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性范文10篇

物质性范文篇1

关键词：建筑绘图；建筑师；建筑设计；非物质

设计建筑师（Designingthearchitect）

建筑师，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和建筑物的构想者，作为监督建设情况的客户代表，被赋予多样化的身份。有时其社会地位高，但更多的时候地位比较低。中世纪期间，绘画、雕塑和建筑是受到手工劳作局限的三种视觉艺术，同时受制于工匠行会。在这些行会中，画家和负责制造颜料的药剂师、雕塑家和金匠、建筑师和石匠、木匠相互联系（Kristeller，1990，p.176）。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由于掌握和控制了绘图（而非建造），建筑师获得了社会地位较高的新身份。15世纪之前，图被理解成仅仅是一个两维的平面，其中的图形仅仅是表示三维物体的记号。虽然在中世纪晚期图纸逐渐被频繁运用，但有证据表明其仍然是建筑物构筑活动中的次要部分。很多训练用的图是被画在一些易于擦写的媒介上，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图纸才被永久保留（Robbins，1997，pp.16-1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对于图纸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重要变革。绘图被当做是三维世界真实可信的描述，同时图纸被认为是通向三维世界的窗口。由于纸张造价低廉，图纸成为建筑设计实践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视觉媒介和新再现方式。通过这种再现方式，图纸上的线条和实际物体之间建立了有比例和有尺寸的直接联系。免费毕业论文网

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绘图产生并且成为建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建筑师成为精通视觉艺术、独立于建造行业的独特身份；建筑设计和体力劳动脱离而成为一种脑力劳动。我们现在所说的建筑师也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4].建筑师和建筑绘图是同时降生、相互依赖的双生子。建筑不是源于无名工匠们知识的积累，而是以图纸为媒介的、建筑师的个体艺术创造。建筑师和建筑绘图的产生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虽然建筑师试图否认绘图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建筑绘图仍是设计实践的基础。

建筑师、建筑绘图和建筑设计这三者的历史发展和状态是相互交织的。设计（design）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语“disegno”，原意画图。从文艺复兴意大利盛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理论来看，disegno暗示了在观念（idea）和事物（thing）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如福罗瑟（Vil巑Flusser）所言，“disegno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signum，意为符号（sign），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根源”（Flusser，1999，p.17）。16世纪的画家和建筑师瓦萨利（GiorgioVasari）在这个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提到：“设计可以被总结成思维概念和头脑中想像的视觉表达和阐释”（Vasari，1960，p.205）。因此，思想不是永恒不变和先验的，它可以由创造性思维的成果来引发（Panofsky，1968，p.62）。帕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指出，观念（idea）这个词不仅仅指艺术想像的内容，也指艺术想像的能力。这在16世纪中期已经成为共识。因此概念（idea）接近于想像（immaginazione）（Panofsky，1968，p.62）。

在15世纪的托斯卡纳（Tuscany），每个艺术家都可以设计建筑的这种推论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建筑设计中最关键的是作品的概念，而不是建造（Wilkinson，1977，p.134）。瓦萨利提倡雕塑和建筑都属于设计艺术，画家和雕塑家也可以被任命为建筑师。凯瑟琳·维尔金森（CatherineWilkinson）提到：由于瓦萨利将设计提升成为一种艺术创造的理论，设计成为了艺术实践自由独立状态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将无法区分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手工工艺（例如银器加工和家具制造），也无法区分艺术家和工匠（Wilkinson，1977，p.134）。瓦萨利于1550年发表了有巨大影响的著作《杰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一生》（以下简称《一生》）[5].通过对于一些真实事件和关于他自己想法的描述，瓦萨利将艺术家描写成英雄式的人物，并且为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狂热崇拜艺术天才的情绪作了铺垫。作为第一部重要的艺术史，这本著作标志着艺术史这个学科的产生。1563年，瓦萨利创立了第一个培养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艺术学院：佛洛伦萨的设计艺术学院。这种影响了后来意大利和一些其他地方的学院模式使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从手工业行会中脱离出来，并且用各种科目的教学模式（例如几何学）替代了作坊式的教学模式。同时，瓦萨利建立了第一个珍贵艺术品和图纸的收藏，其中，建筑图纸和艺术品原作同样受到重视。

瓦萨利推进了“艺术家建筑师通过绘图而得到训练”这一观念。但是在他的《一生》所提到的一百多位艺术家当中，只有七名是建筑师，更多被归类为雕塑家或者画家，而不是纯粹的建筑师。相比起画家和雕塑家，这种分类法暗示了建筑师身份的模糊。威格利（MarkWigley）在讨论瓦萨利收藏的建筑图纸的时候指出了建筑图纸的模糊地位。他提到：瓦萨利……在他的每幅画上都画了一个框。通过将画面的边界遮盖起来，图像从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而被提升为独特的艺术品。但收藏中的建筑绘图都没有边框（有一个例外，帕拉第奥的设计图被装上了非常不显眼的边框）。这样做可能是为了避免框和框内建筑的构筑之间可能产生的误解和矛盾，其结果是图纸的边界是完全暴露了。建筑绘图从来没有从物质世界中完全解放出来（Wigley，1999，p.21）。

从某种意义来讲，建筑绘图的模糊状态是因为它和艺术品的功能不同。罗宾·伊万斯（RobinEvans）写道：“建筑绘图是一种投射，有规律的假想直线穿过图面和图面所表现的相应物体联系起来”（Evans，1989，p.19）。无论是透视图，还是详图中的文字说明，都指向图纸外的事物，其描绘建筑的首要目的高于其作为图画本身的价值。同时，一张建筑图纸通常需要和其他图纸相互参考着看，与此不同，艺术品是可以被独立审视的，不一定非要指向外部物体。因此绘画进一步的从物质世界里脱离出来，而更接近观念。

虽然，目前建筑绘图的地位似乎没有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那么高，设计（disegno）仍然使这三种视觉艺术成为和思想观念相关的自由艺术。著名的建筑师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建筑而成名，而不是他们的图，但是图是了解一个建筑师的钥匙。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成为商业协会扩张状态的一种贴切表达，资助者和建筑师通过相互支持而获得名望。图的展示便成了各种和建筑相关的聚会当中的新成规，它使得建筑师可以以一个有教养的、平等的身份和资助者进行对话。

埃德里安·佛蒂（AdrianForty）写道：“设计的普及和它所带来的两极化是密切相关的：”设计‘促成了建造（building）和建筑（architecture）之间的对立，一边是建造和它包含的所有内容，另一边是非物质性的建筑。换句话来说，设计所关心的是建造之外“（Forty，2000，p.137）。15和16世纪新的劳动力分配当中，设计开始远离建造和工地，建筑师的工作是脑力劳动相关的，而不是体力劳动相关。在建造之前，对图的重视提升了设计阶段的价值，也加深了设计的深度。图为建筑探索提供了新空间，一个无须依赖于建造的新空间。除了传统的建造实践技能以外，建筑师掌握了两种新的实践技能：画和写，这两者和建造同样重要[6].为了巩固自身脑力艺术创造代言人的身份，建筑师开始不断地用图和文字将建筑理论化。这类著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建筑师的知识和身份，但是不仅限于建筑师自身这个圈子。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个将建筑师作为艺术和脑力劳动的职业进行彻底探讨的是阿尔伯蒂（LeonBattistaAlberti）的《建筑十书》（TenBooksonArchitecture），出版于1450年左右。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资助者看的，而不是建筑师们。不到15年后，费拉莱特（AntoniodePieroAverlinoFilarete）写了《论建筑》（TreatiseonArchitecture）。如佛蒂所言，费拉莱特之前的很多文艺复兴论述都非常强调图的重要性，认为绘图是每个有志于成为建筑师的人必须掌握的首要技能。16世纪最为畅销的建筑类书籍塞里欧（SebastianoSerlio）的《论建筑》（Tuttel’opered‘architetturaeprospectiva）中，这一观念表现得非常明确（Forty，2000，p.30）。

由于有些建筑物没机会被建成，有时建筑物也不是讨论建筑创意的最好手段，在“建”的同时，建筑师，尤其是著名建筑师也倾向于“说”、“写”和“画”建筑。阿尔伯蒂和帕拉第奥是这一传统的代表者。柯布西耶和最近的库哈斯是新时代的例子。如果，如塔夫里所主张，现代性的开端是15世纪而不是20世纪（Tafuri，1980，p.16），那么对大众媒介的控制则是现代建筑师一个本质特点，无论是阿尔伯蒂还是库哈斯。设计越来越多的意味着一种独特和自主的活动。佛蒂写道，设计从建筑学内一个分支转向一种独立自治的行为这一过程得到了哲学家思辨的充分支持。例如，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使文艺复兴的建筑师将物体（object）和物体的设计（design）区分开来，康德哲学鼓励人们将设计理解为一种自治的纯粹特性（Forty，2000，p.138）。因为建筑师们“画”建筑而不是真正的去建造，建筑师的工作始终和真正的建造是分离的。在20世纪，如同大多数职业教育一样，建筑师培训从事务所转向学院，这两者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建筑师的教育培训不再是通过实际建筑物的设计和监督来完成，而是转向基于空间和形式的设计训练，佛蒂认为这是三个最为重要的现代建筑语汇之一（Forty，2000，p.136）。建筑师学徒们一般在事务所当中像小字辈一样工作，以此获得经验；而学建筑的学生们是设计的单独创造者，充满希望和雄心的进行工作。建筑师培训的学院化这一转折使过去潜在的设计和建造之间的分界更加明显，这种分界使建筑师的工作中“文字和图像的生产”变得格外重要。建筑师身份是艺术化的、智力型的和学术化的。作为这种身份的体现，建筑绘图的角色比以前显得更重要。

思想，非物质（Ideanomatter）

设计（disegno）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这些观念强调了艺术的状态，因此也就和建筑师、建筑设计和建筑学的状态相关。第一个观念是思想高于物质，第二个是艺术的自治，第三个是艺术品的审视[7].

思想高于物质，从而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这一观念发展的重要人物。他声称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是建立在永恒、非物质和理想的“形式”（form）上的。福罗瑟提到：柏拉图质疑艺术和科学技术，认为它们将思想转化到物质世界的时候，扭曲和背叛了理论上明晰的形式（form）（Flusser，1999，pp.17-18）。对于柏拉图来说，艺术家和科学家是思想的背叛者和骗子，因为他们狡猾地引诱人们去接受那些扭曲的思想（Flusser，1999，pp.17-18）。为了维护艺术的地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接受了思想高于物质的观念，但是颠覆了柏拉图“艺术家对于思想的表现总是要比他要表现的思想低级”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艺术化的思想是可以在脑中明晰，也可能用视觉的方式直接表达出来，而且艺术具有可能其他方法不具备的讲述思想的能力（Forty，2000，p.31）。阿尔伯蒂提道：“从头脑中直接产生形式，而不借助于物质是非常可能的”（Alberti，1988，p.7）。但是，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创造性被认为是有限度的。柏拉图相信神圣的力量给那些无形的物质赋予了形式，从而创造了世界，而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具有创造力就是具有神性，文艺复兴艺术家很少被形容为具有创造力，直到18世纪，这个词才经常被用来形容艺术家，也同时被用来形容上帝（Kristeller，1990，p.250）。

虽然思想高于物质这个观念被普遍接受，很少受到质疑，但柏拉图的另一个命题却被遗忘了，即使没有被遗忘也变得孱弱：思想等同于非物质的几何“形”。在建筑话语中，“形”有两个主要的含义。佛蒂提到一方面它指形状，另一方面它有思想或者本质的含义，这两层含义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模糊性。一层含义表述了物体展现至我们知觉的特性，另一个是它展现至我们思维的特性（Forty，2000，p.149）。作为形状的“形”使我们关注建筑物的表皮而不是体量，似乎更加接近于非物质。但是作为思想的“形”比作为形状的“形”高一层次，也更加多的被用在建筑论述中。为了解决这个两难，这两个层次的“形”有时会融合（或者混淆）在一起，形式纯粹有时和思维纯粹相联系。举个例子，柯布西耶在20世纪早期在纯粹主义艺术和建筑上的实验就是一个代表，另外，还有他新柏拉图式的论述：建筑设计是光的形式的游戏和表演（LeCorbusier，1927，p.202）。

自治的产生（Producingautonomy）

在《先锋理论》（TheoryoftheAvant-Garde）中，彼得？伯格（PeterB焤ger）描述了艺术从宗教的神圣，贵族的威严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庸转变（B焤ger，1985，p.48）。在宗教神圣的艺术中，比如说中世纪盛期的艺术，艺术产生是集体工艺的结晶，理解和接受也是集体的和神圣的。艺术品是宗教狂热崇拜的对象。在贵族威严的艺术当中，比如说路易十五的宫廷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个人行为，而理解接受是集体的和社会的，艺术品是一种再现性的。在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当中，艺术品是由某个人创造，而被另一个无关的人理解和欣赏，因为艺术的目的是描述小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B焤ger，1985，p.48）。根据伯格所言，小资产阶级社会开始于18世纪并且延续至今。

这三种艺术时期之间的过渡既不是平缓的也不是突然的。例如，宗教神圣艺术和贵族庄严艺术在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是共存的，艺术品创造是个人行为，而接受是集体的，但是艺术品是宗教狂热崇拜的对象，同时也是一个具象性的再现（B焤ger，1985，p.41）。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艺术自治的第一个阶段，直至18世纪艺术自治的观念已经达到了成熟。艺术自治于小资产阶级社会，这里“自治”限定了艺术作为一个社会分支系统的地位：社会的需求促使了艺术的相对独立（B焤ger，1985，p.24）。

在削减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上，20世纪初期先锋艺术无意间助长了那些被归结为艺术行为的对象和实践的数量、类型、区域和价值的增长。像其他的产业一样，艺术开始越来越取决于市场。和娱乐业和广告业互惠，艺术很少对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威慑，而经常是娱乐性的消遣罢了。无论怎样（Benjamin，1969，p.221），艺术和艺术家的光环仍然维持了大众对艺术的关注，确保了艺术的状态和市场价格。艺术品应当由一个个体创作，并且被另一个个体审视和思考，这种假设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被美术馆视为圭臬。但是艺术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治仅仅在某些方面，高尚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双重条件在艺术和建筑当中是一样明显的。

思考思想（Contemplatingideas）

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建筑设计和手工劳作混为一谈，艺术家和建筑师从那以后试图将他们的工作定义为脑力劳动。相比起画家和雕塑家，建筑师的实践或许涉及比较少的手工劳作成分。但是相比起建筑，艺术品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脑力劳动的产物，因为它解答了这样一个矛盾，为了和思想世界相联系，物体必须被当做非物质的。艺术品或许和建筑一样都是物质的，但是他们经常会被理解成为非物质的，一种思想和一种脑力劳动的成果。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创作方式和体验方式。

脑力劳动和个体创造相关。在当代艺术中，艺术家的创意和思想经常会被定义为艺术，而艺术品的制作可能在其他地方由其他人进行。艺术创作可能需要大量的合作，但是建筑设计和建造中的合作本质是更加明显和可见的。在艺术创作中，从思想到物质的过渡可以是直接的，智力的，个人的，即使是幻想，但是在建筑设计和建造当中存在着更多的中介，这些中介延展和模糊了思想和物质、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联系。建筑物的建造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涉及了一组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施工单位，质量监督，客户和其他负责和各种机构协商的部门。但是，如果这个建筑有相当好的质量，往往它会被当做是某个建筑师的作品，通常是建筑事务所的主要主持人，即使大量的建筑师参与了这项工程。这种单一作者的错觉对建筑师很重要，因为长久以来艺术都被认为是个体创造的产物。

虽然艺术品和建筑都是物质的，但是它们的体验方式却不同。美术馆里的艺术品往往是在一种沉思的状态下被体验，这种状态激发了观者和被观的艺术品之间的移情。本杰明（WalterBenjamin）认为注意力集中是沉思的一种品质：“艺术要求观者的注意力集中……一个被艺术品所吸引的人的状态jamin，1969，p.239）。这种对于作品的凝视根本上是一种一对一的视觉意识，一个观者对一个作品。声音、味道和触摸尽可能被排除在外。艺术品往往是被维护和保存起来，从而与世隔绝。艺术品是被观看的而不是被使用。与此相反，建筑物是每天被使用的，这给建筑带来了一种物质性。建筑物被触摸、标记和磨损，艺术品则不是。美术馆确保艺术品以视觉的方式被体验，而不是被触摸，因为触摸可能会降低它作为思想的地位，将其联系到物质世界。日常我们对建筑物的触摸式体验和思想优于物质这一观念是矛盾的，并且限制了建筑的艺术地位。虽然，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像体验艺术品一样体验建筑，例如面对一个著名纪念碑的时候，但是凝视和沉思仍然不是最常见和最积极的体验建筑的方式，因为它忽视了使用者随意性的创造。但是，为了确定建筑师的艺术家身份和建筑的艺术身份，建筑的体验经常会被等同于美术馆里艺术品的体验。建筑师很少有机会去参观他们敬仰的建筑。在他们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些建筑之前，他们几乎总是先体验这些建筑的某种再现：图纸或者是照片。一旦有机会亲自造访了这些重要建筑，建筑师可能感到欣喜，或者失望，但是沉思凝视的概念还是继续在建筑师体验中起作用。基于艺术史，建筑历史经常将建筑物作为一种沉思凝视的对象来讨论，并且沉思凝视则被认为是一种常见的体验建筑的方式（Venturi，1966；Jencks，1977；RoweandKoetter，1979；Curtis，1982）。图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鼓励读者去从创造的角度去看，将图的体验和建筑的体验等同起来。建筑讨论的对象往往是图纸或者是照片，因为他们不是建筑，更加容易满足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将其作为艺术而进行审视的欲望和期待。建筑绘图之所以能够将建筑设计和建筑学等同于脑力劳动、个体创造和艺术观赏是因为建筑绘图的几个特点：有限的物质性，和思想世界相联系的抽象再现符号，和美术馆博物馆式的展览方式。

抽象的建筑师（Architectsofabstraction）

伯格声称艺术神话般的自治最终根本上适应了资本主义，因为它非生产性的知识思索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是被排斥的。这种知识思索后来被应用在艺术之外的领域，并且用来获取利润。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一书中提到：建筑师的实践仅仅是空间抽象化的一个部分，这种抽象化被分解成独立和狭隘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专业人士（Lefebvre，1991，p.89）。列斐伏尔认为建筑师操作的空间是以建造为主导模式的，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空间（Lefebvre，1991，p.360）。佛蒂评论道，列斐伏尔的资本主义的空间主导是资本主义最具革新性的创举之一，这种主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将功能类别强加给空间，同时将抽象图示强加给头脑的空间感知（Forty，1998，p.9）。

列斐伏尔总结：使用者是这种空间抽象的首要受害者，因为在建筑设计和建造中他们只是被抽象地识别。伊姆利（RobImrie）声称建筑师经常将使用者在头脑里抽象化，忽略他们活生生的多样性，因为他们把身体想像成了机器，因而也就是被动的。他提到这种观念不仅仅针对建筑师，同样也在西方科学和医药学中。例如，这些身体的概念根植于后伽利略的观念，将物质身体当做机器，受机械论法则的主导。身体在这种视野下仅仅被视为固定的，可测量的部分。中性的，没有个性色彩的，无性别、种族和身体上的区别。身体是附属于头脑的剩余部分。身体不是自我、思想和理智，而这些都是存在的特征（Imrie，2001，p.3）。

建筑师有很多方法去抽象地思考空间和使用者，首要的就是绘图。列斐伏尔写道：在现代社会的空间实践中，建筑师安居在自己的空间中。他运用空间的再现，这些再现将图像元素局限于纸上：平面，立面，立面透视图，模块等等。图纸的使用者认为这种想像的空间是真实的，而不管事实上这个空间是几何的。或许正因为它是几何的，使用者就更认为它是正确的。这种空间既是物体的媒介，而自身也是一个物体，同时又是设计方案物化的核心。其起源是文艺复兴期间的线性透视：固定的观察者，不变的感知域和稳定的视觉世界（Lefebvre，1991，p.361）。

从伊万斯的观点来看，建筑绘图在建筑实践中的霸权从来没有被真正挑战过，有时甚至没有被意识到（Evans，1997，p.156）。建筑绘图提供了有限的理解，其首要的目的是描述物体，同时图也只揭示物理世界的某些方面。图倾向于将建筑师设计的物体和空间限制在某些类型中。

列斐伏尔用两种方法描述使用者，消极的抽象和占用者，这个占用者威胁着功能主义的主导和空间实践的分解。在身体和物质世界的充满辩证的交织中，使用者是空间的产品、生产者和占用者。他们在和城市的相互作用中运动，并且将他们身体的运动反映给了城市。列斐伏尔写道，使用者的空间是活生生的，而不是被象征（抽象想像）的。和那些专家们（建筑师，城市设计师，规划师）所想的抽象空间相比，日常生活的空间是具体的，也可以说是主观的（Lefebvre，1991，p.362）。他声称建筑师的空间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活生生的。建筑师在活生生的空间中没有权威，在使用的形成（或者说挪用）过程中也没有起到作用。

重绘“图”（Redrawingdrawing）

建筑学、建筑设计和建筑绘图在很多方面受到谴责。绘图，和设计同义，在确定建筑师的艺术家地位和确定建筑学的艺术地位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建造、建筑的体验和建筑物的物质性却妨碍了这个过程。尽管如此，绘图限制了建筑的思索，适应了抽象属性的思索，却无法建立和使用者之间令人信服的对话。我接下来想要说的主要是这个命题所忽略的方面。

