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特征十篇

西方经济学的特征篇1

一、归纳概括，寻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

历史阶段特征的归纳概括，就是通过对此阶段相关内容的重新整合和抽象，以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强的知识系统，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整体思维和宏观把握能力。归纳概括的步骤是先列出此阶段的重大事件，然后对此阶段的重大事件进行分类整合，抽象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领域特征与总体特征。

1.明清时期中国：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夜，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1）政治上：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加强并发展到顶峰；市民工商业者力量日益壮大，但未形成新的阶级力量。（2）经济上：农耕经济高度繁荣，统治者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带有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趋势。（3）思想文化上：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理学走向极端，束缚人们思想发展；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小说成为文学主流，京剧产生发展，文人画成为绘画主流。（4）对外关系上：由开放逐渐走向闭关自守，逐渐脱离世界；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中国人民开始反侵略斗争。（5）民族关系：坚决同分裂势力斗争和反对外来侵略，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发展。

2.明清时期西方：从总体上看西方主要国家由农耕文明逐步向工业文明转型。具体来说：（1）政治上：西方主要国家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资产阶级统治与代议制逐渐确立。（2）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迅速发展并进行工业革命，工厂逐渐取代手工工场。（3）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推动人们思想不断解放，天主教神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日益削弱；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4）对外关系上：进行新航路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拓展国际市场。

总之，通过对明清时期中西方基本史实的归纳概括，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历史阶段特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体现清晰可见，初步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知识系统化、网络化。

二、入乎其内探究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之内在联系及中西方之异同

归纳概括，形成的历史阶段特征，学生获得的历史知识只能是肤浅的、机械的，并不能灵活应用，内化成自己的答题能力。因此，必须加大思维力度，入乎其内，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历史阶段特征进行动态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联系，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以下举例说明：

1.历史阶段特征之内

首先以明清中国为例，一定社会的思想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实质上是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再以明清时期西方为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实质上是政治上资产阶级统治确立、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思想上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必然结果。当然，像这样的内在联系举不胜举，只要我们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举一反三，必将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把握，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

2.历史阶段特征之间

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及具体表现的异同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明清时期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方面的异同，也轻易的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超越国界，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同时也使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不同发展态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现象的内在原因不言自明，使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系统完善，知识应用能力与思维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学以致用，强学生运用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解题之力

研读教材，掌握基础知识，是为了解答具体的历史试题。近几年高考新材料、新角度的试题不断出现，但不管材料、角度如何新颖，许多试题在教材中都能直接找到原型，切记“背景或者题干在书外，答案或者答案的原理在书内”，平时教学中教师应选择典型例题，多角度进行训练，以达到学以致用，提高学生运用历史阶段特征解题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的特征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目前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呈现严重的错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一是某些经典理论观点明显地不适应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现实;二是许多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在许多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势发展相比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西主马微”局面，同日益走向中心地带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声弱势微，并日益被边缘化。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发展缓慢，主要表现为目前仍然坚持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经久不变的分析方法、教条僵化的传统观点以及始终不变的理论范式，因之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陈旧化特征:观点旧、方法旧和形式旧。这种陈旧化特征，一方面严重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严重落后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始终严格地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事实为根据，而社会生产方式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以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为科学基础，而经济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与创新之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发展与创新的速度和深度也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经济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明显加快，我国改革开放、体制转轨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与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人类社会新的历史时代和经济学新的历史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借鉴现代经济学的新成果，不断扩展新视野，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构建新范式，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创新的必要性

(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7由于“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1]489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成熟。这个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发育成熟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既确立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科学的基本原理，也提出了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特征的具体结论。从其理论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是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暴力革命理论”。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摆脱其古典形态而步入现代形态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了许许多多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即生产技术信息化、生产组织网络化、经济“计划化”、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和社会“和谐化”等。所有这些，就使得原本以私有制、市场调节和两极分化、社会对抗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生自我扬弃而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是表现出了许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量新特征，即经济市场化、生产要素个人化、生产经营分散化、收入分配差别化和社会分层化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所提出的理论挑战。如果不顾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仍然固守并僵化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关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论断，那就既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与本质，更不能揭示与把握当代资本主展的规律，也不可能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及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阐释与说明，更不能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起指导及推动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必须现代化，否则，它就会作为已经过时的“昨天的理论”

而被抛弃。我们应当摈弃以往那种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结论而脱离现代社会现实的教条主义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作出科学的解释，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时代特征来看，当今世界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正确认识与处理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在向着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发展，资本国际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20世纪的发展给世界留下许多灾难性问题，如人口激增、失业与贫困、环境污染、毒品蔓延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它们向理论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向世界、面对现实，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寻求科答案。21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和大趋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现代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的提，是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特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实践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条件。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包括其科学形式上的现代化，更包括其内容、方法的拓展与理论、体系的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1)透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与新矛盾，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定与运动规律，为促进发达国家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2)指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俄罗斯、东欧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变化的原因、现行制度形态、演变趋势、变革的道路模式提供科学的说明与指导。(3)指导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从而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

(二)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方法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现代化，不仅18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理论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通过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奠定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构成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人的偏好、企业组织形式及技术水平等容易变化的因素统统看作外生变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四是广泛应用数学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哲学作为经验主义的现代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理论挑战:一是其“科学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高度数学化和十分精细刻画的科学形式，从分析方法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定性研究和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似乎成为一种“粗糙”的理论。二是其“现实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个人所面临的市场经济现象出发，具体地分析个人、厂商的经济活动，描述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很现实的理论。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而远离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似乎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论。三是其“有用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具体分析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客规律和主观规则，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与对策建议，因而成为一种有用的经济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与发展规律，预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方向，而这些似乎与人们日常经济生活毫无关系。这样，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乎成为一种“不科学”、“不现实”和“毫无用处”的经济学理论。这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势微力衰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迎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在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新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三)迎接现代经济学发展新潮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

社会科学是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解释说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现象，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方针、对策。当资本经历了原始积累，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以后，它需要自由主义的政策环境。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它着力阐述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源于近代功利主义“个人权利至上”的哲学原则，认为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由于社会利益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自然地得到增进。因此，在斯密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一种天然的融合。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一直是评论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并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适合的体制和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增长繁荣的体制和结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然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里，却学与政治学分道扬镳的时代，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着重于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分析。1890年，马歇尔综合各派的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中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和政治脱离，原本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变成了“经济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并且，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完全成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计算的“生意经”，完全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19完全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唯利是图的计算技术。这样，就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从而成为一种既不涉及道德问题、也不对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做道德判断的“不道德的”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抛开政治因素而单纯地研究经济问题。这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很不充分，对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的理解也不深刻，所以很难全面理

解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这些缺陷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尽管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必然导致其本身出现危机并走向衰落。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新政治经济学潮流。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更以其综合性、创新性的特点，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习俗等超经济因素，揭示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反映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浪潮。[2]在上述背景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新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什、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西方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过程，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于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主要有公共选择派、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这种新型经济学之所以命名为“新治经济学”，是因为它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新肯定，它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色是把经济结构的历史与制度分析和经济主体的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

化的思维定式。新政治经济学有四大特色，涉及四个领域。一是它的研究类型或研究取向，二是它的研究对象，三是它的研究内容，四是它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政治过程的动因与目的也可归结为经济利益，是经济活动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其“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其“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从总体上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要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于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以物质福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新政治经济学则以权利配置为研究对象、以自由权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得到。其中，“得到什么”的问题就是福利经济理论所阐述的自由权利的经济目标问题;“得到多少”的问题就是权利配置，每个个人都平等地获得其相对应的经济权利以及如何通过放弃一定的个人权利以获得相应的公共权利来配置总体的权利。“如何得到”的问题则是公共选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即如何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来分配人们的权利、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交换，从而形成一定合作组织和合作秩序，实现各自的以及共同的利益。这样，新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就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

20在研究方法上，新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各种

研究方法加以整合，其研究方法既有对传统政治经济

学的继承又有在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其研究方、法主要有:(1)制度—历史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经济时把基本制度作为内生的因素，在讨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特别关注由一定的制度给发展和变迁所制造和带来的障碍、刚性和机会，并在宏观层次上研究一定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对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存在、解体和转换的因素做出历史分析。

