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范文10篇

养老金范文篇1

发现问题

审计组根据两个审计重点进行广泛的取证，发现了如下的问题：

（1）养老金计划有足够的资产支付短期福利，但长期稳健性值得怀疑。由于近期经济的衰退，养老金计划遭受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损失，但大多数的州政府仍有相当雄厚的实力为民众提供应允的长达10年以上的福利。这虽然让民众目前免于恐慌之中，但也应清醒的认识到，过去的10年内，大部分的养老金计划，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意味着政府需要更多的收入以确保支付长期福利。政府在面临着收入下滑、成本增加，以及不断增长的预算压力之下，民众对政府维持养老金运转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首先，尽管投资遭受损失，但大多数的养老金计划仍在未来短期内持有足够的资产来支付福利。早年建立起的养老金计划，几乎所有的计划收入都超过了支出，使得养老金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盈余。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支出逐渐超越了收入。随着离退休人员比在职员工增长速度更快，支付退休人员的福利相对于养老金缴纳额有所增加，所以，在最近几年，所有部门的支出都超过了缴纳额。不过，鉴于政府目前资产状况和支出相对于缴纳额的速度，大多数的计划预计以其现有的资产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对民众福利的承诺。通过极值法来看，哪怕政府的养老金计划在未来没有任何的缴纳额，也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那些大型的养老金计划凭借其资产也可以维持至少10年之久，因为他们持有的资产是年支出的10倍。其次，养老金面临着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的考验，要求提高缴纳水平。虽然政府有充足的资产在短期内满足养老金计划的要求，但是通过数学建模，以及其他精确的计算之后，我们会发现养老金计划的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依据大型计划编制的数据显示，这些计划的资助比例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由2001财政年的100%下降为2010财政年的75.6%。正是因为养老金面临着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要想养老金以正常的态势继续运行，就必须要求有着更高的养老金缴纳水平。展望未来，在审计组选定的8个州和地区的养老金计划中，有关官员表示，要是国民的养老金缴纳额与工资薪金同比例增长，养老金计划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例如，格鲁吉亚雇员退休系统的官员希望他们的养老金缴纳率在未来5年内增长近一倍(从10.5%到20%)，用以维持定额福利计划的可持续性发展。来自犹他州退休制度的官员希望公司缴款率由13%增长至20%。再次，政府财政压力使养老金计划雪上加霜。在经济衰退和缓慢复苏的宏观环境下，税收会相应的减少，而经济、安全和社会服务的开支却会进一步增加，这也就导致了国家和地方资金的短缺，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变大。根据国家预算官员协会（NASBO）的数据，2009年至2011年，政府解决了近230亿美元的赤字。地方政府的财政也频频吃紧。根据国家政府预算平衡的要求，支付养老金成本是政府的义务，但政府养老金的支付要与其他事项需求竞争，在僧多粥少的时候，养老金从政府方面得到的支持会有所下降，这将会使养老金计划雪上加霜。

（2）政府采取的低成本战略，提高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从2008年开始，财政压力和对持续增长的养老金缴纳额的要求促使了许多州政府采取了行动，进行多元化改革，以改善财务状况。审计组人员发现，不同州政府在应对养老金危机中，采取了不一样的措施。那么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这些措施对养老金计划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审计组人员根据NCSL近期国家立法改革，归纳如下：①自2008年以来，多数州政府通过减少福利，减少未来的负债。依据审计组对NCSL年度报告中最新的养老金立法的分析，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美国至少35个州修改了福利制度，减少员工福利以降低养老金的负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福利能降低养老金的负债，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使民众对养老金计划产生诸多不满，那么民众缴纳的养老金数额在长期来说也会下降的。不过在审计组采访一些养老金方面的官员时，他们表示这种福利的减少，对短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②一半的州政府通过增加养老金缴纳额度应对危机。依据审计组对NCSL报告分析，自2008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5个州政府通过使民众缴纳更多的养老金额度，从而将养老金的危机转移给了民众。因为有时养老金的福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减少福利面临的违规风险较大，但是调整民众的养老金缴纳额却是可能回旋余地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州政府选择提高民众的缴纳额，而不是降低未来民众的福利。更有甚者，一些地区还要求民众为养老金支付首付。在审计组的采访中，弗吉尼亚州和密苏里州最近要求一些新养老金计划的参与者为养老金计划提供首付（弗吉尼亚州为5%，密苏里州为4%），而在这之前是闻所未闻的。③三个州最近通过混合收益方法。尽管多数州通过前两种方案来应对危机，但是在审计组的分析中，已经有部分州政府自2008年以来，通过混合措施将部分的投资风险转嫁给民众，例如佐治亚、密歇根和犹他州。这种混合方法将传统的固定收益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福利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收益，另一部分是随市场收益变动的收益。所以决定福利大小的关键是民众的供款率与市场收益率。这种方法降低了市场波动对养老金的影响，但是会给计划参与者带来更大的风险。④一些州政府的措施只会扬汤止沸不能釜底抽薪。与此同时，一些州政府通过改变保险精算方法、发行债券、推迟供款时间的方法调整养老金的问题。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解决养老金来源问题，但这些措施只能扬汤止沸，并不能釜底抽薪，很有可能在未来还会存在更多的成本问题。例如，发行债券在短时间内可以筹得资金，但是这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在未来不但要偿还本金还需支付利息，相当于目前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是把问题打包，这样滚雪球的方式，会使未来问题更加严重。出于这样的考虑，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敢于采取这种措施的州政府还是很少的，只在几个养老金计划中发现对于这种措施的使用。

案例建议

在经历了最近的经济衰退之后，投资损失和财政压力仍对政府产生挥之不去的影响。审计组在发现上述的问题后，也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警惕养老金计划的可持续性。目前大多数州政府养老金计划仍保留有庞大的资产，足以支付长达10年以上的养老金，社会对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国家和地方仍需提高警惕以确保养老金计划能够实施下去，因为一些不稳定因素还将影响州政府养老金计划的长期可持续性。二是养老金计划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养老金计划关系着广大的美国家庭，政府虽然仍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但政府必须全力的使养老金计划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保广大民众退休的基本生活保障。

案例思考

养老金范文篇2

关键词：养老金；人口老龄化；银发消费；上涨因素

在我国，虽然存在着人口基数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基本国情，但国家仍然不遗余力的制定调整养老金政策。养老金的上涨不仅为退休人员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同时也使他们心理上得到了安慰。本文从人口老龄化、银发消费、国家政策支持等因素阐述了促使养老金连续12年上涨的缘由。

1.人口老龄化这个客观事实促使养老金年年上涨

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10%时，或者这个国家65岁以上人达到7%时，就意味着人口的老龄化。以下是2008-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变化情况。如图所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图中显示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许多困扰。第一，子女压力大。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80后成了孤独的一代也成了压力最大的一代，按照中国的传统养老习惯，老人们居家养老是首选，这样4+2+1的家庭就产生了。这些80后不仅要养家糊口照看孩子还要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照顾着身边的这四位老人，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第二，由于人口特点变化将会带来医疗费用的增长，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有限的医疗资源配置将会导致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发生。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困扰归根到底是退休人员的经济条件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社会上要求提高退休金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提高养老金也减轻了年轻人的压力，使他们能够更专注于工作，为社会创造长远的效益。

