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方式和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直研究和保护非物质遗产的国际政府性组织，1972年，它初步关注“非物质遗产”，并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其中正式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2002年9月，第三次国际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了《伊斯坦布尔宣言》，意味着国际社会最终正式接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作为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保护领域的术语。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定其内容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出现以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以“民间美术”出现的。尽管二者的名称大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内涵却是相似的。“民间美术”是从社会学层面命名的，用“群众的美术”一说足够涵盖其本质。群众的美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它总是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以及生存环境密切地联系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现象”的“物”和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观念”的“非物”的合成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看不见”和“看得见”两部分组成。因此，民间美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相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是动态的，一方面它包含有物或者造物行为，具有相对静止属性，也即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状态以及文化条件，另一方面它们却与群众的生活以及历史的进程密切关联，对应地发生变迁和变化，呈现出“文化”的动态过程性。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主题，还是功能、工艺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对外界文化的动态适应。［1］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农耕文化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变迁，一些民间文化衰落，甚至消失。实际上，这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外界文化的动态表现。社会发展有自身规律，有其客观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文化事象自身生命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吐故纳新、自我调节变革的结果，文化事象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地发生渐变或更新或消逝，都是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2］我们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是对抗社会发展规律，而是鉴于这些文化事象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价值。“它们是民族的识别标志，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是民族发展的源泉。”因此，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对一些文化事象进行人为干预，通过改变和改造它们所生存的环境，或者提供利于它们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让其继续存活下去，以发挥其文化价值，服务人类社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方式和途径

从逻辑关系上来讲，既然称其为“遗产”，就证明了它已经不是“活”的了，社会环境的变迁是不可逆的，恢复文化事象，使其保持原有的生态环境也是不可能的，因而保护文化事象，使其保持纯粹的原汁原味也是不可能的。［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它赖以生存的农耕文化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后者发生变迁导致前者的衰落和消失。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变化是社会吐故纳新、自我调节和新陈代谢的结果，是不可逆、不可抗拒的。因而，我们要接受这一现象，认清和遵循这一规律，思考“能保护什么，不能保护什么，怎样保护”的问题。我们要识别和区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生存处境、不同形态以及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当代意义等，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不同的保护方法。鉴于民间文化事象自身发展力量的薄弱，通过外力介入推动它们的发展，改善它们的生存状况是唯一的选择。形成规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与发展的硬道理，在认定传承人、资助传承人、建立档案等多种保护方式中，开发和利用市场化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势和强大驱动力，具有较好的效果，从而逐渐成为主导。所谓开发和利用是指在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市场价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工、改造或包装，使其产生新的存在形态和使用价值，满足现代人的某种需要，从而获得生机。［4］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迎合现代大众的需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形态转化为“产品”，供消费者选择；二是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特色，开发“产品”，制造卖点，引导大众消费。

（一）延伸功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类项有剪纸、面花、石刻、刺绣、农民画、庙会、年俗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曾经与陕北人民的生活密切关联，是陕北民俗生活的一部分。而随着社会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发生改变，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导致被遗弃。因而，要想重新赢得大众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青睐，必须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运用。只有满足新时代大众的审美要求，顺应新的生活方式，适合新的生活环境，延伸出新的功能，才能使它们生存下来。例如，陕北传统的布艺制品，如虎头帽鞋、虎头枕头、香包、绣花鞋垫等物件都曾经用于小孩出生、满月或男女互传情意等世俗生活和民间交往活动中，而现在这些传统文化环境不存在了，它们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在这种现实状况下，民间艺人转变了思路，把布艺制品从服务民俗活动中解脱出来，通过改变布艺的载体形式、外观造型和表现内容，开发出布艺制品的装饰功能，将传统布艺制品变成装饰画、摆件、挂件等家居装饰品，这些既带有浓厚民俗气息又适合现代生活环境的载体形式非常受大众的喜欢，从而使它们再次进入寻常百姓家里。例如，榆林当地利用红石峡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文创产品开发，形成摆件、剪纸、书签等艺术品和工艺品。陕西宝鸡凤翔传统的泥塑艺术迎合新时代大众的审美和口味，及时改变传统泥塑造型、内容等，结果大受欢迎，特别是用传统泥塑样式捏塑的“大头儿子”“孙悟空”“葫芦娃”等动画形象深受小孩喜爱，家长纷纷购置，增加了凤翔泥塑艺术的生存机会。可见，延伸功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且极为有效。