(2)数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对大量政治经济现象进行数据化归纳研究，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有用信息，归纳出政治经济系统的一般情况、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3)跨学科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尤其注重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充分利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的相关材料，以使分析具有良好的开放性。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十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这种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融入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潮流，认真地研究与科学地吸收与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拓展、创新，从而构建适应于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迎接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挑战而实现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克服其自身的历史局限而创新发展的需要;既面临解决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外部竞争的压力的要求，也是消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缺陷的需要;既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科学批判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潮流进行科学融合的需要。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摈弃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提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论观点;二是利用与借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形成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三是科学综合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构造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范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定过，也从未曾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驳倒过;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结构和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它对人们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的内在、本质规律性的揭示而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大魅力和远大前途之所在。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有两个方面:思想性和终极价值判断观念。所谓思想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满足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只回答事实如何，而是要思考社会经济生活深层次的问题，从而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透过经济现象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物化和异化的问题，努力寻找人类摆脱物化和异化从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与完全是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上兜圈子的、作为“现象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经济学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透过现象而揭示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努力把现象分析与本质分析结合起来。所谓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从经济学范式的价值判断来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观念，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满足于此它的特点在于采用终极性价值判断导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因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现代经济学应当努力探讨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也要引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现世性价值判断方法，来分析市场运行机制和要素分配等具体问题，但它应该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对于人类自由的约束以及对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追求。其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整体性、长时段性的分析框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现代马克思经济学它们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这就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整体性。21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不是坚持学科的狭隘性和严格的学科内部形式逻辑一致性，而是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学科的限制，广泛地采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数学等等，这种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源于经济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第二，长时段性。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马歇尔奠定的均衡分析法，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法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从单一均衡分析法到引入时间因素的动态分析法，它不能离开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横截面式”的精确解剖，这是均衡分析的优点，也是其缺点。马克思主义经一种长时段分析法。所谓长时段分析法，是指它超越了结构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找出其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而找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最后，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与分析框架，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更科学地解释现代经济社会问题，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所谓指导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出经验主义经济学的束缚，在更高的视野和更深刻的内涵上对基本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等问题作出规范和定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处不在于细致入微地刻画具体的经济运行机制，而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及其生产系或人们利益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并进一步提出指导性观点和走向未来社会的正确路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寻找一条如何从现实的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未来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正确路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无论对于分析现代社会经济问题还是科学地批判各种经济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在充分吸收18-19世纪所有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今天，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对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做出正确评价，确定其在现代经济学中所处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并对它们进行科学批判与综合，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完善其科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全面地吸收马克思以后的20世纪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紧跟时展，成为21世纪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3]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应当是:面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形成一种积极吸收、不断创新、全面开放和科学综合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4]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一)克服传统经济理论背离科学轨道的教条主义错误，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即“苏联范式”，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但实质上是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和教条式的理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它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二是它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方面，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不管客观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一概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绝不允许有半点创新与突破，否则就扣上“反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帽子。从其世界观方面来看，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苏联范式”脱离本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根据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而主观地规定社会生产关系，根据人们加快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而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主张穷过渡，宣扬“集体至上”和“国家本位”的集权主义价值观。从其方法论方面来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片面倚重抽象法，偏爱规范研究，忽视实证研究;注重逻辑推演，忽视历史归纳;排斥对社会经济运行作实证的分析、动态的分析和定量的分析;重视经济制度分析，忽视经济运行分析;注重政府行为的研究，忽视个体行为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苏联范式”表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一方面偏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化，完全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就必须摈弃“苏联范式”，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我们应当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一是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社会结构，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各个同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的层次上描述社会经济结构的活动，同时从22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的重要内容，是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基本因素。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二是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94这就是说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具体说来，科学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基本原则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首先消除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使人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在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建立社会性的自由人联合体。三是应当摈弃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分析方法。坚持从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面对现实、反映现实，充分占有材料，采取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方法;坚持辩证分析而不是机械推论的辩证方法，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都应当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坚持客观地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矛盾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坚持从其产生、发展以及被更高级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发展过程来分析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

(二)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藩篱，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就必须坚决地废弃斯大林的“教条范式”，自觉地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挣脱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羁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突破，提出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特征与时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现代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既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也分析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特征。首先，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特征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条件、完全自发竞争的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为主体以雇佣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以及以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和完全占有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是资本家的财富和工人的贫困的两极的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外壳，剥夺剥夺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具体结论，对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适用的、有效的，而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下，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问题上，应当摈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亦此亦彼”之密切联系的新观点。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同古典资本主义既有内在联系，又具有许多重大区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蒸汽机和机械化生产为主的生产技术条件、以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为主的产组织条件已经转变为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主的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以公司制度和网络组织为主的现代生产组织条件，以自由竞争和经济危机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市场经济已经转变为以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业主企业和垄断寡头以及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已经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法人资本、人力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资本家业主个人企业的家长制管理为主的专制式企业管理制度，已经转变为以职工参与管理和企业家主导作用为主要特征的参与制、专业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资本独占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剥削制度，已经转变为以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和社会福利化为要特征的现代分配制度。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自我调节与自我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3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走向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立刻灭亡，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以“炸毁”和“剥夺”的方式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扬弃性。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我们应当而且必须突破马克思的已有结论:(1)应当突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不会超越其自身界限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2)应当突破马克思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只能是“你死我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革命飞跃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确立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向社会主义自我扬弃与和平发展的新观点。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实际，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清除那些照搬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提出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我国实际国情，我们应当在四个面突破那些照搬马克思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某些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一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大工厂”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看到，在我国

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社会化的生产组织还不可能是囊括全社会的“社会大工厂”，而只能是在企业和农户自主经营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化、产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因此，实行国家经营的范围还不宜过大，国有资本退出一些部门和企业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在实践上，应当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十六大精神，积极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缩小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减少国有经济存在的领域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后，国有经济一般只应在四大领域中存在，即在自然垄断行业、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企业中应继续实行国有制，并实行国有国营或国家控股经营。为此，除了一些中小企业实行出售改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外，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应当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等形式实行改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二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产品———计划经济”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明确认识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资源配置的自觉性与社会性还不可能通过直接的产品生产和全面的计划经济这一具体形式来实现，应当而且必然要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调节这一新的形式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全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全面地进行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市场化的体制转轨和制度创新，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三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社

会所有制”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重大理论创新。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必须克服以“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教条化观点，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特征的理论基础上，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精神，确立以劳动者股份制作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新观点，从而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重大变革，确立市场型的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四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应当看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完全是以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全面的产品———计划经济为制度基础和体制条件的，它同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三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支撑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在我国现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社24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和分配制度的创新。具体说来，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平等性(按同一尺度进行分配)和效率性(按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进行分配)等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观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确立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分配制度的理论创新，明确提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新观点，在实践中全面推进我国分配制度的深刻变革，逐步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一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按生产要素分配既符合我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特征，应当而且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西方经济学的特征篇3

Chen Xiuyu；Wang Shenglong

（Shaanxi Tiandi Geologic Co.，Ltd.，Xi'an 710054，China）

摘要：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其管理内涵与研究方法也迥然不同。新经济条件下管理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动态性、人本性、融合性、个别性、目标性及经济性。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可以概括为以全球化为背景、以人为中心、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以网络为载体、以融合东西方管理思想为趋势、以组织更具个别性为特征、以实现组织目标为目的的活动。新经济条件下组织的特征也与传统经济组织特征截然不同，因此其研究方法更趋于全球化、更趋于融合东西方思维方式、更趋于个别性。

Abstract: The new economy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economy, so, its connotation of management and its research method are utterly different. The management features in the new economy is summarized as: dynamic, humanism, integral, individual, economic and purposeful. Then the management can be defined as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rganization's objectives, taken a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human-centered, the knowledge-base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oriented, and the network-mediated. The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conomy are also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ones. So its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new economy will be more global, more integrat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more individual.

关键词：新经济 管理内涵 人性假设 研究方法

Key words: new economy；management connotation；human assumptions；research methods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9-0007-02

1问题的提出

在管理科学研究中大量使用数学模型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研究范式存在颇多争议。一个典型的现象是，196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Lorenz）为了准确预报天气，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13个方程式，为了更细致地考察结果，他把一个中间解取出，提高精度再送回。然而让他吃惊的是：本来很小的差异，结果却偏离了十万八千里！于是，洛伦兹（Lorenz）认定：“初始值的极端不稳定性”，对结果产生极大的偏差，即所谓的“混沌”，又称“蝴蝶效应”。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新经济条件下管理的内涵与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新经济更具不确定性。本文拟就新经济条件条件下管理的内涵及管理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出拙见。

2新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内涵

新经济的提出是上世纪末的事情，这些年来少有人关注。其实今天我们才真正进入新经济时期。所谓新经济的构成要素是：第一，以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特别是电脑网络技术，在技术层面组织和整合其他技术构成了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第二，以人的智慧（思想、主意和决断能力）统领技术，构成新经济的灵魂和关键；第三，以和谐的关系整合企业内外的人和社会的力量，和谐整合发展是新经济的生存环境[1]。在总结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以网络为载体、以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是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经济。

如何理解新经济背景下的管理首先需要理清传统经济条件下管理的概念。许多管理学家给管理下了不同的定义。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给管理下的定义是“确切了解你希望工人干什么，然后设法使他们用最好、最节约的方法完成它” [2]。他认为管理就是指挥他人用其足够好的方法去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把管理概括为“管理即制定决策” [3]。西蒙认为，管理者所做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是面对现实与未来、面对环境与员工而不断地做出各种决策。法约尔认为 [4]，管理是所有人类组织都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由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要素组成。在法约尔看来，管理等同于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美国商学院1970年代流行的教科书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收不到的效果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所有的管理理论、概念、定义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基础上提出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也具有各自的优缺点。人性假设理论是从传统的“X理论、Y理论、Z理论”到工业化及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人理论”、“复杂人理论”的演变过程。泰勒的“任务管理制”是建立在“X理论”基础上的，体现以工作为中心，凸现物本管理思想。法约尔从整个企业的角度推行科学的制度与方法，其实同样是把人置于大机器的地位 [5]。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突破传统的人性假设理论，从以物为中心逐步走向以人为中心，而行为科学把焦点集中于人的类属性上，掩埋人的个性与自由。新经济背景下的人性假设将凸现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征，将更加强调和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性，所以在新经济背景下管理有着更广泛、更复杂的本质与内涵。笔者认为新经济背景下管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动态性。管理活动的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组织的外部环境如宏观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及法律在新经济背景下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组织要努力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二是组织内部环境如组织文化、制度、资源等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三是由于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人的心理和生理所产生的影响，促使组织管理活动做出相应调整，因此在新经济背景下不存在通用的管理模式。

