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基金范文10篇

养老基金范文篇1

1.所有权的特殊性

对于委托关系的分析避不开所有权的属性问题。传统委托理论是基于私人所有权基础的，近年来，其应用逐步拓展到所有权为公共属性的研究中，如国有资产的管理等。公共养老基金的财产所有权的属性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公共或私人，其委托关系因此存在特殊性。

对于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来说，其财产“不是实际的财产，而只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纳税人的一种索取权”，是一种名义上的公共财产(Feldstein，1998)。在某些国家，现收现付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采取养老保险税的征缴方式，其资金属于国有资产和政府预算，带有明确的“公共财权权”属性。对于待遇确定型的基金制养老金计划，每个参加者对基金具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这是一种应当受法律保护的“私”产权。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计划通常是以公共账户设立的，基金财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称为法人产权，“物化”的基金财产不归属于任何参加者个人，参加者也没有任何处置权，因此又带有明显的“公产权”属性。对于缴费确定型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个人对基金的财产权是基于个人缴费形成的，具有明确的私产权性质。但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有投资决策的权利，但作为整体的公共养老基金仍然具有不可分割性，参加者对个人账户资产也不能自由转移和交换，这又不同于一般的“私”产权。因此，公共养老基金所有权“公共”与“私人”的双重属性，是其特殊的委托关系的深层次原因。

2.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链

同很多其他公有资产或公共事务相似，公共养老基金也存在着多层委托关系，有着较长的委托链。首先，计划的参加者和受益人是初始委托人，是委托链的起点，具体执行基金运营的机构及其成员是委托链的末端点，在这两点之间，还存在政府、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或是理事会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其次，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链包含两个层次：所有权的委托和经营权的委托(图1所示)。由于所有权的公私双重属性，养老基金的所有者——参加者和受益人不能直接行驶所有权职能，只能委托给政府，而政府则通过设立养老基金理事会或者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等方式履行所有权职能。这是所有权的委托，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信托关系。理事会作为受托人，可以将养老基金的经营权委托给外部独立运营机构，或是由下属运营组织执行。这种经营权的委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委托关系。

正因为这种多层次的委托关系，公共养老基金委托关系中的利益冲突更为复杂。一般私人部门利益冲突主要为经营者(经理)与所有者(股东)之间，董事会被认为是所有者利益的代表。而在公共养老基金中，理事会与所有者之间还有一个绕不开的环节，即政府，政府的目标利益也会和计划的参加者及受益人利益产生分歧，这对公共养老基金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框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团体，那就是纳税人。对于DB型养老保险制度和具有最低保障的DC型制度来说，政府负担着养老金负债“最后兜底”的责任。当养老基金运行不佳，发生偿付能力危机时，政府将不得不动用税收收入弥补养老金负债，也就是说，这种兜底责任最终的承担者是纳税人。对于公务员养老金计划来说，筹资问题也对纳税人的利益有影响，比如，Mitchell(2001)对美国公务员养老金计划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计划的财务状况不佳导致未来税收增加的预期，从而降低社会财富价值，或降低当地地方政府债券价值及其信用等级，从而使纳税人受损。因此，纳税人毋庸置疑地成为公共养老基金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相关团体。围绕着政府和纳税人这两个公共养老基金委托链中的特殊角色，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潜在的委托问题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2、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问题

1.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委托问题的产生

如果所有权和控制权完全统一，任何委托问题都不会产生；如果委托人和人的目标利益完全一致，也不会发生委托问题；如果委托人能够100%度量和监督人行为，照样不会有委托问题。这三者是委托问题的来源，也是衡量委托问题程度的标准，不一致的程度越高，监督和度量越困难，成本就越高，潜在的委托风险也就越严重。

(1)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需要问这样的问题：谁承担风险?谁决定和执行策略?二者是否对应?公共养老基金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三个团体：计划参加者和受益人、政府、纳税人。由于政府的责任最终必然转嫁给纳税人，因此可以认为参加者和受益人、纳税人最终承担公共养老基金缩水的风险。纳税人是个非常宽泛的团体，对决策的参与只能是概念上的事。至于参加者和收益人，且不要说覆盖全国的国民基本养老基金，就算针对性的公共部门职业年金，所覆盖的人群团体通常也是非常分散的，比如公务员，教师，警察等。除了个人具有一定投资选择权的个人账户制度外，这些最终承担风险的团体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公共养老基金的决策和运营。而对于私人养老基金，雇员可以通过集体协商机制参与养老金计划的选择和决策，代表雇员利益的工会也常常对养老基金理事会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对决策的参与程度要高得多。基于同样的道理，公共部门职业年金计划的决策者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与风险承担者相一致，因此在这方面也优于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作为委托人的计划参加者和受益人的利益目标，是基金资产的最大化，以保证安全稳定的未来退休收入，这和私人养老基金是相同的。与一般公司治理相比，养老基金中利益分歧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计划发起人和参加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对于私人养老基金，受托人的一个潜在目标可能是公司的利益，比如，很多公司的养老金计划都将基金资产的很大比例投资于本公司股票。公共养老基金的发起人是政府，它的利益目标比提供养老保障要广泛，与“最大化基金资产”的目标有时难免产生冲突。一个最简单的情况是禁止公共养老基金的海外投资，其隐含的意义是基金只能为本国的发展做贡献，和私人养老基金大量投资与本公司是相同的决策思路，不利于风险的分散，也不是基于“基金资产最大化”的选择。

(3)监督失效是公有经济普遍面对的难题。张维迎(2004)证明，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人的工作努力水平随着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其主要原因是，委托层次的增加必然拉大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的距离，使得监督变得更加缺乏效率。同样，规模巨大的公共养老基金也存在严重的委托人监督的“搭便车”行为，导致监督的失效。

2.委托问题在公共养老基金中的表现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委托问题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是在委托人无法评估者行为是否能最佳地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时产生的。在公共部门治理中，委托人(公众)对人(政府)的行为的评估完全处于信息劣势，这也是其他一些公共事务人选拔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公众具有选举权和参与一些政治事务的权利，但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对于政府的选择都很难有效地体现自己的意志。这是公共部门委托问题的难点之一(Carmichael，2002)。在公共养老基金冗长的委托链里，作为初始委托人的计划参加者和受益人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不能有效地度量各级人的行为。虽然基金管理机构的成员构成中可以包括计划参加者代表，但在两个层次的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在人的选择上都是力量薄弱的。

道德风险指人可能故意采取有利于自己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传统的道德风险主要是一些较为直接的个人牟利行为，如自我交易、腐败、责任逃避等。公共养老基金产权的具有“公共”性质，监督的失效使得人面临更多这类“自利”行为的诱惑。这种自利行为可能包括直接贪污基金资产，将资产挪作他用，在咨询者、外部独立人的选择上徇私舞弊等等，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都存在这样的案例和丑闻。

除了这种传统的经济利益方面的“自利”行为，在公共养老金管理中还有一种特殊的问题，那就是人的政治利益。不论公共养老基金采取什么制度和模式，其委托链中都有一个避不开的环节——政府，基金的管理者由此与政治有脱不开的联系。如果管理机构与政府是行政隶属关系，那么其管理决策的政治目标导向作用则更大，管理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追求个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或是突出的“政绩”，而将基金资产最大化和保护参加者退休收入安全这个目标置于次要位置。对于信托型的管理模式来说，同样存在这种风险，因为公共养老基金受托人理事会的成员大多具有政治身份——由政府任命，或是由前政府官员担任。在世界银行2003年对世界范围内26只公共养老基金的调查中，这两类有政治身份的受托人在理事会成员中的比例平均为88.9%(HessandImvavido，2003)。纵然理事会在法律上是独立法人实体，但成员的这种特殊身份也使得其有追求政治目标利益的动机。追求政治目标给人带来政治地位或政治形象上的提升，是对其个人利益的满足，从本质上也是“自利”行为，这是公共养老基金有别于公司和私人养老基金的一个特殊问题。

3.经济目标投资ETIs

除了个人的政治目标道德风险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的强制性政治干预。这种干预的突出表现就是公共养老基金的“经济目标投资”(EconomicallyTargetedInvestments，ETIs)。美国劳工部将“经济目标投”策略定义为“除为雇员的津贴给付计划寻求投资回报以外还需选择投资的经济利益”的投资行为。金投资于支持国家或地方经济建设的项目。同私人养老基金最大化基金资产价值或受益人利益的唯一目标不同，公共养老基金往往存在双重目标，即在受益人利益之外，还考虑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或政府的其他政治目标。

