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十篇

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篇1

农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由于采用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对农村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开发，使农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损害：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严重。根据资料显示，中国森林覆盖率为14%左右，由于过去盲目地采伐树木、开垦农田使不少西部地区森林覆盖率不足10%[6]，生态的退化严重影响了生物多样性。植被的破坏直接导致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严重。中国水土流失面积150万公顷，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6，需要重点治理的为36.1万公顷。中国草地的退化率为15%，草地总面积比20世纪60年代总面积下降了30%~50%。湿地面临摧毁，中国现有湿地375块，其中有114块湿地被改造为耕地和鱼塘，有98快湿地面临环境污染的威胁，有30块湿地被泥沙淤积，有25快湿地面的水资源没有合理利用[7]。

农村大气污染不容忽视。矿产资源特别是小煤矿私自开采超标排放二氧化硫，污染大气环境威胁周边人、畜的健康；乡镇企业未处理的有害废气直接排放，加重农村空气污染；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对秸秆进行焚烧，产生的浓雾对大气造成了严重污染。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法治根源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严重威胁到农村居民的环境权、健康权、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不符合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究其根源是法治建设缺失的结果。

1.环境权的缺失。（1）立法中环境权的缺失。环境权即“生活在满足尊严和福利要求的环境中，并拥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斯哥尔摩宣言》首先提出，现已有40多个国家将环境权明确制定入宪或其他法律，而中国的立法中环境权却一直缺位，公民的环境权变成了“环境义务”，环境维权处于尴尬境地，而农民环境权保护更是无从提起。（2）环保宣传教育落后，农村环保意识淡薄。由于环境权的缺失，中国的环保宣传教育事业落后。很少的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普及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成效不明显。缺乏环境教育工作人员尤其是高素质专业人员。相关部门对环境教育工作不重视，在实施过程中流于形式、敷衍塞责等，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村尤其是落后农村更为明显。造成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普遍缺乏，没有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成因、危害、防治办法等方面知识，导致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滋生。

2.平等权的缺失。平等权的缺失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由于实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历史惯性，导致城乡发展长期处于断裂的状态，是造成农村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深层原因。（1）城乡户籍壁垒使得大量人口被堆积于农村，造成过量的农村人口与有限资源之间关系高度紧张。农村粗放型生产方式，很少顾及生态保护与土地，随着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完全超出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供应的能力，扩大了对农村生态环境破坏。（2）二元体制使得农村贫困状态更加突出，农民为生存和发展只有破坏环境，无力顾及生态环境污染控制。农村资金缺乏途径狭窄，只有进行资源消耗型的粗放式生产。加剧水土流失、沙漠化、盐碱化，招商投资使大量重污染的企业进入农村，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3）二元体制下较为先进，即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企业很难在农村建立起来，乡镇企业无法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教育水平不高，科技知识欠缺，较为先进企业很难在农村立足;本土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集中度低，技术落后，布局混乱，分散隐蔽，设备简陋，缺乏环保处理设施，污染问题非常突出，成为农村环境的最大污染源。此外，城市生产、生活垃圾也在向农村转移，大批落后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落后的农村，进一步加重了农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4）二元体制下农村的环境保护被忽视，基础设施、政策和法规体系、环保经费等缺乏，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城市，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生活污水排放管网日趋完善，而农村的规划缺乏，无人管理，公共卫生设施空白，排水沟是露天明沟，河流自由排污，垃圾随意堆放。

3.法治经济的缺失。农村经济增越来越深地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因此，农村经济需要法治来规范，而与此相关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也同样应当列入法制规范的范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在环境资源配置上失灵[8]，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制度和法律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企业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破坏生态环境侵害农民生态利益，即使建设了污染治理设备也是空摆设，农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污染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1）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性法律的缺失。农村生态特点和生活生产模式有其特殊性，但中国至今没有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性法律，有关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其他多部法律文件中，且很不全面。“作为综合性环境保护法的《环境保护法》对农业环境虽有涉及，但很简单，而且未能将农业环境与农业自然资源的保护协调起来。”[9]中央立法体系缺少主线，致使地方立法标准不一，地方保护主义容易滋生。（2）一些重要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空白或立法过于原则。中国环境立法数量很多，但农村生态环境立法所占比重却很小。农产品安全等重要立法一直空白，农田灌溉、农药化肥使用、农村饮用水安全等规范，虽在《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中规定，但大都属原则性，内容简单，缺乏配套实施细则，没有相应的执行制度。另外，有关农村生态立法基本都是确认某项保护中应怎样，却没有规定违反后的惩罚措施，“违法行为”成为“无罚行为”，失去了其应有的约束力和威慑力。（3）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是伴随工业发展而产生的，而农村生态保护的规定往往处于次要甚至附属的地位。“这是由于传统环境法囿于自然科学格局，存在‘法律役于技术’的偏向，关注的主要是工业污染防治与大中城市的环境利益，很少顾及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系统的安全性，或至多注意到单项资源或农产品污染问题。”[10]

4.法治政府的缺失。（1）地方政府受经济增长指标的控制往往重经济、轻环保。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如产值、利税、引进外资的规模，他们升迁通常与辖区经济增长速度直接挂钩。这样层层下压形成引资开发、兴办企业的强大动力，一些设备简单、技术含量低的污染企业比较容易在基层县、乡兴办，而大城市严控也推动这些企业向污染监管比较弱的县、乡镇两级转移，两者一拍即合。这样，政府与企业就成了利益共同体，要求政府规制企业行为就很困难了[11]。而这些企业成为农村环境恶化的重要污染源。（2）有的地方政府人治盛行，甚至制定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土政策、土规定，包庇环境违法者。利用各种土政策保护环境违法企业，导致很多企业联片污染，很多违法排污的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积极治污，因为罚款额度太低。（3）中国环保机构的设置最基层部门是县一级环保机构，乡镇一级没有相关设置。受各种条件限制，如人员少、资金匮乏、监管手段薄弱，县级环保部门无法对乡镇环保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监管不力致使农村环境污染失察。

加强法治建设，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1.明确公民的环境权。（1）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把环境权法定为公民一项基本权利。从宪法的高度加以保护。在环境基本法中明确环境权的内容，如宁静权，日照权，眺望权，通风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优美环境享受权，环境知情权，环境管理参与权，监督、检举、控告权等。在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中为环境权提供救济，如环境权侵权赔偿、城乡排污总量比例控制、恶意严重污染行为入罪、环境公益诉讼特别程序等。（2）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根据农村文化习俗和生产生活特点，利用村民学校、“三下乡”、“五下乡”等各类宣传教育活动，以电视、广播、报纸、宣传单等一切形式，合声、光、影、画等各种手段，将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知识编成小品、快板、顺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大力宣传，在农村中小学校广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教育，通过学生带动家长影响社会。加强对农民的科技文化教育，把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标准、技术、环保知识作为农技培训、“绿色证书”培训的重要内容，促进农民从落后的耕作方式向现代高效农业转变。

2.给予农民应有的平等权。（1）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城市化发展，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提高农民收入，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2）增加技术和人才投入，设立乡镇工业发展区，优化乡镇企业的产业和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低消耗、高效益的经济结构，并禁止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3）均衡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推动农村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大力研究、开发和推广适合农村环保实用技术。对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可行的新技术，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加快推广应用。加强农村小型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找到适应农村简便易行的污水和垃圾排放处理系统。（4）制定农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政策，对损害生态环境的进行收费，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进行补偿奖励，对因生态环境问题受到损害的人进行补偿，降低农民的损失、减少破坏生态保护生态环境。（5）加大对环保资金的财政投入，要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杜绝投环保资金被挤占、被挪用。同时加大社会投入的力度，遵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各类投资主体积极投入，

3.建设法治经济。（1）尽快制定一部农村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法，转变生态环境立法的城市中心主义。综合设计城乡的生态涵养计划，设定城乡排污比例下限，保护农村弱势群体，防止城市的侵害。（2）针对农村新情况，尤其是原来没有出现或影响甚微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时制定新的政策、法律、法规，弥补真空。对现行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立法进行修改完善。建立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

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篇2

解决“三农”问题，是贯彻中央1号文件和实现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关系到国家“三农”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农村社会稳定，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为弄清农民消费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消费市场整治和做好农村消费维权工作，今年8月—9月，遂宁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对遂宁农民消费及消费环境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一、调查基本情况

遂宁是中国西部一个传统农业市，全市人口380万，其中农村人口达300万，农村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79%，“三农”问题尤为突出。此次调查涉及全市5个县（区）、23个行政村，共向农民发放问卷1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196份。主要涉及农民消费状况、农村消费环境、农村消费维权等25个方面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农民的消费状况看：生产资料消费占收的近三成，生活消费占收入七成有余。电风扇、彩电、自行车、电话、摩托车、洗衣机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普及率较高，普及率达61.1%；冰箱、空调、照像机等高档日用消费品普及率较低，个别地方普及率甚至为零。在被调查的1196户农民中，2004年户均医疗消费485元，户均教育消费1294元，有69%的农户家庭将其收入的相当部分（个别家庭是全部甚至是负债）用于子女上学；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933户，占78%；能源消费仍然以柴火为主，“做饭”使用柴火的806户，占67.4%，使用煤的390户，占32.6%。

从农村消费的环境看：有1095人认为农民负担在逐年减少，占91.6%；有814人认为农村市场的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占68.1%；有982人认为当前农村教育收费较高，占82.1%；有1049人认为目前农村的医疗环境差或一般，占87.7%；有513人认为当前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包括种子、农药、化肥等）最让人不能放心使用，占42.9%；有841人认为农村日常生活用品、食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占70.3%。

从消费维权状况看：有902人知道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占75.4%；有758人在发生消费权益争议时知道与经营者协商和解，占63.4%；有753人会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占63%；选择向人民法院的有139人，占11.6%。

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农村的教育、医疗消费已成为农民消费的主要支出；保险逐渐成为农民新的消费热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质量问题是影响农民生产生活重要因素。农村消费环境状况令人堪忧。

二、农村消费主要问题及原因

造成农村消费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今各种矛盾的归结。总的来讲，农民的消费意识、消费环境和消费维权等仍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收入低，消费低水平十分突出

从调查来看，约70%的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农业，约50%的农村家庭靠副业和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只有极少数人靠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增加家庭收入。相对农民单一的创收方式，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很低。据统计，遂宁市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2580元，除去教育、医疗等花销，几乎所剩无几。加之受长期传统消费习惯的影响，导致农民消费低水平，农民维持其生产、生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集中在低端商品上，有的甚至是已被禁止或引导不宜使用的商品上，就拿柴、米、油、盐、酱、醋、茶来说，部分农民他们至今还在食用散装的食盐、酱油、醋等，有的甚至已经过期变质。