2.“银发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刺激了养老金的上涨

面临着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和养老保障压力增大的挑战，老龄化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少许制约的同时，也孕育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即“银发消费”市场。银发消费带动并且加快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例如：针对银发老人对商品的消费具有求实，怀旧，方便等心理特征，政府和企业相结合开发了针对银发老人的旅游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医养相结合养老院等服务项目等。依据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程度，这些银发老人的资金来源除了以前的积蓄、子女的支持主要就是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了，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银发消费刺激了养老金的上涨。与此同时，银发消费事业的蒸蒸日上，也会为我国的税收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也会增加财政转移性支付的金额同时会为连年上涨养老金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3.政府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退休人员连年上涨养老金保驾护航

2017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强调，民生是为政之要，必须时刻放在心头，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要优先保障和改进民生，2016年中央用于改进民生的费用占GDP的4%，政府多措并举把保障民生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为退休人员提高养老金就是其中的一项，如下图所示，自2005-2016年养老金连续12年上涨及上涨幅度。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编辑制图。《中国经济周刊》采制中心如图所示自2005-2016年12年间，养老金增长幅度一直在5%以上，而在过去五年里，我国CPI一直保持在3%以内，可以看出养老金的调整幅度可以完全保证退休人员购买力不下降。政府加快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医疗保险政策，由财政直接补贴，逐步解决老人“因病致困”的难题，为老人解决后顾之忧。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制定调整养老金的文件，力求调整范围调整幅度惠及每一位退休员工。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银发消费”、国家政策扶持、CPI上涨等因素促进了退休人员养老金年年上涨。当然养老金上涨也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表明我们国家国力的强盛，表明国家把改进民生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退休人员安享晚年，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愿望，也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侯文若.《社会保障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32）

养老金范文篇3

公共养老金计划为社会职工提供养老的基本生活保障，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发劳动积极性。但在养老金计划的实际运行中，其相对影响或个别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消极的，会阻碍劳动力供给。因此，要了解公共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首要的是认识问题，是将公共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不相关的政府税收和福利支出措施，还是看作为一种强制储蓄体系。

1.不相关的税收与支出。

如果养老金计划的缴费与待遇联系较弱，就容易被简单地认为是不相干的政府强制税收和支出措施，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就会从两个层面发生影响作用：缴费支出对工作人口的影响以及养老金给付对老年人口的影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劳动者总收人中进行养老金计划缴费扣除将减少劳动者每小时的净收入。这种效应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取决于相互冲突的两种经济力量中对劳动行为选择更具影响力的一方。一方面，这些缴费的扣除，会刺激人们增加劳动供给(收入效应)，因为每小时净收入减少，创造同样的实际工资将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增加工作时间所获得的净收益比较少，人们便不会对找工作或者延长工作时间有很高的积极性，而选择以较多的闲暇替代劳动(替代效应)。至于最终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劳动供给，则要看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差。若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则会减少劳动供给，反之，则会增加劳动供给。

这类计划还会促使劳动者为了逃避保险税而转入法纪松弛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雇主也会转移到非正规部门经营以避税。甚至一些大公司也把部分业务转包给非正规部门的小企业。这一方面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部门缺少资本和工作培训，生产力低下，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的扩张，破坏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目标，造成老年贫困人口的增多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养老金给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与缴费联系较弱的养老金给付无疑会增加受益者的收入，职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而不必承担总体收入大幅缩减带来的损失。提前退休减少了养老金计划的缴费收入而增加了支出，减少熟练劳动力人数，降低了国民产出。世行在1994年计算得出，在过去30年中，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劳动力市场熟练工人的供给减少了3%～6%，发展中国家则减少了1%～2%。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的国民产出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2～4%，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1%(假设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产率相同)。损失的GDP足以支付许多国家一半多的养老金。

2.强制储蓄体系。

如果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挂钩，人们就会将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强制性储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缴费被认为是为形成退休养老账户而进行存款的替代形式，养老金给付被视为支付这些储蓄账户的替代形式。这样，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质上会弱化。

可见，劳动供给影响取决于将公共养老金制度看做是一种强制储蓄还是一种不相干的税收或支出措施。而如何认识，不仅决定于缴费与待遇挂钩的实际情况，还决定于公共养老金制度如何表述。不同的制度表述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联系的认知或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它们可能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实质联系没有影响。例如，其他因素不变，养老金计划由私营部门或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管理，可能比政府部门的管理能更形象更有效地描述或传递着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密切联系；使用“缴费”、“个人账户”、“盈利”等词汇来描述由于个人养老金权益持续增长的结果而获得的利益，更有助于强化人们认为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看法。如果劳动者能够得到关于解释如何计算收益的资料，以及正规的能够反映账户平衡状况的报告，给付和缴费之间的联系就被比较清晰地表述出来。即使所有这些做法并未改变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实质关系，但它们削弱了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并增强人们对公共养老金政策的信赖和认同。

3.不同养老金计划的劳动供给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由于现收现付制切断了缴费和受益之间的市场联系，可能会导致偷税漏税以及劳动供给的扭曲，从而降低经济的产出水平。而基金制则由于在个人缴费和受益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其劳动供给的扭曲效应很小。因此，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能减轻劳动供给的扭曲程度。实际上，这种仅着眼于融资方式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从前面分析可知，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影响退休决策和工作年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反应。与退休决策相关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的边际养老金收益应该与个人的边际缴费率相联系，并且要使缴费者和受益者都能明确这一点。这一点对于DC型基金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DB型现收现付制的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根据该原则来确定其养老金计发公式：如果工人A在整个工作期的收入是工人B的两倍，则A获得的养老金高于工人B的养老金，但没有B的两倍高。然而，如果工人A或B提前退休，其所得养老金应进行保险精算缩减。

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决策不仅取决于边际缴费率和边际收益率，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增长对整个养老金收益的影响。当缴费与收益之间存在完全的保险精算关系，且一目了然时，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最小化。这是DC型基金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也是待遇的计发严格比例于个人缴费纪录的DC型现收现付制(即NDC)所遵循的原则。

相反，设计糟糕的计划，不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Gruber和Wise对11个工业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和提前退休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他们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为推迟退休的人增加养老金，但其数量少于按保险精算应增加的数量，因此，为人们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年龄离开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激励。Gruber和Wise将其称为“税收强迫退休”，并在这一变量和老年人离开劳动力市场之间发现了很强的一致性。这种扭曲在基金制中也存在。众所周知，雇主设立的DB型基金制阻碍劳动力流动，它同样为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时候退休提供激励。可见，劳动供给与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这两种组织融资的机制无关，重要的是养老金计划的激励结构。

