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制度范文10篇

养老金制度范文篇1

公共养老金计划为社会职工提供养老的基本生活保障，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发劳动积极性。但在养老金计划的实际运行中，其相对影响或个别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消极的，会阻碍劳动力供给。因此，要了解公共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首要的是认识问题，是将公共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不相关的政府税收和福利支出措施，还是看作为一种强制储蓄体系。

1.不相关的税收与支出。

如果养老金计划的缴费与待遇联系较弱，就容易被简单地认为是不相干的政府强制税收和支出措施，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就会从两个层面发生影响作用：缴费支出对工作人口的影响以及养老金给付对老年人口的影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劳动者总收人中进行养老金计划缴费扣除将减少劳动者每小时的净收入。这种效应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取决于相互冲突的两种经济力量中对劳动行为选择更具影响力的一方。一方面，这些缴费的扣除，会刺激人们增加劳动供给(收入效应)，因为每小时净收入减少，创造同样的实际工资将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增加工作时间所获得的净收益比较少，人们便不会对找工作或者延长工作时间有很高的积极性，而选择以较多的闲暇替代劳动(替代效应)。至于最终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劳动供给，则要看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差。若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则会减少劳动供给，反之，则会增加劳动供给。

这类计划还会促使劳动者为了逃避保险税而转入法纪松弛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雇主也会转移到非正规部门经营以避税。甚至一些大公司也把部分业务转包给非正规部门的小企业。这一方面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部门缺少资本和工作培训，生产力低下，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的扩张，破坏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目标，造成老年贫困人口的增多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养老金给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与缴费联系较弱的养老金给付无疑会增加受益者的收入，职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而不必承担总体收入大幅缩减带来的损失。提前退休减少了养老金计划的缴费收入而增加了支出，减少熟练劳动力人数，降低了国民产出。世行在1994年计算得出，在过去30年中，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劳动力市场熟练工人的供给减少了3%～6%，发展中国家则减少了1%～2%。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的国民产出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2～4%，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1%(假设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产率相同)。损失的GDP足以支付许多国家一半多的养老金。

2.强制储蓄体系。

如果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挂钩，人们就会将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强制性储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缴费被认为是为形成退休养老账户而进行存款的替代形式，养老金给付被视为支付这些储蓄账户的替代形式。这样，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质上会弱化。

可见，劳动供给影响取决于将公共养老金制度看做是一种强制储蓄还是一种不相干的税收或支出措施。而如何认识，不仅决定于缴费与待遇挂钩的实际情况，还决定于公共养老金制度如何表述。不同的制度表述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联系的认知或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它们可能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实质联系没有影响。例如，其他因素不变，养老金计划由私营部门或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管理，可能比政府部门的管理能更形象更有效地描述或传递着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密切联系；使用“缴费”、“个人账户”、“盈利”等词汇来描述由于个人养老金权益持续增长的结果而获得的利益，更有助于强化人们认为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看法。如果劳动者能够得到关于解释如何计算收益的资料，以及正规的能够反映账户平衡状况的报告，给付和缴费之间的联系就被比较清晰地表述出来。即使所有这些做法并未改变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实质关系，但它们削弱了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并增强人们对公共养老金政策的信赖和认同。

3.不同养老金计划的劳动供给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由于现收现付制切断了缴费和受益之间的市场联系，可能会导致偷税漏税以及劳动供给的扭曲，从而降低经济的产出水平。而基金制则由于在个人缴费和受益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其劳动供给的扭曲效应很小。因此，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能减轻劳动供给的扭曲程度。实际上，这种仅着眼于融资方式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从前面分析可知，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影响退休决策和工作年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反应。与退休决策相关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的边际养老金收益应该与个人的边际缴费率相联系，并且要使缴费者和受益者都能明确这一点。这一点对于DC型基金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DB型现收现付制的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根据该原则来确定其养老金计发公式：如果工人A在整个工作期的收入是工人B的两倍，则A获得的养老金高于工人B的养老金，但没有B的两倍高。然而，如果工人A或B提前退休，其所得养老金应进行保险精算缩减。

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决策不仅取决于边际缴费率和边际收益率，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增长对整个养老金收益的影响。当缴费与收益之间存在完全的保险精算关系，且一目了然时，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最小化。这是DC型基金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也是待遇的计发严格比例于个人缴费纪录的DC型现收现付制(即NDC)所遵循的原则。

相反，设计糟糕的计划，不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Gruber和Wise对11个工业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和提前退休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他们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为推迟退休的人增加养老金，但其数量少于按保险精算应增加的数量，因此，为人们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年龄离开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激励。Gruber和Wise将其称为“税收强迫退休”，并在这一变量和老年人离开劳动力市场之间发现了很强的一致性。这种扭曲在基金制中也存在。众所周知，雇主设立的DB型基金制阻碍劳动力流动，它同样为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时候退休提供激励。可见，劳动供给与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这两种组织融资的机制无关，重要的是养老金计划的激励结构。

二、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需求

一般认为，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联系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和雇主成本之间的联系。无论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何种融资方式，养老保险费的支出都会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公共养老金计划必然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从而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要明白一点，养老保险缴费对劳动力需求要产生重大影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有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封闭经济中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养老保险缴费不会对雇主成本及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任何时候，如果税收是根据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种投入的数量而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话，那末投入的所有者就必须接受更低的价格，除非他们想要减少出售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缺乏弹性的，其供给数量不会随着扣税后的实得工资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资金供给比劳动力供给更有弹性。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养老保险缴费都不能轻易地转移给资金的所有者。这样做的结果，劳动者实际上承受了由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所带来的全部负担，而不会改变雇主成本或者产品成本，不论它表面上是从雇主还是从雇员那里征收的。

雇主对于养老金计划缴费率增加最直接的反应是，减缓他们原先增加货币工资的承诺，使雇佣每个劳动者的总成本降低到如果缴费率不发生变化时应有的水平。劳动者或者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事实，或者进行抵制。抵制会立即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对此，雇主会产生两种反映：一种是减少雇佣，使失业现象恶化。失业的增加会减缓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另一种是改变产品价格，即雇主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补偿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成本。这会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降低实际工资水平。价格压力一直会持续到实际工资降低的数额足以抵消养老保险缴费增加的影响。

如果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和反通货膨胀政策干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则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使雇主成本提高，从而减少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最低工资立法提供了一个工资下降的底线，从而使低收入劳动者免于承受全部或部分缴费增长的负担。于是，雇佣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者的成本增加，使得单位劳动成本增加，结果可能会导致低工资劳动者雇佣数量的减少。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可以通过减慢自由市场自发调整的过程，使雇主承担较高成本的时间延长。然而，高成本也可能导致高失业率。

2.开放经济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一国实行弹性汇率，那么即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调整引起国内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也不会影响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两个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主要是由这两国不同货币的相对供求来决定的，而供给与需求主要是由贸易流通决定的，一个国家任何总价格水平的变化迟早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汇率产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作为该国的出口国之一的另一个国家的价格不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允许自由运作的地方，养老金计划缴费不可能对雇主成本或者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自由运作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可能确保任何养老金计划缴费率的提高将转变为更低的工资水平而不是更高的商业成本。但是，在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政府劳动政策联合起作用来阻止这种转化的地方，费率的提高会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中国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及其解决路径

(1)缴费与待遇脱节引起劳动供给的扭曲。根据1997年的统一制度规定，企业和个人缴费中的大部分进入了社会统筹账户(约占缴费总额的54%～61%)，只有小部分进入个人账户(约占缴费总额的39%～46%)。而养老金受益的支付，较多的社会统筹部分缴费所获养老金的替代率只占工资的20%，个人账户部分设定替代率为38.5%，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另外，统一制度规定，缴费满十五年的，退休后可按月领取20%基础养老金，超过十五年的统筹部分缴费就等于白缴了。根据国发[2005]38号文件，统筹部分缴费更是上升为缴费总额的71.4%。至于改革中的“中人”和“老人”的养老金受益与缴费之间的联系就更微弱了。这种状况，必然引起劳动供给的严重扭曲。表现之一是大量劳动力向非正规部门转移。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4398万人，仅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就增加了2796万人，相当于新增就业人员的63.5%。而与此同时，传统的正规部门共减少了3907万正规就业的劳动者。2000年，非正规就业达到969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45.5%。非正规就业的迅速扩张，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难说不存在个人和企业、尤其是企业逃避缴费的诱因所致。表现之二是提前退休严重。1998年1—8月份养老保险行业移交地方前，新增退休人员79.6万人，其中违规提前退休的达43.8万人，占55%，最年轻的只有24岁。2001年，江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共审批10693人退休，其中提前退休的4954人，占退休总数的46.3%。由于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覆盖率低，且存在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人们退休后仍然能够在这些部门继续工作，获得收入，从而更决定了提前退休的经济性。

养老金制度范文篇2

日本的养老金(年金)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八年(1876年)的“恩给制度”，即由中央政府出钱，对退役军人及政府官员支付老年生活费作为国家对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军人及官吏的一种恩赏。进而在1939年建立船员保险和1941年制定《劳动者年金保险法》，是最早以民间劳动者为对象实施的养老保险，保证在他们年老或受到伤害及死亡时，本人或其家属可以领到养老金。1944年又制定了《厚生年金保险法》，保险范围扩大到职员和女性劳动者。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复兴，产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急剧涌入城市；再加上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空前低落，人口平均寿命逐步延长，进而急需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并完善国民养老保险制度。这样，1961年日本制定并开始实行《国民年金法》，规定20岁至60岁的日本国民都要加入国民年金，实现了“全民皆年金”。

