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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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信管专业 西方经济学 措施

1 引言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集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技术、经济学为一体的新型专业。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的经济类学科，它是研究价值的产生、流通、分配、消费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即客观规律。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每个发展阶段所对应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运行、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作为我们信管专业的主要学科，学好经济学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建立一个良好的模型，更直观的运用。

2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2.1 古代经济学

最早的经济学起源与古希腊，那个时候奴隶制庄园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商品交换。随着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些学者对经济学提出研究。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以一定的客观社会经济实践为基础的，又用来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当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实际上不可能真正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和学说直接先导的。只有反映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才能充当这一角色。

2.2 近代经济学

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有过一个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学说的主要是围绕如何发财致富问题展开的，指注重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对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保护和干预。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以劳动价值为主的一系列经济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存在着某种片面性。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需求方面没有充分重视，在分析方法上也不够全面。此外，劳动价值论更倾向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之后，又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时期。

2.3 现代经济学

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叫做新古典经济学。它“边际革命”为起点。这是指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三个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相同理论体系和观点发表的重要著作开始，直至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的发表，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成。

新古典经济学是将劳动价值论为主体的价值理论改变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引进了数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把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些经济理论被看作宏观经济学的直接理论前驱，为后来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 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现状与问题

信管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许多学校对本专业的定位不明确。经济学作为本专业的主要学科之一，各个学校对经济学的课程安排等不明确。学生对于经济学的学习也是不太一样。

具体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3.1 课程设置不合理

现在学校总是把实践挂在嘴边，可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多少呢。学校开设的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学时根本不够。老是只能勉强的把课讲完。根本没有任何实践去带领学生真正去实践。一些学校只开设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对学习西方经济学之前的一些基础性的学科完全没有涉及。学生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经济学，这样很多概念、模型就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利于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

3.2 教师配置不合理

现阶段，许多教授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全完不了解计算机的知识，导致计算机技术与经济学完全无法融合。经济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没有用武之地。

3.3 学生对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

许多信管专业的学生认为我们是学习信息管理的，只要掌握与计算机相关的知识就可以了。西方经济学时金融、财务的专业才要学习的东西。我们学了这些完全没有用。随便学习一下，考试过了就可以了，不用掌握系统的知识。

4 解决问题的措施

4.1 合理的设置课程

学校首先应该要重视经济学，不仅仅当成是一门课来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合理的安排时间的配置，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学习经济学的重要性。

4.2 最优的教师资源

注重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有机结合，使同学们能够把所学到的不同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好的运用于学习和以后的工作。注重课堂教学的效率，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和方法，和学生建立起交流的平台。让学生能够在自然的状态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而不是被动的通过考试区实现。

4.3 正视西方经济学

树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学习西方经济学是要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运用的。可以在课下模拟经济学中的市场运作，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体会市场变化。去体会这些规律和理论的异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生活中感受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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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短期生产；长期生产；相融性

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短期生产、长期生产概念是两大经济学体系中生产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两组概念虽然在内涵表达和论证方式上有明显区别，但这两组概念所描述的生产形式在实现过程中则表现出明显的相融性。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相关论述

（一）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法

马克思说：“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二）生产剩余价值的影响因素

1.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因素

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取决于工人工作日的界限。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一定在必要劳动时间以上，否则就不能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必要劳动时间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的工作日不会缩短到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最低限度。同时，工人的工作日也不能无限延长。其最高界限取决于如下两点：一是工人劳动力的生理界限。工人的劳动日不能排挤恢复其劳动力的必要的休息时间。此外，工人工作日的增加还存在社会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满足其精神生活需要和社会生活需要。这些需要的数量和范围由一般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所决定。因此，工人的工作日是在生理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八章《劳动日》的第二至第七个问题中，马克思论述了英国的工厂主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无法律限制的对劳动进行榨取的英国各个产业、日间和夜间的轮班制度，以及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标准劳动日而进行的斗争。

2.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因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依靠与劳动力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实现。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是通过单个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实现的。超额剩余价值，即是单个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额。这一差额的大小，取决于单个企业在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管理效率等方面领先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程度。某企业在以上这些方面越是领先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其产品的个别价值越是低于社会价值，该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就越多。随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因此只有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部门，以致使属于必要生活资料范围、从而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时，一般剩余价值率才会最终受到这一整个过程的影响”。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成正比，和商品价值的降低成反比。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的第十一到第十三章，马克思从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三个时期，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具体形式的演变过程。

（三）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关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基础，同时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起点。就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讲，工作日起初就分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这两个部分。为延长剩余劳动，就要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使劳动的社会组织和技术过程发生根本变革。

二、西方经济学关于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的相关论述

（一）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的含义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著作《经济学》第二编《微观经济学：供给、需求和产品市场》第六章《生产和企业组织》中，对短期和长期做了如下的定义：“考虑到时间在生产和成本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区分两种不同的时期。我们定义短期（shortrun）为这样一个时期，在该时期里，企业能够通过改变可变要素，如原料和劳动，但不能改变固定要素（如资本）来调整生产。长期（longrun）定义为一个足够长的时期，以至于包括资本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调整。”

