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状况十篇

流动人口状况篇1

[关键词]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 探析

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是趋势，社会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农村女性主要是农民工家属是流动大潮中更为突出的群体，是正在或已经发生深刻社会角色变化的特殊对象，直接关联到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重视农民工问题就不得不重视农村流动人口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关注和重视农村流动女性状况，这已经成为各地计划生育部门重点探讨的热门话题，也是当前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现状分析

（一）农民工数量呈高速发展态势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民工流入城市。他们的流动状况必然影响农村女性的生育状况，流动行为必然影响其生育行为。农民工流动性大，居住分散，有的居住在社区单身楼，有的租住在当地农村，计划生育管理难度相当大。近年来，虽然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不断进行突击清理，但仍未走上规范管理。因此，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是影响和制约计划生育整体工作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迫切需要加大力度，综合治理。

（二）农民工家属在流动中生育状况面临直接而深层的影响

农民工家属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流动对他们自身发展的影响也是勿容置疑的，与此同时，她们在流动境况中遇到来自社会、经济、制度以及自身的压力和风险。

（三）农民工家属没有完全享受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若干规定》等法律规章明确规定了计划生育及相关技术服务的基本内容，明确了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基本要求。但流动状况和体制的局限使农村流动女性容易成为游离于城乡的服务群体，她们在城市难以享受到同等的生殖健康服务，在农村因为条件落后或因为流出而失去了应有的机会。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和有效解决，必然影响女性发展、城市生活、社会进步，影响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必然在社会经济发展诸多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产生制度。

二、建议或对策

（一）建立流出地和流入地信息互通、档案同建、管理同管的新机制

1.细化管理

建立流出地和流入地相互管理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档案，严把流出关和流入关。对无生育证、结婚证、暂住证的“三无”人员实行重点管理，流出地和流入地相互反馈信息。流入地要将流动人口计生管理纳入本地、本部门人口与计生工作目标责任制，实行同奖同罚，并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责任追究制，对辖区工作人员实行责任连带追究制，使管理人员真正负起责任，从而从机制上管住。

2.延伸管辖

建立流动人口“保垒”，使流动人口在点上管住。要本着有利于服务、有利于管理、有利于宣传教育的原则，计生管理部门要与房屋出租和用工单位分别签订计生合同，让群众和部门共同管理，相互监督，堵塞漏洞。

3.延伸触角。

落实责任，实行群防群治，切实做到在面上管住。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且流量大的区域，要按块成立流动人口计生协，让流动人口自己管理自己。在流动人口较少的区域，落实流动人口联系人，实行生育行为承包责任制，努力做到人口流动到哪里，计生协就建在哪里，努力做到哪里有流动人口，哪里就有管理人员和机构。

4.严格标准，强化目标管理责任制，力求在制度上管住。要按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为执法依据，加强经常性执法工作，实行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做到以制度管人，从制度上管住。

（二）采取多种形式，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1.教育形式要灵活

要根据流动人口的职业特点及知识层面等特点，在流动人口较集中的地方，设立流动人口之家，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

2.教育内容要新颖

对流动人口的国策教育，不能停留在单一的灌输计生法规知识上，要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本着实用、实在、实际的原则，积极开展生理卫生、致富信息等综合教育。

3.服务手段要全面

要为流动人口提供全方位、多功能的服务，为他们提供劳务、生活、生育方面的服务，如定期开展宣传服务、信函家访服务、孕情检查和开具孕情证明服务及实用技术培训服务，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及节育服务。

4.信息管理要到位建立健全信息服务网络，发动志愿者充当信息员，广泛及时收集流动人口婚育信息，主动与流出地建立互递信息关系，实行双向反馈、双向委托、双向考核、双向管理。

（三）从政策执行的人文关怀角度，解决农村“留守”问题

近年来，与农村流动女性相关的一个话题日渐频繁：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爱人。一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许多地方出现“只见村不见人”的现象。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带来“留守现象”的加剧，以老人、小孩及特殊人群为主体的留守者带来一系列留守问题。留守者，以成为社会问题的方式提醒着各届关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出问题。改变这种状况，要农村女性不流出不可能。问题的解决，目前有效的方式是，从政策执行的人文关怀角度，给予“留守者”情感关注、生活关爱、社会帮助。

（四）落实部门责任，实行分工负责

1.明确责任 各司其职

由各单位计生员通过走访、观察，随时将了解到的育龄妇女结婚、怀孕、生育、节育情况登记到手册上，并每月定期将掌握的情况上报到矿计生办。

2.建档立卡 规范档案

及时将清理清查过程中掌握的数据归类整理，规范填写流动人口计生情况登记表、育龄妇女信息卡，准确掌握基本信息，动态管理，分类归档。

3.建立制度 长效运行

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两地联系信息互通。完善工作网、责任链，使流动人口计生工作步入规范化、人性化和长效运行的管理轨道。

流动人口状况篇2

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已逾2.4亿，其中女性流动人口已超过总流动人口的1/3。由于她们的年龄普遍偏小，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工作，居住与工作环境较差，承受的压力比较大，致使健康问题呈现多样化的趋势［1］，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10个区女性流动人口的教育、经济、环境、医疗保险、健康意识等健康影响状况调查，系统分析了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健康的主要因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临床资料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1年在广东省中山市10个区进行的关于女性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女性流动人口的教育、经济、环境、医疗保险、健康意识等。考虑到女性流动人口众多，流动性大，职业分布广泛，居住情况复杂等因素，采取的是多阶段抽样调查的方法，并在调查过程中运用了访谈技巧，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了数据分析。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89份，回收率为97.80%，有效问卷475份。

结 果

教育和经济：在475份有效问卷中，女性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流动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以及本科及大专以上文化者比例比较低，分别占7.37%和6.00%，而小学文化者占20.84%，初中文化者占44.42%，高中及中专者占14.95%，本科、大专及以上者占11.79%。在调查的人群中，有308人月收入1000～2000元，占64.84%。而在工资收入中，有多少用于医疗健康支出这个问题上，大于收入的50%者23人(4.84%)；大于收入的30%者70人(14.74%)；大于10%者185人(38.95%)；小于收入的10%者166人(34.95%)。

环境：①工作环境：女性流动人口对其所处的工作环境的满意程度：感觉“一般”者占40.42%，感觉“满意”者占18.74%，感觉“很满意”者为5.47%。工作环境经常遭受高温(32.2%)、多灰尘(25.3%)、高噪音(18.5%)、多辐射物质(9.6%)等有害因素的影响，每天平均工作时间约为10～12小时，这些因素均易导致职业病及工伤的发生。②居住环境：女性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多为租房(39.16%)和单位提供的宿舍(20.84%)，其他的居住方式有与她人合租、买房、自己搭房以及住工棚等等。居住面积统计显示，人均居住面积为5～10m2、10～15m2、15～20m2的分别占27.7%、19.9%、21.7%。显然，过于狭小、简单的居住方式和居住场所对女性健康，尤其是生殖健康极其不利。

医疗保障：单位向女性员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占55.58%，其他险种比例更低，失业保险占26.32%，医疗保险占18.11%，工伤保险占16.00%。员工自己购买保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调查显示只有93人(19.58%)。

健康意识：①政府的健康意识：在475份有效问卷中，89人(18.74%)在过去的1个月里未接受过诸如预防保健、妇科知识、合理膳食等健康教育的宣传；290人(61.05%)接受过1次健康教育宣传；80人(16.84%)接受过2～3次健康教育宣传；10人(2.10%)接受过4～5次健康教育宣传。②自我健康意识：在调查的500名流动女性人口中，一般不会主动去医院检查身体，绝大多数人选择“不舒服时再检查”,共214人(45.05%)；只有少部分人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共84人(17.68%)。绝大部分女性在感觉身体不好(包括生病、受伤、精神紧张、情绪低落及不稳定)时会去药店买药治病，共335人(70.53%)；少部分会去医院就医，共92人(19.37%)。说明女性流动人口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有所提高，但仅仅限于买药治病，就医率依然很低。

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健康的主要因素

教育和经济与女性流动人口健康：流动女性的教育程度与经济状况基本呈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状况越好，而良好的经济基础又是健康的重要前提。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生活工作条件、卫生状况、保健水平也会显著改善。调查显示，女性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工资收入不高，因此卫生状况、保健水平并不乐观。

