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十篇

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篇1

关键词：盈余分布 总体应计 特定应计 盈余管理测量

一、盈余管理的内涵界定

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财务状况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财务报表来传达给外部信息使用者。在这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会计准则允许管理层运用他们的的知识和职业判断来编制报表。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审计的不完善性，管理层在利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表的同时，也给盈余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活动空间。目前，理论界对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尚无统一认识，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引用的有以下代表性的观点。

（一）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Schipper将盈余管理定义为：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Schipper 1989）。Schipper在定义盈余管理时，虽然没有明确地对盈余管理的类型进行划分，但指出盈余管理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发生在外部披露过程的任何地方，并进一步指出，如果将盈余管理的定义稍加扩展，盈余管理还应该包括真实盈余管理，即指那些利用投资或者融资决策的时间安排来改变报告盈余或其某些组成部分的行为。由此可见，Schipper实际上根据实施手段的不同，把盈余管理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会计系统提供的机会，如管理层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通过选择会计处理方法而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另一类是通过安排研发支出水平，或者广告支出，增加或者减少生产线等真实交易而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由于很难区分真实盈余管理是用来最大化股东利益，还是盈余管理，因而与应计盈余管理相比，真实盈余管理更难被信息使用者所察觉。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突出了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是获得个人私利，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以管理层的动机或目的对盈余管理进行定义的方式欠妥，因为人的动机和意图是内心且无法观察到的东西，因此，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人们永远无法为这种定义下的“盈余管理”进行变量的界定和直接测量（宁亚平，2004）。

（二）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William.K.Scott 1997）。与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相比，Scott明确界定了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会计准则赋予的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权达到自利或者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指出了盈余管理的“合法性”，这样就把盈余管理与盈余欺诈或者说盈余舞弊区分开来。此外，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更为中性，即盈余管理可能会因为管理层的自利行为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但盈余管理的应用也有可能具有增加信息含量的作用，如应计会计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现金流量的波动，从而达到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的目的。但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过窄，因为一个企业的盈余，不但可以通过会计选择进行调整，还可以通过提前或者拖后实际经营决策来调整盈余，如在会计期末通过增加价格折扣或者优惠的信贷条件来加速存货的销售，使当期的账面盈余得以增加。

（三）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Healy和Wahlen从会计准则制订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Healy and Wahlen，1999）。在这个定义中，Healy和Wahlen明确指出了盈余管理有两种方式，即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主要利用公认会计原则所给予企业在不同会计方法以及估计之间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主要是利用真实的交易，通过对交易的性质、时间和内容进行刻意筹划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可以说是目前最全面。它对Schipper和Scott的定义进行了综合，既包含了Schipper定义中对盈余管理类型的说明，又兼容了Scott定义中的中立性，指出了盈余管理有其成本和收益，因而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目前是理论界研究应用最广的。

二、盈余管理不同测量方式的比较分析

根据近二十年来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对盈余管理采用的研究设计方法主要有即频率分布方法、总体应计模型和特定应计模型。其中频率分布法主要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用于发现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而特定应计模型既可以用于发现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还可以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一）频率分布方法 频率分布方法的特点是通过研究管理后盈余的分布密度来检测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这种方法首先假定未管理的盈余大致呈正态分布， 然后通过检验报告盈余在临界点附近的不连续分布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如果管理后的盈余明显不符合这一分布形式， 就说明公司存在盈余管理。Burgstahler 和 Dichev最早应用频率分布法估计盈余管理水平的学者，他们认为，在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下，盈余分布函数在统计意义上是光滑的，当阙值处存在盈余管理时，阙值左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值频率异常低，右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值频率异常高，从而造成在阙值处密度分布函数不光滑或者不连续，因此，可以通过检验阙值左右两侧单位区间内的观测实际数与预期数是否显著异于零，而判断盈余管理程度（Burgstahler and Dichev 1997）。在Burgstahler和Dichev研究的基础上，Degeorge等（1999）提出了利用分布函数来检验盈余管理行为，这几位学者构建了一个模型，通过对报告盈余分布密度的T检验来验证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频率分布法是从宏观层面提供了样本整体盈余管理幅度和频率的相对比例，因而频率分布法的突出优点就是，仅仅通过检查盈余的分布就可以鉴别出哪些公司有盈余管理的行为。但运用这种方法来计量盈余管理无法获得关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或者程度的信息，因而研究结果无法进一步用于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程度、经济后果、市场识别、限制因素等各方面的研究，应用领域较为狭窄。

（二）总体应计模型 总体应计模型试图根据总体应计利润和其解释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哪些应计利润是操纵型的，即用一定的模型将总的应计利润分离为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并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这方面的研究最早起源于Healy（1985）以及DeAngelo （1986），他们分别用总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变化来衡量管理层对盈余的操纵程度。继Healy和DeAngelo之后，Jones（1991）引入回归分析方法，通过控制影响总应计利润中的非操纵型因素，在总应计利润和销售收入变化以及固定资产的变化之间建立了一种线性关系。表（1）汇总了总体应计模型的几个代表人物及其模型。总体应计模型的特点是将会计盈余分为经营现金流量和总体应计利润两部分，同时又将总体应计利润按照操纵程度的难易划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两部分，操控性应计利润即代表盈余操纵的程度。但由于操控性应计利润是不可观测的，因此，通常是先设计一个模型来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然后比较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大小，如果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小于总应计利润，就证明存在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量就是二者之差。总体应计模型是从微观层面提供了样本个体盈余管理计量的绝对值，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综合反映企业的各种应计操纵行为，如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的变化，从总体上把握一个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计量相对简单，对研究企业没有特殊要求，计算出来的结果更具有普遍性。Bartov，Gul和Tsui（2001）利用操纵性应计利润和收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对这几种计量模型进行了检验和评价，检验结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能够更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但由于影响应计利润水平的因素太多，而现有的截面Johns模型和修正的截面Johns模型仅仅考虑了资产规模、收入增长等因素，没有考虑负债、盈余预期增长速度等其他经济因素对应计利润的影响，因而加大了计量偏差。孟越等（2011）进一步指出导致操纵性应计利润估计误差的原因主要包括：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企业重组；谨慎性会计原则的影响；销售策略与客户关系。McNichols曾经指出Johns模型仅仅控制了当年销售收入的增长，但是没有考虑到拥有不同长期盈余增长能力的企业其营运资本投资决策可能会有不同（McNichols，2000）。此外，根据前面对盈余管理定义的梳理，可以发现盈余管理主要包括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两种实施手段。21世纪初，为了应对接连曝光的重大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监管者有意识地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高管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交易操纵来进行盈余管理。Cohen等（2008）研究发现，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之后，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操纵行为有所遏制，但交易操纵活动显著增加（Cohen， Dey et al. 2008）。而目前的总体应计模型主要侧重于对由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而带来的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水平进行计量，对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明显估计不足，这可能会影响到计量的准确性。

（三）特定应计模型 特定应计模型的特点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应计项目或者一组特定的应计项目来建立计量模型， 以此来检测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研究某个或某些特定的行业，如银行业中的贷款损失准备、保险公司的索赔准备等。最早应用特定应计模型来研究盈余管理的是McNichols and Wilson，他们集中对坏账准备这一特定的具体项目进行了研究，提出如果管理者没有进行盈余管理，也能够对资产减值损失做出无偏估计，那么坏账准备的当期提取额应取决于管理者根据现有信息对未来冲销所作的合理预期，这样根据“坏账准备”账户的期初余额，当期冲销额，下期冲销额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回归方程如下：Provt=α0+α1Bgbdt+α2Writeofft+α3Writeofft+1+resprovt。这个回归方程式中的回归残差resprov作为坏账计提的操控性应计，用来检验一个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McNichols和Wilson是将特定应计模型应用到检测会计操纵性盈余管理，而Roychowdhury则开始将特定应计模型应用到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的检测中。21世纪初，为了应对接连曝光的重大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监管者有意识地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高管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交易操纵来进行盈余管理。Roychowdhury采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异常可操控性费用分别作为加速销售、过量生产和削减可操纵开支等操纵行为的替代指标来检验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Roychowdhury， 2006）。Cohen and Zarowin （2010）则利用 Roychowdhury （2006）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测量模型，构建了一个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额的测量公式，认为一个企业总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应该是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异常可操控性费用之和，或者是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可操控性费用之和。相对于总体应计模型来讲，使用特定应计模型方法的一个优点是这种方法研究解释变量与单一应计利润项目的关系，如果解释变量与各个应计利润项目的关系不同，如有的正相关，有的负相关，利用总体应计利润方法会因此产生误差，但具体应计利润项目可以克服这一不足。研究者可以根据对公认会计原则的理解，获得对影响应计利润的关键因素的理解，从而针对特定盈余管理手段所产生的单项操控性应计进行检验，降低了总体应计模型的噪音，因而在度量可操控性应计上的精确性优于总体应计模型；另一个优点是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那些更隐蔽的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的计量。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运用这种方法需要研究者对制度背景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清楚哪些应计利润项目纵，该方法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此外，与总体应计利润项目相比，具体应计利润项目的操纵量更小，如果所选择的具体应计项目不够敏感，则会使某些实际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无法被检测出来。

三、结论

在盈余管理的研究方面，如何准确地测量盈余管理程度一直是个难点。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的测量方面。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之后，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被收紧，公司高管通过会计操纵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受到遏制，同时为了规避责任，公司高管也越来越多地采用隐蔽性更高的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达到误导报表使用者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求理论界开发出更合理、更准确地模型来更好地衡量两种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目前在盈余管理测量方面主要存在三种测量方式，盈余分布法主要适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适应于发现会计操纵性盈余管理，而特定应计模型既可以应用于发现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也可以应用于发现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但采用特定应计模型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不同手段，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特定项目单独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宁亚平：《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会计研究》2004年第9期。

［2］宁亚平：《盈余管理本质探析》，《会计研究》2005年第6期。

［3］孟越等：《基于盈余分布密度检验的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年第2期。

［4］夏立军：《国外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年第10期。

［5］Burgstahler， D. and I. Dichev.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7.

［6］Cohen， D. A.， A. Dey， et al. 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 and Post-Sarbanes-Oxley Periods， Accounting Review，2008.

［7］Cohen， D. A. and P. Zarowin ，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

［8］DeAngelo， L. E. Accounting Numbers as Market Valuation Substitutes： A Study of Management Buyouts of Public Stockholders，Accounting Review，1986.

［9］Dechow， P. M.， R. G. Sloan， et al.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Accounting Review，1995.

［10］Degeorge， F.， J. Patel， et al. Earnings Management to Exceed Thresholds，Journal of Business，1999.

［11］Healy， P. M. The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Decis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5.

［12］Healy， P. M. and J. M. Wahlen. 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d Setting，Accounting Horizons，1999.

［13］Jones， J. J.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

［14］McNichols， M. F. Research Design Issues in Earnings Management Studie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0.