建筑绘图的讨论取决于两个相关而又相互矛盾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它标志着建筑设计是和建筑物低下的物质性相区别的智力和艺术化的创造。另一种观念认为它又是建筑物真实的再现，体现了建筑师对于建造的控制。建筑师“建造”图、模型和文字。他们不建建筑。建筑绘图是一种投射，不可见的线连接了图纸上的元素和建筑物上的元素。建筑师试图否认建筑和再现之间的差距，因为这种差距削减了他们的权威性。尽管如此，从图纸到建筑的跨越并不是直接的。所有的再现包含了一些信息，但也失去了很多。文字、图纸、模型和照片都是片面的，提供了矛盾和晦涩的信息。

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绘图和建筑物一样真实，首先因为建筑师制图而不是建建筑，其次建筑师对图纸有更好的控制，第三绘图先于建造。图纸更接近于建筑师的创作过程。但当这些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时候，就可能出现问题。

过渡物是心理分析常用的词汇。对于儿童来讲，过渡物可能会是一个玩具熊。其作用是正面的，防止儿童和母亲分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过渡物在不再被需要的时候会被丢弃。如果一个儿童无法顺利过渡，根据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Wright）的观点，持久的错觉会使过渡物成了永久的安全依靠或者是迷信偶像。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过渡物掩饰了真正的需要；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过渡物成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必需品（Wright，1984，p.93）。就像舍不得丢弃玩具熊的儿童一样，建筑师也选择了对建筑师空间和使用者空间之间的区别视而不见，对建筑和建筑再现的区别视而不见。同时，建筑师也没有认识到它们是怎样相似的。因此，建筑师无法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识。

和列斐伏尔相矛盾，如果充分认识并且有意地去运用上面所说的区别和相似，建筑绘图是有正面作用的。在没有机会被实现，或者是在实现之前，所有的实践都需要一种清晰的语言去发展复杂的概念和命题。图就是一种进行思想探索、理论建设和思考物质的方式，一个梦想和探索的空间。图提供了独立于建筑物所带来的局限和毋需向建筑物妥协的创造性机遇。对建筑绘图的探索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探索由五部分组成。首先考虑建筑物和绘图的异同；第二，看看别的图，研究其他的领域，看看他们是怎样清晰地描述某些特性，尤其是可能和建筑相关的特性；第三，探索新的绘图法，以此来挖掘传统建筑绘图无法表现的建筑特质；第四，如果有些特质无法被画出来，则寻求其他方法描述和讨论；第五，专注于图当中的建筑特质。

传统上，建筑绘图是某个建筑的再现，同时也可能是建筑物的类同。它们之间有一些共性，但是不完全相同。在设计什么和怎么设计，设计意图和工作媒介，思维、行动和物体之间存在着对话。这些绘图媒介不仅仅是表现的手段，而且是设计的手段，表达设计了什么，反之亦然。如果一个建筑物是由人造光组成的，它可以首先用人造光来建模，并且画在感光材料上，这样建筑的材料同时也就是绘图的材料。同样，线图可以产生线性建筑，而不是体量建筑。

将绘图比作一种建筑物的类同，而不是再现，可以使绘图体验和建筑体验更为接近，从而也将使用者的创造性挪用和占用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建筑师对于空间的理解，和使用者对于空间的理解一样，可以将主观和客观、具体和概念融合在一起。列斐伏尔认为设计不能和使用结合在一起，相反，对于建筑师来说，理解使用者是非常重要的设计策略。无论所居住的空间特点是什么，使用者可以是被动的，具有反作用的，或者是创造性的。空间和使用经常是相互渗透的。

建筑绘图的两种选择是画建筑，或者是建筑画，当两者重叠或者是相互激励时候，一种极大的愉悦和创造性的张力会极大刺激建筑设计。在实践中重新估价建筑绘图的关键作用，建筑师可以认识到画建筑和建筑画两者之间是相互兼容的，并且可以按顺序或者同时产生。

描绘非物质（Drawingtheimmaterial）

我们佯装美术馆的墙，绘画的纸，和纸面上的线是不存在的。我们佯装它们是非物质的。威格利（Wigley）写道：图纸占据了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临界空间。这使得它像一座桥，连接了传统介于物质和思维之间的鸿沟。绘图被认为是通向绘图者思想的惟一途径。事实上，它们被直接当做是思想。看上去媒介的物质性并没有被支撑其的准物质性所揭示，而是被其转化了。某种对图纸的观看，或者某种对其的视而不见都是非物质思想的状态通过可见的痕迹而显现出来（Wigley，1999，p.11）。

很多建筑发展的创新都不是诞生于关于建筑物的思考，而是诞生于将图纸的某些特征到建筑物的转译。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和思维相联系，而不是物质，从而比建筑物缺少物质性。这一特点激励建筑师用同样非物质的方法去建造建筑，去试图使建筑非物质化[8].

空间的迷人之处，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本质性特征，是哲学传统的再次重申，强调非物质高于物质。如同很多词一样，建筑话语当中很多被频繁使用的词有很多复杂的，有时又是相互矛盾的含义。例如，佛蒂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在建筑师和评论家的言论当中，“空间”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空间作为围合，空间作为连续体和空间作为身体的延伸（Forty，2000，pp.265-266）。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者认为空间可以根据建筑师的意愿延展，却很少被认为是由体验创造和改造的实体，例如莫霍利-纳吉（L噑zl*Moholy-Nagy‘）在1929年出版的《新视野》（TheNewVision）在定义空间的产生的时候，非物质成为空间实践的焦点，建筑师认为其劳动是脑力的，而不是体力的。

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里提到，建筑师，如果打算学习体力劳动的技巧，而没有学识的话，他永远无法得到和他所受的苦相称的权威。那些依靠理论和学识的人则明显的在追寻阴影，而不是实质（Vitruvius1960，p.5）。维特鲁威是正确的，的确有些建筑师追寻阴影，但不被理论所限制。追寻阴影，追寻非物质的建筑，是一个重要的创造性的建筑学传统。建筑理论使这种传统生机勃勃。“思想高于物质”这种观念很有影响力，但仅仅是个偏见。我们面临的一种选择是拒绝这种观念，并且把其对于建筑学的影响当做纯粹的负面效应。这种观念排斥了建筑实实在在的物质性，鼓励建筑师去追逐艺术高度，这种高度永远也不会被完全的达到，或许也不需要去达到，或许需要质疑。但是将建筑非物质化的欲望不应该被轻易地否定，这种欲望或许含有多样的动机，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例如，当建筑被看作短暂的、现世的，或者仅仅是物质的，它可能会变得更加具有感官美感和对变化更加敏感。

结论：非物质的物质（Conclusion：theimmaterialmaterial）

西方的话语建立在两元对立的基础上，一个高级，另一个低级，相互之间是界限明晰相互分离的，互相不包含的（Derrida，1976，p.157），例如非物质的哲学和物质的建筑。但是这样的概念其实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这一特点削弱了两元论的思考。建筑被建造成哲学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空间隐喻（比如内部和外部）还是作为哲学话语的附注：一个建在坚实基础上的稳固大厦。但是为了维护哲学的状态，哲学必须将它对建筑学的依靠隐藏起来。威格利写道，哲学试图凌驾于建筑学之上，因为它曾经受益于建筑学。哲学仅仅能维护建筑的“象”，哲学掩盖其来自于建筑的启发，而组织和表达自身（Wigley，1993，p.14）。

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两个词是非常模糊的，相互掩盖和重叠的，就像某些其他词一样，有形和无形，真实和虚拟。可能存在着很多的方式去理解非物质建筑，例如，技术上对轻和薄的追求，崇高的再现，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重新开始的机会（tabularasa），一种建筑的道德纬度和可信性的丧失，或者是对于行为而非形式的关注。我对于非物质建筑的理解不仅仅是建立在物质体量的缺失，而是建筑的非物质感知，或者是通过物质材料的缺失实现，或者是将物质材料认知为非物质。这种非物质不仅仅是物质的丧失，而是感知中的物质性的缺失。建筑是否是非物质的，取决于使用者的感知。

有一个在建筑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家是建筑的起源和原型”，这显示了建筑最为重要的特性。一个家所具有的特点：稳定性和一致性，是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需要的特征。家估计是最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反映居住者身份和自我的容器和镜子。但是，家的概念同样也是对排除的，未知的，未确定的和不同一事物的回应。家必须稳定，因为社会规范和个人认同感正在转变。对于受到威胁的社会和个人来说，家是一个隐喻。家的安全性同时也是某种紧张，内在的和外在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一种恐惧的征兆。

卡尔·马克思宣称所有坚固之物都将消散于空中，这一宣称浓缩了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这种力量使那些原以为稳定的东西被动摇了，例如家，因此也就增强了对家所能提供的稳定性的需求，虽然这种稳定性只是个幻觉（Marx，1978，p.475）。希布利（Sibley）认为，当家的稳定性提供一种满足的同时，它也可能产生焦虑和不安，因为家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空间的纯粹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大多数情况，后果是更加渴望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不是意识到它的局限。希布利写道：总的来说，在渴望树立和维护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时候，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强烈的边界意识可以理解成一种控制欲和排外欲，因为陌生是一种不愉快情绪的源泉，而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Sibley，2001，p.108）。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希布利补充道，各种争取安全和熟悉的努力，或者是海姆利克操作法[9]（heimlich）都不能减轻不安，而且有可能变得更糟（Sibley，2001，p.115；Freud，1919）。

尽管如此，希布利不排斥所有试图建造稳定秩序的尝试。相反，他坚持一种辩证的观点，限定的边界和空间的互相渗透两者都有优点。例如，关于儿童对于家的体验，他写道，在集体治疗中，儿童和成人都需要某种明确的界限来发展一种自我安全感，这是那些持反对环境分级观点的人没有考虑到的。如果家庭成员每天都坐在相互的膝盖上，生活在一个没有界限，也缺乏分类的家里面的时候，就像米纽庆（Minuchin）所说的那样，他们可能会陷入某种危险，特别是孩子，不能发展成一种独立自主感（Sibley，2001，p.116；Minuchin，1974）。哲学的传统鼓励脑力劳动，和这种传统相联系，非物质受到重视和赞誉。但是另外一种非物质的理解，特别是和建筑相关的，却远远没有那么受青睐。无论是内在的具有欺骗性的混乱，还是外部隐藏的危险，非物质和其他东西联合在一起对家的稳固形成了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是真实的，也同时是想像的。对于稳定不变的建筑学的渴望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渴望产生了进一步的焦虑不安和进一步的渴望。用一种流动性的非物质去取代静态实体的建筑并不是出路。为了适应个人和社会观念的发展，建筑必须将物质和非物质，静态和流动，坚固和渗透交织在一起。建筑是非物质的，渗透的，在需要的时候也是稳固的。这种建筑观并不改变已确立的习惯，但是却赋予其更多的可变性。

注释：

[1]本文所阐述的观点在乔纳森·希尔所著《非物质建筑》（ImmaterialArchitecture）中被进一步拓展，该书将于2006年由劳特利奇（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2]该摘要由译者完成

[3]该关键词由译者补充

[4]Architect这个词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开始被用于描述建筑师这个行业。

[5]有译本将其翻译成《艺术家列传》，《名艺术家传》。[译者注]

[6]三维构件的制作，例如建筑模型和建筑细部构件是介入画和建造之间的。

[7]这里的艺术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艺术。

物质性范文篇2

关键词：建筑绘图；建筑师；建筑设计；非物质

设计建筑师（Designingthearchitect）

建筑师，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和建筑物的构想者，作为监督建设情况的客户代表，被赋予多样化的身份。有时其社会地位高，但更多的时候地位比较低。中世纪期间，绘画、雕塑和建筑是受到手工劳作局限的三种视觉艺术，同时受制于工匠行会。在这些行会中，画家和负责制造颜料的药剂师、雕塑家和金匠、建筑师和石匠、木匠相互联系（Kristeller，1990，p.176）。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由于掌握和控制了绘图（而非建造），建筑师获得了社会地位较高的新身份。15世纪之前，图被理解成仅仅是一个两维的平面，其中的图形仅仅是表示三维物体的记号。虽然在中世纪晚期图纸逐渐被频繁运用，但有证据表明其仍然是建筑物构筑活动中的次要部分。很多训练用的图是被画在一些易于擦写的媒介上，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图纸才被永久保留（Robbins，1997，pp.16-1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对于图纸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重要变革。绘图被当做是三维世界真实可信的描述，同时图纸被认为是通向三维世界的窗口。由于纸张造价低廉，图纸成为建筑设计实践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视觉媒介和新再现方式。通过这种再现方式，图纸上的线条和实际物体之间建立了有比例和有尺寸的直接联系。免费毕业论文网

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绘图产生并且成为建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建筑师成为精通视觉艺术、独立于建造行业的独特身份；建筑设计和体力劳动脱离而成为一种脑力劳动。我们现在所说的建筑师也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4].建筑师和建筑绘图是同时降生、相互依赖的双生子。建筑不是源于无名工匠们知识的积累，而是以图纸为媒介的、建筑师的个体艺术创造。建筑师和建筑绘图的产生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虽然建筑师试图否认绘图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建筑绘图仍是设计实践的基础。

建筑师、建筑绘图和建筑设计这三者的历史发展和状态是相互交织的。设计（design）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语“disegno”，原意画图。从文艺复兴意大利盛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理论来看，disegno暗示了在观念（idea）和事物（thing）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如福罗瑟（Vil巑Flusser）所言，“disegno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signum，意为符号（sign），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根源”（Flusser，1999，p.17）。16世纪的画家和建筑师瓦萨利（GiorgioVasari）在这个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提到：“设计可以被总结成思维概念和头脑中想像的视觉表达和阐释”（Vasari，1960，p.205）。因此，思想不是永恒不变和先验的，它可以由创造性思维的成果来引发（Panofsky，1968，p.62）。帕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指出，观念（idea）这个词不仅仅指艺术想像的内容，也指艺术想像的能力。这在16世纪中期已经成为共识。因此概念（idea）接近于想像（immaginazione）（Panofsky，1968，p.62）。

在15世纪的托斯卡纳（Tuscany），每个艺术家都可以设计建筑的这种推论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建筑设计中最关键的是作品的概念，而不是建造（Wilkinson，1977，p.134）。瓦萨利提倡雕塑和建筑都属于设计艺术，画家和雕塑家也可以被任命为建筑师。凯瑟琳·维尔金森（CatherineWilkinson）提到：由于瓦萨利将设计提升成为一种艺术创造的理论，设计成为了艺术实践自由独立状态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将无法区分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手工工艺（例如银器加工和家具制造），也无法区分艺术家和工匠（Wilkinson，1977，p.134）。瓦萨利于1550年发表了有巨大影响的著作《杰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一生》（以下简称《一生》）[5].通过对于一些真实事件和关于他自己想法的描述，瓦萨利将艺术家描写成英雄式的人物，并且为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狂热崇拜艺术天才的情绪作了铺垫。作为第一部重要的艺术史，这本著作标志着艺术史这个学科的产生。1563年，瓦萨利创立了第一个培养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艺术学院：佛洛伦萨的设计艺术学院。这种影响了后来意大利和一些其他地方的学院模式使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从手工业行会中脱离出来，并且用各种科目的教学模式（例如几何学）替代了作坊式的教学模式。同时，瓦萨利建立了第一个珍贵艺术品和图纸的收藏，其中，建筑图纸和艺术品原作同样受到重视。

瓦萨利推进了“艺术家建筑师通过绘图而得到训练”这一观念。但是在他的《一生》所提到的一百多位艺术家当中，只有七名是建筑师，更多被归类为雕塑家或者画家，而不是纯粹的建筑师。相比起画家和雕塑家，这种分类法暗示了建筑师身份的模糊。威格利（MarkWigley）在讨论瓦萨利收藏的建筑图纸的时候指出了建筑图纸的模糊地位。他提到：瓦萨利……在他的每幅画上都画了一个框。通过将画面的边界遮盖起来，图像从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而被提升为独特的艺术品。但收藏中的建筑绘图都没有边框（有一个例外，帕拉第奥的设计图被装上了非常不显眼的边框）。这样做可能是为了避免框和框内建筑的构筑之间可能产生的误解和矛盾，其结果是图纸的边界是完全暴露了。建筑绘图从来没有从物质世界中完全解放出来（Wigley，1999，p.21）。

从某种意义来讲，建筑绘图的模糊状态是因为它和艺术品的功能不同。罗宾·伊万斯（RobinEvans）写道：“建筑绘图是一种投射，有规律的假想直线穿过图面和图面所表现的相应物体联系起来”（Evans，1989，p.19）。无论是透视图，还是详图中的文字说明，都指向图纸外的事物，其描绘建筑的首要目的高于其作为图画本身的价值。同时，一张建筑图纸通常需要和其他图纸相互参考着看，与此不同，艺术品是可以被独立审视的，不一定非要指向外部物体。因此绘画进一步的从物质世界里脱离出来，而更接近观念。

虽然，目前建筑绘图的地位似乎没有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那么高，设计（disegno）仍然使这三种视觉艺术成为和思想观念相关的自由艺术。著名的建筑师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建筑而成名，而不是他们的图，但是图是了解一个建筑师的钥匙。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成为商业协会扩张状态的一种贴切表达，资助者和建筑师通过相互支持而获得名望。图的展示便成了各种和建筑相关的聚会当中的新成规，它使得建筑师可以以一个有教养的、平等的身份和资助者进行对话。

埃德里安·佛蒂（AdrianForty）写道：“设计的普及和它所带来的两极化是密切相关的：”设计‘促成了建造（building）和建筑（architecture）之间的对立，一边是建造和它包含的所有内容，另一边是非物质性的建筑。换句话来说，设计所关心的是建造之外“（Forty，2000，p.137）。15和16世纪新的劳动力分配当中，设计开始远离建造和工地，建筑师的工作是脑力劳动相关的，而不是体力劳动相关。在建造之前，对图的重视提升了设计阶段的价值，也加深了设计的深度。图为建筑探索提供了新空间，一个无须依赖于建造的新空间。除了传统的建造实践技能以外，建筑师掌握了两种新的实践技能：画和写，这两者和建造同样重要[6].为了巩固自身脑力艺术创造代言人的身份，建筑师开始不断地用图和文字将建筑理论化。这类著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建筑师的知识和身份，但是不仅限于建筑师自身这个圈子。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个将建筑师作为艺术和脑力劳动的职业进行彻底探讨的是阿尔伯蒂（LeonBattistaAlberti）的《建筑十书》（TenBooksonArchitecture），出版于1450年左右。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资助者看的，而不是建筑师们。不到15年后，费拉莱特（AntoniodePieroAverlinoFilarete）写了《论建筑》（TreatiseonArchitecture）。如佛蒂所言，费拉莱特之前的很多文艺复兴论述都非常强调图的重要性，认为绘图是每个有志于成为建筑师的人必须掌握的首要技能。16世纪最为畅销的建筑类书籍塞里欧（SebastianoSerlio）的《论建筑》（Tuttel’opered‘architetturaeprospectiva）中，这一观念表现得非常明确（Forty，2000，p.30）。

由于有些建筑物没机会被建成，有时建筑物也不是讨论建筑创意的最好手段，在“建”的同时，建筑师，尤其是著名建筑师也倾向于“说”、“写”和“画”建筑。阿尔伯蒂和帕拉第奥是这一传统的代表者。柯布西耶和最近的库哈斯是新时代的例子。如果，如塔夫里所主张，现代性的开端是15世纪而不是20世纪（Tafuri，1980，p.16），那么对大众媒介的控制则是现代建筑师一个本质特点，无论是阿尔伯蒂还是库哈斯。设计越来越多的意味着一种独特和自主的活动。佛蒂写道，设计从建筑学内一个分支转向一种独立自治的行为这一过程得到了哲学家思辨的充分支持。例如，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使文艺复兴的建筑师将物体（object）和物体的设计（design）区分开来，康德哲学鼓励人们将设计理解为一种自治的纯粹特性（Forty，2000，p.138）。因为建筑师们“画”建筑而不是真正的去建造，建筑师的工作始终和真正的建造是分离的。在20世纪，如同大多数职业教育一样，建筑师培训从事务所转向学院，这两者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建筑师的教育培训不再是通过实际建筑物的设计和监督来完成，而是转向基于空间和形式的设计训练，佛蒂认为这是三个最为重要的现代建筑语汇之一（Forty，2000，p.136）。建筑师学徒们一般在事务所当中像小字辈一样工作，以此获得经验；而学建筑的学生们是设计的单独创造者，充满希望和雄心的进行工作。建筑师培训的学院化这一转折使过去潜在的设计和建造之间的分界更加明显，这种分界使建筑师的工作中“文字和图像的生产”变得格外重要。建筑师身份是艺术化的、智力型的和学术化的。作为这种身份的体现，建筑绘图的角色比以前显得更重要。

思想，非物质（Ideanomatter）

设计（disegno）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这些观念强调了艺术的状态，因此也就和建筑师、建筑设计和建筑学的状态相关。第一个观念是思想高于物质，第二个是艺术的自治，第三个是艺术品的审视[7].