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26个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调查，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强制性投资是很普遍的，60%的计划都面临这样的要求，有48%的计划受到投资于政府(包括国家、州或省、市级政府)债券的要求；24%的计划必须投资于社会公益项目如住房项目；32%的计划受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制要求。

公共养老基金资产规模巨大，对于政府来说可谓一个“蜜罐”，使用这笔财富来解决一些社会项目的资金问题、创造和保护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似乎是件功德圆满的事。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意味着强迫养老金计划的参加者做出牺牲，而世界各国公共养老基金投资的实践也显示，不以最优回报为目标的社会投资往往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使基金陷入困境。在美国，ETIs投资政策导致的地方政府养老基金案件和丑闻层出不穷，发人深省。比如，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等都曾经发生过将巨额公共养老基金挪用于平衡州财政的案例，康涅狄格州某重要企业陷入经济困境，为保护就业水平，该州运用公共养老基金对其进行高达2500万美元的长期战略投资，购买了47%股权，后来该企业倒闭，给该州养老基金造成重大损失。

大量的实际案例表明，经济目标投资增加了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风险，降低了其潜在回报率。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地方养老基金的ETIs投资业绩的测算结果显示，ETIs的强制投资使公共养老基金的年收益率降低了1.0%—2.5%，1985～1989年，美国由于强制性的经济目标投资政策和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养老基金价值损失总计大约282亿美元(Ro-mano，1993，1995)。

如前所述，纳税人是很多公共养老基金的最后“兜底者”，这就增加了政府寻求“最大化基金资产”之外目标的动机，因为其本身并不需要承担最终风险。而且，养老基金的债务具有长期性，一项不妥的策略所导致的基金运行不善，可能要到下一届政府执政期间才显露，由此而导致的增税压力也将是未来政府所不得不面对的，而于现任政府来说，动用基金所带来的利益则是现时的。

可见，在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目标利益的冲突表现出更多复杂性。除了人个人的道德风险外，还存在政治目标带来的分歧和冲突，如何处理和解决这种冲突，是公共养老基金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对公共养老基金治理的启示

养老基金范文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基本养老基金入市投资在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的同时需加强风险管理。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国发〔2015〕48号），2016年12月，国家选定21家基本养老基金（以下简称养老基金）证券投资管理机构作为委托投资的运营方，2017年2月至2018年5月，基本养老基金开始委托进行投资运营的省份由7个增至12个，规模从3600亿增至4750亿元，同时截止2018年第一季度，其中3066.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基本养老基金投资运营进入“入市后时代”的探索性及可持续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多，养老基金规模大，伴随庞大的养老基金投入资本市场，在获取利益过程中也会伴生出各种风险。本文所讲的“养老基金入市”主要指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企业年金之后，地方政府经办的社会保险基金部分的市场化投资运营。目前，我国养老基金体系中的三大构成部分均已“入市”，“入市”并不单纯指将养老基金投入股票市场，可以是证券、银行、信托、保险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在内的资本市场。2017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是1.6亿，占全国人口11.4%，到2033年左右达3亿，2050年左右达4亿，2058年左右达到峰值4.4亿，占比分别约为21.0%、29.3%、33.7%，数据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基金不仅应当强调收益性，还具有百姓“养命钱”的重要性质。安全性是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第一目标，必须将风险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否则，很可能会使老百姓的活命钱遭受巨大损失，进而影响社会安定。

二、基于安全视角下养老基金投资运营风险分析

我国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风险可以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入市后，虽然养老基金已进行市场化运营，但由于其对安全性的特殊要求，对系统风险控制的要求更高。但同时，也应认识到非系统风险对系统风险的影响。因此，基于安全视角下的养老基金运营需要依据我国管理制度体系、社会经济发展、资本市场自身特点、对运营机构的监管以及养老基金自身目标等方面进行分析管控。

三、入市后时代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形势分析

（一）积极影响分析。1.国务院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了养老基金入市运营的安全，为基本养老保险市场化的投资运营奠定了基础，使养老基金能够在有效监督下，在保障安全性的同时进行市场化运营。2.养老基金入市运营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2017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91548万人，基本养老基金累计结存50202亿元，这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一方面，养老基金投资于国家与地方政府债券、企业（公司）债券、政策性或开发性银行债券、短期融资券、可转换债（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等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另一方面也投资于诸如能源、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国家重大工程和项目建设。通过以上长期投资使养老基金成为国家重大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资金来源，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而直接的资金支持。3.养老基金入市运营有助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保值增值。通过投资运营扩大基金收入来源，养老基金也在参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稳定发展，不断提高退休人员的购买能力，提高养老保障的福利水平，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增强支撑能力，促进养老基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老百姓谋福祉的战略目标。（二）面临挑战分析。1.我国养老基金法律体系尚待完善，入市后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制度保障欠缺。养老基金入市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为信息披露机制、税收优惠安排、政府部门监管等形成制度保障。目前，我国关于养老基金入市的法律有待完善，制度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以及参与主体的责权等尚无明确的规定，致使养老基金产权关系不清晰等问题。具体体现为：法律尚未就养老基金运营的信息进行公开透明的披露予以规定，导致受益人的利益保障存在风险，政府机构进行监管存在一定障碍。此外，法律没有赋予各级政府部门明确的职权，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各个环节缺少专业的监督管理，包括对受托投资机构的资质审核和养老基金投资流程的规范等。形成养老基金入市后的全面制度保障，还应强化对资本市场的立法监管。2.由于资本市场不规范，基本养老基金投资收益存在诸多风险。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处于相对不成熟的发展阶段，较少的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易导致市场波动所引发的各种风险。例如2015年6月的“股灾”在某种程度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外上市企业长期不分红、财务信息失真等现象，也易影响资本市场。虽然按相关投资管理办法，养老基金投资于股票的比例低于30%，但无法完全避免资本市场波动及亏损风险。3.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情况信息披露透明度不足。由于养老基金的管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财富的公共管理，因此在信息披露时往往不像私人基金那样清晰准确。信息披露会影响信息的对称度，容易产生利用信息优势进行不当谋利的行为。由于缺乏重视和历史经验不足等因素，关于披露的法律规范相对不够完善，且缺乏权威部门的公允鉴定，尚不能提供全面有效的信息给公众。

四、基于安全视角下养老基金投资运营风险管控措施

（一）完善养老基金制度顶层设计，推动以中央调剂金为过渡性措施的全国统筹管理模式。养老保险不应凸显地域概念，而应体现全国概念，实行全国统筹，目前中央调剂金制度被视为养老基金全国统筹的过渡性措施，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通过中央调剂基金筹集、基金拨付、基金管理、中央财政补助，合理均衡地区间基金负担，确保各地养老基金按时足额发放。实施养老基金调剂制度，中央收取一定比例的统筹调剂金，以弥补有些省养老基金可能会发生的不足。同时，可以缓解老龄化造成养老基金支付压力，减弱区域分化，有助于解决部分地区企业养老基金结余而部分地区收不抵支的问题，让有缺口的省份及时补上亏空，降低其收支压力。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过低、各地间养老基金的收支差距明显、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劳动人口外流等问题，最终体现出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助性和公平性。（二）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和直接投资环境，提供适合养老基金投资的产品，拓宽养老基金的投资渠道。过去20多年中国的资本市场逐步完善，但离成熟市场尚有不少差距，股权直接投资市场也是近几年才开始盛行，诚实守信的良好环境构建也还需时日。巨额的养老基金入市，除按政策规定参与新股票线下优先申购外，在二级市场上可能会面对符合条件的投资标的缺乏的窘境。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企业准入门槛需要进一步严格规范，欺诈上市的代价应更高，退市制度应实质启动，以保证市场的活力和高质量，通过制度引导从投机市向价值投资理念转变，这样养老基金作为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才有可能与被投资企业事项双赢，达到入市投资保值增值目的。（三）进一步完善基金管理和运营管理机制，推动市场化基金管理机构选择和激励约束机制。受托管理养老基金的全国社保理事会和负责社保基金投资运作的基金管理公司之间形成委托关系，基金管理公司存在利用信息优势违背委托人利益，偏离要求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可能性，政府有关部门一是需要审慎选择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制定合理的条件，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择管理规范、投资运营能力强的机构；二是要加强对托管方的监管，控制委托———风险，通过要求基金进行组合投资，实行投资组合灵活多元方式对冲系统风险，依靠专业中介力量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监督，对其运作绩效定期考评，利用多种途径控制投资运营的风险。（四）进一步完善养老基金投资运营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发挥各种媒体作用。养老基金投资风险管控应当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披露信息时充分发挥媒体作用，让养老基金投资全周期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信息披露主体为基金管理者及监管人，限制基金管理者的信息披露，规范其信息公开的时间、方式、范围等。监管人通过制订公开规则，面对公众进行信息披露。信息公开内容主要包括：财务信息、投资收益信息和风险信息。规定具体清单，使投资过程及结果，以及重大变动事项、财务报告均向受益人披露，允许受益人实时查询相关情况。（五）通过将养老基金投资运营与精算制度挂钩，科学建立最低收益率制度。养老基金入市后的投资运营管理可以通过建立最低收益率制度将期望收益控制在合理水平，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合理确定最低收益率需要平衡安全性与收益性，一方面要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水平，且低于股票市场收益率，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保证离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得以稳步提高。通过精算手段确定科学的最低收益率有助于实现安全视角下养老基金投资运营风险控制，并且给养老基金收益方更可靠的一个说明。