（二）短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短期内，固定投入要素不变，随着可变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会出现产出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当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时，伴随某一要素投入量的持续增加，新增加的产出越来越少。或者说，在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时，伴随某一要素投入量持续的增加，其每一单位要素投入的边际产量将减少。同时，萨缪尔森也承认，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一条可以被广泛遵守的经验性规律，而不是一种普遍真理。在论述短期生产时，萨缪尔森以日本的钢铁生产对于需求变动做出反应的可能方式为例，说明了短期生产的具体形式。譬如说“日本钢铁公司只利用了其高炉生产能力的70%。现在，由于日本或加利福尼亚的地震导致钢材的需求量突然增大。为适应钢材的高需求，该公司当然可以延长工作时间，雇佣更多的工人，发掘工厂和设备的最大潜力。凡在短期内能够得到调整的要素都称为可变要素”。

（三）长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长期内，当各类投入要素的数量增加时，会引起生产的规模报酬问题。所谓规模报酬问题，即是“投入规模的增加对产出量的影响”问题。萨缪尔森把长期生产的规模报酬问题区分为三种情况：1.规模报酬不变，所有投入的增加导致产出以同样的比例增加；2.规模报酬递增，所有要素投入的增加导致产出水平以更高的比例增加；3.规模报酬递减，全部要素投入的同比例增加导致总产出以较低的比例增加。萨缪尔森分析了在长期生产中，引起规模经济的重要因素——技术变革。萨缪尔森说：“自20世纪初以来，经济史所记录的美国的总产量的增长幅度超过了10倍。这其中一部分归功于投入的增加，例如劳动和机器。但是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是指生产劳务与物品的过程的改良，原有产品的革新，或者新产品的推广。技术变革可以分为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两种形式。前者是指对原有产品采用改良的或新的生产技术，后者是指新产品或改良产品被推广。并且，萨缪尔森认为，“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要难以量化得多，但从长期来看，它是提高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因素”。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同样以日本的钢铁生产对需求的長期增加做出的反应为例，分析了长期生产的实现方式。在长期中，日本钢铁公司可能采用更加有效的生产技术，铺设轨道联接，安装计算机控制的系统，或者建造一个新的钢铁厂。当所有的要素均可以调整时，钢的产量就可以大大增加，效率水平也会得到提升。最后，萨缪尔森概括了生产率、规模经济和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生产率由于规模经济和技术变革得以增长。规模经济和大规模生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成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与短期生产、长期生产的相融性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问题，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和描述了社会生产的两种不同要素使用方式。生产绝对剩余价值与短期生产之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与长期生产之间，在要素使用方式和各自的影响因素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一）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短期生产的相融性探析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要素投入方式上主要表现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主要是固定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要素的投入量。在实际生产中，这种生产方式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等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是16至18世纪中期，这种生产方式是资本家提高产品数量，增加企业利润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间开展竞争的主要方式。由于资本家提高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增加其劳动强度会受到生理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所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持续增加更主要依靠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企业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往往也成为衡量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地位的主要依据。在那些能够很容易吸纳劳动投入的行业，比如采掘业、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等领域，这一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经济学中的短期生产理论，以与马克思经济学不同的话语体系再现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直接以“延长劳动时间、雇佣更多的工人”为短期生产的最典型方式。所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短期生产的相融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在固定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可变要素（主要是劳动要素）的投入而进行的生产。

（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长期生产的相融性探析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微观基础是单个企业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实现，来源与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这一差额的大小，究其实质来源于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率领先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单个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发生。这就意味着，单个企业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从而整个社会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企业规模的扩大，即包括固定要素和可变要素投入的全要素投入增长为起点的。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和扩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大，越来越依赖于采用先进的、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越来越依赖于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随着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的、持续的提高，与劳动者的再生产相关的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其产品的社会价值逐渐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者为自己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延长，从而全社会的一般剩余价值率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得以实现和增长。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长期生产理论，不过是以不同的话语体系再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方式。在长期生产中，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长期、持续的增长，企业会通过调整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进行生产，以此获得最大的利润。长期生产的过程，既表现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企业在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工艺的创新。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例举了日本钢铁公司通过“增加新的、更加有效的生产工艺，铺设轨道联接或安装计算机控制的系统，或者在墨西哥建造一个新的钢铁厂”来满足市场对钢铁需求的持续增长的实例。这一实例既体现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反映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实例既是企业长期生产的实现过程，也是企业通过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

可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和长期生产，都需要在较长时期内实现，都需要通过调整企业全要素的投入数量实现，都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有效应用实现，都需要通过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实现。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长期生产的相融性。

四、研究启示：实现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技术和具体方法层面的融合发展，是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研究的有益探索

诚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就研究对象而言，马克思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把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其研究对象。不过，在经济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中，总会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范畴、原理，两大经济学体系在研究这些概念、范畴和原理时，必然会使用一些共性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事实上，部分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两大经济学体系在具体的论证方法上的相通之处。辽宁大学杨玉生教授指出，在经济科学中，经常存在一些相同的范畴，处理这些相同的范畴，就应该采用相同的分析方法。杨玉生教授特别强调，就价格、利润、工资等数量关系来讲，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没有根本的区别。

所以，从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而从具体的研究技术与方法上探索和论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融性，并非本文所独创。这种相融性已经在国内一部分知名学者中形成了共识。如果我们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和开放的胸襟看待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两大理论体系之间进行概念、范畴和具体研究方法的比较和转化，就能够在明确两大经济学体系在阶级属性上的根本区别的同时，对二者的科学性有更全面的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引下，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全面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共性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从而开拓和推动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德）.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8. 