然而此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养老金制度。为了确保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稳定的发展，1985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年金修改法》，设立基础年金，对分立的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实现了给付和负担的公平化，对重复给付也进行了修正，同时还确立了女性的年金权。也正是这次改革确立了目前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基本框架：大体上可以分为公共年金和补充年金。公共年金包括国民年金(基础年金)和雇员年金，其中雇员年金又分为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这样日本以国民年金为基础层的保障，以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为第二层的保障，而以自愿建立的年金等补充年金为第三层次的保障，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经济一蹶不振，养老金制度改革一直在进行之中。1994年引入月工资浮动制，决定免除受雇者育儿假期的养老金保费；1997年开始实施“基础年金账号”制度；1999年决定将“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的给付水平减少5％，引入在职老龄年金等。在此基础上，2004年日本在养老金制度方面又做了比较大的改革，力图实现养老金的给付与负担的合理、公正，解决养老金财源问题，保持养老金制度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次改革针对一些紧迫的问题采取了具体的解决方法，例如，针对泡沫经济破裂、经济长期萧条而带来的养老金缺口所采取了增加政府对年金的补助；调整缴费基数；提高缴费比率；取消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一些限制；规定大学生保险费补缴制度等措施。为了解决部分人拒交保险费的问题，日本政府决定利用行政手段，采取查封银行存款、冻结个人资产等非常手段，强迫被保险人交纳养老保险费。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沉重负担，采取了在提高保险费的同时，逐年降低向被保险者支付的保险金；分阶段提高退休领取年金的年龄等措施。

二、评析日本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日本养老金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逐步成熟并成为得以信赖的退休人员生活来源的支柱。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日本养老金制度的不断改革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变化的需要。战后，经济增长迅猛的日本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巩固经济的发展，所以扩大了养老保险的保障范围，实现了全民皆有年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又针对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多层次立体化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养老保险基金的金融运作以及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机制等。进入2l世纪，由于经济发展的停顿和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日本的养老金制度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仍然面临着以下问题：

(一)养老金财政困难有增无减

目前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截至2006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40万人，比上年增加83万人，占总人口的20．7％。另一方面，日本的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减少25年。少子化和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使养老金财政日益困难。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等办法抑制养老金给付，并阶段性地提高养老金保险费，但这些措施仍没能改变日本养老金财政赤字的状况。在最近这次改革中规定：国民年金(基础年金)的国库负担比率由以前的l／3逐渐提高，到2009年达到1／2。这样做是想通过提高国库负担比率、增加投入来弥补年金财政的不足，尽量抑制年金保险费的上涨，使低下的保险费缴纳率不会进一步恶化。而作为安定的财源，政府可考虑的只有提高消费税率、增加税收来充当这部分费用。但是，把税收只为某种目的而使用是否妥当，以及南于增税而引起的民众不满并带来消费下滑，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就得不偿失了。

(二)养老金空洞化，企业负担加重

代际间付出与回报的不公，社会保险厅的违规操作，政治家和官僚们滞纳养老金保险费，2007年5月又发生了日本社会保险厅遗漏了5000万份养老金保险记录的大事，使日本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日本公共养老金产生了信任危机，日本国民养老金的空洞化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缴纳保险费，会使将来拿不到养老金或无法拿到足额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样，新一代人会更加不信任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最终会使建立在代际转移基础上的养老金制度难以维系。另外，这次改革规定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厚生年金，要从目前的13．58％最终提高到18．3％，这样做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企业将用尽各种手段图谋逃避缴费，例如，增加非正规用工，变更工资的支付方式，从而减少企业厚生年金的负担，但是这会使年轻人的雇用受到影响，并减少整个社会的保险收入，使本已脆弱的日本年金体系受到更加负面的影响。(三)如何实现多种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元化管理

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不断进行年金制度的合并，最终形成现在由政府掌管的国民年金和雇员年金两大块。但从目前来看这两块的给付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别，复数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并存造成了一定的不公。比如，截至2005年3月以国家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年金”月给付额为22．4万日元，以地方公务员为对象的“地方共济年金”为23．2万日元，而以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厚生年金”仅为16．9万日元。对于这种差别，人们希望将雇员年金并于国民年金之中，对公共养老金制度实行“一元化”管理。2007年4月13日日本内阁专门召开会议，通过了《被雇佣者年金一元化法案》，决定在2010年废止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年金”，将其统合到以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厚生年金”制度当中，从而消除在公共养老金上的官民差距。尽管该法案还要在国会审议，离具体实施还有段距离，但应该说是向养老金的一元化管理迈出了一步。

三、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分析了解，结合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所进行的改革，我们认为日本养老年金制度中的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一)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不同层次的制度覆盖着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了不同水平的养老保障。有基础的，有补充的，这一点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尤为重要。中国是个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人数多。随着家庭结构由传统的大家族制向核心小家庭的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将无法维持，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难以妥善解决。在建立健全城镇养老体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体制，以形成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养老保障体制，才有助于为中国完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提供制度基础。

(二)养老体制的改革和设计要解决代际不公问题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养老体制并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经济衰退等问题的恶化，养老金账户的不平等问题就凸现出来。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国的养老金缴费率一直保持在职工工资的25％-28％，与此同时养老金收入的欠费率每年也在20％左右。而且许多企业不堪重负采取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方式。所以对于我国而言，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需要通过利用资本市场和国有企业改革来化解转轨成本，以及做实个人账户问题。从长远来看，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只有选择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筹资困难、养老金财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等问题。

(三)从缴费、给付、基金管理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养老金动态平衡

日本的经验表明，如果一味地提高了养老金缴费，这相当于对个人征税和公司征税，不利于激励个人缴费，并削弱了企业竞争力。因此，在提高缴费率方面要非常慎重。在养老金收益给付方面，如果给付水平太高，那么，将来进行削减将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除了在缴费和给付方面进行改革外，利用养老金基金投资来筹集资金也是一条重要渠道。日本由于较强的政府干预，养老金投资的收益并不高。中国养老金投资收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尝试利用资本市场获得较高的养老金投资收益。在养老基金面临偿还危机，宏观经济繁荣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要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就必须提高基金的运作效率，逐步扩大基金入市的比例。加大政府对公共养老金投资力度，是减轻养老金账户不平衡压力和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重要手段。

养老金制度范文篇3

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因此，我国养老保障基本目标模式选择需要认真考虑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主要包括：其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并且存在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因此，我国养老保障目标只能是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保障，确保大多数人的养老安全，这是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其二，推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因此，养老保障制度不仅需要作为一种社会稳定器来发挥作用，而且应当具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激励功能。其三，目前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迈进，在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上，更加需要注意区分政府和市场的功能，科学定位政府职能，充分考虑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努力减少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其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成为主要内容。下一步，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之间应当能够相互协调，互相促进，应当不仅有助于减轻国有企业过重的负担，而且有利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分析当前养老金制度改革面临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不高。主要表现为：首先，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通过迅速增加人口和资本要素扩大产出的粗放式方式往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流，人均生产效率容易被忽视。但是，养老问题是针对个人的，主要关注人均指标；一个人创造财富，需要与一生的消耗相匹配。这种经济快速扩张与人均产能不足的矛盾，是我国将长期受到养老金问题侵扰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经济增长成本较高，包括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浪费现象严重、交易成本很高。在这种条件下，居民现金收入和能够用于养老的其它资金来源受到挤压，从而造成社会养老金资源不足。另外，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不高还体现在我国养老金问题浮出水面的时间相对较晚。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扩张时期，政府资金相对宽裕带有一定的虚假成分，部分掩盖了经济整体低效率。

综上所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养老金制度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将是养老保障供给能力将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与矛盾为下一步改革在客观上规定了自己的根本任务，即首要的不是选择何种制度模式最优，而是何种制度模式安排更能够确保国家安全顺利地渡过人口老龄化高峰。

二、完全积累制不应成为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转轨目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竞争本身将导致家庭及个人责任承受能力弱化，市场机制“失灵”正是社会化的保障机制产生的基础。从根本要求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立的目的本身就是保障社会成员以合理收入安度晚年。如果养老保险改革走向个人承担完全责任、市场机制完全取代政府干预、私人机构管理取代政府负责、养老保障基金完全资本化的极端，则将失去社会保障的本源意义及其内生的责任共担、互助互济机制，这种改革不仅需要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而且还隐含着牺牲公平、潜伏危机的社会风险，必然使一些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手段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从国际范围来看，虽然养老保险改革可以通过适度扩张个人责任来减轻政府责任、通过部分保障领域或部分保障环节私有化来促使运行效率提高，但如果走向个人负责的极端或将这一公共领域完全转变为私有化并由自由市场来调控，这可能有违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

三、部分积累制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过渡性目标

从历史上看，现收现付制主流地位的形成与老年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人口结构的特点存在很密切的关系，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与养老筹资模式选择存在内在的关系。从老年社会保障的角度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关注，主要是看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它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也反映着两个年龄群体的利益关系。应当看到，人口老龄化对现收现付制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人口年龄结构突变是促使养老保障私有化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在人口老龄化阶段，我国适当采取部分积累制，充分发挥两种制度模式的相对优势，合理化解老龄化和历史债务问题。从这一点能够推断，“统账结合”模式将成为我国传统现收现付模式的过渡形态。讨论静态老龄社会的老年社会保障，其意义在于把思考的时间线索放得更长远一些，从长期的发展方向把握老年社会保障所应采用的筹资模式。在人口发展的第三阶段，我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后进入静态老龄社会，主要特点是劳动人口赡养率将保持较低的水平。在静态老龄社会中，比较两种筹资模式，现收现付制并没有明显的缺点，相反表现出一定的优点。其中，现收现付制受到最为严厉的质疑是可能出现支付危机，但这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动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进入静态老龄社会后，在待遇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养老保障支出、缴费率将逐步稳定，不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现收现付制的另一个缺点是增加从业人员负担。实际上，在年轻型人口结构下，现收现付筹资模式负担率小于积累制。即使在静态老龄社会中，主要应当通过提升社会经济效率、平衡老年人与劳动人口利益关系来解决，而不能依赖于制度模式调整。另外，现收现付制抗资金风险能力强、制度确定性大、社会稳定性强，更加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从未来发展看，我国将长期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尤其是在社会赡养率降低的条件下，更加应当发挥现收现付制的调节收入、平衡资金的优点，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方向设计安排养老保障制度。对于个人积累制的积极作用，可以随着社会养老保障意识、投资理财能力的提高，由社会居民根据自身能力和实际需要做出合理安排。