思想高于物质，从而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这一观念发展的重要人物。他声称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是建立在永恒、非物质和理想的“形式”（form）上的。福罗瑟提到：柏拉图质疑艺术和科学技术，认为它们将思想转化到物质世界的时候，扭曲和背叛了理论上明晰的形式（form）（Flusser，1999，pp.17-18）。对于柏拉图来说，艺术家和科学家是思想的背叛者和骗子，因为他们狡猾地引诱人们去接受那些扭曲的思想（Flusser，1999，pp.17-18）。为了维护艺术的地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接受了思想高于物质的观念，但是颠覆了柏拉图“艺术家对于思想的表现总是要比他要表现的思想低级”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艺术化的思想是可以在脑中明晰，也可能用视觉的方式直接表达出来，而且艺术具有可能其他方法不具备的讲述思想的能力（Forty，2000，p.31）。阿尔伯蒂提道：“从头脑中直接产生形式，而不借助于物质是非常可能的”（Alberti，1988，p.7）。但是，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创造性被认为是有限度的。柏拉图相信神圣的力量给那些无形的物质赋予了形式，从而创造了世界，而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具有创造力就是具有神性，文艺复兴艺术家很少被形容为具有创造力，直到18世纪，这个词才经常被用来形容艺术家，也同时被用来形容上帝（Kristeller，1990，p.250）。

虽然思想高于物质这个观念被普遍接受，很少受到质疑，但柏拉图的另一个命题却被遗忘了，即使没有被遗忘也变得孱弱：思想等同于非物质的几何“形”。在建筑话语中，“形”有两个主要的含义。佛蒂提到一方面它指形状，另一方面它有思想或者本质的含义，这两层含义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模糊性。一层含义表述了物体展现至我们知觉的特性，另一个是它展现至我们思维的特性（Forty，2000，p.149）。作为形状的“形”使我们关注建筑物的表皮而不是体量，似乎更加接近于非物质。但是作为思想的“形”比作为形状的“形”高一层次，也更加多的被用在建筑论述中。为了解决这个两难，这两个层次的“形”有时会融合（或者混淆）在一起，形式纯粹有时和思维纯粹相联系。举个例子，柯布西耶在20世纪早期在纯粹主义艺术和建筑上的实验就是一个代表，另外，还有他新柏拉图式的论述：建筑设计是光的形式的游戏和表演（LeCorbusier，1927，p.202）。

自治的产生（Producingautonomy）

在《先锋理论》（TheoryoftheAvant-Garde）中，彼得？伯格（PeterB焤ger）描述了艺术从宗教的神圣，贵族的威严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庸转变（B焤ger，1985，p.48）。在宗教神圣的艺术中，比如说中世纪盛期的艺术，艺术产生是集体工艺的结晶，理解和接受也是集体的和神圣的。艺术品是宗教狂热崇拜的对象。在贵族威严的艺术当中，比如说路易十五的宫廷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个人行为，而理解接受是集体的和社会的，艺术品是一种再现性的。在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当中，艺术品是由某个人创造，而被另一个无关的人理解和欣赏，因为艺术的目的是描述小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B焤ger，1985，p.48）。根据伯格所言，小资产阶级社会开始于18世纪并且延续至今。

这三种艺术时期之间的过渡既不是平缓的也不是突然的。例如，宗教神圣艺术和贵族庄严艺术在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是共存的，艺术品创造是个人行为，而接受是集体的，但是艺术品是宗教狂热崇拜的对象，同时也是一个具象性的再现（B焤ger，1985，p.41）。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艺术自治的第一个阶段，直至18世纪艺术自治的观念已经达到了成熟。艺术自治于小资产阶级社会，这里“自治”限定了艺术作为一个社会分支系统的地位：社会的需求促使了艺术的相对独立（B焤ger，1985，p.24）。

在削减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上，20世纪初期先锋艺术无意间助长了那些被归结为艺术行为的对象和实践的数量、类型、区域和价值的增长。像其他的产业一样，艺术开始越来越取决于市场。和娱乐业和广告业互惠，艺术很少对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威慑，而经常是娱乐性的消遣罢了。无论怎样（Benjamin，1969，p.221），艺术和艺术家的光环仍然维持了大众对艺术的关注，确保了艺术的状态和市场价格。艺术品应当由一个个体创作，并且被另一个个体审视和思考，这种假设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被美术馆视为圭臬。但是艺术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治仅仅在某些方面，高尚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双重条件在艺术和建筑当中是一样明显的。

思考思想（Contemplatingideas）

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建筑设计和手工劳作混为一谈，艺术家和建筑师从那以后试图将他们的工作定义为脑力劳动。相比起画家和雕塑家，建筑师的实践或许涉及比较少的手工劳作成分。但是相比起建筑，艺术品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脑力劳动的产物，因为它解答了这样一个矛盾，为了和思想世界相联系，物体必须被当做非物质的。艺术品或许和建筑一样都是物质的，但是他们经常会被理解成为非物质的，一种思想和一种脑力劳动的成果。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创作方式和体验方式。

脑力劳动和个体创造相关。在当代艺术中，艺术家的创意和思想经常会被定义为艺术，而艺术品的制作可能在其他地方由其他人进行。艺术创作可能需要大量的合作，但是建筑设计和建造中的合作本质是更加明显和可见的。在艺术创作中，从思想到物质的过渡可以是直接的，智力的，个人的，即使是幻想，但是在建筑设计和建造当中存在着更多的中介，这些中介延展和模糊了思想和物质、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联系。建筑物的建造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涉及了一组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施工单位，质量监督，客户和其他负责和各种机构协商的部门。但是，如果这个建筑有相当好的质量，往往它会被当做是某个建筑师的作品，通常是建筑事务所的主要主持人，即使大量的建筑师参与了这项工程。这种单一作者的错觉对建筑师很重要，因为长久以来艺术都被认为是个体创造的产物。

虽然艺术品和建筑都是物质的，但是它们的体验方式却不同。美术馆里的艺术品往往是在一种沉思的状态下被体验，这种状态激发了观者和被观的艺术品之间的移情。本杰明（WalterBenjamin）认为注意力集中是沉思的一种品质：“艺术要求观者的注意力集中……一个被艺术品所吸引的人的状态jamin，1969，p.239）。这种对于作品的凝视根本上是一种一对一的视觉意识，一个观者对一个作品。声音、味道和触摸尽可能被排除在外。艺术品往往是被维护和保存起来，从而与世隔绝。艺术品是被观看的而不是被使用。与此相反，建筑物是每天被使用的，这给建筑带来了一种物质性。建筑物被触摸、标记和磨损，艺术品则不是。美术馆确保艺术品以视觉的方式被体验，而不是被触摸，因为触摸可能会降低它作为思想的地位，将其联系到物质世界。日常我们对建筑物的触摸式体验和思想优于物质这一观念是矛盾的，并且限制了建筑的艺术地位。虽然，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像体验艺术品一样体验建筑，例如面对一个著名纪念碑的时候，但是凝视和沉思仍然不是最常见和最积极的体验建筑的方式，因为它忽视了使用者随意性的创造。但是，为了确定建筑师的艺术家身份和建筑的艺术身份，建筑的体验经常会被等同于美术馆里艺术品的体验。

建筑师很少有机会去参观他们敬仰的建筑。在他们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些建筑之前，他们几乎总是先体验这些建筑的某种再现：图纸或者是照片。一旦有机会亲自造访了这些重要建筑，建筑师可能感到欣喜，或者失望，但是沉思凝视的概念还是继续在建筑师体验中起作用。基于艺术史，建筑历史经常将建筑物作为一种沉思凝视的对象来讨论，并且沉思凝视则被认为是一种常见的体验建筑的方式（Venturi，1966；Jencks，1977；RoweandKoetter，1979；Curtis，1982）。图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鼓励读者去从创造的角度去看，将图的体验和建筑的体验等同起来。建筑讨论的对象往往是图纸或者是照片，因为他们不是建筑，更加容易满足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将其作为艺术而进行审视的欲望和期待。建筑绘图之所以能够将建筑设计和建筑学等同于脑力劳动、个体创造和艺术观赏是因为建筑绘图的几个特点：有限的物质性，和思想世界相联系的抽象再现符号，和美术馆博物馆式的展览方式。

抽象的建筑师（Architectsofabstraction）

伯格声称艺术神话般的自治最终根本上适应了资本主义，因为它非生产性的知识思索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是被排斥的。这种知识思索后来被应用在艺术之外的领域，并且用来获取利润。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一书中提到：建筑师的实践仅仅是空间抽象化的一个部分，这种抽象化被分解成独立和狭隘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专业人士（Lefebvre，1991，p.89）。列斐伏尔认为建筑师操作的空间是以建造为主导模式的，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空间（Lefebvre，1991，p.360）。佛蒂评论道，列斐伏尔的资本主义的空间主导是资本主义最具革新性的创举之一，这种主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将功能类别强加给空间，同时将抽象图示强加给头脑的空间感知（Forty，1998，p.9）。

列斐伏尔总结：使用者是这种空间抽象的首要受害者，因为在建筑设计和建造中他们只是被抽象地识别。伊姆利（RobImrie）声称建筑师经常将使用者在头脑里抽象化，忽略他们活生生的多样性，因为他们把身体想像成了机器，因而也就是被动的。他提到这种观念不仅仅针对建筑师，同样也在西方科学和医药学中。例如，这些身体的概念根植于后伽利略的观念，将物质身体当做机器，受机械论法则的主导。身体在这种视野下仅仅被视为固定的，可测量的部分。中性的，没有个性色彩的，无性别、种族和身体上的区别。身体是附属于头脑的剩余部分。身体不是自我、思想和理智，而这些都是存在的特征（Imrie，2001，p.3）。

建筑师有很多方法去抽象地思考空间和使用者，首要的就是绘图。列斐伏尔写道：在现代社会的空间实践中，建筑师安居在自己的空间中。他运用空间的再现，这些再现将图像元素局限于纸上：平面，立面，立面透视图，模块等等。图纸的使用者认为这种想像的空间是真实的，而不管事实上这个空间是几何的。或许正因为它是几何的，使用者就更认为它是正确的。这种空间既是物体的媒介，而自身也是一个物体，同时又是设计方案物化的核心。其起源是文艺复兴期间的线性透视：固定的观察者，不变的感知域和稳定的视觉世界（Lefebvre，1991，p.361）。

从伊万斯的观点来看，建筑绘图在建筑实践中的霸权从来没有被真正挑战过，有时甚至没有被意识到（Evans，1997，p.156）。建筑绘图提供了有限的理解，其首要的目的是描述物体，同时图也只揭示物理世界的某些方面。图倾向于将建筑师设计的物体和空间限制在某些类型中。

列斐伏尔用两种方法描述使用者，消极的抽象和占用者，这个占用者威胁着功能主义的主导和空间实践的分解。在身体和物质世界的充满辩证的交织中，使用者是空间的产品、生产者和占用者。他们在和城市的相互作用中运动，并且将他们身体的运动反映给了城市。列斐伏尔写道，使用者的空间是活生生的，而不是被象征（抽象想像）的。和那些专家们（建筑师，城市设计师，规划师）所想的抽象空间相比，日常生活的空间是具体的，也可以说是主观的（Lefebvre，1991，p.362）。他声称建筑师的空间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活生生的。建筑师在活生生的空间中没有权威，在使用的形成（或者说挪用）过程中也没有起到作用。

重绘“图”（Redrawingdrawing）

建筑学、建筑设计和建筑绘图在很多方面受到谴责。绘图，和设计同义，在确定建筑师的艺术家地位和确定建筑学的艺术地位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建造、建筑的体验和建筑物的物质性却妨碍了这个过程。尽管如此，绘图限制了建筑的思索，适应了抽象属性的思索，却无法建立和使用者之间令人信服的对话。我接下来想要说的主要是这个命题所忽略的方面。

建筑绘图的讨论取决于两个相关而又相互矛盾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它标志着建筑设计是和建筑物低下的物质性相区别的智力和艺术化的创造。另一种观念认为它又是建筑物真实的再现，体现了建筑师对于建造的控制。建筑师“建造”图、模型和文字。他们不建建筑。建筑绘图是一种投射，不可见的线连接了图纸上的元素和建筑物上的元素。建筑师试图否认建筑和再现之间的差距，因为这种差距削减了他们的权威性。尽管如此，从图纸到建筑的跨越并不是直接的。所有的再现包含了一些信息，但也失去了很多。文字、图纸、模型和照片都是片面的，提供了矛盾和晦涩的信息。

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绘图和建筑物一样真实，首先因为建筑师制图而不是建建筑，其次建筑师对图纸有更好的控制，第三绘图先于建造。图纸更接近于建筑师的创作过程。但当这些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时候，就可能出现问题。

过渡物是心理分析常用的词汇。对于儿童来讲，过渡物可能会是一个玩具熊。其作用是正面的，防止儿童和母亲分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过渡物在不再被需要的时候会被丢弃。如果一个儿童无法顺利过渡，根据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Wright）的观点，持久的错觉会使过渡物成了永久的安全依靠或者是迷信偶像。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过渡物掩饰了真正的需要；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过渡物成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必需品（Wright，1984，p.93）。就像舍不得丢弃玩具熊的儿童一样，建筑师也选择了对建筑师空间和使用者空间之间的区别视而不见，对建筑和建筑再现的区别视而不见。同时，建筑师也没有认识到它们是怎样相似的。因此，建筑师无法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识。

和列斐伏尔相矛盾，如果充分认识并且有意地去运用上面所说的区别和相似，建筑绘图是有正面作用的。在没有机会被实现，或者是在实现之前，所有的实践都需要一种清晰的语言去发展复杂的概念和命题。图就是一种进行思想探索、理论建设和思考物质的方式，一个梦想和探索的空间。图提供了独立于建筑物所带来的局限和毋需向建筑物妥协的创造性机遇。对建筑绘图的探索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探索由五部分组成。首先考虑建筑物和绘图的异同；第二，看看别的图，研究其他的领域，看看他们是怎样清晰地描述某些特性，尤其是可能和建筑相关的特性；第三，探索新的绘图法，以此来挖掘传统建筑绘图无法表现的建筑特质；第四，如果有些特质无法被画出来，则寻求其他方法描述和讨论；第五，专注于图当中的建筑特质。

传统上，建筑绘图是某个建筑的再现，同时也可能是建筑物的类同。它们之间有一些共性，但是不完全相同。在设计什么和怎么设计，设计意图和工作媒介，思维、行动和物体之间存在着对话。这些绘图媒介不仅仅是表现的手段，而且是设计的手段，表达设计了什么，反之亦然。如果一个建筑物是由人造光组成的，它可以首先用人造光来建模，并且画在感光材料上，这样建筑的材料同时也就是绘图的材料。同样，线图可以产生线性建筑，而不是体量建筑。

将绘图比作一种建筑物的类同，而不是再现，可以使绘图体验和建筑体验更为接近，从而也将使用者的创造性挪用和占用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建筑师对于空间的理解，和使用者对于空间的理解一样，可以将主观和客观、具体和概念融合在一起。列斐伏尔认为设计不能和使用结合在一起，相反，对于建筑师来说，理解使用者是非常重要的设计策略。无论所居住的空间特点是什么，使用者可以是被动的，具有反作用的，或者是创造性的。空间和使用经常是相互渗透的。

建筑绘图的两种选择是画建筑，或者是建筑画，当两者重叠或者是相互激励时候，一种极大的愉悦和创造性的张力会极大刺激建筑设计。在实践中重新估价建筑绘图的关键作用，建筑师可以认识到画建筑和建筑画两者之间是相互兼容的，并且可以按顺序或者同时产生。

描绘非物质（Drawingtheimmaterial）

我们佯装美术馆的墙，绘画的纸，和纸面上的线是不存在的。我们佯装它们是非物质的。威格利（Wigley）写道：图纸占据了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临界空间。这使得它像一座桥，连接了传统介于物质和思维之间的鸿沟。绘图被认为是通向绘图者思想的惟一途径。事实上，它们被直接当做是思想。看上去媒介的物质性并没有被支撑其的准物质性所揭示，而是被其转化了。某种对图纸的观看，或者某种对其的视而不见都是非物质思想的状态通过可见的痕迹而显现出来（Wigley，1999，p.11）。

很多建筑发展的创新都不是诞生于关于建筑物的思考，而是诞生于将图纸的某些特征到建筑物的转译。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和思维相联系，而不是物质，从而比建筑物缺少物质性。这一特点激励建筑师用同样非物质的方法去建造建筑，去试图使建筑非物质化[8].

空间的迷人之处，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本质性特征，是哲学传统的再次重申，强调非物质高于物质。如同很多词一样，建筑话语当中很多被频繁使用的词有很多复杂的，有时又是相互矛盾的含义。例如，佛蒂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在建筑师和评论家的言论当中，“空间”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空间作为围合，空间作为连续体和空间作为身体的延伸（Forty，2000，pp.265-266）。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者认为空间可以根据建筑师的意愿延展，却很少被认为是由体验创造和改造的实体，例如莫霍利-纳吉（L噑zl*Moholy-Nagy‘）在1929年出版的《新视野》（TheNewVision）在定义空间的产生的时候，非物质成为空间实践的焦点，建筑师认为其劳动是脑力的，而不是体力的。

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里提到，建筑师，如果打算学习体力劳动的技巧，而没有学识的话，他永远无法得到和他所受的苦相称的权威。那些依靠理论和学识的人则明显的在追寻阴影，而不是实质（Vitruvius1960，p.5）。维特鲁威是正确的，的确有些建筑师追寻阴影，但不被理论所限制。追寻阴影，追寻非物质的建筑，是一个重要的创造性的建筑学传统。建筑理论使这种传统生机勃勃。“思想高于物质”这种观念很有影响力，但仅仅是个偏见。我们面临的一种选择是拒绝这种观念，并且把其对于建筑学的影响当做纯粹的负面效应。这种观念排斥了建筑实实在在的物质性，鼓励建筑师去追逐艺术高度，这种高度永远也不会被完全的达到，或许也不需要去达到，或许需要质疑。但是将建筑非物质化的欲望不应该被轻易地否定，这种欲望或许含有多样的动机，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例如，当建筑被看作短暂的、现世的，或者仅仅是物质的，它可能会变得更加具有感官美感和对变化更加敏感。

结论：非物质的物质（Conclusion：theimmaterialmaterial）

西方的话语建立在两元对立的基础上，一个高级，另一个低级，相互之间是界限明晰相互分离的，互相不包含的（Derrida，1976，p.157），例如非物质的哲学和物质的建筑。但是这样的概念其实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这一特点削弱了两元论的思考。建筑被建造成哲学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空间隐喻（比如内部和外部）还是作为哲学话语的附注：一个建在坚实基础上的稳固大厦。但是为了维护哲学的状态，哲学必须将它对建筑学的依靠隐藏起来。威格利写道，哲学试图凌驾于建筑学之上，因为它曾经受益于建筑学。哲学仅仅能维护建筑的“象”，哲学掩盖其来自于建筑的启发，而组织和表达自身（Wigley，1993，p.14）。

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两个词是非常模糊的，相互掩盖和重叠的，就像某些其他词一样，有形和无形，真实和虚拟。可能存在着很多的方式去理解非物质建筑，例如，技术上对轻和薄的追求，崇高的再现，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重新开始的机会（tabularasa），一种建筑的道德纬度和可信性的丧失，或者是对于行为而非形式的关注。我对于非物质建筑的理解不仅仅是建立在物质体量的缺失，而是建筑的非物质感知，或者是通过物质材料的缺失实现，或者是将物质材料认知为非物质。这种非物质不仅仅是物质的丧失，而是感知中的物质性的缺失。建筑是否是非物质的，取决于使用者的感知。

有一个在建筑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家是建筑的起源和原型”，这显示了建筑最为重要的特性。一个家所具有的特点：稳定性和一致性，是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需要的特征。家估计是最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反映居住者身份和自我的容器和镜子。但是，家的概念同样也是对排除的，未知的，未确定的和不同一事物的回应。家必须稳定，因为社会规范和个人认同感正在转变。对于受到威胁的社会和个人来说，家是一个隐喻。家的安全性同时也是某种紧张，内在的和外在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一种恐惧的征兆。

卡尔·马克思宣称所有坚固之物都将消散于空中，这一宣称浓缩了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这种力量使那些原以为稳定的东西被动摇了，例如家，因此也就增强了对家所能提供的稳定性的需求，虽然这种稳定性只是个幻觉（Marx，1978，p.475）。希布利（Sibley）认为，当家的稳定性提供一种满足的同时，它也可能产生焦虑和不安，因为家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空间的纯粹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大多数情况，后果是更加渴望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不是意识到它的局限。希布利写道：总的来说，在渴望树立和维护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时候，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强烈的边界意识可以理解成一种控制欲和排外欲，因为陌生是一种不愉快情绪的源泉，而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Sibley，2001，p.108）。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希布利补充道，各种争取安全和熟悉的努力，或者是海姆利克操作法[9]（heimlich）都不能减轻不安，而且有可能变得更糟（Sibley，2001，p.115；Freud，1919）。

尽管如此，希布利不排斥所有试图建造稳定秩序的尝试。相反，他坚持一种辩证的观点，限定的边界和空间的互相渗透两者都有优点。例如，关于儿童对于家的体验，他写道，在集体治疗中，儿童和成人都需要某种明确的界限来发展一种自我安全感，这是那些持反对环境分级观点的人没有考虑到的。如果家庭成员每天都坐在相互的膝盖上，生活在一个没有界限，也缺乏分类的家里面的时候，就像米纽庆（Minuchin）所说的那样，他们可能会陷入某种危险，特别是孩子，不能发展成一种独立自主感（Sibley，2001，p.116；Minuchin，1974）。哲学的传统鼓励脑力劳动，和这种传统相联系，非物质受到重视和赞誉。但是另外一种非物质的理解，特别是和建筑相关的，却远远没有那么受青睐。无论是内在的具有欺骗性的混乱，还是外部隐藏的危险，非物质和其他东西联合在一起对家的稳固形成了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是真实的，也同时是想像的。对于稳定不变的建筑学的渴望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渴望产生了进一步的焦虑不安和进一步的渴望。用一种流动性的非物质去取代静态实体的建筑并不是出路。为了适应个人和社会观念的发展，建筑必须将物质和非物质，静态和流动，坚固和渗透交织在一起。建筑是非物质的，渗透的，在需要的时候也是稳固的。这种建筑观并不改变已确立的习惯，但是却赋予其更多的可变性。

