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公积金对冲条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住房公积金对冲条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找准房地产去库存的“短板”

首先，应该明确房地产去库存的思路，就是要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否则，无论怎样对供给侧改革，如果“老百姓”租房购房的支付能力得不到提高和保障，那么房地产去库存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其次，要弄清楚现阶段城镇住房需求的主力军是谁？当前我国正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实施全面建成小康战略，催生大批越来越多的“新市民”（姑且把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执业者、农民工以及在民企私企、社团等非公有制单位的从业人员称为“新市民”，下同）是个大趋势，每个“新市民”都渴望在城镇解决住居问题。这一批又一批的“新市民”就蕴藏着巨大的住房需求，无凝“新市民”是前和未来城镇化住房需求的主力军，即刚需住房群体。

最后，要分析房地产供求目前不能很好对接的原因何在？许多“新市民”面对高房价和制度的缺失以及收入的不稳定，只能寄希望于房价的下跌或“望房兴叹”。概括来说，大多数真正需要租房或购房的“新市民”，要么租房缺少储蓄支付，要么买房缺少贷款支持，其实质就是缺乏一种有效的住房制度作保障。试想，只要“新市民”能够像“国有员工”一样能拥有自己的住房公积金，能贷能取能用，就能给其租房购房提振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岂有不消费之理！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房地产去库存中在需求侧的最大“短板”就是“新市民”这支住房刚需主力军，缺失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个“桥”而使住房供求不能顺利对接，只能望房却步。因此，房地产去库存遭遇“瓶颈”而乏力，正是住房制度在刚需领域缺失的表现。

分析其“短板”的主要成因

20多年的实践证明，住房公积金制度能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广大从业员工解决住房问题提供一种保障机制，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最成功的典范。近年来，许多地方已开启了“新市民”缴存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异地贷款互认、缴存对冲还贷以及网上营业厅、掌上公积金、公积金云服务等诸多新业务与新服务。特别在2015年国家一系列的稳增长举措中，让住房公积金走进了“住房金融”的舞台中央，再次证明住房公积金是一项保民生、能金融、去库存的好制度，职工拥有住房公积金就拥有住房消费的基本保障。但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20多年前针对解决国有行政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住房问题所设计的，己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发展需要了，它将“新市民”这个庞大群体阻革在住房制度体制之外，使大批的“新市民”只能视住房公积金为“水中花”和“镜中月”。当前，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新市民”，最大的“瓶颈”就是缴存扩面难。除用工“老板”直接抵触外，关键还有相当部分的“新市民”也不能乐意接受。为什么？主要问题是陈旧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不能与时俱进而贴近广大“新市民”就业流动性较大、劳动报酬偏低、住居条件困难、权益保障缺乏、家庭开支较多等困难，缴存提取使用还不十分灵活便捷。即住房公积金制度和政策比较僵化而不得“新市民”人心。这就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当前推进扩面难的主要成因，必须结合“新市民”这些客观情况改革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政策，努力实现“应提则提、应贷则贷”，让更多“新市民”主动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使之更接地气、更助民生。改革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扩面工作，既去库存又促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牵住去库存的“牛鼻子”

改革住房公积金现行体制，创新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力度，大力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扩面，让越来越多的“新市民”自愿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以此租房买房养房，就牵住了房地产去库存的“牛鼻子”，何愁去库存没有希望！

首先，改革住房公积金现行管理体制，赋予管理机构政策性住房金融职能，建立全省资金统筹管理办法，让更多资金用于投放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更多“新市民”购房，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引领房地产去库存。针对现行房地产市场分化发展和分散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体制，有的地方住房公积金贷款已出现资金流动性不足现象，而有的地方住房公积金又出现资金“沉睡”现象，建立全省乃至全国住房公积金拆借管理办法或统筹管理办法，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之间进行无担保资金融通十分必要。如制定“协议借款，有偿使用，保值归还”的拆借原则，便于在系统内调剂资金余缺，既防止增值收益外流，又降低融资成本，盘活部分“沉睡”的住房公积金，把“死钱”变为“活钱”，大力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大可能地支持“新市民”解决住房问题。“以用促建促缴”是增加资金有效供给的重要方式，是用足用活住房公积金的关键举措，是从制度上解决融资难、成本高、资金短缺的最佳途径，也是当前房地产业去库存的可行措施之一。

篇2

随着保障房种类的不断丰富、规模的不断增大，对资金投入的要求越来越高。

目前我国保障性住房融资渠道相对单一，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应广开融资渠道、创新融资体系，尽快建立起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投融资和建设机制，搭建成熟的保障房建设融资平台，从而实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几个基本原则

为实现“搭建成熟的保障房建设融资平台，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需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全国统一架构、兼顾各地特殊情况。

一方面，要强调全国保障性住房市场的统一和有序；另一方面，还要鼓励和尊重各地对于市场高效运行、创新发展的积极有益探索。

二是构建多层次、多渠道住房融资体系。

该体系既重点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也逐步考虑解决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还注重解决“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既包含无产权的廉租房、公租房，也包含有限产权的经适房、限价房；既需要中央财政投入，也突出强化地方政府责任；既包含财政资金，也充分吸收银行信贷和保险、开发商、各类基金等社会资金。

三是简单和有限借贷。

吸取美国“次贷危机”对房地产按揭贷款过度包装和过分证券化的教训，确保融资结构不要太复杂，融资渠道不要拉得太长。

四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

住房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政府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引导开发商、银行、保险及各类基金等社会资金介入。

五是优先发展公租房、廉租房，限制、弱化经适房、限价房。

鉴于各地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供给方面漏洞甚多、弊病丛生、管理成本甚高而扭曲现象防不胜防的现实，要把发展重点放在公租房、廉租房上，其次才是考虑让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拥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

