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论文十篇

道德风险论文篇1

关键词道德风险寿险核赔

道德风险，又称道德危险，是一种无形的人为危险。寿险理赔中的道德风险行为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在购买保险时，抱着赢利或（非规避风险）的主观心理态度，采用隐瞒、欺骗或其它故意不实告知的方式和手段，获取保险理赔金的种种违公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

道德风险行为涉及的保险金给付额高，在寿险核赔中非常典型，容易使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和法律上的困境，社会负面影响极大。针对道德风险行为的特点采取一定的核赔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1道德风险行为的表现形式

1．1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欺诈

在实务中具体表现通常有以下几种：

①以欺骗方式投保。例如有许多投保人在事故或疾病发生后才购买保险，并采用隐匿病情、替身体检等方法通过核保这一关。

②编造或夸大事故。在事故发生后,以伪造、变造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夸大损害程度，以及隐瞒事故的有关重要信息等方式，来谋取保险金。例如，在保险合同生效后两年内被保险人自杀，属除外责任，然而索赔时，投保人一方可能隐瞒实情，以意外事故向保险人申请索赔。又例如投保人一方伪造死亡证明、捏造死亡事故来获取保险金。

③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例如，为取得保险金伪装被第三者袭击，伪装失足溺死、摔死，伪装交通事故死亡，伪装中毒死亡，伪装海难死亡、伪装失火死亡，伪装自然死亡，伪装自杀死亡等；采取自残方式谋取保险金，如轰动全球的台湾地区的“金手指”保险欺诈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④其它欺诈方式。如就同一事件向同一保险人多次索赔或向不同保险人多头索赔等。

1．2市场营销人员的欺诈

由于保险公司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致使许多公司以业务多少、保费收入大小论英雄。出售保险的营销人员为了取得更好的业绩，可能即使知道投保人投保的动机不正，也故意“视而不见”。另外，有少数业务员还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共谋隐瞒、错报相关信息骗保骗赔。

1．3医疗机构的欺诈

如提供错误诊断，增加治疗费用，延长医疗时间或频率；与被保险人勾结，拒绝提供真实的医疗记录或伪造证据等。

1．4保险公司内部职员的欺诈

主要有：有意错算保险金，挪用差额；拖延保险金给付以自行占用；接受贿赂，不公正地处理投保或赔案，将有关核保核赔的信息提供给进行欺诈的人。

2道德风险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

道德风险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具有以下特点：“保险事故”的发生距保险合同生效日非常接近。许多道德风险行为申请的保险理赔，在保单生效后10天以内就开始“出险”；投保金额高，投保险种、份额多，或多家公司投保；投保人提交的理赔申请资料不完整，或有关收据有涂改、变动，甚至有些内容前后矛盾。

道德风险行为对保险公司乃至整个保险行业都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

①影响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的履行。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活动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其含义是指保险双方在签订和履行保险合同时，必须以最大诚意，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互不欺骗和隐瞒，恪守合同的认定和承诺，否则，保险合同无效。

②影响到寿险核赔处理的效率和服务。由于有这些道德风险行为的存在，在实际核赔处理时，只能将所有的案件一视同仁对待，详细考查。这样的结果使保险人收集处理信息的成本增大，核赔处理的整体效率降低，同时也降低了投保人对核赔服务的满意度，使保险人受到社会上“投保容易理赔难”的责难，影响了服务水平的提升。

③危及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道德风险行为使许多保险公司陷入巨大的财务损失和法律纠纷当中，既影响了公司自身的发展，又影响了保险公司在公众中的形象，缩小了保险公司自身发展的空间，道德风险行为已成为保险业面临的严重问题。

3寿险核赔工作的应对措施

3．1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3．1．1改进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保险公司内部的管理直接影响业务质量的高低，许多理赔案件的发生，就是由管理上的漏洞造成的。例如，在一些体检中，如果保险公司内部对体检没有严格的规定和制度，对前来参加体检的客户身份未进行有效的确认，很容易出现冒名体检的现象，使一些健康状况较差的客户被承保进来。在赔付时，如采取大额赔款上门服务制度不仅可以防止一些非法分子冒名索赔，还可以扩大公司的影响力，树立良好的形象，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1．2对营销员实施内部监控

营销员作为保险业务首次风险选择的把关人，是否按照公司的要求规范展业，严格操作，是影响业务质量的关键，尤其对于免体检件，更是如此。营销员在开展业务时，可以直接接触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通过和客户交流，可以掌握客户的健康状况、生存状态以及投保动机，对这些情况的反馈，是核保人员能够正确核保的依据。保险公司加强对营销员的管理，加强对其业务的审核和控制，可以防止不良保单进入，提高承保质量。

3．1．3加强核保的风险选择

对保险人来说，核保环节是保险业务的入口，也是进行风险选择的重要环节。核保人员对业务的风险选择和核保质量的控制，直接决定和影响事后的核赔结果。在核保时，核保人员不仅通过投保人提供的信息来进行风险评估，而且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生存调查、面见被保险人、体检、询问人和各类核保问卷等方式，来获取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相关信息，准确地把握风险，较好地防范投保人一方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许多保险人提倡“核保从严，核赔从宽”的政策。但如果没有核保从严的先决条件，核赔从宽将只能是对逆选择和保险欺诈行为的放纵，对诚实善良投保人利益的伤害。

3．1．4加大计算机参与核赔的力度

充分利用网络系统对所有的业务采用集中核保和核赔的方式。具体措施如下：在计算机中设置统一的理赔权限；对各类理赔及各类管理人员均应设置编码及核赔的权限；从案件的接案、立案、初审、调查、理算、复核审批、结案归档均应由计算机全程控制。

为确保赔款案件审定的严谨性，在接案登记后，应由专门人员将报案信息录入到计算机中，若此案未在报案时将信息录入到计算机中，,则各种赔案给付资料均不能由计算机生成。财务部门在支付赔款时，应审核申领人资格，以投保单号或保险合同号查询应付费记录，以计算机打印的付款通知书、付款收据进行付费。所有案件的当前状态均根据理赔案件的进展情况，由计算机在数据表中置入相应的标志。这样既方便了保户的查询，又对假赔案有一定的约束力。同时也避免了同一被保险人出现多次索赔的现象。

3．2提高核赔人员素质，加强核赔调查

核赔人员是核赔案件处理具体的经办人,是保险人防范业务风险最后程序的关键，他们的核赔理念、职业道德、核赔业务能力、知识水平等综合素质，对核赔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寿险公司应有计划的吸纳医务人员壮大自己的队伍。聘请有经验的医生作为案件的把关人，经其确认后才能进行赔案的处理。道德风险行为者申请的理赔往往不符合医学客观规律。外力、致伤物、人体组织三者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关系到机体伤害的形成。了解这一点，会帮助判断伤害的性质、程度。如该机体是否是自伤（自杀）、诈伤（诈残），是否是精神心理因素造成的假象等等。

在核赔中，保险人处于信息劣势的情况下，更需要核赔人员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在仅掌握投保人提供有限的信息情况下，能够较好地判断一个索赔案件的风险，判断是否有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存在，以及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一个具有丰富经验和较高业务素质的核赔人员，在同等条件下，对于识别和防范索赔案件的风险方面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核赔调查是获取信息和甄别信息的重要手段，为核赔决定提供可靠的依据。核赔人员作出核赔决定，不能凭主观的臆断和想象，而要用事实、证据说话。核赔人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即使怀疑一个索赔案件可能有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但如果不能取得有力的证据,也无法作出拒绝赔付的决定。

3．3加强外部协作和同业间协作

对于保险标的和保险事故的许多重要信息，都是来自社会相关机构和单位，而保险人要获取信息，离不开这些机构和单位的支持、配合,他们是保险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如被保险人在医院治疗或病故，对保险人来说，医院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如被保险人发生自杀、意外死亡或他杀等事件，公安部门将会进行处理，并掌握事件的有关情况；如被保险人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将会处理等等；还有社会保险部门、检察部门、法院等都是重要的信息渠道。

此外，目前寿险理赔查勘人员行使调查、笔录的权力是很弱的，缺少法律强制性优势，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充分而真实的信息，借助公安部门的手段及威慑力是非常必要的。

保险同业之间相互协作、相互沟通、相互联系和对客户资源信息的共享是非常必要的。每家保险公司都有众多的客户群体，在一家保险公司曾被拒缓保的客户，可能会转向另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也可能被另一家保险公司以标准费率承保进来；同样，在一家保险公司进行骗赔的人，其黑手也可能会伸向另一家保险公司，或在多家保险公司恶意投保，通过保险谋取不当利益。如果每家保险公司都孤立对付这些情况，势必得不偿失，难以防范不良客户的进入。因此，同业间应就这些客户的资料建立共享的信息网,将有助于维护保险行业共同的利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有效地将不良保单拒之门外。

参考文献

1吉海跃．把握市场主动权——试论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做好寿险核赔工作［J］．改革与理论，2002(2)

2许建中．查勘———寿险理赔的重要环节［J］．中国保险，1999(8)

3施去．试论寿险理赔中道德风险行为的特征［J］．上海保险，2000(3)

道德风险论文篇2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法律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依照规定的费率向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进行投保，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面临破产时，由该专门保险机构提供资金援助或者直接向储户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保护小额存款者的利益，同时也是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补充，是构成一个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三项重要制度之一。

存款保险制度增强了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维护金融稳定，但是该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往往会影响其运行成效，减弱其基本作用。所以应认真研究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从而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办法，进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道德风险的法律制度。

一、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

（一）存款保险制度和道德风险

1．存款保险制度

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该国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往往通过法律形式在金融体制中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

该制度规定有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或自愿按照法定的比例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费，存款保险机构对其投保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将其财务状况限定在相应的范围之内，当投保的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或倒闭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资金援助或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

存款保险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危害了存款人的利益。所以，1933年美国银行法就明文规定在联邦层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旨在重振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保护储户利益的同时监督银行的经营。

我国迄今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6》中曾对此作了阐述并肯定了其积极意义。该报告将存款保险制度定义为：存款类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标准参加存款保险并缴纳保费，当某个存款类金融机构倒闭或破产时，由管理保费的存款类保险机构按规定向存款人予以赔付。

存款保险制度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保护功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首要的最初的目的就是保护小额储户的利益，在银行破产时免遭损失或减少损失。其次是稳定功能。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在某一银行破产倒闭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储户不仅对该银行丧失信心而且还会对其他银行也产生疑虑，进而容易出现挤兑，导致危机蔓延。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储户的损失得到及时的赔付，很大程度上就截断了危机的传导。再次是救助功能。当银行面临支付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向投保银行提供支持，帮助投保行度过危机。另外是监管功能。存款保险机构时刻关注投保银行的经营和安全，对银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监督。

尽管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明显，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存款保险制度也不例外，它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带来道德风险。

2．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的概念源自保险学的研究。它最早是由Arrow（1962）在研究医疗保险问题是提出的。他认为道德风险是指在保险关系中，被保险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做出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或是在保险关系中，人利用信息优势做出损害被人的行为。

简单的来理解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理性人在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效益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道德风险生成的原因在于不恰当的激励机制。

（二）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体现

在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提供保护和救助时，改变了存款者、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甚至金融监管机构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得各方都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在没有存款制度的情况下，存款的安全性缺乏保证，因此存款人需要慎重选择银行同时积极的对银行的风险和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和分析，甚至还会对银行进行适当的监督。但当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在银行无法支付时将由存款保险机构负责支付存款人的存款，这就导致存款人的监督责任放松，存款人则不在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只是关注哪家银行的利率更高，得到的收益更多。

第二，银行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银行倒闭时存款人可能获得来自存款保险机构的赔偿，这样就解除了银行的顾虑，放松自我风险控制，增大了其经营的风险。

第三，存款保险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的宗旨是维护中小储户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它的非营利性质也可能会存在管理上不尽责的情况。比如对投保银行的监督审查不到位，形成失误没最后动用保险基金来赔付存款人。

第四，金融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的建立可能使得监管机构对该制度过度依赖，放松自身监管职责，为银行危机的产生埋下隐患。

