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十篇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1

2008年4月28日，春末的北京，空中还有片片杨絮。在首都饭店召开的“WTO对美国贸易政策审议研讨会”上，来自商务部、外交部以及协会和企业的代表在一起共同商讨了中国要从WTO对美国贸易政策审议方面学习的经验以及做法，并对即将到来的WTO对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

世贸司张向晨司长：提升企业应对审议能力

张向晨司长介绍了包括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在内的WTO三大机制，并回顾了2006年WTO对美国贸易政策审议的情况。他说：“中国第一次参与贸易政策审议的时候，很多成员都在注视着作为新成员的中国是如何进行贸易政策的答辩，美国提出了110多个问题，日本提出了100多个问题。整个审议过程后统计，收到了600多个书面问题。由此可见，WTO各成员对迅速崛起的中国了极大的关注。” 贸易政策审议涉及各个方面。中国参加贸易政策审议的目的是释疑解惑，提供有益信息，帮助其他成员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WTO贸易政策审议无论对审议成员还是被审议成员，都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作。因此，政府需要各企业和行业协会配合、支持。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下提问，要事先做出充分研究，这样提问才能具有针对性，产生更大的“杀伤力”。过去政府和企业之间因为沟通交流不够，影响了中国充分利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希望今后政府企业之间能够建立长效的交流机制，加强互动。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周琪教授：美国贸易政策与其经济形势紧密相联

周琪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次债危机的情况，她说，次债危机的起因是房贷公司将风险转移给了商业银行或投资基金。贷款实际情况存在极大程度的不透明性，贷款债券化的资产良莠不齐。随着美国加息不断和住房市场不断降低，削减了一般次贷者出售房产偿还贷款的可能性。因此次贷危机的中心是房价暴跌。次债危机导致的流动性不足，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而美国目前采取了包括降息、减税退税、向信贷市场注资、减少房贷者负担等措施刺激经济。美方乐观预计，由于新经济体的良好表现，以及美元贬值可能促进美国出口，因此美国将会较快的摆脱次债危机影响，而全球性的经济复苏将可能于今年7月到来。

美国一直主张“推动多边、双边和地区贸易的自由化”，并认为需要鼓励发展中国家推进自由贸易。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贸易政策还存在一定的区别：目前，由于与工会关系紧密，受到工会压力，的贸易政策日趋保护主义。

美国当前的贸易政策追求的目标是减少当前的巨额逆差。据估计，美国的贸易政策将于新政府上台后才有发生松动变化的可能。美国国会一直在努力加强宪法赋予的控制贸易的权力。如：国会通过法案，要求总统今后签署的任何自贸协定都必须遵守包括劳工标准在内的5个原则，美国目前参与WTO的谈判严重依赖国会的快轨授权等。因此，现在研究美国的贸易政策，要特别注意研究美国国会，而不单单是美国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存在将贸易政策政治化的倾向。美国国会将许多对双边有利的贸易政策视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如果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产生分歧，则美国国会经常会把取消这些互惠政策作为报复手段（如针对巴西采取的措施）。

关于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美国预计中国将在20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完善市场体制，并给予个人更多自由。

一直以来，贸易和投资是中美联系紧密的根源。但是，现在贸易投资正成为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美国指责中国并未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经济的一系列“不平衡”，并希望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承担大国责任。

外交部美大司王洪波参赞：中美贸易对话机制对中美贸易具有影响

王洪波参赞主要介绍了中美之间双边磋商的各种机制。她说，中美最重要的双边机制是副总理级别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目前的联络人是副总理和保尔森财长。对话的主题是中美在经济领域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问题。目前已进行3次，2008年将举行第4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通过这一机制，我们向美方表达了若干关注：中国关注美国宏观经济结构的问题，因为中美间的不均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经济结构造成的。第4次SED的主题就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指出：美国纵容美元贬值，不仅损害中国利益，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利。在双边投资领域，中国对美投资屡屡受阻。而两国希望通过签署双边投资协议，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而其他的问题，例如市场准入、高科技贸易、放松出口关注、非市场经济地位等也是SED的重要议题。

同时，中美商贸联委会也是SED机制下的重要双边磋商机制。该联委会更集中地关注贸易领域，有30多个部门参与，有定期信息通报机制。在各领域项下，都有相应的磋商机制（下设工作组）。在联委会机制下，中美双方每年交换大量议题。中国政府广泛地向社会特别是企业征求它们关心的议题，并就这些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解决。同时，中美双方在金融、农业、工业、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签证等领域都设有工作组。

最后，关于中美磋商机制，王参赞提出了三点希望：

一、政府工作与企业密切相关，政府需要企业支持，企业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

二、企业按照商业原则运作，但是每个企业都摆脱不了背景，很难被当地人视为“本国企业”。因此，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和当地经商处室保持联系，不要事到临头再找人。

三、美国有良好机制：企业、协会、贸易代表办公室、政府的沟通是随时进行的。这值得我们借鉴。

企业代表：多增加对美国贸易政策了解有助于中美贸易顺利增长

作为企业代表，多家企业表达了各自的心声与期望。

天津国际联合轮胎有限公司主要是生产非公路用轮胎的。美国自去年开始，对这一领域实行了双反（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对于应对美国的贸易救济措施，企业有如下一些看法：企业应当在第一时间内积极应对，成立领导小组；企业要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求助。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2

美国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我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美进出口贸易额为5195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4.1%，比重较上年微幅回落0.02个百分点，美国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国贸易顺差5107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2507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49.1%，比重较上年提高5.2个百分点，美国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中进出口贸易额5786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额的15.9%，比重较上年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6年，美国贸易逆差7343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逆差3470亿美元，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7.3%，比重较上年小幅下降1.8个百分点，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特朗普政府主要经济政策