完善制度保障

完善的保障性住房融资体系，离不开适当的制度保障，至少应包含以下一些基本要素：

第一，法律体系。

应借鉴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住房保障制度的立法理念和法律框架，尽快制定并颁布专门的住宅法和住房保障法，从立法层面对各级政府的住房保障职责、住房保障的实施计划、惠及对象、供应标准、资金来源、融资渠道、运作方式、运作机构、保障措施等方方面面进行法律界定，用立法保障中低收入居民、特殊阶层、边缘化人群的住房需求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为住房保障建设提供全面法制保证。

第二，组织体系。

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专门的、非营利性的保障性住房管理机构，具体负责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建设和日常运营，以便从组织上确保住房保障的工作有效落实。

作为住房保障工作的执行机构，由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归口管理，并建立垂直一体化的机构体系，专门负责全国范围内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设、投融资管理、租售运营和日常维修等，其基本的资金来源列入中央财政预算。

在取得资金和土地之后，保障性住房管理机构应在建设环节上尽可能引入市场化机制，或是直接兴建公共住房，或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将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承包给承建商，或是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商建设公共住房，或是鼓励居民合作建设住房，或是通过补贴等多种方式实现居民的住房保障，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开发、管理和运营全程高效、透明和优质。

第三，地方政府融资体系。

规范地方政府债务，放闸地方政府直接发行保障性住房债券融资，应作为未来筹集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

随着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以及分级财政体系的逐步形成，发行市政债券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应该考虑允许地方政府规范地直接发债。

应该通过改革形成一种全新的制度，让地方政府公开透明地去融资，通过资本市场、银行和外部力量监督保障性住房的运营，切断地方政府收入与土地出让的直接联系。

不在财政体制方面有突破性的改革，就不能实现地方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长期承诺。目前为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进行保障性住房债券的发行与流通试点，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可以先由国务院制定并出台有关法规、政策，使地方政府发行保障性住房债券有法可依。未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修改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一定限度的举债权。

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地方保障性住房债券管理体制和制度，研究制定地方保障性住房债券试点办法，明确规定债券的审批、发债资格、发债规模、使用范围、发债方式、偿还、流通交易、评级及监管等。

第四，住房金融体系。

无论是日本的官办住房金融公库，德国的住房储蓄，还是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住房金融体系在住房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体系包含两大机制：一是信贷担保机制。我国应学习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研究建立一个支持保障性住房消费的信贷担保体系，尽快成立专门为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以及政策性的贷款保险（担保）的机构，建立财政担保、补贴和市场之间的调节和补偿机制。

例如，可以赋予前述保障性住房管理机构作为住房保障的政策性信贷担保机构的职能；同时，还可以在各省市的保障性住房管理机构对口设立相应的住房信贷担保机构，实施信用等级增强措施。

二是信贷资金循环机制。应认真研究建立保障性住房信贷的证券化机制，以解决建设资金循环和住房抵押贷款的流动性管理问题。1968年美国建立了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简称GNMA），这是支持保障性住房抵押贷款形成二级市场的一项历史性措施。香港政府为了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房，在1997年也建立了类似GNMA的信贷保险机构，即香港按揭证券公司（HKMC）。

GNMA与备受关注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不同，“两房”是两家有一定的美国政府背景、专门从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上市公司；而GNMA则始终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直属机构，代表完全的联邦政府信用。

而且，GNMA既不购买住房抵押贷款，也不直接发行按揭支持证券，其主要业务是为由政府机构保险的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提供债券发行担保。

最重要的是，GNMA并未受到次贷危机的拖累，因此，很值得我国在构建保障性住房融资体系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和借鉴。

第五，全过程管理体系。

保障性住房建设短期靠中央政府的强力约束，中长期还是要靠制度和管理。要制定保障性住房规划、用地、融资、建设、定价、分配、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只有这些全过程管理的制度有效建立起来，才能对整个保障性住房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其中重点有三：一是决策层面的规划，主要包括制定保障性住房相关政策和长期发展规划，整体协调与规划、财政、金融、土地、法律、建设等部门之间的运作；二是执行层面的前期，主要包括保障性住房的用地、融资与建设环节；三是执行层面的后期，主要包括保障性住房的定价、分配、准入和退出、惩罚等运行环节。

强化政府责任

需强化中央及地方政府责任，引导、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

鉴于保障房的民生保障属性以及不同于商品房的产业经济属性，其建设资金的筹集，政府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中央曾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强化政府责任。”

政府投入是保障性住房的主要资金来源，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及其资金供给的支持力度，在此基础上，鼓励和引导各方积极参与，帮助政府加速保障房建设。

为此，应将保障性住房的完成情况纳入政绩考核，建立地方政府落实资金情况的问责机制。

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投入，在上年基础上力争不断增加保障房建设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省级政府比照中央财政配套补助资金。进一步提高保障性住房资金供给水平，应从多方面入手，形成政策合力。

一是设立财政专用账户，各类支持保障房建设的财政性资金应全部存入专用账户；二是加大财政贴息的力度，由省级财政部门直接对保障性住房贷款给予全额贴息，贴息年限为贷款年限，并对贴息资金的来源进行安排，形成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提高银行放贷的积极性，用较少的资金撬动庞大的社会资金；三是必要时可对地方承担保障性住房的房地产公司追加资本金和优质资产，以确保保障性住房资金的落实；四是适当扩大每年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中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规模，并且在地区分配上，应更多地偏向于地方财政偏弱、资金缺口较大的地区。

在按时足额计提土地出让纯收益的10％给廉租房建设使用的基础上，各地区要做出努力，适当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保障房建设的比例，可考虑将这一比例从10％增加到15％－20％。

继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提高公积金存、贷款额度，利用公积金账户中的闲置资金来参与部分保障房建设。

我国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目前为10％，适当提高缴存比例能更好地满足保障性住房贷款需求。如采取累进缴存比例制，即在规定底线的基础上，按收入增长比逐级增加一定百分比，可以依据行业部门的平均水平确定。对于高收入群体，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制定灵活的缴交底线或是缴交比例来提高缴存额。

此外，在具体操作中还应加强监管，避免暗箱操作和可能遭受的投资损失。

积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通过政府资本金注入、税费优惠、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定向发债及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政府辅助功能等各项措施，筹集保障房建设资金，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房建设和运营。

