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明意义十篇

物质文明意义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江周末大舞台；民族传统音乐；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130-06

黔东南州从江县是苗、侗、壮、瑶、水等少数民族的世居家园，有1 031个少数民族自然村寨，全县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占有94%[1]。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蕴藏着丰厚的多族群人文景观：美德云海、加榜梯田、七星侗寨、苗侗铜鼓、芦笙舞、壮侗大歌、叙事歌以及中国最后一个部落岜沙苗寨等，使从江成为中国西南最神秘的旅游圣地。众多的语境和民俗，是固守本民族文化与传统的主要因素，不同的民族性格及审美心理是传统音乐保持纯正的根源。“客家有字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饭养身而歌养心”等千古民谚，充分揭示出少数民族朴实的哲理，更是各族人民把歌俗传统融入于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进行研究，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对审美娱乐、审美教育和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探讨，揭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地方生态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周末大舞台汇聚多元文化

从江是苗、侗、壮、瑶、水等少数民族世居家园，各民族喜歌好乐、能歌善舞，民族传统音乐的多元性、原生性和区位风格，使从江成为人类返璞归真、神秘的旅游圣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歌、舞、乐）是苗、侗、壮、瑶、水等各族人民的审美创造和智慧结晶，是历经数百年甚至千余年继承创新的结果，是用音律和节奏及多种表演艺术形式承载的民族文化。它符合“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2]122 ， 因而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周末大舞台是地方政府为保护民族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增进民族文化互动而推出的展演平台，通过这一窗口，既能丰富城乡人民和游客的审美娱乐生活，又能连续不断的对外宣传本土生态文化资源，从而开创民族社会的稳定和谐，最终推动地方生态文明的发展。

从江县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南部，全县辖21个乡镇。世居民族传统音乐，全面记录了苗、侗、壮、瑶、水等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宗教伦理、习俗风情和情感和理想，是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是各民族审美创造的积累[3]，是研究民族历史、民俗、语言以及宗教伦理的重要资料。通过周末大舞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传统音乐及其表演形态。据悉，每个周末晚会的节目，均由轮到的各地乡镇自行编导。所有的节目从类型和内容进行归纳，它们是表演艺术（包括侗族大歌、侗戏音乐、侗族芦笙乐舞，苗族飞歌、木鼓舞、芦笙舞，水族双歌、铜鼓舞、斗角舞，瑶族长鼓舞、铜鼓舞、狩猎舞，壮族习俗歌、扁担舞、采茶舞等）、传统知识（包括侗族款词、祭事，苗族鼓社、议榔，水族水书、马尾绣，瑶族瑶老制、石碑制，壮族铜鼓文化、医药知识、各民族因敬畏自然形成生态保护、稻鸭鱼耕殖等）、技能（包括侗族舞狮、抢花炮、芦笙制作，苗族银饰工艺、蜡染刺绣，水族马尾绣工艺、水历，瑶族瑶锦、陀螺，壮族纺织、民间治疗）、传统工艺（包括侗族鼓楼、花桥，苗族苗绣、银饰，水族水书、土花布，瑶族瑶锦、黄泥鼓，壮族铜鼓、陶瓷）、手工艺品（侗族青石雕刻、苗族银饰、水马尾绣、瑶族织锦、壮锦）、民俗风情（包括侗族吃相思、萨玛节，苗族姊妹节、芦笙节，水族端节、卯节，瑶族盘王节、达努节，壮族春社节、三月三歌圩等）、文化空间（侗族鼓楼、戏楼、芦笙坪，苗族芦笙场、游方坡，水族卯坡、霞坡，瑶族晒谷坪、公祭场地，壮族歌场、竹伐）。充分体现着不同民族的个性特征、民俗风情、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等。“传统”是指目前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中的、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4]。

苗、侗、壮、瑶、水等民族传统音乐属东亚乐系五声调式，分单声部民歌和多声部曲式，节奏有均分律动型和非均分律动型，演唱和演奏有独唱（独奏）、合唱（合奏）、伴奏类民歌（清唱类民歌）、歌舞类（乐舞类）、抒情类（叙事类）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以侗族为例，侗族传统音乐若论类型，它们是民歌、民乐、歌舞、乐舞、曲艺、戏曲以及舞狮、舞龙、抢花炮、抬官人等等。若论内容，它们是在侗族传统音乐中，其中，侗族大歌不仅享誉神州，而今更是名扬四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委说：“侗族大歌是一个民族的声音，一种人类的文化。”[5] 纵观民族传统音乐，不仅内容丰富，曲调优美，表演形态更是不拘一格，如：侗族大歌、河歌、款词、祭词、踩堂歌、敬酒歌、叙事歌、木叶情歌、笛子情歌、多种风格的琵琶歌、缠绵委婉的牛腿琴歌、吹管加鼓乐的芦笙迎宾曲、诙谐风趣的拦（开）路歌、从江簧管 （侗语称gel，是一种完全生态的竹制吹管乐器）乐舞、侗戏音乐，芭沙激情芦笙舞、笛子情歌、祭词，瑶族盘王歌、长鼓舞、铜鼓舞、狩猎舞，壮族大歌、小调、民乐，水族双歌、篼歌、铜鼓舞、斗角舞。诚然，从江县委县政府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的大政方针，在多年实践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自2014年3月开始，隆重推出都柳江文化走廊之周末大舞台系列活动，正是在此基础上运筹并付诸实践。

可见，民族传统音乐无论从内容、类型、曲调、曲式，还是从节拍、节奏和表演形态，其丰富性不言而喻。从音乐人类学考察悉知，民族传统音乐所承载和传递的是每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人伦礼俗、智慧精髓等相关信息。深入挖掘和利用本土资源，可助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促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振兴民族经济。

二、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功能价值

我国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就传统音乐文化所作总结：“传统是一条河。”[6]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就像一条从未间断的河流，穿越历史时空，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理念融为一体。她们与各民族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是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具有审美娱乐、审美教育、审美意识和文化传承等多种社会功能，是各民族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创造，是族内认同又区别于他族的文化符号，是凝聚族群的核心动力，更是民族学、民俗学、民族语言、民族社会学、民族音乐学等众多领域研究的活文献。因而具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学术价值。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7]，集中反映了孔子对音乐社会功用的认识和重视。儒家关于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的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西汉时期司马迁认为：“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可见自古今来，先哲们对音乐本质的认识多不谋而合，都认为音乐作用于社会、影响于人[2]52-53。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具有审美娱乐、审美情感、审美教育等多种社会功能。正如《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音乐可以表达朋友之间的共同心声，音乐把不通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人类共同的心声[8]。事实上，在民族社会每一个发展阶段中，传统音乐都以其固有的艺术形态产生巨大凝聚力而鼓舞着人们，就是音乐艺术的社会价值所体现。而音乐的社会价值又往往潜藏于音乐固有的社会功能中，它们对和谐社会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

从江县都柳江文化走廊“周末大舞台”系列展演活动，参加系列展演活动的有21个乡镇以及各机关单位。自2014年8月23日开始，就展演交流过程中，充分展现了苗、侗、瑶、壮、水等世居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和民俗风情。展演交流对保护传承民族优秀传统音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文化交流、加深了解的同时，也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既丰富了城乡百姓和远方游客的审美娱乐生活，双彰显着民族传统音乐的功能和价值。

（一）审美娱乐功能

音乐不仅给人以听觉上的生理，还可给人心理的愉悦感，是一种美的享受，具有较强的娱乐功能。正如《乐记》中强调“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认为音乐应该使人产生愉悦的感受，是人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9]。可见审美娱乐是传统音乐的最基本的功能。诚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欣赏民族传统音乐的目的正是娱乐。经过一周的工作和劳作，周末聚在一起，欣赏侗族大歌、琵琶歌，水族双歌、酒歌，壮族山歌、小调，苗族飞歌、芦笙舞，瑶族铜鼓舞、长鼓舞，无论是悠扬的民歌还是欢快的舞蹈，都能带来美的享受，使人开怀，放松心情，热爱生活。这是一种积极的娱乐和放松。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能给人以极大的身心愉悦，正如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10]。由此可见，民族传统音乐系列展演活动正是一方百姓的精神需要，而这种文化需求有时比物质需要更强烈。少数民族歌乐舞表演和欣赏，显然是多元文化盛筵享受。不论从原生态的集体歌舞，还是经过过作的歌、舞、乐，都能发挥正能量功能。

（二）审美教育功能

古代教育思想很重视艺术在道德修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不仅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儒家思想的内涵本质。倡导“六艺”（礼、乐、书、数、射、御），将《诗》、“礼”、“乐”融为一体，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美育理论，他创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教育体系，对后世的艺术教育产生着极大的影响[11]。传统音乐之所以具有审美教育作用，是因为生态歌舞乐不仅可以展示少数民族生活习俗，而且能够提示某一个民族的生活本质和规律。在每个作品中总是包含着民族的个性和思想、情感，蕴涵着少数民族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对美好事物的响往和追求，以民族集体智慧进行审美创造的结果，使欣赏者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当“侗族大歌”天籁神韵唱响，很快传遍周末大舞台空间。清泉流淌、击石玉碎般的自然风格，轻快的节奏及时分时合的完美衔接，人声对大自然的模仿惟妙惟肖，哈农式的轮唱以及持续低音可谓天衣无缝，更有集体转调、起承转合、音乐内容表现等各种表演形态，几乎都在每个村寨歌班的掌控之中。频具民族个性特征的侗族民间支声复调音乐，令人感慨、放纵思绪，总想对它寻根溯源。诚然，这正是民族传统音乐别于其它学科的审美教育功能。或者说，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大多通过“以情感人” “引人入胜”“潜移默化” “寓教于乐”“引起共鸣”的艺术实践实现其宗旨。

