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融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养老金融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这是十年前的老故事，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提前消费。如果要为这个故事注入最新意义，那美国老太太应该说：“我前半生努力工作还房贷，后半生把房子抵给了银行，轻轻松松地拿着钱享受生活，现在我对人间再无牵挂。”

后半生拿房子抵押，是对“以房养老”的通俗解读。

所谓“以房养老”，是指老年人把已经付清贷款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综合考虑房主的年龄、预期寿命、房产若干年后的价值等因素，定期发放给房主一定数额养老金，房主去世后，房产出售用于归还贷款，升值部分归金融机构所有，也被称作反向抵押或逆按揭。

9月13日，国家对于“以房养老”模式明确表态。公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即“以房养老”。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公开表示，“以房养老”的试点方案，将由保监会牵头，会同民政部等部门，计划于2014年一季度出台具体操作办法和实施细则。

恐非银行一己之力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解读《意见》时表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保险试点，对于老年人和保险公司来说都是好事。但“好事”也需银行来帮忙，因为在我国，保险业不允许做按揭贷款，所以银行信贷资金仍是养老资金的重要组成。

然而目前市场上，多家银行均没有推出此项业务。无规可依、风险顾虑，及业务各自为营成为最大障碍。

中信银行于去年推出“以房养老”按揭贷款业务，是国内较早试点“养老按揭”的银行。其养老按揭业务细则规定，“贷款金额根据担保物价值和养老人养老合理需要的资金确定，计划累计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所抵押住房评估价值的60%，每月实际支付养老金额不超过两万元。贷款期限根据借款人实际需要合理确定，但最长不超过10年”。

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养老所需贷款金额有限；另一方面银行贷款门槛设置较高，如年龄要求在55周岁以上；抵押房屋必须是老人或其赡养人的第二套房子等。自该业务推行以来在深圳、合肥等多地交易量为零。

借鉴国外经验来看，“逆按揭”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养老模式。业务由借款人、政府部门、银行、保险、养老机构、评估机构，甚至房屋中介组织共同参与、权责明确、共担风险、合力运作。

如让银行用一己之力面对“以房养老”的“逆按揭”贷款业务，将会面临重重风险。

最大的风险在于我国土地使用权限只有70年。除产权有年限外，“逆按揭”业务的唯一抵押物就是房产，对于银行来说，一旦房产出现贬值、拆迁、灭失的风险，就容易导致资不抵债、坏账的发生。

另一个突出风险就是人的寿命具有不确定性。多数“逆按揭”业务往往只能在老人死亡这一特定条件下，银行才有权利处置房产收回贷款。生命存续期愈长，贷款期限愈长，银行承担的风险则越大，这是因为“逆按揭”业务周期将延长，有可能出现贷款本息金额超出房屋本身价格的情况。

此外，贷款期限较长则意味着信贷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风险较大。贷款期间，一般银行机构不会规定老人偿还本息，而考虑到一般情况下，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于资本市场的平均利率，因此如用将来的利率计算现在的资金占用成本，显然存在较大风险。

“以房养老”不能仅靠银行力量。在8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就强调，让社会资本轰轰烈烈地办好养老服务业。而据记者了解，近几年多个城市以不同方式进行了“以房养老”的试点：北京成立了“养老房屋银行”，上海实施了“以房自助养老”，南京实行了“以租换养”等。发动社会力量，通过不同途径，才是今后解决养老问题的必由之路。

金融机构顾虑重重

“以房养老”实则是一款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相较其他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的优势在于拥有依靠生命表定价的机制及自身已有客户数据的经验分析。但若从技术角度而言，保险机构仍有诸多地方需要突破和创新。

“生命表只有寿险公司才有，依靠这个生命表，寿险公司可以判断某一年龄段的死亡比例以及这一年龄段一般生存多久，这是寿险公司的优势。但是房产抵押应该是财产险公司的业务，而不是寿险公司的业务。以房养老到底是财产险公司做还是寿险公司做？”一家寿险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保险公司不能直接放贷也成为未来房屋反向抵押业务开展的一大障碍。经营主体模糊、无放贷经验、无合适产品等技术难题制约着保险机构参与“以房养老”业务。

在发达国家，按揭养老有成熟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对房产评估环节，有中立的权威专业评估机构负责房屋价值的评估，既能照顾到老人的利益，也能保证金融机构的合理收益。如果出现房价波动，还有一种由政府主导的保险机构或市场化保险公司来分担风险。因此，借鉴国外经验，完善相关的风险应对机制也是关键。

在美国，并非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办理房屋反向抵押。首先，符合年满62岁以上并拥有房屋产权的老人，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反向抵押；其次，根据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规定，抵押的房屋必须是单户住宅。如果是多单元的住宅，那么投保人必须居住在其中的一间内。换句话说，这套房屋不能全部租借给别人，投保人（屋主）必须也居住在里面。

不过，有保险的住房贷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联邦住房管理局“有保险”的住房“倒按揭”贷款。这是经美国国会认可的贷款，其形式较为灵活。申请者可以尽可能长地生活在该住房内，不过只能在一定期限内得到分期贷款。另一种是放贷者有保险的倒按揭贷款。这种贷款是由金融机构办理的，申请贷款者的资格不需要经过政府认可。届时，金融机构可与申请者共同享有住房增值收益，不过，金融机构要求保留住房资产的25%-30%作为偿还贷款的保证。

《意见》对政府“托底”作用的强调，显然更有深意。银行介入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的“保驾护航”，特别是在一些房地产市场尚不成熟、价格波动较大的地区，政府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解决银行在“逆按揭”业务中存在的技术难题，同时相应的财政补贴倾斜，也将会带动银行的积极性。

篇2

关键词：FASB　养老金会计　美国

一、引言

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务院近年来颁布了关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文件，决定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过渡。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场是养老基金发展的条件之一，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不但减轻了企业负担，为资本市场提供了资金供给，而且可以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市场治理水平的提升。因此，建立基金制养老金体系，将对我国金融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我国的企业养老金会计在实务和理论上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都属于设定提存计划类型，当期确认的养老金费用即为本期缴纳的提存额，计人相关成本或损益项目，会计处理简单。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涉及的基金制更倾向于约定给付养老金计划(defined-benefit pensionplan)。在约定给付退休金计划下，企业的义务是向在职的和退休的职工提供退休金。无论如何安排筹资，企业都有义务根据文件的规定或企业的惯例提供承诺的退休金。到期退休金的支付有赖于企业履行退休金义务的能力或有赖于基金的财务状况和投资收益，也有赖于企业补充现金资产短缺的能力(石本仁，2005)。由此可见，如果要促进基金制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应该及时准确提供企业在养老金计划中产生的资产和负债及相关损益信息，提高透明度，让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能及时准确评价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因此加大约定给付退休金计划会计的研究对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养老金会计制度在美国发展的经验与成果很有借鉴意义，本文试分析美国养老金会计改革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希望对我国制定养老金会计准则有所启示。

二、美国养老金会计概述

(一)SFAS NO.87对约定给付退休金计划会计的规定根据SFAS NO.87，对一个约定给付退休金计划，养老金费用不必与向养老金基金缴纳的金额一致，并规定某一期间的养老金费用主要由当期服务成本、利息成本和养老金计划资产的预期报酬三个内容组成。服务成本是当年员工已赚得的福利使用贴现率计算出来的精算现值。利息成本是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预计养老金负债，是利用年初预计养老金负债乘以贴现率计算出来的。养老金计划资产的预期报酬是由投资活动而引起的计划资产的预期增加额，是利用预期或假定的长期投资报酬率计算的。服务成本和利息成本会导致当期养老金费用的增加，而养老金计划资产的预期报酬能减少养老金费用，如果服务成本与利息成本的合计大于养老金计划资产的预期报酬，必须在利润表中报告养老金费用，反之将报告养老金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成本与利息成本计算都要通过贴现率，SFAS NO.87要求该贴现率能反映雇主支付养老金即可解除债务的利率，并没有具体指明要用哪个利率，实际上是由公司管理层决定的，这给了管理很大的灵活性。一项养老金计划的筹资状态是超额筹资还是未足额筹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贴现率的选择。当利率下降时，很多公司都不愿意改变原来假定的贴现率，因为据测算，贴现率每下降1％，养老金负债将上涨20％，这意味着公司要多缴纳养老金费用才能达到承诺的水平(Michael Bepristis，2006)。

