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论文十篇

人文主义论文篇1

关键词人文主义语境诠释

“Humanism”isbeingemphasizedinjournalisminAmerica.Itisostensiblythereactiontotheautocracyoftherealisticindustryandcommerceandjournalismspecialization,ButactuallyitservesforthepoliticpracticeofthejournalisminAmerica.”Humanism”issupposedtobeawordacknowledgedbytheworldwildjournalism,Buttheuniformofthe“word”usuallycoverthedifferenceofitsmeaning,whichwillgiverisetodifferenthumanismconcernevenresultinconflictinthejournalismpractice.soundertheglobalcircumstances,Weshouldanalysedialecticallyvariouskindof“humanism”fromdifferentcircumstances,Becautiousaboutthesupremacybehinditandmakeeffortstourgetheglobaljournalismtostandatthesamepositionandtoserveforthewholehuman’profit.

在美国新闻教育界，“人文主义”正受到关注：他们有的将“人文主义”作为与“专业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概念提出，如WILLIAN.WU认为，新闻客观、自由等专业原则已经忽视了对人的关怀，使得新闻成为一种缺乏人文关怀的纯技术存在（他在“21世纪新闻传播峰会”汕头大学分会期间的一次发言）；有的从新闻教育与文学的关系的渊源上提出，如JAMESW.CAREY认为：“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等等。”（《新闻教育错在哪》）当然，就新闻专业主义的弊端及新闻教育的起源这些角度来提出“人文主义”，有其合理性，其运用得当会给新闻业输入新鲜的血液，纠正目前新闻业界的一些弊端。但其实稍稍识理点的人都知道,美国新闻学界”人文主义”的提出使用的是”障眼法”,它掩盖了”人文主义”出笼的另一缘起,即直接地说是美国的9.11事件,间接地说是美国的价值中心意识。然而，这一表面看去并不怎么高明的手段却好像蒙蔽了不少人的眼睛。它甚至得到一些华人学者的回应，如李欧凡在肯定JAMES.W.CAREY的观点的基础上：“卡莱的论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新闻教育本应该属于人文学科或有人文意义的社会学科……”，进一步指出，“媒体从文字、印刷逐渐向視觉和网络的转变，“不只为新闻也为整个社会帶來前所未闻也难以想像的影响。這一個影响所造成的就是一个更广泛的人文危机。”（《新闻不等于传媒》）当然，李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表达自己的人文主义观点的，其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但他却由于忽视了卡莱人文主义提出的复杂背景而无意中强化美国式“人文主义”的正确性。因此,基于“人文主义”出笼的背景的复杂性及其语意的模糊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审视和辩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新闻学者在提倡“人文主义”时必须对其加以批判的再诠释，否则，会带来概念的混乱和操作的冲突。本文旨在对美国新闻界“人文主义”关怀提出的背景作一番全景式的描述，以期引起读者在全球语境下对“人文主义”进行深度解读。

一“人文主义”提出的背景

工商业背景：现代新闻的产生源于商品经济发展对信息的需求。在技术(硬技术和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新闻越来越为一种工业化、图像化、流水线作业形态，越来越偏向于经济效益的单极发展。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与新闻专业理念相对应的一些传统操守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如正义、道德、民主、批判等。这样一来，社会中那些色情、暴力、猎奇、刺激等凡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东西成了新闻的“座上宾”，而传统操守却成了“阶下囚”。作为纯粹经济手段的新闻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却漠视了活生生的人的存在。新闻中“恶”因子正死灰复燃，而“善”的因子却正渐行渐远。政治背景：美国新闻媒体自由传统不仅受到商业的“软”挤压，更受到了政治的“硬”挤压。这种挤压在美国近几年发动的几次战争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战争”中表现得尢为突出。其中，9.11“战争中，美国政府对新闻的压制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美国政府甚至专门成立了假新闻的中心，以混淆视听，配合战略的需要。而主流媒体也是亦步亦趋，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更绝的是，美国政府利用”国家利益中心“的幌子压制不同的声音，把与政府不同的意见甚至宣判为“卖国”。在这样的“标签高压”之下，主流媒体更是噤若寒蝉了，新闻自由的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会背景:民族主义历来是民族团结的纽带。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美利坚民族确实是一个令人自豪的民族：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有着最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有着引领世界潮流的精神文化等等。生活在这样富有国度享受着现代财富的“单面向”（马尔库塞语）的人根本不需要媒体对现行制度作太多的批判。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的自信、自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的批判更显得多余，“自由、客观”的呼声更成为一种不协调的噪音。在国家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狠狠打击那些敢于与自己为敌的“”、“邪恶轴心”。在这样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媒体必须为自己民族主义的呼声造势在必行,必须维护自己的”人文”的趋势成为必然.

在以上背景的压力之下，新闻的“自由”理念已经奄奄一息了，新闻的传统价值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任何存在都是价值的存在，任何存在都要为自己找一个存在的理由，新闻也是这样的。当“自由、客观”的理念显得苍白无力时，美国新闻业必须为自己选择另一个生存的峰顶，于是“人文主义”便应运而生。

二“人文主义”的悖谬

然而，美国新闻学者要么从经济、新闻专业主义弊端背景出发，要么从新闻教育的起源出发来倡导、传播“人文主义”，却闭口不提“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背景，以显示其治学的公正性、客观性。因此，表面上看，“人文主义”是一种对现实工商业、新闻专业主义专制语境的一种回应和反弹，也是对新闻自由、客观理念传统的接力和升华。因为在新闻传统价值中，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公正、客观等理念，它们的终极所指都是活生生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的世俗性和理想的超越性，而当传统的新闻价值理念遭到当下语境的怀疑、批判时，“人文主义”无疑是一个更具时代感、号召性、普适性的概念。但我们如果联系其出现的政治、社会背景则会发现，“人文主义”只不过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又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其实，“人文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都是值得提倡的，都是正面价值取向的。但任何语词都有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同一语词在不同语境中使用，其所指往往不同甚至是迥异的。换句话说，任何语词、理念的提出都有具体的语境，我们必须结合其具体语境对其进行具体的语用学的分析，而决不能将之普泛化、一般化。同理，对“人文主义”的判断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page_break]上文已经谈到，美国新闻业的“人文主义”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压力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它对不同的背景构成不同的意义。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技术结构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个体的人在经济、技术意识形态的无形压力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人文困惑，所以新闻业界的“人文主义”对美国社会与对其它国家的社会的意义是一样的，即对经济、技术对人的异化提出批判，强调新闻对人的尊重。从这个角度看，“人文主义”对全球来说都是积极的价值取向的。其次，经济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政治、社会信仰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目今传递的并不是和平的福音，相反地却带来了政治、价值观、信仰的更大的冲突和激荡，而9.11便是这种冲突、激荡的最终表现。在一个价值观、信仰多元的全球语境下，基于其中一“元”价值观、信仰推导出来的语词、理念放到其它“元”的价值体系中肯定会产生冲突。而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价值体系中产生的“人文主义”也不能例外。因为不管其提出者、宣扬者如何美化它的合理性、人文性，他们都是站在自己国家利益立场来定义“人文主义”的，甚至完全不顾别国的“人文主义”立场。举个例来说：

9.11事件中，美国新闻媒体完全是公开按照国家利益的原则来进行报道的。在这些报道中，媒体可以先验地将本.拉登及同伙标签化为“”，先验地将9.11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然后按官方及自身的刻版成见去现实中寻找素材。其结果就是，主流媒体往往不经任何权威的证实，通过夸张化的图像、数字来反复渲染9.11事件的悲剧性，夸大“炭疽”病毒的普遍性等等，进而在全国、全球范围内渲染恐怖气氛，给战争制造合法化的借口。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媒体通过对“”非人道的揭露来表达自己对死难者、普通民众的“人文主义关怀”！然而，在对这一事件的“人文主义”的报道中，具有反讽意味是：阿富汗人民生活在贫困、饥饿、死亡、疾病、惊恐的非人环境下这样基本的事实却缺少美国主流媒体的最起码的人文主义关怀！

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人文主义”只不过是美国新闻霸权主义的又一理论的幌子罢了。

由上可知，语词的同一性并不代表内涵的一致性，它表现在新闻业务操作上则会出现不同甚至相对立的人文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新闻界的“人文主义”理念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得到了全球性认同和肯定。但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掩盖彼此在其内涵上的相异性，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体制环境，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人文主义”的关怀重心是不同的，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悖谬。

三新闻“人文主义”的再诠释

要使“人文主义”成为世界新闻业界的普遍理念，我们必须对它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并对不同语境下“人文主义”的不同内涵进行批判性的再诠秋。笔者下面就“人文主义”的这种再诠释发表一些综合性、一般性、方向性的意见，以供批评：

首先,“人文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世俗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新闻的“人文关怀”不仅应该关注人的基本生存权力的合理表达，而且应该关注人的正面精神、价值取向的申诉。如新闻在关注报道“全球化”这一命题时，不仅应关注“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更应强力关注被“全球化”遗忘的弱势群体的物质生存落差及他们对于“全球化”的不同声音。

其次，“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文主义”是在同自然、神学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概念，且其内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西方的“人文主义”自文艺复兴产生以来，就先后经历过古典人文主义、浪漫人文主义、非理性人文主义（其中主要流派又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它们关注的同样是人，但关注的向度是不一样的：古典人文主义关注的是人相对于自然、神而言的主体性、理性等；浪漫人文主义关注的是人超越功利、机械化的浪漫诗化的热情；而非理性人文主义关注的则是人自我意识、无意识等东西。因此，新闻的人文关怀应具有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不仅关注不同历史阶段上人的差异性，更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理解这些差异性。如中美记者在相互报道对方的国家时，既应看到双方在物质、文化、政治差异，更应看到这种差异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从而真正达到客观、公正的报道，真正达到对不同语境下“人“的理解。