（三）音乐的认知功能

人通过对音乐欣赏活动了解更多的相关事物和现象，从而深刻地认识到自然地理、民族社会、民族语言、民俗节日和民族经济等文化生态。此外，被视为民族文化载体之一的传统音乐，也是大自然声象的再现和反映。自然界的任何声象都与传统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是借鉴、利用进行创作的乐江元素，如清泉流溪，秋蝉争鸣，阳鸟高唱、夜鹰哀号、松涛阵阵、山谷回音、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青蛙噪鼓、鸡鸭争鸣、海浪拍岸、飞瀑流泉，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传统音乐审美创作之中。通过《六洞琵琶歌》《巨洞琵琶歌》以及《银潭牛腿琴歌》，我们可以感悟到浓郁的区域风格，和民俗风情。因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既凝聚了族群的智慧，又融入不同社会时期的精炼和完善。静心聆听侗族传统音乐，你能感悟到鼓楼、花桥、歌堂的恬静和温馨，其中也蕴藏着古越遗风以及侗族民间的歌俗传统，其中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最能反映出侗族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状况。

（四）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审美功能还体现在文化传承之中

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的审美创造、继承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是族内认同族外区别的音符标识，是凝聚族群与族际共享的人文资源。以侗族大歌为例，大歌，侗语称之“嘎老”，嘎直译为“歌”，“老”本身含有“长”“大”和“历史久远”之意。 侗族大歌就其音乐内容、可分为初会大歌（俗称：呃嗬顶）、赞美大歌（俗称：嘎补）、劝世大歌（俗称：嘎抱）、抒情大歌（俗称：嘎嗦）、歌（俗称：嘎向）、鼓楼大歌（俗称：嘎得楼）、戏曲大歌（俗称：嘎散当）、混声大歌（诞生于1985年后，由男女合唱的新型大歌形式）和儿童大歌（俗称：嘎腊温）等。其中除抒情大歌多为爱情题材外，其他7种类型都具有文化传承之功效。在侗族南方言区，多盛行年长者教歌、青年唱歌、年少者学歌，饭而身歌养心，歌师倍受敬重的良好风尚，正是与侗族民间歌俗传统密切相关。而侗族自古以来一直把唱歌（多嘎，多即唱，嘎即歌）和念书（多即唱，嘞即书）用“多”作为定语对歌和书进行修饰。可见，用歌唱替文字进行说教和传播，正好弥补了侗族自古没有文字的缺憾。同时更体现出侗族民间饭养身、歌养心的传统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即是历史的河流，这条河里既有每个族群集体智慧的积淀，又有不断汇入的涓涓细流，是族内认同族际共享的古乐遗风，又永远充满青春活力，且呈海纳百川之势，以时代的强音展民族精神动力，更是凝聚族群、实现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亲和友善、心灵沟通的作用，是凝聚族群、加强团结的人文资源，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智力保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最终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目标。

三、传统音乐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党的十报告第八部分曾开门见山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2] 于是，从江县人民政府近年来大胆实践并积累经验，如传统音乐进校园，推出大歌节新民俗，组织侗族芦笙比赛；推出七星侗寨文化旅游区，对基层工作者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为2014年首届黔桂湘三省百村侗族大歌比赛作好前期工作，从而使中国首届侗族大歌百村大寨如期进行，实现保护与传播同步，为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为进一步搞好民族文化旅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从江县委县政府再次成功推出“神秘从江：都柳江文化走廊-周末大舞台”，让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真正发挥正能量，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江世居民族能歌善舞，都拥有良好的音乐传统。传统音乐，是集体智慧结晶，具有凝聚族群、增进团结的作用。以侗族为例，侗族习惯性地把大歌当作文化娱乐工具在族内进行交流，侗族大歌的曲式结构为起登―更哆―拉索―了角，即开始―齐唱―分声―结束。演唱过程中，传统女歌班始终处于无伴奏、无指挥的歌唱表演形态。民间有谚：汉字有书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饭养身而歌养心。这种民间合唱通常是在节日或族内集体互访做客的时候，由主宾歌队（通常为主寨男歌队对应客方女歌队，或主寨女歌班对应客方男歌班）就坐于鼓楼里对唱的民歌。歌队按性别、年龄和一定的血缘关系，由四五人至十余人组成。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了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保护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保护工作的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画结合、讲求实效。”并明确提出，要建立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方面和多维度的：“是人类伟大文明的结晶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是人类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涵着该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身份的原生状态，以及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等”[2]79。

侗族大歌在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贵州省首个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民歌，是根植于侗族民间的声乐合唱表演形式。它能完好地保存至今， 与侗家人喜歌好乐的歌俗传统有关。如自然地理、民族语言、民族经济、民族社会、宗教伦理以及民俗节日等生态环境，此外，歌师、歌班、大歌内容以及日常训练的场所，共同构成了种类齐全的侗族音乐体系。其中，侗族大歌是侗族传统音乐的精典部分，主要流行在从江和黎平之间的六洞、九洞、二千九一带地区，这里属于侗语南方言区第二土语区。即从黎公路沿线，都柳江两崖的贯洞、龙图、桃香、今影、伦洞、独侗、塘洞、登团、洛香、干团、皮林、郎寨；黎平县岩洞、口江、双江、永从、肇兴、水口、龙额，以及往洞、谷坪、增冲、银潭、高增、小黄、芭扒、美德、民主、建华、银良等等；榕江县大利、宰荡以及三省坡一带地区。民间习惯称为“六洞”“九洞”“二千九”“千三”等地。侗族传统音乐根植于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是侗民族人民集体智慧和审美创造的结果，集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于一体的民间合唱形式，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侗族大歌是侗族传统音乐中内容涉及面最广、曲式结构严谨，演唱技能较高、历时久远的特点，因而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它既有普遍性，又有独殊性、它来自高原山区、都柳江畔，却神韵唱响中华、天籁誉满世界乐坛，突出音乐人类学最深层、最核心的价值。2004年，从江县政府成功举办了首次侗族大歌节，从此后，每年11月28日都按期举办包括大歌对唱、大歌比赛。于2014年11月28至29日，成功承办了首届侗族大歌百村大赛、民间歌师对抗赛，侗族芦笙比赛等，前来参赛的歌队涵盖黔、桂、湘三省的民间传统歌班。此外，还打造七星侗寨旅游线，展示古朴浓郁的芭沙苗族风情，充分挖掘本土世居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从江旅游文化内涵，满足广大群众和游客的文化需求，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从江县委、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又隆重推出都柳江文化走廊“养心圣地・神秘从江”的品牌栏目，选定最具代表性的从江鼓楼广场作为展演场所，这一举措更加突出一方特色，坚定信心、群策群力，借鉴藏彝走廊、苗疆走廊的成功模式，誓把都柳江流域文化走廊打造类似于藏彝走廊和苗疆走廊、突出一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以周末大舞台为窗口，连续推推进“养心圣地・神秘从江”文化周活动。总结经验，继续努力，力争加盟，扩大影响，为精神文明提供保障，推动生态文明发展，为绿色发展作贡献。

“养心圣地・神秘从江”文化周活动的成功举办，旨在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展示本土世居民族多元文化资源，使之成为行之有效保护传承审美娱乐活动，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此外，县政府计划将周末大舞台展演活动进一步推广到都柳江流域所辖省州县乃至每一个民族乡镇，诚邀所有睦邻地州市县的兄弟民族乡镇积极加盟并参与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展演活动中来，将保护落到实处，走继承发展之路，充分满足城乡人民精神文化的审美需求，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为振兴地方经济再接再励，把都柳江文化走廊打造成为藏彝走廊、苗疆走廊类型的重大课题，因而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涵盖民族语言、民族历史、宗教伦理、社会生活、民族经济、审美观点和民俗等多个方面，是凝聚族群、加强团结、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核心和动力。从江周末大舞台以其特有的推介功能，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和对外传播的窗口，实现保护与发展同步，不但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又促进地方精神文明的发展，更好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绿色发展的成功之路。2014年成功举办的第十一届侗族大歌节共汇聚了黔桂湘三省102支民间歌班，万名参赛歌手同唱一曲侗族大歌，其声势洗大，远远胜于历年大歌节，也是前所未闻之举。相信近期推出的“养心圣地・神秘从江”文化周展演活动定会迎来春花秋实的辉煌成绩。

总之，生态文明是建构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基础上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心与自然的共鸣，它们是凝聚族群，促进和谐的精神动力，是富民强国之本，是精神文明发展的保障，更是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保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消逝不能复再生。然而，随着经济、信息的全球化，不仅会改变它们的命运，甚至会让它们消失而丧失所有的功能和价值。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现当代最为紧迫的重任和历史使命。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包括民歌、民乐、歌舞、乐舞、说唱、吟诵、戏剧等多种音乐艺术形式，它们既是族群历史文化的记忆载体，又具有鲜活的民族个性和浓郁的区域色彩，是各族人民千百年乃至数千年生产实践和审美创造的结果。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独特性、流变性、传承性、活态性、综合性等特点。它们具有族内认同和族际共享的多种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是促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软实力，是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核心动力。正如所倡导：“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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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意义篇2

一、“三个文明”与社会和谐的本质、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是一致的

文明和和谐都是人类追求的社会目标，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的区别是它们的内涵、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文明是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进程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的总和，着眼于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进程中的能力水平，侧重于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进程所获得的一系列进步性成果。和谐是人类社会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的相互协调的状态，着眼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平衡，侧重点是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良性运行。同时，和谐社会与文明社会在本质、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上是一致的，它们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人类对文明社会的追求，构成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并通过社会和谐加以体现；人类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必然体现为文明的不断进步，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因此，一个文明的社会也应当是和谐的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应当是文明的社会。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是“三个文明”高度发达、有机统一的社会。

“三个文明”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求我们在继续推进“三个文明”建设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三个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

二、“三个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

首先，物质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方面的进步成果，主要表现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着它必然要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和雄厚的物质文明。

进入新世纪，我们党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能否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

只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我们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其次，政治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创造的一系列政治成果的总和，它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其中，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为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提供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意识文明的反映，在政治文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程序化和组织化安排；社会主义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是政治主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途径和方法。

