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十篇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1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游憩商业区（RBD） ；媒介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2-0008-01

一 研究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是人类珍贵的文化记忆，它文化内涵丰富，但面临着缺乏保护载体，展示平台和充分的资金支持的状况；而游憩商业区（简称RB”）拥有广阔的空间、人流和资金流动，却缺乏特色文化内涵。

那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拥有适宜的空间，大量的人流、资金流的城市游憩商业区，则有可能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增加非遗所需要的人员要素和资金支持，促成非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通过在游憩商业区内进行非遗文化产品的开发，则有可能将非遗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创造出经济效益，并提升游憩商业区的文化内涵与吸引力，从而推动游憩商业区的发展。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要想实现互动，除了具备“需求”作为内生动力外，还需要有实现二者接触的媒介。这个媒介，需要能够使非遗的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满足游憩商业区的发展需求，又需要具备非遗发展所需要的人员载体，物质载体和空间载体。本文将重点研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互动的媒介。

二 媒介的选择

对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研究发现，RBD的形成实质上是城市商业活动与旅游活动、游憩活动及休闲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文化+旅游+商业”的发展模式是适宜游憩商业区发展的理想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文化（内涵）为灵魂，以游憩（活动）为平台，以商业（盈利）为动力，既适应城市居民休闲活动以及城市旅游发展的需要，又实现“以旅促商，商旅互动”的效果。

而非遗文化能否作用其中，成为这个模式中的灵魂呢。这就取决于非遗文化是否具有商业盈利的价值，也就是经济开发价值。经济开发价值是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价值形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价值利用。通过研究发现，非遗文化具有丰富的经济开发价值，包括文化旅游开发价值，休闲文化开发价值、艺术品开发价值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价值等，因此在对游憩商业区发展模式探讨的基础上，结合非遗所具备的经济开发价值，我们认为，非遗与RBD互动的良好媒介就是利用非遗的价值，在游憩商业区开发非遗文化产品。借助于非遗文化旅游产品，休闲文化产品，手工艺品等产品或活动，实现二者的互动。通过这些活动项目，非遗实现了其向文化资本转化，产生经济效益，并满足游憩商业区文化需求，推动RBD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在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中，产生了非遗传播所需要的人流，文化空间，和物化载体。这种媒介可以从内容上来划分，也可以从形态上划分出不同的类型。

三 媒介的类型

1.从内容上划分媒介。

从产品内容上分，可以将非遗文化产品分为文化旅游产品，休闲文化产品，手工艺术品，文化创意产品等。

（1）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定时空关系中，是传统文化的活的记忆，是原生态的历史遗存，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对旅游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游憩商业区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间之一，借助非遗文化，通过游憩商业区内的文化旅游开发，旅游者融入到文化旅游活动，可以从中动态地了解历史、认识文化，满足文化需求。所以，非遗文化旅游，可以满足游憩商业区旅游者对文化的需求，也可以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播。

（2）非遗休闲文化产品媒介。

学者程遂营指出，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国国民传统休闲活动的产物，我国现代国民休闲方式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着非常强的休闲价值，可以开发出系列的休闲文化产品[1]。游憩商业区也是城市休闲的重要场所。通过在游憩商业区内进行非遗的休闲文化开发，可以满足游憩者的休闲需要。非遗休闲文化产品，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和人气，是非遗与RBD互动发展的重要媒介。

（3）非遗手工艺术品媒介。

传统手工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传统手工技艺下创作的手工艺品，艺术水平高超、艺术形式独特，具有观赏价值；有些作品虽历经沧桑，但仍具有装饰、陈列等实用价值，因而完全可以进行相应的非遗工艺品的开发，利用游憩商业区的平台，在游憩商业区中销售，满足外地旅游者和本地游憩者的购物需求，既使非遗文化转化为商品，实现经济价值，为非遗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又使非遗文化有了依附的载体。

2.从形态上划分媒介。

总结起来，游憩商业区所开发的非遗文化产品，构成了非遗与RBD互动的媒介。具体而言，从形态上讲，这些非遗文化产品消费的空间，又构成了互动的空间媒介；消费活动的参与者，也就是商户，传承者，游憩者，构成了互动的人员媒介；而非遗文化的具体物化商品，构成了互动的物化媒介。

（1）空间媒介。

空间媒介为非遗文化提供了展示平台与传播空间，即空间载体，同时也是非遗文化产品得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场所依赖；空间媒介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静态空间媒介，即一定的活动场所，包括游憩商业区的各条街道和商业街上的各种非遗文化产品商铺，这需要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作为支撑；二是动态空间媒介，即各种表演活动和游赏互动的过程，通过观看演出乃至游客亲身参与活动，完成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三是氛围媒介，游憩商业区浓厚的文化氛围，让游客置身其中，即使不购物，也是一种熏陶，此时，媒介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吸引物。

（2）人员媒介。

人员媒介包括非遗文化产品的传承者（包括生产者，经营者），又有游憩者和购物者。这些人员，既是游憩商业区的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主体，又构成了实现非遗文化传播的传播者与受众。

（3）物化媒介。

也就是非遗文化的物化产品，包括非遗景观雕塑，非遗特色商品，非遗活动项目等。他们或者以手工艺品、物化景观形式存在，或者以特色美食、娱乐活动等方式出现，他们使得非遗文化得以以可视，可触，甚至可听，可闻，可参与的形式为游憩者感知，这就为非遗文化传播提供了物化载体媒介，并且，这些产品，本身就是游憩商业区游憩者消费的对象，对游憩商业区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理标志　知识产权　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知识产权难以承受之重

（一）著作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如“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等，与著作权客体具有共通性，因此运用著作权法保护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

1、重保护轻开发。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是著作权有别于工业产权的典型特征，在权利内容上表现为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在权利行使上则侧重强调诸如署名权、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利益的保护。显然，这种保护模式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切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关于“开发文化资源，实现经济效益”的理念。

2、保护对象的有限性。适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必须是那些能够承载于固定的载体之上为我们所感知的作品形式，例如根据民间音乐、民间文学、民间美术等演绎而成的作品。然而，对于诸如安塞腰鼓、宝鸡社火这些陕西传统的活表演形式则无能为力。

（二）专利权保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家族中，一些成员基于原材料的产地限制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有一些成员则凭借别具一格的制作技艺而大放异彩。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适用专利或商业秘密等方式。

然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某一族群在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积淀的结果，且仍将继续传承、繁衍下去，故无论是采用著作权还是专利权保护，均无法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问题。此外，若某一产品的制作技艺被授予专利权，这意味着除在法定期限内享有垄断专有权外，权利人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即是按期缴纳专利年费，加之前期申请、审查以及获得权利所付出的成本，显然是不经济的。

（三）普通商标权保护

普通商标所表征的商品或服务往往旨在实现商业化和产业化，这与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关于“开发文化资源，实现经济效益”的理念庶几相同。然而，普通商标权的主体具有排他性，即商标权人有权禁止他人在未经其许可的情况下对该商标进行商业性使用，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由一个甚至若干个族群经历世代繁衍共同创作而成，体现整个族群的共同意志，每个个体在创作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都不可或缺，因而其权利主体具有群体性的特点。两者在主体上的不和谐音注定了普通商标难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

二、契合：地理标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妥适性

（一）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由特定族群在其生活的地域范围内世代繁衍而成，其所体现的风格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所处地域的烙印。地理标志目前在我国《商标法》中主要受到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保护，它一方面用于表征商品或服务的产地，同时向世人昭示来自该地区的特定商品或服务与同类其他商品或服务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这一优势恰恰取决于该地特有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

因此，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与地理标志亲密接触，必然会唤醒潜在的巨大商机。由于地理标志在原材料、生产地域、生产工艺等方面有特定的量化标准，这就客观上防止了粗制滥造的出现，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主体的群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经年积淀而成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整个族群共同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与审美取向。个体在世代繁衍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最终形成整个族群的共有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个体所做出的贡献都不可或缺。目前保护地理标志的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其主体往往为某一地域所属行业的行业协会或对产品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两者在主体上的趋同性为地理标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三）保护期限的永久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须在人类发展的漫漫长路中不断沉淀、积累而成，并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生生不息，演进不止。我国《商标法》虽规定注册商标的保护期为自核准注册之日起10年，但是通过履行法定的续展程序，可以变相地实现无限期保护。从这一点来看，地理标志满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保护的需求。

三、掣肘：地理标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限性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商业性使用难尽其能

作为商业标志，地理标志主要作用于商业领域，其首要功能在于防止混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遏制他人以营利为目的，假冒商品的原产地。而当地理标志遭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商业性使用，其保护就显得捉襟现肘。有鉴于此，对于那些不适于商业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须采用其他模式进行保护。具言之，对于那些能够固定于特定载体的口头传说与表述，因其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宜适用著作权保护，而这一点在前述《著作权法》第6条的规定中已得到印证。

（二）难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窃取问题

前已述及，地理标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商业化使用过程中的防止来源假冒方面，而对于他人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等技术领域则难当其任。这一现象如不遏制，随之而来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境地。此时，运用专利权以及商业秘密权等其他知识产权予以保护不失为一剂有效的良方。具言之，对于那些包含有独特制作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方法可申请发明专利或视为商业秘密保护，依该技艺生成的产品可申请专利。

四、展望：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3

“没吃陈麻花，到磁器口钱白花”。重庆磁器口古镇，很多店铺经营着同一种产品――麻花。好几家都打着“陈麻花”招牌，包装和口味大同小异。但生意最好的一家始终是“陈昌银麻花”，每天都排满长队。

为什么？陈麻花制作传统技艺先后被列为区级和重庆市级非遗项目，老板陈昌银更是公认的第四代传人，因此全国慕名而来的游客觉得它最“正宗”。据说，陈昌银的麻花生意每年利润上百万元。

事实上，国内几乎每一个旅游景点都有非遗元素的纪念品出售，甚至连路边摆摊的小贩都说卖的是非遗产品，自己是非遗传承人。在众多文化生意形态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是一块金字招牌，因为“遗产”二字彰显的是稀缺性。

什么是非遗？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各地争相申遗，掀起了一股“非遗热”。截至2016年9月，已经评定的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 372项，部级非遗传承人1 986人，省、市、县级非遗项目更是不计其数。