四、当前养老保障模式转轨时机不成熟

从国际实践来看，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多元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何时进行现收现付制体系向混合体系的转轨，关键要看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就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来看，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居民消费倾向不高。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加速养老体系转轨将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养老金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养老金计划，劳动力市场，效应

根据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者决定劳动供给量的过程，是劳动者根据外部经济参数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劳动力供给量，力求达到现有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因此，劳动者可获得养老金的数量及与之相关的变量无疑是影响劳动者劳动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力的需求量则是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根据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的，在不存在完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关性。鉴于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以探寻较小劳动力市场扭曲效应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模式，缓解就业压力，推动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供给

公共养老金计划为社会职工提供养老的基本生活保障，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发劳动积极性。但在养老金计划的实际运行中，其相对影响或个别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消极的，会阻碍劳动力供给。因此，要了解公共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首要的是认识问题，是将公共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不相关的政府税收和福利支出措施，还是看作为一种强制储蓄体系。

1.不相关的税收与支出。

如果养老金计划的缴费与待遇联系较弱，就容易被简单地认为是不相干的政府强制税收和支出措施，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就会从两个层面发生影响作用：缴费支出对工作人口的影响以及养老金给付对老年人口的影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劳动者总收人中进行养老金计划缴费扣除将减少劳动者每小时的净收入。这种效应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取决于相互冲突的两种经济力量中对劳动行为选择更具影响力的一方。一方面，这些缴费的扣除，会刺激人们增加劳动供给(收入效应)，因为每小时净收入减少，创造同样的实际工资将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增加工作时间所获得的净收益比较少，人们便不会对找工作或者延长工作时间有很高的积极性，而选择以较多的闲暇替代劳动(替代效应)。至于最终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劳动供给，则要看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差。若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则会减少劳动供给，反之，则会增加劳动供给。

这类计划还会促使劳动者为了逃避保险税而转入法纪松弛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雇主也会转移到非正规部门经营以避税。甚至一些大公司也把部分业务转包给非正规部门的小企业。这一方面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部门缺少资本和工作培训，生产力低下，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的扩张，破坏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目标，造成老年贫困人口的增多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养老金给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与缴费联系较弱的养老金给付无疑会增加受益者的收入，职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而不必承担总体收入大幅缩减带来的损失。提前退休减少了养老金计划的缴费收入而增加了支出，减少熟练劳动力人数，降低了国民产出。世行在1994年计算得出，在过去30年中，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劳动力市场熟练工人的供给减少了3%～6%，发展中国家则减少了1%～2%。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的国民产出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2～4%，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1%(假设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产率相同)。损失的GDP足以支付许多国家一半多的养老金。

2.强制储蓄体系。

如果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挂钩，人们就会将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强制性储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缴费被认为是为形成退休养老账户而进行存款的替代形式，养老金给付被视为支付这些储蓄账户的替代形式。这样，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质上会弱化。

可见，劳动供给影响取决于将公共养老金制度看做是一种强制储蓄还是一种不相干的税收或支出措施。而如何认识，不仅决定于缴费与待遇挂钩的实际情况，还决定于公共养老金制度如何表述。不同的制度表述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联系的认知或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它们可能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实质联系没有影响。例如，其他因素不变，养老金计划由私营部门或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管理，可能比政府部门的管理能更形象更有效地描述或传递着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密切联系；使用“缴费”、“个人账户”、“盈利”等词汇来描述由于个人养老金权益持续增长的结果而获得的利益，更有助于强化人们认为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看法。如果劳动者能够得到关于解释如何计算收益的资料，以及正规的能够反映账户平衡状况的报告，给付和缴费之间的联系就被比较清晰地表述出来。即使所有这些做法并未改变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实质关系，但它们削弱了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并增强人们对公共养老金政策的信赖和认同。

3.不同养老金计划的劳动供给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由于现收现付制切断了缴费和受益之间的市场联系，可能会导致偷税漏税以及劳动供给的扭曲，从而降低经济的产出水平。而基金制则由于在个人缴费和受益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其劳动供给的扭曲效应很小。因此，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能减轻劳动供给的扭曲程度。实际上，这种仅着眼于融资方式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从前面分析可知，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影响退休决策和工作年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反应。与退休决策相关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的边际养老金收益应该与个人的边际缴费率相联系，并且要使缴费者和受益者都能明确这一点。这一点对于DC型基金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DB型现收现付制的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根据该原则来确定其养老金计发公式：如果工人A在整个工作期的收入是工人B的两倍，则A获得的养老金高于工人B的养老金，但没有B的两倍高。然而，如果工人A或B提前退休，其所得养老金应进行保险精算缩减。

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决策不仅取决于边际缴费率和边际收益率，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增长对整个养老金收益的影响。当缴费与收益之间存在完全的保险精算关系，且一目了然时，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最小化。这是DC型基金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也是待遇的计发严格比例于个人缴费纪录的DC型现收现付制(即NDC)所遵循的原则。

相反，设计糟糕的计划，不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Gruber和Wise对11个工业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和提前退休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他们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为推迟退休的人增加养老金，但其数量少于按保险精算应增加的数量，因此，为人们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年龄离开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激励。Gruber和Wise将其称为“税收强迫退休”，并在这一变量和老年人离开劳动力市场之间发现了很强的一致性。这种扭曲在基金制中也存在。众所周知，雇主设立的DB型基金制阻碍劳动力流动，它同样为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时候退休提供激励。可见，劳动供给与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这两种组织融资的机制无关，重要的是养老金计划的激励结构。

二、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需求

一般认为，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联系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和雇主成本之间的联系。无论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何种融资方式，养老保险费的支出都会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公共养老金计划必然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从而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要明白一点，养老保险缴费对劳动力需求要产生重大影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有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封闭经济中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养老保险缴费不会对雇主成本及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任何时候，如果税收是根据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种投入的数量而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话，那末投入的所有者就必须接受更低的价格，除非他们想要减少出售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缺乏弹性的，其供给数量不会随着扣税后的实得工资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资金供给比劳动力供给更有弹性。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养老保险缴费都不能轻易地转移给资金的所有者。这样做的结果，劳动者实际上承受了由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所带来的全部负担，而不会改变雇主成本或者产品成本，不论它表面上是从雇主还是从雇员那里征收的。

雇主对于养老金计划缴费率增加最直接的反应是，减缓他们原先增加货币工资的承诺，使雇佣每个劳动者的总成本降低到如果缴费率不发生变化时应有的水平。劳动者或者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事实，或者进行抵制。抵制会立即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对此，雇主会产生两种反映：一种是减少雇佣，使失业现象恶化。失业的增加会减缓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另一种是改变产品价格，即雇主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补偿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成本。这会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降低实际工资水平。价格压力一直会持续到实际工资降低的数额足以抵消养老保险缴费增加的影响。

如果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和反通货膨胀政策干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则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使雇主成本提高，从而减少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最低工资立法提供了一个工资下降的底线，从而使低收入劳动者免于承受全部或部分缴费增长的负担。于是，雇佣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者的成本增加，使得单位劳动成本增加，结果可能会导致低工资劳动者雇佣数量的减少。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可以通过减慢自由市场自发调整的过程，使雇主承担较高成本的时间延长。然而，高成本也可能导致高失业率。

2.开放经济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一国实行弹性汇率，那么即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调整引起国内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也不会影响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两个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主要是由这两国不同货币的相对供求来决定的，而供给与需求主要是由贸易流通决定的，一个国家任何总价格水平的变化迟早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汇率产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作为该国的出口国之一的另一个国家的价格不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允许自由运作的地方，养老金计划缴费不可能对雇主成本或者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自由运作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可能确保任何养老金计划缴费率的提高将转变为更低的工资水平而不是更高的商业成本。但是，在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政府劳动政策联合起作用来阻止这种转化的地方，费率的提高会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中国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及其解决路径

(1)缴费与待遇脱节引起劳动供给的扭曲。根据1997年的统一制度规定，企业和个人缴费中的大部分进入了社会统筹账户(约占缴费总额的54%～61%)，只有小部分进入个人账户(约占缴费总额的39%～46%)。而养老金受益的支付，较多的社会统筹部分缴费所获养老金的替代率只占工资的20%，个人账户部分设定替代率为38.5%，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另外，统一制度规定，缴费满十五年的，退休后可按月领取20%基础养老金，超过十五年的统筹部分缴费就等于白缴了。根据国发[2005]38号文件，统筹部分缴费更是上升为缴费总额的71.4%。至于改革中的“中人”和“老人”的养老金受益与缴费之间的联系就更微弱了。这种状况，必然引起劳动供给的严重扭曲。表现之一是大量劳动力向非正规部门转移。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4398万人，仅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就增加了2796万人，相当于新增就业人员的63.5%。而与此同时，传统的正规部门共减少了3907万正规就业的劳动者。2000年，非正规就业达到969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45.5%。非正规就业的迅速扩张，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难说不存在个人和企业、尤其是企业逃避缴费的诱因所致。表现之二是提前退休严重。1998年1—8月份养老保险行业移交地方前，新增退休人员79.6万人，其中违规提前退休的达43.8万人，占55%，最年轻的只有24岁。2001年，江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共审批10693人退休，其中提前退休的4954人，占退休总数的46.3%。由于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覆盖率低，且存在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人们退休后仍然能够在这些部门继续工作，获得收入，从而更决定了提前退休的经济性。