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建设，就能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政治信仰和理想，形成全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体系、行为准则和价值评判标准，使全国人民在政治上达到高度一致，产生合力，提高人民参政议政的水平和能力，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同时，强化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民族和国家意识，是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不断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真正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切实推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通过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政治行为纳入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轨道，这对保持我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十分重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再次，精神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它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依托。中华民族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强不息、追求进步、独立自主、酷爱自由、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光荣传统。这种精神可以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坚韧不拔地为民族振兴而奋斗，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要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促进教育、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发展，造就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只有把教育和科学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同时，只有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并献身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保证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三个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求社会物质财富在量上的不断增加，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还要求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强调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正义。

其次，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求建设好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还要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要立足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物质文明意义篇3

人与自然相处的问题人与自然相处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许多思想家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对中国文化思想影响最深的有这么几家：老庄一家、孟子一家、《睡虎地秦墓竹简》一家、董仲舒一家、韩愈一家。老庄为代表的主张在自然面前取“无为”态度：“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64章），“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篇》）。老庄的态度很明显，就是在自然面前不敢“人为”不应“人为”。孟子为代表的主张敬重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意思很明确：供人以生存的农业、渔业、林业，一切都有其自身的生长规律，不违背它们的规律，人生存的问题就解决了。这种自然观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魚鱉，置罔（網），到七月而縱之。”这是用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不能违背和破坏自然规律。在国家的层面上用法律的形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明确地颁布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应该是罕见的。此外，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虽然不是直接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他的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天人关系中讨论到的“天谴说”，剥去其神学外衣，用今天的话表述，遭“天谴”就是遭自然规律的惩罚。至于遭“天谴”的原因，董仲舒虽然没有直接论说是破坏自然生态，但我们从《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表达的“鸟兽昆虫莫不爱”的生态观及《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中表达的对农业、水利、资源保护及对万物保护的合理思想可以看到，其“天谴说”的内容应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说董仲舒“天人关系”的论述还需要进一步引申才能进入人与自然的层面的话，那么，韩愈的“天人论”讨论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恳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堰溲，筑为墙桓……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天地之雠也。”（《柳宗元天说》）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人的社会行为，是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因此必然受到老天爷的惩罚。韩愈的观点，过去因为带上唯心主义因素而没有引起过重视。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简单思考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暖事实，我们就会深深感慨：韩愈的见解真深刻！有了前面的回顾，现在我们可以来理清一下人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人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认为人与万物同为自然万物之一物，物是自然之物，人亦自然之物，人就是自然，自然也就是人。有了人与自然的这种明确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行为准则亦同时明确了：人类在自然面前应严格按自然法则行事，对违背自然规律的向自然无休止的索取，必然受到自然法则的惩罚，这就是自然的规律，这就是中国自然哲学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行的建设环境友好型、生产节约型社会，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如何相处的一种典范。

中国哲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有两个：其一，物质文明；其二，精神文明。何谓物质文明？百度词典最新定义为：“所谓物质文明，是指人类物质生活进步状况。它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进步。”该定义强调物质生活进步但却没拷问物质生活进步的元素。如果这个进步的物质生活是以牺牲自然生态，是以提前透支子子孙孙的资源为代价的，这能算“文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现代经济社会追求的许多经济指标，相当部分是以牺牲自然生态，透支子孙资源来实现的，因而就不能说是“物质文明”。本文认为：物质文明即以先进的生产方式在不破坏自然生态，不提前透支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创造的物质生活成果。这个定义强调了物质财富的积累要以不损害自然生态，不以透支子孙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先进的生产方式下从可再生资源类获取的财富，对人类才具有意义，因而才具有“物质文明”或曰“文明物质”的称号。如果这样界定“物质文明”，社会的进步就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真实含义就在这里。

何谓“精神文明”？对“精神文明”的界定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百度词典的定义：“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成果，它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如科学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的发展程度，规模和水平上，也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上。”这个定义初略看去很全面，似乎把人类精神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概括进去了。但是，它却遗漏了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在物质财富面前的消费心理。如果大肆挥霍社会财富，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显然属于非文明精神，只有在物质财富面前崇尚节俭的心理行为，才有资格成为文明精神。因此，本文给精神文明定义为：精神文明指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成果及人类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健康消费心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崇尚节俭的文明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从本文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定义出发，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范畴内，中国哲学于人类社会发展可资借鉴意义也是深刻的。我们知道，物质文明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提高的前提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哲学中《易经》的三大理论（阴阳对立、五行生克转化、天人合一）、三大法则（易理、卦象、数理），三大原则（简易、不易、变易），道家的生成论、宇宙论、相对主义观点，墨家的科学技术思想、逻辑学思想，中医学的“宏观观察”、“整体研究”的思维方式等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从宏观到微观、从聚象到抽象、从抽象到直觉等一系列系统的、先进的思维方式。其别是道家，不仅对中国先进的思维形式有重要贡献，而且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双面刃”性质也有深刻的哲学反思。因而中国哲学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先进的思维形式，是正确发展生产力、正确积累社会物质财富的理论基础。#p#分页标题#e#

关于精神文明、中国哲学更有独特的贡献，这个贡献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消费心理结构之中。由于中国哲学在物质消费面前，历来都以“俭”为最高的价值判断，认为“俭”是实现“德”的桥梁，认为“俭”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关乎国家兴旺发达，因而就有了如下众多的深入中国人心理结构的“俭”文化：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训俭示康》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资治通鉴》；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宋史》不仅如此，中国哲学中的道家还以“灭物欲”作为最高的精神追求。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剔出其走极端的一面，正确评价其于人类社会发展有作用的元素，对于创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的。因此，从人类发展这个层面上看，中国哲学仍具有功能性意义。

中国哲学对人类终极走向的功能意义

关于人类发展的终极走向,思想家们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儒家的“大同世界”。这些理想社会中，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人类社会向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在国家的组织管理形式、国家领导人应具有的条件、素质等方面，都有许多可供资鉴之处。但是，从人类发展的终极意义考察，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影响进入不了人类发展的终极意义这一层面。首先，从设计蓝图的本意看，柏拉图是为城邦设计而不是为人类设计的，城邦未来的蓝图与人类未来的蓝图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其二，柏拉图为了排出个人利益而必须实行的“共产”，其内容包括妻子和孩子，这是有悖人伦人性的。人类文明越发展，越不会接受柏拉图的这种主张。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于人类终极走向是没有功能意义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虚构了一个奇乡异国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乌托邦》的意义在于启发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此外的意义，犹如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一样，由于它们都是一种感性的空想，因而于人类终极走向是没有功能意义的。

我们来看儒家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段话可以看作儒家大同世界的纲领，它已经设计好了社会运作的一整套完善体制：社会制度为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管理体制为选贤与能；社会保障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际关系为“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社会道德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人为公的高尚品德，看到了自觉劳动的高尚行为。

物质文明意义篇4

    人与自然相处的问题人与自然相处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许多思想家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对中国文化思想影响最深的有这么几家:老庄一家、孟子一家、《睡虎地秦墓竹简》一家、董仲舒一家、韩愈一家。老庄为代表的主张在自然面前取“无为”态度:“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64章),“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篇》)。老庄的态度很明显,就是在自然面前不敢“人为”不应“人为”。孟子为代表的主张敬重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意思很明确:供人以生存的农业、渔业、林业,一切都有其自身的生长规律,不违背它们的规律,人生存的问题就解决了。这种自然观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罔(网),到七月而纵之。”这是用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不能违背和破坏自然规律。在国家的层面上用法律的形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明确地颁布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应该是罕见的。此外,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虽然不是直接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他的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天人关系中讨论到的“天谴说”,剥去其神学外衣,用今天的话表述,遭“天谴”就是遭自然规律的惩罚。至于遭“天谴”的原因,董仲舒虽然没有直接论说是破坏自然生态,但我们从《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表达的“鸟兽昆虫莫不爱”的生态观及《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中表达的对农业、水利、资源保护及对万物保护的合理思想可以看到,其“天谴说”的内容应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说董仲舒“天人关系”的论述还需要进一步引申才能进入人与自然的层面的话,那么,韩愈的“天人论”讨论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恳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堰溲,筑为墙桓……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天地之雠也。”(《柳宗元天说》)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人的社会行为,是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因此必然受到老天爷的惩罚。韩愈的观点,过去因为带上唯心主义因素而没有引起过重视。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简单思考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暖事实,我们就会深深感慨:韩愈的见解真深刻!有了前面的回顾,现在我们可以来理清一下人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人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认为人与万物同为自然万物之一物,物是自然之物,人亦自然之物,人就是自然,自然也就是人。有了人与自然的这种明确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行为准则亦同时明确了:人类在自然面前应严格按自然法则行事,对违背自然规律的向自然无休止的索取,必然受到自然法则的惩罚,这就是自然的规律,这就是中国自然哲学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行的建设环境友好型、生产节约型社会,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如何相处的一种典范。

    中国哲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有两个:其一,物质文明;其二,精神文明。何谓物质文明?百度词典最新定义为:“所谓物质文明,是指人类物质生活进步状况。它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进步。”该定义强调物质生活进步但却没拷问物质生活进步的元素。如果这个进步的物质生活是以牺牲自然生态,是以提前透支子子孙孙的资源为代价的,这能算“文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现代经济社会追求的许多经济指标,相当部分是以牺牲自然生态,透支子孙资源来实现的,因而就不能说是“物质文明”。本文认为:物质文明即以先进的生产方式在不破坏自然生态,不提前透支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创造的物质生活成果。这个定义强调了物质财富的积累要以不损害自然生态,不以透支子孙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先进的生产方式下从可再生资源类获取的财富,对人类才具有意义,因而才具有“物质文明”或曰“文明物质”的称号。如果这样界定“物质文明”,社会的进步就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真实含义就在这里。