主张及影响

一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拟实施1万亿美元“美国基础设施优先”计划。二是减轻税负。降低个人所得税，公司营业税从35%降至15%。三是减少贸易逆差。施政伊始即退出TPP，重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减少中美贸易逆差。四是减少行政干预。取消《多德-弗兰克法案》，高金融机构活力。五是减少能源开发限制。大力开发页岩油气、清洁煤等化石能源。六是减少政府开支。实施“紧缩政府开支计划”，预计未来十年减少政府支出1万亿美元。

下面来分析一下特朗普经济政策主张对我国工业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贸易政策，可能会导致我国工业品出口大幅下降，一些行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减税有望提升资本在美投资热情，在吸引美国企业回迁本土的同时，也将吸引更多海外制造业包括我国制造业企业落户美国；增加基础设施建O投资对我国企业而言，挑战和机遇并存。

电子行业。我国电子行业相对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电子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38.4%和92.2%。

轻工行业。我国轻工行业相对美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轻工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29.5%和82.5%。

纺织行业。我国纺织行业相对美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国纺织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34.1%和87.1%。

机械行业。我国机械行业相对美国竞争优势较弱，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国机械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43.5%和91.8%。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3

2020年上半年，xx镇政协委员联络室按照市政协的总体部署，结合本镇工作的特点，积极引导政协委员开展“委员走基层、协商在一线”活动。深入基层、下到一线，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充分发挥了委员联络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为xx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建言献策，为打造蒸蒸日上新xx贡献了政协力量。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镇域综合发展建言献计

2020年上半年，xx政协联络室积极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开展“委员走基层、协商在一线”活动，对我镇的各类工业实体项目、人居环境提升、脱贫攻坚等关乎民计民生的重点工作进行走访、咨询、调解等，帮助群众出点子、解难题，为党委、政府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参考。一是助力双招双引，工业实体培育初见成效。二是精心设计谋划，小城镇建设更加精美宜居。三是持续建设美丽乡村，全面提升群众获得感。

二、强化学习、提升素质，发挥委员引领带动作用

政协委员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必须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大局意识，才能发挥自身优势，起到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为此，xx镇将委员学习列为年度活动工作计划的重要一项，从制度、阵地、形式等方面进行保障。一是制定了《政协委员活动制度》，对政协委员参加学习活动情况进行考核打分，作为年度评优和履职考核的主要依据，督促委员按要求参加集中学习安排。二是健全完善委员学习活动阵地，进一步提升政协委员学习活动室规范化水平，配备桌椅、电脑及相关图书设施，并将各类制度版面上墙。三是坚持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对委员们进行培训，今年以来，组织集中学习一次，重点学习了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精神和相关业务知识，使委员们认识和把握政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增强了担当意识和大局意识，明确了立足岗位做好履职的方向和目标。政协委员xx立足从事的蔬菜种苗繁育产业，积极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申办创立了院士工作站——山东省鲁寿种业院士工作站，主要研究健康无毒瓜类蔬菜种苗繁育技术，为我市蔬菜种苗产业上档升级打造了平台。委员xx作为供电行业职工，针对当前农村农业用电设施简陋、安全隐患问题突出的实际，向政府提议并参与组织开展了农业用电集中大排查，排查整改安全隐患xxx处，极大地保障了农业用电安全。

三、精心组织、履职尽能，强化委员参政议政职能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4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103-02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随之而来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党准确把握国情,为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所做的理论回答。

    随着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认识到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统一战线。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如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民族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民生中“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形成,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北伐战争虽然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但随着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成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制定了土地革命纲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纲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还在苏维埃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其内容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和社会教育。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联系各地的革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决议和法令,以中央苏区最为典型,在社会救济方面,采用救济贫困农民及受灾群众的方针,开展互助互济工作,其规模和稳定程度远远超过了大革命时期,方法也更加灵活。在苏区的卫生建设方面,苏维埃政府努力保护和鼓励城乡原有的私人诊所继续开业,同时组织零散的江湖郎中和社会游医在人口稠密的集镇建立医疗所,方便群众治病求医。为防病治病,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民间中草药医生,就地取材,采制中草药,开设医药合作社。闽浙赣等苏区提出建立公共医院,为苏区贫苦人民实行免费医疗。在苏区的社会教育方面,苏维埃政府注重发挥红色歌谣的作用,教学内容比较切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内容通俗易懂。左右江苏区还提出了建立免费学校,实施免费教育,还要创设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图书室、文化讲习所、夜课学校等,开展福利性免费文化教育工作。这些措施非常适合解决当时苏区绝大多数贫苦人民无钱享受文化教育的实际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上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2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先后参加了重庆谈判以及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1]1163-1164。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政治体制,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可讨论与决议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各部长官及监察委员之任免、主席交议的事项等。协议还规定国府委员为40人,半数为国民党员,但施政纲领变更时须2/3的委员通过;还规定必须有3/5的国府委员同意时,国府主席方可使用否决权。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案为依据,协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中确定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的原则。同时就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及文化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会议通过了《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等[2]38-41。

    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为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实行土地改革。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已经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土改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等。《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经验教训,体现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纲领确定: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统一的军队。在经济上,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纲领规定,中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等。综上可见,《共同纲领》对公民的选举权、平等权、社会权等基本权利有了明确的规定,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综上可见,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建设从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的实施;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纲领制定到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的制定,用理论指导着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革命实践,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公平正义在革命中不断实践,不仅是党理论体系承前启后的价值链,也是衡量各阶层利益时秉持的一贯判断标准,并对最终实现人民基本的民主权利的核心价值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彭月英,孙海林。毛泽东中央苏区教育思想的形成及特点[J].求索,2010,(8)。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5