综合上面四个方面，存款保险制度下相关各方都会产生道德风险。所以，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控制其中的道德风险显得尤为必要。

二、存款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国际经验

世界上有近百个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来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都采取了相关措施和办法来防范控制道德风险。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最为成功的国家是美国和德国，它们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封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思考。

（一）美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控制

1．关于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介绍

当今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最早、运行机制最为完善，当数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确立了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

2．道德风险控制的法律制度安排

FDIC是政府存款保险的典型模式。良好的法律制度设计是道德风险控制的前提保障。

第一，确定建立该制度的目标。FDIC的第一要务是保护小额存款人切身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从而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第二，监管有针对性。FDIC是美国银行业的忠言监管者，它监管所有被保险的银行。在对参保机构实施非现场检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就在第一时间实施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强制措施。

第三，法律法规的完善。FDIC自成立以来以及后来实施的改革，这一过程都有法律法规提供强大的支持。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FDIC的职能和组织结构做了详尽的规定；到了1950年，《联邦存款保险法案》更是赋予了FDIC前所未有的权力；为了加强应付倒闭银行的权力，1982年通过了《加恩－圣－杰尔曼存款机构法》来提供法律支持。

（二）德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控制

1．关于德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介绍

德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由政府强制性的存款保险体系和非官方自愿存款保险体系构成，以后者为主，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最初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存款保险组织。1974年，当时德国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赫斯塔特银行由于清偿力不足而被迫关闭，引起了社会大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危机，于是其他德国银行集团建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险体系从而形成了现行的自愿存款保险制度体系。

2．德国对于道德风险控制的法律制度安排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其法律制度环境尤为精良。德国存款保险制度下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特点尤为鲜明，表现如下：

首先，反破产法和所有权结构形成的法律环境。在德国企业破产被认为是经营者个人的失败，甚至还可能会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反破产法与存款保险结合起来能防止金融机构冒险，因而降低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其次，银行部门的所有权结构在降低道德风险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德国因为很多银行是在管理者而非股东的控制之下，并且不以股权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这就降低了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的可能。

再次，建立了存款风险公示制度。根据德国相关法律的要求，金融机构需让客户了解该机构加入了何种存款保险机制，以供存户了解存款风险。

最后，金融安全网中各监管部门的密切有效配合也是德国对道德风险控制有效的原因。

三、我国建立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若我国将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话，必然也面临道德风险的问题。因此，德国和美国等先进的国家经验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笔者认为这些经验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有效降低道德风险的外部环境，完善对应的法律法规。最大限度的降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不仅要求合理的设计存款保险体系，同时还要求建立能使存款保险制度高效运行的外部环境。只有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所处的大环境得到改善，保障存款人利益、构建国家金融安全网、建立有效的银行市场退出机制的作用才能更有效的发挥。

第二，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推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完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将其改造成经营目标明确、运行机制健全、财务状况良好、治理结构完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对防范道德风险十分重要。

第三，完善银行风险评级制度。我国也可以成立一家部级信用评级机构，评估金融机构的信用级别，为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同时，还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投保银行依据风险监测的结果进行检查，及时发现财务问题并监督采取相应措施，将风险尽可能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降低整个金融系统风险。

第四，提高公众风险意识，加强金融安全网的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强化银行审慎监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不能因此而削弱银行监管，更不能代替银行监管。审慎的金融监管以及金融安全网的协调配合，会使得监管更加有效，也就会使存款保险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效，同时也有利于克服了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实质上也就维护了存款者的利益。

注释：

构成金融安全网三项制度的另外两项分别是银行监管制度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6》第八章．

李贤．论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道德风险论文篇3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博弈

一、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的，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照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或者其它经营危机时，由特定的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赔偿保险金等方式，保证其清偿能力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质在于从国家隐性全额担保转换到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我国的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都是在政府的庇护之下运作。政府的过多保护与干预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至今难以消除，比如，巨额不良贷款的产生等。如今，我们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改革，使商业银行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就是要逐步淡化政府对银行的影响。如果设计的存款保险制度对道德风险问题没有充分重视，无疑将是重回老路，商业银行有了存款保险机构这一变相的“政府保护”，重新具有了进行风险投资的“动力”，化解不良资产将遥遥无期。

二、存款制度中的道德风险的博弈理论分析

(一)模型分析

道德风险模型可细分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人选择行动，“自然”选择“状态”，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某些可观测的结果，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人的行动本身和自然状态本身，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比如，投保后，投保银行在贷款发放中审查不仔细，造成贷款不能及时收回，形成不良资产，存款保险机构所能观测到的只是已形成的不良资产，而无法确认银行是否有违规操作。

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自然”选择“状态”，人根据观察到的自然状态选择行动。委托人只能观测到人的行动和行动的结果，而不能观测到自然状态，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比如，某企业负债率较高，银行己知晓，但出于某些特殊原因，如企业一旦成功，获利颇丰，仍然对其放贷，结果造成贷款沉淀，不良资产形成。存款保险机构可观测到银行的贷款行为，但无法知晓有关企业的信息。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分析方便，将金融机构放款给高负债的企业从事风险投资这一过程简化为金融机构自己从事风险投资，并假设：第一，金融机构没有任何自有资本，这使得金融机构本身不会因放款失误而承担任何损失；第二，得到存款保险制度担保的金融机构足够多，它们之间的竞争使得资产价格可以上升到他所有可能实现的价值中的最大值，即盘损值。

考虑一个简单的两期情形。假定有一块土地，它在第1期出售，在第2期实现一个不确定的租金。显然，第1期的土地价格取决于第2期可能产生的租金(由于模型在第2期结束，所以不存在土地在第2期再次出售的问题)。假定租金为100元的概率为2/3，为25元的概率为1/3。假定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即利率为零，则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愿在第1期支付的土地价格为50元。但是对于“赚了归自己，亏了归别人”的金融机构来说，显然，只要土地价格低于100元，它都有利可图。在假设这样金融机构足够多的情况下，土地的价格就必然被抬到它的盘损值100元，也就是这块土地在最好的情况下的所值。这多出来的50元就是一种资产泡沫。

现在把模型扩展到3期。假定前两期的结构与前面相同。第3期的租金也是有1/3的概率为100，有2/3的概率为25，而且第3期租金分布与第2期是独立的。我们仍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假定没有担保，则一个风险中性投资者愿意在第1期支付的价格是100元，它等于第2期的预期租金50元加上土地在第2期预期转手价，后者又是由第3期的预期租金决定的，同样为50元(注意，这里土地价格从第1期的100元下降至50元是由模型的结构决定的，并不构成金融危机)。如果有担保，那么，根据前面的推理，土地在第2期的转手价就会被抬到100元，相应的，它在第1期的价格就会被抬到200元。仍然会出现100%的泡沫。

类似地，我们还可把模型扩展到4、5…n期。但是，这各类似地推理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存款保险机构的担保能力是无限的，它有足够的财力弥补金融机构的损失。比如，如果第2期实现的租金只有25元，政府就要拿出75元来偿还债权人；如果第3期的租金也是25元，则政府总共要损失150元。然而，现实中这种前提是不成立的。即使是政府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财力也是有限的。

那么，假设它只能帮助金融机构清偿一次债务，金融机构在第1期则可能面临两种结果：第2期实现的租金为100，存款保险机构无须出面为金融机构清偿债务，从而可以继续为第2期至第3期的债务担保，这样第2期的土地价格就仍能维持在100元，因此，第2期租金收入加上转手价格就是200元；或者第2期实现的租金仅为25元时，存款保险机构就得出面清偿债务，并且无力再为金融机构第2期至第3期的债务提供担保，这样第2期的土地价格就会从它的盘损值100元回落到预期值50元，由此我们看到土地价格出现了暴跌，200元下跌至50元，资产价格暴跌，金融危机爆发。

(二)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存款保险机构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保护越强，造成的激励的扭曲就越严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保银行得以从存款人的监督下解脱出来，而且在单一保险费率下承担的成本不与风险挂钩，投保银行冒险的动机越发强烈。因此，在道德风险问题下，存款保险机构的目标难以达到，而且，当存款保险机构也无力清偿时，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轻则使得某家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经营困难，濒临破产，重则引起一国或区域性金融危机，造成金融动荡。

三、应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

道德风险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能通过对金融机构提供保护，造成激励的扭曲。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所建立的“安全网”会诱导存款人忽视银行的经营和风险，对存款银行的信誉、实力不作慎重的选择，而更关心哪家银行许诺的利息高。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即使增加经营风险，也不会失去客户，或者即使风险的增加带来成本的增加，但是成本的增加幅度可能远远小于收益的增加幅度。其最终结果是过渡风险偏好的经营方式成为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应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其实就是纠正扭曲了的激励。

第一，让存款人承担银行经营失败所导致的部分损失。具体而言，存款保险公司可规定一个免赔额或固定比率。这种在保险业中被称为“共保制”(Coinsurance)的制度使储户的切身利益会因银行的倒闭而受到影响，因而刺激了储户对银行风险的了解与选择。

第二，公平地缩小受保护对象的范围。银行受保护的负债越少，它所受的来自债权人的监督就会越大。在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广大公众的信息能力普遍不足，选择存在一定盲目性的情况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小额的居民存款人为目标是可行的，因为这样能通过统一收取保险费而将小额存款者的信息成本转嫁给了存款保险公司，这样能消除公众盲目跟风提款时的“免费搭车”行为。而大额的机构投资者所具备的选择能力使他们不但不应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而且应该通过独立分析的自保行为来为监管机关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第三，更严厉的危机解决方式。对资不抵债的银行的处理方式中，对存款人以及银行打击最大的是破产清算方式，因为它不但使危机银行从此消失，而且使存款人通常难以获得全额存款。然而，正因为这种方式对包括监管机关在内的所有当事方均具有极大威慑力，破产清算应被用于解决多数危机银行。清算完毕后进行索偿时，各债权人索偿的优先等级顺序应依照“投保存款人；无保险存款人；非存款债权人”的渐降优先级顺序来进行。

第四，健全金融监管的约束机制。要消减银行所有者的道德风险，监管机关除确保实施强制性信息披露外，应考虑诸如因操作风险而倒闭的机构的主要所有者成为金融市场的禁入者，以及追究式交易的决策者的法律责任等手段来对金融机构的所有者进行约束。

参考文献:

[1]钱小安.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约束条件与制度设计[J].金融研究，2004，(08).

[2]李志军，赵春娜.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J].现代管理科学，2007，(02).

[3]周仲飞.国际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协调[J].武汉大学学报，2007，(01).