例如，对于一些需要大量建设公租房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其他一些省会城市，其财政状况相对较好，可考虑容许它们定向发行地方债，即可以利用公租房这一优质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租金，来发行收益率较高的债券，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相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地方债更透明也更容易监管，只要控制住赤字率、公共债务负担等关键性指标，其风险完全可控。

合作模式创新

应当通过各种合作模式吸引开发商投资参与，破解保障房建设资金困局。

针对开发商对投资参与保障房开发缺乏热情及面临的主要障碍，可为开发商提供多种参与模式，以降低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经营的整体收益率。

模式一：委托代建方式。

开发商仅以项目建设者的身份参与到保障房开发全过程，不涉及开发资金的投入、监管等环节，以政府支付代建费作为其收益来源。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多采用这种方式，收益率较低，但资金回流安全。

模式二：配建方式。

开发商在建设保障房的同时，获得政府搭售的商品房建设用地，从而对冲保障性住房建设收益率较低的局面。

换言之，在普通商品房用地出让交易中要求开发商配建一定比例的廉租房并负责运营，其实质是政府与房地产商合作，通过土地“拼盘开发”方式提供廉租房，将政府的一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入强制用于廉租房建设。

相比委托代建方式，配建方式的收益率有所提高，但资金回流的不确定性也有所增加。

模式三：直接招标方式，或建设-移交（BT）模式。

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签订建设-移交协议，前期开发商垫付建设成本和融资成本，按照政府要求，在得到合同确定的政府特定政策支持的条件下，承担工程的融资和建设，协议期满后政府按照合同的约定回购该项目，即由政府最终埋单，开发商参与保障房建设的收益来自于政府支付的利润率和代建费。

模式四：建设-运营-移交（BOT）模式。

政府部门对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中标的开发商负责对项目进行融资、建设并管理，并获得该项目建成后一定年限内的独家运营权，并且在运营年限结束后根据协议将该项目无偿转让给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开发商收回投资并获得合理的商业利润。

这其中，社区内的商业资产、酒店以及其他商业物业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开发商参与BOT的关键点。

这些方式能够吸引更多社会资金进入保障房建设，降低了政府负担，避免因开发商保障房建设意愿有限造成的开工受限可能。

要充分发挥银行信贷的引导作用，鼓励、吸引社会资金参与。

商业银行要积极落实中央关于支持保障房建设的政策，在严格控制房地产贷款投放节奏和新增规模的同时，应积极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特别是公租房建设，通过提供优惠贷款，吸引社会资金。

应将保障房和商品房的开发贷款实现分类管理，确保贷款额度和优惠利率；制定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如投向公租房的贷款打折计算信贷规模，在计算风险资产时给予特殊的政策，少占用风险资产，少计提拨备等；与此同时，也应对其中的信贷风险加强监管，防止企业“套贷”用于商品房开发，避免新一轮“平台贷款”。

吸引社会资金

应创新金融工具和手段，撬动各类社会资金参与。

要解决长期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需求，还需依靠金融创新。在兼顾保障房作为公共产品属性的基础上，创新金融工具和手段的使用，充分发挥金融杠杆调节作用，将传统的政府主导型融资模式转化为政府引导下的商业化运作方式。

充分调动注重长期回报的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的积极性。保险资金作为全社会最大的财富管理者，随着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不断提高，迫切需要寻找安全性较高的长期的资产配置渠道。

保险资金可使用保障性住房“债权投资计划”等金融工具，其实质是一种私募债券，相当于发放一笔长期贷款，用于特定的保障性住房，如公租房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为此，地方政府应通过贴息、贴现、提供担保，或者在税收方面进一步优惠等方式，引导希望投资保障房建设的保险公司积极进入。当然，保险公司应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触发机制，确保投资计划收益和本金按时足额偿付。

尽快推出针对公租房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产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房的建设。REITs是一种采取公司或者商业信托形式，通过信托或公司方式汇集投资者资金，再投资于能产生稳定现金流和收益的房地产，并将投资收益分配给投资者的金融产品。

可考虑利用REITs这一资产证券化形式，将先期建设完成的保障性住房所产生的收入加以证券化，为今后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未来应把握机遇，积极探索，加快试点，尝试将有稳定出租收入的物业证券化，通过市场流通带来资金，走保障性住房的资产证券化道路。现阶段，推动REITs试点已不缺乏理论上的支持，关键在于加快制定试点实施规划。

通过债务资本市场创新，推动保障房尤其是公租房的建设融资。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债务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社会融资体系的重要部分，为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解决企业融资需求发挥了显著作用。

我国债务资本市场已经具备了较大规模和良好承载力，这为债务资本市场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了最基本条件。

实际上，在近年来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债务资本市场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一些实际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企业在债务融资时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和优惠；在2010年发行的2000亿元地方债券中，相当一部分资金也投向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民生领域。

从长期来看，债务资本市场完全可以在多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对于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房地产企业，对其利用债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给予支持，但是对于募集资金的用途则要严格限制，只能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不可挪作商品房开发；

第二，对于地方政府专门针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而设立的融资平台，在严格风险防范的前提下，对其债务融资给予适当支持；

篇3

保障房的覆盖边界：3600万套是否已足够?