五、结语

2018年，我国养老基金继续进行保值增值的目标推进，随着全国更多省市的基本养老基金开始委托进行投资运营,如何深入保障人民的“养命钱”安全运营，已经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成为关注热点。新时代新形势下，对养老基金入市后的投资运营风险及管控研究不能受限于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等故有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及保值增值问题还需不断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Z］.2018.［2］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口展望（2018）

养老基金范文篇3

关键词：公共养老基金／委托理论／治理

一、引言

公共养老基金也称为公共管理养老基金，主要指由政府发起并管理的养老基金，具体包括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公共部门雇员职业年金，在有些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为应付未来养老支付压力而建立的特别储备基金。它们的共性是实行公共管理，政府对参加者养老金待遇的提供负有直接责任。与私人养老金相比，公共养老金计划历史久远，覆盖面广，资产规模巨大。这些公共养老基金不仅涉及到众多劳动者的退休收入安全，而且对本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何妥善有效地管理这些基金，在每个国家都是重要的社会问题，是政府面临的重大责任。

养老基金的公共管理常常因为其绩效不佳和效率低下而受到批评，相应地，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在进行着程度不一形式各异的养老金私人化改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绝大多数国家，为全民提供养老保障始终是政府的一项公共职能，把该责任完全转移给私人部门不仅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政府可以借鉴私人管理的经验，建立对管理者有效的约束、激励和监督机制，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和绩效。委托理论是研究现代公司管理问题的基础，是建立约束与激励机制的重要工具。公共养老基金也是一种委托关系，但委托问题在公共养老基金中产生的根源和表现既不同于公司，也不同于其他公共事务或公有经济，与私人养老基金也有很多差异。如何针对这些特殊性建立科学的治理机制，是公共养老基金管理应当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关系

1.所有权的特殊性

对于委托关系的分析避不开所有权的属性问题。传统委托理论是基于私人所有权基础的，近年来，其应用逐步拓展到所有权为公共属性的研究中，如国有资产的管理等。公共养老基金的财产所有权的属性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公共或私人，其委托关系因此存在特殊性。

对于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来说，其财产“不是实际的财产，而只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纳税人的一种索取权”，是一种名义上的公共财产(Feldstein，1998)。在某些国家，现收现付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采取养老保险税的征缴方式，其资金属于国有资产和政府预算，带有明确的“公共财权权”属性。对于待遇确定型的基金制养老金计划，每个参加者对基金具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这是一种应当受法律保护的“私”产权。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计划通常是以公共账户设立的，基金财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称为法人产权，“物化”的基金财产不归属于任何参加者个人，参加者也没有任何处置权，因此又带有明显的“公产权”属性。对于缴费确定型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个人对基金的财产权是基于个人缴费形成的，具有明确的私产权性质。但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有投资决策的权利，但作为整体的公共养老基金仍然具有不可分割性，参加者对个人账户资产也不能自由转移和交换，这又不同于一般的“私”产权。因此，公共养老基金所有权“公共”与“私人”的双重属性，是其特殊的委托关系的深层次原因。

2.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链

同很多其他公有资产或公共事务相似，公共养老基金也存在着多层委托关系，有着较长的委托链。首先，计划的参加者和受益人是初始委托人，是委托链的起点，具体执行基金运营的机构及其成员是委托链的末端点，在这两点之间，还存在政府、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或是理事会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其次，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链包含两个层次：所有权的委托和经营权的委托(图1所示)。由于所有权的公私双重属性，养老基金的所有者——参加者和受益人不能直接行驶所有权职能，只能委托给政府，而政府则通过设立养老基金理事会或者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等方式履行所有权职能。这是所有权的委托，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信托关系。理事会作为受托人，可以将养老基金的经营权委托给外部独立运营机构，或是由下属运营组织执行。这种经营权的委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委托关系。

正因为这种多层次的委托关系，公共养老基金委托关系中的利益冲突更为复杂。一般私人部门利益冲突主要为经营者(经理)与所有者(股东)之间，董事会被认为是所有者利益的代表。而在公共养老基金中，理事会与所有者之间还有一个绕不开的环节，即政府，政府的目标利益也会和计划的参加者及受益人利益产生分歧，这对公共养老基金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框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团体，那就是纳税人。对于DB型养老保险制度和具有最低保障的DC型制度来说，政府负担着养老金负债“最后兜底”的责任。当养老基金运行不佳，发生偿付能力危机时，政府将不得不动用税收收入弥补养老金负债，也就是说，这种兜底责任最终的承担者是纳税人。对于公务员养老金计划来说，筹资问题也对纳税人的利益有影响，比如，Mitchell(2001)对美国公务员养老金计划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计划的财务状况不佳导致未来税收增加的预期，从而降低社会财富价值，或降低当地地方政府债券价值及其信用等级，从而使纳税人受损。因此，纳税人毋庸置疑地成为公共养老基金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相关团体。围绕着政府和纳税人这两个公共养老基金委托链中的特殊角色，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潜在的委托问题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三、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问题

1.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委托问题的产生

如果所有权和控制权完全统一，任何委托问题都不会产生；如果委托人和人的目标利益完全一致，也不会发生委托问题；如果委托人能够100%度量和监督人行为，照样不会有委托问题。这三者是委托问题的来源，也是衡量委托问题程度的标准，不一致的程度越高，监督和度量越困难，成本就越高，潜在的委托风险也就越严重。

(1)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需要问这样的问题：谁承担风险?谁决定和执行策略?二者是否对应?公共养老基金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三个团体：计划参加者和受益人、政府、纳税人。由于政府的责任最终必然转嫁给纳税人，因此可以认为参加者和受益人、纳税人最终承担公共养老基金缩水的风险。纳税人是个非常宽泛的团体，对决策的参与只能是概念上的事。至于参加者和收益人，且不要说覆盖全国的国民基本养老基金，就算针对性的公共部门职业年金，所覆盖的人群团体通常也是非常分散的，比如公务员，教师，警察等。除了个人具有一定投资选择权的个人账户制度外，这些最终承担风险的团体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公共养老基金的决策和运营。而对于私人养老基金，雇员可以通过集体协商机制参与养老金计划的选择和决策，代表雇员利益的工会也常常对养老基金理事会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对决策的参与程度要高得多。基于同样的道理，公共部门职业年金计划的决策者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与风险承担者相一致，因此在这方面也优于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作为委托人的计划参加者和受益人的利益目标，是基金资产的最大化，以保证安全稳定的未来退休收入，这和私人养老基金是相同的。与一般公司治理相比，养老基金中利益分歧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计划发起人和参加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对于私人养老基金，受托人的一个潜在目标可能是公司的利益，比如，很多公司的养老金计划都将基金资产的很大比例投资于本公司股票。公共养老基金的发起人是政府，它的利益目标比提供养老保障要广泛，与“最大化基金资产”的目标有时难免产生冲突。一个最简单的情况是禁止公共养老基金的海外投资，其隐含的意义是基金只能为本国的发展做贡献，和私人养老基金大量投资与本公司是相同的决策思路，不利于风险的分散，也不是基于“基金资产最大化”的选择。

(3)监督失效是公有经济普遍面对的难题。张维迎(2004)证明，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人的工作努力水平随着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其主要原因是，委托层次的增加必然拉大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的距离，使得监督变得更加缺乏效率。同样，规模巨大的公共养老基金也存在严重的委托人监督的“搭便车”行为，导致监督的失效。