    何谓“精神文明”?对“精神文明”的界定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百度词典的定义:“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成果,它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如科学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的发展程度,规模和水平上,也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上。”这个定义初略看去很全面,似乎把人类精神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概括进去了。但是,它却遗漏了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在物质财富面前的消费心理。如果大肆挥霍社会财富,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显然属于非文明精神,只有在物质财富面前崇尚节俭的心理行为,才有资格成为文明精神。因此,本文给精神文明定义为:精神文明指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成果及人类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健康消费心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崇尚节俭的文明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从本文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定义出发,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范畴内,中国哲学于人类社会发展可资借鉴意义也是深刻的。我们知道,物质文明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提高的前提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哲学中《易经》的三大理论(阴阳对立、五行生克转化、天人合一)、三大法则(易理、卦象、数理),三大原则(简易、不易、变易),道家的生成论、宇宙论、相对主义观点,墨家的科学技术思想、逻辑学思想,中医学的“宏观观察”、“整体研究”的思维方式等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从宏观到微观、从聚象到抽象、从抽象到直觉等一系列系统的、先进的思维方式。其中特别是道家,不仅对中国先进的思维形式有重要贡献,而且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双面刃”性质也有深刻的哲学反思。因而中国哲学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先进的思维形式,是正确发展生产力、正确积累社会物质财富的理论基础。

物质文明意义篇5

一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物质文明意义篇6

摘要：方言“行”有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文章将对“行”字方言义的深层次原因做出探讨。

关键词：行；方言；深层原因

The origin and usage of dialect " Xing "

Wang Zhengyu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Wanzhou 404000)

Abstract：The dialect " Xing " has the meanings that goods are of poor quality and utensils are not strong enough.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deeply origin of dialect " Xing ".

Keywords: Xing；dialect；deeply origin

方言中时常用到一个“行”字。“行”，音xíng，表示物品“质量差”“不牢靠”的意思[1]。用为形容词，主要在句中充当谓语或定语。如：“这件衣服太行哒，没穿几回，竟破了个洞。”“这张椅子做得好行，坐的时候要小心点儿。”

“行”字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和用法，在一些大型的字典、辞书中都曾提及过。《汉语大字典》“行，器物质量粗劣不坚牢。”[2]《汉语方言大词典》“行，，（货物）质量差，（器物）不结实。”[3]“行”字的这一意义，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周礼?地官?胥师》：“察其诈伪饰行价慝者而诛罚之。”郑玄注：“饰行价慝，谓使人行卖恶物于市，巧饰之令欺诳买者。”意为：（国家）观察市场中，有欺骗、造假、掩饰质量差不结实货物价格的奸邪之人就（应该）诛杀责罚他。《周礼?地官?司市》：“害者使亡。”郑玄注：“害，害于民，谓物行苦者。”其中苦，通“楛”。楛，粗糙，不坚固。行苦，同义并用，“行”亦谓不坚固也。先秦以后的《九章算术?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钱五十；行酒一斗，直钱一十。”“行酒”，谓薄酒，表酒味不浓不香。《唐书?韩琬传》：“俗不偷薄，器不行窳。”窳，（事物）恶劣，粗劣。行窳，同义并用，“行”亦表（事物）粗劣。《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上》曰：“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注：不牢谓之行。”

这之后的一些文献，也有“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和用法。这表明，其用法由来古老，延续时间长，且传承久远，为人们所乐用。有例为证：

(1)世人莫笑老蛇皮，以化龙鳞衣锦归。借语进贤饶八舅，于今行货正当时。（王安石《寄舅氏》）

(2)元来他将着些价高的行货。（张国宾《合汗衫》）

(3)本带要求善贾而沽诸，争奈这行货儿背时也。（《范张鸡黎》第二折（隔尾）曲）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八：“古人谓物脆薄曰行……今京师人谓货物不牢曰行货。”其中的“行货”，是指粗制滥造的物品。不仅如此，许多方言文献也对“行”字的这一意义和用法有过论述。如李鼎超《陇右方言?释言》：“今谓货不良曰‘行货子’，读‘行走’。”清代的张慎仪《蜀方言》卷下：“物不坚牢曰行。”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释词》：“昭人谓物之不坚牢者曰行。”章炳麟《新方言》：“今吴越谓器物楛窳为行货。”由此可见，“行”的这种用法不仅可追溯于先秦，而且在历代的文献中都可见到其具体的用例；不但在通语中能见到这种用法，而且许多方言著述中也都有所言及。这也说明，“行”的这种意义和用法，在古代并非囿于一时一地之用，只是因为历史的变迁，“行”的这种意义和用法，发展到现在才用作了方语。而“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和用法，根据我们的探究，又显然不会运动于其词义的演进轨迹之中。那么，“行”何以会表物品的“质量差”“不牢实”这样的意义？这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用“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可能性。一个方面的可能性是, 因为在词义的发展过程中，“行”具有“义兼正反”的作用，即因词的反训原理所造成；另一方面的可能性是，在语言的运用中，由于“细”“小”“稀”等表“单薄”“细小”意义的词语，其语音的转化而促使其与“行”字音同或音近，从而便带来了由“行”来承担或负载了“单薄”“质量差”“不牢实”这样的意义。以下试作一定的分析和说明，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不吝指教。

所谓“反训”，其实质就是义兼正反[4]。汉语历史上最早提出“反训”的是晋代郭璞。其注《尔雅》时说：“以徂为存，犹以乱为治，以曩为曏，以故为今。此皆诂训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他在《方言注》中又说：“苦而为快者，犹以臭为香，乱为治，徂为存：此训义之反覆用之者也。”（详见《方言》“苦，快也”郭注）对于正反意义，王力先生也有过论述，认为现代汉语中没有否定性的观念单位，一切否定性的观念必须建筑在肯定性的观念之上[5]。我们将“反训”简单地理解为：义兼正反，即包含一对正反意义的词。

王符《潜夫论?浮侈》：“以完为破，以牢为行。”汪继培笺：“古者谓物不牢曰‘行’。”正文中“完”就是“完整”的意思，“破”就是“破损”的意思，“完”与“破”的意义正好相反。这说明“完”与“破”相互为训，即“完”就是“破”的意思，“破”就是“完”的意思。同样，“牢”和“行”具有相反的意义，二者相反为训，即“牢”就是“行”，“行”就是“牢”。可见，反训就是意义完全相反的词相互训释，这是反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潜夫论》曰“以牢为行”，而笺注又云“不牢曰行”。从字面意思讲，“牢”就是“牢实”，“不牢”就是“不牢实”。“以牢为行”就是表示“行”具有“牢实”的意思，而“不牢曰行”意思是说“行”有“不牢实”的意思。这就意味着“行”既表示“牢实”的意思，还表示有“不牢实”的含义。换句话说，“行”的词义系统内部实际上兼有了正反两个方面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义兼正反”。徐世荣先生曾对反训进行过分类，其中有一类叫殊方反训。这一类就是说汉语中的某个词，其方言的用法与普通话的一般含义恰恰相反。如：郎：尊称也。又：贱称也。互：差也，别也。又：交也，和也。同理，“行”既有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反面意义，还有表“能干”“精明”“在行”的正面意义。这正好体现出“行”对支配主语深层次的赞扬夸耀或贬责讽刺的正反两面性。下面以日常生活中的句子为例：

（5）走私货表面好看，骨子里行得很。

（6）今天，我买了个行货，肯定不经用。

（7）这个人比我行得多。（李劼人《大波》第一部）

（8）儿说娘不行，并比划着娘上地的架势。（康濯《太阳初生的时候?买牛记》）

其中（5）（6）句的“行”，是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反面意义。在（7）（8）例的“行”，表“能干”“在行”的正面意义。我们认为，“行”字的反面意义是由其正面意义发展演变而来的，“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是因为在词义的发展过程中有“义兼正反”的作用，即词的反训原理造成。

与此同时，在语言运用中，具有“单薄”“细小”等意义的一些词（如“细”“稀”等），因为其读音相近或语音的转化，可能就造成了由“行”来担当了本该是“细”“稀”“小”表示的“细小”“单薄”的意义。“细”“稀”读音为xi，“小”读音为xiǎo，“行”读音为xíng。其共同点为：读音上，声母x，韵母都具有元音i。意义上，“稀”“细”“小”等字在都有“行”所表示的“单薄”“细小”“稀少”的涵义，都具有对物品内在本质的贬责、否定。语法上，它们用法一致，都具有形容词性，在句中充当谓语或定语。正是因为“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靠”的意义，与“稀”“细”“小”等字表“单薄”“细小”等意义，在音或义方面都有相似点和共同点，所以我们才作出“行”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的意义是因为“稀”“细”“小”等字语音转化所造成的这种假设。

以上是笔者就“行”何以表物品“质量差”“不牢实”这样的意义所做的一些粗浅分析和探讨。至于这两方面是不是“行”表这种意义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是真正的原因），我们这里尚不敢断言，也不能十分的确信，仅仅是做大致的推测和估量而已。这样的问题只是提出来，旨在求教于专家与同行，同时还有待于我们今后做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王兴才．汉语语法和语法化研究［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8页.

[2]汉语大字典［Z］．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812页.

[3]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Z］．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070页.