养老金制度范文篇5

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之初即1917年11月就发出通告，规定国家为劳动者和为国家作出贡献的战争残疾者提供养老基金和残废抚恤费。1956年实施的《苏联退休法》规定，从企业的税金中形成退休养老基金，由国家对养老金负责，但此时养老金只在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1965年苏联通过了《集体农庄庄员养老金和补助费法》，将享受养老金的范围扩大到集体农庄庄员。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在1977年颁布了经补充后的新宪法，进一步健全了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国家和集体农庄向年老、残废和失去供养依靠的人提供赡养金，为他们提供全部或部分免费的疗养券和休养券。

概括来说，前苏联的这种养老保障模式属于典型的国家保险型养老保障，其主要特点有如下四点（注：阎坤：《国际养老保障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财政研究》，1998年第7期）：

1.养老保障制度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保证、并且是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

2.养老保险受按劳分配原则的影响，与工龄直接挂钩；

3.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劳动者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险费用；

4.养老保险只有基本养老金一个层次，且不进行定期调整。

尽管这种养老保障制度曾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变慢，加上人口老龄化下退休人员增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使得原先的养老保障制度难以为继。作者认为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出现这样的后果并不足奇，或者说早有隐患，原因是：

第一，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老龄化压力，现收现付制存在根本的缺陷。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赡养使在职职工压力加剧，但又没有专门积累的储备资金，所以很容易出现支付危机；

第二，现收现付制的“代际转移支付”特性割断了养老金缴费和给付之间的联系，即缴纳养老保险费和享受养老金的主体分属两代，这样势必会弱化企业缴费的动机，降低筹资率。

1987年，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颁布《关于实行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附加退休金自愿保险的决议》，规定采取个人和国家共同集资的办法设立保险基金，保险基金一半来自个人缴纳的保险费，一半来自国家预算，在职人员自愿投保，按月缴纳保险费（注：《俄罗斯的社会保障制度》，《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资料）。但是计划经济下“国家统包”的方式长期以来形成了许多痼疾，人们对国家和企业存在极深的依附观念，要想打破这些桎梏成本非常高昂，所以这种共同集资的方法没有取得实效。

从以上的回顾中可以发现，苏联在解体之前的养老金制度是典型的国家包揽式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企业保险面非社会保险。虽然前苏联在面临这种制度缺陷带来的弊病时也曾着手进行改革，但当时的宏微观环境还没有做好准备，无法支持这种改革。

二、普京自2000年5月7日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罗斯复苏势头良好，这主要得益于普京政府“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俄罗斯现实”的改革道路，即在不断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同时保持国家的有限干预，重视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

本文试图以俄罗斯丰富的经济改革实践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为背景，考察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关键一环——养老金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分析养老金制度的理论设计和改革得失，进而就改革的方向给出作者的建议.之所以选择养老金这个研究对象，理由有二：

第一，目前全球养老问题面临两个趋势：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愈发沉重；养老成本明显提高。在此背景下，最近四年来全球兴起了一股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风潮，涉及亚太、拉美和欧洲的27个国家，因此研究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

第二，俄罗斯的养老金改革是普京上台以来大刀阔斧改革的重点。叶利钦政府时期为了保证金融寡头的利息收入不惜施欠工人的工资和养老金，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在1999年3月说，“人民不能靠每月234卢布(9.75美元)的(最低)养老金来生活”。普京执政后积极打击金融寡头，2000—2002三年间将多年积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全部补发到位，同时大幅提高养老金。200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民众把普京总统在解决拖欠工资和养老金问题上的有效做法评为其任期内“最伟大的成就”。

因此，深入剖析俄罗斯养老金制度的变迁并就未来改革方向做出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叶利钦执政时期养老金制度的变革及评价(第一、第二阶段)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用了“体克疗法”和激进的私有化措施.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把大部分企业转让给能以企业普通股账面价值1.7倍的价格购买企业51％股份的管理者和职员，这使得外来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控股权，政府失去了税基，同时新建企业逃税和拖欠税款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使得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几近枯竭；另一方面剧烈的通货膨胀使养老金的购买力大幅缩水。据统计，转轨后的俄罗斯名义月平均养老金和月平均最低生活费相差无几。

其实，俄罗斯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国家养老金法案》，规定社会保险同国家预算相脱钩，由俄罗斯联邦预算外自治养老基金(PFR)进行管理，且不得挪作他用。但是由于过分依赖政府财政补贴，同时侵占、挪用现象很严重，导致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很低。

1991年12月27日，俄政府颁布《退休养老基金法》，建立了独立于国家预算的退休养老基金，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分担的筹集方式，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国家预算拨款的局面。该法规定：男性从60岁、女性从55岁开始享受养老金待遇；企业雇主按工资总额的31.6％缴纳费用，工人和公司职员按本人工资的5％缴纳。后政府又对该法做了修订，如延长养老金收入基数的计算期限、提高养老金最低标准等等。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改革方案是把国家包揽式的现收现付制变为多方共同负担的现收现付制，其基本形式仍是现收现付制。

1992年叶利钦政府规定，每个时期对养老金确定一个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然后每3个月根据物价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整。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沿用前苏联时期养老金为固定数额，不进行定期调整的情况，首次实行了养老金指数化。但是，俄罗斯自1992年1月1日起实行价格自由化后，物价常常处于失控状态(如1992年一年间价格指数就增长了22.6倍)，养老金指数化的调整远远跟不上物价的变动，因而无法很好地执行下去。

俄罗斯也曾考虑过学习智利的模式，即实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和养老基金的私营化管理，但是当时俄罗斯的市场机制还比较薄弱，私人管理养老基金也没有相应的监管制度作为保证，这种激进的方案遭到了国内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的反对。由于资金匮乏，俄罗斯必须获得资金援助才能进行改革，所以俄罗斯答应世界银行考虑采取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

1995年俄罗斯政府同意采纳世界银行的“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WorldBank(1994)（注：WorldBank(1994)是世界银行在马德里召开的1994年年会上发表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下出现的巨额赤字问题；具体内容及争论请参看[日]高山宪之：《全球性养老保障制度的最新争论与改革动向》一文。）)改革思路，并着手制定本国新版本的养老保障制度。

1997年俄罗斯公布了调整后的“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思路，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俄罗斯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分水岭。以此为界，作者把1991—1996年改革第一阶段的特点总结为：前苏联解体后的初期，旧的养老金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继承下来，但其存在的基础在经济体制转轨剧烈的震荡中受到极大破坏，俄罗斯政府也逐渐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预算外养老基金、多方共同分担、养老金指数化等等，但是一方面国内经济动荡，特别是存在剧烈的通货膨胀，另外更深层的原因是改革后的制度没有摒除现收现付制的实质，因此改革的成效不甚明显。归纳起来，这一阶段俄罗斯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受到制度上的缺陷和改革环境不稳定的双重阻碍，步履维坚。

下面看看俄罗斯“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具体构想：

第一支柱：社会养老保险，仅限于政府对无力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特困人群提供救助；

第二支柱：强制养老保险，这是“三支柱”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要求所有雇员必须加入并且为其建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现收现付制部分，它采用名义缴费确定型(NDC)账户形式，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和企业缴费；第二部分为基金制部分，它采用缴费确定型(DC)账户形式，资金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缴费（注：从2002年起，企业除了交纳社会保险税(向第一支柱“社会养老保险”计划供款)之外，还要向第二支柱交纳相同比例的缴费，以后第二支柱中企业缴费的比例逐渐下降，个人缴费的比例逐渐上升，直至2006年。）。

第三支柱：补充养老保险，采用基金制个人账户管理，使职工在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之外可自行通过购买补充养老保险灵活调整退休后的收入。

上述改革构思出台后，俄罗斯未及将其细化为可操作的方案就遭遇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危机中卢布大幅贬值，银行在储户疯狂的挤兑浪潮中倒闭，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直至2001年俄罗斯的经济才基本恢复到199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注：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公布的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1997—2001年这一阶段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但是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7月21日俄罗斯通过了第113号联邦法《国家养老金的精算及提高养老金给付额度的方法》，规定从1998年2月1日起采用修改后的“新精算公式”（注：具体公式参看边恕、孙雅娜：《双重危机下的俄罗斯养老保险改革》，《社会保障制度》，2004年第6期），其优点在于养老金的给付中加进了了动态工资调整指数，使养老金可以随工资的变动作动态调整，保护养老金领取者不受损失。当然，这一措施仍然是在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政策性修正。

概括起来，1997—2001年第二阶段的改革与第一阶段相比并没有显著的突破，而且两个阶段颇为相似的地方是都处在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大动荡的环境中，也许这正是现收现付制迟迟无法进行根本变革的症结所在。

四、普京总统上任后养老金制度的新进展(第三阶段)

2000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前，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动荡中经济总量严重缩水，政治危机频频发生，激进的私有化只造就了极少数暴富的寡头，老百姓的处境每况愈下，本来已经很微薄的工资和养老金还被严重拖欠。