道德风险论文篇4

一、环境责任保险及其道德风险

1.环境责任保险概述

20世纪60年代以来，责任保险被引入到环境保护与环境侵权救济领域，逐步产生了环境责任保险。即投保人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向保险公司交纳相应的保险费用，当被保险人因环境侵权而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保险公司代其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支付法定数额的保险金[1]。通过参加环境责任保险，潜在的环境侵权加害者演变成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共同承担者，当发生侵权时，由这些共同承担者负责某个成员造成的损害责任，侵权损害仍然是由这些直接使用、消费环境的加害者负责。环境责任保险赔偿主体的替代性不仅缓解了巨额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与侵权者有限的承担责任能力之间的矛盾，而且符合环境保护法中“污染者负担”的一般原则[2]。环境责任保险是环境保护法与保险法契合的产物，也是法学与经济学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成功结合。然而环境责任保险属于保险的分支，只要涉及保险，难免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环境责任保险的出现难免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疑虑和担忧：生产者会不会因为参加了环境责任保险而降低自身的注意义务，放松对环境破坏的警惕和预防，放任甚至故意制造环境侵权行为？这就是所谓环境责任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2.环境责任保险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道德风险是指参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做出了不利于信息劣势一方的行为，而且不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后果。环境责任保险的道德风险是指因为参加环境责任保险,环境侵权行为的加害者很有可能采取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行为从而导致环境侵权的恶性循环。因为一旦发生环境侵权损害,加害者除了交纳保险费用外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或者付出极小的代价，便可以通过保险合同将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其造成的损害与付出的代价不对等。保险公司在为受害者提供经济补偿的同时，也使被保险的加害者从经济赔偿责任中解脱出来，被保险人就会保护懈怠，丧失尽到谨慎义务的动力，导致在投保后环境侵权风险几率提高。因为信息不对称，每一个投保的生产者都可能知道自己的环境侵权风险发生概率情况，而保险公司并不清楚这些信息，这样一来，高风险的生产者更倾向投保，保险公司的出险率和赔付率大大提高，最终会导致环境责任保险市场的崩溃。因此，对风险等级和保险费率的分类越细越好，但这对保险公司和投保人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时逆向选择问题随之而来[3]。如果保险公司对规模不同、环境友好程度不同的生产者以相同的保险费率标准收取保险费时，那些规模相同但环境污染较严重的生产者并不需要支付更多的保险费、承担更多的责任，环境友好型生产者实际上是为环境不友好型生产者承担责任、分担风险，这必然会引发不公平竞争,不利于抑制生产者的侵权行为，甚至可能导致生产者恶意侵权，引发道德风险。当环境责任保险为其披上一层“防弹衣”后，出于趋利性的本性，生产者不再顾忌环境侵权可能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对预防和重视环境侵权采取消极的态度，从而对环境保护产生不利的影响。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道德风险存在于任何保险中，也是环境责任保险道德风险产生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环境责任保险的道德风险产生还有其他原因。首先，保险标的的特殊性。环境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消极保险，保险的标的是因环境侵权而应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4]。在投保时，环境责任保险的标的很难确定。环境侵权损害具有潜伏性和持续性，在环境责任保险期间内，环境侵权损害是否发生、何时发生、何地发生、后果具体是什么、损害程度大小等等都是不确定的，这使得环境责任保险可能陷入道德困境，即因为这些的不确定，生产者长期的侵权风险责任已经转嫁出去，就可能对环境侵权不会采取过多的预防和治理措施，削弱了环境保护的意识。其次，环境侵权加害者与直接受害的不对称性。出于强大的趋利本性，生产者作为环境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付出较小成本的诱惑下，极易做出环境侵权行为。然而，环境侵权行为产生的不利影响却大部分直接作用于他人。如工厂向河流违法直排污水，直接受害者是河流、土壤、地下水、河流中的生物以及沿岸的居民。正是因为很多环境侵权行为短时间内对加害者并没有产生不利影响或者产生的不利影响在由此获得的利益面前冲销殆尽，即使是参加了环境责任保险，生产者也很容易产生“反正受污染的也不是我”的心理，其所交纳的保费和承担的责任在利益的诱惑下也不足称道了。再次，生产者的认识误区和侥幸心理。环境责任保险作为一种较为新兴的事物，生产者对其基础和本质缺乏足够认识。当支付保险费后却没有风险发生时，生产者就有可能产生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环境侵权行为不会被发现，从而可以通过谎报损失或者消极履行保证义务等方式从保险公司获得额外收益，产生道德风险。最后，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求保险公司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对于承保过程中的风险识别和预测、投保生产者的评估和监督、风险发生时投保人的心理态度、义务的履行情况、理赔时的损失评估等，均要求保险公司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相关的专业素养。由于我国实施环境责任保险的经验远远不够，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选择、评估、监督等都缺乏足够的经验以至于不能很好的防范投保人道德风险的发生。

二、环境责任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内部预防措施

1.优化提升保险公司内部环境和水平

保险业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较短，发展速度较快，这也导致了国内保险公司在从事保险业务时主要注重保险市场的占有率和保费规模，将实现保费业务量这种绩效指标作为单一的硬性考核指标用以考量职位升迁、奖励发放等。只注重业务数量，忽略质量为道德风险的产生埋下了隐患。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特殊，它事关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事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应将环境责任保险与其他责任保险区别对待。保险公司在从事环境责任保险业务时应当取消绩效指标，认真核保，加强保单甄别工作，最大程度上为环境责任保险创造良好环境。此外，培养并提高环境责任保险从业人员素质，提升业务员水平，评估风险，引导客户选择合适保单也是非常重要的。

2.设计合理的环境责任保险合同

制定完善合理的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可以降低环境责任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5]。明确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可保利益和价值。道德风险，主要是对生产者故意制造或者放任的损害而言，环境责任保险对故意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或者在损害发生时采取放任甚至故意的态度导致损害扩大的情况跨不予承保，设定合理的除外责任，这样就排除了最大的道德风险。在发生环境侵权事故后，参加环境责任保险的生产者等请求履行责任保险合同时，必须在合同规定的可保利益的范围或价值内，对超过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滥用环境责任保险的行为或超额保险、重复保险行为，还可阻碍故意或不尽义务情况下导致的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6]。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可以利用保费与以往的索赔情况记录和环境侵权记录挂钩的保险费率措施等来降低道德风险，并在保险合同中规定免赔额。环境责任保险一般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环境侵权，启动保险事由，只要不排除生产者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保险公司对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失都要承担保险义务。而免赔额提高了被保险的生产者疏于管理和实施道德危险行为的成本，使其谨慎行事的边际收益或不谨慎行事的边际成本为正值。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生产者必然会加强风险防范，避免损失发生，从而缓解道德风险的危害程度，也提高了自身的形象。设定免赔额还可以提高保险公司的理赔门槛，减少替一些污染小作坊的频繁理赔，降低经营成本，从而降低保险费率，吸引低风险水平的生产者参加保险，提高生产者对环境责任保险的需求。通过对不同情况的生产者设定不同的保险费率、免赔额、保险期间，赔偿标准等等来规范环境责任保险市场。由于环境危害的潜伏性、累积性的特点，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保护受害人的利益，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可以在保险合同中设置“日落条款”（sunsetclause）。日落条款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部分或全部条款终止失效的日期，也就是说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间内发生对被保险人的环境责任索赔事件，保险公司才承担保险责任[7]。这样一来，可以有效防止参加环境责任保险的生产者依赖环境责任保险从而降低其自身的注意与防范义务，平衡保险公司与受害者的利益。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中还应规定保险公司对投保生产者的监管[8]。承保前，应对生产者进行详细的、科学的风险评估，对其营业的行政许可、生产类型、规模、设备、周边环境、安全措施、有无环境侵权历史等做周全考虑，限制其从事高危险环境侵权行为，并建立该生产者的环境责任保险档案，该档案可以查阅并与环境道德评价制度相挂钩，供其他保险公司和相关环境利益人参考。承保后，保险公司应不定期对投保生产者进行环境安全检查，对在保险期间内采用清洁生产，提高安全措施的生产者在后续的保险费率、免赔额、保险期间等上可以做适当合理的放宽优惠；对存在明显环境隐患，经保险公司提出拒不改进的，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续保，引发的环境侵权，保险公司有理由认为生产者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甚至故意，可由此启动合理的除外责任，已达到控制道德风险的目的。

3.对参保者采取道德评价制度，并引导其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道德风险的控制与避免离不开道德的坚守。丁斯代尔（W·A·Dinsdale）认为：“道德风险主要涉及提出者的诚意,因此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和商业道德，基本的一点是，被保险人在和保险人交往中应认真的以诚相待,其慎重的程度应和未参加保险时一样。”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是否能够兼顾环境保护，对环境侵权行为采取预防和补救措施，是评价其是否具有道德的一个重要标准。可以针对环境责任保险配套设计出参保生产者道德积分制度。即对于环境侵权行为，生产者始终坚持最大诚信原则，并采取了及时、全面的预防措施，对于污染和侵权损害结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及出险率低于正常同类生产者的生产者，应当给予他们积极的道德评价。在对得到积极道德评价的生产者造成的侵权损害由环境责任保险代替其赔付时可以适当合理的放宽条件。相反，对于没有尽到最大诚信原则且不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补救侵害行为的产生及造成损害后果的生产者，以及出险率明显高于同类生产者且又无合理正当理由的，应给予他们消极的道德评价，可以采取相应的如提高保险费率、提高免赔额、缩短保险期间、拒绝续保等惩罚性措施。这里的评价可以采取量化的道德积分来做到明确和细化。降低和避免环境责任保险的道德风险，投保的生产者应负有诚实信用的义务[9]。至少应包括两点，其一，投保的生产者的如实告知义务。因为环境责任相比较其他法律责任而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在承保环境责任风险时一般都会谨慎的限定保险范围，对风险做出慎重评估[10]。因此，对于承保的环境责任风险有关的重要事项，如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侵权事件，以往的环境侵权记录等作为投保人的生产者应该如实、主动告知。保险公司在合理范围内予以询问的，投保的生产者或被保险人必须如实告知。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因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产生的环境责任，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其二，投保的生产者或被保险人切实履行保证义务。理赔事由的启动，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其应在保险期间内遵循在保险合同中做出的各项保证，对于保险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但根据习惯或行业标准、操守应当遵守的基本义务，也应遵守。否则保险公司可以解除保险合同。此外，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还可采取信息付费的方法。即让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享有一定的信息租金，保证其隐瞒信息所带来的利益不大于其披露信息所带来的利益。如果甲企业与某保险公司签订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但该合同并不能够或者并不必然能够使甲企业获得利益，或刺激其利益最大化，甚至对甲来说签订该合同最终成为一种负效用，此时，甲企业极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降低其努力程度，从而损害保险公司的利益。所以通过对这类信息的付费制度，有利于投保环境责任保险的生产者最大程度上“说实话”披露信息，并最大程度上“干实事”努力降低风险发生，达到资源的次优化配置。但是，这种信息激励制度并不建议过多采用，因为首先这种制度并不能完全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其次，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负担。最后投保的生产者的诚信义务是其投保环境责任保险所必须担负的，是从事对环境有侵权风险的行为所必须要承担的，应当尽可能的引导和强调投保生产者履行他的义务。

三、环境责任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外部预防措施

1.加快环境责任保险立法

目前，我国并没有出台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方面的完善、明确的法律法规。应当在《保险法》中独立规定环境责任保险，这是因为环境责任保险具有特殊性，使得其与《保险法》并不完全贴合，不宜笼统归为财产保险或责任保险的范畴。另外，还需在《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中明确环境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是环境保护与责任保险的结合，其必然需要《保险法》和《环境保护法》双管齐下的管控。此外，国家还应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相应的环境责任保险规则和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侵权纠纷处理机制。我国应借鉴环境责任保险较为成熟化国家的经验，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加紧环境责任保险立法进程和试点推进。以立法的形式强制部分对环境高风险生产者投保环境责任保险。如果纯粹推行任意的环境责任保险，在目前的情况下，显然不利于保护受害者。而如果即刻全面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则会剥夺部分污染较轻生产者的选择权，加重其负担，很有可能打击其生产的积极性。所以，目前我国实行政府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模式更为合适，一方面立法对环境高风险行业采取强制参加环境责任保险；另一方面，对其他污染程度较轻的行业或已采取清洁生产等有效环保措施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者，通过积极引导和优惠条件，促使其自愿购买环境责任保险，逐步推广环境责任保险。

2.利用相关金融衍生产品弥补环境责任保险的局限

随着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工具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尝试越来越频繁。保险公司在经营环境责任保险时，理论上可以选择在期货市场对冲相关风险，如排污权期货交易，或者将各种环境侵权风险以指数的形式代替，并根据这些指数设计相关的以期货方式交易的金融衍生品。期货投资基金和期货经纪等金融机构为广大中小生产者提供了进入期货交易市场的机会，交易者可以通过将客观上对其生产造成有利或不利影响的因素与环境侵权风险指数的相关性量化，通过远期交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购买者对出售者的监督、融资作用，形成由交易购买方、中介机构、商进行监督的模式，降低仅靠保险公司的监督成本，以较少风险抵挡发生巨额赔付时保险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当然，就目前来说，利用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来进行此方面的尝试少之又少，其运作规程和实践性还需要认真论证。

