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障论文十篇

养老保障论文篇1

如何将学习和贯彻新宪法“三个代表”的原则落在农民利益上，本文研究证明了以下三个悖论：解决农民养老保障（以下简称“农保”）的关键问题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和制度创新；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养老金不是富裕农民的专利，而是帮助农民脱贫的公共政策手段之一。不要等城市养老保障制度完善后再考虑农村问题，尽早建立可以整合城乡养老保障体系的平台，对城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不是扶贫政策，而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1.一般议论

目前，我国正处于解决农保问题的战略机遇期，前进则一举多得，不进则退，农保制度安排的成本将成倍增加，甚至成为阻碍党和政府既定战略目标实现的社会原因之一。

1.1我国农民养老保障现状

目前，我国农民养老保障主要有六种方式：①家庭养老，但随着农民观念和家庭规模的变化，其保障功能正在弱化；②土地保障，但我国人均耕地少（1.52亩），农民没有卖土养老的权利，土地保障是附带土地经营风险的初级保障；大量农村人口正在离开土地进入城镇；[1]③农村社区养老，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试行，主要方式是提供养老金和举办敬老院等；④商业养老保险，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富裕户中存在；[2]⑤“五保户”制度，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实行费改税以后将由政府负担，这在中国不宜普及；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于1992年1月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在全国大部分县乡建立了统筹基金和个人养老金账户，但又于1999年根据国发[1999）14号文件进入清理整顿至今。

目前，“农保”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三个：政府承担支付养老金的最后责任，而承诺水平过高；县农保机构直接管理和运营农保基金，投资渠道窄，运作不规范，基金风险大；原制度设计已过时，且管理不规范。

综上所述，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将加剧城乡差距，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1.2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的政策选择和价值取向

我党和政府向农民提供养老金的思想产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初。

法律渊源。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的获得物质帮助权利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第44条规定的退休制度没有将企业和事业单位限制在城镇。因此，《农村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提出：“有条件的基本核算单位可以实行养老金制度”。

政策渊源。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提出：“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价值取向。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改革经历了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几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其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不同。

第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具有明显的互助倾向（1949以后-1980年），即依靠集体经济，走互助养老保障道路。其价值取向是“低效率的公平”。

第二阶段的政策选择具有明显的土地养老倾向（1980-2002年以前），即依靠土地和家庭，鼓励自愿储蓄养老保障。其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公平不足”。

第三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的政策选择正在淡化二元结构，树立“城乡整合发展”的理念，依靠土地和市场建立“土地与家庭保障”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并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开始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该模式的价值取向应当强调“公平与效率结合，实现更高效率的公平”。

1.3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紧迫性

（1）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都在弱化一是人多地少。2002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可耕种的土地为12593万公顷，有666个县人均耕地在国际警戒线0.8亩以下，而且平均每年耕地递减300万至400万亩。二是农民只拥有土地经营权。农民的个体经营状态决定了土地经营的风险程度，依靠土地收入提供的养老保障只能是附带经营风险的初级保障，保障力度低于具有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之，农民养老仅靠土地保障是不够的。

社会学意义的大家庭正在消失。可以提供养老保障的家庭指社会学意义的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而这种家庭伴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在解体。相反，4／2／1结构的家庭在农村普及速度超过城市。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削弱土地保障功能的重要原因。

（2）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城市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已不容乐观，作为一个人口规模近13亿的发展中大国，农村人口近8亿，c3）占全国人口50.91％，其中60岁以上农村人口0.91亿，65岁及以上人口达0.63亿。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8.16％，农村达到8.17％，已经超过老龄化社会国际标准7％的水平，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比例达61.36％，高于全国老年人口比重61.29％，这表明农村老龄化更为严重（见表1）。2003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超过1亿人口，农村劳动力人口（20—64岁人口）总数2002年为4.6亿，区22％的农村劳动人口离乡必然使农村实际老龄人口比重大于城镇，65岁及以上人口达9.4％。

可见，农民养老已经面临严重问题。

（3）失土农民亟待养老保障农民失土（土地使用权的丧失）是近期中国最大的社会现象。以浙江为例，至2001年浙江省国家和乡村两级基建占地已经达到2.23万公顷，比2000年增长了61％，特别是乡镇企业建房等比上年猛增103％。全省大约有近100万的农民失去了土地。[4]随着城市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每年建设占用耕地250-300万亩，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离开土地。1996-2000年每年失土农民在240万人左右，2001-2010年将有1800万失土农民需要安置。

土地补偿是安置失土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但这需要好的制度安排和实施监督。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冯培恩的介绍，近期九三学社地方组织对5个城市255家被征地农户进行调查，发现81.5％的失土农户仅得到一次性现金补偿。2002年，被征地农民人均获得补偿按照当地目前物价水平，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两年半。还有5.5％的征地补偿不到位。可见，基于土地补偿解决失土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养老保障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收支平衡的账户，更应当尽早做起。

（4）城乡居民收入亟待均衡发展自1997年以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不仅缓慢，甚至出现下滑的趋势。1997年增长为4.6％，2000年增长仅为2.1％，2002年增长4.28％。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悬殊也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由1989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1.71：1扩大到1989年的2.28：1，再扩大到1997年的2.47：1，2001年为2.90：1，2002年达到3.11：1.如果计较农民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而城市居民有各种“生活补贴”的话，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比统计数据还要大得多。

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2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这仅是表面现象。

城镇居民收入是真正的可支配的“净收入”，农民则不同，必须预留一部分“收入”购买第二年的农业再生产所需。农户每亩年农业生产投入是350元左右，cJ）还要加上购买农业用具、集资建设农村道路费用等不可预测费用。农民的收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实物收入（主要为粮食），按人均400元计算，除去之后最终实际的可支配货币收入可能还不到1600元。就算粮食为可支配收入，也不过2000元，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的26％。城市居民不但没有许多类似农民的附加费用（如教育附加费），还可以额外获得许多未列入统计范围的隐利，如住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及其他补贴，因此城乡收入差距远大于统计结果。根据国际经验，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显然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大高于国际水平。

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国民收人分配的“歧视”将严重破坏社会公平基本原则。而社会分配不公是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必然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在我国加入WTO和继续改革开放之际，还富于民，消除长期存在的城乡收入分配不公，具有社会矫正功能和发展战略意义。可以说，现在是解决农民养老保障的关键时刻，从战略角度讲，鼓励和资助农民进行养老储蓄的过程，也是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和文明建设的过程，是一举多得的公共选择。

2.方法研究

2.1国际比较法

比较目标：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是否应当或可以同步发展？

研究欧盟15个成员国关于农民养老金的法律，可以发现大部分国家最初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包括农民，在20世纪下半叶乃至20世纪末才逐渐将农民包括进去。除了提供基本养老年金以外，欧盟国家将农民定义成“农业自雇人”，正在建立第二支柱的补充养老金制度。其缴费方式和管理服务等在借鉴企业年金计划的基础之上，制定了更具有弹性的措施。

近年来，随着欧盟各国人口老龄化状况严重及其总体削减社会保障费用的大背景，对农民养老金的管理也日趋严格，主要发展趋势如下：提高农民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普遍都提高到65岁或以上；除普遍国民年金外，其它计划的养老金给付均与缴费情况相联系；对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条件更加严格。欧盟各国农民养老金计划筹资来源多样化，包括缴费、政府补贴和税收等。个人缴费份额在提高、政府补贴比例在下降，以避免原福利国家高福利的通病。

从经济条件来看，以欧盟国家为例，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农业GDP的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15.6％；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一般在5.1％-55.3％之间，平均为27.85％；以国际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在1445-9580元之间，平均5226美元。1999年，我国农业GDP的比重去年为15.4％，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为50％。就全国人均GDP总量比较，国际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在1999年达到8877元，2001、2002年达到10367元和11089元，大大超过欧洲一般水平，近两年人均收入已经超过其最高水平。就我国农村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无论是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产出，还是人均收入都达到或超过某些国家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时的发展水平，去年农民人均总收入为4672.88国际元，也超过其中五个国家经济水平。

就我国西部来讲，西部农村人均年总收入2001年和2002分别为2581.7元和2718.14元，国际计价美元为3498元和3683元，也超过了欧洲四个国家经济水平。丹麦和瑞典在2000到3000元时就建立了普遍性的农民养老保险，而我国农村经济水平均大于这个水平。这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建立全民养老保险的条件已经具备，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的最根本制约因素。

资料表明，丹麦、瑞典、葡萄牙、西班牙及希腊等五个欧盟国家在类似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或更低的经济发展阶段时便已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达到5447美元，也超过了发达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平均水平，2003年我国GDP已经突破了11万亿元。可以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具备了发展社会养老保险的墓本条件。

2.2实证研究法

研究目标：举办农民养老金计划的公共政策具有什么社会功能？

日本实现工业化的进程情况与中国情况比较接近。在战后50年间，日本成功地从一个农业人口占将近四成的国家完成城市化，并将农村人口降低至4％。日本实行“国民皆保险”

的社会保障体制，农民作为公民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国民年金。2002年以前，日本农民的国民年金由三部分组成：基础养老金、老龄年金、土地权益转让补偿金。2002年以后，日本农民的养老保障由两部分组成：国民年金（基础养老金、等额给付金；但不含土地权益转让补偿金）；农业劳动者年金（DC计划）。如今，日本农业人口比重已经很小，但其政治影响一直很强。政府对农民养老金政策的调整和修改也从未停息。日本农民养老金制度建设有如下特点。[6]（1）立法先行，与时俱进日本于1959年4月16日颁布《国民年金法》，保证每个日本国民都能享受国民年金。但当时没有专门的农民年金。1966年12月，农林水产省将农业劳动者年金问题列入日程，在1969年12月由日本国民年金审议会审定了制度框架。1970年5月13日，国会通过了《农业劳动者年金基金法》，并于197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颁布十年之内经历了六次修改。该法规定了离农政策和补偿金；同时，在国民年金支付中增加了权益转让补偿金（见表2）。[7]主要内容如下：离农即全部转让土地经营权，包括出租（10年以上）和出卖；离农补偿金是一次性支付，其金额随物价上涨；在离农补偿的基础上，国民年金给付中增加了权益转让金，对60-64岁的农民规定一个给付标准，对65岁以上者规定更高一级标准（见表2）。

上述政策旨在提高农村老人福利的同时，鼓励他们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当日本又开始鼓励农民留在土地上的时候，权益转让金即被取消。

21世纪以后，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减少原现收现付制度对现役农业劳动和经营者的经济压力，日本开始通过DC（缴费确定制）方式筹集农民养老金。2002年1月1日开始实行新的劳动者年金制度，土地权益转让补偿金被取消。

（2）农民养老金是日本农业政策选择中的重要因素鼓励离农。在战后初期，为了保障农业得到稳定发展，并实现西方式的农业现代化，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城市化的进程。《农业劳动者年金基金法》鼓励农民离开土地，并对将土地经营权进行转让后丧失生活源泉的农民给予补偿政策，这在农民的国民年金中表现得很突出。

推行返农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当年的农业劳动力逐渐进入高龄，而年轻人纷纷进入大城市谋生（日语称之为“上京”），农业人口高龄化程度十分严重。因此，日本的农业政策从鼓励“离农”转向“返农”，养老金政策也随之调整。

（3）农协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办农民年金的机构是农业协作组织（农协）。日本农协的组织结构别具一格，面对农民是供销联合体（县以下），面对政府是行政、贸易和金融的多功能组织（县以上），其共济职能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从中央到都道府县、再到市町村的三级组织结构：农协共济采取三段制方式进行经营，即“共济”、“再共济”和“再再共济”；将参保人的风险加以分散，以维持共济事业的稳定性。二，保险功能：农协共济提供人身保险，包括疾病保险、伤害保险、养老保险（年金）和死亡保险。三，成功优势：费用较商业保险少，成本低；无营销费用；保全性强，解约率低；道德风险低，逆选择可能性小；可以兼业经营寿险和财险。

本研究证明：养老金计划是帮助农民脱贫的政策手段，同时还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2.3组合设计法

相对个人缴费来说，参保率是个较好的评价指标。数据显示：参保率与GDP弱相关，这说明：农民参保积极性与GDP和收入关系不大，即农民参保需求程度并不是受限于GDP的影响，而应该是其他方面的更重要因素。参保率与集体补助比重相关系数很小，无相关关系。

数据还显示，参保率与本年保费收入、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相关程度较高，分别为0.8109、0.8262、0.7893.前二者说明保费收入和个人缴费相关程度高。保费收入与集体补助相关系数为0.9947，几乎为线性关系，表示集体补助与保费收入相关程度相当高，而平均集体补助高达0.5423，表明集体补助对保费收入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参保率与集体补助相关程度较高，这与集体补助比重对参保率关系相比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即农民参保积极性一方面与集体补助相关，但又与集体补助比重几乎不相关。这对政策设计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本年参保人数与集体补助比重系数仅为0.2186，相关关系可以不计，这更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和解释。