普京上台后便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其中首先进行的是养老金改革和税制改革。2001年初国际石油价格大涨，普京政府借此机会用石油出口换回巨额收入用于清理长期积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并大幅提高了工资和养老金水平，居民的实际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同时普京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使增加了的工资和养老金可以通过更通畅的渠道流入物质生产部门，促进经济增长。2001年，俄罗斯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而这里面国民工资和养老金的大幅增加成为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

2001年底，俄罗斯开始落实“三支柱”养老保障新制度(注：下述的“三支柱”制度与1997年的构想有所区别，比如放弃采用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NDC)，这标志着俄罗斯对现收现付制的根本性变革。

2001年12月起俄罗斯政府连续出台了四个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联邦法案，分别是12月15日的第166号联邦法《俄罗斯联邦国家养老保障》第167号联邦法《俄罗斯联邦强制养老保险》；12月17日的第173号联邦法《俄罗斯联邦劳动保险》以及12月31日的第198号联邦法《俄罗斯联邦税法及关于税收和保险缴纳金规定的增补与修正》。

根据173号联邦法第5条的规定，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将由基础部分养老金、保险部分养老金及积累部分养老金三个支柱构成。其中基础部分的养老金为固定给付制，即每月给付450卢布；保险部分的养老金给付要与工作期所缴纳的保险费的数额相对应，多缴费者多得养老金，这样就加强了养老金给付水平与工作期工资的联系；积累部分的养老金则根据个人账户基金的运用情况确定给付水平。该法案第17条还规定，基础部分和保险部分的养老金采用物价调整指数加以调整，在特殊情况下也允许保险部分的养老金采用工资调整指数；在第167号法案的第32条的规定中涉及了养老金基金的运用方式，该法案规定在2004年1月1日之后根据被保险者的意愿可将积累部分的资金移交给民间养老金基金部门加以运用。

第198号联邦法规定养老保险由缴费形式变为按统一社会税的形式缴纳.统一社会税的开征标志着俄罗斯自1903年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障系统的巨大转变。纷—社会税属于联邦税种之一，类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保障税，它把原来的三种国家预算外基金即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的保险费合并到一起。目前统一社会税按工资总额的35.6％征收，其中28％用于养老基金，4％用于社会保险基金，3.6％用于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由于养老保险分成了三部分，相应的纳税也要分为三部分。前述用于养老基金的28％这部分统一社会税中的一半(即14％的部分)作为基础部分养老金的保险费交入联邦财政部门并通过联邦财政预算的方式予以发放，另外一半作为保险和积累部分养老金的保险费（注：中宏数据库俄国独联体库，《俄罗斯的退休金制度改革》，2004年3月23日）。

2002年12月23日，普京在电视直播中宣布2003年将提高养老金并实行养老金指数化和养老金储蓄制度。俄罗斯最近一次养老金调整是从2004年8月1日起上调6.28％，目的是为了抵消通胀率对养老金购买力的影响。

五、俄罗斯养老金制度深化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1.俄罗斯的人口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60岁左右，现行养老金制度规定男性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是60岁，这说明俄罗斯男性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与他们所能享受到的养老金严重失衡，这会严重降低俄罗斯男性的缴费欲望。据人口专家的调查，近几年来俄罗斯每年失去约100万人口，一方面是出生率很低，另一方面是酗酒、吸毒、生活压力等导致壮年劳动力的死亡率猛增。这样一来，俄罗斯养老金的筹集必定难以长期维持。很多西方国家都允许临时性或永久性的外来移民进入本国以缓解劳动力的缺失，也可以起到促进税收的作用。但也许是由于历史上受到外族的入侵带来的心理障碍，俄罗斯拒绝把吸引外来移民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外，俄罗斯若想采用延长退休年龄也有严重的瓶颈，因为平均寿命(特别是男性)已经很低了。

2.养老基金与融资体制

目前俄罗斯的养老基金中并没有直接从个人征收的部分。1991—2001年的养老金中含有本人从工资中上交的1％金额，1991年开始实施时是打算逐年增加这一比例的，但后来进行了社会大变革就没有执行这一想法。目前统一社会税35.6％的征收比例对于企业来说负担是比较重的，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是对养老金制度的融资体制进行改革.通过提高对个人和家庭的征税来补充养老基金，这样既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也有助于发展出更加个人化的养老保障制度，使其向更加纯粹的保险观念靠拢。

3.养老基金的投资问题

现收现付制下不存在投资问题，但俄罗斯“三支柱”的养老保障模式就要面临如何通过投资使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由于目前俄罗斯的金融市场还比较落后，可供投资的金融品种不多，许多私人养老基金一般只能选择政府债权和股票市场。一旦出现象199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养老基金必定血本无归。所以俄罗斯必须尽快完善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渠道和强化风险控制体系，否则个人账户在持续通货膨胀将不能保证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给付，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将会迫使基金制退回到现收现份制的老路上去。

4.养老基金的管理问题

目前俄罗斯的养老保障制度中是由政府统一管理职工的个人账户和养老基金的投资。政府尚未对养老基金如何投资以及是否让私营公司参与投资运营做出决定。这种管理方式由于缺乏一定的竞争，不利于提高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同时数额巨大的养老基金仅有政府一家负责管理，可能会对资本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建议由政府的集中管理转向政府与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共同管理，当然这需要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为前提。俄罗斯长期以来政府腐败丑闻不断，而且与寡头势力关系复杂，这些都可能导致养老基金遭到侵蚀。不过可喜的是，普京总统上台后一直不遗余力的打击金融寡头，弱化它们对政府所能施加的影响，大大增强了政府的透明度，这为养老基金管理的改革做了很好的铺垫。

养老金制度范文篇6

普京自2000年5月7日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罗斯复苏势头良好，这主要得益于普京政府“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俄罗斯现实”的改革道路，即在不断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同时保持国家的有限干预，重视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

本文试图以俄罗斯丰富的经济改革实践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为背景，考察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关键一环——养老金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分析养老金制度的理论设计和改革得失，进而就改革的方向给出作者的建议.之所以选择养老金这个研究对象，理由有二：

第一，目前全球养老问题面临两个趋势：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愈发沉重；养老成本明显提高。在此背景下，最近四年来全球兴起了一股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风潮，涉及亚太、拉美和欧洲的27个国家，因此研究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

第二，俄罗斯的养老金改革是普京上台以来大刀阔斧改革的重点。叶利钦政府时期为了保证金融寡头的利息收入不惜施欠工人的工资和养老金，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在1999年3月说，“人民不能靠每月234卢布(9.75美元)的(最低)养老金来生活”。普京执政后积极打击金融寡头，2000—2002三年间将多年积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全部补发到位，同时大幅提高养老金。200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民众把普京总统在解决拖欠工资和养老金问题上的有效做法评为其任期内“最伟大的成就”。

因此，深入剖析俄罗斯养老金制度的变迁并就未来改革方向做出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前苏联养老金制度回顾

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之初即1917年11月就发出通告，规定国家为劳动者和为国家作出贡献的战争残疾者提供养老基金和残废抚恤费。1956年实施的《苏联退休法》规定，从企业的税金中形成退休养老基金，由国家对养老金负责，但此时养老金只在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1965年苏联通过了《集体农庄庄员养老金和补助费法》，将享受养老金的范围扩大到集体农庄庄员。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在1977年颁布了经补充后的新宪法，进一步健全了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国家和集体农庄向年老、残废和失去供养依靠的人提供赡养金，为他们提供全部或部分免费的疗养券和休养券。

概括来说，前苏联的这种养老保障模式属于典型的国家保险型养老保障，其主要特点有如下四点（注：阎坤：《国际养老保障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财政研究》，1998年第7期）：

1.养老保障制度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保证、并且是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

2.养老保险受按劳分配原则的影响，与工龄直接挂钩；

3.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劳动者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险费用；

4.养老保险只有基本养老金一个层次，且不进行定期调整。

尽管这种养老保障制度曾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变慢，加上人口老龄化下退休人员增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使得原先的养老保障制度难以为继。作者认为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出现这样的后果并不足奇，或者说早有隐患，原因是：

第一，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老龄化压力，现收现付制存在根本的缺陷。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赡养使在职职工压力加剧，但又没有专门积累的储备资金，所以很容易出现支付危机；

第二，现收现付制的“代际转移支付”特性割断了养老金缴费和给付之间的联系，即缴纳养老保险费和享受养老金的主体分属两代，这样势必会弱化企业缴费的动机，降低筹资率。

1987年，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颁布《关于实行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附加退休金自愿保险的决议》，规定采取个人和国家共同集资的办法设立保险基金，保险基金一半来自个人缴纳的保险费，一半来自国家预算，在职人员自愿投保，按月缴纳保险费（注：《俄罗斯的社会保障制度》，《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资料）。但是计划经济下“国家统包”的方式长期以来形成了许多痼疾，人们对国家和企业存在极深的依附观念，要想打破这些桎梏成本非常高昂，所以这种共同集资的方法没有取得实效。

从以上的回顾中可以发现，苏联在解体之前的养老金制度是典型的国家包揽式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企业保险面非社会保险。虽然前苏联在面临这种制度缺陷带来的弊病时也曾着手进行改革，但当时的宏微观环境还没有做好准备，无法支持这种改革。

三、叶利钦执政时期养老金制度的变革及评价(第一、第二阶段)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用了“体克疗法”和激进的私有化措施.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把大部分企业转让给能以企业普通股账面价值1.7倍的价格购买企业51％股份的管理者和职员，这使得外来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控股权，政府失去了税基，同时新建企业逃税和拖欠税款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使得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几近枯竭；另一方面剧烈的通货膨胀使养老金的购买力大幅缩水。据统计，转轨后的俄罗斯名义月平均养老金和月平均最低生活费相差无几。

