役军人和正在服刑人员是否具备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受益资格，也非常有效。《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及其配套政策公布后，农业户口吃香，九十年代出现的招工、招干、随军、大中专学生、民办教师转公办等“农转非”人员，纷纷回迁户口，笔者把这部分人称为“非转农”。笔者认为，他们是否具备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受益资格，应区分对待：如果履行了村民义务，就应当参与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未尽村民义务的则应当不分。农村入伍的现役军人(军官除外)应该享受土地征收补偿款。原因是他们同时符合上述二个条件，其中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应从宏观上理解。所以，农村入伍的现役军人(军官除外)服役期间不停止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正在服刑、户口仍在农村原籍的犯罪分子。虽然无法回村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但只要家庭其他成员代他履行了义务，就应当允许他们参与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

3　法定的例外情况

国家为保护妇女权利制定了一些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的法理，应按这些特别法的规定处理“出嫁女”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问题，对这种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不能机械地套用上述二个条件。《土地承包法》第30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0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按照这些特别法的规定，如果“出嫁女”的户口未迁往婆家，在娘家村分有承包土地，当娘家村的土地被征收，村委会应当给其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