第二，人本性。一是管理活动中的人，即作为管理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的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主体性。一方面探究管理问题要考虑主体的特征，管理的研究方法要考虑管理主体在进行管理决策等活动的规律；另一方面是作为管理客体的人，管理活动的实施是通过人的行动完成的，但是作为管理客体的人有着不同于管理主体人的活动规律。因此，人已经成为组织的主体，在管理活动中要充分体现人的主体与中心地位。二是人的个性与自由性。在新经济背景下，人成为组织的核心，是组织生存发展的根本，人依靠自身的个性为组织创造价值，人把实现自身价值并获取自由作为自己的追求。管理将更加尊重人的需求，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人本性要求的具体体现。

第三，融合性。管理活动的融合性在技术层面表现为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推动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建立；而在深层次则表现为文化与哲学的融合。虽然东西方管理文化在本质上依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但在新经济背景下，管理的很多方面既保留东西方文化的各自特色，又表现为逐步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融合；二是和合与 “二元主义”的融合；三是经验与逻辑的融合。

第四，个别性。新经济背景下的管理活动越来越不具有普遍性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经济背景下的组织不再具有传统经济条件下的一般特征，强化了管理活动的个别性；另一方面新经济背景下组织中人的个体差异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五，目的性。管理活动是为一定的目标服务的，而目标的实现需要资源，资源的有限性及人力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管理需要对资源的不断创新以实现组织的目标。

第六，经济性。管理的经济性首先反映在资源配置的机会成本之上，管理者决定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以放弃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为代价的。其次，管理的经济性反映在管理方式方法选择上的成本比较，因为在众多可帮助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方法中，其所费成本不同，故如何选择就有个经济性的问题。再次，管理是对资源有效整合的过程，因此选择不同资源供给和配比，就有成本大小的问题，这就是经济性的另一种表现（表1是新经济背景下的管理的特点与传统经济体条件下管理特点的比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是以全球化为背景、以人为中心、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以网络为载体、以融合东西方管理思想为趋势、以组织更具个别性为特征、以实现组织目标为目的的活动。

3新经济背景下的组织特点

和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管理内涵相比，这种界定不仅凸现了以人为本的特征，同时也凸现了新经济背景下的组织不同于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特征。

与新经济相吻合，其组织特点也是有明显的新经济特征。首先，新经济背景下的组织强调知识在组织中尤其在经济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其次，新经济背景下的组织更有个别性。再次，新经济背景下组织还具有网络化和全球化特点。最后，新经济背景下的组织还具有开放性。

4新经济背景下的管理研究方法

管理研究的对象是组织，组织的特征决定管理研究的方法，而组织特征很大程度上由组织内部的人来决定。在新经济背景下，组织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及人的个别性决定管理的研究方法也会相应地呈现出综合性和多样性。新经济背景下管理研究方法应该与笔者前面所述管理的内涵相一致。

管理的研究方法争论由来已久，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实也是主流派学者）应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管理问题使其研究成果如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一样具有普遍性、可验证性和重复性。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6]，管理学科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其研究方法不应该简单地拘泥于实证分析方法。德鲁克认为[7]，管理研究所探讨的应该是组织及其管理中的个别具体事物的联系，它具有不可重复性，也没有一般规律。他进一步讲，管理绝不能成为一门精准的科学。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6]，管理研究的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管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又决定了管理学科属性难以界定。还有一些学者认为[8]，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实用性学科，其研究方法有多学科移植交叉性。管理学的科学性会逐步提高，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十足的科学。在传统经济组织中，企业的管理决策，企业生产的产品、所面对的顾客都具有同质性，这是大批量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可以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来解决，应该说这种管理研究方法适用于所有的传统的基于大批量生产的企业。但在新经济背景下管理研究方法需要从新的视角进行分析。

4.1 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相适应，新经济背景下的管理研究方法也趋于全球化管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方人的“专利”，因为管理学科的产生是工业革命的结果。中国长期以来被置于管理学科的门外，但是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使任何人或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法将中国置之于外，中国也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于全球化的边缘。中国的企业如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一样将在全球配置资源，包括资本、市场、人力、技术等。管理的研究方法一定会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特点、东西方组织的特点、东西方思维的特点。西方人巧于实证研究方法，中国人长于思辨研究方法，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是研究新经济背景下管理的基础。

4.2 与管理的内涵相吻合，新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应以人为本，管理研究方法也应以人为中心在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人始终是最核心的，是认识一切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既注重研究人在组织中的激励与约束，同时也注重对人的喜、怒、哀、乐、情、仇、爱、恨等多方面、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即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

4.3 与新经济背景下组织的个别性相对应，管理研究方法也应该强调个别性新经济背景下的组织不仅要强调人的重要性，同时强调组织与外部资源网络关系，每个组织不仅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而且由于每个组织处于不同的供应链中，其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因此，管理研究的成果也更具有个别性，而缺少一般性和普遍性。对于某个组织存在的问题应有针对性地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同样的问题可能由于组织特点不同、组织中人的特点不同，需要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去审视、处理，比如研究同类型企业中研发人员的激励约束问题，我们难以判断它们是否面临相同的问题。因此，在具有个别性的组织中管理研究方法应该呈现出个别性。

5结论

新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和组织与传统的管理和组织的区别决定了其管理研究方法的差异。新经济将赋予管理更广泛、更复杂的内涵，同样其组织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其管理研究方法将融合东西方管理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还强调研究方法的个别性。

参考文献：

[1]朱光烈．新经济.生产方式的革命[N].中国经济时报，2000-08-04．

[2]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 李柱流;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49．

[3]H.A.西蒙．管理行为 [M]. 詹正茂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27．

[4]哈罗德・孔茨．管理学 [M].张晓军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23．

[5]高小玲，刘巨钦．从人性假设的视角探究管理思想回归的内在历史逻辑[J]．管理科学，2003，16（4）：25-31．

[6]白景坤．从实证到思辨：对管理研究方法的反思[J].广州大学学报，2006，5(09)：8-11．

西方经济学的特征篇4

关键词：暴雨洪涝灾害；时空特征；脆弱性评价；广西

中图分类号 P5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5-0029-05

Abstract：Records for rainstorm-floods in Guangxi in 2015 were analyzed for disaster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flood disas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total of 14 storm floods in Guangxi in 2015，disasters on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the summer is most concentrated，the amount of disaster was east>north>central>south>west；the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nd crop vulnerability of flood disaster is the most in Nanning，population vulnerability of flood disaster is the most in Hechi，economic vulnerability of flood disaster is the most in Guilin.

Key word：Flood disaster；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Vulnerability assessment；Guangxi

在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的环境下，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及影响范围不断上升[1]。自然灾害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受灾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也出现不断增加的趋势[2]。暴雨洪涝灾害是由长期暴雨或降水而造成大量积水和径流淹没低洼地区造成的人口、经济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3]，我国的暴雨洪涝灾害大部分是由暴雨引发的，其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大、造成经济损失高[4]。我国每年因暴雨洪涝灾害影响的农田面积平均在70fhm2，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00亿元以上[5]。

2015年中国有20多个省（区）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受灾人口约2 000万人，死亡人数108人、失踪20人以上；暴雨洪涝灾害造成的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约100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 700万hm2，暴雨洪水造成4.4万间房屋倒塌。暴雨洪涝灾害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带来严重的威胁。而处在我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降水丰富、暴雨量大，每年因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威胁。据统计，2015年广西洪涝灾害造成约300万人受灾，因灾死亡28人，南宁、百色、梧州等地区紧急转移安置约15万人；暴雨洪涝灾害造成16.7万hm2农作物受灾，其中成灾有8.7万hm2；有7 000多间房屋倒塌。暴雨洪涝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2亿元，其中农业损失1.3亿元，家庭财产损失3 000多万元。

因此，需要对广西的洪涝灾害进行研究分析，分析其时空特征，找出重灾区在哪里，哪个时段比较容易发暴雨洪涝灾害，切实为广西减灾防灾工作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目前，国内外对洪涝灾害时空格局特征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如陈香等根据福建省气象灾害年鉴提供的数据资料，对福建省的暴雨洪涝灾害时空格局进行研究分析，提出了具有针对福建沿海地区的防灾减灾对策[6-7]；杨佩国等利用EM-DAT中的灾害记录数据资料，对亚太地区近20年洪涝灾害的时空特分析[8]；廖永丰等对我国21世纪初发生的的自然灾情，进行空间分析[9]；还有学者对广西暴雨洪涝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风险评估与区划、防御对策等进行相关研究[10-16]。Barredo运用欧洲1970―2005年间的暴雨洪涝灾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洪涝灾害出现加重的现象，暴雨洪涝灾害的加重主要是人口的脆弱性增加造成的[17]；而SREX报告也指出干旱、暴雨等能否构成灾害，很大程度上由脆弱性和暴露度水平决定，脆弱性和暴露度是决定灾害风险的关键因素。国内学者对暴雨洪涝灾害的脆弱性进行了相关研究[18-23]，如尹占娥等利用GIS技术对上海浦东区暴雨涝灾害的脆弱性进行分析[18]；王艳君等对我国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19]；金有杰等根据人口、GDP等数据，利用空间化技术对暴雨洪涝灾害的脆弱性进行探讨[20]。分析脆弱性的时空特征和脆弱性的评价是灾害风险评估、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灾害脆弱性的分析研究能够为灾害的预报预警、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依据。本文采用灾情数据的数理统计方法，搜集梳理了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暴雨洪涝灾害的灾情数据资料，包括受灾人口、灾害发生的次数以及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等，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暴雨洪涝灾害的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对其暴雨洪涝灾害的脆弱性分析评价，切实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防灾减灾规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北纬20°54′～26°24′，东经104°26′～112°04′，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降水丰富。各地级市年平均气温16.0～23.0℃，各地级市年降水量均在1 070～