（二）农民消费素质差，自我保护能力低

在被调查的人员中，文盲及半文盲占13.7%，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3.4%，高中、职业高中的占2.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一个也没有。同时，调查发现，农民几乎都没有接受科技、消费知识等继续教育的机会，农村原有传播相关知识、信息的工具有线广播大部份也被撤除，就连传统的墙报等宣传教育阵地也几乎看不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仅靠一两名拿政府补贴的兼职村干部走村串户去落实，农民获取信息主要靠电视、电台和日常生产、生活积累。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商品知识等，农民在购买商品和选择服务时，主要凭感觉和经验，因而极易受到假冒伪劣、虚假广告、商业欺诈的侵扰。如：2004年4月，射洪县柳树镇等地的农民在个体工商户购买的杀虫新药“巴士特”，使用后造成760户农民种植的农作物枯死，受害面积1580亩，虽经射洪县工商局和消委会多方努力，受害农户也只获得了7.5万元的赔偿。

（三）农村市场发育不全，有效供给不能保障

遂宁现有各类商品市场199个，其中生产资料市场23个，它们集中分布于市、县城区和大的集镇，位于农村的商品市场多数为设施差、服务水平低、交易方式原始的集市。而面对面为农民生产和生活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大多是零星分散、实力单薄，难以提供后续服务的小商小贩，有的甚至是无主体资格、经营假劣商品的不法商贩，如：2004年10月，3名不法农民经营者，在大英县蓬莱镇的乡、村中走村串户，将批发价四毛钱一袋的保健饮品卖到六、七元，不到一周时间从当地农民手中骗走数万元。可见，农村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一方面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销售渠道不畅，造成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主体尚未形成体系，势单力薄，市场调节功能差；再方面市场主体信用缺失，经营者素质差，也是重要原因。如安居区工商局在2005年元旦、春节市场整顿中，查获该区栏江镇“苟大姐”杂货老店所经营的500多个商品，就有179个商品是伪劣商品。

（四）农村市场监管力量弱，消费环境不能有效治理

面对点多、面广、分散、复杂的农村消费市场环境，监管部门的执法力量明显不足，表现在农村市场监管人员少、经费不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执法手段落后，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出现许多监管盲区。以执法人员较多，机构较密集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例：设置在各个乡、镇中的工商所作为监管农村市场的主导力量，也明显表现出力量薄弱和经费不足。全市真正在农村第一线的工商执法人员不足200人，却要对5000余平方公里300多万人口的农村市场进行监管，难度可想而知。据统计，全市工商部门2005年查处侵害农民消费权益的案件285件，比2004年上升21.6%，侵害农民利益案件呈上升趋势。农村消费环境治理力度不够，已成为制约农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由于各级政府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当地经济、招商引资以及应付日常政务、事务上，改善和治理消费环境的重心也偏重于城镇，对农村消费环境的改善和提高很多时候形式多于实质，缺乏对治理农村消费环境的认识和行动，基本没有形成政府领导、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局面，致使农村消费环境不能及时有效治理。

三、几点建议

治理农村消费环境和解决农民消费维权是一项宠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解决农村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意识淡薄、消费环境差、消费维权不畅等，必须把消费者自我保护、行政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乡、镇和村、社等基层组织作用，构建一个覆盖广大农村的“监管责任网”、“群众监督网”、“农村现代流通网”，培育农村消费市场，引导农民科学消费。

（一）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继续教育体系

百年大计，教育为重；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加强农民消费素质教育，提高农民消费素质是改善农村消费状况制本之策。把加强农民消费教育，纳入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战略的重要内容，从农村具体情况出发，构建中国特色农民终身教育体系，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和农民基本素质培训，使广大农民都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通过消费教育，把农民培养成为有理想、有文化、会生产、懂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丰富教育内容。应着重加强对农民文化知识、科学知识、技能知识和消费知识等的继续教育。国家应结合中国农村的特点，尽快组织编写农村消费知识读本，作为农村消费教育的基本教材。对消费知识的教育应侧重四个方面：一是商品服务知识。二是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的知识。三是引导农民树立科学、合理、健康消费的观念。四是传授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法律知识。

完善教育机制。农村消费教育应实行政府领导、分级负责、部门协调的管理体制。政府要把消费教育列入议事日程，编制消费教育规划，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实施消费教育目标责任制，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定期考核。

改革教育方式。对农民消费教育方式应突出特色、喜闻乐见、灵活多样。以农村中、小学为教育基地，学龄教育与农民再教育相结合。首先应从学校抓起。可以在农村学校开设消费知识教育课，从小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第二是在农村举办各类培训班，由相关部门对农民进行不定期培训和传授新知识。第三是借助广播、报纸、电视等媒体，开办消费教育讲座，开辟消费宣传专栏，举办以案说法讨论，消费信息和消费警示，形成覆盖乡村的开放教育系统。

增加教育投入。各级政府要把对农民的教育培训费用列入每年的地方财政预算。同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农民教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建立农民消费教育基金，营造全社会都关心支持农民教育的良好氛围。

（二）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商品流通新模式

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举措。引导、鼓励和培育现代商品流通模式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市场体系的主要方式。构筑一张保证商品质量，服务方便快捷的“农村现代流通网”，是强化企业自律，引导诚信经营的重要载体，也是保护农村消费者健康消费的一条重要途径。

实施“放心店”工程。在培育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中，应重点培育和发展连锁超市、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模式。在农村实施“连锁超市和放心购物示范店工程”，引导和鼓励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向农村发展连锁经营网点，并向有条件的村延伸开设便利店。从根本上保证农村消费的需要，保证农民放心购买和使用商品。为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政府应辅助必要的政策支持。连锁经营网点是一种新型的农村商品流通模式，企业把连锁店开设到村、社，所付出的成本远比在城镇大。为此，各级政府应对愿意在村、社开设连锁经营的企业辅助更多的政策支持。工商部门在登记上只要是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应为企业广开绿灯，引导其发展；税务部门对该类企业应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国土部门应在同等条件下对该类企业的土地使用予以支持；金融部门应对该类企业的融资予以重点扶持。

建立健全诚信经营自律机制。首先，通过行业主管部门制定规章制度、行政执法部门督促检查方式，教育引导经营者树立守法守信意识，做到依法经营、诚信待客、文明经商。其次，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使他们了解农村消费存在的问题，积极改善在农村的服务，督促行业内履行应尽义务，建立规章制度，清除失信行为，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第三，落实经营者商品质量责任制，规范自身经营行为，防止假冒伪劣商品流入农村市场。

（三）构建和整合农村维权网络

进一步完善消费维权组织网络，是做好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加快农村维权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消费维权中的领导作用。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在农村消费维权中的组织、协调和领导作用。一是建立以乡、镇政府为核心的协调机制。农村各乡、镇应建立农民消费维权中心，中心可设在各乡、镇工商所，与工商所的“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合署办公。工商、质监、公安、药监、卫生、烟草等行政执法部门要通力配合，形成农村消费环境综合治理态势。二是建立政府消费状况、环境的评价机制。对农民消费状况以及消费环境状况，进行科学评估纳入对政府领导的政绩考核的内容。

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篇3

——来自塘镇的调查

摘要：农民权益是指农民应享的权利与应得的利益。农民权益的保护不仅体现在农民权益的维护上，还应体现在农民权益的建设上。通过塘镇旨在分析乡镇政府由农民权益的保护者沦为农民权益的直接侵害者、转嫁者以及农民权益建设的无为者是其所面临的角色知觉程度、角色冲突和角色紧张所致。改革乡镇政府，保护农民权益，在于乡镇的角色调适，实行乡镇自治。