3.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帮助保险公司评估、监督、改进投保企业的环境侵权风险

披露企业环境信息，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作为企业一方也希望由此来获得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提高其在市场的价值，这也有利于激励环境保护行为，提升企业环保形象。而对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行为，此时最佳的办法就是披露信息使其对称。因此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尤为重要。应当建立健全环境会计行为规范标准，统一规范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及信息披露形式。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必须披露，增加其强制性。采取定期披露和临时披露等灵活披露方式，对企业的环境方针、环保措施、环境管理制度、环境影响、环境业绩、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等进行披露。此外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应该有专业、独立的机构进行审计，保证披露信息的质量，使保险公司在与投保环境责任保险的企业签订合同前和合同存续期间内能够获得真实信息，有利于保险公司对企业环境侵权风险进行了解、评估和监督，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四、结语

道德风险论文篇5

【关键词】风险社会；道德风险；反思

“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美德。雪中送炭、慷慨解囊、舍己救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至今都成为美谈。然而曾几何时，南京的“彭宇案”，天津的“许云鹤案” 等 “做好事遭恶报”殷鉴发酵成的“道德有风险，行善需谨慎”言论甚嚣尘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冷漠、道德沦丧已见怪不怪，以至于我们发出了“十三亿人却扶不起一个倒地老人，救不起一个被碾压的小孩？”的悲鸣。是什么样的境况导致人人明哲保身，哀叹好人难做而任由道德滑坡流失？我们应当怎样救赎日益冷血的道德？应当怎样去寻求日益远去的精神家园？

苏格拉底曾说过：“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世上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凡事都有因有果。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反思。

一、中国已然进入风险社会时代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他在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随后他又发表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世界风险社会》和《自由与资本主义》等著作，形成了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框架。“风险社会”是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它的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风险社会理论注重对社会的 “不确定性”或“人为的不确定性”的诊断，并通过人的自主性消除风险的根源，从而避免罪恶成为现实。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的风险都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为的风险。

综观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整个社会变化巨大，一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社会和谐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已然进入风险社会时代。

而我们上文所说的“道德有风险，行善需谨慎”中的道德风险就是指人们或社会组织在社会道德生活领域内进行道德表达时所遭遇能导致对自身、他人或社会组织等人身、财产受损危害的可能性。传统的道德风险概念是经济学概念，仅仅把道德表达不确定性视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而这里的道德风险概念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概念，不仅是把道德表达不确定性视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而且把确定性的道德表达也视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所以超越了经济学狭隘的传统范围，同时指出了人们既是道德风险的生产者，特别是指出了人们在表达确定性道德行为时可能遭遇的道德风险。

“做好事遭恶报”实际就是人们在表达确定性道德行为时遭遇的道德风险。此类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屡见不鲜。以致于恻隐之心日渐从我们的身边消逝，人性的温暖被旁观的冷漠所取代，最为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小悦悦”事件。

二、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信仰危机

最近几十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的冲击下，在功利化的世界观指导下，中国社会陷入了信仰沦丧、诚信缺失的扭曲状态，突出表现为信仰危机，这是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究其原因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一方面是社会传统精神价值受到质疑甚至否定，而新的一种与现代化进程相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所以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方位的文化冲突；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体信仰缺失与目标混乱、理想迷茫，民族精神淡化等，没有信仰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

最近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超八成受调查者认为当前价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字与坏账凸显，有58.3%的网友认为中国“没有信仰”；有57.5%的网友在回答“哪类群体信仰危机最严重”时，认为信仰缺失主要表现在官员群体身上。尤其是贪腐官员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信仰缺失、精神缺钙所致。信仰缺失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严重影响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信仰缺失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降低，缺乏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关于“信仰危机”的原因，首先是制度设计缺陷，缺乏惩恶扬善机制。一些不道德的现象没有受到制度的惩处，反而成为一些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有50.8%的网友认为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原因。其次是“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冲击。有20.8%的网友认为这是位列第二大因素。

（二）信任缺失

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怀疑一切；甚至出现习惯性怀疑。这种信任缺失状态，极大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助人行为，也反映出社会道德所存在的深层困境和相关社会机制所存在的严重缺陷。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关于“习惯性怀疑”，有接近一半的网友认为“政府公信力下降”成为“习惯性怀疑”的主要病根儿。当被问及“习惯性怀疑”的主要表现形式时，有41.2%的网友认为是“政府说什么都不信”；有35.2%的网友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有33.5%的网友认为是“怀疑食品、药品的安全性”；有28.0%的网友认为是“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不信任”等等。

与习惯性怀疑的表现相对应的，有24.0%的网友认为是“政府公信力下降”；有22.4%的网友认为是“社会诚信缺失”；有16.6%的网友认为是“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不力、惩处机制不完善”；有14.6%的网友认为是“特定职业人员缺乏职业精神”等成为“习惯性怀疑”这一社会病症诱发的重要原因。

在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其特征是熟人信任。随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们将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交往，由于面对的是“陌生人社会”，所以关系难以覆盖所有方面。而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模式的特征是普遍信任，实质是制度信任。可看看如今的中国，这种“不相信”、怀疑一切的情绪，呈扩大趋势，已然渗透进中国人方方面面的生活：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不相信医生的医德，不相信司法会公正，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等等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的“信任藩篱”，“缺乏信任会形成恶性循环，一个系统（经济的、法律的或政治的）需要信任作为输入条件。没有信任，系统就无法在不确定性和有风险的环境中激发起支持性行动。”因此，进行信任再造，制度信任任重道远。

（三）看客心态

即“旁观效应”：冷漠、麻木与围观，崇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世哲学。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89.2%的网友认为“看客心态”在当前社会普遍存在，仅有0.3%的网友认为这一现象在社会中并不存在。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当然那些围观者，剥离了冷漠的标签，也是普通的民众，也有同情心，也有人性，但一想到“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所以首先这种道德恐慌启动了中国人的自我保护机制，有道德之心，不敢行使道德之责。其次是从众心理和责任分散效应。心理学表明，人们常常有从众心理，通过观察别人来判定自己，常常以为别人会去做，自己就可以做“路人甲”或“打酱油”；或者抱着罚不责众的心态或者群体性沉默，别人不管自己也可以不管，所以也就没有人出手相助。经常有人说：“政府都管不了的事，你还想管？”所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调查官员群体也成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主要群体，占比26.9%，这个数据高于知识分子、白领阶层、青少年等其他群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指风险爆发后，没有一个人或机构明确地为任何事负责。“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根源来自于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使得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构成风险识别和评估的特定规则、制度和能力也变得模糊不清。“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并非意指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逃避责任，而是指相关责任主体利用组织中复杂的结构、分工体系来转嫁与推卸责任，从而导致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公共责任精神缺失。如此会恶性循环，放大道德风险效应，很多人会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导致看客越来越多。

三、理性救赎道德，寻求精神家园

上述道德风险的出现原因都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在转型过程中，道德风险又折射出社会成员的生活风险与日俱增，生活压力日益增大，每个人都能深深地感受到生活日益充满不确定性。因而有些人不同程度的患上了社会焦虑症：因工作、生活、养老及未来无法预期等而长期紧张与不安。

由于市场化改革大幅减少了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改革给社会成员增加了大幅负担，许多家庭长期处于透支性消费状态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与危机感，如高房价葬送了前10多年积累下的改革红利，老百姓怨恨不已，恐惧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更加贪婪地追逐金钱，试图避免沦为赤贫。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现阶段处于风险社会的现实，了解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努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从而富有前瞻、全局性地制订合理的政策，为中国未来发展和实现“中国梦”进行“顶层设计”。

（一）加快培育社会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应对文化多元化产生的各种精神危机。二是不断加强中国梦的共同理想、信念教育，消除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与否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尤其是发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不断完善信仰体系。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精神在凝聚人心、构筑和谐文化以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二）政府兑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价值承诺

即“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公平、使改革红利惠及更多人，使个人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因此政府必须尽快承担起职责，承诺居者有其屋，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用公平正义取代财富的两极分化，消除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增强改革和发展的信心，凝聚改革和发展的共识，增强政府威信和社会诚信度，增加社会整体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让人民“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

（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较之以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距离公正民主的社会目标还较为遥远。因此首先，要规避道德风险，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根除社会漏洞。当某种现象亟待解决而道德又无力调整时，法律的介入是必然的选择。唯有法制保障来化解行善的风险，社会冷漠才会消退。这既避免了英雄“流血又流泪”，能给民众的善良与正义以法律的呵护，又有助于形成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尚。其次，权力制衡，制约公共权力，全面反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官员处于民众监督之下，让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同时进行官德建设，民意调查表明官德主宰民德，官员的堕落必然导致全民堕落，反之亦然。

总之，在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应有所领悟，采取措施，应对风险，走出困境，救赎道德，去寻求一个经过理性反思的精神家园和归属。

参考文献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

[2]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林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人民出版社，2013.

[4] 竹立家.直面风险社会――中国改革形势与走向[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5] 杨敏，方舒.和谐公正：社会建设与风险应对[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 尼克拉斯・卢曼.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7] 郝文清.道德风险的防范与化解[J].社会科学家，2011（05）.

[8] 章国锋.反思现代化与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01）.

[9] 王启峰.试论“道德风险”的生成机制及其防范[J].沧桑，2010（04）.

[10] 中国新闻网：http：///gn/2014/ 09-15/6590151.shtml

道德风险论文篇6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2） 与

灰色模型 灰色预测模型主要用于单一时间序列预测，但无法反映多个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协同发展的情况， 灰色模型主要描述变量间的关系，一般那不用于预测，因此，对于含有多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的复杂系统，任何单个模型都不能反映系统的发展变化，必须考虑建立系统模型才能有效地预测，一般情况下，在对系统做出准确的分析之后，对独立的特征观察值，即主导因素建 模型，对非独立的特征观察值，即关联因素建 立模型，然后，将这n个多元微分方程联

立求解，得出系统的预测值[5]。

对于n个变量的系统，若已给定1至k个时刻的特征观察值数列

于各个因素之间存在共生性，即各个因素存在于供应链复杂系统的整体中，所以，要充分考虑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和内在的制约关系，使各道德风险结构能够充分反映其在整个道德风险中的地位，这样不仅能提高各子函数的预警精度，还能实现四者的有机统一，以确保供应链系统能在低风险状态下运行[4~7]。

在这个四维模型中的稳定函数和协同函数不应是某个时段内或某个企业的稳定与协同，而是必须建立在整个供应链系统所能承受的损失控制之中。其中 、 、 、 四者可自独立对供应链道德风险预警起作用，即任何一个维度超过警戒的范围，均被认为是有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只有当四者 、 、 、 同时都在允许范围内，才能认为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极小。

道德风险论文篇7

【关键词】融资成本；风险溢价；道德风险

一、债务融资道德风险的理论评述

企业债务融资一般有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两种形式。理性的企业在选择债务融资方式时会遵循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原则，其中，融资成本是企业融资时必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债务融资的成本由基础利率和风险溢价构成。对银行贷款而言，基础利率就是银行间拆借利率、央行再贷款或再贴现利率，企业债券的基础利率是相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基础利率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宏观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投资机会多，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偏紧，利率水平较高，企业整体债务融资成本上升。风险溢价与企业融资期限和违约风险有关，融资期限越长，企业违约风险越高，风险溢价也越高。

风险溢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债务融资过程中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成本和道德风险成本，其中道德风险成本还对企业选择债务融资方式有很大影响。

道德风险成本源于债务融资后债权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债权人的监督能有效防范企业的道德风险，降低债务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和整个融资成本。由于银行对企业的监督比债券投资者更有效，对于道德风险高的企业而言，道德风险高的企业一般经营时间短，知名度低，规模较小，或负债率高，进行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高，而银行的监督能够降低其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所以这类企业一般会选择银行贷款。相反，道德风险低的企业进行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低，更愿意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而且这些道德风险低的企业一般经营时间较长、知名度较高、负债率较低、规模较大、可抵押的资产较多，投资机会也较多，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低，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发行债券。

在多数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对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不知情，那些道德风险低的企业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就需要在投资者心目中建立良好的声誉。对于那些公众投资者了解不多的企业，如果没有声誉，发行债券的成本相当高，在公开发行债券之前需要在投资者心目中建立声誉。大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已经有了良好的声誉，因此具有比中小企业更大的融资优势（Diamond，1991）。