其实，俄罗斯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国家养老金法案》，规定社会保险同国家预算相脱钩，由俄罗斯联邦预算外自治养老基金(PFR)进行管理，且不得挪作他用。但是由于过分依赖政府财政补贴，同时侵占、挪用现象很严重，导致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很低。

1991年12月27日，俄政府颁布《退休养老基金法》，建立了独立于国家预算的退休养老基金，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分担的筹集方式，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国家预算拨款的局面。该法规定：男性从60岁、女性从55岁开始享受养老金待遇；企业雇主按工资总额的31.6％缴纳费用，工人和公司职员按本人工资的5％缴纳。后政府又对该法做了修订，如延长养老金收入基数的计算期限、提高养老金最低标准等等。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改革方案是把国家包揽式的现收现付制变为多方共同负担的现收现付制，其基本形式仍是现收现付制。

1992年叶利钦政府规定，每个时期对养老金确定一个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然后每3个月根据物价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整。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沿用前苏联时期养老金为固定数额，不进行定期调整的情况，首次实行了养老金指数化。但是，俄罗斯自1992年1月1日起实行价格自由化后，物价常常处于失控状态(如1992年一年间价格指数就增长了22.6倍)，养老金指数化的调整远远跟不上物价的变动，因而无法很好地执行下去。

俄罗斯也曾考虑过学习智利的模式，即实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和养老基金的私营化管理，但是当时俄罗斯的市场机制还比较薄弱，私人管理养老基金也没有相应的监管制度作为保证，这种激进的方案遭到了国内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的反对。由于资金匮乏，俄罗斯必须获得资金援助才能进行改革，所以俄罗斯答应世界银行考虑采取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

1995年俄罗斯政府同意采纳世界银行的“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WorldBank(1994)（注：WorldBank(1994)是世界银行在马德里召开的1994年年会上发表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下出现的巨额赤字问题；具体内容及争论请参看[日]高山宪之：《全球性养老保障制度的最新争论与改革动向》一文。）)改革思路，并着手制定本国新版本的养老保障制度。

1997年俄罗斯公布了调整后的“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思路，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俄罗斯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分水岭。以此为界，作者把1991—1996年改革第一阶段的特点总结为：前苏联解体后的初期，旧的养老金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继承下来，但其存在的基础在经济体制转轨剧烈的震荡中受到极大破坏，俄罗斯政府也逐渐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预算外养老基金、多方共同分担、养老金指数化等等，但是一方面国内经济动荡，特别是存在剧烈的通货膨胀，另外更深层的原因是改革后的制度没有摒除现收现付制的实质，因此改革的成效不甚明显。归纳起来，这一阶段俄罗斯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受到制度上的缺陷和改革环境不稳定的双重阻碍，步履维坚。

下面看看俄罗斯“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具体构想：

第一支柱：社会养老保险，仅限于政府对无力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特困人群提供救助；

第二支柱：强制养老保险，这是“三支柱”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要求所有雇员必须加入并且为其建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现收现付制部分，它采用名义缴费确定型(NDC)账户形式，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和企业缴费；第二部分为基金制部分，它采用缴费确定型(DC)账户形式，资金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缴费（注：从2002年起，企业除了交纳社会保险税(向第一支柱“社会养老保险”计划供款)之外，还要向第二支柱交纳相同比例的缴费，以后第二支柱中企业缴费的比例逐渐下降，个人缴费的比例逐渐上升，直至2006年。）。

第三支柱：补充养老保险，采用基金制个人账户管理，使职工在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之外可自行通过购买补充养老保险灵活调整退休后的收入。

上述改革构思出台后，俄罗斯未及将其细化为可操作的方案就遭遇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危机中卢布大幅贬值，银行在储户疯狂的挤兑浪潮中倒闭，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直至2001年俄罗斯的经济才基本恢复到199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注：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公布的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1997—2001年这一阶段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但是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7月21日俄罗斯通过了第113号联邦法《国家养老金的精算及提高养老金给付额度的方法》，规定从1998年2月1日起采用修改后的“新精算公式”（注：具体公式参看边恕、孙雅娜：《双重危机下的俄罗斯养老保险改革》，《社会保障制度》，2004年第6期），其优点在于养老金的给付中加进了了动态工资调整指数，使养老金可以随工资的变动作动态调整，保护养老金领取者不受损失。当然，这一措施仍然是在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政策性修正。

概括起来，1997—2001年第二阶段的改革与第一阶段相比并没有显著的突破，而且两个阶段颇为相似的地方是都处在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大动荡的环境中，也许这正是现收现付制迟迟无法进行根本变革的症结所在。

四、普京总统上任后养老金制度的新进展(第三阶段)

2000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前，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动荡中经济总量严重缩水，政治危机频频发生，激进的私有化只造就了极少数暴富的寡头，老百姓的处境每况愈下，本来已经很微薄的工资和养老金还被严重拖欠。

普京上台后便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其中首先进行的是养老金改革和税制改革。2001年初国际石油价格大涨，普京政府借此机会用石油出口换回巨额收入用于清理长期积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并大幅提高了工资和养老金水平，居民的实际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同时普京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使增加了的工资和养老金可以通过更通畅的渠道流入物质生产部门，促进经济增长。2001年，俄罗斯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而这里面国民工资和养老金的大幅增加成为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

2001年底，俄罗斯开始落实“三支柱”养老保障新制度(注：下述的“三支柱”制度与1997年的构想有所区别，比如放弃采用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NDC)，这标志着俄罗斯对现收现付制的根本性变革。

2001年12月起俄罗斯政府连续出台了四个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联邦法案，分别是12月15日的第166号联邦法《俄罗斯联邦国家养老保障》第167号联邦法《俄罗斯联邦强制养老保险》；12月17日的第173号联邦法《俄罗斯联邦劳动保险》以及12月31日的第198号联邦法《俄罗斯联邦税法及关于税收和保险缴纳金规定的增补与修正》。

根据173号联邦法第5条的规定，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将由基础部分养老金、保险部分养老金及积累部分养老金三个支柱构成。其中基础部分的养老金为固定给付制，即每月给付450卢布；保险部分的养老金给付要与工作期所缴纳的保险费的数额相对应，多缴费者多得养老金，这样就加强了养老金给付水平与工作期工资的联系；积累部分的养老金则根据个人账户基金的运用情况确定给付水平。该法案第17条还规定，基础部分和保险部分的养老金采用物价调整指数加以调整，在特殊情况下也允许保险部分的养老金采用工资调整指数；在第167号法案的第32条的规定中涉及了养老金基金的运用方式，该法案规定在2004年1月1日之后根据被保险者的意愿可将积累部分的资金移交给民间养老金基金部门加以运用。

第198号联邦法规定养老保险由缴费形式变为按统一社会税的形式缴纳.统一社会税的开征标志着俄罗斯自1903年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障系统的巨大转变。纷—社会税属于联邦税种之一，类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保障税，它把原来的三种国家预算外基金即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的保险费合并到一起。目前统一社会税按工资总额的35.6％征收，其中28％用于养老基金，4％用于社会保险基金，3.6％用于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由于养老保险分成了三部分，相应的纳税也要分为三部分。前述用于养老基金的28％这部分统一社会税中的一半(即14％的部分)作为基础部分养老金的保险费交入联邦财政部门并通过联邦财政预算的方式予以发放，另外一半作为保险和积累部分养老金的保险费（注：中宏数据库俄国独联体库，《俄罗斯的退休金制度改革》，2004年3月23日）。

2002年12月23日，普京在电视直播中宣布2003年将提高养老金并实行养老金指数化和养老金储蓄制度。俄罗斯最近一次养老金调整是从2004年8月1日起上调6.28％，目的是为了抵消通胀率对养老金购买力的影响。

五、俄罗斯养老金制度深化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1.俄罗斯的人口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60岁左右，现行养老金制度规定男性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是60岁，这说明俄罗斯男性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与他们所能享受到的养老金严重失衡，这会严重降低俄罗斯男性的缴费欲望。据人口专家的调查，近几年来俄罗斯每年失去约100万人口，一方面是出生率很低，另一方面是酗酒、吸毒、生活压力等导致壮年劳动力的死亡率猛增。这样一来，俄罗斯养老金的筹集必定难以长期维持。很多西方国家都允许临时性或永久性的外来移民进入本国以缓解劳动力的缺失，也可以起到促进税收的作用。但也许是由于历史上受到外族的入侵带来的心理障碍，俄罗斯拒绝把吸引外来移民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外，俄罗斯若想采用延长退休年龄也有严重的瓶颈，因为平均寿命(特别是男性)已经很低了。

2.养老基金与融资体制

目前俄罗斯的养老基金中并没有直接从个人征收的部分。1991—2001年的养老金中含有本人从工资中上交的1％金额，1991年开始实施时是打算逐年增加这一比例的，但后来进行了社会大变革就没有执行这一想法。目前统一社会税35.6％的征收比例对于企业来说负担是比较重的，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是对养老金制度的融资体制进行改革.通过提高对个人和家庭的征税来补充养老基金，这样既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也有助于发展出更加个人化的养老保障制度，使其向更加纯粹的保险观念靠拢。

3.养老基金的投资问题

现收现付制下不存在投资问题，但俄罗斯“三支柱”的养老保障模式就要面临如何通过投资使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由于目前俄罗斯的金融市场还比较落后，可供投资的金融品种不多，许多私人养老基金一般只能选择政府债权和股票市场。一旦出现象199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养老基金必定血本无归。所以俄罗斯必须尽快完善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渠道和强化风险控制体系，否则个人账户在持续通货膨胀将不能保证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给付，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将会迫使基金制退回到现收现份制的老路上去。