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篇2

关键词：盈余管理 动机 计量方法 真实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实证会计理论中的报酬计划假设。从会计学视角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不仅能加深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而且能促进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对会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盈余管理的定义

（一）国外研究综述

盈余管理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美国会计学家Schipper（1989）发表的《盈余管理评述》一文，将盈余管理定义为一种“披露管理”行为。即强调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基于个人利益动机，有目的的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而不是为保持财务报告对外报出的中立性。加拿大会计学家Scott（1997）界定盈余管理为企业管理层在GAAP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自身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即强调盈余管理行为不会超出会计准则规定的范围且具有经济后果。美国学者Healy和Walen（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在规划交易和编制财务报告过程中运用职业判断来编制财务报告，旨在“误导”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结果。即强调盈余管理不仅可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调整财务报告，还可通过规划交易调节财务报告。

综上，国外学者主要从盈余管理的主体、目标、“误导”对象、性质等不同角度对盈余管理的定义进行了阐释，其中Healy和Walen的观点是国外学者广泛接受的定义。

（二）国内研究综述

陆剑桥（2002）提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做出的一系列会计选择。宁亚平（2004）指出盈余操纵包括盈余造假和盈余管理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是管理者在法律规范的制约下能够选择的盈余操纵行为，并可进一步细分为“会计盈余管理”和“实际盈余管理”。包世泽（2008）在对国内外现有研究进行总结之后，认为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管理者为确保自身利益，使财务报告的盈余水平达到预期目标，而对公司财务报告盈余进行操作的一系列机会主义行为。

综上，国内外对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观点，但都一致认为：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层，客体是企业财务报告，目的是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

盈余管理的动机

（一）国外盈余管理动机研究

契约动机：Healy（1985）在其发表的《分红计划对会计决策影响》一文中，对盈余管理的契约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主要基于会计盈余数据，一般体现在债务契约和管理者薪酬契约两方面。资本市场动机：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通过进行盈余管理，来影响公司股价，旨在达到预定目标或分析师的预测。监管动机：是为迎合或规避相关监管的要求，其监管主要包括反托拉斯监管、行业监管及其他监管。

（二）国内盈余管理动机研究

IPO动机：在我国盈余数据一直是判断公司股票发行与上市的硬性指标。裴新春（2008）对2006-2008期间深交所A股研究，发现较多中小板企业在IPO后续年份的业绩较发行前相比显著下降，即表明公司为能IPO而进行了盈余管理。避免ST及维持上市资格动机：吴联生（2007）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都存在避免亏损的盈余操纵行为，且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和频率明显高于非上市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为避免被ST或终止上市而进行了盈余管理。增发新股动机：章卫东（2010）发现，在增发股票时，由于定向增发新股的对象不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式也会不同；若新股对象是关联方，上市公司则会有通过盈余管理降低股价的动机，若新股对象是机构投资者，则会有通过盈余管理提高股价的动机。避税动机：董巧敏（2010）对企业是否基于避免税收而进行过盈余管理做了实证研究，发现财务能力较强的国有企业比财务能力较弱的私营企业做了更多盈余管理活动；同时，在国有企业中，规模较大的国企与规模较小的国企相比，基于税收动机的盈余管理相对不明显，这主要是因规模较大的国企除实现盈利之外，还有较多的社会目标，因此，更易受到税务部门的监管。

盈余管理的表现方式

（一）应计盈余管理

应计盈余管理是指通过利用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调整等对应计项目进行会计操纵。Rao（1998）发现IP0公司常将坏账准备和固定资产折旧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Keating（2000）对折旧方法、折旧年限、残值估计变更进行检验，发现折旧政策不经常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由于会计估计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很难对其准确性和合理性进行评判，因此为盈余管理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王生年（2008）提出上市公司进行会计操纵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运用营运资金项目，尤其是存货项目、应收应付项目。

（二）真实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是指通过构造具体交易并控制交易时间来实现盈余管理的行为。主要特征在于不仅影响企业当期利润，而且影响当期现金流量，并对二者的影响程度不同向，主要为达到应计盈余管理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及规避日益加强的外部监管，成为盈余管理研究的新热点。主要有三种手段：削减企业期间费用（如员工培训、福利费等）（Mittelstaedt，1995；Beatriz，2008）；进行生产操控（如扩大产品产量，降低产品单位成本）、销售操控（如异常削价促销和放宽信用条件）、费用操控（如减少研发开支、广告开支）（干胜道，2006；张俊瑞，2008）；利用关联方交易，操纵会计利润（孟焰，2006；张秀梅，2008）。

虽然应计盈余管理是当前研究主流，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计项目操控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较多公司选择通过操控真实活动来实现盈余管理，而且国内外学者也已经把盈余管理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全新高度，即不仅关注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而且更多的关注真实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

（一）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主要指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与外部经济形式。Leuz（2003）对不同国家盈余管理的差异性进行系统实证分析后发现，在法律得到有效执行的国家，公司发生盈余管理的频率较小。美国Gunny（2010）通过对萨班斯（SOX）法案施行前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进行调研后发现，在SOX法案通过之前，经营者主要利用应计盈余管理，而在该法案通过之后却出现了强烈逆转，即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强度骤然下降，真实盈余管理的强度极度上升。王彦超（2008）发现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则遭受诉讼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在诉讼发生当年，通过盈余管理来操纵公司利润的可能性也越大。

（二）内部治理

内部治理指公司的治理机制，包括股权结构和董事会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股权结构：主要集中在股权结构和股权集中度两方面。Chung（2002）的研究发现，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高，就越能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王化成（2006）认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或股权集中度）越高，盈余质量越差。

董事会：董事会在监督财务报告编制及其披露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Ching（2002）发现公司董事层规模与当期应计盈余管理呈正相关；April Klein（2002）研究得到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独立性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Beatriz（2008）提出，在董事层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越高，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幅度就越小。而国内目前在此方面的研究较少，杨清香（2008）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后得到，董事会的会议频率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不明显负相关；董事会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不存在显著关系。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一致认为：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都呈负相关。而国内研究却有不同结论：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三种关系；审计委员会成立与此则有负相关、不相关两种结论。这充分说明了国外公司治理机制比较完善，国内仍需不断改进。

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

（一）总体应计利润法

总体应计法是国外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基本思路是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将企业的全部应计利润划分为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两部分，并通过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常用模型有Healy（1985）模型，Jones（1991）模型、（1995）模型，Industry模型（1991）等。

而国内多数围绕Jones模型及Modified Jones（改进）模型展开研究：顾振伟（2008）提出了基于公允价值理念的扩展Jones模型，体现为在计算总体应计利润时扣除了资产减值准备，并考虑了无形资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蒋平（2009）金融危机时，依据Modified Jones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各公司间的盈余管理差异较大，但都存在可操控金额明显增加的情况。

（二）具体应计利润法

具体应计利润法与总体应计利润法相比，研究对象更为具体，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行业中某个或某类金额较大且需管理当局进行职业判断的特定应计项目。Mcnicholas（1988）最早提出该方法，并通过此方法构建相应模型，对上市公司的坏账准备进行了研究。该方法主要集中于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准备（Collins，1995）和保险业的索赔损失准备（NcNichols，1998；Nelson，2000）。而国内学者对此方法研究较少，多集中在资产减值研究：代冰彬等（2007）采用特定应计利润法对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动机进行研究表明，当管理层想利用减值准备来操纵应计利润时，此盈余管理动机不受减值类型选择的影响。

（三）频率分布检测法

频率分布检测法是从盈余管理后的结果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一种方法。应用思路是假定未经过盈余管理的盈余大致呈现正态分布，若此时盈余明显不符合这一分布形式，则表明存在盈余管理。常用检测方法有直方图和构造概率密度函数。Zcckhauscr（1999）通过直方图和构造概率密度函数，构建t统计量，以此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主要缺陷是直方图法具有一定的随意性；陈小悦（2000）运用该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配股政策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随配股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综上，以上三种方法是国内外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常用方法，各有利弊。国内所用各种计量的最初模型都源于国外，是对国外模型进行修改、拓展后用于我国资本市场研究，缺少创新的计量方法。因此，目前国内外尚未发现完善的测度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

结论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及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盈余管理的研究已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高度。即在实务中管理者盈余管理的重心已从应计制转到真实盈余管理，而且国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趋于成熟，国内研究却相对欠缺。因此，真实盈余管理将是未来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启示进一步研究如下：盈余管理的动机：国内盈余管理动机主要集中在IPO、维持上市等领域，而不像国外盈余管理动机呈多元化、多层次的趋势。因此，对盈余管理与债权人、公司高管人员薪酬、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的关系需进一步研究。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国内对如何测度盈余管理主要沿用国外方法与模型，明显存在局限性。因此，对计量方法的创新设计及适合我国实际情况模型的选择需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宁亚平.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J].会计研究，2004（9）

2.秦天，刘亚琳.盈余管理动机分析与评价[J].会计师，2009（2）

3.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9（9）

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篇3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商业模式；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3-0037-08

一、前言

从传统经济沃尔玛、丰田、戴尔，到新兴经济中Google、Facebook、Apple等的成功，使学术界和实务界意识到商业模式的重要性。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

广义虚拟经济（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是指同时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且往往是以心理需求为主导），或者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一类新型经济（林左鸣，2010）。具体包括体育、教育、健康卫生、旅游、、收藏、古玩、展览、动漫、电影、音乐、绘画、文学等多种产业形态。

之所以关注广义虚拟经济的商业模式，一方面是因为广义虚拟经济可能以其独特的经济领域，开创新的商业模式，较早的案例如“超级女声”、近期的案例如“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从而需要对其商业模式进行归纳和总结；另一方面从广义虚拟经济自身成长来讲，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有必要从商业模式这一角度进行认真的思索。

林左鸣教授（2010，P428-440）较早从广义虚拟经济与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实践角度论及了广义虚拟经济的商业模式问题。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借用魏炜和朱武祥（2009；2012）发展的商业模式模型，首先对广义虚拟经济类企业的商业模式的特点和类型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利用在国内外上市的广义虚拟经济类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指出我国广义虚拟经济在商业模式方面现存的问题。

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广义虚拟经济在传媒出版、旅游、教育文化、影视娱乐、保健等产业方面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正成为资本市场一只重要的力量，但在盈利模式方面，绝大部分公司仍然采取传统的产品（服务）收费这一传统的盈利模式。此外还发现国内广义虚拟经济类企业所采取的商业模式相对于国外上市企业更趋于传统和保守，未来存在很大的创新和发展空间。

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商业模式相关理论；第三部分对广义虚拟经济商业模式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对广义虚拟经济商业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指出我国广义虚拟经济在商业模式方面尚存在的问题；最后结论。

二、商业模式相关理论

目前关于商业模式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商业模式的概念；（2）商业模式的构成体系；（3）盈利模式类型。

（一）商业模式的概念

Timers（1998；1999）认为商业模式是关于产品、服务和信息流的体系结构。Afush和Tucci（2000）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系列已经计划好并在不断更新的帮助企业赚钱的经营活动，它需要回答利润从何处来、给顾客提供什么价值、服务什么样的客户、如何定价产品、如何支付、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及如何维持相对优势等一系列问题。Amit和Zott（2000）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创新的焦点，以及企业为自己、供应商、合作伙伴及客户创造价值的决定性来源。Rappa（2004）将商业模式视为做生意的方法，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模式。Osterwalder，Pigneur和Tucci（2005）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概念性工具，包含大量的商业元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

国内学者魏炜和朱武祥（2009）认为商业模式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最终体现为获得资本市场认同的独特企业价值。乔为国（2009）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创造价值的逻辑，即企业在一定的价值链或价值网络中如何向客户提品和服务并获取利润，通俗地说就是企业如何赚钱。总体来说，目前对商业模式尚无统一的定义。

（二）商业模式的构成

魏炜和朱武祥（2009；2012）、乔为国（2009）、魏江等（2012）分别对商业模式的构成体系进行了研究，下面着重介绍魏炜和朱武祥（2009；2012）的研究成果。魏炜和朱武祥（2009；2012）认为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的构成包括定位、业务系统、盈利模式、关键资源能力、自由现金流结构及企业价值六个方面（图1）。

1.定位

定位是指企业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它决定了企业应该提供什么特征的产品或服务来实现客户的价值。企业对于自身的定位直接影响到企业需要构筑何种“物种”的商业模式，是其他有机部分的起点。

2.业务系统

业务系统是指企业达到定位所需要的业务环节、各合作伙伴扮演的角色以及利益相关者合作与交易的方式和内容。高效的业务系统不仅仅是赢得企业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本身，因而是商业模式的核心。

3.关键资源能力

业务系统决定了企业所要进行的活动，而要完成这些活动，企业需要掌握和使用的一整套复杂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技术和能力，这些资源和能力被称之为关键资源能力。因此关键资源能力是商业模式运行背后的逻辑，是其运营能力有别于竞争对手并得以持续发展的背后支撑力量。