道德风险还与企业投资机会有关。在融资金额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投资于所有的项目，选择一个投资项目就意味着放弃别的项目。因此企业的投资机会可以被看作期权，其价值取决于企业以最优方式行权的可能性（Barclay&Smith，1995）。企业投资机会越多，股东和债权人对行权方式的冲突越大，发生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等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越大，用高风险项目替代低风险项目越容易，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也越高。为了降低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这些企业更依赖于银行贷款。投资机会也是企业的增长潜力，所以银行贷款的比例与企业增长潜力正相关，而企业债券的比例与增长潜力负相关（ChristopherW.Anderson，AnilK.Makhija，1999）。

企业债券可以选择在公募债券市场或者私募债券市场发行。公募债券市场面向所有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私募债券市场的投资者主要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精于信用评估，能够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所以发行私募债券与银行贷款相似。道德风险成本是影响债券发行市场选择的重要因素，规模较小的企业道德风险较大，在公募债券市场上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高，会选择在私募债券市场筹资，私募债券更多的监督及更严格的债务条款也降低了道德风险成本。债券发行成本是影响企业债券发行市场选择的另一个因素。公募债券发行成本高，但债券发行成本具有规模经济，债券发行量大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公募债券发行成本的规模经济，通过公募筹集债务资金（SudhaKrishnaswami，PaulA.Spindt，VenkatSubramaniam，1999）。

虽然银行监督能够降低债务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但银行可能利用其优势“要挟”企业，从企业中抽取额外的费用，因此一些道德风险小、债券融资道德风险成本低的企业会选择企业债券（ChristopherW.Anderson，AnilK.Makhija，1999）。

二、基于道德风险的债务融资方式选择模型

道德风险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方式的重要因素，道德风险小的企业债券融资较容易；道德风险高的企业难以在债券市场上融资，只能依靠银行贷款，通过银行的监督来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与企业的投资项目质量、经营业绩、经营时间长短、资产结构、负债率等都有关系。下面将通过一个建立在道德风险基础上的企业债务融资方式选择模型来分析企业对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的选择。

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经理和股东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在选择投资项目方面意见不一致，经理会选择有高回报的好项目或低回报但能给经理个人带来好处的坏项目。如果经理把股东价值放在第一位，那么有好的项目、好的经营业绩、资产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发行债券，其他企业从银行贷款。如果经理不关心股东价值，经理倾向于选择使其受监督最小的融资方式以投资于能给经理私人带来收益的坏项目，就会选择债券融资。

（一）模型的假设条件

（二）模型

假设企业公共秩序资金为F，承诺到期偿还金额为D，原有债务比新的债务优先级别高。如果企业无力偿还新老债务，债权人将清算所有抵押资产Ac。

经理从项目1获得的收益为：

α[p1（X-D+Ar-DE）+（1-p1）（Ar-Ac）]+bAr（2）

经理从项目2获得的收益为：

α[p2（X-D+Ar-DE）+（1-p2）（Ar-Ac）]（3）

如果

α（p2-p1）（X-D-DE+Ac）≥bAr（4）

那么经理会选择更有社会效益的项目2。

如果新债权人认为经理会选择项目2，那么在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的情况下，新债权人愿意借款的最低条件是：

综合上述分析，公式6成立或公式11不成立时企业就会发行债券。

公式6和公式11可以被重写为：

从公式12和公式14还可以看出，负债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从银行取得借款。因为这时新的债务风险高，融资成本高，经理从项目2得到的收益少，更倾向于投资项目1，只有银行监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过来，负债率低、净资产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债券融资。

该模型的基础假设是银行比分散的债券投资者的监督更为有效，银行有监督企业的动机，而个人投资者没有。分散的债券投资者具有强烈的“搭便车”行为倾向，很难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而银行不能“搭便车”，且银行在挑选和监督企业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个人将资金交给银行，委托银行贷款给企业，代表他们对企业进行“授权监督”（Booth，1992）。

银行的自有资金很少，绝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存款人。根据委托-理论，在不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当委托人是风险规避者而人是风险中立者（或爱好者）时，委托－合同应该由委托人取得固定收入，而人获取剩余收入，这样的合同同时满足约束和激励，促使人尽心尽力工作。银行可以看作是风险中立者，企业是风险中立者或爱好者，个人则是风险规避者。个人以固定利率存款到银行或借款给企业，并签订一份委托－合同。而银行的道德风险较低，企业的道德风险相当高。银行满足委托－合同的前提条件而企业不满足，因此个人愿意与银行签订合同而不愿直接与企业签订合同。

银行监督企业的动机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存款人与银行的委托－合同让存款人取得固定收入，而银行获取剩余收入，这使银行的收入与其工作努力程度和尽责程度直接相关，使银行有强烈的动机监督企业。其次，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的资产质量有较高的规定和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银行必须对贷款企业进行监督。最后，声誉和诚信是银行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一旦银行因为对贷款监督不力而出现问题，就会失去存款人的信任，其经营会碰到很大困难，甚至会破产。

此外，从宏观环境看，银行监督企业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即银行面临着预算硬约束，如果经营不善，就有可能破产。如果这一条件不满足，那么银行监督企业的动机就会削弱。如果政府会对陷于困境的银行施以援手，或者存在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预算约束软化，缺乏监督企业的动机，就会出现一些放任企业损害银行利益的“非理性”行为。

三、结束语

本文基于道德风险，对企业债务融资选择方式进行了理论研究。研究假定企业、银行和债券投资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既定的规则下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企业和银行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总是力求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从银行和债券投资者那里获取资金。银行和债券投资者为了其利益极大化，既要以尽可能高的利率向企业提供资金，又要通过各种措施保证企业如约偿还债务。

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存在的基础是不同的。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企业在选择债务融资方式时，融资成本是必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而道德风险又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道德风险小的企业债券融资较容易。而道德风险高的企业难以在债券市场上融资，只能依靠银行贷款，通过银行的监督来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基于道德风险的企业债务融资方式选择模型，对债务融资方式的选择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资产规模大，经营时间长，声誉高，进行债券融资的逆向选择成本和道德风险成本低。一些信用好的大企业能够以低于银行贷款的融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因此进行债券融资的通常是大企业。

【主要参考文献】

[1]Barclay,M.,SmithC.,TheMaturityStructureofDebt,TheJournalofFinance,1995,609-631.

[2]ChristopherW.,AndersonAnilK.Makhija,Deregulation,DisintermediationandAgencyCostsofDebt:EvidencefromJapan,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99,309-339.

道德风险论文篇8

苏格拉底曾说过：“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世上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凡事都有因有果。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反思。

一、中国已然进入风险社会时代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他在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随后他又发表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世界风险社会》和《自由与资本主义》等著作，形成了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框架。“风险社会”是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它的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风险社会理论注重对社会的 “不确定性”或“人为的不确定性”的诊断，并通过人的自主性消除风险的根源，从而避免罪恶成为现实。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的风险都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为的风险。

综观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整个社会变化巨大，一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社会和谐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已然进入风险社会时代。

而我们上文所说的“道德有风险，行善需谨慎”中的道德风险就是指人们或社会组织在社会道德生活领域内进行道德表达时所遭遇能导致对自身、他人或社会组织等人身、财产受损危害的可能性。传统的道德风险概念是经济学概念，仅仅把道德表达不确定性视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而这里的道德风险概念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概念，不仅是把道德表达不确定性视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而且把确定性的道德表达也视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所以超越了经济学狭隘的传统范围，同时指出了人们既是道德风险的生产者，特别是指出了人们在表达确定性道德行为时可能遭遇的道德风险。

“做好事遭恶报”实际就是人们在表达确定性道德行为时遭遇的道德风险。此类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屡见不鲜。以致于恻隐之心日渐从我们的身边消逝，人性的温暖被旁观的冷漠所取代，最为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小悦悦”事件。

二、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信仰危机

最近几十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的冲击下，在功利化的世界观指导下，中国社会陷入了信仰沦丧、诚信缺失的扭曲状态，突出表现为信仰危机，这是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究其原因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一方面是社会传统精神价值受到质疑甚至否定，而新的一种与现代化进程相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所以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方位的文化冲突;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体信仰缺失与目标混乱、理想迷茫，民族精神淡化等，没有信仰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

最近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超八成受调查者认为当前价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字与坏账凸显，有58.3%的网友认为中国“没有信仰”;有57.5%的网友在回答“哪类群体信仰危机最严重”时，认为信仰缺失主要表现在官员群体身上。尤其是贪腐官员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信仰缺失、精神缺钙所致。信仰缺失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严重影响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信仰缺失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降低，缺乏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关于“信仰危机”的原因，首先是制度设计缺陷，缺乏惩恶扬善机制。一些不道德的现象没有受到制度的惩处，反而成为一些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有50.8%的网友认为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原因。其次是“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冲击。有20.8%的网友认为这是位列第二大因素。

(二)信任缺失

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怀疑一切;甚至出现习惯性怀疑。这种信任缺失状态，极大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助人行为，也反映出社会道德所存在的深层困境和相关社会机制所存在的严重缺陷。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关于“习惯性怀疑”，有接近一半的网友认为“政府公信力下降”成为“习惯性怀疑”的主要病根儿。当被问及“习惯性怀疑”的主要表现形式时，有41.2%的网友认为是“政府说什么都不信”;有35.2%的网友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有33.5%的网友认为是“怀疑食品、药品的安全性”;有28.0%的网友认为是“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不信任”等等。

与习惯性怀疑的表现相对应的，有24.0%的网友认为是“政府公信力下降”;有22.4%的网友认为是“社会诚信缺失”;有16.6%的网友认为是“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不力、惩处机制不完善”;有14.6%的网友认为是“特定职业人员缺乏职业精神”等成为“习惯性怀疑”这一社会病症诱发的重要原因。

在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其特征是熟人信任。随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们将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交往，由于面对的是“陌生人社会”，所以关系难以覆盖所有方面。而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模式的特征是普遍信任，实质是制度信任。可看看如今的中国，这种“不相信”、怀疑一切的情绪，呈扩大趋势，已然渗透进中国人方方面面的生活：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不相信医生的医德，不相信司法会公正，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等等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的“信任藩篱”，“缺乏信任会形成恶性循环，一个系统(经济的、法律的或政治的)需要信任作为输入条件。没有信任，系统就无法在不确定性和有风险的环境中激发起支持性行动。”因此，进行信任再造，制度信任任重道远。

(三)看客心态

即“旁观效应”：冷漠、麻木与围观，崇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世哲学。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89.2%的网友认为“看客心态”在当前社会普遍存在，仅有0.3%的网友认为这一现象在社会中并不存在。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当然那些围观者，剥离了冷漠的标签，也是普通的民众，也有同情心，也有人性，但一想到“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所以首先这种道德恐慌启动了中国人的自我保护机制，有道德之心，不敢行使道德之责。其次是从众心理和责任分散效应。心理学表明，人们常常有从众心理，通过观察别人来判定自己，常常以为别人会去做，自己就可以做“路人甲”或“打酱油”;或者抱着罚不责众的心态或者群体性沉默，别人不管自己也可以不管，所以也就没有人出手相助。经常有人说：“政府都管不了的事，你还想管?”所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调查官员群体也成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主要群体，占比26.9%，这个数据高于知识分子、白领阶层、青少年等其他群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指风险爆发后，没有一个人或机构明确地为任何事负责。“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根源来自于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使得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构成风险识别和评估的特定规则、制度和能力也变得模糊不清。“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并非意指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逃避责任，而是指相关责任主体利用组织中复杂的结构、分工体系来转嫁与推卸责任，从而导致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公共责任精神缺失。如此会恶性循环，放大道德风险效应，很多人会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导致看客越来越多。

三、理性救赎道德，寻求精神家园

上述道德风险的出现原因都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在转型过程中，道德风险又折射出社会成员的生活风险与日俱增，生活压力日益增大，每个人都能深深地感受到生活日益充满不确定性。因而有些人不同程度的患上了社会焦虑症：因工作、生活、养老及未来无法预期等而长期紧张与不安。

由于市场化改革大幅减少了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改革给社会成员增加了大幅负担，许多家庭长期处于透支性消费状态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与危机感，如高房价葬送了前10多年积累下的改革红利，老百姓怨恨不已，恐惧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更加贪婪地追逐金钱，试图避免沦为赤贫。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现阶段处于风险社会的现实，了解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努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从而富有前瞻、全局性地制订合理的政策，为中国未来发展和实现“中国梦”进行“顶层设计”。

(一)加快培育社会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应对文化多元化产生的各种精神危机。二是不断加强中国梦的共同理想、信念教育，消除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与否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尤其是发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不断完善信仰体系。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精神在凝聚人心、构筑和谐文化以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二)政府兑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价值承诺

即“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公平、使改革红利惠及更多人，使个人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因此政府必须尽快承担起职责，承诺居者有其屋，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用公平正义取代财富的两极分化，消除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增强改革和发展的信心，凝聚改革和发展的共识，增强政府威信和社会诚信度，增加社会整体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让人民“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

(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较之以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距离公正民主的社会目标还较为遥远。因此首先，要规避道德风险，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根除社会漏洞。当某种现象亟待解决而道德又无力调整时，法律的介入是必然的选择。唯有法制保障来化解行善的风险，社会冷漠才会消退。这既避免了英雄“流血又流泪”，能给民众的善良与正义以法律的呵护，又有助于形成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尚。其次，权力制衡，制约公共权力，全面反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官员处于民众监督之下，让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同时进行官德建设，民意调查表明官德主宰民德，官员的堕落必然导致全民堕落，反之亦然。

总之，在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应有所领悟，采取措施，应对风险，走出困境，救赎道德，去寻求一个经过理性反思的精神家园和归属。

参考文献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

[2]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林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人民出版社，2013.