2 000mm，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东部沿海地区多，西部地区少，各地级市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在600～1 200mm，降水量在年内和年际之间的时空分布差异大。广西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区内有红水河、南流江、西江等流域，河网密度大，受东南季风的影响，每年暴雨出现的次数较多，而且降水历时较短暴雨量大，区内的河流水位变幅大，喀斯特地区范围广排水不畅，遇到暴雨容易引发洪涝灾害。

1.2 资料与方法

1.2.1 资料来源 根据暴雨洪涝灾害的时空特征与脆弱性评价的基本要素分析和研究目的，应用广西地情网、广西气象局网站的2015年各类暴雨洪涝灾害统计资料，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的《灾情快报》中各县的受灾次数、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和农作物受灾面积等数据资料。

1.2.2 暴雨洪涝灾害的脆弱性指标及评价方法 在脆弱性指标的选取上，用受灾人口作为人口脆弱性指数VP；农作物受灾面积来表示农作物脆弱性指数VC；各县（市、区）的直接经济损失为经济脆弱性指数VE。依据人口脆弱性指数VP、农作物脆弱性指数VC和经济脆弱性指数VE的等级数构建暴雨洪涝灾害脆弱度指数（V），V=（VP等级数+VC等级数+VE等级数）/3。根据广西暴雨洪涝灾害的实际情况将脆弱性指数分级如表1所示。

2015年广西发生的暴雨洪涝灾害与常年相比，4月中旬就出现了，来的比较早。由图1可知，2015年广西暴雨洪涝灾害发生主要集中在5月、6月和9月，其中5月份发生的次数最多为4次；5月和6月发生的暴雨洪涝灾次占全年灾次的一半。由图2可知，2015年广西暴雨洪涝灾害事件中，有7次造成的损失比较大，经济损失惨重。5月18―20日这次暴雨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最高达9 500万元；受灾人口最多的是发生在7月22―31日这次暴雨洪涝灾害，其受灾人口高达101.87万人；6月13―15日这次暴雨洪涝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最大高达4.9万hm2，占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的29.4%。广西暴雨洪涝灾害年内分布不均，夏季最为集中。

直接经济损失对比

2.2 空间分布特征 强降水是引发暴雨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广西降水的空间分布受到不同的地形地貌等条件的影响。从地势上看广西西北高东南低，受到地形的影响，全区降水分布差异明显，西北喀斯特石灰岩地区排水不畅，暴雨洪涝灾害频繁发生。利用广西气象局网站2015年各类暴雨洪涝灾害统计资料，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的《灾情快报》中各县的受灾次数、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和农作物受灾面积的数据资料，分析暴雨洪涝灾害灾次的空间分布。由图3可知，广西暴雨洪涝灾害发生的次数在空间分布上总体表现由东北部地区向西南部地区减小，其中发生灾害的次数中桂东>桂北>桂中>桂南>桂西。桂东地区在2015年共发生28次，发生的暴雨洪涝灾害最多，占总数的27.2%；桂西地区发生的暴雨洪吃趾Υ问最少，仅有13次。由图4可知，广西各地级市发生暴雨洪涝灾害的灾次在空间分布上差异较大，河池、南宁以及百色的灾次位居前3位，发生的暴雨洪涝灾次分别为16次、12次和12次；崇左的暴雨洪涝灾次最少，仅1次。

3.3 农作物脆弱性特征 以各县（市、区）的农作物受灾面积为农作物脆弱性指数，2015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平均农作物脆弱性指数为6 000hm2。桂中地区的农作物脆弱性最高，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中部东部地区向西南部地区逐渐递减的。南宁市的农作物受灾面积最大，达到19 301hm2；其次为贺州、柳州，分别达到16 000hm2和15 700hm2；玉林是农作物受灾面积最少的地区，农作物受灾面积仅为2 884hm2。

3.4 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评价 脆弱性是决定灾害风险及其影响的关键因素之一。灾害经济损失的增长主要是受灾人口和经济资产暴露度的增加。在暴露度同样的环境下，灾害不利影响的程度和类型取决于脆弱性。本文在脆弱性指标的选取上，用受灾人口的来表示人口脆弱性指数；农作物受灾面积来表示农作物脆弱性指数；各县（市、区）的直接经济损失作为经济脆弱性的指数。依据人口脆弱性指数VP、农作物脆弱性指数VC和经济脆弱性指数VE的等级数构建暴雨洪涝灾害脆弱度指数（V），V=（VP等级数+VC等级数+VE等级数）/3，最后以地级市为基本制图单元编制出暴雨洪涝脆弱性评价图。由图8可知，南宁、贺州、河池的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位居前3位，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分别为5.33、4.67和5.0；其次为钦州、柳州，钦州、柳州的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为4.33和4.0；崇左市的脆弱性最小，仅为1.33。2015年广西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在空间分布上以中部区域为中心，分别向西、向南降低。

4 结论与讨论

本次研究采用2015年广西地情网、广西气象局网站的各类暴雨洪涝灾害统计资料，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的《灾情快报》中各县的受灾次数、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和农作物受灾面积等资料，对广西暴雨洪涝灾害的时空格局和脆弱性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基于灾情数据的数理统计方法，重建了广西2015年4―11月14场暴雨洪涝的时空特征，客观的反映2015年广西暴雨洪涝灾害的分布规律，暴雨洪涝灾害区域涉及14个地级市，其中较大范围的有11场。暴雨洪涝灾害月际分配不均，夏季最为集中，暴雨洪涝主要发生在5―9月，5月和6月发生的灾次占全年灾次的一半。7月22―31日这次暴雨洪涝灾害的受灾人口最多，高达101.87万人。

（2）暴雨洪涝灾害发生的次数在空间分布差异大，总体表现为由桂中桂东地区向桂西地区减小的，暴雨洪涝灾害的次数中桂东>桂北>桂中>桂南>桂西，其中河池、南宁和百色的暴雨洪涝灾害灾次位居前3位。

（3）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在空间分布上以中部区域为中心，分别向西、向南降低；人口脆弱性由中北部地区向西南部地区减小；经济脆弱性由桂东北地区向桂西南地区减小；桂中地区的农作物脆弱性最高，在空间分布上表现由中东地区向西南部地区减小。南宁市的暴雨洪涝灾害脆弱性和农作物脆弱性最高，河池市的人口脆弱性最高，桂林市的经济脆弱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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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特征篇5

一、加快增值税改革步伐，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从增值税的类型上看，我国目前采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这是目前世界各国中采用较少的一种增值税形式，它的缺点和不足早已成为定论，也越来越受到经济理论及实际工作者的重视。在西部大开发中生产型增值税除其对经济共有的不利影响外，其与企业科技进步这一目标的矛盾愈加突出。

首先，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碍于产业结构优化。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购入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势必对固定资产价值部分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复课税问题。而加强基础产业建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是西部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在生产型增值税下，无疑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重复课税问题，这样会挫伤投资者向基础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其次，生产型增值税有碍于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西部企业，特别是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由于建设较早，设备较为落后。同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较多地强调了集中，而忽视了企业自身的积累，企业更新改造速度迟缓，企业生产设备严重老化，技术水平严重落后。现在，要使这些企业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必须加快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步伐。然而，生产型增值税却人为地加重了企业更新改造的负担，不利于企业更新改造的进行。因此，必须加快增值税改革的步伐，在东北率先试行增值税改革并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可考虑将试点进一步扩大到西部地区，以消除固定资产投资及改造中的重复课税问题，公平企业税收负担，为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科技水平、吸引资金投入、引导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创造良好的税收政策环境。从而为西部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规范税收优惠制度，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在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时，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是采取轻税、税收优惠等税收政策。在我国八十年代沿海开放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也较好地运用了相应的税收政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我们一方面反对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趋向，但同时也应考虑到西部的实际情况，给予西部更多合理的税收倾斜政策，特别是在促进企业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等方面，理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1、对高新技术等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给予比东部更大的税收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产业，西部地区应着眼长远，高起点地调整产业结构，增加高科技企业的比例。但西部地区企业原有的技术水平落后，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在吸引资金等方面不能与东部地区竞争。要发展西部的高科技产业，国家必须给予西部以较东部更多的政策优惠，对西部的高新技术等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实行优惠税率、允许投资抵免、允许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措施，以吸引内外资的投入，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比例，提高科技含量，优化产业结构，为西部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允许加速折旧，允许税前扣除费用，促进老企业技术改造。原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是西部经济的支柱，由于历史的原因，积累严重不足，设备陈旧、生产工艺落后、技术水平低，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其重要的一环就是促进其技术改造，淘汰落后的生产设备，提高技术水平。但西部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往往由于资金不足等因素，技术改造步伐缓慢，若能允许企业加速折旧，允许企业在税前扣除费用，无疑将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有助于加速企业更新落后设备的步伐，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提高西部企业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3、对技术转让给予税收优惠。无形资产，特别是一些科技含量高的专利权、专有技术的转让，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科研成果具体运用到生产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创出拳头产品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经济实力以及基础设施、地理位置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西部企业在争取高质量的专利权、专有技术等过程中始终处于劣势。若能对无形资产向西部的转让免征营业税及所得税，有利于增强西部企业在这一市场竞争中的实力；有利于西部企业争取更多的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有利于提高西部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有利于西部企业创出名牌，占领市场。同时应对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国外现成的科技成果，在税收措施上给予适当优惠，以利于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西部的经济建设之中。

4、充分利用税收优惠，促进人力资源西移。在多种生产要素中，人才要素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谁占领了人才优势即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西部的发展，必须要有优秀的科技人员的加盟。要能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优秀人才，特别是引进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优秀人才，需要为人才的发展创造条件。而在税收方面，应对到西部工作的高科技人才的劳务报酬或工薪收入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减征或免征个人所得税，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参加到开发西部的洪流中来。