物质文明意义篇7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其落脚点在“道路”二字。对于道路，“首先，它强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因而‘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和包容性’；其次，对‘道路’的研究和概括，除了客观描述其发展态势或过程，一般还涉及发展特征及特征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变化和由此所引起的文明变迁，等等。”[6]中国道路，在本质意义上是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主轴，也是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主轴。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生态发展观。在讨论社会及其发展问题时，马克思将社会看成是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把劳动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抽象和现实两个层面把社会发展、人的生存发展、自然界的意义生成三者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这一社会发展理论具有生态意义，是一种生态发展观，对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一，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这是从哲学的维度对人、自然、社会内在关系的一种概括。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在这里，马克思将社会、人、自然三者相勾连，提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重要命题。这一命题表明，社会由人所组成，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处于双向生成之中，人既在向自然生成，自然也在向人生成，在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成之中，人与自然实现了本质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成和本质统一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实现。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人不断创造、生成着自己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成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8]同时，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也在不断地被人化，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而人与自然的这种双向生成均是在社会中实现的。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不仅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关乎自然界的意义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本身就是生态的，具有生态性。第二，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从现实的维度对人、自然与社会内在关系的一种解读。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9]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把劳动提升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石，劳动成为解开人类历史奥秘的钥匙所在。要理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必须把握好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0]这里，马克思用“物质变换”来定义劳动，劳动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的过程，它既是人类从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以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过程，也是人类将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经处理后排向自然，使其能为自然界所分解和吸收的过程。通过物质变换，人与自然之间实现了相互养育和双向生成。劳动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11]。这种断裂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利润，永不满足，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要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们的生产目的由无止境地赚取利润向满足人的自然的、真正的需要而转变。而未来共产主义则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乎人性地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社会。马克思将物质变换理论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相联系，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这表明，从现实的层面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也是一种生态发展观，它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在以马克思生态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是工业文明，基于资本的求利性、扩张性和侵略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永不停息地追求着剩余、增殖和积累，永无休止地追求着控制、支配和统治，永无止境地追求着扩展、扩大和霸权，这其中既包括对人的进攻和支配，也包括对自然界的控制和占领，由此，世界陷入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自然环境遭受持续不断的“压榨”和“拷打”，资本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法引领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泥潭和漩涡。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福斯特、奥康纳等人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进行了“本根性批判”[12]。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导致无限制地耗费自然资源，从而引发生态危机。福斯特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13]，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出现裂缝，终将突破生态系统的极限，进而引发生态危机。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相连，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资本主义积累必然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导致了一定程度以及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的发生[14]。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关于生态危机何以发生的追问、异化消费、劳动生态性缺失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都对中国坚持生态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对劳动生态化的追求，对人类文明转型的探索都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历史传统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在批判继承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和浓重的历史主义色彩。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主义传统，无论是古代的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的思想，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和鲜活具体的生态实践要求。巴克斯特将生态主义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地球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生活在极限的范围内。这是对人们行为的物质约束；第二，我们要对其他生物进行道德关怀。这是对人们行为的道德约束；第三，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相互联系性[15]。生态主义的这三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儒家的“时禁”可见一斑。儒家思想不同于佛家，并不普遍地或绝对地禁止杀生，如禁止捕猎、禁止砍伐，但他们要求人们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不能随意杀生。“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16]。砍伐和捕猎都要符合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按照时节来安排。“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17]古时的“时禁”，是对人们利用自然资源行为和欲望的一种有限度的约束。地球资源有限，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命价值，遵循自然规律，这样才能在人类的自然资源利用和自然界的生命节律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在生态主义的三个主题中，最为突出的是后面两个主题：对其他生物的道德诉求和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相互联系性。中国儒道佛思想体现了人类对其他生物的道德关怀意识。在儒家思想看来，动物是有生命的，对动物要有怜悯之心。在《孟子》中，齐宣王想问孟子有关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却要给他讲用道德的力量统一天下保民而王的“王道”，宣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孟子就从宣王自己的一个故事入手：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18]觳觫，恐惧得发抖。这里大意是：牵一头牛去祭钟，经过堂下时，王看见牛恐惧得发抖，不忍杀之。尽管这里孟子是从对动物设身处地的恻隐之心延伸到对百姓的仁政，是一种政治上的劝谏，但从君子看到牛恐惧发抖而生不杀之心，表达了孟子一种最朴素的感觉论意义上的对动物的关怀意识。

道家提出了“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万物平等论思想，既然万物是平等的，因此要兼容万物、兼爱万物。老子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至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觉，而恒自然也。故道生之，德育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为玄德。”[19]这里，“道”是生长万物，“德”是繁殖万物，万物都尊崇“道”和“德”，这是自然而然的。要抚养和保护万物，以使万物生长，发育，结子，成熟。生长和养育了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帮助了万物却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不宰制它们，这就是最高的道德。老子把对万物关怀而不据为己有视为最高的道德，这是一种生态主义思维。佛教也主张尊重生命，佛教的第一戒律就是“不杀生”，包括一切人和一切生物。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蕴含着关怀自然万物的生态主义思想。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印证了人与地球生物圈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主题。对于“天人合一”问题，不同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个人对此理解各异，但是，“这一理念的基本含义则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20]。儒家、道家、佛家，都对“天人合一”进行了不同的解说，在孔子看来，世界由天、地、人三者构成。“天”是指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1]天人合一，意指自然界与人类内在统一。汉代董仲舒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宋代张载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命题，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人与万物同为天地所生，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是我的伙伴朋友，人与自我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阳明心学、清初的王夫之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他们都强调人是由天地生成的，天地人本为一体，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深刻地反映了生态主义关于人与地球生物圈的内在关联这一主题。综上，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主义传统。在哲学的层面，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在道德的层面，强调要爱惜其他生物的生命，把地球上的非人生命体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视野；在行为规范的层面，对人类维持人与自然平衡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这条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成功探索，逐步确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文明实现模式，为探索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经济，尽快提高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当时出台的很多环保措施主要集中于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方面。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兴修水利，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水旱灾害问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植树造林有利于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空气，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南北各地的绿化对农业、工业，各方面都有利”[2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要求，这一传统得到了其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弘扬。所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对中国的环境治理和美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刚刚开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在实践层面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在这里，自然对人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人与自然之间是对抗性关系，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征服和改造。为了发展经济，提出了“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口号。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不少地方毁林开荒、围湖造田。

为了发展工业，又兴起了全民炼钢的热潮。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心态，使未能正确处理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关系，当时采取的很多措施偏离了他的生态文明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践探索的功利性被弱化。与时代不同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尽管也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出发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这种功利主义色彩已经有所弱化，保护环境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也从时代的倡导转变为邓小平时期的强制和必须，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在人口和经济发展问题上，党中央强调不能只注重经济规律，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一观点表明，邓小平时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人类从征服自然开始转向尊重自然，这为人类以恰当的态度对待自然奠定了基础。人类认识的转变必然会在实践中有所体现。邓小平时期的生态实践表现为对保护自然的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正式施行，进一步从法律的层面来规范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提供法律保障。在实践的层面，邓小平还高度重视绿色科技的发展，认为要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需要依靠科学。绿色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既能从自然界提取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也能将自己排放给自然界的废弃物得到处理，从而有益于自然，促进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愈加重视生态保护，他们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逐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1995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此次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九五”规划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强调在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过程中，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发展。”[23]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他们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道路进行了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4]。这里，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个方面来规定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三者协调发展，缺一不可，共同成就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一种初步理论表达，他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使“生态发展”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要素之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实现目标。由此，以为中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从对抗走向和谐。人与自然之间不应该是单向的关系，而应该是双向的关系，是人类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统一，是自然养育人类和人类护育自然的统一。在生态保护的实践探索中，党中央强调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同等重要，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齐头并进。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必须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要谋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以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探索实现了质的飞跃，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不仅要以尊重、顺应和保护的态度对待自然，而且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实现目标，自然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从对抗走向和谐。在发展观问题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相较于时代的经济发展观、邓小平时期的全面发展观、时期的可持续发展观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秉承了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坚持的群众路线，将环境保护与民生问题相连，与亿万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连。在对环境保护重要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五个统筹，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内蕴着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在科学发展观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发展道路必须是生态的，是可持续的，同时也必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以“生态文明”为核心词进行了凝练性表述。生态文明是人类以合道德地利用和保护自然，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共荣为价值指向的文明形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不同于以往文明形态的核心内涵。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初步形成。在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力争在人与自然相互交换自己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过程中实现相互支持、相互养育、良性循环。

在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的创建工作中，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向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转变，环境保护法律和制度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之中。据报道，我国已有15个省（区、市）开展了生态省建设，13个省颁布了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生态县建设。在内蒙古兴安盟白狼镇，蓝天之下，林海雪原，眺望长空，无比通透，以前不绝于耳的伐木声消失了，伐木工人成了护林员[25]。地处浙西山区的安吉县近年来大力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积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经验，形成了“环境宜居一流、乡村美丽一流、百姓富裕一流、文化生态一流”等诸多优势[26]。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已经初见成效。纵观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环境保护理论既是对前一代领导集体的环境保护思想的总结和提升，也为下一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人类认识水平发展的局限性、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从、邓小平、到等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既提出和发展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生态发展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治理经验，但在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上还存在许多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脱节。在经济建设的层面，重视发展经济，甚至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去发展经济，结果是环境污染特别严重，并且治理难度很大。在生产生活领域，没有能确立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重利用自然轻养护自然。在政治建设的层面，生态制度建设比较薄弱，国家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政策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层面，生态的思想也未能贯彻始终和全过程。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之间的矛盾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环境问题是一个紧迫性问题、全球性问题、世界性难题，环境的保护、治理和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努力。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依然前路“修远”，需要国人继续“上下求索”。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文明样式

任何一种发展道路，总是会以某种特定的文明样式呈现出来。探索中国生态发展道路，需要研究其文明样式。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借鉴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继承我国生态主义传统，总结我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成果，形成的中国生态发展道路文明样式是生态文明，其实现基础是生态劳动。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文明样式是生态文明。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人类文明先后经过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向生态文明迈进。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27]。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有对立也有统一，统一占主导，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人与自然的统一以牺牲人的主体性、尊严和人性为代价，统一是外在的，实质是自然奴役人。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翻转，人对自然的控制取代了自然对人的奴役，人类虽然高扬了自己的主体性和尊严，但却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人与自然走向分离和对立，自然环境遭严重破坏，人与人之间难以和谐，冲突和战争不断，人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人被物所奴役成为非人。在工业文明的诸多缺点和弊端之中，环境危机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在全社会倡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以往文明形态的反思和超越，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旨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统一与和谐。文明是人类脱离野蛮而生成人性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包含着人对人的文明、人对自然的文明、人对自身的文明，缺失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把握文明的真义。“生态”是指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以“生态”来修饰“文明”，规定了文明的性质，突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在生态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和谐不可分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只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反之，如果人与自然不和谐，围绕环境问题人与人之间将会发生无穷无尽的利益纷争，如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减排责任的分担等，人与人的和谐也无法实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也必然会导致人与自身的对立，人对自然的野蛮实质上就是人对自身的野蛮。