环境与女性流动人口健康：工作环境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健康至关重要。流动女性主要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噪声大、人员拥挤、通风除尘条件差、有害气体超标、且工作强度较大，给长期在此环境下工作的流动女性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居住环境对流动女性的健康影响也不容忽视。调查显示，外来女性不论是居住方式还是基本生活设施，都比较差。居住方式主要以集体宿舍、合租房、单位提供的工棚等为主，人均居住面积狭小；居住地多为城市卫生保健较为薄弱的郊区、郊县或城乡结合部，基本生活设施十分有限，卫生机构人员与卫生保健服务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居住环境的恶劣给其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给其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女性流动人口健康：医疗保健被列入社会保障体系，卫生事业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女性流动人口没有得到应用的重视，一方面，由于多数的流动女性缺乏自我维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在寻找用工单位时并没有考虑到很多原则性的问题，只要用工单位按时发工资、提供食宿就满足了，而不会在意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包括什么；用工单位为追求低廉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也并不会主动向没有签订合同的女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这就造成了职业病和工伤的逐渐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居民收入差距大、再加上流动人口的流动特殊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女性流动人口中没有得到较好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女性流动人口中没有全面普及，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女性流动人口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健康意识与女性流动人口健康：①社会和政府对女性流动人口健康疏于管理：由于女性流动人口流动性大，职业分布广泛，居住复杂，社会和政府很难对这一部分人进行系统有力的健康宣传，使许多有关促进流动女性健康的宣传或活动没有达到普及健康知识的目的。②女性流动人口的自我健康意识普遍不高［2］：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更重要这一常理，由于女性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的限制，致使许多流动女性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她们自我保健意识薄弱，对卫生保健的重要作用缺乏认识，卫生保健需求低下。很多人认为，只要没病就是健康，从而导致了疾病预防与治疗的延误。③获得健康知识的途径过于狭窄：由于流动女性的交际圈局限，社会关系网络狭小，很难与城市居民建立平等的融洽的人际关系，边缘化现象严重。高负荷、长时间的工作使许多女性对日常信息传播渠道的需求不高，流动女性对于一些常见病(如妇科病)的预防和自我健康的维护缺乏了解的途径。

提高女性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对策

把促进女性流动人口健康纳入国家宏观调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都应体现女性发展的主要目标，倡导男女平等，让流动女性有同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倡导同工同酬，给女性流动人口创造一个公平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改善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

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建立保障机制，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法律意识：国家要制定关于流动人口卫生保健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机制，建立流动人口卫生管理法规，把流动人口的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纳入法制轨道［2］。进一步落实女性流动职工的劳动保护政策，提供必要的工作和劳动条件，以解决她们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政府应倡导用人单位把特殊劳动保护条款纳入劳动合同，健全和完善特殊劳动保护措施。同时要加强特殊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及培训，提高用人单位的法制意识和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女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改变现行卫生保健模式，合理配备卫生资源，扩大医疗保险覆盖率：充分认识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社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把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保健问题纳入城市卫生事业发展、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合理配置卫生资源，调整卫生人力资源的结构分布，为流动女性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设立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基金，将女性流动人口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率［3］。建立流动人口卫生保健信息网络，及时、准确、长期连续地掌握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和卫生保健，及时掌握服务信息，制订解决办法和应急措施。

加强健康教育，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提高健康意识：健康教育要适应女性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结合流动人口卫生保健、疾病和健康的突出问题，根据她们的保健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帮助她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普及健康知识。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身体素质。充分利用现有体育设施以及在女性流动人口聚居地兴建公共健身场所，鼓励参与全民健身运动。

参考文献

1 胡连鑫,陈燕燕.我国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现状［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1):96-98.

流动人口状况篇3

[关键词]流动人口 艾滋病 高危

一、引言

高危是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性途径成为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模式。从国际艾滋病传播史看，因高危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比其他行为更高。估计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中75%以上通过性接触感染。与城市居民相比，流动人口从事易较多或有多个，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性传播疾病（HIV/STD）。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2.2 亿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艾滋病高危

艾滋病高危是艾滋病感染高危行为中的一种，同时也是高危行为中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就传染病学的视角而言？高危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带有体液交换性质的。而就人群传播视角而论，高危则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无保护。其中既包括发生在男男性关系人群间的无保护，又包括发生在男女两性间的无保护；既包括发生在偶然间的无保护，同时又包括发生在固定间的无保护。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已针对同性间、商业性、多性伴等不同类型高危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HIV/AIDS经各类传播的途径及危险因素：①同性间。国内外对同性恋人群的研究一致发现，该人群中的男男性接触者（即MSM）是HIV感染的高危群体。在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工业化国家中，HIV/AIDS的流行与男同性恋人群有关。②商业性。商业性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和男性缥客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中被称之为“桥梁人群”和“中介群体”。女性性工作者因职业特殊性在经由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危险的角色。③多性伴。多性伴一般是指在同一时期内与多个性伴发生性关系。无论对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理论和研究都证实多性伴是HIV感染和传播的重要危险因素。艾滋病领域内的多项研究表明，人群的平均性伴更换率和个人之间不同的性伴更换率都对艾滋病的传播概率有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平均性伴更换率越高，艾滋病的流行率也越高。④无保护的。无保护指所有未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研究证明，在多性伴人群中减少无保护（即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可以有效地避免新的HIV感染。使用安全套对减少HIV传播所起的作用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干预项目中被证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泰国。无论是在商业性还是非商业性的中，无保护均有相当高的危险性。

三、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状况

流动人口即地域流动性较强的人群。这类人群固定性较差，生活或工作地变换频繁。近30年来，由于在流动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极大，且无配偶者或无配偶伴随者人数较多，因此在该人群中存在大量非婚，从而为艾滋病传播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更易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感染HIV.因而是艾滋病感染的脆弱人群。有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1.2亿流动人口是导致艾滋病传播流行的主要人群。这类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青壮年构成的主体人群文化程度较低、疾病预防知识匮乏，因而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感染危机。中国性病疫情报告显示，早在1999年，艾滋病感染人群中有外出流动史者所占比例就已达到15.6%。目前在某些地区的该类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已经很高。

四、结论

流动人口是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脆弱易感群体，在HIV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是控制艾滋病性途径传播的重点人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是导致HIV/AIDS扩散的根本原因，而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才真正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我国流动人口与艾滋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预防知识缺乏、高危行为发生较多及性病、艾滋病发病率较高。

参考文献：

[1]吴尊友，祁国明，张家鹏.艾滋病流行与控制.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2] 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 上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3] Jia Y， Sun J， Fan L， et al. Estimates of HIV prevalence in a highly endemic area of China： Deho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Int. J.Epidemiol. 2008， 37（6）：1287-1296.

[4] WHO. Health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5]国家统计局. 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报告[R].http：//.

流动人口状况篇4

本文拟运用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11年7月对全国32个省级单位开展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不同地区的差异分析。一般来说，个案研究所得结论难以推论总体，更难进行较大规模地区的比较。然而，此调查采用三阶段（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个人）与规模成比例的方法随机选取调查对象。样本分配按照各省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分四种不同规模。最多的广东为10000人，江苏、浙江为6000人，大多数省为4000人，吉林、、青海、宁夏和兵团为2000人。我们认为，可以使用这一能够代表目前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状况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进行地区差异分析。考虑到某些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具有一定相似性，因此，我们将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进行地区归类，然后再进行不同类别地区差异分析。首先，我们将32个省级单位视作分析对象，分别计算其流动人口的“五险一金”参与比例；其次，依据各个分析对象流动人口的“五险一金”参与比例进行地区聚类，并进行不同类别之间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差异比较分析；最后，对不同类别地区流动人口的有关特征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个体层面帮助我们理解引起不同类别地区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存在差异的成因。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2011年7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10个地市、县级单位进行了流动人口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6～59周岁流动人口。调查内容包括被访者个体基本情况、就业状况、居住情况和社会融入等方面。此次调查共收集128000例个案信息。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查。我们使用SPSS16.0对调查数据进行聚类和交叉表统计分析。主要变量有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保险参与状况、个体基本特征、流动和家庭状况、就业状况和户籍地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等。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地区差异分析

1.32个省级单位流动人口的“五险一金”参与状况本次调查的流动人口参加至少一种社会保险的比例为34%。分险种来看，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最高，达26.4%，其次为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为25.2%和23.1%，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参加比例分别为13.6%、9.9%和5.8%。在险种数量方面，参加3种以上保险的对象占参加社会保险对象的39.1%。对于32个省级单位流动人口参加“五险一金”的参与状况，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将各省级单位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进行排序，并按照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归为三类。