再次，“人文主义”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人不仅有共性，更有差异性，其差异性表现在其外在的诸多规定性上，如地理环境、文化风俗、习惯制度等会影响差异的形成。所以新闻在表达人文关怀时应该注意不要从抽象的真善美、假恶丑的概念、逻辑出发去选择新闻素材，而应该结合不同的人文语境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尊重不同语境下的具体的人，并全方位地传播能使这些具体的人得到正确理解的新闻信息。如在9.11事件的报道中，理想的人主义报道应该是这样的：在报道美国灾难的同时，媒体应以平衡的笔触去报道阿富汗的无辜难民，同时对这次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应该给基地成员、政权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子

总之，“人文主义”在美国新闻业理论界的提出表面上看是一种历史进步，其实质是其国内新闻业实践界的一种理论回应。在全球化利益多元的格局的下，“人文主义”存在基于不同利益判断的多个“文本“。如果我们迷惑于它表面的同一性，丧失批判和整合意识的话，那么新闻业界的”人文主义“很可能成为霸权主义的新的借口，新的幌子。所以不同国家的新闻学者在提倡“人文主义”的理念时，一定要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批判，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得“人文主义”的口号真正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同时也真正为世界人民谋福利，从而使得新闻“人文主义”的改进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化。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论文篇2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产物。大战中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杀戮值不值得反思?大好形势下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竟然会失败?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触发一代思想家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思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端，正是源于这种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的任务、战略和路线的全盘思考。

从标志性成果而言，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阶段的三块“里程碑”。这三位出身和学理背景不尽相同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突出了对于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自身问题的重视，突出了革命对于解放“人”的重视。其中，卢卡奇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并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区别。弗洛姆也正因此称卢卡奇为“第一个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人”。可以说，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标志，逐步形成了一股将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心地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进入30年代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一方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发表。该书论述了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诸问题，其中异化问题是重点。书中，马克思把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发表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根据《手稿》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理解。该书德文版初版者，德国右翼社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认定，《手稿》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这部著作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现实的人道主义”。比利时社会党人德曼更是首开“两个马克思论”之先河，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马尔库塞也为此发表了长篇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

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逐渐抬头，并逐步汇成一股汹涌的潮流。在这股潮流的肆意冲击下，人的生命可以任意践踏，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不值一提，人在意识形态狂热下不过是一种工具。一个所谓的文明世界为何会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人的主体地位究竟如何才能得到一种切实的保障?这些问题很自然地成为一切进步思想家和理论家，当然也包括生活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去应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霍克海默尔在《独裁国家》中、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都综合运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与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诸方面分析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原因，并用人道主义哲学对抗崇尚强权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在同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推动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到了50年代，新的冲击又进一步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一个冲击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其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披露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一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将现实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非人道方面突现了出来。对斯大林主义的这一解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内心世界引起的震动是巨大和无可估量的。西方的左翼人士开始用怀疑的目光重新打量苏联这片曾被认为是理想的国土，西方国家组织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党员退了党。在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大地震”后，马尔库塞出版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萨特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弗洛姆写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现象作了颇为独到的分析。特别是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将变质为一种非人的人学”，他提出了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更推动了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而另一个冲击则来自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对人形成的新“异化”压力。商品经济在自身发展的新阶段中，已表现得不再只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还成为一种把所有消费者转化成为实现自身无度增长的工具；它不仅满足着人们的各种欲望，而且还在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欲望；它在提供人们更多“余暇时间”的同时，却前所未有地使人更加奔忙、更加紧张。正是这种使人的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商品经济悖论的存在，激起了关心着人类解放和命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新的思考。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一书，揭示了当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实现了社会一体化、失去其内在否定性而只剩下维护现在制度肯定性的单面社会，分析了哲学的历史制约性以及单面社会中的人的解放问题。哈贝马斯在《科学与技术即意识形态》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这些论著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都有着这方面的思考。

60年代末，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引起了更为广泛的注意。因美国政府进行侵越战争，实施种族歧视政策，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教育危机等，1968年爆发了席卷北美和西欧的自二战以来最为激烈的和工潮，法国甚至发生了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在“五月风暴”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了新左派造反运动的理论武器，马尔库塞和萨特都曾积极地声援了这一运动。这说明，以前还停留在理论界、学院狭小圈子内的这股思潮此时已在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众抗议运动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和实际影响。

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又有了自己新的发展形式。在新的社会背景、知识背景和人文关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延续着自己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形成了新的流派和代表人物。比如颇具盛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自己所谓的“语言学转折”，试图用语言学领域中的方法论突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当属其中的佼佼者；又如高兹、里斯等人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创建所谓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高兹还力图把社会主义同后工业形态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

在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潮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过程，它本身包含着各种理论流派，而各代表人物在某些问题上的主张也不尽相同，甚至会相反，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人性、人的本质理解上，认为人是人的最高价值、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要把人当人看，尊重人、爱人。

第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理解上，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中心。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把抽象的个人在世界中的存在作为其出发点，并以此来，理解和解决一切哲学问题。

第三，在对马克思的异化观的理解上，把异化理解为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分离，异化的克服就是人向自己的“类本质”的复归。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范畴最为确切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核心范畴。

第四，在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上，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体性被忽视了，过分地强调了客观规律的制约性。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到萨特的“自由选择”，贯穿着一条强调和突出人的主体性的路线。

第五，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法是以人为中介的辩证法。如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只是一种历史辩证法，“认识到这种方法被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萨特也认为辩证法应当在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

二、马克思主义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

历史地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产生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包含有相当积极的因素。比如它对主体性的强调，对历史辩证法的重视以及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克服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中所具有的机械论色彩，有助于突出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实践论特点。在这一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读既有着自己的理论意义，更有着一种功能性的现实意义。

人文主义论文篇3

1.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是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其作品的特点主要是针对主观精神和内心世界的描述。探索一切事物的本质，其重点在于表现人的灵魂，要求超越人的行为。表现主义通过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对其不同境遇的感悟来表现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弊端，从而给人们敲响警钟。通过人类自身的思考和社会的启发来改变传统的文学观念，着力于这种文学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意识流

（1）意识流文学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语言表达，以经历人类主观生命的世界，其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意识。意识流作品实现了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有机融合，从而组成主观心理时间，其打破了传统时间观念的顺时序，且随着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为脉络。从人文主义角度上看，意识流作家更侧重于表现人物意识的本真，主要以其心理暗示为主，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世界。

（2）意识流文学主要包含了人类对于梦想的追求，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其表现对象主要是针对典型的人物形象，折射出现实生活，倡导人们面对真实的自我，着重表现人的下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世界。意识流文学主要根据意识活动的逻辑，安排小说段落的先后顺序，大量采用各种写作手法，来丰富文学作品的内容，提高文学表现水平。

3.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主要强调了人的心灵象征是世界，侧重于“感应”的描述，在神秘感和通感的定义上，浓墨重彩。他将创造的象征分成两种形式。

（1）选定某一特定的对象，经由一系列的检测，完整地展示某种心灵状态；

（2）适当利用文学暗示，逐渐呈现某种心灵状态；在现阶段，由于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导致人们对宗教思想失去了信任感，这就促使他们的文学作品仅相信自身内心的召唤和感受。

4.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场法国文学革命，其将人的存在当作首要探讨的问题，其涵盖了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中，萨特作为代表人物，认为存在是在本质之前产生的，其倡导自由选择。他将存在视为在社会环境中遇到的危机，根据面对方式的不同选择，其结果也天差地别，人们应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解决方式。存在主义文学很大程度上融合了现意和传统写实这两种艺术风格，具有创新性。其肯定了人的价值，并着重分析了人类应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自我和保持尊严。5.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是由达达主义演变而来，其认为文学是超现实，也就是梦幻与现实的产物，即为绝对现实。其宗旨是与现实脱离开来，返回原始状态，彻底否认了理性的作用，强调了人类下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超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独特和奇妙，采用大量新颖的比喻，内容丰富多彩，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由于写作手段的大量运用，导致读者很难体会其中的深意。

二、结语

人文主义论文篇4

生活能力和综合素质是现代人基本素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和综合素质已成为学校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和重要内容。初中生逐步扩展的生活是思想品德课程构建的基础，人的思想品德是通过对生活的认识和实践逐步形成的。在现代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观的倡导下，教育者既要尊重科学的价值，强调科技教育，又强调道德教育，关注学生学会关心，学会负责、学会有人情味。人文主义教育是为培养完善的人格而不懈的努力，着眼于提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重视把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培养人的自信心和自我表现能力和合作精神，重视道德教育，培养人关心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培养人的责任感，为建立一个人文化的社会而努力。初中生生活范围逐步扩大,需要处理的各种关系日益增多，使思想品德获得健康发展，正是思想品德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生活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中离不开人文教育的内容，学会理解、学会宽容、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成为现代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教育功能上，人文教育既重发展人也重发展社会；在教育制度上，重精英教育更重普及教育。在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课堂再现生活的真实,为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处理好与他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总而言之，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观在实践上是既教人会做人，又教人会做事。对此，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已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回归生活、感知生活、享用生活、发展生活”，教育生活观的基本理念“为了生活而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已成为全体教师的共识。