因此，生态文明必然是能够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文明，这是生态文明的本质内涵。从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概念来看，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是其基本内涵，而生态文明也是以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为要旨的，两者的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生态文明与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内在契合，中国生态发展道路通过生态文明展现出来。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实现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成果、制度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包括生态制度文明、生态器物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要突出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资源节约、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个重点，在价值观念上，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在指导方针上，强调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在目标追求上，坚持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的目标诉求；在实现路径上，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依靠内生动力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实现基础是生态劳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治理道路最为世人所诟病的是污染转移或者说环境殖民主义，他们治理环境污染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将重污染企业或是污染物转移到第三世界。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国内环境的好转是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为代价的。污染转嫁无法彻底根治环境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谴责资本主义污染转移的不义行径之际，需要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无论是从哲学的层面还是在现实的层面，怎么劳动，如何生产始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如果能够实现劳动的生态化，把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融为一体，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同时实现，那就从源头上解决了环境问题，这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值得尝试。劳动的生态化，即生态劳动，是指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基础上实现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活动[28]。

人类从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满足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后，所排放给自然的废弃物能够为自然所还原和吸收，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换和相互养育，这就是生态劳动的过程。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自然是社会存在的第一基础，“自然和劳动的统一构成现实社会历史的‘本体’”[29]，生态劳动实现了劳动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础，进而成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基础。第一，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第一前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30]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都具有创造性。从纵向上看，渔猎劳动创造了渔猎文化，农业劳动创造了农业文明，工业劳动创造了工业文明。从横向上看，人类文明至少包括制度、器物和精神等基本要素，人类的制度文明、器物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31]人类的文明都是由人类的劳动创造的，没有人的劳动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的存在，劳动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第二，生态劳动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统一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整体。我们知道，人来自自然，在人类尚未形成之前，自然界就以在先的方式存在着，整个世界史都是一部自然史。通过自然演化和人类劳动的共同作用，人类将自身从自在自然中提升和分化出来，创造了人及人类的历史，实现了自然向人的生成。生态劳动不仅将人类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形成“人类史”，它还通过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换，将人与自然紧密相连，实现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统一。人类史和自然史既统一又有区别，生态劳动既是人类史从自然史中分离出来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类史与自然史内在统一的根本和基础。人类要真正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键在于劳动的生态化。第三，劳动生态化的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劳动创造文明，但不是任何劳动都能创造出生态文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劳动虽然创造了丰饶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但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工业劳动必然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虽然也在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但这种物质变换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人类从自然界中所获得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满足了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之后，所产生的废弃物无法再回到自然中，这些废弃物散发出有毒有害的物质威胁着人类和各种动植物的生存，堆积在自然中侵占着人类的生活空间，污染了自然环境，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然，现代工业劳动虽然也属于劳动，但却是反自然、反生态的，无法创造出生态文明。劳动是文明的基础，但劳动只有生态化，才能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础。劳动的生态化是指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所谓“良性”，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能够得到顺利进行，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一方面，人从自然中提取自己所需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这是自然养育人类的过程；另一方面，人类将自己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排向自然后，能为自然所消化和吸收，促进自然的繁盛，这是人类呵护自然的过程。劳动只有生态化，才能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要实现劳动生态化必须促进劳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的生态化。任何劳动都有其目的、过程，都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实现劳动的生态化，需要在劳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三个层面发生根本转变。劳动目的由人对自然的单向索取转为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现代性劳动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以人对自然的索取和改造为条件的，强调了自然对人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单向性。生态劳动的目的是双向的，既是为了人类，也是为了自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促进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实现自然养育人和人护育自然的统一。降低碳排放，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将废弃物作为资源投入下一个生产过程、力争减轻污染甚至“零污染”，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养育。劳动过程由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走向本质融合。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实现良性物质变换的过程，它弥合了其断裂过程，使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能够顺利实现。生态劳动的实现要求摈弃征服自然、违背自然、破坏自然的错误观念，转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不良生产生活方式，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处理好社会生产与生态生产的相互关系,遵循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适应生态生产发展的规律，养成生态生产、适度消费的生态化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本质融合。劳动结果由对抗走向和谐。人类创造了发达的工业文明，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自然环境惨遭破坏，这是一种反生态的劳动结果。生态劳动以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为目的，在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过程中，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舒适环境在内的生态产品，建立结构更合理、功能更高效和生态效益更好的的生态平衡。通过对劳动的目的、过程的生态性设定，劳动者将自己的生态本质对象化到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最终创造生态器物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人与自然由对抗走向和谐。劳动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得以生成。劳动创造文明，异化的劳动创造了异化的文明，生态劳动创造了生态文明。也就是说，劳动只有生态化，人类才能创造出生态文明，中国才能走上生态发展道路。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讨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不仅对中国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倡导和促进劳动生态化的实现。讨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第一，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生态问题。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虽然有局部和整体之别，但从根本意义上来看，生态问题是个全球问题。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最终必将扩展和蔓延到全球。人类如何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如何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个世界性难题，需要共同解决。第二，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走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进化论的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应该是前进的、上升的，这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共性所在。第三，全球的发展目标是相同的，和谐、正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和谐多维而统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实现和谐。正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全球环境问题解决，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和谐、正义目标具有借鉴意义。由于西方较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较早发展了现代工业文明，因此，严重环境问题的出现远远早于中国。从西方国家生态发展的模式来看，西方所走的生态发展道路是“先污染，后治理”。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工业化过程基本上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他们的生产模式是开放式的，即从自然界攫取大量的原料和燃料，通过工业生产，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排放出大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被排放到自然环境后，有的能够被分解和还原，回到自然中去，但更多的是在短时间或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被分解和还原，无法回到自然环境中去，这些无法分解、还原的物质排放到环境中成为自然的累赘和负担，加上当时人口猛增、大量地开采自然资源、大量地排放废弃物，造成资源短缺甚至枯竭、环境污染严重。为世人所熟知的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社会中所发生的“公害事件”表明当时西方社会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是极为严重的。例如，1952年12月，发生在英国伦敦的“雾都烟雾事件”导致4000多人死亡。1930年，比利时发生马斯河谷事件，因气温逆转、无风而使工业排放的烟雾大量滞留，引起6000人患呼吸道疾病，63人死亡[32]。19-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严重的煤烟使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33]。为了应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恶果，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减轻环境污染，缓解环境污染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难题，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有力措施，开展生态运动，制定环境政策，欧洲执政绿党的政治实践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西方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种种难题。资本的本质是不断增值，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必然会建立起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的生产耗费了地球上更多的自然资源，并带来大量的废弃物，给地球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应对环境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经常采取污染转嫁的方式，将环境污染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欠下的环境债买单。不少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发展国内环保事业，但却将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向外转移，尤其是向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转移。如，1984年12月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博柏尔农药厂发生毒气泄漏事故，导致50万人中毒，20万人受到严重伤害，2500多人死亡[34]。此类事件，不甚枚举。这对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极度不公平，他们没有享受到发达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却要承担现代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喝有毒的水，呼吸有毒的空气，吃有毒的食物，罹患各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不治之症。为了追逐利益，西方发达国家还以环境保护为借口，钳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欧盟通过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提出苛刻的环保标准，从而将环保作为抵御发展中国家经济竞争的重要武器，但欧盟及其成员国本身在环保方面却常因达不到要求而备受指责。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环保更被当成了美国谋求各种利益的挡箭牌和政治手段。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或替代，以一种更为优越、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才可能将生态文明进一步推向前进。”[35]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性制度价值就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20世纪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批判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只有最幼稚的头脑才会相信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将是无限制发展的并因而是永世长存的”[36]。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两个层面：一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二是以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来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来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否定性批判的同时，都把消除生态危机，重建生态主义传统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制度身上。他们所达成的共识是：要想摆脱生态环境危机，就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逻辑，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革命，应该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37]。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是能够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实现高效、公正、和谐的新型社会，社会主义应该关注全球环境问题，要把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在诉求。这与马克思所倡导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具有某种共通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承载着世界对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消除生态危机的热切期望，中国肩负的责任无比重大，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印证了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也在全球应对生态危机方面开了先河，具有引领和借鉴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性实践价值在于促进劳动生态化的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最初生态关联在劳动，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论不应该被忽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引发了生态危机。要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实现劳动的生态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劳动生态化的前提和基础，劳动的生态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逻辑后果，前者是后者的制度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现实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8]坚持社会主义，消弭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必须实现劳动的生态化。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向世人展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劳动的生态化，恢复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路径。

物质文明意义篇8

关键词：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联系

 

文明是“人类开化状态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积极成果和财富”的总和。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任何社会都是由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所构成的统一体。因此作为衡量其进步状态的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1.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概念。

(1)精神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智慧与道德的具备与完善,以及和谐地、完美地展示给社会。精神文明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科学文化方面，包括社会文化、智慧状况及教育、科学、艺术、卫生、体育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论文参考。论文参考。

二是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理想、情操、信念以及组织性、纪律性的状况。

(2)物质文明是指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占有与享受,以及达到各个历史阶段丰富的、完美的境界。

2.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的联系。

2.1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性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事业。两者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方面。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社会都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它们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我们既要大力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大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并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2.2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联性。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归根到底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可持续协调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确切的尊重和保障。论文参考。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实现这一目标。

2.3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整体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全面的发展观。精神文明的发展最终要受到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离开了物质文明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就得不到维持。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思想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满足和提高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客观要求，而且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共产党一定要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如何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