2.委托问题在公共养老基金中的表现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委托问题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是在委托人无法评估者行为是否能最佳地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时产生的。在公共部门治理中，委托人(公众)对人(政府)的行为的评估完全处于信息劣势，这也是其他一些公共事务人选拔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公众具有选举权和参与一些政治事务的权利，但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对于政府的选择都很难有效地体现自己的意志。这是公共部门委托问题的难点之一(Carmichael，2002)。在公共养老基金冗长的委托链里，作为初始委托人的计划参加者和受益人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不能有效地度量各级人的行为。虽然基金管理机构的成员构成中可以包括计划参加者代表，但在两个层次的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在人的选择上都是力量薄弱的。

道德风险指人可能故意采取有利于自己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传统的道德风险主要是一些较为直接的个人牟利行为，如自我交易、腐败、责任逃避等。公共养老基金产权的具有“公共”性质，监督的失效使得人面临更多这类“自利”行为的诱惑。这种自利行为可能包括直接贪污基金资产，将资产挪作他用，在咨询者、外部独立人的选择上徇私舞弊等等，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都存在这样的案例和丑闻。

除了这种传统的经济利益方面的“自利”行为，在公共养老金管理中还有一种特殊的问题，那就是人的政治利益。不论公共养老基金采取什么制度和模式，其委托链中都有一个避不开的环节——政府，基金的管理者由此与政治有脱不开的联系。如果管理机构与政府是行政隶属关系，那么其管理决策的政治目标导向作用则更大，管理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追求个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或是突出的“政绩”，而将基金资产最大化和保护参加者退休收入安全这个目标置于次要位置。对于信托型的管理模式来说，同样存在这种风险，因为公共养老基金受托人理事会的成员大多具有政治身份——由政府任命，或是由前政府官员担任。在世界银行2003年对世界范围内26只公共养老基金的调查中，这两类有政治身份的受托人在理事会成员中的比例平均为88.9%(HessandImvavido，2003)。纵然理事会在法律上是独立法人实体，但成员的这种特殊身份也使得其有追求政治目标利益的动机。追求政治目标给人带来政治地位或政治形象上的提升，是对其个人利益的满足，从本质上也是“自利”行为，这是公共养老基金有别于公司和私人养老基金的一个特殊问题。

3.经济目标投资ETIs

除了个人的政治目标道德风险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的强制性政治干预。这种干预的突出表现就是公共养老基金的“经济目标投资”(EconomicallyTargetedInvestments，ETIs)。美国劳工部将“经济目标投”策略定义为“除为雇员的津贴给付计划寻求投资回报以外还需选择投资的经济利益”的投资行为。金投资于支持国家或地方经济建设的项目。同私人养老基金最大化基金资产价值或受益人利益的唯一目标不同，公共养老基金往往存在双重目标，即在受益人利益之外，还考虑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或政府的其他政治目标。

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26个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调查，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强制性投资是很普遍的，60%的计划都面临这样的要求，有48%的计划受到投资于政府(包括国家、州或省、市级政府)债券的要求；24%的计划必须投资于社会公益项目如住房项目；32%的计划受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制要求。

公共养老基金资产规模巨大，对于政府来说可谓一个“蜜罐”，使用这笔财富来解决一些社会项目的资金问题、创造和保护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似乎是件功德圆满的事。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意味着强迫养老金计划的参加者做出牺牲，而世界各国公共养老基金投资的实践也显示，不以最优回报为目标的社会投资往往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使基金陷入困境。在美国，ETIs投资政策导致的地方政府养老基金案件和丑闻层出不穷，发人深省。比如，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等都曾经发生过将巨额公共养老基金挪用于平衡州财政的案例，康涅狄格州某重要企业陷入经济困境，为保护就业水平，该州运用公共养老基金对其进行高达2500万美元的长期战略投资，购买了47%股权，后来该企业倒闭，给该州养老基金造成重大损失。

大量的实际案例表明，经济目标投资增加了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风险，降低了其潜在回报率。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地方养老基金的ETIs投资业绩的测算结果显示，ETIs的强制投资使公共养老基金的年收益率降低了1.0%—2.5%，1985～1989年，美国由于强制性的经济目标投资政策和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养老基金价值损失总计大约282亿美元(Ro-mano，1993，1995)。

如前所述，纳税人是很多公共养老基金的最后“兜底者”，这就增加了政府寻求“最大化基金资产”之外目标的动机，因为其本身并不需要承担最终风险。而且，养老基金的债务具有长期性，一项不妥的策略所导致的基金运行不善，可能要到下一届政府执政期间才显露，由此而导致的增税压力也将是未来政府所不得不面对的，而于现任政府来说，动用基金所带来的利益则是现时的。

可见，在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目标利益的冲突表现出更多复杂性。除了人个人的道德风险外，还存在政治目标带来的分歧和冲突，如何处理和解决这种冲突，是公共养老基金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对公共养老基金治理的启示

养老基金范文篇4

1.所有权的特殊性

对于委托关系的分析避不开所有权的属性问题。传统委托理论是基于私人所有权基础的，近年来，其应用逐步拓展到所有权为公共属性的研究中，如国有资产的管理等。公共养老基金的财产所有权的属性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公共或私人，其委托关系因此存在特殊性。

对于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来说，其财产“不是实际的财产，而只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纳税人的一种索取权”，是一种名义上的公共财产(Feldstein，1998)。在某些国家，现收现付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采取养老保险税的征缴方式，其资金属于国有资产和政府预算，带有明确的“公共财权权”属性。对于待遇确定型的基金制养老金计划，每个参加者对基金具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这是一种应当受法律保护的“私”产权。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计划通常是以公共账户设立的，基金财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称为法人产权，“物化”的基金财产不归属于任何参加者个人，参加者也没有任何处置权，因此又带有明显的“公产权”属性。对于缴费确定型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个人对基金的财产权是基于个人缴费形成的，具有明确的私产权性质。但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有投资决策的权利，但作为整体的公共养老基金仍然具有不可分割性，参加者对个人账户资产也不能自由转移和交换，这又不同于一般的“私”产权。因此，公共养老基金所有权“公共”与“私人”的双重属性，是其特殊的委托关系的深层次原因。

2.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链

同很多其他公有资产或公共事务相似，公共养老基金也存在着多层委托关系，有着较长的委托链。首先，计划的参加者和受益人是初始委托人，是委托链的起点，具体执行基金运营的机构及其成员是委托链的末端点，在这两点之间，还存在政府、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或是理事会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其次，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链包含两个层次：所有权的委托和经营权的委托(图1所示)。由于所有权的公私双重属性，养老基金的所有者——参加者和受益人不能直接行驶所有权职能，只能委托给政府，而政府则通过设立养老基金理事会或者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等方式履行所有权职能。这是所有权的委托，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信托关系。理事会作为受托人，可以将养老基金的经营权委托给外部独立运营机构，或是由下属运营组织执行。这种经营权的委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委托关系。

正因为这种多层次的委托关系，公共养老基金委托关系中的利益冲突更为复杂。一般私人部门利益冲突主要为经营者(经理)与所有者(股东)之间，董事会被认为是所有者利益的代表。而在公共养老基金中，理事会与所有者之间还有一个绕不开的环节，即政府，政府的目标利益也会和计划的参加者及受益人利益产生分歧，这对公共养老基金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框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团体，那就是纳税人。对于DB型养老保险制度和具有最低保障的DC型制度来说，政府负担着养老金负债“最后兜底”的责任。当养老基金运行不佳，发生偿付能力危机时，政府将不得不动用税收收入弥补养老金负债，也就是说，这种兜底责任最终的承担者是纳税人。对于公务员养老金计划来说，筹资问题也对纳税人的利益有影响，比如，Mitchell(2001)对美国公务员养老金计划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计划的财务状况不佳导致未来税收增加的预期，从而降低社会财富价值，或降低当地地方政府债券价值及其信用等级，从而使纳税人受损。因此，纳税人毋庸置疑地成为公共养老基金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相关团体。围绕着政府和纳税人这两个公共养老基金委托链中的特殊角色，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潜在的委托问题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2、公共养老基金的委托问题

1.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委托问题的产生

如果所有权和控制权完全统一，任何委托问题都不会产生；如果委托人和人的目标利益完全一致，也不会发生委托问题；如果委托人能够100%度量和监督人行为，照样不会有委托问题。这三者是委托问题的来源，也是衡量委托问题程度的标准，不一致的程度越高，监督和度量越困难，成本就越高，潜在的委托风险也就越严重。