一是税务人员缺失相关技能。大部分税务人员仅熟悉税收政策，并不具备确定房屋重置成本的技能。此外，虽然住建部门能够提供房屋建造成本的一些数据，在对房地产项目清算时各地对房屋建造成本也进行公示，作为房地产项目清算的参照依据，而重置成本则因不同地段、不同年限、不同功能、使用年限等因素，相关部门不能提供此方面的信息，税务人员更是无法判定。

二是取得旧房交易土地时的成本难以确定。实际征管中，在测算增值率时，一般要求以取得土地时的基准地价作为土地成本扣除的依据。土地基准价格需向当地国土部门获取。从基层实际操作的情况看，一般仅能从当地国土部门获得近期几个年份的土地基价数据，如若转让房屋所涉年代较为久远，则相关旧房交易土地基准价格数据要么根本没有，要么因为国土部门人员更换、档案流转等原因，致使基准地价信息缺失或不全。这使得税务部门对土地成本的核定失去了合法的依据。

三是放大了税务执法和廉政风险。在日管中，我们常常面临这样一种境况：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地方政府常常以低价出让土地的优惠条件吸引相关投资，投资方往往能够以低于甚至大大低于基准地价的价格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旧房交易土地基准价格核定增值率给税务人员带来了一定的执法风险，更有甚者可能利用按户测算增值率的政策，增加执法随意性并从中谋利，给税务人员安全履职带来相应的廉政风险和后期监督成本。

四是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支出。从上到下各级政府和税务部门一再强调要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减轻纳税人负担、简化办税流程。转让非住房目前并不处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范围之内，道理上讲应当给予交易的便利。由于《通知》有相关规定，税务机关在难以测算增值率的情况下，为了消除自身的执法风险，一般会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应的评估资料，而提供评估资料必然会增加纳税人的评估费用支出，也就相应增加了纳税人尤其是个人的交易负担。加之转让非住宅的群体正常不固定，每交易一次都需要税务部门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与纳税人多次对接并开展相关的调查、测算或者评估，遇有争议必须耐心地、反复地宣传、解释和沟通；而且此类交易的涉税事项一般都不能一次性或者当场办结，从而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征纳双方的矛盾。

二、结语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6

关键词:反补贴争端;解决对策;中美贸易

从2006年11月27日美国首次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立案调查,到2009年12月31日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钻杆启动反倾销与反补贴合并调查为止,美国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诉讼24件,反补贴调查已成为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

从统计资料来看,反补贴对我国产品出口美国造成严重阻碍。[1]

一、美国对华反补贴的背景

(一)巨大的贸易逆差

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一直伴随着中美贸易的整个过程,并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而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已经成了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争议的焦点。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是比较大的。美国认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国采取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造成的,如倾销、补贴、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等,因此美国除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外,还要进行反补贴等贸易措施。

(二)美国政府政策的变化

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增长,贸易争端的日益尖锐,美国政府受到了国会巨大的压力以及美国一部分企业和企业团体的强烈要求,再加上政府一些官员和学者的呼吁,美国于2006年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进行反补贴调查,反补贴也就成为美国针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的新的形式和手段。此外,美国不仅在国内法层面上针对中国的进口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美国还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WTO提出新的反补贴磋商的可能性就迅速增加了。

二、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的焦点问题

(一)人民币贷款利率基准的确定方式

美国商务部采用与中国收入水平接近的第三方国家数据来确定人民币贷款短期利率基准,而长期利率基准目前采用标准普尔评级中的BB级债券利率来确定。

美国商务部认为,由于中国国内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公司财务制度和信用评价体系,单个公司的信用评价在贷款过程中不起主导性作用,故而用投机级评级当中信誉最高的BB级债券利率来衡量人民币长期利率基准是可行的。

(二)可抵消补贴的范围

依据《SCM协议》,补贴是指成员方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并由此给予企业某种利益。《SCM协议》将补贴划分为禁止性补贴、可申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由于反补贴针对的是政府行为,只要某一类政策被认定属于政府补贴,其证据就可以被用到其他产品上,从而影响一类企业或整条产业链。美国针对我国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所涉及的政策范围不断扩大,对补贴额度的认定带来不利影响。

(三)对部分指导性文件的性质认定

由于我国政府所的此类指导性文件当中,通常强调为相关行业拓宽融资渠道和提供贷款支持,因此美国商务部经常将各项文件作为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措施,将中国企业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的商业贷款定性为政策性贷款。美国商务部始终坚持认为指导性文件等同于强制性政策,这一裁定无疑是前述可抵消补贴范围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政府应对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策略

在应对反补贴调查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尽可能减少被认定的补贴种类和额度。我国政府已经在历次调查当中作出了极大努力,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为人民币贷款利率基准确定方式的改进。美国的反补贴对我国的贸易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要应对美国所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我国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利率市场化

目前美国商务部采用回归模型确定人民币贷款短期利率基准,而我国政府屡次抗辩无效的局面,根本的解决方法仍然在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利率处于双轨制下,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经市场化,但在金融体系内部,银行存贷款利率仍是“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要实现利率市场化,需要继续发展货币市场,着力推进SHIBOR建设,完善基准利率体系。

(二)削减禁止性补贴

我国补贴的主要形式包括对企业实行税收减免、财政资助等有关优惠措施。优惠措施的给予对象主要集中于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经济开发区企业、某些重点扶持产业的企业及有的国有企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0条第3款规定“中国应自加入时取《SCM协定》第3条范围内的所有补贴”,近年来我国政府遵守承诺,在取消禁止性补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出于地方利益和长期历史习惯的考虑,我国还存在一些补贴政策,应减少并修改会引起反补贴诉讼的类型。

(三)完善反补贴调查应对机制

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集中于冶金、化工、纺织、造纸等行业,我国政府可针对这些重点行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和出口总量进行监控,以起到对反补贴调查的预警作用。在反补贴调查发起之后,政府应指导并协调国内有关部门和相关中介组织开展应对反补贴调查的工作,指导行业协会、商会加强行业自律以及与美国有关组织进行磋商,这些都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反补贴应诉水平,克服美国采取反补贴措施对我国产品出口构成的阻碍,最终达到稳定和促进出口的目的。

(四)在WTO层面上解决中美双方的反补贴争端

当前,中美反补贴争端已经在WTO和国内法层面上全面展开,对此状况,两国政府要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评判。不可否认,政府在国内法层面上处理反补贴争端时,较之于处理其他贸易争端而言,其自由裁量权是比较大的。与其中美双方在国内法层面上相互进行反补贴诉讼,还不如中美双方在WTO层面上解决中美双方的反补贴争端。

参考文献:

[1]唐宜红,唐若韬.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焦点问题与我国的对策[J].国际商务,2010,(5).