第一类：参加养老保险比例为10%以下的14个省级单位，包括、宁夏、云南、河南、黑龙江、吉林、甘肃、陕西、湖南、青海、山西、贵州、湖北和江西。在此类省级单位中，参加养老保险比例较高的为江西、湖北和贵州，介于8.0%~9.4%，较低的是，不足2%；参加医疗保险比例较高的为江西、吉林、青海、黑龙江和云南，介于12.1%~16.6%，较低的是河南、和陕西，不足9%；参加工伤保险比例较高的为江西，较低的是和河南；参加失业保险比较高的为贵州，较低的是、黑龙江、陕西和河南等；参加生育保险比例较高的是湖南、贵州和湖北，约3%，较低的是黑龙江、、河南和青海，约0.5%；缴纳住房公积金比例较高的为吉林、山西和江西，约3%，较低的是、宁夏、黑龙江和河南，不足1%。

第二类：参加养老保险比例介于10%~20%之间的10个省级单位，它们是兵团、内蒙古、安徽、河北、海南、广西、新疆、天津、辽宁和浙江。在此类省级单位中，参加养老保险比例较高的为浙江、辽宁和天津，介于15.0%~16.5%之间，较低的是兵团、内蒙古和安徽，略高于10%；参加医疗保险比例较高的为兵团、辽宁、海南和天津，介于19.4%~22.9%之间，较低的是内蒙古、安徽和河北，在12%左右；参加工伤保险比例较高的为天津、辽宁、浙江和河北，介于21.7%~27.4%之间，较低的是新疆、内蒙古和安徽，低于10%；参加失业保险比较高的为浙江和天津，达10%以上，较低的是兵团和内蒙古，不足6%；参加生育保险比例较高的是天津，较低的是河北；缴纳住房公积金比例较高的为辽宁，较低的是兵团。

第三类：参加养老保险比例达20%以上的8个省级单位，即福建、四川、山东、重庆、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在此类省级单位中，参加养老保险比例较高的为江苏、广东和上海，达31.0%以上，较低的是福建和四川；参加医疗保险比例较高的为广东、上海和江苏，达33.5%以上，较低的是福建和山东；参加工伤保险比例较高的为广东、江苏和福建，达30.5%以上，较低的是重庆、四川和山东，低于20%；参加失业保险比较高的为江苏，高达25.7%，其次为北京和福建，约18%，较低的是山东和四川，在14%左右；参加生育保险比例较高的是江苏，高达23.2%，其次为福建，为15.1%，较低的是北京和上海，分别仅为4.9%和6.0%；缴纳住房公积金比例较高的为江苏，达13.4%，其次是北京，为8.3%，较低的是福建、重庆、山东和四川，在5%左右。

2.32个省级单位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的地区聚类结果对各省级单位流动人口参加六种社会保险的比例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32个省级单位可分为三种大的类别：即低参与地区、中参与地区和高参与地区。此外，中、高参与地区又可分别分为两个细类。如表1所示，低参与地区涵盖13个省级单位，其中7个西部省份、6个中部省份。各个省级单位六种社会保险参加比例平均值介于2.4%~5.8%之间。此类地区共覆盖13035人，占所有调查对象的10.2%。中参与地区涵盖11个省级单位，其中6个东部省份、3个中部省份，以及1个西部省份和兵团。各个省级单位六种社会保险参加比例平均值介于7.2%~14.3%之间。此类地区第一个细类包括6个省份，第二个细类包括4个省份和兵团。中参与地区共覆盖36909人，占所有调查对象的28.8%。高参与地区涵盖8个省份，其中6个东部省份和2个西部省份。各个省级单位六种社会保险参加比例平均值介于16.1%~26.7%之间。此类地区两个细类各包括4个省份。尽管高参与地区包括的省份数量较少，但调查人数最多，达78056人，占所有调查对象的61.0%。

3.三种类别地区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差异比较总的来说，三种类别地区流动人口参加至少一项社会保险的比例存在较大差异。低参与地区参加至少一种社会保险的比例为14.3%，中参与地区为26.3%，而高参与地区则高达40.9%，且三种类别地区存在显著差异（P<0.001）。此外，各类地区内、不同省级单位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在低参与地区，参加至少一项社会保险比例较低的河南、宁夏和，仅分别为8.3%、11.3%和11.5%，而参加比例较高的青海、云南和吉林，在18%左右；在中参与地区，参加比例较低的安徽和内蒙古，仅约16%，而参加比例较高的辽宁、重庆和山东，达29%左右；在高参与地区，参加比例较低的四川，为29.8%，而参加比例较高的广东，高达46.2%。从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种类来看，三种类别地区也存在较大差异。结果显示，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参加多险种的比例较高，中参与地区次之，低参与地区则较低。分地区来看，低参与地区参加2种以下社会保险的比例明显高于中参与地区和高参与地区。较中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而言，高参与地区参加3种及以上社会保险的比例显著上升。特别是参加3~4种的比例，高参与地区较中参与和低参与地区分别高出13.0和19.3个百分点。从平均参加种类来看，在参加了至少一种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中，高参与地区平均参加种类为3.24种，中参与地区为2.68种，低参与地区为2.01种。交叉表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三种地区社会保险的参加种类存在显著差异（P<0.001）。分险种来看，三种类别地区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既具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异。相似之处为三种类别地区均为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加比例为最高，不同之处为三种类别地区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相差较大。如图1所示，以六种社会保险参与比例为节点连接而成的六边形，高参与地区处于外层，中参与地区处于中层，而低参与地区处于内层。这表明高参与地区的各种社会保险参与比例最高，其次为中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从各种社会保险的辐射长度来看，三种地区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参加比例较高。需要指出的是，高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的医疗保险参加比例为最高，但中参与地区的工伤保险参加比例为最高。

三种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的差异比较

1.人口社会特征在性别方面，低参与地区和中参与地区男性居多，男性高于女性近9个百分点；高参与地区女性略高于男性。在年龄和婚姻状况方面，低参与地区年龄较大，40岁及以上年龄组较高于中参与和高参与地区，且平均年龄也高于中参与和高参与地区。表2三种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年龄较大，使得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婚和曾婚（离婚或丧偶）的比例较高，达79.5%；相对而言，中参与地区和高参与地区年龄较小，29岁及以下年龄组高于低参与地区，且平均年龄小于低参与地区。年龄较小，则使得中参与和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未婚比例较高。对于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均表现为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且非农户口比例也较高，低参与地区次之，中参与地区较低。具体而言，高参与地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例为35.4%，非农户口比例为15.9%；低参与地区两者的比例分别为25.7%和12.5%；而中参与地区分别为21.3%和10.3%。进一步分析可知，对于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高参与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中参与地区次之，低参与地区最低。三者受教育程度为中专及以上者的比例分别为52.1%、41.9%和34.1%；而对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高参与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低参与地区次之，中参与地区最低。三者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者的比例分别为28.2%、21.0%和16.7%。也就是说，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中参与地区，与其低参与地区为农业户口者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关（见表2）。综上所述，高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女性略多，年龄较小，且未婚比例较高；不管是农业户口性质者，还是非农户口性质者，其受教育程度均较高。中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以男性居多，年龄处于中间水平，但未婚比例为最高；非农户口性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农业户口性质者受教育程度最低。低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也以男性居多，年龄较大，在婚和曾婚比例较高；相较而言，农业户口性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但非农户口性质者受教育程度偏低。

2.流动与家庭情况就流动范围而言，中参与地区和高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跨省流动者居多，其次为省内跨市者；低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省内跨市者较多，其次为跨省和市内跨县者。结合户籍地和流入地来看，高参与地区主要是户籍地为中部省份者向东、西部省份进行省际间流动，而户籍地为东部和西部者在东部省份和西部省份间进行省际或省内流动；对于中参与地区，户籍地为中部、西部和东部者大多数在三种区域省份内进行省际间流动，少部分在省内流动；对于低参与地区，户籍地为东部者向中西部进行跨省流动，而户籍地为中西部省份者在中部和西部省份内以省内跨市流动为主，兼有部分在省际间流动。对于在流入地的停留时间和家庭规模与收入，高参与地区在流入地的停留时间最长，低参与地区次之，中参与地区最短。三者停留10年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5.8%、15.6%和13.3%，平均停留时间分别为4.81年、4.79年和4.38年；同住家庭成员人数低参与地区最多，高参与地区次之，中参与地区最少。三者4人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3.3%、15.2%和15.0%，同住家庭成员平均人数分别为2.6人、2.35人和2.3人；在流入地的家庭每月总收入方面，高参与地区最高，其次为中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三者4000元及以上的比例分别占53.0%、45.2%和34.7%，家庭每月平均总收入为5074.6元、4157.1元和3863.8元（见表3）。总之，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流动距离最远，停留时间最短，同住家庭成员人数最少，家庭每月总收入介于高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之间。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流动距离较远，停留时间最长，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较少，而家庭每月总收入最高。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流动距离较近，停留时间较长，同住家庭成员最多，但家庭每月总收入最低。