关键词：角色差距角色调适乡镇政府农民权益 农民权益是指农民应享的权利与应得的利益，主要体现为经济权益与政治权益，不仅仅是指经济利益，也不仅仅是指农民负担。 由于农民的弱势，农民权益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保护农民权益已成为学界与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关注农民权益保护不仅体现在农民权益的维护上，还应体现在农民权益的建设上。前者即保证农民权益不受侵害，是一种被动、消极的防御性保护，主要是对农民显性权益侵害的保护。后者即为农民创设更多的权益，也包括为农民权益保护主动创设条件，争取农民隐性权益的实现，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建设性保护。这其中的显性权益是指被农民以及社会认识到并确认的权益，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社区政治民主参与等；隐性权益是指还没有被农民以及社会确认和认识的潜在的权益，比如：与市民相比而所享受不到的公共管理与服务等。显性与隐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或一些外部刺激，隐性权益会逐渐被农民确认和认识从而成为显性权益。比如，“非典”的爆发逐渐开始让社会广泛关注到农民的公共医疗服务权益，农民的公共医疗权益开始由隐性转为显性。从隐性权益成为显性权益同样是农民权益保护，并且是一种深层的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只有让农民和社会意识到了其权益状况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 可是，参考借鉴农村研究者的调研资料，笔者在塘镇多次长时间调研发现，乡镇政府不仅尴尬面对农民权益的维护，而且无力面对农民权益的建设，存在较大的角色差距。角色差距指的是领悟角色指导下的实践角色与期望角色（理想角色）之间的差距。角色差距的存在是角色扮演者适应社会并成为合格的社会单元以及社会融合与秩序的重大障碍，其产生主要与角色知觉的明确程度、角色冲突、角色紧张和角色期望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1]由于乡镇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的这种角色期望——农民权益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也是合理的，下文试根据实地调研具体分析乡镇政府在角色知觉、角色冲突、角色紧张三方面产生角色差距的原因。 角色差距：乡镇角色变异 第一，角色知觉：乡镇政府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集团使得乡镇政府成为农民权益的直接侵害者。 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发生从“整体社会”向“利益社会”的转变。[2]在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乡镇政府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其角色知觉依附于强大的集权政治系统，是一种“型政权经营者”，农民权益也处于一种隐性状态。改革使政府间的利益分化，特别是分税制的实行，使乡镇政府与社区的利益分化，乡镇政府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集团，它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既是国家利益的人，又是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成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3]乡镇政府也就可能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政令，从而产生了角色知觉的偏差，过于注重乡镇政府集团的利益，而淡化农民权益保护者的角色。下面以塘镇计划生育工作为例。 实行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工作是我国乡镇政府工作重心之一。不折不扣地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增长，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对于农民的整体、长远利益来说是理性的，也是对农民权益的一种保护。但是由于乡镇政府成了具有独立利益的组织，在对待计划生育工作上，也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对于政策法规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变通，从本来应是投入的计划生育工作中获益， “罚”字当头，具体表现为“放水养鱼”。 在落实节育措施，控制违法生育上采用文件应付检查，而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经济指标的完成上却人人有责，从管理区到驻村干部逐级包干，并明确比例分成，把收入任务与干部职工工资、奖金挂钩。干部为了保工资，为了完成任务，对那些本要流引产的对象只要交点保证金，或什幺押金就行。有的乡镇干部工资都没有着落时竟然开着在农妇常规孕检时偷偷人工受精然后去罚款的玩笑。 正因为这样，本来要落实手术的则收了保证金后，拖延时间，给违法生育留下隐患，本来要参加孕检的却收妊娠保证金，最终造成违法生育发生。这样抓计划生育，无疑是以鼓励生育来获取罚款和征收社会抚养费。 在这种情形下，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可想而知。由于乡镇政府的“谋利”使得计划生育工作流于形式，农民的权益被无形中侵害。 可是，戏剧性变化也开始发生了。在2003年5月的地级市抽样检查，塘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为了全（县）市倒数第一。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的是“一把手负责”、“一票否决”，这关系到领导的名誉及职位升迁。于是塘镇2003年6月2日晚又不得不重新对计划生育采取行动，把以前所有收的罚款、保证金全额退还，进行全面检查，已孕的全部引产、流产。对于那些受“放水养鱼”的错误信息怀孕以及交了罚款怀孕较久的农妇来说，其生理、心理及家庭将受到极大的侵害。这一侵害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乡镇政府领导出于名誉及升迁职位，使乡镇政府的“谋利政权经营”的破产。 从上可以看出，由于乡镇政府角色认知的偏差而成为独立利益的集团，首先企图获益而使计划生育工作经济化，损害农民的长远整体利益，最近却由于企图避免政治利益受损却又对已受孕的农妇遭成了伤害。 第二，角色冲突：压力型体制使得乡镇政府成为农民权益侵害的转嫁者。 “压力型体制”是当今我国基层政治体制一个显着特征，它的直接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目标责任制”乃至“一票否决制”[4]，另外就是上级的人事任免权。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控制使得乡镇政府在处理既是乡镇人大执行机关，又是上一级政府的行政执行机关这一两重性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上级行政指令的执行，而虚置乡镇人大。 在农民期望与上级政府期望的冲突中，选择的是上级政府的期望。压力型体制使得乡镇政府在角色冲突中考虑上级政府的意图而搁置农民的期望。 在这种体制下，乡镇政府只能是被动而尴尬的，基本上没有自主权和主动性，任务刚化，也没有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比如由于塘镇属城郊镇，各种关系以及压力使得其接受的人员相对比其它乡镇要多些。在人员严重超编、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塘镇每年还不得不接纳二十多个人员，而这些都是要负担的，这些负担总得转移到农民头上。乡镇政府接受上级的压力任务，可在乡镇是无法消解的，乡镇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将压力转移和释放到其治下的农民头上，从而成为农民权益的转嫁者。 在此，以塘镇的税费任务为例分析乡镇政府如何成为农民权益的转嫁者。塘镇每年都要向（县）市里按月按季交纳财税任务。该（县）市长在2003年4月30在关于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会议上的发言所说：“不管想什幺办法，不管采取什幺措施，收入任务是铁板一块，必须按月按季完成，一个萝卜一个坑，哪个乡镇没有完成收入任务，就按体制原则扣减哪个乡镇的财力。”[5]为了完成任务，塘镇将压力转移到驻村干部村定补干部身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完成任务，比如如果能完成任务就可以干部工资和应该给村组里的钱（如给农民的赔款、五保补助经费）抵任务；如果不能完成呢，那这些村干部工资、赔款什幺都被回复为没钱。同时也将一些不合政策规定的税费搭在法定的农民认可的农业税中一起收。比如税费改革后，有些费用是不能收的，但是上级仍然向乡镇政府收缴。于是今年塘镇将单独收不上的民兵费放到农业税里一起收。卫生费因在农业税已下达后才规定要交，所以塘镇领导就担心这个费就很难收。可是，没有办法，在压力型体制下，塘镇不得不违反税费改革政策，征用民兵训练费、卫生费。从中可以看出，乡镇通过驻村干部、村干部将压力转移到农民头上，从而不难理解为什幺一些收税干部的粗暴言行。 第三，角色紧张：乡镇政府的财政状况使得乡镇政府成为农民权益保护的无为者。 但是乡镇负债[7]、寅吃卯粮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常态[8]。塘镇的财政负债约1761万元，工作人员在2002年有半年工资未领。为了今后财政体制的运转，2003年镇党委、镇政府研究决定规定镇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干部、职工）中集资，新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城镇退伍兵以及招工和录用的公务员，安排2003年开始上班的，每人集资1.5万元；在职上岗和退线休息的工作人员每人集资6000元。而集资款就用于补发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和偿还机关工作人员在基金会兑付的集资款。而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办理集资手续，则视主动下岗。[9]在财务管理上实行“以保干部、职工工资发放压倒一切”的原则。[10]从中可以看出塘镇的财政状况，为了财政的运转，不得不向干部自己强制性无息集资，把工资发放在首位。 由于塘镇的财政状况，导致角色紧张，不能为农民权益建设提供相应的管理与服务。比如在2002年村组就有十二个请求镇给予财政支持以便于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的报告。这些报告大多声称农民已经咬紧牙关集了大部分资，需要在镇里能给予一定的扶持，但是镇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财力，这其中镇里只是扶持了两项，并且资金非常有限，只有一二千元。 乡镇财政就连“喝粥财政”都难保的情况下，期望乡镇政府能为农民权益做出建设已有点不现实。如果说乡镇政府不能提供一些管理服务，是因为其能力不够，也就不能勉为其难，但是有些却是乡镇政府出于独立利益的策略考虑，能够为而不为。比如，对农民进行理论政策服务，实行选择性政策宣传。只是选择有利于乡镇的理论政策，而对于不利于乡镇利益的政策却不下达宣传，甚至隐瞒。这是对农民知情权的一种侵害。例如，税费改革中的一些政策在宣传中大打折扣，以防止农民对政策法规太熟，而不利于税费征收。

角色调适：乡镇自治 由于乡镇政府在角色知觉、角色冲突、角色紧张三方面的原因使其从带有道义性的农民权益保护者角色变异到经纪性的农民权益的直接侵害者、转嫁者以及对农民权益建设的无为者角色。要解决这种角色差距，则要进行角色调适，或称角色校正，明确角色知觉，转换冲突结果，缓解角色紧张，使乡镇政府的角色复归。 角色调适包括自我调适与社会调适两个方面的内容。角色验证和校正的过程是通过内部和外部标准来获得的。最经常使用的内部标准是行动者确认角色并以之进行互动。外部标准则是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说，包括重要人物、相关群体或者一般认同标准对角色的评价。[11]此内部标准相当于自我调适，而外部标准相当于社会调适。 乡镇政府的自我调适主要在于确认角色规范，在于一种政治文化的变迁。[12]使得乡镇政府有一种文化性动力去进行主动调适，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换，实现从行政领导型向服务型的转变。[13]乡镇政府的自我调适的重点仍在于处理好自身与上级政府、农民的关系，定位好自我的角色，明确农民权益保护者角色。 乡镇政府的角色社会调适主要在于改善条件以创造一个适合乡镇政府为农民权益维护并做出建设的社会环境，即创设好角色校正的外部标准。一是要消除压力型体制，为乡镇政府的角色消减外部阻力。消除压力型体制，重点在于改革县乡政府之间的关系，使乡镇政府面对农民的呼声，而不是对上级唯命是从。二是让农民有意识并有能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为乡镇政府的角色调适增添压力。贺雪峰对乡村债务的调研时发现，农民上访多给乡镇政府施加压力大时，则当地的村组债务则较少，而乡镇债务较多。因此，强有力的农民行动可以弥补中央行政体制的缺陷。[14]可见，农民的权益维护力量能够阻止乡镇政府的角色变异。三在处理角色评价时，即改革完善目前的政绩评价标准，评价主体应该包括农民，而不是农民的缺场，从而为乡镇政府的角色调适提供动力。四是改革财税体制，消减乡村债务，为乡镇政府的角色调适铺设好广阔空间。减少国家依靠乡镇政府向农村的汲取，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消减乡村债务，而不能让沉重的债务长久悬压于乡村社会。 而要做到上述标准，实行乡镇自治，推行乡镇长直选，强化乡镇人大权力是现实选择。关于乡镇体制改革的方案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扩大乡镇民主为中心线索的方向；一是简化乡镇职能，减少乡镇干部，撤销乡镇政府，建立作为县政府派出机构——乡公所的方向。[15]笔者认为，在行政主导型的农村，撤消乡镇，建立乡公所容易流于失败，人员无法精减，职能无法精简。在行政主控中，压力型体制没有改变，乡公所同样要面对的角色冲突也就无法改变。在此以塘镇的乡镇撤并实践为佐证。因为乡镇撤并同样是行政主控式的被期望能够“精兵简政”。第一，塘镇由原来的两乡一办事处合并而成，合并后正式工作人员总数超过原来的总数，因为一些人员通过这一动作想方设法由集体干部转为国家干部，而为了保证合并的顺利完成，谁都没有在其中被减下来。第二，职能同样不能被简化。乡镇在管理惯习的作用下下设管理区，而管理区所辖范围就相当于原来的乡；各站所人员只不过是原来的揉和。因此，在行政主控中建立乡公所很容易流为一种“换汤不换药”。在各种政治因素下，人员无法精减，职能同样无法精简。 而扩大乡镇民主则能消除角色知觉偏差，扭转角色冲突格局。第一，乡镇自治能阻止县政权事实上的架空乡镇政权，厘清县乡关系。乡镇与县政府之间不再是行政隶属关系，从而消除压力型体制。第二，乡镇自治比村民自治更能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从而有效的培育农民组织发育。第三，乡镇自治更能处理好角色评价体系，评价主体从上级政权转移到农民头上。第四，乡镇自治能有效的阻止上级通过压力来安置冗员，有利于实行放开手脚裁员，而不必面临一些政治压力使乡镇裁员愈减愈多的局面，从而减少财政压力，有利于消减乡镇债务。 注释： “放水养鱼”的形容说法来源于塘镇的一些应付检查式的政策文件。文件上规定严禁这样，可正好从侧面反映了现实中这种现象，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 由于笔者在塘镇所具有的特殊关系，乡镇干部并不忌讳我的在场，有什幺就说什幺。2003年4月底，正是结算此月任务时，29日一乡镇干部在党政办公室对于这个月只能发84%的工资后抱怨“老是到下面去抓‘大肚子’，哪有那幺多‘大肚子’？刚怀上的超生孕都罚了，要罚也要等十个月生下再罚点。除非在妇检时偷偷人工受精，到进再罚。”年轻的镇团委书记要靠驻村抓任务再能发工资，30日也在党政办苦诉“肚子”上个月都被罚了，任务完不成，这个月工资又没着落。 笔者在塘镇经历了2003年4月人大会。在会上，一代表（某村支书）对主席台上坐的人太多提出意见。最后人大副主席下来。第二天，该支书在党政办逛逛，可是遭到人大主席等镇领导的批评，并告诫以后不要捅漏子了。可以这幺说，乡镇人大工作总是被期望达到上级的“预期的目的”。 在2003年这些费用由塘镇所在市财政承担，由镇民政所在合适时候通知困难农户申请。 根据2002年档案资料统计，金额为镇内工作人员透露。 2003年5月，在下达农业税任务时，就附加了民兵训练。之所以敢加，并不担心收不上来或上告，一是因为是上面的任务，没办法，二是因为塘镇农民对政策法规不熟。平时乡镇领导也常表示农村普法的担忧，“农民都懂法知法了，以后乡镇工作任务怎幺做呢？整天都要忙于打官司了。” 参考文献： [2]唐晓腾：价值取向、利益冲突与乡村民主政治的困惑，中国农村研究网 [3]杨善华，苏红：从“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 ——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5]市长于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会议发言文稿：统一思想强化责任确保我市新一轮乡镇财政体制顺利实施，2003年4月30日 [6]楚成亚：农民公共权力观念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6期 [7]章敬平，章青松：两千亿债务困扰中国乡镇，财政危机埋下腐败伏笔，中国新闻网2001年6月19日，转自搜狐网 [8]项继权：短缺财政下的乡村政治发展——兼论中国乡村民主的生成逻辑，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3期 [9]塘办发[2003]1号文件：关于塘镇机关工作人员集资有关事项的规定 [10]塘镇“财务管理办法”文件 [12]邹郡：论基层政府对农村福利性公共产品的不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变迁的解释，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5月1日 [14]贺雪峰：乡村债务，中国农村研究网，2002年9月21日 [15]贺雪峰：乡镇体制改革的两种方式，中国农村研究网