道德风险论文篇9

关键词:食品安全;伦理风险;伦理决策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增多,引起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对生产厂家、卫生监管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即使有些企业不会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损害社会利益,也应该把未来世代的利益与风险承担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伦理审视,有效降低伦理风险。所以,有必要对食品安全进行价值评估,审视食品安全对社会可能带来的直接或潜在影响,建立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预防机制与反馈机制,降低食品安全问题对社会所产生的负效应。

一、食品安全风险和风险评估

就风险而言,由于人们关注的视角不同,对其所作的阐释也不尽相同。covello和merkhofer(1994)把风险定义为“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发生的不确定性,时间的先后安排,不良后果的严重性”。美国项目管理学会(pmi)对风险的定义是“正面或负面影响项目内容的不确定事件或条件”,选择性风险被描述成“一个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并对实现目标的不利影响”。食品危害是指食品中可能导致对健康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者物理因素或状态,食品安全风险可定义为“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的概率和这种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由此导致的食品危害的一个函数”(ec,1997)。以转基因食品为例,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主要是由于科学认识的局限造成的对技术后果的不可预知性,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对人体或者环境带来危害。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风险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通过对影响食品安全质量的各种生物、物理和化学危害进行评估,对风险特征进行定性或定量描述,在参考各种相关因素后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交流的过程,以保证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方面处于可接受的水平。风险分析包括三部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风险评估是理解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的后果的科学。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食品安全今后工作的重点。欧盟委员会确定风险评估由四部分组成:(1)危害识别:识别可能产生对健康不利并且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类特别食品中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2)危害描述:对与食品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有关的健康不良效果的性质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3)暴露评估:对于通过食品的可能摄入和其他有关途径暴露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对于短期急性暴露和长期慢性暴露是不同的。对于急性暴露(如病原菌)引起敏感人群疾病的病原菌水平这一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慢性危害,如可能引起积累损害的,寿命平均暴露是重要的。(4)风险描述:基于上述三个方面和危害有关的风险评估,其中包括伴随的不确定性。

风险管理是按照风险评估的结果,对被选政策进行权衡,实施适当控制风险的政策选择机制,必须以科学为基础,以食品安全目标为决策依据。风险管理的首要目标是通过选择和实施适当的措施,尽可能有效地控制食品风险,从而保障公众健康。sobyetal(1993)开发了一种风险管理循环模型,通过风险沟通研究其相关关系,主要集中在与食品相关的风险。这个模型认识到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包括每一阶段的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被发现和被承认的那些公众需要。风险管理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风险评价、风险管理选择评估、执行管理决定、以及监控和审查。风险管理措施包括制定最高限量、制定食品标签标准、实施公众教育计划、通过使用其它物质或者改善农业或生产规范以减少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等。

风险沟通被定义为“在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经理人、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风险的信息和观点的互动交流。风险水平的有效沟通对于食物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使食品安全信息通过一定的方式在整个供应链中传递,尤其是消费者,以便使消费者在购买食物时能做出有效信息的决定(manning and baines,2004a)。有效沟通原则既要求能提供清晰的信息又要求与所提供的信息有关的交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科技理性不断发展的同时,人的自身价值也不断受到重视,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技理性与以人的价值和尊严维护为核心的价值理性,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人类理性的重要内容。在人文主义的视野里,科学知识尽管逻辑严密、系统有序,但它并不能给人以思想和价值的判断,科学只能助长人的趋利性与工具性。过分强调科技理性或价值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这种分离不仅会带来两种文化主体的知识缺失,还可能产生伦理风险。

伦理风险(也称道德风险)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伦理范畴的概念,一般是指自利的个人或组织受某种因素的引诱,违反有关诚实、维护公众利益等一般道德准则所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诸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失序、机制失控、人们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等等,是人类为获得“道德合法性”或“存在正当性”的不确定性要素和事件的组合。一旦产生上述负效应,将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环境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不会遭受社会惩罚。可以这么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伦理风险就不可避免。

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是指在食品安全的决策与运行中,有关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由于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可能使食品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产生不确定事件或条件,未受伦理的约束而使食品产生危害社会等伦理负效应的可能性。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研究突破了传统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科学——技术”的研究模式,为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提供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一个新的视野和决策焦点。2002年在南部非洲发生了转基因食品援助危机,一些国家出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允许接受转基因食品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建议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全盘评估,并扩大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估,使之包括对社会、文化和伦理方面的考虑。这说明国际社会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已注重考虑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

伦理与道德风险评估与以科技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是完全不同的活动,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以认知为主导,以事实判断为核心;伦理与道德评估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评估,以人的价值为主导。在这种价值理性的思维视角之下,以人的价值完善为向度,给人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尺度,对行为主体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进行成败得失的判断。slovic(2000)认为对风险的感知和接受根源于社会和文化因素,食品安全伦理评估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综合性。nestle(2003)认为安全食品是“一个不超过可接受风险的水平,并且可以被基于科学或者是基于价值的风险评估的商品。”她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不仅仅指健康问题,也可以是“以生理、文化和社会因素为基础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立场”。

以科学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通过计算分析住院治疗、死亡等疾病严重程度,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降低风险成本,是一种针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风险。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评估主要评价食品安全风险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是看得见的还是隐藏的,是熟悉的还是未知的,是常见的还是违背常规的,是自然的还是技术方面的,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的,是和缓的还是严重的,是公平的分配还是不公平的分配。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评估是一种针对担忧和使社会震惊的行为的平衡风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综合性和复杂性。

handler (1979年)认为风险评估是一个科学问题,在某一特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是一个在政治领域上确定的政治问题。科学与不确定性及其所带来的治理与信任的问题在2002年欧洲疯牛病事件中极大地凸显出来,许多人对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领域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深感不安,因为其进展往往远远超出人们的意识所及和承受程度。欧洲疯牛病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如何处理潜在危害的问题结论是:疯牛病事件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风险的问题:一个对牛而言已知的危险和对人类而言未知的危险,政府的责任是采取措施解决双方的危险。 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人文情况不同,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如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等方面的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是影响食品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伦理因素是指食品决策方案在伦理上的是非问题,其判断的依据是一些基本的伦理准则,包括公正原则、人道原则、安全原则等。组织或个人的风险决策和沟通不仅仅基于风险评估,也需要进行价值判断。食品企业必须认识到公众一般都希望食品科学和风险发生的概率,与非理性或感性的价值观念同等重要,否则就会对政府或食品企业产生猜疑和不信任。因此,对食品安全进行伦理风险评估,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道德立场。

国家和地区政府在立法时可能被许多利益集团游说,这种游说可能不是基于科学判断,而是为了促成对自己有利的立法通过。这可能导致政府做出一个“政治”政策的决定,而不是采取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目标。因此,一个国家的食品立法是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和基于价值的风险评估的综合平衡。cac(2003)和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1989)区分了这两个因素,并指出这两个因素需要在风险沟通中被考虑进来。也就是说,尽管对风险的科学判断不会变化,但对风险的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对风险的感知由风险沟通决定。

有很多因素影响以价值观为准则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评估(covello, 1998),例如对于潜在灾难和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聚集还是离散的,是确定的还是随意的,是熟悉的风险还是不熟悉的风险,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披露风险,是科学可控的已知风险还是科学无法控制的未知风险,是缺少理解还是可以理解的机制和程序,对儿童有危险还是没有危险的风险,风险具有滞后效应还是马上显现,风险受害者是可以确认的个人(组织)还是不能够确认风险受害者,是带来恐惧的风险还是没有恐惧的风险,风险造成的损失是可恢复的还是不可恢复的,是缺乏信任的机构还是充满信任的机构,媒体是大力关注还是很少关注的风险,风险是由于自身活动失误引起的还是由天灾人祸引起的。上述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风险评估,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它是公众对这些综合因素的整合反应,并最终影响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伦理风险。

三、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

如何进行伦理决策是预防和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重要举措。bommer等人将伦理决策看作是一个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伦理决策的对象是伦理问题,伦理决策的结果是伦理行为。决策者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伦理主体,对伦理问题能够做出判断和实施行动,决策者可以对决策结果做出“合乎伦理”和“不合伦理”的判定。合乎伦理的决策是指合法的、在道义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决策,不合伦理的决策是指非法的、在道义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决策。伦理决策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对伦理决策进行全过程的控制,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道德评价,对于道德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价值观进行描述、判断、推理、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使行为主体能够对决策行为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全面思考,解决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冲突。

(一)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过程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是根据食品安全伦理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依据人们对食品安全道德合法性认可程度的不同,所做出的一系列道德判断与选择。西方企业伦理决策的主要模型有伦理检查模型、遭擅决策树模型、“九问式”模型等,这些伦理决策模型可分为过程模型和问题模型。过程模型是决策者主要从动机、手段、后果等方面全面地评估一项决策的道德性;问题模型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通过系统地提出和回答一系列的问题,达到伦理决策的效果。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机制的实施需要建立起合理的伦理风险决策流程,道德冲突是进行伦理决策的原因,决策者有时需要在两难的价值准则之间做出选择,伦理决策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遵守法律规范、不同国家的伦理标准、组织文化以及在供应链上不同的组织文化的相互影响等因素。经济因素是产生道德冲突的主要诱因,但不是唯一的诱因,其他非经济因素如理想、安全、偏爱、恐惧等都可能引起道德冲突。确认一种情况是否属于道德冲突,取决于角色的道德要求,角色的道德要求又取决于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的依据是道德理论,例如义务论、结果论等价值判断范式。

人们首先要分清道德冲突的内涵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发生道德冲突。当在同一价值体系范围内选择了按照某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一定的道德价值时,就不得不放弃按照其他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另外的道德价值,由此使决策主体陷入了一种道德选择上的两难境地时,就产生了道德冲突。另外,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对决策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琼斯(jones)认为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和利益的结果,社会对行为是好是坏的认同程度,危害和利益实际出现的可能性,行为后果出现之前的时间长短,决策者与行为受益者之间的社会、文化、心理或生理亲近程度,受行为影响的人的范围等因素都会对伦理决策结果产生影响。