二、现代中学生思想的时代局限

1.情感独占和情感冷漠的心理倾向

现代初中生中，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从小生长在过于优越的环境中，享受父母及整个家庭过分的宠爱，青少年都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环境中长大，久而久之就淡化了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意识的膨胀，形成了许多独生子女所常有的通病，具有情感独占和情感冷漠的特点，独生子女比例之大和“四二一”式的家庭教育父母的溺爱，我们的使得独生子女体现出道德情感的淡漠，即道德责任心与道德使命感的缺乏，加上许多父母为了自己的子女不惜重金进行智力投资，望子成龙之心极为迫切，而对子女的思想品德是否健康发展却充耳不闻。而有些教师也只注重学生的智力发展，把学习成绩的优劣看作是评定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伦理道德的变化、社会观念的趋向及多元化社会的形成都影响这学生的情感走向，这些加大了学校德育工作的难度。。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社会责任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言论、行为、承诺等，持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态度而产生的情感体验。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的杠杆作用日益增大，当我们的社会趋利轻义，每个人都希望人人为我，却很少考虑我为人人，结果社会上处于一种自私自利的情况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逐渐学会从经济利益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设计自我发展的道路，当经济利益突显出来，青少年的理想随之弱化，个人独立性与自主性逐渐增强后，在孜孜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他们自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社会理想、社会责任感只是与自己相距遥远的外在的东西。

2.价值观的多元化和混乱状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这一切都在影响、改变着人们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个人需要的发展，人的需要更加具有多层次性、无限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进而影响人们的价值选择趋向多元化。当代中国价值选择多元化并趋于实惠，在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的核心价值体系未完全建立之前，多样性的价值选择和多维性、宽容性的价值评价，往往会导致判断是非标准的模糊、相对化困境，使人们感到困惑，处在传统与现代、主流与非主流、东方和西方、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处在不确定和茫然状态中无所适从。社会的多元化既丰富了学生的思想，促进了学生从多角度多层面的了解社会，又导致了思想潮流的多元化，多元化思潮冲击着学校和家庭，同时又给学生的个性成长和性格培养带来了更多的变数。是非善恶界线模糊，个体自利意识高涨，个人价值选择的重利倾向相应地会导致价值选择混乱、社会舆论评价莫衷一是，缺乏共识，容易让学生善恶是非产生混淆。

3、青少年人生价值观的异化

人生价值观是一个人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个体的道德品质及其一生的发展方向。21世纪是一个生命意识、生存意识凸显的时代，关注人类生活，关注人的生命，已成为人们探索人生价值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体现。21世纪的青少年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较为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价值观的异化体现在行为与认识的脱节：对“对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等高尚的人生观比较淡漠，又对崇尚自我完全抛弃社会国家利益的私利主义嗤之以鼻。现实的践行中，顺应并且认同了较低的社会道德行为模式。以致当今的青少年在认识与实践、观念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相当多的青少年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仅取决于个人的学识、才能、机遇甚至是人际关系，而与个人的道德品质没有直接关系。人生价值观向金钱和个人倾斜，同时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也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需要及满足，以好莱坞、麦当劳、可口可乐、流行音乐、流行舞蹈为特征的西方大众文化对思想正在影响走向成熟的青少年，西方的工具理性取代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教义，西方文化的渗透是整个西方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的渗透，它潜移默化的改变着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思维模式较前辈人普遍发生了一些变化，以自我为中心，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被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所替代，追名逐利成为很多青少年的人生理想，人与人之间关系逐渐冷漠、隔阂。

三、学生生活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的途径

为了更有效地在初中思想品德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人文素养，笔者以思想品德拓展课为教学平台，汲取生活中的素材，展开实践活动，努力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生活能力和综合知识，着力提升学生良好的生活品质和人文素养。

1、以人文教育为核心，促进学生的生活能力的提高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曾提出“学习即生活”的教育思想。生活能力的内涵是什么?目前理论界的界定多种多样，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生活自理能力、劳动能力以及社会实践能力，即面对生存应有的智慧；.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如具有同情心，关怀体谅他人；具有正义感，尊重人权，憎恶错误行为；具有开朗乐观的品格，热爱生活，乐于奉献；自立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具有责任感和自助精神；正确获取和选择自己需要信息的能力；学会学习和健体的能力等等。可见生活能力是一种健全人格的素质和能力，是一个人生存的前提、发展的条件。观念是行动的灵魂，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教育观念对教学起着指导和统率的作用，一切先进的教学改革都是从新的教育观念中生发出来的，人文主义教育观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观的生活认识论，注重使学生在现实生活背景中学习思想品德学相关知识，倡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理解教育的真正内涵，例如生活中挫折无处不在,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生活的各种困难和挫折。生活中的挫折让学生拥有学会反思的智慧。让学生在挫折中不仅要学会坚强,更要在挫折中学会反思。要培养学生具有乐观开朗的性格，首先就要应该的是挫折感，在课堂上，笔者邀请班里能够正确面对挫折的同学介绍经验,给班里的同学以借鉴。然后组织同学认真思考生活中常见的挫折,共同寻求解决的办法。凡是能够联系学生实践的教育内容，笔者尽量让学生以主体的角色参与进来，在小组讨论分析的基础上，让学生对生活常识有了更清晰完整的认识；重新认识了生活的内涵，在自己今后的生活中，知道养成良好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密切联系，并懂得了珍惜生命、关爱他人，提升了自身的综合生活能力。