以城市常住人口统计范围内的保障房潜在需求空间

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7.5％，城市人口共计63698万。目前，中国统计局对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为居住在城镇范围的全部常住人口，通常居住在城市半年以上，统计上即被计入常住人口。

进一步细化，目前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可分为本地农村人口、本地非农户籍人口、外地农村户籍人口和外地非农户籍人口四类。占比分别为27％、49％、13％和10％。按照这种分类，本地农村人口通常拥有自己的住宅，目前不纳入保障房的覆盖范围；本地非农户籍即城市户籍人口中不具备商品房支付能力或无力承担房租的家庭则应在保障房范围之内；外地农村户籍人口主要为农民工，这部分迁移人口通常主要居住在廉价的城中村住宅中，外地非农户籍人口主要为大学毕业生，这部分人群是城市“夹心层”的来源之一，这两类占比为24％左右的外地迁移人口应纳入保障房范围。

以城市家庭住房支付能力测算的保障房潜在需求空间

如果将城市常住人口分为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偏下收下、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及最高收入等七类家庭，并按照2010年的平均房价计算其房价收入比及按揭收入比，虽然这两上指标在衡量居民住宅支付能力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统计数据的有限性，我们无法根据不同类别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及房价中位数计算这两个指标。大致测算表明，前三类家庭的按揭收入比已经接近1，甚至远远大于1，因此，这些家庭基本上不太可能进入商品房市场，最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应纳入廉租房和公租房的保障范围，中等偏下及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应纳入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保障范围，而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则应通过市场化的商品房进行解决。

真实的供求缺口有多大?

过去几年来，中国共建了约5亿平经济适用房，以套均面积60平计算，5亿平方米已经解决约830万个家庭的住房；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近年来，已通过廉租房制度保障家庭的户数约700万户，再加上2010年580万套各类保障房，那么具有保障性住房含义的住房共计21 00万套。从目前的情况看，“十二五”3600万套建设目标将会是保障房市场空前发展的五年，以这样的建设目标与竣工速度核算，未来五年平均每年竣工保障房超过700万套，市场新增住房中，保障房市场增量占比保持在50％左右，截至”十二五”期末，保障房存量，占比将达30％，从而基本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及迁移人口的“住有所居”问题。

不过，从中国现在存量住房的产权结构来看，城市人口的住房解决方式十分复杂，包括原有私房、房改私房、商品房、租赁公房、租赁商品房等多种方式，其中占绝对比重的是房改私房，占比为41％，这是中国90年代住房改革的历史产物；商品房，占比为37％，虽然经过十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但从规模和比例上看，商品房在存量住房中的占比仍然较为有限。从这个角度讲，未来商品房与保障房的发展空间无非就是对平均楼龄接近或超过20年的原有私房、房改私房和原有公房的更新改造过程。此外，还有大量的“城中村”住房，也需求最终通过改造或拆迁变成商品房或者保障房。因此，保障房的大规模建设也必然意味着新一轮的”城市再造”及大面积拆迁，改造和扩建过程。(见表1、2)

目标分解与资金、土地需求

资金需求

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目标分拆来看，经适房与两限房、廉租房、公租房、棚户区改造分别为200万套、150万套、250万套、400万套。按照假设，以上四类保障房所需求建设资金分别为2900亿、1460亿、3100亿、6300亿左右，共计约1.37万亿。

依据同样的假设条件，“十二五”3600万套保障房在未来五年的资金需求分别为1.37万亿、1.08万亿，0.8万亿、0.79万亿、0.79万亿，五年累计需投入资金4.8万亿，超过金融危机期间4万亿的刺激计划，其中2011年和2012年为投资高峰期，开工、在建、竣工的保障房均为五年中最高。

此外，我们大致统计了除之外的所有省及直辖市2011年的保障房建设目标，合计的总量目标与资金需求规模与全国水平大致吻合，这也印证了我们的测算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此之外，我们发现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说明：1)2011年黑龙江80多万建设目标再次成为全国之最(2010年建设目标超过50万套，为全国总量的10％)，其中超过80％的部分为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占比较小，这也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对投资支出成本高、资金回收慢的公租房建设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2)中西部省份建设目标平均高于东部省份及直辖市，其中安徽、河南、湖北、山东、四川建设规模居前。

(见表3.4)

资金缺口与潜在补充来源

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约计1.37万亿的资金需求与2011年实际需要的投入资金并不相等，事实上，201 年实际投入的资金来自于三个方面：1)2010年各类保障房实际开7590万套，竣工370万套，因此，尚有22075-套将在2010年逐步竣工，并形成2011年的实际投资完成额，220万套需要的后续投入资金约计2800亿左右 2)201 1年新开工1000万套，其中约计竣工各类保障房总量比重60％，约计600万套，实际完成投资约计8000亿；3)2011年其余40％的在建项目将在2012年逐步竣工，这部分保障房仅需在2011年投入约30％的前期资本金，约1700亿。综合而言，2011年政府、开发商、社会资金等多元渠道共需要为保障房提供的融资总量为1.25万亿。

更进一步，2011年1.25万亿实际投资中，真正由地方政府实际承担的部分依次是：1)廉租房部分的投资结构是中央政府每平方米补贴400元，省政府财政配套补贴约200元，因此，每平米1200元建筑成本中的其余600元，即50％的比重需要地方政府承担。2)经济适用房只需要政府投入前期的土地拆迁与“三通一平”的整理成本，建筑成本由开发商承担，经适房项目竣工后，政府以3％的基准利润率再附

加一定的浮动利润空间回购，然后再出售给符合条件的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从而实现资金的循环。3)棚户区改造的成本较高，但是考虑到部分棚户区项目可通过市场化运作。这部分无须政府投入资金，因此，政府需要投入的是非市场化操作部分，而且对于这部分，棚户区改造涉及的工业企业、工矿企业、农场、林场以及参与改造的企业职工，需要自筹一部分资金，真正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比例大约在30％左右；4)考虑目前公租房引入商业化操作的配套政策仍未完善(例如可通过提高公租房项目中底商的配建比例来吸引企业参与)，以及公租房本身资金投入量大、回收期限长，因此，公租房的前期运营需要政府投入约30％左右的启动资本金。

(见表5)