不同商业模式要求企业具备不同的关键资源和能力，同类商业模式其业绩的差异主要源于关键资源能力的不同。同样是餐厅，高档餐厅、连锁快餐、送餐的关键资源能力各不相同。高档餐厅以环境、质量取胜，连锁快餐以标准和快速取胜，而送餐则以中央厨房管理和运作取胜。

4.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是指企业如何获得收入、分配收入、赚取利润。一个好的盈利模式可以产生多种收入来源，传统的盈利模式往往是企业根据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收取费用，而现代盈利模式其收入来源可能来自第三方付费。因此传统盈利模式的成本结构与收入结构一对应，而现代盈利模式中的成本和收入结构则不一定完全对应。

5.现金流结构

现金流结构是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扣除现金投资后的状况，其贴现值反映了该商业模式的企业价值。不同现金流结构反映企业在定位、业务系统、关键资源能力以及盈利模式等方面的差异。轻资产公司之所以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是因为其现金流结构能够在早期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就可以带来后期持续的较高回报。

6.企业价值

企业价值是企业预期未来可产生的自由现金流的贴现值，对上市公司而言，企业价值表现为股票价值。如果说定位是商业模式的起点，则企业价值是企业商业模式的归宿和落脚点。企业价值由其成长空间、成长速度决定，好的商业模式具有更高的企业价值。

商业模式的六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相同的企业定位可以通过不一样的业务系统来实现，同样的业务系统可以有不同的关键资源能力、不同的盈利模式和不一样的现金流结构。

（三）盈利模式类型

魏炜和朱武祥（2009；2012）提出一个收入成本两维盈利模型（图2），横坐标表示三种收入来源：直接顾客、直接顾客和第三方顾客及第三方顾客；纵坐标表示四种成本承担模式：企业、企业和第三方伙伴、第三方伙伴及零可变成本，根据收入来源与成本承担者的不同组合，形成12种盈利模式。

从图2可以看出，收入来源可以不是直接客户，而是第三方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成本和费用也不一定由企业自己承担，可以转移给其他利益相关者。下面主要分析现实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模式0、模式1、模式2、模式5。

盈利模式0：由企业支付成本并从直接顾客获取收入，即“做什么就靠什么赚钱”，大多数实体经济采取这种模式，属于传统的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1：企业自身承担成本提品或服务，从直接顾客和第三方获取收入。比如杂志，既向读者收取订阅费用，同时向在其杂志广告的企业收取广告费。

盈利模式2：企业投入成本提品或服务，直接顾客免费消费，第三方支付费用。比如电视台、电台、免费杂志。此外互联网领域的搜索引擎（Google）、腾讯QQ、奇虎360都采取了类似的商业模式。

盈利模式5：企业和第三方承担生产成本，第三方顾客支付价格，直接顾客零价格。比如2005年“超级女声”案例中，蒙牛提供赞助和宣传、天娱负责选手培训、赛事策划和商业包装、企业支付广告费、移动与联通提供短信平台、观众免费观看并短信投票，而湖南卫视提供频道并获取以上活动的收入（其中一部分与第三方企业，如移动和联通分成）。

在以上盈利模式1、盈利模式2、盈利模式5中，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三方的广告收入。而之所以有企业愿意投放广告，关键在于该类商业模式吸引力了相当规模的受众，因此有人称之为“注意力经济”。

除上述盈利模式之外，“剃须刀+刀片”模式是现代很多制造业采取的盈利模式。该模式最初来自吉列公司发明的“剃须刀+刀片”捆绑销售策略。在该模式下，企业通过低价甚至免费提供主业产品，从而锁定用户，然后利用业务的关联性，在衍生业务或延伸业务中获取更大的利润以弥补主业产品的微利或亏损。

三、广义虚拟经济商业模式

（一）广义虚拟经济商业模式的特征

1.产品内容上有别于实物经济

在林左鸣教授（2010，P428-440）看来，广义虚拟经济给商业模式带来的最大革新在于，该类经济立足于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满足心理需求的商品。具体地，该商品可能是一种物质商品，也可能是一种非物质化的服务，前者如工艺品、绘画、书籍、体育用品、奢侈品等，后者如教育、咨询、展览、美容、整形、保健卫生、电影、音乐、娱乐、旅游等。

除以上单纯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之外，体验经济在同一过程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物质产品，而且还提供了精神价值，且精神价值往往数倍于实物价值。因而广义虚拟经济与传统实物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出售的不是实物产品，而是出售具有心理作用的虚拟价值产品。从交换关系看，传统实物经济交换过程为G-W，而广义虚拟经济交换过程为G-X，这里G表示货币，W表示实物产品，X表示虚拟价值产品。由于广义虚拟经济所提供的产品内容不一样，因而从企业的战略定位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虚拟经济确实提供了有别于传统实体经济的商业模式和经济范式。

2.生产过程上有别于实物经济

从生产过程来看，传统实物经济表现为规模化、批量化与标准化的特征，而广义虚拟经济则表现为个性化、定制化、单件生产的特征。比如奢侈品（劳斯莱斯汽车、名表等）、工艺品可能会根据客户的兴趣爱好进行手工定制；教育者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因材施教；美容和整形需要根据客户的审美爱好实施手术，而绘画、音乐往往是单间作品，旅游则具有各个地方地理和历史文化的唯一性。

3.塑造概念、挖掘题材，获取注意力

由于人类具有喜新厌旧和精神需求多样性、无止境的特点，因此通过塑造某种概念、发掘某种题材，从而获取人们的注意力，再在广泛注意力基础上开拓商业利益是广义虚拟经济区别于实物经济的又一典型特征。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奥运会、世界杯等各种体育赛事以及音乐、相声、舞蹈等各种娱乐赛事的举办。

（二）广义虚拟经济的主要盈利模式

1.传统盈利模式。比如工艺品制作、绘画、书籍、体育用品、保健品、药品、奢侈品、教育、咨询、美容、整形、保健卫生等行业。这些行业的企业通过向购买其产品或服务的客户收取费用获得收入，同时自己承担产品或服务过程中的相应成本。

2.企业投入成本，从直接顾客和第三方获取收入的盈利模式。比如报章杂志、音乐会、展览会、电影、等行业，这些企业一方面可以获得杂志定于、门票等形式的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获得第三方企业的广告收入。

3.企业投入成本，直接顾客免费消费，第三方支付费用的盈利模式。比如有线电视、无线电视、网络电视、无线电台等传媒业，“中国好声音”、“非诚勿扰”等娱乐节目。在这些行业中，直接顾客（公众）不需支付费用，企业主要通过第三方广告人收取费用，获得收入，相应的经营费用由企业自己承担。

4.企业和第三方承担生产成本，第三方顾客支付，直接顾客零支付的盈利模式。比如“超级女声”，直接顾客（公众）免费观看，湖南卫视通过第三方广告人获得收入，中间的经营成本则由湖南卫视与第三方蒙牛和天娱公司来共同承担。

5.组合及衍生盈利模式。比如迪斯尼主要业务包括娱乐节目制作、主题公园、玩具、图书、电子游戏和传媒网络等多种业务组合；又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不仅播出电视五百多集，后续还推出玩偶、图书、舞台剧、手机游戏等多种相关产品。

四、我国广义虚拟经济商业模式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数据来源于对深沪证券交易所及在国外上市的广义虚拟经济类上市公司的长时期手工收集和资料整理。截至2011年底，共获得134个样本④，其中在国内上市有87家公司，在国外上市有47家公司，主要分布在传媒出版业（39家）、教育文化业（25家）、旅游业（30家）、影视娱乐业（14家）、保健业（13家）、体育产业（5家）、管理信息咨询业（6家）、会展业（1家）、婚恋业（1家）（表1）。

2011年国内共有上市公司2342家，87家公司数量占比为3.7%。虽然这一比例不算太大，但由于我国公司上市门槛较高，这一数量和比例说明广义虚拟经济在我国已经获得相当重要的经济地位，并表现出成功的商业模式。在各产业公司数量分布上，表1显示传媒出版业公司共39家，占比为29.1%；紧接着的是旅游产业30家，占比为22.4%；教育文化产业25家，占比为18.7%；影视娱乐业14家，占比为10.5%；保健业13家，占比为9.7%，说明目前在广义虚拟经济各细分行业中，传媒出版业、旅游产业、教育文化业、影视娱乐业、保健业所展现的商业模式更为成熟和稳定。

表1同时显示在国外上市共47家，占总数的35.1%，这部分公司主要集中在视频服务、门户网站（20家，占比42.6%）、教育培训（12家，占比25.6%）、连锁酒店或票务（4家，占比8.5%）、游戏开发（7家，占比14.9%），婚恋中介服务（1家，占比2.1%）等跟互联网相关的新兴经济领域。相比之下，国外上市虚拟经济企业商业模式更为新颖，而国内上市广义虚拟经济企业的商业模式更趋传统和保守。当然从另外角度也说明国外资本市场对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的商业模式的包容性，而国内资本市场由于制度及投资者原因对新的商业模式支持力度还不够，比如大多教育培训类公司赴国外上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内政策或民意对教育产业化的反对。

（二）广义虚拟经济盈利模式类型及分布

由于一个企业往往存在多种业务，为了分析广义虚拟经济的盈利模式类型及分布，本文在各家公司2011年年度经营报告或经营情况陈述基础之上，对其所从事的主营业务进行分析，然后根据魏炜和朱武祥（2009；2012）所倡导的盈利模式进行分类，最后获得广义虚拟经济的盈利模式类型及分布（结果见表2）。

1.传媒出版业盈利模式

传媒出版业代表性公司有电广传媒、歌华有线、新华传媒、博瑞传播、北巴传媒、出版传媒、浙报传媒、新浪、搜狐、网易、乐视网、当当网、百度、分众传媒等，主要提供信息传播、图书杂志出版等业务员。

盈利模式主要包括盈利模式0、盈利模式1和盈利模式2，其中盈利模式2占主要地位。比如新华传媒主要通过出版图书获得收入，而当当网主要通过销售书籍获得收入，因此属于盈利模式0。博瑞传播通过报纸和广告获得收入，歌华有线通过信号传输和广告获得收入，因此属于盈利模式1。北巴传媒、新浪、搜狐、网易、乐视网、分众传媒主要通过广告费的方式获取收入，百度则通过被搜索方获得收入，因此属于盈利模式2。

2.教育文化业盈利模式

教育文化产业代表性公司有新东方、学而思、新南洋、方直科技、齐心文具、天舟文化等，这些公司通过提供教学培训、教育软件、文化教学用品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来获得收入，并承担相应成本，因此属于传统盈利模式。

3.旅游产业盈利模式

旅游产业代表性公司包括张家界、峨眉山、黄山旅游、中青旅、携程、如家、全聚德、湘鄂情、涪林榨菜等，主要提供旅游景点、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票务等方面的服务。其中张家界、峨眉山、黄山旅游等公司主要通过旅游景点、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服务获取收入；中青旅通过旅游服务获取收入；如家通过酒店客房获取收入；全聚德、湘鄂情通过餐饮服务获取收入；涪林榨菜通过地方特色产品获得收入，因此这些公司属于传统盈利模式。比较特别的是携程的盈利模式，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客房、机票的费及网上广告费，因此属于混合盈利模式。

4.影视娱乐业盈利模式

影视娱乐业代表性公司包括华谊兄弟、华录百纳、博纳影业、姚记扑克、巨人网络等，姚记扑克主要通过出售扑克牌获得收入，因此属于传统盈利模式；华谊兄弟、华录百纳主要提供影视制作、电影院线、艺人经纪等多种服务，因此包括盈利模式0、盈利模式1、盈利模式2、盈利模式5等多种模式；巨人网络主要通过出售游戏软件及在线游戏因此总体上属于盈利模式0。