三、开征环境保护税，加强西部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西部具有丰富的矿产、土地、森林、水等自然资源，这是西部发展的优势所在。要促进西部经济的大发展，理所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吸取国内国外在资源开采、利用、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训，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既要发展经济，也要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由于我国目前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现状，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与西部大开发吸引内外资金投入、促进科技进步并不矛盾，相反，合理的资源开采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将有利于西部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科技进步。

首先，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有利于促使企业加强技术改造。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势必增加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迫使企业尽快淘汰对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设备及工艺，采用先进的、环保的生产技术，这样既有利于环保，亦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

西方经济学的特征篇6

关键词:产业结构 特征 东西部地区 差异分析

一、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的不同之处分析

(一)人文条件决定了东西部产业结构特征的不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地区分布着不同民族的人民，总体而言，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多为汉族，在西部内陆高山地区都为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族人民的农耕和渔、牧业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而少数民族在牧业上的特征更为明显。如浙商闯荡天下的故事人尽皆知。此外，不同的人文环境对经济产业结构特征的影响还体现在旅游业方面，如在旅游业兴起的原因多为当地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还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历史，对佛教的传承等。而在东部地区，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较多，旅游资源也多为人工造成，如上海的世博管、北京的水立方、山东的夫子庙等都是人类的结果。

(二)地理条件决定东西部产业结构的不同分布和不同特征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领土面积有960万平方千米，西从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北达黑龙江漠河，南抵海南三亚。正因如此，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产业结构的分布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的特征差异

我国总体地理环境是东高西低，三级阶梯将我国分成了明显的东、中、西三个部分，我国东部处于地势阶梯的第三层阶梯上，有广阔的平原，间有低山和丘陵分布，且总体海拔在500米以下。而我国西部处于第一级阶梯，地势较高，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因此，这决定了对地理条件依赖性较强的第一产业结构特征的差异，导致西部第一产业主要以畜牧业为主，辅种植适应当地地理环境的农作物，如新疆种植的棉花，高山上种植的青稞等。而东部地区，第一产业的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丰富的水资源，充沛的阳光，肥沃的土壤等都有利于农耕经济的发展，但这并不能改变东部产业结构三种产业的分布格局，第一产业仍然只占最少的比例。

2、人文环境的差异引起的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特征差异

我国总人口数达13.7亿，但人口的分布极其不均，总的分布特点是东多于西；平原、盆地多于高原和山地；农业多于林牧业；温带、湿地多于干旱、寒地；经济发达区多于经济落后地；沿海多于内陆；交通干线分布区多于交通不便区等。而人口决定了劳动力密度，和劳动力水平，在东部地区人口数量多，人才也多，在对人力资源有较强依赖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较大的影响。这决定了东部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而西部地区人口分布较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也少。如：东部地区有许多制衣厂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许多高端科技制作厂，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因为东部地区高校密集、人才济济。东部地区因人口较多，消费市场大，娱乐服务行业也很发达等等。

3、自然资源的差异决定了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的差异

东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因此在第一产业方面，物种丰富，种类繁多，如：大豆、玉米、小麦、水稻等等，甚至丰富的土地资源促进了东部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和发展；东部地区水利资源丰富，因此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如：水稻、渔业。且水利资源有利于交通事业的发展，如：航运事业等。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方面，以为例，有着丰富的地热资源，因此当地地热经济比较发达；有着丰富的稀有矿产资源，因此当地的开矿、冶金业也比较发达；还有这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因此国家在西部开放中也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改造西部。

二、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相同之处分析

(一)第一产业基础薄弱

近年来，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扶持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国家的科技政策支持使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但是，从总体上看，不论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或是落后的西部地区，农业的基础还很薄弱，基础设施达不到抗御自然灾害的水平，而人口多、需求大、压力大、技术有限，加上气候条件的不确定和恶劣性，使得保持粮食增产和扩大播种面积受到制约。此外，人少地多使得农村生产效率低，农民收入少，导致消费力不足，也影响了其他产业和经济生活多方面的发展。

(二)第三产业发展不平衡且发展后劲不足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革命的推进的最终结果是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同理，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因其具有集聚效益，使得推进城市化进程成为国家社会经济的中心工作。城市化的过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农业人口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生产生活向城市集中，进而造成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设施不断完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化。但是我国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的影响，使得我国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呈现不均衡的特点，表现为中、西部内陆地区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东部发达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所占的比重有较大的提高，但是，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显后劲不足，不论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还是落后的西部内陆，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还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方面的需要为主要方向，集中在对吃、穿、住、性多元化的追求上，如：餐饮娱乐业的大力发展，大型购物销品贸的出现。但正是这些现象使得城市在第三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重视了产业量的增长，却忽视质的提高，在诸多人们精神领域方面发展落后，如信息产业、科技环保产业、绿化建筑产业、科技研发服务产业、金融咨询产业等等新型产业，比重太小。例如：以北京为例，目前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80%以上，但在IT领域，每年的人才缺口达到35万以上，并有增加的趋势；在医药领域，用人单位在临床医学、生物制剂等方面共提供了3765个岗位，而每届医校输出的专业人才只有600多；类似这样的人才缺失和发展不足的高含量领域还有速记行业、工商管理行业、电子商务行业、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行业等等。

(三)城市化水平较低

自1998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都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至2003年，全国的城市化覆盖面积已达到40%以上，此外，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的城市数量也有了量的增加，从193个增加到了660个，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了70%。但这只是从城市化率来作为参考指标衡量得出的结论为我国城市化发展快，实质上对于城市化的判断要从城市的内涵来判断城市化水平高低，主要表现在：

1、环境承受能力远远小于对城市的开发力度，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近年来，各地政府为了响应国家的政策，大兴土木，开展城市化建设，滥砍滥伐，对农用土地的征用，建设商品房等等使得一些地区水土流失、荒漠化现象严重，有些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功能衰退，有些湖泊河流萎缩、水资源缺乏。如：近年来，鄱阳湖湖泊面积逐年萎缩，蓄水面积减少，在干旱的季节不能满足农作物对水的需要，在涝季又不能蓄水，使江西地区发生水灾。此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不断壮大，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多给城市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数据显示，我国大部分河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有52%的河段污染较为严重。城市空气污染，城市噪音、白色垃圾、居民生活污水、企业排放废水等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

2、城市化的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凸显

近年来，最热门的新闻莫过于城市拆迁与反拆迁，楼价不断攀升与楼市低迷，与被赌等。这些都是城市化过程中最明显的反应，简要概括为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急速膨胀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发达国家作参考，在发达国家城市的道路面积达到市区面积的40%以上，使得发达国家很少有赌车的现象发生，而我国则相反，不断修路、扩路，却在道路面积方面占城市建设面积不足10%，这使得我国不少大城市道路堵塞严重，运输效率低下。如北京、天津、武汉等。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因为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使得东西部主要产业结构特征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二者在产业结构特征方面也有不少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基础薄弱和第三产业发展不均且后劲不足，其中的原因有的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也有的是认为可以改变的，笔者在此就不一一举例。

参考文摘：

[1]朱宁宁.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J].《科技文汇》.2008(9)

[2]许漪.产业结构与我国东西部经济波动[J].《山东社会科学》.2009(4)

[3]佚名.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看投资结构优化[J].豆丁网.会议期刊论文.2009

西方经济学的特征篇7

民族文献是指研究和记载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教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文献。主要包括:用汉文记载的有关民族问题文献;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用简易图形符号记载和代代相传具有史料价值的口碑文献。民族文献是中华民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开发和利用民族文献,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重要作用。

地方文献是指关于地方的一切书刊资料。地方文献的内容十分广泛,在纵的方面,它包括从古至今;在横的方面,它包含政治、经济、自然、地理、历史、军事、人物等一切自然的和人文的内容;从文献信息形式来看,则包括书刊、报纸在内一切文字的图籍的资料。地方文献既反映地方特色,又体现了时代特色和社会发展的历程。

民族地区的地方文献,可称之为民族地方文献。民族地方文献为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它们不仅是地方的、民族的,而且是整个人类知识结晶的组成部分。开发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实质上是研究发掘民族地方文献中所包含的广泛的知识内容,将其加以整理,及时、准确、系统、完整地传递给读者,服务于民族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

湘西民族地方文献是湘西这一特定区域内民族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的总和,所反映的是湘西区域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沿革、发展及其现状。湘西境内少数民族众多,且多与汉族杂居,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创造和传承了丰富多彩的地区文化,浓厚的民族性成了湘西民族地方文献独具的特色,如何充分开发利用这些珍贵的民族地方文献资源,对实现湘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1湘西民族地方文献工作的现状

1.1大批民族地方文献得到收藏与保护

40多年来,湘西州的各个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在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大批反映湘西民族地方情况的文献资料得到了较好的收藏保护。1996年,吉首大学图书馆还成立了民族地方文献信息中心,拥有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及四省(市)边区地方文献资料等特色文献5万多册,实物300余件。湘西州博物馆收藏有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实物2000余件。

1.2初步形成多流向、多类型的民族地方文献的传递方式

采取"双向"传递,即信息提供者与利用者交互作用。与州内民族地方文献研究专家建立联系,及时为他们提供最新资料,专家们同时反馈信息给图书馆,包括学术活动、研究进展、民间收藏、个人成果等。湘西州图书馆、吉首大学图书馆、湘西州档案馆、湘西州博物馆、湘西州科技情报所、各大中专院校等单位已共同实行网络化,实现民族地方文献资源共享。还与全国各地同类民族地区如黔东南苗族自治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图书馆、博物馆之间加强联系,采取征集、交换和照相、复制等手段,对已有的珍贵民族地方文献增大复本量以便交换,达到区域或跨区域民族文献互通有无,资源共享。