注释：

[1]本文所阐述的观点在乔纳森·希尔所著《非物质建筑》（ImmaterialArchitecture）中被进一步拓展，该书将于2006年由劳特利奇（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2]该摘要由译者完成

[3]该关键词由译者补充

[4]Architect这个词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开始被用于描述建筑师这个行业。

[5]有译本将其翻译成《艺术家列传》，《名艺术家传》。[译者注]

[6]三维构件的制作，例如建筑模型和建筑细部构件是介入画和建造之间的。

[7]这里的艺术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艺术。

物质性范文篇3

关键词：建筑绘图；建筑师；建筑设计；非物质

设计建筑师（Designingthearchitect）

建筑师，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和建筑物的构想者，作为监督建设情况的客户代表，被赋予多样化的身份。有时其社会地位高，但更多的时候地位比较低。中世纪期间，绘画、雕塑和建筑是受到手工劳作局限的三种视觉艺术，同时受制于工匠行会。在这些行会中，画家和负责制造颜料的药剂师、雕塑家和金匠、建筑师和石匠、木匠相互联系（Kristeller，1990，p.176）。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由于掌握和控制了绘图（而非建造），建筑师获得了社会地位较高的新身份。15世纪之前，图被理解成仅仅是一个两维的平面，其中的图形仅仅是表示三维物体的记号。虽然在中世纪晚期图纸逐渐被频繁运用，但有证据表明其仍然是建筑物构筑活动中的次要部分。很多训练用的图是被画在一些易于擦写的媒介上，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图纸才被永久保留（Robbins，1997，pp.16-1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对于图纸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重要变革。绘图被当做是三维世界真实可信的描述，同时图纸被认为是通向三维世界的窗口。由于纸张造价低廉，图纸成为建筑设计实践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视觉媒介和新再现方式。通过这种再现方式，图纸上的线条和实际物体之间建立了有比例和有尺寸的直接联系。免费毕业论文网

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绘图产生并且成为建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建筑师成为精通视觉艺术、独立于建造行业的独特身份；建筑设计和体力劳动脱离而成为一种脑力劳动。我们现在所说的建筑师也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4].建筑师和建筑绘图是同时降生、相互依赖的双生子。建筑不是源于无名工匠们知识的积累，而是以图纸为媒介的、建筑师的个体艺术创造。建筑师和建筑绘图的产生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虽然建筑师试图否认绘图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建筑绘图仍是设计实践的基础。

建筑师、建筑绘图和建筑设计这三者的历史发展和状态是相互交织的。设计（design）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语“disegno”，原意画图。从文艺复兴意大利盛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理论来看，disegno暗示了在观念（idea）和事物（thing）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如福罗瑟（Vil巑Flusser）所言，“disegno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signum，意为符号（sign），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根源”（Flusser，1999，p.17）。16世纪的画家和建筑师瓦萨利（GiorgioVasari）在这个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提到：“设计可以被总结成思维概念和头脑中想像的视觉表达和阐释”（Vasari，1960，p.205）。因此，思想不是永恒不变和先验的，它可以由创造性思维的成果来引发（Panofsky，1968，p.62）。帕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指出，观念（idea）这个词不仅仅指艺术想像的内容，也指艺术想像的能力。这在16世纪中期已经成为共识。因此概念（idea）接近于想像（immaginazione）（Panofsky，1968，p.62）。

在15世纪的托斯卡纳（Tuscany），每个艺术家都可以设计建筑的这种推论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建筑设计中最关键的是作品的概念，而不是建造（Wilkinson，1977，p.134）。瓦萨利提倡雕塑和建筑都属于设计艺术，画家和雕塑家也可以被任命为建筑师。凯瑟琳·维尔金森（CatherineWilkinson）提到：由于瓦萨利将设计提升成为一种艺术创造的理论，设计成为了艺术实践自由独立状态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将无法区分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手工工艺（例如银器加工和家具制造），也无法区分艺术家和工匠（Wilkinson，1977，p.134）。瓦萨利于1550年发表了有巨大影响的著作《杰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一生》（以下简称《一生》）[5].通过对于一些真实事件和关于他自己想法的描述，瓦萨利将艺术家描写成英雄式的人物，并且为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狂热崇拜艺术天才的情绪作了铺垫。作为第一部重要的艺术史，这本著作标志着艺术史这个学科的产生。1563年，瓦萨利创立了第一个培养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艺术学院：佛洛伦萨的设计艺术学院。这种影响了后来意大利和一些其他地方的学院模式使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从手工业行会中脱离出来，并且用各种科目的教学模式（例如几何学）替代了作坊式的教学模式。同时，瓦萨利建立了第一个珍贵艺术品和图纸的收藏，其中，建筑图纸和艺术品原作同样受到重视。

瓦萨利推进了“艺术家建筑师通过绘图而得到训练”这一观念。但是在他的《一生》所提到的一百多位艺术家当中，只有七名是建筑师，更多被归类为雕塑家或者画家，而不是纯粹的建筑师。相比起画家和雕塑家，这种分类法暗示了建筑师身份的模糊。威格利（MarkWigley）在讨论瓦萨利收藏的建筑图纸的时候指出了建筑图纸的模糊地位。他提到：瓦萨利……在他的每幅画上都画了一个框。通过将画面的边界遮盖起来，图像从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而被提升为独特的艺术品。但收藏中的建筑绘图都没有边框（有一个例外，帕拉第奥的设计图被装上了非常不显眼的边框）。这样做可能是为了避免框和框内建筑的构筑之间可能产生的误解和矛盾，其结果是图纸的边界是完全暴露了。建筑绘图从来没有从物质世界中完全解放出来（Wigley，1999，p.21）。

从某种意义来讲，建筑绘图的模糊状态是因为它和艺术品的功能不同。罗宾·伊万斯（RobinEvans）写道：“建筑绘图是一种投射，有规律的假想直线穿过图面和图面所表现的相应物体联系起来”（Evans，1989，p.19）。无论是透视图，还是详图中的文字说明，都指向图纸外的事物，其描绘建筑的首要目的高于其作为图画本身的价值。同时，一张建筑图纸通常需要和其他图纸相互参考着看，与此不同，艺术品是可以被独立审视的，不一定非要指向外部物体。因此绘画进一步的从物质世界里脱离出来，而更接近观念。

虽然，目前建筑绘图的地位似乎没有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那么高，设计（disegno）仍然使这三种视觉艺术成为和思想观念相关的自由艺术。著名的建筑师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建筑而成名，而不是他们的图，但是图是了解一个建筑师的钥匙。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成为商业协会扩张状态的一种贴切表达，资助者和建筑师通过相互支持而获得名望。图的展示便成了各种和建筑相关的聚会当中的新成规，它使得建筑师可以以一个有教养的、平等的身份和资助者进行对话。

埃德里安·佛蒂（AdrianForty）写道：“设计的普及和它所带来的两极化是密切相关的：”设计‘促成了建造（building）和建筑（architecture）之间的对立，一边是建造和它包含的所有内容，另一边是非物质性的建筑。换句话来说，设计所关心的是建造之外“（Forty，2000，p.137）。15和16世纪新的劳动力分配当中，设计开始远离建造和工地，建筑师的工作是脑力劳动相关的，而不是体力劳动相关。在建造之前，对图的重视提升了设计阶段的价值，也加深了设计的深度。图为建筑探索提供了新空间，一个无须依赖于建造的新空间。除了传统的建造实践技能以外，建筑师掌握了两种新的实践技能：画和写，这两者和建造同样重要[6].为了巩固自身脑力艺术创造代言人的身份，建筑师开始不断地用图和文字将建筑理论化。这类著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建筑师的知识和身份，但是不仅限于建筑师自身这个圈子。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个将建筑师作为艺术和脑力劳动的职业进行彻底探讨的是阿尔伯蒂（LeonBattistaAlberti）的《建筑十书》（TenBooksonArchitecture），出版于1450年左右。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资助者看的，而不是建筑师们。不到15年后，费拉莱特（AntoniodePieroAverlinoFilarete）写了《论建筑》（TreatiseonArchitecture）。如佛蒂所言，费拉莱特之前的很多文艺复兴论述都非常强调图的重要性，认为绘图是每个有志于成为建筑师的人必须掌握的首要技能。16世纪最为畅销的建筑类书籍塞里欧（SebastianoSerlio）的《论建筑》（Tuttel’opered‘architetturaeprospectiva）中，这一观念表现得非常明确（Forty，2000，p.30）。

由于有些建筑物没机会被建成，有时建筑物也不是讨论建筑创意的最好手段，在“建”的同时，建筑师，尤其是著名建筑师也倾向于“说”、“写”和“画”建筑。阿尔伯蒂和帕拉第奥是这一传统的代表者。柯布西耶和最近的库哈斯是新时代的例子。如果，如塔夫里所主张，现代性的开端是15世纪而不是20世纪（Tafuri，1980，p.16），那么对大众媒介的控制则是现代建筑师一个本质特点，无论是阿尔伯蒂还是库哈斯。设计越来越多的意味着一种独特和自主的活动。佛蒂写道，设计从建筑学内一个分支转向一种独立自治的行为这一过程得到了哲学家思辨的充分支持。例如，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使文艺复兴的建筑师将物体（object）和物体的设计（design）区分开来，康德哲学鼓励人们将设计理解为一种自治的纯粹特性（Forty，2000，p.138）。因为建筑师们“画”建筑而不是真正的去建造，建筑师的工作始终和真正的建造是分离的。在20世纪，如同大多数职业教育一样，建筑师培训从事务所转向学院，这两者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建筑师的教育培训不再是通过实际建筑物的设计和监督来完成，而是转向基于空间和形式的设计训练，佛蒂认为这是三个最为重要的现代建筑语汇之一（Forty，2000，p.136）。建筑师学徒们一般在事务所当中像小字辈一样工作，以此获得经验；而学建筑的学生们是设计的单独创造者，充满希望和雄心的进行工作。建筑师培训的学院化这一转折使过去潜在的设计和建造之间的分界更加明显，这种分界使建筑师的工作中“文字和图像的生产”变得格外重要。建筑师身份是艺术化的、智力型的和学术化的。作为这种身份的体现，建筑绘图的角色比以前显得更重要。

思想，非物质（Ideanomatter）

设计（disegno）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这些观念强调了艺术的状态，因此也就和建筑师、建筑设计和建筑学的状态相关。第一个观念是思想高于物质，第二个是艺术的自治，第三个是艺术品的审视[7].

思想高于物质，从而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这一观念发展的重要人物。他声称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是建立在永恒、非物质和理想的“形式”（form）上的。福罗瑟提到：柏拉图质疑艺术和科学技术，认为它们将思想转化到物质世界的时候，扭曲和背叛了理论上明晰的形式（form）（Flusser，1999，pp.17-18）。对于柏拉图来说，艺术家和科学家是思想的背叛者和骗子，因为他们狡猾地引诱人们去接受那些扭曲的思想（Flusser，1999，pp.17-18）。为了维护艺术的地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接受了思想高于物质的观念，但是颠覆了柏拉图“艺术家对于思想的表现总是要比他要表现的思想低级”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艺术化的思想是可以在脑中明晰，也可能用视觉的方式直接表达出来，而且艺术具有可能其他方法不具备的讲述思想的能力（Forty，2000，p.31）。阿尔伯蒂提道：“从头脑中直接产生形式，而不借助于物质是非常可能的”（Alberti，1988，p.7）。但是，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创造性被认为是有限度的。柏拉图相信神圣的力量给那些无形的物质赋予了形式，从而创造了世界，而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具有创造力就是具有神性，文艺复兴艺术家很少被形容为具有创造力，直到18世纪，这个词才经常被用来形容艺术家，也同时被用来形容上帝（Kristeller，1990，p.250）。

虽然思想高于物质这个观念被普遍接受，很少受到质疑，但柏拉图的另一个命题却被遗忘了，即使没有被遗忘也变得孱弱：思想等同于非物质的几何“形”。在建筑话语中，“形”有两个主要的含义。佛蒂提到一方面它指形状，另一方面它有思想或者本质的含义，这两层含义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模糊性。一层含义表述了物体展现至我们知觉的特性，另一个是它展现至我们思维的特性（Forty，2000，p.149）。作为形状的“形”使我们关注建筑物的表皮而不是体量，似乎更加接近于非物质。但是作为思想的“形”比作为形状的“形”高一层次，也更加多的被用在建筑论述中。为了解决这个两难，这两个层次的“形”有时会融合（或者混淆）在一起，形式纯粹有时和思维纯粹相联系。举个例子，柯布西耶在20世纪早期在纯粹主义艺术和建筑上的实验就是一个代表，另外，还有他新柏拉图式的论述：建筑设计是光的形式的游戏和表演（LeCorbusier，1927，p.202）。

自治的产生（Producingautonomy）

在《先锋理论》（TheoryoftheAvant-Garde）中，彼得？伯格（PeterB焤ger）描述了艺术从宗教的神圣，贵族的威严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庸转变（B焤ger，1985，p.48）。在宗教神圣的艺术中，比如说中世纪盛期的艺术，艺术产生是集体工艺的结晶，理解和接受也是集体的和神圣的。艺术品是宗教狂热崇拜的对象。在贵族威严的艺术当中，比如说路易十五的宫廷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个人行为，而理解接受是集体的和社会的，艺术品是一种再现性的。在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当中，艺术品是由某个人创造，而被另一个无关的人理解和欣赏，因为艺术的目的是描述小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B焤ger，1985，p.48）。根据伯格所言，小资产阶级社会开始于18世纪并且延续至今。

这三种艺术时期之间的过渡既不是平缓的也不是突然的。例如，宗教神圣艺术和贵族庄严艺术在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是共存的，艺术品创造是个人行为，而接受是集体的，但是艺术品是宗教狂热崇拜的对象，同时也是一个具象性的再现（B焤ger，1985，p.41）。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艺术自治的第一个阶段，直至18世纪艺术自治的观念已经达到了成熟。艺术自治于小资产阶级社会，这里“自治”限定了艺术作为一个社会分支系统的地位：社会的需求促使了艺术的相对独立（B焤ger，1985，p.24）。

在削减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上，20世纪初期先锋艺术无意间助长了那些被归结为艺术行为的对象和实践的数量、类型、区域和价值的增长。像其他的产业一样，艺术开始越来越取决于市场。和娱乐业和广告业互惠，艺术很少对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威慑，而经常是娱乐性的消遣罢了。无论怎样（Benjamin，1969，p.221），艺术和艺术家的光环仍然维持了大众对艺术的关注，确保了艺术的状态和市场价格。艺术品应当由一个个体创作，并且被另一个个体审视和思考，这种假设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被美术馆视为圭臬。但是艺术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治仅仅在某些方面，高尚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双重条件在艺术和建筑当中是一样明显的。

思考思想（Contemplatingideas）

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建筑设计和手工劳作混为一谈，艺术家和建筑师从那以后试图将他们的工作定义为脑力劳动。相比起画家和雕塑家，建筑师的实践或许涉及比较少的手工劳作成分。但是相比起建筑，艺术品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脑力劳动的产物，因为它解答了这样一个矛盾，为了和思想世界相联系，物体必须被当做非物质的。艺术品或许和建筑一样都是物质的，但是他们经常会被理解成为非物质的，一种思想和一种脑力劳动的成果。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创作方式和体验方式。

脑力劳动和个体创造相关。在当代艺术中，艺术家的创意和思想经常会被定义为艺术，而艺术品的制作可能在其他地方由其他人进行。艺术创作可能需要大量的合作，但是建筑设计和建造中的合作本质是更加明显和可见的。在艺术创作中，从思想到物质的过渡可以是直接的，智力的，个人的，即使是幻想，但是在建筑设计和建造当中存在着更多的中介，这些中介延展和模糊了思想和物质、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联系。建筑物的建造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涉及了一组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施工单位，质量监督，客户和其他负责和各种机构协商的部门。但是，如果这个建筑有相当好的质量，往往它会被当做是某个建筑师的作品，通常是建筑事务所的主要主持人，即使大量的建筑师参与了这项工程。这种单一作者的错觉对建筑师很重要，因为长久以来艺术都被认为是个体创造的产物。

虽然艺术品和建筑都是物质的，但是它们的体验方式却不同。美术馆里的艺术品往往是在一种沉思的状态下被体验，这种状态激发了观者和被观的艺术品之间的移情。本杰明（WalterBenjamin）认为注意力集中是沉思的一种品质：“艺术要求观者的注意力集中……一个被艺术品所吸引的人的状态jamin，1969，p.239）。这种对于作品的凝视根本上是一种一对一的视觉意识，一个观者对一个作品。声音、味道和触摸尽可能被排除在外。艺术品往往是被维护和保存起来，从而与世隔绝。艺术品是被观看的而不是被使用。与此相反，建筑物是每天被使用的，这给建筑带来了一种物质性。建筑物被触摸、标记和磨损，艺术品则不是。美术馆确保艺术品以视觉的方式被体验，而不是被触摸，因为触摸可能会降低它作为思想的地位，将其联系到物质世界。日常我们对建筑物的触摸式体验和思想优于物质这一观念是矛盾的，并且限制了建筑的艺术地位。虽然，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像体验艺术品一样体验建筑，例如面对一个著名纪念碑的时候，但是凝视和沉思仍然不是最常见和最积极的体验建筑的方式，因为它忽视了使用者随意性的创造。但是，为了确定建筑师的艺术家身份和建筑的艺术身份，建筑的体验经常会被等同于美术馆里艺术品的体验。

建筑师很少有机会去参观他们敬仰的建筑。在他们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些建筑之前，他们几乎总是先体验这些建筑的某种再现：图纸或者是照片。一旦有机会亲自造访了这些重要建筑，建筑师可能感到欣喜，或者失望，但是沉思凝视的概念还是继续在建筑师体验中起作用。基于艺术史，建筑历史经常将建筑物作为一种沉思凝视的对象来讨论，并且沉思凝视则被认为是一种常见的体验建筑的方式（Venturi，1966；Jencks，1977；RoweandKoetter，1979；Curtis，1982）。图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鼓励读者去从创造的角度去看，将图的体验和建筑的体验等同起来。建筑讨论的对象往往是图纸或者是照片，因为他们不是建筑，更加容易满足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将其作为艺术而进行审视的欲望和期待。建筑绘图之所以能够将建筑设计和建筑学等同于脑力劳动、个体创造和艺术观赏是因为建筑绘图的几个特点：有限的物质性，和思想世界相联系的抽象再现符号，和美术馆博物馆式的展览方式。

抽象的建筑师（Architectsofabstraction）

伯格声称艺术神话般的自治最终根本上适应了资本主义，因为它非生产性的知识思索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是被排斥的。这种知识思索后来被应用在艺术之外的领域，并且用来获取利润。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一书中提到：建筑师的实践仅仅是空间抽象化的一个部分，这种抽象化被分解成独立和狭隘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专业人士（Lefebvre，1991，p.89）。列斐伏尔认为建筑师操作的空间是以建造为主导模式的，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空间（Lefebvre，1991，p.360）。佛蒂评论道，列斐伏尔的资本主义的空间主导是资本主义最具革新性的创举之一，这种主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将功能类别强加给空间，同时将抽象图示强加给头脑的空间感知（Forty，1998，p.9）。

列斐伏尔总结：使用者是这种空间抽象的首要受害者，因为在建筑设计和建造中他们只是被抽象地识别。伊姆利（RobImrie）声称建筑师经常将使用者在头脑里抽象化，忽略他们活生生的多样性，因为他们把身体想像成了机器，因而也就是被动的。他提到这种观念不仅仅针对建筑师，同样也在西方科学和医药学中。例如，这些身体的概念根植于后伽利略的观念，将物质身体当做机器，受机械论法则的主导。身体在这种视野下仅仅被视为固定的，可测量的部分。中性的，没有个性色彩的，无性别、种族和身体上的区别。身体是附属于头脑的剩余部分。身体不是自我、思想和理智，而这些都是存在的特征（Imrie，2001，p.3）。

建筑师有很多方法去抽象地思考空间和使用者，首要的就是绘图。列斐伏尔写道：在现代社会的空间实践中，建筑师安居在自己的空间中。他运用空间的再现，这些再现将图像元素局限于纸上：平面，立面，立面透视图，模块等等。图纸的使用者认为这种想像的空间是真实的，而不管事实上这个空间是几何的。或许正因为它是几何的，使用者就更认为它是正确的。这种空间既是物体的媒介，而自身也是一个物体，同时又是设计方案物化的核心。其起源是文艺复兴期间的线性透视：固定的观察者，不变的感知域和稳定的视觉世界（Lefebvre，1991，p.361）。

从伊万斯的观点来看，建筑绘图在建筑实践中的霸权从来没有被真正挑战过，有时甚至没有被意识到（Evans，1997，p.156）。建筑绘图提供了有限的理解，其首要的目的是描述物体，同时图也只揭示物理世界的某些方面。图倾向于将建筑师设计的物体和空间限制在某些类型中。