[2]保罗·萨缪尔森（美），威廉·诺德豪斯 （美），萧琛 主译.经济学（第17版）[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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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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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学 假设条件 意义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1经济学假设的意义

1.1包含了理论演绎的大前提

经济学的大前提是经济理论假说或经济学假设的核心，它决定了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结论。它的形成是人的认识中深入创造性的结果，而不需要什么严格的逻辑推理或者经验事实依据；不同的理论或者不同的学派的主要思想分歧或者创新，往往正是表现在其演绎大前提的不同。因此，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具体过程中，首先要找出并把握其假说的核心假设（演绎大前提），它是认识和理解经济理论的根本前提。

1.2是确立研究对象的必要条件

确立假设条件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地简化显示复杂性，从而确立现象间联系的核心结构。一般来说，不同条件下所形成的分析思路、分析对象和分析方法往往是不同的。不明确提出假设条件，理论本身将显得含糊不清，无法形成理论讨论中的共同规范，往往会造成对同一理论认识和理解的不同，容易引起理论基本概念的混乱，这将阻碍理论研究中广泛探讨统一基础的形成，最终破坏理论知识反之以积累方式形成的过程。

1.3是进行逻辑演绎的必要条件

理论中的假设条件往往在一定条件下，确立了逻辑推理的大前提及其明确具体的数量关系、演绎方向等。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过程可以简要概括为：提出假设条件（大前提）――逻辑推理（数学推理）――结论（并检验结论）。根据假设演绎法的特点，如果理论的结论不对（或不能通过经验检验），问题一定出在假设条件部分，而与逻辑推理过程无关。这是因为在演绎法中，研究结论往往是其假设条件（大前提）必然的逻辑结果，也就是逻辑推理（特别是数学推理）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因此，假设条件的明确提出似乎表明了科学研究中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它似乎明确告诉了读者和其他研究者，一是理论提出者的研究水平（具体反映在假设条件的创新方面），二是理论存在问题是肯定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即问题肯定存在于假设条件中，理论的创新在于对原来假设条件的调整或者创新。

1.4是理论可检验性的必要条件

证伪主义判断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是看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或者可检验性。一般说来，假设条件的明确提出将使理论研究的对象更加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数量化以及保证逻辑推理的严密性，从而保证了理论假说具有科学性的主要特征。

1.5是理论继承发展的必要条件

各种理论假说、学派的分歧表现在其假设条件的不同，特别是根本的分歧在于其核心假设（大前提）的不同。新旧理论的一般演变形式主要表现在其假设条件的演变方面。因此，假设条件的提出是科学理论不断规范发展的基础。

2经济学假设的现实性问题

2.1任何假设都不可能完全具有现实性

进行经济学研究，必须首先从庞大而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中抓住少数关键而容易于控制的要点（变量），当这些要点运用某种方法形成一定的模型后，就在成为经济现实本身的替代结构。而这种合理简化所要求的假设条件，正是理论假设形成的基础和核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理论假设条件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实或客观的，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

2.2修正假设条件使之接近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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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分析;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

宏观经济学课程是财经类本科院校开设的重要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学课程建立理论基础,使之能够掌握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用来认识和理解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本文根据教学实践,对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对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路径。

一、把握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趋向是该门学科的重要前提

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是较为清晰的,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包括一个总量(GDP)、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D-AS模型)和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要把握课程体系架构的要点,可围绕国民收入是如何决定的这条主线,寻找每一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先后顺序,整个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图1表明,短期国民收入的主要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3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曼昆认为在长期内,真实GDP的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的供给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图1表明,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

实际上,按木桶理论的逻辑,需求和供给是同一木桶上的两块木板,它们对GDP的影响,完全遵守短边规则。总需求这块木板本身又是由若干小板组成的。具体地说,是由C、I、G和(X-M)组成的,即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组成的,这几块小板也有个长短问题,例如,总需求的两个基本部分:消费和投资,相互关系密切,一板过短,则短线制约不可避免。一个国家的总产品供给能力受两个因素制约,一个是一国的资源禀赋,或称为资源环境条件,第二个因素是该国的资源产出率或要素生产率,即资源或要素投入量与有效产品的产出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将趋向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同时着手,只有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才能实现供需的均衡。供给决定论与需求决定论在争论与对立中,最终必将走到合流与统一。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把握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趋向,以国民收入这条主线把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经济理论串起来,使其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既见到树木,又看见森林”,不至于迷失方向,使他们在把书读厚后,又会自然会把书读薄。

二、理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联系和区别是该门学科的基础

学习宏观经济学,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吗?它们的联系是什么?回答这

两个问题的关键性概念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生产可能性曲线是用来说明和描述在资源的稀缺性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最大产量组合曲线,它可以用来进行各种生产组合的选择。

假定用现有资源来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如果全部用来生产黄油,可生产15万吨,如果全部用来生产大炮,可生产5万门;如果同时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则可能有各种不同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产量组合,将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各种不同的产量组合描绘在坐标图上,便可得到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2所示。图2中的AB线即生产可能性曲线,或称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AB线上任意选择C和D点进行比较,表示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两种不同组合,到底应选择C点,还是D点,或者是AB线上的其他点,这就是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假定资源已经实现了充分利用,也即生产一定处于生产可能曲线上,来研究经济理性人如何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即选择AB线上哪一点进行生产,资源配置依靠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观经济学理论又称为价格理论”。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点是社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点,而生产可能性之外的任何一点(如G点),则是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达不到的。那么,曲线以内的任何一点(如H点)说明什么?它说明生产还有潜力,即还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存在资源闲置。在此前提下,经济理性人会实现资源更高的利用程度,即经济理性人会使经济慢慢靠近充分就业状态,也就是H点如何移向AB线上的任一点。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在经济利益博弈过程中往往出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矛盾和冲突,难以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宏观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帕累托改进,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自然发挥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就成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具体比较如表1所示。