(1)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需要问这样的问题：谁承担风险?谁决定和执行策略?二者是否对应?公共养老基金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三个团体：计划参加者和受益人、政府、纳税人。由于政府的责任最终必然转嫁给纳税人，因此可以认为参加者和受益人、纳税人最终承担公共养老基金缩水的风险。纳税人是个非常宽泛的团体，对决策的参与只能是概念上的事。至于参加者和收益人，且不要说覆盖全国的国民基本养老基金，就算针对性的公共部门职业年金，所覆盖的人群团体通常也是非常分散的，比如公务员，教师，警察等。除了个人具有一定投资选择权的个人账户制度外，这些最终承担风险的团体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公共养老基金的决策和运营。而对于私人养老基金，雇员可以通过集体协商机制参与养老金计划的选择和决策，代表雇员利益的工会也常常对养老基金理事会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对决策的参与程度要高得多。基于同样的道理，公共部门职业年金计划的决策者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与风险承担者相一致，因此在这方面也优于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作为委托人的计划参加者和受益人的利益目标，是基金资产的最大化，以保证安全稳定的未来退休收入，这和私人养老基金是相同的。与一般公司治理相比，养老基金中利益分歧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计划发起人和参加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对于私人养老基金，受托人的一个潜在目标可能是公司的利益，比如，很多公司的养老金计划都将基金资产的很大比例投资于本公司股票。公共养老基金的发起人是政府，它的利益目标比提供养老保障要广泛，与“最大化基金资产”的目标有时难免产生冲突。一个最简单的情况是禁止公共养老基金的海外投资，其隐含的意义是基金只能为本国的发展做贡献，和私人养老基金大量投资与本公司是相同的决策思路，不利于风险的分散，也不是基于“基金资产最大化”的选择。

(3)监督失效是公有经济普遍面对的难题。张维迎(2004)证明，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人的工作努力水平随着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其主要原因是，委托层次的增加必然拉大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的距离，使得监督变得更加缺乏效率。同样，规模巨大的公共养老基金也存在严重的委托人监督的“搭便车”行为，导致监督的失效。

2.委托问题在公共养老基金中的表现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委托问题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是在委托人无法评估者行为是否能最佳地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时产生的。在公共部门治理中，委托人(公众)对人(政府)的行为的评估完全处于信息劣势，这也是其他一些公共事务人选拔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公众具有选举权和参与一些政治事务的权利，但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对于政府的选择都很难有效地体现自己的意志。这是公共部门委托问题的难点之一(Carmichael，2002)。在公共养老基金冗长的委托链里，作为初始委托人的计划参加者和受益人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不能有效地度量各级人的行为。虽然基金管理机构的成员构成中可以包括计划参加者代表，但在两个层次的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在人的选择上都是力量薄弱的。

道德风险指人可能故意采取有利于自己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传统的道德风险主要是一些较为直接的个人牟利行为，如自我交易、腐败、责任逃避等。公共养老基金产权的具有“公共”性质，监督的失效使得人面临更多这类“自利”行为的诱惑。这种自利行为可能包括直接贪污基金资产，将资产挪作他用，在咨询者、外部独立人的选择上徇私舞弊等等，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都存在这样的案例和丑闻。

除了这种传统的经济利益方面的“自利”行为，在公共养老金管理中还有一种特殊的问题，那就是人的政治利益。不论公共养老基金采取什么制度和模式，其委托链中都有一个避不开的环节——政府，基金的管理者由此与政治有脱不开的联系。如果管理机构与政府是行政隶属关系，那么其管理决策的政治目标导向作用则更大，管理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追求个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或是突出的“政绩”，而将基金资产最大化和保护参加者退休收入安全这个目标置于次要位置。对于信托型的管理模式来说，同样存在这种风险，因为公共养老基金受托人理事会的成员大多具有政治身份——由政府任命，或是由前政府官员担任。在世界银行2003年对世界范围内26只公共养老基金的调查中，这两类有政治身份的受托人在理事会成员中的比例平均为88.9%(HessandImvavido，2003)。纵然理事会在法律上是独立法人实体，但成员的这种特殊身份也使得其有追求政治目标利益的动机。追求政治目标给人带来政治地位或政治形象上的提升，是对其个人利益的满足，从本质上也是“自利”行为，这是公共养老基金有别于公司和私人养老基金的一个特殊问题。

3.经济目标投资ETIs

除了个人的政治目标道德风险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的强制性政治干预。这种干预的突出表现就是公共养老基金的“经济目标投资”(EconomicallyTargetedInvestments，ETIs)。美国劳工部将“经济目标投”策略定义为“除为雇员的津贴给付计划寻求投资回报以外还需选择投资的经济利益”的投资行为。金投资于支持国家或地方经济建设的项目。同私人养老基金最大化基金资产价值或受益人利益的唯一目标不同，公共养老基金往往存在双重目标，即在受益人利益之外，还考虑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或政府的其他政治目标。

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26个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调查，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强制性投资是很普遍的，60%的计划都面临这样的要求，有48%的计划受到投资于政府(包括国家、州或省、市级政府)债券的要求；24%的计划必须投资于社会公益项目如住房项目；32%的计划受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制要求。

公共养老基金资产规模巨大，对于政府来说可谓一个“蜜罐”，使用这笔财富来解决一些社会项目的资金问题、创造和保护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似乎是件功德圆满的事。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意味着强迫养老金计划的参加者做出牺牲，而世界各国公共养老基金投资的实践也显示，不以最优回报为目标的社会投资往往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使基金陷入困境。在美国，ETIs投资政策导致的地方政府养老基金案件和丑闻层出不穷，发人深省。比如，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等都曾经发生过将巨额公共养老基金挪用于平衡州财政的案例，康涅狄格州某重要企业陷入经济困境，为保护就业水平，该州运用公共养老基金对其进行高达2500万美元的长期战略投资，购买了47%股权，后来该企业倒闭，给该州养老基金造成重大损失。

大量的实际案例表明，经济目标投资增加了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风险，降低了其潜在回报率。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地方养老基金的ETIs投资业绩的测算结果显示，ETIs的强制投资使公共养老基金的年收益率降低了1.0%—2.5%，1985～1989年，美国由于强制性的经济目标投资政策和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养老基金价值损失总计大约282亿美元(Ro-mano，1993，1995)。

如前所述，纳税人是很多公共养老基金的最后“兜底者”，这就增加了政府寻求“最大化基金资产”之外目标的动机，因为其本身并不需要承担最终风险。而且，养老基金的债务具有长期性，一项不妥的策略所导致的基金运行不善，可能要到下一届政府执政期间才显露，由此而导致的增税压力也将是未来政府所不得不面对的，而于现任政府来说，动用基金所带来的利益则是现时的。

可见，在公共养老基金管理中，目标利益的冲突表现出更多复杂性。除了人个人的道德风险外，还存在政治目标带来的分歧和冲突，如何处理和解决这种冲突，是公共养老基金必须面对的问题。

3、对公共养老基金治理的启示

为协调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冲突，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要建立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机制，来监督、约束和激励人，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这便是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要解决的问题。公司治理的概念通常是围绕公司“股东”展开的，随着治理理论应用范围的扩大，其概念也得到延伸，Carmichael(2000)将其定义为：“治理指公司或政府为了达到其利益相关者的福利最大化，以及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对其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公共养老基金治理不能套用公司治理理论，而是应当针对其特殊的委托关系、目标利益冲突以及风险的特点等，建立相应的治理机制。

基于以上委托理论的分析，我们认为，相对于私人部门治理和私人养老基金治理来说，公共养老基金治理应当特别注意防止腐败及对基金的滥用，避免不恰当的政治干预，增加透明性，建立问责机制以及提高管理机构效率等。这些内容，在很多国家的公共养老基金治理实践中都得到体现，具体的策略包括：建立独立的治理主体；控制治理主体中有政治附属身份的管理者的比例；建立公正、透明的任免机制；指定管理成员的行为准则；建立稳定有效的外部运营机构，如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等的筛选和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尤其对利益冲突以及社会性投资的项目应予以披露等。

养老基金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的目标已基本明确，就是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措方面，从现收现付式向基金积累式转化，即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中，能否建立起一个合适的养老基金投资运营机制，确保养老基金在不断积累扩大的前提下保值与增值，是这一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必要性