“非遗热”的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抢救保护措施，以达到传承和发扬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民间试图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借助商业力量，对传统技艺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

大风吹皱了一池春水，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正在走出博物馆，借助生产和销售手段，从展览品变成消费品；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告别手工作坊的“自娱自乐”，朝着产业化、品牌化的模式过渡，想要把非遗做成一门大生意；各种以非遗为主题的博览会、表演、旅游体验、文创市集、手工艺场纷至沓来。据保守估计，非遗拉动的是一个千亿级市场。

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濒临消失的传统，如今正以“非遗”之名，成为各路企业和资本眼中的金矿，并试图用商业手段进行一场救赎。

商业化这味药引

根据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果来看，我国有近90万项非遗资源。但如此庞大、丰富的非遗资源，并非都具备商业开发价值。

马斌是湖南一家演艺公司的老板，经常策划、组织一些地方民俗类节目进行商业化演出。在一次考察中，马斌发现一种源于土家族祭祀仪式的舞蹈，是当地的非遗项目，于是便把会跳这种舞蹈的村民组织到城里参加商演。

跳到一半，观众大呼“难看”。尴尬的马斌付完演出费之后，连夜把村民送回老家，从此再也不提这个舞蹈。

曾经还有人想把非专业性的民间传说故事、谚语童谣包装成商业节目，引进到剧场。同样遭遇观众不买账。

马斌们的失败在于，这类用于祭祀和迎神赛会的民间舞蹈类非遗，如侗歌、苗舞等，历史上并无商业传统，又因社会发展失去了生存土壤。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将其从原生态的土壤环境中抽离，强行包装成商演项目，很难符合现代观赏要求。

不是所有非遗项目都适合商业化这味药引。相比之下，大量美术、手工艺、中医中药、戏剧、曲艺、音乐类的非遗项目更具优势。他们都是在千百年的生产、加工、销售、治疗、表演中，借助商业的力量才流传至今。

那么，具备商业价值的非遗项目有哪些特征？

首先，具备市场基础。比如，传统戏剧、评书、相声等，历史上本来就是通过商演的方式“走市场”的。在现代消费环境下，找到新的流量入口相对容易。

由白先勇操刀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从2004年起，已经上演近300场，并且场场爆满。白先勇团队主要动了关键的两刀，颇符合现在流行的“颜值”经济倾向，一是用现代舞台技术呈现传统戏剧；二是用年轻演员去吸引年轻观众，坚持高校巡演，培养未来的观演群体。

其次，本身就是商品。比如大量通过传统手工艺生产的器具、食品和药品。这类项目则需要从原来“高冷”的定位、单一类别中跳出，向大众消费品方向转型。

作为部级非遗项目和中药传统生产工艺的代表，东阿阿胶的快消品策略以桃花姬阿胶糕最为典型。阿胶糕的定位本是滋补品，桃花姬则定位为女性白领的养颜零食。其体量与普通糖果一样大小，方便携带和食用，外包装带着浓郁的中国风，颜值颇佳。在营销方面，桃花姬在《甄执》《女医明妃传》等热播影视剧中以宫廷滋补美容佳品的形象“出镜”，成功俘获一干爱美女性。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马应龙。当年互联网上流传着“马应龙痔疮膏对黑眼圈有疗效”的偏方。马应龙借势在自己“八宝古方”基础上，研发出眼部护理品牌“瞳话”，并且借网络恶搞风潮好好地刷了一把存在感，甚至一度成为年度营销案例被研究。

活化路径2.0

对于已经被论证了具备商业开发条件的非遗，如何在当下出一条市场接受度高的金光大道？

开发新的场景和用途，是很多非遗项目拓展市场的突破口。

海南椰雕是部级非遗项目，长期作为高档工艺品销售。由于缺乏创新，样式老旧，椰雕也面临着市场瓶颈。

椰雕非遗传承人吴名驹尝试把传统手工艺嫁接现代科技产品，设计出可以通过蓝牙、Wi-Fi连接移动设备的椰雕音箱。现在，吴名驹团队主打以椰雕为核心的创意商品生产，比如椰雕蜡烛、椰雕茶叶罐等，让原本只供欣赏的传统椰雕与现实生活产生了更多链接。

北京前门大街，是老字号的聚集地，内联升布鞋总店就位于其中。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是部级非遗项目，具有160年的历史。但在年轻消费者唱主角的今天，内联升却利用生产IP衍生品布鞋，实现了品牌向年轻化的过渡。

比如，内联升与迪士尼合作，取得其授权，推出了迪士尼公主和米奇系列时尚布鞋，打中了年轻女性和儿童的“萌点”。一直以来，内联升布鞋以成年男性消费者居多，拿到了迪士尼的IP授权后，“老门脸”秒变小萝莉。今年，内联升还与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合作，推出中国风浓郁的“大鱼海棠”主题布鞋，迅速成为网红，线上开售不到一天，就全部售罄。

不只是内联升，大量非遗老字号都面临着品牌老化的困境。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姿势和方式，向年轻化、时尚化转型，才是这类非遗品牌正确的玩法。

“非遗+旅游”是另一条活化路径。相较带有生产属性的手工技艺项目，民间音乐、舞蹈、传说、民俗等一些非生产性项目想走向市场，需要与一定的场景相结合，而旅游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场景。

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打造了许多与旅游相结合的非遗小镇、非遗体验馆、非遗传习基地等，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很多项目并没有深度挖掘非遗特点，呈现形式雷同单一。这种“场景化”过于简单，自然留不住游客。

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人打造的“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就将非遗元素成功融入旅游场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以根据部级非遗项目刘三姐歌谣改编的《印象刘三姐》为例，十余年间常演不衰，观众超过1 200万人次，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究其原因，第一，《印象刘三姐》冲出了实体剧院模式，把漓江山水打造成实景舞台；第二，演出把刘三姐的经典山歌、壮族民间风俗、生产生活方式等非遗元素组合创新，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增强舞台效果，带给观众视听冲击；第三，聘请当地村民作演员，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后搬上舞台，保留了原生态。

之后，印象团队又把这套模式复制到《印象武隆》中，起用川江号子传承人，在山水间重现了川江号子这一部级非遗项目。

“印象系列”的成功，引爆了国内旅游演艺的热情。各地纷纷打开自己的非遗“宝库”进行挖掘，邀请名导和演艺公司，打造了一系列实景演出。在近年来“井喷”的旅游市场中，这些实景演出大多取得了不错的商业回报。

事实上，与物质和自然遗产相比，非遗的特点在于它是活态，只有通过不断的生产和展现，其文化基因才能被传承，才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商业价值。

非遗生意新维度

长期以来，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手工艺非遗资源，大多数处于个体、零散、封闭的生产状态。加上很多手艺人经营渠道狭窄，导致产品销路不佳，规模化产出困难。对线上与线下、产出端与销售端、传统手艺与现代商业的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6年1月，永新华韵文化产业集团旗下的非遗主题垂直电商平台“e飞蚁”上线，专门为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企业提供推广平台，主打电商+营销+线下园区模式，帮助他们对接市场，联合销售手工艺产品。

目前，“e飞蚁”已签约了300余名非遗传承人和上千名专业匠人。除了线上展示和主题宣传，“e飞蚁”还在线下布局了多个非遗文化产业园。园区分为一街（中国非遗大街）、两核（非遗博览馆、非遗大戏院）、三区（非遗博览区、非遗体验区、非遗创意区）的布局建设，具备交易、展演、体验、美食、传习等功能。

另一种整合者模式的代表是重庆百工传艺，其模式为手工品电商平台漫淘网+线下手艺工场+在线教育平台手艺网。这相当于搭建一个非遗文化和技能的知识平台，将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爱好者和手工产品进行了有效连接。

本身就拥有平台优势和整合能力的阿里巴巴也切入了非遗市场。

2016年“阿里年货节”期间，淘宝众筹联合故宫淘宝在线上发起“非遗众筹”。众筹产品全部由故宫淘宝提供设计方案，高密剪纸、朱仙镇木版年画、内联升老布鞋等非遗传承人进行手工制作。

Q版宫廷帝后像的木版年画、故宫气质的齐天大福剪纸、“探花”主题布鞋等萌版非遗作品上线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数据显示，项目上线仅半天，高密剪纸众筹项目筹款超过13万元，项目达成率1 300%，很快满额停筹；山东花饽饽和朱仙镇木版年画众筹项目达成率也超过150%。

“让天下手艺人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是非遗资源整合者企业一个共同的目标。但互联网只是为非遗产品提供了一个新的销售平台和玩法，能否在更高的层面打开新的维度，才是推动整个非遗产业发展的关键。

资本的风正在吹来。2016年6月30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宣布“文化四板―非遗专板”上线，打造非遗产业产股权交易专业市场和资源整合平台。按照计划，非遗专板将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宣传、商业模式梳理、国际销售渠道建设以及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服务。

一个月后，由武汉非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国非遗基金”正式启动。该基金将面向全球募集，借鉴成熟资本市场“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采取专业项目投资运作方式解决非遗保护瓶颈问题，让非遗产品在市场、政策、金融方面得到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权利主体 保护主体 第三部门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民族或群体对质朴生活的一种折射，其背后映射的是人类先知的许多生活场景和心灵镜像以及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真实需求，对其保护关系到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国际社会对此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便是对该共识的一种折射。我国于2005年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06年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1年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理论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成果也层出不穷。但在这些成就背后，仍有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机制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流变性、多样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靠单一主体是无法实现的，在这其中牵扯了众多主体，各方主体处于不同位阶且职能各不相同，但现实中却是各方主体角色定位与现实功能严重背离，进而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良性发展的最大制度瓶颈。因此，构建一个完善的主体体系并确定各主体的功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划分

非物质文化的流变性、公共性导致其主体的多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基因流传的反映，是各聚居区民众对世代相传的群居生活的一种文化上的映射。一些传统习俗、节日已被全民族所认同而代代传承，它不属于某个集体或个人，其产生和发展是由于其所在的群体甚至相关联的多个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共同完成的，其权利主体具有不特定性。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也注定了其主体之争带有必然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保护运动中，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民众是应然保护主体外，政府、商界、媒体、学界等也已成为实然保护主体，而政府在这场运动中有着主导地位，凸显了遗产保护的意识形态和权利话语。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需要各方主体参与方可实现，这毋庸置疑，但在现有的保护模式下，我们遇到了“主体角色定位”问题的困境，出现了“主体错位”的现象，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进行重新划分和定位，就尤为必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划分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传过程中，实际上面临两个主体：一个是享有非遗权利的主体，另一个是保护非遗的主体。