人文主义论文篇5

我现在想很简捷地沿着最后一条贯穿我论文的途径去验证另一个故意挑衅的论点：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我想说，正因为观看人们用以迎接我这个论点的意识形态火焰的乐趣，就算我不曾把它提出来过，我也一定会发明这个论点的。这是一个严肃的论点，只要我们严肃地读解它，尤其只要对组成它的两个词语之一给予严肃的关注——不是那个像恶魔一样的词，而是“理论的”这个词。我说过，并且重复过，人的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起理论作用了。但遗憾的是，“理论的”这个用语被那些不想理解它的人忽略掉了。让我们试着来理解它。为了这个目的，我先要谈谈费尔巴哈（我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没有人会否认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一种旗帜鲜明的理论人道主义。费尔巴哈说：每一新的哲学都是带着“人”这个名称出现的。1而实际上，人、人的本质，是整个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原则。并不是费尔巴哈对自然没有兴趣，因为他的确谈到了太阳和行星，谈到了植物、蜻蜓和狗，甚至谈到大象，以便指出它们没有宗教可言。但是，在他谈到自然的时候，在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每一种类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是它本质的显现的时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是在预先准备他的场地。这个世界由对象组成，其中尤其存在这么一个对象，使某一种类的本质在它那里得到成就和完善：它就是这一种类的本质对象。因而每一行星都有太阳作为它的本质对象，太阳同样是行星的本质对象，等等。场地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拉向人。人是他的世界的中心，就像他处在围绕这个世界的地平线的中心（即他的Umwelt[周围世界]的中心）一样。他的生活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的：或者不如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自己，因为他的世界的一切对象，仅就它们是他的本质的实现和投射而言，都是他的对象。他的直观的对象只是他直观它们的方式，他的思想的对象只是他思考它们的方式，而他的情感的对象也只是他感受它们的方式。他的一切对象，就它们所给予他的东西从来只是他的本质而言，都是本质的。人总在人自身中，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领域，因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人就是人的世界2——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的这个简单的短句，在参加去年夏天莫斯科“黑格尔会议”的与会者蹭引起过一番学究气的讨论。太阳与星辰、蜻蜓、直观、智力和激情，凡此种种都只是通向决定性真理道路上的过渡――人不像星辰和动物，他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把他自己的类、他的类的本质、他的全部族类本质作为对象来拥有，这个对象是毋需归功于自然或者宗教的。通过对象化和颠倒的机制，人的类的本质以一个外在对象的、另一个世界的形式，在宗教中，被赋予了本身无法辨认的人。在宗教中，人把他自己的力量、他的生产力想象成一个绝对他者的力量，在这个他者面前颤栗，向他顶礼膜拜乞求怜悯。而这一点完全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就是从这里产生了宗教崇拜的所有仪式，甚至产生了奇迹的客观存在；它们其实都发生在上述想象的世界里，因为它们――我引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只是“愿望的满足”。3绝对的对象，作为人，因而在上帝那里碰到了绝对，但却没有认识到，他所碰到的就是他自己。整个这套哲学并不只限于宗教，它也涉及到艺术、意识形态、哲学，另外――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还涉及到政治、社会甚至历史。所以整个这套哲学都寄托在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上面，这种同一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在自我实现和异化中的展现而得到说明的：自我实现建立其对象；而异化则把主体和对象分离开来，使对象成为外在于主体的、物化的东西，并且把本质关系颠倒了过来，因为足以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主体发现自己受到以一个对象形式出现的自己的统治，而这个作为上帝或国家等等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主体自己而已。一定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只能概括其前提的这种话语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因为它要求把由宗教的或政治的异化所造成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换言之，它要求把人的主体属性中的想象的统治颠倒过来；它号召人最终索回对于他的本质的拥有，这种本质从上帝和国家对他的统治中异化掉了；他号召人最终再也不是在宗教的想象世界里、在“国家的天国”里，或者在黑格尔哲学异化了的抽象里，而是在此时此地的尘世、在现实社会里实现他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即人的共同体、“共产主义”。人处在他的世界的中心，就这个说法的哲学意义而言，是指他的世界的原初本质和目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称之为理论人道主义的东西。我想，大家会同意，原本采纳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和异化的难题性的马克思，后来跟他决裂了；而且大家也会同意，与费尔巴哈理论人道主义的这次决裂，在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根本性的事件。但我还想走得更远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是一位奇怪的哲学人物，他具有“泄露天机”这样的癖性（如果可以容我这么说的话）。费尔巴哈是一位供认不讳的理论人道主义者，但是在他背后站着一整排的哲学前辈，他们虽然没有勇敢到如此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却一直在从事人的哲学，哪怕是用一种遮遮掩掩的方式。我决不至于贬低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教会，以及反对它们的意识形态专家进行了斗争，在于赋予了人以地位和尊严。不过我想，我们也决不至于否认这样的事实：这个产生了伟大菱和伟大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是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它表达了这个阶级的渴望，同时转译和传递着经由新法律体系（被修改成资产阶级商业法的旧罗马法）所认可的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人作为自由的主体，自由人作为其行动和思想的主体，首选在于人能够自由地占有和买卖，在于成为法律的主体。我想直截了当地在这里做出这样的断言：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例外，古典哲学的伟大传统都是在它的各种体系的范畴中进行着再生产的活动――既对人认识的权利，也对人行动的权利进行着再生产。用人认识的权利，它制造出它的各种知识论的主体，从“我思”到经验主义的和先验的主体；用人行动的权利，它制造出经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主体。我相信――但显然不能在这里证明――自己有权这样断言：通过被划分和伪装成不同的主体的形式，关于人、人的本质或人的类的范畴在古典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哲学里都起着根本性的理论作用。而当我谈论某个范畴所起到的理论作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和其他范畴息息相关的，不改变整体所发挥的功能，就不可能把它和整套东西割裂开来。我想我可以这样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伟大的古典哲学都以含蓄的形式表述了无可争议的人道主义传统。如果说，费尔巴哈用他固有的方式“泄露了天机”，如果说，他把人的本质毫不含糊地摆在了整个事情的中心，那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逃脱使古典哲学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而把人掩盖起来的那种限制。这一划分――为了让问题简单一点，我们就说划分两种主体吧――使人成为一个知识的主体和一个行动的主体。这是古典哲学的一个特有的标志，它可以防止这种哲学做出费尔巴哈那种异想天开的声明。费尔巴哈自认为能够克服这一划分：他用人类主体自身属性的多元性取代了各种主体的多元性；而且他认为自己能够从出发去解决另一个政治上的重要难题――个人与类之间的区分，理由是克制了个人（因为它总是要求至少应该有两个人存在），并且已经创造出了人类。我认为，从费尔巴哈进行思考的方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早在他之前，哲学的主要关怀就是人。区别在于，人是被划分为不同的主体，还是被划分为个人与类。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远远不止是清算费尔巴哈而已：它的矛头同时既对准了现存的社会和历史哲学，又对准了古典哲学传统，因而也通过它们，对准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要说，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反人道主义。如果我刚才这番话还有些道理，那么你只须把它跟我前面讲到的问题对照一下，也就是对照一下马克思跟斯宾诺沙和黑格尔在反对关于开端和主体的哲学这一点上的亲和关系，就能够看出我的意思了。其实，如果你考察一下那些文本，如果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文本的话，那么你是找不到人这个范畴以及它的任何过去的或者可能的伪装物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那些论点构成了仅有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整体，并且引起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但是我看不出它们怎么可能允许任何一种人道主义的解释：相反，它们注定要排除这样的解释，把它看做唯心主义的一个品种，并且注定要让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还必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反人道主义――也就是说，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的理论不把人的概念当做中心的做法。也许我们应该先讨论两种反对意见。事实上，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因为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第一种意见断定：任何按上述方式来构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念，都将以漠视人、麻痹他们的革命斗争而告终。但是《资本论》通篇都在讲被剥削者从原始积累时期到成功的资本主义时期的苦难，它的写作也是为了有助于把他们从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然而这并没有妨害马克思，相反却迫使他对具体的个人进行抽象，从而在理论上把他们看成是关系的简单“承担者”――而这就是在同一本《资本论》里，在分析造成他们被剥削的机制的过程中讲到的。第二种意见用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尽管一般说来是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服务的，却同样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社会阶层内部，而且甚至以宗教形式，表现出群众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但是，只要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要根据它们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来判断它们，这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在这里当做赌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从人的本质出发，从自由的人类主体、需要、劳动、欲望的主体、道德和政治行为的主体出发去解释社会和历史的那一类理念企图。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历史科学并写出《资本论》，只是因为他跟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人道主义理论企图进行了决裂。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马克思声称：“社会并不是由个人构成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4而且，我们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5针对在《哥达纲领》中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还反驳说：“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6有人还想象出比这更断然的决裂吗？后果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表明，归根到底决定着某种社会形态并且让我们能够理解它的东西，不是什么幻想出来的人的本质或人性，不是人，甚至也不是“人们”，而是跟经济基础不可分的那种关系，即生产关系。同时，与一切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表明，这种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不是主体、心理学的或人类学的关系，而是一种双重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其本身又关系到这些人群与所有物――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你能够想象出来的、具有最大可能性的一种理论上的神秘化，就是认为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够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甚或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因为这就是假定社会关系是只牵扯到人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它们同样牵扯到物，即从物质的自然界中取得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说，生产关系就是分配关系：由于它把生产资料归属于某个阶级，因而它也同时把人们分配到了各阶级中。阶级就产生于这种分配过程中的对抗，分配过程也就是归属过程。所有个人生来都是这种关系的一员，因而也都是能动的，是关系的一员，就像是自由签订的契约的一方那样，所以他们才受到关系的束缚；而正因为他们受到关系的束缚，所以他们也才成为关系的一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人们只看做是关系的“承担者”，或者说，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过程中某种功能的“载体”。这绝不是因为他把具体生活里的人归结为简单的功能载体：他在方面像这样看待他们，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中（也就是在剥削中）把他们归结成了经济基础内部的这样一种简单功能。实际上，被看做生产当事人的生产的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能这样：他被规定为关系的简单“承担者”、简单的“功能载体”，完全是匿名的，而且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如果他是工人，就可以把他扔到街头，如果他是资本家，他就可以发迹或者破产。总之，他必须服从于作为剥削关系、因而作为对抗性阶级关系的生产关系的规律；他必须服从于这种关系及其作用的规律。如果你不对无产者和资本家的个别具体的规定、他们的“自由”或者他们的个性进行理论的“归结”，，那么你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个人进行的那种严酷的实践的“归结”，即把他们只当做经济功能的载体，此外什么都不是。但是，把个人当做经济功能的简单载体给个人带来了后果。不是马克思这个理论家像这样对待他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个人当做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的载体，就是――在作为资本主义根本性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剥削内部――无可挽回地在血肉之躯上给他们标出价码，把他们归结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丢进工厂的地狱，把他们的工作日延长到极限，给他们刚够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报酬，并且创造出那去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从中可以获得其他的匿名载体，以便对那些正在受雇、能够有幸得到工作的人施加压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将创造出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条件。因为正是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即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本身创造了这些条件。马克思不断强调一个事实：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不仅通过把工人群众在工作场所集中起来，不仅通过把他们混杂在一起，而且首先是通过把劳动与日常生活的严酷纪律强加给他们，从而强行给工人阶级上了阶级斗争的课程。工人们所蒙受的一切，结果只能反过来在共同行动中反抗他们的雇主。但是要让这一切发生，工人们就必须成为其他关系的一员，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能只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归结为它的经济基础。没有上层建筑的帮助，没有归根到底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阶级剥削就不能够维持――也就是说，不能够对自身存在的条件进行再生产。马克思除了在几处简单地提一下之外，并没有进行这项分析。但是从他说过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推定，这些关系也同样是把具体的个人当做关系的“载体”，当做功能的“承担者”；人们只因为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而成为关系的一员。例如，法律关系从实在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法律关系的载体”，当做能够拥有财产的简单的法律主体，哪怕他仅有的财产就是他赤条条的劳动力。例如，政治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政治关系的承担者”，当做自由的公民，哪怕他的投票只是增加了他所受的奴役。再例如，意识形态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不是服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反抗这些观念的简单主体。但是所有这些关系各自都把实在的人用作它的承担者，仍然决定着他们的血肉之躯并在那里打上印记，就像生产关系所做的那样。而且因为生产关系就是阶级斗争的关系，所以正是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些上层建筑关系，决定着它们的矛盾，也决定着它们借以在经济基础上面打下烙印的过度决定作用。而且，正如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在生产内部为工人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一样，你可以看到，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能够――恰恰通过它们所强加的限制――为这一斗争的组织和意识做出贡献。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在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内，并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里来学习政治的。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广大群众都纳入自己的斗争，才能够旧政权、它的生产关系和它的国家。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工人拉进自己的政治战线（随后当然又屠杀他们），才能打败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它的法律和它的意识形态，也通过它的枪弹和它的监狱，资产阶级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教育了他们，其方式之一就是迫使他们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关，迫使他们挣脱后者意识形态的桎梏。正是在这里，“归根到底”及其在“大厦”内部产生的矛盾作用可以干预进来，对上述那些悖论现象的辩证法加以说明。马克思不是借助于人这个荒谬的概念，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概念――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理解那些现象的。在理论上，“归根到底”所发挥的功能使我们能够说明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些阶级斗争形式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进而说明这些斗争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说明这种斗争存在的矛盾。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起作用那样，意味着拒绝把对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解释植根于那种抱有理论企图的人的概念――就是说，作为开端性主体的人的概念，因为就在这个概念里找到了他的需要的开端（Homooeconmicus[经济人]）、他的思想的开端（Homorationalis［理性人］）、他的行动和斗争的开端（Homomoralis,juridicusetpoliticus［道德人、法律人和政治人］）。因为，一旦你从人出发，你就不可避免要受到唯心主义的诱惑，去相信自由或创造性劳动是万能的――也就是说，你只会完全“自由”地屈服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万能的脚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用人的自由力量的虚幻形式来掩饰和强加另一种力量――更加真实也更加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人出发，如果说他拒绝了从人的概念里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理论的推导，那么这是为了要和上述神秘化进行决裂――这种神秘化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形式而已。因而，马克思从产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述作用的结构性原因出发（正是这种原因维持着你应当从人出发的幻觉）马克思从一定的经济形态出发，而在《资本论》的特殊情况下，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上层建筑中被它归根到底决定着的那些关系出发。而且每一次他都说明，这些关系决定着人并给他们打上印记，以及它们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而通过阶级斗争的体系，活生生的人又如何被这些关系的体系所决定。在1857年《导言》里，马克思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7我们可以把他的意思加以变通，然后说：具体意义上的人是被关系的许多规定［决定］的综合所决定的，他们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那个作为空洞观念的人（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压倒的人）出发，那么这是为了最终得到活生生的人；如果说他从把活生生的人当做“载体”的这些关系那里兜了圈子，那么这是为了最终能够掌握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具体斗争的各种规律。我们应当记住，从关系兜圈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使马克思远离活生生的人，因为在知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也就是在他分析的每一个环节上，马克思都说明了每一种关系――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使他们的生活受到阶级斗争的种种形式和作用的支配。马克思的每一次抽象都与这些关系所强加给人们的“抽象”相一致，而正是这种严酷的具体“抽象”把人变成了受剥削的工人或是剥削人的资本家。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思维过程的终点――它所导致的“思想具体”――正是那个给具体现实下定义的许多规定的综合。马克思就这样把自己放在阶级的立场上，并且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大量现象。他想要帮助工人阶级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制，去发现自身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关系和规律，从而支援和指导它的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他没有别的对象；他的目的是帮助工人阶级进行革命，从而最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这个论点所能提出的惟一比较严肃的反对意见是与《资本论》当中回到异化主题的那几处文本有关的。我故意说“主题”，因为我不认为提出这个主题的那些段落具有理论的意味。我是想说，异化不是作为一个真正深思熟虑了的概念，而是作为现实事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彻底的思考，以至于让马克思能够把它们指出来；它们便是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的形式，当时这些形式才只是冒出地平线而已。所以，《资本论》里的异化主题可以说是作为还没有形成的一个或一些概念的对象生产出来。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能够理解，巴黎公社如马克思所愿，使得异化这个主题变得多余了，就像列宁的全部政治实践所做的那样。事实上，异化在巴黎公社以后就从马克思的思想中销声匿迹了，而且在列宁大量的著作里从没有出现过但是，这个难题不仅仅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也纠缠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融合的历史形式不放。这个难题今天公开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一定要考察它。