实际上,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认识到,由于宏观经济产生于许多居民户和厂商的相互作用,所以要理解总量行为,就必须分析居民户、厂商与政府在劳动、商品与资本市场上的决策行为和相互作用,就必须坚持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原理结合起来,实现两部分经济学的内在的合理的统一。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拿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作比较,使学生理解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既复习了微观经济学又促进宏观经济学的学习。

三、构建宏观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现象的联系是该门学科的实践桥梁

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分析和理解当今国家的经济现象,同时也只有与经济现象紧密联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理论。我们认识事物要从具体上升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从而更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可以从国家当今财政或货币政策入手,分析我国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从而从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升到宏观的经济理论,再用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经济政策,使学生更能够把握宏观经济学的本质。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国家财政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这完全从宏观经济学理论找到根据。我国这几年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消费不足仍然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从目前形势来看,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这是“十一五”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将生产能力问题在各个领域解决的话,国内则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一线天”的情形。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将存量消化掉,这可以利用“四个存量需求”来实现,“四个存量需求”两个在投资方面,两个在消费方面。两个投资分别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民间的投资,两个消费分别为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前三个已经解决,唯一没有真正启动的是农村消费。我国有2/3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但是,农民收入低,缺乏购买力,培育不了市场,由此可见,要推进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消费能力,才能有效地启动内需。对农村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新农村建设,拉动农村消费和投资,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入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同时还会创造出很多的消费需求,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74,如果农民收入每年增加300元,则农民人均消费每年能增加200多元,农民消费总水平年均能增加1500多亿元。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必然会启动内需,从而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这是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现实样板。

上述说明,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实相结合,既可以增加宏观经济理论的说服力,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导刊,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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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公共需求；财政职能

财政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它最初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秦朝时代和欧洲古代希腊时期，这一学科又被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政府经济学，顾名思义，该学科主要是以国家或者政府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国家或者政府如何分配现有的社会生产成果，最终实现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及发展的四大职能。政府在实现这些职能时的具体操作行为包括财政资源的获取、使用、管理和分配。

一、财政学的必要性

从目前来看，经济学分为两大分支。一是以马克思为代表人物的政治经济学。另一个是以凯恩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一般经济学，又称为西方经济学。通常，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理论经济学，它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目的是解释社会经济关系发生的原因，从而可以促使经济社会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运行，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属于规范经济学的一种。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一门应用学科，作为实证经济学，它主要致力于研究资源配置。其研究机制简单的说就是把市场主体人为划分成家庭和企业两大部分，把市场分为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两大类。由于假定个体从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毋庸置疑是有效的。

在以理性个体为主体的西方经济学中，市场在经济活动中有着基础性的地位。市场的产生根源是有效需求的多样性，分散独立的产权造就了市场经济，而保证市场能够稳定运行的手段则是相关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分为市场内生机制和外在机制。内生机制包括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理论上认为，这些机制可以保证市场出清点确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发现在交易中人们时常会带有一些诸如信任等的感情因素，这种人格化的因素使得很多交易都无法完成，即在市场中利润不再是确定的结果，从而也就带来的市场失效。

马克思也在他的经济理论中论述了市场内生机制对于市场交易无效性。他认为，市场是分工的产物，分工是效率，制度创新或者制度有效运行的源泉，分工是效用有效实现的途径和方式。这是因为分工就代表着专业、独立、创造，从而也就使分工有了独占性、独有性和特殊性，这些特点决定了分工的有效性和专有性，由此解释了分工所产生的效率。虽然如此，但是生产者能否取得效益不完全取决于分工，还取决于市场交易。由于分散的生产会带来额外的交易费用，这会使交易效率下降，由此引申出了组织的重要性。对此，生产者可以通过纵向技术一体化使得交易内部化，从而实现了从个人到企业，再到股份集团公司的转变的过程，当然这种转变也是伴随着越来越大的风险。

而西方经济学则引入了外在机制，即契约机制，利率机制和工资机制。其中，契约机制使得人们可以排除信任这种感情因素的限制，使经济市场向全世界扩充。利率机制解决的是交易“成本”问题。众所周知，在经济活动中会使用到货币，而货币的存储和使用则与利率息息相关，市场会受到利率约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利率成为了国家货币政策中的一项有效的手段。而工资机制随着日前对于人力资源的强调而越来越显得重要。

限于理性经纪人假设，任何一个私人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都要遵循公平与等价交易的原则，即产品提供者需要获得足够多的收益以便弥补他们的成本。鉴于这样的假设，尽管上文中所述的这些手段有效的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仅限于私人产品市场的。对于社会来说，除了要满足每个人的私人需求，还需要有公共产品满足全体民众的需要。所谓公用产品就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非竞争性是从产品取得方式的角度说明的，即某个主体对这项产品的享用不排斥其他个体对同一产品的享用，也就是说增加消费者该产品并不同时增加边际成本。非排他性是从收益的角度来定义公共产品的，即某个主体对这一产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其他个体对该产品的消费的数量和质量。而这种产品一旦出现，就会有消费“搭便车”，即在自己不付费的情况下享受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种情况就是市场失灵的一种体现。由此可见，从西方经济学角度来说，如果在考虑了这六个机制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市场失灵，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就无法保证，此时就需要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活动来处理。