[2]冯军,高永富.论中美反补贴争端及其解决途径选择,世界经济研究,2009,(11).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7

一、林业发展阶段的划分

1.森林资源破坏性利用时期(1949年－1977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森林资源很少，全国森林面积仅有8280万公顷，宜林荒山28,959万公顷，按国土面积9.6亿公顷计算，森林覆盖率仅为8.6%。木材年产量不到1000万立方米。然而，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林业政策，使我国的林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当林业建设和林业生产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1958年的全国性“”运动严重妨碍了林业生产，大量原始天然林被砍伐一空，许多青山一夜成“秃顶”，森林植被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中，国有森林和集体森林的再次遭受大规模的乱砍滥伐，我国森林资源遭到第二次大破坏。仅1976年－1981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就由12.7%下降到12%。

2.森林资源恢复时期(1978年－1998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在这段时期里，长期过量开采所造成的森林资源锐减制约了林业改革开放与快速发展。森林资源的恢复和保护问题开始引起国家高度重视。1981年，国务院作出《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林业发展战略作出调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也通过了根据邓小平同志倡议而起草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热潮在全国迅速掀起。这些举措对遏制森林资源锐减的势头起到了重要作用。1992年，巴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认识到我们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3年，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原林业部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的林业建设道路，更多地增资源、增活力、增效益，更快地绿起来、活起来、富起来”。1995年，原林业部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指出森林是实现环境与发展相统一的关键和纽带，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确认林业既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又是重要的公益事业，肩负着优化环境和促进发展的双重使命。

3.生态建设新时期（1999年至今）

1998年特大洪灾之后，全社会进行了反思，并一致认为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程度已十分严重。这终于促使国家下决心对林业采取“重予轻取”政策。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恢复植被、保护生态”的决策，决定在政策和资金上对林业进行重点扶持。这标志着国家对林业的定位已由过去的“产业型”转为“公益型”。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林业立即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让森林休养生息。当前，我国林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二、森林资源与林业政策的关系

1.科学的林业政策促进了森林资源的发展

科学的林业政策对森林资源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森林资源发展的各个阶段。在破坏性利用时期，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林业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奠定了中国林业建设的基础。

2.林业政策不落实导致森林资源遭受破坏

即使拥有了科学的林业政策，但如果得不到实施，也是空谈。例如在期间，林业管理机构被撤销，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大量流失；严重偏离正确的林业方针政策，废弃规章制度；森林资源遭受巨大损失；林业教育和科研事业遭受严重摧残，新中国成立后打下的林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3.林业政策变动频繁不利于森林资源持续发展

1949年成立林垦部；1951年改称林业部；1953年全国的木材业务全部划归林业部统一管理；1956年为适应国家大干快上的需要，将森林采伐和木材生产等管理职能从林业部划出，单独成立森工部；1960年又明确全国木材市场由林业部统一管理。这反映出我国虽然制定了林业发展总方针，但具体怎么做没有形成共识。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变来变去，基层林业部门更是变动频繁，让下面的工作计划赶不上变化。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8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莲花县检察院：邬思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政目标，两高院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目标，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为保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修订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制定了《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意见》等一些规范性文件，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和《人民检察院办理不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对2001年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质量标准》和《办理不案件质量标准》进行了修改，就是让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考核案件的质量标准之一,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思想上提高认识：正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

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做的报告，对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其精神实质是区别对待，做到该严则严，该宽则宽，一方面要求既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另一方面要求充分重视依法从宽，依法保障人权、维护公民权益，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抗，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环节。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和谐社会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和谐，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既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又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要忠实、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应当确立现代司法理念，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发挥自身职能，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在批捕阶段抓好宽严相济政策的落实

在批捕阶段坚持“宽严相济”“少捕慎捕”，“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等执法理念，支持两手抓。一方面坚持“严打”方针作为工作的中心任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犯罪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爆炸、抢劫、、绑架、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刑事犯罪、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宗教极端势力以及组织犯罪、国家工作人员重大职务犯罪等严重罪行坚决严厉打击，并作为打击中的重中之重。该批捕的坚决批捕；并对这些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及早介入，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取证，督促公安机关尽快集中力量破案，以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对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坚持少捕、慎捕原则，对轻微刑事犯罪分子依法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挽救的尽量挽救，能从宽处理的尽量从宽处理，能实行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尽量不批捕，彻底扭转“构罪即捕”观念，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条件，慎重适用逮捕措施，作出决定前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主体是否属于“特殊类别”（未成年人或老、病、残、初犯、偶犯、从犯或怀孕、哺乳期妇女等）；法定刑是否属于较轻的刑罚；情节是否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情形；主观方面是否具有过失、受骗、被胁迫等；犯罪后是否具有认罪、悔罪、退赃等表现；是否具有重新危害社会或者妨害诉讼进行的可能；是否属于流窜作案、有无固定住址及帮教、管教条件；案件是否具有较大社会影响，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等。能从宽处理的尽量从宽处理，办案中做到重其所重，轻其所轻，轻重结合，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既充分运用刑罚手段与严重刑事犯罪作斗争，又有理有节地宽容轻刑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