人文主义论文篇6

摘要：埃里希.弗洛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人学家。《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系弗洛姆早期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20世纪将马克思哲学重新人本主义化的重要文献。此书中,弗洛姆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为人本主义的观点，讨论了他重新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里，他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为经济决定论,而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特征。关键词：弗洛姆；人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式的唯物主义弗洛姆认为,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人们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横加指责。这也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哲学在西方社会中遭遇的境况。他说“在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书籍和文章中,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似乎政治家们和新闻记者从来没有浏览一下马克思的著作,某些社会科学家也满足于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弗洛姆的这个批评是很到位的，在20世纪中叶,相当一批西方学者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不要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理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骂得最凶的人,绝大多数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东西”。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谈论和描述它们,而不必对它们有所认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马克思,而不需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至少不需要阅读足够多的著作,以便对马克思的非常错综复杂而又精细微妙的思想体系有所了解”。这种情形大约也发生在一些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身上。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真相被严重地曲解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有那些马克思的经典诠释者，不管是考茨基、列宁一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弗洛姆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哲学实际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论(existentialism)为中心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追逐世俗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不是将物质力量奴役人的所谓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将人生泯灭在历史物质总体运动中，不是否认人的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马克思追求的恰恰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恰恰是要从经济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粗俗的唯物主义中超脱出来。“这令人想起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写下的文章，在那里，青年马克思有“下流的唯物主义”之说，他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倾向称之为“黄金拜物教”,并贬斥为“三文铜钱即可买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声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存论，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因而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学说”。甚至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二、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哲学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普烈汉诺夫与列宁，在许多哲学理念和实践旨趣上是完全异质的。可弗洛姆说，他们在否认马克思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而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定位：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人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宣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正是“来源于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自斯宾诺莎开始，通过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他甚至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佛陀(Buddha)、希伯来的先知、耶酥基督、苏格拉底、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以及从启蒙运动起到歌德和马克思为止的那些哲学家，都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弗洛姆发问道，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本主义，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马克思哲学却不是以这种人本主义的形象被呈现?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这种人本主义传统会在后来丧失?依他的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两个关键性文本缺失的事实。一是代表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真面目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发表，人们起初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文本；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文本也是于1932年第一次正式出版。这些文本的历史性缺失，对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歪曲和片面解释马克思的思想是很有用处的”。这证明，无法看到马克思的人学论著，是使马克思哲学畸变为物化哲学的历史原因。第二，更为近切的原因还在于“从马克思逝世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内，哲学思想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的思想所统治，这种思想影响了像列宁和布哈林这样的思想家”。似乎这是导致马克思哲学退化成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原因。三、只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在反对“两个马克思”这一点上，弗洛姆有专门的论辩。他不仅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还进一步批评了前苏联、东欧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并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的形象被贬斥，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在一切方面都是矛盾的。在他们的制度中，人是受压抑的，是国家和生产的奴仆，而不是一切社会安排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这一目的在苏联的制度中遭到否定，其程度甚至比当代的资本主义还要严重。以弗洛姆的看法，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专制体制中，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那里，体制本身成为一切，而个人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体制的稳定和运行，是可以牺牲和压抑的，这种历史现实，必然使前学者的理论思想中丧失人的基本地位，这种缺失甚至超过马克思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弗洛姆的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体制的僵化和落后，是其理论畸化的前提。但是，这不能混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即理论思想并不完全同构于现实，即使是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在弗洛姆看来，前学界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照:一个是仅仅肯定晚期马克思，贬斥早期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另一个是肯定早期马克思而简单地否定晚年马克思。各自走向了两极。而真实的情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是说，马克思既没有像前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抛弃了他的早期人本主义观点，也不是如“马克思学”所说晚期马克思“创作能力的某种丧退”,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人本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马克思。这是弗洛姆理论论说中最重要的逻辑支撑之一。弗洛姆认为，产生上述误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之间内在关联认识不足。在《1844年手稿》发表之后，前学者为了说明青年马克思与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异质性，曾经专门指认过前者与后者在文本上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文本诠释质点，就是1845年以后马克思不再直接使用“人的类本质”和“异化”一类的概念。弗洛姆则认为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仍然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回击了前学者的观点。四、对该书观点的回应弗洛姆所谓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认一说，在批评第二国际以来狭隘的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是有合理之处的，他还是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二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意向。其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基础性因素的确是作为社会历史存在一般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这是不能否认的逻辑起点。如果弗罗姆连这一点也不能接受的话，他将直接倒退到唯心史观。其二，第二国际理论家错将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史前社会中物质力量奴役人，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利益制约人的物役性现象，误指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石,这是一种极大的曲解。弗洛姆的批评在后一个语境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哲学仅仅视为一种伦理的人学抗议，而不是真正走向现实生活革命的实践指南,他所说的这种巨大影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参考文献：[1]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2]张一兵.另一个马克思：一种人本主义化的诠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05).[3]季乃礼.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观[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01).[4]张和平.“异化”不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J].西北师大学报，2004，(01).[6]张一兵.谁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概念[J].湖南社会科学，2003，（04）.