二、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需求

一般认为，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联系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和雇主成本之间的联系。无论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何种融资方式，养老保险费的支出都会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公共养老金计划必然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从而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要明白一点，养老保险缴费对劳动力需求要产生重大影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有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封闭经济中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养老保险缴费不会对雇主成本及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任何时候，如果税收是根据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种投入的数量而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话，那末投入的所有者就必须接受更低的价格，除非他们想要减少出售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缺乏弹性的，其供给数量不会随着扣税后的实得工资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资金供给比劳动力供给更有弹性。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养老保险缴费都不能轻易地转移给资金的所有者。这样做的结果，劳动者实际上承受了由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所带来的全部负担，而不会改变雇主成本或者产品成本，不论它表面上是从雇主还是从雇员那里征收的。

雇主对于养老金计划缴费率增加最直接的反应是，减缓他们原先增加货币工资的承诺，使雇佣每个劳动者的总成本降低到如果缴费率不发生变化时应有的水平。劳动者或者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事实，或者进行抵制。抵制会立即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对此，雇主会产生两种反映：一种是减少雇佣，使失业现象恶化。失业的增加会减缓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另一种是改变产品价格，即雇主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补偿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成本。这会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降低实际工资水平。价格压力一直会持续到实际工资降低的数额足以抵消养老保险缴费增加的影响。

如果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和反通货膨胀政策干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则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使雇主成本提高，从而减少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最低工资立法提供了一个工资下降的底线，从而使低收入劳动者免于承受全部或部分缴费增长的负担。于是，雇佣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者的成本增加，使得单位劳动成本增加，结果可能会导致低工资劳动者雇佣数量的减少。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可以通过减慢自由市场自发调整的过程，使雇主承担较高成本的时间延长。然而，高成本也可能导致高失业率。

2.开放经济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一国实行弹性汇率，那么即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调整引起国内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也不会影响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两个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主要是由这两国不同货币的相对供求来决定的，而供给与需求主要是由贸易流通决定的，一个国家任何总价格水平的变化迟早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汇率产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作为该国的出口国之一的另一个国家的价格不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允许自由运作的地方，养老金计划缴费不可能对雇主成本或者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自由运作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可能确保任何养老金计划缴费率的提高将转变为更低的工资水平而不是更高的商业成本。但是，在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政府劳动政策联合起作用来阻止这种转化的地方，费率的提高会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中国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及其解决路径

(1)缴费与待遇脱节引起劳动供给的扭曲。根据1997年的统一制度规定，企业和个人缴费中的大部分进入了社会统筹账户(约占缴费总额的54%～61%)，只有小部分进入个人账户(约占缴费总额的39%～46%)。而养老金受益的支付，较多的社会统筹部分缴费所获养老金的替代率只占工资的20%，个人账户部分设定替代率为38.5%，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另外，统一制度规定，缴费满十五年的，退休后可按月领取20%基础养老金，超过十五年的统筹部分缴费就等于白缴了。根据国发[2005]38号文件，统筹部分缴费更是上升为缴费总额的71.4%。至于改革中的“中人”和“老人”的养老金受益与缴费之间的联系就更微弱了。这种状况，必然引起劳动供给的严重扭曲。表现之一是大量劳动力向非正规部门转移。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4398万人，仅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就增加了2796万人，相当于新增就业人员的63.5%。而与此同时，传统的正规部门共减少了3907万正规就业的劳动者。2000年，非正规就业达到969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45.5%。非正规就业的迅速扩张，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难说不存在个人和企业、尤其是企业逃避缴费的诱因所致。表现之二是提前退休严重。1998年1—8月份养老保险行业移交地方前，新增退休人员79.6万人，其中违规提前退休的达43.8万人，占55%，最年轻的只有24岁。2001年，江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共审批10693人退休，其中提前退休的4954人，占退休总数的46.3%。由于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覆盖率低，且存在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人们退休后仍然能够在这些部门继续工作，获得收入，从而更决定了提前退休的经济性。

养老金范文篇4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国际；模式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既是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的一种过程控制，也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一种结果控制。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内容可以看出，主要涉及了基金发展模式的选择、基金的缴费模式、运营规范、监管手段与模式以及对基金投资渠道的约束和规定等。之所以要对养老保险基金加以监管，动因在于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对于退休者的“养命钱”要采取审慎与科学管理的态度，对于托管方和运营方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对于投资方式的组合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保证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安全性、收益性、可持续性与协调性，注意对风险的防范和分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方面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本文对于美英等代表性国家的养老金监管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运营的现状，进而得出一种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操作具有实践意义的有效模式，以确保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一、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

分析养老金监管的框架时，重要的是要区分该行业面临的各类风险，从而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银行部门的监管在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中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根据数量审慎的原则，内部和外部审计被认为是对银行监督十分重要的技术手段。大多数国家的银行监管主要包括了许可证制度和事前监督，跟踪监督、执行和解决过程，事后监督等三个重要的过程。从目前世界各国银行监管的发展来看，面临了诸多的金融问题和风险。因而，各国都在探讨新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方式。

国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监管人一般通过利用与资本金和储备相关的繁杂的准入程序来限制进入和提高安全性。以信托基金或基金会的形式建立的养老金计划尽管会核实托管人的职业证书、信誉以及基金的经营计划，但对基金经理很少实施严格的职业证书要求，并且基本上没有资本金和储备要求。通过不给那些有违反养老金法律的人给予终身排除在该行业之外的惩罚外，其他方面的监管还可以以更间接的方式进行。目前，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管理体制，主要有：一是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如美国、日本；二是由信托投资基金会管理，如澳大利亚；三是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管理，以智利为代表。从监管模式来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审慎性监管。其前提是经济发展已很成熟，金融体制比较完善，并且基金管理机构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采用此模式。二是严格的限量监管。这种监管模式一般适用于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管理制度刚刚建立、市场中介机构不够发达、法律不够健全的国家，如智利、匈牙利等国家采用此模式。

目前，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进趋势主要着眼于养老金投资组合的多样化，规避头次风险；健全评估和审计体系，做好监管过程中外部审计的整合，并明确外部审计的法定责任；加强对收费水平和结构的管理；构建监督管理的能力，对机构进行持续的监管；保持监管者的独立性，以确保监管的效果。一般采用开放式基金模式的国家引入的是非常主动的监督方式，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标准；而采用职业模式的国家实行的一般是硬性监督方式，主要是由于其监管的机构数量较多。通过对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的梳理，我国可以更有效率地借鉴和选择科学合理的基金监管模式。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现状

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权主要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秘书处的法规及监管部来行使，主要负责对基金资产、资金运作情况进行监管，负责内部审计，对违纪违规的行为进行调查。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社保基金由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行政管理，赋予了相应的监管权利。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拟定了社保基金管理运作的有关政策，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和托管情况进行了监督。除了法规及监管部外，社保基金的托管人（主要指商业银行）监督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发现违规行为一并向社保基金理事会进行报告。但是，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的监管水平来看，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从组织构成关系来看，养老保险基金主管部门与基金管理机构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部门内的委托——关系。在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规则中，基金管理机构往往缺乏独立的经营决策权。这种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合一，社会部门集立法、营运管理、监督于一身，政事不分的后果是由于基金管理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监管，基金挪用、挤占、浪费现象严重甚至滋生腐败行为，严重威胁基金的安全。