(二)养老金计划资产的预期报酬产生的问题　在计量与报告时使用预期报酬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养老金基金通常保留大量的资金用来支付当期养老金福利义务，剩下的进行投资获得投资收益并增值，以便满足未来养老金负债的支付。如果基金运作得当，公司可减少缴费负担，如果发生投资损失，公司要缴纳更多的费用。实际的养老金计划资产的报酬会增加报表利润项目的波动性，因此，会计准则允许公司使用假定的报酬率进行计量与报告，这完全是基于公司管理层对基金未来投资业绩的估计，而不管基金实际的投资业绩如何，如果预期报酬率是合理的，其结果与实际报酬没有实质的差别，就不会有问题，但实际上，二者的差额是巨大的。(表1)是2001年美国4个大型公司预期报酬与实际报酬的差异表现(Michael Bepristis2006)。从(表1)中数据分析，实际与预期报酬的差额高达72亿至119亿，而这些差额是不用在报表或附注中披露的，它和前期未确认利得或损失合并，在雇员未来平均服务期间进行摊销，如果数额大，还可以采用“走廊法”进行摊销，这些做法让养老金会计信息模糊令人费解。不切实际的预期报酬，抵消了服务成本与利息成本，减少了养老金费用，以预期报酬进行计量与报告会让使用者对公司真实的盈利、养老金基金质量判断产生重大误差。作为养老金计划的受益者，退休人员是非常关注公司的财务健康和养老金基金的生存状况的。投资者、债券评级机构等信息使用者同样也很关心公司整体养老金负债负担，以预测公司风险。按照SAFS NO.87提供的信息，有数十亿上百亿的债务没有在报表中体现出来，这是很危险的。如奇异电子自1987开始就不再为养老金基金缴纳费用了，尽管该公司的养老金基金公允价值已从1999年末的502亿元下降到2002年末的378亿元，这对养老金基金的支付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在资产负债表上却是持续增长的养老金资产，自2000～2002年分别是102亿、124亿和140亿。美国标准普尔100指数中的100家公司中有84家拥有DB养老金计划，1997-2004年这84家实际的平均报酬率分别为：6.78％、10.64％、12.81％、4.95％、-7.14％、-9.42％、5.12％、10.49％，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别很大。而相应的预期报酬率为：9.26％、9.14％、9.18％、9.27％、9.33％、8.99％、8.43％、8.41％，显得比较平稳。在2001和2002年，实际报酬与预期报酬的差额是最显著的，导致养老金基金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相关性明显下降(C.TerryGrant等，2007)。2004年SEC采取行动，要求几家问题严重的公司提供额外的关于养老金会计实务的信息，这些公司包括通用汽车、波音、北美航空、福特汽车、Delphi公司等(Michael Bepfistis 2006)。最近的关于DB养老金计划的统计表明，有55％的养老金资产投资于权益市场，证券市场的历史表明，权益市场的报酬率超过债券市场的报酬率，这样的投资政策能让养老金基金获得较大的增值空间，但承担了巨大的风险，2001年的情形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以实际报酬进行计量和报告，公司管理层可能会更谨慎些。

(三)养老金损益对利润表的影响 SFAS NO.87最大的问题是让养老金收益纳入了利润表，在2001年，这成了许多公司的

“救命恩人”。如2001年Verizon Electric的净利润为3.89亿，而计人利润表的养老金利得为13.2亿(Michael Bepristis 2006)。如果养老金利得是实际数据，这样的报告方式会让使用者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误解，更何况这个利得是预期数据，这让报表严重失真，错误地传达了关于企业财务资源和承担负债的情况。由于管理层的薪酬计划与公司业绩紧密联系，这样的会计处理在技术是正确的，但却是不道德的，即有目的的选择不利于养老金计划的假设去操纵利润。而养老金收益并不属于公司却属于公司雇员，这样做的后果是严重损害了雇员退休福利，失去保障。

(四)改革计划 正是现有的有关养老金的会计准则在实施中出现了无法自我修复的漏洞，FASB在2006年宣布要改革相关会计制度。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是将表外(附注中)的养老金筹资状况(funded status of DB plans)纳入资产负债表，明确列示公司已承诺的应支付退休人员福利的真实负债，SFAS NO.158规定了这个目标将如何实现。第二阶段将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如披露和精算假设确定指南、在利润表中按类别列示养老金费用和计划资产报酬及精算损益、前期服务成本如何在报表中确认、更精确的养老金负债计量等，并要与IASB合作，以实现会计协调的目标。由于其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估计至少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SFAS NO.158目的是要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有用性。但新准则的实施效果却事与愿违：越来越多的公司冻结甚至终止了企业养老金计划，削减退休人员医疗福利。这种矛盾现象主要在于新准则的经济后果。

三、美国养老金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一)增加了递延项目的透明度　在旧准则中，养老金资产或负债净额包括3个项目：通过筹资形成的资产(表现为如股票、债券、不动产等)、递延成本和递延损益(不能用于支付，包括未摊销的前期服务成本、非预期的假定养老金投资报酬与实际报酬的差额、未确认精算损益)、预计养老金负债(PBO)(根据未来工资水平为基础，结合离职率、死亡率、利率等计算的未来负债的现值)。有些公司将递延成本和递延损益确认为资产，而使养老金资产净额增加或减少养老金负债并增加了净资产。如杜邦公司2005年年报附注中披露的PBO比养老金资产投资项目的公允价值高出31亿美元，但由于递延项目的存在能够使公司将31亿美元的赤字变成资产负债表中的23亿美元的“盈余”。FASB允许使用递延项的目的是，让利润表不受非预期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利润冲击，这样有助于投资者对未来经营活动盈利能力的预测。但许多公司过度乐观的假设导致了巨额递延金额，掩盖了真实情况和正常的波动(Scow E.Sfiekel，2007)。养老金筹资状况是计划资产公允价值与PBO的差额，当计划资产公允价值＞PBO时，则表现为养老金净资产，若相反则以负债表示。准则是在附注中披露该信息的，其金额与资产负债表中的养老金资产或负债净额有很大不同，这是由于递延项目存在所致。新准则要求将递延项目从养老金资产或负债净额中剔除出来，单独列入所有者权益项目下的，作为抵减项目，列示在“其他累积综合收益(A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项目中。这对很多公司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一净资产大幅减少，负债大幅增加。据统计，“财富100”中发起了DB计划的公司，其养老金负债净额合计从620亿美元增加到3930亿美元(以2004年的数据计算)，同时全部净资产的减少达9.3％。最近的标准普尔公司对“标普500指数”涉及的500家公司的净资产进行了统计，发现跌幅在8％～9％。其他的相关研究也都有类似的结果(scott E.Stickel，2007)。

(二)损益表没有影响　SFAS NO.158对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没有影响(这也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资产负债表的调整项目绕过了净利润项目。非预期的股票市场、利率波动直接影响所有者权益。因此，净利润仍旧没有考虑养老金资产或负债净额实际情况的变化。在FASB下一阶段的养老金会计改革计划中，将考虑把这些成本、损失、利得纳入利润表。

(三)企业融资不利　在债务合同中，对借款者通常有些限制性条款：如保持一定标准的财务比率、最低净资产、负债不高于特定比率等。实施新准则将让许多公司不得不如实反映大量增加的养老金债务和大幅减少的净资产，在双重的压力下，一些公司不得不用大量的篇幅对其债权人进行解释以维持现有合同的有效性。由于财务杠杆的变大，债权人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公司的融资成本也会增加，如银行很可能提高贷款利率。

(四)股票价格影响 这次改革把原来附注的信息纳入资产负债表，而无论是表外附注披露还是表内披露，都是公开信息，只是披露形式不同，根据有效市场假设，SFAS NO.158对股票价格是没有影响的。但该假设本身是有缺陷的，市场并没有足够的有效性，即已公开的信息没有反映在股票价格中。Franzoni和Matin(2006)发现在附注中披露了有严重筹资不足的养老金计划的公司，其股票价格明显被高估。这表明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未足额筹资的养老金计划对未来利润的影响。Picconi(2006)通过检验资产负债表附注披露的养老金信息与股票价格、分析师的盈利预测的相关性，也发现附注中的信息没有被充分理解，反映出信息使用者对附注信息的关切度不如报表本身。这说明新准则的措施是有意义的。但对投资者和养老金参与者来说，由于股票市场并没有充分消化附注中的信息，新准则造成的负债增加、净资产减少就对股票价格产生负面影响。而只要股票价格仍是考核管理层业绩的最重要的指标，就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冻结甚至终结DB养老金计划(Scott E.Stickel，2007)。

(五)金融服务行业和财务分析师影响 为了减少资产负债表波动性带来的不利影响，管理层必然要考虑通过减少养老金计划的波动性来达到免疫目的。如可以持有债券型投资组合，使该组合的现金流入与养老金计划负债的现金流出在时间上相匹配，或通过“久期匹配法”(丹尼斯・E・罗格等，2004)达到免疫目的。这些方法既专业又复杂，往往由专门的金融服务机构及其人员提供这些服务，新准则的实施会刺激这方面需求的增加，特别是受到新准则负面影响的那些公司。

篇3

文/刘锋

养老金与证金、汇金救市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是被A股暴跌所要挟的救市行为，而养老金入市更多的是一种主动参与资本市场改革红利行为。投资可能意味着亏损，而不投资无异于亏损。在风险与收益的天然矛盾面前，养老金最终选择了前者。8月23日，国务院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办法明确：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的30%。这意味着酝酿时日之久的养老金终于要将真金白银投向A股市场。