人文主义论文篇7

[内容摘要] “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主权与人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国际法上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但是，《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西方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 的理论存在着二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观点，成了西方国家侵犯别国主权、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和工具。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但也存在着模糊的观点，混淆了与联合国体制下人道主义救援的本质区别。“人道主义干涉”，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是违背国际法的，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执行行动，是对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安理会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其真正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关键词] 人道主义干涉，联合国宪章，国家主权，人权，安理会执行行动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又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依据，即：因为人权高于主权，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国的主权或干涉一国的内政。可见，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二者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其实质是基本一致的。 笔者认为， 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应当作历史地考查。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虽然，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由于宪章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其理论也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 一、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溯源及其实践 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1546）提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1） 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当数英、法、俄对土耳其的干涉。1821年3月底，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爆发了反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起义。次年1月13日，起义者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但是，土耳其在埃及的支援下镇压希腊起义。1826年4月4日，英、俄签订了《圣彼得堡议定书》，规定土耳其对希腊拥有宗主权，但是，希腊应当完全自治。然而，土耳其拒绝给予希腊人以自治权。1827年7月6日，英、俄，法三国又签署了《伦敦条约》，要求土耳其同意建立自治的希腊国并停止镇压。但是，土耳其在奥地利的支持下拒绝了三国的要求。因此，英、俄、法三国出动联合舰队对土耳其和埃及的联合舰队发动了猛烈攻击，几乎全部歼灭。1828年，随后又爆发了俄土战争。英，法，俄三国联合或单独干涉土耳其的结果，导致了希腊的独立。1830年，英、法、俄签署了关于希腊独立的《伦敦议定书》。 之后，欧洲列强又以保护遭到迫害的少数基督教徒为名义，对土耳其进行了多次联合或单独的干涉。除了欧洲列强以人道为理由对土耳其的干涉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还以人道为理由对东欧一些国家进行过干涉。 由此可见，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的 “人道主义干涉”都集中表现为欧美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单方面武力干涉行为，而且，每次干涉都是基于干涉国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因此，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干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3） 笔者认为，历史地考查“人道主义干涉” 及其理论的起源和国际实践，可以看出，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特点：其一，国际法上没有明文禁止，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其二，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 二、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剖析 在西方学者中，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一种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而另一种则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专横的干预。 （一）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 劳特派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骇人类的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是法律所允许的。（4）可见，劳特派特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 劳特派特在阐述其观点的同时认为：“个别国家进行干涉时很可能-而且曾经-滥用干涉以达到自私目的的事实，也削弱了干涉作为国际法规则的地位。但是，这种反对理由并不适用于集体干涉”。（5）同时还指出：“《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上，对于联合国会员国以及非会员国，都是以集体干涉为依据的”。（6） 可见，劳特派特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但是，他也指出了《联合国宪章》对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并对个别国家滥用干涉的行为表示质疑。劳特派特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但是，劳特派特的观点并没有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对所谓“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并没有阐述清楚；也根本回避了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这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为其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现实。 美国国际法教授、美洲国家人权法院法官托马斯。伯根索尔认为，联合国机构的一些决议和大量的人权实践确立了适用于解释《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法律原则，这个原则认为，一国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它有关文件，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55条和56条规定的义务。因此，虽然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了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会员国内部管辖之事务，但是，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以迫使该国不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也不是非法的。但是，托马斯。伯根索尔同时就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提出了疑问。（7） 可见，托马斯。伯根索尔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但是，他也没有阐述“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他虽然提到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所谓依据，宪章第55条和第56条规定的义务，但是，该条文的规定并不是“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值得一提的是， 托马斯。伯根索尔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同时还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并且，对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持怀疑态度。 综上所述，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理论观点，表现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和缺陷，因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不干涉内政和禁止使用武力 ，所以，他们不可能指出也无法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在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前提下，阐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是严重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他们对所谓的“人权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概念和条件就无法阐述清楚。另一方面，在这个错误的理论观点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论述，例如，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甚至还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可见，合法论的观点本身具有矛盾性，它无法回避和否定《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法原则。 （二）主张“人道主义干涉”非法论。 美国法学家亨金指出：“干涉是指用特殊手段对其它政府施加影响的一种努力。虽然有时干涉是非法的，而有时，在某种情况下，干涉据说是合理的。但是，严格意义的干涉最好定义为非法的干预；从定义上看，事实本身非法足以构成干涉。许多条约和宣言以及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都禁止干涉（不仅仅是非法的干涉）。国际法禁止干涉那些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如果某事不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权限，那么，外部的或国际上的关心就不是干涉”。亨金还指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为国际法禁止的干涉指的是那种专横的干预”。“一般说来，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确为《联合国宪章》所禁止。”（8） 可见，亨金认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是被《联合国宪章》所禁止的。 托马斯。伯根索尔曾引用布朗利的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他还引用了1973年《美国国际法季刊》第67期发表的弗兰克和罗德利文章的观点，认为该文就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的问题，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提出了疑问。（9）可见，托马斯。伯根索尔实际上并不赞同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进行干涉。 综上所述，即使在西方学者之间，对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本身就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论，两种观点和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笔者认为，在西方学者之间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争论，无论是合法论还是非法论，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或定义。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指武力的干涉。 三、我国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评析 （一）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普遍持否定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一种强权政治的理论；借口“人道主义”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已成为国际不法行为，严重者则构成国际罪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实质，就是利用并歪曲人权问题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和制造混乱的理论武器或精神手段。（10）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预，经历了一个从合法到非法，从承认到禁止的发展过程，以“人道主义”为理由的武装干涉丝毫也不能解脱对被干涉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构成的严重侵犯。（11）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只是近代国际法的一项习惯法规则，而现代国际法已经否定了“人道主义干涉”论，并将“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从国际法上讲，“人道主义干涉”在现代已属违反国际法的行为。（12） （二）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模糊观点。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干涉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区分干涉是否合法的标准，主要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另外，还要看干涉的目的和手段是否符合宪章和其它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13） 有的学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评价不能仅根据历史情况作出 ，也不应把滥用这一实践的行为视为该实践本身。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道主义的干涉可能是唯一的选择。该理论观点列举了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例如，1991年4月5日的联合国第688号决议，允许国际救援机构将救济物资运送到伊拉克。同年4月17日，一些西方国家计划派出军队在伊拉克境内建立难民营。1992年8月13日的安理会第770号决议，授权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有关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和其他组织向萨拉热窝和波黑等一切需要援助的地方提供人道援助。1992年12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向索马里派遣联合国部队，以保护联合国救济物品的分发，等等。据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拥护的人道主义干涉，是不应当加以指责的。（14） 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并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它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国际公正舆论的谴责。在当今国际社会事务中，必须最大限度地严格限制“人道主义干涉”的应用。但从现代国际法角度而言，“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还为联合国所运用，如联合国分别于1991年和1992年作出的处理伊拉克、前南斯拉夫人权问题的安理会决议，1992年联合国出兵索马里的决议，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干涉，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当然，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亦应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和公认的原则进行，采取的步骤应尽可能少干预有关国家的内部事务。干涉的目的一旦达到，就应迅速停止。（15）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观点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肯定理解和片面解释是不妥当的。首先，以上所有联合国的决议和行动均不属于“人道主义干涉”，而是人道主义救援。它们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和第7章的规定，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它与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含义完全不同。其次，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实际上是非法的、专横的武力干涉。虽然，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在联合国体系内进行集体干涉，但是，由于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习惯法上没有任何依据，而且，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本身模糊不清，最终还是成为西方国家武装入侵别国的借口或理论工具。再次，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与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混为一谈，更容易使人曲解“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可见，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和批评并不彻底。 四、“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违法性 笔者认为，在现代国际法上，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概念或确定的含义，国际法习惯以及国际条约也没有任何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规定或定义。西方国家及其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本义，就是以人权保护为理由，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这种“干涉”，必然会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 到别国的内政。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违背了当代国际法。 当今国际法没有一项国际条约规定人权可以高于主权，更没有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定。相反，当代国际法却明文规定了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 （一）国际人权保护，不得侵犯国家主权。 《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了各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明确把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列为各项原则中的首项，足见宪章对 国家主权原则的特别重视，这也是宪章对联合国和各会员国所规定的义务。国家主权是最高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公认的基本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首先必须相互尊重主权。 国家主权原则是任何其它国际法规章制度所不可抵触的强行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该条款表明，国际社会公认国际法上存在强行法；而且，参照该条款，国家主权原则显然具有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特点：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为不许损抑；不得更改，因为至今尚未产生具有同等性质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人权及其国际保护，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及其国际保护，不能违背或破坏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本保障，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 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或“人道主义”为借口，公然侵略别国或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二）国际人权保护，不得干涉内政或使用武力。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1981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或干预别国内政的宣言》再次强调：“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或在其它国家集团内部彼此猜疑和混乱的手段”。1987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重申每一国家均有不受别国任何形式的干涉，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权利”。宣言指出：“各国有义务不武装干涉和不以任何形式干涉或企图威胁国家的个性或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派生出来的又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宪章第2条第4项还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我们称之为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 可见，对别国破坏国际人权法罪行的制裁或惩罚，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干涉该国的内政。任何一种制裁或惩罚行为本身必须符合国际法，必须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现代国际法明文规定禁止侵略和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实施的任何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都是破坏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为，其本身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还必须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由于它允许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因此，它必将削弱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破坏以联合国为基础的现行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为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就其“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来看，都发生在大国压迫弱小国家的场合，并且都是为干涉国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16） 五、联合国安理会执行行动与人道主义干涉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可见，宪章一方面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宪章还规定了该原则的例外，即“执行办法的适用”。 宪章规定的所谓“执行办法”，在宪章第7章规 定为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安理会在执行该应付办法时，最终可以采取空海陆军行动（宪章第42条），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于该“应付办法”的执行，宪章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首先，采取“执行办法”的前提条件是发生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其二，判断“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专属权利归于安理会（宪章第9条）。其三，在采取“执行办法”之前，安理会应当促请当事国遵行“临时办法”（宪章第40条），或应当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宪章第41条）。其四，在上述办法不足或已经证明不足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宪章第42条）。最后，使用武力的计划，应当由安理会及其安理会领导的军事参谋团决定（宪章第46条）。 可见，宪章虽然规定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但是，宪章并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而且，该“应付办法”必须在联合国体系内，由安理会执行。因此，我国有些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对该国进行干涉的观点，同样也是没有宪章依据的。 笔者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唯有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且，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或破坏了国际和平甚至发生了侵略的时候，安理会可以对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 首先，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国内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已经造成了对于国际和平的威胁，对于国际和平的破坏甚至发生了侵略的行为。这是安理会基于人权问题而采取武力行动的前提。 其二，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性质，该国的人权问题本质上已经不再属于该国的内政，而且，已经上升为国际法问题，即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甚至发生了侵略行为。因为，安理会无权处理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其三，在安理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当首先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在不足以制止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其四，必须由安理会来判断和采取军事行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都不得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必须指出，上述安理会采取武力行动的真正目的，仍然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实质，是为了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成了西方国家破坏他国主权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根据。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重弹“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打着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悍然发动了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野蛮空袭，对一个主权国家持续进行了79天的狂轰滥炸，并摧毁了我国驻南大使馆，公然侵犯南联盟的国家主权，武装干涉南联盟的内政，甚至屠杀南联盟的平民。其侵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罪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南联盟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貌似尊重人权，其实质是借人权否定国家主权，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内政。（17） 参考文献： （1）富学哲著：《从国际法看人权》，第201页 ，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龚刃韧：《国际法上人权保护的历史形态》，1990年《国际法年刊》第230－231页，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3）龚刃韧：《国际法上人权保护的历史形态》，1990年《国际法年刊》第231页，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4）《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第235页，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第235页，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6）《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第241页注释，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美]托马斯。伯根索尔著：《国际人权法概论》，中译本，第47页、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美]L.亨金著：《权利的时代》，中译本，第65－69页，第77页，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9）[美]托马斯·伯根索尔著：《国际人权法概论》，中译本，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富学哲著：《从国际法看人权》，第202、204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1）邵津主编：《国际法》第4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孙纪成著：《人权初论》第196－19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富学哲著：《从国际法看人权》，第177－178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4）万鄂湘、郭克强著：《国际人权法》第81－8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曹建明、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30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6）邵津主编：《国际法》第4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王虎华：《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国际罪行罪责难逃》，1999年5月14日《解放日报》第3版，专家论坛。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论文篇8