其次，我国社会保障养老基金整体仍主要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和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分散在二千多个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不仅使基金管理层次过多，管理费用过高，而且导致基金的平均规模过小，难以实施较大规模、较为稳健的组合投资方略，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增大。

最后，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来说，主要的方式仍然仅仅局限于已有的国债和储蓄两种投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保证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与收益性。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选择的启示

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尤其是在监管模式和监管技术手段的选择上，如美国对401（K）计划的监管技术、英国对职业年金计划的监管体系等。我国在设计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上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这些方法，有选择地和针对性地应用到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的完善中去。笔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以及监管技术手段的操作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严格筛选基金托管人，明晰委托关系

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的优点是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政策执行较灵活，缺点是管理效率低下，制度运行缺乏透明度，会出现国家利益与基金所有人利益的不一致，以至出现挪用而造成基金损失；由信托投资基金会管理便于民主管理和监督，其缺点是决策权力过于分散；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管理，其优点是基金管理公司按市场规则运作和投资，透明度高、竞争性强、效率较高，缺点是成立专门的基金公司的创建成本、交易成本和营销成本都很高。

上述三种基金管理方式中，后两种方式更具有独立性，也更有利于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的托管人应当严格准入资格和条件，例如注册资本、技术要求等，不符合资格条件的，不能批准入市。选择基金管理人采取市场化的原则，考察基金公司以往业绩，对风险管理措施的设计以及投资理念、人员结构等。另外要体现一个分散性原则，一方面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形成竞争格局和市场化考评机制。明确这种委托关系与各自的职责是进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营和监管的基础。

（二）健全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监管体制

投资的收益担保有助于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但是，严格的投资收益规定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为保证一定的收益，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提取一定数量的波动准备金，以弥补投资收益率低于政府规定时的差额，这样一笔资金降低了投保人的净收益。另外一个负面效应是使各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趋同，加大了投资的系统性风险。为了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借鉴国外做法，基金管理公司应提取一定比例的自有资本作收益担保的储备，促使其提高管理水平，在其收益较高的年份，提取一定的现金准备金。但考虑到我国具体情况，担保水平不宜过高，只需达到正收益即可。收益担保采用相对担保，即要求某个基金的收益达到整个基金行业平均收益的一定比例或不得低于行业平均收益的某个百分点（要保证取得正收益），可减缓基金管理者的压力，使其互相监督，防止某些公司违规进行高风险的投资。

（三）构建多元化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

从一元养老基金监管模式向多元养老金监管模式的转变是世界各国养老基金监管的一个趋势，多元监管机制的建立意味着要打破目前养老金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监控权力的重新分配，权力的分配过程不仅仅限于对原有规则的修补，很可能要重新洗牌，进行彻底的制度调整。构建多元监管模式的初步设想理论上，部分积累的制度框架涉及三个主体?押行政部门、养老金缴纳者和养老基金管理中心，两两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约束的关系构成养老保险制衡机制。由这三个监管主体和制衡机制构成了多元监管模式，它具备保值增值养老金的潜力，并有可能避免利益集团的产生，因而比一元模式稳定。监管主体的职权界定和制衡机制的建立是构建多元监管模式的关键。

监管机构应确立统一、直接的收缴和发放形式，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避免收缴人员的道德风险，以防止养老金被中途截留。通过国家税收系统征收社会保障税并转入财政专户，是较为理想的征缴方法。社保机构应为每位缴纳者开立账户，在社保机构的监督下，由银行统一划拨支付，实现社会化收缴和发放。负责养老金运营的是具备法人治理结构的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由若干家投资公司、管理公司及保管公司组成，公司内部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各公司之间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养老金由财政专户直接转入管理中心下设的若干家投资公司账户，按照共同基金的模式进行投资运营，保管公司负责养老金的保管、收益分配并受社保机构的委托进行划拨支付。缴纳者有权向社保机构询问养老金的缴纳情况，对养老金的去向有知情权，而社保机构有义务向前者公布养老金征收情况并接受社会监督，在把养老金交给管理中心运营前应及时通知缴纳者，按其意愿交给指定的投资公司。总的看来，双方的制衡关系应建立在保护缴纳者这一弱势群体的法律基础之上。

（四）加快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

养老金范文篇5

中国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赡养老人的负担在地区和部门间的分布很不平均。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缺少有效的和可持续的国家养老金体系。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指出了中国现行养老金体系的两个主要问题：近期的国有企业养老金负担和长期的由人口快速老龄化而引起的问题（世界银行，1997）。今天，这两个问题由于以下各种原因变得比4年前更为严重：经济增长减缓，许多国企无法支付养老金缴费，导致一些城市的养老基金陷入赤字，从而可能威胁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显示中国的企业欠政府380亿元人民币(46亿美元)的过期未付养老金缴费。另据报道，中央政府于1999年向25个省级地区拨付了17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支付养老金资金缺口（1999年，人民日报）。)。改革现行的养老金体系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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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以往的研究已对中国过去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体系进行了分析，并推荐采用以社会统筹、个人帐户和自愿储蓄相结合的多支柱体系(有关中国养老金改革，可参阅AhmadandHussain(1991),James(1997和1999),Hussain(1993),周小川(1994),Friedman,James,Kane,andQueisser(1996),王燕(1997),世界银行(1997)。)，其中一些研究采用精算模型模拟了不同养老金改革方式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则借助于一个新近开发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估计中国养老金改革以及用不同方式为养老金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筹资的影响。我们考察了各种改革方案对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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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对中国的财政稳定、公共部门改革和管理以及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金债务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直接和隐性的（部分是目前的，部分是未来的）债务中占有显著份额，如果不对其进行认真的监督和控制，将威胁到中央政府的财政稳定。而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也与国有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改革紧密相连。由于养老金体系的改革涉及税收和其他可能的融资方式，各种改革方案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成本。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各种改革方案的定量分析帮助决策机构进行较科学的选择。

本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在递推动态的框架下将CGE模型与人口增长模型相结合，从而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模拟各种养老金改革方案提供了一个新的灵活的数量分析工具。另外一个贡献是我们在模型中按所有制区分生产和就业，将劳动力人数及其收入这两个主要的模型变量区分不同部门、年龄、性别和所有制而编制成4维的数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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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实行着一套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的体系，它仅覆盖国有部门和一些大型集体企业。在1982年后进行的一些试验的基础上，正式的改革从1986年国务院第77号文件开始。这一文件鼓励国有企业在地市水平上实行有限基础的养老金统筹，个人对养老金的缴费仅针对合同工。1991年的国务院第33号文件要求所有职工个人都要为养老金缴费，并且鼓励进行个人帐户的试验。这一文件还首次提出了建立三层次的养老金体系：即基本养老金，企业提供的补充性养老金和基于个人储蓄的养老金。