三、在审查阶段抓好宽严相济政策的落实。

1、依法从严打击严重犯罪分子。在阶段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犯罪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爆炸、抢劫、、绑架、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刑事犯罪、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宗教极端势力以及组织犯罪、国家工作人员重大职务犯罪等严重罪行同样坚决严厉打击，公诉人在开庭时依法对应当从重的犯罪分子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对累犯、主观恶性大、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依法建议法院从重判处。对侦查部门遗漏的犯罪事实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对侦查部门遗漏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对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提出抗诉。

2、对轻微刑事犯罪要积极应用不。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质量标准(试行)》规定，符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的属于达到案件质量，办案人员应充分考虑的必要性，可诉可不诉的不诉。文件中明确提出是否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考核案件质量的标准，对相对不案件的处理的具体情形更加细化，有利于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人民检察院办理不案件质量标准》明确规定：“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相对不条件的要求同时具有下列五种情形之一的，依法决定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引起的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属于一般参与者的。”因此办案人员应按照以上规定，综合考虑，积极应用不，依法行使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这项重要权力，节约诉讼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3、积极运用刑事和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因此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案件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要积极适用。在具体程序上，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轻罪案件后，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听取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对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须了解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及案件处理意见和要求。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应积极启动刑事和解程序，双方当事人调解一旦达成协议，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属实际履行赔偿，被害人自愿放弃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公诉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决定。从2005年至2007年的刑事案件中，我院在审查阶段运用刑事和解机制的案件有27件，其中有故意伤害案、有寻衅滋事案、有重大责任事故案、有交通肇事案、有非法拘禁案；对象有未成年人，有的是成年人；方式灵活多样，有的是公安机关已促成加害方和受害方达成和解协意且已履行，在审查时干警经了解双方确实自愿，且对加害人表示谅解，对这种案件如属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一般是退回公安机关建议撤案处理或由检察机关作不处理。有的是侦查阶段没有进行刑事和解，经检察干警审查案件符合刑事和解条件，且加害人做有罪供述后并表示真诚的悔意时，由检察干警向加害人的家属做工作，宣传刑事和解政策，在加害人或其家属愿意替加害人履行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召集加害人的家属和被害人及其家属一起协商赔偿事宜，为双方提供协商平台，经检察院干警积极斡旋，往往能够促成刑事和解。实践证明，通过运用刑事和解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又能依法地帮助犯罪嫌疑人获得较轻的处罚，同时能又化解社会矛盾，为和谐社会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在公诉工作中积极运用刑事和解机制是现代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要求，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

4、积极适用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程序，尽可能减少羁押期限，避免无形延长被告人的判决实刑期限。因此对轻刑案件要从程序上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必须积极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简易审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院办理案件质量标准（试行）》规定，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快速办理机制进行处理；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建议或同意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建议或同意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办理案件明显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的则属于质量不高。对对轻微刑事案件做到快审快结。同时，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5、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尽量实行非羁押处理。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两类主体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轻罪，通常其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有直接关系，若仅因一次犯罪而对其简单地科处刑罚，将他们关入看守所，必然会造成未成年人的极度恐慌，对其身心造成成严重损害，而且容易造成未成年人受成年人的引诱、教唆，交叉感染，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在与学校达成共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对涉嫌轻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进行不羁押，能不的尽量不、必须的建议法庭适用缓刑等非羁押化处理。其次对未成年人犯罪按特殊机制来处理，由熟悉未成年人人身心特点，具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经验的检察人员组成固定的办案小组，专门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出庭公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总之，对未成年人应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满怀爱心地去做好未成年人的检察工作，尽可能少地造成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尽可能多地帮助未成年人早日走上正轨。

四、在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上抓好宽严相济政策的落实。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9

关键词：限行措施；比例原则；利益博弈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3-0067-04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大城市的机动车保有数量快速的增长，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管理经验却相对滞后，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发展过程，同时，西方国家三百年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在这三十年之中集中的爆发，以汽车为例，中国的老百姓还没有完全享受到汽车所带来的便利，就要开始为其所产生的问题来埋单。随着交通管理理论的不断成熟，决策者们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完善路网和增加道路容量的这一类以增加交通供给的治堵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先进的旨在控制交通需求的交通需求管理理论（TDM）取而代之，并在交通行政决策中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以单双号限行为代表的交通管制措施近年来频繁的出现在“中国式治堵”的舞台之上，其中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的单双号限行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自单双号限行政策出台以来，争议不断。其成本与效益之疑，临时性与长期性之争，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惑都持续而广泛的存在着。其赞成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各执一词，意见纷呈的背后实际上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

博弈。

一、单双号限行行为性质的界定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交通部门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下达了临时禁令，进行了汽车尾号的“单双号”限行规则，保证了奥运会期间城市交通的顺利运行。2008年9月28日，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将“尾号限行”做进一步调整并延续下来。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对于“违反单双号规定上路，将被处以100元罚款；擅闯奥运专用车道等交通管制路段，将被处以200元罚款，如强行闯入，见到交警示意停车手势拒不停车，或不听交警劝阻，罚款额度将高达1800元，并处拘留。”

单双号限行措施是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产生法律效果并且表之于外部的行为。北京市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通过通告的形式设立了行政法律关系。符合行政行为成立所需要具备的主体要件、权力要件、内容要件和形式要件，是一种行政行为。进一步看，单双号限行是北京市政府针对不特定的相对人，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并能够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符合抽象行政行为的一般特征，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