一、理论基础

(一)人文主义理论

人文主义也被译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它与博爱主义(亦译人道主义)有相通之处。人文主义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作为对人性的追求，它在文艺复兴时期扬弃了狭隘的哲学体系、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把价值由以神为本转变成以人为本，鼓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致成为一种普世文化;在20 世纪，它形成了以肯定人的根本价值、强调人的尊严为主旨的思想运动。现在，人文主义泛指关于人的本质、意义、使命、地位、价值、特性等的理论和学说，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人文主义的思想菁华和终极意义在于以人为本，以纯真的爱和天赋的善追求人类的最大福祉。

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人文主义偏重人、主体、人生、主观、个体存在、自由意志、价值、直觉、体验、情感等。与之相对，科学主义则侧重物、客体、自然、客观、普遍规律、因果决定、知识、逻辑、实证、理性等。二者关注焦点的差异既显示出各自的优势，也是其不足和缺憾之所在。诚如J·S·赫胥黎爵士所言“科学的心理的害处是理智主义和缺乏对于它种经验的价值的鉴识和推重，过度着重行动而轻视存在和感觉。人文主义心理容易陷入的害处是轻视那种慢而无误的归纳和实验方法，对于自然的事实和法则默然无知，不一步一步地工作而相信从幻想的捷径可以达到成功。”

(二)莎士比亚与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深刻地、多层次地、多视角地描写了他的时代，关注着各个阶层的人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的艺术上的反映。人文主义精神是莎士比亚高举的旗帜，他不仅揭露了垂死的封建制度的丧绝人性，同时也暴露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恶习。在作品中，莎士比亚肯定人生，赞美人生，主张人有争取幸福美满生活的权利。他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妇女的解放和女性有权追求爱情幸福的肯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莎士比亚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都不再是中世纪文学里的玩偶，而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的大写的人。在他的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更是张扬人文主义思想，歌颂人文主义理想，展示人文主义的理想同黑暗现实的冲突和斗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人文主义论文篇9

以关怀人的生存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哲学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走到了哲学研究的前沿，可以说，科学技术的每一项进步都能够带动马克思主义人学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网络作为认识技术化和思维工具化的成果，它再次深刻而又凝聚地显现了理性视野下的人的全部问题”，[1]在其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技术因素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层次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人类生存状况诸如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实现乃至人的自由发展等问题的人文关怀，实际上通过对虚拟生存现象的哲学透视，我们不难发现，它无疑会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及其当代应用价值的确证等方面产生实际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就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几个主要部分探讨因着虚拟生存现象可能会出现的理论发展。

一，对虚拟生存的研究能够充实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对象的理解

就人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我们始终把它界定在“人”之上，这是勿庸置疑的。但当我们要深入探讨此“人”为何人时，看似简单的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了。以往我们把这个“人”总是理解为现实生存着的、处于具体生存环境中的人，并同时肯定，这一实存的人同时也必然是一个不满意于实存状况的生存主体，这一生存主体及其本性正是人学研究必须理解到的主体及其主体性。认为关于人的抽象的理解必然会导致理想主义倾向，即从主观上撇开了人自身当下的生存状态，把一种理想化的人的模式高悬于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之上，其结果便是将人的理解导入一种乌托邦式的、抽象的理解模式，并使得关于人的现实的理解与理想的理解尖锐对立。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固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同时又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在以往除了人的主观之外，在现实中并没有与现实人形成反观和对照的“抽象人”的存在，因此，对“抽象人”的理解本身就是抽象的，从而在理论上就很难有说服力，虚拟生存现象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状况，通过把“抽象人”的抽象理解具体化，也就为上述的观点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在虚拟生存的过程中，虚拟的电子空间是对现实的物理世界的抽象化，“虚拟人”是对现实人的抽象化，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状况的理想化，使我们面对了一个真正抽象化非现实存在的人，由此引发了我们对人学研究对象的重新反思，即人学研究的对象究竟应该是现实的还是抽象的?对“抽象人”的理解究竟是否会导致人学研究的理想主义?实际上，虚拟生存究其本质而言，是现实人的社会关系的虚拟化，因此它是抽象的而不是肉体、感性存在的人，其抽象的只是现实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虚拟生存不仅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一个和现实存在的人相对立的精神存在的人，而且还通过人在虚拟空间的生存活动进一步确证了人本身是不断完备着的自我实现、自我理解的生存主体。对抽象人的理解实际上并不抽象，恰恰在虚拟生存和现实生存的比较过程中，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关于人的现实性理解与理想性理解的有张力的平衡。通过对虚拟人感性、具体的理解，我们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人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现实的而不是抽象存在的人，其意义不在结果，而是过程，其作用不是新理论的产生，而是对原先理解的充实。

二，虚拟生存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本质学说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机遇

马克思之所以在人的本质理解和认识上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因为他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观察到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内涵，并进而发现了人的本质的多重规定性。无论是从自我意识来规定，还是通过人自身即个体和类的矛盾来观察，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然而因此也就造成了一种思维习惯，那就是当我们不断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倾注人本关怀的同时，却发现人们对人的人性关怀相对缺乏了。实际上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是解决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核心和基础，近几年，我国学界就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人性学研究相对来说就欠缺了许多，其原因有三：一是认为对人的本质研究当然也就包含着对人性的研究，研究人的本质即研究人性；二是认为人性即人的社会属性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都有其发生、发展的源头，从而把人性学研究纳入到了伦理、道德等社会观念的范畴；三是人性和人的本质虽然同属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范畴，但人性由于其多层次、多方面的表现形式，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流变，所以对人性进行分析和探讨，远比研究相对稳定的现实社会关系所规定的人的本质复杂得多。虚拟生存现象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契机，进而也就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本质学说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机遇。当我们发现一个在现实中沉默寡言的人在网上却能夸夸其谈的时候，发现一个在现实中不谙世事的小孩在网上却表现出久经世故、历尽沧桑的成熟的时候，发现一个在现实中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人在网上却成为低级下流、言语粗俗的网痞的时候，就会看到虚拟生存对人性的影响。它不仅造成了同一主体之上人性的强烈反差，更重要的是它引起了我们对人的社会生活的人性关怀，迫使我们必须回答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人性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差?既然人性是在现实社会中被赋予它的全部内涵，为什么在虚拟世界中所表现的却是现实中所没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的人性、本质究竟是什么?理论的发展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提出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理论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准确地把握时代提出的最深层的前沿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观点对上述问题作出新的思考、新的阐释和新的界定，势必会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人学领域的理论突破。

当然，虚拟生存所演绎的只是人性的二重化，无论人们在网上构建何种网络关系，它总是脱离不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范畴，脱离不了现实所规定的人的本质。因此，即使是对虚拟生存这种抽象问题进行研究，我们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那种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去虚构具有永恒标准的人的本性，或者倒因为果，并以此作为历史的根本动因，作为社会历史理论出发点、基本前提的抽象的人性论是站不住脚的。

三，虚拟生存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发展学说的理论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种通过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研究以探讨人的未来发展状况的理论形态，关于人的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最终落脚点。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人的发展是“社会上每一个成员”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它包括三个方面，即人的和谐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

人的和谐发展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各方面发展处于协调一致、同步运行的状态之中。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摆脱了不合理的束缚，真正做到发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在人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突出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需要、能力、潜能素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人的和谐、自由、全面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

然而由于人的活动涉及三个领域：自然、社会、人自身，因而人在其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总是要受到三大束缚：一是受自然条件束缚；二是受社会条件束缚；三是受人自身条件束缚。寻求人的发展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在这三个领域中解除束缚，克服限制，以获得人的自由和解放。

人文主义论文篇10

个人主义在面对人体基因科技问题时难以推导出审慎的道德选择。在英文中，个人主义的表达是“individualism”，这是一种道德态度，是作为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强调个人的道德存在价值的社会共识。它的基本前提是人类个体要求的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3］。因此，个人主义的本质在于强调个体的尊严、权利和价值，强调理性的人类具有选择尊严、权利和价值的可能性，强调不论个体通过何种方式加入到社会中，都具有和平共存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强调民主、自治和理性，这带来了个人主义在人体基因科技问题上的悖论。从个人主义下的民主原则出发，人体基因科技能否全面实施是一个二元化的答案，即行与不行。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罹患只有依靠改变基因才能治愈的疾病的人在社会中处于少数地位，而由于惧怕伦理学家们所鼓吹的基因革命引发的末世危机，占社会多数的人群不愿意通过关于人体基因科技的法案，使得少数人仅有的治疗疾病的权利被剥夺;另一种情况是，占社会多数的人群因为听从科学家们乐观的基因革命立场，相信基因能够使人类更加强大，而愿意通过关于人体基因科技的法案，使得人类作为族群所面对的存亡风险陡然增加，并将子孙后代置于未知的境地;理论上还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即同意进行基因改造的人群和不同意进行基因改造的人群数量相同。因此，民主原则在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问题上难以具有真正的意义，这正是人体基因科技特殊性的体现。一方面，人体基因科技的专业性使得人们容易被舆论导向所影响;另一方面，能够通过人体基因科技受益或受损的未必是当代人，很难要求人们立足于全人类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思考问题，这有悖于个人主义要求关注自身的独特性。

个人主义强调的理性被暴露在显微镜下，它的真实情况能够在基因序列中得到证实，这也将带来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理性被证实是独立于基因而存在的，如同康德所架构的先验理性一样，通过人体基因科技对个体基因的修正或增强都不会影响到人的理性，即对自然世界中的人的修正改变不了理性世界中人的地位。因此，从“人具有理性”的角度出发无法推导出应该限制人体基因科技发展的结论，对人类基因的修正亦不会影响人的本体性。另一种可能性是理性被证实是依附于基因而存在的，那么人的理性世界来源于人的自然世界，受到人类基因的限制。换言之，人的理性不仅存在，而且可以根据人类基因进行预测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允许人体基因科技中的基因修正或增强的主张，人的理性就成为了人工设计的产品，将会导致以理性为基础建立的权利框架崩塌，自由主义所赖以建立的根基将受到冲击。由此可见，随着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仅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理性出发，既可以推导出不应该限制人体基因科技的开发研究的结论，因为人的理性不受人类基因的限制;又可以推导出应该禁止人体基因科技的开发研究的结论，因为人的理性不能独立于人类基因而存在，一旦改变人类基因，将带来以理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动摇。在当前的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仅能从疾病预防的层面上探讨实施人体基因科技的领域和范围，无法永久禁止在当前情况下禁止的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和基因增强，这是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探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存有的悖论，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无法完全达到从立法上全面禁止可能改变人类基因的人体基因科技的目的。

