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定义十篇

气候变化的定义篇1

摘 要 气候谈判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方式，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国家的不合作态度导致气候谈判至今没有得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因而可以说，气候正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只有坚持气候正义原则、建立良序的气候谈判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构建解决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机制。

关键词 气候变化谈判 利益冲突 全球正义

一、气候变化谈判的现状

近几年来，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已经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一些生态系统所遭受的破坏早已无法逆转，目前世界范围内最突出的环境问题就是气候变化。为了更好的平衡各国间的利益进而推进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气候谈判被提上了议程。全球气候谈判的核心内容是确定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和限排义务，国际气候协议由各国政府自愿达成和签署。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开始于1988年的联合国大会，那次大会通过了题为“为了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43/53号决议，由此国际社会加强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关注。1990年，IPCC¬发表评估报告，肯定气候变化对人类具有严重威胁，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项条约来协调处理这一问题。在随后的1990年12月21日召开的联合国第45届大会通过了45/212号决议，决定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正式启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进程。

国际气候谈判的最重要场合是联合国召开的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缔约方大会。在一系列的缔约方大会中产生了众多的国际公约：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止沙漠化公约》以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协商一致完成谈判，达成《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2001年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最终达成《京都议定书》的详细实施规则，即《马拉喀什协定》；2007年召开的《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经谈判达成“巴厘路线图”，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同意在两年时间内为达成气候目标而谈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际谈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国家是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同时，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媒体、环境非政府组织也都积极参与到谈判中来。

然而，气候谈判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目前，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主要有两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欧盟在谈判中的态度积极，也成为气候谈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中出现了中、美、欧三足鼎立的格局。

二、谈判中的问题及对策

气候变化谈判效果不显著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它的实质是世界各国对全球公共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所酿成的“公地悲剧”，气候变化谈判想要顺利进行下去，必须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实现全球各国的集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大国的作用正日趋凸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大国主导着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而公共产品的提供又是各国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全球公共产品往往由霸权国家、相关国际组织或国际协定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可以是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生效的前提是必须经过缔约各方的参与和认可，否则不能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职能。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问题时，任何一个霸权国家都无力单独提供公共产品，因此，这项工作必须由国际组织承担。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主要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世界气象组织（WMO），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机构还缺乏促使各国产生集体行动的必要机制。

正确对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两条核心原则，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义务，在此基础上按照权利义务分担重新界定减排国家的分类，进而推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有序进行。国际气候谈判在义务分担上不同于其他的多边环境协议，按照《公约》的两条核心原则，可以把国家分为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在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自愿认定，他们是减排的主体，是无条件减排国，同时还要承担资金提供和技术转化方面的义务；经济转型国家主要有中欧、东欧和前苏联成员国组成，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中对经济转型国家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规定了经济转型国家的减排义务，但是对这些国家在资金援助和履约能力上有特殊照顾；在多边环境协议谈判中，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权威的认定标准，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多由各国自愿认定，发展中国家应该成为全球减排的第二梯队，是有条件减排的国家，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规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温室气体的减排；最不发达国家的判定主要依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编制的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目前有50个国家被认定为最不发达国家，在不对他们做强制性的减排、限排规定的同时给予他们专门的优待。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达成的全球减排协议是涉及全人类的最大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对于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共识，各种国际会议和谈判正紧锣密鼓的进行，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同导致谈判无法达成有效的协议，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成一场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国际合作陷入了“囚徒困境”，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陷入困难的境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在某种程度上讲无法安抚各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共同的问题，重新划分减排国家类型，充分考虑排放的流量和存量，人均排放和总排放，在全球正义的大背景下平衡各个国家利益追求的同时采取全球性的集体行动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健康有序进行下去的当务之急。

三、气候正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2012年，用于确认各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京都议定书》即将完成其使命，而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后京都时代”因此而来，气候谈判的焦点随之变为如何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然而“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却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思考。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无果而终，其原因就是各国在“如何分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才是合理的”这一原则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一方面，发达国家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当承担相同的责任和义务，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追溯造成今天气候变化这一结果的历史责任，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因此，国际社会想要在气候谈判的结果中有质的飞跃，想在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分担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必须首先在“如何分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才是合理的”这一原则问题上达成共识，因而，规范气候谈判体系以及谈判所遵循的原则变得异常重要，本文作者认为，良序谈判，是一种可能的最高形态的气候变化谈判形式，而全球正义也因此成为一种可能的最根本的规范模式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国际气候谈判主要围绕的议题是各个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目前，国际公认的减排义务的确认原则主要有四个：历史基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历史基数原则意味着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公平分配应考虑不同国家在之前年代的排放规模：一个国家的具体减排数量应当以该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的排放总量为参考依据；历史责任原则认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恰当分配应当反映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功利主义追求的是功利总量的最大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分配能使受到影响的人们获得最大限度的净幸福；平等主义原则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平等的权利排放相同数量的温室气体，反过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平等的义务减少相同数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发达国家主要援引历史基数原则和功利主义原则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的主张把历史责任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作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和前提，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是全球正义的核心问题之一，全球正义引申的全球气候正义对于构建良序气候谈判有着重要意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视正义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全球正义这一概念打破了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传统上所存在的分割状态从而将制度的道德分析延伸至国际领域，环境保护、生态危机的解决理所当然的用全球正义的方式解决。在现实中，美国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高排放国家存在着对其它国家的不正义行为是不无道理的。全球化浪潮将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凸显出来，而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全球正义的背景下实现大国间的合作。当代关于正义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单一正义价值论，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就是对社会利益的适当划分，即公平的公正。正义的基本含义就是社会平等或社会公平；其二是差异分配正义论。戴维•米勒指出：“在绝大多数当代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社会正义被视作分配正义的一个方面。全球分配正义认为，用差异原则来指导全球财富的分配是建立并维护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气候谈判的焦点正是“各个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用全球分配正义理论规范国际气候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退后一步是建立良序谈判环境的题中之义。

概而言之，气候正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规范气候谈判的本质与关键所在，它从根本上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走向，直接决定着良序气候谈判的建立，从而决定了气候变化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坚持气候正义原则建立良序的气候谈判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构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全球性体制。将气候正义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目标走向，既可以避免当前气候谈判领域的“道德败坏”问题，结束气候谈判的无政府状态，又可以给良序气候谈判的建立提供伦理基础。

参考文献：

[1]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安东尼•吉斯登.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格温•戴尔.气候战争.中信出版社.2010.

[4]庄贵阳,朱仙丽,赵行姝.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5][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气候变化的定义篇2

[关键词] 气候变化；化学品污染；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 D9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2—0029—07

全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气候的变化又与人类使用化学品有着密切关系，应对气候变化，有必要从化学品污染防治着手，加强化学品管制。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空白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中应对气候变化的供给不足严重影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本文试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论述我国如何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

一、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必要性分析

（一）气候变化与化学品污染的关系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是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1}。气候变化源于地球大气的组成发生变化，特别是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比重增加，而地球大气的组成发生变化又归因于自然界本身和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所产生的污染物，尤其是后者，其实质是人类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向环境排放废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容量和环境自净能力[1]，从而导致空气成分的变化。目前，空气中的污染物已达百余种，其中主要污染物有五种：一氧化碳占12%，二氧化碳占18%，烃类化合物占12%，飘尘占10%，氮氧化物占6%，其余2%为氯、氯化氢、氟化氢、硫化氢、氟利昂、氨、各种有机溶剂的蒸汽以及农药、石棉、铅、汞以及各种粉尘[2]。这些空气污染物多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具有可能改变全球气候的化学和物理特性。1997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附件A已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六种气体列为温室气体。

空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中对化学品的使用。化学品又称化学物品，是指人工制造的或者是从自然界取得的化学性物质，包括化学物质本身、化学混合物或者化学配剂中的一部分，以及作为工业化学品和农药使用的物质。目前已为人知的化学品就有500万—700万之多，并且每年还有千余种新化学品问世，化学品的年产量已超过4亿吨[3]。这些化学品涉及化学矿山、化肥、农药、染料、涂料、纯碱、氯碱、无机化学品、基本有机原料、新领域精细化工、橡胶加工、新材料等12个主要行业[4]。这些化学品丰富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促进了社会发展，但由于人类在对化学品的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和废弃物处理等环节管理不善，或使用化学品不当，导致化学品以废物的形式进入环境，从而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空气污染物中的多数成份都能在化学品的废物中找到，因而化学品污染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另外，除“直接排入式”外，化学品废弃物的化学成份还会相互作用，产生“二次性污染物”，如光化学烟雾、酸雨等，又会加剧影响气候变化。

（二）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供给不足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加强化学品污染防治和化学品管制立法，但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相关立法都还极不完备。在国际法层面，有关化学品污染防治的公约还相当不完善、不系统，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总起来说，有关化学品管制的国际规则层次较低，大都不具法律约束力，比较集中于化学品登记与分类、化学品国际贸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化学品运输四个领域[5]。国际化学品管制侧重于化学品安全方面，目的虽是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但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规定。国际社会虽在保护臭氧层、应对气候变化上已对化学品给予足够重视，但限于公约的各自目标，并没有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对化学品的管制进行详细的规定。

在国内法层面，我国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尚为空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对气候变化重视不足。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和200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通知》是目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文件，但这两个文件仅笼统提出要强化节能减排，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严格执行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发展煤层气产业，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和甲烷排放，加强农村沼气建设和城市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可见，目前我国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化学品污染防治的路径还不通，只能寄希望于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

而我国在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上更是严重供给不足。首先，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理念滞后，在立法目的上侧重化学品安全，对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和应对气候变化重视不足。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是“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1}而制定的。这种主要从管理、安全保障需要角度的立法目的，使得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在理念上亟待更新，由于化学品污染损害的潜在性、持久性、不确定性、生物转化性等特点，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要确立系统、整体防治的理念，而我国在化学品污染防治上实行重点立法，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这种需要全面控制的需求。

其次，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实行单一片面的碎片式立法模式，还没有形成全面、系统性的综合性法律法规。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一方面根据化学品的危险等级对危险化学品、有害化学品、持久有机污染物等进行分类立法，具有明显的应对性。另一方面根据化学品的管理需要对监控、许可、进出口等进行分段立法，具有明显的分割性。再一方面是根据化学品的种类对危险化学品、农药、药品等进行分别立法，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在立法形式上，主要以法规、规章为主，立法层级不高，权威不够。

最后，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内容不完善。立法在规制的化学品种类上，侧重“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2}等的管制，缺乏对化学品的一般规定，忽视化学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实际上，对任何化学品来说，如果管理不当均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这种重点规制立法模式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利于对化学品全面管理。立法虽在危险化学品监控、登记、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及事故处理上做了规定，但由于具体制度的不完善、在原材料及污染处理上等的缺失，使得立法无法满足化学品全程管理的需要。

二、域外立法现状

（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中化学品管制现状

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约中涉及化学品管制的规则主要表现在臭氧层、气候变化两个方面。在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规则上，1985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最早将“气候的变化”归为臭氧层变化所引起的不利影响之一，并在附件一中认为碳、氮、氯、溴、氢等来源于自然和人类的化学物质可能改变臭氧层的化学和物理特性。1987年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已就“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排放影响气候”方面达成共识，议定书以附件形式详细列举了控制物质及含有所列控制物质的产品清单，并规定了受控物质的淘汰时间表及相关措施。后国际社会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一系列修正案，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指导下，对消耗臭氧层的物质从生产、消费、进出口管理、资金保障、替代产品开发等方面详细规定了消减和停止使用的具体措施。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规则上，国际社会已对通过管制化学品应对气候变化取得共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所有温室气体纳入减排范围，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源”排放及增加“库”和“汇”{1}，实现“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2}。公约以风险预防等原则为指导，从相关政策、区域计划、有关部门管理、技术研发与控制、国际交流与合作、资金机制和公众意识等方面分别规定了详尽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制度措施。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不仅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六种气体列为温室气体，并列举了能源、工业、溶剂、废物等温室气体的源类别{3}，还在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制度措施。议定书列举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源类别几乎都会涉及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另外，欧洲经济委员会1979年《长城越界空气污染公约》的一系列议定书要求缔约国减少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学物和氨的排放，制定国家标准以经济上最佳可行控制技术为基础。

（二）国际化学品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现状

现有的部分国际规则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涉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化学品国际规则主要是2001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及历次缔约方大会决议。公约及历次缔约方大会决议贯彻了风险预防原则，以附件形式就减少或清除持久有机污染物的排放做了具体列举，对缔约国规定了强制减排义务。在减少或清除持久有机污染物源自有意生产的排放上，公约规定缔约国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实施进出口限制，管制具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特性的新型农药或新型工业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并制定和实施评估方案。在减少或清除持久有机污染源自无意生产的排放上，公约规定缔约国制定并实施行动计划，评估排放，采取措施减少或清除源排放，开发并使用替代或改良的材料、产品和工艺，促进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在减少或清除源自库存和废物的排放上，公约规定缔约国制定适当战略并查明库存和废物，对库存实行安全、有效和环境无害化的方式管理，对废物以环境无害化的方式予以处置、收集、运输和储存，促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回收、再循环、再生、直接再利用或替代使用。同时，公约规定缔约国应完善国内履约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促进公众宣传、认识和教育，鼓励研究、开发和监测，实施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另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79年的《长城越界空气污染公约》和1998年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根据物质的风险标准列出了16种包括杀虫剂、工业化学品、副产品或污染物的清单，规定立刻禁止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对其他一些产品明确规定逐步清除、严格限制使用。