二、财政学的发展过程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财政活动是基于公共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以政府为主体，以公共经济的发展和运行为主题，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线的一项活动。笔者在下文中把社会演进的形态分为初民社会，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和科技经济社会，具体论述公共需求在这五个社会阶段中的发展历程。

1.初民社会指人们以地域或者区域为单位共同生存，在一个地域内部实行资源的集体配置

在初民社会，以人们共同生活为前提和归属的社会公共需求与人们的私人需求还没有非常明晰的分离，还处在共生共长的阶段。社会公共需求的初始形态是共同需求，就是指在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在一定区域或地域中，人们自发组成的一起生产、生活的共同体的一种共有需求。这种条件下的公共需求决定了其具有内聚性、内部平等性和互利性，以及内部非排他性，同时，也具有以地域为限制的外部排他性和冲突性。这是这些特点也为日后私人需求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2.在农业经济时代，分工和科技进步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和最基础的构成单位，家庭成员的私人需求成为生产的起点和目的

家庭生产也成为满足私人需求的最基本实现形式，相应的，以习惯来配置资源可以最有效的满足农业经济社会的私人需求。此时，君权、神权和皇权与社会公共权力被高度一体化，皇家的权力就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公共需求。这种带有强制性和剥削性的统治成就了农业经济时代公共权力的实现机制。

3.工业经济时代和服务经济时代

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由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已经得到解放，市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变化改变了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经济组成方式。由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生产蜕变为以工场、工厂股份制企业为代表的现代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生产与生活模式随之产生。私人需求在市场作用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市场真正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体和基础，成为了财富增长的源泉和爆发源，成为了私人需求的供给源和满足源。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全新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概念体系，也使社会公共需求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社会公共权力成为了保障市场效率低成本运行的机制，也是一种市场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公共需求则成为了只能通过国家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形式来实现和满足的一种需求。

为了满足各个时代不同的公共需求，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由于涉及到资金与资源的使用，这些举措统一被称为财政活动。由此可见，公共需求的发展过程也意味着财政学的发展过程，当下，财政学囊括了多种方面的内容，比如其包括预算学、税收学、公债学、国企财务学等。

三、财政学对经济的作用

财政的作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

1.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活动进行大范围甚至国家的资源调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这样可以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而且，财政活动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实现社会总体经济结构最优化时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通过财政活动调整经济结构，维持经济长久的良性发展。

2.财政可以有力地促进教育、科学、文化等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发展。由于公共产品从短期来看收入难以弥补其成本，因此在私人市场上供给者是远远不够的，而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活动支持这类事业，从而从长期中获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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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卡尔·波普尔（1920-2002）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其创见性的提出证伪主义科学哲学，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提出新的解释。不仅对西方科学哲学带来深远的影响，更广泛的影响了经济学并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虽然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还有待讨论，但其哲学方法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是空前的。本文旨在简要介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了解证伪主义被运用到经济学的发展经历并由此探讨哲学思想对我国经济研究及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 ：波普尔 证伪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主要内容

（一）划界问题

划界问题是波普尔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他全部科学哲学的基石。1919年发生了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引力论这一震惊世界的科学事件，此次事件给他带来巨大的震动。促使其开始思考，如果像经典力学这等经受了长达两百余年的亿万次检验的理论尚有错误，那么什么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真正称之为正确科学的呢？由此，他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是因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证。宗教、玄学等都可以找到这种成功的例证，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科学。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与一切非科学不同，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要在经验事实的发展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以便过渡到更新的理论。也就是说，科学并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正好相反，恰恰在于其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和不可证伪性，就是一切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界限。

进一步的，如果连科学这种人类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认识形式都是一些暂时的猜想或假说，都有错误，都可以或必将被否定，那还有什么思想观念有权充当绝对权威或永恒真理呢？由此可见，波普尔科学的可证伪性思想也决定了其反权威主义、反教条主义等的坚决态度。

（二）归纳问题

归纳问题是划界问题的必然发展，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性的工具即归纳法是无效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理论都隐含着可能的错误，这也就向传统的归纳主义提出了挑战。因为按照归纳主义，科学理论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或至少是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的经验材料的证实。因此，由归纳而得来的科学真理是可靠的真理，即使不是绝对的正确，也是具有一定概率的真理。波普尔对归纳法的否定主要针对其经验和理论即观察和假说的关系上，他根据科学实际的发展历程反驳了归纳主义的假说来自于观察的观点，认为观察是来自于假说的。例如哥白尼地动说、牛顿引力论等理论最初的形成都只是一种假说，进而促使人们对其给予关注，形成一定的观察。因此，他认为不仅假说先于观察、理论先于经验，甚至观察来源于假说，假说创造了观察。

进一步的，他认为观察来自于“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而这种猜测、创造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它来自“问题”，也就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已有的理论与新的经验或新的理论之间的矛盾。问题就是矛盾，正是经验世界中的这些实际矛盾才激发了人们的创造。他强调，只有人的创造精神，人们把他们对大自然的永无穷尽的好奇心像探照灯一样不断地把光线聚焦到一个照明圈内，才能推动科学不断的发现新的现象，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的假说与理论。