国务院1995年第6号文件提出两种基本养老方案。地市政府被赋予基于这两种方案选择不同改革设计的权利，省政府则负责批准。这导致了一种高度分割的养老体系：省政府、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选择了第一和第二方案的各种组合方式。世界银行(1997)曾指出这一新体制的一些严重问题，并推荐了一个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该体系包括：小规模的、以再分配和社会保险为目的的现收现付部分(支柱1)，大规模的、强制性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支柱2)，以及作为补充的、自愿的、通过商业保险运作的养老金帐户(支柱3)。在使用精算模型进行了一些模拟后，报告建议在覆盖面扩大和省级统筹的情况下以9%的工资税支持支柱1，并可得到24%的替代率(以各省平均工资为基础)（世界银行，1997）。不过，该研究较乐观地假定体系的涵盖面扩大到50%的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从而高估了支柱1和支柱2的资金积累。而且，由于精算模型的局限，该研究不能考察以各种税收为支柱1筹款和支付转轨成本的影响。

国务院1997年7月份的第26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养老金改革的方向：在2000年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养老金将在省级统筹，缴费来自企业（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0%）和职工个人（其工资的4%并逐渐增至8%）。支柱1将全额由企业所缴纳的工资的13%支付，提供平均工资的20%的替代率。个人帐户，即支柱2将由个人缴费外加7%的企业缴费支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成立，其职责是总揽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制订。这从管理体系上使养老金改革的政策制订统一起来。此后，国务院和劳动社保部多次发文实施省级统筹，并明确和实施涉及社保体系各方面的法规，比如社会保障缴费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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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养老金体系还是分割的、以地市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外加公共管理的名义上的个人帐户。这一个混合型体制正处于过渡之中。中国目前的养老金体系存在如下问题：

养老金体系在各级被分割。尽管按照文件，27个省已在1999年中实现了省级基金统筹，但实际上27省中只有5个省（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海南）完全实现了统筹或省级统一；在另外17个省以市级统筹所缴费用的1%至2%建立了小规模的省级调剂基金；由于缺乏统筹资金，有5个省未能建立此类基金，因而省级统筹没有真正建立。据报道，11个行业统筹已解散（1998年9月前存在，参见国务院1998第28号文），并加入到地方的社会统筹中，但所积累的资金是否已转移到地方统筹则还不清楚。

社会统筹在许多方面都不完善，养老金服务也没有社会化，亦即养老金的收缴和支出都没有由不同的部门分别管理。由于实行差额拨缴制，企业向市级统筹上缴“净”额，以该企业的总缴费减去其退休人员所领取的退休金额。缴费率在各省市之间，有些情况下甚至在企业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

养老金体系覆盖面窄，且在地区间不平衡。截止到1998年底，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只覆盖了国有企业职工的78.4%，集体企业职工的16.2%和其他城市企业职工的5.4%（Hang，1999）。没有任何针对城市个体户和个人企业家的养老金计划。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一些由民政部门设计和管理的养老金计划，但其覆盖面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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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帐户很大程度上是名义性的，即空帐。由于政府一直没有明确如何支付转轨成本，过去5年中，这些帐户上所积累的资金已被用来支付当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这使得个人帐户变成空账。

养老金范文篇6

近年来，各地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受到了企业和离退休人员的欢迎。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1998〕10号），推动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的全面开展，提高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现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养老金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中国农业银行各分行，可以签订《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养老金协议书》，明确各自的责任，统一和规范各自的业务流程，并加强在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宣传和人员培训、计算机软件开发、离退休人员数据库的建立等方面的合作。建立健全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有关工作制度和联系网络，及时交流有关工作信息和沟通情况，改进工作中的不足，为广大的离退休人员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服务。

二、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在当地的农业银行开设“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户”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户”，用于养老保险费的收缴和养老金的发放。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积极做好养老保险费的收缴工作，农业银行要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予以协助，并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出的托收凭证将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从企业基本账户中划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户。

三、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在养老金发放日前两个工作日，将离退休人员名单、账号和发放金额等有关资料提供给当地的农业银行，并将足额的款项划入在农业银行的账号。农业银行各营业网点（以下简称营业网点）应针对离退休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简化养老金领取手续，在离退休人员自愿的前提下，为其办理个人储蓄账户、储蓄卡和电话银行查询业务，并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企业及离退休人员免收手续费（包括储蓄存折、储蓄卡和查询费）。

四、中国农业银行要发挥营业网点遍布城乡和已开通的全国电子汇兑实时处理系统的优势，会同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异地领取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进行专门登记造册，相关异地的农业银行要积极做好配合工作，采取约定、通知、上门办理等方式，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异地通汇和各项服务免收手续费。

五、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后，离退休人员原有已享受但未列入统筹项目的其他各项待遇由原企业负责支付，银行可与企业就这些待遇的发放签订协议，委托银行、代扣，尽可能由一个银行统一办理，避免离退休人员两头跑。在离退休人员居住较集中的地区，应开设养老金发放窗口，并开展相应的宣传和查询服务。

六、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公手段的现代化，建立离退休人员数据库，将离退休人员的基本情况纳入计算机管理。各级农业银行要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计算机管理和软件开发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配备一定数量的计算机。

养老金范文篇7

全球养老金应对金融市场极端冲击的短期策略及做法

2000—2002年互联网泡沫、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1900年以来全球四次大熊市中较近的两次，期间股票年化亏损分别达44%和41%。在危机期间及随后1—2年内，养老金也受到较大冲击。不过，因受益于多元化配置，养老金受到的冲击要远小于同期股指跌幅。例如2008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养老金投资损失分别为23%、19%、18%，同期三国主要股指跌幅分别达到38%、42%和两次大危机中，多数养老金成为“逆行者”，执行了再平衡的加仓操作，成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例如，根据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DennisBams教授等2016年的统计：在两次危机期间，全球978家养老金普遍加仓，股价下跌造成的股比偏离，恢复了8—9成。IMF（2013）进一步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挪威、意大利、波兰等多国养老金实施了再平衡，但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美国DB（DefinedBenefit）养老金存在抛售行为。研究显示：养老金的再平衡并非是“一步到位”的，股市大跌后各国养老金股比从下降到恢复战略配置比例，平均约需5个季度。再平衡策略的实施，在操作上也不“对称”，养老金喜欢在熊市加仓，而非在牛市减仓。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养老金机构的风险偏好呈现分化。美国57%的公共养老金打算增持全球股票，原因是投资框架得到检验，愿意承担更高风险；或者希望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收益水平。但54%的企业养老金打算增持债券，或采用免疫策略，使任何利率变化引起的资本损失，都能被再投资的回报所弥补，原因是发现利益相关方的风险偏好其实并没有危机前预想的那样高，或者这些机构在老龄化、公允价值计价等趋势之下被动压降了风险敞口。