由于养老基金实乃群众的养命钱，它不是理财基金，更不是风投基金，而是保障基金。也就是说养老金投资的底线在于绝对安全。正是底线思维的羁绊下，按照此前政策规定，养老金只能用来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专户。然而，追求稳定收益的另一面则是养老金年均投资收益率不足2%，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率后，其实际收益率为负。

与此同时，由于转制成本和历史欠账等原因，我国养老金面临巨大缺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早在2012年，时任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就预测，2012年到2050年期间，养老金体系资金缺口约为39万亿元，该预测后被媒体广泛引用。如何确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是社保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未富先老”和“快速变老”的局面，进一步加重了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压力。

然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在投资股市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14年，社保基金收益率达到了11.43%，超过同期通货膨胀率9.69%。事实上，反观美欧等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都成了养老金配置标的。

美国社保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使各类社保基金成为股市上最大的投资者。虽然股票资产在联邦政府养老金计划占比仅为9%，但地方政府及企业雇主发起的养老基金大多投向股市。典型的如以最为成功的401K计划为例，长期获得了6%以上的年平均回报率。英国为了实现高收益，养老金不仅投资于构成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指数的大公司，甚至还可以投资于艺术品和外国期权合同。

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养老基金—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这也让其成为日本股市最大的投资主体。该养老基金目前拥有130多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用于投资股市的资金最多可达约40万亿日元，持有的股票市值约为30万亿日元，占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总市值的5%。

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一度因为其保守的投资策略为人所诟病，其资产的三分之二是债券，而且主要是国内债券。截至2013年3月底，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资产配置的59.6%在日本国债，14.05%在日本股票，9.44%在外国债券，11.91%在外国股票。

当然，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社保基金股市投资损失惨重，迫使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股市投资问题。即为，养老金投资必须要保证安全盈利，投资业务不能只关注风险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一定要兼顾这一对互相对立的目标。

如何去平衡这一目标，其关键就在于投资股市的比例权重。毫无疑问，30%的红线拿捏是正确恰当的。因为30%的股市配比不仅是家庭配置资产的公认的实践理论，国内外理财专家亦即将此标准奉为经典教材案例标准，而且有利于避免资本市场的波动风险。

之所以，我国养老金不敢杀入A股，其根源莫过于中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始终未走出大起大落的怪圈。目前A股随着国企改革热点消散，市场信心再度濒临崩溃。特别是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言论再起，外围市场大幅下挫。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养老金入市短期内对股市并无实质影响。主要原因则是养老保险基金从县市到省级的资金归集困难重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此外，不少人认为实际入市资金很难突破万亿。

其实，养老金与证金、汇金救市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是被A股暴跌所要挟的救市行为，而养老金入市更多的是一种主动参与资本市场改革红利行为。其最大的意义就是释放对未来我国资本市场强烈看好的意愿。换句话而言，养老金这种赋予全体人民利益，并有国家主宰的资金，假如连本国的资本市场的都不看好，那么如何撬动中国高储蓄率的家庭资产呢？

篇4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养老保险 新兴市场国家 基金投资

社会养老保险作为最主要的养老保障，由于养老金具有给付周期长、涉及人群众多等特点，其保值增值问题日益重要。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国在养老金投资上都受到了影响，相关数据表明，OECD国家2008年养老金投资的名义损失为21.4%，养老金资产与GDP的比例由2007年末的111%下降到2008年10月的90%，养老金总额降为23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是特指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发展潜力大，力图通过体制改革与经济进步而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经济体。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天然资源丰富，国内GNP并未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在社保基金运作问题上，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相似困境，不少已采取了新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多支柱养老体系基本框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强制性现收现付制社会基本保险，即最低程度养老保障；二是强制性基金积累制的养老保障；三是自愿性补充养老保障。多支柱可有效分散风险，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养老责任，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扩大覆盖面。并且多支柱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有利于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东欧国家基本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保体制多少带有社会主义的遗留，其转型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土耳其的社保基金新系统更是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社保案例之一。匈牙利、俄罗斯和波兰的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均从政府主导向“三支柱”发展，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还改善了国民养老保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东欧许多国家都允许商业机构管理投资养老基金，并给予参保人选择投资管理机构的权利，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养老基金运作效率，政府主要负责监管工作。俄罗斯放开了第二支柱国家养老金基金积累部分供私营养老金公司和私营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波兰将第二支柱基金完全交给市场运作；土耳其实行自愿原则以及量入为出制度。使养老基金类似于一般的基金，完全根据市场的回报率决定养老基金的投入。

土耳其养老保险系统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其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实行三支柱体系，即传统的量入为出制，强制的私人基金制和义务的私人基金制。土耳其于2001年率先完成了第三支柱强制私人养老基金的建立。相关数据表明其政府债券和国库券，货币市场工具以及外国证券的投资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而逆回购协议和其他投资工具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政府债券和国库券，逆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工具都是低收益率高安全性的金融工具，前者信用等级非常高，而后两者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总体来说，土耳其社保基金的投资组合呈多样化而保守的风格。金融危机之前，土耳其养老基金规模呈稳步快速增长趋势，基金资产余额年增长率中位数为62%，到2007年时，基金规模达到了约28亿美元，占当年GDP总额的0.44%。2004到2007年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达到了16.66%，而保守型工具的投资名义收益率通常不会超过10%，说明土耳其社保基金投资在股票、外国证券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表现上较为优秀，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和安全性。2006年由于国际经济波动，油价高涨以及通胀率居高不下，市场对于政府对资本市场管制预期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得资本净流出加大，社保基金的投资实际回报率也急剧下降到了1.4%，在其他3年投资实际回报率都达到了9%以上，显示了其优秀的保值增值能力。

东欧国家的养老体系受智利阿根廷模式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在构建私营化管理基金制的保险模式方面，有共同特点和发展趋势：一、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第一支柱是国家最低程度的强制性现收现付制社会基本保险；第二支柱是与缴费水平挂钩的强制性基金积累制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是可提供更好生活水平的自愿性补充养老保障。二、基金积累制养老金的市场化运作。商业机构管理、投资养老基金，并给予参保人选择投资管理机构的权利，通过自由选择和市场竞争，提高养老基金运作效率，政府集中精力做好监管工作，保证基金安全稳定，养老基金类似于一般的基金，投资者可以每天随时查询个人账户的运作，完全根据市场的回报率决定养老基金的投入。三、相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东欧国家政府对养老金倾向于采取力度更大的限制措施，养老基金投资相对保守，抗风险或者说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能力较强，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保值增值能力以抵抗购买力风险。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具有典型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仅就养老金投资方面而言，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在养老金投资的发展水平、投资收益、监管体制等方面的发展都早于我国。经过有选择的对新兴市场国家养老金的投资组合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则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情况下提出适于中国的养老金投资组合策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第二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篇5

关键词：养老金缺口；养老金入市

养老金是国计民生的一种非常关键的保障，我国养老金制度应用的是社会统筹以及个人账户两方面结合的方式，社会统筹即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即基金积累。在养老金入市政策中的养老金即个人账户。因此，将老百姓的养老钱作为投资资金投放在风险较高的资本市场中的改革引起了国民的担忧和热议。而养老金入市是国外主流国家政策改革中的主要措施。鉴于国际养老金改革经验以及国内养老金面临的缺口问题，本文就养老金入市的意义及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1、我国养老金入市的需求及背景

1.1养老金缺口的存在

随着我国近几年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养老金缺口的存在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在2012年的《财经》杂志中在经济学有很高造诣的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和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均对我国养老金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马骏在《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中指出：预计2020年养老金缺口将有0.2%的GDP，2030年预计达到1.4%，而2050年将有可能达到5.5%，即用GDP的增长率来表示2050年的养老金缺口将是2012年的75%[1]。而一些相关部门则对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存有异议，通过对往年的养老金基金总数的数据分析发现，2013年的养老保险基金总数较往年增长了18.3%，发出不存在养老金缺口的声音。

但事实上养老金缺口不仅是当前养老基金的余额，还应考虑未来时间内承担的权益净责任下所剩金额。即说明在某段时间内养老基金累积少于权益净责任的时候，则出现缺口。随着我国养老保险的体质改革和人口的老龄化问题的加重，预计我国未来30年的养老金权益净责任将大于养老基金累积额度，最终导致我国养老金缺口逐渐增大。

1.2养老金入市背景

在针对我国养老金缺口的解决方案中，延迟退休年龄绝对是短时间内最直接有效的方案，但仅仅只是起到缓解的作用，不是可长久持续的解决方案。而如何能够使养老金保值则成为了解决缺口的方向。在2012年的两会期间，养老金制度的引发了养老金入市的话题。而广东省成为第一批养老金入市政策的改革试点。