5.保健产业盈利模式

保健产业代表性公司包括蒙发利、桑乐金、汤臣倍健、健特生物、健康元、交大昂立等13家上市公司，其中蒙发利、桑乐金主要提供保健器材；汤臣倍健、健特生物、健康元、交大昂立主要提供保健食品或饮料，因此属于传统盈利模式。

6.体育产业盈利模式

体育产业代表性公司目前包括中体产业、青岛双星、探路者、泰亚股份、信隆实业五家上市公司，主要从事赛事服务、户外服装、鞋品、户外装备、自行车、健身器材制造的生产，公司通过向顾客出售这些产品来获得收入，因此属于传统的盈利模式。

7.管理、信息咨询服务盈利模式

该行业代表性公司有蓝色光标、上海钢联、东方财富、诺亚财富、金融界、泛华保险，其中蓝色光标主要提供品牌管理服务；诺亚财富主要提供理财管理咨询服务；上海钢联、东方财富、金融界、泛华保险主要提供金融资讯服务，因此主要属于盈利模式0，部分业务属于盈利模式1。

8.会展及婚恋业盈利模式

目前明确将会展纳入业务的公司是汉商集团，通过会展服务，获取收入，因此属于盈利模式O。婚恋产业公司（世纪佳缘）通过贴邮票、相亲联谊活动的门票费、婚庆产品服务费来获取收入，因此囊括了多种盈利模式。

从广义虚拟经济类上市公司总体来看，盈利模式0被提及107次，盈利模式1被提及23次，盈利模式2被提及24次，盈利模式5被提及2次，组合盈利模式被提及14次，由此可见传统的产品（服务）收费这一传统的盈利模式在广义虚拟经济各盈利模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从盈利模式多样性来看，传媒出版业、影视娱乐业和婚恋产业外存在多种盈利模式，其他产业盈利模式则较为单一，未来还存在很大创新空间。

五、目前我国广义虚拟经济商业模式尚存在的问题

1.整体产业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

目前我国已经涌现出一批数量可观的广义虚拟经济类上市公司，但相对于广义虚拟经济发展的趋势，现有上市公司数量规模尚小，未来期待更多公司上市。

林左鸣教授（2010，P367-399）着重分析了古玩艺术、教育产业、健康卫生、体育产业、娱乐产业、影视文化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但目前上市公司中并没有专门从事古玩艺术品交易、生产、鉴定等内容的企业；又比如体育产业中，目前尚无球队或俱乐部上市的案例，而英国曼联足球俱乐部已于1991年在伦敦交易所上市，在2012年8月10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再度上市；健康产业目前所在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健康器材和药品的生产，尚未涉足美容、整形方面的业务；婚恋产业市场很大，但目前国内尚未专门从事婚恋业务的上市公司。其他会展业、咨询、信息业所在上市公司数量也都非常有限。总体来看，我国广义虚拟经济产业有待进一步市场细分，产业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

2.商业模式有待进步一步创新

目前我国古玩、文物、艺术品交易市场很大，但缺乏好的商业模式。发端于2009年的文化艺术品份额交易（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尝试，但由于各地一窝蜂地建立以及投机交易的原因，国家并不鼓励，进入2012年以来，已有多家文交所取消证券化艺术品交易。

在体育产业中，目前大部分企业从事户外服装、户外装备、鞋品、自行车、健身器材等实物产品的生产，本质上属于制造业。而真正意义上把体育运动跟传媒、娱乐结合起来商业模式和公司还没有出现。较早从事体育产业的中体产业，2011年年报显示，跟体育产业有关的业务仅占营业收入的11.2%，而跟房地产、物业管理、工程承包的收入比例却高达81.9%，说明该公司已经偏离主业。体育专业频道如CCTV-5，虽然具有很好的商业前景，但由于国有垄断和体制原因，该频道商业模式富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并未充分释放出来。

3.现有公司待进一步做大做强

现有广义虚拟经济类各上市公司有待进一步做大做强。以国外娱乐产业为例，美国影视制作比较著名的公司包括华纳兄弟（Warner Bros.）、派拉蒙（Pararnount）、20世纪福克斯（20th Century Fox）、索尼/哥伦比亚（sony/Columbia）、迪士尼（BuenaVista）和环球影业（Universal），这些公司都采取集团化经营，规模很大。

再以国外体育产业为例，麦迪逊花园（MSG）是美国一家集体育、娱乐及媒体业务为一体的多元化公司。目前运营着NBA纽约尼克斯队、NHL纽约巡骑兵队，WNBA纽约自由队、AHLHartfordWolfPack四只支球队，同时还运营着麦迪逊广场花园馆、麦迪逊花园剧院、无线电城音乐厅、彼康剧院和芝加哥剧院5家大型体育和娱乐场馆。此外，MSG还拥有电视频道MSG、MSG Plus、Fuse、Fuse HD等来作为其媒体传播渠道。相比之下，我国广义虚拟经济各上市公司规模太小，有待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

六、结论

本文首先对商业模式相关理论文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广义虚拟经济商业模式的特点及类型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对我国在国内外上市的广义虚拟经济类公司的商业模式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指出目前我国广义虚拟经济在商业模式方面尚存在的问题。

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篇4

【关键词】成本；盈余管理；安徽省

一、研究意义

时至今日，股权分置改革己经大体上完成。从理论上来说，股权分置改革应该能够对上市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起到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较短的历史，之前存在的计划经济的影子依然存在，中国的企业治理结构依然有待近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还处于发展阶段，制度相对不够完善，在较强动机的促使下，企业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盈余管理。

最近几年，盈余管理成为我国上市企业进行企业治理的一种主要方式，美国雪普（Katherine schipper，1989）定义盈余管理为有目的的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为了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企业采取盈余管理方式后，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就会有一些数据被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故意的歪曲了，使得企业所公布的财务信息不能客观的反映企业业绩和真实的盈利能力，误导了广大公众和投资者，因而不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一方面，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问题，促使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行为掩盖其对股东利益的侵蚀，以保证自己在企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控股股东与债权人以及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促使控股股东与管理层进行合谋通过盈余管理粉饰财务报告，欺骗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因此，为了使企业所提供的财务数据更加可信，可以通过有效地控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和改善上市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来提高企业提供财务数据的可信性。

二、文献综述

George Emmanuel Iatridis（2012）认为，不同体制环境的法律的和金融的特征会对企业的财务报告和灵活性以及不同类型审计师（即，大型的审计和小型的审计）的前景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意味着稳健的盈余水平和企业的体制背景及企业的能力一样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这进一步意味着，大型审计师在不同质量标准的审计或咨询程序下的设置是不相同的。

林钟高，徐正刚（2002）从企业治理结构角度出发，系统研究了内外两部分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比较了英美和日德两种治理结构模式下盈余管理的不同特征；然后结合中国实际探讨盈余管理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并提出了一些规范化的对策。

戴小洋（2012）选用沪深两市2005至2009年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和成本之间的关系，表明过度的盈余管理必然会导致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加大了成本，并且盈余管理和成本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盈余管理和成本的关系的理论研究

委托人根据会计信息进行经济决策（如是否订立契约、是继续执行契约还是终止执行、是否重新谈判修订契约等）；作为人的企业管理当局也需要运用一定的会计信息这一工具，向各委托人传递自己履行契约情况的信息，以解除自己的受托责任。这就使得企业管理当局提供的财务报告数据在大量契约的订立、执行和监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委托人与人之间互通资讯的工具。企业管理当局享有对会计信息的控制权，在初始契约不完善和沟通摩擦客观存在的条件下，它常作为评判企业管理当局是否履行契约的依据，如果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人将利用其拥有的信息优势及特权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修正”契约标准，这样盈余管理就产生了。

四、实证分析

1.研究方法

本文拟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冲突产生的根源开始，首先根据前人学者的研究，选取总资产周转率作为指标来衡量成本并进行描述性统计，进而通过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列举影响上市企业成本大小的一些因素，选取总资产周转率来计量成本，并选用横截面Jones修正模型来计量盈余管理，通过Eviews6.0软件对安徽省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成本和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

2.样本选择

本文实证研究的样本数据选取2007-2012年的两省的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由于在利用横截面Jones修正模型时对非可操控应计利润需要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所以样本的选择范围为2006年12月31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2006-2012年间公布了年报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剔除掉数据不全的企业样本，选取39家公司样本。

3.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设计

4.控制变量的设计

我们选取托宾Q值、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作为控制变量。

五、结论

（1）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做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托宾Q值、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盈余管理程度等都可以影响公司的成本。我们可以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改善投资者构成、建立健全管理者激励机制、加大信息披露等来降低成本。

（2）本文结果表明，安徽上市公司的成本和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成本越大，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

参考文献

[1]Manohar Singh，Wallace N.Davidson III，Agency costs，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7（2003）：793-816.

[2]Jianxin（Daniel）Chi，Manu Gupta，Overvaluation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3（2009）：1652-1663.

[3]蔡吉甫.企业治理与成本关系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07（5）.

[4]苏冬蔚，林大庞，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企业治理[J].经济研究，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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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篇5

关 键 词：审计意见；会计选择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5-0042-04

一、引言

盈余管理包括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计选择盈余管理通过会计方法（政策、估计等）的选择实现盈余管理。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构造真实的交易活动，实现盈余管理。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受制于以前各期应计水平的高低，较易被察觉。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之相比更不易被察觉，空间更大，但具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将直接造成公司价值的减损，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对两种方式盈余管理进行选择，随着会计制度的不断健全，会计选择盈余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小，公司将更倾向于选择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 [1] 。已有研究都集中在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并且存在较大分歧，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还尚未涉及。 研究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已有关于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基本都借鉴Lennox[2] 的方法，将审计意见简单划分为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 不同类型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简单两分的方法可能导致信息利用不足， 降低解释能力。 将审计意见简单两分， 只能检验盈余管理较高的公司是否具有更高的概率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 不能区分具体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类型， 无法检验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具体类型是否因盈余管理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更高的盈余管理是否更容易被出具更差类型的审计意见。本文在对审计意见细分的基础上，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检验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审计师是否能够依据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出具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

二、文献回顾

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Francis和Krishnan（1999）研究发现应计利润越高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3] 。Bartov等（2000）认为当审计市场有效时，审计师应该能够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 [4] 。Johl等（2007）研究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越高 [5] 。与以上研究结论相反，Butler（2004）研究发现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原因在于公司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而与公司的盈余管理无关 [6] 。

国内盈余管理和审计意见的研究同样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李维安、王新汉（2004）研究发现通过非经营性活动进行的盈余管理越多的公司，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 [7] 。余怒涛、沈中华等（2008）认为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盈余质量更差，年报披露及时性更低 [8] 。刘继红（2009）认为审计师能够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为投资者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9] 。薄仙慧、吴联生（2011）得出与以上研究截然相反的结论，信息风险能够增加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不具有显著的关联 [10] 。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对盈余管理能否影响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还没有涉及，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检验。已有研究多是将审计意见简单划分为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可能导致信息损失。本文尝试在遵循审计意见自然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会计选择和真实活动两种方式的盈余管理能否影响审计意见，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三、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我国资本市场IPO、再融资、报牌、退市等对公司盈余数量都有严格要求，管理层可能出于红利计划、政治成本和债务契约等进行盈余管理。审计师是具有相关知识、经验的专业人员，应该能够合理分析公司的盈余情况，运用自己的专业判断，形成审计意见。 由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依据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报告的会计盈余信息，盈余管理增大了对投资者行为的误导程度，因此作为会计信息保险人的注册会计师将面临更大的诉讼风险，高质量的审计师应当能够识别这种风险的程度，并且通过审计意见来减少这种风险。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越大，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随着会计选择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审计师越可能出具更差类型的审计意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a：会计选择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