全球养老金应对金融危机的中长期策略及做法

当时间窗口延伸到危机后2—5年或更长时间，可以看到养老金机构在投资、风控、运营等领域做出的应对危机的改革经验，以及较强的盈利修复和投资能力。其一，“后危机”时代进一步分散投资，调整大类资产配置框架与考核导向。一是资产配置框架更加多元。金融危机期间，一些看似分散的投资组合，仍遭受较大冲击。有的机构尝试穿透资产，推行因子配置；或者依据不同宏观情景下的敏感度对资产进行配置；或聚焦某些主题，进行跨资产类别的布局；或者判断历史与相对估值，应对战略配置目标的战术偏离；或者重仓少数标的，主动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一些小机构则开始采取负债驱动投资策略（LDI），以控制利率风险。二是资产种类更加分散。有的机构增加新兴市场投资，以分享其增长成果；或者加大房地产、基建、大宗商品等实物投资，抵御通胀并匹配长债；或者投资对冲基金，从而提高预期收益并降低波动。三是优化投资业绩计量。有的机构为克服从众心理，开始考核绝对收益目标。有的机构除市值外，还会参照股息或利息（更稳定的收入变动）对业绩进行计量。还有的机构引入“减值评估”，来判断损失是市场情绪波动下暂时性的冲击，还是趋势改变所导致的永久性亏损。其二，夯实风险管控，强化流动性管理和压力测试。一是流动性管理。很多机构增配了流动性资产，以满足危机发生时预期之外的现金需求。例如，资产无法迅速变现，风险分散效果欠佳，风险偏好下降，或者投资机遇乍现但缺乏现金买入等问题。二是压力测试。有的机构在决策中，对极端市场冲击进行充分论证和沙盘推演，并在事前与监管部门和上级领导等利益方达成共识。例如，挪威GPFG2015年决定将权益比例从60%提高至70%，就曾公开推演比“一战、大萧条、二战、1970年石油危机、2000—2002年互联网泡沫以及2007—2008年金融危机”还严重的市场冲击，对政府和公众的风险承受力进行摸底。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没有超出这一情景设定。三是滑降曲线调整。2007—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2010年即将退休的职工持有的目标日期基金（TDF）最大回撤高达36%。危机后，很多机构有针对性地调整了滑降曲线，以能为即将退休的职工提供更多保护。据Morningstar统计：2009年即将退休职工投资组合的股票比例平均为50%，2020年已降至45.3%。四是尾部风险管理。一些养老金投资了尾部风险基金，以寻求对极端风险的保护。其三，在跨越危机的长周期内，养老金展示了较强的盈利修复和投资能力。长期盈利对短期波动提供了较为充分的风险补偿。据OECD（2019）统计：2004—2018年，全球有数据披露的26个国家养老金年化收益全部为正，普遍战胜了通胀且回报超过3%。OECD（2008）对2001—2005年跨越互联网泡沫危机阶段的研究，也有类似结论。此外，新西兰超级年金、瑞典AP4、加拿大CPPIB等代表性养老金，过去10年的年化回报均超过10%。CPPIB年报还申明：“对长期资金而言，市场下跌恰恰是买入时机”。

本次疫情以来全球养老金的最新变化与应对策略

一是以多元化配置，有效分散风险，二季度扭亏为盈。2020年一季度，全球主要市场股指跌幅达20%—30%，油价跌幅达67%。得益于对长久期债券及黄金等实物资产的均衡配置，以及衍生品的风险对冲，全球养老金同期损失约为10%—15%。二季度伴随股市强劲反弹，养老金开始收复失地，很多机构或产品取得了10%左右的回报。例如，今年一二季度，美国100家最大的DB公共养老金的回报分别为-11%、+11%。澳大利亚超级年金成长基金回报为-11%、+7%。中国香港强积金预设策略回报为-12%、+12%。二是以“买低卖高”的再平衡操作，发挥市场稳定器作用。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在2020年3月市场大跌中，很多养老金机构入场，增持了股票。荷兰ABP等养老金机构3月份也纷纷表示，将根据战略资产配置，进行再平衡。当二季度美股再度逼近历史新高之后，美国企业养老金等机构也主动减仓股票，并增持债券。三是发挥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与财政支出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例如，美国允许受疫情影响的居民提前支取401（K）资金（401K计划是美国的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上限10万美元。澳大利亚允许个人提前支取超级年金，上限2万澳元。印度允许个人从国家养老金计划（NPS）中支取资金，以支付治疗肺炎的相关费用。又如，挪威政府从全球最大主权养老金GPFG提取370亿美元补充财政资金，以扩大支出，有效应对疫情与油价下跌对本国经济的双重打击。四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低利率和各种不确定性，美国劳工部为401（K）的TDF产品投资私募股权开了绿灯。一些养老金为提高收益，计划增配私募股权或私募债；另一些机构强化流动性管理，手握更多现金。其中，美国最大公共养老金CalPERS准备将私募股权比例从7%调升至10%，同时增加20%的杠杆。CalSTRS等大机构表示将效仿2000—2002年、2007—2008年危机策略，适时增配调整后的私募债。日本GPIF把海外债券配置比例从15%上调至25%。英国最大养老金NEST则把现金比例提高到5%，通常情况下该比例为1%—2%。五是养老金全球投资，面临更多的政治干预与审查。继5月份施压联邦退休储备委员会（FRTIB）阻止其投资中国后，美国政府7月警告铁路养老金机构不要投资中国。需要指出的是各国政治干预养老金海外投资，早有先例。例如，美国伊利诺伊州2015年立法，禁止本州5家养老金投资“抵制以色列”的公司。在疫情爆发后，这种干预变得更加直接和强烈，需要高度关注并警惕可能的连锁反应。

启示与建议

养老金范文篇8

一、养老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的理论解释及反思

随着个人账户制养老金计划(特别是企业年金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引入个人投资选择权,从而使得个人能够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以及风险承受能力,选择有效的投资组合,以实现退休收入保障最大化的目标,成为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理论解释而言,个人投资选择权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根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同时这些因素也将影响着个人投资选择权的发展路径。

(一)养老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的理论阐释

1.集中决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养老基金的投资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一是集中决策模式,即由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统一进行投资决策;二是个人决策模式,即个人可以在一定框架内进行投资决策;三是混合决策模式,即上述两种模式的结合。集中决策模式难以持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集中决策模式无法满足受托人回避法律责任的需要。美国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明确规定,受托人对个人自主投资造成的损失不负责任,从而激励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将投资决策权下放至个人。其次,集中决策模式无法满足养老基金增值的需要。由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单独做出投资决策,出于自身风险回避的需要,势必限制养老基金管理机构进行有效的、适当的激进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养老基金的增值。最后,引入个人投资选择权有利于保证养老金制度的稳定,这是因为个人投资选择权的设立有助于个人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坚持向养老金计划供款。从个人心理的角度讲,个人对养老金计划个人账户积累资产拥有完全控制权,能进一步加强个人对养老金计划个人账户的拥有者意识。对自己的个人账户拥有完全的操控权力的意识,能够使个人在证券市场波动时继续保持对养老金计划的缴费和投资,从而有利于养老金计划的长期稳定发展[2-3]。