单双号限行措施出台以来就争议不断。学者们就单双号限行措施的性质和其究竟有没有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站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角度，认为“限行措施的本质上并不是对私人财产权（汽车）的限制，车主仍然完全占有汽车的所有权。限行措施只不过是对作为公共资源的道路的一种“分配”，其目的在于保障交通通畅等公共利益。在公共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无限扩张的私人财产及其自由就不再具有确定的正当性，而必须接受某种分配性的限制”笔者对此表示怀疑。首先，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权能，对其任何一方面的剥夺都可以构成对所有权侵害。对于车辆的尾号限行，“从物权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行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己对于其汽车的使用权，这直接影响了私家车主所有权的价值和效能的实现。本质上就是行政机关运用其行政权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物权人的权利行使之上，因此使得物权人对物的排他性支配受到了干扰甚至于剥夺。”其次，笔者认为，不能将对汽车的使用和道路的使用完全隔离开来。毋庸赘言，对汽车的使用正是基于对道路使用的基础上，以此来作为没有影响公民对汽车所有权的借口无疑为一种诡辩。退一步讲，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在强调公民权利本位和国家义务本位的今天，国家当然的承担着公共物品的兴建义务。公共物品的稀缺与紧张不能成为对一部分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理由。

也有学者认为，限行实际上是改变行政许可的设定内容。根据该观点，在存在交通拥堵的情况下，道路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的配置。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对于公共资源的配置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该观点还认为：“车主购车后，要想实现车辆的使用价值，必须到车管所登记，车管所所做的登记，即为一种行政许可这意味着，车主对车辆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实现，是行政许可的结果，而不是购车行为的必然结果”。笔者认为该观点同样值得商榷。首先，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能够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文件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而北京市的限行令是以北京市政府为主体，以通告的形式发出。性质上应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进而不具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其次，前文已经提到，限行措施是一种抽象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的设定和改变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综上，限行措施不是一行政许

可行为。

笔者认为，单双号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制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已对于汽车的使用权，是行政机关为了追求特定的行政目的而对车主所有权的使用权能的一种限制，车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额外承担的一种财产上的不利益，是一种公法上行政限制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限行并非是对车主物权的损害，而是对道路通行权的限制，针对的是道路，不是机动车本身，因此，限行与物权法并无关系”。笔者认为，限行并不是对道路通行权的限制，因为对于道路通行权的限制，根据平等原则应当平等实施，不仅包括机动车辆，而且还应当包括非机动车辆，甚至是行人。而尾号限行所限制的仅仅是机动车。综上所述，限行措施属于北京市政府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该抽象行政行为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

限制。

二、单双号限行的利益结构的分析

支持与反对限行的双方立场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双方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限行措施能够减少环境污染、缓解交通拥堵，这是政府和公众所能够获得的最大的公共利益。但是，限行措施无疑会损害车主的利益，因为限制了他们对车辆的使用权，并相对地增加了停车和养车的成本。而且，继续限行也可能会损害汽车产业及相关的车辆检测、驾驶员培训等行业的利益。单双号限行措施涉及到政府、无车族、有车族、汽车厂商等各种利益主体。运用利益分析法，拨开这种利益交错的纠结，我们会发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博弈，是单双号限行措施利益关系的主线。

（一）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优位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尽管该至理名言常被用以引证权利限制权力的合理性，然而笔者认为它同样可以应用于对权利的限制。权利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有条件的。而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是限制私人利益最具有正当性的理由。《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从我国宪法和部门法的字里行间之中，我们不难推断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位阶关系，公共利益较之于私人利益拥有更高的价值位阶。这不仅体现在法律的规定之中，而且在我国的政策和文化宣传中也多有体现，比如我国强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集体主义原则的主要内容则是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相结合，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和谐发展、倡导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尊重和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当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优位有理论与现实的支撑。首先在数量上，公共利益的总量上势必会超过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是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个人利益只是单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利益总和势必大于单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其次，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服从也有其必要性。社会之所以把个人利益聚合形成公共利益，目的就在于保障个人利益的安全，最终实现个人利益的增长；公共利益的发展，对社会成员来说只会意味着利益的扩张。况且个人利益只有在国家和平安全、社会秩序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现实化。最后，我国当前处正处在一个矛盾多发期，经济过快增长带了如社会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诸多负面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政府的重要任务。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应当更加注重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过分强调有些不合时宜。

在当双号限行措施中，政府为了提高空气质量，缓解交通拥堵这一公共利益采取了限行措施。根据相关民意调查，“对于北京限行可能带来的影响，95.2%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成为提及率最高的答案；第二位的是“有效缓解交通压力，保障路面畅通”，比例达到88.8%。”减少环境污染，保障交通通畅这种正面效益惠及了社会不特定的、绝大多数的相对人。正是对于这种公共利益的最求为单双号限行这一行政措施提供了依据和合法性。而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也成为了对个人利益进行限制的最具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依据。

（二）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补偿

任何一个社会，对于个体利益的不尊重就会导致更多个体的背叛。民主不仅包括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导向，而且还应当充分尊重少数人的利益，尤其应当重视那些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其私权受到限制的权利主体。如果漠视私人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就可能衍化成为对少数人暴政的工具。针对国家对所有权的限制，“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征收或具有征收效果的干预列为所有权人“特别牺牲”的情形，并规定相应的

救济。”

单双号限行这一行政措施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行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己对于其汽车的使用权。这实质上是对车主物权上的一种限制，是车主基于公共利益而额外承担的一种财产上的不利益，应纳入一种广义征用的范畴。对征收或征用，我国法律都有相关补偿的规定。