本年参保人数与人均纯收入系数为0.4054，说明参保人数与收入关系很弱，而且总参保人数与个人纯收入高度不相关，为0.3252.总参保人数与GDP系数为0.8841，相关程度较高，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人均补助与参保率相关系数为0.7095，相关程度较低，而人均补助与总参保人数是负相关。

综上，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重要的相关变量有：1、集体补助与参保率相关程度较高，但补助比重与参保率相关性较弱。

2、GDP与参保率相关程度较高，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为GDP的增长并不是保险必要考虑的对象，而集体补助是重要的保险政策变量，研究其与参保率之间的变化关系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另外，按补助有无对两类地区的参保率进行比较，设：PcA——有集体补助地区的参保率；P隅厂—没有集体补助的地区参保率；则有补助地区平均参保率为∑PCA/n=0.1465无补助地区平均参保率为：∑PNCA/n=0.0849∑PCA/∑PNCA=1.726（其中n为该变量数据个数，下同）表示有集体补助地区参保率是无补助地区的1.726倍，说明集体补助对于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2002年与2000年相比，集体补助总量从60491.87万元增长到136805.5万元，但总体参保率从13.7％降到去年的11.98％，表面上很矛盾，实际上主要是政策影响导致两年间参保人数净减少700万人，增加的资金主要于继续开展工作的地方，特别是政府和集体支持力度较大的地区。

（2）集体补助与参保率的回归分析和弹性分析为了进一步考察集体补助对参保率的影响程度，现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前可知rRC-CA=0.7893，二者相关程度较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为了更准确把握补助对参保率的影响程度，仅对有补助地方数据进行考察，对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设线性方程为：Yi=a+bXiYi——地区i的参保率；Xi——地区i的集体补助金额，单位是1万元；b——估计的回归直线的斜率；在置信度为95％时，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可看出，结果较为理想。我们主要关注相关系数和B其中二者相关系数为0.829，R2为0.687，修正值也达到0.669，可信度较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回归直线斜率b=5.813*10-6.斜率代表的意义是：每增加1万元的补助可以使参保率增加5.813x1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增加1亿元的集体补助可以使参保率增加5.813个百分点。2002年全国农村从业人员为45577.9万人，如果补助再增加1亿元，则参保人数将增加2649万人（45577.9x5.813％），相当于2002年参保总人数的47％。全国参保率由11.98％提高到18.2％。

为了考察不同地区的补助对参保率影响程度，需要进行弹性分析，设c为参保率的补助弹性系数，则弹性系数公式为：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参保率的补助弹性系数意义是：如果再增加对农民的补助，从而引起的参保率变化程度，系数越大表明单位补助引起的参保人数增加量越大，即等额的补助，系数较大的能够使得更多的农民参加养老保险，补助费用的效用越高。弹性系数大小代表着养老保险发展潜力的大小。

由上得出，总体上，经济条件越好的地方，农民的保险需求弹性越小，如上海经济条件最好，参保率最高，但弹性系数却是最低的，仅为1.28，而广西弹性最大，中等经济条件地区需求弹性也一般。这恰恰验证了前面所说的要正确理解“有条件的地区”四个字的含义，即“有条件地区‘’不一定必然是富裕地区，可能贫困地区对养老需求更强烈，农保事业也更容易发展和培养起来。另外还有以下几个关系。1）参保率的补助弹性系数与集体补助成反比。集体补助总额越多的地区，农民的参保需求或积极性越低，即参保积极性随着补助的增加逐渐递减，补助对参保率的边际收益越小。2）参保率的补助弹性系数与补助比重成反比。随着补助比重的增加，弹性系数逐步递减，补助比重越多，农民对保险的需求越小。补助比重最高的上海，其弹性系数也最低，仅为1.28.而补助比重最低的广西，其保险需求最大，系数达到144847.76，即很少的补助就可以使得参保率大幅度地增长，补助的边际效用相当大，农保事业容易发展。另外发现在全国人均纯收入超过3000元的省份中，除福建没有集体补助外，其他省份补助比重都超过了50％，上海达到63.1％。而这些省的弹性系数是小，最大的是北京，也仅为7.92.3）参保率的补助弹性系数与人均补助成反比。弹性系数与人均补助也呈现出高度的反比关系。这说明对于每个农民个体，随着集体补助的增加，其对养老保险的需求程度越小，参保的积极性越弱，即呈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均纯收人3000元以上的省，本年人均补助也大大高于其他省份，最少的人均补助也达到529元，最多的达到6205元，而其他省份最多285、元，最少的仅有几毛钱。也说明了随着人均补助的增加，补助对参保率的弹性越小，补助的边际效用也小。

4）参保率的补助弹性系数与参保率关系较为复杂。一般来说，参保率越高的地区，其弹性系数越小，对保险的需求程度越小，而这些地区多是经济较好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和北京。相反参保率较低地区需求弹性系数也越低，如河北和广西。但其中也有特别现象，可分几类：一，吉林、安徽、河南、四川和甘肃四省经济处于中下等水平，参保率很低，但相比较而言，参保积极性也较低。吉林、安徽和甘肃集体补助比重较大，都接近或超过40％的比例，可能原因是少数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工作的结果。四川、河南补助较少，人均补助也少，说明当地政府对农保事业重视程度很低。二，湖南、云南和陕西三省补助总额多，人均少，但参保率也少，可能对农民实施补助的地方政府集中程度太高，即仅有少数地区有补助，但这三省的参保积极性或需求弹性相当高，补助的边际效用程度相当高。三，山西和江西参保率较高，补助比重较低，人均补助也少，但弹性系数相当大，补助对参保率的影响特别明显。其中山西政府对农保的支持力度是经济较差地区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省，实施了较为普遍的政府补助政策。根据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山西农保事业发展相当好，较少但广泛的补助使得参保率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且保险的需求弹性还很大，还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补助对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有很大的吸引力，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较贫困地区都如此。在参保水平较低时，补助对参保率的影响也大，弹性系数也大，即很少的补助就能使得大量的农民参加保险，能够促进社会覆盖面的大大提高。随着补助的总量增加和人均量增加，参保的需求弹性逐渐降低，补助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补助的比重与参保率呈反比关系，随着比重的增加，农民参保的积极性逐步降低重较小的地区补助对参保率的需求弹性很大，积极性也相当高。农民参保（3）保障程度相关分析。对于参保农民来说，人均基金是一个能较好地代表养老金保障程度的指标，为了考察保障程度与那些变量有关及相关程度如何，对主要相关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期得到有价值的结论。在已有变量中，与人均基金相联系的变量指标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纯收入（ANl），集体补助（CA），人均集体补助（PCA）。样本数据仍采用2002年有补助地区的数据，其相关系数如下所示rpv-cDe=0.07738；rPF-ANI=0.79721；rPF-CA=0.82269；rPF-PCA=0.97077；显然养老金对农民的保障程度与集体补助、农民人均纯收入和集体人均补助关系程度较高，其中与人均集体补助关系程度最高，可能集体补助占有较大比例所致。相反，养老金对农民的保障度与GDP相关系数仅为0.07738，高度不相关。这样，养老金的保障程度一方面与个人收入相关，但另一方面却与GDP增长无关，与前面的GDP与ANI之间关系一样，达到了一致，这可能说明CDP的增长与农民收入关系不大。

结论：

综上所述，从参保的激励因素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弹性非常大，特别是经济条件一般或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参保积极性很高，少量的补助就能够大大增加农民参保积极性和参保率。从政策意义讲，补助是农保事业发展的催化剂，较少的投入会较大程度地提高参保率和覆盖面，这对农保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政府应该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给农民以财力支持，但支持程度不必太高，即少量的人均补助即可，而且要普遍补助达到的效果更好。另外，补助有利于参保率和养老金对参保农民的保障程度的提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和改善农民的养老保障程度或水平，必须改善现行的不公平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3.对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评价

3.1制度模式

《基本方案》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明确农村养老保险不是商业保险，是有集体与国家参与其中的、以确实保障农民老年基本生活为目的的政府行为。根据《基本方案》，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基金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模式。个人缴费以及集体补助全部计人个人账户，实行积累，个人账户属于个人所有，根据一定的记账利率进行计息。

传统的社会统筹、公积金和私营养老金计划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基本方案》所确定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个人账户与集体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既不是发达国家目前普遍实行的全国统一调剂的给付模式，也不是新加坡和智利的纯个人账户制，而是汲取了它们的长处，规避了它们的短处，切实从中国当时农村和农民状况出发，独自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模式。

采用个人账户与集体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具有明显的优点：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采用预筹积累方式筹集，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将集体补助的核算单位细分至乡村和企业，由乡村或企业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决定如何进行集体补助和补助多少，从而对农民参保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政府负担较低；促进农民储蓄自保意识；体现了一定的社会互济性，这种互主要体现为同一年龄段内的投保者，早逝者与长寿者之间可调节互济。

虽然，《基本方案》在制度设计以及在制度实际执行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并于1999年开始陷于停滞发展的状态。但我们认为原制度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由于选择了“个人账户储备积累”模式，而是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因此，改进和完善后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模式的选择上仍应采取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不过，个人账户管理应保持充分的弹性，并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灵活处理“参保人身份、缴费方式、携带转账、中止和恢复、税收减免”等信息，以适应农民在各类经济活动情况下的缴费方式。

3.2覆盖范围与受益人保障对象

《基本方案》规定的保险对象为非城镇户口、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农村人口。[14]这种界定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国家粮改政策的推行，“国家供应商品粮”的表述已经而失去意义，这种界定就变得不够明确清晰了。就保险对象覆盖范围来看，《基本方案》是坚持农村各类人员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方向的。所谓一体化，是指凡非城镇户口的公民，不论务工务农当干部，都实行同一制度，统一管理，即不是各搞一套。这一提法基本适应当时农村劳动力具有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现实，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完善，如何在一体化的管理方式下，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制度安排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构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已经是全球性的共识。现代科技和计算机网络为广集社会资本、进行组合性制度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

（1）三支柱、多层次的农保体系设想土地是广大农民基本生活的保障，在中国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只有通过最佳政策选择和最优制度安排来提高土地保障力度，以建立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见图1）。将土地保障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相结合的模式是最佳选择，[8]即“三支柱、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在21世纪，社会保障不再意味着政府单方筹资和管理，“多主体合作”、利用“社会资本”和“政府与市场结合”等公共选择正在取代“福利国家”的政治选择，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呈多层次整合趋势。本文提出的模式就是一个多层次整合的体系，其主要特点如下：1）

三者各自独立。土地保障、个人账户和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是三个不同的计划，均按照各自的法律和政策独立运作，其结合点发生在保障农民养老生活水平阶段。各自的发展规律是：土地保障多样化、个人账户多功能、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是最后防线。

2）三者相互关联。土地经营和个人账户在运作过程有很多关联之处，如土地经营收入是农民进行养老储蓄的主要来源，当个人账户有了一定积累，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农民会在土地经营上有更多的投入；当农民离开土地时，土地使用权益补偿金将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转化为农民的养老金。最后，如果土地经营收入稳定，个人账户有一定积累，将大大减轻国家提供低保的负担。

3）农民养老保障多层次。农民养老有两个基本经济来源，一是家庭土地经营收入，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另外还有两个补充来源，一是在经济发达和政府治理良好的地区，可以基于土地经营收入建立养老保障基金，“，用以支持个人账户储蓄和养老金支付；二是发展农村社区服务，以降低老人生活成本和提高生活质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无土地经营能力和无养老金积累的人提供救助。

至2020年，在中国形成“养老金+家庭供养／社区服务+国家最低保障”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做到人人养老有适度保障。

综上所述，“土地保障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具有如下可持续发展功能：1）个人账户可以护送农民进城。基于个人账户制度，处理失土农民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事务；处理未失土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做工期间的养老保险事务。因此，个人账户的设计和管理必须适应农民在城乡转移过程中的各种情况，成为实现城乡养老保障体系整合发展的通道。

2）实现城乡社会公平原则。就公平原则而言，政府对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养老保险账户提供了财政担保，政府还应当在政策、资金和监管等方面对农民个人养老金账户给予扶持；就效率原则而言，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直接对个人账户）和税收优惠政策调节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富裕农民与不富裕农民的关系，以弥补市场失灵和达到整体公平。

3）给政府责任重新定位。将政府从行政管理和支付养老金的承诺中解脱出来，仅对农保基金管理和运行进行监督，以确保基金的安全性和参保人的权益。（2）城乡整合发展的养老保障模式和体系可以持续发展的中国农保模式必须建立在可以城乡整合发展的平台上。