其次，在化学品的国际贸易及有毒和危险产品的国际流动上，国际社会明确了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重要性。1982年联合国大会第37/137号《对有害健康和环境的产品的防护》决议首先提出在化学品进出口中对出口国国内禁止、严格限制或未曾批准使用或销售的产品应向进口国提供资料并获得进口国同意，即事先知情同意制度[6]。后来在198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农药使用和分销的国际行为准则》、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资料交流的准则》、1998年《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等中都规定了类似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是预防原则的体现，有利于化学品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国及时掌握外来化学品的资料，防止和减少化学品带来的危害，防治化学品污染，从而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

最后，其他涉及化学品的国际规则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21年《关于油漆中使用白铅公约》、1971年《防止苯所产生毒害的公约》、1974年《关于防止和控制致癌物质和药剂所引起的职业危害的公约》、1986年《石棉使用安全公约》、1990年《工作中使用化学品安全公约》等国际规则虽是从职业安全和工作环境保护角度达成的[6]，但这些规则对影响气候变化的特殊化学品的使用进行了限制，可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起到重要作用。在国际废物管理上，1972年《伦敦倾倒公约》、1985年欧共体《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指令》、1989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92年《21世纪议程》、1999年《关于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巴塞尔宣言》等就废物预防、处置、越境转移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对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也有重要意义。

（三）国外化学品立法现状

国外化学品立法比较发达，但尚未在立法中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化学品安全管理体系，步入污染预防发展时期，形成以《污染预防法》、《有毒物质控制法》、《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和《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等为主的化学品法律体系，在预防原则下对化学品实施严格的监测、鉴别、申报和重点控制等。尤其是2010年美国国会相继引入《2010年安全化学品法》等6项化学品管理法规提案，要求对所有工业化学品需实施安全测试，由业界承担证明化学品安全性的法律责任[7]。欧盟于2006年制定了化学品管理新立法《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条例》（简称REACH法规），REACH法规统一管理欧盟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许可，对化学品的生产、贸易和使用等各环节严格规范，致力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持和加强欧盟化学工业的竞争性、预防内部市场的分裂、增加透明度、与国际接轨、提倡非动物实验、符合欧盟在WTO项下的国际义务”[8]。此外，日本1973年《化学物质审查及制造控制法》、挪威1976年《化学制品控制法》、法国1977年《化学物质控制法》、丹麦1979年《化学物质及制品法》、瑞典1985年《化学品管理法》等都实现了对化学品物质的统一严格监管，有利于各自应对气候变化。

三、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性质界定及理念更新

（一）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减缓性与适应性属性分析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通过减缓与适应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但长久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将减缓措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对以适应性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重视不足。直到2010年坎昆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有关特设工作组决议上，才将适应和减缓同处于优先解决地位[9]。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兼具减缓性与适应性。

“所谓减缓性立法，就是通过适当的法律调整，有效控制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使得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变慢、程度减轻”[10]。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性立法主要涉及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及环境污染防治等领域。化学品污染除直接排放温室气体外，更重要的是对影响气候变化的二次性污染物起到催化作用。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具有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其范围涉及化学品节能减排、化学工业结构调整、绿色化学品使用、循环利用化学品等领域。

适应原是生态学概念，用以表述生物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生态适应是“生命系统改变其自身的结构与过程以便与其生存环境相协调的过程， 是生物处于特定环境条件（特别是极端环境）之下时发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生物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11]。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适应是人类面临气候变化胁迫而为的主动性、预期，是自然或者人类系统为回应现实的或者预期的气候变化或其影响而做出的以减轻损害或者利用有利机会的调整[12]，其 “目的包括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利影响两个方面”[13]。因此，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立法是指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采取的减轻不利影响和利用有利方面的法律性手段的总和，其主要涉及自然资源管理、各产业调整、防灾减灾、社会保障等领域。目前，人类的衣食住行和社会发展都与化学品息息相关，绝对性的禁止使用化学品已不可能。在化学品污染上，人类除了利用减缓性措施外，还需要加强适应性的措施，建立和完善化学品污染的灾害预防与应对机制，减轻损害。同时，根据气候变化对产业及资源的影响，及时调整化学品的发展战略，以有效适应气候变化。

（二）全面确立生态整体主义理念

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又称生态主义，源于生态科学，其在总体上主张人类只是生态整体或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生态其他组成部分的利益[14]。它是人类面对环境危机的加剧，在反思前进的道路、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探寻环境危机的根源后提出的。人类发现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并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深受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确立了以维护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法哲学基础和立法目的。法律仅将自然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成果整体上进行确认保护，而极少在法律上提及其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有什么应然价值。为应对环境危机，人类制定了大量的环境资源法规，这对于缓解环境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式立法始终没有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禁锢，无法根治环境危机。针对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人类利益泛化，人类不断进行反思修正，逐渐重视自然和动物的权利、主张动物解放、尊重生物本身，尤其以重视生态整体的生态主义影响最为深远，并将生态主义视为超越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保护“第三条道路”[15]。

源于生态科学的生态整体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16]。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到地球整体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系统与其他各种物质因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及信息交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有序且相对稳定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总是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一种或数种生态要素的变化。生态系统对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的环境变化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如生态系统对化学品污染物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如果人为排放的化学品污染物超越了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就会使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中断或受损，导致环境恶化，从而不利于生态系统特别是生命系统的正常运转。因而，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应该贯彻生态整体主义理念，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目的，将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安全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

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是由化学品污染的特点决定的。化学品污染物通过环境介质迁徙转化，对环境的危害具有广泛性、持久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化学品污染物可以通过挥发、扩散、混合、沉降、凝聚、吸附、溶解、沉淀、水解、配位、氧化、还原、光化学反应以及生物吸收、累积、代谢和降解等作用，实现其在环境中的迁移和转化……，其可以在单一环境要素圈中迁移转化，也可以超越圈层界线实现多介质迁移转化。化学品污染物在迁移转化过程中，对环境的危害影响广泛，局部的某化学品挥发可能会影响全球的生态环境变化。由于化学品污染物不易降解，其通过吸收、累积、代谢等在环境中存留时间较长，另外，化学品污染物在不同的环境介质中还会通过生物化学反应发生第二次污染现象，又会加剧化学品污染损害程度。另外，化学品污染物对环境还产生跨区域、跨时间、跨代的污染危害，而且这种危害还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想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必然要坚持生态主义理念，在根源上对化学品污染进行整体性立法规制。

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理念也与化学品污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酸雨、土壤退化及人类疾病等都与化学品污染物有关，其中气候变化对环境、人类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有利与不利影响并存，但它的不利影响更受关注。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指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或生物区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自然和管理下的生态系统的组成、复原力或生产力、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或对人类的健康和福利产生重大的有害影响”[17]。影响气候变化的因子除气候系统中固有的自然振荡外，还有外力驱动作用、温室效应、阳伞效应等方面{1}，其中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关乎到人类的未来。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碳在空气中浓度的增加，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除人类生产生活燃烧外，与碳酸、发酵物质等化学品使用也密切相关。臭氧层变薄甚至空洞导致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短波段紫外线不能正常地被臭氧层吸收而直接到达地面，影响陆地植物生态系统的组成和恢复能力，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进而影响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加剧全球温室效应。酸雨现象除了导致植物落叶影响其光合作用外，还使土壤、水质酸化，影响到各种生物的生长及生物间的碳循环，进一步加剧全球温室效应。

四、完善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应对气候变化建议

化学品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密切联系，我国不仅需要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程，尤其是要通过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

（一）优化立法模式与更新立法目的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化学品污染的复杂性使得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模式亟需优化。我国单一片面的碎片式立法模式割裂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与生态整体主义理念相悖，无法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因此，我国需在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指导下进行全面、系统的化学品综合性立法，对所有化学品确立基础性的有利生态安全、人体健康的管制标准，就化学品管理进行全程立法。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化学品的危险等级对危险化学品、有害化学品、持久有机污染物等特殊化学品规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对影响气候变化的特殊化学品规定更为严格的行为标准。

立法目的是立法理念的直接体现，“中国的环境立法所面临的问题是应当从目的理念上树立生态利益优先的现代环境伦理思想”[18]。生态整体主义立法理念的直接体现首先是生态安全，因而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确立实现生态安全的立法目的。气候安全是生态安全的一部分，也是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力图实现的目标。同时，由于化学品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非常严重，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还需强调保障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在实现生态安全、保障人体健康的基础上，明确对化学品污染的系统防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原则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着重强调预防原则和全面管理原则。首先，气候变化和化学品污染两者都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再加上科学技术的有限性，使得“预防原则是化学品污染防治的首要原则”[19]。这里的预防原则指对人类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及使用化学品等行为所产生的科学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环境破坏等负影响，进行事前预测、分析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以避免或减缓可能的环境损害。该原则预防的对象既包括潜在的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风险，也包括现实的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损害。其次，全面管理原则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体现，包含“‘从摇篮到墓地’的系统化管理思想；统一监督管理，协调控制的管理原则”[20]。该原则包括全程管理和统一管理两个方面。在全程管理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对化学品从原材料供应、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到废弃物处理进行全程管理。在统一管理上，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先对所有化学品制定统一规范，再对重点化学品进行分类监管，并统一化学品监管、改革管理机构。

（三）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已有的化学品管理立法对化学品行政许可、监督检查、事故应急处理、限期治理及公众参与等制度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这些制度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还亟需完善具有减缓性或适应的下列法律制度。

一是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调整化学品产业结构。这里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指涉及化学品的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专项规划及各项计划等。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是预防原则和全面管理原则的体现。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绿色环保化学品缺乏。我国急需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调整化学品产业结构，支持绿色环保化学品优先发展，尤其注意化学品产业计划、规划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的协调。

二是完善化学品毒性鉴定和标准制度，保障生态安全、人身健康。目前，我国亟需统一化学品毒性鉴定管理，规范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和程序，以环境危险性为标准，对可能影响气候变化的化学品及早鉴定，纳入化学品标准制度管理。这里的化学品标准制度是指按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有关环境质量以及化学品污染物排放、监测等事项的各种技术指标与规范的总称，其是预防原则的体现，有助于从严格化学品标准的角度减缓气候变化。目前，我国有关化学品的标准需要从保障生态安全、人身健康出发，以“最佳适用技术”不断提高环境质量标准，扩大化学品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制范围，实现环境标准之间的协调，提升标准的公信力。

三是完善化学品登记制度，建立化学品信息系统数据库。登记制度是化学品管理的核心和主要手段，有助于对化学品进行危险评估和分类，进而制定预防和防护措施。我国亟需建立功能全面、数据准确的化学品信息系统数据库和监管数据库，实现对化学品的动态监管、突发事故应急处理和电子政务管理。我国还需加强信息系统的建用结合，推进信息系统的完善与应用，并对民众公开，实现登记与监管的良性互动。

四是完善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涉及化学品的评价对象增加气候变化的评价内容。这里的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是对涉及化学品的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和减轻负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和制度[21]。其是预防原则的体现，对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需扩大评价范围，增加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价内容，尤其在化学品专利授予上增加环境影响的评价。

气候变化是世界性热点问题之一，完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路径。将来的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在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指导下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立法。通过加强立法，我国可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与防治化学品污染，保障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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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定义篇3

全球气候危机的应对问题，发展到2016年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我们观察到，目前确立的国际规则和主要国家的国家实践等，正在发生本质性变化。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之奠基

最早在19世纪，就开始有科学家关注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警告。但是，直到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才联合成立了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来推动社会公众和各国决策者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也筹划相应国际公约事宜。后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UNFCCC）就是该委员会磋商形成的文本①，被提交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获得通过后形成的。该公约是全球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也开创了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规则框架。该公约正式宣告全人类将通过碳减排，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但在其内容中却并未规定国家的具体义务和实施机制，需要在后续谈判中继续完善。所以，《公约》规定，从其生效之日起，缔约国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会议，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效果和推动规则的继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等观念在国际社会普遍推广的难度，直到1997年的缔约方大会上，《公约》的首个附件《京都议定书》才获得通过②，开始扩展《公约》内容。《京都议定书》的重要贡献在于将温室气体减排规定成为了《公约》缔约国的法律义务，即建立了强制减排义务。该协定创立了“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约机制”“碳排放配额交易机制”等一些具体执行措施。但是，缺乏具体操作的量化、细化的规定。例如，关于碳排放初始配额的计算、分配和定价等，都没有明确。

（二）《巴黎协议》的重要意义

《巴黎协议》是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中③，由到会的近200个国家，一致同意通过的一份新协定。其是联合国《公约》继《京都议定书》之后达成的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定，是在《京都议定书》之后打开气候治理僵局的一次重要突破。2016年4月22日是《巴黎协定》开放签署的首日，即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75个国家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该协定。这次签署，创造了国际协定在开放签署首日缔约国家数量最多的新纪录。《巴黎协定》能够在如此短的期限内得到如此众多国家的支持，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地真正拉开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序幕。《巴黎协议》的内容主要是在《公约》规则的基础上，细化了2020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指标和行动安排，旨在加强对《公约》减排目标和宗旨的实施能力。《巴黎协议》得到近200个出席国家的一致支持，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就打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历史责任、资金安排、减排约束等观念中的众多分歧，成功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进展，已经达成了共识。不论是从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对于国际法治进程的影响方面，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国际评论普遍认为，《巴黎协议》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起点”和“历史转折点”［1］，即将开启新一轮的强制减排义务规则和新措施、新合作。中国全程积极参与了《巴黎协议》的谈判，并为解决其中的重大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承诺在今年9月完成参加协定的国内法律程序［2］。《巴黎协议》不仅代表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也为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带来新机［3］。可以说，《巴黎协议》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治理，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并发挥应有影响之努力的具象体现。