“在北京奥运单双号限行中，北京市政府决定对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停驶的车辆相应减征车船税和养路费。据介绍，由于北京奥运期间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实施，北京市交管部门对停驶的车辆相应减征了三个月的车船税和养路费，减征的税费数额达13亿元。在广州亚运会举办期间，广州市政府也推出了包括十大惠民项目的“亚运大礼包”，其中包括向市民发送感谢信并赠送亚运相关纪念品、亚运及亚残运期间增加放假3天、30个工作日免费享受公共交通服务、免费赠亚运会及亚残运会门票、15万人免费参观亚运主要场馆、向特殊群体发放500元补助等。”对于私权利主体的补偿，不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且也是实质合法性的应有之义，亦或者是一种合法性的补强。随着现代社会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从管理行政走向服务行政，形式意义上的合法不再成为合法性的惟一内涵，实质合法性的应当成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

（三）比例原则之下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

在分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时，比例原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理论。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也称禁止过度原则，“一般认为具体包括必要性原则和合比例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不可替代原则、最温和方式原则，是指行政权的行使应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损害保持在最小的范围内，也即所采取的手段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所绝对必要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合比例性原则，又称相称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不得超过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的价值，两者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

单双号限行措施长期存在着长期性与临时性之争，以北京奥运期间的限行为例，在奥运会期间，逾九成的北京市民支持限行方案。北京奥运事关国家形象，其成功举办能够提振民族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将其纳入公共利益的考虑范畴，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北京的空气质量和交通环境，限行无疑是最为立竿见影的措施之一。因此，在奥运会期间，单双号限行措施符合必要性原则和和比例原则的要求。这也是限行措施在奥运会期间拥有超高支持率的原因。然而在奥运会后，该措施缺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实际上，奥运会结束后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改善大气和交通环境的寻求虽然存在，但已经丧失了紧迫性和措施的不可替代性。限行措施也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奥运结束后，北京将限行改为每周一次实际上是对比例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重新去向平衡。一种理想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关系结构应该是，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作出基于合意的让渡，公共利益给予这种让渡以公正的补偿，这一切都建立在相称的手段和目的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比例模型之上。

三、对单双号限行措施进路的思考

对城市交通拥堵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任何一项城市拥堵治理措施的出台，最终都要上升为政府的公共行政决策与执行层面。每一项治理措施的决策出台都会涉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法律的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均衡。因此城市拥堵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政治法律过程，在政策措施的决策，执行和保障的全过程应当引入有效的原则和制度保证其民主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一）民主性的实现：公众参与制度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实现“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的目标。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包括“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公平地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当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时，应当避免采取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为之”。

“公众参与是实现各种利益充分表达、进行富有意义的交流以及协商的制度过程。”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参与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各种利益的充分表达和富有意义的交流以及协商。“公众参与的核心实际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的协商。行政过程的民主化主要体现为公众参与。公众为行政过程提供多元的、分散化的决策基础信息与公众偏好结构。”充分的讨论和论证对于一项行政决策的出台是必需的。在其各个环节比如议程设定、方案草案准备、公众参与评论，都需要充分的讨论和论证，如果建立了充分的公众参与，合理考虑公众的利益诉求，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就会有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也才会真正地实现公共利益。表面上看，没有民主参与程序的政策制定与加入民主参与程序的政策制定相比，也许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但却可能在方案在出台后遭到很多关于民主性和正当程序的质疑，这样决策者又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弥补性的弹性化措施，反而破坏了行政决策的安定性，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决策的权威性。

“单双号限行措施涉及到政府、有车族、无车族、汽车厂商等多个利益主体。在参与式行政决策的模式之下，公共利益实际上是多元利益的合成。”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听取来自社会群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行政机关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通过座谈会、协商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的参与方式保障公民的意见能够得到顺利表达，使受行政权力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到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之中。这不仅是参与行政决策模式的要求，也是行政程序正当原则项下的行政参与原则的应有之义。

（二）科学性的保障：专家咨询制度

专家是掌握与公共议题有关的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在某一领域具有权威性，可以以其专业知识在行政决策的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事实认定时。专家具备专门性的分析工具，在公共决策体制结构中拥有相对独立的角色空间。当遇到价值偏好的选择之时，应当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由公众充分地表达他们的价值偏好，而在事实认定之时，则需要专家的职业性和专业性的判断。专家论证不是民主决策的体现，而是科学决策的要求。“民主决策强调民众的感受和各方利益的平衡，然而却未必是最明智的选择。”

行政决策程序包括重大决策程序、一般决策程序、建议决策程序和应急决策程序。专家论证是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决策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是决策结果的科学性。民主性和科学性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试想，如果一个决策经过了民主程序，最终是不科学的，那么这样的决策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多数人的价值偏好可能会导致对事实的认定产生偏差。而专家论证制度在则用理性的观点和思维防止全民的暴政的悲剧。专家的意见应当得到尊重，对合理的意见应当予以采纳；未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作为一项程序法律制度，专家论证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重大的行政决策没有经过专家论证，不能做出决策。以此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是一项复杂和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经济学、交通管理学、交通工程学等诸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而单双号限行作为城市交通治理的一种手段，自然具备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一般大众由于专业知识所限和易受到价值偏好的影响，其选择未必是科学和明智的。因此，在交通拥堵治理的过程中，专家应当运用其专业知识，发挥对公众的引导作用，将决策的依据充分公开，这样才能获得民意的理解与支持，最终形成科学性与民主性的良性

互动。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10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理想信念还不够坚定。班子成员对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有差距。对上级党委的重大决策、重要部署认识不深、理解不透，进取精神退化、履职能力弱化，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难题和困难时，战胜困难的动力不足，理想信念有所弱化、政治敏锐性不够强。二是政治理论素养还不够高。政治理论学习抓得不紧不实、学得不深不精，班子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扎实，还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谛，对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深，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识及深刻内涵把握不够，理论指导实践的水平有待提高。三是政治敏锐性还不够强。对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党的形象权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思考研究还不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和鉴别力，对社会上个别消极议论或负面言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抵制不力，没有以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去力所能及的进行抵制或弘扬正能量。四是纪律执行还不够彻底。领导班子虽能严格履行党纪党规教育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党纪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必备内容抓紧抓实，但还存在党纪教育成效不明显以及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方面监督不够有力的现象。