到2020年，可以支持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由两个模式、三个层次和一个对接平台构成（见图2），其主要特点如下：1）两个模式并行，即农村“土地保障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与城镇“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并行独立运作。拥有土地承包权的人应当加入农保体系；城镇居民和失土农民加入城保体系。

2）一个对接通道，即个人账户。逐渐失土的农民可以携带个人账户储蓄转入城保体系，与城市养老保障制度对接。

3）三个层次，即城镇社会统筹和农村土地保障、个人养老金账户、国家最低生活保障。

三个层次在养老保障水平环节实现整合：第一层次应当向城镇退休人员及供养人口提供相当城镇社会平均工资20％~30％的养老金，农村居民的土地收入（包括实物和现金）和居住设施折价等于或略低于这个水平；在第二层次，城乡个人账户参保人将达到各占50％；如果尽早建立和完善前面两个层次的制度，则可以减少政府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压力，将其控制在总人口的1％以下，即1500万以内。

4）政府在城乡养老保障体系中的责任：向城镇社会统筹提供最后资金担保，向农村土地经营者提供政策支持；向城镇个人账户参保人提供政策支持（如税收优惠），向农村个人账户参保人提供政策支持和鼓励性资金支持；[10]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基础上提供最低生活救助金。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完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时期。很多人认为，首先完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向农村延伸。本研究试图证明：应当即刻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使其与城镇协调发展。2.4定量分析法研究目的：寻求影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变量及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农保事业发展的影响。

前提假设：根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实践发现，除了一般制约因素（发展中国家、二元社会处境、人均耕地少）外，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主要与三个变量有密切关系，即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社会保险需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政策（制度、政府行为或政策导向）。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政策是自变量，农民参保积极性是因变量。参保率能较好地代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程度，也就是说能代表保险产品的需求程度或大小。对农民的补助是保险产品的供给范畴研究方法：设计出一系列相关的统计指标和统计变量，通过研究他们之间的变化关系对目标变量（农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政策）进行分析，力图找到制约或促进我国农村社保事业发展的关键变量和关键因素。

设统计变量如下：r：相关系数，[12]ra_x表示变量CI与变量X的相关系数，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高低：政策变量：CA（CollectiveAllowance）：集体补助；PCA（PercapitaCollectiveAllowance）：人均集体补助；DC（DegreeofCollectiveAllowance）：补助比重（CA／IR）；经济变量：GDP：（GrossDomestic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ANI（AnnumNetlncome）：人均纯收入RY（Revenuethru~ear）：本年保险资金收入；IR（1nsuranceRevenuethisYear）本年保费收入；CY（ContributominthisYear）：本年参保人数；政策、经济综合变量有：PF（PercapitaFundsattheyear-end）：本年人均基金；参保积极性变量：TC（TotalContributors）：总参保人数；CI（Contributedbylndividual）个人缴费；RC（RateofContributors）：参保率（参保人数占乡村从业人员比重）；其他变量：Ⅳ（1ncomefromFundRunnedthisYear）：本年基金运营收益；AF（AccumulativeFundsattheYear-end）：本年末基金滚存结余；AF2（AccumulativeFundsattheYear-end）：上年末基金滚存结余；RL（RuralLaborers）：乡村从业人员；RAF（RateofAccumulativeFunds）：基金滚存结余增长率。

我国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状况如表4、表5所示，表中包括原始统计数据和加工之后数据，表中给出了主要的关键数据。本节使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l0.0版本。

（1）相关性分析：本节主要考察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与哪些变量相关相关程度，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选择较为合适的变量。经初步观察，参保积极性应该与CDP、农民人均纯收入、集体或政府补助以及基金运营等变量应该有一定关系。参保积极性较有代表性的变量包括本年保费收入、个人缴费及本年参保人数和参保总人数，其中参保率反映了参保的综合总体状况，应该是最佳参考变量。

经统计分析，有关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下表所示。根据相关系数统计结果及相关系数意义作以下分析：个人缴费与人均纯收入相关程度较小，为0.7852；个人缴费与GPD相关程度很低，为0.6268，农民人均纯收入与GDP相关系数仅为0.4995，说明农民收入的变化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关系较弱，这可能解释为什么农民收入一直处于相对倒退状态。个人缴费与集体补助、本年保费收入和本年保险资金收入相关程度较高，符合通常的逻辑，其中关键的是个人缴费与集体补助相关系数为0.7893，接近0.8，可以认为有一定参考价值。

可以采取以下两种界定办法：（1）在仍然实行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管理的地方，以有农业户口的农村各类从业人员为保险对象。（2）在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管理的地方，以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村各类从业人员为保险对象。

另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保富不保贫”的路子，低收入目标人群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引入政府激励政策和相应资助措施，效果更好。参保年龄。

《基本方案》规定：“交纳保险年龄不分性职业为20周岁至60周岁。”可以说，对参保年龄的这一规定是较为合理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但深入分析会发现，采取完全积累型模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参保年龄做出的这一规定，使得最大的受益者是现在的年轻人，受益时间是几十年以后，而在制度实行时年龄已经超过60周岁的老年人则成为农村养老保险的“真空”人群，被排斥在该制度之外。所以，参保起点年龄可适当降低为18周岁，并不设上限。可以借鉴青岛市的经验，对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可以根据个人缴费基数补缴一定期限的养老保险费，从而将其真正纳入养老保险制度之内，避免“保小不保老”情况的发生。

受益年龄。《基本方案》规定：“在农民达到一定年龄（一般为60周岁）时，可以领取养老金。”参保人员养老金启领年龄均为60周岁。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由于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从精算的角度，不宜降低女性的领取年龄。特殊情况要求提前领取的，适当降低领取标准。3.3资金筹集《基本方案》规定的基金筹集模式是：“资金筹集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在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的关系中，以个人缴费为主，个人缴费一般占缴费总额的50％以上。在个人缴费的基础上，参加保险的农民及乡镇企业职工所在的村或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比例一般不超过50％，集体补助部分在基本权利平等的前提下，可以有差别。《基本方案》在基金筹集模式方面做出的这一规定体现了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方面国家、集体与个人责任相结合的原则。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我国农村人口绝对数很大，农村老龄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高峰期老龄人数还要成倍增加，养老资金需求非常巨大；而在农村经济基础差，集体经济普遍比较薄弱，国家财政又很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显然不能由国家和集体包揽，故而特别强调农民个人责任，坚持个人交费为主的原则。可以说，这个原则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且比较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

《基本方案》还规定“集体补助主要从乡镇企业利润和集体积累中支付。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该规定实质上是把乡镇企业作为了农民养老保险金的来源之一。但问题在于，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不平衡。这一规定已从制度上把绝大部分没有乡镇企业的农村地区排除在了集体补助之外。而且乡镇企业本身是否盈利就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问题，那么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集体补助也随之变得不稳定。同时，《基本方案》对集体补助的数额以及不予以集体补助的惩罚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为当地乡村集体逃避集体补助留下了制度空缺，即使在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集体补助也没有落到实处。另外，由于未对国家的责任通过约束性规范加以具体规定，造成了对国家供款的软约束，因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府并未承担直接财政支持的责任。这样，在集体补助未能落实、国家政策扶持未能到位的情况下，农民养老金“以个人交纳为主”则变成“完全由个人缴纳”，社会保险也因此演变为“个人储蓄保险”。

改进农保筹措可以仍采取个人交纳、集体补助和国家扶持相结合的方式，但应明确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相应的补贴政策，如通过补贴粮食价格的财政性资金、农业税返还、增加农产品消费税、征地补充等措施将国家的扶持政策落实到位，而且不再从中提取3％的管理费；同时保证将集体补助落实到位，这样既可以提高农村养老金计划的给付水平，同时也是对农民建立个人账户的种激励。

3.4缴费及待遇支付

缴费标准。《基本方案》设定2、4、6、8、10、12、14、16、18、20元十个档次的月交费标准供农民进行选择。应该说这是有其客观合理性的，它既考虑到了当时农民收入状况，又充分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符合当时广大农民的心态和认识水平。然而从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令人乐观。由于实行“自愿参保”，加上对参保人员缴费标准没有硬性规定，因而一方面缴费水平普遍偏低，多数农民选择了2元／月这一最低档次，这样按照民政部颁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10年后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这显然无法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充分考虑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的影响，导致农民年老时领取的养老金相对贬值，预期生活水平下降。应建立养老保险缴费的自动指数调节机制，以抵御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引进物价系数、人均收入系数等指数，可以较为合理地确定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从而保证养老金的缴费测算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在缴费上下限的设定方面，如果保费太少则不能养老，保费太多则过度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因此应制定一个适度的、与社会保障目标相匹配的范围。

缴费方式。考虑到我国各地农村经济条件的差异，《基本方案》实行了灵活多样的缴费方式。第一，考虑到农村家庭收入的不平衡性，保险费的缴纳标准实行多档次，保险对象可以根据其经济承受能力自行选择参保档次；第二，保险费的缴纳时间较为灵活自由，可以按全年、半年、季或月交纳。第三，考虑到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对保险对象做出了可视经济收入情况采取预缴和补缴的有关规定。即经济条件好时提前预缴；遇到天灾人祸时可暂时停缴，恢复后继续交费。另外，《基本方案》规定，在同一社会保险体制内，保险关系可随人迁移，劳动者不会因流动而失去保障，而这一规定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利于逐步实现农贸一体化的农村经济发展方向。

保费收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基本方案》刚出台的时候，由于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分布较散，交通、通讯手段较为落后，加上农民十分低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村养老保险费的收取异常艰难。在当时，各地均通过招聘乡村代办员上门收取保费的办法来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将绩效与物质利益挂钩以调动代办员积极性，但并没有建立严格的选聘程序及培训制度。有些村以村会计或出纳兼任代办员，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工作方法落后，加以经办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能力不高，使农民产生缴纳保费与集体集资两者的混淆，增加了农民的抵触心理，给养老保险的推行带来不利影响。

鉴于原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经办方式的高风险和高成本等弊端，应当改由“乡镇政府（农保员）直接征收”为由农民自愿自主地委托金融机构建立养老金个人账户，即由参保农民自己到经过合法委托的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申请开办账户，并自主决定每年的缴费数额（在最低限以上）和次数，还要依法明确参保人农民对该账户资产的所有权（包括本和息）；由受托的金融机构对该账户的全部数据和权益进行保管和监督，并依法履行账户托管人的权利和义务，如信息披露。这样，一方面可以保障农村养老保险收缴工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防止完全人工收费的道德风险和其他以外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保证该账户低成本运行，约占总收入3％-6％的行政管理费用可以免除，尽可能由受托银行根据经营规模抵消行政成本，以减轻参保农民的负担。在未来10年里，银行等金融服务网络在中国农村将根据需要而迅速发展，这将与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互动双赢发展的趋势。

计息方式。《基本方案》采取了以预定利率的方式确定领取标准。这个预定利率一经确立就很难更改，一旦更改则意味着领取标准的升高或降低，而给付标准具有不可逆性，升高好办，随意降低和引起更多的不平衡是不行的。特别当出现高通货膨胀及利率水平波动较大时，以预定利率的方式确定领取标准会出现许多问题。《基本方案》设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而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是该制度所面临的最大系统风险。由于我国近年来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利率持续下降，导致事先承诺的预定利率长期高于实际基金收益，从而引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发生严重亏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预定利率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下调，由农村养老社会保险计划开始推行时的8.8％计息利率，调整为2.5％（1999年7月1日起执行），个人账户计息利率的大幅调整，严重损害了参保人的利益，使得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产生严重不信任，从而出现了大量退保情况。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保司的统计1999年有1139.7万人退保，2000年有473.3万人退保，2001年去年有488.7万人退保，2002年有946.1万人退保，参保率连续四年为负数，呈下降态势。

利率设定方法应在核定收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物价变动的影响，采取变动利率分段计息的办法，以规避制度的系统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平衡。

养老金计发办法。《基本方案》规定：“在农民达到一定年龄（一般为60周岁）时，可以领取养老金，养老金数额根据其个人账户积累额和平均预期寿命来确定。领取养老金的保证期为10年。如果领取年限不到10年就死亡的，领取者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可继续领取至10年期满为止，或者一次性继承。如果领取养老金超过10年，可继续领取，直至死亡。”

可以说任何一个保险方案，它的收费标准和支付养老金的公式，都要经过应用保险精算学原则的测算论证。不符合精算学原则的保险方案会出现财务上的破产，过分保守的保险方案又会增加投保人的费用，降低投保人领取的养老金，损害投保人的利益。从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领取养老金的保证期为10年是较为合理的，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领取养老金的10年保证期是否还合理，则需要进一步测算。