“非遗权利主体”是在非遗的发展流传中，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并承担义务的主体。非遗权利主体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学术界对此问题有国家说、群体说、个人说、类型化说以及群体与传承人二元主体说等观点。上述观点按照不同的价值取向或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对权利主体作出了界定。采用国家主体、群体主体或个人主体等单一主体说，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变性、多样性等不确定性的特征。采用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不同主体的类型化主体说，未突出文化来源地群体和传承人的地位。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反映，文化来源地群体和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界定上应当突出反映。二元主体结构说虽承认了群体与传承人的地位，但忽视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国家成为权利主体的可能。本文对非遗权利主体的界定是群体、传承人和国家三元结构模式。创造、保持传统知识的群体或社区应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个人、组织或团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有着创新性贡献，可以传承人身份就创新部分享有权利。国家作为权利主体的情形应严格限定，只能对于某些具有重要文化价值而又无法判定群体来源或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例如某些重要的全民族节日、民俗等。

“非遗保护主体”是指不对非遗享有所有权，但对其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群体。“非遗权利主体”传承发展传统文化，防止文化基因断流，弘扬民族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保护非遗的行为。因此，广义的保护主体中当然包含权利主体范畴，但从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角度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所起的作用角度分析，权利主体与狭义保护主体仍大相径庭。权利主体是产生、传承和发展自己传统文化的主体，狭义保护主体并不传承传统知识，它们分散在各个领域，涵盖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学术界、新闻媒体、企业和中介组织，它们基于各自所处领域的差异，凭借自身资源，通过政策、资金和智力等层面的支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化保护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角色定位与现实功能的背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应划分为权利主体和保护主体，两者应有各自的角色定位和职权划分，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角色功能错位，本应承担保护职责的主体却越俎代庖成为了权利主体，本是具有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却游离在文化之外，由此出现了“越保护越破坏”的怪象。

权利主体的权利行使存在制度上瓶颈。首先，理论界对非遗权利主体界定迄今仍无共识，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内容仍不明确，即便是新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未对此问题作出规定。在商业背景下，伴随着文化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运作，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无偿利用、滥用或盗用时，无人主张也无法律依据主张权利，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质上处于“真空状态”。例如：苗族医药在传承过程中主要是依靠“议榔”―苗族自身的“习惯法”来约束医患双方的职责权利。但“议榔”只是一种传统的仪式，它是苗族自身的习惯法，没有法律的效力，很多苗医苗药的祖传秘方处于任意使用、占有和模仿的状态。黔东南地区很多商户使用的药方是假冒的，甚至很多公开营业的瑶族药浴商户都不是瑶族人开设的，这对瑶族药浴这一传统医药文化是一种深深的伤害。

其次，在实践中非遗诉讼往往由所在地政府提起，非遗所在地群体或传承人提讼的机制不畅通，不仅缺乏法律上的依据也缺乏制度上的可操作性。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往往是生活在民间，受自身文化素质和保护意识所限，往往无从了解相关制度，无法积极主动行使诉讼权利。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群体性，且又没有统一的集体组织保障诉讼权利的行使，致使权利保护难以落到实处。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权利义务内容的不清晰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但权利行使机制的缺失也加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侵害行为的泛滥。

政府、开发商和学界的“主导性保护”致使权利主体与传统文化相剥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公共性。在国家软实力竞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存续，更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③因此，国家行政化公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各国通用模式。但在中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了地方政府为了追寻当下的经济利益，往往急于招揽企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进而资本化运作，或是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工程”而有计划地“设计”出一些文化④，从而使文化保护发展变成了“政绩工程”，政府如评审项目般完成工作，真正的文化主体却被排斥在这场保护运动中，逐渐失去了文化发展的主导权。

政府以旅游式商业开发为思维，引导开发商对文化进行商业化运作。这种商业化运作恰恰迎合了旅游消费者对“原生态”文化消费的渴望，客观上也带来了经济利润。这种经济效益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的群体相信在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的扶持下可以改善经济现状，因此积极地参与到这场传统文化的商业复制中。然而，开发商的这种“片面”开发，虽然一时带来了经济收益，但充其量只是“片段式”的展示和对传统文化充满猎奇心态的游客的迎合。于是，脱离的各种祭祀、脱离了纯真纯美的男女真爱的婚俗表演，脱离精细手工的机器化生产的民间工艺品被逐一被展示，文化以“快餐”的方式供公众咀嚼，这不是文化传承与发展，而是一场湮没在娱乐泡沫中的破坏。同时，开发商在类似掠夺式的开发过程中，并未构建惠益分享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文化权利主体并未在产业化过程中获取实质的、持续的利益，这种消耗性开发使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渐离渐远，创新土壤遭到破坏，文化传承链条被人为割裂。

在非遗保护中学术群体是最先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并率先进行理论研究的先知先觉者，但在政府主流话语权高度政治化、资本化运作的指挥下，学者所发掘的这些文化价值却作为了资源博弈的工具，学者在这场保护中开始游走在各种评审、申报中，根据自己的想象与现实需求创造或者任意改变传统文化，然后由当地人依照这些设计出来的传统文化进行展演，权力、资本和文化相互结合以达到其所谓的保护目的。

政府、开发商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把持着文化资源的优先控制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资本、权力和知识的盘剥对象，文化的权利主体在这场博弈中不断被边缘化，处于沉默或失语的境地，逐渐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话语权。在政府、开发商和学界的“强势保护”下，非遗权利主体被挤出文化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机制的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与民事权利予以明确。2011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质上是一部行政性质的法，这部法从宏观整体上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法律支持，着重强调的是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对非遗的管理、保存、调查和登记等事项。但是该法既没有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也没有赋予传承人相应的民事权利，这也正是权利主体主张和维护权利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正如文中前述，应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个人和国家三元权利主体模式，并对三者成为权利主体的法律条件予以限定，只有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下才可以认定为权利主体。同时，法律应赋予权利主体享有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精神权利包括公开权、署名权和保护传统文化完整权。公开权是指权利主体有权决定就未进入公共领域的传统文化以各种表达方式予以公开的权利；署名权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地群体或传承人有标明身份的权利；保护传统文化完整权是指权利主体有权防止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割裂或不当利用。财产权利包括所有权、控制权、收益权等权能。具体是指权利主体对属于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管理、控制的权利，有权维护自身的文化尊严和传统习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营利性利用需得到权利主体的许可或授权，并支付一定的费用。非遗权利主体应该具有文化发展中的惠益分享权利。确立非遗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其民事权利，才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摆脱“自上而下”的被动模式，也使传统文化被侵害现象在一定程度得以遏制。

政府角色从“强势干预”向“适度引导监管”转变。结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一条、第十四条对“缔约国的作用”的描述，我们需要将政府功能从“强势主导”向“适度引导监管”转变，政府应以法律、经济和宣教为手段，引导、调解和保护非遗的发展。其主要职责是：第一，奖励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体系。政府应引导、监督非遗保护过程中各主体的行为。对传统文化商业开发应进行行政审批制度，商业开发中的民族文化“保真”性措施是重点监管对象。可以在国家层面着重制作一些优良的大型非遗节目。同时，鼓励支持出版界、新闻媒体和影视界等以各自手段宣传非遗，以扩大非遗的认知群体。第二，政府应制定相关法律，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非遗发展提供良好的国内外环境。第三，完善资金筹集渠道。政府除了对非遗的专项财政拨款之外，还应鼓励企业、个人等民间资本介入，扶持第三方中介组织的建立，拓宽资金来源领域。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传意识的培养。国家应在各级教育体系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在小学到大学的各层级教育中，设置有关非遗的课程，使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精髓得以传播、延续。向公众尤其是青年进行宣传，避免现代的年轻人只知洋文化，只过洋节日，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现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中构建“第三部门”组织。在社会学领域，有“第三部门”的称谓。“第三部门”是处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公益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其称谓可谓多样化，如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公法人；事业单位、准政府组织、中介机构（组织）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音乐著作权协会组织模式为参考，构建非遗保护的“第三部门”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功能是接受非遗登记、申报和主动搜集、整理非物质资料并建档；筹集资金，对非遗传承人进行资助并推广宣传传统文化。在非遗的权利主体和保护主体之间搭建沟通桥梁，构建对话交流机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侵犯时可以自己名义代权利主体诉讼，这可以有效解决权利主体行使诉讼权利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该组织吸收专家学者、社区代表、传承人代表及志愿者加入，从而确保该组织具有专业化优势。非遗权利主体以申请原则加入该组织，由组织自身进行审核决定是否保护，无论该遗产是否被认定为国家或地方各级代表名录。“第三部门”组织的资金来源一方面是政府财政拨款，另一方面是以捐助、基金及商业化收益及诉讼中的赔偿。同时，也鼓励传统社区自筹经费，用于对本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资金需由组织统一管理、运作，资金流向主要用于资助传承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开展，提升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度。组织需定期公开资金流向，接受公众监督。政府主管部门履行相应的监管工作。

“第三部门”组织与社区、村委会或居委会相结合，普查、搜集、登记保存非遗相关资料，并根据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开展展示技艺、传艺、学术研究等推广与宣传工作。制作影视宣传资料，借助传媒力量，宣传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促使公众了解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该组织可以与各级学校开展合作，尤其是与高校和科研单位中的非遗研究中心开展非遗的科学、技术研究。不断向公众推广非遗知识并宣传传统文化现状和传统文化遭受的各种威胁，从而提高非遗的认知度，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第三部门”组织因其具有贴近民众和社区、专业性强等一系列优势，它所开展的保护工作对政府行政保护工作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对政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决策咨询机构。

（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

【注释】

①郭玉军，唐海清：“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新突破”，《海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8页。

②刘朝晖：“村落社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4期，第33页。

③刘壮：“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权价值”，《民族艺术》，2010年第2期，第2页。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5

(一)资源类型与分布

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搜寻，乌镇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极多。按照表现形式分类，则有以感人至深的隆源传说为代表的民间文学;妙趣横生的花鼓戏和评弹等表演艺术;以乌镇最出名的蚕桑文化为典型的传统技艺;香市、十二节令习俗等民俗庆典。