H1b：会计选择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审计师越可能出具更差类型的审计意见。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最早由Schipper（1989）提出，由于难以度量， 多年来没有取得较大进展， 直到Roychowdury（2006）的研究才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刻意筹划的真实活动来达到公司期望的目标水平。Roychowdury（2006） [1] 认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包括三部分：销售操控、生产成本操控和酌量性费用操控。 销售操控是通过放宽信贷条件、 加大商业折扣等方式实现销售收入在短时间内的大量增加。生产操控是通过大规模、超常规的生产，降低单位固定成本，达到降低单位成本的目的，进而提高当期盈余。当单位生产成本较少、可以抵消存货持有成本时，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此时公司的生产成本将高于预期水平。 酌量性费用操控是通过减少获利周期长的费用（广告费、研发费等）支出，提高当期盈余。当费用不能立即带来当期收入时，采用这种减少费用的方式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可能导致公司的实际酌量性费用低于预期值。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将改变公司的盈余数据，扭曲公司的财务信息。由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将给公司带来实质性的伤害， 采用这种方法的公司可能由于使用其他方法受到限制或经营处于异常状态，具有较高的审计风险，审计师可能出具更差的审计意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a：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

H2b：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审计师越可能出具更差类型的审计意见。

四、研究设计

（一）审计意见的度量

已有相关研究大多将审计意见划分为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 这样的简单划分可能造成信息的损失。为检验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本文首先按照传统方法度量审计意见，定义非标准审计意见为1，标准审计意见为0；再按照审计意见自然分类，定义无法发表意见为3，保留意见（含保留意见加事项段）为2，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为1，标准无保留意见为0。由于被出具保留意见加事项段的公司仅有13家，将该类审计意见与保留审计意见合并。

（二）盈余管理的度量

1. 会计选择盈余管理

本文借鉴基本琼斯模型，对样本公司进行分行业回归，计算会计选择盈余管理。

其中，NDAi表示i公司的总应计利润，等于营业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之差；？驻SALESi为i公司销售收入的变动额；PPEi为i公司固定资产净值； Ai，t-1为i公司在第t-1年的资产总额。对样本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残差的绝对值，即为会计选择盈余管理DNDAi。

2.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包括销售操控、生产操控和酌量性费用操控。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以及李增福等（2010） 的研究，选取指标对以上三种操控行为进行度量，得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1）经营现金流量模型

借鉴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对样本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期望经营现金流量估计模型：

其中，CFOi为i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对（2）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残差，即为公司的操控性经营现金流量DCFOi。

（2）生产成本模型

Roychowdhury（2006）在分析公司成本构成的基础上构建模型，计算操控性生产成本。

其中，PRODi为i公司的生产成本，即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动之和。对（3）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残差，即为公司的操控性生产成本DPRODi。

（3）酌量性费用模型

酌量性费用包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对样本进行回归得出期望酌量性费用估计模型：

其中，DISEXPi为酌量性费用，即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对（4）式进行回归分析的残差，即为公司的操控性酌量费用DDISEXPi。

（4）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额模型

根据前述分析，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等于操控性生产成本减去操控性经营现金流量，再减去操控性酌量费用，并取绝对值，即：

DREMi=DPRODi-DCFOi-DDISEXPi （5）

（三）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模型

为检验审计师能否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对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出具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本文构建模型：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7～2009年深沪两市主板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中需要连续3年的数据，我们剔出了连续上市不足3年的公司和数据缺失的公司， 最后得到5089家样本公司，上市公司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描述性统计

样本公司中获得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4673家，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301家，保留意见62家（其中保留意见加事项段13家），无法发表意见的公司53家，否定意见0家，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分析

为检验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传统方法，按照是否为标准审计意见，对审计意见进行分类，采用logit回归模型，研究高盈余管理程度的公司，审计师是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模型6、模型7），回归结果见表3。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按照是否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传统度量方法度量的审计意见与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显著，且符号与预期一致。具体来说，审计意见与会计选择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1%水平显著），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1%水平显著）。结果表明随着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明显增大，假设H1a和假设H1b得到验证。

本文进一步按照自然分类法对审计意见进行度量，由于该方法下审计意见是取值为3、2、1、0的有序变量，故本文选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别研究随着两种方式盈余管理程度的提高，对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4。

由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 审计意见与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显著， 且符号与预期一致。具体来说，审计意见与会计选择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1%水平显著），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5%水平显著）。结果表明随着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审计师出具更差审计意见的概率明显增大，假设H2a和假设H2b得到验证。

六、结论

本文选取2007～2009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分别采用传统度量方法和自然分类方法度量审计意见， 研究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能够影响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 随着公司两种方式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大，出具更差类型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为盈余管理能否影响审计意见的争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另一方面，拓宽了盈余管理的范畴，在更全面度量盈余管理的基础上， 发现不仅会计选择盈余管理能够影响审计意见，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也能够影响审计意见。 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影响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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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余怒涛，沈中华，黄登仕. 审计意见和年报披露会影响盈余质量吗？[J]. 审计研究，2008（3）：55-63.

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篇6

赵莹(1964-)，女，广东东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田跃新(1982-)，男，安徽界首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谨慎性会计原则对财务报告的数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其进行研究不仅使财务报告使用者受益，还能为规范会计和资本市场提供决策参考。本文从谨慎性原则的定义、表征形式、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为出发点，总结国外在谨慎性原则方面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对国内潜在研究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会计原则　谨慎性　文献综述

一、谨慎性原则定义与表征形式

关于谨慎性原则的较早定义，是美国学者Bliss提出的：“不预计盈利，但预计所有的损失(Bliss，1924)”。该定义较简单，而且仅强调谨慎性会计对盈利或利润表的影响，没有提及资产负债表要素。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第二号概念公告术语表中对谨慎性的描述则完整很多，不仅强调了对不确定性的保守处理，而且还对所影响的会计要素没有限定，是美国唯一正式的官方定义。其定义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保守反映，试图保证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内在风险被充分地考虑。因此，在未来收到或支付两个估计的金额之间有同等的可能性时，谨慎性要求采用比较不乐观的估计数(FASB，1980)。”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对会计谨慎性的解释相对具体，认为“谨慎性是指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做出所要求的估计时，在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虚计资产或盈利，也不少计负债或费用(IASC，1989)”。我国2006年初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有关谨慎性规定：“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盈利、低估负债或者费用(财政部，2006)”，该定义比较接近国际会计准则的定义。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官方的定义出自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强调的是谨慎性在会计选择中的功能，学者的定义则比较趋向从谨慎性的后果出发，对谨慎性进行界定和表征，将谨慎性原则转化为可研究的变量。依表征变量的性质可将有关谨慎的定义分成两大类：以盈利为基础的定义和以资产为基础的定义。前者强调利润表，后者强调资产负债表。以盈利影响角度为基础的定义有：Smith和Skousen(1987)认为，谨慎性原则是在两种或更多的报告方法中进行选择时，应当选择使股东权益回报最小的方法。Wolk(1989)、Davidson(1985)、Stickney和Weil(1994)、Givoly和Hayn(2000)等认为，谨慎性原则是众多会计原则中的一个选择标准，该原则通过更慢地确认盈利、更快地确认费用、低计资产价值和高计负债价值，导致累计报告盈余的最小化。Basu(1997)对谨慎性的解释别具风格，为后来的谨慎性研究开辟了路径。Basu认为会计人员更容易将坏消息确认为损失，而需要获得更严格的证明将好消息确认为盈利，因而会计盈余反映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加及时，用这种不对称性来表征谨慎性。从资产角度进行的定义主要有：Feltham和Ohlson(1995)把谨慎性描述为：在长期内报告净资产少于其市值。Gjesdal(1999)区分了经济利润和会计利润，认为如果所设定的投资账面价值使所产生的预期会计盈利率大于投资成本的内部盈利率，那么会计原则就是谨慎性的。Beaver和Ryan(2000)将谨慎性定义为市值和账面价值之间所产生的持续差异，此定义不同于由于应计会计的逐渐确认而导致的账面经济盈利和损失的临时差异。Pae等(2005)认为，会计盈余的谨慎性不仅可以定义为企业趋向于确认在盈余上的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加及时，而且也可以定义为低年初市净率的企业组合比高的年初市净率的企业组合相比，其盈余有较高的谨慎性，也即盈余对坏消息的敏感度与盈余对好消息的敏感度相比要大得多。盈余的谨慎性与市净率的这种负的关联是来自盈余的应计部分而不是经营现金流部分。在谨慎性会计的非官方定义中，Bliss(1924)、Basu(1997)的定义被引用的较多，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一致认可。

二、谨慎性会计来源的理论解释

尽管谨慎性诞生较早，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其理论解释也在逐渐丰富。这些理论解释包括契约理论解释、股东诉讼解释、税收解释、政治成本解释等。

(一)契约理论解释　根据契约理论的解释，由于企业股东希望从企业得到必要的报酬，债权人关心企业能否到期归还债务，管理层则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奖励，而企业的信息往往通过财务报告来体现，因而隐含在会计和财务报告中的道德风险和成本将大为增加。管理层更愿意采取乐观的行为，如在资产负债表中高估资产，在利润表中高估盈利和低估损失，牺牲债权人的利益来满足股东的要求，同时满足管理层对报酬的要求，而不是努力经营来实现经营项目的正的净现值来增加企业价值。而管理层的这一行为，只是建立在其对企业信息的占有量与其他契约成员不对称的基础上。会计原则的谨慎性要求降低了管理层采取乐观行为的可能性，并把运用谨慎性原则所带来的企业价值的增加，在企业各利益团体之间分配(Watts，2003)。

(二)税收解释　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认为，税款为企业提供了及时使对外报告的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相一致的动机，对于企业来讲，只要盈利就存在应税利润。延缓确认企业的应税利润、加速费用和损失的确认，都将减少当前税收的支付和增加企业的价值。因此，税款和已报告利润的联系也能产生财务报告的谨慎性。然而，这一解释对不少报告会计利润欺诈的公司例外，一些公司，如美国世通公司，就因为虚报利润导致已缴税款的返还，这种情况显然是对报告利润的考虑超过了对税收的考虑。

(三)股东诉讼解释　股东诉讼也是谨慎性的一种解释来源。如美国以1933年和1934年证券法为准绳的股东诉讼条款，明显地支持谨慎性原则。对企业和审计者来讲，由于高估净资产和盈利所产生的诉讼成本，远高于对它们的低估，而且更容易招致卖方的诉讼。通过使用会计的谨慎性原则低估净资产，可以减少预期的诉讼成本，因而管理者和审计者会有更大的动因来实施谨慎的会计原则。这种解释说明了与审计者类似，企业也重视谨慎性原则的限制。这一解释受各国股东诉讼法律的影响较大，不具有普遍性。

(四)政治成本解释　会计和股票市场规范的制定者和修订者对政治成本的考虑，也是提供谨慎财务报告的动机。由于高估资产和盈利所造成的损失，在政治过程中比低估资产或盈利所放弃的盈利，更有价值和更引人注目，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者和修订者有其动因，从谨慎的会计和报告中受益。若企业高估净资产而不是低估净资产，标准的制定和规范者很可能面对更多批评，谨慎性原则因而减少了标准制定者和修订者所承受的政治成本。政治成本的这种非对称性，使得会计和市场规范的制定者和修订者重视谨慎性原则对管理层和其他团体的乐观报酬的限制(Watts，2003)。