因此，大致框算，2011年1.25万亿的投资额中约计有不足4000亿的部分需要中央及地方政府通过多元融资渠道解决，潜在的来源可能有以下几个部分：1)通过地方政府划拨土地、以部分财政资金作为前期运作成本，并将政府存量公租房和廉租房等具有稳定收入流的项目资产注入，形成一个保障房融资平台。我们大致测算，如果2011年的资金缺口全部由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解决，那么考虑地方政府当年贷款偿还本金及利息之后的政府偿债率约为15.5％，虽然超过12％的安全标准，但由于存量贷款通常由各种形式的隐形担保，中国多数地方政府的债务仍处于可覆盖的安全范围之内。2)如果政策空间可以适当打开，社保投资基金、保险资金、住房公积金等其它社会资金的参与规模可能明显加大。目前来看，保障房投资虽然收益率不高，但却是风险基本可控、收益长期稳定、担保相对可靠的投资品种，符合当前机构资产负债配置的需要，也有助于降低资金运用对资本市场的过分依赖，有效规避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因此，一定程度上，以上多种社会资金都有可能通过基金、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投资，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例如，2011年社保投资基金的5％，约1000亿的资金空间；保险资金最高可达5000亿的空间，如果政策安排妥当，都有可能部分参与保障房项目。然而，到目前为止，这部分资金所追求的安全性要求高、中央政策也尚未明朗，这部分空间尚未充分打开。3)土地出让金收益的10％：2011年在房地产调控的压力下，预计土地市场难以重演2010年的活跃度，目前来看，1-3月份土地市场已经明显降温，2011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有可能有所下降。预计2011年这一规模约为1.5-2万亿左右，土地出让净收益约为7000-9000亿左右，因此，可供用于建设保障房的资金规模约为700-900亿(这是基于完成10％目标的预期，事实上2010年地方政府真正完成该目标的为数不多，这意味着不应过度期望土地出让金会投入到保障房建设中去，开拓其它渠道显得更为重要)。不过，2010年的2.9万亿土地出让金中，尚有2314亿元结余，预计部分结余资金可用于保障房建设。4)国开行贷款约1000亿元左右，目前为止，一些商业性的银行参与的积极性不大。5)此外，资金压力也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建设模式予以缓解，并形成一个可持续的资金循环：商品房配建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小区配建廉租房、部分棚户区项目市场化动作、产业园区公租房项目企业自我运作，总体上看，部分资金压力可通过市场化操作模式分解。总体上看，以上多种资金解决方式基本可以覆盖潜在的资金缺口，资金压力难以成为保障房建设的主要障碍因素。

(见表6)

土地需求与潜在的土地供给缺口

2011年1000万套各类保障房用地需求约为3.1亿平，合计约3万公顷左右，其中廉租房，经适房和限价房、棚户区改造、公租房用地需求分别为3748、6497、1 3993，6872公顷。

我们曾经强调，土地供给一直是阻碍保障房大规模建设的核心原因，但是，201 1年的土地供给问题基本可以消除，原因在于：1)保障房用地指标单列：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倾向于为了获得土地出让金而将土地用于商品房，从而对保障房用地形成挤压，目前部分省市已经明确将保障房用地指标单列，即地方政府在总量用地指标中会单独列出保障房用地限额，这意味着单列土地指标只能用于建设保障房。通常，如果没有该单列指标，即使地方政府预留了一部分保障房用地，但在整个房地产用地开发中，保障房用地需求也会被延后安排，也就是说只有在满足商品房用地供给后，才有可能安排保障房用地。然而，单列指标的推出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2)2010获批但未形成实际供给的土地将成为2011年的土地来源：2010年各省市编制的土地供给计划共计18.5万公顷，实际完成供给12.5万公顷，供地完成率67.5％。我们曾经指出，2010年18.5万公顷的供地计划作为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一部分，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地方政府的供地空间，使得地方政府把握这一机会集中上报并获批了大量用地。事后看，18.5万公顷已远远超出了2010年商品房和保障房的实际需求，而且已经完成的12.5万公顷供给也将部分地形成2011年的各类用地，这些用地目前已经“四证齐全”

(土地证、施工证、工程规划证、用地规划证)，从而可以进入保障房用地正常开发与建设程序。此外，其余未形成实际供给的约6万公顷用地中，约有3.3万公顷为保障房计划用地，这部分用地已经获得中央审批，预计经过相应的土地划拨程序及办理“四证”之后，将会形成2011年的保障房供地。3)2011年实际需要的新增用地主要集中在廉租房和公租房用地上：虽然2010年预留的3.3万公顷土地在总量上可以覆盖2010年约3万公顷的需求，但是在结构上，2011年经适房与限价房、棚户区改造的土地供给十分充足，甚至有较大节余，然而廉租房和公租房土地供给却存在明显缺口，特别是公租房的新增供地需求为6300多公顷，预计这一部分将成为土地供给的重点。4)国土资源局规定201 1年“招拍挂”的每一宗土地的10％必须配建保障房，因此，商品房供地本身也将包含相应的保障房用地，其中商品房用地将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出让，保障房用地则为划拨。5)虽然201 1年土地供给总量缺口并不大，但从各省市的不同情况来看，北京。上海、天津、海南与浙江等省份的供给压力相对较大，中西部省份的供地压力则相对较小。

(见表7、8)

“增长效应”将在三季度集中释放

释放进程取决于2011年的开工进度

2011年上半年在建和逐步竣工的保障房主要是2010年未竣工的220万套，这部分保障房投资将对2011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一

定的支撑。然而，如果从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来看，这将主要取决于开工进度，目前来看，可以大致确定的进度时间表是：1)4月底前“项目落地”：完成2011年度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任务，并基本完成棚户区改造筹备工作，包括制订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方案、公布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等。2)5.6月“完成规划”：规划、建设、国土资源部门将办理完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前期相关手续，基本完成工程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另外，棚户区改造项目基本完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工作，并着手组织拆迁。3)7、8、9月“集中开工”：7月份，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将全面开工建设，9月底前，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将建设完成目标任务的30％左右。4)12月底前，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将完成目标任务的60％以上。总体上看，7、8、9月即三季度将是保障房大规模集中开工与建设的时间窗口，因此，保障房对经济增长的对)中、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将在三季度集中体现。

在建1220万套保障房可对冲商品住宅30％的投资下滑

201 1年在建保障房为1220万套，其中2010年未完工的220万将在2011年上半年逐步竣工，2011年新开工的1000万套将在年底完工60％左右，两者合计形成的投资完成额约计1.25万亿元。(见表9)