2、养老金入市的可行分析

2.1养老金入市的优劣势分析

养老金入市的优势。数据调查中发现我国在2012年末的养老保险基金累积可达2.4万亿元，仅有部分地区出现养老金缺口问题。而对于养老金上市的政策改革在国内外都成功案例可以借鉴。国内的社保基金与2001年入市，于年末已获得8.5%的收益率。国外对于养老金入市则秉承了一定的开放态度，德国早在1957年便开始进行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英国、日本都建立了养老金管理部门，与我国情况最为贴近的是美国的401K计划，最具有参考价值[2]。

养老金入市的劣势。对于养老金入市的最大顾虑就是股市的高风险问题，而我国的股市发展相对不够完善，资本市场中的投资产品较少、国债利率较低、金融监管的力度偏低。以及没有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最低收益的担保制度等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养老金入市造成阻碍。

2.2养老金入市的机遇和风险分析

养老金入市的机遇。2012年两会后，养老金的改革制度已成为势在必行的趋势。而根据人口调查显示，未来20年后6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4亿人，我国老龄化问题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家庭出现“4+2+1”的倒金字塔结构，养老为问题将成为社会问题。我国的养老金目前仍以投资与银行和国债两种形式，这导致养老金的年收益率在2%以下，即养老金一直在贬值[3]。因此养老金的保值改革已成为我国刻不容缓的政治问题，这也是养老金入市的一个机遇。

养老金入市的风险。养老金入市的最大问题就是入市的投资风险。我国养老金改革与美国的401K计划很相似，美国的改革初期因股市大好出现双赢的局面，而因遇互联网泡沫而造成资金缩水，金融危机更是导致美国养老无依的局面。所以资本市场的投资存在投机性，回报和风险并存。

通过以上几点对养老金的可行性分析，对养老金入市自身的优势契机和外部因素产品的威胁风险等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以当前形势为前提，整合自身情况并借助国内外成功案例的参考，我国养老金入市改革正稳步的进行着。

3、我国养老金入市的几点建议

3.1贯彻执行养老金保值增值的目标

养老金顾名思义是我国退休人员赖以生存的养老钱，而养老金入市的最终目的是填补缺口，起到保值增值的作用，因此，在养老金入市过程中，应以保值增值为目的严格的贯彻执行，不能将养老金作为它用，引来风险[4]。在我国社保基金入市是自主的选择投资行为，因此养老金也是如此，最终是以达成保值或增值为目标，不可作为资金市场中的托市、救市资金，避免出现贬值风险。

3.2建立专业的养老金投资机构

养老金入市既然秉承保值升值的目的，必然不可由员工直接进行投资操作，为了更好的实现目的，必须建立专业的养老金入市投资部门或者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投资管理。经济学家鲁政委曾指出，养老金入市改革已经是箭在弦上，但为达成更好的保值目的，必须建立专业的投资管理部门，同时建设专业的投资人才进行操作。

3.3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划分基金层次

资金市场可以划分为银行存款、股市、债券以及国际投资等板块。参考美国401K计划，可将我国养老金进行划分，划分遵循低风险的原则，大部分基金用于风险相对较低的银行存款和国债等，其余可根据资金市场现状进行股市、债券、甚至房地产等投资。另外根据国家实时政策制定合理的投资组合，规避风险，获取最大利益。

3.4有效监管

养老金作为全民的养老资产，在入市投资过程中监督是十分重要的。养老金的投资管理部门或委托机构在投资过程中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实时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同时建立信息披露制度[5]。养老金入市监管可参考国外的县官监管制度，一是对数量限制规则，对投资的类别、数量以及比例均进行明确的规定；其二是谨慎规则，要求每一次或每一个项目的投资应权衡利弊，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

4、小结

我国养老金入市改革已在广州试点运行，广州试点的养老金入市改革被称为破冰之举，但是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正确的预估养老金改革运行的效果。一个政策的改革，必然会面对多方面的阻扰因素，而且无法避免的会遇见多种难关，但养老金入市的改革之路是我国政策改革必经之路，任重道远，只要逐一攻克，推进改革运行，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总之，养老金入市改革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冯祺.养老金缺口的成因及其对策.企业改革与管理[J].2015（4）：176

[2] 刘俊齐.养老金入市的国际经验借鉴与我国的政策选择[J].科技和产业.2012（9）：135-148.

[3] 高振立.从瑞典福利制度看北欧福利国家模式[J].中国人口科学.2002（3）：58-64.

篇6

关键词：养老保险；第三支柱；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一、我国养老金体系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我国养老金体系发展历程及现状。在全球老龄化危机的背景下，养老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一直都是各国改革探索的重点。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中国特色养老保险体系，早在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逐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这意味着，我国养老金体系建设之处的目标为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每一层次的功能定位不同：基本养老保险旨在保障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这显然不足以满足企业离退休人员的需求，因此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旨在保持退休职工一定水平的生活待遇。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则是针对有较高养老保障需求的社会成员，因此具有较强的自愿性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养老金体系逐渐从多层次过渡到多支柱，目前包括三个支柱：第一支柱是由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第二支柱是由雇主主导的补充养老金制度，其中企业年金具有自愿性，面向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具有强制性；第三支柱是由个人主导的储蓄型养老金计划。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但是每个支柱的发展却呈现不均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初期，我国的改革一直围绕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建设，取得了诸多成就，使第一支柱趋于夯实，实现了对全国适龄人口的制度全覆盖。截至2020年底，覆盖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人数达99，865万人。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9，229亿元，基金支出54，656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8，075亿元。然而，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相较于第一支柱，第二支柱从2000年才开始有实质性进展，2004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正式建立，一直到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通知》的，才标志着我国企业年金制度正式建立。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10.5万户建立了企业年金，参保职工2，718万人，年末累计结余22，497亿元。启动职业年金基金市场化投资运营，年末投资规模1.29万亿元，全年累计收益额1，010.47亿元。第三支柱虽然一直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但是直到2018年4月，国务院六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才标志着我国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有了政策支持。截至2020年4月末，全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共有4.7万人投保，缴纳保费3.03亿元。可见，试点情况不容乐观，第三支柱养老金发展遇到阻碍。（二）我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的问题1、结构性矛盾突出，第一支柱负担过重。虽然我国基本养老金的制度设计是现付现收制的社会统筹与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相结合，但是实际运行中出现用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来补充社会统筹账户资金，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也就是说，我国的第一支柱实际上是现收现付制。在持续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现收现付制会给财政带来潜在的支付危机。虽然截至202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8，075亿元，但是实际上若剔除财政补贴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逐年扩大。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在保留目前财政补贴机制的情况下，2028年基本养老金当期收支将出现缺口，到2035年累计结余将被耗尽。过度依赖第一支柱，不仅会影响养老金的可持续性，而且也会使得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保障。在制度建立之初，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保持在70%左右，然而近年来不断下降，2016年已经下降到45%，触及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划定的养老金替代率警戒线。因此，基本养老保险并不能满足退休群体的养老需求。根据国际经验，合意的养老金替代率至少应当达到70%（甚至有研究认为应该达到85%），那么在第一支柱无法提供满意的替代率时，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尤为重要。2、第二支柱覆盖人群受限。首先，企业年金制度设计的覆盖人群是就业稳定的职工，一方面为他们的退休生活提供高于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企业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显而易见，灵活就业的人群必然被排除在覆盖范围之外。其次，就我国现阶段的企业年金而言，还不具有普惠性。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年金建立的门槛相对较高，故只覆盖了少数垄断或盈利较高的企业。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的企业年金并非像基本养老保险一样是强制的，建立与否完全取决于雇主，因此雇员的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3、各支柱功能界定不清，没有实际形成责任分担。第一支柱应是由国家承担主导责任，旨在保障低收入群体的退休生活，同时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然而，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过高，雇主负担20%的比例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同时又由于缴费基数为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造成大量企业以最低水平确定缴费基数。因此，第一支柱的实际运行不仅加重了企业的负担、限制了第二支柱发展，还造成职工未来领取的退休金满足不了养老需求。第二支柱应是由雇主承担主导责任，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为职工提高更高水平的养老保障。然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受制于经济承受能力，建立企业年金的可能性小，因此第二支柱几乎发展停滞。第三支柱应是个人承担自己的养老责任。然而，我国个人购买的商业保险占比很小，缺少制度设计和相关政策引导。同时，如上文所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因此导致积累制没有发挥作用。综上，我国实际上并未形成政府、雇主和个人三方责任分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