2.个人账户的私有产权性质是个人拥有投资选择权的基础。从产权视角看,养老金个人账户属于私有产权,它是属于第二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下的一种专门合约。个人在个人账户积累资产的投资运营方面应该享有选择权,意即个人在选择基金管理主体、基金投资方案或策略、养老金给付方式等方面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力[4]。

3.覆盖群体的年龄差异及其利益取向是个人账户产生的重要诱因,同时也是个人投资选择权提出的根源。从1950年查尔斯?威尔逊向美国汽车工人联盟提议设立企业年金时所强调的两个目的可以看出,企业年金的两个特殊“效用”在当时就已经被雇主发现并加以利用了。威尔逊所强调的两个目的分别是:一是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于“美国经济”,即自由企业体系,从而为企业发展带来利益;二是由企业建立并由企业管理的企业年金计划会引起不同年龄段工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因为年轻人和老年人对企业年金的管理与投资运营方式会产生冲突,从而削减工会力量[5]。工会组织对此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而个人账户制以及个人投资选择权的设立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消除了不同年龄群体面对经济波动时因风险偏好不同,进而要求投资策略不同所产生的矛盾。

4.理性人假设是个人投资选择权的基本假定。在个人账户制养老金计划中限定了最低取款年龄后,可以很好地避免个人现期和未来消费的不理性。个人投资选择权的设立假定个人能够足够理性地选择投资品种与基金管理机构,从而满足不同的风险偏好,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二)养老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的行为金融学反思在以上四个理论支撑中前三个方面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但理性人假设是否合适,个人能否充分利用投资选择权实现投资收益增加值得怀疑。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个人投资选择权进行研究发现,个人在投资选择的过程中并不能实现完全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权与信息的过量。对于美国401(k)计划的研究表明,给予个人过多的投资选择权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往往会导致个人进行过度选择。Iyengar,Jiang和Huberman(2003)研究发现,随着投资基金选择数的增加,401(k)计划个人实际参与率反而会降低。在只有两种选择的情况下,实际参与率达到75%;当投资基金的选择数达到60只的情况下,实际参与率降为60%[6]。Benartzi和Thaler(2002)调查发现,虽然个人有意提高退休收入,却没有能力做出恰当的投资选择[7]。KamenicaLyengar(2007)研究发现,随着投资基金选择数的增多,股票投资比例反而会降低[8]。

2.不稳定的选择。毫无疑问,进行投资选择的个人都想提高退休后的收入,但事实上,他们的投资选择并没有达到目标,并容易受从众思想的影响。Benartzi和Thaler(2002)调查发现,在自己的选择与大多数人的选择不同的情况下,被调查者往往按照大多数人的选择进行选择[7]。3.拇指规则,或者说试探性地做出决定从而导致投资选择的不理性。人们不能做出理性判断的很大原因在于短视和一种试探性的想法,当面对复杂的信息时尤其如此。当面临大量投资选择信息时,个人做出的判断无法将所有信息包含在内,因此做出的决策往往是非理性的,尤其是在给予选择的时间有限的情况下。Benartzi和Thaler(2001)通过研究提供的基金选择与个人做出选择之间的关系发现,如果提供的基金选择中股票类所占比例较高,那么个人选择股票的比例较高;如果提供的基金选择主要为固定收益类基金,那么个人选择债券的比例较高[9]。4.过度自信。过度自信往往发生在:一方面在面临众多信息时,个人可能无法完全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在面对不可控事件时,对自身控制能力过度自信。Barber(2000)对美国60000个家庭为期五年(1991~1996)的调查发现,交易频率最高的一组收益率为11.4%,而同期交易最少的一组收益率为18.5%。过度自信导致更多的交易,而更多的交易并没有带来效益的提高[10]。5.无视风险。MartenPalme(2004)对瑞典的调查表明,最低收入群体和最高收入群体的投资风险趋同,即随着收入的增长,投资风险水平先降后升呈现U型[11]。高收入者有足够的能力承担风险,而低收入者由于存在最低收益担保机制而无视风险。

二、养老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的发展趋势

由于个人投资选择权这一制度创新时间较短,同时养老基金在不同国家的政策规定、在整个养老保障体系的作用定位、默认基金(defaultpension)的设计、可供选择的机构或基金数量的差异以及最终给付方式等几个因素都会影响个人投资选择的参与程度,这就导致对国外养老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发展趋势的研究范围受到限制,同时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在个人投资选择权的发展过程中,仍有两个趋势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一)“管理机构选择权”模式中个人在投资机构间的转移率与该国人均收入水平负相关这部分主要针对的是“管理机构选择权”中“智利模式”国家的研究。拉美与东欧的很多国家采用的是智利私营市场竞争的AFP模式,共性是都属于强制性年金,都设有默认基金,投资选择权主要体现在管理机构间的选择。从以下八个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国家的个人,在基金管理机构间进行转换的频率较低(见图1)。对智利的AFP投资机构和瑞典的AP投资机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相同的规则下,机构之间投资模式有趋同化的趋势,投资收益也没有较大的差别。这说明在机构间的转移往往是无效率的,发达国家在“基金选择”阶段取消了“机构选择”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同时这也反映出“收入水平较高———个人账户投资参与机会成本高———投资参与低”这条路径产生的影响要大于“收入水平高———教育水平高———投资能力强———投资参与高”产生的影响。对美国401(K)计划中700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与投资参与倾向并没有正相关关系。Mitchell(2004)通过研究个人接受金融教育之后的投资行为变化发现,在接受金融教育之后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改变以前的退休目标,原先设计很低退休收入水平的人开始提高他们的目标,受教育的直接影响是储蓄率的提高,同时进行更长时间的劳动,延迟退休,开立新的退休账户,以及改变日常理财方式等,而没有显示出很高的个人投资选择倾向[12]。

(二)“投资基金选择权”模式中个人参与率下降趋势明显瑞典、美国和新加坡三个国家分别是非积累制缴费确定型(NDC)、基金积累制缴费确定型(FDC)和国家公积金型三种制度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从三国个人投资选择的发展历程来看,普遍呈现出个人账户投资选择参与率降低的趋势。从瑞典个人投资参与的表现来看,在制度建立初期,个人投资参与率较高,随后逐渐降低,其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原因:第一,制度建立初期由于政府的积极推动、以及媒体的热捧使得个人投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同时基金管理公司的前期营销努力使得成本降低。第二,从几百只基金里做出选择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同时默认基金的投资收益和费用都较为理想。2001年~2006年默认基金的年平均收益率为2.7%,而同期积极投资平均收益率为2.1%。2005年底默认基金的净费用为0.14%,而积极投资的净费用高达0.39%。个人投资选择参与率逐渐降低的现象同样出现在澳大利亚,2004、2005、2006三年的个人投资选择参与率分别为61%、56%、49%[13]。在美国1991年~2001年十年间,47%的成员没有对新缴费进行资产配置的调整,对既有的资产配置没有进行调整的达到73%[14]。1999年~2002年尽管投资基金的选择种类从12种增加到14种,但个人平均使用的数目仍然保持在三种左右,事实上,这一数字在1999年~2010年十年间基本没有发生变化。2001年44%的成员只使用1至2种基金构成自己的投资组合,而只有6%的成员将他们的资产分配到6种资产组合以上。2006年~2008年的数据显示80%的成员没有进行交易,大约11%的成员进行过一次交易,只有大约2%的成员进行的交易超过6次。美国企业年金计划个人自主投资比例较低,对默认基金和生命周期基金较为认同[15]。