针对保障房对冲功能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1)即使1.25万亿投资中完成65％，即8000亿左右，那么经济增长能够承受的商品住宅投资下滑幅度为20％：一线城市下滑80％，二线城市下滑40％； 2)如果1.25万亿能够全部完成，那么经济增长能够承受的商品住宅投资下滑幅度超过30％：五大一线城市投资全部消失，30个大中城市下滑超过60％。3)合理的测试假设下，即商品住宅投资同比增长10％、商业地产投资维持10年增速，保障房投资完成率60％，那么2011年的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仍可维持在30％左右，仍然是推动上游钢材、水泥，下游家电、装饰材料需求量保持较快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保障房对冲功能的分歧之处：对投资无杠杆效应

从投资的角度讲，保障房与商品房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保障房投资无杠杆效应，原因在于：1)预售是商品房投资产生杠杆效应的关键，在具备一定的预售条件之下，开发商通过将未竣工甚至未封项的商品房预售，从而回笼资金，并投入到下一轮的投资周期之中，从而使投资形成较长的链条，放大投资总量。一定程度上，这种快速开工一形成预售一资金回笼一下一轮开发投资的住宅地产运作模式是使得房地产业成为所谓支柱产业的核心链条。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也可以采取对部分保障性住房较早启动分配等方法；2)然而，对于保障房而言，则完全不能预售，对于经适房。只有封顶竣工并完成一定的简单装修后，才能被政府回购，开发商也才能回笼现金：对于廉租房和公租房，则属于持有型物业，如果该部分投资不能配备一定比例的底层商业地产，则以上两类保障房基本无杠杆效应，对投资的拉动效应是一次性，难以产生类似于住宅地产投资的产业杠杆和放大效应。

从消费的角度讲，保障房与商品房的最大区别在于无财富效应。目前，房地产资产一直是家庭财富配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实证检验都表明房地产财富与家庭消费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房地产财富的积累与升值不仅可以直接使家庭以商品房资产为基础性资产进行杠杆融资，从而整体上通过提高提高家庭的负债率，扩大资产再配置与耐用品如汽车的消费能力。然而，保障房基本上难以成为家庭的资产和财富，廉租房和公租房是政府资产。对商品房市场的潜在冲击有多大?

对定位于中低端的商品房形成直接冲击

从目前的保障房存量占比来比，截至2010年底，扣除廉租房直接补贴的部分，保障房在整个住宅存量中的比重仅在10％，尚有大量城市低收入家庭未进入保障房的覆盖范围。按照“十二五”期间3600万套保障房的基本目标，2015年底，保障房存量占比才能逐步达到30％，基本覆盖城市低收入家庭。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的“十二五”期间既是保障房空间发展的时期，但也是起步阶段与”补课”阶段，类似于日本60―70年代的保障房发展阶段，同时，保障性住房的快速建设，会明显增大房地产的供应，并对定位于中低端的商品房形成冲击，并间接抑制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

(见图)

从商品房市场的需求空间来看，目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尚处于快速发展向成熟发展的过度期，未来五到十年的商品房“有效需求”空间仍然庞大：一个合理判断是：按照“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双层住宅格局，如果假定年按揭收入比超过100％的最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现在及未来都难以具备商品房承担能力，这一部分家庭将进入保障房市场，不直接影响商品房需求；年按揭收入比在50％以下的高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具有现实的支付能力，也是商品房市场需求的“第一梯队”：年按揭收入比在50％-100％的中等低下、中等、中等偏上收入家庭是潜在的商品房需求者，从需求的满足次序上，中等及中等偏上收入家庭最有可能进入潜在的需求市场。按照这种有效需求的分类，从1998年住房改革以来，中国累计商品房建设存量为突破50009万套，仅可覆盖20％左右的高收入与最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的首次置业及部分二次改善置业需求，未来5年中等偏上家庭的自住需求和最高及高收入家庭的改善型需求将主导商品房市场。

(见表10)

篇4

这种“恐高症”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际经济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危害。我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近10%的增速一路下滑到现在逼近甚至突破7.5%的底线，与这种“恐高症”的影响不无关系。不从根本上认清我国高储蓄的原因、高投资的必要和高增长的由来真正珍惜利用好这种优势，我国经济社会真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本文运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对我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不是中国问题，而是难得的“中国优势”，应该倍加珍惜和利用。中国的这种优势并非与生俱来，也不会永远存在。随着产生这种优势的条件发生变化，这种独特的“中国优势”也会随之减弱，甚至消失。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优势减弱，但尚未完全消失的机遇期。只要能抓住机遇，加快改革，独特的“中国优势”仍有保持和发展的潜力。 高储蓄的由来

中国的高增长源于中国的高投资，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的高储蓄。要弄清楚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原因，先要弄清楚高储蓄的由来。