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篇4

关键词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政府生态责任 存在问题 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5.079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直接关涉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实现。而政府生态责任是否履行直接关系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目前，在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着政府生态责任履行不足的问题，严重地影响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厘清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责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政府生态责任履行关系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效果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能否履行好生态责任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政府履行生态责任有助于增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制定生态法律法规，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才能使农村各类组织的生产活动、农村居民的生活行为有法可依，使农村居民及各类组织依法合理利用资源能源，对破坏农村生态环境、损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依法予以相应的处罚，保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处于良性发展方向。政府只有履行好制定法律法规的责任，制定出彻实可行的法律法规，才能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确保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良好的效果。

（2）提供丰富生态产品，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生产生活垃圾回收处理设备等有形生态产品，也需要加强生态教育、传播生态保护理念等无形生态产品。由于生态产品的公共性及生态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企业或者私人不愿介入生态产品供给，只能由政府承担生态产品的供给。政府只有担负起农村生态产品供给的责任，才能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生态产品，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3）推行生态保护理念，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助力。农村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农村各类组织的生态保护理念与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理念与意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农村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农村各类组织良好的生态保护理念与意识不能自发地形成，需要政府担负起宣传教育的责任，大力推行生态保护理念。在政府大力宣传教育之下，农村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农村各类组织的生态保护理念与意识一旦得到了提高，并且将之贯穿到生产生活及工作之中，无疑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起着促进作用，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助力。

（4）加强生态环境监管，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力支撑。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生态法律法规、生态产品及生态保护理念，更需要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政府履行好生态监管责任，运用好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依法实施好环境监督权和管理权，严格执行农村生态法律法规及规章，严格处理违反生态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调解有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纠纷，严格监控农村居民、乡镇企业及各种组织生产生活行为造成的生态问题，这有助于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2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责任履行不足

政府生态责任的履行直接关涉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而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着政府生态责任履行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农村生态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生态立法责任落实不到位。建国以来，我国初步形成了相对较为完整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但就农村生态保护而言，现行法律法规体系并不完善，很难适应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目前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农村生态保护的法律，有关农村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分散在其它法律法规中，并且相当一部分是原则性规定，概括性强而具体性差，难以操作，甚至不同部门制定的生态法律法规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这种状况说明了政府生态立法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了农村生态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不完善，使得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无法可依。

（2）农村生态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生态服务责任履行不充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生活垃圾回收与处理设施、生态基础设施等有形生态产品，也需要传播生态理念、开展生态教育等无形生态产品。而农村生态产品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供给的普遍性、成本难以界定及产权化很难实现等特点，使得私人或企业不愿介入，只能由政府来供给。然而，政府的垄断性，使得政府对农村生态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与效率低下。这也反映了政府生态服务责任履行不够充分，没有提供足够的生态产品来满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从而影响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3）农村生态文明意识相对淡薄，生态宣传责任贯彻不到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府、乡镇企业及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生态文明意识。农村生态文明意识不能自发形成，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而当前农村生态文明意识相对淡薄：一些地方政府缺乏绿色发展理念，乡镇企业奉行唯利是图的利益观，农村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十分薄弱。这种状况反映出政府生态宣传责任贯彻不到位，政府未能将生态法规、生态政策、生态知识及绿色发展理念等宣传到基层政府人员、乡镇企业和广大农村居民心中，使政府树立起生态执政理念、乡镇企业树立起注重环保的利益观以及农村居民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只有这三者真正地树立起生态文明意识，才能促进农村生B文明建设。

（4）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相对不力，生态执法责任执行不严格。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严格执行农村生态法律法规、对农村生态环境严格监管。然而，我国政府生态职能部门比较分散，生态职能部门权责不分，生态执法机构不健全，生态执法手段比较落后，生态执法部门人员业务素质偏低，尤其是农村地区更是如此，这使得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执法中出现了以权代法、以费代罚、权钱交易等现象。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包庇、纵容高污染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甚至以地区经济发展为由来阻挠环保部门对其进行处理。这种现状反映出农村地区政府生态执法责任执行不严格，对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力度不够，从而影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3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责任具体措施

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责任存在着履行不足问题，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生态责任。

（1）加农村生态法律的制定，严格落实生态立法责任。我国现行农村生态法律法规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大差距，滞后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政府应严格落实生态立法责任，加快农村生态法律法规的制定。通过“立、改、废”相结合的方式，对现行农村生态法律法规进行重新整合，制定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亟需的法律法规，填补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空白；对不利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过时的法律法规及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必要时将其废除。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加强农村生态产品的供给，充分履行生态服务责任。政府要充分履行好生态服务责任，通过多种措施加强农村生态产品的供给。政府要增加农村生态保护的资金投入，采取积极措施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村生态产品的供给之中，建立政府主导、多种筹资渠道的农村生态产品资金供给机制，确保农村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政府要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积极倡导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到农村生态产品的供给之中，使农村生态产品的建设渠道多元化。对于少数基层乡镇政府财政资源紧张无力提供生态产品时，上级政府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确保这些地区农村生态产品能够有效供给。

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篇5

一、关于法律信仰的概念问题

“法律信仰”一说，来源于美国哈罗德・丁・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的名谚，“Law has to be believed，or itwill not work”(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目前我国法学界并无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信仰是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主体心灵状态，穷极而言，也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而且具备合法性的必备要素。另一方面而言，则为法之具有合法性的自然结果和外在确证。”有的认为“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确认，表明人们愿意热诚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并把参与这场斗争视为自己的一个庄严使命和责任。”也有的认为“法律信仰是公民法律文化心理素质的有机整体系统，是法律知识、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的集合体，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法律文化精神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还有的认为“所谓法律信仰是两方面的统一：一方面是指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活动。”等等。还有许多关于法律信仰的界定，这些概念都深刻指出了法律信仰的内涵，并各有侧重。 　在笔者看来，所谓法律信仰就是社会主体对法律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观念，是人类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晶，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依归感和一种坚信和崇拜。体现了社会对法律的理性推崇和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怀。

二、当前农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社会法治化面临的困境。法律权威与政府权威之间博弈，造成法律信仰的缺失。当前社会法治化面临的困境就是法制建设依赖政府力量推行，法律的权威源于政府权威i但法治的本质却要求法律权威超越政府权威，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在法律权威建立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三种情况，法律权威超越了政府权威；政府权威仍然高于法律权威；政府权威失落、法律权威缺乏。第一种情况是法治社会，第二种情况是人治社会，第三种情况是转型社会，也就是当代中国的情况。在转型社会中，由于存在“规范真空”以及各种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团体和个人将会遵循一种”有利”原则，当政府权威对自己有利时。人们以政府权威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当法律权威有利于自己时，人们又会以法律权威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当两种权威都对自己不利时，可能两种权威都不服从。两种权威之间的博弈，造成了法律信仰的缺失。

(二)乡土社会缺乏信仰法律的传统。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人们崇尚权力，以权力信仰取代了法律信仰，权力至上，的传统文化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桎梏。尤其是1966－1976年的“”的影响，法律虚无状况更是空前。人们总是体会到权力高于法律，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虽然当前我国的农村向市场经济迈进，“在不断的变迁过程中，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体系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某些结构要素又可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在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里，仍存在各具特色的居住格局、互动方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农村成员仍然生活在熟人、半熟人社会中，在有的地方以家法、族规为内容的宗法制度仍然规范着家族和宗族成员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时刻注重着亲情、乡情。村民也“习惯于用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通过法去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做法不屑一顾。”“除了重大的纠纷之外，一般问题都是乡间自己解决，并因此产生了许多规则、习惯、风俗”。生活的经历和周围的环境，使他们更乐于接受、遵循习惯法，而排斥、逃避国家法。

(三)法律运行过程中的不良操作影响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首先，立法的膨胀。法律法规出台时间越来越短，参与立法的机关越来越多。不仅新旧法之间存在着冲突，部门法之间也存在冲突。各种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令人应接不暇，导致农民虽然接受普法教育，但是远远跟不上立法的速度，由此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其次，执政者权力的滥用。权力时常冷淡法律、政策时常无视法律。有些领导一句话、一个批示、一个决定，都可能左右甚至代替法律。因而不少农民在谈起权力与法律关系的时候，总是认为权力可以主宰法律，是不受任何制约的力量。现实生活中，农村呈现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许多基层干部等级观念极强，只强调自己的权力，忽视农民的权利，甚至认为农民的权利可以由自己的权力加以干涉。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检察、审判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以及“法律白条”、“执行难”等现状，更使公众对法律失去了信心，人们逐渐就会萌发“有法无法一个样”。人们对法律不信任，自然形不成法律信仰。

(四)农村社会法律资源的缺失。一是关于“三农”立法跟不上农村改革新形势的需要。其中对于广大农村特有的社会秩序怎样有针对性地予以规制，法律在制定时却没有充分的考虑农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农民利益保护的立法欠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养老、农村医疗、农业保险立法严重滞后，长期以来，农业人口被排斥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的切身利益在立法上得不到体现等等。二是司法机构的设置问题。我国司法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至多是县一级的派出法庭到乡镇，司法机构的这种设置很难使法律融入农民的生活中去，法律对农村社会生活