1、现行政策无法实现养老基金价值增值

养老基金是职工的“养命钱”，代表职工特别是老年职工的权益，因此，保证基金的安全性理当成为其首选目标。为了确保我国养老基金的安全，按国家政策规定，养老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或存人银行，而不允许将资金投向风险大、获利市制项目上。1996年，我国578。56亿养老保险基金累计节余额，存人银行专户380。72亿元。虽然仅从获得利息的角度来看，现行政策能使养老金在数量上增值。但如果将银行利率、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等三个指标进行比较，在我国银行利率一降再降，物价总体水平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不难看出养老基金价值上增值已十分困难了。尽管近几年物价上涨有所减弱，但在利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其负利率还是相当高。因此，单靠银行储蓄或投资国债已不可能确保养老金增值，唯一的出路在于实行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

2、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加剧了养老金支付的需求量

我国15一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现在到2020年将呈增长趋势。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2020年后将出现逆转，预测劳动年龄人口将由2020年的9。345亿递减为2030年的8。879亿、2040年的8。654亿和2050年的8。357亿。从1970年起，由于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使劳动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970年的53。5%依次提高到2以城)年的65。1%，预计2010年达到67。9%。从此以后将逐年下降，2020年、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将分别为研。5%、592%、57。0%和55。1%。我国早期进人老年型社会的上海1993年开始出现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和“青年人赤字”，北京到2010年也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出大于进的局面，这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递减的趋势将会在全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就意味着老年蟾养系数的上升。因此，即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必然面临着养老费用增加的局面，如果不通过基金储存并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养老金的投资运营，使其价值增值，社会保险制度就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进而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3、现行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组织已不能适应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

现行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组织日常从事的只是基金的收缴、存取和养老费用的发放等简单的重复劳动，不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力争养老基金增值，履行其社会职能，也起不到减轻国家、企业、单位的养老压力的作用。因此，建立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机构，保证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势在必行。

二、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国际经验

金融投资有其一般的原则，即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作为资本市场上的养老基金进行投资固然需要遵循投资的一般原则，但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考察世界各国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历史及现状，下面三条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安全性原则

养老保险基金是由在职职工和企业交纳的保险费建立起来的，专门用于支付职工年老退休后的养老金。以保证其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是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来源。是职工的养命钱。这些基金最终都要返还给被保险人，具有负债性质。投资是利用其收人和支出时间差和数量差。对闲置的资金作充分的运用。以实现基金的保值和增值，同时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如果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投资失误。则退休职工的收人来源就可能面临威胁。所以，基金的完整、安全关系到养老保险目标的实现，从而关系到社会的安定、这就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必须高度重视安全性。即必须保证投资本金能全部收回。并能取得预期的收益。安全性原则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2、盈利性原则

从投资的动机来看。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利，以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如果投资不能盈利，还要承担这种或那种风险。那就是得不偿失。然而，盈利与风险是相伴随的，盈利越多。风险就越大。为此。公共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与私人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应有所区别。

公共养老保险金是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它向老年人提供保命钱，所以一旦投资出现问题，要么会影响老年人基本生活，要么会增加政府其他渠道的投资压力。所以，在安全性与盈利性何者为重的天平上，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都把安全性作为首要原则。正因如此。公共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比较低，例如：在80年代，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公共养老基金分别只取得了3%、4。6%的实际收益率，而同期荷兰、美国、英国和智利的私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分别为6。7%、8%、8。8%和9。2%。秘鲁、土耳其、委内瑞拉、埃及、厄瓜多尔等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险基金在此期间投资甚至出现了负收益。因此，公共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更倾重于安全性。以保证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免受投资风险的影响，而私人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则应适当注重盈利性。因为，一是私人养老金计划是政府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补充(实行养老社会保障全部私有化的国家除外)，它提供的养老金属于“锦上添花”，所以对投资风险具有较大的承受力；二是企业养老金计划如果通过参加养老基金的方式举力，则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养老基金(基金法人)与养老金计划的受保人(企业职工)之间的关系一如同公司和股东的关系一样，养老基金的股东就是参加养老金计划的企业职工，养老基金及其雇佣的基金管理人所从事的投资活动都要以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既要保证职工养老金资产的安全性，同时又要确保养老基金的投资更倾向于取得较高的收益率。正因为如此。各国的私人养老保险基金都十分重视投资的收益问题。

3、流动性原则

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不是为了拥有大量的难以流动的资产。应当能够迅速地融通、变现和周转，以保证支付的需要。要随时准备一定数量的现金或活期存款，以保证及时、迅速地给付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如果资金因投资而冻结于某心固定项目而难以变现，将无法应付基金支付的需要，也违反设立基金的宗粉齐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都侧重于灵活性比较强的股票、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银行存款等项目，并注意投资周期与负债(给付)周期的相对平衡，根据负债周期、变现程度强弱与收益情况等，确定投资于短期项目还是中长期项目及投资类别。投资流动性的另一要求是保证劳动力的流动与投资的选择性。雇员能够将其享有的法定的养老金权利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在不同雇主之间进行转移，投保个人或投保企业上具有选择基金投资公司的权利，以保证基金投资公司内部资产的流动性。

三、我国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方式选择

在养老基金管理运营的整个业务流程中，基金投资是重要业务环节之一。不论提供什么样的养老金计划方案，最终的收益都要落实在可实现的投资收益上。较好投资收益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投资管理方式和具体投资管理机构的选择。

1、国外养老塞金投资管理主要有理事会内部直接管理和委托专业机构外部管理两种模式

养老基金的投资管理不外乎两种模式：一是由养老金理事会直接投资管理(即内部投资管理)；二是由养老金理事会委托专门投资机构间接投资管理(即委托外部投资管理)，它又可再细分为部分委托和全部委托两种模式。

内部投资管理(指由养老金理事会直接管理养老基金投资组合。实施这种模式的条件是理事会必须具备相当强的投资管理经验，同时需要相应的人员配置、投资管理系统等。优点在于可以减少直接委托管理成本，缺点在于理事会职责过大、过宽。承担风险过大，不符合专业化发展潮流。不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部分委托管理。指由养老金理事会直接进行固定收益部分投资，风险收益部分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运作。实施的条件是理事会需具备一定的投资管理能力，优点是理事会职责范围、承担的风险均部分被转嫁给专业投资机构。

全部委托管理。指由养老金理事会在监管机构已确认资格的范围内。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专业投资机构，专业投资机构根据养老基金投资立法规定比例进行投资组合。实施的条件是需加快专业投资机构的培育和加强监管力度。优点是有利于提高基金运营效率，分散投资风险，增加服务竞争。降低管理费用，增加管理透明度和外部监督约束。

2、我国现行的养老基金非市场化内部直接投资管理方式带来的系列后果

我国现行的养老基金管理中，企业年金的保费收缴、会计核算、个人账户的登记、基金账务管理等业务工作基本上依附于企业的劳资、财务职能科室，汇集的基金由企业直接投资。有的将基金并于企业生产资金投资营运。也有上缴社会保险机构或上级工会“互助会”投资营运。这种非市场化投资管理方式带来了如下结果：

(1)不利于基金保值增值。企业自行管理基金投资，企业资金与养老基金没有分开，生产职能与社会职能混为一体。基金安全和增值没有保证。

(2)不利于公平竞争和降低管理成本。政府的行政事仲机构利用行政手段从事养老基金投资营运，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缺少市场公平竞争机制政府行政部门的直接管理与投资，理论上讲，可能会节省委托管理中专业投资机构为竞争获胜而花费的“促销”开支，降低管理成本。但这种低成本必须依托于政府的高效廉洁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实践的结果往往是管理费用不降反升。如目前就有提取的年金管理费高于专业投资机构基金管理费用标准情况，影响了年金收益。

(3)不利于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无论是企业自行直接投资，还是由企业自办经办机构进行基金投资管理，以及由地方社保经办机构代为投资运营，都会因缺乏相互制约、相互制衡、高度透明的投资运行机制，缺乏投资专家和投资经验，无法分散投资风险，建立规范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4)投资收益率较低。由于经办机构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如果进行风险收益部分投资，可能会危及基金资产本金安全；如果只把基金资产投资于国债和银行存款，投资收益率必然较低。如20以)年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收益率仅为2。79%。

3、委托专业投资机构间接管理是规范管理下我国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方式的合理选择