（三）猜想-反驳方法论

波普尔突破了把知识看做静态的积累的理论束缚，认为科学知识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进而提出著名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其中，尝试性解决就是所作出的科学发现，它们往往有许多个，需要通过排除错误来做选择。他认为，这时才需要经验发挥作用，即接受那些较好的经受住经验检验的理论。还引入确认度这一说法，把较好的经受证伪的理论称为确认度高的理论。根据这个知识增长图式建立了它的“猜想-反驳方法论”。

他提出，科学发现包括猜想和反驳两大环节。科学家根据问题大胆进行假设，努力按照可证伪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说，这样的假说具有较多的真性内容。尝试性的理论即假说提出来后，就进入反驳阶段，这时要根据经验，按确认度高的要求进行排除错误，从而保证所接受的理论假性内容减少或不增加。这样，通过猜想-反驳，科学发现便获致逼真度高的理论。

他还分别为猜想和反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论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点：理论不是始于观察，观察中渗透着理论；形而上学起重要作用；科学发现的心理学；猜想应该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就被证伪这三个要求。反驳的原理可归结为三点：批判；排除错误；判决性实验。

二、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波普尔是一位在经济学家中有巨大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其证伪主义方法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19和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新旧观点的分水岭。波普尔伪证主义更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方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就把波普尔置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核心地位，将其中一章的标题定为“证伪主义者，20世纪的全部经历”以此来评价波普尔对经济学的影响。汉兹也如此评价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过去十年间，经济学方法论已发展成为一个小的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卡尔·波普尔联系在一起。波普尔传统比任何其他传统更能代表现代方法论话语中的优势声音。”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发展历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引入、发展以及最后的批判与革新。

（一）引入阶段

特伦斯·哈奇森在1983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中第一次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经济学领域，这是一部把科学哲学观点尤其是波普尔证伪主义引入到经济学方法论的开创性著作。他将科学家的活动表述为：对前人的工具、结论以及其方法的使用与检验，如果有必要的话，当对它们的改进与发展成为可能时，按照公认的标准拒绝这些工具、结论及其方法，并且从事又轮到他传递给后继者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门科学的最终命题必须包括经验内容，那么这些命题一定可以进行经验检验，或可以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演绎导出这种可以检验的命题。因此，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就需要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只有波普尔的“可检验性”能规定经济学命题的科学性。

他提出的用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主旨是要否定当时经济学界盛行的先验主义方法论，否定先验和内省的方法，强调经验的作用。虽在刚提出时，该理论并没遭到太多非议，但不久就受到了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马克卢普的批评，称哈奇森为极端经验主义者。但从1983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到1992年的《变化中的经济学目标》他都一直强调和支持证伪主义原则，称自己为一名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继哈奇森之后，马克·布劳格、克兰特、博兰德等人也加入了哈奇森的队伍中，成为了专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使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更加被人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二）发展

真正把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推向高点的当属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假定之战”，而引起“假定之战”的导火线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的论点。文中提出一个主要观点，也被称为“F论点”，其大致内容是：检验一个理论或假说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是其对现实的预测与实际数据的比较，理论假定的实在性与理论的检验毫不相关。他反对当时主张的要对假说自身的假定与现实二者之间进行检验的观点，他批判说：“这一为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是许多谬误产生的渊源。”F论点遭到了强烈的攻击，也获得了许多有力的支持，“假定之战”成为了一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

在“F论点”中，弗里德曼对理论或假说检验所采取的正是证伪主义标准，他认为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与经验相抵触，而且这种抵触并非只发生了一次，而是发生得很频繁，那么该假说就该遭到拒绝；相反，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没有与经验相抵触，它就被接受了。而这正是同波普尔所主张的“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一个理论，只能说理论没有受到反驳”的观点是一致的。且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弗里德曼还十分强调预测在检验理论中的作用，这也类似于波普尔检验理论路线中的一种，弗里德曼在方法上对证伪主义的运用还体现在许多方面。

方法论之争使得经济学家们更加重视证伪主义思想，对其运用也愈加广泛和普遍，萨缪尔森、哈耶克等人都是经济学中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跟随者。在持续近四十年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不仅使经济学者更加重视了对方法的探讨与研究，促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取得了较为完备的形式。更使经济理论本身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众多经济理论蓬勃发展。

（三）批判与革新

波普尔的影响是空前的，一度被经济学家热情接受。但波普尔证伪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及在经济学中践行证伪主义存在一定的困难等问题使得其在经济学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运用，以至于在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中被评为“现代经济学家常常鼓吹证伪主义，但他们很少付出实践：他们所使用的科学哲学可以恰当的称之为‘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

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过于严苛，于是经济学方法论上也出现了放弃证伪主义的倾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如理查德·利普西在196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导论》第一版中就坦率的支持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能够被单独一项决定性检验挑出差错，而又在第二版的出版时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放弃了波普尔关于驳斥的观点，转向关于检验的统计学观点，即承认驳斥或确认都决不会是最终的，并认为我们只能数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识，发现两种互相抗衡的假说之间的概率关系，而不能判定假说的真伪。

同时，也有如西德尼·舍夫勒在《经济学的失败》中阐述的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这类的观点诞生，他认为经济理论化的整个假设—演绎传统是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结构，放弃其妄称经济学能自行服从规律的说法；科学预测只在有不受环境限制的普遍规律是才属可能，既然经济体系总是受到非经济力量和机缘作用的影响，那就决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