的影响非常有限：而派出法庭与地方同级行政机关的密切联系，成为其“工作机构”，无形中在农民心中强化了权大于法的思想。三是乡村留不住有一定法律知识的青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市场经济为年轻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并不是他们的知识用不上。

三、强化农村法律信仰的培育

依法治国呼唤着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公众也应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具体到农村法律信仰的培育，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完善“三农”立法，增强农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对于“三农”方面的立法要体现农民的情感，维护农民的利益，同时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让农民真切感受到法律能保护自身利益，感到法律能保障自身的民利与自由。“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可以想见，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成为农民利益的象征、得到了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识，成为农民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也会成为农民努力学习、自觉应用、严格遵守、虔诚信仰的对象。

(二)健全法律运行机制，树立农民对法律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也是一纸空文。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真正的宪法……”因此，要健全法律监督制度，预防和及时纠正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活动中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各种偏差和错误，使守法者主动守法、执法者公正执法，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

(三)推进司法改革，加强依法行政。使司法机关真正从地方机关中独立出来，不受任何干扰地行使职权，特别要指出的是乡镇一级的派出法庭，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以保持法律的严肃与权威，将法律的公平正义性充分展现给人民群众：要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的独立的政治品格和业务素质，消除各种特权思想，做到司法公正。基层政府应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使职权，彻底摒弃权大于法的观念，努力防止行政行为的任意性与专断性：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制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对于侵害农民利益的行政行为要严肃处理，让法律的公平正义渗透到农民心中。

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篇6

关键词:乡村旅游;法律保障机制;对策性研究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于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日益重视。2016年1月27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正式印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8份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份文件中所提出的“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内容更是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这是继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之后，中央再次为推动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所作出的最高指示。我国政府希望做大做强乡村旅游，使之产业化，并最终成为我国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顺利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升级①。

一、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

党的18大以来，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的乡村旅游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个在上世纪50年代作为外事活动需要才偶然出现的旅游种类发展到今天已经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领域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据2015年国务院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介绍，2014年，我国乡村旅游的游客数量达12亿人次，占到全部游客人数的30%。2014年乡村旅游收入3200亿元，带动了3300万农民致富。目前，全国有200万农家乐，10万个以上特色村镇。根据《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数据显示，截至到2015年4月，我国的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单位达193万家，其中农家乐达220万家，规模以上园区超过4．1万家，年接待游客近8．4亿人次，年营业额超过3200亿元。这些数据显示，发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而且可以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推进现代农业和美丽乡村的建设。

二、法律保障机制对于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一)保护乡村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提是乡村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因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宗旨是既要满足当代人旅游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旅游需求的能力;既要促进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又要有利于自然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的飞速发展对于繁荣乡村旅游市场、搞活农民经济、激活农村要素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脱贫致富确实大有裨益②。但在客观现实中却存在有效规划和管理缺失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保障措施跟不上乡村旅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出现一些私搭乱建的现象、管理混乱的现象以及游客垃圾遍地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因为乡村生态资源遭到大面积破坏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乡村旅游事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情况。而法律保障机制能够使乡村旅游的发展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政府和相应的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加强对规划审批、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监督管理，以确保乡村旅游的生态资源不被破坏，继而保障乡村旅游规范有序的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升级

在2015、2016年我国政府的一号文件中都将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升级放到了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位置。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具有关联带动性强的显著特性，其拉动内需的作用十分明显。在我国建设美丽乡村的事业中乡村旅游产业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开展的旅游，其是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民族文化为灵魂，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主要针对城市居民而展开的“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旅游形式③。发展乡村旅游事业可以使广大农民在完成农业劳作后成为旅游从业者，从而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和旅游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带动较远距离的农民从事旅游运输、种植、养殖和商品生产，从而带动周边其它裙带产业的共同繁荣。现阶段，我国的乡村旅游产业在布局上缺乏必要的科学性，这导致我国乡村旅游整体上存在各自为政、单兵作战的问题。与此同时，在乡村旅游的管理上，缺乏相关的法规政策，对于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缺少指导和监督。游客在乡村旅游活动中纠纷时有发生。针对这些现实问题，需要我国政府制定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来进行管理，使得我国的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动我国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最终使得我国政府顺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升级的具体目标。

(三)保障乡村旅游产业的有序开展

乡村旅游市场秩序的稳定与否对于乡村旅游产业的深入发展影响重大。因为乡村旅游市场秩序关系到游客、乡村旅游经营主体、乡村旅游市场管理者等各方主体的切身利益。而在现阶段，我国的乡村旅游市场秩序依旧被诸多的问题所威胁。首先是基建不足，配套不够。这导致客人对问题景点批评颇多，游客数量急剧减少，最终关门大吉。其次是管理混乱，竞争无序，市场中低层次建设较多、特色主体不够鲜明。再次，市场经营水平低下，服务观念落后，宰客现象严重④。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我们政府通过法律保障机制来整顿市场秩序、规范经营主体行为，查处违法犯罪问题，制止无序竞争行为，以确保乡村旅游市场的秩序稳定，进而保障乡村旅游产业额有序开展。

三、我国乡村旅游法律保障机制现存的问题

(一)缺乏专项的法律法规

鉴于乡村旅游自身的特征，对于保障其健康发展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着特殊的要求。其内容不仅要涵盖普通旅游立法的相关内容，还要涉及乡村旅游规划纲要、实施细则、环境保护、乡村旅游服务行业标准等专门性的内容。而长期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缺少专门的政策和法律进行保障。对于乡村旅游，在我国的立法领域仅仅在201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46条做了简单地规定:“城镇和乡村居民利用自有住宅或者其他条件依法从事旅游经营，其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但纵观各地政府近年来的做法，大多以发展乡村旅游的指导意见这类的地方政府红头文件为主，并无专门针对乡村旅游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⑤。而作为指导意见的红头文件内容宽泛，缺乏可操作性，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在解决涉及乡村旅游的事务纠纷时往往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法律依据⑥。

(二)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乡村旅游以乡村生态资源为立足的根本，所以对其管理不仅仅涉及旅游管理部门还要涉及农业、林业、环保、城建等多个部门和领域。在很多地区，并没有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进行统筹管理，这往往会引起管理上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在解决乡村旅游纠纷的过程中出现权力分散和监管不作为的情况出现，从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⑦。这种问题已经出现在乡村旅游的产品开发、规划审批、具体营销、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很多地区乡村旅游产业长期存在过度开发、重复建设、服务落后、质量低劣、缺斤少两等问题，而且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地区的乡村旅游管理体制的混乱不堪很大程度上掣肘了当地乡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这些地区管理体制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在这些地区从地方政府到具体执法部门对各自的责任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大家各自为政，自然会出现相互推诿、执法不力的情形。

(三)缺乏主动的环保意识

乡村旅游的法律保障机制一方面要求我们的政府要制定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法规来保障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旅游者主动参与到乡村旅游资源的生态保护当中去，要具备主动的环保意识。在现实中，大家都知道环境保护意识的重要性，但很多乡村旅游的经营者为了过度最求经济效益和规模、旅游者为了自身的便利而随处丢弃垃圾、踩踏草坪、过度开发、污染环境，最终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自然资源被浪费等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人类的圣地珠穆朗玛峰、香格里拉的生态环境。而目前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旅行者主动环保意识缺乏，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做到不乱扔垃圾、破坏环境即可。在别人破环境时，他们则大多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息事宁人的态度。以浙江安吉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旅行者为例，乡村旅游中的旅游者具有主动环保意识的数量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所以笔者认为，我国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旅游者依然缺乏主动环保意识。他们很容易受到周边人或者事物的影响。缺乏主动保护生态资源的意识。这需要我国环保部门加强对乡村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教育，特别是可以通过我国举办一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事活动作为宣传平台(例如G20杭州峰会)效果会更好。通过政府的宣传教育，力求使之具备积极主动的生态环保意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国政府的关于乡村旅游方面的法律法规常识知识。

四、完善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法律保障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制定保障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专项法规

对于我国缺乏乡村旅游专项立法这一固疾，我国政府必须加快相关专项法规的制定工作。各地政府可以根据我国立法法的相关授权，针对各自地域内的环境特征进行相关的乡村旅游立法工作。这些立法务必要涵盖各地乡村旅游发展的科学规划、实施细则、保护法规、环保条例以及全国统一的乡村旅游服务标准。这些法律法规对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者合法权益的保障、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意义重大。此外在一些具体环节，我国政府还可以适当借鉴国外关于乡村旅游法律保障机制的先进经验来完善我国的乡村旅游法律保障体系。在税收环节，我国地方政府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征得上级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以地方性规章的形式制定一些符合本地特色的税收优惠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对从事乡村旅游事业的个人和团体减免税赋，以帮助本地区内的农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致富⑧。

(二)设立统筹兼顾的乡村旅游管理机构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除了法律法规体系完备之外，设立全责清晰统筹兼顾的具体执法机构同样重要。好的法律归根到底是要靠执法机构的执法来体现出法律的价值，因为只有完善的管理体制才能保障管理无纰漏，才能真正发挥出法律法规的真正作用。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因地制宜的乡村旅游管理委员会。由其来协调统一统筹兼顾该行政区域内涉及乡村旅游事宜的农业、林业、城建、城管等部门利益。对于涉及乡村旅游的事务纠纷，乡村旅游管理委员会具有唯一的管理权限，以此来厘清各部门管理权限。同时还要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对旅游管理委员会的具体执法进行监督，以确保该部门做到严格执法、科学执法、人性化执法，杜绝、贪赃枉法的情况出现⑨。只有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执法才能最大限度确保乡村旅游各方参与者最大的合法权益。

(三)提高乡村旅游参与者环保意识的主动性

保障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同样离不开乡村旅游参与者环保意识主动性的提高。只有乡村旅游的参与者主动参与到保护乡村旅游资源的事业中去，不仅能做到对自己严格要求，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不乱扔垃圾、不乱踩草坪、不过度开发、不污染环境，还能主动的对他人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为进行及时制止，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乡村旅游资源的保护状况。而加强乡村旅游环保意识，这也是我国政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事业的原因之一，同时他也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具体目标之一。乡村旅游参与者生态环保意识主动性的提高也能够在一定层度上反应出我国公民自身素质在得到不断的提升。而提高乡村旅游参与者生态环保意识的主动性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只有我国政府不断努力培养和加强乡村旅游参与者环保意识的主动性，才能真正发挥出我国乡村旅游法律保障机制的作用，确保我国乡村旅游事业的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蔡振京 贾洪格 胡齐乐 单位:浙江树人大学

注释:

①马继刚，窦志萍．乡村旅游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策研究［J］．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6)．

②丁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乡村旅游的法律保障探析［J］．农村发展，2015(12)．