其一、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以创造尽可能优越的经济，为精神文明建设奠定坚实地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切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政治法律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基础上。物质文明作为人类的第一需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和创造日趋完备的客观物质条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归宿就是要造成更加丰富多彩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物质文明成果，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生活需要。所以，要想很好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就要解放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这样才能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更坚固的后盾。

其二、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优化社会条件和环境，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了更好的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重要作用，当前应该着重在如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不断增强人们的创新意识，及时创新生产工艺和技术，不断提高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和能力使我们的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尽量能够尽快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轨道；二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广泛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确保我国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能够可持续地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三是不断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其三、要积极营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氛围，通过全体社会人们的共同努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和可持续发展。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一个涉及广泛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同心协力付出行动才能实现。应不断增强人们的相互协调能力，积极响应群众的号召力，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大群众中广泛地传播下去。再次要逐步形成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以确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相互沟通和作用。从而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中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物质文明意义篇9

关键词：物质 决定 意识 新探

一 引言：艰难的辩解

现行各类文献及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理解，普遍采用以下基本观点：

世界是物质的；精神现象是物质的派生物并反映着物质；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在社会发展中同样不是精神的因素决定物质的因素，而是物质的因素决定精神的因素，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1]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生产实践的发展是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它科学地论证了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的关系。[2]

既要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原则，同时还要承认意识具有相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就是说，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3]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是辩正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观点。[4]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能反作用于物质……[5]

这些思想的直接本源，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下列观点：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曾出现过对物质对意识能否起决定作用的大争论，《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哲学卷》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综述，结果是肯定与否定双方难以说服对方而未有定论。

从语言学角度看，在阐述这类物质与意识关系，尤其是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8]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及后期理论家并没有特别附加任何说明，因此，这里所涉及的物质、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等语词在语义上应当仅限于普通含义上的理解。于是，对各种初学者或者有一定程度的研习者（本人即属于此类；并经多方咨询，该领域一些高水平专家也往往难道其详或者解释的难以让人满意），在理解这些经典命题时——尽管“物质决定意识”原句并未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找到，但该命题无论在内容上抑或形式上，显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意——往往存在种种难以清晰理解、真正领会的情形。较为常见、直接的诘难有以下具体表述：

如果说“物质决定意识”，那么，作为源于人脑的意识，可以做出对任何外在物质乃至对人脑自身做出改造、损毁主张等决定，将如何解释？

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有些民族、地区、国家的当权者，或者全民公决，在一定时期可以有个人意志或群体意志偏好地，选择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又将如何解释？显见的示例如，俄罗斯国家近乎一夜之间经历了由最正统、最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到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形态——社会存在剧变。

在试图回答以上诘难时，还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表达了另外一种思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一般文献、教材中也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征、意识的作用、认识论、人的本质等思想时，也多次不同程度地重申了如下类似观点：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哲学无用论”和“哲学万能论”都是锗误的。[10]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坚持意识的能动性。在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意识在认识相改造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只有把物质的决定性和意识的能动性统一起来，才能科学地回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意识的能动作用及其实现的途径。[11]

人们就是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去认识事物，或者是将一定的意见、计划、思想、方案转化到现实之中。从根本上讲。离开了实践，人们既不能认识世界，更不能改造世界。[12]

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人们才能更好地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13]

意识性，能动创造性。社会主体不仅要适应客观世界，使社会主体的活动符台客观对象的尺度，即对象本身的结构，属性、本质和规律性，而且要改造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符合自己的内在尺度．即社会主体要根据自己的要求，需要和本性去塑造自然物，改童自然物的形式，使之符合于人类的要求。[14]

人们的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15]

面对如此丰富的“改造”世界的观点，难免让人很自然地将其看作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抵触。事实上，其中也可以看到对前述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两项诘难的辩解，只是在众多“改造”观点的冲击下，任何含有辩解意味的说法似乎只能是艰难的，而且也实质性的难以自圆其说。

带有根本性冲突的是，任何“改造世界”的过程，其意向的产生乃至操作具体完成的直接承担，无疑全部来源于意识、受控于意识。简言之，“意识”、“社会意识”具有改造世界——“物质”、“社会存在”的主动性和直接性。这样，再行认可“意识”、“社会意识”被“物质”、“社会存在”决定，难免陷入思维混乱的泥沼，也让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二 症结：宽泛词义的狭隘使用

回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也即如所周知的“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还是“先有意识”、“意识第一性”问题，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稍有一定现代科学常识的人，已绝不会再行抱守“先有意识”、“意识第一性”这种最原始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对其他变形的唯心主义思想要加以反驳，仍非易事）。然而，从断言“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到断言“物质决定意识”（暂时搁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论题），却存在实质性差异：断言“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仅仅是断言“意识”相对于“物质”的存在次序；而断言“物质决定意识”，则是断言了物质对意识的作用形式。

那么，“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究竟是什么样的作用形式呢？

一般词典及专业词典中“决定”一词与上述命题相关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起主导作用”[16]；“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起主导作用”[17]；“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基础或先决条件”[18]；“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19]。

由于具有能动性、主动性的意识，显而易见地对仅具有被动性、从动性的“物质”具有“改造”功能，这样，“物质”对“意识”具有的“起主导作用”以及“……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的作用，将不复存在。换言之，从“决定”诸含义的不同层面看，真正表征“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具体含义的主要就是“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基础或先决条件”部分；而“起主导作用”、“……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部分，并不存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前述诘难观点的直接支持。简言之，在“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决定”的含义被狭义广用了。

不难想见，针对上述诘难，也许有人会提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是在更具体、更本源的意义上说的，也即是就“意识”、“社会意识”在本源上依存于“物质”、“社会存在”而言的。如此，在普通意义上遭到诘难，转而寻求对词义进行牵强的延伸，这种舍直接而诉诸曲折的硬性补救方式，多少存在有违惯例的嫌疑。这也正是本文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

三 明晰：各司其职的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者对天、人关系有过一些精妙的论述：

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20]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21]

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22]

从这些观点不难领略这样一些思想：天的功用在于为人供给，产生万物，没有天，人就不会存在；人的功用在于主动作为，料理万物，没有人，天下也不会有富含灵气的智慧。这里的人当然泛指广义的具有一定智能或类似智能的人及逐步演进的“前类人”。

这里论及的天人关系，与前文论及的“物质”、“意识”关系有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车上御驰马”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自觉、主动的能动性与非自主、被动的从动性的相互关系：没有车、马，人做出的“御”及其赶路、运货、征战等目的将无从谈起；而没有人，即使有车、马，也仍然无所谓“御”，更谈不上御的赶路、运货、征战等目的。

事实上，纵览世界哲学史可见，直到列宁才给出物质的完整、明确的定义，并对其特性进行了根本概括，此前数千年来的西方唯物派、唯心派哲学家们，对物质是什么尚且没有明确，居然能够围绕世界的本源究竟是物质或意识长期争执不休，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乖谬；而且，此类现象，即便在当今学术领域，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时有发生（如对“真理”、“科学”、“理性”等概念的认识，难说有多大程度的共识，但自说自话的论述仍然洋洋洒洒）。关于物质的定义及特性概括，列宁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时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23]。

这一观点表明，物质“是客观实在”，能够“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或者从物质与感觉——意识的本原关系来说，物质与意识间属于这样一种关系：物质对于感觉——意识具有客观实在性，能够为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而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来源、依托于物质，同时，意识的作用对象也是物质，且至为关键的是这种作用是能动的。因此，为避免“决定”一词的广义狭用，导致对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含混，不妨在保持揭示其关系本质的前提下，以如下形式更清晰地进行阐释：

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物质、社会存在以其非能动、非生命性本质，是意识、社会存在的依托基础及功能作用的先决条件，并对意识、社会存在发挥功能作用有一定制约性；意识、社会意识以其长期发展而来的能动、生命性特质，在立足于物质、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对其发展、变化具有导向、支配作用。

或者，更简要地概括为：物质、社会存在对意识、社会存在有先决、制约功能，意识、社会意识对物质、社会存在有导向、支配作用。

与传统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含义相比较，不难发现，上述概括中的核心词“先决、制约”、“导向、支配”含义正相当于上述“决定”含义的不同侧重方面。前一方面揭示了“物质”、“社会存在”对于“意识”、“社会意识”的基础，后一方面揭示了“意识”、“社会意识”对于“物质”、“社会存在”的主动性作用。

四 结语：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苗力田、李毓章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在论及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时特别提及了下列被很多哲学史文献忽略了的深刻思想：

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非发生的永恒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不过是时间上的第一性而不是地位上的第一性。人这个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的实体，在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在地位上则是第一性的。[24]

尽管这一观点用于解释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仍显不够完全，如物质、社会存在对意识、社会意识不仅是时间排序上的第一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赖以依托的基础性的，然而，仅此已能够极为深刻、形象地洞悉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司其职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也许并不认同费尔巴哈的上述观点（或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到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司其职观点的改变，仍然包含于恩格斯 “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5]重要理念之中，当然很自然地加上这一理念的扩展：随着社会思想领域中的每一个新的探索，历史唯物主义也可能要改变自己的观点。

注释:

[1]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年，第18页

[2]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年，第578页

[3] 张铁森等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57页。引者说明：选择本书作为参考资料仅仅因为该书语言叙述及对马克思原著内容的表达较为全面、细致。其他各种文献、教材核心内容基本一致，不再赘述。以下引用皆出于类似想法。

[4] 玉波 朱成全主编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2002年08月第1版 , 第54、55页

[5] 赵家祥 聂锦芳 张立波著 ,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3年01月第1版 , 第163页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31页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82页

[8] [英]乔治.莱尔因著，《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刘明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一版，第21页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19页

[10] 张铁森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 1997年7月第1版 , 第23页

[11] 同上, 第58页

[12] 同上, 第61页

[13] 同上, 第166页

[14] 同上, 第291页

[15] 同上, 第318页

[16]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缩印本，1990年12月，第一版，第415页；

[17] 万启智等编，《新法编排汉语辞典》，新华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第226页；另，基本相同的有，李科第主编的《实用汉语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98页；