（三）中美联合声明的特殊价值

2016年3月31日发表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宣称，中美两国将于2016年4月22日作为第一批国家签署《巴黎协定》，呼吁其他缔约国踊跃签署《巴黎协定》，还承诺联合推动《巴黎协定》的实施。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声明中的表态，以及承诺在未来采取的投资、合作等重要举措，成效的确显著，许多《公约》缔约国开始考虑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国内批准程序。《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2016年7月5日讲到，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计划在今年内批准《巴黎协议》，预见《巴黎协议》很可能将在2017年即达到生效条件，比原设想预计提前了三年［4］。而且，中美两国联合表态的这种示范作用，成功消弭了气候谈判进程中一直存在的重要阻碍，即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在强制减排规则方面的核心利益冲突和气候治理基本原则等方面存在的强大分歧。这一重要障碍的成功解决，是最终导致《巴黎协定》高票通过和创纪录签署的重要原因。打开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局面，开创了真正“全球”参与的全球气候应对规则与合作行动。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及其实际效果问题方面，由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面宣称将签署《巴黎协定》，并就南北国家间的气候治理合作，主动承诺和作出示范。极大地打消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顾虑，对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强制减排义务履行和国际合作的实施效果产生积极作用。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打破全球低碳经济转型的僵局，顶住压力继续推动气候控制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全球推广。而且，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经济类型和发展阶段差异，在2020年后，允许各国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更具包容性，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依据各自的国情，出钱出力，在气候控制方面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以争取最广泛的全球共识。中国和美国在气候联合声明中的表态，表明中美两国已经众望所归，扛起南北合作气候治理的大旗，引领了全球气候适应型经济的希望。

（四）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建立

全球气候治理作为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领域，也是当前全球治理中走得最远的领域。其对于国际法治的影响和示范效应，当然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低碳转型既是“第二次的经济全球化”［5］40，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升级版和必然阶段。《巴黎协定》的通过，验证着全球经济“迅速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的需要［6］这一经济制度自身的客观规律的作用。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人类生产方式进入新阶段，低碳经济转型被认为是“下一次工业革命”［7］。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众多国家和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均出现本质变化，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消费产品方式等均产生深刻变革。而绿色贸易壁垒、航空碳税、碳交易市场等现象的出现［8］，正是低碳经济模式全球化的必然产物［9］。低碳技术和产品的生产规模、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碳交易市场的全球化也正在快速发展［5］200，均表明全球强制减排制度的真正建立和运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人类社会与之前的每一次工业革命和市场方式变革一样，对弱势的产业和经济体均会带来巨大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必然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承受更多的冲击与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对迎接这些挑战，充满了勇气与责任感。中国对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低碳未来充满信心。首先是将生态经济转型写入国家战略，并持续性地坚持在科技政策、产业经济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改革等多种方面切实贯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气候适应型转型，在国内逐步建立和运行碳排放交易市场［10］。据公开数据，截至2010年4月，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2443个CDM项目，其中，806个已经在联合国清洁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占全球总量的3745％。中国低碳转型虽然起步比欧洲、美国和日本等晚，但是，目前国内已经获得签发的减排量占全球的4835％，减排量和项目数已经居世界第一位［11］。这表明中国成功利用自己巨大的经济体量后来居上，挤入全球碳排放的博弈圈。其次，是中国结合本国的升级国情和核心利益，一直致力于开创气候经济转型中的“南南合作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中国，公开承诺捐献200亿元人民币成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内的经济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6］。而且，依托“一带一路”“亚洲投资发展银行”等机构和平台，结合未来中国的重要战略引领发展中国家集团低碳转型方式和积极创造未来低碳经济模式中新的发展机会。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其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其发展红利，在合作中一起转型，迎接低碳经济和国际社会的未来。中国真诚贡献自己的智力与财力，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建立和良好运行。只有国际社会主体广泛的参与和减排制度的真正运行，才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的真正建立。若以此为标准，当前正是全球气候治理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和分水岭。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法治等方面的核心内容，都正在随之发生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只停留在法律制度层面和意识层面，还要落实到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政策措施和每个人的生活、消费行为等的变革中。

二、全球气候治理对国际社会的重要影响

不管国家行为体主观上是否愿意，气候经济的变革实质上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进行着。全球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管理方式、生活方式、贸易方式、消费方式等方面，都正在经历一个“强制性”的统一过程。感受到这一强劲的变革“潮流”，观察和思考这些持续变革对于国际社会和国际法治的影响，开始变得日益重要。

（一）全面和深入地促进国际社会“组织化”

国际社会的这种较为全面和更为深入的“统一化”或者说“组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长期深度发展的累积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气候危机面前，人类社会各类行为体更紧密地“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12］。毕竟，在客观规律面前，当前人类社会科技和人力想要快速挽回之前几个世纪“工业化快速发展”累积的负面后果显得非常无力。只有整个地球村“统一行动”，才能看到希望。整个国际社会“统一化”和“组织化”的应对措施，成为必须。1经济的组织化。全球气候治理的建立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社会统一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各方面努力的总和。气候治理全球化最初的切入点或者说表现，是在经济领域，以欧盟、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纷纷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引领了全球性的经济进化过程。这些发达经济体不约而同的选择，表现出国际社会组织化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作用。从国内经济运行来看，气候适应型经济表现为更多的国家干预，如对气候和生态服务的预设性定价、强制性碳排放配额交易制度等［13］，也凸显了气候经济更强的组织性。因为气候是公共产品，其定价、交易等制度，必须体现更多的国家干预特征，而且生态以及环境服务的经济价值，在原有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和制度中，几乎体现为零价值。因此，在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中，生态以及环境服务经济价值的重新确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剧变过程，需要以国家公信力和强制力为基础，才可能成功建立起各国气候经济的发展条件。从国际经济运行来看，气候经济的全球化与WTO时代的国际制度相比，表现为更高程度的经济组织化特征。WTO时代中，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生产组织与交易、管理等都是分隔开的，WTO规则允许国家以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国内和国际市场加以区分；而全球气候治理时代中，碳排放的计算是完全打破国界的和全球统一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碳排放率竞争都是全球性的，而碳排放配额和相关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也都是全球性的。可以说，碳排放已经成为了全球通行的特殊“碳货币”。正是这种本质性的变化，导致了气候适应型经济具有更强的组织化特性和全球化趋势。2国际社会各类主体的组织化。最近数十年来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和国际合作，一方面极大地加强了国际社会各类主体关于组织化行动的观念和习惯；另一方面，因为组织化的行动方式能够极大地提高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和效率，因此，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联合国也一直有意识地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中的组织化。国际社会各类主体组织化现象加强的成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合作中不断践行了组织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类主体的观念和制度逐步统一，也更多要求组织化程度的加强。总之，实践的积累和全球气候治理的本质，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不断发展。国际社会中各类主体的组织化，有利于提高人类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中的合作能力和统一行动力。在国际社会主体组织化的过程中，联合国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全球气候治理也已经成为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有利于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效协调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国际合作［14］。此外，全球众多的民众和公司等等，均可以参考NGO的组织化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各项活动和运营机制［15］。这是其他的全球治理领域中所未见的。总之，国际社会各类主体都正在以更高的组织化方式，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中来，“合众之力”共同应对气候危机。

（二）国际法治的组织化

原本，基于国际社会法律规则形成的特殊方式，国际法治的组织化程度相对于国内法治来说自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主要体现为内容的碎片化和软法化。但是，国际法治的这些“根深蒂固”的特性，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似乎已经发生了缓慢变化［16］。第一，气候治理中规则的统一程度不断得到加强。联合国《公约》中明确阐述，只有国际社会的各类主体一致努力，才能达成公约控制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危机的根本目的。因此，公约中设置的义务天然的带有统一性，并通过《公约》以法律的方式“强制”在缔约国国内推行这一切。这样的做法，极大提高了气候治理规则在全球国家中的统一化程度，即基于气候问题的全球性特质，导致国际社会在该领域内进入了全球治理的状态。这对当代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的行为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二，《公约》创设了非常具体的、具有强制性的条约义务，这在条约实践中实属罕见。气候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各阶段中不同国家类别的减排义务，而且表现出更多的强制义务和清晰的处罚责任，即条约的强制力极大得到加强。这种情况在此前的条约实践中确实罕见。此前具有类似设定的条约极少，且一般集中在针对严重的国际犯罪等少数领域和问题。正是由于《公约》这种强制性的义务，美国退出了公约谈判，并在签署后又以此为理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如前所述，《巴黎协定》极大地细化和继续执行了这种强制力，但仍然得到了200多个国家的支持，这表明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已经成为了强制性的国际法规则新领域。第三，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组织化程度与WTO规则相比，更加突出。WTO规则中规定，WTO组织对各缔约国的国内法有审查和作出报告的权利，争端解决机构也有权对缔约国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进行裁定和协调，以保证WTO规则的执行，其强制力一直备受瞩目；而全球气候治理规则试图建立的机制中，其组织化程度更高。组织将有权对缔约国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以及国内立法等进行审查和评价其减排功效。总之，虽然国际法规则碎片化发展和软法的特点不能完全改变，但是气候问题确实已经迈开了脚步。在全球气候治理规则中开始呈现出统一性、系统性、强制力的特点。

（三）重新形成国际竞争机制和秩序

气候变化的定义篇4

关键词：光热限制因素；合理安排；经济效益

Abstract: The Yixian with rich solar energy resources, water resources, and water is my county of light and heat resources make full use of constraints, fully tap the water resources, scientific management water is the basic measures of moder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tailed analyzes the main crops in different years, moisture conditions satisfied degree, science put forward drought resistant crop varieties, and different years of crop arrangement, for capturing agriculture bumper harvest, multiplier effect.

Key words: optical limiting factor; reasonable arrangement; economic benefit

中图分类号：P41文献标识码：A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各地气温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气候变暖导致生态环境的改变，对地方农作物品种、布局和结构都产生影响。近年来诸多学者进行了分区域多方面深层次的研究[1-4]，以应对地方性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也组织专家对未来气候进行评估［5-6］。对应对气候变化及极端气候事件具有深远的意义。

义县位于辽宁省西南部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属温带大陆型季风气候，温差较大，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农业生产形式基本上为开放式的雨养农业，因而农田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气候条件的制约。随着气候变暖，气象要素变化振幅趋大，由此产生的气候事件影响加大。光热水等农业气候资源总的特征是光热资源丰富，水分供应不足，水分成了本县光热资源利用的限制因子，因此充分挖掘义县的水资源，科学管水用水是发展农业的根本措施之一。

本文利用义县地区历年气象资料，在气候变暖背景下，研究义县地区光温水资源变化及其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旨在提高气候变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认识，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增强当地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的应变能力。

1、光资源丰富，光能利用潜力大

义县太阳总辐射年平均值为138.926千卡/cm2,作物可利用的生物辐射为68.076千卡/cm2，比同纬度的全省重点产量县黑山、凌海和东沟县均有增加。≥10℃期间的生理辐射为41.78千卡/cm2，也有优于黑山等县的趋势。可见，丰富的光资源是我县培育和引进喜光、高产的优良品种极有利的条件之一。

在其它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光能利用率越高，产量越高。我们定义：在一定时期内，单位土地面积上，作物所蓄积的化学潜能与同时期投影到该面积上的生理辐射之比为光能利用率用下式表示：n=q•M/RQ•100%。

其中，q为作物的燃烧热，M为作物的生物学产量，RQ为生理辐射。经过当量变换后，我县主要粮食作物的光能利用率在0.5～1.5之间。但本县个别高产地块的已达到较高水平，如玉米亩产1145公斤，其生理辐射的利用率已达到4.8（注：此处K=0.35）；高粱亩产1107公斤，其利用率为4.2%，由此可见，我县光能利用率的潜力是很大的。

2、热量条件优越，粮豆作物一茬有余

生长季（5～9月）平均气温为20.7℃，≥10℃期间积温为3393.4℃，和北镇县相近，略高于黑山县，总热量完全可以满足主要作物的热量需求（见表1），由表可知，本县还可以适当培育和引进较晚熟的作物品种，以便充分利用当地的农业气候资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表1作物全生育期热量指标

3、温差较差大，同化积温高，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积累

义县由于温度较差大，同化温度高（见表2），光合作用速率快呼吸作用减弱，使作物的净同化率增加，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累计。

表2 本县温差及同化温度状况

4、冬季长而寒冷，不利于牲畜和果树越冬

义县冬季（12～2月）与纬度相近的北镇、黑山、朝阳等县相比较，有平均气温低、负积温多，极端最低气温也低的特点（见表3），由此可知，冬季平均气温分别比北镇、黑山、朝阳低0.8℃、0.3℃和0.5℃；极端最低气温的差异更大，分别低1.0～4.1℃之间，对牲畜和果树的越冬较为不利，需加强越冬农业生物的保护措施，预防灾害。

表3 各地冬季温度比较 （1956～2000年）

5、生长季水分供应不足

一个地区的水分条件如何，不仅需要考虑降水的多少，而且还需要考虑有效性，以及作物不同发育期的需水量，用水分满足率和水分盈亏来评价水分供应状况更具有实用价值。

在无灌溉的条件下，地区水分的供应状况可以简单的用有效降水表示：

RO=R-F

其中，R为降水量，F为径流量，根据水利部门提供的径流系数，求出本县各月的径流量（见表4）

表4 各月径流量（mm）

作物需水量可以看成作物对水分的需求量，它定义为：在水分供应充足的条件下，保证作物正常生长发育的水分最大需水量，它与膨曼（penman）蒸发力（EO）有如下关系：

ETm=KC••EO

其中，KC为作物不同发育阶段的需水系数（见表5）。

表5作物发育阶段需水系数 （KC）

据此，可以求出各作物不同发育阶段的需水量。需水量多的作物为棉花、大豆和玉米，而需水较少的为花生和高粱（见表6）。

据水分的供求关系，可以求得作物各发育阶段的水分满足率：P=RO/ETm。

当RO≥ETm时，表示水分完全满足；当RO

水分满足率只是给出了作物水分供应的满足程度，为明了作物水分余缺的具体数值，需计算作物的水分盈亏，其表达式为：

W=RO-ETm

表6作物发育阶段需水量及水分满足率

它可以作为作物灌溉的主要依据，由表可知，全生育期棉花缺水最多为289.3毫米，缺水最少的为花生和高粱，分别为153.3和194.0毫米，苗期缺水最多的也是棉花为48.6毫米（见表7），这与生产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表7作物各发育阶段需水分盈亏 （mm）