1.3注重特色,注重实物,显湘西民族地方文献的生命活力

沈从文先生是湘西凤凰籍现代文学大师,他的作品具有浓烈的湘西民族地方风情。吉首大学图书馆编印了《沈从文著作及研究简目》,并利用沈从文先生家属捐献的沈老手稿、藏书,落实专门人员、场所、设备,建立了"沈从文文献手稿珍藏中心"。

民族实物文献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少数民族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遗产,是研究各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物化文献。湘西州博物馆收藏了州内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实物2000余件,长年举办"少数民族风情展"作为基本陈列之一。作为旅游景点的一个开发项目,凤凰县"山江苗族博物馆"属民办性质,馆藏苗族生产生活实物2400多件。永顺县王村土家族博物馆也收藏有各类土家族实物500余件。吉首大学图书馆专门成立了"民族博物馆",收集有反映湖南西部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银器、织饰、蜡染以及生产生活用品等实物300余件。这些实物文献基本反映了湘西地区世居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

新建的"湘西剿匪胜利陈列馆"则收集了大量有关湘西剿匪的文字、实物文献,生动再现了湘西剿匪的历史原貌,成为湘西特色旅游的一个景点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4民族地方文献信息的研究、整理、开发工作得到了加强

在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收藏的民族地方文献是极其重要的信息资源,图书馆文献工作者积极配合本地经济建设这个重心,研究、整理、开发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变"死"资料为"活"资料,为发展湘西区域特色经济提供了信息资源保障。

湘西苗疆边墙,风雨数百年,绵亘数百里,一直默默无闻。近年,经专家对当地的民族历史文献的考证,确定为南方长城,为湘西风凰带来了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这充分说明从民族地方文献中可以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如加以有效利用,定会给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出商机和活力。

2002年,湘西龙山里耶古城考古发掘出惊世"发现",出土了3万枚秦简以及其他珍贵文物,生动再现了几千年前的秦朝生活场景,填补了秦朝历史的大片空白。目前对里耶秦简这一珍贵的实物文物的研究、整理、开发工作正在进行,计划在古城遗址投资建造一座"原址博物馆",届时,湘西地区又将增添一个旅游新景点。

2湘西民族地方文献工作的不足之处

2.1未能全面掌握民族地方文献资源,征集力度不够

民族地方文献是一种文化资源,它具有民族性、地区性和资料性。民族性是指它充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风情;地区性是指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且反映该地特色;资料性是指内容广泛而丰富。由于民族地方文献资料的庞杂和不规范等特点,州内多数公共图书馆对民族地方文献工作还未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对文献资源没有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调查,对外不了解出版发行动向和渠道,对内没有形成专门的馆藏民族地方文献书目,文献征集工作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料来源多靠少数人员在外奔走收集,一般所获得的文献偏于零碎分散,征集力度远远不够。

2.2整理工作不标准,欠规范

(1)分类编目是揭示各类文献的首要方法。多数图书馆民族地方文献分类通用《中图法》。由于民族地方文献多属非正式出版物,内容广泛,类型多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而《中图法》主要按知识的学科体系分类,不适应民族地方文献的分类要求,使一些民族地方文献无法准确归类。

(2)征集整编环节缺乏衔接。由于征集到馆的民族地方文献资料均由采编部门统一验收分编,这部分文献资料内容复杂

,书型不一,又没有在版编目和任何其他数据参照,加工起来比较繁琐,使得这些文献资料不能随到随编,及时加工入库。

2.3开发利用不够

目前州内各公共图书馆的民族地方文献资料大多存在"重藏轻用"问题,80%的民族地方文献资源被闲置,大部分书籍搁在书架上,造成库房紧张,增加保管工作量,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整理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其原因在于:图书馆人员素质偏低,竞争意识不强,开发利用手段落后,95%的民族地方文献资源尚未电子化等。开发利用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措施和行动,工作广度、深度均不够。大大削弱了各公共图书馆民族地方文献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利用率。

3改进民族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3.1加大征集工作力度

指派既熟悉图书馆业务又了解出版发行动态、有公关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员负责,多方面入手,如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消息、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本地内容的民族出版物,及时同书店和有关作者及相关人员联系预订或购买,尽量争取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委员会、社科联、科协、文联、新闻出版、民委等管理部门等的支持,采取发函征集、上门征集、委托征集等多种方式,还可利用报刊、电视等传播途径进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捐赠民族地方资料或提供线索。

3.2加强对民族地方文献的保护工作

对于花大力气从民间搜集来的珍贵资料,我们必须精心、妥善予以保护。对于那些处于危险状态的资源,包括手稿、印刷品和音像资料等,要通过复制、缩微拍摄、刻录光盘等高新技术,保障这些资源能被方便利用,同时确保这些原件完好无损。对于一般的民族地方文献,保护工作的重点应放在防火、防潮、防盗、防蛀、防尘等方面。

3.3推进民族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实现民族地方文献数字化

通过推进民族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馆藏民族地方文献资源,形成可资利用的有序化、规范化的信息资源,搭建信息资源平台,使民族地方文献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目前首先可小规模地开展民族地方文献数字化的研究和试点工作。

3.4全方位开发利用民族地方文献资源

收集、整理民族地方文献,既要重视"藏",更要注重"用"。"藏""用"相结合,立足于"用",要充分发挥民族地方文献在本地域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设法改变传统的坐等读者上门的服务方式,而要采取更积极的模式,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入点,让民族地方文献拥有更多的读者。超级秘书网

(1)完善基础开发。编制各种目录、索引,充分揭示馆藏,方便读者检索。编制民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检索途径。

(2)拓展深层次民族地方文献信息服务。搞好信息服务,开展专题咨询和定题服务,指导读者掌握各类民族地方文献检索技巧方法,调动其利用馆藏民族地方文献资源的主观能力。

开发特色服务。民族地方文献的数量、类型、学科等方面特色越鲜明就越能提高信息的利用率,越能吸引读者。服务特色体现出该馆在民族地方信息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通常有为政府各部门决策提供的专门服务,为特定读者(如民族文献研究专家、来州旅游考察者等)提供的特色推介服务等等。

(3)与有关机构建立较稳定的民族地方文献交流和相互补充的协作关系。民族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与有关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特别是与政府有关机构和政策研究室建立起专人专题定向联系。既可为其提供已有的文献,又可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文献,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还可与有关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建立特约专题服务,提供二、三次文献,既有利于提高民族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学术素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宣传。

(4)积极向各公共媒体推荐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民族地方文献资料。关注不同时期的不同宣传重点及时向报纸、电台、杂志等推介相应的民族地方文献,主办不定期民族地方文献专题讲座,以提高广大群众对民族地方文献征集和保存意义以及综合利用的认识。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学的特征篇8

1．水利协调发展理论基础

1.1水利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设计

1.1.1经济协调准则

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量化分析水利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出发，需考虑如：水问题引起的国民经济损失与解决水问题带来的综合效益问题，水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以及水利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调控标准问题。故选取指标为：水利国家投资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水利投资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比例、水利投资规模、万元GDP用水量以及每单位工业产值用水等五项指标。

1.1.2社会协调准则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用水矛盾加剧，水旱灾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水生态破坏等问题更加突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协调社会各个方面选取指标为：防洪投资强度、人均可用水量、用水普及率、农田亩均用水量以及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

1.1.3环境协调准则

环境协调方面既应该考虑城市和农村，又应该考虑了工业和农业，另外我们认为生态与底下水资源也于环境息息相关，因此选取指标为：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农村饮水安全人口比率、地下水资源量、生态用水总量这五项指标。

1.1.4自身协调准则

自身协调是评判各省市自身内部各方面的协调能力，故而选取指标为：节水概率、旱涝保收面积、农田灌溉面积率、人均供水能力、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效率。

1.2水利协调发展分析方法选择

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主要有专家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判别分析法等。由于水利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需要客观的、排序性的结论，因此排除主观性强的专家法、层次分析法以及排序性弱的聚类分析法、判别分析法。因子分析是用潜在的假想变量和随机影响变量的线性组合表示原始变量，而主成分分析是用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表示新的综合变量。我们制定的水利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符合主成分分析的要求，认为在对其进行综合评价时用主成分分析法更加合适。

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比如P个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通常数学上的处理就是将原来P个指标作线性组合，作为新的综合指标。最经典的做法就是用Y1（选取的第一个线性组合，即第一个综合指标）的方差来表达，即Var(Y1)越大，表示Y1包含的信息越多。因此在所有的线性组合中选取的F1应该是方差最大的，故称Y1为第一主成分。如果第一主成分不足以代表原来P个指标的信息，再考虑选取Y2即选第二个线性组合，为了有效地反映原来信息，Y1已有的信息就不需要再出现在Y2中，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要求Cov(Y1,Y2)=0，则称Y2为第二主成分，依此类推可以构造出第三、第四，……，第P个主成分。

2.水利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

2.1综合评价的步骤

2.1.1数据的来源与预处理

各指标的计算初始数据均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及《2010年中国水利年鉴》。由于上述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故无需做指标趋同化，只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最常用的标准化处理方法—Z-Score转换法。

2.1.2主成分的计算

运用SPSS软件得出各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积方差贡献率和因子载荷矩阵。将特征根从大到小的次序排列。贡献率大，说明解释力度大；贡献率较小，说明解释力度也较小。利用因子载荷阵和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来计算特征向量，即：Zij等于aij与λj 开方值之比。