列斐伏尔用两种方法描述使用者，消极的抽象和占用者，这个占用者威胁着功能主义的主导和空间实践的分解。在身体和物质世界的充满辩证的交织中，使用者是空间的产品、生产者和占用者。他们在和城市的相互作用中运动，并且将他们身体的运动反映给了城市。列斐伏尔写道，使用者的空间是活生生的，而不是被象征（抽象想像）的。和那些专家们（建筑师，城市设计师，规划师）所想的抽象空间相比，日常生活的空间是具体的，也可以说是主观的（Lefebvre，1991，p.362）。他声称建筑师的空间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活生生的。建筑师在活生生的空间中没有权威，在使用的形成（或者说挪用）过程中也没有起到作用。

重绘“图”（Redrawingdrawing）

建筑学、建筑设计和建筑绘图在很多方面受到谴责。绘图，和设计同义，在确定建筑师的艺术家地位和确定建筑学的艺术地位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建造、建筑的体验和建筑物的物质性却妨碍了这个过程。尽管如此，绘图限制了建筑的思索，适应了抽象属性的思索，却无法建立和使用者之间令人信服的对话。我接下来想要说的主要是这个命题所忽略的方面。

建筑绘图的讨论取决于两个相关而又相互矛盾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它标志着建筑设计是和建筑物低下的物质性相区别的智力和艺术化的创造。另一种观念认为它又是建筑物真实的再现，体现了建筑师对于建造的控制。建筑师“建造”图、模型和文字。他们不建建筑。建筑绘图是一种投射，不可见的线连接了图纸上的元素和建筑物上的元素。建筑师试图否认建筑和再现之间的差距，因为这种差距削减了他们的权威性。尽管如此，从图纸到建筑的跨越并不是直接的。所有的再现包含了一些信息，但也失去了很多。文字、图纸、模型和照片都是片面的，提供了矛盾和晦涩的信息。

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绘图和建筑物一样真实，首先因为建筑师制图而不是建建筑，其次建筑师对图纸有更好的控制，第三绘图先于建造。图纸更接近于建筑师的创作过程。但当这些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时候，就可能出现问题。

过渡物是心理分析常用的词汇。对于儿童来讲，过渡物可能会是一个玩具熊。其作用是正面的，防止儿童和母亲分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过渡物在不再被需要的时候会被丢弃。如果一个儿童无法顺利过渡，根据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Wright）的观点，持久的错觉会使过渡物成了永久的安全依靠或者是迷信偶像。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过渡物掩饰了真正的需要；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过渡物成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必需品（Wright，1984，p.93）。就像舍不得丢弃玩具熊的儿童一样，建筑师也选择了对建筑师空间和使用者空间之间的区别视而不见，对建筑和建筑再现的区别视而不见。同时，建筑师也没有认识到它们是怎样相似的。因此，建筑师无法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识。

和列斐伏尔相矛盾，如果充分认识并且有意地去运用上面所说的区别和相似，建筑绘图是有正面作用的。在没有机会被实现，或者是在实现之前，所有的实践都需要一种清晰的语言去发展复杂的概念和命题。图就是一种进行思想探索、理论建设和思考物质的方式，一个梦想和探索的空间。图提供了独立于建筑物所带来的局限和毋需向建筑物妥协的创造性机遇。对建筑绘图的探索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探索由五部分组成。首先考虑建筑物和绘图的异同；第二，看看别的图，研究其他的领域，看看他们是怎样清晰地描述某些特性，尤其是可能和建筑相关的特性；第三，探索新的绘图法，以此来挖掘传统建筑绘图无法表现的建筑特质；第四，如果有些特质无法被画出来，则寻求其他方法描述和讨论；第五，专注于图当中的建筑特质。

传统上，建筑绘图是某个建筑的再现，同时也可能是建筑物的类同。它们之间有一些共性，但是不完全相同。在设计什么和怎么设计，设计意图和工作媒介，思维、行动和物体之间存在着对话。这些绘图媒介不仅仅是表现的手段，而且是设计的手段，表达设计了什么，反之亦然。如果一个建筑物是由人造光组成的，它可以首先用人造光来建模，并且画在感光材料上，这样建筑的材料同时也就是绘图的材料。同样，线图可以产生线性建筑，而不是体量建筑。

将绘图比作一种建筑物的类同，而不是再现，可以使绘图体验和建筑体验更为接近，从而也将使用者的创造性挪用和占用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建筑师对于空间的理解，和使用者对于空间的理解一样，可以将主观和客观、具体和概念融合在一起。列斐伏尔认为设计不能和使用结合在一起，相反，对于建筑师来说，理解使用者是非常重要的设计策略。无论所居住的空间特点是什么，使用者可以是被动的，具有反作用的，或者是创造性的。空间和使用经常是相互渗透的。

建筑绘图的两种选择是画建筑，或者是建筑画，当两者重叠或者是相互激励时候，一种极大的愉悦和创造性的张力会极大刺激建筑设计。在实践中重新估价建筑绘图的关键作用，建筑师可以认识到画建筑和建筑画两者之间是相互兼容的，并且可以按顺序或者同时产生。

描绘非物质（Drawingtheimmaterial）

我们佯装美术馆的墙，绘画的纸，和纸面上的线是不存在的。我们佯装它们是非物质的。威格利（Wigley）写道：图纸占据了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临界空间。这使得它像一座桥，连接了传统介于物质和思维之间的鸿沟。绘图被认为是通向绘图者思想的惟一途径。事实上，它们被直接当做是思想。看上去媒介的物质性并没有被支撑其的准物质性所揭示，而是被其转化了。某种对图纸的观看，或者某种对其的视而不见都是非物质思想的状态通过可见的痕迹而显现出来（Wigley，1999，p.11）。

很多建筑发展的创新都不是诞生于关于建筑物的思考，而是诞生于将图纸的某些特征到建筑物的转译。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和思维相联系，而不是物质，从而比建筑物缺少物质性。这一特点激励建筑师用同样非物质的方法去建造建筑，去试图使建筑非物质化[8].

空间的迷人之处，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本质性特征，是哲学传统的再次重申，强调非物质高于物质。如同很多词一样，建筑话语当中很多被频繁使用的词有很多复杂的，有时又是相互矛盾的含义。例如，佛蒂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在建筑师和评论家的言论当中，“空间”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空间作为围合，空间作为连续体和空间作为身体的延伸（Forty，2000，pp.265-266）。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者认为空间可以根据建筑师的意愿延展，却很少被认为是由体验创造和改造的实体，例如莫霍利-纳吉（L噑zl*Moholy-Nagy‘）在1929年出版的《新视野》（TheNewVision）在定义空间的产生的时候，非物质成为空间实践的焦点，建筑师认为其劳动是脑力的，而不是体力的。

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里提到，建筑师，如果打算学习体力劳动的技巧，而没有学识的话，他永远无法得到和他所受的苦相称的权威。那些依靠理论和学识的人则明显的在追寻阴影，而不是实质（Vitruvius1960，p.5）。维特鲁威是正确的，的确有些建筑师追寻阴影，但不被理论所限制。追寻阴影，追寻非物质的建筑，是一个重要的创造性的建筑学传统。建筑理论使这种传统生机勃勃。“思想高于物质”这种观念很有影响力，但仅仅是个偏见。我们面临的一种选择是拒绝这种观念，并且把其对于建筑学的影响当做纯粹的负面效应。这种观念排斥了建筑实实在在的物质性，鼓励建筑师去追逐艺术高度，这种高度永远也不会被完全的达到，或许也不需要去达到，或许需要质疑。但是将建筑非物质化的欲望不应该被轻易地否定，这种欲望或许含有多样的动机，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例如，当建筑被看作短暂的、现世的，或者仅仅是物质的，它可能会变得更加具有感官美感和对变化更加敏感。

结论：非物质的物质（Conclusion：theimmaterialmaterial）

西方的话语建立在两元对立的基础上，一个高级，另一个低级，相互之间是界限明晰相互分离的，互相不包含的（Derrida，1976，p.157），例如非物质的哲学和物质的建筑。但是这样的概念其实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这一特点削弱了两元论的思考。建筑被建造成哲学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空间隐喻（比如内部和外部）还是作为哲学话语的附注：一个建在坚实基础上的稳固大厦。但是为了维护哲学的状态，哲学必须将它对建筑学的依靠隐藏起来。威格利写道，哲学试图凌驾于建筑学之上，因为它曾经受益于建筑学。哲学仅仅能维护建筑的“象”，哲学掩盖其来自于建筑的启发，而组织和表达自身（Wigley，1993，p.14）。

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两个词是非常模糊的，相互掩盖和重叠的，就像某些其他词一样，有形和无形，真实和虚拟。可能存在着很多的方式去理解非物质建筑，例如，技术上对轻和薄的追求，崇高的再现，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重新开始的机会（tabularasa），一种建筑的道德纬度和可信性的丧失，或者是对于行为而非形式的关注。我对于非物质建筑的理解不仅仅是建立在物质体量的缺失，而是建筑的非物质感知，或者是通过物质材料的缺失实现，或者是将物质材料认知为非物质。这种非物质不仅仅是物质的丧失，而是感知中的物质性的缺失。建筑是否是非物质的，取决于使用者的感知。

有一个在建筑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家是建筑的起源和原型”，这显示了建筑最为重要的特性。一个家所具有的特点：稳定性和一致性，是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需要的特征。家估计是最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反映居住者身份和自我的容器和镜子。但是，家的概念同样也是对排除的，未知的，未确定的和不同一事物的回应。家必须稳定，因为社会规范和个人认同感正在转变。对于受到威胁的社会和个人来说，家是一个隐喻。家的安全性同时也是某种紧张，内在的和外在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一种恐惧的征兆。

卡尔·马克思宣称所有坚固之物都将消散于空中，这一宣称浓缩了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这种力量使那些原以为稳定的东西被动摇了，例如家，因此也就增强了对家所能提供的稳定性的需求，虽然这种稳定性只是个幻觉（Marx，1978，p.475）。希布利（Sibley）认为，当家的稳定性提供一种满足的同时，它也可能产生焦虑和不安，因为家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空间的纯粹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大多数情况，后果是更加渴望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不是意识到它的局限。希布利写道：总的来说，在渴望树立和维护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时候，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强烈的边界意识可以理解成一种控制欲和排外欲，因为陌生是一种不愉快情绪的源泉，而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Sibley，2001，p.108）。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希布利补充道，各种争取安全和熟悉的努力，或者是海姆利克操作法[9]（heimlich）都不能减轻不安，而且有可能变得更糟（Sibley，2001，p.115；Freud，1919）。

尽管如此，希布利不排斥所有试图建造稳定秩序的尝试。相反，他坚持一种辩证的观点，限定的边界和空间的互相渗透两者都有优点。例如，关于儿童对于家的体验，他写道，在集体治疗中，儿童和成人都需要某种明确的界限来发展一种自我安全感，这是那些持反对环境分级观点的人没有考虑到的。如果家庭成员每天都坐在相互的膝盖上，生活在一个没有界限，也缺乏分类的家里面的时候，就像米纽庆（Minuchin）所说的那样，他们可能会陷入某种危险，特别是孩子，不能发展成一种独立自主感（Sibley，2001，p.116；Minuchin，1974）。哲学的传统鼓励脑力劳动，和这种传统相联系，非物质受到重视和赞誉。但是另外一种非物质的理解，特别是和建筑相关的，却远远没有那么受青睐。无论是内在的具有欺骗性的混乱，还是外部隐藏的危险，非物质和其他东西联合在一起对家的稳固形成了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是真实的，也同时是想像的。对于稳定不变的建筑学的渴望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渴望产生了进一步的焦虑不安和进一步的渴望。用一种流动性的非物质去取代静态实体的建筑并不是出路。为了适应个人和社会观念的发展，建筑必须将物质和非物质，静态和流动，坚固和渗透交织在一起。建筑是非物质的，渗透的，在需要的时候也是稳固的。这种建筑观并不改变已确立的习惯，但是却赋予其更多的可变性。

注释：

[1]本文所阐述的观点在乔纳森·希尔所著《非物质建筑》（ImmaterialArchitecture）中被进一步拓展，该书将于2006年由劳特利奇（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2]该摘要由译者完成

[3]该关键词由译者补充

[4]Architect这个词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开始被用于描述建筑师这个行业。

[5]有译本将其翻译成《艺术家列传》，《名艺术家传》。[译者注]

[6]三维构件的制作，例如建筑模型和建筑细部构件是介入画和建造之间的。

[7]这里的艺术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艺术。

物质性范文篇4

关键词：贿赂，现状，构建

一、我国贿赂罪的立法现状

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等三种形式，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子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以行贿论处。”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按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贿赂就是行为人收受或索取的财物，立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这是很明确的，这也是关于贿赂的财物说的观点，其认为贿赂仅指金钱或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但对于仅规定财物是贿赂，刑法学界的多数人历来认为不妥。[1]

二、我国贿赂罪的立法缺陷及危害

综合关于“贿赂”的不同观点，主要有财物说、物质利益说、需要说三种观点。我国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于财物，排除了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造成立法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许多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案件，也往往造成较严重的危害，却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使之逃脱法律制裁。

索取或收受其他非物质性的利益，与索取、收受财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主观上，都有犯罪的故意，都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客体，客观上也造成严重的后果。索取、收受非物质性利益，有时可以直接转化为财物或者比财物的价值更大，其社会危害性也更明显。

与财物无关的非物质性利益，如升学就业，招工指标，提供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等，不能成为贿赂的对象，没有全面反映贿赂犯罪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由于法治环境不健全，以至贿赂罪广泛蔓延，纵深扩展，不仅犯罪数额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而且贿赂的内容范围也不断扩大，手段越来越高明。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并不仅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当前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尤其是性贿赂成为当前贿赂犯罪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治经济的交易中显得特别灵验。在某些情况下，性贿赂可以得到财物贿赂根本得不到的利益和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性贿赂的危害，有时甚至远远超过财物贿赂。在司法实践中，被揭露惩处的贿赂犯罪分子中，不少有性贿赂的问题。据报道，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贿赂案件中，被查处的官员百分之百的包养“二奶”。

由于历史、社会、个人等原因，目前，在我国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具有广阔的市场和极大的危害性，既破坏廉正建设，社会稳定，又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而且还腐蚀社会空气。

把贿赂局限于财物，不仅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贿赂罪的惩治与防范，而且极大的延缓了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化进程。不利于惩治，控制和预防实际生活中的贿赂犯罪，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是越来越多的人钻法律的空子。有的人非法获取他人提供的各种非物质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因接受的不是财物而未受到应有的处罚，难以平民愤。

三、完善我国贿赂罪的必要性

（一）将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与国际通行的立法惯例不符

贿赂犯罪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和急需有效治理的问题。国外许多国家在在扩大贿赂犯罪主体范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了贿赂犯罪的内涵外延，即均将“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1915年，日本一法院判定，异性间的性交也可能成为贿赂罪的目的物，奠定了“性贿赂”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又如德国刑法典将受贿对象规定为“利益”，当然包括非物质性利益；丹麦刑法典规定为贿赂或其他利益；罗马尼亚刑法典规定为金钱、有价物、其他利益；意大利刑法典规定为金钱或其他利益；瑞士刑法典规定为贿赂或免费利益；泰国刑法典规定为财物或其他利益；加拿大、奥地利刑法典均将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可见各国对“贿赂”既指财物性利益，也包括其他利益，即除财物外一切足以供人需要或满足人们欲望的有形或无形利益。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也有这样的立法先例，台湾，香港对贿赂犯罪范围规定也包括一切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有形与无形利益，比我国刑法仅限财物的规定范围广泛得多。实际上，我国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就有“非财产性内容”的规定。其22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行贿……。”这里的“其他手段”，应理解为不仅包括财物，而且也包括非财产性的利益、要求或欲望，等等。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贿赂罪的内容排除了非物质性利益，将贿赂犯的对象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的做法，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中已很少见。因此，我国应顺应世界打击贿赂犯罪的立法趋势，借鉴国内外合理的立法模式，将贿赂犯罪的内容扩大到“财物或非物质性利益”的范围，弥补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

（二）惩治非物质性贿赂犯罪符合刑法的谦抑性

所谓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尽量不用刑罚（而用其他的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也就是说当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抑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进而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因此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机制的运作要同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的不可避免性。首先，非物质性利益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例如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的特征，在某些情况下，财物达不到的目的，性贿赂往往可以达到。性贿赂手段隐蔽，不留痕迹，导致权力变质，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要超过财物贿赂。而且近年来性贿赂已经呈蔓延扩大趋势。性贿赂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违法行为的范畴，已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了严重的、现实的破环，是一种明显、严重的蔑视社会秩序的行为。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是刑法的迟钝和无为的反映。其次，由于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的隐蔽、不易证明性，普通的调查手段（纪检、监察的调查方法）已无能为力。将其提升为犯罪从而可以动用刑事侦查手段来收集证据，就能够较为容易的突破案件。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它手段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所以必须用刑法来加以调整。

（三）扩大贿赂罪内容是我国发展形势所需

我国目前处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贿赂犯罪必然会出现各种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在古代“贿赂”确实是仅指金钱和财物的，但它同我国的其他文字一样，是可以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赋予新的含义。如果我们固守陈念，仍认为贿赂只能指财物，就必然放纵许多狡猾的犯罪分子，让其钻法律的空子，不利于惩治遏制贿赂犯罪和打击反腐败。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需要也随之发生变化，不会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而去追逐非物质性利益。正因如此，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有极大的生存空间，目前，以提供性服务、高档娱乐消费、出国旅游或给予高档房屋居住权等等名目繁多的贿赂犯罪愈来愈多，这说明贿赂的内容外延及其对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并日益扩大，这种需求以多样性和层次不断变化性，也决定了贿赂内容手段方法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隐蔽性。以往那种以权钱交易为主的贿赂已被权利交易、权性交易等所取代，传统的贿赂犯罪的内涵、外延上已无法涵盖今天贿赂犯罪的众多形式，贿赂罪对象仅限于财物，无法适应当今惩治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了。

四、完善我国贿赂罪的立法构建

任何一种贿赂行为，不管其交易的对象是财物还是非物质性利益，也不管行为人在客观方面是被动收受还是主动索取，都必然危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国家机关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威性，这才是贿赂罪的危害实质所在。非物质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行为其实质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应将其归于贿赂罪的客观对象范畴。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贿赂的范围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从理论上来说，贿赂的范围应当与贿赂罪的性质保持一致。传统观念中贿赂的确指金钱和财物的，但它同我国的其他文字一样，是可以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赋予新的含义。正如我国刑法界有人指出，不能把一般文字意义中的贿赂的含义固定化，绝对化。因此，应认为一切能满足受贿人各种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财物、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都应认为是贿赂，把财物以外的其他不正当利益排除在贿赂的范围外，确实与贿赂罪的性质矛盾，也不符合贿赂罪的实际。因此应将贿赂罪的内容扩大到非物质性利益。

比照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规定，可将贿赂罪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利益或非法收受他人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利益的，是行贿罪”。

将刑法中贿赂犯罪的对象“财物”扩至“利益”，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若贿赂罪的客观对象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将存在诸如调查取证难，确定量刑标准难等执法问题，非物质性“其他不正当利益”与拉关系，走后门，一般性的以权谋私等不正当之风和一般违法行为无法划清界限。就量刑来看，如果只有非物质性利益，没有任何财物或可以折算成货币的物质性利益，也无法比照贿赂罪处罚。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时，以这个行为的内容是否容易把握，是否难以取证，难以定罪量刑为标准，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在界定贿赂罪的对象范围时，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可行性是应该考虑的因素，但根本上还是要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将贿赂罪对象扩大到一切利益，虽然法律适用中会出现一些困难，但可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得以解决。

当前形势下，为加大对贿赂罪的打击力度，将贿赂罪的内容扩大到“一切利益”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胡驰。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2］刘光显，张泗汉。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3］赵建平。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与定罪量刑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物质性范文篇5

关键词：社交电子商务；购后分享动机；用户分享；物质性需要；社交性需要

引言

社交电商是基于人际关系网络，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从事商品交易或提供服务、涵盖信息展示、支付结算以及快递物流等电子商务全过程的电子商务经营模式，是新型电子商务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2019中国社交电商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社交电商保持高速增长，市场规模达20605.8亿元，同比增长高达63.2%，预计2020年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占比网络零售超过30%。很多实体经济由于传统渠道流量的高成本、交易市场空白化，而纷纷转型，加入社交电商寻求新的机会。社交电商已成为电子商务不可忽视的规模化、高增长的细分市场。社交电商得以高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用户分享。近年来，各个社交平台上都掀起了“晒好物，秀分享”的风潮，用户选择以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在社交平台上推荐、评价自己购买的产品，分享自己的使用感受。对于商家来讲，用户的每一次购买，每一次点赞，每一次评论，每一次分享，都是对社交电商平台的宣传和拓展。而对于用户来讲，分享也是一种追求精神或物质满足的行为，社交电商很好地融合了社交和商务，极大满足了用户同时在社交和商务两方面的需要。用户分享的内容、产品影响着其他用户的购买与选择。iiMedia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受访社交电商用户中超四成表示有购买好友分享的商品的意愿，其中“非常有意愿”的占比是13.5%，“有意愿”的占比是30.4%。用户在购买某一未知好坏产品时，会更加倾向选择其朋友或信任之人所分享、推荐的产品。一旦其他用户和该用户建立了信任关系，就更易产生购买行为。研究用户购后分享动机有助于商家设置更加高效的激励措施来促进用户分享，提升电商企业的流量和销量，降低电商企业的营销成本，对于电商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综述