储蓄是消费后的剩余。只有人们的基本消费得到满足后，人们才有可能进行有计划的自愿储蓄。在收入不能完全满足基本消费的情况下，储蓄与消费会始终处于到底是多消费一点还是多储蓄一点的矛盾之中。中华民族虽然有勤俭节约的美德，但在收入还不能满足基本消费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饿着肚子进行储蓄。这一点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相当时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基本上是储蓄率不够高，国民收入能用于投资建设的比例往往与消费发生矛盾的时期。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问题，宏观调控总是在如何控制消费需求、确保最低限度的投资和如何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确保最低消费之间进行两难选择。当时，为了增加储蓄，实践中还存在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和通货膨胀、凭票供应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强制居民储蓄的现象。所以这个时期我国是处于消费率虽然很高，但消费量却不足，储蓄在挤压消费，储蓄却还远远不够的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经济总体上还是处于消费率太高、储蓄不足、储蓄满足不了投资需要的状态。1978年-1989年，中国的消费率最高达66.5%，储蓄率最高仅为37.9%，而投资率最高达38.2%。从1978年到1989年，我国的消费率平均为65.0%，储蓄率平均为35.1%，投资率平均为35.5%，储蓄率比投资率平均低0.4个百分点。反映到国际收支方面，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进出口贸易经常逆差，即需要引进外资补充国内的储蓄不足。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成功，我国的储蓄率伴随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和居民消费的大幅提高而呈上升趋势。从1978年到2013年，我国储蓄率从37.9%上升到50.2%。而同期我国的消费增长也很快。1980年-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年均实际增速为8.9%，其中居民最终消费年均实际增速为8.8%，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速度。同期美国个人消费年均增长3.0%，日本为2.0%（1981年-2013年），欧元区为1.3%（1996年-2013年），俄罗斯为8.1%（2003年-2013年），印度为7.7%（2005年-2013年）。显然，我国储蓄率的上升不是由于储蓄挤占居民消费的结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高储蓄基本上应看作是居民消费基本满足后的自愿储蓄，而不是强制储蓄。在我国，储蓄率的明显上升和消费率的大幅下降基本发生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即改革开放已经历了20多年的时候。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我国取得连续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民收入迅速提高，中国经济基本进入国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加，但边际消费下降，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最终消费和投资同时增加，并表现出消费与投资形成了较强的一致性。在我国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本增长较快的年份，如1982年-1985年，1992年-1993年，2006年-2007年，最终消费增长也比较快；固定资本形成增长较慢的年份，如1989年-1990年，1997年-1998年，最终消费增长也比较慢。这说明我国的投资没有挤压消费，中国的储蓄率上升不是由于投资抑制消费造成的。

是什么引起我国国民储蓄快速上升总体水平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根本原因是两个：第一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制度红利。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瓶颈被一个个打破，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居民储蓄率随着边际消费率的下降呈上升趋势，企业和政府储蓄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而快速增长。

第二个是中国独有的人口红利。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好遇上了我国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期。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可以分为净消费期和净储蓄期。在劳动年龄阶段为净储蓄期，在幼年和老龄时期一般为净消费期。因此随着一国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往往会出现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现象。在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前后，刚好是我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阶段。从1982年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的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从61.5%上升到74.5%，提高了13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在80年代前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此带来我国近30年来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下降，从1982年到2010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从62.6%下降到34.2%，下降了28.4个百分点。中国正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和抚养比的下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口红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储蓄率。世界银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

中国高储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难以复制。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制度红利，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了人口红利，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使得中国的储蓄率真正出现快速上升。应该说，中国是幸运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量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从社会包袱（就业压力）变成了人口红利，这一点没有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人口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这种有利变化，制度改革的红利也不可能有实际这么大。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抚养比急剧下降，大大提高了我国人口红利水平，也是中国非常独特，他国难以复制的。

中国高储蓄优势具有偶然性，没有规律性。首先，制度红利是偶发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制度结构会趋于成熟和稳定，它的边际作用会逐渐减弱。其次，人口红利源于改革开放前的鼓励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组合，它要有制度结构的配合和特定人口结构的变化才能存在。因此，我国改革开放这种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以及它们的历史性巧合不具有规律性和长久性，由此带来的红利也不可持续，更不会长久存在。所以，中国的高储蓄优势也不是固定不变，永远存在的。 高投资的必要性

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高储蓄的有力支撑，它既是中国经济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内在要求和客观需要。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没有投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增长。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农业社会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和土地，但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土地逐渐让位于资本，资本变化是决定经济增长快慢的根本变量。随着技术革命的突破，技术因素受到了重视。根据丹尼森对美国的研究，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8%。但是，技术是具体化在新的工厂、设备和工具中的。技术只有通过投资，才能内化到生产进程中。在这种内化过程中，国民收入用于真实资本形成（即投资）的份额越大，技术变革的吸收就越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决定技术变革快慢的关键变量也是投资。制度变量也是影响经济增长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制度经济学揭示出，不同的制度结构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组织形式，会产生效率明显不同的经济产出。但制度变量是渐进性的变量，一旦制度趋于成熟和稳定，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逐渐趋于常态。因此，在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时，制度变量往往没有投资变量活跃。因此，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变量就是投资。没有投资，一切都不可能。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在起飞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储蓄率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启动了发展，随后借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高储蓄和高投资助推中国经济步入了加速发展的轨道。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没有中国幸运，没有制度红利的释放，没有中国的人口红利，所以长期存在着储蓄不足、投资上不去的问题，这不仅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往往基于加快发展的内在冲动，容易对外负债过度，形成外债压力，导致经济失衡，引发经济危机，如巴西、秘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因此，储蓄尤其是高储蓄，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处于发展中起飞阶段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可用来加快发展的有利资源，应该倍加珍惜和利用，将它充分有效地转化成高投资和发展优势。

对一个高储蓄的经济体来说，保持与高储蓄相对应的高投资也是宏观经济内在平衡的需要。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即I=S）。储蓄率高，投资率就应该高；储蓄率低，投资率也应该低。否则，经济就会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当储蓄率大于投资率时（I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资率大于储蓄率，国际收支经常出现逆差和外汇短缺的压力。但由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合理利用外资补充国内储蓄不足，外债管理比较成功，所以我国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发展的过程也比较顺利，成功抵御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储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出现了储蓄持续大于投资，储蓄持续过剩的状况，结果出现国际收支大额贸易顺差，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国内出现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现象。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宏观调控不得不以放缓经济增长为代价，处在连续对冲和持续紧缩的状态，结果经济产生下行压力，逐步步入收缩性轨道。