水分盈亏是农田灌溉的基础，在具体实施灌溉预算时，需考虑不同土质的渗漏及蒸发等因素的影响。为此，我们规定有效降水的10%为不同地形、土质条件下的渗漏量，其表达式为：

H=W+0.1RO

由此计算结果（见表8）可知，作物的全生育期，每亩灌溉超过200立方的只有棉花，其次为玉米需要179立方，灌溉最少的花生还需112.5立方才能获得理想的丰收，灌溉需要量最少的是高粱和花生的穗花期和高粱的产量形成期，分别为9.2、20.2和21.0立方，这也是这两种作物在本县大力发展的主要原因。

表8作物各发育阶段灌溉量（M3/亩

6、光热水资源的综合评价

义县光热水资源的配合状况良好，水热同季，高值均在七月份，降水量为179.7mm，平均气温为24.1℃,低值均在一月份，降水量为2.5mm，平均气温为-11.0℃，但气温变化比较平缓，降水变化较大，太阳总辐射和陆面蒸发基本同期，辐射高值在五月份，为17.1千卡/cm2，蒸发高值在六月份，为134.3mm（见图），这种配合状况对农业有有利的一面：水热同季正值大秋作物的积极生长期，有利于作物对水分热量的需要，太阳总辐射的高值在春季，可为蔬菜等春作物提供丰富的光资源。但五六月份的蒸发量大，使土壤失水速度加快，不利作物生长。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定的农业气候条件形成一定的农业产量，产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作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对光热水等主要农业气候资源的利用程度，为科学评价光热水资源的利用，我们引进气候生产潜力的概念，并用其作为农业气候资源综合评价的指标，它的定义是在高水平的农业技术条件下，由现实的农业气候资源所形成的产量为气候生产力，其表达式为：

Y=RQKFGATARA

其中RQ为≥10℃总辐射：为与作物燃烧热有关的量换算系数；K为作物的经济系数；F为考虑作物群体的反射，漏射等诸因素后的生理辐射利用率，取F=0.06；Gi为叶面积截光订正系数；Ti为温度订正系数；Ri为水分订正系数，参考有关文献，下列参数见表9。

表9作物经济系数和换算系数

当作物品种确定后，某地的气候生产潜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作物对温光水资源的利用程度，即光温水订正系数的大小，改变生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作物的群体结构，提高对光热水资源的利用，提高气候生产潜力，光温水订正系数按如下原则确定：

叶面积截光订正系数：作物群体的叶面积变化呈抛物线型，随着作物植株的成长，叶面积截光由少到多，到生长旺季叶面积达到最大，而后，随着植物趋于成熟，叶面积开始逐渐减少，从而截获的光能也趋于减少，由于本县缺少叶面积动态资料，故应用文献记载的各作物叶面积截光订正资料。（见表10）

表10 作物叶面积截光订正系数 （G）

温度订正系数：作物在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适宜温度是不同的（见表11），在作物生长发育起点温度以上，随着温度的升高，光合速率加快，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界限温度时，光合速率不再增加，温度再升高，光合速率也不再增加，有些作物的光合速率反而会有所下降，基本呈S型曲线，但由于本县缺少作物生长速率方面的资料，故采用如下方法进行各作物的温度订正：

表11 几种作物不同发育期的适时温度（℃）

其中，t为不同发育阶段的平均气温；t0为不同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起点温度；t1为不同农作物的上限温度，据此求算的各作物温度订正系数（见表12）。

表12作物温度订正系数（T）

水分订正系数：在作物各发育阶段水分满足率的基础上，确定水分订正系数：

其中，Ki为作物全生育期产量反应系数，它的意义是在作物全生育期内由于水分不足对产量的影响程度，显然，在Ri表述了由现实的水分状况所决定的对产量的贡献，据此求出各作物的水分订正系数（见表13）

表13 作物产量反应系数（Ki）和水分订正系数（Ri）

将各有关系数带入气候生产潜力公式，即可求出在现实的气候条件下各作物所达到的产量（见表14）。

表14 作物气候生产潜力 （斤/亩）

7、结语

义县光热水等主要气候条件，对玉米和高粱来说，更适合高粱的发展，这主要是水分的作用，因为高粱比玉米耐旱，本县常常由于水分供应状况不好，对玉米的影响更大些，就花生和大豆来说，这里更适合花生的发展，这也是水分的作用，棉花只要利用好当地的水分资源，充分发挥光热资源的潜力，创造一定高产是完全可能的。综上分析可知，本县发展农业，合理配置作物，其关键是水资源的开发和科学利用，水是农业的命脉，搞好云水资源开发，解决农业用水，同时对林业、牧业，对改善义县生态环境及工业和生活用水，使我县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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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昌颖，刘荣花，吴骞． 气候变暖对信阳地区水稻生育期的影响［J］． 中国农业气象，2010，31( 3) : 353-357．

气候变化的定义篇5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

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于2009年12月7日―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12月7日起，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将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会议将在现代化的Bella中心举行。为期两周。

根据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规定，今年年末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会议将努力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考虑到协议的实施操作环节所耗费的时间，如果《哥本哈根议定书》不能在今年的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通过，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将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也因为这个原因，本次会议被广泛视为是人类遏制全球变暖行动最后的一次机会。

基于现实困境，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学者、媒体和民众都高度关注本次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哥本哈根的议题在近一年来一直是各大国际外交场合的重点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已经多次就此话题表态。而中美两国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态度一直都是全球媒体的关注重点。

哥本哈根会议的宗旨及预期目标

官员们将达成一个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并以此作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结束后的后续方案。根据UNFCCC秘书长德波尔的表述，在此次会议上，国际社会需就以下四点达成协议：

1、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额是多少?

2、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3、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4、如何管理这笔资金?

会议的焦点问题

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责任共担”。

气候科学家们表示全球必须停止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2015到2020年问开始减少排放。科学家们预计想要防止全球平均气温再上升2℃，到205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需达到1990年水平的80％。

但是哪些国家应该减少排放?该减排多少呢?比如，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最近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但在历史上，美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最多，远超过中国。而且，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

中国政府争辩说，从道义上讲，中国有权力发展经济、继续增长，增加碳排放将不可避免。而且工业化国家将碳排放“外包”给了发展中国家――中国替西方购买者进行着大量碳密集型的生产制造。作为消费者的国家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国家。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影响到COP15能否成功。同时，还有人怀疑现在采取的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可能都显得微不足道、为时已晚。卫报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近9成的气候学家不相信通过政治手段能避免全球平均气温再上升2℃。根据欧盟定义的级别，2℃，意味着“危险”。

中国开始积极应对世界气候问题

从全球来讲，共有192个国家参加了全球气候保护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7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承诺在2012年前共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并帮助脆弱地区应对变暖带来的灾害。而中国也已经从科学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并且开始进行着积极的应对。我国于2005年通过了第一部《可再生能源利用法》。在这个积极政策的引导下。截至2008年底，我国风电发电量128亿度，比上年增加126.79％。风力发电已经成为这场能源革命中的主要力量。我国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基地，去年太阳能发电量达到1.1GW，占全球太阳能发电总量的27.5％。此外，我国还提出了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到2010年努力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争取达到16％等一系列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英文：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或FCCC)是一个国际公约，于1992年9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由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制定的。目的是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尽量延缓全球变暖效应。但没有对参加国规定具体要承担的义务，具体问题体现在以后的《京都议定书》中。

公约参加国有189个，有5个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公约将参加国分为三类：

1、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答应要以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础进行削减。承担削减排放温室气体的义务。如果不能完成削减任务，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排放指标。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工业化国家。

2、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不承担具体削减义务，但承担为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技术援助的义务。

3、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削减义务，以免影响经济发展，可以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但不得出卖排放指标。

《京都议定书》

(英文：Kyoto Protocol，又译《京都协议书》、《京都条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补充条款。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的。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1997年12月条约在日本京都通过，并于1998年3月16日至1999年3月15日间开放签字，共有84国签署。条约于2005年2月1 6日开始强制生效，到2009年2月，一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超过全球排放量的61％)，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没有签署该条约。

气候变化的定义篇6

一　关于美国气候外交的研究

早在冷战时期，时任美国国务院海洋与环境科学事务高级顾问的戴维・沃思(David A.Wirth)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强调，面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的潜在影响，国际社会应当加紧将应对温室效应提升到外交政策议程的高度。由于当时人们仍然怀疑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性，无论是在美国政策界还是在学术界，该问题仅仅处于“争议阶段”，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到冷战结束之后，随着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依据说服力的增强，以及气候极端事件的频发，国际社会开始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谈判，力图实现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而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无疑至关重要。就在这一时期，研究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论著也开始出现。由美国环境政治学家保罗・哈里斯(Paul G. Harris)主编的论文集《气候变化与美国外交政策》是这方面颇有代表性的成果。该书主要就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气候政策进程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例如，加里・布林纳(Gary Bryner)在《国会与气候变化政治》一文中专门就国会于1988～1999年期间对美国总统关于气候变化的倡议所做出的各种反应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布林纳认为，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分立――前者谈判国际条约而后者批准条约并且通过立法来实施――是造成美国陷入国际气候谈判僵局的重要原因。国会之所以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犹豫的态度，部分地是由于考虑到支撑美国经济现状的预防性原则，而这是化石燃料行业的强大游说活动造成的。再者，国会的分权和分裂的结构也导致了它应对环境问题能力有限，国会议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对美国气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尼尔・哈里森(Neil E.Harrison)通过借助“双层博弈”分析模式，探讨了国内因素对美国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他指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重要性甚至比不上美国的一次选举”。雅各布・帕克(Jacob Park)认为，除了白宫和国会，商业团体和关注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也对塑造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施加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上述学者偏重于研究国内因素对美国气候政策的影响的话，那么米歇尔・贝特西尔(Michele Betsill)和保罗・哈里斯(Paul G.Harris)则是以国际因素为出发点，研究了国际气候规范对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贝特西尔通过分析美国参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进程发现，国际气候变化规范实际上迫使美国去重新思考“什么才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合法成员”这一问题。面对国际气候规范的压力，美国不得不调整气候变化政策以提升其国际信誉。哈里斯甚至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最重要的国际气候规范已经在美国产生了内化。此外，安德烈亚斯・米斯巴赫(Andreas Missbach)还以经济学中的法国“调节学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和公共决策模型等理论，分析了美国采取特定的气候变化政策及其政策工具选择偏好的决定因素。

不可否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将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社会在短期内承担经济成本。而在遥远的未来，减排的收益又不太明朗，这就使得制定一个成功的气候政策变得困难重重，甚至有人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渐增持观望的态度。即使美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共识在增强，但是在选择何种最佳行动路线的问题上，美国国内仍然没有取得共识。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主任戴维・维克托(David G.Victor)2004年出版的《气候变化：激辩美国的政策选择》一书提出了三种政策选择：一是作为一个现代、富饶的国家，美国有能力适应气候变化，言下之意是美国无需采取任何减排行动；二是敦促美国应当重新接受《京都议定书》，但前提是要对《京都议定书》进行修订，以提高其功效；三是建议美国自行采取单边行动，在国内“自下而上”(bottom-up)地创建一个低碳排放技术市场(意即从各州政府到联邦政府)，这与“自上而下”(top-down)的国际协议(从国际层面到单个国家，如《京都议定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前看来，继续游离于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之外显然不利于美国国家形象的改善。相形之下，第二和第三种观点成为美国必须面对的政策选择。

一般认为，国家对物质利益和相对权力的追求是国际气候协定难以达成的主要因素。然而，洛伦・卡斯(Loren R.Cass)则对上述看法提出了质疑，指出物质利益和相对权力位置并不能够充分解释一国国内和国际气候政策的演变，规范性争论(normative debates)也是解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卡斯在其著述中分别选取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气候政策作为研究案例，通过对比分析他发现，除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大国相对权力排序之间的互动等因素在塑造三国的气候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外，国际规范性争论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内规范性争论也对三国的气候政策偏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卡斯还提出了在一国国际和国内气候政策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两种规范性争论：一种是“谁应当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负主要责任”；另一种则是“指导全球减排的一般原则”。这些争论处于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美、英、德三国的国内及对外气候政策立场融为一体。一言以蔽之，只有将观念(规范)因素同物质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一国应对气候变化时的内外政策选择。卡斯的研究突破了现实主义单纯以权力、利益来解释国家对外政策的局限，有助于人们理解和预测一个国家在面对类似于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公共问题时可能做出的政策反应。

二　关于国际气候机制的研究

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创建有约束力的气候治理机制，使相关国家参与到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中。自1990年国际社会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委员会(INC)具体负责公约的谈判和制定工作以来，先后通过了一系列的声明、宣言、决议、协定等成果。这当中，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因而，早期美国学界对国际气候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这一公约展开