（一）社交电商的基本概念。对于社交电商，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定义。刘存（2019）认为社交电商是一种基于社会化移动社交网络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电子商务模式。具体来说，社交电商指依托微博、微信、QQ等社交网络对商品进行传播、分享，从而诱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产生购买行为的一种电子商务新模式。朱小栋、陈洁（2016）认为社交电商是通过社交网站、社交媒介、网络媒介等传播途径，利用社交媒体技术进行人际关系与商业信息互动，通过互动辅助商品购买与销售的新型电子商务。罗丹丹等（2013）认为所谓社交电子商务主要是指将移动、社交网络、电子商务有效结合为一体，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电子商务领域的持续延续。根据亿欧智库《2019中国社交电商生态解读研究报告》的定义，社交电商是基于社交媒介功能，建立在社交关系基础上，通过社交活动内容分享等方式低成本获取流量，最终实现商业变现的创新型电商模式。综合以上文献，本文认为社交电子商务是以社交软件为依托，以渠道变现为目标，利用社交关系和社交网络将商品信息传递给用户，有效实现信息转换，同时满足商品者需求的电子商务新模式。（二）社交电商商业模式分析。目前互联网飞速发展，社交电商的商业模式也一直在更新，万小燕（2019）认为在发展过程中，社交电商逐渐演变出了四种类型，分别是导购型、微商型、社群型和拼购型。而京东和尼尔森则将社交电商商业模式分为拼购型、导购型、社群型、人群分销型和综合型五种。综合分析之下，本文选择京东和尼尔森的分类方式，将社交电商分为拼购型、导购型、社群型、人群分销型和综合型五种。拼购型模式是大家拼团分享购买，通过实惠的价格以及团长免单等方式引起用户裂变，主要卖一些需求广、单价低、高性价比的产品，借助社交的力量进行传播。拼多多是典型的拼购型电商，通过号召用户分享连接和信息，拼团采购，给予用户超低的价格。用户通过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如微信、微博等分享，进行拼团购物。由于拼多多依托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搭建起了极为方便快捷的分享渠道，使得各大社交平台的客户流量可以快速导入拼多多平台，用户的拼团行为极大便利化了。所以分享、拼购模式得以迅速发展，平台的用户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导购型模式是激发用户自发产生内容，整合后进行内容营销，带动更多用户产生购物需求的模式。比如蘑菇街，专门建立导购平台，专业导购解答，吸引顾客购买，更容易使用户产生信任感和黏性，这种方式跟线下柜台十分相似，区别仅在于一个是线下成交一个是线上成交。人群分销型模式是指利用熟人圈引流并建立的信任，通过找到更多人参与进生意来建立分销体系，形成几何裂变的模式。熟人圈内部的分享，首先在心理上更容易被接受，商品被购买的几率会普遍增大，如云集抓住了微信的社交分享的流量红利，精准地利用人性建立起了早期的销售架构和会员积累。社群型模式是指聚合有特定购物目标或相同购物需求的人群，通过互相推荐和交流产生购买。闲鱼是社群型模式的代表，在闲鱼里，“鱼塘”功能被视为产品演化的重中之重，它开放用户以地理位置或是兴趣文化为“领地”创建“鱼塘”，由“塘主”自行运营，并衍生出星罗棋布的大小社区生态。用户进入页面后选择好适合自己的鱼塘后，由已经购买过此产品的卖家评论，用户可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增加信任感，同时自己也可进行转卖和购买。在此平台上大家能够找到特定或相同需求的人，以此来促进自己的交易需求。综合平台模式是指通过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入口，整合各类社交电商模式，兼具各类社交电商属性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背靠大型综合性电商平台资源，拥有成熟的货源和物流支持，且自带社交属性，实现更多场景触点的资源联动。如京东，它背靠大型的社交平台QQ及微信，用户通过京东的手机QQ购物和微信购物在社交圈内进行分享，为京东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三）社交电商用户“分享动机”的研究。戴国良（2019）研究了不同促销方式对网络口碑传播的影响，结果表明，包括买赠、满减、价格折扣、满赠、特价/秒杀和返券等在内的不同促销方式对消费者网络口碑的传播意愿具有不同影响。张全瑜、张艺茹（2019）借助于整合型技术接受模型（UTAUT）研究发现，在“社交平台+电子商务”相结合的模式下，感知风险、信任、感知乐趣等因素是决定用户采纳意愿的决定性要素。薛蔷媛（2019）基于AISAS模型对消费者购物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互联网时代下扩大移动社交电商的路径：社群营销、内容营销与自媒体营销。戴国良（2016）的研究发现，在线社交购物决策具有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等特征，社交网购的顾客价值既有经济价值，也有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戴国良（2018）的《社交电子商务购前分享动机研究》，将社交分享动机分为工具性需要和情感性需要两种。本文将购后分享动机分为物质性需要和社交性需要两种，其中，物质性需要是用户通过购后分享能够获得物质利益。社交性需要是基于马斯洛模型提出的一个概念，当人们获得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以及归属需求后，就会寻求更高层次的归属、尊重和认可等的社交性需求。

研究假设和模型

本文认为，人的经济或社会行为都受到自身需求的驱使，其动机都源于自身的某种需要，本文以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为依据，提出物质性需要和社交性需要是影响用户购后分享行为的主要因素。（一）物质性需要与社交性需要。物质性需要是指人们为了得到物质性满足以够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需要。人们对衣食住行等有关生活物品和劳动消耗的基本需要都属于物质性需要。只有满足了物质性需要，生存得到了维持，人们才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社交是社会上的人际交流，人们通过社交活动可以达到不同的目的。社交性需求是指人们进行社交活动以达到某种社交目的的需求。社交是社交电商不可或缺的元素，而购后分享行为能够满足社交活动中的渴望参与、被接受、被认可的需求。马斯洛的需要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需求。本文提出的物质性需要其本质等同于马斯洛需要理论中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用户之所以产生购后分享行为，从根本上说不过是利益上的刺激和驱动。社交性需要的本质等同于马斯洛需要理论中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化关系推动着用户向家人或朋友分享信息。而在分享的过程中，用户的社会属性和群体归属感得到体现与满足，并且彰显个人价值，期待获得他人认同与追随。从情感上，用户的高兴、惊讶、孤独感、被需要感等都能够激起分享行为。（二）推理与假设。购后分享是用户在购买完成以后把购物的经历、信息、链接、文字、图片等分享到社交平台上（如朋友圈、微博等）。如今社交电商购后分享成本低廉、方便、简单，只需手指轻点几下，将购物信息发送至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即可与家人和朋友共享。此外，商家还会采取一定的优惠措施，以鼓励用户在收到产品后分享高评价的用户体验。比如，近几年迅速爆红的短视频App“抖音”，已开通橱窗功能的用户可以在短视频中分享商品链接，当其他用户点击链接成功购买后，前者会获得相应比例的佣金。对于用户来说，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赠品满足了用户的物质性需求，继而刺激用户分享。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1。H1的核心思想是，物质性需要的满足可以通过社交电商的分享行为来实现，它是以社交为工具，获得收益为目的的商务活动。H1：物质性需要对社交电商用户购后分享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人们在满足基本需要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即社交性需要—被关注、认可甚至自我实现的需要。用户分享自己的购物体验后，他人的评论或点赞会使分享者感到被关注或认可，即在购后分享行为里得到情感慰藉。购后分享可以满足用户的社交性需求，比如彰显个性、表现自我，并在获得认可后产生愉悦的情感，这些都是用户社交性的需求。蔡剑、詹庆东（2012）认为用户信息分享行为的产生受到社会交往的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假设H2。H2的核心思想是，社交性需要的满足可以通过社交电商的分享行为来实现，是以商务为工具，参与社交为目的的社交活动。H2：社交性需要对社交电商用户购后分享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图如图1所示。

实证研究

（一）问卷设计和测量指标。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信息调查表，主要调查被试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水平等；第二部分是对相关变量进行测量。物质性需要和社交性需要为自变量，购后分享意愿为因变量。模型中涉及的所有构念均采用多个指标进行测量，由于缺少现有的成熟指标，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模型指标全部重新编制。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 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不确定，4同意，5完全同意。问卷编制完成后，首先通过与三名专家的访谈对量表进行预测试，并根据专家意见做进一步修订，最终得到如表1所示的问卷指标项。（二）样本选取。本次研究的数据通过线上派发问卷的方式收集。共收回364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0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57.4%。问卷第七题为“您是否在社交网络、媒体、平台、App（微信、QQ、微博等）等分享过购物体验或信息（包括链接、文字、图片、视频、语音等）？”（1表示“是”，2表示“否”）。对选2的问卷予以剔除。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参见表2所示，用统计软件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在性别方面，女性占多数（69.9%），远多于男性（30.1%）；在年龄方面，19-30岁年龄段的占多数（88.5%），远多于其他年龄段，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学历者占多数（83.8%）；在月收入方面，1000元以下者最多（51.7%），其次是1000-2000元者（35.4%），两者合计占87.1%。（三）信度分析。本文利用克隆巴哈α系数（Cronbach’s α）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分析。一般认为该系数值在0.7以上为可接受范围，此时便被认为具有较高信度（刘军，2008）。经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得到总体系数为0.880，信度较高。各因子的克隆巴哈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本量表信度较高，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具体参见表3所示。（四）效度分析。KMO和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度检验。本研究用KMO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方法判断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总体的KMO值为0.840，F值（卡方）≈1002.634，巴特利特球形检验p=0.000<0.05，检验结果具有显著性，说明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具体参见表4所示。因子分析。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逐个对各变量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结果如表5所示：成分矩阵均大于0.5，KMO值大于0.5，通过效度检验。（五）回归分析对自变量、因变量采用直接进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总体R2=0.398，模型拟合优度较好。采用杜宾-瓦特森（D-W值）检验验证自变量的自相关性，模型的D-W值为2.037，非常接近于2，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自相关现象。方差分析F=68.192，p=0.000<0.05，说明回归方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方差分析结果参见表6所示。其中，变量X1的回归系数为0.366，标准误差为0.058，t=5.720，p=0.000<0.05，具有统计显著性。同时，变量X1的VIF值为1.399，容忍度较高，说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355，标准误差为0.064，t=5.555，p=0.000<0.05，具有统计显著性。X2的VIF值为1.399，容忍度较高。常数项的回归系数为0.725，标准误差为0.216，t=3.355，p=0.001<0.05，具有显著性。回归方程为：Y=0.725+0.366X1+0.355X2因此，假设H1、H2均检验通过。结果讨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用户购后分享的行为会同时受到物质性需要和社交性需要的影响。物质性刺激是最直接的导致社交电商用户在购后进行分享的因素。分享后的现金红包、下次购物的优惠券等物质性刺激会促使用户的基本物质利益需求，进而进行分享。从描述性统计数据看，月收入1000元及以下的用户占51.7%，月收入1000-2000元及以下的用户占35.4%，收入水平在2000元以下的用户合计占到87.1%。可见，参与社交电子商务的用户收入普遍不高，属于价格敏感型，以生存型消费为主。购后分享可以获得直接的现金红包或者下次购物的折扣优惠，相当于降低了商品价格，对于价格敏感型的用户来说具有很强的物质刺激作用。物质性需要的驱动会使得广大生存型用户非常乐于在购物后分享自己的体验或者购物信息。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社交性需要也显著影响着用户分享意愿。用户分享自己的购物经历，往往首先是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家人这些强社会关系。在获得电商平台给予的分享优惠、红包这些物质刺激之外，还会带有明显的社交需求，即与家人或朋友分享成功或不成功的购物体验，分享购买到好的物美价廉商品的获得感，或者不悦。作为社会人的用户会不经意间在与朋友或家人的聊天、聚会的时候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购物体验，有需要的家人或朋友会倾向于索要或询问好的商品的来源，继而会产生分享。社交电商的便利性会使得这种分享高效便捷的发生。对于商家来说，这是口碑，而对于用户来说，分享是为了寻找一种认同和关注，这是自己作为社会人的社交本能的驱使。表2的描述性统计显示，从性别角度看，社交电商的参与者主要是女性（占69.9%），女性普遍爱分享、爱交流；从年龄角度看，主要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追求个性与社群认同是他们的主流心理。管理启示及建议社交电子商务是基于社交网络软件而进行的商品传播、分享和购买等行为的电子商务新模式。社交与商务两者相互补充，互相促进。研究社交电子商务购后分享有助于企业做出更加精准、高效的经营决策。譬如，购后晒单可得现金红包或优惠券等有效满足了人们对于物质性的需要，而购后分享则满足了人们在社交、情感等方面的更高层次的社交性需要。对于不同类型的用户而言，商家应针对性地制定合理的促销方案，尽可能做到有的放矢，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就拼购型电商而言，他们主打的是低价格战略，是与用户的物质性需求直接挂钩的，价格优惠多少、怎么优惠是值得他们思考并解决的问题。要解决此等问题需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自身适当降低利润，薄利多销，在保证基本利润的前提下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拼团，这样做虽然单个产品的利润下降了，但是总利润反而上升。另一方面就是从供应商入手，对多家供应商进行比较，尽量选择质好价廉的供应商，最好是直接与商家对接，去除中间商的利润抽成，减少成本，有效降低商品价格。对于导购型电商来说，是整合了用户的物质性需求后，进行的内容性营销，导购人员要想提高产品的销售量，使用户对自己产生高信任感，除了要有热情的服务，还要有专业的解说，热情的态度能吸引用户前来，但是真正能留住用户的还是专业生动的解说。若资金充足，商家可以选择请网红或明星帮助导购，为商品带来更大的流量，提高产品成交率。对人群分销型电商模式而言，其运营的关键是商家通过与用户建立信任桥梁，使之产生共鸣，使用户深刻理解产品的内涵到最终参与产品的销售。因此，在稳定的关系环境下，如何通过信任销售产品、吸引参与者是商家应该注意的地方。促成交易的重要因素也与自身的需求有关，与产品的实际效用有关、与分享者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关。因此，在具体的实施方式上，电商运营者首先要保证产品的质量，推荐的商品应符合需求，其次人群分销者也应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或社交关怀以维持信任的环境，最后通过一定的优惠吸引忠实用户加入，形成裂变式的销售模式。对于社群型模式的社交电商经营者而言，不少买家成为平台的达人网红、意见领袖，通过社交的途径实现了商务的成功；还有买家通过交流分享购物体验，交到了很多朋友，找到了情感和价值观上的认同和归属。目前很多电商平台都有类似于淘宝买家秀的社区，给平台用户提供展示自我和获得认可的平台。当代年轻人在追求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同时，期望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社群。平台应当大力推荐和发展社交分享平台，打造良好社交文化氛围，商务和社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对于综合性平台而言，多种购物方式和购物渠道的相辅相成是其优势，成熟的物流系统和强大的后台支撑是用户的青睐之处。但是综合平台模式也有其弊端——平台的商品质量良莠不齐、用户的购后分享形式单一。因此对于综合平台模式的电商销售有两点需要进行完善，一是提高产品质量并鼓励用户进行平台外的分享、为商品引流并吸引更多的新用户进行购买；二是积极与各大社交平台合作，实现共赢，同时可依据实际发展状况，及时调整策略，增强企业反应能力。

参考文献：

1.2019中国社交电商行业发展报告[EB/OL].2019

2.刘存.社交电商平台客户服务水平提升策略研究[J].现代商业，2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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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丹丹，王茜.国内移动社交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12（5）

5.亿欧智库.2019中国社交电商生态解读研究报告[EB/OL]，2019

6.万小燕.互联网电商模式创新机制研究——以拼多多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9（28）

7.京东，尼尔森.2017社交电商行业白皮书[EB/OL].2018

8.戴国良.不同促销方式对网络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19（10）

9.张全瑜，张艺茹.“社交平台+电子商务”模式的用户采纳意愿模型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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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戴国良.社交电子商务购前分享动机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8，32（10）

物质性范文篇6

1危害结果的基本含义和表现形式

1.1危害结果的内涵和特征。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危害结果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所造成的现实侵害事实与现实危险状态的总称。有观点认为，危害结果仅仅是一种客观结果，其是不符合刑法的概念和意义的。对于危害结果的特征，应从自然意义和法律意义两个方面来把握。从自然意义上说，危害结果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结果或可能出现的危险，是司法人员能够切身感受到，能够通过各种直观的方式获取的结果表现形式。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危害结果是由法律规定的结果表现形式。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结果又称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由刑法分则条文明文规定，而不是泛指任何结果。有观点认为，危害行为所造成的现实损害包括已经发生的物质损害或非物质损害以及这些损害所造成的危险状态，这种观点所持的态度即体现了危害结果的法律特征。1.2危害结果的表现形式。刑法上的危害结果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的概念。根据我国刑法理论，按照危害结果的表现形式不同，可以分为侵害犯和危险犯。在日常生活中案发频率较高的盗窃罪，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即属于危险犯的范畴。对于二者的区分，不是就具体的罪名而言，而是就具体案件当中的犯罪情节而言。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认为，犯罪结果具有现实损害性，而危险状态只是一种将要发生损害结果的现实可能性，这一可能性需要经过理性思维和抽象判断才能形成，而不是直接感知到的客观实在[1]。对于危险状态的准确认定，构成了侵害犯和危险犯的本质区别。

2危害结果概念的学界争鸣及评价

对于危害结果的具体含义，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争议很大。除了常见的实际损害说和客体损害说，有的学者认为，危害结果除了包括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社会客体的侵害以外，还包括“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即危害或可能危害说；还有的学者认为，危害结果是一种最后状态，即最后状态说等。以上各种学说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危害结果的概念，但其都有着各自或多或少的缺点。首先，对于实际损害说，认为危害结果就是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所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2]，这显然不能包含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方方面面，因为刑法上的危害结果既包括实际损害，还包括可能造成的损害，即一种还未发生的事实或状态,实际损害说没有认识到危险犯中的危险结果，有失全面。其次，客体损害说从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害导致危害结果的角度，阐述了危害结果的定义，看似比较全面，但也存在新的问题，有学者就指出，犯罪客体是刑法所规定的各类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包括国家的法益、社会的法益和个人的法益，把危害结果理解为对犯罪客体的侵害并不完整，因为其并不能包含广阔丰富的社会关系。因此，仅仅以犯罪客体受到侵害作为定义危害结果概念的标准，还不够合理、准确，不符合现实社会丰富多样的由危害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在危害或可能危害说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把“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纳入危害结果的外延之列，似乎显得解释有些过度扩大。从哲学的角度讲，结果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能造成的危害”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它是一个虚拟的、观念上的概念，不具有现实性，与结果的本质特点自相矛盾[4］，这显然不符合结果的本质。最后，对于最后状态说，则显得更不够合理，不能说服刑法理论界长期以来所共同形成的观点，因为客观的危害行为是由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身体活动，其一般表现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该说的缺点对于持续性这一点显然没有注意到，导致危害结果的概念和外延有被缩小的嫌疑。正是因为刑法理论界对危害结果概念的学术争鸣颇为丰富，使得危害结果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客观上促进了危害结果概念在我国刑法学界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合理确定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还有待各类专家、学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3危害结果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

对于刑法上的危害结果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一两千年前的古罗马时期。在西欧早期的弹劾式诉讼中，就已经出现了法官对刑法上的危害结果的初步认定。在西欧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纠问式诉讼中，随着法官认知能力和办案水平的提高，危害结果这一概念初步形成了自身的概念和原理，形成了危害结果的最初体系。19世纪，随着以法德等国家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在欧洲和其殖民地范围内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危害结果这一概念向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拓展。19世纪中后期，随着英美司法体系的成熟，危害结果这一概念进一步影响着英美法系国家。纵观世界法律发展史，危害结果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均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4对于危害结果概念的再探讨和几点思考

刑法中的危害结果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广阔。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认为，危害结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危害结果分为直接的危害结果和间接的危害结果。对于直接的危害结果，是指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间接的危害结果，则是指危害结果和危害行为之间，存在独立的另外一个现象，由该现象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对于狭义的危害结果，分为物质性危害结果和非物质性危害结果。物质性危害结果，是指结果具体有形的、可以测量。非物质性危害结果，是指危害结果没有物质上的形状，不可以具体测量。在刑法分则的众多条文中，许多罪名包含着非物质性危害结果。例如，在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当中，行为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行为致使被冒充的军人在军队中的信誉和影响力受到损害，那么对于这种损害，显然不是一种物质损害，而是非物质性危害结果。非物质性危害结果同物质性危害结果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并不像物质性危害结果那样，可以轻易地被司法审判人员和社会公众在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发现。相反，和物质性危害结果相比，在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中认定非物质性危害结果是一件具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工作。虽然它依然可以被人们所认知，但是，它需要司法审判人员高超的法治素养和深厚的理论经验，并需要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予以积极的配合。

5危害结果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

在刑法中，准确认定危害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它客观地显示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也体现了社会遭受的侵害[3]。危害结果直接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它从客观方面反映出罪行的轻重，对刑罚的裁量具有重要影响[4]。对于危害结果的认定，需要刑事诉讼专门人员运用专业知识、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准确认定，从危害结果的内涵和外延出发,运用规范法学的逻辑推理，仔细考量危害结果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5]，这就对法官、检察官和侦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是在侦查案件，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以及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中，还是在法院庭审阶段，危害结果都以其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要紧扣司法实际，严格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认定危害结果，正确认定犯罪事实，积极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当事人权利，促进司法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法治中国建设。

参考文献

[1]黄嘉明.论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状态[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6(6):44-49.

[2]刘旭芳.渎职犯罪的危害结果若干问题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3-12-07:1-39.