由此可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经历了一个从受到热情欢迎到冷静的批评到最后的放弃的历史过程。尽管在波普尔证伪主义之后又出现了诸如精致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等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方向，但证伪主义对经济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三、哲学思想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一）重视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

科学哲学是对一般方法论的研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又有助于充实和发展科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有特殊性的，作为特殊应该重视和关注哲学作为一般性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哲学思想。

从波普尔哲学思想对经济学产生广泛影响来看，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合作会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完善产生推动作用。哲学立场是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是各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方法论意识，更要有哲学意识，学习用哲学指导经济学方法论。例如，在西方经济学界无论是流行的教科书还是专业学术论文都会广泛的融合现代科学哲学的众多内容。对于诸如库恩的常规科学、革命与危机的关系、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以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等哲学的术语相当熟悉，也善于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入手分析现实。相比较来说，我国有很多学者就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尚有的科学哲学知识了解的不够，就更难以吸收其优秀成果来充实经济学方法论，深化经济理论的分析。

对于科学哲学的学习，不仅要了解和学习其基本内容，还要学习其科学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波普尔能够在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毅然的提出反归纳的证伪主义，表明其不拘泥于传统，敢于突破传统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而这一科学批判态度也正是我国当下经济研究所缺少的，大部分经济学者人云亦云，缺乏独立的思考。由此，学习科学哲学中大胆预测、反对权威的怀疑态度也将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性对待哲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陈述问题的能力、分析的角度，而且有助于我们运用经济学进行政策问题分析。但要注意，经济学家对哲学的关注与运用并不意味着是毫无意义的接受指令，例如当有哲学观念反对经济学方法时，不能立即放弃这种经济学方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观点，而是要适当的对待哲学及其方法，了解其反对的原因，以不断的修正自己的经济学方法。

同时，虽然波普尔的方法论曾受到强烈的追捧与欢迎，但用一个独立的哲学原则去指导一切科学研究是必然不会成功的。无论经济学家们如何的修正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得到改善，不能够独自完整的指导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要注意将科学哲学中有积极作用的部分利用起来，剔除不合理因素，对其进行改造并内化，直至可以为我所用的地步。了解不同的方法论中的可学习借鉴的因素与不完善的方面，以不断完善自身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K.R.波珀. 科学发现的逻辑. 科学出版社，1986

[2]“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 三联书店，1987

作者简介

篇8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篇9

关键词：企业管理；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是当代主流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人类经济思想宝库中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其精深的思想与高超的技巧令人惊叹。它从对人们的偏好、技术和禀赋的基本假设出发，建立了关于人类经济系统整体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公理化体系。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认为，只要市场中的价格和工资是灵活可变的，价格体系就会自动实现供求之间的协调，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也是经济学中关于一般均衡最早的理论概括。到19世纪末，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以线性代数为工具，为一般均衡理论构造了一个整体的结构，实现了一般均衡理论从思想到实体的跨越，这一跨越被认为是当代一般均衡理论发展的出发点。随后经过帕累托、希克斯、阿罗和德布鲁的补充和发展，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完善，其公理化的研究方法也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今天，虽然专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需求日盛，但一般均衡理论研究依然活力四溢，仍有极大的挖掘余地。

一、一般均衡理论的背景

1.社会历史因素

（1）就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一般均衡理论出现的时期，即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刚刚经历了产业革命完成后的50-60年代的经济高涨时期，在此期间，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所容许的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则比以往历次都更加严重，但这时经济危机的一般特点是发生时间不长、生产倒退不大，部门性、国别性较弱。

（2）就社会经济关系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两方面新的因素也在发展。一方面社会两极分化在新的基础上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在竞争的基础上，垄断的因素正在形成，资本主义正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

2.思想方式渊源

以上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只说明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里产生的社会可能性和社会必要性以及它的基本目的。但是全面地说明他的理论本身的特点，说明为什么这一理论采取了这种独特的形式，还需要在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过程中，从认识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当中进一步寻根溯源。

就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说，在资产阶级理论范围内，李嘉图学说的两大矛盾和李嘉图派的解体，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理论中各种观点的争论，包括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无疑是瓦尔拉斯理论产生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动因。但是，李嘉图两大矛盾所表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尚且无法逾越的界限，到了瓦尔拉斯的时代，他们就更加无法逾越，而只能另寻出路了。

总而言之，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是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的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是以古典经济学对立面的形式出现、但又承袭了以往经济理论中的各种因素并在自然科学发展影响下形成的一种代表当时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思想

1.一般均衡的含义

要了解“一般均衡”的含义，首先必须了解均衡和局部均衡的含义。

均衡是指一种不再变动的状态。这里所谓不再变动含有没有必要变动的意思，因为这种状态是最佳的，如果再变动就会使情况糟糕。均衡概念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事实上能否实现，而是通过这一概念，可以知道一般经济现象之所以发生变动的原因及其将来可能的变动方向。

所谓局部均衡是指某一特定经济部门所获得的均衡。它是完全将某一经济部门孤立起来，不与其他部门发生任何联系，以研究该经济部门如何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逐渐调整其行为从而最终实现均衡。

如果要了解整个经济的运行状态，仅仅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是不够的。一般均衡就是表示整个经济社会中所有各个部门同时达到均衡。总之，局部均衡是研究个别价格的决定，一般均衡则研究各个价格的关联性，并求出一套价格，以表示整个经济社会的价格机制如何运行。