4.养老基金的管理问题

目前俄罗斯的养老保障制度中是由政府统一管理职工的个人账户和养老基金的投资。政府尚未对养老基金如何投资以及是否让私营公司参与投资运营做出决定。这种管理方式由于缺乏一定的竞争，不利于提高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同时数额巨大的养老基金仅有政府一家负责管理，可能会对资本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建议由政府的集中管理转向政府与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共同管理，当然这需要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为前提。俄罗斯长期以来政府腐败丑闻不断，而且与寡头势力关系复杂，这些都可能导致养老基金遭到侵蚀。不过可喜的是，普京总统上台后一直不遗余力的打击金融寡头，弱化它们对政府所能施加的影响，大大增强了政府的透明度，这为养老基金管理的改革做了很好的铺垫。

养老金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养老保障；目标模式；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

一、我国养老金制度运行的主要矛盾

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因此，我国养老保障基本目标模式选择需要认真考虑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主要包括：其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并且存在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因此，我国养老保障目标只能是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保障，确保大多数人的养老安全，这是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其二，推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因此，养老保障制度不仅需要作为一种社会稳定器来发挥作用，而且应当具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激励功能。其三，目前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迈进，在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上，更加需要注意区分政府和市场的功能，科学定位政府职能，充分考虑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努力减少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其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成为主要内容。下一步，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之间应当能够相互协调，互相促进，应当不仅有助于减轻国有企业过重的负担，而且有利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分析当前养老金制度改革面临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不高。主要表现为：首先，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通过迅速增加人口和资本要素扩大产出的粗放式方式往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流，人均生产效率容易被忽视。但是，养老问题是针对个人的，主要关注人均指标；一个人创造财富，需要与一生的消耗相匹配。这种经济快速扩张与人均产能不足的矛盾，是我国将长期受到养老金问题侵扰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经济增长成本较高，包括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浪费现象严重、交易成本很高。在这种条件下，居民现金收入和能够用于养老的其它资金来源受到挤压，从而造成社会养老金资源不足。另外，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不高还体现在我国养老金问题浮出水面的时间相对较晚。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扩张时期，政府资金相对宽裕带有一定的虚假成分，部分掩盖了经济整体低效率。

综上所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养老金制度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将是养老保障供给能力将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与矛盾为下一步改革在客观上规定了自己的根本任务，即首要的不是选择何种制度模式最优，而是何种制度模式安排更能够确保国家安全顺利地渡过人口老龄化高峰。

二、完全积累制不应成为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转轨目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竞争本身将导致家庭及个人责任承受能力弱化，市场机制“失灵”正是社会化的保障机制产生的基础。从根本要求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立的目的本身就是保障社会成员以合理收入安度晚年。如果养老保险改革走向个人承担完全责任、市场机制完全取代政府干预、私人机构管理取代政府负责、养老保障基金完全资本化的极端，则将失去社会保障的本源意义及其内生的责任共担、互助互济机制，这种改革不仅需要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而且还隐含着牺牲公平、潜伏危机的社会风险，必然使一些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手段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从国际范围来看，虽然养老保险改革可以通过适度扩张个人责任来减轻政府责任、通过部分保障领域或部分保障环节私有化来促使运行效率提高，但如果走向个人负责的极端或将这一公共领域完全转变为私有化并由自由市场来调控，这可能有违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

三、部分积累制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过渡性目标

从历史上看，现收现付制主流地位的形成与老年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人口结构的特点存在很密切的关系，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与养老筹资模式选择存在内在的关系。从老年社会保障的角度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关注，主要是看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它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也反映着两个年龄群体的利益关系。应当看到，人口老龄化对现收现付制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人口年龄结构突变是促使养老保障私有化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在人口老龄化阶段，我国适当采取部分积累制，充分发挥两种制度模式的相对优势，合理化解老龄化和历史债务问题。从这一点能够推断，“统账结合”模式将成为我国传统现收现付模式的过渡形态。讨论静态老龄社会的老年社会保障，其意义在于把思考的时间线索放得更长远一些，从长期的发展方向把握老年社会保障所应采用的筹资模式。在人口发展的第三阶段，我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后进入静态老龄社会，主要特点是劳动人口赡养率将保持较低的水平。在静态老龄社会中，比较两种筹资模式，现收现付制并没有明显的缺点，相反表现出一定的优点。其中，现收现付制受到最为严厉的质疑是可能出现支付危机，但这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动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进入静态老龄社会后，在待遇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养老保障支出、缴费率将逐步稳定，不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现收现付制的另一个缺点是增加从业人员负担。实际上，在年轻型人口结构下，现收现付筹资模式负担率小于积累制。即使在静态老龄社会中，主要应当通过提升社会经济效率、平衡老年人与劳动人口利益关系来解决，而不能依赖于制度模式调整。另外，现收现付制抗资金风险能力强、制度确定性大、社会稳定性强，更加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从未来发展看，我国将长期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尤其是在社会赡养率降低的条件下，更加应当发挥现收现付制的调节收入、平衡资金的优点，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方向设计安排养老保障制度。对于个人积累制的积极作用，可以随着社会养老保障意识、投资理财能力的提高，由社会居民根据自身能力和实际需要做出合理安排。

四、当前养老保障模式转轨时机不成熟

从国际实践来看，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多元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何时进行现收现付制体系向混合体系的转轨，关键要看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就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来看，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居民消费倾向不高。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加速养老体系转轨将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养老金制度范文篇8

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因此，我国养老保障基本目标模式选择需要认真考虑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主要包括：其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并且存在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因此，我国养老保障目标只能是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保障，确保大多数人的养老安全，这是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其二，推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因此，养老保障制度不仅需要作为一种社会稳定器来发挥作用，而且应当具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激励功能。其三，目前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迈进，在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上，更加需要注意区分政府和市场的功能，科学定位政府职能，充分考虑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努力减少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其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成为主要内容。下一步，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之间应当能够相互协调，互相促进，应当不仅有助于减轻国有企业过重的负担，而且有利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分析当前养老金制度改革面临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不高。主要表现为：首先，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通过迅速增加人口和资本要素扩大产出的粗放式方式往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流，人均生产效率容易被忽视。但是，养老问题是针对个人的，主要关注人均指标；一个人创造财富，需要与一生的消耗相匹配。这种经济快速扩张与人均产能不足的矛盾，是我国将长期受到养老金问题侵扰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经济增长成本较高，包括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浪费现象严重、交易成本很高。在这种条件下，居民现金收入和能够用于养老的其它资金来源受到挤压，从而造成社会养老金资源不足。另外，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不高还体现在我国养老金问题浮出水面的时间相对较晚。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扩张时期，政府资金相对宽裕带有一定的虚假成分，部分掩盖了经济整体低效率。

综上所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养老金制度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将是养老保障供给能力将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与矛盾为下一步改革在客观上规定了自己的根本任务，即首要的不是选择何种制度模式最优，而是何种制度模式安排更能够确保国家安全顺利地渡过人口老龄化高峰。

二、完全积累制不应成为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转轨目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竞争本身将导致家庭及个人责任承受能力弱化，市场机制“失灵”正是社会化的保障机制产生的基础。从根本要求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立的目的本身就是保障社会成员以合理收入安度晚年。如果养老保险改革走向个人承担完全责任、市场机制完全取代政府干预、私人机构管理取代政府负责、养老保障基金完全资本化的极端，则将失去社会保障的本源意义及其内生的责任共担、互助互济机制，这种改革不仅需要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而且还隐含着牺牲公平、潜伏危机的社会风险，必然使一些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手段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从国际范围来看，虽然养老保险改革可以通过适度扩张个人责任来减轻政府责任、通过部分保障领域或部分保障环节私有化来促使运行效率提高，但如果走向个人负责的极端或将这一公共领域完全转变为私有化并由自由市场来调控，这可能有违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

三、部分积累制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过渡性目标

从历史上看，现收现付制主流地位的形成与老年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人口结构的特点存在很密切的关系，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与养老筹资模式选择存在内在的关系。从老年社会保障的角度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关注，主要是看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它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也反映着两个年龄群体的利益关系。应当看到，人口老龄化对现收现付制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人口年龄结构突变是促使养老保障私有化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在人口老龄化阶段，我国适当采取部分积累制，充分发挥两种制度模式的相对优势，合理化解老龄化和历史债务问题。从这一点能够推断，“统账结合”模式将成为我国传统现收现付模式的过渡形态。讨论静态老龄社会的老年社会保障，其意义在于把思考的时间线索放得更长远一些，从长期的发展方向把握老年社会保障所应采用的筹资模式。在人口发展的第三阶段，我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后进入静态老龄社会，主要特点是劳动人口赡养率将保持较低的水平。在静态老龄社会中，比较两种筹资模式，现收现付制并没有明显的缺点，相反表现出一定的优点。其中，现收现付制受到最为严厉的质疑是可能出现支付危机，但这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动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进入静态老龄社会后，在待遇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养老保障支出、缴费率将逐步稳定，不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现收现付制的另一个缺点是增加从业人员负担。实际上，在年轻型人口结构下，现收现付筹资模式负担率小于积累制。即使在静态老龄社会中，主要应当通过提升社会经济效率、平衡老年人与劳动人口利益关系来解决，而不能依赖于制度模式调整。另外，现收现付制抗资金风险能力强、制度确定性大、社会稳定性强，更加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从未来发展看，我国将长期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尤其是在社会赡养率降低的条件下，更加应当发挥现收现付制的调节收入、平衡资金的优点，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方向设计安排养老保障制度。对于个人积累制的积极作用，可以随着社会养老保障意识、投资理财能力的提高，由社会居民根据自身能力和实际需要做出合理安排。