的。美国能源部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国际项目部主任罗伯特・狄克逊(Robert K.Dixon)编辑出版的论文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执行活动试点：经验与教训》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该书专门针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共同执行活动机制(activities implemen-ted jointly，AIJ)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评价。书中选取了12个国家，既包括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包含经济转型国家作为经验案例分析对象，其研究主要涵盖了三大领域：一是就共同执行活动试点阶段对参与方和监督方所获经验的回顾、解读以及汇总；二是对上述经验数据进行甄别、归档；三是在解读和总结以上经验的基础上，就未来如何采取行动提出了规划性建议。参与撰文的作者既有政策分析人士和外交人员，也有科学家、工程师、项目开发商、律师、经济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他们从各自所在行业的视角对公约及共同执行活动机制进行了探讨。因此，该书对于研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内在机理极具参考价值。

随着全球气候外交的深入发展，1997年12月，经过艰难的谈判，国际社会终于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首次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规定了具体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此外，议定书还引入了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和排放贸易(ET)等三个灵活机制，允许发达国家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在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然而，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一些发达国家不仅没有成功减排，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增，这引起了一些学者对“京都机制”的质疑，有学者甚至发出“京都已死”的哀叹，戴维・维克托(David G.Victor)是悲观者之一。他在《(京都议定书)的崩溃和减缓全球变暖的斗争》一书中写道，“十年前，全球变暖政策的中心挑战只不过是促使实业家、政府官员和民众意识到气候变暖的危险，目前这种认知虽然增加了，但是应对该问题的最大障碍却变成了可行的国际合作架构的缺失。”换言之，在维克托看来，《京都议定书》不足以成为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的有效架构，其主要弊病在于“各国实际排放量和京都目标之间的差距，即政府在早期的承诺远远超过了其实际减排的能力。这种差距暴露了管理体系中存在的根本缺陷：国际社会给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设置了毫无远见的目标和时间表。”

维克托虽然指出了《京都议定书》的内在缺陷，但并没有全面否定《京都议定书》的贡献。例如，各国要不间断地申报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就是京都进程的重要成果。鉴于此，维克托提出未来可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开京都协议的谈判，重新设定减排目标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的分配总量，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实现京都目标；二是任何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协议都要有强有力的国际制度保障，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汇集和评价信息的制度；三是应当采取一种新思维来构建控制排放的协议。京都机制虽然存在缺陷，但是它毕竟是国际社会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协调众多参与方利益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如果重来，谈何容易?况且新达成的国际气候协议也未必就完美无暇。

与维克托相似，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沃里克・麦基宾(Warwick J.McKibbin)和彼得・威尔科克森(Peter J.Wilcoxen)也对《京都议定书》提出了批判。麦基宾和威尔科克森认为，气候政策的僵局直接源于《京都议定书》设计上的缺陷，其问题的根源在于议定书为温室气体减排设立了目标和时间表。为了批准议定书，相关国家不能顾及经济上的代价而毫无保留地实现减排目标，这对于拥有巨大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家――如美国――可谓困难重重。与此同时，两位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京都议定书》强调的国际排放贸易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议定书也没有可靠的监督和强制遵从机制，一旦一个主要国家退出，它就会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麦基宾和威尔科克森虽然在其研究中指出了《京都议定书》的内在缺陷，如缺乏强制执行机构和措施，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一种为美国退出议定书寻找借口的意味，这显然是有意回避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责任问题。

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九款的有关规定，后京都机制(《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之后)的谈判不迟于2005年启动。因此，2005年后或日“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与治理就成为各方新的关注对象。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于2008年组织出版的论文集《全球变暖：审视京都之后》一书，探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与“后京都机制”。总体而言，该书基本上遵循了一种时间脉络，首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知及其对人类的影响进行了回顾和分析，随后对《京都议定书》进行了评价，并就可替代性的气候政策选择做了尝试性探讨。该书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未来气候政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进行了全面地考察，为思考相关国家的气候政策走向提供了参考资料。与以往著作不同的是，该书着重强调了产生一种与气候变化本身相协调的时间框架的重要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问题及其治理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三　关于气候变化视域中的能源问题研究

尽管许多人类活动都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而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当属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利用。根据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研究发现，来自能源生产、转化、运输、消费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到全球温室气体人为排放的80％以上。由此可见，气候变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能源问题，它构成了整个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托马斯・卡斯特(Thomas R.Caster)就曾撰文呼吁美国必须提高能源效率以节省开支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电力生产行业占了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3，美国的电力平均输送效率在1959年达到了33％的峰值，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一数字并未同步增长。在卡斯特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美国，燃料燃烧产出的2／3电力被浪费掉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管制和环境政策使得陈旧和低效的发电厂依然在运转。具体而言，美国的能源市场是不自由的，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70到90年。尤其是电力行业，所有有关电力的生产、运输、分配和销售都受到了专利保护的约束：专利保护代替了市场的力量，妨碍了创新，为提高能效设置了重重障碍，同时也降低了能源专业人士出售节能技术的动力。为此，卡斯特建议政府应当通过结束电力专利保护、消除提高能效的障碍和引导能源行业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等措施，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在这一过程中，引入市场的力量从而激发电力行业之间的竞争，对于提高电力使用效率、减少该行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正是由于全球气候危机的日益加剧，作为清洁能源之一的核能的发展自然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2001年，由贝拉姆・科苏瑙格鲁(Behram N.Kursunoglu)等人

编辑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全球变暖与能源政策》就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核能的角色与未来走向做了专门的探究。在该论文集中，有学者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为未来核能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有学者指出，核能虽然是一种清洁能源，但是由于人们对核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政府在建造核电站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民意压力。况且，由于建造核电站的成本和技术难度均较高，这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待核能和气候变暖问题，他们认为，以核能来代替化石燃料的燃烧固然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核能被各国普遍利用也意味着核扩散的加剧，这对国际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此外，威廉・斯威特(William Sweet)所著《戒除碳习惯：全球变暖和可再生能源及核能的实例》一书，是有关气候变化与能源关系研究的力作。该书的宗旨是“使人们了解过去50年间气候科学领域发生的革命，以及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斯威特在书中首先对燃煤发电的社会、经济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虽然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对大气的影响是否会给下一代人带来气候灾难，但是我们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基于此，斯威特探讨了在现有条件下，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低碳和零碳技术被大规模应用的前景。他尤其重视核能在未来美国能源消费中的作用，认为与其花费巨资投入到“清洁”火电站项目中，不如多兴建几座核反应堆来生产无污染、零碳排放的电力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斯威特极力倡导人类社会应当大力推广应用以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但他对传统能源的命运也做了冷静的判断：“考虑到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多数电力生产依然依赖于煤炭和石油燃烧这一现实状况，在本世纪以可再生能源来全面代替这两种传统能源是不太可能实现的。”该书虽然以全球为论述背景，但主要聚焦点依然是美国，这再次凸显了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除了在美国国内研究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之外，一些学者还积极参与了跨国的合作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来自法国阿海法集团(Areva group)的安妮・劳弗基恩(Anne Lauvergeon)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的韦德哈万・普拉维拉阿马查(Widhyawan Prawiraatmadja)两位能源问题专家合作，于2007年向美日欧“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提交了一份有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分别就气候变化背景下北美、欧洲和亚太三个地区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在多伊奇所撰写的北美报告部分，他列举了四条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措施：首先，美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必须采取碳排放控制政策；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必须就如何分担碳减排的成本问题达成广泛共识；第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主要还是依靠碳捕捉和埋存(CCS)技术。美日欧三方应当尽快在世界范围内建起5到6个大型的碳捕捉和埋存项目，以此来证明该项技术的可行性和增强公众对碳隔离的可接受性；第四，在能源安全保障方面，多伊奇认为在采取新的措施以降低核扩散危险的前提下，应当鼓励和增加核能的使用。

虽然上述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了核能在稳定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作用，这一方面与当前核能在一些国家得到广泛应用的现实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只要国际社会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技术，人类就有理由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缓解感到乐观。

四　关于伦理与国际气候政治的研究

气候变化不仅涉及不同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的分担问题，而且由于从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多演变成现今的气候暖化现象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因而气候变化问题还涉及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等伦理问题，尤其是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之后，国际气候政治中的价值、道德、正义和公平等伦理问题迅即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002年，由宾夕法尼亚跨学科环境政策联合研究部(Pennsylvania Consortium for Interdisciplinary Environmental Policy)主管唐纳德・布朗(Donald A.Brown)推出的《美国炎热：美国回应全球变暖的道德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布朗认为，以往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研究一直局限于能源、环境、经济发展等“硬性”方面，从而忽视了对于该问题的道德、公平、正义等“软性”因素的关注。众所周知，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长期扮演了一种“拖后腿”的角色。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之所以如此消极，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确定性一直未得到百分之百的证实，盲目减排得不偿失；二是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将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削弱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如果其他发展中大国(主要指中国、印度)不参与减排，美国单方面减排的效果将会被其他国家的排放抵消。

但在布朗看来，美国寻找借口逃避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同时，却忽视了如下事实：首先，无论是从历史累积排放量还是以现实的绝对排放量来看，美国均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其次，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果美国都无法做到减排，那么其他国家更无从谈起；第三，基于公平和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不应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责任。总体而言，该书所传递的信息是，美国最近几年在气候谈判问题上推卸责任的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的，而建立气候变化问题的道德维度是继续推进气候谈判的关键所在；在未来几年的全球变暖谈判中，美国需要面对一系列重要的道德问题。

如果说布朗的著述主要围绕美国自身的道德问题进行批判的话，那么汤姆・阿萨纳斯卢(Tom Athanaslou)和保罗・贝尔(Paui Baer)的研究则从一个更宽广的层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另一个伦理问题，即公平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在《致命炎热：全球公平和全球变暖》一书中强调，气候治理中的公平――不是小小的改变，而是南方国家人民真正的发展性公平――是不可或缺的。两位学者认为，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人类必须寻求一种公正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这种路径不仅是为了富人和强者，也是为了穷人和弱者；不是植根于地方角落，而是面向全球各地。为此，他们还呼吁国际社会经过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尽早制定出一份建立在公平利用大气权利基础之上的、能够替代《京都议定书》的第二代气候协议。

蒂蒙斯・罗伯茨(J.Timmons RoBerts)和布拉德利・帕克斯(Bradley C.Parks)分析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他们在《非正义的气候：全球非公正、南北政治和气候政策》一书中指出，全球“不公平”削弱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性努力――它是通过加强“结构主义者”的世界观和许多贫穷国家的因果信条、侵蚀普遍信任的基础、提升特殊主义者

的所谓“公平”解决理念来实现的。两位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任何有效的“后京都”气候协议必须注重声誉、补偿公平、全球主要环境行为体的战略影响和各国发展利益，这些因素与一个国家是否愿意，以及有无能力批准该协议密切相关。即便是最好的制度设计，例如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的协议、交错性的温室气体减排期限、有差别的减排计量方式等，也不会消除南北国家在气候政策上陷入僵局的潜在诱因。从根本上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公平”问题，它的解决很可能需要借助非常规的、甚至是极端的政策干预。不过，罗伯茨和帕克斯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那就是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使后者走上更加公平的、经济上可持续的低碳发展之路。他们认为这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真正出路。

毋庸置疑，“公平”是国际气候政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它对于达成任何有意义的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方案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现有文献中，多数研究者只是泛泛而谈，并没有细究“公平”的含义，《气候变化适应中的公平问题》一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是英国廷德尔(Tyndall)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成果之一，有六位美国学者参与了其中的撰写工作，占到作者总数的一半。该书所指称的“公平”包含“分配性”公平和“程序性”公平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些负面影响对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经济福利及安全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要区别来对待；后者是指由于历史上的和当下的不公正性，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缺乏维护和推进自身国家利益的能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异质性也往往导致它们在国际谈判中各谋其利，从而无法形成团结的集团向发达国家讨价还价。“分配性”公平和“程序性”公平问题经常相伴而生，难以分割，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机制改革、形式扩展等问题，都会涉及到这两个方面的“公平”。上述著作所提及的“公平”、“不公平”及“分配性”公平和“程序性”公平等分析模式，对于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问题上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谈判地位、谈判行为和政策立场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　关于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最初局限于环境领域而由科学家讨论，然而随着近年全球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气候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威胁”开始对国家和国际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美国政学界，从安全视角来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分析报告和相关著作也相继涌现。

早在2003年10月，美国国防部就给当时的小布什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的秘密报告。该报告对2010至2020年的全球气候变化情景做了如下预测：亚洲和北美洲的年平均温度下降2.8度，北欧下降3.3度；整个澳洲、南美洲和非洲南部的关键地区年平均温度上升达2.2度；在欧洲和北美洲东部人口密集的农业产区和水资源供给地区，干旱将持续几十年；冬季暴风雪和大风增强，西欧和太平洋北部将遭受更强烈的大风天气。该报告据此指出，气候变化将会引起食物短缺、水资源匮乏及能源供应紧张等问题，因此报告认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发生了变化，“军事冲突发生的诱因不再是意识形态、宗教或者国家尊严等因素，而很有可能会是国家对自然资源(诸如能源、食物和水等)的争夺。”

2007年4月，由退休将军组成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军事咨询委员会了题为《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的报告，从军事角度评估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这是继2003年的“气候报告”之后，美国军方再次抛出的有关气候变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评估报告。该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某些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海平面上升、冰川消融、人口迁移、致命疾病加速蔓延等，可能会迫使美国改变现有安全体系。此外，对海外能源的严重依赖也会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在面对敌对政权和时，美国的应对能力将显得更加脆弱。报告还指出，气候变化会对美国军事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这体现为：军事装备使用寿命的缩短及维护费用的增加；北大西洋风暴的增加会影响到美军的海上军事行动；海平面的上升将危及美国驻扎在海内外沿海军事基地的安全。