3.5基金管理

管理层次。《基本方案》实行县级统一管理与乡村分别实施相结合，较之乡（镇）、村社区管理优越。乡（镇）、村社区管理不但缺乏制订配套政策能力，没有保护措施，而且基金增值渠道不畅，管理机构成本太高。应将原来的县级管理提高到省级或部级的层次，并实行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相分离、坚持市场化运营的原则。现行农保制度规定县级为平衡核算单位，因而，大多数开展农保的地区是以县级为单位，由农保经办机构自主进行投资运营。

实践证明，这对调动地方开展农保的积极性，并使大量的资金留在本地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确有一定作用，但是相应的问题也很多，即便将基金投资仅限定在购买国债和银行存款的范围内，各地违规运营、挪用、贪污受贿等情况屡有发生，其中有很多地方由行政领导直接决策动用农保基金用于直接投资，基层农保经办机构根本顶不住，若今后农保基金仍以县级为单位逐步进入市场，其后果会比这更严重。此外，县级技术条件差、人员素质低、基金规模小、管理机构分散而众多使得监管成本过大等等，不仅会带来更多的市场风险，还会使各县的保障水平逐步拉大距离，更不利于农保基金的宏观平衡。因此，农保基金的管理必须适度集中，以省级为单位统一管理最好，同时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将基金的投资运营与一般经办业务分开。

基金的保值增值。《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保值增值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人银行。”在我国，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而资本市场建设滞后，投资获利渠道狭窄，加上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数额小、较为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和专门的投资管理人才等特点，使得农村养老基金保值增值乏力。而各地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均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和运营的现实，不仅形成了过度分散管理带来的不合理管理费用和基金被挤占挪用的高风险，而且投资形式单一，缺乏保值增值能力，最终使养老基金“缩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规范，农保基金完全可以参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做法适度集中、直接或间接进入资本市场，并实现多元化组合投资。

农保基金的管理完全借助于市场是不行的，因为市场机制并不是完美的，而是有的局限性的。市场竞争既可产生较大的收益，也可能会导致较大的亏损。由于养老保险的待遇是刚性的，因而不可能承担亏损的风险，另外，过低的收益会导致系统缺乏动力，过高的收益会产生新的社会分配不公，收益的不稳定也会引发人们的不安全感，因此，必须走市场竞争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道路。一方面，农保基金参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做法将农保基金在省一级集中，委托专业管理机构进行多元化组合投资运营；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限制性投资政策，规定安全投资和风险投资的比例，并根据专业管理机构的自律情况和资本市场的规范程度，收紧或放松其投资政策，力求使监管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为确保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投资和发放均能安全有效，需要加强制度法规建设，建立严格的监督监管机制，并处理好综合监管和分业监管之间的关系。

4.政策建议

4.1完善农民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

（1）完善和稳定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利用绿箱政策调整支农政策和资金使用方法，变对农业间接补贴为对农民直接补贴，其中理智的选择是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如通过补贴粮食价格的财政性资金、农业税返还、增加农产品消费税、以工补农、变现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积累也有农民的巨大贡献）等渠道筹集资金，为参保农民提供部分养老储蓄，[15]g一定能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如：激励农民参保积极性，还可以将农村居民参保率作为建设小康县的指标，以激励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树立“还富于民”好政府形象，并为乡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树立榜样；解除农民后顾之忧，激发他们爱惜土地的热情和对土地的投入；通过个人账户解决失土农民养老金问题，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2）有益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优惠政策和激励政策，为农村基层管理者率先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用养老金取代向农民集资发补助，可以避免群众误解，密切干群关系，更好地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

（3）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如果将我国农村经济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贫困三类地区的话，高收入地区可以先行一步，中等收入地区可以迅速推进，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养老金概念的传播将改变农民的养老观念，以“养老金和社区服务”取代“生儿养老”，这将有力地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执行，可以减少养老纠纷和巩固家庭关系，从而改变农民生活轨迹，由此提高农村精神文明程度。[16]（4）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锁定的养老金账户资产是转变农村金融萎缩和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源泉。一方面，养老金储蓄业务可以吸引商业银行返回农村，达到信用等级的信用社可以与银行联合经办农民养老金账户管理，并伴随农民养老金账户的成长增强服务功能和强化约束机制。此外，教育广大农民关注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促进他们了解金融市场的“扫盲培训”，这是促进农村金融改革与成熟发展的群众基础。

（5）扶贫和减少贫困。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和新加坡的经验，对个人账户实行多功能的综合管理。例如，当账户积累达到一定金额时（如2万元），对参保人可以开办医疗、教育、住房借款和生产借款，以解决他们生活和生产的当务之急，提高养老金账户抵御风险的功能，补充土地保障的不足。随着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普及，贫困家庭的比例将逐步下降，政府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投入可以逐渐减少。

让农民参与管理养老金个人账户。农民自己开设个人账户，并参与管理个人账户。坚持“信息共享、安全和低成本”的原则，由具有托管资格的银行保管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向参保人进行信息披露。农民和村经济组织缴费，以及政府补贴全部记人个人账户。改变原农保方案规定的管理机制和经办方式，停止农保代办员代收养老保险费的办法，减少人工收费的成本和防止道德风险和其他意外风险。

个人账户管理弹性最大化。坚持“方便农民和与城镇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衔接”的原则，适应中国农村情况变化。在IT技术的支持下，灵活处理“参保人身份、缴费方式、携带转账、中止和恢复、税收减免”等信息，以适应农民在各类经济活动情况下的缴费方式，如纯农户参保、进城务工农民参保等，并保证账户的可携带性，让参保农民可终生随时随地办理缴费、查询和领取养老金的手续。

建立封闭管理的锁定账户。封闭式管理的个人账户，即由托管银行将各类农民养老金缴费直接上传至中央农保托管基金进行投资运营，中间不做任何滞留和运营；锁定账户，即在参保人达到规定领取养老金年龄之前，不得提前支取账户资金（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将约占当年农民缴费总额3％的行政管理费免除。受托银行以经营规模抵消经办成本，做到最大限度地减轻参保农民负担。

4.2运行农保基金托管制度

坚持“安全托管、独立运营和有效投资”的原则建立农保基金托管制度：①由托管银行建立封闭运营的账户系统，确保农民养老保险缴费可以在规定时间里直接进入托管基金账户，以最快速度进入投资和增值过程。

②建立中央农保信托基金和管理机构，对农民养老保险管理相对成熟的地区可以建立省级农保托管基金。农保基金实行市场化运营，需要依法建立委托人、受托人、账户保管人、投资管理人制度。确保农保基金运营中的“安全与保值”两个目标；农保信托基金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选择和委托养老基金账户托管银行；选择、委托和监督农保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制定投资计划；进行信息披露。

③建立省级“农保基金理事会”，代表参保农民作为农保基金账户托管和投资管理的监督机构，实施监督权，并进行信息；该委员会由地方人大、司法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和参保人代表共同组成。

④建立农保基金运营监管制度。将农保墓金纳入劳动和社会保障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范围，进行综合监管；对农保基金各项投资由各自金融业监管部门分别进行监管；同时，依法保护受益人、中介机构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权。

4.3建立高效率的农保管理和监督体制

在全国建立垂直的、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分离的农保管理机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保司），负责制定政策、指导工作、汇集综合信息和进行监督；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制定具体执行政策和方案，并指导和监督本地区工作，汇集地区信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宣传政策、监督具体方案的实施，汇集地区信息；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宣传政策和执行方案，汇集并上报地区信息；乡镇政府负责向农民社区派出联络员，负责宣传和联系参保人。

4.4让农民自己选择养老金的支付方式

我国农民人口众多且老年生活环境不同，应当坚持“自主选择与法定选择相结合”原则决定养老金领取方式，鼓励定期按月支付，对账户积累金额超过一定数额的允许一次性支取部分资金。还要鼓励养老金经办机构展开市场竞争，包括政府经办机构（如果老年农民愿意将储蓄的养老金委托政府管理和发放）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让农民自己选择经办机构，以确保农民养老金的支付。注释：

[1]目前，在乡镇企业从业的农民约1.33亿人，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约9400万，失土农民约2400万。

[2]商业保险公司的营业范围均在地市水平之上。

[3]2002年底为7.8241亿，《中国统计年鉴2003》。其实城市还有1.3亿农村人口，《2002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

[4]《人民日报》2003年4月9日第13版。

[5]见清华大学韩军平MPA毕业论文，2003.[6]见沙银华博士在清华大学中—日农民养老金研讨会的研究报告，2003.[7]离农给付金制度是农业劳动者的补充年金，属于一次性给付的保险制度。主要对象为没有加入农业劳动者年金的小规模经营者。条件是该对象将自己所经营的全部农田在符合一定条件下适当处分，并离开农业有其它方式营业谋生。

[8]这里不否定地方政府在土地保障和个人养老金账户之间建立地方养老保障统筹基金的做法，如上海模[9]本文提出该论点是参考了上海农村养老保险模110]为鼓励农民参保，地方政府对初建立个人账户的人应给予资金鼓励。可以借鉴印度政府的经验，提供一定比例的缴费。当个人账户积累达到一定金额时（如2万元），政府鼓励行资助可以停止。

[11]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或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统一的个人账户。

[12]相关系数表示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有负相关，不相关和正相关，相关系数绝对值越接近1，则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越高，反之则相关程度越低。一般认为相关系数达到0.8以上为相关程度较高，有一定可靠性作进一步研究，如回归分析等。

[13]《中国统计年鉴2003》，第414页。

[14]《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办发（1992）2号。

养老保障论文篇2

摘要：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体系，养老保障统筹层次偏低，养老保障资金筹措比例不恰当，养老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面临困难等问题。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文章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城镇养老保障资金的筹措机制，加强养老保障资金的管理、找准保值增值途径。

关键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对策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为生活面临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存条件的活动。社会保障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而且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社会保障也获得了经济运行的“减震器”、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阀”、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等美誉。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而养老保障又是社会保障的最主要内容，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影响深远。

一、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体系

由政府强制推行的养老保险称为基本养老保障，它是养老保障制度的主体，政府只在基本养老保障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基本养老保障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是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制度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就要实行养老保障的部级统筹，统一制度、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使劳动者在流动过程中不致于中断原有的养老保障基础。但是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分割、封闭的，致使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表现为以下三大差别：

1、城乡覆盖面的差别。2006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大约是24091万人，只占全国应该参加养老保险总人数的24.3%。而在参保的人数中，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是18649万人，占城镇应保人数的64.8%；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是5442万人，占农村应保人数的9.9%。城乡覆盖面的比例为18∶1，城乡养老保障覆盖面的差距巨大。

2、所有制差别。就城镇而言，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员工的参保率高，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率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事业单位的个人不需要交纳保险费，各种养老保障资金由国家财政承担，而企业职工要承担相当一部分保险费用，并且享受的待遇要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3、地区差别。我国是按照属地化原则来建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实行的是地方统筹保障基金的方式。不同地区之间统筹比例参差不齐，以企业交付的养老费为例，河北规定为16%，北京、天津为18%，上海为25.5%。这就造成各地养老保障负担轻重不一，因而养老保障待遇也不同。东部地区的养老保障待遇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

这些差别导致养老保障固态化的现象：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不愿意到企业去工作，国有企业员工又不愿意到非国有单位工作，东部地区不愿意接收中西部地区转移过来的养老保险关系。其弊端是制约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

（二）统筹层次偏低

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权自行制定缴费率，其初衷在于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以便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但是，这一政策客观上造成养老保障统筹层次偏低。目前，全国只有12个省份实现和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其他保障项目主要还是县市级统筹。资金筹集比例各地间有很大差别。养老保障资金统筹标准的不统一，违背了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实现社会公正的原则。社会保障的基础是大数法则，即用恒定的大数来保障突发的小数。参与保障的人数越多，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统筹的层次越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越强。而且，强制推行的基本养老保障统筹层次越高，越能体现养老公正原则。尽管从全国来看，养老保障基金累积节余在不断增长，但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区收不抵支，形成全国性的养老支付危机，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公平、公正。

（三）资金筹措比例不恰当

企业单位的养老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劳动者。其中，企业担负着筹资的大部分责任，要支付员工工资总额的20%作为员工的养老保险基金，加上其他的强制性保险项目，企业缴款达到了职工工资的28%左右。职工个人要承担工资收入的8%。实际上，企业负担了养老保险资金的72%，个人只负担了28%。如此高的企业缴费率使企业的劳动成本大幅度提高，负担增加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空账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我国是在1997年才开始建立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过去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由此全部移交给社保机构负责。但是，以前没有退休金积累的3000万己退休职工和在新制度建立以前参加工作的在相当长的工龄内没有养老金积累的在职老职工共欠下了约8千亿元左右的巨额养老金负债。退休老职工的养老金又不能不发，于是社保机构只能现收现付，拆东墙补西墙，致使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的来临，养老保险金支付的风险越来越大。