(二)保护现状

目前乌镇景区分为2001年推出的东栅景区和2003年启动的西栅景区。乌镇严格遵循了“修旧如故，以旧修旧”原则，在东栅景区进行了“原真性保护与开发”，不仅保留了大批历史街区、建筑的格局风貌和自然环境，更原色保存了原住居民的生活状态，给游客展示出一个完整、还原度极高的历史文化名镇;而在西栅景区，则对街区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补和整治，建设出颇具新意的“古镇社区模式”。不仅在外形上还原了旧时期的小镇风情，更设有购物街、停车场、餐饮、住宿接待等公共服务及其设施，形成了一个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休闲观光区。乌镇在开发过程中，最成功之处莫过于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和表达离不开物质文化遗产(各色古建筑、文物等)的辅助和衬托，参考乌镇旅游资源的分布类型，结合上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可分析、总结出乌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开发形式主要有6种:

1．与民居建筑结合。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涵盖面较为广泛，多为江南民居建筑风格、建造技艺，以及一些生活习俗上的讲究和避讳;

2．与功能建筑结合。功能建筑是指有特定功用的场所，如邮局、政府部门等。邮局离不开交通运输，乌镇的水乡格局决定了这里的交通方式主要为船只往来，因此除了建筑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包括一些行船的礼俗、花样技巧等;

3．与文化展览馆结合。这类场所可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展示处，因此种类丰富、多姿多彩，非常便于游客观赏和吸收知识;

4．与商业、手工业作坊结合。乌镇古街上随处可见各式商铺、作坊，店内布置陈设都遵循旧时的传统格局，时常能看到手工业者坐在门口亲自“制造商品”，这些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手工技艺的体现;

5．与娱乐、餐饮处结合。人们的物质生活离不开饮食，精神生活离不开娱乐，因此餐饮、娱乐两处场所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休闲去处，在这里，表演艺术类、食品制作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了大部分比例;

6．与寺庙结合。传统民间都有其固定信仰和传说，在乌镇也不例外。每逢特定节日时段，总有善男信女前往寺庙拜佛许愿，而那些与信仰有关的动人神话传说，也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根据笔者现掌握的资料，乌镇旅游资源分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项目可参见表2。除了表中所注的著名景点观光区，在街上各式各样的大小商铺以及游客所居的客栈里，也匠心独运地营造了浓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氛围。例如客栈多采取古式客房二层建筑，房内常备几包杭白菊和蓝印花布制的窗帘，门、窗、床上皆有精巧的木雕，并整齐地放置几本有关乌镇文化介绍的书籍，显得古色古香、典雅玲珑。

二、存在的问题和建议方案

乌镇的旅游业极大地弘扬了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游历观光，既能从中得利、又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和传承，可谓一箭双雕。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有些已经影响了乌镇旅游的良性发展，从而抑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生长，值得警惕。

(一)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原住居民的迁徙而逐渐消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人们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乐。但在乌镇，东栅景区的居民生活因旅游开发之需而受到了严格控制，例如临街人家白天不得在家中或门前摆摊设点、晾晒衣物，也不能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而在西栅景区，管理者更采取了“空心化开发”方法，将居住在古镇保护区内的居民全部迁走，并将民居住宅改造为文娱场所，租售给非本地人员去经营，只留下部分管理和服务人员①。这种管理模式虽有明显的好处(减少污染、便于统一化管理)，但在东栅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习俗，令居民对旅游产业有相当的抵触情绪，不仅不利于旅游业的和谐发展，更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居民部分传统技艺、民俗礼仪、生活习惯，扭曲了乌镇居民的“原生态”生活形态;在西栅，由于失去了本地居民的依托，乌镇已经逐渐失去了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居民所营造那份特有的生活气息也在消散。缺乏了“人味”，难以让游客感同身受体验到乌镇传统的民间作风，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自然随风而逝。

(二)个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力度不够、缺乏特色

作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乌镇与其它五镇有许多相似和共通之处。要想打响自己的名牌，就一定要在文化的展示、渗透、传播等方面做足功夫，而遗憾的是，游客在乌镇似乎很难找到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特色。除了相似的小桥流水，就是清一色的古桥古建筑，虽说有很多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氤氲环绕，但又似乎难以加深印象。笔者认为，这在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力度不强。比如蓝印花布的染织技艺，在作坊区里仅有两三个员工在象征性地操作示范，印染缸也不过几口，游客难以领略昔日织染布的盛况，只能通过导游讲解来想象。又如蚕丝作坊，这本该算乌镇最出名的手工技艺，曾为居民的生产主业，而如今却只剩下挤满游客的茧丝厂，手织机犹在，生产者却只剩零星。再如乌镇闻名的姑嫂饼、三白酒、杭白菊等饮食，并不像别的旅游区那样到处都是，只能在极个别的小店里才有专售，起不到普及、推广的作用，游客很难感受、汲取到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乌镇现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极多，但大部分表现力不足、缺乏特色，难以令游客产生深厚的文化认同感，也不利于本地的招牌推广。

(三)游客人数周期性超载造成景区丧失了文化氛围

自乌镇正式对外开放景区旅游之后，游客人数急剧上升，2012年“五一”期间，桐乡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31．9万人次，同比增长10．18%①。然而，日益增多的游客数量不仅给景区带来环境污染、管理困难等问题，人头攒动的场面更丧失了小镇典雅、安静、端庄的文化氛围，影响了观光心情，难以投入到原本静谧祥和的古镇文化中细细驻足和品味。乌镇之所以吸引人们，其精巧细致的水乡文化氛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人们来此旅游，大多为躲避繁华都市里的喧嚣忙碌，想在此一新耳目、休养生息。而超载的游客人数不可避免地给这里带来嘈杂纷扰，削弱了乌镇的文化韵味，到处都是躁动的人群，难以静心体会到古镇风情，实在是得不偿失。

(四)日趋严重的商业化降低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感

乌镇的旅游开发为本地带来丰厚的一笔经济收入，而在这背后，却潜藏着商业化危机。乌镇景区内消费水平普遍极高，兼之全镇商铺、客栈都采取统一化管理(商品几乎都采取通价，没有讲价余地)，对许多游客而言都相当“奢侈”。拿笔者亲身经历为例，2013年11月底(非旺季)在乌镇住了三天，可供选择的最低价客栈也将近400元/晚，逢周末则价钱翻倍。在街边的小店吃饭，两三个家常菜总价格过百都是毫不稀奇的事情。至于商铺所售工艺品、衣服、挎包、折扇、鞋子、布匹等商品，虽然做工细腻、古典精巧，但均价格不菲，对于普通学生而言实在是很大的开销，只能远远观望了。商业化泛滥，不免令部分游客产生抵触情绪，降低人们对乌镇的文化认同感。

三、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进行改善

(一)逐步改变“空心化开发”模式

在东栅景区采取一些惠民政策以提高原住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和参与度、鼓励他们开展传统民俗活动，例如在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开放居民的部分商业活动(家庭旅馆、店铺生意等);通过补贴政策吸引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管理(导游解说，文化馆经营等);提倡居民多多举办传统的节日礼仪、民俗活动，还原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节令习俗、百姓长街宴等)，并根据实施效果进行奖励;从事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可享有终生福利保障。在西栅景区，可以考虑引入部分原住居民(或者从东栅迁移部分)，鼓励措施与东栅基本一致，并加强建设治理生活垃圾的系统以保证环境污染最小化。

(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体现

在一些参与性项目中，加强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操作环节:如蓝印花布的展览，可让游客通过手把手的教导示范，亲自参与整个印染过程，并将做好的成品带回家留念②;蚕丝作坊的参观，可鼓励游客亲自进行轧蚕花、洗蚕花手、手工和脚踏缫丝等操作，也可多引进相关技艺的人才进行现场生产，令人更好地体验到活态的制造过程。此外，加大对乌镇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力度，打造相关的特色商品(如蓝印花布、姑嫂饼、三白酒、叙昌酱、湖羊肉等)，并在质量、数量和规模上提高要求，尽可能减少普通、无特色的商品售卖。

(三)减少客流量

可结合当下环境，做一份详细的游客反馈调查，并以此确定乌镇的合理载客量(可随时间不同发生周期性变化)，在部分节假日里采取限制客流的严格措施，以减少因为人多造成的污染压力和文化氛围破坏，增强古镇的文化魅力。

(四)调整物价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乡村旅游 法律保护 传承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99-03

黑龙江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各少数民族保留着北方民族所特有的民俗风情，成为本省重要的民俗旅游资源。特别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是具有极大的开发前景。适度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可以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旅游业的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也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2011年3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该法的出台弥补了国家层面的立法空白，标志着非遗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赫哲族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历史文化悠久。以“夏捕鱼作粮，冬捕貂易货”为生计。人们吃生鱼肉、穿鱼皮衣、盖鱼皮被、点鱼油灯，形成了赫哲族独特而丰富的渔猎文化，在历史上以“鱼皮部落”著称。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是赫哲族人口规模最大的聚居区，赫哲风情最为浓郁，同时也是特色旅游业开展的最有声有色的地方，2011年7月该乡被住建部和国家旅游局确定为第二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本文以其作为研究案例，颇具典型性。

一、街津口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

街津口赫哲族乡位于黑龙江中游南岸的街津山脚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该乡成立于1963年，1985年被黑龙江省确定为省级旅游区，1992年被林业部批准为部级森林公园。在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勤劳的赫哲人民创造了内涵丰富的口承文学、优美多姿的音乐舞蹈、巧夺天工的传统手工技艺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目前，赫哲族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两项：伊玛堪和鱼皮制作技艺，其中伊玛堪还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鱼骨工艺”、“鱼皮镂刻粘贴画”、“桦树皮画”、“赫哲族嫁令阔”、“赫哲族萨满舞”、“赫哲族乌日贡大会”、“赫哲族叉草球”、“赫哲族特仑固”、“赫哲族说胡力”、“赫哲族天鹅舞”、“赫哲族传统婚俗”、“赫哲族食鱼习俗”{1}等54项。丰富的资源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在国家“兴边富民行动”的带动下，街津口乡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已超过3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8000多万元。目前在全乡有各类餐饮住宿场所百余家，仅“渔家乐”家庭旅馆就有50余家，充分保证了旅游高峰期间的游客餐饮住宿需要，形成了“食、住、行、游、购、娱”的一站式旅游服务体系。{2}街津口乡政府所在地――赫哲族渔业村是部级文明村，该村144户人口，有60多户农民从事旅游业开发，涉及餐饮娱乐业、加工销售旅游工艺品、游船和出租车业务各领域。与此同时，该乡着力推进传统手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的研发，促进了鱼皮制品、桦树皮制品、剪纸艺术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不仅发展了地方旅游经济，而且对于赫哲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起到了保护和传承的作用。