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将增加国家间政治上的敌对和不稳定因素，美国可能会卷入更多的地区冲突。在容易遭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脆弱地区，由于粮食产量下降，居民疾病增加，可用水资源日益减少，大量人口为寻找新资源而迁移，经济和环境条件进一步恶化，这些可能成为一些国家滋生内部冲突、极端主义、独裁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温床。气候变化可能造成更为严重和持续性的自然和社会灾难，导致社会需求超出政府掌控能力，从而引发政治混乱。在许多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气候变化将严重恶化本已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为政治动乱埋下隐患。

报告最后给出了如下几点建议：(1)政府应把气候变化的潜在威胁纳入美国国家安全防御战略体系；(2)美国应在国内外发挥积极作用，以避免气候变化破坏全球安全和稳定；(3)美国应向国际社会承诺，帮助欠发达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4)国防部应加快改进业务流程和技术革新，通过提高效能来加强美军战斗力；(5)国防部还应评估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等对军事设施的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08年11月的题为《2025年全球趋势：转型的世界》的全球趋势预测报告，也谈及气候变化安全问题。报告指出，2025年世界将开始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能源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会更为突出。同时，气候变化有可能使北冰洋在航道里程、能源和矿产资源等方面具有战略意义。各国对迅速变化的环境的感知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采取单边行动，以确保资源、领土及其他相关利益。各国是否愿意参与多边气候合作取决于诸多因素，如他国行为的影响、经济与环境利益等。正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远非一国所能承担，因此需要各国在全球层次上采取一致的行动。

除了上述三份气候变化安全研究报告之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2008年推出的《气候灾难：对外政策与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含义》一书。该书是在数位科学家、气候专家、外交和国家安全研究人员专门就气候变化问题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汇编而成。书中详细列举了气候变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八种潜在挑战：(1)加剧南北国家之间的紧张；(2)造成“气候难民”的产生和迁徙；(3)给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4)加剧水资源的匮乏；(5)恶化核安全和核扩散问题；(6)加重国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负担；(7)对政府的效率、能力和权威提出了挑战；(8)加剧世界政治的失衡。具体就美国而言，作者认为未来十余年中，美国国家安全将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美国全球地位的逆转、国家武装力量的重建、在保持美国广泛影响力的同时如何体面地摆脱伊拉克战争泥潭、保持阿富汗的稳定、能源安全的确保、重新思考如何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府威信的恢复、自然或人为引起的疾病的应对、消

除对新出现或未知领域的恐惧等。其中，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属于新出现或未知领域的范畴。有学者指出，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判断，如果美国不主动应对气候变化，气候问题将会成为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与上述其他问题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的最棘手的安全问题。还有学者甚至认为气候变化将会重塑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世界观及其对美国世界角色的认知。

六　总体评价

综合以上美国学界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文献，可以看出美国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从研究范围上看，美国学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全面性和多元性。研究主体中既有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的教授，又有政府部门如国防部、国家环保局等的退休官员，还有一些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和环保活动家；研究内容既涉及到环境、能源和安全等“硬”的方面，也有有关伦理、国际机制和政策法规等“软”的领域；研究成果中有的以专著和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有的则是以咨询报告和报刊评论等形式发表，个别的还以秘密报告的形式供白宫决策者参考。

其次，从研究进程上来看，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在冷战后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与其本身作为一种“国际问题”而出现的演进过程具有同步性。虽然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知由来已久，但是该问题真正进入国际议事日程却是在冷战即将结束之际。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开启了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评估议程，标志着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国际问题”开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进入后冷战时代，一个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评价活动为背景、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主要目标的国际气候谈判和外交博弈开始拉开帷幕。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也逐渐从美国政策议程中的“边缘”进入当前的“中心”位置。与此同时，美国学界开始对气候变化问题做出回应，相关研究成果也从过去的“零星片语”到如今的“枝繁叶茂”。可以说，美国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进程与气候变化问题的“热度”和“国际化”进程具有惊人的同步性。

再次，从研究路径上看，跨学科研究是一大趋势。众所周知，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环境、法律等多领域、多学科和跨国界的综合性全球问题，它不仅具有环境意义，还具有经济、政治和国际战略意义。美国学界最初对气候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国际关系学者主要从政治学角度对国家气候政策及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进行研究；经济学者主要局限于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能源、贸易问题研究；而社会学者则倾向于从道德、伦理的视角来审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责任和权利问题。但是随着近年美国学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深入，集各学科领域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例如，由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新安全研究中心(CNAS)于2007年11月联合的《后果纷扰的年代：全球气候变化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含义》报告，撰写者涵盖了大气科学家、外交人士、政治科学学者、海洋学家、历史学家和国际安全专家等。

气候变化的定义篇7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

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吸引世界各国焦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许多国家表现积极，这在数次气候谈判中均有所体现。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国际社会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它们调整着世界各国在此领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各种气候协议中，有两个公约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1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英文缩写UNFCCC，全称是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公约是1992年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并与该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通过。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公约，也是全球各国在应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

公约的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的时间进行的范围内实现。该公约是一个框架性公约，相当于此领域的一个指导原则。也就是说其并没有实施机制，因而也缺少法律约束力。比如对于关键性的义务，公约并未规定具体的时间和数量，如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也是公约框架性的重要体现之一。

作为迄今为止气候变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公约，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公约为全球的气候谈判提供了指导方向。即在此框架和原则下，各国就具体的细节进行磋商，达成共识。此外，公约的原则一直引导着各国的节能减排事业，是我们在解决此问题时首先应考虑和遵循的“黄金条款”。

2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

由于UNFCCC的各缔约国在产业调整，经济发展，资金技术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的诸多不顺。为协调彼此之间的矛盾，自1995年起每年会如期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大会。

1997年12月，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生效。迄今为止，有189个国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在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被明确化，在1998到2012年间（公约第一期承诺），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5.2%（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7%，日本6%）。

京都议定书还确定了四种碳排放量的计算方式，对各国的节能减排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

（1）净排放量。本国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扣除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数量。

（2）集团方式。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内部抵消平衡，总体完成减排任务。

（3）排放权交易。在两个发达国家之间，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购买排放额。

（4）绿色开发机制。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绿色的技术，来抵消一部分排放额。

京都议定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实施的灵活性。公约同时确立了3个减排的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密切，其目的是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同时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清洁发展机制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转让资金，通过项目提高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利用率，而减少排放，或通过造林增加二氧化碳吸收，排放减少和增加的二氧化碳吸收计入发达国家的减排量。

对于京都议定书，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美国虽于1998年签署，但迟迟不予执行，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认为议定书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现今，京都议定书的二期承诺及后续问题成为气候峰会的焦点。

二、欧盟和日本相关节能减排的实践

在国际条约的指引下，许多国家已然将公约中的一些条款落实到实践中，投身到节能减排的行列中。一些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经验，这为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 欧盟

欧盟作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推动者，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不但积极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促进了首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具体协议《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而且主动承担了许多义务。

欧盟是实践领域的带头人和表率者。根据京都议定书，欧盟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内部抵消平衡，但在总体上应完成减排目标。欧盟各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采取了相关的重要举措。包括：内部减排责任的分配、欧盟立法、碳交易系统、生物性燃料的政策及承诺、节能开发政策等方面。

随着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即将结束，关于二期承诺的谈判正在激烈进行中。欧盟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盟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游说并与各国沟通，将其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构想上升为各国所能接受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欧盟希望通过构建完善的节能减排国际合作机制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这对依赖外国能源极强的欧盟来说至关重要。

2 日本

气候变化的定义篇8

关键词：气候安全；环境保护；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际环境关系

中图分类号：D99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058-06

一、引言

“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重视，是所有国家不断追求的利益，“安全研究”也是国际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对于传统的安全问题，更多新的安全议题已经浮上台面[1]。在新兴的众多非传统安全议题之中，气候安全是相当重要的面向。气候的破坏、改变，形成人类经济活动、国家安全、国际和平的隐忧。面对如此的潜在危机，国际社会目前普遍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安全的重要性，也逐渐倾向全球共同面对，共同治理，有意愿合作建立共同的规范准则以面对气候安全给全球带来的挑战。

综合分析国内外有关气候安全与全球治理的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当前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比较欧美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及对我国可借鉴的方面。如王慧（2010）认为“美国的气候安全法中的某些条款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为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我国可在相关的世界贸易争端中采取合理的诉讼策略来积极应对”[2]；董勤（2012）认为“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成为地缘政治大国之间的博弈，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应继续保持激进的姿态”[3]。第二，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对全球治理带有的影响。如刘丰（2012）认为“美国全球治理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核心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巩固和扩充其霸权基础，但新兴国家的参与和国际制度的改革必将使美国推行霸权治理模式的努力难以为继”[4]；高静和刘友金（2012）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不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5]；马骦（2013）认为“美国作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哪种全球治理理论都必须正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政策和立场”[6]。第三，国外学者偏向于多学科交叉研究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和安格斯·赫维用科学、经济学、政治学与伦理学来研究气候变化的治理，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来阐释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7]。综上所述，目前气候变化及其国际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我国对此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及如何有效进行全球治理。

二、气候安全给全球带来巨大挑战

安全往往关乎生存，它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分。传统的安全一般是指军事安全，而新的综合安全观则要求把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现在，安全战略的目标由“确保报复”转变成为“确保生存”和“共同生存”；追求安全利益的手段是协调和发展；安全由被分割的状态变为不可分割，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地域单位由一个国家扩大到某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8]（p.397）。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危害的良好状态。这种环境安全概念泛指对环境、人的健康、社会治安、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都没有受环境污染的有害影响。

气候安全是环境安全问题的代表之一，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第一，温度升高，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升高，淹没了大量的土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比如，图瓦卢面临着被淹没整个国家的威胁；中国海洋局的统计表明，中国有超过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已经陷入了海平面之下。第二，世界土地的质量因为气候的变化而正在下降。气候变化正在导致世界上许多土地的沙漠化，这是全世界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如非洲南部和美国西部出现了大面积的沙漠，使得成百上千万原来从事农牧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第三，气候变化突出了世界缺水和食物的危机。第四，气候变化造成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非常严重，疾病增加，对人类生存环境带来沉重打击。如疟疾患者增加，疟疾是与结核病、艾滋病并列的三大传染病之一。地球平均气温上升，蚊虫生存的季节和地域也将发生变化，因此，以前未发生过疟疾的地区，也会有因为蚊蝇传播而产生疟疾的危险性。气候变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给人类自身生活环境与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化意味着时空概念发生重大变化，全世界开始关注共同的地球和共同的未来[9]（p.5）。国际关系的发展日益聚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气候危机加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安全观，开始在对外关系中引入气候安全因素。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

三、气候安全需要全球治理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始于1985-1987年间。但其实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开始，人类便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参与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并对气候产生了影响。由于最初人类利用环境的能力有限，因此这种对气候的影响并没有超出大自然自身恢复能力的范围。但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气候安全问题便开始初现端倪。而今天，人类活动已经使地球环境发生了一些过去一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从未发生过的重大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危机、荒漠化和气候变暖等，都构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气候变化从一个普通的科学问题演变成为全球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0]。气候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威胁是人类自身造成的，它与人类当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气候安全问题是全方位的，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乃至太空。整个环境问题处在不断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其后果还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一）气候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尽管已有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物种灭绝速度加快、酸雨、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土壤退化等一系列突出的全球问题存在，但是随着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人口的持续增长、新的科学技术如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尚未完全显露出来。气候安全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不是由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单独造成的，但是影响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与整个地球、全体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气候安全是跨越国界的。气候安全问题不是针对一个国家的，而是跨越国界，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威胁，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各环境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1968年制定的《欧洲水》曾形象地指出：“水不知道边界。”如北欧的瑞典和挪威所遭受的酸雨，大都来自于工业发达的波兰、法国和英国排放的含硫烟雾等污染物。

第二，气候安全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管理。国际社会同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是不存在一个像国内政府那样的代表最高法律权威的政府。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平等国家为主体，由各种厉害关系的联系而结成的社会。由于不存在最高的法律强制权威，国家之间的合作只能依靠国家意志的协调[11]。在气候安全的挑战面前，各国如何克服自身利益的局限，形成有效的国际环境管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以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为成员国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应当在这方面大有作为，这也是它的宗旨的一部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但是，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仅仅签订了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由此可见，在气候安全带来的威胁面前，仅仅依靠联合国是不够的，必须是全人类、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来努力。

第三，气候安全需要新的国际法律规范。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的完善性是各国共同利益所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由在政治上分别独立的国家分而治之。各个不同的国家各自有其，各自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因而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领土各自有其自身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且往往同气候安全所需要的保护产生矛盾和冲突。此外，由于国际法许可的、但引起跨界损害后果的活动频频发生，国际社会急需完善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责任制度，并发展关于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的国际责任制度。