二、第三支柱养老金

（一）概念界定。第三支柱养老金概念源于1994年世界银行在《防止老龄化危机：保护老年人即促进经济增长》报告中提出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是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计划，由政府通过税收融资，体现社会互济原则；第二支柱是雇主向雇员提供的补充养老金计划，通过“以收定支”将养老金待遇水平与在职时缴费相联系；第三支柱是自愿性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为那些想在老年得到更多收入的个人提供额外保护。虽然世界银行提出的“三支柱”模式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大量国家的实践也暴露了它的缺陷，但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在各国改革中都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养老金体系的重要支柱。我国首次出现“第三支柱”的表述源于2018年印发的《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中。可见，我国的第三支柱养老金才刚刚启动发展，因此对于“第三支柱”概念的界定还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第三支柱是指个人储蓄计划，广义上包括所有个人自愿购买的能够实现养老保障功能的金融产品或账户，在此基础上，根据是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细分为税收和非税收第三支柱。但是，大多数学者以及笔者认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财税激励支持、引导全体经济活动人口建立的，以个人养老为目的，个人自愿参加并主导的积累型养老金制度。”因此，第三支柱养老金满足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由个人主导。这是其区别于第一、第二支柱的本质特征，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一定采取“一个账户、多款产品、自主转换”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实现归集账户的功能，并且将来也可以建立与第一、第二支柱之间的衔接机制，避免积累制流于表面。第二，享受财税政策支持。这是其区别于一般养老金融服务的根本所在，正是因为受到公共政策的支持，个人养老储蓄保险基金运作才会更加安全。第三，以养老为目的。个人养老金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养老金体系的一大支柱，正是因为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人民群众对养老需要的更高要求。因此，国家必须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严格监管，对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进行长期规划。（二）理论依据。政府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建设中承担相对责任，即不是待遇支付的担保人。基于相对责任，政府不再为个人养老金计划的资金筹集、基金管理及待遇支付承担担保责任，而是全力打造计划的安全运营机构，以机制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来确保参保人和收益人的利益。政府相对承担养老保险责任的理论依据是：1、信托理论。个人养老金计划就是一种信托模式，由于长期运行，所以非常需要安全托管机制。政府有责任打造个人养老金计划安全运营机制，并积极立法和监督。2、资产账户功能理论。个人养老金计划采取账户制，个人通过账户对累积资产进行终身理财以及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手段帮助国民进行资产积累和管理个人资产账户，积极完善第三支柱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三、我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实践困境

（一）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情况。2018年4月12日，五部委联合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规定自2018年5月1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其税前扣除标准按6%和1，000元熟低办法确定，领取时对积累养老金总额的25%免税，75%按10%税率征收。试点政策要求保险产品设计必须符合“收益稳健、长期锁定、终身领取、精算平衡”原则，满足参保人对养老资金安全性、收益性和长期性的管理要求。但是，截至2020年4月底，累计实现保费仅3亿元，参保人数仅4.76万人，且参保人主要集中在月收入为1.7万～3.7万元的人群。从试点情况看，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表现远低于预期，公众参与度很低。（二）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遇冷原因分析。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遇冷，有大量学者研究其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1、试点产品投资收益偏低，吸引力不足。根据历年《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显示，企业年金自有投资记录以来2007～2019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7.07%。而试点产品共三类：固定收益产品、保证收益加浮动收益产品以及完全浮动收益产品。目前，我国各省已经开始与社保基金会签署委托投资合同，可见试点产品缺乏多样化且收益偏低。2、税收优惠力度不够大。路锦非和杨燕绥（2019）通过测算现行试点政策对三个典型个人———上海高收入个人（享受税前扣除1，000元）、上海平均收入个人（享受税前扣除工资的6%）、全国平均收入个人（享受税前扣除工资的6%）的影响，得出现行税前扣除标准会降低第三支柱养老金的贡献率和替代率，不利于中等收入人群的结论。周海珍和吴俊清（2019）通过测算新旧个税税制下现行试点政策的受益群体范围，即旧税制下受益群体临界点年收入为27，814.19元，而新税制下为51，410元，得出新税制下受益人群范围锐减的结论。可见，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向高收入者倾斜，容易造成高收入者的多重保障。3、覆盖对象偏离制度设计初衷。第三支柱的覆盖对象应该同时包括第一、第二支柱未能覆盖的人群以及对退休生活有更高要求的人群，然而现行政策仅覆盖取得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以及个体工商户，将灵活就业人员、低收入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等排除在外。这种选择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极大地打击了公众的参与热情。4、操作复杂，且加大税收征管成本。现行政策之下，绝大多数参保人必须依靠单位在发放工资时按月办理抵扣事宜，并且抵扣流程繁琐复杂，不能离开单位的人力部门独立参加。除此之外，按照现行的抵扣政策，当月工资收入或劳务报酬变动较大时，需逐月进行比较确定扣除标准，增加了执行成本。5、理论研究与国民教育不足。目前，国内对于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研究较为稀少，还有许多方面无法到达共识。另外，我国传统理念为“储蓄养老”“子女养老”或者依赖于国家的基本养老金，将养老金的安全和稳定放在首位。第三支柱的理念为“投资养老”，个人要承担一定的养老风险。这种观念的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的城乡居民，更是难以覆盖。

四、我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优化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问题，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独立的第三支柱养老金计划，其中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发展的相对较早，税收优惠力度较大，投资收益较高。虽然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发展相对滞后，近些年都在不断推进建设。纵观各国的改革实践，再加上对我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情况的分析，得到以下几点启示：（一）养老金体系各支柱功能界定必须清晰。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应该强调国家的责任，具有普惠型。采取现收现付制，核心在于促进社会再分配，保障中低收入者的老年生活。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以稳定就业者为主要目标，提供职业关联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覆盖群体应为全体经济活动人口，重点是灵活就业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等未被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覆盖的人群纳入第三支柱中。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属于社会养老保险，因此应该更加注重资金的安全性；而第二、第三支柱属于商业养老保险，则应该在安全性的基础上更注重投资收益性，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可以考虑投资范围的拓展和投资比例的放宽。总之，只有明晰各支柱的功能定位，才能对应采取不同的管理运营模式，分散养老风险，形成多主体共同承担责任的安全网。（二）第三支柱必须与第一、第二支柱建立衔接机制。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职业养老金以及个人养老金计划都是完全积累制。我国第三支柱采取账户制的方式，应有效承接第一、第二支柱的资金转移，坐实账户。这样一来，基本养老保险中的社会统筹部分和个人账户部分可以分离，不仅能有效避免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还有利于今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方面的改革。（三）完善支持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财税政策。纵观各国的改革路径，财税政策的设计是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的关键。如果税收优惠力度不够，那第三支柱相对于传统的各类投资渠道优势并不明显，人们也就没有偏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但是，在吸引中高收入人群加入的同时，也要避免其成为“富人俱乐部”。首先，要调整税前扣除标准、领取率等以适应新的个人所得税；其次，可以通过直接财政补贴的方式将收入达不到个税起征点的低收入者纳入第三支柱覆盖范围内。（四）提高产品收益率的同时强调政府监管责任。第三支柱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具有互相促进作用：第三支柱养老金是资本市场的“压舱石”，可以有效提高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机构投资者的占比；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可以为养老保险基金提高投资收益率。因此，必须充分调动各大金融机构参与第三支柱养老金建设的积极性，提供更多优质、多元的养老金融产品，以提高产品收益率加大对公众的吸引力。同时，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不是一般的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而是我国养老金体系的一大支柱，旨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缓解第一支柱财政负担。因此，必须强调政府的监管责任，保障第三支柱平稳有效运行。（五）加强养老金融教育，促进国民养老观念转变。与第一、第二支柱养老金不同，第三支柱完全由个人自己主导，具有绝对的投资选择权。因此，第三支柱的发展受到国民传统观念的限制。针对我国国民养老金融素养普遍薄弱、投资能力有限、养老储备方式单一的特点，可以在全社会大力开展养老金融教育，引导和激励国民进行长期养老规划、提升养老金融知识和素养、促进国民养老观念的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董克用，孙博.从多层次到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再思考［J］.公共管理学报，2011.08（01）.

［2］李连芬，刘德伟.我国养老金“多支柱”模式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J］.财经科学，2011（03）.

［3］杨燕绥，阎中兴，等.政府与社会保障———关于政府社会保障责任的思考［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4］路锦非，杨燕绥.第三支柱养老金：理论源流、保障力度和发展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19（10）.

［5］周海珍，吴俊清.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受益群体和财政负担分析———基于新旧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比较［J］.保险研究，2019（08）.