街津口乡建设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赫哲民族文化村”，这是迄今为止黑龙江省唯一一处全方位再现赫哲族历史原貌的旅游景区。景区内有小型的赫哲展览馆，陈列着赫哲族的鱼皮服装、传统手工艺品。通过赫哲族村落、大型雕塑群、民族歌舞、宗教仪式、食鱼文化、传统说唱艺术等赫哲族文化精粹的再现，全面展示赫哲族的民俗文化。赫哲人每四年都会举办一次“乌日贡”大会，其中第一、二、五届在街津口（或同江市）召开。这是集赫哲民间文化、体育项目为一体的综合节日与节庆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会赫哲风情。“乌日贡”大会一般都进行鱼神舞、温尼吉、赫哲族酒歌、伊玛堪、嫁令阔、萨满舞等一个个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目表演。在赫哲族渔猎文化濒危之际，“乌日贡”同样成为传承赫哲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丧失其原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在于其民族性、活遗产性、无形性以及传承性。这是一种“活态”文化，只能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而在非遗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许多经典的民俗文化被机械地舞台化、庸俗化、商品化。特别是对于一些根植于当地民风民俗的民间文学进行开发时，盲目地将其从赖以生长的土壤中剥离出来，移植到另一个文化空间，割裂了其本身的传承纽带，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变异。例如，传统的礼仪节日和庆典民俗都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内按照传统方式举行的。但是，很多旅游地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求随时随地开展。活动（或表演）的内容也常常根据旅游者的需要被压缩，删减。例如，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傣族“泼水节”，现在已经成为可以随时上演的机械程式。再如，“伊玛堪”是赫哲族特有的音乐形式，是口传的叙事长诗，本可以连续唱好几天。而如今的“伊玛堪”向着舞台方向发展，形式上偏于短小，削弱了其真实性和原始性。

2.开发的功利性。近年来，各地的“申遗热”方兴未艾，这本是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却披上了功利性的色彩，成为非遗保护的终结者。地方政府把非遗看成文化政绩，不惜斥巨资申遗。一旦列入非遗名录，便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旅游效益。而各地的投资商更是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将富有特色的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歪曲、篡改、破坏其完整性。例如，凤翔木版年画被列为第一批部级非遗，其制作全以手工雕版，土法印制。如今为了扩大销量改为机器印刷，贬低了文化价值，破坏了其原始形态。功利性引发的过度商业开发与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加速了非遗的消亡。

3.商业化带来的投资商与传统社群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从“非遗”旅游开发的参与主体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政府、投资商和传统社群的原住民。而旅游利益的获得者主要是政府和投资商。其中，投资商为了追求投资回报，大肆利用当地非遗资源，无序的开发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却能从中收取巨额旅游利益。而传统社群作为其利益的源头仅仅通过提供劳力和技艺换取了微薄的报酬。二者之间巨大的收益差距导致的分配不公，严重打击了传统社群民众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动力和积极性。由此可见，民族地区非遗旅游开发必须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确认传统社群私权利的方式来实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街津口乡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进行保护和传承，与此同时，赫哲渔民有发展本地旅游业的迫切愿望。在此背景下，协调非遗的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平衡各方主体利益冲突，解决赫哲族非遗旅游开发的困境，都需要通过完善国家和地方立法，构建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弥补了非遗保护国家层面的立法空白。

1.行政法律保护模式。从性质上看，《非遗法》属于行政法律保护范畴。所谓行政法律保护措施是指：“以非遗为对象，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明确行政保护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在非遗保护中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保存机制、确认机制、传承者的认定机制和文化生态保护机制等，建立起行政法律保护的系统机制。”{3}以《非遗法》为中心，结合街津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实践，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行政保障体系。

（1）加大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该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这是国家法律首次明确了政府对非遗保护的财政义务。”然而，目前非遗的开发实践往往是由掌握着资金优势的投资商主导。一些地方政府为扩大政绩，盲目引入投资商进行大肆开发，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可以减少商业资本在非遗开发中的比例，防止投资商过度开发。同江市政府从1997年起，投资1500万元，在街津口建设了“赫哲民族文化村”。不仅对非遗进行了有力的保护，防止外来商业资本对旅游收益的瓜分，而且逐年提高了当地渔民的经济收入。

（2）加强政府部门在非遗宣传、教育、传播中的职能。该法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每年8月，同江市都会举办赫哲族旅游文化节，对赫哲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同时，该市除赫哲族博物馆、民族文化村以外，还建立了“中国赫哲族网站”、“伊玛堪艺术团”“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功能巨大。当然，政府的职能不仅体现在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上，更体现在对工作成果的维护上。1990年同江市筹资420万元建成了全国唯一的“赫哲族博物馆”，而如今该馆已大门紧闭，无人问津。在非遗保护的宣传方面，法国的做法十分值得借鉴。法国将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周末确定为“文化遗产日”。在这一天，所有的公立博物馆都免费向游客开放，并通过向私立博物馆提供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其减价，吸引游客参观，大大提高了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

（3）妥善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该法第37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旅游开发可以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保护和传承的有效模式。一方面可以使游客真切体验到民族地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浓重的文化韵味，更有利于增强对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在开发过程中要避免出现重开发、轻保护，重经济效益、轻文化内涵的现象。减少和防止过度商业化对非遗的破坏。

（4）转变地方政府在非遗旅游开发中的职能。政府在“非遗”的保护中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所谓政府“主导”是介乎于包办与不干预之间的权力行使状态。具体而言，政府职能应体现在制定总的保护规划、宣传教育等宏观性和指导性层面。政府不应参与商业开发，更要避免将非遗旅游开发作为一时的政绩工程，而忽略了对于当地民众文化自觉意识的唤醒。2012年4月，同江市旅游局编制了《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旅游发展总体策划及重要节点修建性详细规划》，对于进一步建设赫哲文化生态旅游度假区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

2.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兼评《非遗法》的缺陷。通过乡村旅游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既可以为非遗的保护获取更多经济收益，同时，也可使其他公众更多地了解本族群的文化，增加族群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然而，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如果不赋予传统社群私权保护，会导致其文化遗产被自由获取和无偿使用，进而从精神层面上被歪曲、滥用，直至异化消亡，从物质层面上会产生无偿使用者与传承社群之间的利益失衡。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路径来看，基本上都是首先由某个个体创造，在漫长的文化实践过程中由群体丰富发展演变而来。它的产生、发展根植于特定社区、群落提供的民俗文化土壤，已经与社群民众的精神和情感融为一体。其“活态流变性”决定了文化遗产是一种既有文化传统又有创新的知识体系。传统社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保护、保养和创新方面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从本质上具有私权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于私权的保护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该法并未规定传统社区民众的法律地位，只在第四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中规定了国家对“代表性传承人”的扶持措施。口传心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传承机制，特别是对于赫哲族这样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依靠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技艺更是需要作为文化载体的社群民众共同来承载和传递。仅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法律地位，容易产生市场“合法垄断”，{4}也会伤害其他原住民的情感和利益。例如街津口赫哲族乡的尤女士，是鱼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她制作的鱼皮一件可以卖到几万元，是其他人制作的数倍，许多人都是慕名前来购买。该乡的另一位女士也制作鱼皮衣，但因为没有名气一件也仅能卖4000元左右。{5}可见，这一规定容易造成制度化的不公，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有效保护。

其次，该法的公法性特征明显，缺乏对权利人私权的民事保护措施。《非遗法》仅在44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准用性规范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却忽略了非遗与传统知识产权客体的差别，容易产生权利保护真空，直接影响保护效果。究其原因，可归结为缺乏私权保护理念，从而影响到整个私权保护制度的建构。

最后，该法未能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主体范围。《非遗法》从公法的角度强调政府在非遗保护方面的职能，却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权利人及其范围。权利人的范围可以是社群、民族、地区甚至是个人，具体根据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而定。对权利主体范围的模糊处理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均，从而影响其传承与传播的积极性。

将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二者有机结合，既可以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同时明确了对于非遗进行开发利用的合法性，然而因其明显的行政法律保护模式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性的忽视而备受诟病。只有将公法与私法相结合，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个全面、科学、有效的保护路径。

[基金项目：2012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2522065）]

注释：

{1}陈军.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研究[J].黑龙江史志，2012，（12）：28-29.

{2}杨林川.同江街津口赫哲族乡挖掘鱼文化，打造民俗旅游度假区[EB/OL]http：///system/2011/07/21/

053295161.shtml，2011.7.21.

{3}娜仁图雅.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机制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2）：34-38.

{4}文永辉，卫力思.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以贵州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2（1）：14-19.