二、人体基因科技立法在自由选择问题上面临的悖论

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关于干细胞的声明》指出，在一些已经患有疾病的情况下，预防或治疗疾病可能会导致一种崭新的和潜在的优生学风险，影响那些已经生存和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类，并指出个人差异和自由选择应该被保护，个人的完整性和个人权利应该予以坚持，因此，不建议进行能够影响到未来人利益的基因修正。欧洲的《奥维耶多协议》第四章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旨在改变人类基因组的干预只能出于预防、诊断或治疗目的，且仅当它的目的不是基于对后代基因组的任何修正，方得实施。这些规定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基于保护未来人的自治权利而制定的，然而，这些规定充分反映出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个人自由选择权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所面临的悖论，体现出代际可遗传的“自由选择”问题。遵循自由原则，个人享有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仅限于当代人，亦应该适用于那些未来要生存在世界上的个人，他们的权利也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既得权利，还是一种期待权利。因此，人类在面对人体基因科技时享有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自由选择权天然地及于当代人，也及于未来人。但是，在实践中两种选择权可能存在矛盾，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本身内含着当代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是否适用基因改造技术的权利，而鉴于基因的遗传特性，当代人的选择势必影响到未来人的权利，影响到未来人的自由选择权。这种代际间可遗传的“自由选择”带来了自由主义优生学的问题。尼古拉斯•阿加主张父母只有在确保基因改造有利于其子女选择的情况下，才能自由地对子女的基因进行干涉，且倡议允许当代人改造下一代人的基因，但是要保证这种改造由个人决定而不是由国家决定。换言之，在人体基因科技问题上，政府要保持中立地位，由父母来决定如何在不影响孩子的自由人生规划的前提下增强基因［4］。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学者的支持，主张绝对自由的罗伯特•诺奇克认为，人体基因科技应该完全自由开展，人们应该建立“基因超市”以备父母在完全不受任何政府强制性决策限制的情况下自由选择孩子的基因。主张平等主义的德沃金则认为“使人类未来一代的生命更长，更充满才能并因此更有成就”本质上是不存在问题的，“相反，如果扮演上帝意味着努力去改良人类，决心用我们蓄意的设计来改进上帝慎重地或自然盲目地进行了千万年的人种，那么道德个人主义的首要原则统领着这份努力。”

他认为，自由主义伦理不应该在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中投反对票，因为这不合乎自由主义伦理所要求的允许人们通过发达的技术手段得到幸福生活的要求。优生主义虽然来源于自由主义的启迪并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学者的支持，但是，这种思路带来的是尖锐的自由主义理念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它尊重了父母的自由选择权，保障了当代人在人体基因科技适用问题上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它所允许的是父母能够自由地按照他们对事情后果的假想而做出选择，而父母的决定必然严重受到现存观念中关于美好生活本质认识的影响，因此，在给予父母自由选择权的同时，亦侵害了孩子的自由选择权。同时，如果允许父母通过改造基因的方式增强孩子的抗病能力，并强制性增强各种认知、社会和智力能力，那么，国家也必须对这些基因干预进行授权，保证基因干预的合法性，以便实现对类似胚胎等自然产品的安全保障［6］。这意味着可遗传的“自由选择”既在父母和子女的个人自由选择问题上存在悖论，不利于代际公平的实现，又暗含着政府干预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些分析和争论，不难看出，在自由主义框架下，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仅保护未来人的自由选择权而忽视当代人的自由选择权，是难以得到普遍认可的。

三、解决悖论的可行性思考

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的多份声明都明确规定了人类基因组是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不论是从人类基因数据的保护方面，还是从人体基因科技成果的分配方面，都要求重视基因对人类个体、家庭以及社群的意义。这些规定显然不是仅仅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出发所制定的，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了人类的整体价值和区域文化的特殊性，这恰恰是社群主义的主张。因此，针对自由主义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领域中面临的悖论问题，援引社群主义的观点能够对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层面产生积极影响，缓和与化解许多源于自由主义核心理念而引发的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上的争议。首先，对社群主义观点的借鉴有利于缓解人体基因科技对自由主义理论预设的自然状态的动摇。

社群主义者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并非是构建民主法治社会的必然前提，人类是进入到社会后才被赋予德性和善，通过这种设定使得个体之善和共同之善在国家中得到糅合，人类真实的自然状态并不影响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追求善的权利，也不影响人类步入社会、组成国家后享有权利的正当性。虽然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社群主义主张的这种善很容易导致极端家长式的国家管理，继而引发集权政治，但是，不能否认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方面，它更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而一旦人的自然状态的假定变得微不足道，平等问题也再次回到了社会层面上，人类的先天不平等同自然状态的假设一样，再次变成了可以忽略的问题。因为人的本质是作为一个共同体中的个人，所要求实现的平等是共同体中的平等而绝非作为个人所要求的天赋平等，不平等问题在社群主义的设定里明确地变成了社会造成的问题，这使得人体基因科技所能够通过技术实现的先天平等不会对个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援引社群主义观点对可修正的“先天不平等”问题加入了更多对人类整体利益的思考后，完全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而选择适用人体基因科技来改造个人基因是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而国家的责任不仅是要保护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还要顾及到全社会成员追求共同性美好生活的权利，这就解决了单一的自由主义观点带来的平等问题上的悖论。在社群主义的道德追求中，人们对通过技术手段修正先天不平等的关注和选择被转化为对因先天差异而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思考和防治。其次，针对自由主义设定的民主、理性及自由问题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存在的悖论，社群主义的引入能够起到剂的作用。自由主义的民主要求强调个人的理性，强调有限政府的重要性，不追求政府的主动性，正如麦金泰尔所说:“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中，他是作为公民个体进行推理的;在托马斯主义者的实践推理中，个体是作为探究者来探究他或她的善或他或她的共同体的善的;在休谟的实践推理中，个体作为有产或无产的参与者，处于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性的社会中;但在现代自由主义的实践推理中，个体却作为个人而进行推理。”［7］社群主义者认为，任何将个人从社群参与者的角度中抽离出来的论证方式都是不可靠的。人只有在参与到社群生活中后，才能证明自身之所在，即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证明自身之价值，才具有生存之意义，因此，个人理性亦不能独立于社群生活而存在。社群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有限政府的理论应该顺应时代要求有所改变，主张政府应起到引导人们走向共同的善的积极作用。

鉴于人体基因科技的高尖端程度，政府在面对该项技术的立法问题时，如果采取守势，可能不利于这项技术知识的普及和理解，也不利于涉及到人类基因保护的共同的善的形成。相反地，如果政府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在对国民的教育过程中，慢慢渗透和说明人体基因科技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危害，以及能够带来的优势和利益，将有利于个人在面对人体科技问题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在人体基因科技的话语权方面。人体基因科技的专业化程度和语言的晦涩程度使得具有解释权利的主体在交流中起到主导作用，在话语权的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限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有限政府，而应该更为主动地关注人体基因科技中的话语权转化问题，提高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引导能力和平衡能力，这是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解决人体基因科技话语权问题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体现在政府对医生、研究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道德规范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政府对人体基因科技产品的研发核准和临床研究审核上。政府的这种引导和平衡是积极的，目的在于防止人体基因科技话语权的过度倾斜和集中，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对共同的善的追求。西方国家一直大力发展人体基因科技的伦理委员会建设和关于此项技术的基因咨询建设，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出现科技滥用的情况，保障人们的知情同意权;另一方面是为了人体基因科技话语权的开放，进而为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体制下推广和普及人体基因科技开辟道路。最后，援引社群主义的主张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树立人类共同的善的理念，有助于缓解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价值普遍性所引发的矛盾。社群主义承认特殊性的重要地位，认为受到历史、文化、科技等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整齐划一的价值取向是不合理的，应该允许各国按照自身的客观实践来选择能够遵循的法律规制方式，不能因为他国在某些方面与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普遍价值有所冲突，即认为该国的这些方面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或是判定这些方面是错误的。同时，如果自由主义能够吸收和理解社群主义所推崇的共同的善，将有利于在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保护上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这既能缓解各国在人体基因科技竞争中的巨大压力，又能增加在国际间建立关于人体基因科技合作共识的可能性。

正如在一个社区范围内确立共同的善将有利于这个社区的公共利益一样，地球作为人类最大的社群，建立共同的善将有助于对人类基因资源共有性和多样性的保护。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要求的价值普遍性的缓冲，也有助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人体基因科技立法。虽然儒家文化强调的家庭主义不同于社群主义对社群的理解，但家庭作为一种社群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家庭作为儒家文化下的第一社群，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且通过家庭的观念将当代人同祖先与后代密切结合在一起。儒家重视家族的完整、繁荣和持续，讲求自然的男女结合和传承，因此，在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方面，东方国家很难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要求摆脱外力束缚实现完全个人自治，家庭应该作为第一考量对象而受到重视。这一方面要求在是否适用人体基因科技方面要由家庭共同决定，另一方面要求在适用人体基因科技时要尊重人的自然属性，保持人伦关系的稳定。儒家文化对人体基因科技的要求可以视为对家庭“共同的善”的追求，这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社群主义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方面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