（二）从气候安全透视当前国际环境关系

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我们大家都依赖着唯一的生物圈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每个社会，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生存和繁荣而奋斗时，很少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全球化进程将世界的各个部分整合为彼此依赖和有机联系的一个共同体，使遍布高山大洋的浩瀚星球变成了一个全球社会[12]（p.16）。全球治理并不与国家中心治理相对立，而是相互承认各自地位，彼此协调，相互借助，共同实现全人类的有序发展。而在气候安全的威胁下，国际环境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际环境关系的不平等性。自从气候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性和国际性问题以来，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消费全球大部分的物质资源，推诿治理生态环境的责任，甚至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强烈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慢甚至停止经济发展。其次，国际环境关系的复杂性。从哥本哈根会议可以看出，国际环境问题的谈判呈现出影响的范围广、程度深、时间长、参与国家多、各方利益多元化和利益难以协调化的状态。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关系相互交织，与各种复杂的利益联合在一起，使得各国很难达成一致。由于气候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影响的广泛性和联系的复杂多样性，使得国际环境关系错综复杂。再次，国际环境关系的敏感性。作为地区信托的受益人，每代人都应当拥有取得和利用责任资源的公平权利[13]（p.13）。由于气候安全问题涉及各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各国的关系都变得相当敏感。正如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发达国家力图使自己获得最佳的谈判收益，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等实质性义务。发展中国家强调历史责任和现实义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极为严重。最后，国际环境关系的合作性。尽管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面了世界各国今后愿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决心。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专家梁西教授提出：“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是多么富有和强大，都不可能单独在超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的困境中保全自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顾己国利益而无视他国利益！惟有共同努力，人类才有机会获得21世纪的整体安全、精神道德和物质文明的成就。”[14]（p.337）因此，从哥本哈根大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环境关系的合作性趋势日渐彰显。虽然《哥本哈根协议》没有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但是它毕竟表明各个国家愿意共同努力、同舟共济与气候变化作斗争，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

四、气候安全困境下的全球治理

气候安全问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在环境方面的全球治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能降低磋商的交易成本，在决策中能适用更恰当的方式与方法，使得世界问题获得更广泛与更及时的解决[15]。但是现在关于气候安全的国际法保护，明显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效果。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集中在发达国家减排指标的具体分配及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上。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公平合理技术转让基础上形成新的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的国际合作才是维护气候安全的正确策略。由于气候安全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其国际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气候变化的治理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但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曲折艰难，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态势令人堪忧。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是第一个全面控制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便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这标志着气候变化问题正式纳入国际法调整的范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一个“框架性”公约，该公约并没有涉及所有气候变化，只是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公约是第一个由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参与谈判的国际环境条约，具有广泛的国际社会基础，其影响力也十分广泛。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到缔结，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较量的过程。它使得人类在环境与发展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并推动了国际环境法乃至国际法的发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规定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

其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国际法文件中，但在这些文件中没有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只是强调共同责任。在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对共同责任的认识开始体现区别责任。1982年的《内罗毕宣言》和1985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相关规定也开始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明确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这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历史中第一次明确使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共同的责任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有区别的责任是指由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方面的责任不同，不同国家之间，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环境保护责任的分担不应是平均的，而应当与它们在历史和当前给地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压力成正比，发达国家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责任[16]（p.73）。按照公平原则，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的不公正情况，必须在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上加以区别。

其二，预防原则。预防原则起源于德国的环境政策，1976年德国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规定：环境政策无法避免立即的危险及降低已发生的损害，预防的环境保护政策须更进一步地小心保护自然资源。在国际社会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在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定、宣言和建议中体现预防原则。如1990年G7会议的《休斯顿经济峰会宣言》和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都有预防原则的规定。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是在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中首先确定了预防原则。预防原则是指在国际性、区域性或国内的环境管理中，对于那些可能有害环境的物质或行为，即使缺乏其有害的结论性证据，亦应该采取各种预防性手段和措施，对这些物质和行为进行控制或管理，以防止环境损坏的发生。由于气候问题不仅给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治理、不能恢复、不可逆转的。再加上气候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变性很大，其产生和发展又有缓发性和潜在性，还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对影响气候的物质和行为难以及时发现其造成的长远影响和最终结果。所以，预防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解决气候变化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问题的一个基本法律原则。

其三，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但此前的一些国际环境条约和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就已经有所体现。如1949年的《国际捕鲸公约》、1968年的《非洲自然公约》和1983年的《国际热带木材协定》都在其宗旨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1982年的《内罗毕宣言》和《世界自然》也有所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可持续发展原则，这集中表现在公约适当地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的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7]（p.19）。可持续发展原则不是依据国内法理论确立的，它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国家间利益的妥协并且牵涉对正义、公平秩序的理解。它要求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发展得以持续的责任，这就使得国际法所关注的公平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这种平等关系之间，而且还延伸到当代人与后代人这种纵向关系之间，也就是“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它们与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结合起来，并表述为：“对于代际公平原则的理解只有在同代内公平概念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联系起来才是全面和正确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促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气候安全对于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极其重要。

（二）《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称《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自1998年3月16日至1999年3月1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1998年5月29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秘书处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8月30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中国政府核准《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书。2002年3月，欧盟环境部长会议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2年6月，日本政府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截至2003年3月20日共有106个国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其中有减排义务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1990年排放量的43.9%，离使公约生效所必需的55%还有11.1%的差距，虽然批准议定书的国家早已超过55个，但是《京都议定书》还是未能生效。经过国际社会的多方努力，直到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议定书上签字，《京都议定书》才达到生效的必备条件。按规定，《京都议定书》递交联合国90天后，就成为具有约束效力的国际法律。这样，时至2005年2月16日，历经数载的《京都议定书》方正式生效。

1.《京都议定书》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发展

《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明确了量化限制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政策和措施。第二，确定温室气体削减总量目标、量化限制数量及其承诺期限。第三，“全球升温潜能值”的引入。《京都议定书》在计算上，采取的是“全球升温潜能值”的计算法，即在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中，除了二氧化碳，其余五种气体都按照全球升温潜值的比例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第四，保证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资金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对通过受托经营框架公约资金机制的实体，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包括技术转让的资金）。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资金可以由发达缔约方通过双边、区域或其他多变渠道提供。第五，提出联合履约机制。联合执行是指为实现议定书第3条的减排承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公约附件一所列）可以向同属于公约附件一的任何其他的缔约方转让或从他们获得削减排放数量，这类削减排放数量的转让或获得必须通过建立特定项目才能实现，即通过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源的排放”或增强温室气体的“汇的解除”的项目。第六，推行清净发展机制。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以换取减少排放量的交易分值。它一方面体现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发达国家履行了援助义务；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发达国家的积极性，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2.《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意义

尽管《京都议定书》也有缺陷和不足，但是其积极意义不容否定。第一，《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法形式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并首次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时间表，这在应对气候安全问题中是一个突破，在国际环境事务中也是史无前例。第二，《京都议定书》创设了多元的、可替代的履约途径，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硬性的软化。第三，《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三个灵活的机制：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交易机制为各国增加了履行承诺新的途径，为气候安全的保护指明了方向。第四，《京都议定书》以具体的法律机制实现了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性”法律原则的补充。

（三）《哥本哈根协议》

2009年12月7日至12月18日，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了新的协议，即《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虽然只是各国的政治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毕竟是一份与会各国予以通过的书面政治声明，表明了全球今后同气候变化斗争的决心，从而也避免了此次哥本哈根大会在未形成任何文字协议的情况下收场的悲惨结局[18]。它至少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这份《哥本哈根协议》或许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人全部的希望，但这一决定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开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哥本哈根协议》，但从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还是看到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与挑战。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以后面临终止的威胁。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召开的COP17会议上，各国同意在2012年启动新一轮的谈判，包括涵盖所有缔约国的新减排协议，并同意在2015年前签署协议于2020年生效实施。这使得《京都议定书》获得有保障的第二承诺期，也为建立更加广泛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三个国际协议是人类保护气候安全道路上的重要举措，但难免有所不足。第一，三个协议的规定多属于宣言式的敦促，而并非是硬性的要求，对各国的约束力是很模糊的，缺乏有力的硬性规定，尤其是在监督和制约机制方面。第二，三个协议没有具体规定各缔约国的排放量，而只是模糊和笼统地规定了限制排放的目标。由于这些具体承诺方面的模糊和笼统，使得具体执行困难重重。第三，在资金方面，三个协议只是用比较模糊的语言提及“平等和均衡”管理的必要性，缺乏建立具体资金机制的章程或决议。然而，三个协议毕竟表达了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的决心，是人类对付气候变化的一个起点，对于气候安全的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五、结语

无论是其发展历程或当前现状，国际环境法的规则搭建都体现出其背后的地域文化属性。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兴起的国家都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在审视现实以及继承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19]。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已经对传统的国家及世界格局构成严重挑战，国家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秩序也正处于重构之中。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种更加民主的、平等的、透明的、公正的全球治理，树立新的国家安全意识，维护民族独立，实现振兴中华之路。我国不仅应该将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下，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积极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之中。但确保全球气候安全，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只有各国政府和人民从全球利益和各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对现存国际关系做出有利于应对气候安全的重大调整，人类才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安全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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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定义篇9

关键词 气候突变；降水量；特征；统计诊断；商县站

中图分类号 P4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5）13-0281-02

商县站（区站号57143）位于我国气候分界线秦岭的南麓偏东部，北纬33°52′，东经109°58′，属北亚热带北部边缘、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研究商县站年降水量的气候变化，可为秦岭南坡的气候研究提供参考。本文运用Mann-Kendall（简称M-K）和Cramer方法检测商县站1954―2014年共61年的年降水量变化特征，并给出相关结论。

1 气候突变的一般定义

气候突变通常是指气候从一种稳定态（或稳定的持续变化趋势）跳跃式地转变到另一种稳定态（或稳定的持续变化趋势）的现象，它表现为气候在时空上从一个统计特性到另一统计特性的急剧变化[1]。气候突变一般有4种类型：①均值突变，指气候从一个平均值到另一个平均值的急剧变化；②变率突变，即方差突变，指气候从一个方差状态到另一个方差状态的急剧变化；③跷跷板突变，是指在某一时段急剧减少（增加），然后在某点开始缓慢增加（减少）；④转折突变，指在某一时段持续减少（增加），然后在某点开始持续增加（减少）。实际的突变情形可能是2种或2种以上的突变类型的复合形式。由于降水量的局地性特点，可能更多地表现为复合类型。气候突变的检测方法有多种，各有优缺点。

2 M-K法检测

M-K法是一种基于秩的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又称无分布检验，常用来预测如气温、降水、径流等时间序列的长期变化趋势，是世界气象组织推荐并已广泛使用的气候突变检测方法。其优点是不需要样本遵从一定的分布，也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扰，检测范围宽，人为性少，定量化程度高，可确定突变的确切时间，在各种突变类型的检测中均有所表现。

设时间序列X（x1，x2，…，xn）是n个随机独立、概率分布等同的样本。构造一秩序列：

将UF1设为0，UF2无意义。UFk为标准正态分布，值为正，则序列有上升趋势；值为负，则序列有下降趋势。若|UFk|大于临界值（可由正态分布表查得），则表明序列存在显著的趋势变化。

按时间序列X的逆序（将序号翻转），重复上述计算过程，将得到的新的UFk序列取相反数，并再将序号翻转后，得到UBk序列。绘制UFk和UBk序列曲线，通过分析2条曲线的交汇和分离，并结合实际情形来判断气候变化趋势，以及是否发生了气候突变和突变发生的时间。

从图1、图2可以看出，UF2014为负值，表明商县站年降水量总体呈减少趋势，但不显著，经计算，减少速率为13.15 mm/10年。UF和UB的交汇点即是气候有变化的点，如果以5年为最短时间尺度，则1959―1963年和从1969年开始存在气候变化，但均不显著。20世纪50―60年代较平稳，70年代呈减少趋势，80年代呈增加趋势， 90年代呈减少趋势，2000年开始呈缓慢增加趋势（有跷跷板突变类型的特征）。总体呈现持续时间为10年左右、交替出现的转折突变类型、均值突变类型、跷跷板突变类型或复合形式的气候变化特征。

3 Cramer法检测

Cramer方法类似于t检验，是用比较一个子序列与总序列平均值的差异来检测均值突变[2]。

设总序列x和子序列x1的均值分别为x和x1，总序列方差为s，定义统计量：

式（3）中，n为总序列样本长度，n1为子序列样本长度。t值遵从自由度为n-2的t分布。

对商县站年降水量子序列长度为5～56年的所有子序列进行检验，给定显著水平α=0.05，t临界值为2.00，有35个不同的子序列与总序列均值差异显著。对这些子序列对照图1和图2进行分析，显著偏多的只有1954―1958年，1959―2014年显著偏少，即1959年开始具有均值突变特征；1969―2008年显著偏少，1969年是较为可信的气候突变开始年；从1990年和1993年开始的显著偏少时段分别有6个和7个，但其中有突变意义的结束时间为2002年和2008年，其中1993―2002年是降水偏少最为显著的10年，该10年平均降水量比总序列平均值701.3 mm偏少108.6 mm，偏少幅度达15.5%，即该时段发生了降水均值显著偏少的气候突变[3-5]。

4 结语

通过对商县站1954―2014年的年降水量的M-K和Cramer法气候突变检测，显示该站具有持续时间为10年左右、交替出现的转折突变类型、均值突变类型、跷跷板突变类型或复合形式的气候变化或突变特征[6]，其中1993―2002年发生了持续10年的降水均值显著偏少的气候突变。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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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定义篇10

关键词气候变化；谈判；资金机制；绿色气候基金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

气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1]。气候变化谈判问题的表面是环境问题，其背后的发展空间、产业竞争力、国际政治领导权等利益问题涉及到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因此，气候谈判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问题[2]。德班会议（COP17）结束后，随着德班平台（ADP）谈判启动这一里程碑性成果，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秩序步入新时期。资金机制问题无疑是未来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它的演变一方面反映出各利益集团在其国内政治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角力，另一方面也映射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履约模式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1气候变化谈判资金机制演变进程

1.1资金问题各方分歧加大，治理框架或将大幅调整

资金机制是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博弈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金来源、资金规模及资金治理机制。因此，谈判各方均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角力来掌控资金议题谈判方向，以实现其总体布局。这三个方面也最能反映出近年来资金议题的谈判形式与发展趋势。