3.就业状况对于就业状态，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处于就业状态，其中，中参与地区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最高，其次为高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此外，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未就业状态为操持家务的比例最高，达12.0%，其次为高参与地区和中参与地区，分别为8.6%和7.4%。处于就业状态者，高参与地区和中参与地区从事制造业者较多，其次为批发零售者。而低参与地区从事批发零售者、住宿餐饮者和社会服务者较多；从就业单位性质来看，高参与地区和中参与地区主要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低参与地区则主要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此外，高参与地区在外企就业的比例远高于中参与和低参与地区；在就业身份方面，高参与和中参与地区大多数为雇员，也有小部分为自营劳动者。而低参与地区则是自营劳动者和雇员较多。就雇员的合同签订情况而言，高参与地区未签订合同的比例为最低，仅为23.8%，而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为最高，为58.1%。低参与地区未签订合同的比例为最高，达46.9%，且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为最低，仅26.1%。而中参与地区未签订合同的比例也较高，为41.8%，但其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远高于低参与地区（见表4）。综合而言，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较低，而操持家务者较多。对于就业者来说，主要以自营劳动者和雇员身份、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和建筑等行业。此外，雇员未签订合同的比例较高，且雇员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较低；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较高。对于就业者来说，主要以雇员和自营劳动者身份、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事制造和批发零售等行业。对于雇员，未签订合同的比例也较高，但雇员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也较高；高参与地区处于就业状况的比例略低于中参与地区。对于就业者来说，主要以雇员和自营劳动者身份、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外企从事制造和批发零售等行业。对于雇员，未签订合同的比例则较低，且雇员签订有固表4三种地区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为最高。

4.户籍地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在户籍地社会保险参与情况方面，我们将比较三种地区分户口性质的流动人口在户籍地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指工伤、失业、生育和住房公积金）状况。对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在户籍地参加新农合和农村养老保险的比例较高。参加新农合的比例以低参与地区为最高（75.5%）、中参与地区次之（57.1%）、高参与地区为最低（44.2%）；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比例则以高参与地区为最高（13.5%），其次为低参与地区（11.8%）和中参与地区（7.6%）。对于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在户籍地参加城镇医保、城镇养老保险和新农合的比例较高。其中，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比例均以低参与地区为最高（34.1%和16.1%）、中参与地区次之（24.8%和14.7%）、高参与地区为最低（21.9%和7.5%）；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比例则以低参与地区为最高（22.0%），其次为高参与地区（19.2%）和中参与地区（17.9%）。将两种户口性质流动人口在户籍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相结合来看，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参加新农合、非农流动人口参加城镇医保和新农合）和城镇养老保险处于较高水平、但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处于中间水平；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处于中间水平、但参加养老保险（包括农村和城镇）处于较低水平；而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处于较低水平、但参加农村和城镇养老保险处于较高和中间水平。

讨论与建议

1.从覆盖区域来看，低参与地区涵盖了大部分西部和中部省份，中参与地区涵盖了一半的东部省份和1/3的中部省份，而高参与地区涵盖了另一半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和2个条件较好的西部省份。无论是从整体的流动人口参加至少一项社会保险的比例来看、还是从分险种的流动人口参加比例和种类来看，均以高参与地区为最高、中参与地区为其次，低参与地区为最低。这种地区差异分布提示我们，东部地区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较好，其次为中部，而西部较差。

2.从个体相关特征来看，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男性偏多、年龄较大、且在婚和曾婚比例较高；主要在省内进行短距离流动，且近1/4的人是市内跨县；这或许使得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时间较长、且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较多；受到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影响，低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总收入较低。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男性较多、年龄较小、且未婚比例较高；以及主要在省际间进行远距离流动；此种情形造就了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来到流入地的时间较短、且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较少；受到东部和中部区域经济的作用，中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总收入处于中等水平。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女性略多、年龄更小、且未婚比例也较高；大多数人在省际间进行远距离流动，且还有近1/4的人以省内跨市进行中距离流动；这种特点形成了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停留时间最短、且同住家庭成员人数也较少；由于停留在国内较为发达的几个东部省份，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总收入最高。

3.从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来看，低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户口性质为非农的比例较高，但受教育程度为最低，而农业户口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相对较低，而操持家务的比例较高；对于就业者，主要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以自营劳动者和雇员的身份、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和建筑工作；作为雇员，他们未签订合同的比例较高，即使签订了合同，但签订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较低。中参与地区的流动人口，户口性质为农业的比例较高，且其受教育程度为最低，而非农业户口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为最高；对于就业者，主要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雇员和自营劳动者的身份、从事制造和批发零售工作；作为雇员，他们未签订合同的比例也较高，且在签订了合同者中，签订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较高。高参与地区流动人口，户口性质为非农的比例最高，且无论是非农、还是农业，受教育程度均为最高。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较高；对于就业者，主要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外企、以雇员和自营劳动者的身份、从事制造和批发零售工作；作为雇员，他们未签订合同的比例则较低，且在签订了合同者中，签订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为最高。

4.从户籍地参加各种保险的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在户籍地主要参加医疗保险（包括新农合和城镇医保）和养老保险（包括农村和城镇）两种。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5-9]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未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可以参加新农合和农村养老保险或城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于在户籍地参加医疗保险，流动人口参加新农合和城镇医保的比例呈现出以低参与地区为最高、中参与地区居于中间、高参与地区为最低。而对于在户籍地参加养老保险，流动人口参加农村和城镇养老保险的比例以高参与地区和低参与地区为较高，而中参与地区处于较低水平。

流动人口状况篇5

【关键词】 社会适应；流动人口；职业；比较；横断面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R3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6-00400-04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大量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成为当代我国最具特色的社会现象。我国现有流动人口1.2亿人，东部沿海城市和京津等直辖市成为流动人口最大的流入地，其中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已为409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0％左右［1-3］。大量的流动人口为社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他们也容易出现各种社会适应问题［4，5］，严重阻碍他们在城市中的可持续性发展，甚至一些人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纵观有关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的特点和问题：（1）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疾病防治、犯罪问题以及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有关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研究非常缺乏；（2）仅有的一些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人口学角度对流动人口社会适应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分析，缺乏从心理学角度开展的实证研究，无法准确、深入地了解流动人口这一群体；（3）缺乏从职业角度考察不同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调查发现，北京流动人口人数众多，在城市中的就业范围很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事城市居民不愿做的脏、累、苦、险和毒工作，而城市中的特殊行业-娱乐业的从业者也多为流动人口［6］，因此，考察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流动人口这一群体，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提供理论依据。本文考察并比较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以及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内隐社会适应水平与高危行为的关系，为未来制订有效的流动人口社会适应预防干预方案奠定良好的基础。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从农村涌入到北京打工的18-30岁的年轻流动人口共2201人为有效被试，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比率确定样本的职业特点及各职业的人数，最终选择的职业涉及13种不同行业，包括建筑业、娱乐业（夜总会、歌厅和酒吧）、洗浴按摩业、美容美发业、餐饮业、宾馆饭店、保姆小时工、保安、修理业、工厂工人、装修、推销和个体商贩。由于服务业和建筑业为北京市流动人口两个主要从事的行业［3］，同时考虑到娱乐业、洗浴按摩和美容美发从业者面临着更不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容易出现可能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高危行为［7］，因此将流动人口的职业分成建筑业、服务业（包括餐饮业、宾馆饭店、保姆小时工、保安和修理业）、感染性病/艾滋病高危职业（包括娱乐业、洗浴按摩业、美容美发业，以下简称“高危职业”）和其他职业（包括装修、推销、工厂个人和个体商贩）四大类。其中，建筑业396人（18.0％）、服务业717人（32.6％）、高危职业696人（31.6％）、其他职业为392人（17.8％）。

1.2工具

1.2.1 自编调查表 涉及吸烟行为、饮酒行为和性病/艾滋病相关的高危。吸烟行为：要求被试回答过去一个月中每天吸烟的数量，为6点量表，从“没有吸过烟”：“1-5支”、“6-10支”、“11-15支”、“16-20支”到“一包以上”。

饮酒行为：要求被试报告在过去一个月中喝醉酒的次数，为5点量表，答案为“没有喝醉过”、“1次”、“2次”、“3次”和“4及4次以上”。

高危包括婚前和性伴数量两个指标，要求那些有过的被试（共904人，占41.1％）报告他们是否发生过婚前（否/是）以及迄今为止的性伴数量，分别为1个、2－3个、4－5个和6个及超过6个。