[18]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718页；

[19] 唐志超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463页；

[20] 东汉.王符，《潜夫论·本训》

[21] 唐.刘禹锡，《天论·上》

[22] 南宋.何承天，《达性论》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一版，第128页。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定义未必无懈可击，然而。总体上并不妨碍唯物主义的核心立场。见拙作另文详述。

物质文明意义篇10

关键词：物质决定意识新探

一引言：艰难的辩解

现行各类文献及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理解，普遍采用以下基本观点：

世界是物质的；精神现象是物质的派生物并反映着物质；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在社会发展中同样不是精神的因素决定物质的因素，而是物质的因素决定精神的因素，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1]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生产实践的发展是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它科学地论证了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的关系。[2]

既要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原则，同时还要承认意识具有相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就是说，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3]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是辩正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观点。[4]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能反作用于物质……[5]

这些思想的直接本源，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下列观点：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曾出现过对物质对意识能否起决定作用的大争论，《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哲学卷》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综述，结果是肯定与否定双方难以说服对方而未有定论。

从语言学角度看，在阐述这类物质与意识关系，尤其是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8]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及后期理论家并没有特别附加任何说明，因此，这里所涉及的物质、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等语词在语义上应当仅限于普通含义上的理解。于是，对各种初学者或者有一定程度的研习者（本人即属于此类；并经多方咨询，该领域一些高水平专家也往往难道其详或者解释的难以让人满意），在理解这些经典命题时——尽管“物质决定意识”原句并未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找到，但该命题无论在内容上抑或形式上，显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意——往往存在种种难以清晰理解、真正领会的情形。较为常见、直接的诘难有以下具体表述：

如果说“物质决定意识”，那么，作为源于人脑的意识，可以做出对任何外在物质乃至对人脑自身做出改造、损毁主张等决定，将如何解释？

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有些民族、地区、国家的当权者，或者全民公决，在一定时期可以有个人意志或群体意志偏好地，选择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又将如何解释？显见的示例如，俄罗斯国家近乎一夜之间经历了由最正统、最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到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形态——社会存在剧变。

在试图回答以上诘难时，还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表达了另外一种思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一般文献、教材中也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征、意识的作用、认识论、人的本质等思想时，也多次不同程度地重申了如下类似观点：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哲学无用论”和“哲学万能论”都是锗误的。[10]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坚持意识的能动性。在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意识在认识相改造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只有把物质的决定性和意识的能动性统一起来，才能科学地回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意识的能动作用及其实现的途径。[11]

人们就是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去认识事物，或者是将一定的意见、计划、思想、方案转化到现实之中。从根本上讲。离开了实践，人们既不能认识世界，更不能改造世界。[12]

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人们才能更好地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13]

意识性，能动创造性。社会主体不仅要适应客观世界，使社会主体的活动符台客观对象的尺度，即对象本身的结构，属性、本质和规律性，而且要改造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符合自己的内在尺度．即社会主体要根据自己的要求，需要和本性去塑造自然物，改童自然物的形式，使之符合于人类的要求。[14]

人们的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15]

面对如此丰富的“改造”世界的观点，难免让人很自然地将其看作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抵触。事实上，其中也可以看到对前述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两项诘难的辩解，只是在众多“改造”观点的冲击下，任何含有辩解意味的说法似乎只能是艰难的，而且也实质性的难以自圆其说。

带有根本性冲突的是，任何“改造世界”的过程，其意向的产生乃至操作具体完成的直接承担，无疑全部来源于意识、受控于意识。简言之，“意识”、“社会意识”具有改造世界——“物质”、“社会存在”的主动性和直接性。这样，再行认可“意识”、“社会意识”被“物质”、“社会存在”决定，难免陷入思维混乱的泥沼，也让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二症结：宽泛词义的狭隘使用

回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也即如所周知的“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还是“先有意识”、“意识第一性”问题，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稍有一定现代科学常识的人，已绝不会再行抱守“先有意识”、“意识第一性”这种最原始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对其他变形的唯心主义思想要加以反驳，仍非易事）。然而，从断言“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到断言“物质决定意识”（暂时搁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论题），却存在实质性差异：断言“先有物质”、“物质第一性”，仅仅是断言“意识”相对于“物质”的存在次序；而断言“物质决定意识”，则是断言了物质对意识的作用形式。

那么，“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究竟是什么样的作用形式呢？

一般词典及专业词典中“决定”一词与上述命题相关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起主导作用”[16]；“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起主导作用”[17]；“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基础或先决条件”[18]；“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19]。

由于具有能动性、主动性的意识，显而易见地对仅具有被动性、从动性的“物质”具有“改造”功能，这样，“物质”对“意识”具有的“起主导作用”以及“……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的作用，将不复存在。换言之，从“决定”诸含义的不同层面看，真正表征“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具体含义的主要就是“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某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基础或先决条件”部分；而“起主导作用”、“……客观事物规律促使事物一定向某方面发展、变化”部分，并不存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前述诘难观点的直接支持。简言之，在“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决定”的含义被狭义广用了。

不难想见，针对上述诘难，也许有人会提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是在更具体、更本源的意义上说的，也即是就“意识”、“社会意识”在本源上依存于“物质”、“社会存在”而言的。如此，在普通意义上遭到诘难，转而寻求对词义进行牵强的延伸，这种舍直接而诉诸曲折的硬性补救方式，多少存在有违惯例的嫌疑。这也正是本文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

三明晰：各司其职的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者对天、人关系有过一些精妙的论述：

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20]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21]

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22]

从这些观点不难领略这样一些思想：天的功用在于为人供给，产生万物，没有天，人就不会存在；人的功用在于主动作为，料理万物，没有人，天下也不会有富含灵气的智慧。这里的人当然泛指广义的具有一定智能或类似智能的人及逐步演进的“前类人”。

这里论及的天人关系，与前文论及的“物质”、“意识”关系有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车上御驰马”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自觉、主动的能动性与非自主、被动的从动性的相互关系：没有车、马，人做出的“御”及其赶路、运货、征战等目的将无从谈起；而没有人，即使有车、马，也仍然无所谓“御”，更谈不上御的赶路、运货、征战等目的。

事实上，纵览世界哲学史可见，直到列宁才给出物质的完整、明确的定义，并对其特性进行了根本概括，此前数千年来的西方唯物派、唯心派哲学家们，对物质是什么尚且没有明确，居然能够围绕世界的本源究竟是物质或意识长期争执不休，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乖谬；而且，此类现象，即便在当今学术领域，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时有发生（如对“真理”、“科学”、“理性”等概念的认识，难说有多大程度的共识，但自说自话的论述仍然洋洋洒洒）。关于物质的定义及特性概括，列宁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时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23]。

这一观点表明，物质“是客观实在”，能够“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或者从物质与感觉——意识的本原关系来说，物质与意识间属于这样一种关系：物质对于感觉——意识具有客观实在性，能够为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而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来源、依托于物质，同时，意识的作用对象也是物质，且至为关键的是这种作用是能动的。因此，为避免“决定”一词的广义狭用，导致对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含混，不妨在保持揭示其关系本质的前提下，以如下形式更清晰地进行阐释：

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物质、社会存在以其非能动、非生命性本质，是意识、社会存在的依托基础及功能作用的先决条件，并对意识、社会存在发挥功能作用有一定制约性；意识、社会意识以其长期发展而来的能动、生命性特质，在立足于物质、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对其发展、变化具有导向、支配作用。

或者，更简要地概括为：物质、社会存在对意识、社会存在有先决、制约功能，意识、社会意识对物质、社会存在有导向、支配作用。

与传统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的“决定”含义相比较，不难发现，上述概括中的核心词“先决、制约”、“导向、支配”含义正相当于上述“决定”含义的不同侧重方面。前一方面揭示了“物质”、“社会存在”对于“意识”、“社会意识”的基础，后一方面揭示了“意识”、“社会意识”对于“物质”、“社会存在”的主动性作用。

四结语：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苗力田、李毓章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在论及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时特别提及了下列被很多哲学史文献忽略了的深刻思想：

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非发生的永恒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不过是时间上的第一性而不是地位上的第一性。人这个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的实体，在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在地位上则是第一性的。[24]

尽管这一观点用于解释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仍显不够完全，如物质、社会存在对意识、社会意识不仅是时间排序上的第一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赖以依托的基础性的，然而，仅此已能够极为深刻、形象地洞悉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司其职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也许并不认同费尔巴哈的上述观点（或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到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司其职观点的改变，仍然包含于恩格斯“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5]重要理念之中，当然很自然地加上这一理念的扩展：随着社会思想领域中的每一个新的探索，历史唯物主义也可能要改变自己的观点。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年，第18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7年，第578页

[3]张铁森等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57页。引者说明：选择本书作为参考资料仅仅因为该书语言叙述及对马克思原著内容的表达较为全面、细致。其他各种文献、教材核心内容基本一致，不再赘述。以下引用皆出于类似想法。

[4]玉波朱成全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第54、55页

[5]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01月第1版,第163页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31页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82页

[8][英]乔治.莱尔因著，《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刘明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一版，第21页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19页

[10]张铁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3页

[11]同上,第58页

[12]同上,第61页

[13]同上,第166页

[14]同上,第291页

[15]同上,第318页

[16]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缩印本，1990年12月，第一版，第415页；

[17]万启智等编，《新法编排汉语辞典》，新华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第226页；另，基本相同的有，李科第主编的《实用汉语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98页；

[18]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718页；

[19]唐志超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463页；

[20]东汉.王符，《潜夫论·本训》

[21]唐.刘禹锡，《天论·上》

[22]南宋.何承天，《达性论》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一版，第128页。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定义未必无懈可击，然而。总体上并不妨碍唯物主义的核心立场。见拙作另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