1.1.1资金来源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COP15）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可持续的公共资金支持，保障公约全面、有效、持续地实施，然而未明确资金具体来源。坎昆会议（COP16）重申了发达国家的出资义务，发达国家逃避拿出公共财政预算资金，强调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家做出妥协。COP17上，发达国家继续推卸责任，强调创新性资金的作用，力推以碳市场、私人部门及多边开发机构撬动市场资金，并企图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纳入强制减排及供资体系中，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气候变化减排成本。在刚刚闭幕的多哈会议（COP18）上，考虑到资金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敦促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双边渠道和多边渠道、以及替代性资金在内的多样性资金来源，不断扩大气候资金规模。整体上看，资金来源呈现出由公共到私营，由单一到多元，由发达国家出资到主要经济体共同承担的趋势。

1.1.2资金规模

《哥本哈根协议》对资金规模做出初步安排，要求发达国家2010-2012年间提供300亿美元资金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并从2020年开始提供每年1 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COP16上，发达国家为2020年后每年提供1 000亿美元长期资金限定了使用条件，即发展中国家需开展实质性的减缓行动并保持一定透明度，同时坚持资金规模取决于发达国家单方面出资意愿而非发展中国家的切实需求。在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落实情况报告中，也仅是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手段，将原来的发展援助资金改贴气候标签。COP18上，发达国家宣称已超额完成的快速启动资金，由于存在严重重复计算及透明度不足的问题，被发展中国家评价为既不“快速”，也未“启动”。发展中国家敦促发达国家尽快设计资金分配计划的路线图，为实现2020年起每年1 000亿美元的目标做出具体、可预见、清晰的安排；在2013-2015期间的出资规模至少达到600亿美元，避免出现资金空档期。尽管从COP17开始，发达国家并未就资金规模进行过多纠缠，然而当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且经济增长乏力，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日本经济陷入负增长的同时又连续遭受自然灾害打击，发达国家落实供资义务的希望愈加渺茫。总体看，资金规模呈现出由多到少，由协议到计算，由义务、无条件出资到自愿、设立附加条件供资的变化态势。

潘寻等：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资金机制演变进程中的挑战及应对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1.1.3资金治理机制

全球环境基金（GEF）成立于1990年，是目前公约下已发挥作用的规模最大的资金机制，其资金量高达100亿美元。但是，发达国家作为出资方掌控了资金实际主导权，且GEF同时作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多个国际公约的资金机制，通常更注重资助具有全球环境效益的大型减缓项目，致使大部分资金流向发展中大国。为改变发展中小国资助不力的状况，2001马拉喀什会议（COP7）决定设立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最不发达国家基金（LDCF）和适应基金（AF），以弥补GEF的不足。COP17上，绿色气候基金（GCF）正式启动，公约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的资金机制；在公约下设立常设委员会，具体履行资金机制总体监管协调职能，并对所有发达国家出资情况进行测量、报告、核实；同时设立ADP，对2020年之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做出安排。

从目前各资金机制发展趋势看，AF规模有限，清洁发展机制筹集资金又遇瓶颈；SCCF、LDCF规模同样有限且受援国资格和所支持活动具有局限性；GEF在气候变化资金治理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弱化，与GCF能否有效协调整合尚存较大不确定性；上述基金如不能形成发达国家定期按比例分摊认捐的机制，对发达国家形成约束性资金义务，无非是发达国家多开出的几张“空头支票”，无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充分、稳定、有效的资金支持。尽管GCF正式启动，其治理结构与运行模式尚未成型，若无资金注入，GCF将成为空壳，对未来气候融资制度造成负面影响，更为未来气候变化资金机制谈判带来不确定性。综合以上公约下各基金发展与运行现状，不难推测今后几年内公约资金机制框架或将发生重要调整。

1.2国际气候谈判主导权博弈激烈，发展中国家保持共同立场难度日渐增大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围绕资金问题展开了激烈博弈。发达国家利用资金问题实现对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化瓦解，发展中大国将资金作为平衡其他谈判议题的一张王牌，而小岛国及最不发达国家强调资金获取的优先性，政治立场左右逢源。

COP13上，为达成“巴厘路线图”，欧盟不屈不挠地将美国纳入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新协议的谈判进程中，要求所有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CO2减排责任，然而，欧盟在“京都议定书”（KP）第一承诺期期间独撑大局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下降。围绕气候变化国家谈判，传统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峙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由统一阵营发展成为努力推动KP执行的欧盟与试图脱离或灵活执行KP的伞形国，谈判阵营逐渐呈现出欧盟、伞形国及发展中国家“三足鼎立”的局面。

COP15正值奥巴马政府上台时期，其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全与小布什政府相左，美国渴望争夺气候变化问题话语权，扛起“绿色新政”的大旗进入与欧盟争夺气候变化领导权的竞争中。欧盟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定义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力图使其承担量化减排指标，并在资金分配上制造矛盾以分散其合力，这使得欧盟难得到发展中大国的拥护。COP15的失败是“三足鼎立”矛盾的升级，国际阵营又一次发生变化：欧美争夺气候变化领导权，发展中国家阵营遭遇分化。

COP16期间，欧盟汲取了一年前的教训，在气候变化谈判博弈中采取“化整为零”的新手段：既不直接与美国争夺话语权，也不直接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而是自立规则，将其气候谈判中的主张化作针对行业的多个计划或法案，如航空航海税，以这种经济负担给航空市场规模庞大的美国和航空市场逐步增大的发展中国家施加沉重压力。美国试图推动“碳关税”，以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制约发展中国家高能耗、高排放、低能效的生产模式，同时降低甚至逆转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至此，欧盟和以美国为首的伞形国终于“殊途同归”，企图以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制造障碍，并以自身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所拥有的竞争优势带动经济复苏，进而抢占金融危机过后的产业制高点，确立在低碳经济时代的世界领袖地位。

COP17后，各方关于气候变化的博弈日趋激烈。欧盟、伞形国、基础四国、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等在KP第二承诺期等关键性问题上分歧严重。欧盟深陷债务危机仍扛减排大旗，其战略意图比较清晰，通过积极推动气候谈判进程，坚持KP第二承诺期，既不让自己背上KP“终结者”罪名，占领气候变化谈判道德高地，又希望通过启动新条约谈判，将美国、中国、印度等主要经济体同时纳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框架，达到“变双轨为一轨”的政治目的。美国面对当下谈判热点问题态度表现较为低调，并未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咄咄逼人，力图通过ADP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日本、加拿大、新西兰、俄罗斯更是先后退出KP，成为众矢之的。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在KP和长期合作行动上的谈判失去耐心和信心，他们开始采取双拳出击、左右开弓的策略，要求发展中大国同样承诺减排目标，意图直接获取欧盟通过双边形式进行的资金援助。与此同时，基础四国由于遭遇着同样的处境和有同样的利益诉求而更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中更醒目的利益集团。

1.3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面临突破，发展中国家出资压力日益增大发达国家企图跳出公约和KP框架，突破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强调私营部门和碳市场作为长期资金来源的作用，并积极开发利用航空航海税等创新资金来源，变相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供资体系中，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气候变化减排成本。

COP17上，欧盟联合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力推将航空航海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长期资金来源之一，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区别地为CO2的排放进行支付。将航空航海税纳入欧盟碳交易中心将巩固和加强欧洲在全球碳限制领域的领导地位[3]，尽管相关提案没有写入最终案文，但随着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国际海事组织对市场机制问题的极力推进，有可能形成倒逼趋势，对公约下的资金机制谈判施加影响。2012年年初，欧盟不顾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单方面将航空业纳入其排放贸易体系；11月12日，又以全球碳排放问题国际协商已有进展为由，宣布在2013年秋季，即ICAO大会之前，暂停对非欧盟航空公司进出欧盟的航班征收碳排放税。航空航海业的做法极易被其他行业效仿，在公约多边机制谈判进展缓慢，“创新性资金”屡次受阻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意图转嫁出资责任，以行业为突破，在为发展中国家“高碳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障碍的同时，引导资金机制谈判进程。

2我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挑战及应对

2.1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传统定位面临挑战

现阶段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阵营，并不承担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但随着综合实力的快速发展，我国在气候谈判中面临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第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世界领先。预计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4]。经济实力的高速发展使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空前压力，不仅导致我国获得资金援助的难度越来越大，要求我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第二，我国已经是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现阶段国情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将继续增加，预计到2015年我国的排放总量将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总和[5]。第三，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低的优势将日趋弱化。据荷兰环境评估局研究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2 t，高于全球4.8 t的水平。尽管仍远低于发达国家，但继续以人均排放量低作为论据已逐渐丧失说服力[6]。

发达国家宣扬“碳排放大国责任论”，力图把我国拉入出资国之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也倾向于要求我国尽快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出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012年6月20日，总理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并宣布，中国将安排2亿元人民币开展为期3年的国际合作，帮助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等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信托基金捐款600万美元[7]。“十”报告再次强调，“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我国应坚持国家定位，利用好发展机遇期，努力延长不具法律约束力供资义务期；树立战略眼光，避免今天的制度安排成为未来的负担，为国内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维护我国大国形象，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2.2发展中国家集团日渐分化，我国战略依托面临挑战随着气候变化谈判的进行，发达国家合流、发展中国家分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发达国家一致要求建立全球统一的减排机制，在KP续存、建立全球碳市场等方面也趋于一致。反观发展中国家，处境不同，关注点各异，利益取向也不一致，内部“立场相近”区域集团逐步分化，进一步凸显发展中国家内部利益分化和诉求差别，加上发达国家的分化瓦解，发展中国家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协议、长期减排目标、资金机制等方面形成集团立场的难度越来越大。比如：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对资金的迫切渴求导致其对我国产生了微妙的排斥心理。我国将面临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压力。因此，我国应以基础四国为依托，推动并强化“发达国家逃避公约出资责任”的外部舆论，敦促发达国家加快增资进程；通过双多边渠道积极开展南南合作，有选择、有条件、有步骤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技术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氛围和发展空间。

2.3发达国家强制推行“创新性资金来源”，我国发展空间面临挑战利用航空航海领域市场机制措施筹集资金是发达国家“履行”公约出资义务的有效方法。既突破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将发展中大国纳入出资范围，又可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从而掌握了“游戏”的主导权。所以说，发达国家这一举措不仅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决定。

从我国发展角度来看，短期内，国内航空公司为减少购买配额成本势必减少航班量，国际海运设立排放上限交易方案将严重制约我国海运业发展空间，抵制航空航海税作为创新资金来源符合我国利益。但长期来讲，其不失为一种趋利的选择。在资金机制谈判中，发展中大国的出资压力日益明显。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稳步发展，2020年我国在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在发达国家施压和无法获得发展中国家支持的情形下，我国很可能需要承担公约出资责任。在这种形势下，利用航空航海等国际公共资金、合理规避国内公共财政资金的出资压力，是履行我在公约下“出资”责任的较好选择。因此，我国应坚持以发达国家公共资金为主、碳市场和私营资金为辅的基本立场；利用国内碳强度减排的政策机遇，尽早针对全球碳市场、航空航海税、碳税等“创新性资金”来源及绿色经济、低碳金融体系开展前瞻性研究；保持和主要发达国家的适度接触和磋商，研究其战略战术，掌握其策略本质及潜在利益空间；有针对性地研究国内、国外市场对接机制，以科技进步为支撑，推动我国传统产业低碳化改造，为南南合作中环境友好型技术的输出做好战略储备，真正做到转“危”为“机”。

2.4绿色气候基金艰难启动，我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面临挑战GCF从长期来看有可能发展成为主导性的气候变化资金机制，而基金的控制权事关今后气候资金机制和气候融资的总体形势。基金董事会共有24位成员，平衡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董事会成员将直接参与新基金的设计，各国为掌握话语权，切实维护自身利益，都希望进入董事会参与新基金治理，因此董事会最终名单的确认工作显得格外激烈和艰难，通过积极争取和磋商协调，我国已顺利当选GCF亚太区发展中国家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分别于2012年8月和10月在瑞士和韩国召开两次会议，就董事会工作规划、基金行政经费预算、临时秘书处工作安排等一系列议题展开协商，并投票确定韩国为基金东道国。COP18上，各方围绕GCF未来工作安排、COP对GCF的工作指导、增资进程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发展中国家普遍希望加强COP对GCF的指导和监督，要求尽快实现基金业务全面运行并敦促发达国家向基金注资；发达国家则强调基金的独立性，认为应优先考虑基金的业务模式、私营部门机制、结果管理模式等问题，不愿就基金业务开展和增资进程设定时间表。GCF从长期来看有可能发展成为气候变化领域主导性的资金机制，也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大国的工具，作为董事会成员，我国应通过积极参与GCF的治理和运行，引导基金的规则制定，为我国未来的发展留下空间；有效提升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增信释疑，紧密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国内发展创造有利外部条件。

3结论

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可能导致全球新旧经济模式的更替和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调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承担国际量化减排义务的国内动力和国际压力都将进一步增大。建设性地参与气候变化资金机制谈判是落实“十”提出的“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牢牢抓住气候问题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变革机遇，一是坚守底线，坚持公约基本原则，坚持我国发展中国家定位，竭力延长不具法律约束力供资义务的时间；二是创新思维，在坚持以发达国家公共资金为主、碳市场和私营资金为辅的立场同时，尽早开展战略研发，研究创新国内碳市场交易机制和低碳金融制度体系；三是统筹内外，坚持积极参与甚至引导国际谈判，逐步建立、健全国内有中国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机制，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和新一轮国际较量中觅得战略平衡；四是科学应对，尽快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尤其是针对新形势下的全球气候谈判拿出关键问题的有效应对方案，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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