三、谨慎性及其与其他变量关系的检验

(一)Feltham-Ohlson定价模型Feltham-Olhson(1995)建立了定价模型来模拟企业市值与反映企业财务、经营活动结果会计数据的相关程度。模型使用了众多参数，其中重要的变量有经营利润、利息收入、现金流和股利。在模型中，市值通常被假定等于未来期望股利的净现值，也等于面值加上未来期望非正常盈余的净现值，而非正常盈余等于会计盈余减去期初账面价值的利息费用。笔者根据该模型进行了分组分析：第一组用于探究价值和预期未来会计信息的关系；第二组用于探究价值和当前会计信息的关系；第三组用于检查对于市值和市值变化与同期会计盈余渐近关系的预期，以及面值与后期盈余关系的预期；第四组分析检查在借贷记账法下，会计的谨慎性是如何影响盈余和各部分资产的增加对价值的反应。Feltham-Olhson定价模型的检验结果是：无偏性会计导致营运资本最初投资的全部资本化，而谨慎性会计导致了部分投资的资本化和剩余部分的费用化。因此，谨慎性会计导致企业在经营的早期所获得的利润较低，在经营的后期则会获得更大的补偿性利润。Stober(1996)、Dechow等(1999)、Myers(1999)、Ahmed等(2000)进一步从Feltham-Olhson的定价模型出发，都发现了净资产被低估，并从各自的定价回归方程中得出了正的谨慎性参数。然而从时间系列的非正常盈余的回归模型中得出的却是负的谨慎性参数，这与其预测和契约理论相反。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由于会计变量间关系的错误设定和缺少谨慎性与应计制理论指导下的强制性模型设定造成的。

(二)BaSU回归模型　如前所述，Basu(1997)把谨慎性定义为会计人员对确认好消息比坏消息需要更高程度的证明的趋势，即盈余反映坏消息比好消息更为迅速。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Basu建立了以下预测：一是盈余反映公开可得到的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加及时或具有同步的敏感度。二是公开可得的坏消息相对于好消息来讲，同期的盈余――市场回报关系比同期的现金流――市场回报关系相对更为紧密。三是未预期盈余的增加可能更为持久而未预期盈余的下降似乎更为短暂。最后的预测是，坏盈余消息相对好盈余消息来讲，单位未预期盈余的非正常市场回报(短时窗的盈余反映系数)更小。Basu分别建立了对应的回归方程来证明上述预测，该回归方程是其中被后来研究者引用最为广泛的模型。其公式：

Xit／Pit-1=α0+α1DRit-1+β0Rit+β1Rit*DRit-1　(1)

式中，Xit是i企业在t期间的每股盈利，Pit-1是该企业期初每股市价，Rit为在t期末前9个月至t期结束后的3个月间12个月的市场回报率，当Rit为负值时DRit-1等于1，当Rit非负时DRit-1等于0。这个回归方程提供了几种不同的测量谨慎性的参数。首先，坏消息相对于好消息的增量反映用β1来表示，在谨慎性的报表中，β1应该为正值。其次，盈余对于坏消息的相对敏感度比赢余相对好消息的相对敏感度用(β0+β1)／β0。比率来表示，在谨慎性的报告中，这个比率应该大于1。最后，坏消息(负的市场回报)期间和好消息(正的市场回报)期间的回归方程的相对解释力度分别用它们各自所在期间的R2来评价，在谨慎性报告中，这一比率大于1。

Basu采用美国证券市场1963年～1990年间的所有企业年度的观察值，对其回归模型进行了检验，不仅证明了其预测，而且还发现盈余对同时期负的市场回报的敏感度，相对于盈余对同时期正的市场回报的敏感度在过去的近30年里不断增加，会计报告的谨慎性随时间不断增强。Basu的这种测量方法后来被广泛地应用在大量的关于会计谨慎性领域的研究中，包括企业间的谨慎性差异研究(Kwon，2002；Huijgen和Lubberink，2003)，谨慎性随时间的变化研究(Givoly和Hayn，2000)，谨慎性的会计季度间的波动性研究(Basu等，2001)，谨慎性与审计工作和审计师法律责任披露关系的研究(Basu，1997；Basu等，2001；Hamilton等，2005)，谨慎性对股东权益成本的影响(Francis等，2004)，谨慎性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Beekes等，2003；Lain等，2005)，谨慎性的国家间差异研究(Ball等，2003；Pope和Walker，1999)，会计数字信息含量的趋势研究(Ryan和Zarowin，2003)，盈余的谨慎性和市净率的关系研究(Rovchowdhury＆Watts,2005；Pae等，2005)等。

(三)财务指标整体趋势分析　Givoly和Hayn(2000)研究了美国市场中896家企业在1950年-1998年间，ROA、ROE、销售净利率、企业亏损率、营业利润／总资产、息税前利润／总资产的平均数和中位数的变化趋势；累计总应计、累计经营应计、累计非经营应计的趋势；股东权益市值／账面价值的中位数和平均数的变化趋势。发现它们与财务报告谨慎性的增加相一致。他们认为，尽管单个比率的分析结果都有片面之处，当将其作为整体去考虑时，仍然说明了美国在过去四十年里企业财务报告正变得越来越谨慎。

(四)Callen-Segal资产定价模型 Callen、Hope和Segal(2005)认为巴苏(1997)仍然没有解决股东权益回报和会计谨慎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巴苏的分析中存在以下基本问题，首先，正的(负的)市场回报对好(坏)消息来讲，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第二，信息的冲击不仅影响当期的盈余，也影响对未来盈余的预期。第三，巴苏没有计算随时间变化(预期)的折现率。第四，巴苏和其他研究者的实证分析主要基于直觉或特别的应计模型而不是依据均衡定价模型。他们借鉴在2004年开发的向量自回归资产定价模型，检验了谨慎性会计原则对股东市场回报的影响。结果发现谨慎性会计的非对称特征，使经过折现率修正后的未预期股东回报和盈余消息之间的凹性非线性关系增强。盈余消息是未预期盈余理论上正确的计量，其中盈余消息被定义为企业生命周期内当期盈余和未来盈余预期现值之和。此外，其分析结论还说明了GAAP对特殊项目的处理在修正的未预期所有者权益回报和特殊项目之间产生了准凹的和离散的关系。修正的未预期股票回报和盈余消息之间存在显著增加的凹性关系，尤其是修正的股东权益回报与负的盈余消息的正的相关性比正的盈余消息更强。

(五)Penman-Zhang C分值指标　Penman和Zhang(2002)在其研究中，采用C分值和Q分值指标来分别测量资产负债表里的

谨慎性程度和企业盈利质量，其中反映企业盈利质量的Q分值指标由反映谨慎性程度的C分值确定。其计算公式如下：

Cit=(INVresit+RDresit+ADVresit)／NOAresit　(2)

Qit=Cit-(0．5Cit-1+0．5×Cit的行业中位数)　(3)

式中i代表企业，t代表资产负债表的年度；NOAit代表净营运资本，等于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的账面价值；INVresit表示存货准备，RDresit表示研发资产准备，ADVresit表示品牌资产准备。Penman和Zhang利用C分值指标和Q分值指标，对美国1975年-1997年间近50000家企业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谨慎性会计下，投资的增长降低了报告的盈余和会计回报率，产生没有记录的准备；投资减缓的企业释放这些准备，创造盈余和高的会计回报率。如果投资的变化是暂时的，那么当期盈余和会计回报率的升降也只是暂时的，导致低的盈利质量或者持续时间较短的盈余。使用构造C分值和Q分值，该研究发现了伴随谨慎性会计的投资变化的结果产生低质量的盈余。Q分值预测未来核心净营运资产盈利率怎样从现在的水平进行变化，所以Q分值提供了鉴别低质量盈余的分析工具。研究也表明在1976年～1997年间，在控制了常用的风险衡量指标和营运净资产的增长以及会计应计项目之后，依据质量分数所预测的扣除交易成本前的股票回报率不断增加。表明在样本期间，股票市场没有采用谨慎性会计来观测企业的盈余质量。

四、我国谨慎性研究的展望

(一)财务数据谨慎性的时间序列趋势　随着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会计规范就一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1994年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就明确规定企业会计核算必须遵守谨慎性会计原则。会计准则随后进行了不断的修正，尤其是在2001年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必须计提七项准备，谨慎性会计原则的要求也始终没变。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企业财务报告的谨慎性有可能在不断增加，但能否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数据的中得出相同的结论却还有待研究。另外，会计信息欺诈和盈余操纵问题也是社会普遍比较关注的问题，两者是否存在相互制衡的关系，相互制衡的最终后果(对财务数据的最终影响)又是怎样。财务报告的谨慎性程度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财务报告过于谨慎将会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而财务报告谨慎程度不足将会导致会计信息的可信度下降。以上方面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股票市场的规范者进行决策。

(二)审计责任和会计谨慎性的关系　Basu(1997)认为，审计者谨慎性的法律责任动机引起第四季度盈余从中间季度盈余开始系统延迟，他从回归方程得出的倾斜系数和R2在第四季度比中间的季度要高出大约8％，得出的这一结论和审计者反映在第四季度盈余中的谨慎性相一致。Hamilton等(2005)发现，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审计合伙人轮换增加了盈余确认的谨慎性，提高了盈利的质量。而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披露一直存在变化，对公司年报和季报的审计从无到有，并在不断地加强，因此，大量的证据表明审计所负担的法律责任也在加强。是否能从上司公司的实际财务数据分析中得出相同的结论也有待研究。

(三)行业间和企业间盈利的谨慎性比较　Chandra等(2004)考察了反映在美国很多技术企业财务报告中的盈余谨慎性的程度，通过对不同指标的分析，发现新技术企业的谨慎性程度更高，原因主要在于谨慎性会计原则对研发的费用化而不是股东的诉讼风险。Darrough和Ye(2005)认为企业平均会计利润下降的趋势体现在研发型公司中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利润差距，而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之一就是研发资金的费用化和会计应计项目的谨慎性会计。我国各个行业的财务报告的谨慎性程度是否相同，是否也导致了利润确认的差异都值得研究。

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篇7

【关键词】 真实盈余管理；文献比较；研究综述

一、引言

盈余分为应计项目和经营现金流量。目前绝大部分盈余管理研究着眼于应计项目操控，并成为当前研究的主流。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于会计规范的限制和监管机构的监控，应计项目操控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公司倾向于操控真实活动实现盈余管理。近年来，真实盈余管理问题虽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相关文献依然较少。因此，笔者就真实盈余管理这一领域的国内外文献研究做一梳理，以期能对国内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真实盈余管理概述

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Schipper（1989）最先把真实活动操控纳入盈余管理研究，认为盈余管理是一种有目的地干预财务报告而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而真实盈余管理能通过适时性的财务决策来改变财务报告盈余，因此也是盈余管理的范畴。

Roychowdhury（2006）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由于管理层试图误导股东相信公司通过正常经营活动达到了既定财务目标，利用异常经营情况的真实经营活动来操控利润的行为。

基于Roychowdhury（2006）的观点，Zhao，Y. et al.（2011）提出真实盈余管理就是为实现短期盈利目标而进行的偏离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

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通过构造真实具体交易并控制交易时间来实现盈余管理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它同时影响经营现金流量和当期盈余，也可能影响应计项目；它不增加公司价值，甚至会损害公司长期业绩，减少公司价值。

三、国内外文献研究内容分析

（一）国外文献研究评述

对国外真实盈余管理研究文献的内容进行分类对比后，将主要的研究内容列示如表1，通过对比能够发现研究内容的转变。

由表1可以看出，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内容集中于经济后果影响，近年侧重不同背景下（如股权再融资、收购保护）的真实盈余管理；同时，考虑规范会计准则、提升审计质量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针对真实盈余管理手段，早期文献已有所建树，但Roychowdhury（2006）提出经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计量方式后，基本无人对这一研究内容提出异议，均采用Roychowdhury（2006）的模型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计量。

1.动机与真实盈余管理

对真实盈余管理动机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分析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盈余管理以及公司采用何种方式在何种情况下进行盈余管理。从现有文献来看，对公司基于什么动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一直存有分歧。Dechow、Sloan（1991）和Bens et al.（2002）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一种以股东价值换取管理层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外部市场的监管和控制有助于减少此类行为。Bhojraj、Libby（2005）却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一种由外部市场压力导致的行为，而不是问题的产物。

在此基础上，Graham et al.（2005）认为由于外部市场压力的存在，真实盈余管理的最主要动机有三个：达到上一年的盈利目标、满足分析家的预测、避免财务报告损失。