其中Zij为第j个特征向量的第i个元素；aij为因子载荷矩阵第i行第j列的元素；λj为第j个因子对应的特征根。然后再利用计算出的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并加权来计算主成分。

2.1.3综合得分及排名

我们以特征根为权，对5个主成分进行加权综合，得出经济协调准则下31个省的综合得分。

2.2综合评价的结果

2.2.1经济协调准则主成分分析

各省在经济协调准则下水利发展的综合排名为：

新疆，重庆，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安徽，山东宁夏，广西，云南，江苏，广东，海南，甘肃，贵州，辽宁，河北，陕西，吉林，上海，内蒙古，黑龙江，四川，青海，天津，福建，北京。

由以上排名可以看出，排在前面的大多是长江黄河流域的省份，这些省份在水利方面的投入占经济比重自然很大。新疆排名第一，说明新疆虽然经济不是很发达，但是由于属干旱地区，因此水利投入的比例很大，所以陕西省排在第22位，排名较靠后，说明陕西省在经济发展方面，水利的投入资金所占比重还是较小。

2.2.2社会协调准则主成分分析

各省在社会协调准则下水利发展的综合排名为：

广东，上海，新疆，广西，江苏，海南，湖南，宁夏，江西，北京，浙江，湖北，，福建，山东，安徽，辽宁，黑龙江，青海，重庆，天津，甘肃，四川，云南，吉林，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山西，贵州。

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协调方面，排在前16名的除新疆、宁夏、外全部为东部与中部省份，这些省份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防洪投资方面还是人均用水方面的水利发展都比较均衡，因此排名靠前。陕西省综合得分排名第27，由指标数据可以看出，陕西省在防洪上投资较少，将更多水利投入于农业，使得人均可用水量偏低，所以排名靠后。

2.2.3环境协调准则主成分分析

各省在环境协调准则下水利发展的综合排名为：

，云南，四川，广西，湖南，安徽，浙江，新疆，广东，江苏，贵州，福建，江西，陕西，青海，山东，河南，内蒙古，黑龙江，河北，海南，湖北，山西，宁夏，重庆，辽宁，甘肃，吉林，北京，天津，上海。

由排名可以看出，相对于后几名来说，排在前几名的都是工业不发达的省份，尤其是排在第一名的，环境方面尤其突出。在环境协调准则下，陕西省排名第14，可见陕西省在环境方面的水利投入在全国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2.2.4自身协调准则主成分分析

各省在环境协调准则下水利发展的综合排名为：

新疆，江苏，河北，河南，北京，山东，浙江，湖南，上海，安徽，内蒙古，福建，江西，天津，黑龙江，广东，湖北，四川，宁夏，，广西，甘肃，辽宁，陕西，山西，云南，青海，吉林，海南，贵州，重庆。

西方经济学的特征篇9

1知识经济兴起赋于西部大开发的时代特征

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社会、知识经济正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内容,高新技术产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超大规模跨国产业集团已经成为引导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主要力量,围绕高校产、学、研一体化形成的科技创新园正在成为各国发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产业的孵化器和推进器,为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为区域开发带来许多新的机会和挑战.西部大开发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因而具有独特的知识经济时代特征.我们的目的是以知识社会下知识经济为动力源,以区域主题开发为目标,以教育科技园区为推进引擎,建构现代区域开发创新思路和发展战略框架,建立既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特征又满足我国实践需要的区域科学理论,为西部大开发解决一系列的重大课题.现实表明,现代信息网络和高新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经济活动要素的空间分布结构,我国西部传统产业正面临愈来愈大的压力和挑战.西部大开发必须充分利用知识经济带来的种种智力与技术上的利益,找到一条快速有效的发展之路.而知识密集、经济响应以及社会的巨大需求也对高校的产、学、研一体化起着创业孵化器和创新催化剂的强大激励作用.这样就可能在教育科技园和西部开发之间寻找到一条相互关联影响、相互促进发展的高速通道.对高校密集的教育科技园区的主题建构,就是使其能够根据西部开发的项目需求引发聚焦知识束和形成产业生长链,发育促进跨区域知识传播与沟通的人才链、知识链、产业链,凝聚经济增长要素,发挥出知识经济时代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引擎作用.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重构西部区域增长极轴和组织管理模式,逐步开创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稳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崭新局面,最终形成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强大牵引动力.

2教育科技园在现代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CD)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指出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为:社会日益具有网络经济特征;计算机网络与知识的传播;劳动者终身教育构成“学习经济”的基础;知识经济中的就业取向日益向高技能知识劳动者方向倾斜的特征;知识网络促使国家创新体系的进步;科学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引擎作用;知识经济中的政府政策等.因此,知识经济下的区域主题开发就是充分发挥教育科技园区的知识引擎作用,全面带动区域的增长与发展.国外研究着重于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对现代人类的影响和对社会的改变程度,对重点学科、技术、应用进行预测和评价,而且着重于网络对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影响和对全球发展趋势进行长远和广泛的展望,对知识经济的全面系统的分析与建构,而在区域发展上的差别分析相对较少.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愈来愈大,知识沟通的危机依然严重.国内对知识经济已引起足够重视,电脑普及、网络化、高新技术已成为我国人民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科技园开始进入建设与实施阶段,然而在区域开发与科技园的关联上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区域开发是我国发展经济、提高整体国力的重要环节和核心内容,而对外又面临全球一体化和跨国集团的压力,内部产业调整和创新产业又是重头戏,因此组织力量进行这方面的科研攻关已经成为时代的重要使命.我国教育部和科技部已开始在十五所大学创建大学科技园,并计划在五年内全国创建一百个大学科技园,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创新孵化器和推进器,教育科技园区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核心园区.区域开发历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西部大开发战略再一次吹响了区域开发的号角,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区域主题开发将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将教育科技园区建构与区域主题开发紧密关联,以知识引擎方式深入探讨聚焦知识束对区域发展的核心作用及其深层机理,将为区域开发开拓创新性思路,使其扬长避短,实现快速增长的目标.西部大开发战略再一次为大学科技园发展自身提供了极佳的时机与空间,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率先与新疆、宁夏联手共建科技园和网上教育园,东部沿海各大城市高校也纷纷寻找对口基地与项目,期望在这新一轮的发展热潮中抢占制高点,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3区域主题开发与教育科技园主题建构的互启联动

区域主题开发就是确定区域开发的主攻方向,是现代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它既反映着在大环境发展趋势下区域发展的潜在特征,又牢牢把握着区域发展的关键目标,而且对区域其它开发项目具有牵引与关联作用.实现区域主题开发,政府的宏观调控决策手段,教育科技园的知识引擎作用,市场的灵活机制运行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保证.教育科技园的知识引擎作用,一方面起着政府宏观决策时的智囊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自身产、学、研一体化或是创新知识和高新技术接力传递直接为区域主题开发服务.教育科技园区的主题建构,可以深入全面反映知识密集和经济响应对高校产业创新孵化器催化激励作用的程度,反映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改变经济活动要素构成的机理和重构空间分布结构的规律,并通过区域主题开发的定位,突破传统区域研究局限于要素、产业的有限范围,将区域突出的特征和重大课题与教育科技园区的开发方向有机的关联,形成知识经济的强大引擎,并以密集的知识束形成对区域进行综合性全面开发,发育跨区域知识传播与沟通的人才、知识、产业链,重构区域经济增长极轴和现代意义的组织管理模式,从整体上全面引入现代经济活动理念和提高区域文化素质,最终实现区域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协调和文明进步.现代经济已经从单纯重视技术和产品转向将教育与科技直接向市场转化的根本性变革,教育科技不仅决定技术与产品的品质,而且对其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市场需求程度都起着关键性的指导意义和决策作用.因此,只考虑引进和开发高新技术已不能构成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只有传统教育与科研模式经过深层裂变,使教育培养的对象和科研成果能够直接由市场进行选择,直接与开发、生产的主体合为一体,才能激发出现代经济核能,形成教育产业、科研开发、创新技术产业层次递进、相互促进、滚动推进的产业群体,才能成为启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主力军.牢牢抓住教育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大专院校集聚优势,积极调动学校的优势学科、优势项目、优势人才,进行结构调整与有机整合,逐步组成符合未来发展、适应市场竞争的学科群体、项目群体、人才群体,形成强大的集团军,投入到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突出地方优势、学科优势、产业优势,充分体现信息社会信息化、智能化、知识化的特点,探索并倡导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创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教育产业的形成,使之相互有机渗透,逐步规模化、体系化、整体化,使园区成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增长极核的强大动力,成为吸引海内外优秀学科、优秀成果、优秀人才、优秀技术的核心地区.#p#分页标题#e#