篇7

关键词：老龄化；非中介化机制；金融体系变迁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7-0066-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源于美国的金融动荡酿成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在检讨危机形成的根源时，或归咎于衍生产品，质疑美国的市场主义；或谴责金融家的贪婪，认为监管当局失责。甚至有的商业银行开始从衍生品市场撤退，重新回归传统业务。如何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呢?笔者认为应该把金融危机放在金融体系变迁的规律层面上进行分析，可能更有利于认识危机和解决危机。

本文的逻辑思路是，其一，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不同生命阶段的储蓄和投资具有年龄偏好的差异。婴儿潮以及全球的老龄化改变了原有的储蓄和投资结构，再加上政府为应付老龄化危机而采取的改革等促进了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引起社会储蓄机构化，进而产生了非中介化机制。其二，非中介化机制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生存压力，促进了商业银行通过证券化方式解决融资困境和资产流动性。因此必然引起间接融资的下降和直接融资的增加。其三，机构投资者发展、市场化融资工具的增加以及商业银行的证券化经营策略等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迁。

一、老龄化引起储蓄机构化

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年龄60岁(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7％)。根据联合国2006年人口修订，全世界人口在2000年60岁以上的比例正好是10.0％，表明全球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一个社会的储蓄水平和金融资产结构取决于年龄结构。全球老龄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会引起金融资产结构的趋同性发展，促进储蓄管理机构化。储蓄机构化是指社会储蓄日益集中到具有信息优势的大型投资机构，如养老金、寿险基金等。这些机构由职业经理负责投资决策，由于其专业化的投资策略以及资产的规模经济，能够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到更多的资金，引起这些机构金融资产的迅速增加。储蓄机构化源于人口老龄化。引起储蓄机构化的直接因素是家庭的资产选择、政府的养老金改革以及机构投资者自身增长能力。

(一)家庭的资产选择

年龄变化会改变家庭的资产配置。Bakshiand Chen(1994)提出了两个著名假说，即生命周期投资假说与生命周期风险厌恶假说。家庭或者个人的投资需求在生命周期的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当投资者年龄在20～30岁左右，刚刚进入工作，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又到了结婚年龄，因而对住房和耐用品需求上升，金融资产相对较少。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收入的上升，投资者从住房需求转向其他风险较高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等，同时也开始准备养老储蓄如养老金和人寿保险等。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加、风险厌恶程度提高，家庭开始投资风险较小的债券类资产以及银行存款等，同时养老储蓄资产的不断增加促进了机构储蓄的增加。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会引起机构类资产的增加，而银行储蓄可能会下降。

表1是金融体系较为典型的美、日两国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在1970～2003年间出现了系统性、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其一，持有机构类资产比例大幅上升。不仅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比例最高，而且增长速度也最快。其二，存款类资产普遍呈下降趋势，而且下降的幅度都比较大。说明无论何种金融体系，家庭金融资产30年来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即家庭储蓄由银行存款向机构转化，出现了所谓的储蓄机构化。

在家庭机构类资产中，养老金和人寿保险基金占有绝对的比例。图1是美、日两国家庭资产结构。美国养老金资产占绝对比例，而日本则是寿险资产占有绝对比例。无论是养老金还是寿险基金都反映了在老龄化过程中个人通过资产配置在提高资产收益的同时力图实现自我养老的目的。在老龄化背景下，金融结构迥异的美、日两国却出现了家庭资产配置趋同的现象，即非中介化所引起的储蓄机构化日益显著，成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主要形式。在机构投资者的结构中，基本上在所有发达国家养老金和人寿保险基金的比例都远高于投资基金资产。表明老龄化国家个人或家庭强烈的预防动机和养老倾向促进了不同金融结构的趋同化发展。

(二)政府养老金改革举措

不言而喻，一国老龄化程度增加会提高老人抚养率、增大社会的养老负担，从而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沉重的压力。如果现有PAYG养老保证体系的主要参数如缴费比例、福利待遇、退休年龄等保持不变，那么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处于崩溃边缘。为了解决老龄化危机，世界银行早在1994年就发表研究报告《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建议各国改革现有的PAYG养老金制度，以避免老龄化引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实践上，智利自1980年代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功以及由此推动的养老金规模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其他国家养老金改革的决心，尤其是老龄化严重、且财政短绌的国家养老金改革的呼声更高，由(部分)基金制取代PAYG体制已经成为各国养老金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在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同时，政府还通过免税或递延税收等优惠手段促进私人养老金以及人寿保险的发展。同时，发达国家巨额财政赤字使人们开始怀疑政府的社会保障支付能力，开始积极主动地通过人寿保险加强自我养老能力。因此，国家的养老金改革举措和家庭的养老动机加速了社会储蓄向机构投资者的转化，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储蓄机构化。

(三)机构投资者自身优势

机构投资者有着银行所不可企及的优势。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业务是把具有高流动性的负债转变为较低流动性的贷款资产，并从中获取收益。即使银行负债也具有一定的期限约束，但这种约束对于存款人而言，在大多数国家以及大多数银行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存款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时提取存款。而银行贷款资产却具有相对刚性的期限约束，商业银行收回贷款则取决于贷款契约。因此，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存在两大困境，即银行负债软约束与资产硬约束之间的冲突，以及存款的短期性与贷款的相对长期性所引起的期限匹配性冲突。这两种源于先天的业务困境在金融竞争较为缓和的情况下表现得并不明显，但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发展，金融竞争日益加剧，银行的先天性缺陷则显得较为突出。相反，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金和人寿保险等负债具有长期性和确定期限的约束性，同时，其资产又主要表现为具有

较高流动性的证券类投资，不仅避免了商业银行的先天性业务困境，而且其经营的灵活性又远远高于银行，再加上其较高而又稳定的收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资金。

二、机构投资证券化

机构投资者资产除了少量的银行存款外，绝大多数都是更富活力和流动性的证券资产。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引起了对证券资产的巨大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开始转向金融市场通过发行证券获得融资。证券类工具的增加以及金融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为机构投资者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机构投资者发展不仅引起了银行负债的非中介化，也引起银行客户的非中介化。银行被迫改变传统“等客上门”的经营模式，开始利用市场方式通过发行证券来解决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困境以及期限错配置问题。因此，越来越多尤其是规模庞大的商业银行开始从事证券化投融资管理。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商业银行证券化管理的增加以及市场融资工具规模增大改变了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表现为间接融资呈下降趋势，而直接融资则呈增长趋势。融资结构的改变直接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迁。表2是部分OECD国家养老金和保险金在1995～2005年之间的资产配置。从中可以看出，市场化的投资工具如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几乎在所有的OECD国家中都呈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债券和股票之和超过整个投资比例的70％。

三、金融体系变迁

由老龄化引起的储蓄机构化以及投资证券化促进了融资和风险管理工具如股票、债券等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市场化融资比例，降低了银行传统业务的间接融资地位。即使在银行导向的国家如欧洲、日本等国，商业银行传统融资地位也呈迅速下降趋势。银行业为了生存所采取的竞争手段虽然没有削弱银行的重要性，但却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传统融资能力，市场融资比例进一步上升，从而引起金融体系变迁，表现为银行传统融资地位的下降和市场地位的上升。

表3是美、欧、日股票市场发展规模的比较。三大经济区域的股票市值都呈增长趋势。但是，欧元区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虽然日本股票市值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但股票市值占GDP比例较高。可见，虽然传统的市场导向型国家如美国股票市值比例远高于欧、日等国，但后者的市场化发展水平在近十多年来有了显著的提高。市场融资地位的上升和银行传统业务地位的下降可以明显地从图2看出端倪。美国和日本是两种金融体系的典型代表，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两种极端不同的金融体系却呈现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从图2可以看出，美国银行业资产与机构类资产呈喇叭形发展态势。银行占总金融资产比例由37.4％降低到19.8％，同期，机构类资产则由57％上升到85.6％；日本的银行类资产和机构类资产发展趋势呈X形，表现为由银行资产占主导的比例转变为五五分(机构与银行资产的真实比例为51：44)。美国和日本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进一步证实了全球金融发展的根本性趋势以及趋近一致的收敛性特征。

四、结论

在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出于养老需要和生命周期的资产选择，促进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储蓄机构化倾向。而机构投资者的资产选择却增加了市场的主导力量。因此，机构投资的证券化加快了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市场化变迁的方向一致性表明了共同因素――老龄化――的基础性作用，即为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转变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再加上技术发展以及金融创新、全球化和放松管制等促进了物质准备的现实化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市场化趋势。市场不仅不是传统意义上对银行融资的替代，而是机构投资者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互竞争的平台或者秩序。所谓银行和市场的替代观只不过是银行和市场被分割在不同的融资领域而已，这是因为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的金融机构由于自身的特点更适合在市场平台上竞争，而银行等占据着有利的发展空间，因而不需要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参与竞争。由于不可阻挡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由此引起的非中介化机制缩小了银行原本丰厚的利润空间，再加上金融技术的发展与市场制度的健全，商业银行不得不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市场上同台竞争。虽然自2008年初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动荡以及银行倒闭使得一些银行开始回归传统业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会从此退出证券化风险业务。随着金融动荡的结束，以及金融制度的健全、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技术支撑能力的提高，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最终会促进商业银行证券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Bakshi, S. Gurdip, and Zhiwu Chen: BabyBoom, Population Aging, and Capital Markets [J].The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67, No. 2(Apt, 1994),165-202, 1994。

[2] Davis E P and Steil B.: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M]. MIT Press, 2001, P.45。