2.选择倾向与真实盈余管理

通常认为公司会选择使用多种盈余管理手段。Zang（2006）通过分析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权衡，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与应计项目操控的成本正相关，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与应计项目操控活动负相关，公司为实现盈余目标会优先采用真实盈余管理。Graham et al.（2005）同样认为管理层乐于采用真实活动操控来对报告盈余进行管理。

公司倾向使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应计项目操控比真实盈余管理更易引起注册会计师和相关监管部门的关注。其次，仅靠在期末操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具有风险，因为无法在会计期末进行真实盈余管理。

3.监管、控制与真实盈余管理

外部监管和会计准则的强化使公司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空间缩小、成本提高，公司不得不转向更隐蔽更不易被外界发现的真实盈余管理。Ewert、Wagenhofer （2005）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当公司利用会计政策操控盈余的灵活性降低后，公司转而采用真实盈余管理。Cohen et al.（2008）进一步证实其结论，萨班斯法案使公司操控应计项目面临更严峻的外部监管和审查，而操控真实活动的风险较低，不易引起审计人员和外部监管的关注，公司更愿采用操控真实活动达到盈余目标。

从审计角度出发，Kim et al.（2010）认为审计人员无法基于正确披露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而给予非标准审计意见，因此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意愿更强。Chi，W. et al.（2011）发现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的提高限制了公司应计项目的操控空间，而审计人员的任期越长，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也越大。

4.管理手段与真实盈余管理

Dechow、Sloan（1991）发现管理层在任期期末通过减少研发费用来提升短期业绩并从中获利。Baber et al.（1991）和Bushee（1998）同样认为削减研发费用可以达到上一年的盈利水平或者实现扭亏。Bartov（1993）的研究证明盈利负向变化的公司会通过变卖资产来改善业绩以掩盖亏损的事实。Graham et al.（2005）指出减少期间费用和资本投资也可以实现真实盈余管理。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盈余的影响，并没有对真实活动导致的现金流量变化进行研究，也没有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系统研究。Roychowdhury（2006）认为通过扩大产量、销售控制和削减期间费可以实现预期盈余，满足专家预测，并避免财务报告亏损，提出测量现金流量的异常波动情况可以间接地反映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他系统化地分析和论证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方法，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夯实的基础。同时，其提出计量模型的突出价值在于能够单独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广泛应用。

5.公司价值与真实盈余管理

公司价值作为真实盈余管理研究中的主要领域，前期研究结论集中于争论真实盈余管理到底提升还是损害了公司价值。Bartov（1993）提出管理层通过变卖资产等真实活动避免债务违约实际上是对股东的一种利好行为。当然，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的未来现金流量有更深远的不良影响，是一种损害公司未来业绩和股东价值的行为。Cheng（2004）和Bens et al.（2002）认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升公司业绩，进而增加管理层的绩效工资或股票期权价值，造成股东财富流失。Gunny（2005）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之间显著负相关。Graham et al.（2005）和Roychowdhury（2006）发现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是为了达到上一年盈利目标或者满足专家预测，而且这种行为在微利公司尤其明显。

综上所述，国外文献从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到手段再到管理程度的计量方法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针对外部监管环境和会计规范的变化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而最近的研究则主要围绕不同背景下的真实盈余管理展开。Cohen、Zarowin（2010）发现增发股票的公司都参与了真实盈余管理，且增发股票后公司业绩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Zhao，Y. et al.（2011）表明收购保护弱化了管理层迫于压力采取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向市场传递利好消息的意愿。Eldenburg et al.（2011）对非营利医院的支出项目进行分类对比分析，认为在非营利组织中同样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二）国内文献研究评述

对国内真实盈余管理研究文献的内容进行分类对比后，将主要的研究内容列示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国内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更晚，甚至可以认为最近两三年国内学者才意识到真实盈余管理的存在。好处也显而易见，国内学者直接汲取国外学者现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虽然真实盈余管理研究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从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来看，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薛爽等（2007）认为操控现金流的目的在于和利润匹配，但也只说明了存在现金流量操控现象，没有深入挖掘背后的原因。直到李彬、张俊瑞（2008、2009）根据Roychowdhury2006）的结论从生产操控、费用操控和销售操控三个方面发现运用真实活动管理盈余的公司其未来经营业绩显著下降，真实盈余管理才开始进入国内学者视野。随后张俊瑞等（2008）引入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验证国内微利公司存在操控真实活动实现保盈目标的行为。

在增发股票和债务契约方面，国内学者采用国内数据验证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与Cohen、Zarowin（2010）的结论一致，李增福等（2011）认为上市公司在增发股票的过程中同时使用两种操控方式，但真实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增发股票之后业绩滑坡的主要原因。李增福等（2011）发现负债水平越高的公司为避免债务违约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这与Kim et al.（2010）的观点一致，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倾向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国有控股公司会同时采用两种盈余管理方式。 与国外研究结论不一致的是刘启亮等（2011）认为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新准则强制实施以后，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空间扩大了，真实盈余管理也明显增加，公司为满足各种动机需要会灵活使用两种方式调节盈余。 针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复杂的实际情况，张志花、金莲花（2010）认为完善独立董事制度、高管薪酬等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曹国华、林川（2011）发现CEO变更时，业绩越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且CEO变更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更大。李增福等（2011）通过建立基于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方式选择模型发现预期税率上升使公司更倾向真实盈余管理，同时国有控股、公司规模、债务和管理层薪酬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有显著正效应，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由于研究的时间还太短，国内学者更多的是用国内数据验证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结论，研究模式也局限于对比检验应计盈余和真实盈余的影响。但从近期的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国内学者正努力摆脱模仿国外学者，创新研究模式，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文献，完善监管审查机制，促进国内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四、真实盈余管理研究展望 Bruns、Merchant（1990）调查发现管理层更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Graham et al.（2005）对401名经理人进行调查和访谈不仅发现了上述现象，还发现78%的经理人会操控真实活动平滑利润实现当期目标。可以看出，实务界更偏向真实盈余管理，与学术研究重点之间存在脱节。我国真实盈余管理研究还不成熟，但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如今，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法制化、会计处理国际化体系的初步形成是否会使我国企业同美国企业一样由应计项目操控转为操控真实活动管理盈余，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鉴于学术研究应侧重对实务的指导作用，笔者还认为国内学者对真实盈余管理研究的深入可以在保持理论严谨的同时获得实务支持，增强学术理论研究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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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率 盈利能力 EViews回归分析

一、引言

银行资本充足率是指银行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用于测定银行资本充足性，是商业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贷风险和监管方面，对银行盈利能力的研究集中在股权和利率方面，而研究二者关系的文章较少。且2013年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对上市银行。因此，为了深入研究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文选取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分析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并向银行经营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模型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资本充足率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张建华（2003）研究资本充足率与扣除不良贷款后效率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资本实力越雄厚， 银行经营越稳健， 效率值越高。黄金秋、屈新、 张桥云（2006）将资本充足率以银行权益资本占总资产之比来衡量，将各银行数据融合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与资产收益率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资本充足率提高，商业银行防范信用风险的能力加强，资产收益率及盈利能力也相应提高。蒋健、赵洋（2012）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资产收益率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其提升盈利能力起到了正的显著作用。

三、研究假设

若银行具有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表明该银行安全性高，同时客户愿意接受较低的存款利息，银行存次利息支出减少。当大环境改变比如爆发经济危机时，所有银行的破产概率都会升高，但具有较高核心资本充已率的银行资本收益率下降速度缓慢，得到更长的缓冲时间和更多的恢复机会。因此，提高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是有益的。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提出如下一对假说：

：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资本充足率越高，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越高，盈利能力越强。

：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资本充足率越低，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越低，盈利能力越弱。

四、模型设计

（一）样本选择

选取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各银行财务数据来源于2015年银行年报，得到下表数据：

（二）模型设计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因此选用多元回归模型较为合适。设定模型为：

其中，表示第i家银行的净利润，、、、分别表示资本充足率、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他营业收入等解释变量，、、、、为待估参数，为随机误差项。

模型选取商业银行营业收入的三个主要来源为解释变量，能较好的涵盖盈利能力的各个方面，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三）模型的估计与调整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出、、、、的估计量。结果如下：

五、实证检验及分析

（一）经济意义检验

上式表示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度每增长1个百分比，商业银行净利润就增长12.1104百万元；利息净收入每增加1百万元，商业银行净利润就增长0.3117百万元；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每增加1百万元，商业银行净利润就增长0.4624百万元；

其他营业收入每增加1百万元，商业银行净利润就增长0.5396百万元。

（二）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

利用简单相关系数检验法，通过Eviews构建简单相关系数矩阵，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9，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自相关检验

给定显著性水平0.05，查DW表，当n=16 ，k=4时，得下限值，上限值，因为，所以判断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由偏相关系数检验可知，模型不存在高阶自相关。

3、异方差检验

由white检验知，在下，求得，其大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接受原假设，认为回归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六、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原因在于提高资本充足率有三方面意义。首先，有利于减小银行的经营风险，降低银行被挤兑的风险；其次，在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以满足国际资本监管协会对资本监管要求的同时，有利于促使银行完善银行内部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使银行经营更加合理化、科学化；第三，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能够给银行带来更大的未来预期收益，促进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减少银行应对风险的人力、物力支出，增加银行净利润，提高银行盈利能力。

与2014年相比，四家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并且少数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也略为下降。说明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会限制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下的盈利能力。

（二）建议

一是商业银行应保持稳健的资本充足率，尤其是核心一级资本。核心资本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是普通股和利润留存，这两种方式分别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外部和内部集资的两种手段，内部融资不仅有利于促进银行发展自身中间业务，使其业务结构更加完善，而且还有利于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使商业银行资产更有保障，从而降低银行的经验风险。

二是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其他业务收入。商业银行除了通过贷款利息获得收入外，还应积极发展其他业务收入，一方面增加其他业务收入能更大比例增加银行净利润，根据实证分析，其他营业收入每增加一百万元，商业银行净利润将增长539600元人民币。另一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银行利息收入对净利润的影响将减弱，商业银行应当通过创新性的表外业务提高自身竞争力，增加其他业务收入，提高盈利能力。

参考文献：

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篇9

自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其经典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证券模型估价、证券价格变动研究和盈余管理的检验三个重要应用领域以来，国内外学者数十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轨迹进行的。盈利时间序列的研究在现实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效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可以对未来盈利进行无偏估计，从而找到经济领域中的重要规律，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的投资，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地配置，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西方学者的多数研究证实，企业的盈利变化过程大致可由随机游走过程来表述，而我国盈利时间序列是否遵循随机游走的时间性态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西方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认为，个别企业的会计盈利变化可由随机游走过程来表述。利特尔和雷纳（1962、1966）对英国公司的会计盈利变化进行研究得出年度盈利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状态；鲍尔和瓦茨（1970）对1946～1970年美国700家上市公司的会计盈利时间序列分别进行了游程检验、序列相关检验、连续时段差分均方检验和部分调整模型的拟合检验，同样得出了会计盈利服从随机游走过程的结论。而比弗（1970）和洛克比尔（1976）的研究表明，资产报酬率和股权报酬率并不遵循随机过程。瓦茨和列夫威奇（1977）对瓦茨（1970）的研究作了更新研究，通过Box-Jenkins模型与随机模型的对比研究，发现部分企业的会计盈利不服从随机游走，而同行业的盈利变化过程具有相似性，并且发现个别企业的盈利可由随机游走模型予以表达。阿伯切特、洛克比尔和麦克科恩（1977）对1947-1975年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二）国内研究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欠成熟，导致国内在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方面进展缓慢，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较少。黄志忠和陈龙（2000）是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他们利用沪市100家公司1994-1999年的年度财务数据，对随机游走模型和带成长因素的随机游走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并不遵循随机游走过程和带成长因素的随机游走过程。同时也指出，当时研究的结果不遵循随机游走模型，并不意味着将来仍然如此，待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得较为成熟之时，上市公司的年度盈利很可能可以由随机游走模型较好地描述。其他学者在运用盈利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时，主要是不加检验的直接利用随机游走模型，其分析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三、中国上市公司季度盈利时间序列规律性假设