[3]魏煜鑫.从犯罪动机和犯罪的危害结果讨论定罪量刑[J].法制与社会,2013(21):281,285.

[4]彭新林,华.论危害结果与死刑的限制适用[J].法学杂志,2012(8):132-135.

物质性范文篇7

【论文摘要】：论及道与宇宙，按常见便是道寓于宇宙中，宇宙自有道，道，宇宙之道；宇宙，道之宇宙也。也即宇宙与道二而合一。宇宙，可谓孔子之物质之天具有相同的意义，也即物质自然性之宇宙。固在此，宇宙之道便是宇宙间万事万物所遵循之规律，物质之生灭之规律。道也可谓规律。道，可用"中庸"一词概括之。"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道本身不具物质性，可谓形而上之性质也，而物质性之宇宙可谓为形而下之性质。形而下之物质与形而上之道又怎二而合一？"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此即二而合一也。

引言

"道"一字有着"通向"之义，万事万物各有其道，也即万事万物各依其自有之通向而达自身。而各事物之道之道也应有其道。这即是说各物之有道，而各物之道也遵循着成为各自之道的总的道，也就是道有特殊事物之道，而特殊事物之道又被寓于一个终极的道中。所以，一个终极之道是抽象之道。宇宙，在此篇中，我以物质自然性来对其规定，即是从一个物理世界来谈宇宙(物理并非就是从机械来理解，而是与非物质性之精神之不同的一个世界)。因此，在此篇中，我以对抽象之道、物质自然性之这一大类的宇宙之道、宇宙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论述要点。

一、一切道之道，即抽象之道

世间万事万物之生灭决非偶然，因为被我们当作偶然之事件或物也不是我们在我们的通常之见解下的"偶然"（从根本上就不存在可为之寻根究底）事件或物，而是要么本身是可说清楚的本身是如此的，要么是某一或者唯一的可能说清楚的根底里所发生的一种偏离，只要人类的认知能力足够强（但人类认知能力往往不足抵达一切现象之总和之背后者）。无论怎样，一切偶然必定寓于一切必然性中，也即偶然之发生即使是完全超越了人类之认识能力而成为人类根本无法追究或偏离于某一常住者达到足够的远，它也只能是每一发生之事件或物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因此，它并不是从根本上就是不可以寻根究底的。因为如果即使是如此，那么此类本身并已经是一种可寻根究底的了。所以，世间万事万物之生灭决非偶然即使在一时间段内是最可怀疑的却是决不可将此时间段的所怀疑作为其真的，而是相反。"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这即是世间万事万物之生灭必有其道也。

道之如此占领着一切，以至于一切都受着它的"奴役"并只有在此"奴役"下才能获得快乐，之所以此"奴役"是快乐的是因为"道"也是自己的奴役者。那么，如此的道究竟是什么？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此句话中的前两句即可理解为对"道"的一个精致的解释，此中不仅道出了一个"天命之性"之总的道，而且道出了"率性"之道。（在此并非道出了两个不同之道，因为不管是"率性"之道还是一切其他具体事物之道最终也是归属于一个总的道里的。"理在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这是其总的道，也即一切依从的根源，因此"率性"也只有"率性"才是其道，此道也总是归属于那样一个总的道里。"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道可谓中庸也。"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所以，"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道，中庸也。"这个定义可谓淋漓尽致，很精致地道出了道，"中庸"一词与"道"一字虽是同义反复，但"中庸"一词为"道"打开了一条通道，即对"道"的理解可从"中庸"这里出发，从对"中庸"的解释来对"道"进行一个总的说明。这样一个总的说明也就是对"中庸之道"的本质给说出来了或规定出来了，这一本质就是道的最高的本质，最高本质的道也就是最高的道。此道具有普遍意义，固推至四海而皆准。

"道"上面已论述过，有"天命之性"之总的道，有"率性"之道（上述已说明过），固"中庸之道"有两层含义。一是名词意义上的"中庸"之道，此可谓"天命之性"之道，也即是终极本原之道，一切其他的道都只有不偏离此道才能是正道。这便是道之体。"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如此之道是最客观的道，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因此，如此之道是先验的、先天的道。二是动词意义上的"中庸"之道，即是"率性"之道，"率性"就是遵循天命之性，从而通向道之本真状态。这即是道之用。"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无论是名词意义上的中庸之道还是动词意义上的中庸之道，都只是一个道，都是一个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超时空而潜存，无形无影。也是最普遍意义的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道之为形而上之道，最本质的是它是前面已定义了的中庸之道，一切皆在其中（在其中，不是部分存在于整体中，而是与生俱来的一体性，即是一切本身走在本身之本真道路上）。

因此，一切道之道是抽象的。一是其为一切具体道之道，是从一切具体道中抽译出来而成其为一个总的道；二是因为道之本身之为不可见的，为形而上属性之不可见的。

道之为最普遍的和抽象的，但却不是空洞的。（事实上，我们经常在思考"道"时，总是在空洞的边界摇晃）也即与人类的除了自身是可存在的或存在过了的真实性外并无真实意义上的切实际性的幻想是不同的，相反，道作为形而上属性的道虽不是如同一棵树这样的具体的物体直接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它却是必然的存在的，并且相对于这棵直接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树的真实性来说，它才是真正的真实性所在，因为这棵树是从"道"里生出来的一个表象并且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因此，道不是空洞存在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也因此，道成为人类对一切进行追问的问之所问的潜在（自在）的原因并在此找到了终极的根据。

一切道之抽象之道为万事万物之具体之道之总和，（不是机械地相加起来的总和，而是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万事万物又由其不同方式或属性各属于某一大类，所谓"物以类居，人以群分"，如：宇宙间万事万物生物与非生物之分，而生物又有动植之分等等。（这是一种较为随意性的结合，即从某一层面可归属于某一类，而从某一另一层面却又归属于另一类。而且，类与类之间有着平行或相属的关系）因此，一切道之抽象之道也可是各类事物之道之总和。而在此篇中，我以对归属于一切道之道的物质自然性方面之宇宙之道为论述点。基于道之为事物之道而非空洞之道，我将首先对物质自然性之宇宙作一个总的概说。（之所以是总的概说，是因为说及各个别事物是多余的，而且也不可能去说及各个别事物）

二、对物质自然性方面之宇宙的总的概说

物质，即是与精神相对立的而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我们可以这样说：物质就是能被我们肉眼或通过尖端科学技术设计的观察仪器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即物质是有形有影的，具有形而下的属性，"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所谓器，即指具体的事物。（物质与精神之对立，并不意味着物质与精神是绝对的不相容，如人就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物质既是整个宇宙之现形中的东西，也是对整个宇宙之现形属性的整个描述。就从对整个宇宙之现形属性来对物质进行述说，它还只是一个混沌的物质，即它本是有形有影的却又让人觉得无法捉拿到。如此的物质的确也还是一个具有抽象属性的物质，在我们无法知其大小的宇宙空间中飘荡着。但是，它却不是形而上的，而始终是形而下的，因为它毕竟是物质的。

宇宙之物质性，就是对它的现形的整个描述。这个描述是基于对各个别现形的具体事物并从其整体一致的物质性而进行描述的。因此，在我们进行"宇宙的物质性"对宇宙进行描述时，我们不是首先着眼于那样一片混沌的物质，而总是着眼于具体的物质。也即宇宙的物质属性是从各个别物体里抽译出来的。（之所以是抽译，是因为有的物质体是与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个别的物质体，就是能直接呈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比如一棵被大风从中间折断了的树苗。（这里，对感官面前的个别物质体的探讨是无关紧要的，只在于宇宙确确实实是由诸多个别的物质体组成的）。

就物质自然性方面而言，宇宙是由各个别物质体所组成的。各个别物质体之所以是个别的，是因为各个别物质体是绝对的单一的，即是独一无二的。按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实体的定义，即："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个别的人或某匹马。"宇宙并是由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一性实体而组成的。

由以上，已有了三个概念摆在我们面前，即形而上之道、混沌的物质及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实体意义上的各个别的物质体。由此，就有一个东西即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物质自然性之宇宙怎能二而合一向着我们迫问。对此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要我们如何去探索物质自然性之宇宙之道。

三、物质自然性之宇宙之道

这个问题有两个问之所问。一是混沌的物质何以成为各个别的单一的物质体，这就意味着去探索其中之理，即宇宙这一大类的道；二是形而上之道何以与形而下之物质（包括混沌的物质和个别物质体）构成内在关联并在形而下之物质里（之物质里，不是部分存在于整体里，而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起着作用。

（1）对第一个问之所问的解答

由前面的第二点，我们可知：物质是所有各个别物质体的物质性的总称，也可谓为物质性之种的名称，因此这一物质具有抽象属性，还是混沌的，还不是具体的物质。这一混沌的物质也就还没有显现为具体的某一形状，但它可以对显现具体形状的物质体进行物质性的述说。同时，这一物质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因此，此一混沌的物质就其对各个别物质体的物质性的述说而言，是具有最普遍意义的。也因此，此物质是不能成为具体形状的物质体的，否则，它与各个别物质体只具有属差的平行关系，也就不能对其他物质体进行述说，至多只能用类比似的方式来对他物进行非本质的补充。（在此，物质的形而下属性并不与对形而下者的特征即有形有影的描述相矛盾，因为，形而下者更是因其物质属性而言的）因此，这一混沌的物质可用混沌的气来作一形象的描述。（混沌的气与空气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空气已是成形的了，它是犹如液体或固体冰的在不同环境下的一种形态而已，空气只是这一混沌的气在可能的条件下所能形成的可能的一个方面而已。"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这一混沌的物质即混沌的气不是死寂的，因为，死寂的意味着是被限定着了的，被限定着了的就不再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混沌的气是有着生机与活力之气，也就是气中有浮沉、升降、动静之状。"气之动者，即流行而为阳气；气之静者，即凝聚而为阴气。"也即气有阴阳之对立二性。这便是有着生机与活力之混沌之气的根由，世间万事万物并由此有着动静的阴阳之气的运动中得以生成。阴阳二气，不是混沌之气所生成，而是混沌之气固有二性，也正因固有二性，混沌之气才是有着生机与活力的气。"气中有可相感之阴阳二性……而''''升降飞扬，未尝止息''''"。

混沌之气既然不是死寂的，而是运动着的，因此，阴阳二性之气就有着聚散之状态。唯有此，阴阳二性之对立才是可能的，因为对立不是意味着孤立的存在，而是恰恰相反，对立是内在地统一地相关联着。混沌之气之为运动着的也只有在有其对立性质意义上运动才是可能的。就其单纯的运动着的混沌之气即有着阴阳二性之气也还只是混合幽暗之气，没有成为具体的物质。但是，我们由此，找到了混沌之气何以成为个别物质体的通道。即：原来混沌之气成为各个别物质体是因为混沌之气固有的阴阳对立二性而具有的运动性所产生的聚散状态。即阴阳在其运动中有聚和散两种状态，当其聚时，则物质生成，反之，物质还原为原先的未成质的状态。"……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这就是阴阳交合而成的五中基本聚合状态，这也就是万物之质，也就是由此五质，万物便可成形。这就是气聚。气散，则万物之质（上述五质）也散，固而万物之具体形态也消散。（这里关于气散而物毁，按照程伊川之意，已散之气归无有，其再聚之气，乃新生者。关于此观点，我胆敢持不同的意见，即气散气聚只能是同一物质的两种状态而已，气聚为成形了的物质，气散为未成形的混合幽暗之混沌之物质。因为，气是万物的材料，材料不能化归为无，也不能生于无。因为空洞的形式除了具备物质性的力量外绝不能就等同于物质，所谓有生于无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是可理解的。）

通过对混沌的物质成为各个别物质体的道路的寻找，其宇宙这一大类的道并随着寻找而逐一地向我们敞开来。也即宇宙万物的生成是遵循着"混沌之气--阳变阴合--水、火、木、金、土等五质--化生万物"这样一条物质自然性之宇宙之道的。对于这一宇宙之道，随着我们的寻找而得以敞开出来，这也就从两个层面上给出了这样一个道，即：一是我们从对物质之生灭的寻找中道向我们敞开了出来，这意味着这一宇宙之道在事实上或是从时间上来说是与物一起的，而不是分离的；二是我们能从对物质之生灭中寻找到道，也就意味着这一道必然是客观存在的，在逻辑上是先于物的存在的，因为物的存在必有其理，未有此理，哪有这物？

（2）对第二个问之所问的解答

形而上之道自身是形式的，也就是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却不是实际存在物。这一形而上之道如果是完全孤立地存在的，这也就是在说，形式要么是一实际存在物，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要么是空无，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形而上之道既不是实际存在物，也不是空无。形而上之道之为形式的，是因为它起着形式的作用。形而下之物质顾名思义是物质的，它是另一层面上的客观存在，即它是作为实际物质体而存在的客观存在。通过前面的分析，物质体的生灭是遵循着一定规律的，也就是说物质体不是单纯的也不能与生俱来地就是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的。于是，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物质在这里并找到了结合点，即找到了它们的内在关联。这个内在关联就是形而上之道只有在形而下之物质中才有意义，形而下之物质也只有可从自身中找到一种道，它才是得以存在和消亡的。"形上见于形下；无形下之器，则形上之道不可见。"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一七页,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一版.

物质性范文篇8

近年来，档案学研究学术思想活跃，成果累累。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中，不少人存在着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见诸于杂志和刊物上。本文试图就档案学研究的思维方法谈点浅见陋识，以期与同行讨论并求教于同仁。

一、档案学研究的正确思维方法

在谈正题之前，先阐述自己立论的基础，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没有过时，它仍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行科学研究和各种社会实践（包括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的惟一正确的思维方法。脱离了它，科研和实践就可能出现偏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仍是指导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指导原则。

二、唯心主义思维方法任当代档案学研究中的表现事例

“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不可知论”是档案学研究中唯心主义的典型事例。比如，有人在论述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时说：电子文件“是人们无法感知的”、“能剥离载体而单独存在”、与纸质档案不同，电子文件、电子档案能“超越时空”，在不久的未来，档案工作者将面对“虚拟档案馆”、“无墙档案馆”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论点的核心是否认电子文牛和电子档案的物质性，不妨对此逐个分析：

1.电子文档是“虚拟的”，“是人们无法感知的”，此说法的根本问题在于不承认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物质性。其实，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与其它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件档案，如甲骨、金石、竹简、绵帛、纸质及化学胶片等等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它们都具有载体、记录符号，包含着信息内涵。它们都具有物质性，物质性是它们的共性，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别，即前面提到的各种文件档案都是宏观物质，其载体和记录符号都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而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载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宏观物质，记录符号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物质，是以二进制数字形式存储的符号。借助于现代高科技，也是同样可为人们感知的，决不是“虚拟的”。

2.电子文档能”超越时空”。有两种解释：一是不具有时空；二是超过一段时空。这两种解释部是否认电子文档的时空概念，是否定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物质性的又一变种，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一方面，运动的物质具有广延性，即是说都具有一定的体积，必定占有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物质只要存在着，必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有“寿命”，此持续性即延续一定的时间。所以，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及其运动的基本属性，任何物质的存在，那不可能是“空的”、“虚的”，部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内，持续于一定的时间中。如果我们承认电子文件的物质性，则必须承认电子文件与时间和空间的依存关系。把电子文件说成是超时空的东西，则必然否认电子文件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等于一方面承认有电子文件这东西，但另一方面又宣布它没有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实际上就是否定其存在，否定其物质性。电子文件确有存储密度与容量是纸质文件无法比拟的特点，并且其传输速度极快，现代通信技术可以让它在极短的时间里从地球任意地点传输到你的微机屏幕上。但是不管电子文件如何可压缩、扩容，容量是天量还是海量，都应当是有量的，密度也是有限度的，尽管随科技发展而不断压缩并不断扩容，其密度仍然不会无穷大，所占空间也不会无穷小，这空间可趋于零而绝不能等于零。传递速度不管沿着什么高速公路，快到什么程度，依然不会无穷大，其持续应占一段时间，决不会无穷小，这时间可趋于零而不能等于零。它永远具有时空概念，决不会“超时空”。

3.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不同，“能剥离载体而单独存在”。这种说法没有看到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信息传递的本质，仍属于唯心主义观点。文件是记录信息的，信息是供人们利用的。不管文件是纸制的还是电子的，利用文件时，传递信息的过程都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包含三个子过程：一是把信息记录于载体上存储起来：二是把信息从载体上调出来；三是把信息传输到人们的感官让人们接收到这些信息。就此三个子过程而言，电子文件与纸制文件、化学胶片，甚至于甲骨、金石、竹简、绵帛的原理都基本一致，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第一个过程而言，纸质文件记录机理显而易见，人们把具有一定色素的物质如碳黑、染料、石墨等用笔或者采用活字排版的方式把文字、图形附着于纸或胶片等物质上；电子文件记录机理有所发展，由于记录符号的微观性，人们用计算机把表示文字、图形、声音等的信息，记录于磁盘、光盘上。二者之间在物质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物质的宏观与微观上不同而己。就第二个过程而言，把信息从载体上调出来，对于纸质文件来说，信息的反射光线经空气传播而被人的眼睛接收，纸和胶片上的文字、图形、符号仍保留在原载体上，不存在“剥离”；而对于电子文件，由于其微观性，人们不能直读，计算机把记录在服务器等载体之上的二进制数字读取并高速传回到自己的计算机上，经过信息符号的转换，把表示文字、图形、符号的二进制数字代码转换成宏观的文字、图形、符号，这种转换过程的任何子过程都具有物质性，与纸质文件的读取过程原理是一致的，电子文档仍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原件上。所谓“能剥离载体而单独存在”，大概是指在第二个过程中，计算机读取数据之后，好像这些数据就飘飘摇摇真的居无定所，像幽灵一样不依载体而存在。应该说，这些记录符号从服务器上调出、传送到读取，一步也离不开物质，传送靠介质、储存也靠介质，离开物质信息就不能存在。

4.有人认为，电子文件是虚拟的，似乎居无定所，来去无踪，它如何来到读者面前、怎么复制出来，似乎处于虚无缥缈之中。甚至有人扬言：电子文件已经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其实电子文件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网络中的服务器上，而网络由操作系统、服务器和网络工作站组成。工作站通过插在其中的网卡经传输介质与服务器相连，用户通过工作站请求获得网络服务和访问共享资源，工作站通过网络服务器取出程序和数据后，用自己的CPU和内存进行运算处理，然后，把处理结果再送到服务器中。可见，作为共享资源的电子文件是存于服务器中的，它们与其它信息一样，既具有载体的物理形态，其信息以数字的形式存于其上，也具有物质性，它完全不是什么“虚”的，也不是模糊不定、虚无缥缈的，而实实在在是物质的。

从上述几点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电子文档同纸质文档都是物质的，具有物质性，那些认为电子文档是“虚拟的”、“无法感知的”、是“超时空的”等等观点都是违背唯物主义观点的。否认电子文档的物质性，把它看成是虚无缥缈的，不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就无法深刻认识电子文档本身，也就必然阻碍电子文档的发展。

三、唯心主义思维方法在档案工作实践中的表现事例

以过程性文件和结果性文件来划分归档与不归档的界限是档案工作中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事例。

笔者在参与国家某重点建设项目竣工档案资料的整体编制过程中，曾有一领导指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注重过程性文件，建设单位业主注重结果性文件，所以业主没有必要收存施工图等历次版本，只需保存最后版本或者保存竣工图即

可”。这一指导思想也体现在核安全局制定的文件《记录文件管理程序》中。该文关于记录的保管期限这样表述的：“一般说将结果性文件划为永久保存，而把过程性文件划为非永久保存，当结果的解释依赖于过程时两者都划为永久保存”。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同样属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过程与结果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表现形式。过程者，事物变化、发展的经过，事物发展变化是无穷尽的，即过程是无穷尽的，所谓结果不过是过程中某一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存在没有过程的结果，用过程性和结果性文件和档案来作为划分归档和保管期限标准是不科学的，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规律的，那么应该如何划分归档范围呢？笔者认为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文件的重要程度来确定是否归档，确定永久保管还是非永久保管。在这方面，国家档案局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规定，比如GB/T2000《基本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中，对于建设单位的归档范围，不但没有取消施工图的归档，反而把施工图的保管期限延长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归档与否不是取决于过程性或是结果性文件，而是取决于文件的重要程度。

过程性文件和结果性文件是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是一对矛盾。比如说，合同谈判是一个过程，从申请立项、审批、编标、招标、投标、评标、中标可算作一个过程，而中标后签订的合同大概就算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了。其实，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我们说过程是事物变化发展的经过，过程有大有小。谈判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包含若干子过程的大过程。比如说，立项就包含可行性研究、项目概算、评估、写申请、上报审批，上级的批复应该算这一过程的结果性文件了。同样道理，编写标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标文件、中标书都可以说是每一个小阶段的结果性文件，但它又是整个招、投、评标过程的过程性文件。概括上述一段文字，我们可以说过程性文件和结果性文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而言的，前一个结果性文件，就是下一个过程中的过程性文件，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以过程性、结果性来划分文件显然不符合文件的发展规律，是不科学的，当然不能正确地确定归档范围。

就文件的重要程度划分也不应该把文件划分为结果性文件和过程性文件。仍以上述合同的签订过程为例，合同本身是合同双方和多方共同完成某一项工作的依据，大家都必须遵守，也只有共同遵守，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合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整个谈判过程所形成的立项、审批、编标、投际、评标、中标书等等文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维护双方、多方的利益，在反贪、反腐、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是合同本身所不能代替的。其它方面的例子更多，比如说，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有时比竣工图更具有凭证和依据作用，竣工图是不能反映施工过程中所用材料好坏、工艺过程质量好坏的。