篇8

一、新农保工作主要做法

（一）抓宣传培训，营造工作氛围。在精心谋划各种宣传方式、宣传材料准备到位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短信、LED大屏幕、横幅标语、乡村宣传栏、宣传手册等形式宣传新农保政策，使“生儿育女能防老，可靠还需有农保，养老保险是靠山，老有所养才平安”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认真抓好新农保业务培训，将相关政策、经办规程等层层贯彻到位。全县共举办新农保业务、财务等专题培训班6场，新农保政策、业务经办操作规程培训34场（包括村级协理员的培训）。

（二）抓组织部署，强化工作措施。一是调查摸底。通过对全县15个乡镇、250个村农业人口进行认真核查，确认乡镇村人口35.98万人，准确核实了符合新农保参保条件应参保缴费的农业户籍人数为17.38万人，并以县政府正式函件上报省新农保领导小组。二是明确任务。新农保工作是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民生工程之一，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将新农保工作纳入乡镇年度目标考核的重点，县、乡、村各级层层签定责任状，做到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身上有指标；县劳动保障局领导和农保中心业务人员各挂包2至3个乡镇，负责新农保政策宣传、解惑和业务指导，做到包政策宣传、包业务辅导、包工作落实。三是突出重点。新农保参保征缴保险费的重点及难点在村级。征缴保费时进行了分类，既靠进乡镇所在地村，主要动员村民到乡镇邮政储蓄银行所在地网点自行缴费；离乡镇较远的村，村干部上门服务，集中后到乡镇网点征缴；对外出打工流动人员，通过短信告知其邮储银行账户进行异地汇转征缴。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征缴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四是培育典型。新农保工作启动伊始，新阳、西滨、坂面等15个乡镇先后举行新农保基础养老金首发式，从而让广大农民群众更了解新农保政策，切身感受参加新农保的好处，通过已领取养老金的农民朋友积极地向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宣传新农保政策的实惠，引导和鼓励其他村民主动参加新农保。

（三）抓督查落实，确保工作进度。为了保证新农保保费征缴任务工作顺利开展，县政府建立了新农保督查制度，实行“每周例会制”，并成立了新农保督查指导组，每周对各乡镇进行一次巡查，督查指导各乡镇参保征缴保费进展情况，召开由督导组、乡镇长、劳保所长等参加的现场会，介绍典型经验、交流工作方法，分析解决存在问题。乡镇领导也入村指导，形成县、乡镇、村齐抓共管新农保良好氛围。县委、县政府还把新农保工作任务列入年终综合考评，制定了考评标准，对完成任务快、质量高的乡镇予以表彰，全县共兑现奖励资金26.8万元，充分调动了乡镇、村干部工作积极性。

（四）抓保障到位，夯实工作基础。一是夯实基础，确保经办机构编制、经费、场所三到位。县农保中心在原有8人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核拨事业编制6名，共计14名。县财政2011年拨付新农保开办费80万元，对县新农保办公场所进行装修，有效地改善服务窗口条件。乡镇劳动保障所专职人员也增加到76人，平均每乡镇劳动保障所达3～5人，全县共配有村级劳动保障协理员276人。二是加强协作，确保金融、信息服务便捷高效。新农保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按照“钱从银行走、数据网上传、服务不出村”的要求，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在农村的覆盖面，方便群众缴纳保费和待遇领取，全县共设立15个邮储网点，3个电子汇总网点，78个便民服务站，对外营业的商易通165个，各便民服务点均按照“一块标识统一的牌子，一部合格的商易通，一个称职的管理人员，一处固定方便的办公场所，一套翔实的宣传材料，一张通俗易懂的小额存取款流程图，一份兑现到位的服务承诺”的“七个一”标准进行建设。县邮储银行还为县农保中心、乡镇及村配备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专用新农保档案柜等。此外，确定县移动分公司作为网络服务合作运营商，并签定三年合作期限，县、乡镇于5月15日接入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专网，并建立新农保信息系统使用、安全等管理制度，确保了新农保信息网络的畅通。

二、问题与对策

尤溪县在第三批试点县中取得了三明市第一名的好成绩，但也暴露出制度建设的一些问题：一是在试点初期限时抓参保率的做法引起了乡镇、村两级干部一定程度的抱怨和农民的反感抵触；二是缴费水平普遍偏低，年人均缴费仅137.4元，即绝大部分农民选择最低标准缴费。该标准缴费，月领取水平将低于80元，不及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00元的标准；三是制度未能激发农民自愿踊跃参保并选择“多缴多得”和“长缴多得”。为此，就有关制度完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兼顾各方面承受能力，适当提高筹资水平，基础养老金应高于农村低保标准。新农保实行“低水平”起步符合当前实际，但也要以满足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依据，否则就失去保障意义。如2010年尤溪县农村低保标准100元/月，当地企业最低工资650元/月，农民年人均纯收入8322元。而从福建省政府缴费补贴和基础养老金给付标准看，参保对象应以至少年缴500元保费，一次性补缴15年，才能领取122元/月养老金，或参保对象年缴100元保费，一次性补缴15年，政府补贴的基础养老金应至少达106元/月，才能领取122元/月养老金，才略高于当前的农村低保标准。为此，建议提高缴费水平，缴费标准设为每年500～2000元；对于农村重度残疾人、低保户、计生对象中独生子女死亡或残疾、手术并发症人员等缴费困难群众，缴费标准可设为每年100～500元，基础养老金视各级政府财力作适当调高，应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二）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农民对家庭联动制度的理解。闽政〔2009〕26号规定：“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家庭联动初衷就是为了扩大投保覆盖面，但考虑到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经济能力，免除其缴费义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出现老百姓误解为子女缴费是给老人发养老金。16～59周岁在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属于应参保缴费对象，其缴费是用于为其个人年老时发放养老金之用，在政策宣传讲解中要详细，让老百姓理解。

（三）提高新农保基金的依法有效运作水平，促进资金安全和保值增值。新农保制度创新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即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养老待遇，政府对基础养老金和缴费实行补贴。其中，基础养老金无论参保对象缴多缴少，给付的标准都是相同的，相对而言缴费标准越低资金回报率反而越高；而个人账户养老金，是参保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定期储蓄。在调研中，农民普遍认为回报率太低，难激发农民高标准缴费的激情。要鼓励多缴多得，除了闽政办〔2010〕166号文件制定的激励机制外，根本之处在于提高基金的增值率。如通过提高统筹层次从而提高基金的融资规模和融资范围，通过基金依法有效的运作最大程度的实现保值增值。

（四）应强化新农保的法定强制保险属性，鼓励和引导中青年农民积极参保，长期缴费、长缴多得。制定全省性制度时除建立激励机制外，还应当明确规定，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年龄不满45周岁，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及时参保并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未及时参保并按年缴费，累计缴费少于15年的，在年满60周岁时，应补足15年，但补缴的部分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未及时参保，年龄已满45周岁后才申请参保，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应补足15年，但其按年缴费和补缴的部分都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新农保制度实施后，法定参保对象应参保缴费而未缴的年份每少缴一年，达到领取年龄时基础养老金标准扣减1～2个百分点。这样即充分体现社会保险制度的法定强制性，也体现新农保制度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原则。

篇9

薪酬即指根据劳动要素进行全面补偿（compensation）。要素是影响生产结果和需要补偿的人为因素，如人力资本（学历阅历）、人的贡献（绩效、忠诚）、劳动力折旧（养老）、劳动力折损（伤残）。前两项需要坚持效率原则以当期支付的工资形式进行补偿，后两项则需要坚持公平原则以延期支付的福利形式进行补偿。因此，薪酬覆盖了工资，体现全面补偿原则，是一揽子分配计划（见图1，《企业会计准则》第二条的八项内容），是信息时代it技术引起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继而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的表现。

构成薪酬结构的两大元素，即工资和福利，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功能，前者在补偿人的贡献，后者是人的风险补偿和权益计酬，由此构成薪酬的结构效应。对于人力资本较低、工作年限较短和功效较小的职工而言，其薪酬以工资为主；反之，以薪酬则以福利和权益计酬为主。不同岗位和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薪酬结构。

信息时代的劳动力趋于三种类型，即体力型、技能型和智能型。体力型劳动以小时计量，用小时工资进行补偿，用最低工资法律实施保护；技能型劳动以产品和价值计量，用绩效工资进行补偿，用社会平均工资衡量补偿的公平性；智能型劳动即指研发性和高管性劳动，具有创造性和风险性，如何计量他们的劳动，如何补偿他们的贡献，如何保障他们的权利，至今仍然存在理论空区。金融海啸之后，全球开始对金融企业高管的风险绩效薪酬适用风险暴露期制度，采取延期支付和拒付的措施，仅是一个尝试性权宜之计。公务员早期属于技能劳动力范畴，高级公务员，特别是主管一个部门和一个地区的公务员属于智能劳动力范畴。

二、公务员的薪酬结构

公务员是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伴随国家形态的进化，公务员的地位和责任机制有所不同。