2.希克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希克斯的一般均衡价值论使一般均衡理论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一般均衡理论做出了“首创性”的贡献，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阐述。希克斯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概念和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图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按个人均衡、交换的一般均衡、厂商均衡和生产的一般均衡等顺序，逐步发展建立起他的价值理论体系。

个人均衡指个人消费的均衡，即消费者在个人的收入、偏好尺度和商品价格均为既定的条件下，从商品效用所获得的最大满足的均衡点。个人均衡是他的价值理论的最基本部分。希克斯还论述了交换的一般均衡。希克斯一般均衡价值论的全部静态分析过程，是其价值论受到西方经济学家最为赞赏的部分。但他的分析并未以此为终点，接着又引入时间因素进行动态分析。他提出了一个“周”的概念，以一周的连续来反映时间的变动。

3.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创立之后，起初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但对西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性研究，使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理论得以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而言，瓦尔拉斯关于方程数目和未知数的数目相同方程组必然有解，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用集合论等较高深的数学方法证明，在极其严格的一些假设条件并得到全部满足的情况下，一般均衡体系可以有符合经济意义的唯一的均衡解存在。

另外，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是静态分析，冯・纽曼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了按固定速度增长的处于一般均衡状态的经济体系，证明经济要实现均衡增长，若满足一系列假定条件，按固定速度增长的一般均衡体系也有解的存在。

最后，继瓦尔拉斯创立一般均衡分析之后，在其继承人帕累托的发展下与福利经济学家密切结合在一起，并成为新福利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三、一般均衡理论的意义

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上各种现象形态之间普遍相互关系的一种理论。它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边际效用论和歪曲现实关系的资本一收入理论为基础的。它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经济关系都归结为交换关系，将资本主义经济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市场，认为在此市场上各种因素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决定的。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则是一个完美而优越的经济制度，它能自然而必然地使经济趋向于和谐而又理想的一般均衡状态，使社会上每个人都获得最大的满足。它是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展特殊历史阶段上形成的代表当时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因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现象形态之间普遍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机制及其运行方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而对经济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因素。但由于其错误的理论基础、错误的方法论以及社会与阶级的局限所决定，本质上又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歪曲的反映。

尽管瓦尔拉斯的理论在基本思想和一些具体问题上都脱离了正确认识的轨道，代表的是一个当时已日趋没落的阶级利益，但毕竟这套理论本身不仅开创了一个新的体系，而且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确不乏独创性分析，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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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精神品格;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F12;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005-03

经济学的精神品性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国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鲜明地呈现着自己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

由于中国经济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维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这样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误差､认识上的误导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经济学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是经济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应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占据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处于边缘位置｡在此种背景下,中西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难免不对等,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经济学文献总是被广泛讨论和引用,而处于边缘位置国家的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处于“强势”,而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则处于“弱势”,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丧失和被殖民化倾向｡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专家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比较与剖析中探寻经济的精微与要义,对世界先进经济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升发｡通过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开展平等､深入的对话,正确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过维护､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摆脱中国学术的边缘化状态｡

二、中国经济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1.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经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终究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经济学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学的这种实践属性表明,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认识,理论总是在人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动鲜活的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丰富实践的本然结合｡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知识获取的路径中,可以获得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本然联系的重要启示｡这种探索将依照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性质,在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去回答“经济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知识概念形态作出表述,而是以实践自身为目的,在践行中得以显然,并因此而体现一种基于实践导向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经济的理论与经济实践分离,根源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性质上的本然统一性｡经济理论应当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经济实践活动完整地表达自身｡经济理论不应当是对经济实践的抽象反映,经济实践也不应当是对经济理论机械地应用,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总是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在参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成就并实现自身｡因此,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还是实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着什么,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得到一个概念认识的结果,还在于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就在参与和实现中表现出本然统一,经济理论亦在这种参与和实现关系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经济之作为实践的本性出发,在一个相当根本的层面上,经济理论应当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它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完成并实现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它并不与经济实践相对立､相分离,而是具有一种总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时,经济理论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也就跃然于我们眼前,经济理论与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本然的统一｡

2.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经济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过程上的实证性､逻辑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客观规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但经济学又不仅仅是科学,由于经济学脱胎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经济学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由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需要科学与人文两者相结合才能获得成效｡经济中的科学与人文是无法分离,也不应该分离,经济分析必须将人文性品格因素纳入其中｡

经济学本应是科学与人文相权衡的,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科学主义占主流的经济思潮中,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的本身的属性,往往被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的知识,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两极｡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和经济学的数学化｡然而,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数学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无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难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从而脱离经济社会现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既有“看得见的手”,又有“看不见的手”｡有时,“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介于科学工作者与人文之间,或者说介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

3.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一再表明,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但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际状况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也就各具特色｡因此,这就存在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借鉴和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以及经济治理的成熟经验,并以此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完善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总结几经锤炼,因此,这些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目前,与国际接轨已经在我国各界达成共识,但在接纳和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切不可忘记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要将西方经验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本土化｡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学说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能动地将国际经验转换为本国的具体经济实践,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是与我国的市场欠发达,还处于完善和提高阶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寻求契合点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国经济要想与国际接轨,在走向和完善市场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考虑开放性､国际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残守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使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走向“现代化”｡只要是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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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樊纲.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J].中国书评,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