1.2.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8］ 要求被试回答在过去一个月中是否经常出现各种抑郁状况。为5点量表，从“从不”到“几乎每天”，共20道题，其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3。再统计时将被试的答案进行重新编码，将“从不”和“一月一两次”编码为“0”，将“一周一次”编码为“1”，将“一周几次”编码为“2”，将“几乎每天”编码为3，之后将被试在每题上的得分相加得到被试的抑郁得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试的抑郁程度越严重。1.2.3 满意度调查表 要求被试回答对自己目前生活和工作的满意程度，为5点量表，从“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数越高表明被试的生活和工作满意度越高。

1.3 统计方法 采用χ2检验、ANOVA和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 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

表1列联表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职业特点存在显著的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差异。具体而言，女性更多地从事高危职业和服务业，而男性更多地从事建筑业。20－25岁的流动人口更多地从事高危职业，25岁以上和已婚的流动人口更多地从事装修、推销、工厂工人和个体商贩等职业，而未婚者更容易从事娱乐业、洗浴按摩业和美容美发业等高危职业。

表1 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情况，n(%)

项目性别女男年龄

建筑业 4(0.5)392(29.4)76(19.0)203(17.0)117(19.3)288(17.1)108(21.8)

服务业330(38.1)387(29.0)171(42.8)356(29.8)190(31.4)553(32.7)158(31.9)

高危职业386(44.6)310(23.2)116(29.0)429(35.9)151(24.9)594(35.2)101(20.4)

其他职业146(16.9)***246(18.4)37(9.3)***207(17.3)148(24.4)254(15.0)***128(25.9)

***P

2.2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状况比较

2.2.1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高危行为比较

表2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吸烟、饮酒、高危状况评分比较（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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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筑业服务业高危职业其他职业F/χ2值P值

吸烟行为2.0±1.51.5±1.11.8±1.31.7±1.212.440.000

饮酒行为1.5±1.01.4±0.91.7±1.21.4±1.014.350.000

性伴数量1.3±0.71.3±0.61.6±0.91.3±0.71.500.214

婚前n(%)86(60.1)140(58.6)278（84.5）102(54.3)70.470.000

由于球形检验表明协方差矩阵的方差不齐，因此采用ANOVA方差分析方法分别考察4（职业）×2（性别）×3（年龄）与吸烟、饮酒、性伴数量之间的关系。表2显示在吸烟、饮酒行为上存在显著的职业主效应，事后比较表明，建筑业流动人口的吸烟行为多于服务业、高危职业和其他职业；高危职业的吸烟行为多于服务业（均P

2.2.2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内隐社会适应状况比较

表3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内隐社会适应状况比较 (x±s)

项目建筑业（N=396）服务业（N=396）高危职业（N=396）其他职业（N=396）F值P值

抑郁11.0±9.210.9±9.111.4±9.58.9±8.34.880.002

生活满意度3.0±1.23.1±1.02.9±1.03.1±1.05.160.001

工作满意度2.9±1.23.0±1.02.9±1.03.0±1.00.520.670

采用ANOVA方差分析方法分别考察4（职业）×2（性别）×3（年龄）与流动人口抑郁、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表3显示在流动人口的抑郁和满意度上存在显著的职业主效应。事后比较发现，高危职业和建筑业流动人口的抑郁情绪评分高于其他职业，高危职业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低于服务业和其他职业的流动人口（均P

2.3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内隐社会适应状况与高危行为的关系

表4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内隐社会适应状况与高危行为的关系

项目 吸烟行为OR（95％CI）P值 醉酒行为OR（95％CI）P值 婚前OR（95％CI）P值 性伴数量OR（95％CI）P值

低危职业

抑郁――1.02(1.00－1.03)0.029――1.05(1.03－1.07)0.000

生活满意度0.81(0.73－0.89)0.0000.83(0.73－0.93)0.002――――

工作满意度――――0.76(0.65－0.88)0.000――

高危职业

抑郁――1.03(1.01－1.04)0.001――――

生活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0.74(0.54－0.99)0.047――

建筑业、服务业和其他职业归类为低危职业；将吸烟、饮酒和性伴数量等变量进行recode，将吸烟行为归类为没有吸烟和曾吸烟两类，将饮酒行为归类为“没有喝醉过”和“曾喝醉过”两类，将性伴数量归类为“1个”和“多于1个”两类。

运用Logistic方法，分别考察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内隐社会适应状况与高危行为的关系。表4显示抑郁情绪可以显著地预测低危职业流动人口的醉酒行为和性伴数量（OR=1.02、1.05），生活满意度显著地预测低危职业流动人口的吸烟和醉酒行为（OR=0.81、0.83），而工作满意度可预测低危流动人口的婚前（OR=0.76）。相比较而言，高危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与其高危行为之间关系不大，只有抑郁情绪和工作满意度显著地预测高危职业流动人口的醉酒行为和婚前（OR=1.03、0.74）。

3讨论

本调查结果表明，总体说来，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差异较大。高危职业流动人口的吸烟、醉酒行为、婚前和性伴数量均较低危职业突出，同时他们的抑郁情绪最多、生活和工作满意度最低。而服务业和其他职业的高危行为发生率则普遍较低，抑郁情绪最少，生活和工作满意度最高。提示高危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较差，而服务业和其他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较好。

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职业性质与社会适应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娱乐业、洗浴业和美容美发业等高危职业的从业者多为未婚，这些职业中存在一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的流动性大，而研究发现流动性与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紧密相关［4］。与之相比较，餐饮业、宾馆饭店和保姆小时工等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工作更稳定一些，且从事工业、商业和装修推销职业的流动人口年龄较大且已婚者居多，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的流动性较低，由此对他们的社会适应产生积极的保护作用。本研究结果与国外的很多研究结论相一致，这些研究均发现高危行为与工作环境和性质紧密相关。在坦桑尼亚开展的研究发现在酒吧工作的女性存在较多的高危，是传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9］；美国的研究也发现在按摩院中工作的亚洲女性更容易感染性病、艾滋病，同时她们还经常面临客人的身体和精神暴力，由此严重地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7］。但这些研究均集中在探讨高危行为与职业性质之间的关系，很少有研究考察抑郁情绪、幸福感等内隐社会适应与职业性质的关系，未来的研究应从追踪的角度综合考察职业性质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本调查发现高危职业者的高危行为与抑郁情绪和满意度等相关不大。与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不符［10］，可能与研究对象不同有关，国外的研究更多地选择女性性工作者为被试，此外，不同的研究工具也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尽管如此，本研究结果仍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未来的研究应从环境和个体两个角度深入分析不同职业流动人口高危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发现并找准影响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关键因素后制定有针对性的流动人口社会适应干预方案。

以上结果显示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状况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娱乐业、洗浴按摩业和美容美发业的流动人口应成为心理预防干预的重点和关键人群；另一方面，应针对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突出的问题开展有效的心理预防干预。例如，建筑业流动人口的吸烟行为最多，可能原因是建筑业从业人员以男性流动人口居多，应有针对性地在建筑业流动人口中开展禁烟预防干预活动，干预的内容不仅关注禁烟健康教育的宣传，而且应更深入挖掘其吸烟的深层原因并对症下药，研究发现吸烟是应对压力的方法之一［11］，因此干预内容还包括帮助他们选择其他更有效的方法缓解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以提高城市生活适应和问题解决能力。

流动人口状况篇6

【关键词】 江苏省；已婚流动育龄妇女；生殖保健；现状调查

近几年来，江苏省流动人口中女性流动人口已接近到流动人口总数的一半[1]，围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制定各种政策都要将妇女的需求作为出发点，因为流动人口中的女性群体由于其特殊的生理状况，健康问题更加突出[2]。政府应为流动妇女在生殖保健服务中努力创造均等条件，使之达到比较完美的健康状态。了解流动育龄妇女的生殖保健情况，为实现流动人口与常驻人口享有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的一致性，促进我国人口素质整体、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江苏省已婚流动育龄妇女生殖保健现状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0年8-9月以居住在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扬州、南通、盐城等地年龄在15-49周岁的流动妇女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分别以各市所有的街道为抽样框，结合各市流动人口规模，每30万流动人口抽取1个街道，共随机抽得42个街道，每个街道随机抽取2个社区，并在每个社区随机抽取40名流动妇女，共发放问卷1632份，回收有效问卷1567份，有效回收率为96%。

1.2 调查方法及内容 问卷由南京人口学院课题组设计，调查项目为生活工作状况、怀孕生育状况、避孕节育状况、生殖健康服务状况，宣传教育状况等。样本抽取及问卷调查由当地计划生育局经过培训的专职计生工作人员实施和完成。