{5}马晓华.赫哲族鱼皮服饰及其制作工艺的传承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1）：150-154.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文化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214-05

王焯(1979—),女,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民俗学。(辽宁沈阳110031)

本文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2009—2010年度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90212)、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立项管理重大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2010年度重点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09—2010年度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方式和发展方向,历来作为业界普遍探讨和广泛争议的研究问题被提出,静态保护、商业性开发、生产式保护、产业化经营等众多“非遗”保护模式此消彼长。面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和现代文明的持续挑战,在国家制定的“非遗”保护政策工作经历五年一周期的变革之际,传统与创新的对接,民族与现代的碰撞,由来已久未曾定论的问题仍值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并共同谋求和谐发展。

一、“非遗”产业化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

“非遗”保护目的关键就是“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1]。“非遗”归根结底属于文化范畴,创新是保护的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

趋同于“文化产业化”发展历程,“非遗”是否能够以产业化方式生产和发展正处于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时面对的困惑阶段。20世纪中叶,当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提出“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概念的时候,赋予了这个词强烈的批判色彩。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化导致的批量化、大众化、商业化生产和传播褪掉了艺术品的神圣光环。然而,以美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大量输出本土文化产品,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润,而且引发了全世界寻求经济发展和文化突围的国家的关注。日本、韩国有效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产业模式,不仅带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2](p36-37)如今,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文化产业强国,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3]其文化产业经营总额近几年高达数千亿美元,每年为美国提供1 700多万个就业岗位。最初的批判理论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严重不符,导致了法兰克福这个理论派别另一著名代表人物本雅明及其文化产业理论的诞生,并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他认为文化产业的兴起是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文化艺术载体的传播手段进步。他对文化产业兴起所导致的传统经典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在文化理论上给予了积极的认同。[2](p25)现在,作为全球最活跃的产业门类,文化产业在人们的怀疑眼光中已经慢慢成长并进入快速增长期,一跃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

对于已经确立为部级“非遗”的项目,产业化所带来的规模化发展是保护的一种途径,而对于那些期望申报部级“非遗”名录的省市县级“非遗”项目和准“非遗”项目,产业化便与“非遗”的申报立项制度构成了一组矛盾,尤其是许多“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产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益颇具诱惑,在现实面前往往会难以固守传统模式,最终放弃。可见,由于制度引发的“非遗”资源浪费不容忽视。

争议三:产业化的程度、标准、模式众说纷纭。“非遗”文化产业尚处于萌芽状态,其理论和实践皆不成熟。是不是所有项目都可以走上产业化道路?都有能力实现产业化?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就产业规模而言,一些民间艺人、部分“非遗”项目在整合资源基础上,已将产品部分投入市场,并做了初步尝试与积累。虽然政府与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非遗”保护与传承,但被动的保护很难阻挡“非遗”在强势文化冲击下的势微势头。就效益产出而言,保护工程投入巨大,而经济产出甚微,数量众多的“非遗”保护全靠政府投入将难以为继。从“非遗”项目整体保护与传承来看,依然缺乏影响力与规模化,尚未真正进入市场的良性循环之中,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也无法满足。从保护濒危程度上看,保护措施依旧滞后,政府协调缺失严重。因此,那些经济潜在价值较好,市场化可能性较高的“非遗”项目,应该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三、“非遗”产业化的标准、分类与原则

(一)标准

“非遗”产业化主要是指从事“非遗”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利用可经营性“非遗”项目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根据

由文化事业单位担任“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的情况在国内不乏少数。沈阳市的市直专业艺术院团保护项目即占全市“非遗”项目总量的14%。其中,由于沈阳评剧院一直沿袭拜师学艺的传统,不同流派传人按照不同年代和不同年龄段,呈现“阶梯”传承趋势,不仅确保了“非遗”项目能够传承下去,也为实现“生产性”保护奠定坚实基础。专业文化企事业单位能为文化艺术提供良好的传承和发展基础,应该把“非遗”项目作为文化企事业单位新的活力,同时通过财政和人资政策倾斜、商业运作等行为充分调动和发挥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在“非遗”项目市场化进程中事半功倍。

(三)规模生产与运营模式

“非遗”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品牌,可有效提升地方文化产业的大众吸引力和文化深度。个别“非遗”项目虽已自发投入市场,但规模效应迟迟未能展现,原因是:第一,项目技艺传承方式单一。如东北古建筑传统地仗油饰彩绘技艺,这是一项早在清朝末年发展完整的传统手工技艺,在民间,这项技艺通常以家族或师徒形式传承。如今,项目保护单位在维持正常运营基础上,正努力摆脱传统手工技艺在传承中的瓶颈禁锢影响,在实现产业化经营方式下,逐步完善技艺传承的保护措施,采取民办教学传徒授艺的形式,面向社会召集弟子进行技艺传习活动。但受社会环境和传授空间的影响与制约,加之出徒周期长,收益低,致使这项技艺一直处于濒危状态,前景不容乐观。第二,资金来源匮乏。单纯依靠政府资助无法促使“非遗”项目实现规模生产,然而,由于项目种类繁多,外来资本的投入也存在较大风险,投资方大都持观望态度。第三,项目保护单位或传承人在市场运作、营销方式方面能力不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市场化仅仅是通向产业化的第一步,产业化是生产、销售两个领域的整合。鉴于以上原因,“非遗”产业化必须借助政府、企业、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等多方力量,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规模生产与规范科学的运营模式。

(1)政府搭建集散平台。“首届整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8

关键词：语言资源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找到合适的载体解决文化资源自身的生存问题。语言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不应忽视，有效地围绕语言资源进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它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1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现状

近年来，以“原生态”样貌展现在民众面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市场运作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一些得到深度开发的产品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利益，同时它们也极大地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态单一、受众差异被忽视的文化产品系列。典型的如中医药、雕刻、刺绣等成为社会资金的投资热门。

从产业的形式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呈现了三个的倾向：经营主体的大型化、展示与传播方式追求高科技化和文化消费产品的快餐化。比如，部分地区将文化节庆活动搬到新建的园区中再现。由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通过建设文化园区的方式引入了大量资金，形成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从效果看，这三个倾向是适应国内、国际市场需要的。通过集中资源、快速扩大文化产业规模是严峻的市场竞争必然选择，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领域内，高科技手段的积极运用不仅大大增强了我国文化创新能力，更是直接催生了新的文化产品形式。

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唤醒了社会意识，极大地改变了某些文化资源的生存状态，但仍然处于粗放的状态，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是非物质文化资源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但是目前的一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商业活动却有意识地将文化资源肢解开来。一些传统的民俗庆典歌舞活动被集中在公众统一的假期内，迎合游客的需要而被重新塑造，导致了关键的文化内涵的丧失。这种空壳化的经营方式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甚至会对文化资源造成新的伤害。比如片面追求产业化规模，导致以家庭作坊式生产的传统手工艺产品生存状态趋于恶化。由工业化方式生产的的工艺品快速占领市场，在短期巨大效益背后，传统技艺却面临消失。

二是在开放过程中，在资金投入时追求效益最大化往往选择较有影响的文化资源进行开发，这导致文化资源开发出现了“两极化”。这种方式并没有较好地解决一些小范围内的非物质遗产的生存问题。比如江西较有影响的兴国山歌得到重视，而另一江西省独有的艺术形式畲族山歌几乎不为人所知。尤其如新建得胜鼓、九江县“三声腔”山歌等区域内的艺术形式，随着产业化开发的进程，它们的生存境况更加严峻。

三是从开发的主体看，目前的文化资源产业发展存在着较为突出的民众缺位现象，尤其是当地的民众受益过少。一般情况下，政府、专家与民众均无法参加到文化产业开发过程。由开发商进行的商业活动没有得到监督和有效的规划，损害了文化资源的样貌。同时，在开发过程中，也没有进行利益的公平分配，伤害了非物质遗产传承的群众基础。

这种开发模式在语言资源的开发显得更加突出。

一般所说的语言资源主要是针对语言教育而言，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教育两大类，一般所说的翻译、语言培训等就是此类。但语言资源的内涵远非如此。如果从经济特征来考察，语言具有可利用、稀缺、专有和共享等特征。因此，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并非只能由一个国家的管理层面进行宏观的设计或由其来主导开发过程。比如，各类服务领域的语言，如旅游、广告、地方戏曲演出等等，需要突出的区域属性而非语言资源的全民族属性。这是由语言自身的社会属性决定的。总的来说，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包含一切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形态的保护、传承与商业化活动。

2 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

围绕以语言为核心建设文化项目，是文化产业的一种模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发展的经济项目、文化项目而具有其独特的产业属性。就当前的社会现状而言，解决其内在的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目前，最为迫切的是“非遗”产业开发必须先考虑项目的核心技艺和价值得到传承保护，在开发过程中，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必然的思路只能是依据“非遗”项目的可生产属性进行适度的标准化和开发。其规模不应成为开发时的首要选项。

以“人”为本是所有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文化产业更不例外。人民网在2013年06月17日发表了题为《台湾地区社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印象》一文，介绍了台湾地区的“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和2002年启动的“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这种基于基层社会进行的文化产业开发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其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整体精细地研发某一小范围的文化资源，并将其进行产业化发展。显然，这并不是着眼于大型化、规模化的开发方式。

这是围绕文化资源的“生存――生产――消费”基本模式而产生的开发方式，文化资源与人的关系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理论看，这一方式的包容性在于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化资源生存环境。从各类文化资源的生存环境看，它依托的是社会生产生活系统，这是它的客观生存土壤。台湾的作法正是基于系统性留存而进行的适度开发。这一开发模式的总体思路与大陆在2012年2月出台的《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一致。其共同性就在于，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社区和村落形态对文化艺术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这是保护“活态”文化的有效方式，用生产性保护来解决文化资源的生存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等五大部分。在其中，民间艺术形式无法脱离其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它完全依附于区域文化的个性和人群而存在。民间艺术形式大多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口耳相传作为传承机制而得以延续至今。因此民间艺术形式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一方面语言本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考察它与其他要素的关系，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工具的功能决定了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位置。相对于普通话的通用语言地位，非物质遗产所提的“语言”更多情况下指的是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方言。而在特定的区域里，方言往往支撑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并发挥了构成完整的语言资源、乃至文化资源的作用。我们熟知的歌曲、戏剧、神话、故事、谚语等口耳相传的传统文学艺术形式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社会实践、礼仪和节庆活动等也都与方言结合在一起，甚至于在传统的手工艺中，方言也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摆脱片面追求规模化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以语言文化消费和语言文化修复为突破口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对语言资源开发的方式。以方言作为载体进行创造的民间曲艺、民歌等艺术形式，也是以语言为工具的语言经济的组成部分。可见方言不仅仅需要保护，它本身就是资源，是可消费的。

科学地开发利用丰富的语言资源可以有效地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培养了基于情感的语言消费，最终为文化艺术产品消费提供动力。从市场角度看，弱势方言民众有强烈而迫切的语言表达需求和提供方言服务的需求，这种情形在和强势方言发生接触时体现最为明显。语言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尊重了个体的意愿和权利，形成了消费主体的多样性。从个性角度看，方言也具有独特的文化气息，以方言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如一首原生态的歌曲或一出乡土戏曲，不仅仅是对文化的怀念，也是对长期生活方式的尊重。这些艺术形式能够满足特定群体的情感需求。当大量的以方言为载体的艺术作品能够生存并发展时，文化产业必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样貌。