（二）旅游产品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陕北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陕北除了红色旅游发展迅猛，其他类型的旅游市场开发较为落后。旅游业的发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而言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旅游产业实现商品化来获取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自觉构成旅游产业的组成部分，促进旅游产业更好地发展，二者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产业发展的浪潮中，通过变革、改造、解构或重组，形成多种多样的实物或文化产品，供游客消费。一种产品能满足市场需求是它经济价值的显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再造的体现。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次蓬勃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容和形式，强化了地方文化的民俗性和区域性，获得了良好的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因而对其进行旅游产品的开发应当是十分合理和必要的。无论是陕北农民画、刺绣等实物，还是陕北民歌、秧歌等歌舞，都在国内外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声誉，陕北剪纸更被称为“代表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活化石”。对于旅游文化产品来说，优良的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先天的优势，自身形式和承载的文化内涵的独特性使其与其他地区文化产品形成天然的差异性，从而获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如包装后的陕北剪纸成为陕北旅游市场上畅销的产品，外地游客认为这种承载陕北古老文化又富有地域艺术特色的文化产品非常具有代表性，纷纷购买作为收藏纪念或馈赠亲朋的佳品。一些陕北旅游产品开发公司结合陕北地区的剪纸、石刻、刺绣等艺术设计出陕北红枣、粉条、杂粮、豆腐等土特产的包装，提高了农产品的品位，开辟了一条新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旅游纪念品道路。这样就将陕北人曾经用来自娱自乐的民间美术，经过重新设计转变为以服务游客为主的艺术，从而获得了经济效益。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化”开发的特点和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实质是“产品化”。面向大众的产品，要满足一般的市场要求，如产品要实用、美观、价廉，或品牌化、有特色等。而旅游产品开发则有一定的特殊要求。旅游产品必须要具有文化性、地域性、新颖性特征，并要符合游客的消费理念。实体产品开发在考究内容和形式的基础上要充分考虑产品的规格、材料、重量等因素，方便游客携带或邮寄；文化产品要特别强调特色和互动参与性，有足够的魅力来吸引游客消费，创造经济效益。旅游产品的这些特征必然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形态或内容进行或多或少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渗透着经营者的智慧和汗水，经营主体在遵循科学知识、技术条件、原型特色的基础上，发挥能动性和想象力进行大胆创新，实现多重价值和综合品质的提升。例如，在专家和设计师的帮助下，一些公司将陕北清涧石板与陕北剪纸结合起来，生产出“陕北剪纸”系列清涧石板装饰工艺品。陕北剪纸有其特有的艺术造型，例如“瑞兽狮子”“鱼戏莲”“老虎”等。清涧石板是当地特有的一种石材，其表面平整，色泽青蓝，薄厚均匀，结构细腻，质地坚硬，无污染，备受人们青睐。将剪纸和石板结合，更加突出了产品的陕北特色，实现强强组合效应，产品得以优化，价值得以提升，产生更多卖点，也获得了更多的销售渠道和更大的销售额。再如绥德曾经十分普遍的炕头狮子失去世俗功能后，石刻民间艺人通过学习，对其进行改造，开发出诸如十二生肖、劳动、舞蹈等新摆件产品，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打开了销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为了迎合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在一些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改造过程中失去约束，使得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形式和内容发生过度变化，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和价值。有的生产主体只顾文化产品的物质形态，而丢掉隐含在物质层面背后的宝贵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传统，造成一些文化产品肤浅化和平庸化，成为“形似神失”的伪文化产品。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也影响到自身的生存格局，市场运作模式和经济观念的渗透不断地瓦解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亲自传授、零散学习、自由创作的生存模式，最终在产业化浪潮中不断聚拢、整合各种资源，走上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道路。这种状况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它会扼杀部分民间艺人的创作热情和创作动机，会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传承人。［5］以陕北剪纸为例，产业化的分工、统包统销机制使得资源和权力集中到少数组织和人手中，再加上计算机绘图和打印设备的介入剥夺了传统剪纸艺人创作的机会，大量经验丰富、善于创作的剪纸艺人沦为技术娴熟的“复制产品”的工人。从产业化角度来讲，这种现象无可厚非，但是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是十分可怕的。它破坏了陕北剪纸传统生存机制，加速了陕北剪纸原始生态系统的解体，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背道而驰。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是一把双刃剑，产业化不是保护的唯一途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过程中必须坚持“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牢记保护工作重于开发利用。开发工作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牺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价。这就要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中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坚守“责任心”，在开发决策和制定具体措施时要兼顾保护，将保护纳入开发策略中，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实现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顾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民间美术”研究属性的诘问［J］.美术观察，2015（10）：105-109.

［2］柳磊，邓超，高登科.寻常物的演变：蔚县手工拼布座垫衍生品实践及双向“启蒙”［J］.新美术，2014，35（11）：115-121.

［3］陈莉.从民间传统娱乐文化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文艺研究，2007（2）：105-110.

［4］王松华，廖嵘.产业化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7-112.

［5］郭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模式的质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5（2）：28-33.

作者：杨雨佳 单位：榆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