在工业化时代，国家属于半封闭半开放状态，官僚制政府坚持法制原则、层级原则、职业化原则，公务员要向上即对首长负责，没有岗位责任，由此形成等级的、年功的公务员工资。在信息时代出现经济全球化，国家处于开放状态，政府具有了ceo的角色，要改变“作坊式”操作，进入“社会大生产”的组织形态；政府要坚持“客户至上”和“服务导向”原则，进行是整体型、效能型政府建设，即服务型政府，对公务员设有岗位责任，直接对客户（服务对象）负责，由此形成具有补偿性、保障性、激励性和约束性的公务员薪酬体系。高新养廉的薪酬政策适用于城市国家和公司式管理的小政府，对在大多数国家而言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基于补偿原则，（1）早期公务员的补偿水平应当等于或者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以补偿公务员的人力资本投入，显示公务员工作的重要性。例如，英国公务员平均工资等于“社会平均工资+（1+10%）”。（2）高级公务员的补偿水平逐渐高于社会平均工资，但不能脱轨。（3）核心技术公务员，这里指政府内的技术高管，他们具有公共政策水平，同时在指导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外包等工作中，可以管理公司的技术高管，其补偿应当具有纠正韦伯悖论的效果（注：韦伯认为政府具有垄断知识和高效率的特征，但又设计了公务员等级工资制，用自己的设计扼杀了自己的目标），给予较高的绩效补偿。

基于保障原则，公务员薪酬应当包括抵御社会风险的福利安排，如养老金、医疗保障、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以及适应公务员职业特征的福利补偿，如简朴舒适的工作环境、反映公务特征的职业伤害保险、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培训等。

基于约束原则，公务员薪酬应当加大延期支付的比重，特别是养老金、老年医疗、老年居住、老年照顾的制度安排。笔者主张：应当尽快建立公务员职业养老金计划，逐渐替代退休金，对接国民基础养老金，引领中国养老金制度实现结构性调整，朝着“中央统筹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国民化，市场运营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全民化”方向发展，尽早建立应对人口老龄峰值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养老金制度。

三、关于公务员薪酬激励的政策建议

总结西方国家经验，在服务型建设过程中均修订了《公务员法》和公务员薪酬制度，增加了具有激励性和弹性的补偿政策。

第一，基于我国《公务员法》，在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系列中建立“公用技术岗位”，招聘和培养“公用技术人员”，如人社部设立养老金总精算师，对国家未来30年养老金负债承担技术责任；又如，社会保障金保工程师，对社会保障卡的预算。工程和维护承担技术责任；再如，设立国家社会保障总局，首席执行官应当具有工商银行和通讯集团老总的战略眼光、指挥权力和管理能力；其工资水平低于公司核心技术岗位，高于同类公务员；由此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和对经济社会的驾驭能力，改变“重政策、轻执行”的迂腐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

篇10

瑞典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历经多次改革后于2001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前，瑞典养老保险实行以确定给付为特征的现收现付制，这一制度由两类组成：一是国家基本养老金，瑞典1946年规定凡年满65岁的退休人员（只要在瑞典居住满3年），均可领取既无数额差别也无地区差异的退休金；二是补充养老金，补充养老金与居民终生收入相关，但缴费与给付之间的关联性较弱。至于养老保险金来源，一部分来自国家税收，瑞典政府收取的税率为居民工资的19%（其中，6%用于基本养老保险，13%用于补充养老保险）。此外，瑞典政府还通过税收和信托基金等渠道支持基本养老金。长期以来，瑞典这一制度设计为消除“老年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开始面临三大严峻挑战。第一，老龄化趋势加剧。20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全国 65 岁以上人口超过17%。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在跨代抚养的基础上，老年人口与工作人口比例的变化，严重影响了这一制度的正常运行。第二，养老金支出危机。从1980年到1994年，瑞典养老金支出增加了2.7倍，但经济增长缓慢，导致1996 年养老金负债5000亿美金。第三，劳动力供给危机。在确定给付制的津贴模式下，凡16岁以上的在职者直至退休都必须缴纳工资税，但养老金的给付却是以居民最高的15个年份收入的平均值为基础来计算。由于养老金津贴标准与缴费额之间不直接对等，提前退休现象增多，瑞典的劳动力供给出现危机。

为克服危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瑞典通过反思和重构，在1999年通过了养老保险改革法案。2001年，瑞典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实施。新制度含三种类型：一是国民年金，主要面向无收入和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凡满65周岁、在瑞典居住满40年者，均可领取每年7万克朗的税前养老金；居住不满40年者，按每年 1/40 的比例递减。新制度将国民年金与个人收入相联系，设立了收入关联养老金项目，并将其与普通国民年金挂钩。当收入关联养老金低于4.4万克朗时，政府为其补足到规定的7万克郎。二是收入关联养老金，一般由雇主和雇员分别按照工资总额和缴费工资各缴纳9.25%来共同承担。改革后的这部分由名义账户、实账积累两块组成：名义账户部分，由社会保险管理局负责将缴费的 16%计入参保人账户，并转入公共投资基金进行管理运营，同时作为退休时个人领取养老金的依据，在财务模式上实行现收现付制；实账积累部分，由养老基金管理局将缴费的2.5%划出后投资到私人基金和共同基金公司进行运营，努力实现保值增值。三是职业年金，即在职居民所享有的养老基金，其费率取决于居民就职行业和参保人员年龄，平均费率为工资总额的3%～5%，一般由工会与企业主商定建立。目前，瑞典国民中90%以上的在职居民参加了职业年金，它的投资运营主要由各私营基金公司负责。

新世纪以来的运转实践表明，瑞典这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高瞻远瞩、效果显著，其积极意义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确保养老保险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养老金支出增长过快的压力得到缓解。2000年，瑞典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为37.3%，2004年为37.9%，仅提高了0.6%。由于养老金津贴是瑞典最大的单项社会福利开支，养老金开支增长的放缓大大减轻了社会福利支出的压力。瑞典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例由1995年的34.6%下降到2004年的32.7%，这就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二，促使养老保险金与居民收入挂钩，进一步提高了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在新制度下，蓝领工人养老金收入增速明显快于白领阶层，其养老金收入平均增长了4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蓝领工人工作年限长，较白领阶层更能充分利用更长时期的综合收益。由于新制度增强了对工作的激励，再加上实行灵活的退休年龄（新制度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1岁，但61岁之后，居民可根据偏好选择退休时间，工作年限越长，养老金收入就越高），瑞典劳动力供给紧张的状况大大缓解。其三，采取平稳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有效降低了改革的风险和阻力。新旧制度的交替必然出现一定利益矛盾，因此，瑞典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政策，规定1937年及之前出生的居民仍按旧制度执行养老政策，1954年之后出生的居民执行新制度，而1938～1953年出生的居民养老金按照 1/20的比例逐年向新制度过渡。此外，瑞典为低收入者建立了养老“安全网”，且养老基金的投资运作由政府监管，使得新制度保持了传统体制的安全性和共济性，瑞典作为福利国家的特色并未因此而削弱。

为稳固这一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瑞典还实行了行之有效的配套举措。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养老法制建设与时俱进。瑞典重视养老法制建设，并设立专门法院监督、管理和执行。瑞典多次出台或修订养老金法案，分别为1913年《国民养老金法案》、1948年《养老金法》、1962年《国民保险法》，以及议会1980年通过的调整社会保障支出保值方法的法案、1994年改革政府养老保险体制的决议和1998年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法案。这些法案赋予了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法理依据，提供了强制参与养老保险的政策支持，加强了对税收征缴和企业执行政策的监管，从而保证了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畅运行。二是健全管理体制，提高养老资金运营效益。在过去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下，瑞典的养老资金管理较为简便，保值增值压力不大。但新制度实行部分积累制，个人账户积累资金将进入市场参加投资经营。为此，瑞典对个人账户制定了严格的管理程序，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国家养老金管理局。该局对国民社会保险委员会和金融监管局负责，负责个人账户的统筹管理，宏观指导基金公司的投资运营，保障养老资金保值增值。三是拓展社会服务，配套支持养老保险制度。瑞典各级政府是提供社会服务的“主力”，建立了周密的社区家政服务网。根据瑞典政府规定，在地方设立各式家政服务区，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全天候服务，体现了“最大限度地让老年人在家中养老”的理念。目前，瑞典全国参与社区服务人数近30万人，50多万老年人在社区享受细致、周到的照料服务。此外，在卫生部领导下，瑞典设立了国家三级养老服务工作机构，指导老年人的健康和社会照料服务工作，将有能力、有经验、有爱心的人聘用到社工组织中来。

当前，瑞典不仅依然是世界上养老保险最慷慨的国家，而且也恢复了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2013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世界第四。瑞典经验表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养老保险制度通过解除后顾之忧，促进社会稳定，能够让国民更加放心大胆地创新、创造，进而增进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