③罗东娥．论促进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J］．改革与战略，2009(4)．

④李孟娣，李洁．浅析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J］．农业经济，2016(2)．

⑤宋才发．＜旅游法＞是编制和实施旅游发展规划的法律保障［J］．法学杂志，2013(10)．

⑥唐学军，陈晓霞．天府新区“两湖一山”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法律问题研究［J］．成都师范学院院报，2015(9)．

⑦王艳艳．乡村社区参与景区利益分配的法理逻辑及实现路径———基于现行法律制度框架视角［J］．旅游学刊，2015(8)．

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篇7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犯罪;法律救助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0-0043-02

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间与城乡间的不平衡导致区域间与城乡间的差距都日趋扩大，这种发展的双重不平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外来务工的农民数量越多。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现实及生活成本的巨大差距使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进行抚育，他们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家乡交由配偶、父母或其他亲友代为抚育。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导致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日渐凸显，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 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1]。全国农村儿童每三个中就有一个是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之高足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农村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中的弱者，一方面是学龄前（0-5岁）与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6-14岁）他们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容易成为权益被侵害的群体;另一方面大龄农村留守儿童（15-17岁）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在其成长过程中若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引导，极易产生认知上的偏差和人格发展的不健全，严重者会误入歧途产生违法或犯罪行为。

一、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法律问题

公安部的调查显示了两个“大多数”：全国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数在农村，其中大多数又是留守儿童[2]。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障问题

1.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比例较高，既包括因监护不力导致也包括自身行为失控导致。比如车祸、溺水、火灾、烧伤或烫伤等。近几年媒体频频报道送子车超载而引致的车祸事件，多数都发生在农村并且伤亡较多的人是农村留守儿童。2007年1月4日湖南祁阳县八宝镇砖塘村一证照不全车辆跌入引水渠，司机失踪，车上6名留守儿童全部遇难。2010年5月30日，安徽省岳西县水库发生溺水事故，4名留守儿童死亡。初中生中留守儿童意外伤害的再次发生率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是非留守儿童的1.7倍。

2.农村留守儿童遭受的非法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员相对较少且很多是年迈的老人，所以监护力度不够，犯罪分子趁监护人不备时伺机伤害农村留守儿童和拐卖农村留守儿童的案例也时有发生。《新浪网―法网恢恢的博客》2008年6月3日报道，四川省威远县的杨洋对表姐不满，将表姐留守在威远的女儿骗至家里，卡昏后用绳索勒死，抛尸粪坑。《法制生活报》2009年报道，贵州三穗县台烈镇平溪村年仅两岁的留守儿童元元，被湖南浏阳犯罪嫌疑人杨星趁元元奶奶关灯之机蹿上二楼把孩子抱走。公安部打拐办工作人员介绍，流动和留守儿童是拐卖犯罪侵害的高危人群。

3.农村留守女童被。近几年来，少女及女童遭犯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农村留守女童成为高危对象。据全国妇联2013年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 000万，总体规模仍在扩大。全国范围内，留守儿童被事件屡有发生。有资料显示，在过去三年里，仅广东省就有超过2 500名女童被。2015年5月25日重庆时报报道，广西玉林容县农村多名小学生遭，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这起发生在农村的小学生遭案，已经被新华社记者调查证实。小学生被在当地不再是个案，而成为一种现象时，受害者不再是个体而是群体时，可见这些孩子们安全成长的环境，已经沦陷到了怎样的地步。更可怕的是，不少家长却因担心“家丑外扬”而选择了沉默。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留守儿童是这场迁移运动的衍生物。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问题很严峻，2007年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率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达到27.6%[3]，2007―2009年湖南L县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率在全部犯罪案件所占比例约为10%[4]。农村留守儿童犯罪以侵财型较突出，很多犯罪具有团伙性、随机的暴力性以及重复犯罪率高等特点。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化受阻。农村留守儿童在遇到烦恼或困难时不善于倾诉，也不善于主动寻求帮助，农村留守儿童的困难和挫折往往得不到及时的回应和帮助，长此以往他们开始逃避问题，变得更加脆弱和敏感，这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青春期是儿童迈向青少年的过渡时期，在人生中既是生理、心理发生剧烈变化的重要时期，又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无法给予他们价值理念的指导和行为的示范教育，农村留守儿童难免会有价值观的偏离和心理行为的变形。有些较大年龄的农村留守儿童成天泡在网吧、台球室、游戏机室等游乐场所，如果临时监护人的教养方式不当，缺乏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不良行为进行及时引导和管教，他们就可能会误入歧途做出违法犯罪行为。另外农村留守儿童升学率不高，初中毕业后就走向社会。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大龄留守儿童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5]。过早地接触社会，加上自控能力和辨别能力不足，结交了社会上的不良之徒，更有甚者染上了不良嗜好，最终被拉向犯罪的深渊。

三、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救助措施

（一）完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

无论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隐患还是犯罪问题都可归咎于监护缺位、责任缺失。当前立法上存在监护制度未区分监护与亲权、对监护人资格的规定模糊、未设立监护监督机制、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等缺陷。首先，亲权制度是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是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子女人身、财产方面的利益;而监护制度则强调弥补未成年人行为能力不足的问题。现行的亲权和监护合并立法忽视了亲权和监护之间的重大区别，凸显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未来立法应当设立亲权和监护两种法律制度并行。其次，明确规定委托监护人的监护能力规定，取消不具有现实意义和缺乏可行性的由单位或社会组织充当监护人的这种规定。再次，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及法律上公平的原则，赋予监护人享有适当的权利，才能调动监护人的积极性。最后，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主体和监护监督机构，监管农村留守儿童的被监护权是否得到落实，使农村留守儿童在合法权益被侵犯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二）落实司法程序保护

在办理农村留守儿童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时应适用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原则。将教育、感化和挽救贯穿于诉讼的各个阶段，在侦查、立案、、审判过程中秉持挽救的原则。未成年人具有冲动、缺乏自制力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其行为动机简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心性尚未定型，利于对其教育改造。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人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虽然基层公检法办案人员紧张，但是在办理农村留守儿童案件时仍应当保证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执行，只有严格贯彻这些原则才能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的建设和对专门司法人员的培养，不仅能提高对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案件的司法效率，还能在总结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的原因和特点基础上找到预防其违法犯罪的办法和措施。

（三）加大法律援助力度

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实体公正。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应当援助，但仅限于本人或家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面对农村留守儿童受到严重侵害时，受到传统观念或其他因素的不良影响，公安机关可能立案不及时，检察机关可能不及时，法院可能重罪轻判，无论何种情况都会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维权之路不平坦。各级政府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筹集专项资金用以帮助农村留守儿童维护权利，保障对他们的赔偿和抚慰及时落实。

（四）重视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通常由司法所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必要的谈话教育，明确矫正规定，进行登记后就基本完成矫正程序，很难帮助被矫正人员得到真正的教育和改正。对实施社区矫正的农村留守儿童主要应注重教育、监督和帮扶，加强对他们的监管，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并适时进行奖惩和教育，通过提升对他们的社区矫正质量帮助他们重新步入社会，避免重复犯罪。

（五）重视安全知识和法律意识教育

农村留守儿童安全知识和法律意识普及问题亟待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司法部门、宣传部门应与各级学校密切配合为农村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教育和法制教育提供服务。教会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知识很重要，可以帮助他们自觉远离危险并能在危险发生时进行自救和互救。对农村留守儿童普及基本的法律知识也很有必要，让他们清楚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引导和指示，知道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不能做。知道了解违法犯罪的危害和后果才能自觉抵御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防止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率的进一步上升。农村留守女童性意识匮乏，往往受到侵犯而不自知，这是对女童身心安全的重大威胁。事先预防农村留守女童遭受变得刻不容缓，重要的预防措施是对农村留守女童进行性教育。选择适当的乡村地区的师资力量进行必要的培训，让他们传授女童相关知识，让农村留守女童了解基本的性知识，知道怎么拒绝侵害、怎么保护自己。基层计生部门也可发挥作用，比如可以尝试由农村计生部门承担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性教育职责。妥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将有利于提高未来中国的整体国民素质，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全国妇联.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Z].2013（1）.

[2]徐昕炜.“农村留守少年”违法犯罪现状及教育防范对策探析[J].农业考古，2010（6）.

[3]聂吉波.“留守儿童”犯罪的实证分析一以重庆“留守儿童”犯罪调查数据为样本[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

[4]黄新.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调查与思考一以湖南L县为例[D].湘潭：湘潭大学，2010.

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篇8

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现状

（一）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处于一个从传统、落后的农村向现代、进步的农村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农民分化趋势渐趋明显, “农民正在由原来的差别不大的农村干部、一般农民两个主要阶层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村管理者、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等多个阶层” 【1】。 多个阶层的出现使农村社会组织也日益多样化社会组织的日益多样化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给农村领导领导方式提出了巨大挑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使大部分的农村村民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但是却导致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壳化现象严重。农村成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留守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面临着城乡发展仍然不平衡的问题。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机制尚未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

（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村的分工分业不断细化深化，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村社会管理的范围和领域拓宽、涉及环节增多【2】。从家庭经营情况看，既有纯农户、亦工亦农的兼业户，也有常年外出务工经商的打工者、自主创业的企业家。同时，一些农村也有不少外来人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多层次多元化经济促进了农村经济大发展，但是流动人口增多，人员结构，企业结构的多样化也为农村领导干部进行社会管理增加了难度。

（三）农民观念结构的变化

随着农村社会不断发展，现代化，网络化的推近，农民的观念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进步。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不断提高，开始越来越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在农业方面，农民正在不断转变观念，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走着一条科技农业，经济农业，效益农业之路。广大农民都在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推进机械化农业生产。在教育方面，农村父母一改往日观念转变“读书无用论”，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开阔视野，提高其自身素质，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做一个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生活方面，农民从以往“小富则安”的温饱思想向市场经济的意识转变，不断学习如何抓住市场机遇，积极主动的开创增收新渠道。生活方面，随着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农村居民希望过上和城市一样的生活，开始注重服务，餐饮，文教，娱乐等各个方面。

二、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领导方式提出的挑战

（一）领导主体观念没有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化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不断提高，开始越来越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农民从以往“小富则安”的温饱思想向市场经济的意识转变，希望走上一条致富的道路。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日益多样化，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化，农村亦出现了许多高素质人才，企业家等对农村领导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部分村干部由于自身知识限制和素质的缺陷，仍然停留在只抓经济的观念上，以至农村文化发展缓慢，他们知识面窄，理论水平差，更新慢，领导观念跟不上发展形势。

（二）行政权力主导的领导方式不再适应当前农村的社会结构的变化

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分化趋势日渐明显，出现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村管理者、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等多个阶层。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村民的需要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组织。领导干部没有有效的面对农村社会阶层，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有充分意识到被领导者法制意识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民群众对自己经济利益的关注和权利的保护。领导艺术还主要停留在 “管、卡、压”。