1.3 分析方法 调查问卷回收后，用SPSS11.5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清理和逻辑检验，对调查项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 调查结果

2.1 基本情况 从年龄结构看，调查的1567份的有效问卷中已婚流动育龄妇女中年龄在20-44岁者占96.6%；从文化程度来看，已婚流动妇女总体文化程度偏低，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占7.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4.1%。从工作性质看，产业工人占31.0%、批发零售人员占17.0%、餐饮服务人员占13.0%，已婚流动育龄妇女以低层次务工为主，而且无业人员占到调查比例的12.3%。从事一定工作的流动妇女中12.4%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在1000-2000元之间占61.8%，在2000-3000元之间占19.6%，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仅有6.2%。本次调查中，流动妇女的流出地来自全国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但主要以江苏本省（38.9%）、安徽（26.0%）为主，两省合计占64.9%。她们的居住方式一般以独立租房或借房为主占63.6%，自购房占7.1%，仅有0.3%的人在政府集中提供居住区居住。

2.2 孕产期保健情况 调查的1567份的有效问卷中有1457名妇女生过孩子或者怀孕过，在最近一次生孩子或者最近一次怀孕时，有1232名流动妇女做过产前检查，占84.6%。产前检查的次数在3-6次占32.7%，有50.7%的流动妇女记不清检查的次数。在户籍地做产前检查的妇女占52.1%，在本地做产前检查的妇女占31.8%，在其他地方做的产前检查妇女占2.2%，没有做过产前检查的流动妇女占13.9%，问及没有产前检查的原因：有39.9%的妇女回答没必要做产前检查，有23.9%的妇女不知道要做产检，10.6%的妇女没时间去做产检。产前检查的地点以乡镇卫生院为主，占做过产前检查妇女总数的47.1%，其次是妇幼保健院（24.9%）和综合医院（17.4%）。在做过产前检查的妇女中，79.3%的妇女对产前检查服务感到满意、18.6%的妇女认为一般，有0.9%的妇女感到不太满意或不满意。当问及对产前检查服务最不满意的选项时，有241名妇女做出回答，收费高（27.8%）、检查项目太多（15.8%）、交通不便（14.1%）、手续繁琐（13.7%）是最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在最近一次生孩子或者最近一次怀孕时，分别有56.7%、37.5%和46.2%的妇女吃过补钙制品、补铁（补血）制品、叶酸制品。

2.3 妇科病检查情况 2006年以来，1567名已婚流动育龄妇女中有80.0%的人做过妇科病检查，在本地检查的占76.5%，在户籍地检查的占19.6%，其他地方检查占3.9%。参加妇科病检查的最主要原因是该检查免费组织（48%），觉得应该定期检查（35.7%），身体不舒服去检查的分别是35.7%、15.9%。检查结果发现，47.2%妇女没有什么问题，分别有23.9%、14.4%患是阴道炎症和宫颈炎。

2.4 服务需求情况 已婚流动育龄妇女希望今后得到的服务分别是：检查治疗妇女病（25.0%）、避孕方法的介绍（18.4%）与提供新的避孕药具（13.8%）见表3。较为喜欢的宣传方式有免费发放宣传品、培训讲座、面对面咨询等，分别占应答总数的28.5%、16.4%、16.1%。

3 讨 论

调查结果表明，江苏省流动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低（初中及以下占调查总体的74.1%）。从事的主要是劳动强度大的务工、家政和服务性工作，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63.6%）。居住在春天潮湿、夏天闷热、冬季阴冷的简易房（63.6%）。缺乏保健的意识，最近一次生育中有13.9%的妇女没有进行过产前检查，回答没有产前检查的主要原因是没必要做产前检查、不知道要做产前检查、没时间去做产前检查，分别占39.9%、23.9%、10.6%；2006年以来，有80.0%的人做过妇科病检查，只有35.7%觉得应该定期检查，检查的结果分别有23.9%、14.4%患有阴道炎症和宫颈炎。已婚流动育龄妇女作为一个特定人群，其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既受到来源地（多是不发达农村地区）的影响，缺乏相应的知识[3]，其年轻，文化程度低，健康意识薄弱[4]，又直接制约了她们对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知识的获取和运用。为更有效地规范和改进流动人口生殖保健的服务与管理工作，政府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逐步出台地方相应的政策法规，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服务，让流动人口与城市人享受一样的就业、住房、保健、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待遇。在生育保障方面，生育保险作为一种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生育保障制度，国家应立法赋予流动妇女能够真正平等地享受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生育保险待遇[5]，同时把为流动妇女检查治疗妇科病纳入普查、普治和妇幼保健卫生服务体系，并尽快覆盖全部流动人口[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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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冯祥武.流动妇女生育保险问题新论[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4）：52-57.

流动人口状况篇7

关键字：聚合供热；管网；水力状况；动态虚拟

中图分类号TU831.3+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当下我们国家许多城市的聚合供热和空调体系的范围处于不断的扩大阶段譬如，热、电、冷产，区域聚合供热、供冷体系等。但伴随着供热、供冷范围的增加，管网的水力情况变得较为复杂化，其水力失调矛盾显现出来。从而使其供热、供冷质量下降，出现不能满足用户要求的情况。对于一个设计合理的体系，一般可以通过初调节，使各用户的流量达到设计值。但对于一个规模大管网复杂的体系，使用目前常用的方法(如阻力系数法、正常流量法、回水温度法和经验试凑法)，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存在准确度不高，需反复调试，工作量过大等问题。其效果不是很理想。因此有必要寻找一种准确有效的调节控制方法。

实际运行的供热空调体系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这一体系中的每一个调节装置的工作稀疏在发生着不断的改变，固然会诱使管网之间流量的重新分配。并且在整个系统运营当中，伴随着气候的改变及使用者的现实状况的改变，其用户所需的热(冷)量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体系调节控制应适应这种变化。本人设想利用现代控制理论和计算机虚拟分析相集合，利用水力管网体系实际运行状况动态检测数据对体系的水力状况进行虚拟分析，进而使用分析的数据对体系运行状况进行远程自动控制，这不仅可以提高调节的精度，避免人工调节的工作量，而且可以实现体系水力状况的动态控制。十分有利于体系的节能。

要实现自动掌控，首先一定要计算出来掌控数值的大小即指的是，调节阀的开度。文章着重介绍运用聚合供热空调体系水力状况计算机虚拟分析软件确定体系调节控制值的新方法，并通过对实际投入运行供热体系，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用户特点条件下的运行控制策略进行虚拟分析，提出体系的控制方案。

1 水力状况的虚拟方法

《复杂供热空调体系水力状况计算机虚拟分析软件》运用节点质量流量平衡方程，回路压力平衡方程、图论理论与斯考德-恒斯雷试算迭代法建立数学模型而开发，计算机虚拟时对独立回路的选择，水泵性能特性曲线，热压值的计算、固定质量流量所在分支的处理按提供的方法进行处理。

2 流量调节控制方法

针对一个全新的投入运营的供热空调体系，在各管网分支阻力已知的前提下，各用户入口实际的流量分配一定。因设计中受管径的限制和其它因素(如自然热压)的影响而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平衡率，即用户的实际需流量和自然分配的流量不相同。这就必须采取流量调节的方法，使整个管网的回路压力平衡方程得到满足。本文采用的流量调节控制方法为固定流量法，即在进行网络解算时，将已知流量的用户分支作为固定流量分支，在网络解算过程中，固定流量分支不参与网络解算的迭代过程，使其流量保持不变。待网络解算结束，其他分支流量都计算出来后，再计算各固定流量分支的调节参数。

固定流量法一般与斯考德-恒斯雷配合使用。在网络解算的同时求出调节参数。

3 体系分析模型

以图1所示的住宅室内供暖体系为分析对象。假设其每个用户的供暖热负荷一致，均为Q=3488W，总热负荷41856W;室内设计温度tn=18℃，设计供水温度为95℃，回水温度为70℃，散热器选用铸铁散热器。立管总流量Gz=1440kg/h，每户入口的调节阀选用Danfoss公司的RTD一N型预调阀。

图1 分析模型--住宅室内供暖体系示意图

为便于电算分析，将所有管段以及的管段的始末节点进行了编号，计算各管段的阻力数，按要求建立原始数据的数据文件。进行体系虚拟时，将每个用户按固定流量分支参与体系计算，其虚拟结果反算出每个用户入口进入设计流量调节阀的预设压降。进而可以计算出每个调节阀的开度。