（四）基金的保值增值面临困难

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尽管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全国社保基金适当投资于证券、股票，其比例不得高于40%。但是，该办法中所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指由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及股权资产、中央财政拨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由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并不包括由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政策的天平偏向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忽视了其收益性。而养老保障基金的增值是养老保障基金筹措的一个重要渠道。按照规定的途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养老金无法增值。以2004年为例，该年物价上涨了3.90%，而养老基金收益率仅有3.1%，这就意味着如扣除价格因素，那么2004年我国养老基金的实际收益率为-0.8%。

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在城镇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对所有就业者实行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实现全国范围内养老保障的公平，以此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当然，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只能是广覆盖、低水平、可持续、促发展型的，只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像过去那样实行无所不包的“大福利”、“高福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消除所有制差别和地区差别，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可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付诸实施：

1、全国城镇所有就业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各种性质企业的员工）都要交纳养老保险金，个人和单位交纳的比例要统一，建立养老保障资金的个人账户，全国联网、全国流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个人账号与身份证号合一，个人和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全部记录到个人账户上。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职工养老，不得提前支取。职工如果意外死亡，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

2、个人账户全国范围内通用，职工更换工作单位时，其个人账户上全部储存额随同转移。新的工作单位只要按规定往他的个人账户里存钱就行了。员工只要拿着自己的社保卡一查就知道，单位有没有替自己交养老金，账户上总共有多少钱。

3、当职工达到法定退休条件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额成为计算其养老金的基本依据，这有利于调动参保人员多缴费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国家再根据当时的生活水平，由中央财政按同一个标准给全国所有退休人员以适当的补贴。退休人员持有养老保障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到国家社会保障机构指定的银行领取养老金。

（二）逐步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势产业。我国农业生产又以户为单位，具有相当大的分散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风险也相对比较大，并且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风险性就越大。农业产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农村更需要养老保障。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由于受耕作的土地数量限制，其收入上升的空间不大，而且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在农村建立和城镇一样的养老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是自成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当务之急是针对农村贫困问题突出的现状，强化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然后是建立强制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所以，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障资金筹集的渠道可以有三种。一是国家的投入。比如德国政府对农民养老金项目的补贴达到项目总支出的70%。二是强制农业和农民自身积累（好比是企业和职工交纳养老金），可考虑将土地补偿费、土地使用费、农村个人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所得税等收入的一部分划入农村养老保障基金，并做到专户专存。三是非农产业和城市对农村的支持。比如，西欧国家希腊和丹麦都要征收专项所得税附加，用于农村养老保障。希腊还要征收农产品的消费税，通过这个方式，城市居民支持帮助农民。

（三）改革城镇养老保障资金的筹措机制

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养老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制定和实施养老保障政策，促进养老公平，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之一，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养老保险的投入。加拿大中央财政用于养老保障支出的比例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而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养老保障支出不足15%。二是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填补养老保险金缺口。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1978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至1978年的36.5%，其中许多年份甚至高达40%以上。显而易见，国有资产中相当一部分是靠老职工牺牲其消费和未来积累凝聚起来的，或者说国有资产的一部分是过去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障权益的沉淀。因此，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不是通过增加企业缴费来解决，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变现部分国有资产来补偿国有企业职工过去的养老保障权益也是完全合理的。三是调整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针对企业负担过重的实际，可适当降低企业的缴费比例，提高职工的缴费比例。

（四）加强养老保障资金的管理，找准保值增值途径

在城镇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对所有就业者实行统一规定、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建立养老保障资金的个人账户，个人和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全部记录到个人账户上，个人账户全国联网、全国流通。在此基础上，再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账户基金。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范地方政府的违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至于养老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从国际实践来看，只有三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购买国债模式。美国社保制度建立70多年来，始终采取购买国债的方式，大约年利率在7%左右，2007年5月的年度报告显示，其资产已高达1.2万亿美元，全部购买了国债。英国发行的特种国债称之为“尼罗（Nilo）”，截至2005年，英国“国家保险基金（NIF）”余额为291.03亿英镑，几乎全部持有“尼罗”。二是以日、韩为代表的产业投资的东亚模式（2000年以来逐渐试探进入资本市场）。三是基本没有投资的欧洲模式（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大部分欧洲国家在现收现付制下没有明显的余额积累）。鉴于产业投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鲜有成功的经验（包括日本和韩国等），根据我国国情，还是采取购买国债的模式比较好，建议政府发行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的特种社保债券，这样既可以从制度上完全杜绝养老保障资金的风险，又能使国民分享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07.

养老保障论文篇3

一、瑞士：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分担

瑞士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在三个支柱上，第一个支柱是由政府对老人、遗属和残伤人支付的基本养老金；第二个支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第三个支柱是个人投资养老保险。这三者互相补充，共同形成了瑞士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的独具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

瑞士国家从1948年开始掌握基本养老保险金，其宗旨是保障老人的最低生活需求。它来自居民上缴给国家的义务保险费。瑞士宪法规定，所有20岁以上的居民和年满18岁的在职者都必须向国家缴纳养老保险金。无工作的家庭妇女由其有工作的丈夫为她缴纳最低的养老保险金。在职者应缴纳占其收入10％的义务养老保险费，费用由雇主和职工各承担一半，上缴的这部分钱可免税。无职业者和无财产者每年也必须缴纳390瑞郎。为支付这种义务保险费，他们可动用财产、失业金甚至社会救济金。现在领取政府基本养老金的每月最低金额为1005瑞郎，是1948年初建时最低额的25倍，一般人每月可领到2000多瑞郎。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始于1985年，国家明文规定每个企业和职工都必须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企业职工养老金，费用由雇主与职工各付一半。保险费占工资比例依年龄而定，34岁以下职工的保险费率为7％，55岁以上职工的保险费率为18％，平均为14％左右。在瑞士，大的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养老基金组织，小企业则大多建立跨企业的联合养老基金组织。此外，企业也可委托保险公司等第三者来履行这种任务。目前，瑞士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大约拥有4000亿瑞郎的准备金，实力相当雄厚，已经超过了瑞士每年的国民总收入。作为第二大支柱的企业职工养老基金对老人在退休后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准、保证养老质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瑞士，每个居民（尤其是无法参加企业职工保险基金的自由职业者）都可以参加个人养老保险。政府还通过对个人投资养老保险费用免税的方式鼓励个人保险。随着出生率降低、平均寿命延长，瑞士年轻劳动力日益减少，人口老龄化严重，个人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对一般人来说，每年最多可投养老保险6000瑞郎，独立经营和自由职业者最多可投3万瑞郎，投保人交纳的费用在个人的帐户上积累生息。男性从65岁、女性从62岁起，就可领取养老金。退休人员单从政府的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这两项，就可领到相当于其退休前最后工资60％的养老金。一般每月可领到2000到6000瑞郎，加上他们的个人养老保险，完全能够保证老人的生活需要。另外，从1966年起，瑞士国家还对鳏、寡、孤、独者给予养老金特别补贴，他们每月至少可领取1205瑞郎基本养老金。这样，瑞士基本上能够做到了老有所养。

但是由于老龄化加重，在职年轻人缴纳的义务养老保险金，已不能满足支付老年人养老金的需求。从90年代初开始，国家掌握的养老和遗属基本养老金已入不敷出，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以1997年为例，该年养老金收入为252.19亿瑞郎，而支出为258.02亿瑞郎。

弥补赤字的办法是“增收”和“节支”。由于老百姓反对，节支很难做到，只能靠增收。增收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增加养老金的投资效益；二是用税收收入来填补亏空。瑞士联邦政府已决定：从今年起，将1％的填值收入补充到基本养老保险金中去。到2007年，计划将这个比例提高到1.5％。

二、日本：后代人扶养前代人

日本从1942年开始推行养老保障制度，1961年建立了基础养老金（也称国民养老金）制度，规定20岁以上的国民都有义务加入基础养老金，日本从此实现了“全民皆有养老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日本又在国民养老金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企业薪职人员为对象的厚生养老金和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养老金。养老金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保险费的征收是强制性的。国民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和国家财政预算，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的资金则由个人和企业对半分担。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采用“后代人扶养前代人”的社会保险方式，由国家统一管理，所以又称为公共养老金。

养老金的支付除了基础部分之外，还要考虑物价和工资的增长。也就是说，在养老金支付额中还包括随工资上升而增加的“工资滑动”部分和随物价上涨而上浮的“物价滑动”部分。目前，一对老年夫妇只要他们在退休前缴足了公共养老金保险费，就能每月领到金额为23万日元的养老金，相当于在职人员平均实际月收入的80％。在有自己住宅的前提下，生活费、衣着费、医疗费、交通费以及通信费和娱乐费都能得到基本保证。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尤其是泡沫经济破裂以来，由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失业者迅速增加，在职人员收入减少，而且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的“少子化”和“高龄化”以超过预料的速度发展。缴保险费的人及其所缴的保险费额在不断减少，而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却在迅速增加。据厚生省的估计，1999年在职人员缴纳的保险费在其工资收入中所占比率需由去年的17.35％提高到19.5％，以后每5年要再提高5％，到2025年人口高龄化进入高峰时将达到34.3％。保险费在工资收入中所占比例如此之大，不仅将挫伤在职人员的劳动积极性，而且必将扼杀经济再生的活力。因此，改革现行的以“后代人扶养前代人”为特征的养老金制度，降低保险费收费标准已成为日本在职人员的共同呼声。

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日本厚生省已经制定了《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方方面面的人士和机构也提出了各种改革设想。综合起来，比较一致的有以下几点：

1.增加财政对国民养老金的投入。先将财政承担的国民养老金比例由现行的1／3提高到2／3，将来逐步实现财政全额承担。这样，不仅能减轻因保险费不断增加而给在职人员带来的经济压力，而且也有助于消除种种不公平感，从而避免国民养老金日益走向“空心化”。财政用于国民养老金的支出可通过提高消费税或其他税种填补。

2.控制养老金的支付额。为此，拟将养老金开始支付的年龄统一定为65岁；养老金支付额不再随平均工资的增加而上浮，但随物价上涨而增加；仍在工作的65岁到70岁老人，其收入如果超过平均工资，不仅不对其支付养老金，还要让其继续缴纳保险费。

3.开拓“积累式”新型养老金业务，将现行“后代人扶养前代人”的“义务式”厚生养老金改为以“自我努力”和“自我负责”为前提的“积累式”。

三、新加坡：以中央公积金制度授人以渔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在经济起飞阶段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社会经济目标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独特的、有效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得到了社会和国民的认可。

中央公积金制度于1955年7月建立，它是一项为新加坡受薪人员而设立的养老储蓄基金，是一项强制性的储蓄计划。其主要目的是为职员提供足够的储蓄，以便在退休后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时有所依靠。但经过40年的时间，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可以满足人们退休、购房、医疗保健及教育等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就业者无论其受雇单位的性质，都在公积金拥有户口，每月要向公积金缴纳一定比例的个人工资。目前缴纳的基数上限是月工资6000新元，会员年满55岁或永远离开新加坡时，就可提走全部公积金存款，存款享有与市场利率挂钩的利息。

新加坡公积金实行全国统一管理。为此，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和使用公积金储蓄，还制定了《中央公积金法》，以保护公积金会员的合法权益，规范管理、使用公积金储蓄的行为。雇主和雇员都必须按时缴纳公积金，雇员的公积金储蓄由雇主根据缴交率扣除，连同雇主应缴交的数额，一起存入公积金局的会员帐户上。

养老保障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由高位静止状态（高、高、低）转向低位静止状态（低、低、低）的过程。在其早期阶段，生育率降低将导致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数量下降，劳动人口的增长率会暂时高于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从而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即“第一次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必然的结果。而理性经济人会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而这些资本积累无论是投资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即“第二次人口红利”（ Masonand Lee,2006）。

然而，按照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决定因素。在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时，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从而引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多贡献，可以解释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的25%~100%不等（Bloom and Willianson,1998）。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红利对人均GDP的贡献率至少为26.8%（蔡昉本科毕业论文格式，2008）。但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阶段，处于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并存时期。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红利的丧失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当然，人口红利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要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劳动力资源，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为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创造条件。而养老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如何在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生产性要素的作用也就备受关注。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特征

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文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开发署关于中国未来人口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分析得出未来50年我国的人口转变特征：（1）从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看，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老年人口第一大国论文提纲怎么写。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左右达到峰值，约14.62亿，之后开始下降并出现负增长。在2000~2050年间，0-14岁人口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15-60岁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67.8%后也将呈逐渐下降趋势。相反，60岁以上人口占比却按年均2%的速度增加，在2050年将达到总人口的31.1%，约4.41亿。（2）从人口抚养比看，少儿抚养比的低速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导致我国总抚养比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在2010年达到最低为39%，到2050年将增加至63%，年均增加0.6%。按1957年瑞典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即总抚养比小于50%为人口红利，小于44%为人口暴利，大于62%为人口负债。那么，在2030年以前，中国仍将处于人口红利期，甚至在未来10年内还属于人口暴利期，直到2045年后才会进入人口负债期。（3）从老龄化进程看，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2000~2020年的平稳增长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年间仅上升了6.7%。第二是2020~204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6.7%迅速攀升至27.5%本科毕业论文格式，20年间上升了10.8%。第三是2040~2050年的基本平稳阶段，也是中国人口老化最严重的阶段，但人口老化速度开始下降。