西方学术界研究结果基本上赞同年度盈利可由随机游走过程很好地予以表述。即由

假设中国上市公司季度盈利时间序列遵循随机游走过程或遵循带固定成长因子的随机游走模型。

（一）随机游走的假设 随机游走模型是建立在有效市场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在一个半强式有效市场中，投资人不可能依赖一个公布的会计变动而导致的盈利变化来获取非正常报酬，除非该会计变动具有税收方面的意义，因此管理当局的均衡修饰手段是无效的，甚至可能会加剧盈利的波动。

盈利随机游走模型的财务含义是：公司盈利的变动是随机的，预期的未来收益完全取决于当期收益。这种观点隐含着一个假设，即公司处于困境或顺境的机会是随机的，其变动过程可以用随机游走模型来表示。简单的随机游走特征可以用

然后对盈利增量的均值和自相关系数是否等于零进行检验，如果盈利增量的均值和自相关系数等于零，则盈利时间序列满足随机游走。

（二）带成长因子的随机游走假设 假设选取的样本满足带固定成长因素的游走模型，即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每股营业利润三个指标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使用数据来自于锐思数据库、中国证监会网站，分别选取2002.1～2009.1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分不同行业进行检验，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在原始样本中剔除了ST和数据残缺的上市公司，计算过程利用SPSS软件完成。

（二）实证检验 具体如下：

（1）游程检验。游程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是Mood在1940年提出的，具体检验方法为：

假设εt～IID（0，σ2）的条件下，可以构造一个随着收益变化总数增大而渐进服从正态分布的统计量：

其中：R为游程数，E（r）为游程数的期望值，σ（r）为游程数的标准差。式中：

其中：N为观察的收益变化的总数；n1、n2表示收益上升和下降的数目。

在95%的置信区间内，若游程个数落入[R-1.96σr≤x≤R+1.96σr]这个范围内，就说明所研究的对象在95%的置信区间内呈随机游走。运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我国上市公司季度盈利时间的规律性进行检验。

（2）自相关性检验。Fama（1965）提出的自相关系数模型如下：

其中：ρ是自相关系数；rt是某一时间t时的收益；k是滞后期数；当ρ=0时，说明两个期间不存在线性关系，服从随机游走。

对大样本，可以使用Q检验方法：

Q是自由度为m的渐进X2分布，m是最大滞后长度，在显著性水平下，认为序列是白噪声，序列服从随机游走的。

（三）实证检验结果 具体如下：

（1）游程检验。选取2002.1～2009.1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盈利数据，分别对不同行业的季度盈利进行了游程检验，季度盈利时间序列的长度N均为29，所有上市公司季度盈利数据n1、n2在13～16之间：n1=14、n2=15时，10.31≤x≤20.65；n1=13、n2=16时，10.22≤x≤20.46。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74.33%的季度盈利服从随机游走，各个行业季度盈利服从随机游走的情况有所不同，采掘业、建筑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服从随机游走，交通业、农业、社会服务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服从随机游走，其余行业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服从随机游走，制造业、批发业两个行业服从随机游走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多数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盈利序列服从随机游走的。

（2）自相关性检验。同样使用2002.1～2009.1我国上市公司的季度盈利数据，分别对不同行业的季度盈利进行了自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25.79%的季度盈利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即不服从随机游走。各行业存在自相关情况有所不同，自相关程度最高是批发业，可以达到29.16%，其次是制造业，自相关程度为28.32%，社会服务业的自相关程度最低，仅为11.76%。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多数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盈利序列服从随机游走的。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我国A股907家上市公司的季度盈利时间序列，分别对不同行业进行游程检验和自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游程检验表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74.33%的季度盈利服从随机游走，而自相关性检验的结果，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25.79%的季度盈利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即不服从随机游走。这种研究结论与黄志忠和陈龙在2000年时的研究结果是相反的，在2000年时的研究中，黄志忠和陈龙就明确指出，当时研究的结果不遵循随机游走模型，并不意味着将来仍然如此，待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得较为成熟之时，上市公司的年度盈利很可能可以由随机游走模型较好地描述，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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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式研究的意义篇10

由于信息的不及时可导致内幕信息并最终影响证券市场的公平原则，因此，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一直是各国证券监管部门共同关注的主题。近几年我国学者虽然做了大量关于盈利信息方面的研究，却鲜有从第一大股东控股角度研究盈利信息披露的及时性问题。

一、文献回顾

Whittred（1980）和Elliott（1982）研究发现，年度报告的及时性与审计意见的好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Davis和Whittred（1980）研究发现，公司规模（按照资产总额）是影响年报及时性的因素之一，即大公司和小公司比中等规模公司更及时地披露报告。Chambers和Penman（1984）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报告的及时性呈现负的相关性，即公司规模越大，信息披露越及时。

李维安等（2005）研究发现，在同等条件下，未预期盈利为正、本年度和上一年度未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以及企业业绩好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越及时。同时，财务杠杆高、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大的上市公司年报迟滞时间久，而审计师规模和公司上市的证交所对年报披露时间没有显著影响。王建玲和张天西（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除发行股票类型对公司年报的适量时滞具有显著性影响以外，影响适量时滞的公司规模和公司性质等公司特征因素，对年报时滞的影响已经逐渐弱化，而公司盈余状况、审计意见等影响余量时滞的报表消息，对年报时滞的影响非常显著，并表现出增强的势头。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国内学者对及时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很不深入，还没有学者进行第一大股东控股对信息披露及时性影响的经验研究，现有的成果只是一些规范研究的成果。

二、研究假设

股权过分集中于国家股，为政府机关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在实质上支配上市公司提供了条件，如通过关联交易将上市公司的财产向其他关联公司转移；将上市公司的资金以多种方式调拨至控股股东其他关联公司，让其长期占用；或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其债务提供担保掏空上市公司，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以隐瞒经济业务的真实情况为前提，其盈利信息可靠性难以保证，对外披露也不会及时。因此，针对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的上市公司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差。

另外，徐晓东（2005）认为，与国家控股的企业相比，国有法人控股的企业明显地具有本位利益，其所有者缺位的情况比国家控股的企业要好得多，在所有者对经理人的监督效率方面国有法人控股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针对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的上市公司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好。

本文将第一大股东为法人股（社会法人股和发起人法人股）、流通股和身份不明确的股东定义为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法人股东虽对公司的治理能力较强，但也存在着“失灵”问题，如法人持股过大，可能造成股东大会的“一言堂”；法人相互持股所形成的合作关系，可能取代股东大会上各股东之间的正常争论等。而众多分散的个人股东因其投票权廉价和影响力极为有限而对公司的关心程度和治理能力大为削弱。股东的身份不明确就必然在公司中造成“所有者缺位”和产权关系不明晰等问题，他们对公司不可能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因此，针对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的上市公司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差。

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还较低时，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股东越来越有能力和动力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进行监督，公司管理者也会因为越来越多地受到委托人的监督而变得不能偷懒，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逐渐变好。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介于优势表决权（持股大于等于25%）和绝对控股（持股大于等于50%）之间时，第一大股东已开始有能力盗窃公司资产。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其盗窃能力会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不断变差。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了绝对控股的水平后，控股股东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此时控股股东不再偷盗，股权的激励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企业价值（Morck等，1988），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又开始变好。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之间应是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即呈现“N”形。

假设4：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盈利信息披露及时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又上升的趋势，即“N”形。

三、样本及变量描述

（一）样本选择及分布

本研究样本由1999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沪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组成，观测的时间区间为2000―2005年。剔除被ST、PT的公司、金融保险类公司以及信息及时性数据和第一大股东性质数据无法取得的样本，研究样本实际包括共4146组数据。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色诺芬CCER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以及国泰君安数据库。

（二）变量描述

因变量方面，本文采用报告时滞（Rlag）这个指标，作为衡量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的替代变量，它用盈利公告日与上一会计期间结束日（一般为12月31日）之间的日历天数表示。

自变量方面，本文选取的自变量包括：（1）Laholder1：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虚拟变量，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时，其值为1；否则为0；（2）Laholder2：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虚拟变量，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时，其值为1；否则为0；（3）Laholder3：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虚拟变量，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时，其值为1；否则为0；（4）Larghold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5）Larghold1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6）Larghold13：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立方。

控制变量方面，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1）Larghold2-5：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2）Rate：独立董事比例；（3）Audit：审计意见，虚拟变量，该年度的审计意见为非标，则为1，否则为0；（4）Size：企业规模，其值等于年末总资产的对数值；（5）Growth：销售成长率，其值等于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6）Lev：指资产负债率，其值等于当年的负债除以总资产的比例；（7）Roa：指公司绩效，其值等于净利润除以总资产平均值的比例；（8）Indumm：指行业变量，虚拟变量，公司处于该行业时，其值为1，否则为0。

（三）模型建立

Rlagit=α0+∑βiOWNSTRUCit+∑γiCONTROLit+εit

式中Rlagit为报告时滞；OWNSTRUCit为i公司在t年的股权结构变量；CONTROLit为控制因素；α0，βi，γi为待估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四、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避免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和持股比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将变量逐一代入方程进行分析，本文先分析第一大股东性质对报告时滞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然后分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报告时滞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

表1中模型1到模型3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0.000），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5，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模型的拟合程度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处在较为理想的状态，调整的R2为0.1666左右，而李维安等（2005）对国外学者所作的有关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的研究发现，模型的调整多在0.05―0.10之间。

表1中模型1到模型3的结果还表明，在控制了审计意见、公司规模、负债水平、盈利状况、独立董事比例和行业因素的影响，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与报告时滞显著正相关，说明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股东的公司其报告及时性较差，验证了假设1；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与报告时滞显著负相关，说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股股东的公司其报告及时性较好，验证了假设2；但变量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与报告时滞正相关但不显著，没有验证假设3。究其原因可能是本文对第一大股东为其他股股东定义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法人股（社会法人股和发起人法人股）、流通股和身份不明确的股东，不同的股东构成在投资者利益保护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法人股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流通股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着消极作用；而身份不明确的股东对公司不可能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三者相互影响、相互抵消，将这三者放在一起分析第一大股东控股对盈利信息及时性的影响，可能会造成结果不显著。

表2中模型1到模型3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审计意见、公司规模、负债水平、盈利状况、独立董事比例和行业因素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立方均与报告时滞显著负相关，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报告时滞之间可能存在曲线关系。尽管本文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采取了中心化处理，但Larghold1与Larghold1仍高度正相关，因此在模型4中，本文先将Larghold1与Larghold12放在一起回归，结果显示Larghold1、Larghold12均与报告时滞显著负相关，通过计算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5%左右时报告时滞达到最大，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之前，报告时滞是上升的趋势，而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25%之后，报告时滞是下降的趋势，即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之前，盈利信息及时性是下降的趋势，而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25%之后，盈利信息及时性是上升的趋势，显然变化点的确定与本文的假设有较大的出入。鉴于此，在模型5中，本文将Larghold12与Larghold13放在一起回归，结果显示Larghold12、Larghold13均与报告时滞显著负相关，通过计算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30%左右（31.766%）时报告时滞达到最低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0%左右（43.565%）时报告时滞达到最高点，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30%之前，报告时滞是下降的趋势，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30%小于50%时，报告时滞是上升的趋势，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50%时，报告时滞又是下降的趋势，即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30%之前，盈利信息及时性是上升的趋势，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30%小于50%时，盈利信息及时性是下降的趋势，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50%时，盈利信息及时性又是上升的趋势，显然无论是变化趋势还是变化点的确定都与本文所提出的假设4相符，因此假设4得到证实。

五、本文研究结论及其可能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