4我国东西部经济融合中的新经济增长点及其孵化过程

一般来说,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建立在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并具备先进的科研创新机制和激励环境,拥有强有力的开发条件、充足的生产保障系统和广阔的市场,而我国目前尚处于引进和传递阶段,如何解决好自身开发问题成为一切园区的核心.而在区域开发上,我国大部分地区依然是传统模式(资源-产品开发-寻找市场),区域学科研究也还是停留在产业结构和空间点轴开发、区域要素差别分析上,对创新技术与高新技术产业只是看作产业替代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而不是对传统模式的整体改变,直接影响了认识水平(如把创新等同于吸引资金).另外,与创新、高新技术缺乏完整配套的国情研究理论和成果,使很多研究成果要么难于转化,要么不符合国情和区情,难于推广.现在,我国面临入关和传统产业调整转型期,为了增强整体国力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有赶超的超常开发,也有常规的平稳过渡发展.教育科技园建构与区域主题开发将可能在东西部通道上产生一系列新经济增长点.西安、重庆以及山西的太原和临汾将围绕西部大开发的主题进行适合于本地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要素重构,实现区域增长极轴的转移与激发创新产业的最佳启动点.通过教育科技园与社区文化的融合机理,聚焦知识束对创新产业的极化作用及对区域整体的核变整合作用,达到孵化新型高新技术产业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如山西的发展战略定位应该是:启动山西经济创新产业的教育科技园区.即根据山西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将经济的重心逐步调整到创新产业上.而创新产业的基础则是知识的创新、人才的集聚、高新技术的含量和科学管理水平.山西经济历来有注重自然资源,轻视知识人才的倾向,因此对于创新技术与创新产品多依靠外埠的支持与帮助,长时期的单一模式束缚了山西人创新的意识,同时也拉大了与其它省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距离.教育科技园区的定位不应仅仅停留在观念更新的层次上,而应该成为启动与推动山西经济创新产业形成的强大动力源.启动创新产业,就是依靠教育、科技、人才、知识、技术等要素重构山西经济框架,重塑山西经济模式;启动创新产业,就是使教育、科技、人才、知识、技术等要素通过市场直接参与山西经济的活动,充分接受和消化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从而有效地缩短从人才培养到产品开发,再到产品生产及投放市场的漫长周期,提高山西产品的竞争能力;启动创新产业,就是使教育科技园区成为激发山西高校与科研单位巨大智力资源潜能的极核,成为吸引外埠人才、知识资本、创新技术的引力源,形成投资者与创业者集聚、知识信息交汇、人流物流频繁的经济旋涡,从而达到启动山西经济创新、增效、高速发展的目的.并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处于东西部经济融合交汇带的特殊地理区位,东引西进,增强经济实力.

5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西部大开发模式

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科技园、信息产业等已经成为我国科研工作和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地区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在区域战略性研究学科中缺乏现代知识经济的要素和框架结构,对现代高新技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估计不足,与区域经济要素和产业链关联分析不够,因而与我们设想的在较短时间内带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期望值相距甚远,因而使人们普遍对开发区有多大作用产生怀疑.加上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大多薄弱,需要解决的问题庞杂,单一开发区遍地开花的模式显然不能适应中国的实际,因而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以摆脱目前区域经济理论上的困难,弥补分析方法上的不足.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西部大开发模式,通过教育科技园区的主题建构,将更密切人才、知识、产业的内在联系,明确园区的定位和发展目标,彻底解决我国高科技以转手贸易为主的局面.并明确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产业与创新产业的核心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经济的核心已经移到知识密切地带,企业、资本、管理、产业都将以这一地带进行重新整合和重组运营.从而使区域主题开发取代围绕产业结构进行分析的传统模式,而是以区域鲜明的特征和创新机制开拓发展领域,使区域经济活动要素相对灵活,空间范围随之扩大,投资领域可以迅速延拓,其根据建立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知识经济引擎是区域主题开发最强大的牵引力和推动力,以教育科技园区为核心的聚焦知识束,将可能对区域开发产生深刻的影响和根本性改变,不仅对产业,而且对区域整体结构裂变发挥巨大的作用,使区域可以借知识经济高速道,快速增长、发展.

西方经济学的特征篇10

[关键词]一元结构 均衡的缺失 文化传统

一

“局”，是博弈论最基本的概念，从博弈论的视角看，大到一个世界，小到一个组织一个群体，都是一个由若干利益主体参与博弈的局，局的存在是以所有局中人的相互均衡为前提条件的。任何一个局，都不能一边倒，都必须维持局中人之间的适度均衡。[1]这正是从博奕论走出来的管理均衡论思想。竞争条件必须具有对称性，否则就不能保证竞争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而且有极大的可能性消灭竞争本身。如果发展的差距过大，甚至出现完全消除竞争对手的垄断状态，那将削弱或削除竞争，从而减缓甚至终结发展。这种均衡思想用在经济学中其作用在于使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创新和有序化。[2]

二

在解释中国为什么落后的问题上，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在中国内部一个统治王朝，一种语言，一种文化方式，这种单一性使中国失去了应有的生机”，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认为非贵族式的封建官僚制度使新思想新观念被大大限制。休谟和李约瑟都认识到了缺少竞争的重要性，但他们都没有对他们的结论再进行一次追问。科学民主在西方是自发产生的，而东方则是被逼迫去搬用和学习，因为其自身中没有内在需求。而这种内在需求的前提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中国古代状况作一个考察，会发现到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均衡，到处是一元和单向度，在每个领域都难以形成具有相互博弈力量存在的结构，博弈竞争结构的缺失导致了科学民主内部生发力的薄弱。下面从中西社会的结构形态分别对自然条件，政治结构，经济形态，学术文化等方面作了一番考察：

（一）地理上的孤独隔绝和地缘力量上的不均衡。中国处于世界东方最大的一块陆地，环视我们周围，西边是沙漠和戈壁，南面是高峰和峻岭，北面是极地和草原，东面是大海。在古代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的条件下，这样一个环境使得中华文明不断大陆化，也就是靠不断收紧扎口袋的绳子促成稳定，不断封闭内倾。比较大陆型文明和海洋型文明是非常有意思的，它们具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特点，大陆的保守、封闭、自足和海洋的开放、自由、竞争形成显明对比。大陆型文明的典型有中国，而海洋型文明的典型有地中海沿岸和西欧。[3]什么原因使得文明具有了这种不同的特性？仔细考察会发现海洋型文明几乎都是几个或者多个国家聚焦在一起形成一种力量上的准均衡态势，而大陆型文明则是一枝独秀，周围没有实力相当的国家或政治联盟，没有长久稳定的均衡和博弈。现代英国在外交上一直奉行“大陆均衡”政策，目的就是要维持欧洲大陆力量的均势。

（二）宗教、统治形式和政治结构不均衡。我国长期的专制帝制中一直没有建立在势力均衡和各阶层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结构。自上而下的单一形态，将单一性发挥到了极点，然后再由儒家宗法观念统一起来，形成没有制衡的单一集权。立法大权、财政等掌握在皇帝一人手里，“天子之事，既出圣裁，实为典要”。[4]而西方则多是通过贵族阶层间接管理的，王权受制于议会和法院。英国议会自中世纪兴起以来就掌握着批准税收的权力。议会的存在和发展制约了王权专制的程度，并为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参与政策创制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和舞台。基督教国家形成了教会的神权和国王皇帝王权的对立和制约，教皇作为教会的最高权威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实力。罗素《西方哲学史》中对这一历史有详细的描写，几乎每一次王权对教皇神权的斗争都以失败告终。反观中国，非宗教国家的现实一开始就没有力量制约皇权，宗教没有能和官僚体制形成相互制约，更没有对科学民主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最大的不均衡。

（三）小农经济的强稳定和资本主义的难产。自然经济的绝对地位使得农民、地主、皇族都与世隔绝自给自足。小农自然经济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生产出产品以供使用，所以生产的是使用价值，这种生产只会维持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不会进行扩大再生产积累财富。自然经济的发展只追求自身的平衡运动，表现为稳定状态下周期性的平衡财产关系，周期性的变法改良和农民起义正是为了达到这种平衡。[5]而欧洲工商行业却逐步摆脱了对自然经济和贵族阶层的依赖成长起来，最终产生了革命性的力量瓦解了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经济结构上的竞争制衡，也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元社会特点。

（四）儒家独尊、科举和科学土壤的干涸。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的不均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东西为基础的，即从欧几里德几何中来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后通过系统实验发现的因果律。[6]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正是西方科学最根本的两个传统，而中国与之相对应的萌芽形态正是以惠施、公孙龙名辩逻辑为代表的名家学派和道家的实验科学。儒家独尊以后，实验科学萌芽的道家和墨家，逻辑思辨的名家再没有取得可以与儒家相抗衡的地位，于是逻辑思维方法和实验精神都缺乏了。中国人不再对自然有追问的兴趣更多的加强了审视内心。一千多年的科举成了儒生制造机，春秋战国那个最黄金的时代中显现的百家争鸣消失了，道家躲入民间迷信，逻辑思维方法随着名辩家消失不见，墨家成为一个秘密武士团体学术性淡薄已不再具有影响中国文化的力量。儒学独尊造成了自然技艺与文化教育的分离，自然技艺与知识分子的分离。中国最一流的头脑和最一流的灵魂都用来征服科举考试这种失衡的体制，再也分不出心智来关注自然关注人的现实生活，这是中国的悲哀。学术和文化的均衡消亡以后，民族的创新力就跟着消亡了。科举这个独断专制的制度最有效地摧毁了中国的文化多元和学术生态平衡。在同期的欧洲，教会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大学，用于传播知识和发扬理性，课程设置中有逻辑、法律、医学、天文学等，学术在各大学得到了复兴和发展。

三

以上考察显示我国古代社会形态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强调一而排斥多的非均衡特征。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结构特征。如何解决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决定了深层民族传统文化的其他特征。天人合一，理一分殊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特征。我们为自己的一个大国家，一个大民族，一种大文化而骄傲，却没有多少人追究这虚荣的“大”背后我们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内心，失衡了就会有问题，而失去均衡的中国传统社会也必然会显现消极的后果:坚持有余而变通不够、稳固有余而活力不足、传承性出色而创造性低能、功利实用发达而真理精神缺乏。

参考文献

[1]聂正安，管理均衡论[J]经营与管理，2002，12

[2]赵应宗，面对“入世”挑战的“管理均衡”对策[J]财经研究，2001，12

[3]文贯中，李约瑟之谜与经济地理学的启示：答皮文的评论[J]经济学（季刊），2006，10

[4]明太祖实录[M]，台湾，台北史语所影印本，卷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