4 体系运行控制策略

在整个供暖期内，因室外气候条件的变化，如气候变暖时，用户所需的供热量减少，则用户入口的供水流量也相应减少。其控制方案可采用调节建筑物热力入口总压力和调整调节阀的开度以增大其压降值方法来实现。

4.1 调整用户入口调节阀的压降设定值

本文虚拟了热力入口总压力45 Kpa，用户入口流量分别为80、90、100、110、120 kg/h时，体系用户入口调节阀的预设压降值。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用户流量时调节阀的预设压降值(热力入口总压力45 Kpa)

分析结果表明：

①对于本文的分析模型在体系入口总压力不变的条件下，随着用户需热量的增大，调节阀的开度增大，阻力数减小，则调节阀的压降设定值相应减小。

②在用户入口流量相同的情况下，各用户调节阀的压降调节值不同，其值的大小取决于供暖体系的制式，自然热压的大小，入口总压力的大小等因素。

4.2 建筑物热力入口总压力的调节

本文虚拟了体系总压差分别为30000Pa、40000Pa、50000Pa时体系进行调节后实际运行状况，其电算虚拟结果(如表1)表明，通过减少体系入口总压力，热水供暖体系用户入口调节阀的开度不变的情况下，用户入口流量按等比规律降低。从而达到控制室温的目的。

表1 不同热力入口总压力时用户入口流量和调节阀的压降值

5 结束语

为适应气候和用户用热变化以及避免体系产生水力失调，对体系实施调节控制是体系运行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而实现体系的自动调节和控制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本文根据用户用热的要求，通过对实际投入运行热水供暖体系的水力状况的进行数值虚拟，得到的数据可作为自动控制体系的基础数据。如根据计算得出的每个用户入口进入所需流量时调节阀的预设压降值，可通过DDC计算得出的各调节阀的开度，控制体系按其计算值进行调节，从而实现室温的自动控制。

运用计算机动态虚拟机自动掌控有效结合能够实现聚合供热和空调体系的实时调节和掌控。它将管网变成一个整体系统，能够监督很多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影响，预测运营之后的效果等。

参考文献

(1) 贺平、孙刚编著· 供热工程(新一版)，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

(2) 王朝瑞编 · 图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1年

流动人口状况篇8

关键词：出口参与；融资约束；倾向评分匹配估计

一、 前言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民营企业出口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据2011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在2011年前11个月出口总额超过5 70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较2005年增长270%，逐渐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规模较小，融资则更为困难，资金短缺也成为了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研究显示，中国民营企业表现出非常高的出口倾向，并且出口企业与内销企业在公司财务方面的确存在显著差异（韩剑和王静，2012）。那么，民营企业是否能够通过“走出去”缓解金融信贷约束？

众多基于微观金融视角解释国际贸易的研究认为，企业财务状况，特别是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Greenaway et al.，2007；Manova et al.，2009）。与内销企业相比，出口企业往往需要支付更多的沉没成本和可变成本，而企业的融资能力则是影响企业能否支付这些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Chaney，2005；Manova，2010）。然而，经验研究中常常遭遇的一个问题――企业出口行为和财务状况之间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除了财务因素会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以外，一般认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可以带来公司财务方面的“出口收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出口可使企业销售地域更加多元，有助于减少国内商业周期波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Campa & Shaver，2002），出口事前投入的沉没成本可以成为公司效率高、具有竞争力的有效信号，有助于降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市场摩擦损耗（Greenaway et al.，2007）。当然，一些学者也发现了出口能够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的经验证据（Greenaway et al.，2007）。

若要较为准确地衡量出口的财务效应，需要解决现有文献中存在的两个争议：（1）公司财务状况的变量选取；（2）公司财务状况与出口的内生性问题。首先，在微观金融方面，目前尚未有公认的一组变量可以较为全面准确地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本文采用Greenaway等（2007）的公司流动性、杠杆率以及现金流的一个变量来刻画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次，财务状况变量与出口之间的双向因果问题会导致采用简单OLS模型估计结果偏误，本文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来控制这一问题，该方法的基本思路――通过倾向得分找到与出口企业在其出口前企业特征尽可能相似的内销企业，比较该企业与其类似的出口企业在出口后的财务状况，从而考察出口所带来的公司财务状况改变。

二、 数据和估计策略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1年～2007年的数据，包括所有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在500万人民币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数据样本。参考聂辉华等（2012）及其他文献的数据清理过程，保留在样本期间都有记录的民营企业，最后得一个平衡面板，企业年平均数为3，3987，出口企业比重约为35.54%，出口进入与退出率分别为3.911%、3.654%。

为了尽量控制企业出口行为“自我选择”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更有效地测度出口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本文采用倾向评分配对方法（PSM），将“出口参与”视为实验，对应地将在样本期内从未出口的本土内销企业视为控制组，而在样本期内首次出口的企业则视为是对照组的企业，以企业开始出口年份作为s=0重新构造时间轴。假设 EXSTRi为1则表示企业在s=0时开始进入国际市场；finance1is表示非出口企业i的在时间s时的融资约束状况，上标0，1分别用来表示非出口和出口两种状态。根据Heckman等（1997）微观计量估计的文献，本文将出口的融资约束平均效应（The Average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定义为：

E（finance1is-finance0is|EXSTRi=1）

=E（finance1is|EXSTRi=1）-E（finance0is|EXSTRi=1）（1）

其中finance1is|EXSTRi=1是企业在出口当期的融资约束情况，是可观测的，而finance0is|EXSTRi=1是不可被观测的反事实情况，即如果新出口企业i在时期s内没有出口的融资约束状况，通过两者的比较，得到出口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的净效果。首先，我们确定出口决策模型，并以此估计企业“出口参与”的倾向得分。基于公司融资约束（Finance）、LP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对数、规模（Sale、Employment）的对数、人力资本（Wage）的对数以及行业、年份虚拟变量，企业出口决策模型设定如下：

prob{EXPSTi，0=1}=？准（financei，-1，TFPi，-1，salei，-1，employmenti，-1，wagei，0，controlsi，-1）（2）

（2）式中的（・）为正态累计分布函数，下标-1表示企业开始出口（s=0）的前一年。基于（2）式估计得到企业的出口倾向得分，根据最接近匹配对象法（The Nearest Neighborhood）将倾向得分与最为接近的非出口企业j作为新出口企业的匹配对象。

由于公司财务状况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简单计算ATT可能导致平均的出口的财务效应估计量方差较大。所以，在利用PSM找到匹配公司后，本文根据Girma等（2004）的模型，用成功匹配后的企业样本估计（3）式，以检验ATT在总体上是否显著：

FIi，s=？琢+？茁i，sEXSTRDUMi，0+？酌i，sXi，-1+？啄i，sDi，s+？着i，s（3）

其中，FIi，s为企业i在新时间轴s时期的财务状况X为企业在出口前一期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式（2）中的TFP、规模、人力资本），D为由两位的行业的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比变量组成。而出口状态EXSTRDUMi，0的系数？茁表示新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公司财务状况上是否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三、 经验分析结果

1. 公司财务状况与出口决策。表1报告的是PSM倾向得分方程（2）式的估计结果。方程（1）、（2）、（3）分别考察流动性、杠杆率和现金流率对本土企业出口决定的影响。如表1所示，虽然公司杠杆率对出口决策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杠杆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的，说明短期负债越少的企业越容易出口，也表明了新出口企业较内销企业相比而言，对于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更低。同时，现金流率的估计系数为正的且显著，说明现金流越是充沛的本土企业越倾向于出口，这符合Chaney（2005）对于公司财务对出口决策模型的假设，内部融资是企业支付出口前期沉没成本的主要资金来源。与之相应的是杠杆率对出口决策的负向影响，这与韩剑和王静（2012）使用艾维格数据中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发现的结果相一致。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说明由于国内金融市场效率不高，本土企业难以从国内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机会，民营企业只能通过内部融资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支付由于出口而增加的成本。

2. 出口的财务效应。表2报告依据式（2）计算而得的出口倾向评分，采用最接近匹配对象法获得新出口企业（处理组）的匹配对象（控制组），再采用（3）式对新出口企业和其匹配企业进行估计，EXPSTRDUM系数则用以衡量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平均差异，由于篇幅有限，汇报EXPSTRDUM系数估计结果。方程（1）、方程（3）、方程（5）分别考察本土新出口商与内销企业在出口当期的流动性、杠杆率、利润率方面的差异，而方程（2）、方程（4）、方程（6）则是考察出口第二期的差异。从表2中EXPSTRDUM系数的可得，本土新出口商在出口当期财务状况较其相似的内销企业有着显著差别，出口企业的流动性更低，杠杆率更高，现金流率也更高了。这一方面表明，本土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得以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产品销售，从而可以降低国内市场商业周期和金融信贷政策对其的负向影响，获得更加稳定的现金流。另一方面，新出口企业较内销企业短期债务水平的提高和流动性的降低也证实了出口企业的更倾向于从企业外部获得资金，这表明“出口”成为了有效的市场信号，降低国内金融市场摩擦所造成的识别企业盈利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得民营企业得以通过银行出口融资工具获得资金支持，增强企业外部融资能力。因此，在中国金融市场市场化程度不高，对私人企业的金融约束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出口前期沉没成本主要来源于内部融资的方式，通过贸易融资、或是“出口”信号使其得以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而内部融资的能力也可通过多样销售市场得以提高，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民营企业为何具有较高的出口倾向。