相比较而言,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与我国的行为方式具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尽管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局允许雇员可以将部分账户资金用于“公积金投资计划”自主投资,但近几年的趋势表明个人进行自主投资的情况并不多,参与“公积金投资计划”的个人呈下降趋势,最高时仅有30%的个人加入。2006年末新加坡国内有400支信托基金和保险类产品供个人选择,但参加“公积金投资计划”的个人不足六分之一,仅有10%的公积金资产用于自主投资。这说明绝大多数个人仍将资金保留在公积金账户中,获取国家提供的保障利率。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具有投资惰性或者不知道如何投资,从而选择政府提供的投资保障;二是个人具有追求安全性的风险偏好,宁可获取低利率保障,也不愿从事风险投资;三是近两年自主投资的公积金回报较差。2006年选择“公积金投资计划”的个人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个人面临亏损或者回报率低于2.5%。Mitchell(2010)对新加坡的实证研究表明,1994年~1997年只有不超过20%的自主选择投资回报率超过留在公积金账户中的回报率,近四年来,个人自主投资平均回报超过默认基金的只占22%,而个人投资为负收益的超过40%[16]。行为金融学可以很好地解释瑞典、美国和新加坡个人投资参与率逐年降低的原因。制度建立初期,设计了投资品种组合目录,并给予个人投资选择权,这就形成了一个“框架效应”。①在很大程度上,个人受“框架效应”的影响,“过度自信”驱使个人积极进行投资。因为投资参与热情较高,往往忽视或者低估风险,同时品种选择受制度设计的影响,不能达到收益最大化和资产组合最优化。随着时间延长,“框架效应”逐渐减弱和个人理性回归,发现个人投资并没有取得较为理想的收益,默认基金或生命周期基金等收益较稳定、成本较低的投资方式成为理性的选择。

养老金范文篇9

自Lucas(1988)以来，许多研究在Samuelson(1958)&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将养老保险、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相联系进行了理论和应用研究。本文介绍了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进展，指出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新趋势，这对于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保障改革进程中的养老金计划和制度的设计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

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四、结论与展望

上述分析表明，在均衡条件下，考虑到社会福利、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等因素来分析一种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并不能简单地从理论研究角度得到一致的精确答案。而在应用分析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差异，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效应也各不相同。

养老金范文篇10

关键词：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商业年金产品；替代率

一、强制性个人账户的设计原则与现存问题

我们通常提到的养老保险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强制实行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目前，我国实行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第二层次是国家给予政策优惠、企业自主实行的企业年金；第三层次是居民自愿进行的养老储蓄或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第一层次的国家强制性个人账户。正因为是国家主导、强制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这就注定了国家最后风险承担者的地位。也就是说，如果强制性个人账户出现收不抵支，国家会不惜动用财政手段来确保养老金的发放。因此，如何利用强制性个人账户为个人退休后的生活提供适度保障，又避免给国家财政带来过大压力，就成为摆在国家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国家设立强制性个人账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因个人的短视行为而造成老年贫困问题，希望通过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来帮助个人平滑其消费，争取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未来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一个人要想凭借个人力量来解决未来所有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不太现实。因此，国家通过这样一种强制性措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风险分散，给人们提供一份基本的养老保障。这样，原本个人需要面对的各种风险，比如长寿风险、投资风险等也转移给了政府。所以，政府必须认真设计强制性养老金个人账户。若设计不好，会引起社会动荡和增大财政风险。

强制性个人账户的运行包含两个阶段：积累阶段和养老金发放阶段。在积累阶段，国家需要确保个人账户的缴费及时到账，然后要努力实现个人账户的保值增值。个人账户的投资原则应该是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基金增值。在养老金发放阶段，计发办法的设计显得尤其关键。因为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个人退休后的收入流，而且也决定了国家所要承担的风险。国务院2005年12月3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文)规定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另外，国家制订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办法，实现保值增值。但是，实际上，要合理确定计发月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国的个人账户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强制储蓄，强调个人所有权及可继承性，并没有再分配的功能，不能实现保险分散风险的目的，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不能实现财富从短寿者向长寿者的转移，所有的风险都由国家来“兜底”。所以，计发月数越长，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越低，国家财政负担越轻；计发月数越短，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越高，国家财政负担越重。无论如何，政府必将负担长寿者超出计发月数的那部分养老金。如果政府想减轻自己最终承担的责任，则只有增加计发月数，以降低替代率为代价。综合以上分析，强制性个人账户的设计原则是要综合考虑个人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与国家财政“兜底”风险之间的平衡。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吕江林等(2005)[1]、王积全(2005)[2]、张勇(2006)[3]等分析了现行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的不合理之处，指出如果按现行计发办法坚持下去，个人账户基金将会出现巨大基金缺口。同时，他们也认为只要不强调个人账户余额的继承权，根据生命表，参考商业年金产品的做法计发个人账户养老金，就可以大大降低个人账户基金收不抵支的风险。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从个人账户基金平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强调个人账户基金平衡、减轻政府债务风险的同时，我们同样也应该关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因为这与个人退休后的福利密切相关。据我们所知，国内目前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改革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政策建议，而缺乏对改革后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的测算分析。针对此现状，本文的目的是借鉴商业年金产品的设计，结合个人账户的积累和发放过程，对我国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进行实证研究。

二、商业年金产品类型和基本计算公式

按照给付方式进行划分，商业年金产品可以分为两类：生命年金(lifeannuity)和固定期限年金(termcertainannuity)。前者为退休者提供收入流一直到其死亡，后者的期限可以是10年、15年等，这类年金在预先设定的期限内进行支付。如果个人在指定期限未到期之前死亡，通常会返还部分本金给受益人。最常见的固定期限年金为预期寿命年金(lifeexpectancyannuity)，此时指定的期限长度为个人购买年金时的预期余寿。

商业年金产品为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个人可以将退休前一年的个人账户储存额转换成生命年金或预期寿命年金进行发放。但是，针对预期寿命年金，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在商业保险中，若年金领取人在指定期限未到期之前死亡，保险公司通常会返还部分本金给受益人，而且即使年金领取者到期后依然存活，保险公司也不会继续支付。但是，国家强制性个人账户却不能采取这种做法。首先，作为强制性制度，国家必须承担个人的长寿风险，即为长寿者提供退休收入直到其死亡，而且国家也需要利用过早死亡的年金领取者未领完的本金来抵消部分年金领取者的长寿风险，否则国家将承受很大的支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