以往，在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发展的博弈中，政府一直处于优势。政府介入能力越强，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就越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行政权力主导的领导方式不再适合农村社会组织日益多样化，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化现状【3】。它削弱了农村必要的横向连接，使农村干群矛盾演化为政府与农村社会的冲突，抑制了农村社会资本的积聚，从而使农民在社会管理越来越渴望能表达自身利益需求。

（三）控制管理型领导方式不再适应农村经济结构变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民在不同城乡区域之间、不同经济单位之间、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不断增强，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工分业分化。过去农民从业以第一产业特别是种养业为主，现在转到以二三产业为主。二三产业吸纳了农村大部分农村人口。农民多元化的转移和流动，导致农民的身份转换和分化，他们可以选择不同所有制性质单位或不同产业部门去工作，也可以坚持务农或从事兼业劳动、乃至自主创业；可以留守本乡本土，也可以进入城市、城镇或去异地农村。随着农村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农民的同质性不断下降，农民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呈多元化趋向【4】。农村社区阶层分化日益明显。

显然农村领导干部原有的大包大揽，催收催种，强迫命令，控制管理，不尊重生产经营自主权，只抓生产，上项目，对抓流通却无所适从的领导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有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在农村空壳化，老龄化的情况下，农业发展缺人、缺钱、缺信息、缺技术、缺装备。这种状况迫切要求企业进入农村，通过外部生产要素的引入，通过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面对返乡务工人员，企业家等不同的经济主体创业，政府要一改往日只注重管理控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作风，在招商引资，信贷，税收、收费、用地、用工，流通等方面，给予积极扶持。

（四）以事为中心的领导方式不再适应农村结构变化

目前留守农村的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群众称之为“386170部队”，农村成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留守地。尽管国家宏观上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留守人员成为农村的主力军必将影响当地社会建设和农业发展。城市居民通过城市社区享受到了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综治警务等公共服务、社区志愿互助服务和市场化的便民利民生活服务和物业管理服务。但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服务缺位较多，服务规模小且分散、单一，服务水平不高。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环境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居民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还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变化下，显然原有的农村以事为中心的领导方式不在适应，以事为中心的领导方式仅仅强调工作效率，以最经济的手段取得最大的工作成果，这必然会忽视“386170部队”这一社会群体，面对留守人员这一社会群体，农村领导需要切实改变领导方式，给留守人员和外出务工人员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环境。

三、改进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政府及干部领导方式的对策

（一）转变领导观念，实现领导主体和客体的互动。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心是要增加农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要求农村领导干部的作风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着眼与增加社会活力，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实现从管理控制到寓管理于服务的转变。因此农村领导干部要转变领导观念，由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监督者，控制者，转变为公民，国家，和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服务者【5】。

具体来说，农村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抓好农村教育工作，宣传普及农业知识，开阔农民视野。转变自身的工作方式，实现角色准确定位，不在以以往的行政命令方式来安排农业生产，而是更多的从政策上给予指导，实现领导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搞好农村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思想。深入群众，聆听农民的心声。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

推行“三务”（党务、政务、村务）公开和农村党员议事会制度，坚持乡镇街道党委书记和村干部谈心制度，积极推进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村级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鼓励大学生下乡，在农村的开阔天地建功立业，出任领导干部或创业。

（二）从行政权力主导的领导方式向多元自主的社会管理转变

从一元到多元。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各司其责、多方共进。过去,农村的社会管理基本上等同于行政管理,基本上是政府在唱独角戏。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其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政府在全面履行社会管理权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权的同时,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为权力寻租和腐败滋生提供了便利。有效地破解这一难题的方法之一让领导方式从偏重“行政侵蚀”向科学化的公共治理转变。罗?达尔认为: “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 至少在大型的民主体制中是如此, 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 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6】多元的社会管理主体可以适应多元的社会现实,可以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7】；多元的社会管理主体也有助于缓解政府压力、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将精力和资源集中用于宏观调控领域。

伴随着社会各阶层的出现，政府应该积极与这些多元主体互动，在相互沟通交流下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让多元化主体切实感受到自己参与到了农村社会的管理工作中，管理社会的权力掌握在每个村民自己的手中。

（三）从控制管理型向激励引导型领导方式转变

招商引资，鼓励创业能人回村办实业推进工业化进程，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农村领导干部切实转变领导方式，立足于“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力度；通过与市场共同引导，鼓励工商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先富起来的群体开展捐赠和结对帮扶活动。就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巨大资金来说，政府投入有限，农民普遍积累不多，社会支持太弱，因而鼓励工商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是现实选择。转变观念，开拓以企业带村来改善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

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篇9

【关键词】 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内涵目标;现状;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明确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才能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首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其具体要求和目标。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点在基层，根基在基层，难点在乡村。这源于乡村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础最薄弱，现状最堪忧，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相差甚远，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甚多，严重影响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所以深入探究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和构建法治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内涵及目标

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涵是一致的。笔者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各方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在我国是精神和实体层面的统一体。既包括法治思想、理念、精神和意识等无形建设;也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及设施，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和法律服务以及法治文化活动等有形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即使法治成为植根于人民群众内心的向往和自觉认同，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由此可见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提高村民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等，让村民“觉察到法治如同每天所呼吸的新鲜空气一样不可或缺”。

二、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障。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同样具有其重要意义。

1、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和重要任务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在于培育法治文化，而培育法治文化的难点在乡村。只有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基础牢固，在乡村树立起法治的信仰，确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才能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

2、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乡村的必然要求

丰富的文化食粮是和谐社会的精神保障，加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维护乡村和谐的重要条件。法治的目的是要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是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他们在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能够教育引导村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自觉守法，养成严格依法办事的习惯，从而促进矛盾的化解和安定有序社会秩序的形成。

3、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行为模式等，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吸收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提高村民的现代法治意识。

三、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近年来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现实状况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际走访，归纳如下：

1、“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法治意识不足

中国具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主要依靠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来调整人们行为的人治文化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致使一些人法治意识比较淡漠。在乡村主要体现在：

（1）干部搞“特权”不依法办事。走访中发现有些乡村干部在处理纷繁事务中， “官本位”思想严重，习惯于凭经验和个人想法作决策、下命令，“以权代法”;在处理村民纠纷时主要采取讲人情的工作方式，依靠风俗习惯和伦理常情“做工作”息事宁人，“以言代法”;有些乡村干部不懂法，更谈不上守法、用法。

（2）执法司法人员不依法办案。走访中据村民反映，在部分基层执法、司法人员中，有的作风不正，搞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执法，吃拿卡要、寻租牟利、贪赃枉法，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有的执法不严、不规范、不透明、不文明;有的司法不公，办案不廉，“吃了原告吃被告”，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有的违背职业操守，缺乏社会责任感，借帮助群众维权之名鼓动当事人闹事，与党和政府作对，唯恐天下不乱。

（3）村民畏法息讼时有发生。有些村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视寻求司法诉讼为畏途，在遇纠纷和冲突时，还有10%的村民依托“乡下事乡下了”的传统，寻求“私了”或纠缠于行政解决的途径，还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法律信仰普遍缺失。在法治环境相对较差的地方，有些村民受个别乡村领导干部特权腐败问题和“唯上不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因素影响，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信钱、信权、、信闹、信关系、信熟人，甚至相信法不责众，就是缺乏对法律公平正义的期待和信心。

2、法治文化氛围不浓，创新不够

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文化氛围也产生着消极影响。个别乡村文化设施极为缺少，文化生活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求神拜佛、算命看相、打卦占卜、风水开运等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不健康的书刊、音像泛滥，却无执法人员问津。这些现象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88%的村民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和书籍获取法律知识，只有6%的人通过普法宣传获得法律教育。普法宣传内容与农民需求相脱节，且形式单一，村民参与度不高。大多数普法宣传只限在公共场所发传单、贴宣传画，印刷几本宣传册，搞几次法制宣传咨询，走过程，追形式，缺少创新。

3、法治机构不完善，服务资源欠缺

当前，我国很多乡村缺少律师服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站和法律援助等，群众及时诉讼、就近获得法律帮助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4、法治建设队伍素质不高，人才不足

当前乡村公检法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不足问题突出，而且现有的队伍也不稳定。调查发现许多乡镇只有一名司法人员，且这一人有的还是兼职，难以适应履职需求。现有人员的专业素质也有待提高。问卷中38%的人认为司法行政人员“服务意识不浓，不为服务对象着想”。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破坏法治的权威和尊严，严重影响村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严重影响村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急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四、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

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需要领导重视、多部门长期齐抓共管、公众广泛参与、多措并举才能见成效，经深入调查研究，笔者认为除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外，重点抓好两方面：

1、培育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

法治理念是一个国家法治文化的精髓，是推动法治进步的巨大动力。法治精神是支配全社会成员法治行为的强大力量，是自觉依法行事的刚性约束。培育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要从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入手。

（1）重视普及法律知识，让村民知法。知法是法治理念的前提。相关部门的普法规划应该把村民列为普法的重点对象，加大对村民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力度，引导村民熟知各种法律法规知识。首先要普及村民急需且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如《婚姻法》、《土地承包法》、《村农委员会组织法》等。第二，普及法律知识的形式要灵活多样且喜闻乐见。要充分利用村中现有设施条件，创新法律知识普及手段和形式，变法律知识的单向灌输为春风化雨般的文化熏陶和教育。可以利用农闲时间集中村民在村民法制学校讨论学，开辟法律图书角便于村民随时学，利用村民外墙开辟法制宣传栏，通过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中开设法治文化专栏、建立专题网站网页、开设微博、公益广告、发送手机短信、设立咨询热线等多途径宣传法律知识。

（2）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使村民守法。全民守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要求和目标。对村民的法治宣传教育，应根据村民的认知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乡村树立守法者得利，违法者吃亏、犯罪者必惩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法治扶正祛邪的强大功能。

首先，教育村民要“惧法”和“信法”。村民的“惧法”和“信法”主要取决于执法机构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程度。如果执法部门，尤其是基层的执法机构对违法行为执法不严，该处罚的不处罚或者同事不同罚，甚至是执法不公，办关系案、金钱案，社会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公平公正，法律的权威也就不复存在，村民自然就不会“惧法”和“信法”。所以执法机构，尤其是基层执法机构牢牢把握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这一执法工作生命线，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改进执法方式，增强执法素养、提高执法水平，依法办事，坚定不移地做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者，通过基层执法树立法治权威，让村民“惧法”和“信法”。

其次，教育村民要“敬法”和“悟法”。强化守法的道德信仰和心理基础，多管齐下，培育村民信任立法，配合执法，倚赖司法，自觉守法的良好品质。要把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创建活动，在活动中培养自觉守法习惯，以达到“敬法”和“悟法”。