(二)伦理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影响因子

在伦理决策过程中,需要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影响因子。一般说来,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可从伦理决策的价值判断标准、决策时个人权益的保护、决策后被影响的对象、决策后的效果等方面来考虑。为了让伦理因素嵌入食品安全决策中,决策者必须能够理解和评价道德争论,考虑到感知到的风险是基于价值判断还是科学判断,从而做出合理的伦理决策。为了使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是有效和可持续的,它需要人们在一定的商业环境下评判什么是“好”还是“公平”。

belmont提出的伦理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个人,应将个人看成是能自主的主体,让行为人自己选择,对那些自主力受限制的人应加以保护;自主即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自愿性即不受他人控制和影响的自由;善行提醒人们要尽量减少伤害,增加利益;公正要求人们应公平待人。可持续发展原则以道德表现为基础,给企业提供了一套伦理决策的指南,使企业能够通过有效地应对并满足由于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英国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主要有(defra,2002):(1)生产健康、安全的食品,以满足市场需求;(2)支持农村和城市经济和社区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3)通过市场和公共利益补偿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确保能养活的生计;(4)在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水和生物多样性)的生物学限制下运营;(5)通过减少能源消耗,降低资源使用,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资源,取得持续的高环境绩效标准;(6)确保食品供应链中所有员工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良好的社会福利和培训;(7)持续获得高水准的动物健康和福利;(8)为确保需求不断增长的食品并提供其他公共利益,保持可利用的资源,尤其是可选择的土地使用是满足社会其他需求所必须的。上述道德原则有助于指导我们进行恰当的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

食品伦理理事会(2001)通过剖析四个利益相关者的福利、自治和公正的道德原则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伦理决策,这四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在食品供应链上工作的个人和组织(如农民、农业供应商、食品制造商、零售商、贸易人员和餐饮人员);一般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如社会上的消费者和参与者);农场牲畜和环境。“利益相关者”和“道德原则”这两个维度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伦理决策矩阵,在伦理决策矩阵的12个独立单元中,福利、自治和公正的原则分别适合农业和食品行业的人员、公众、农场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权益。该伦理决策矩阵提供了在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和道德原则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要素,涉及伦理的基本准则,如动物福利、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该伦理决策矩阵确定了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的问题和争议的焦点,把伦理决策从问题和人们的感觉中梳理出来,使人们能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问题,能有效帮助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进行价值判断并确立影响因子;它提供了一个对食品伦理决策和个人选择的详细分析,但没有对组织伦理决策进行定量分析或组织之间的定量比较。

(三)伦理决策方案筛选机制

食品企业在进行伦理决策时,要根据各种伦理道德原则对企业的重要性对伦理决策方案进行排序。福利、自治和公正这三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应具有相等的道德重要性,这意味着在有些情况下这三项原则会互相冲突。某一项原则的重要性不会总是超过另一项原则的重要性。企业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后决定什么是合乎所有三项道德原则。可接受的伦理风险标准是以伦理政策、伦理目标和伦理指标为基础的指南。伦理目标是组织设立的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一致;伦理指标是组织详细的可实施的伦理绩效标准,是伦理目标的具体分解。企业通过筛选伦理道德各方面对企业的影响,按照伦理重要性和伦理绩效标准就可以进行伦理决策,管理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世界上许多知名企业已建立了以“道德过滤器”为中心的决策流程,把拟定的行动方案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的道德原则进行对照,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方案就被剔除。在对食品安全进行伦理风险与收益评估时,必须尽可能优化方案来增加收益、减少危害,必须禁止风险几率大于收益的方案。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矩阵和伦理决策方案筛选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食品安全伦理风险决策过程中,在伦理道德影响方面的优先权排序,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道德评价,使利润动机符合伦理的要求,是有效降低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一个定性的输出机制,帮助管理者做出正确的抉择。

四、结语

道德指南是企业经营的基本伦理原则,也是企业化解伦理风险的基本保障。食品企业应把伦理风险问题纳入其高层决策系统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中,遵守道德指南,制定食品安全伦理决策的原则,充分考虑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从而使伦理风险的管理更具有全局性、前瞻性,保证社会和伦理的要素不会迷失在企业竞争之中,有效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

参考文献:

[1] 阎俊,常亚平.西方商业伦理决策理论及模型[j].企业文明,2005(3).

[2] 葛晓春.从三鹿奶粉事件谈中国食品危机管理[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12).

[3] 贾玉娇.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透视及反思—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学思考[j].兰州学刊,2008(4).

[4] 郑锐洪.食品安全危机的伦理分析与解决[j].管理观察,2008(7).

[5] 甘俊. 从“三聚氰胺”事件看营销道德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12).

[6] 张彦.基于风险考量的伦理决策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8).

[7] 李怀.中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构建与探索[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8] the application of risk communication to food standards and safety matters, report of a joint fao/who expert consultation, fao, 1998.

[9] risk assessment of microbiological hazards in foods, report of 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nsultation, who, 1999.

[10]codex procedural manual,10th edition, fao/who,1997. source: nestle, m. (2003), safe food: bacteria, biotechnology and bioterror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ndon.

[11]covello, v.t., sandman, p.m. and slovic, p. (1988), risk communication, risk statistics and risk comparisons: a manual for plant managers, chem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道德风险论文篇10

关键词：道德风险； 农产品质量安全； 结构方程； 渠道权利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2-0005-06

一、引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更间接地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及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也关系着国家的形象与尊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仍不容乐观。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因此，深入研究农产品市场问题，切实有效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就成为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紧迫而又无法规避的重要课题。然而，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既不能仅诉诸于制度，通过加强立法与日常监督管理以及惩戒措施来实现，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杨瑞龙，聂辉华，2006）[1]。正是由于农产品市场具有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公共物品等属性特征，农产品市场存在着市场机制失灵的可能性。王可山（2012）也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契约的不完全性。而契约的不完全性，一是由于信息不完全，部分农产品质量信息存在不可预测性或不可描述性；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部分农产品质量信息存在不可观测性或不可鉴别性[2]。不完全信息会导致道德风险，一方面农产品生产者刻意降低质量，甚至以次充好、制假贩假；另一方面消费者因无法判断农产品质量，进而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者或被逐出市场，或被迫改为生产低质量产品（聂辉华，2008）[3]。因此，深入研究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中因市场失灵而出现的道德风险及其规避问题，就成为利用市场机制自身来解决农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方面。然而，目前国内外现有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研究多数忽略了道德风险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作用，明显缺乏农产品生产流通市场农户风险行为与市场失灵内在机理研究。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而且也使得那些基于风险视角揭示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精辟论述，不无遗憾地仅从非市场的角度去寻求解决问题的举措，而失去了利用市场机制自身来解决市场问题的根本手段。

二、道德风险的理论分析与基本设想：制度视角

本部分从制度供给、示范效应以及实施主体自我效用考量三方面来探讨可能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的因素。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中除传统的要素、技术和偏好这三大理论基石外的第四大基石，制度至关重要（卢现祥，2011）[4]。很多时候，制度是影响某一经济现象出现的关键因素。道德风险从制度视角可以理解成行为主体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一种结果。因而，我们探讨道德风险的成因就不得不从制度的视角来考虑制度因素对道德风险产生的影响。

很多研究表明我国多数经济问题的出现根源于我国制度供给的缺失。制度供给缺失包括核心制度的缺失和一般配套制度的缺失。核心制度的缺失会导致陷入制度供给陷阱（邓大才，2000）[5]。这意味着如果现有的制度中缺少核心制度，即使提供再多的有利制度也无济于事，制度的边际效率是不变或者下降的，于是就会出现政策失灵的现象。此外，制度供给中一般配套制度的缺失则可能造成制度效率的损失，即由于缺失配套制度而使得一项制度难以实现本应达到的效果。这里的配套制度，应该包括两层涵义（以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为例）：一层是指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同一等级的用于辅助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顺利实现的其他方面的制度安排；另外一层涵义是指对于中央政府出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地方政府为能更好地贯彻执行，结合其地方具体情况，相应出台的配套政策。显然，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配套制度安排中，后者的供给协调程度对制度实施的影响更为重要。然而，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非对称、不平衡导致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发展，维护地区利益而在配套制度的设立中存在倾向短期的眼前经济利益，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配套制度与中央制度的协调度，这就导致道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H1：制度供给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

制度供给短缺来源于制度的稀缺性。所谓制度的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们行为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发散性而言，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安排总是不足的，不可能对每种行为都制定相应的制度安排加以约束，总有一些行为没有制度安排予以规范。或者说，由于制度被认为是关于人们相互行为的知识载体，制度的稀缺性也可以理解为相对于人们对这类信息的需要而言，制度所能传递的信息总是不足的。于是在制度稀缺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选择往往受到周围他人（主要是那些与之从事相近活动的人）的行为的影响，这就是示范效应。一旦有人出现道德失范行为，由于示范效应的存在，往往使得道德失范风险的进一步扩大成为可能。尤其是对于一些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资源的使用，制度供给存在“时滞”问题，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生事物从产生到建立起针对它的制度规范，存在着一个制度空白期，这就使得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加大。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H2：示范效应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

制度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一个制度形成之后所面临的就是实施机制。从制度功能实现角度来看，只有规则而没有执行机制，制度就是不完整的。而实施是由人执行的，因而他们自身的效用函数将影响制度执行的结果。就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来说，是消费者委托政府来执行实施职能的。于是，消费者与政府之间形成委托-关系。政府能否有效行使职能主要受其自我效用函数的影响。实施者有着自己的利益考虑，若是制度的实施与其自身利益冲突，必然导致实施主体的实施懈怠。所以制度能否有效发挥其应有效应，与实施者的自我效用考虑直接相关。另外，正式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不仅需要建立一套专门的组织机构，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工作程序，这些都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运行成本很高。若是政府由于资金等因素的困难而未能正常地执行实施职能，如不能建立先进的检测体系，不能培养和雇佣足够的业务人员，道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同时，考虑到不同知识背景与不同个性特征都会影响到个体采取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郝大江，2011）[6]。

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提出假设3：

H3：实施主体自我效用考量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

三、道德风险的理论分析与基本设想：行为主体视角

本部分从农产品流通市场中的主体间信息、行为以及渠道权力的视角探讨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问题。农产品生产流通主体主要归结为农产品生产者、中介组织（主要包括各种农产品的集散和物流组织）与农产品需求者三类。本部分将分析农产品流通环节中农户的理性选择及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并将消费者纳入渠道权力的研究范围，将传统的二元分析范式扩展为网络分析，进而剖析可能导致流通主体道德风险的因素。

从流通领域的起点出发，农户行为的决策机制将首先被研究。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西方经济学中主要存在两个流派。一是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流派，其主要观点为：农民的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导致农民这一行为特征的是社会压力，即个人不追求欲望的极大满足，而是担心越轨而受到社会的惩罚，农户以自身的需求和劳动辛苦程度决定自己的劳动投入程度。而另一流派则是以西奥金·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流派。该流派认为：在市场机制的竞争中，农户行为与企业行为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农户的行为完全是理性的，收益的最大化将是农户的行为决策目标。在本部分的分析中，农产品的生产者具有博弈论中理性人的特质，即其所作决策不仅依据自己的个人效用函数，还将依赖市场中其他参与者的决策，这区别于传统经济学中理性的特质（张维迎，1996）[7]。基于农户理性的判断，我们得出农户道德风险理性决策函数模型：

Z=（1-P）（R-U1）-P（U1+U2）（1）

函数中P为农户道德风险行为被相关职能部门查出的概率（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

H4a：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

H4b：农户道德失范成本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

在信息经济学中，常常将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据此，信息经济学的所有模型都可以在委托-的框架下进行分析（Rasmussen，1994）[8]。在农产品流通环节，消费者向中介机构购买农产品可以理解为委托中介机构收购安全的农产品，而中介机构向农产品生产者收购农产品则可以理解为委托其生产农产品。为此，消费者作为需求的终端，其需求的取向将会作为市场的取向影响中介机构和农产品生产者的行为。由于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其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判断主要基于其先前的经验与主观想象，这往往会导致事前信息隐藏的逆向选择与信息传递问题。在农产品市场中，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消费非理性，往往使质量上乘的产品卖不到好价钱，进而可能会导致价格机制的失效，从而使农产品生产者退出市场。除了被动的选择退出市场外，农产品生产者还可以利用信号传递模型主动出击，规避可能由消费者非理性消费而扭曲市场的风险。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在观测到信号之后与人签订合同。农户在提供自己所生产的农产品信息时是有选择性的，他们不仅可能会主动隐藏不利信息，甚至还有可能伪造信息，以促使自己在过度竞争的市场中快速达成交易。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提出假设5：