中国社会保险基金具有两种性质不同成分，即具有现收现付性质的社会统筹保险基金和具有完全积累性质的个人帐户和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对于前者的投资运营应由现有的社会保险机构统一管理，管理的重点是保证基金及时、足额的收付。而对于后者的投资运营采用何种投资管理方式，主要是根据理事会自身需求而定。在国外养老金投资管理中，委托外部专业投资机构独立运作已成发展主流，我国的实践也证明基金内部投资管理存在弊端，因此，在养老金投资管理规范运作需求下，将由外部专业投资机构负责基金投资管理应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政府在养老基金投资运营中的角色是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举办企业和参保人委托理事会管理养老基金，再由理事会通过一定的法律协议将基金资产全部或部分委托给其选择的专业投资机构。理事会只需采用严格监管以及更换专业投资机构的方式给予其经营压力，基金受益人便可通过专业投资机构的竞争，投资专家的科学论证和精心运作，得到较高的回报和良好的服务。政府的参与和有关机构的监督使专业投资机构独立运作的管理方式得到了行政上的保证，具备了合法性，也使其投资管理的基金资产在运作中具备了广泛的市场性。同时，由于举办企业和参保人、理事会等有关利益集团的直接管理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保证了基金资产在整个运作过程中的安全、透明和公开，而不会被人以任何借口挪用。

在部分委托和全部委托两种投资管理方式中，究竟选择何种，则是由基金理事会根据具体的基金投资目标需要而定。如果受托机构拥有专业的投资人士以及与此配套的组织结构和运作体系，完全可以胜任部分固定收益投资或指数化投资，只需将不能胜任部分的投资委托出去管理；如果基金理事会自我感觉能力有限，则不妨全部委托投资管理。总的原则就是在降低管理成本与提高运营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四、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策略

受政策、法规和投资环境的制约，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手段单一，贬值严重。目前，根据国家规定，我国养老基金绝大部分是以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的方式以保值增值的。除此以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自行决定基金的其他用途。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由保险公司承办，而1995年10月l日颁布的《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由于政府对养老基金投资的严格管制，使得养老保险基金难以进行有效投资，表面上保证了基金的安全，实际上使基金遭受通货膨胀的侵蚀，为此，改变其投资运营策略是保证基金保值增值不可或缺的方面。

1、进行组合投资是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年收益性的重要手段

组合投资是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基本策略。它能够有效地分散投资风险。在通常情况下，一些投资项目的收益率降低，另一些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就有可能上升。通过分散投资，实施恰当的投资组合，社会保险投资基金就可以取得一个较稳定的平均收益率。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基金都非常重视组合投资，尤其是金融资产的组合投资。不仅投资于政府债券，而且涉及到国内股票、国际股票、国际债券、不动产等方面。在股票市场及全球资本市场投资风险虽然高些，但收益率也比较高。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养老基金投资于股票市场的比重较高，收益率也名列前茅(见表l)。

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应当以安全性为首要原则，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让各地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贸然人市渊洲双险是不容低估的。事实上，就连国外私人养老保险基金“人市”也是非常慎重的。例如，美国的私人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股票的比重就是随着股票市场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增加的。1986年，美国私人养老保险基金的资产结构中，股票占46。8%，1996年提高到62。2%。为此，笔者认为，国债仍是中国养老基金投资最佳选择。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社会保险研究所和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在京共同的《中国养老保险稚金测算与管理研究成果报告》表示：通过对中国目前投资方式、投资风险、投资收益的综合评估，国债仍是目前中叫养老基金投资的最佳选择。报告分析认为，近年来。中川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规模逐年递增。交投愈趋活跃。到2000年底国债规模已占GDP的14。55%。兼顾安全性、流动性而言，国债仍是养老基金投资的最佳品种。

2、中国养老基金可适当的投资证券

近期我国养老基金继续大比例投放于国债和银行存款，墓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速成长，养老基金目前可考虑适度介人，以分享增长收益。允许一定比例投资于国内证券(包括股票和投资基金)，市场人市比例应由少到多，现阶段的比例可定在10%至巧%之间以后逐步提高，这是世界各国养老基金投资的惯例。事实上，各国养老基金的投资也不仅仅局限于国债，而是充分利用其成熟的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来进行投资，以实现保值增值的目帅(见表2)。

尽管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的使用和投资渠道进行了严格限定，但违规运用、挤占、娜用社会保险基金的现象仍很严重。被挤占娜用的基金，大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委托金融机构贷款或自行放贷、投资扩股和经商办企业。河北省借出52311万养老保险基金用于重点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1993年至1995年，广东省投资于房地产的基金达657印万元，设立帐外基金4488万元，存人非银行金融机构34750万元。1992一1994年间，深圳社保局动用养老基金3798万元购买“深发展”股票，并向自办的社会保险投资公司投资6350万元。大连劳动保险公司动用养老基金5050万元，投资于酒楼等项目。这些“违规投资”项目的存在说明很多社会保险机构包括地方政府对国家规定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同时反映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的狭窄和营运监管手段的落后。

为了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安全性，也要加强对基金投资资产组合的监管，比如，规定保证安全性的投资比例下限，规定某种投资风险的上限等。比利时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比例要大于巧%，投资股票的比例要小于65%，法国养老保险荃金投资于房地产的比例要小于10%，投资股票的比例要小于65%(见表3)。

养老基金范文篇6

关键词：养老基金，投资偏好，股票市场

在美、英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股东积极行动(Activ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养老基金成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养老基金于2003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公司业绩、投资风格以及公司治理六个角度，系统回顾和评述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对养老基金投资动机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股票市场问题提供分析的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起诉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使用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年报中的投资组合数据对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市净率指标。发现基金的持股比重与每股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识别、挖掘和投资价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净率的关系也是正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和价值性时，更注重公司的价值性。

养老基金范文篇7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政府监管；适度性；多层制衡模式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逐步扩大，截至2006年底，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五项基金累计结余达到8006亿元，其中养老基金结余达5268亿元，占基金结余总量的65.8％。与此同时，发生在社保基金管理领域的违规和犯罪也逐年增加。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全国已发现违规使用社保基金约71亿元，涉及上海、宁夏、北京、天津、浙江、湖南、福建等多个省份，违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2006年上海市的社保基金案更是引起了举国震惊，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保基金监管问题的思考，而养老保险基金以占社保基金结余总量65.8％的比重，更成为监管的主要对象。

一、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概述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既是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的一种过程控制，也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一种结果控制。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内容可以看出，主要涉及了基金发展模式的选择、基金的缴费模式、运营规范、监管手段与模式以及对基金投资渠道的约束和规定等。

之所以要对养老保险基金加以监管，动因在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对于退休者的“养命钱”要采取审慎与科学管理的态度，对于托管方和运营方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对于投资方式的组合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保证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安全性、收益性、可持续性与协调性，注意对风险的防范和分化。

二、政府在养老基金监管中的定位

养老基金本身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要求公共组织实施监管。政府作为公共组织的主体，必然要承担起基金监管职能。

长期以来，“公共利益论”为政府监管提供了理论支撑。该理论认为监管是对公众要求纠正某些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无效率或低效率做法的一种回应。监管被看成是政府用来改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手段，如果不实施监管，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无效率或低效率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甚至经济不稳定。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出面对市场进行监管是有其合理性依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公共利益论”中，政府监管行为的一个隐含前提条件是：政府监管是完全有效的。然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就对这一假设给予了有力驳斥。它认为，政府是由一个个政府官员组成的集合，组织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追求，同时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又具备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在行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组织目标和官员的个体目标与基金监管的现实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可能不依据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实施监管，而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行事，甚至可能出现“寻租”行为。“政府管制俘虏论”对上述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认为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针对管制者的自利动机，进行“寻租”活动，将管制者俘虏，双方共同分享租金。在这里，个人由于前述的分散性特征，无法形成合力，相反人作为组织严密的团体，会对管制者形成有效的游说，使得政府出于自利动机，放弃对人的有效监管，产生“合谋”行为，此时出现了“政府监管失灵”，委托人的利益无法得到维护。

另外，我国学者李绍光根据阿瑟的“自增强理论”对政府监管失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政府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如果出于某种内部的目的而决定对养老基金实施某一监管的时候，其结果往往可能是报酬递增的。例如，管理成本的存在，可能会使政府并不采取成本最小化的方式，而是继续加强管制，以寄希望于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弥补管制成本。此时，会出现一种自增强机制，使得管制范围不断扩大。其结果就是政府监管无限扩大，甚至侵犯到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造成非市场的无效率。这样就存在一对矛盾：政府监管不能缺失，但是政府监管又可能存在不足。所以，养老金的政府监管必须注意适度性问题。

三、我国养老基金的监管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养老基金的监管现状

对我国现阶段养老基金监管现状的把握，可以主要从法律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两方面进行分析。

1、法律制度建设。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商业银行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所有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都为社会保障基金监管部门有效履行权力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2、组织机构建设。1998年，我国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作为制定养老保险相关政策和法规与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专门机构，从而在组织上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④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此外，我国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施监管的主要机构是劳动保障部门的基金监督机构，履行的是行政监督职能，按照政府提出的“建立以行政监督为主导、基金管理机构内控自律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基金监督运行模式”的目标原则开展工作。