围绕语言资源开发文化产品的效益还体现在语言是“活态”的文化产品存在的重要形式。歌舞演出、节庆习俗、手工制作等都是基于语言的文化资源。构建起以语言为平台的开发模式，有利于建构起适应所在地文化生态的生产性保护区，从而为所在地原生态的区域文化传承发展创造条件。在社区、村落等较为基层的社会组织形式中，文化产业的发展除带来经济效益外，将能够带来更多的潜在收益，例如民众对文化资源保护的自觉意识将逐步提高，所在地的教育水平得到发展。

3 完善语言资源开发模式的措施

围绕语言资源开发利用发展文化产业是一种建设模式。以戏曲表演为例。村落社区的戏曲表演往往同特定的节庆活动、空间场所、社会事件有关。戏曲表演过程中的戏台、表演团队、乐器、服装、表演方式等文化信息高度浓缩，这也是“活态”的文化产品的生存样貌。在这个商业活动中，表演者和景区经营者、生活在村落中的民众、戏曲的研究与创作者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和销售团队。因此，在机制上配套成为保障商业行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形成健康的开发模式，政府、专家、民众和商业开发机构四位一体，这是前提。政府对文化资源的整合、社会文化消费的认知、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等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专家是对语言资源进行开发、包装、深入研究并扩大影响的重要群体，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智力保障。民众是方言的使用者，也是语言资源构成的社会基础。他们直接参与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这在村落的文化表演中体现最为直接。商业开发机构对整体语言资源的开发提供资本、推向市场，并最终产生经济效益。

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是基本保障。目前的开发模式中突出的弊端是利益分配时存在的“缺位”现象。对绝大多数文化产品而言，其依托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系统性的，而工业化的生产则割裂了文化产品与其培植的土壤间的关系。在中国，村落社区是数千年来的民族文化基本形态，众多类型的文化资源特征依附于它。区域特征较强的节庆活动是在景区中常见的文化商品，但在脱离村落形态后，只留下了商业特征，这只会形成新的“文化沙漠”。

行业组织协调机制。政府、专家和民众是开发活动的构成要素，但是他们都不能完全解决跨区域、跨产品类型的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矛盾。这就需要相关的行业组织在具体的经营方式、利润分配、成本核算、风险分摊等环节进行协调，实现共赢局面。

适应村落社区形式的语言资源开发，并不排斥规模化。在文化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大型企业仍有引领作用，但需要在村落社区加强和生产者、销售者的连接，合理分配利润，形成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共生机制。围绕语言资源进行的文化产品开发，往往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打破了人口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重组商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并减少各个共生体之间的合作阻力，达到降低成本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言午.文化修复是城市非遗保护重点[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9-21.

[2]王辉.语言规划的资源观[J].北华大学学报，2007（4）.

[3]陈丽君，胡范铸.语言资源：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J].旅游科学，2010（6）.

[4]陈章太.论语言资源[J].语言文字应用，2008（1）.

[5]李现乐.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J].经济问题，2010（9）.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9

那么，什么是传统仪式类遗产？所谓“传统仪式”，是指那些专门为确认、强化某种关系而举行的认证或纪念活动。如为解决人与人之关系而产生的仪式（包括祖先神祭祀仪式、英雄神祭祀仪式、行业祖先神祭祀仪式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生礼仪等等），以及为解决人与自然之关系而产生的仪式（如祭山仪式，祭水仪式、祭祀五谷神仪式等）等等。而所谓传统节日类遗产，主要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科学价值的传统节庆活动。由于中国90%以上的传统节日都是从远古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两者在传承模式以及保护模式上均不存在太大差异。

一、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重要的遗产类型

如果进行民意测验，让大家说出自己喜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票最高的恐怕就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众人心目中，传统节日与传统仪式无论如何都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细想起来这个结论也不难理解：一年有365天，但并非每一天都同等重要。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在传承一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几天就是传统节日。同样，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有数不胜数的节点，其中总有那么几个节点，标志着个人社会属性的质的变化，这几个节点，就是由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等种种仪式组成的人生礼仪。

民俗类遗产虽然从表面上说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类中的一种，但由于绝大多数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术都依附于传统节日与仪式，因而这类遗产也就成了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的重要载体。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说，保护好这类遗产，其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的生死存亡。

那么，作为一个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载体的传统节日、仪式，在传承一国文明的过程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1.民俗节日仪式类遗产是传统节日食品及其制作技术的重要载体

传统节日食品大体上可以分为娱神食品与娱人食品两大类。中国传统节日90%以上都是从古老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出于对神灵的敬畏，每当节日来临之时，人们都会根据神灵们的“口味”与“嗜好”，为他们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这类食品（更确切地说应该叫“祭品”）的最大特点是，它不是根据当代人的口味而是根据所祭神灵的口味烹制而成的。它的存在可以为我们了解远古人类的饮食，提供一个绝佳的窗口。当然，传统节日也是娱人的重要时段。在传统节日中，除需要准备各种娱神祭品外，人们还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准备一份不小的节日大餐。且每个节日的节日大餐，都会根据节日功能或祭祀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正月初一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端午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腊月初八喝腊八粥等等。这些美食在今天可以说想吃就吃，但在缺吃少穿的年代，只有节日人们才会享用到这些芳香四溢的美食。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传统节日也就成了传承一个民族最优秀饮食文化的重要时段。没有传统节日仪式，中华民族的饮食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如此顺畅的传承，中国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美食大国。

2.民俗节日仪式类遗产是传承节日服饰及其制作技术的重要载体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这些服饰文化的诸多元素有些是通过壁画、国画、石刻、木雕等实物传承下来的，有些则是通过家庭妇女，特别是那些民间巧手娘子之手，以活态形式传承下来的。这些独具特色的传统服饰，既是研究传统服饰史的重要佐证，也是当代服饰创新的重要参考。

传统服饰有盛装、便装之分。所谓盛装，是指在传统节日仪式中穿戴的节日正装；而所谓便装，则是指在日常劳作中穿戴的常服。从功能上讲，简洁、明快、利落、素朴的常服便于劳作，而雍容、华贵、繁复、讲究的节日盛装更注重文化内涵的表达与展示，凝聚有更多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审美信息与科技信息，应该成为我们的保护重点。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节日盛装的传承同样需要特定的人文环境作支撑。而这个人文环境便是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或是传统仪式。如果没有了传统节日与仪式，这些传统节日盛装便会因为载体的缺失与功能丧失而逐渐消亡。因此，要保护好传统服饰文化，就必须从保护传统节日仪式做起。

3.民俗节日仪式类遗产是传统工艺美术技艺赖以存活的重要载体

每当节日到来之前或仪式举行之前，人们都会张灯结彩以营造节日气氛。而繁简不一的节日装潢，又为民间社会彩扎业、彩塑业、搭棚业、油漆业、描金业、鞭炮业、香烛业、印染业等行业的技艺传承，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施展空间，而面人、泥人、糖人、空竹、风车等各种民间手工艺品也借助节日平台得以展示与传播。因此，传统节日与仪式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行业赖以发展壮大的重要载体，更为以假日经济为主轴的民间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提供了无限可能。传统节日、仪式一旦消失，那些与之息息相关、唇齿相依的手工技艺，就会因功能和市场的丧失而彻底消亡。

4.民俗节日仪式类遗产是传统表演艺术的重要载体

节日源于祭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传统节日庆典，实际上都是在古老祭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然是祭祀，就必然会祭神、娱神，使神在高兴之余满足祭祀者的请求。而愉悦神灵的通常做法，除供品、香火外，便是歌舞大戏。人们通过载歌载舞，使神灵大饱眼福，并在获得之后，满足祭祀者的请求。大量史料告诉我们，今天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出于娱人需要而出现在祭坛上的戏剧、歌舞，在古代几乎都是娱神的手段。如当下中原地区祈雨仪式中的唱雨戏习俗、祭祀关老爷仪式中的唱神戏习俗，都是这些古老祭神仪式的残留。而这些具有特定功能的戏曲表演艺术是否还在，也应成为评估一个传统节日或传统仪式是否仍原汁原味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标准。

5.民俗节日仪式类遗产是传承一个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载体

传统节日与仪式在协调人与人之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方面，在构建人类社会伦理观与自然伦理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们在遴选民俗节日仪式类遗产时，最看重的一点，也是这些传统节日与仪式在协调人与人之关系以及在协调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份遗产，忽略了传统节日或仪式这样一种周期性强化的集体记忆，我们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人文环境，就很可能会因为人类社会伦理观与自然伦理观的缺失而遭到彻底破坏。

二、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宽容对待

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包含民间信仰成分最多的遗产类型之一。由于这类遗产一直被视为“封建迷信”，很少有官方问津。因此，中国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声爱你真的不容易！

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颁布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那么，对待这类传统文化现象，我们究竟应该欣然继承还是应该彻底摒弃？这是每位遗产保护工作者都应直面的问题。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正是从这个领域开始的。从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看，民俗类遗产的申报与审批首先是从“保险系数”最高的民族祖先神祭典开始的。除黄帝陵祭典、炎帝陵祭典、女娲祭典外，少数民族祖先神的祭典――如成吉思汗祭典、苗族鼓藏节（苗族祖先祭典），甚至包括规模较大并已获得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大型民俗活动（如白族绕三灵、厂甸庙会）也开始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视野。到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时，原来一直被斥为封建迷信活动的保生大帝信俗、妙峰山庙会、武当山庙会等一大批被禁锢了几十年的传统庙会活动，也走进了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实，对这类传统文化事项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主要还是看它们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在一国文明的传承过程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传统祖先神祭祀仪式、行业神祭祀仪式，在增进民族团结、家族团结以及行业团结等方面显然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对这类充满“正能量”的传统仪式横加指责甚至随意抛弃。同样，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将在调整人与自然之关系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传统祭山仪式、祭水仪式拒之门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遗产所呈现给我们的价值有时确实很难判断，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深入考察，认真研究，做出审慎的价值判断。

通常，凡事有“利”必有“弊”，关键看是“利”大，还是“弊”大。凡“弊”大于“利”者，就要坚决摒弃；凡“利”大于“弊”者，就要继承。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我国民间社会所保留下来的绝大多数民俗类遗产都很难说得上是“根红苗正”，有些甚至还带有相当程度上的“俗信”甚至“迷信”色彩。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端午节、重阳节，奠基仪式、祭祖仪式等，哪个不包含这方面内容？但考虑到它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在调整人与自然之关系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仍应对这类遗产报以更多的宽容。如果我们连这样一点儿瑕疵都不能忍受，我们就很难将这笔遗产真正地继承下来。