H5：误导性市场导向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

在农产品流通的过程中，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除了信息，还包括农产品自身。下面将讨论农产品的流通路径，即渠道的问题。渠道依赖与权力关系是渠道行为的基础，也是整个渠道行为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Stern，1988）[9]。所谓渠道权力，即为某个渠道成员A对另一个渠道成员B的权力，是指B在A的干预下的行为概率要大于没有A干预下的行为概率。尽管渠道权力理论体系日渐完善，但从二元分析范式向网络分析范式的转换问题与作为渠道成员的消费者一直没有被纳入渠道权力分析视野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个问题（张闯，2007）[10]。消费者作为一个渠道的终端，将生产的农产品全部消费，其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将会产生较大影响。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对于农户来说十分重要，其决定着农户是否能将农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以及以什么样的价格销售出去的问题。我们将从农户可选择的渠道的多少、选择或更改渠道的成本以及在与渠道商间的力量对比，即渠道商的侵略性渠道权力的强弱来分析农户道德风险的可能。

H6a：渠道选择自由度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

H6b：侵略性渠道权力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

四、数据及建模结果分析

（一）数据取得

基于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渠道权力等相关理论，本研究提出八个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引致因素。为验证这些引致因素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采用问卷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其中，回收有效问卷392份。问卷涉及农户类型多样，覆盖粮油、瓜果蔬菜、牧畜、食用菌等农户。此外，通过农产品集散中心实地走访，完成了农产品渠道市场调研。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进行实证分析。SEM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它可以用线性方程系统表示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以及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可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本部分利用研究中提出的基本设想及各变量间的相互影响构建用于验证的结构方程模型。同时采用AMOS17.0软件和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模型检验。AMOS17.0是一种利用基于方差矩阵结构的潜变量对结构模型进行估计的软件包，可通过多层路径分析对变量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关系进行验证。为了确保调查问卷的可信性，我们还采用了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将Cronbach’α值作为信度的评判标准，将KMO样本充足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作为效度评价标准，最后通过因子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对设想的真实性进行讨论。

（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本研究对392份问卷进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之前，已将反向题项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总体的量表中，每个变量对应着不同的题项，首先通过对每个变量（设想）所对应的题项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测量题项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以及题项是否包含了变量的所有层面，删除不符合要求的题项或相关性较低的题项，然后对整个量表进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这里所使用的信度检验方法为Cronbach’s α检验，效度检验方法为因子分析法。对整体量表进行Cronbach’s α信度检验，值为0.949，说明量表的整体信度很好，各个题项之间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可以进行结构方程测算。

从表1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变量“农业生产要素”的Cronbach’s α值非常低，未通过信度检验，因此不能继续进行效度检验，故没有相应因子分析的指标值。

其余7个变量的检验结果：（1）信度检验：Cronbach’s α值均良好，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2）KMO和Bartlett相关性检验：KMO值均显著，通过球形检验，表明各个题项之间有相关关系。（3）因子分析结果：每个变量提取一个因子，且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解释程度均大于50%，说明提取的因子的特征值能够解释总体方差的50%，各个题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均可保留。以上检验表明上述7个变量的各个题项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和稳定性，通过了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三）SEM模型及设想检验

1. 数据拟合情况。（1）选用的统计量及统计量标准。P统计量：大于0.05符合要求。拟合优度指数（GFI）和修正拟合优度指数（AFGI）：大于0.9符合要求。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小于0.05拟合较好，一般认为在0.08以下均为合理。Bentler的比较拟合指数（CFI）：大于0.9，且接近1，拟合较好。正规化拟合指数（NFI）：大于0.9，拟合较好。

（2）拟合结果。利用AMOS17.0构建的修正后的结构方程，其各项拟合指标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

由表2可知，以上的拟合指标中除了P统计量以外基本都符合标准。一般情况下样本容量应该为变量的10倍到15倍，但本文中所选用的样本数量为392，远远超过标准，不过对于社会科学类的研究，样本要涉及到足够多的人群和足够大的范围。因此为了保证结构方程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选用了大样本，而卡方会随着被试样本的数量增大而增大，易受被试样本数的影响，“当样本数过大，如400左右时，易使拟合度指标检验出现拟合不佳的结果”（侯杰泰，2004）[11]。一般在大样本的情况下P值都较为容易显著，因此在这里不考虑P值，而是观察各个变量的总体拟合情况以及结构方程的检验情况。

2. 设想检验结果。H1：制度供给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该设想讨论的是制度供给与道德风险产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即路径系数为0.983，P=0.005

H2：示范效应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该设想讨论的是示范效应与道德风险产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即路径系数为0.126，P=0.033

H3：实施主体自我效用考量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该设想讨论的是实施主体自我效用考量与道德风险产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即路径系数为0.27，P=0.039

H4b：农户道德失范成本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该设想讨论的是农户道德失范成本与道德风险产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即路径系数为0.73，P=0.038

H5：误导性市场导向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该设想讨论的是误导性市场导向与道德风险产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即路径系数为1.77，P=0.145>0.05。因此，设想H5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未通过检验，同时路径系数大于1说明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应该对模型进行修正。但是，我们只是借助结构方程探索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因此将此未通过的检验删除。

H6a：渠道选择自由度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该设想讨论的是渠道选择自由度与道德风险产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即路径系数为0.347，P=0.000

H6b：侵略性渠道权力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该设想讨论的是侵略性渠道权力与道德风险产生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即路径系数为0.244，P=0.000

H4a：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与道德风险具有相关性，由于在信度检验中未通过，因此删除该设想。剩下的6个设想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五、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现状分析

兼具指导之力以及对策之功，这不仅是本文研究的初衷，同样也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归宿。本研究在第二阶段，以上述问题为导向，通过实践调研，基于制度供给、示范效应、失范成本、渠道选择自由度、侵略性渠道权力等角度，深入分析各种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探寻农产品质量安全中道德风险规避思路、对策建议及其制度安排。为使调研结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阶段调研对象不仅选取了在我国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农户、大型农产品流通交易中心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而且也针对我国现代化大型农业生产特征，选取了黑龙江省农垦系统中较为突出的农场进行调研。结果显示：

（一）制度宣传不足，农户未建立起标准意识

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农户作为生产者，无疑是最为关键且责任最为重大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与农户对于质量安全的认识和执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81.5%的农户反映在他们的实际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专业性的指导，且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了解甚少，主要是靠以往的经验进行农业生产。农户的文化程度不高，获取新事物和理念的渠道单一，是导致其匮乏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根本原因。目前，农户获取相关信息和政策的主要途径仍然是媒体广播，然而根据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各省（市）广播电视台仍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的节目。尽管我国农产品生产，以及与质量安全监管相关的各职能部门都在其官方主页上开辟专栏，介绍和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规范，但在实践中，我国农户间的网络普及率较低，也很少浏览相关职能部门的官方媒介，因此我国农户多数仍未建立起质量安全标准意识。

（二）制度体系仍不健全，缺乏必要的协调一致性

现阶段，我国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正式制度主要有：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以及认证体系。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内容笼统，流于泛泛。对于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方法，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检测认证标准及方法等都只提出一般性的指导意见，没有细节性的内容，存在很多漏洞。此外，我国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涉及工商、质检等九个政府部门，多部门的分头管理，势必造成部门之间职能交叉责任不明，效率低下，协调性差，造成职能扩张和行政垄断，更加重了政府行为失范。同时，我国现行标准也分为四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除企业标准之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都是政府标准，从法理上应该拥有相同的法律约束力，并且不能相互交叉。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级标准的审批和制定部门不同，加之缺乏信息沟通与统一规范，结果许多农产品质量标准及其生产技术规范，存在标准不统一、不一致现象，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关键参数上差异也较大、相互矛盾。这就容易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农户难以适从，引起市场混乱。

（三）制度实施存在诸多失范，未有效发挥市场功能

在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管理中，政府是制度实施的人，而消费者是委托人。由于政府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职能，政府往往有着自我效益的考虑以及运行成本等方面的顾及，因此出现大量的执行失范行为。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地位的悬殊，作为委托人的消费者却无法对人的行为进行选择或有效的约束[12]。事实上，在国外市场中存在着由政府以外的第三方作为方的制度安排。这里所谓的第三方机构，是指具有可靠的执行制度的必要能力，并在执行过程中能够客观、公正、独立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机构。虽然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三方认证在我国一些地方发展速度较快，但由于种种现实原因，仍存在着很多突出的问题，如产品认证的总量规模小、认证缺乏权威性、认证的后续监管不严格等。

（四）市场存在道德失范的风险激励

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产业间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农业生产要素逐渐流失，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如添加剂的使用等）可以弥补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减少所带来的后果，加之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使得农户即使不在农业生产中投入足量的要素，也能获得政策性保险所提供的收入保障，使得其变相成为一种“道德失范风险激励”，从而使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上存在着一定的道德风险。在实际走访中，多数农户认为由于现行的检查机制和检验制度标准存在缺陷以及农产品质量出现问题之后的惩罚力度不足，存在质量问题的农产品并不会被完全查处，便使得农产品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存在很大的侥幸心理，即使其被发现，付出的代价也是远远不及违法生产获得的利益多，从而为道德风险行为提供激励。

（五）渠道体系存在垄断性现象，渠道权力失衡

在我国“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背景之下，现有农产品市场的市场结构不合理，多数农产品流通渠道是无组织的、分散的，农产品从最初的由农户生产到最后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上，中间将通过储藏、加工、运输和销售众多环节，各个环节之间复杂的渠道体系大大减弱了现有监管体制的效率，延缓了解决问题的时间。此外，农产品流通渠道两端的力量不对等和缺乏足够的市场竞争也是道德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农产品生产者所面对的渠道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对于农产品的品种，数量及价格，渠道商都有着较大的话语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农户或中介组织往往存在以次充好、对农产品的外观做某些不合理的处理或者在农产品中添加某些有害的物质等道德风险行为。农产品渠道不规范，渠道权力失衡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中道德风险的增加。

六、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并在系列政策的实施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却仍不容乐观。农药残留超标，添加剂误用滥用问题严重，食品中毒事件也时有发生。毋庸置疑，提高食品科学技术和加强卫生检疫水平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整个农产品市场生产和流通环节中的伦理与道德规范，同样也是保障农产品质量不可或缺的一面。事实上，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相关成果也日益深厚。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现有以风险视角解读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研究多倾向于依靠政府制度供给来进行安全保障，而对农产品生产流通微观主体风险行为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是现有研究对农产品生产流通主体风险行为分析基础理论准备不足，明显缺乏农产品生产流通市场农户风险行为与市场失灵内在机理研究，这就使得那些基于风险视角揭示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精辟论述，一直游离于市场范畴之外。因此，本项目基于农产品市场主体风险行为分析，构建基于道德风险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分析框架，揭示道德风险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作用和影响机理，其理论价值在于创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视角，而其应用价值则在于可为我国完善农产品市场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引导，从而避免道德风险，保障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参考文献：

[1]杨瑞龙，辉华.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J].经济研究，2006，（2）：104-114.

[2]王可山.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2，（7）：68-71.

[3]聂辉华.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一个带有不对称信息的敲竹杠模型[J].经济研究，2008，（2）：132-143.

[4]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5]邓大才.农业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研究[J].当代财经，2000，（8）：19-23.

[6]郝大江.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研究：基于要素适宜度视角的解析[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1.

[7]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

[8]Rasmussen. Crop Insurance and Agricultural Chemical Use[J].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olicy，1994，（4）：121-125.

[9]Stern.The Roles of Weather Insurance and the Carbon Market [J].Greening the Financial Sector，1988，（4）：87-91.

[10]张闯.渠道权力结构的过度倾斜与权力失效：基于农产品营销渠道的研究[J].财经论丛，2006，（9）：96-101.

[11]侯杰泰.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J].心理学报，2004，（7）：186-194.

[12]刘彦平，田光.货币信息弱势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On the Moral Risk of Agricultural Goods' Quality and Safety in China

Jiang L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erbin 150027，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