(二)我国养老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从政府对养老金监管的适度性角度考察，我国政府养老基金监管存在着要么监管过度，政府包揽一切，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要么监管缺失，法律建设滞后，基金安全缺乏保障。

1、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如前所述，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比如针对养老基金投资，虽然颁布了许多相关法规，却仍没有一个系统的具有较高法律效力的法律文本。在国外，以美国为例，早在1935年就颁布了《社会保障法》，作为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典。另外，在补充养老保险方面，美国1974年通过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对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作了详尽完备的阐述。可见，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

2、职能分工不科学，缺乏监督制衡。目前政府对养老金监管的模式，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具有全民事业单位性质的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在这种组织管理模式下，基金经办机构受行政机构的领导和监管，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即社会养老保险行政管理和资金管理职能分配不清；基金投资运营权和运营监管权分工不清，政府行政监管部门既充当“裁判员”，又充当“运动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参保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社会共同体规模又大，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可见，现行的组织管理模式存在制度缺陷，不利于对人实施有效监管。此外，政府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施的监管还存在很多不足，最重要的一点是缺少社会监督。各地虽然建立了以行使社会监督职能为目标的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并制定了章程，但其实质仍是政府性质，只是较之于行政监督的成员代表较为广泛，并且较多的流于形式，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

3、养老基金被挤占、挪用问题严重。根据国家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采取财政专户储存，由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保值增值，结余的养老基金必须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但是，受我国现行的养老基金管理体制的影响，⑤出现了挤占、挪用养老基金等问题，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大部分用于搞基础建设项目、参与房地产投资、直接参股或购买股票和债券、直接投资或委托放贷、兴办经济实体、公款私存及存入非银行金融机构、主管部门挤占管理费等，另外，有的社会保险机构超标准提取和滥用管理费，更有甚者，少数社会保险机构工作人员由于挪用、贪污基金或管理费而被司法机关逮捕。养老基金的违规违法使用，严重危害到基金的安全，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养老基金投资出现亏损，无法有效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养老基金属于长期资金，通过资本化运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是其应有之意。但是，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缺少高质量的投资管理人，国家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国债、银行存款，不得进入资本市场。2001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社保基金入市运营提供了法律保证。根据办法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委托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也可以直接投资。有关资料显示，以《办法》为依据，2002年，社保基金开始涉足中国股票市场，社保理事会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12.66亿元获得3亿股中石化A股。这是社保理事会2002年惟一一次股票投资，但“中石化套牢社保”，当时颇遭市场诟病。除了这部分投资之外，其余1200多亿元仍然局限在低风险低收益的国债投资和银行存款上。2002年年报显示，社保基金总额为1241亿元，其会计收益为21亿元，收益率为2.75％。可见，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面临很大压力，投资渠道有待拓宽，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监管现状，寻求政府适度监管的机制，成为关系养老金安全的重大问题。

四、构建多层次制衡式基金监管模式

实践证明，政府对养老金的监管不能缺位，但是完全依靠政府行使养老基金监管职能同样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必须积极寻求其他的渠道，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社会中介机构和专门机构的监督作用，同时充分利用制度本身的优势，弥补政府监管的缺陷。根据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能的不同，将基金监管分为宏观层监管、中观层监管和微观层监管。其中，基金监督委员会为核心处于整个监管体系的最高层，是最高层次的监管者；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处于整个监管的中观层次，起着承上启下的协调作用；以投资运营机构为主体的监管处于微观层次，起着内部监督、制衡的作用。各层次的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构建起一个完备的基金监管体系。

(一)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委员会一宏观层监管

关于基金监督委员会，可以效仿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的模式，应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实行事业单位编制，理事长由总理提名，全国人大任命；其他人员由理事长聘任，并向其负责。监委会人员包括：政府的财政、社保、税务、证监会、银行等部门，精通精算、基金投资业务的专业人员，参保人代表等。委员会设理事长一人，另设秘书处、风险评估委员会、投资监管专业委员会、资格审查专业委员会等具体业务部门。理事长负责监督委员会的全面工作，提名各专委会人选，并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代表质询；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处理；风险评估委员会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加工工作，对各投资工具做出风险评估，确定投资组合限制；投资监管委员会负责对基金公司的投资运营过程、结果进行监管；资格审查专门委员会负责基金会、基金托管银行和私营基金管理公司准入资格的审查。各部门各司其职，实现对个人账户基金的有效监督。

基金监督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资格进行审查；加强对投资风险的评估，设立投资组合的投资限制；重视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定期向全社会公布养老保险财务状况表；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以及基金会的运营行为实施监管并进行处罚和制裁；设立最低收益率水平限制，清收不良资产。

(二)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和相关部门的专门监督—中观层监管

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为主、行政专项监督为辅的行政监督体系是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体制的基本框架。

1、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劳动保障部门的基金监督机构对基金监督负有法定责任，《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对其履行职能作了详细的规定。政府机构的主要监管职能为：贯彻执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养老保险管理运营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处理社会力量对基金运营和其他监管机构的投诉；根据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规定的投资方向和审定托管金额，协调各方关系。

2、相关部门的专门监督。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涉及到许多领域，主要有：财政部门、审计部门、证监会、银监会等。它们较强的专业性，有效地保证了监督质量。(1)财政监督：通过设立三个账户，即养老保险收入账户、财政专户、支出账户，来监控基金的流向。(2)审计监督：对养老保险基金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审计，包括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财务和内部审计机构是否健全，能否发挥核算监督和控制作用。对基金经办机构财务收支状况进行审计。⑥(3)证监会和银监会监督：通过对基金管理公司和银行等基金管理和托管机构的监管，净化市场，并向社保监督委员会反馈情况，为其选择合格的基金管理运营机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3、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管。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掌握先进的技术，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储备，有能力对管理运营机构的行为实施有效的审查。社会中介机构可以受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委托对运营机构实施监管(如实施现场监督)，还可以接受运营商的委托，对本机构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形成权威报告以向监管机构汇报。公务员之家

(三)运营机构的内部监管-微观层监管

养老基金管理运营，涉及到养老基金的受托人、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各基金管理机构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

1、基金会的监管职能。基金会作为委托链条中的中间环节，在基金运营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在监管中的主要职能：根据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筛选的结果选择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并对基金管理人日常的投资行为依法实施监督，对其违规违法行为提出警告，并上报监督委员会，并有权取消其管理人资格。

养老基金范文篇8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起诉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使用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年报中的投资组合数据对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市净率指标。发现基金的持股比重与每股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识别、挖掘和投资价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净率的关系也是正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和价值性时，更注重公司的价值性。

肖星和王琨(2005)L刘以2000—2003年期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特征财务指标和公司治理等角度出发，考察基金的投资偏好。研究发现，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的公司在一定时期内业绩都优于非持股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更倾向于选择财务状况好、财务风险小、盈利能力强的公司进行投资。外部董事的比例、董事会成员的专业能力和教育水平以及年龄是决定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的重要因素。从股权结构方面考虑，基金更青睐股权集中的公司。

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考察了公司治理结构、会计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等公司治理机制对共同基金持股偏好的影响。他们通过分析1998年至2003年期间的样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影响了基金的持股偏好，然而会计信息质量和投资者保护是决定共同基金持股偏好的重要因素。并且，会计信息质量高的公司更能吸引共同基金的注意。大股东掏空的程度低、发行H股的公司更能得到共同基金的青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共同基金偏好持有会计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公司治理机制好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养老基金范文篇9

关键词：养老基金，投资偏好，股票市场

在美、英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股东积极行动(Activ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养老基金成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养老基金于2003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公司业绩、投资风格以及公司治理六个角度，系统回顾和评述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对养老基金投资动机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股票市场问题提供分析的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起诉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使用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年报中的投资组合数据对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市净率指标。发现基金的持股比重与每股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识别、挖掘和投资价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净率的关系也是正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和价值性时，更注重公司的价值性。

养老基金范文篇10

关键词：养老基金，投资偏好，股票市场

在美、英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股东积极行动(Activ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养老基金成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养老基金于2003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公司业绩、投资风格以及公司治理六个角度，系统回顾和评述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对养老基金投资动机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股票市场问题提供分析的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起诉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使用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年报中的投资组合数据对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市净率指标。发现基金的持股比重与每股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识别、挖掘和投资价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净率的关系也是正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和价值性时，更注重公司的价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