（二）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精文减会不彻底。精文减会精得不够彻底、减得不够到位，会议多文件多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解决。涉及全县层面的会议明显减少，但工作部署、协调方面的会议又明显增多，延误了工作的时效性。二是厉行节约不严格。个别班子成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意识不强，在厉行节约认识上存在偏差，对铺张浪费不以为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浪费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三是公务接待不规范。在日常的公务接待上，有时出现公务接待标准把握不好的情况，有时出现陪同人员超员的现象。四是调查研究不深入。对基层情况了解得不深入、不全面，对工作进展情况掌握得不及时、不准确。调研过程中存在听干部汇报多，听群众意见少，了解面上情况多，发现深层次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少。

（三）遵守组织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具体工作中，班子成员全局意识还不强，没有履行好民主参谋、协助决策的作用，参与讨论还不主动，有看问题不全面就不充分发表意见的现象，发扬民主不充分。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有时即使看到了别人的问题，认为在一起工作，不必要批评别人的缺点，保持“一团和气”。二是执行民主集中制基本程序不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存在薄弱环节，在研究决策程序上，一些重大决策听取基层群众、离退休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等各方面的意见不广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党内生活制度执行不到位。坚持“三会一课”制度不够，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不到位，民主生活会辣味不浓，红脸出汗不够。

（四）遵守廉洁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岗双责”落实仍有差距。个别班子成员对党风廉政“一岗双责”责任缺乏充分的认识，对业务工作安排部署的较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还不够，没有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心中、抓在手中，执行各项纪律还不够严格，对干部监督教育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二是执纪监督有待加强。抓制度落实缺乏一以贯之、常抓不懈的工作韧劲，工作措施较为简单笼统，相关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有待加强。

（五）遵守工作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统揽全局发展思路上还存在差距。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还不够好，在执行中央和省、市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时，用全局的思维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不深，反映问题多，分析凝炼少，提出有价值的措施办法不多。二是实际工作不深入。有时把完成任务当作工作的落脚点，有检查验收做的就好，没有检查督促，做的就相对差些，当前工作与全县长远建设、整体发展结合不够。在落实具体工作时，不是很好地去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停留在一定的层面上。三是督查长效机制不完善。督查工作力度不够，监督手段单一，缺乏持续跟踪，造成有些工作措施没落到实处，影响了工作质量和实效。四是遵守工作制度不严格。个别领导没有很好地遵守单位规章制度，放松了自我约束，存在迟到早退、不能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等现象。

（六）严格遵守生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奢靡之风认识不足。在思想上有松懈的倾向，主观上存在奢靡之风与自己无关的错误思想。二是不注重慎独慎微。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弱化，自律意识不强，不勤于自省，没有完全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三是勤俭节约意识不强。过“紧日子”的思想有所淡薄，在思想上对艰苦奋斗精神缺乏有力的坚守,有时不爱惜公物、不注重节能，存在不注意节俭办公,在办公耗材、用水用电等细节上大手大脚的问题。

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从思想根源上深刻剖析，主要是：

（一）理想信念坚守不牢。坚持理论学习常态化不够，工学矛盾和知行关系处理的不好，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导致理想信念不牢固。思想还不够解放，习惯于惯性思维，想问题、定计划、作决策有时立意不高，眼光不远，在处理基础性、长远性问题上不够深入，缺乏以理想信念激励实际工作的自觉性，致使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的使命感、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主动作为的意识不浓，工作担当精神不强，造成了理论学习浮在表面，调查研究不深不透、精文减会不够彻底、创新进取意识弱化等方面的问题。

（二）宗旨意识扎根不深。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领会不深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在认识上不到位，下基层指导工作注重了解面上问题多，与职工群众谈心交流少，直接听取困难群众意见更少，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导致脱离了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淡化，没有与基层群众真正建立起鱼水关系。归根结底是“官本位”思想导致存在宗旨意识淡漠，统筹发展不科学，联系群众不紧密，效能建设不理想等方面的问题。

（三）党性修养锤炼不实。理想信念精神之钙有所缺失，使党性修养减弱，全局观念、大局意识、敬业精神弱化，放松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锻造，放松了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追求，工作上敢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慢了，勇于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的决心软了，进取意识、奋斗精神消减了，作风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虚、浅、浮、躁问题。由于党性锤炼不实，奋斗精神消减，导致存在攻坚克难精神软化、服务基层不主动、工作落实执行不力等方面的问题。

(四)工作纪律约束不严。纪律意识有所松懈，纪律的“螺丝”拧的不紧，在纪律上虽然思想认识到位，但在工作标准上只求不违规、不求作表率，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职责，思想上严防死守，令行禁止的意识不够深入，纪律松懈的思想有所抬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的力度还不够，有的该执行的纪律坚持的不够，有些问题管了但没管彻底，导致存在艰苦奋斗意识退化、厉行节约不严格和工作不深入实际等方面的问题。

五、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加强理论武装，坚定政治定力。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政治修养，更加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信念。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落实政府党组学习制度，采取集体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学习交流，持续深入学习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着眼自身发展和事业发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促进学习成果转变成想大事、谋发展的思想动力，培养长远眼光和战略性、前瞻性思维，切实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二）密切联系群众，强化宗旨意识。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忠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落实各项等制度，班子成员坚持深入基层，针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热点，带有政策性、全局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改进调研方式，做到真正深入基层听真话、访实情，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切实增强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提高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严明政治纪律，增强行动自觉。认真领会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提出的新要求，牢固树立党规党纪和法律意识,自觉规范言行，明确守纪底线。注重把握和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班子成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加强党性修养，强化纪律意识，使班子成员做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带头人，自觉做到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坚定不移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