表1.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中方案的预测

 

年份

总人口（亿人）

各年龄组人口占比(%)

年龄中

位数

人口抚养比(%)

0-14岁

15-60岁

60岁+

总抚

养比

少儿

老年

2000

12.67

25.7

64.3

10.0

29.6

48

38

10

2005

13.12

22.0

67.2

10.8

32.1

42

31

11

2010

13.54

19.9

67.8

12.3

34.2

39

28

11

2015

13.95

19.0

66.2

14.8

35.6

40

27

13

2020

14.31

18.7

64.5

16.7

37.1

44

27

17

2025

14.53

18.1

62.3

19.6

38.9

46

26

19

2030

14.62

16.9

59.7

23.4

41.1

49

25

24

2035

14.62

15.8

57.8

26.4

42.8

54

24

30

2040

14.55

15.3

57.2

27.5

44.1

59

24

35

2045

14.40

15.3

56.0

28.7

44.9

61

24

36

2050

14.17

15.3

53.7

31.1

45.2

63

养老保障论文篇5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提倡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要多角度、多方面利用资源，这样才不会全部落空，对于铜仁市的农村居民来说，当然也不能仅靠一种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养老资源。结合铜仁市的自身情况，铜仁市也按照国家的要求颁发了《关于印发铜仁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结合国家政策和当地的特点对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进行完善，给农民的养老问题吃下了定心丸。但是因为政策尚不健全，我国的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还比较大，所以对农民的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还比较薄弱，因此单独依靠政府的养老保险还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居民的养老需求。在当前情况下，铜仁地区的养老资源包涵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土地资源、当地补贴以及个人的收入存款等几项，这些资源虽不是完全足够保障居民的养老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农村居民提供多一项选择。所以在此情况下，建议铜仁市的农村居民从全面上把握养老资源，重点突出个别的养老资源利用，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安享晚年。所谓全面把握，即是首先要在年轻时通过自己的劳动尽量赚取财富，在保障日常生活的情况下将其存入银行之中，保障在出现意外时能有钱补助。其次，自己的耕地是固定财产，要根据耕地条件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切实保障家庭的粮食安全。再次，响应国家的养老保险政策，根据自身能力选择较多的种类，到老了能够获得更多额养老补助。最后就是要将自己的子女也纳入到自己养老的行列之中，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子女都是老人能安度晚年的重要支撑。

二、依据条件，巧妙选择

任何选择都不是盲目的，尤其对于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资源选择更不能随波逐流，要依据自己的条件。从投资与理财的角度看，自己所选择的投资方式要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情况相符合，所谓的实际情况包括自己的收入、年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等等，投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在养老保障上的投资是为了能更好的安度晚年，所以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日常收入较少，对于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自然要权衡好所有方式的利弊，客观分析自己的条件来选择适合滋生的养老资源，从而使自己能够不愁养老。所以要从年龄、家庭收入、土地情况、政府政策等多方面来综合考虑。首先要考虑自身年龄，45岁以下的农村居民还处于青壮年时期，整体条件以及精神情况都比较旺盛，因此在养老问题上不必想得太多，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适当购买适合自己的养老保险，在日常的生活中只需缴纳农村合作医疗便可以了，对于国家的新型养老保险可以根据家庭情况以及自身的意愿适当缴纳。但是一定要坚守住土地这一坚定性的养老保障，任何时候不能丢了土地这一基本资源。对于45岁以上的居民要适当加大对自己养老资源的倾斜力度，根据情况酌情多增些养老资源的保障。此外，家庭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家中子女多少以及家庭收入等等都应考虑在内。农村中养儿防老的观念虽有待改进，但是毕竟子女的照顾会让老人的身心感到愉悦，所以在选择养老资源的时候要把子女考虑到其中。此外，最重要的要考虑家庭的收入情况也就是经济情况，经济状况好的家庭不愁养老，状况不好得家庭要坚持多方面的选择。

三、未雨绸缪，加强规划

从理财的角度来讲，农村居民的自身养老资源应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和回报，农村居民对养老要有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成功任何角度对自己的养老都不能松懈，任何资源都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做好提前的规划。所谓农村养老资源的规划就如前面所说的现有养老自愿的利用，有些人愿意将钱存在银行中，有些人愿意将其购买股票、养老保险等，这些依据个人的心理防线而异，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银行利率也好，个人养老保险也好，国家政策也好都会随着国家的发展变化而发生改变，我们相信自己手里有了钱就可以对养老十分放心，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几年甚至等到自己变时，自己积攒的那些钱会不会贬值成一盒药都买不起呢，那个时候的保险公司还会像现在这样盈利吗？国家政策还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农村居民养老吗？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应考虑在内。铜仁市的养老资源较为丰厚，居民的生活条件也在逐步改善，但是人们的这种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也还有待加强，对于养老资源的选择一定要做好合理的规划。

四、结语

养老保障论文篇6

    论文摘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该文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许多地区的农民已经开始富裕起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趋势为例进行分析，得出当前如何建立和完善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结论。中国农村已经建立起初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但还需要不断完善。最后论述了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关问题，并对如何完善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提出了合理建议。

    1、中国农民养老保障现状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特点

    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国农民养老保障主要有几种方式:第一，家庭养老，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动力为基础构建价值观动力的，许多农民依靠家庭养老;第二，土地保障，这也是传统养老方式;第三，农村社区养老，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试行，主要方式是提供养老金和建立敬老院等:第四，商业养老保障，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富裕户中存在;第五，“五保户”制度，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实行费改税以后将由政府负担，这在中国不宜普及;第六，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于1992年1月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本方案(试行)》，在全国大部分县乡建立了统筹基金和个人养老金账户。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根据自身特点鱼待解决的问题有:(1)集体保障功能严重弱化。(2)家庭结构变化，且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3)农民家庭收入具有不确定性。(4)传统的家庭观念逐渐发生变化。(5)年轻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6)农村耕地减少，甚至宅基地也被征收。(7)农村消费市场一蹂不振。

    2改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措施和思路

    针对中国农村特点，分类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对策:

    2.1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主要是指: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2.2农才卖养老救助制度

    主要是指:建立高龄老人生活补助制度;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救助制度;做好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不能一嗽而就，应根据农村自身的特点和今后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局部入手，逐步推进，走“渐进式“发展的路子。

    (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不搞“一哄起”;(2)坚持“国家政策弓!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3)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社会保障;(4)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墓金保值增值;(6)建立全省统一的、权威的社会保障机构。

3完兽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体制度

3.1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律制度存在间题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律制度同其他国家一样存在共性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养老保障的标准和内容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农村养老保障法律执法机关不明确;农村养老保障在养老金筹集和支付的操作上缺乏法律制约;农村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保值、增值方面缺少法律规制。

3.2完善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的必要性

目前理论界对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必要性认识方面的理论探讨主要是从人权角度、工业经济反哺农业角度、权利义务对等角度、解决具体问题的角度。本文主要从法律角度来探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豁要确立法律地位，提供法律保障。

第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运做机制开要具有法定性。

    第三，基金征缴、管理和使用需要依法建立监督和制约机制。

    第四，运用法律手段迅速理顺管理体系，解决目前体制变更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依法保障社会成员在政府保障下的平等保障权利。

    3.3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的主要内容

    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来看，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存在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风制定(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势在必行，本法应解决:

    3.3.1农村社会养老保降的徽费贵任与社会保降的行为主体问题乞无论是根据国际经验还是根据中国城镇养老保障的做法，社会保障的行为主体都是国家、企业(集体或组织)和个人。个人应该缴费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它只是惟一的缴费形式的话，社会保障就失去了相对于商业保障，甚至区别于储蓄的明显优势。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必须尽快从真正意义上纳入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中来。

    3.3.2依法规制农民养老保障，搞好农民养老保障，让现在外出务工的无地农民、未婚男子老有所养、老有所幸，有利于社会的德定，有利于建立箱谙社会。

    3.3.3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的政府信参与基金管理效率问题。政府.信誉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养老保障基金管理过程中的效率问题，如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的比例，投资收益和风险规避的关系。农村养老保障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是在农村同样需要组织社会化的养老保障管理机构，以实现整体管理效率的提高和基金投资运营的规范化运作。

养老保障论文篇7

论文摘要:制度文化因素是影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不能简单地照搬照套国外模式，而是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必须从抓住农村养老保障这个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主要矛盾出发，构建起适合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障创新模式。

笔者在对传统家庭养老变迁分析的基础上，立足于对隐藏在各种保险制度模式背后的制度文化因素进行研究，提出了建立以家庭家族养老保障为主线，建立家庭家族养老资源的纵向风险分散机制。力图构建一种内源式生长的分层次、多元化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

一、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的特点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障创新模式不能、也不应照搬西方模式，而只能建立在中国自己的经济文化和传统家庭养老习俗基础之上，只能建立在发挥以家庭为主体的养老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是一个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农村家庭保障为主线，以家族成员互助为补充，把政府、社会各方面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统一整体。

1.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土地保障筑起农村养老保障的第一道防线。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线，担负着农民失业保险的重责，也是农村居民温饱水平的实物保障。广大农村在土地承包中把人口作为主要要素，把“口粮田”作为永佃田，明确“口粮田”的保障性和福利性，体现政府的社会公平导向，给予农村人口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当农村土地被征用时，农民的土地保障形式要随之改变，由实物形态的保障变成价值形态的保障;如果被征土地因利用方式的改变而增值，农民要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

2.家庭养老保障是农村养老保障的主体形式，为此要重塑家庭文化，夯实家庭保障。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养育小孩、抚养老人是家庭的责任。国家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障是家庭保障的补充，只有家庭无力保障时才需要社会养老保障。当前形势下搞好家庭养老保障，必须做到如下几点:一是要重塑孝文化，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二是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理顺农村分配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经济收人，提高农村家庭保障能力;三是提倡邻居互助合作精神，传承家族文化;四是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用村集体的公共收人取代以前的家族中的族田收人，兴办村级公益事业。

3.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老有所医”的问题。云南省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4年底，全省20个试点县市共有648.39万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占试点范围农业人口总数的88%，占全省农业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看病就医有了保障，医药费用尤其是大病住院治疗负担明显减轻，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状况得到缓解，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家庭养老能力的提高。有关部门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卫生服务及减免补偿程序的满意度均达85%。实践证明，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保大不保小”原则，区别于“保小不保大”的福利型合作医疗，有利于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和“老有所医”问题。

4.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可以实行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的模式。集中养老是指把敬老院设在青山绿水之中，让老人享受优良的环境，给敬老院划拨少量土地建立起土地保障。分散养老是指让老人自然分布在各自然村之中，由政府出钱、出物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共有352.5万人“五保老人”，占农村老年人的7%左右，其中能够进人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只有58.6万人;分散供养的却有202.5万人;自耕自养的还有91.4万人。从需要而言，要考虑在农村建设养老院，适当加大集中供养的面，加大农村社区养老力度，这也是当务之急的一项工作。

5，必须重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功能，构建起分层次、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模式。研究显示，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了100多年后的今天，开始重新重视家庭保障的功能。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新趋势。同时必须承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农村的实际出发，构建一个分层次、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模式。分层次就是分别对农村参保群体采取不同措施:失地农民可以进人“城保”，也可以实行“留地保障”进人“农保”;农民工一般进人“农保”;广大农民要建立新型农村保障制度。多元化就是立足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因素，在缴费模式仁实行东中西部梯度推进。具体设想:东部以缴费为主，中西部以国家补贴为主。同时还包括为农村家庭提供老年人生活所需的劳务和精神慰藉。