3. 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上述结果是否稳健，除了考察“是否出口”的财务状况的影响外，还需要考察出口量的大小是否也对企业融资状况产生影响。为了确保结果具有可比性，此部分的参数估计方式仍采用（3）式，只是将出口状态的虚拟变量替换成出口强度变量，而出口量的运算则是在出口量加1后在对数化，此定义法好处在于使得EXPORTs参数不只是考察出口量的大小对新出口商公司财务变化影响，而且还可以检验本土新出口商和内销企业的财务差异。表2下部分报告由出口强度测算的本土企业的出口财务效应的参数估计。与EXPDUMs系数相比较，流动性的估计参数方向一致，都为负，而出口对企业流动性的负向效应只有在出口当期显著，表现出出口量越大，出口对于企业流动性的降低程度就越大。在企业杠杆率方面，虽然出口量的估计参数不显著，但其影响方向大致与出口状态估计一直。而出口越多的企业较出口量较少亦或是内销企业而言，其现金流率在出口后的短期内更为充裕，这与出口状态的估计结果吻合。所以，总体上看，利用出口状态虚拟变量估计而得的出口财务效应是稳健的。

四、 结论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考察出口对民营企业融资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财务因素对出口决策有显著影响，短期债务越低，现金流越充裕的本土企业更倾向于出口，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部分本土民营企业只能通过公司内部融资的方式来支付出口所需的前期沉没成本。其次，在出口参与对企业财务状况影响方面，与其内销企业相比，本土新出口企业在出口后的短期内，公司流动性下降、短期债务水平提高，这表明“出口”促进新出口企业获得外部资金，“出口”行为本身成为企业盈利的有效市场信号，降低了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对本土企业融资方面的负面影响。在出口后的短期内，新出口商的现金流率更高，这说明出口不仅有助于改善企业外部融资困难的局面，还能通过拓展企业销售范围获得更为稳定的现金流。由此可见，鉴于民营企业贷款难状况的存在，民营企业往往倾向于通过出口改善自身的内外部融资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本，而出口本身又进一步的改善企业内部融资的能力。这表明，出口在短期内确实能较为有效地改善本土企业的财务状况。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善企业，特别本土私人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可使更多的民营私人企业通过出口获得融资约束上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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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状况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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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流动人口状况篇10

关键词：雨水泵站；CFD

中图分类号：TU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CFD 在最近20 年中得到飞速的发展,并在近几年广泛的应用于分析和改进泵站设计以及水力性能的计算等方面[1]。采用CFD软件进行数值模拟, 能在短时间内较为准确地预测水泵装置的性能, 并通过改变各种参数来达到最佳设计效果, 为下一步的水泵装置模型试验提供了指导, 节省了试验所需的人力、物力和时间[2]。

1 工程概况

该雨水泵站设计规模13.6 m3/s，采用6台潜水轴流泵，单泵设计流量2.27m3/s，设计杨程8.8m。

图12 雨水泵站平面图、剖面图

2 计算边界条件

由于格栅栅条分布均匀且对称布置,具有一定的稳流作用，可以认为此处的来流流速均匀分布，因此，将格栅后集水池至雨水泵出水管部分作为本次计算区域，并根据计算流体力学的特点，将出水管适当延长，减少出口边界条件对计算区域的影响。

计算采用三维建模软件UGNX7.5，采用ANSYS CFX12.1计算流体分析软件进行分析。计算区域建模如图2所示。

图2 雨水泵站建模几何外形图

3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泵站集水池的几何尺寸的不同会导致集水池内水流状态的差异，进而影响水泵的运行状态及效率，严重的会造成水泵叶轮汽蚀，降低水泵使用寿命。

影响水泵运行的水利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 水泵吸入口处的旋流角。水泵吸入口产生旋流的主要原因通常是由于进水渠道中流速分布不对称引起的。旋流角过大会打乱水泵吸入口处的入流状态，导致水泵电机过载运行，引起机械故障，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减小旋流角。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标准为美国水力协会要求的最大旋流角允许值为5°，最大旋流角为7°。

3.2 速度偏差。速度偏差指水泵吸入口处入流速度的分布不均匀。吸入口处入流速度分布越均匀，水泵运行状态就越好，显著的非均匀入流会在水泵叶轮引起荷载震动，导致水泵效率下降。按照美国水力协会要求水泵吸入口轴向速度分布平均值的偏差应≤10%。

针对上述问题，根据雨水泵的规格参数及布置，分别对如下三种工况进行了CFD数值模拟。

工况1：6台泵全部开启；

工况2：最外面两台泵开启；

工况3：最外面一台泵开启；

对三种工况的CFD模拟结果如下：

图3工况1泵站整体流动状态图

图4工况2泵站整体流动状态图

图5 工况3泵站整体流动状态图

由图3~图5可知，上述三种工况下，由于集水池底部坡度的存在，使得该点水流产生了旋流涡动。但旋流缓慢，对水泵运行影响较小。

由图3可知，工况1由于6台雨水泵全开，前池水流整体流线基本左右对称。流体汇聚流向喇叭口，越靠近喇叭口，速度越大。在喇叭口处，流速平行于吸水管轴线，偏离角度很小，水泵进口条件较好。水泵入口来流旋转角度及速度偏差见表1。

表1 工况1水泵入口来流旋转角及速度偏差

由表1可以看出，当6台水泵运行时，在水泵入口最大速度偏差为6.41%，最大旋流角度4.83，均小于ANSI/HI9.8-1998中的规定。这种工况下，集水池内的水流状态不会对水泵的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有图4可知，工况2由于两台水泵分别运行于泵池的两边，泵站内的水流基本对称，但在集水池末端存在漩涡流动。在集水池水面上存在明显的漩涡流动。进水流道中流动不均匀，在工作水泵的进水流道中速度较大，在其他水泵的进水流道中速度较小，且存在低速带，易造成死水区域。水泵入口来流旋转角度及速度偏差见表2。

表2 工况2水泵入口来流旋转角及速度偏差

由表2可以看出，当2台水泵运行时，在水泵入口最大速度偏差为5.78%，最大旋流角度3.58，均小于ANSI/HI9.8-1998中的规定。这种工况下，集水池内的水流状态不会对水泵的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有图5可知，工况3由于只有泵池最左侧的1台泵运行，泵池内的水流比较紊乱，水流会通过集水池中隔墙的开孔从右侧向左侧流动，造成左侧集水池内的侧向入流，在左侧集水池及水泵进水流道处形成漩涡。水泵入口来流旋转角度及速度偏差见表3。

表3 工况3水泵入口来流旋转角及速度偏差

由表3可以看出，当1台水泵运行时，在水泵入口速度偏差为6.41%，旋流角度3.31，均小于ANSI/HI9.8-1998中的规定。这种工况下，集水池内的水流状态不会对水泵的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4 结语

采用ANSYS CFX12.1计算流体分析软件对泵站进水流道进行了数值流场计算分析，结果表明：

（1）三种工况条件下，最大速度偏差不大于10%，来流旋流角最大值不大于5度，满足ANSI/HI9.8-1998中的规定，不会对水泵入流造成严重影响[3]。

（1）当雨水泵左右对称开启时，前池水流整体流线基本左右对称。在水泵吸入口处，流速平行于吸水管轴线，偏离角度很小，水泵进口条件较好。

（2）当雨水泵左右开启不对称时，泵池内的水流比较紊乱，会导致集水池及水泵进水流道处形成漩涡，由于泵站设计中设置了导流板，漩涡不会延伸至水泵吸入口，故不会对水泵的运行产生严重的影响。

（3）当水泵不是全部开启，尤其是只开1台泵的工况下，会在其他不开启水泵的进水流道内形成低流速区域，形成死水区，因此，应定期调整运行的水泵，以免形成死水区，影响泵站的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1 潘中永、李晓俊、袁寿其、谢蓉．CFD技术在泵上的应用进展[J]．水泵技术，200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