四、当前养老保障模式转轨时机不成熟

从国际实践来看，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多元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何时进行现收现付制体系向混合体系的转轨，关键要看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就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来看，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居民消费倾向不高。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加速养老体系转轨将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建国以后，我国出于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实行了过度投资建设的发展战略，在客观上造成本应与经济建设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得到合理有效建设，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历史隐性欠债。当前，实现养老保障当期收支平衡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进行模式转轨将面临更大资金不足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强行推进模式转轨可能加剧资金偏紧的矛盾，一方面个人账户积累一定资金，另一方面当期养老保障收支严重不平衡，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提前激化了历史储蓄积累提取不足问题，容易造成更为不利的集中偿付困难，甚至危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当前更为紧要的是仍然必须采取稳步渐进的调整步骤，进一步发挥政府主体作用，在确保养老保障体系平稳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尽快积累储蓄保障资金，有计划地逐步化解保险基金不足的风险。

从现实条件看，我国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现收现付”制的历史欠账数量庞大，另一个是未来人口老龄化压力大。其中，前者需要以国家财政为主体逐步消化处理，后者更多需要合理选择制度安排来解决。因此，当前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应当重点考虑处理好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我国养老保障发展的特殊时期，将主要处于消化沉重历史包袱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之下。这种形势更加需要国家集中统筹、合理配置社会养老资源，实现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稳健运行、顺利渡过特殊时期，其中，当前应当切实抓好两个根本着力点，一是筹资问题，即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二是管理问题，即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养老金制度范文篇9

福利国家危机与养老金私有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人口老龄化的“银色浪潮”席卷全球，经济全球化让市场的拓展撑破了民族国家的辖权,在新的风险和新的社会危机面前，福利国家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遭受了从价值体系到政策体系的全面挑战。从价值体系来看，新的形势下的社会保障既要保有传统的社会公正的理念，继续对国民实施有效和必要的保护,同时又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本国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是新时期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取向。

在世界银行的“多支柱”养老保障的制度框架之下，国家不再是社会保障的唯一责任方，政府将原来由国家负责的社会福利计划改由国家、企业、个人、社区共同承担，将某些福利计划私人化和市场化。在养老保障制度的安排上，国家运用国家权利建立和培育私人养老金市场。在社会保障私有化的进程中，各国的企业年金制度对现收现付的公共养老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补充，亦或完全的替代。

福利国家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中的效率与公平

企业年金在欧洲称为职业养老金,美国称私人养老金计划。这种养老金计划是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雇主或者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为雇员建立的职业养老金计划。按照建立与参与的自愿性和强制性，企业年金可划分为自愿性企业年金与强制性企业年金。建立自愿性企业年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政府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推动企业年金的发展。雇主自主决定是否为雇员建立企业年金计划，雇主和雇员自愿供款。建立强制性企业年金的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冰岛、中国香港等以及较多的南美国家，法定强制雇主为其雇员建立企业年金，私人机构市场化营运。目前全世界有32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强制性的企业年金制度。

强制性企业年金与公平。

相对于自愿性企业年金，福利国家的强制性企业年金制度，如澳大利亚的超级年金制度，瑞士的职业年金，冰岛的企业年金制度等等，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愿性企业年金带来的覆盖面狭窄，加剧贫富差距，与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脱节等问题。强制性的建立与参与促使几乎所有的劳动者都能享受到雇主的养老责任以及国家在税收上的优惠，从而避免企业年金制度仅仅成为富人的盛宴。

强制性企业年金与效率。

年世界银行提出了对各国养老金改革进行评价的标准：一是充足性，即养老金制度应该为老年人提供充足的收入保障，包括防止老年贫困的绝对水平和实现一定收入替代的相对水平；二是可负担性，即养老金负担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缴费率不能过高；三是可持续性，即长期内养老金计划在财务上能够保持平衡，不需要突然增加缴费或者降低待遇，也无需大规模的财政转移；四是稳健性，即养老金计划能够应对外部因素的冲击，诸如经济、人口和政治风险。

对我国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的思考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探索与实践，我国初步形成了社会养老保险、自愿性企业年金、商业保险与私人储蓄构成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从形式上，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也是“三支柱”，但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却依然是社会养老保险“一柱独撑”，自愿性企业年金与商业保险对整个养老保障的支撑作用非常有限，企业年金的覆盖面狭窄。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竟可能成为高收入人群避税的又一工具，从而进一步沦为扩大收入差距的诱因。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结合导致的社会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国人对公共养老金的信任危机。

养老金制度范文篇10

1.国民年金制度

国民年金是指被保险者缴纳统一金额的保险金，并根据各自缴纳保险金时间的长短获得相应年金的一种缴费型年金制度。国民年金法规定凡是20~59岁的全体国民必须加入国民年金制度。国民年金的筹资机制为现收现付的待遇确定型(DB)，资金来源为农民缴纳的保费和国家财政。国民年金改革后的给付条件是，缴费满25年，根据各自缴费期间，65岁以后领取老龄基础年金。其中，农民的保险费继续实行定额收费，自1986年4月开始，每月缴费标准为6800日元，并自1986年起到1990年，每年将保费提高300日元。国民年金的给付水平较低，其目的是为了减轻老年人的生活负担，只起到补贴作用。国民年金由农民缴费和政府财政支持的筹资模式既激励个人提高参保意识，又能减轻政府负担。政府主导下的个人强制加入的国民年金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有利于日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但随着日本老龄化的加剧，国民年金较低的待遇水平难以维持老年人的生活。因此，日本政府为农民建立了作为补充收入的养老金制度——农民年金制度以及国民年金基金制度。

2.农民年金制度

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经营以及保障农民的晚年生活，日本政府于1970年颁布《农民年金法》，1971年正式实施。2001年日本国会对农民年金制度进行了改革，将现收现付制的保险方式改为固定缴费的完全积累制。农民年金制度是日本唯一以农民为对象，针对农业就业者设立的保证其晚年生活的公共社会保障制度，为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年金制度由日本厚生省与农林水产省共同管理。开展的业务包括：农民年金事务；负责参保人农地的购买、出售以及贷款；向农民年金参保人离农时给予补贴。日本农民年金的保障对象为年龄在20-55岁之间的农业经营者，拥有5000平方米以上的农业经营主强制加入，拥有3000~5000平方米土地的农业经营者可自愿加入。农民年金的资金来源为参保者缴费和国家财政负担。2001年日本农民年金制度实行固定缴费的完全积累制(DC)模式，缴费标准由投保人根据不同的年龄、预期利率等自由选择，并设立缴费上限与下限，缴费下限为2万日元，缴费上限为6.7万日元。长期从事稳定且有效率的农业工作的农民，可缴纳不足下限数额的特别保险金，特别保险金与下限之间的差额，由国家财政承担。现行的日本农民年金制度采用两种方式支付：农民老龄养老金和特例附加养老金。已缴纳保费并开始领取农业劳动者老龄养老金的人，在年满65岁时，附加支付国民养老金；特例附加养老金的支付对象是年龄满65岁缴纳保费满20年以上并转移了农地所有权的非农业者。农民老龄养老金以其缴纳的保险金额为参照，特例附加养老金以国家补助额和运营管理收入的总额为准。

3.国民年金基金制度

日本政府在基础养老金外设立了满足农民更高需求的国民年金基金制度，1991年制定了《国民年金基金法》，规定凡年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日本农民均可自愿参保，每月另交附加保险费，参保农民65岁后，可享受基础养老金和带有税收优惠的附加养老金。但被豁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以及加入农民年金者，不得加入国民养老金基金。

二、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特征

1.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满足农民的不同需求

首先，依法建立了强制型的国民年金制度，并于1959年实现将广大农民纳入基础养老金的保障范围。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全体日本农民强制参加国民养老保险，资金由农民和政府共同承担。日本政府在第一层次的国民年金之外，建立了属于第二层次的农民年金制度和国民年金基金制度。

2.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有严格的国家立法保障

日本有关农民的各种养老保险制度都有法可依。如国民年金制度依据的是日本政府1959年颁布的《国民年金法》；1971年的农民年金制度基于1970年的《农民养老基金法》；国民年金基金制度则依照的是1991年的《国民年金基金法》。这使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法可依，有效防止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有利于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3.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起主导作用

第一层次的国民年金制度中政府对每位公民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体现了公平性原则，将农民纳入国民年金制度，并发展了农民年金制度和国民年金基金制度，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在推进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日本国家财政一开始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的1/3.2004年在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还是决定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3逐渐上升到1/2。如此高的财政补贴有利于稳定农民的老年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4.农业协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的农业协作组织负责农民年金的管理，农业协作组织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该组织主要负责保险费标准的确定、待遇条件以及发放年金等。它还具备保险功能，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险，并委托投保人提供咨询服务。农业协作组织有成本优势，具体体现为管理成本低、退保人数少，农民对其信任度高。

三、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1.制度的设定应综合考虑地区差异，缩小贫富差距

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贫困地区加大补贴力度，体现制度的公平性。这种公平不仅要考虑城乡差异，更应体现在广大农村地区。我国农村各地区间经济水平参差不齐，东、中、西部农民生活水平平差距较大，尤其要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加大补贴。此外，制度设计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以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日本是一个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各项工作的国家，在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推行前就已颁布了多项法律。我国需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农民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权利，并在具体制度的运行、缴费方面作出具体说明。还可以探索出台《农民养老保险法》《农民社会保险法》等专门针对农民的法律，明确参保范围、筹资模式、保障标准等内容。严格而完善的法律是新型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依据，以法律为依托能够引起相关部门和农民的重视，并保证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

3.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