总之，要充分发挥传统养老文化在促进养老保障机制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立足于中国的制度文化和农村的传统习俗，借鉴现代社会保险的运作机制，建立起针对纯粹务农农民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上图显示，要立足于农民的实际，积极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而不是把农村所有农民全面推向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作为争论焦点的农民工既可以进人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也可以进入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但是，笔者主张进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有利于建立起新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二、创新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新型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是一种力图寻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其最重要的特征是为广大中国农民设计一种着眼于未来、着眼于长期的制度安排。它并不是指老年农民明天就能领到家庭养老金，但是，它要给人们一种新型制度希望和未来养老的基本保障希望。因此，笔者强调要从“十一五”的第一年就立即启动新型制度的运行，而且认为新型制度中政府的决心具有推进新型制度的核心作用。如依此思路推进，在40年之后即 2045年开始，新型制度就能进人全面运行的“轨道”。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障，特提出以下10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1.发挥政府在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中的作用，以政策引导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为重点，积极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政府是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创新的主要责任人。首先，要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充分考虑农村家庭文化和国家经济实力提高的基础上，适应国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趋势，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规范的制度设计，进而作出制度安排。其次，要加大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政策引导，通过试行建立起起步门槛不高，对农民有吸引力的基本保障。再次，最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个人帐户建设的支持力度。最后，要重视挖掘传统文化，结合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年青人、特别是少年儿童中强化《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学习，象新加坡一样从国家层面上重视和号召人们重新注重家庭养老。

当然，在创新模式中政府只承担有限责任，即政府必须承担农民个人帐户建立中的一部分费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缴费补助部分，而不再承担对农民个人养老的无限责任;与此相对应，农民则由于是个人帐户的产权主体，而必须对自己的养老负有无限责任，包括对家人的养老也要负有无限责任。这种责任制的界定具有经济学上的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是经济体制改革在养老保障制度中的深化，也是与国际社会保障“再商品化改革”大趋势相一致的。

2.立足于主要针对纯粹务农农民的创新模式，按照失地农民、农民工和纯粹务农农民的基本分类，妥善解决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第一，失地农民进入社会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主要为征收土地时年满16周岁以上的在册农业人口。16周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建立养老保障个人账户，按照月领取养老金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发，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适当提高。参加养老保障人员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60周岁以前死亡的或领取不满10年死亡的，其个人账户资金的余额可依法继承。第二，农民工实行缴费确定型的完全储备积累的制度模式。该个人账户需要具有一定的弹性，具体体现在:缴费基数、费率或缴费额可在规定范围内自主选择;农民工可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自由选择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或弹性农保;农民工可选择按照年、季、月缴费;在不允许退保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工在特殊情况下借支保险费;应当把农民工的社保管理纳人“金保工程”。第三，纯粹务农农民推行以粮食、烟叶等实物换保障。以“粮食换保障”或缴纳现金等形式，建立农村社保的成本将降低，速度将加快，直接补贴农民的政策效率也会进一步提高。当然，政府也有责任调整支农方式，逐步加大财政支持农保的力度，尤其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转移支付的力度。 3.借鉴积累制帐户体系的做法，依托于发挥家庭文化和家族互助机制，建立农村养老个人帐户或家庭帐户。以家庭(家族)养老为主的保险模式，应部分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建立和完善个人养老帐户制度。在农民收人水平普遍较低、小农意识还较浓的情况下，农民乐于接受“个人养老保险帐户”制度，该制度也有利于调动群众参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节约管理成本，可考虑将“个人养老保险帐户”的建立和管理工作委托给相关金融机构(如营业网点遍布农村各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去做，首先，对全县参保农民以身份证号码为基础，按乡、村、户进行科学编号，做到从保险号码中可以知道参保人所属的县、乡镇、村委会、自然村、村顺序号(门牌号)等资料，全面实行微机管理。其次，“个人养老保险帐户”以类似于存折或储蓄卡的形式交投保人保管，每次缴保费后予以登记，农民随时可查询、了解金额变动情况。第三，存折或储蓄卡是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的重要依据。

鉴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土地仍然是大部分农民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源泉，为增强个人帐户的保障功能，现阶段在具体实施中可实行“承包地+个人帐户”的双重社会保障制度。平时以土地收入弥补个人帐户的不足，提高家庭养老能力;农民因种种原因离开土地时，按有关规定，土地转让补偿金的一部分必须存人个人养老保险帐户，以提高失地农民的自我保障能力。

4.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提高农民收入，努力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及盖面。要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覆盖面。一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明确界定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赋予农户更长期限的、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完善土地流转办法，确保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和扶持农民在生产服务、产品流通、储藏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组建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引导龙头企业以吸收农户人股或共同组建股份制企业的方式，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二是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直接补贴粮农的体制，健全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在主产区建立对棉农的直接补贴机制;完善以全国性大型批发市场为中心、以区域性和地区性批发市场为骨干、包括多种批发形式在内的全国农产品现货批发市场体系。三是完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配套措施，东部沿海地区要率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稳步提高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改变财政支农的方式和结构，建立健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制度;初步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粮、棉、油、菜、糖、烟、果、奶、肉、茶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都纳人政策性保险体系。

5.要提高统筹层次，通过成立农村养老基金专业投资公司和加强基金管理来提高基金的收益率。鉴于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县级统筹在制度土和管理上留下的缺陷，使《基本方案》的实施不仅遇到了筹资模式、收取保费、基金管理、保值增值等方面的问题，还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政府挤占挪用、基金进入地方财政、管理部门“领导研究”或“组织决定”挪用等等违规操作现象，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进一步总结和推广新疆呼图壁县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使农保资金迅速增值的成功运作经验，探索从资产建设角度出发的鼓励农民积累资产的政策机制。在农民的家庭预算中把发展生产、教育子女、治疗疾病等项目与养老基金整合起来进行综合设计和运作，以强化农民对个人帐户资金的控制权和选择权。二是借鉴国外养老基金管理的成功经验，尽快成立农村养老基金专业投资公司。通过专业投资公司的专业运作，加强基金管理，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推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模式的规范运作。

6.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采取缴纳现金和农产品“实物换保障”相结合的多种筹资方式，筹集农村养老保障基金。按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总体上看，东部发达地区应以缴费为主，中西部地区则以国家补助为主，从而形成东、中西部的梯度缴费方式。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还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采取缴纳现金和农产品“实物换保障”相结合的多种筹资方式，筹集农村养老保障基金。

7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工作，确保农村老年人在健康生活中实现养老。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地区进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成效十分显著。云南的抽样调查显示，2004年1至9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农民就诊率和住院率明显上升。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卫生服务及减免补偿程序的满意度均达85%。在改革工作中，紧紧围绕建立有效工作机制、筹资机制和加强基金管理、医疗救助、卫生体系建设、医疗服务监管等方面，在实践中探索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为全国扩大试点和全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试点工作经验应积极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工作为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提供基础条件。

8.在逐步完善新型养老模式政策措施的同时，要根据制度成长的规律，加强农村养老保障的立法工作。政策措施的保障是推进新型制度模式的基本条件，但是，政策与法律相比较，则属于一种“短期”的规则。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一项事业的“千秋万代”依法运作。美国为了推进其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于1935年制定出台了《社会保障法》，该法对美国社会保障工作的推进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同时该法也在实践中进行了不断修改完善。同理，法律制度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也具有于分重要的作用，必须引起制度设计者和实际部门的高度重视，建议成立专门工作机构，组织专业人员，早早着手研究制定《农村养老保障法》，注重把制度成长与法律建设统一起来，既要推进新型制度正常运行，又要逐步建设法律规范。

9.要结合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突破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难关。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力还很不发达，贫困人口还占相当比重，老、少、边、穷地区还有3，000多万人U处于严重贫困状态。2000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进行的一次城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老人月均收人仅有186元，恩格尔系数在60-65%甚至高达70-80% ，属于极贫阶层。有20%农民无力投保，40%投保者选择2--4元的低标准。浙江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但农村老人享有社会保障的不到5%，无钱的被排除于保障之外，成为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难点。本研究提出的梯度缴费方式就是力图解决贫困农户参保问题，为此，建议借鉴民政部门为贫困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设立的救助办法，为对贫困农户设立加人农村养老保障救助资金，在具体方式上可以采取扶贫开发与养老保障结合起来，为贫困农户缴纳养老保险费或直接提供贫困农户养老救助金。

养老保障论文篇8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前提下，探索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找出比较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出新的、可实施的、有建设性意见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社会养老保障；对策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9亿人口在农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探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对策，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1．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养老形势不容乐观

从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来说，农村养老必然发生由以家庭为主向以社会为主的转变。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我国自1991年就开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十几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无论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相比，还是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都还存在较大距离，还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口进人城市，农村的年龄结构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这意味着农村的养老赡养系数明显提高。因此，单纯依靠家庭养老，将使年轻人的负担沉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这迫切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来解决农村居民老年生活问题。

2．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功能逐步弱化

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基本养老方式，家庭在老年人口经济供养中承担了重要的责任，但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使得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出现了变化。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家庭小型化，即“421”家庭结构成为了农村家庭的发展趋势，家庭小型化也就意味着家庭成员所面临的风险不易分散，在养老系数上表现为赡养系数的大大提高，再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也大大削弱了家庭保障的功能。

3．农村经济基础薄弱

在农村，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而土地保障功能日益弱化，首先，我国人多地少。同时耕地的可比产值越来越低，农产品投人大、产值较低。其次，随着城市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有大量的土地被征用，原有的依靠土地进行养老的农民变得举步维艰，难以维继。

4．法制不健全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相关法规源于民政部出台的法规，缺乏立法的权威性。同时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农民的社会养老的权利存在被侵害的风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至今尚没有一部完整规范的、由人大通过的法律，导致实际工作中体制关系难以理顺，法律责任不明确，政策尺度难把握。

二、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

1．大力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由于农村养老保险是一项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长线工作，很难在短期内体现领导的政绩，因此一些地区的领导对开展这项工作重视程度明显不够。这项工作只靠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府必须要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的决策，把加强农村社会保险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才有可能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现行的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没能推广，已开展的一些地区目前也陷入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重新进行调整，以充分体现其社会性特征。具体办法应是适当降低个人缴费比例，相应提高集体资助比例，而且国家应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同时，考虑到农民自身的养老保险意识较差，为此必须扩大宣传，积极鼓励子女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金。只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真正适合农村实际，并体现公平合理原则，就能得到全面推广，从而成为农村老年人最稳定可靠的生活保障。

2．加强以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模式建设

要建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倡导农村社会养老生活保障的文化心理，通过每个月锁定的社会养老金的支持，减缓农村家庭生活负担和养老压力，使农村老年人也能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社会养老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应以社会保障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以家庭养老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精神依托，将两者优点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出我国特色农村养老文化，以利于加强农村社会政治文明建设，加速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3．多渠道筹措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

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最难的就是保费的收取。这不仅难在农民收入多数偏低，更难在农民收入多以实物或自然生产所得为主，市场化、货币化程度低，现金收入少且不稳定，难以满足保险费必须定期缴纳的基本要求。针对农民的这一特点，资金问题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核心问题。由社会保障的性质所决定，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单一依靠国家财政来开展社会养老保障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广拓渠道，多形式筹措社会保障资金。一是要通过依靠有关政策和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来强化农村集体对保障资金的投入。二是要采取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强制性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三是要建立个人账户，将集体补助额连同个人缴费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属个人所有，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4．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制建设

首先应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律地位。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国家为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本着社会公平的原则，对农村老年群体实施的社会保障，是作为调节社会分配手段而建立的。其次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步伐，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稳定性。

养老保障论文篇9

关键词：2006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要性问题探讨

学者苏颖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角度出发，认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快于城市”，加之“土地和家庭养老保障养老功能的弱化，应该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从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出发，强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迫切需要发展。因为：一是农民养老不完全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其对社会稳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农村传统养老方式功能弱化，迫切需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农民的生产生活越来越依赖市场，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学者赵慧洁，周田宇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党的十六要求出发，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势在必行”。学者鲁晓明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论述了我国农村构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学者秦建文，石文伟从社会发展的微观和宏观层面指出：“随着中国农村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科学院张忠松通过对山区65岁以上老年农民养老问题的样本分析，发现山区老年人口面临经济供养总量低等诸多问题，呼吁山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亟待建立。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问题

关于中国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学者赵建萍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职能”。关于政府在个人账户基金组成方面的作用，学者刘汉屏，李英娟认为政府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主体之一，“在坚持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共同出资的前提下，政府还应该根据农村农民的不同分类，承担不同的作用，利用公共财政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补贴”。学者汪柱旺认为：“从社会养老保险的特性和政府的职能来推演，政府应发挥其在农村养老保险中的主导作用，并以其主体地位来制定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的法律规范，推进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并强化其对农村养老保险的监控管理，从而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学者廖煜娟，潘怀明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力度，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提高土地保障功能、大力推行社区养老、逐步建立省级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黑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赵瑞政认为，公共财政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直接投入，建立起农民、集体、政府三方出资的新模式。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政府应承担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必要资金投入，对基金运营采取兜底措施，基金管理层次下移，养老金核定、保值、增值、安全运营以县为单位进行管理，并有责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三、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问题