（3）创建有效载体，教村民用法。法治社会最终目的是让民众用法维权，履行法定义务，勇于护法。这就要根据村民实际创建有效载体。第一，“以案说法”。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开辟的“法律讲堂”、“法律在线”、“法制民生”等节目，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让村民直观地看到应该怎样用法维权。第二，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这是提高农村干部、群众法律素质和各项工作法制化管理水平的有效载体，使村民在实践活动中学法、用法。第三，深入开展“法律援助服务为民”活动，鼓励法治干部、法治专业人员及法治志愿者下乡一对一援助村民、服务村民，提高村民用法水平。

2、培育法治氛围，树立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法律、依赖法律、遵守法律和捍卫法律。要树立村民的法治信仰，就必须培育浓厚的法治氛围，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渗透性和感染性。

（1）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要使法治文化更好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就必须加强德治，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在乡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信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

第一，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重点加强基层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政法机关要坚守职业良知、执法为民，广大干警要自觉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第二，加强诚信教育，提高失信违法成本。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国家要完善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机制，实行失信制度，建立严重失信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建立多部门、跨地区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违法者必须要付出几倍、几十倍的代价，使违法犯罪活动都受到应有的制裁和惩罚。国家要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使每一个公民和组织的信用状况公开、透明、可查可核;还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让诚信者得利。把这些政策宣传贯彻落实在乡村，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让村民发自内心地敬畏法律，形成遵纪守法、诚实信用的良好氛围。

（2）消除 “黄赌毒”和破除封建迷信活动，净化社会风气。在广大农村，“黄赌毒”和封建迷信活动，依然侵蚀人们心灵，损害人们健康，败坏社会风气，影响法治建设，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

第一，要严厉打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第二，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根本上铲除封建迷信滋生的土壤。严格禁止党员领导干部从事愚昧迷信、伪科学活动;各级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清理整顿传播渠道，净化乡村社会环境，坚决依法打击那些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正常秩序造成危害的迷信、伪科学活动。

（3）培树“守法护法”典型，形成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代表着一种方向，昭示着一种精神，汇聚着一种动力。针对广大乡村公众来讲，文化素质整体偏低，学习能力有限，判断是非违法水平不高，培养他们的法治信仰最有效的途径――即立标杆、树他们身边的“守法护法”典型，让他们效仿并实践，逐渐做到心中有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首先，培树基层党员干部典型。基层党员干部，法治观念强、带头信法遵法，在工作和生活中时时处处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那么村民就会效仿他、信任他，同时也会相信法律。所谓“政者正也”。

其次，培树普通村民典型。在普通村民挖掘守法护法典型，让守法护法者得利，违法者吃亏，就会鼓励村民自觉守法，不逾越法律的红线，不触碰法律的底线，时间长了会慢慢形成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

乡村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篇10

一、充分认识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农村产权制度是农村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我国农村逐步推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赋予了农民充分的承包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收益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农业稳步增长、农村繁荣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但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约，城乡分割的产权制度对城乡资源对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配置的阻碍作用也逐步显现。

近年来，我区经济社会整体上快速发展，但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性矛盾十分明显，农村产权制度相对滞后造成的农村土地、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农村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日渐突出，不仅关系到全区发展大局，而且直接影响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打破城乡产权制度壁垒，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迫切需要，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副中心城市的关键之举。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夯实农村农业发展基础，加快全区发展的重大意义，自觉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推进加快发展、率先发展、科学发展的全局高度进一步深化认识，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农村资源资本化、流转市场化、使用有偿化的新途径新模式，坚定不移地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向前推进。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三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以“还权赋能”为核心，以开展确权登记工作、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探索和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开展农村房屋产权确权流转试点、创新耕地保护机制为主要内容。加快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督有力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切实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资源配置市场化，激活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原则。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划分时段、区别对待、妥善解决。原则上不改变农村资产资源使用现状。

2、坚持依法办事、按规操作的原则。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操作，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3、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施“阳光”操作，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4、坚持自主、自治、自决的原则。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实行民主议事，村民理事，村民集体自主决策，妥善解决改革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5、坚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区分轻重缓急，先易后难、注重实效，分类推进改革。

6、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业务指导、监督管理职能，同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积极探索，推动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三）总体目标

从2011年开始，在新兴街道邰家村、武屯镇西相村、关山镇南樊村、康村进行试点。力争用两年时间，完成这3个镇街的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为下一步工作全面推开创造条件。未列入试点的镇街也可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先行先试。

三、主要任务

（一）积极开展确权登记工作。重点做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小型水利设施产权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在明确权属、勘界测量、依法公示、登记造册的基础上，由国土、建设、农林、水务等部门分别核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小型水利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证。

（二）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本承包经营制度、土地用途不改变和依法、自愿、有偿使用的前提下，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用社，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探索建立对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鼓励和补偿机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流转管理办法，畅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流转供需信息。建立全区范围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担保公司，促进土地流转，保护农民利益。

（三）积极推动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则、城乡规划和产业发展布局规划的前提下，集体建设用地经该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经区政府批准，可以通过使用权出让、出租、作价入股、联营等形式进行流转，按照规定用于工业、商业、旅游业、服务业、农民住房建设。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益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并优先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险，政府按一定比例收取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配套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应当进入土地有形市场，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等方式公开交易，使用权人在依法登记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可按规定将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再流转。探索建立对农民自愿放弃宅基地的补偿机制。各级政府因公共利益需要经批准按规划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依法办理征收手续，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应当服从，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自批准集体土地征收之日终止。

（四）积极探索和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围绕我区统筹城乡发展总体规划，科学编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密切协调好与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体系规划、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等规划之间的衔接关系，在确保耕地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实行挂钩专项规划的动态管理。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科学制定项目区规划、项目区实施管理、项目区资金管理、项目区验收等管理制度，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增减挂钩工作规范有序顺利进行。积极探索拓宽增减挂钩融资渠道，引导企业参与村庄治理工作，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投资格局。挂钩周转指标产生的土地级差收益，应全部用于挂钩项目，政府从土地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设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资金。

（五）积极开展农村房屋产权流转试点。农村房屋产权流转的范围包括依法取得的集体建设土地上的建筑物及构筑物，主要包括农民自建房屋、乡镇企业房屋、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房屋。加快制定农村房屋产权流转管理办法，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房屋产权流转制度，推动农村房屋产权以买卖、作价入股、抵押、租赁等形式自由流转，实现城乡房屋同证、同权。加强农村房屋产权流转的管理，农户出卖、出租住房后，不得再申请新的宅基地。

（六）积极创新耕地保护机制。加强区域范围内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定位，科学布局农业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区，优化完善全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强化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管理，确保土地资源合理使用。在对全区耕地进行质量普查的基础上，按土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对耕地进行等级划分，实行耕地的分级保护。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筹集”的原则，设立耕地保护基金，用于提高耕地生产能力和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养老保险补贴，具体意见由财政部门拟定。

四、工作程序

（一）调查摸底，依法登记。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系列文件出台后，迅速会同各镇街组织力量全面调查、核实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和其他需要明确的农村产权。在权属合法、数据准确、界址清楚的基础上，依法逐户登记。

（二）结果公示，确认颁证。深入做好数据复核、建档造册工作，以村或组为单位，将各部门会审后形成的确权核实情况进行7天公示，公示期满后再行复核。在确保数据准确性的基础上，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严格遵循基本程序，明晰集体和农户拥有的各类资产的权属关系，组织开展全区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和发证工作。

（三）建立台帐，规范管理。产权登记原始表册和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档案要及时整理归类，建立台帐，按工作职能和有关要求分级确定专人或专门机构长期保存。同时要结合农村产权流转，建立相应台帐动态管理制度，确保农村产权流转行为的规范有序和台帐的准确性、连续性。

（四）培育市场，促进流转。按照依法公开、自愿有偿、规范操作、有效监管的要求，积极培育城乡一体、开放规范的农村产权流转市场。支持和鼓励农村产权中介服务机构发展，为交易主体提供资信评估、资质评审、法律咨询等相关服务。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采取确权、确股、确利形式发展以农村产权为纽带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引导各类企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通过产权流转，从事农业开发和农村建设。

五、配套政策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建立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就业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城乡低保改革，逐步建立起城乡一元化户籍制度，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城乡社会救助并轨，实现城乡低保应保尽保，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大力扶持发展农村金融服务组织，根据省、市金融部门对金融机构布点规划，鼓励和引导银行类金融机构来我区设立村镇银行，积极扶持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支持优质民营企业、省内外民间资本、大型企业集团在我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引导规范农村融资行为。区基础设施投资管理公司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探索符合现代产权制度要求的融资体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农用地包括林地承包经营权收益融资，推动农用地合理流转，加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鼓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商业、旅游等经营开发并用其经营性收益融资。加快建立农村资产经营权流转的担保体系，积极开发新型支农金融产品，积极探索农民住宅抵押贷款，加快新型农村建设。

（三）进一步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平台。整合现有资源和部门职能。在区、镇街建立两级联网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平台。抽调专人、成立机构，组建区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中心，负责全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政策咨询、业务指导等，主要办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和集体林权流转交易事项。

（四）进一步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加强规划编制与土地用途管理，按照农民向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聚集、土地向园区和经营大户集中、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的要求，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以农村新型社区布局规划改造为抓手，积极推行村庄整合，结合建立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农村社区化管理，让农民享受现代公共服务。

（五）进一步完善纠纷调处机制。各镇街和区统筹、国土、建设、农林、水务、司法、等部门要建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小型水利设施产权纠纷调处和仲裁机制，解决好确权、流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区委办、政府办、政研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监察局、统筹办、发改委、法制办、财政局、国土分局、建设局、农林局、水务局、经贸局、司法局、金融办等部门和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区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统筹办。领导小组下设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工作组，农村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改革工作组，各工作组由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负责牵头组织本组的产权改革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对重大事项和突出问题，召集有关部门单位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各镇街也要相应成立领导机构，建立工作机制，抓好组织实施。各部门、各镇街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推进工作落实。

（二）经费保障。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所需工作经费由区级财政承担。各镇街、各部门要充分利用第二次土地调查和第二轮土地延包成果，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尽量节约开支，避免增加群众负担。

（三）加强指导。区发改、建设、农林、建设、财政、金融、水务、民政、人社、编办、国土、公安、规划、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各自的职能，积极研究制定相关配套规范性文件，特别是要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登记、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所有权和使用权改革、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重点领域尽快出台配套政策，形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政策体系，保障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四）搞好动员。要广泛宣传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有关政策法规，确保群众了解政策，熟知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作用，坚持思想教育和积极引导的工作方法，讲清政策，明确权利和责任，防止工作简单化。改革方案必须提交村民大会民主讨论，充分听取意见，取得广大农民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