三、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面临的几个问题

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很多问题，但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是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申报问题；二是保护问题；三是商业化经营与产业化开发问题。

1.申报问题

民俗类遗产数量多，范围广，又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载体，因此，应该成为我们申报工作的重点。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类遗产也是在审批过程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规模大小作为评审民俗类遗产的重要尺度

在有些人看来，能否成为一国或一地遗产，首先要看规模如何，政府投入力度如何。政府投入越多，规模越大，也就越容易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这种观念一旦获得社会的认可，许多从遗产角度看并不优秀，甚至干脆就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项目”，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刻意打造出来的所谓“遗产项目”――如某某祭祀大典一类的文化创意活动，就会因为规模足够宏大而被堂而皇之地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实，历史上由官方传承的大型仪式并非不能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韩国李氏王朝宫廷祭祀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是最典型的一例。但关键要看你是否真的传承有序，是否真的原汁原味。如果整个仪式所用的音乐都是当代乐人所创，所用舞蹈都是当代舞人所编，所用服装都是当代服装大师所制，祭坛上所用祭品都是布景师精心制作的赝品，这样的官办仪式还有什么历史认识价值可言？

（2）以当代审美标准作为评审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尺度

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确实是遴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尺度。但这里所说的“审美价值”，不是指当代审美价值――当代人的审美喜好，而是指传承了千百年之久的传统审美价值。它不但是我们了解历史上不同时代审美特性的重要参考，同时也是我们了解不同地域审美特性的重要参考。如果我们偷换了评审尺度，用当代审美取代传统审美，那些根本就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创作，就会因为非常符合当代审美主流而顺势混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会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基因项目名录，我们的保护就会因保护对象的误判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目前，一些已经被艺术家改编过的，已经不再具有原生性质的“遗产项目”，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显然与我们错把当代审美价值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尺度有关。其实，这种误判不仅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同时也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一些地方之所以将苗族舞蹈改成霹雳舞，将侗族大歌改成美声唱法，将传统剪纸改成剪纸画，将五音山歌改成七音山歌，实际上都与这种错误理念的泛滥有关。

（3）以经济价值即盈利多少作为评审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尺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经济价值，但与其他价值相比，其经济价值已微不足道。因此，经济价值永远不会，也不应该成为遴选民俗类遗产的基本尺度。但在GDP至上的现实生活中，经济利益常常会成为各地政府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关键尺度。在这种错误理念的引导下，那些可以获得较高经济回报的传统节日仪式项目，很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申报重点，而那些远离市场、但确确实实又需要保护的濒危型遗产项目反倒因为无利可图而被冷落。

2.保护问题

纵观我国传统节日仪式类遗产的流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除少数官祭外，绝大多数节日仪式类遗产――无论是除夕、端午，还是中秋、重阳，都是在民间自主传承的。“民间事儿民间办”，是这类遗产有序传承的一般规律。只要我们认真遵循这一规律，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社会的积极性，这类遗产的传承当不存在任何问题。但由于这类遗产规模宏大，影响广泛，比较容易成为地方政府打造地方名片的重要手段，所以，这类遗产的归属权正在被迅速蚕食。许多地方政府如果想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做文章，他们瞄准的第一目标，往往就是当地的传统节日。而通常的情况是，这节日一旦经了政府的手，虽然称得上又“大”又“强”，但同时也一定变成了一个毫无滋味的“官俗”。目前，凭借行政力量，将本属民间社会的传统节日改造成毫无特色之某某艺术节的做法非常普遍。这样做不但破坏了这些传统节日的原有风貌，同时对这类遗产的有序传承也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成为这类遗产保护工作中纠偏的重点。纠偏方法很简单：将节日还给民间，让节日在民间自主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工作不要凭借自己的行政优势去取代民间，而是利用自己的行政优势为传统节日的自主传承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和条件。

民俗类遗产保护方面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尽快为那些“无主”项目找到“婆家”。在2006年颁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以及二十四节气等传统文化事项，基本上都是在尚未找到合适传承人的情况下暂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申报的。这无疑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于这类正在迅速消失的传统节日类遗产的强烈关注。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未尝不可。但这类遗产项目一旦进入名录而又无法落实到人，一方面会影响到这类项目的有效传承，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被人们误读为各级政府亦有权取代民间社会，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这样做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在政策层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官俗化”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作为各级政府，我们有责任为这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匆忙上马的“空壳”项目，找到真正的传承群体，让他们名正言顺地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重任，并使那些已经进入“官俗化”程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尽快“还俗”民间。

3.商业化经营与产业化开发问题

传统节日仪式的本身自有其庄严性，这就决定了这类遗产很难通过仪式自身实现这类遗产项目的商业化经营。试图通过仪式来获得经济效益，既不现实，也不明智。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仪式所带来的庙会没有商机可寻。庙会通常是一个客流量非常集中的时空。有人气必然有商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仪式之外的“市场”，完成商业化经营。只要政府不对传统庙会进行过多干预，不将庙会办成一个显示政绩的“群众大会”，传统庙会很容易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在发掘这些传统节日资源时，一要注重挖掘的深度，二要注重挖掘的广度。所谓“深度”，就是对传统节日仪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传统节日服饰、饮食、表演等各种文化因子进行全方位发掘，并尽量将它们转化为可以被游客购买的文化商品。所谓“广度”，就是指不要仅局限于对一两个民俗节日进行单体发掘。实践证明，由于传统节日周期短，一年中仅凭一两个传统节日是很难获得很大的经济回报的。相反，如果我们对当地所有传统节日都进行发掘，我们就会开发出更多的文化产品。这种情况在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如贵州省一年之中，光是各民族的传统民俗节日就有2000多个（因支系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每个村落的节期都会有所差异，叠加起来数目相当可观）。如果我们肯下大气力将这些独具魅力的传统节日资源统统发掘出来，年年有节，月月有节，天天有节。我们的民俗旅游天天有看点，日日有活动，其市场前景岂不变得非常可观？！

但目前我们民俗节日仪式类遗产的商业化经营问题较多。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二：一是政府介入过多，二是太急功近利。目前，各个地方对这部分遗产所进行的商业化经营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操作的。譬如各地举办的各种“民间艺术节”，就是这类遗产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初级产品。由于人们并没有真正把握住这些传统节日仪式的灵魂，也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类遗产的传承规律，所以，开发出的产品个个雷同，了无新意，不但在经济上所得回报不多，而且还破坏了这些传统节日的原有生态，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二类情况是开发过程中人们太过急功近利，而忽略了对这类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原生态是传统节日仪式的最大卖点，也是招揽游客的重要前提。原有生态一旦遭到破坏，传统节日仪式就会因为客流量的减少而不再具有经济价值。

顾 军：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主任、教授，

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

苑 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音乐剧研究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模式篇10

2013“厦门国际设计营商周——红点在中国”隆重开馆

日前，2013年“厦门国际设计营商周——红点在中国”在厦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红点获奖产品展览吸引了6678位专业观众，另有超过500名专业听众受邀参加了红点设计论坛，为亚太地区带来一场盛大的设计与商业盛宴。厦门国际设计营商周是德国红点设计机构以主办方的身份在中国举办的唯一工业设计展览，旨在搭建设计师与企业家对话交流、交易平台，为国内企业与优秀设计师构建共赢的机缘，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转变增长方式。

全国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开馆

日前，由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打造的全国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在成都开馆。体验馆总面积约280平方米，包括文物医院、考古影像、探秘安丙墓3D实景再现、考古奇兵游戏、石镰打火体验、钻木取火体验、“地层的秘密”及考古训练营动漫等八部分展示内容。体验馆不仅让没有考古常识的人们有一个考古概念，“模拟古墓”还能让人们感受在古墓考古的实景。而文物医院部分是将专家在进行文物修复的过程展现给大家，向普通市民普及文物、考古知识。体验馆实行免费开放，预约参观。

文化产业资源浪费 产业园建设急减速

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文化产业园已经超过1200个，然而能够盈利的不到两成。除了我国文化产业园发展模式不成熟之外，更多的是在文化产业园成立之初经营者就没有投入较大精力，主要寄望于地产增值从中获益，或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文化之名获得政策优惠，然后发展其他产业。面对大批“伪文化产业园”涌现，国家又尚未制定出可行性较强的退出机制，造成了巨大资源浪费，国家决定在现阶段将鼓励文化产业园发展剔除于重点投入领域。未来1～2年放缓步伐，对已建成的产业园进行大规模结构调整。

国美电商跨界卖艺术品

由国美电器打造的国美在线艺术频道已经上线试运营一段时间，展示的商品包括书法和图画，并且包括艺术家介绍及相关艺术界资讯。国美从3C快消领域拓展至艺术品，领域跨度之大。有分析人士认为，做艺术品电商门槛高、困难多，如何保证充足货源、如何鉴定真伪、艺术家的资质，艺术品价值评估缺乏统一的标准等都是大问题。网络是虚拟空间，在网上购买艺术品，比拍卖行、画廊更让消费者放心不下。国美卖艺术品能带来怎样的效果，还需市场考验，但这也是国内大型B2C电商网站首次涉足艺术品市场。

南京11条道路将换上老地名挂上非遗标识牌

御道街、贡院街、明瓦廊……这些令南京市民十分熟悉的老街道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典故。日前，南京政府将为这11条道路设置南京老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牌，立于南京街头。这些在街头设置的标识牌都将采取统一的形式，高约1.7米，长约1.4米。标识牌上的释文，详细介绍各道路的名称、地名位置、长度、来历典故等，所有内容都采用中英文对照。标牌设立后，市民行走在该条道路时，还可以根据标识牌释文驻足细细品读老地名的历史文化。

安徽省首部非遗乡土读本问世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的非遗项目，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编撰了《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读本》第一卷，预计不久会走进省内中小学课堂。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这套系列丛书是按照非遗项目所在地进行分类，分为“皖北卷”、“皖中卷”和“皖南卷”共三册出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各种原因面临“后继无人”非遗项目寻找出口，获得人们关注、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项目，成就“活态传承”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