关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学者刘汉屏，李英娟提出分层分类式农村养老模式的理论，认为可根据农村的现状将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分为四类：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以县或市为单位，直接在这些务工人员所在地设立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农民在外打工时可以定期向家乡的账户注入一定的资金，数额以个人承受能力或选择为准，前提是政府对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设立级次，以满足不同收入层次人群的需求；对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可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形式’；对于贫穷落后地区农民的养老保险，应该以政府为主；对于普通农民的养老保险，可以根据各地gdp层次的高低分为三小类，逐步增加国家财政补贴，适当减少个人的缴纳比例。学者廖煜娟，潘怀明认为，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应该选择“多支柱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张忠松建议在山区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并探索多种社会养老的办法，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老年人口养老需求；山西省忻州市委党校的王申堂提出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过渡模式”

的设想，指出要多途径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措问题

学者涂余华认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存在着保费筹集原则与参加自愿原则的矛盾，农民参保缺乏积极性；预筹积累为特征的储蓄型保险制度导致养老基金互济性差；保费筹资来源不稳定，社会养老缺乏充足可靠的资金保障；保费投资形式单一，缺乏增值的有效途径等问题。应该通过各级财政补贴、土地资本化、税收等渠道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问题”。学者秦建文，石文伟则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应该“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

（二）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探讨

为了确保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学者涂余华认为，应该“设置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专营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在养老保险增值率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地方，允许养老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领域。”学者邹德新，曹旭杰认为，应该“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保证基金保值增值”。学者王令耀认为“必须加强对基金的监督管理，建立开放式的监督机制，完善审计、监察、财政等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外部监督制度，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从开始收缴到存储及投资，均由专业对口银行运营，民政部门负责调控与监督，实行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定期向各方面公布有关情况，增加透明度，提高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以确保基金安全”。建议“在保证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安全的基础上要逐步放松投资管制，允许养老基金进行适当组合，同时可以放宽投资的领域，选择投资回报较高而且稳定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五、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

学者宋斌文，张琳结合浙江省宁波市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问题，提出农村养老保险的改革设想。学者胡婷婷也对宁波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建议“积极稳定和规范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加紧研究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学者高民庆探索推进成都农村社会保险工作的对策：“逐步建立统一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分层推进全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资金筹集机制，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集体资金筹集机制，推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享受政府社会补贴政策，农民工应享受政府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学者史维良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陕西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养老宜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与社区（集体）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的保障形式：家庭保障仍然是该地区农村养老的保险的主要方式，同时应赋予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进入原则，本着“先易后难、由点到面、逐步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工作：本着被征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先行和具备条件的地方先行的“两个先走”的原则，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工作的进行。

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方面，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由于农村保险费完全靠农民个人积累，公共财政没有投入，国家规定农村养老保险金只能存银行和买国债，但国家并没有同时提供优惠的利率和特种的定向国债，影响农民眼前的资金周转，致使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

学者彭嘉圣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重视不够；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要求；国家和集体的财力有限；传统的、落后的保障方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农户对参保缴费顾虑较多。学者朱红瑾，吴昊认为：“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呈现‘盛世危机’的迹象，及时而妥善地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之举。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以政府财力为后盾，借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制度的先进经验，让广大农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成为正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学者孙涛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低效的原因是：农村人口多，老年人比重过大，农民收入水平低，缴费压力大，缺乏国家的财政支持和集体单位的配套缴费，养老基金的运营及管理不合理，银行利率持续递减，养老保险金发放标准过低，缺乏法律、法规的保护；所以，国家“财政支农费用中应该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贴资金；把减免的部分农业税转变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允许农民以产品或劳务抵支养老保险金；建立农民养老保险的动态账户；允许农民实行土地权投保；建立赞助基金”。学者邹德新，曹旭杰在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发展中存在“制度覆盖面小，缺乏共济性；政府责任模糊，保险缺乏社会性；保障水平低，难以保障基本生活；基金管理水平低，难以防范金融风险；缺乏强制性，参保率低”问题的同时，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思路：“坚持低水平、广涵盖、可持续、强制性的原则；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支持三方共同负担的筹资模式；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保证基金保值增值”。

学者李永成认为现行农村养老保险的困境是：“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是正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重视不够；在农村采取完全是积累型的养老保险模式带来了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大部分是收入较高的居民，而其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李永成也提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困境的解决之道：“破除在相关管理部门那种以土地养老的观念；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开拓资金来源，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发展；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适当为农村养老保障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尽快开展进城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学者鲁晓明认为：“层次低、不统一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多重制约、破解难度大是建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立足实际、制度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思路。”

学者张献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保障水平过低；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忽视了农民养老的文化因素；忽视了农民养老的心理因素；忽视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同时认为，应该积极总结和分析苏南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渐推广。学者秦建文，石文伟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村民的思想意识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普遍很低；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应该通过“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明确基本保障标准；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等措施予以完善。学者蔡鸿铭认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国家重视不够，养老保险滞后；自给来源不足，吸引力小；基金增长速度慢，入不敷出；违规存放基金，造成巨额损失”等问题。其原因是“传统观念依旧，现代保险意识尚未形成；集体经济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破坏基金的完整性；改革措施步配套，束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蔡鸿铭建议采取“加快法制建设，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益；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基金统筹管理层次”等方法予以完善。

而学者杨翠迎、张晖等人在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西部的大部分省分则不具备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条件。学者任保平认为：在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坚持城乡接轨、地域与职业相结合、发达地区先行一步、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的策略。

学者肖云，文莉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提高政府和集体的出资比例，强化青年农民的投保意愿；提供发展多种收入途径的有利环境，促进传统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化；实行三种保险多重结合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不断改变青年农民的养老观念；提高政府信誉，增强农民投保信心”。吴承平、吕世辰学者认为，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立法要先行，即首先要制定和颁布《农村社会保障法》。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条例》《农村社会救济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同时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内容，最终建立起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在2006年老年学学术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突出：享有退休金的老人仅占5.5%，享有集体养老补贴的仅有0.4%，认为自己经济没有保障的农村老人高达45.3%；农村老年人中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重视，政府对农村老龄化程度已经大于城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的问题，至今没有研究专门的应对策略。唐钧认为，国家应重视老龄化问题的真正难点——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应建立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有自我发展潜力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新农村建设一周年论坛上，刘从龙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参保率低，覆盖面窄，保障不足和保障程度低；二是政府责任特别财政扶持没有到位；三是基金保值增值存在较大困难三方面的问题。刘从龙认为应该采取如下的对策：一是把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纳入国家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配套政策，理顺管理体制，规范业务管理；三是落实政府责任特别是加大各级财政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的投入，积极引导农民参保，逐步扩大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刘从龙认为，对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地方，则应该：一是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投入；二是建立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稳定的筹资机制；三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业务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贾立春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所以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是由于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公共财政更倾向于投向城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全靠农民个人积累，集体补贴微乎其微，保险金的增值幅度与银行利率大致相当，缴纳保险金影响到农民眼前的资金周转，所以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其建议国家必须形成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政策，否则会给农民的流动造成障碍。赵瑞政建议：尽快建立和推行强制性和激励性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较好的乡镇可优先发展；分阶段推行强制性储蓄积累，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学者胡婷婷针对传统农村养老保险的弊端，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构想，并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参保范围对象、保险费缴纳、养老金给付以及与现行农保衔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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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障论文篇10

关键词：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完善 社区保障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406-02

世界人口正在加速老龄化，联合国规定65岁以上老年人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7%，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老龄人口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逐年上升。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 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 ，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的程度，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 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6.98 亿人的24% ，全世界每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根据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从2001年到210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迅速到来，如何处理好日益突出的、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的亲情权益保障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这样的现实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保障老年人正常生活的同时，通过法律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一、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不足

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编写体例包括，总则、家庭赡养与抚养、社会保障、参与社会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六章，似已包含了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各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时代背景的约束，出台时间的仓促，使得这部法律存在一些独有的特点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多空泛，可操作性较差

对于早些时期出台的对残障人、未成年人和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而言，1996年出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可谓基本完成了我国对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它的出台彰显出国家对老年事业的重视，显示出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信心和勇气。从立法意义的角度如此评价一部法律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如果一部法律的内容也多宣言式的语言，除了一国的宪法之外，这样的法律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在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上，我们就很不幸地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该法当中有不少口号式的空泛语句，诸如第三十二条“国家和社会采取措施，开展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第三十三条“国家鼓励、扶持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兴办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老年医疗康复中心和老年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等设施”，其实，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采取具体的措施来落实这些精神，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更明晰的措辞来确定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具体行为规范。作为一部特别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应当突出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对于那些在相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而言的普通法中已经做出明确规定的内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可以不予规定。比如，该法第十六条规定，老年人与配偶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这个内容在婚姻法中已经做了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因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规定就显得有些多余。相反，该法第十一条中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这一规定在当时就被认为是该法的亮点，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突出了老年人权益保护有的问题。

（二）部分法律条文未能突出老年人独有的权益

作为一部特别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应当突出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对于那些在相对于《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而言的普通法中已经做出明确规定的内容，《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可以不予规定。比如，该法第十六条规定，老年人与配偶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这个内容在婚姻法中已经做了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因此，《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的规定就显得有些多余。相反，该法第十一条中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这一规定在当时就被认为是该法的亮点，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突出了老年人权益保护有的问题。

（三）时展，出现了立法时未能预见的新问题

这里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当初的立法突出了家庭养老的重要性，一方面的原因是，“父母在，不远游”之类的传统观念依然在社会中有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家庭养老可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的人口流动性日趋加快，加上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两位子女供养四位老人的局面日渐普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已不能很好地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之前的立法设计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

二、问题之解决

（一）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使之成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宪法的继续和延伸，同时它又是特别法中维护老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可以说是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小宪法。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虽然规定内容很广泛，但从操作层面来看，则许多条款规定得比较笼统，缺乏实践中的操作性，使得法律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无法适用。另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赋予老年人许多权利，但这些权利老年人要想有效行使，还需要有相关机构的支持与配合，就现实情况来看，老年社会保障工作就存在政出多门多加管理的现象，这种管理体制，极易造成相互争管又相互推诿的矛盾，所有这些，都不利于老年人权利的保障。所以，要及时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使之既能解决老年人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又能为未来老年人权益保障过程中将会出现的问题提供法律依据，使之真正成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具体来说，可着重加强以下方面：首先，应将现行法律规定的以家庭养老为主弱化为家庭社会共同养老；在全社会推行提倡孝道，必要时可与经济奖惩联系，如与老人同住且赡养老人的可减免一定税收等，防止老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我国现行法律虽有规定，但因宣传不到位以及法律规定的处罚力度不够大，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少老年人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法律应加大处罚力度；其次，加强对老年人婚姻自由的保护，老年人再婚难也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老人子女往往因为经济因素或所谓的怕别人认为自己不孝的脸面而对老人再婚百般阻拦，甚至是刁难，法律应对此予以加强；再者加强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包括完善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制度；以及为老年人活动增加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老年人发挥余热提供平台等使《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真正成为未来老年人权益保障过程中维护老年人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尽快制定社区相关立法，立法上明确社区定位，强化社区的保障作用

随着社会养老责任由家庭向社区的部分转移，要有相应法律对社区的成立职权资金来源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管理与监督，使社区能真正成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利的组织可制定专门的社区立法，规定社区内应设有专门机构维护所辖社区内老年人合法权益。目前老年人权利侵害主要来自于老年人家庭内部，而社区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地方，是侵害老年人权利的主要发生地，也是最早最容易发现老年人权利受侵害的地方。我国历来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一旦发生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事情，老人都觉得自己教子无方，怕别人知道，大多选择忍气吞声。

（三） 制定养老保险法及医疗保险法

对老年人来说，最基本的权利莫过于受养权和就医权。只有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需求、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才能谈论其他权利； 如果连基本生活都不能解决的话去赋予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权、发展权等，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随着我国老年人口逐年增多，我国又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这就使得部分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甚至处于贫困状态，特别是处于偏远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他们一旦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子女养老，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一旦出现意外，他们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所以首先应健全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1、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

我国的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起步较晚，至今仍没形成完善的体系。目前的养老保险有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部分组成。而且主要是针对城镇职工和居民，广大农村地区覆盖则较少，但由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异仍比较大，而且农村基础养老金太低，不足以维持老年人基本生存需求，所以，应逐步提高农村养老金，使广大农村老年人同样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确保所有人都能做到老有所养。

2、我国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的构建

老年人医疗保险同样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在逐渐衰退，患病几率随年龄的增长增加，这就使得老年医疗保险更为重要。现代意义上的医疗保险立法是以1883年德国颁布实施的《疾病保险法》为标志的，至今，发达国家基本都已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

三、小结

关于老年人权益的保障问题，有很多领域对其进行探讨，尤其是社会学。法学方面，论及老年人权益的论文也不是特别多，本文主要是在原来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做进一步的探讨，力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针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以推进我国老年人权益事业的发展。使我国早日达到民政部发出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所提出的，到2015年，基本建设形成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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