过程性文件在研究思维方面比结果性文件更具参考作用，这是因为过程性文件更能体现出人民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对于判断结果的合理性，对于今后的同类事物、同类工作可起到更大的参考作用。

结果性文件不一定比过程性文件更重要，比如，设计施工图在技术上先进程度不一定比竣工图的技术含量低，设计更改也不一定越改越先进，有时因为现场条件、工艺或者技术跟不上，有时也可能因为材料解决不了，不得不把设计图纸的技术含量降低。

四、学术研究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物质性范文篇9

近年来，档案学研究学术思想活跃，成果累累。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中，不少人存在着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见诸于杂志和刊物上。本文试图就档案学研究的思维方法谈点浅见陋识，以期与同行讨论并求教于同仁。

一、档案学研究的正确思维方法

在谈正题之前，先阐述自己立论的基础，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没有过时，它仍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行科学研究和各种社会实践（包括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的惟一正确的思维方法。脱离了它，科研和实践就可能出现偏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仍是指导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指导原则。

二、唯心主义思维方法任当代档案学研究中的表现事例

“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不可知论”是档案学研究中唯心主义的典型事例。比如，有人在论述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时说：电子文件“是人们无法感知的”、“能剥离载体而单独存在”、与纸质档案不同，电子文件、电子档案能“超越时空”，在不久的未来，档案工作者将面对“虚拟档案馆”、“无墙档案馆”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论点的核心是否认电子文牛和电子档案的物质性，不妨对此逐个分析：

1.电子文档是“虚拟的”，“是人们无法感知的”，此说法的根本问题在于不承认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物质性。其实，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与其它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件档案，如甲骨、金石、竹简、绵帛、纸质及化学胶片等等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它们都具有载体、记录符号，包含着信息内涵。它们都具有物质性，物质性是它们的共性，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别，即前面提到的各种文件档案都是宏观物质，其载体和记录符号都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而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载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宏观物质，记录符号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物质，是以二进制数字形式存储的符号。借助于现代高科技，也是同样可为人们感知的，决不是“虚拟的”。

2.电子文档能”超越时空”。有两种解释：一是不具有时空；二是超过一段时空。这两种解释部是否认电子文档的时空概念，是否定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物质性的又一变种，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一方面，运动的物质具有广延性，即是说都具有一定的体积，必定占有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物质只要存在着，必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有“寿命”，此持续性即延续一定的时间。所以，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及其运动的基本属性，任何物质的存在，那不可能是“空的”、“虚的”，部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内，持续于一定的时间中。如果我们承认电子文件的物质性，则必须承认电子文件与时间和空间的依存关系。把电子文件说成是超时空的东西，则必然否认电子文件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等于一方面承认有电子文件这东西，但另一方面又宣布它没有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实际上就是否定其存在，否定其物质性。电子文件确有存储密度与容量是纸质文件无法比拟的特点，并且其传输速度极快，现代通信技术可以让它在极短的时间里从地球任意地点传输到你的微机屏幕上。但是不管电子文件如何可压缩、扩容，容量是天量还是海量，都应当是有量的，密度也是有限度的，尽管随科技发展而不断压缩并不断扩容，其密度仍然不会无穷大，所占空间也不会无穷小，这空间可趋于零而绝不能等于零。传递速度不管沿着什么高速公路，快到什么程度，依然不会无穷大，其持续应占一段时间，决不会无穷小，这时间可趋于零而不能等于零。它永远具有时空概念，决不会“超时空”。

3.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不同，“能剥离载体而单独存在”。这种说法没有看到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信息传递的本质，仍属于唯心主义观点。文件是记录信息的，信息是供人们利用的。不管文件是纸制的还是电子的，利用文件时，传递信息的过程都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包含三个子过程：一是把信息记录于载体上存储起来：二是把信息从载体上调出来；三是把信息传输到人们的感官让人们接收到这些信息。就此三个子过程而言，电子文件与纸制文件、化学胶片，甚至于甲骨、金石、竹简、绵帛的原理都基本一致，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第一个过程而言，纸质文件记录机理显而易见，人们把具有一定色素的物质如碳黑、染料、石墨等用笔或者采用活字排版的方式把文字、图形附着于纸或胶片等物质上；电子文件记录机理有所发展，由于记录符号的微观性，人们用计算机把表示文字、图形、声音等的信息，记录于磁盘、光盘上。二者之间在物质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物质的宏观与微观上不同而己。就第二个过程而言，把信息从载体上调出来，对于纸质文件来说，信息的反射光线经空气传播而被人的眼睛接收，纸和胶片上的文字、图形、符号仍保留在原载体上，不存在“剥离”；而对于电子文件，由于其微观性，人们不能直读，计算机把记录在服务器等载体之上的二进制数字读取并高速传回到自己的计算机上，经过信息符号的转换，把表示文字、图形、符号的二进制数字代码转换成宏观的文字、图形、符号，这种转换过程的任何子过程都具有物质性，与纸质文件的读取过程原理是一致的，电子文档仍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原件上。所谓“能剥离载体而单独存在”，大概是指在第二个过程中，计算机读取数据之后，好像这些数据就飘飘摇摇真的居无定所，像幽灵一样不依载体而存在。应该说，这些记录符号从服务器上调出、传送到读取，一步也离不开物质，传送靠介质、储存也靠介质，离开物质信息就不能存在。

4.有人认为，电子文件是虚拟的，似乎居无定所，来去无踪，它如何来到读者面前、怎么复制出来，似乎处于虚无缥缈之中。甚至有人扬言：电子文件已经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其实电子文件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网络中的服务器上，而网络由操作系统、服务器和网络工作站组成。工作站通过插在其中的网卡经传输介质与服务器相连，用户通过工作站请求获得网络服务和访问共享资源，工作站通过网络服务器取出程序和数据后，用自己的CPU和内存进行运算处理，然后，把处理结果再送到服务器中。可见，作为共享资源的电子文件是存于服务器中的，它们与其它信息一样，既具有载体的物理形态，其信息以数字的形式存于其上，也具有物质性，它完全不是什么“虚”的，也不是模糊不定、虚无缥缈的，而实实在在是物质的。从上述几点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电子文档同纸质文档都是物质的，具有物质性，那些认为电子文档是“虚拟的”、“无法感知的”、是“超时空的”等等观点都是违背唯物主义观点的。否认电子文档的物质性，把它看成是虚无缥缈的，不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就无法深刻认识电子文档本身，也就必然阻碍电子文档的发展。

三、唯心主义思维方法在档案工作实践中的表现事例

以过程性文件和结果性文件来划分归档与不归档的界限是档案工作中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事例。

笔者在参与国家某重点建设项目竣工档案资料的整体编制过程中，曾有一领导指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注重过程性文件，建设单位业主注重结果性文件，所以业主没有必要收存施工图等历次版本，只需保存最后版本或者保存竣工图即

可”。这一指导思想也体现在核安全局制定的文件《记录文件管理程序》中。该文关于记录的保管期限这样表述的：“一般说将结果性文件划为永久保存，而把过程性文件划为非永久保存，当结果的解释依赖于过程时两者都划为永久保存”。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同样属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过程与结果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表现形式。过程者，事物变化、发展的经过，事物发展变化是无穷尽的，即过程是无穷尽的，所谓结果不过是过程中某一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存在没有过程的结果，用过程性和结果性文件和档案来作为划分归档和保管期限标准是不科学的，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规律的，那么应该如何划分归档范围呢？笔者认为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文件的重要程度来确定是否归档，确定永久保管还是非永久保管。在这方面，国家档案局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规定，比如GB/T2000《基本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中，对于建设单位的归档范围，不但没有取消施工图的归档，反而把施工图的保管期限延长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归档与否不是取决于过程性或是结果性文件，而是取决于文件的重要程度。

过程性文件和结果性文件是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是一对矛盾。比如说，合同谈判是一个过程，从申请立项、审批、编标、招标、投标、评标、中标可算作一个过程，而中标后签订的合同大概就算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了。其实，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我们说过程是事物变化发展的经过，过程有大有小。谈判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包含若干子过程的大过程。比如说，立项就包含可行性研究、项目概算、评估、写申请、上报审批，上级的批复应该算这一过程的结果性文件了。同样道理，编写标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标文件、中标书都可以说是每一个小阶段的结果性文件，但它又是整个招、投、评标过程的过程性文件。概括上述一段文字，我们可以说过程性文件和结果性文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而言的，前一个结果性文件，就是下一个过程中的过程性文件，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以过程性、结果性来划分文件显然不符合文件的发展规律，是不科学的，当然不能正确地确定归档范围。

就文件的重要程度划分也不应该把文件划分为结果性文件和过程性文件。仍以上述合同的签订过程为例，合同本身是合同双方和多方共同完成某一项工作的依据，大家都必须遵守，也只有共同遵守，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合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整个谈判过程所形成的立项、审批、编标、投际、评标、中标书等等文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维护双方、多方的利益，在反贪、反腐、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是合同本身所不能代替的。其它方面的例子更多，比如说，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有时比竣工图更具有凭证和依据作用，竣工图是不能反映施工过程中所用材料好坏、工艺过程质量好坏的。

过程性文件在研究思维方面比结果性文件更具参考作用，这是因为过程性文件更能体现出人民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对于判断结果的合理性，对于今后的同类事物、同类工作可起到更大的参考作用。

结果性文件不一定比过程性文件更重要，比如，设计施工图在技术上先进程度不一定比竣工图的技术含量低，设计更改也不一定越改越先进，有时因为现场条件、工艺或者技术跟不上，有时也可能因为材料解决不了，不得不把设计图纸的技术含量降低。

四、学术研究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物质性范文篇10

一、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立法

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国外立法经历了同态复仇、自由赔偿、强制赔偿和双重赔偿四个时期。

1、同态复仇时期。

在远古社会中，最早由法律保护的人格权是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任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都被视为严重的犯罪。同样，对于伤害他人身体、侵害他人健康权的行为，也必须受到法律制裁。这种最早的对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法律保护，就是由受害人及其血亲对加害人进行同态复仇。当时的复仇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外的血族复仇。是基于“血族连带责任”观念发生的保护方法。被害人的血族对杀人者的血族，采用集团方式，举行血斗。对于伤害身体，则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伤害加害人或加害人之血亲，但以采用同程度的损害为限。另一种是对内的复仇。一般采用宗教方式，对于被复仇者，宣布剥夺其一切权利，视同禽兽，人人得而诛之。这种野蛮的法律保护方法，与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相适应，按照当时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却是最公平不过的。

2、自由赔偿时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对人的物质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方法产生了某些变化，逐渐地产生了一种用金钱赔偿方法替代同态复仇的变通方法。受害人及其血亲有权进行选择，或者放弃复仇的权利而接受赔偿，或者拒绝接受赔偿而坚持实行复仇。最初，赔偿并非由金钱支付，而是支付马匹或者其他牧畜，继而，改由金钱赔偿。至于赔偿的数额，不是由法律规定，而是由当事人双方商定。这种人身损害赔偿，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失，而是对加害人及其血亲放弃复仇权利所给予的报偿。这种制度，早在习惯法时期就已经产生，延续很久，直到罗马法早期，仍有这种规定。《十二铜表法》第8表第2条规定：“毁伤他人肢体而不能和解的，他人亦得依同态复仇而毁伤其肢体。”在此之前的《汉穆拉比法典》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即一方面规定对伤害他人者应予赔偿，另一方面又规定可以同态复仇。就个人利益而言，放弃复仇而接受赔偿，对受害人明显有利；就社会利益而言，选择赔偿而放弃复仇，减少了不必要的的人身损害，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既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念的变更，为科学的物质性人格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强制赔偿时期。

自由赔偿时期对物质性人格权法律保护的有益尝试，为后世的强制赔偿时期开启了大门。强制赔偿首先对身体健康权的轻微伤害适用，规定禁止复仇，均强制以赔偿代替；对于杀人、重伤还可以选择赔偿或复仇。至罗马最高裁判官法，最终确立对人身体、健康、生命的侵害一律实行强制性的金钱赔偿。最高裁判官法确认赔偿数额由法官依据被害人的身份、地位、伤害的部位以及侵权行为发生的场所来计算。至查士丁尼《国法大全》，规定对人私犯（即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产生侵权之债。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损害赔偿的法律保护制度。这在人格权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化时代的意义。

4、双重赔偿时期。

这是指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不仅要赔偿财产上的损失，而且要赔偿因物质性人格权受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这种制度始于罗马《卡马威刑法典》第20条规定，后被德国法认其为慰抚金请求之诉，法国则自19世纪中叶以判例认之。1883年1月瑞士旧债务法确认此制，到《德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则将此制最终完善。该法第847条第一款规定：“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或健康，或剥夺他人自由者，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的金额。”德国法的这一双重赔偿制度，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稍有遗憾之处，就是对于侵害生命权的慰抚金赔偿没有规定。《日本民法》完善了这一缺陷，于第709条和第710条规定了与德国法上述内容相同的条文后，专设了第711条对亲属的赔偿条文，规定：“害他人生命者，对于受害人的父母、配偶及子女，虽未害及其财产权，亦应赔偿损害。”在双重赔偿时期，《德国民法典》不仅是物质性人格权法律保护现代化的标志，而且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概念，使物质性人格权制度正式形成了权利体系和保护体系的有机构成。

二、关于精神性人格权的立法

国外对于精神性人格权的立法及其发展，远比物质性人格权的发展过程复杂。关于精神性人格权的历史发展，可以大致分成古代习惯法时期、古代成文法时期、近现代法时期。

1、古代习惯法时期。在远古的习惯法中，有关精神性人格权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据仍然存在的一些原始人群的生活中，却发现了一些人格权的习惯法，由此可以反映出远古习惯法的某些侧面。在十八世纪仍保持着原始社会后期形态的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中，有着严格的贞操观念，切依因纳人采取了很多的预防措施，以使妇女恪守贞操，侵害妇女贞操的行为要受到该女子亲属的严厉制裁，甚至可以用石块将其打死。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非洲西部黄金海岸，阿散蒂人仍保持原始社会后期的习惯法。他们很严格地维护个人的尊严和名誉。辱骂一般的平民百姓，是私法上的违法行为，辱骂首领则为犯罪行为，均应受到制裁。从这些习惯法的内容观察，在远古习惯法时期，名誉、贞操等，都是重要的人格权，均受到习惯法的保护。

2、古代成文法时期。这一时期对于精神性人格权的立法规定，仍着眼于保护，但具体人格权的范围已经有所扩大。在古代成文法早期的规定中，最重要的精神性人格权是名誉权。最值得研究的是《汉穆拉比法典》第2条规定，对无证据控告，当神证明为错告时，除对控告者处死外，被诬告之人取得控告者的房屋。从控告者的房屋这种财产对被诬告之人进行名誉损害的补偿，恐怕是历史上最早的慰抚金制度。古代成文法后期，罗马法关于人格权的立法有了重大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是使用了人格的概念。人格的取得，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为人的生存，二为自由的身份，三为市民的身份。人格的内容，包括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如果其中有一项权利丧失或变化，即为人格减等。在罗马法上出现的最重要的人格权，是自由权。这种权利，成为自然人获得法律人格的最基本的条件。享有自由权，无论是具有完全的法律人格还是有限制的人格，都还被称之为人。丧失自由权，即丧失作人的资格，沦为他人财产之一的部分。罗马法的另一个重要的人格权，是名誉权。在罗马法中，只有名誉健全、享有各种公权和私权的人，才算有名誉。严格地说，罗马法上的名誉主要是讲权利能力。罗马法关于私犯的规定，才是对名誉权的保护。《十二铜表法》第8表“私犯”第1条规定：“以文字诽谤他人，或公然歌唱侮辱他人的歌词的，处死刑。”这种对名誉权的严格保护，不能不令人吃惊。

古代法时期，尤其是罗马法时期的立法，开创了人类史上对精神性人格权成文法保护的先河。在确认了人格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确认了自由权、名誉权、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并采用债的方式，作为侵害人格权的法律救济手段，改变了以刑罚方法救济为主的野蛮方法，奠定了现代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

3、近现代法时期。光辉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启动了人类史上新的一页。罗马法经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同罗马法学一起得以复兴和发展，其原因，主要是罗马法和资产阶级有着不解之缘。资产阶级以罗马法的复兴为前导，继而开展了规模宏大的人权运动。英国的《人身保护法》（1679）和《英国民权法》（1689），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相继问世。这些法律主要规定人权问题，对于自由权等具体人格权，也有明文规定，但并不是主要内容，且自由权亦强调其政治权利的成份为主。

国外近代对于人格权的立法，是由民法这一基本法承担的。随着罗马法的复兴，十六世纪的萨克逊法，认为自由权的受害人除得请求赔偿回复自由的费用和所丧失的利益外，尚可就精神痛苦请求赔偿。关于姓名权，在十七世纪之初，始见于公法的规定，而尚未认其为一种私权。十九世纪初，普鲁士法、奥地利民法、萨克逊民法对姓名权作了一般规定。在这一时期，姓名权的民法保护还未形成完备的制度。关于肖像权，法国判例早已认其存在，学者多从之。至1896年，德国学者克思奈出版《肖像权论》，提出了完整的肖像权保护法。至于隐私权，是这一时期较晚出现的具体人格权概念。1890年，美国法学家布兰蒂丝和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第一次提到隐私权的概念，开始受到重视，并迅速被各国所采纳。现代法上精神性人格权的完备立法，以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标志。《瑞士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现代人格权立法已经进入了完善的程度。首先，该法典创设“人格的一般规定”和“人格的保护”的专门标题，“不象其他国家，在总则编只对姓名之保护等略予规定，而是规定于‘人格权’一章之内”，“这种革新实为瑞士法律与其他各国法律大不同之点”。其次，创设保护人格的一般条款。该法第28条规定：“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可诉请排除侵害。”“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这一规定，创设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概括了所有的人格权，但只限于除去侵害，赔偿则须依法律具体规定。最后，《瑞士债务法》（新债法）确定了人格权保护的一般原则，突破了《瑞士民法典》的限制性规定。其第49条规定：“因过失侵害他人人格关系，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人格关系受侵害时，以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得请求慰抚金。”由此可见，瑞士民法对人格权保护之完善，堪称典范。

三、关于国外人格权发展历史的总结

纵观数千年国外人格权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人格权的立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人格权的概念是一个逐渐发展、逐步丰满的民法范畴。这样的一个结论，有以下的事实根据。

1、人格权的主体范围由小到大，最后发展到所有的民事主体。最初的人格权只能由奴隶主贵族享有，奴隶不享有人格权，只是奴隶主的财产，连生存的人格权也不能保证。至罗马法，除贵族享有人格权，自由民也享有人格权，但却因法定事由导致人格减等甚至丧失，沦为奴隶者，不享有人格权。至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人人权利平等，均享有人格权。在立法确认法人制度以后，法人也享有人格权。在承认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的立法制度下，合伙也具有相应的人格权。

2、人格权的内容逐步扩大。在文明社会的初期，人只享有生命、健康权，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才出现名誉权、贞操权的内容。至罗马法，自由权的概念才正式出现。近代立法确立了姓名权、肖像权，直至现代，才出现一般人格权、隐私权、信用权、了解权等所有的人格权。这种发展历程，表明了人类对自身价值认识的逐渐发展和完善。

3、人格权的性质从依附性转变为固有性、专属性、绝对性。早期的人格权，具有明显的依附性。由于个人受宗法、家族、身份、地位的种种束缚，人格权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身份和地位，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固有的，更不是专属的绝对权，不仅有不享有人格权的人，而且享有人格权也会被部分剥夺。到近现代立法，人格权成为固有的权利，人人生而有之，死而消灭，且其人格利益在公民出生和死亡后，还依法进行适当的保护。在法人，亦依法立即享有人格权。同时，人格权为专属权、绝对权，既不能让与、抛弃，也不得继承。人格权这种性质的变化，表现现代立法确认人既是自己的主宰，也是社会的主宰。

4、人格权的保护方法从野蛮转变为文明、科学。习惯法时期的人格权保护方法，是同态复仇的野蛮方法。而在那种尚未建立人类文明的时代，这种野蛮的方法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在现代人看来，那实在是一种悲哀。当选择赔偿的保护方法出现时，这种状况出现了转机，人格权法律保护的发展出现了一丝光明的前途。但是，对于精神性人格权法律保护方法中使用剥夺加害人生命、伤害加害人身体的野蛮作法，仍然给人格权法律保护罩上了残酷的阴影。在近现代立法中，确认侵害人格权产生侵权之债，用损害赔偿、除去侵害等方法进行法律保护，无疑创造了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人格权保护方法。继之对物质性人格权的财产损害赔偿、慰抚金赔偿的双重赔偿制的严密立法，最终确立了人类史上最完善、最完美的法律保护方法。公务员之家

5、人格权立法从分散形式逐步达到完整形式。古代的人格权成文立法，分散于法典的各个部分，缺乏系统性，更不具概括性。除在《摩奴法典》中可以见到关于伤害、辱骂的集中在一起的条文外，难见如此系统的规定。就是在这些条文中，也都是就事论事的规定，没有概括性的、可以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性条文。至民法立法法典化以后，保护人格权出现了典型的概括性条文，其中以《瑞士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的规定为最典范。对于具体人格权，法律亦做出详细、具体、系统的规定。这既标志着人格权立法的最终完备，也标志着人类认识自身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同时，还标志着法律文化、立法技术的发达程度。

参考文献：

（1）b（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