我国储蓄率超过消费率发生在2005年前后，储蓄率超过投资率，两者差距的快速拉大也主要发生在2005年以后。从2005年-2013年，我国储蓄率平均大于投资率5个百分点，最大时两者相差近10个百分点。同期贸易顺差从1020亿美元扩大到2590亿美元，外汇储备从8189亿美元增加到38213亿美元，基础货币投放从6.4万亿元增加到27.1万亿元。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上证综指从2005年的998点一度涨至2007年的6124点。房地产价格接替股市也经历了多轮快速上涨，价格平均上涨3-5倍。为此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被迫以收缩为主，并错误地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内容，结果我国的投资率增长总是赶不上储蓄率的上升，两者相差越来越大。在1978年-2005年，我国投资增速（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年均增长11%，投资率平均在37.1%，储蓄率平均在38.2%，储蓄率高于投资率1.1个百分点；但2006年以来储蓄率与投资率之差明显扩大，2006年-2013年投资率平均在45.8%，储蓄率平均在50.7%，储蓄率高于投资率5个百分点。其中虽然由于2009年为应对危机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刺激，使当年资本形成增速上升到了19.1%，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8.1个百分点，但此后投资不断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降低，2013年已降为4.2个百分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主要就是由于投资增长的放缓，内外平衡的压力主要源自投资与储蓄缺口。

中国的高投资也是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平衡的需要，是中国经济实现人口代际平衡的内在要求和最好方式。我们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提供了人口红利，它对应的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即人口老龄化的养老负担即人口负债。一般来说，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要实现平衡，平衡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传统平衡方式，即养儿防老。第二种是把人口红利借给外国，形成外汇储备和国外投资。第三种是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即通过投资形成资本存量，增加未来的供给能力，为人口老龄化做足准备。

篇5

关键词：通货膨胀；形成机理；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12－0011－07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最为敏感的经济现象之一。它一般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现象。通货膨胀通常是由货币泛滥引起，而通货膨胀出现或恶化不仅会导致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而且也会导致一国货币的严重贬值，并由此破坏整个市场的运作法则。2007年下半年以来，连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中国再一次遭受着通货膨胀的威胁：初级产品全面涨价，CPI居高不下，特别是2008年4月份CPI同比上涨高达8.5％，使控制全年CPI增幅在4.8％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人们的通胀预期正在形成并逐步提高。据央行通货膨胀问卷调查显示，2008年2季度预期生产资料和物价将持续上涨的企业家和居民分别达到了44％和50％，并可能进一步导致价格上涨的扩散和自我强化。当前，我国价格总水平仍处高位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如何控制物价上涨趋势以避免经济出现明显通货膨胀，把握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压力的最佳平衡点，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因而，寻找本轮通胀的形成机理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治理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新形势下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

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通货膨胀?对那些注重逻辑、而不是纠缠于数据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现在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如何揭示本轮通胀的深层原因并破解之。从外部因素来看，本轮通胀是在全球经济扩张和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外部通胀压力传导的结果，是国际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加剧。国内输入通胀压力的反映；从内部来看，本轮通胀是国内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低估压力的释放，从更深层次分析，它是国内经济一系列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的反映。

(一)难以为继的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作为出口导向模式配套的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而消费拉动的比例过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国际收支的失衡，从而推动物价的上涨。长期以来，我国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的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释放，以此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这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能够奏效，但是长期的巨额贸易盈余，必然会导致本币升值压力，更不用说贸易磨擦等副作用了。为了保护出口企业和维持高额出口，就不得不由央行大量购买外币，以此来保持本币的低汇率。这样做的后果是长期货币超量发行，流动性泛滥，积累大量过剩的购买力，最终便反映为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从投资来看，近年新一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是造成经济增长反复偏快的重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于导致投资膨胀的体制机制基础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当前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自经济运行中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加剧了原材料和能源的供求矛盾，对企业商品物价造成的压力不言而喻。事实上，与目前主要消费品仍供大于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投资需求的高速增长导致近年来国内市场上石油、铁矿石等工业原材料供不应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

从出口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在外汇管理和税收等方面执行“奖出限人”政策，鼓励出口换汇创汇，促进了出口迅猛增长，促使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虽然自2007年以来，国家下调了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出口关税等政策。并且实行了两税合一的政策，但是外资企业仍然在税收、市场准入、融资便利及地方政策等方面享受比中资企业优惠得多的待遇。特别是在目前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国内银行贷款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寻求外资方式来缓解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工作中片面强调引资结果，不考虑利用效果，从而形成了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的有利条件。据统计，2007年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6％。过度依赖外资，未建立自主生财体系，成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一大隐忧。我国以传统的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和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使得我国处于制造业的底端，承担了许多亚洲国家的转移顺差。在进出口贸易活跃的情况下，由于内需严重不足，进口承载能力小，致使进口弱化，贸易顺差扩大，由2004年的320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长期的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巨额“双顺差”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大量增加。截至2007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283亿美元，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影响了我国货币供给量，成为货币供给的另一重要来源，同时，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一般的会员银行在外汇持有头寸上都有数量限制，因此，在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中央银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得不大量投放基础货币来对冲外汇，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放大了市场货币供应量，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一个有趣的怪圈，经济增长依赖土地，土地因经济增长而消耗，土地的消耗导致价格水平的狂涨，而价格的狂涨又吃掉了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财富价值。从自身内在因素来讲，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才是本轮通胀水平趋势性上涨的根本原因。从粮食供给层面看，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挤占了大量粮食生产资源，导致粮食增产面临较大的困难。

1　挤占耕地。造成耕地面积减少。2003～2006年，我国净减少耕地6009.15万亩。年均减少耕地1000万亩以上。到目前我国耕地面积已接近我国政府确保18亿亩耕地的底线，以至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粮荒”。按目前趋势，到2020年，我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有专家通过建立耕地面积缩减率与CPI关系的统计模型，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得出的结果是，耕地土地面积每减少1个百分点，将使通货膨胀率上升1.3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耕地土地面积的减少和CPI的高幅蹿升有着显

著的相关性。

2　转移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农业生产投入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近年来，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农村人多地少的格局，我国的城镇化趋势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而向城镇和非农行业大量转移，在农业生产效率并没有出现明显提升的背景下，务农人员的持续减少导致农产品的供给出现下降。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大约有1亿多农民工进入城市，还有1.38亿在乡镇企业工作。从近几年情况看，尽管粮食连年增产，但也只是恢复性增长，至今也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不断减缓，2007年比2006年增长幅度下降2.3个百分点，其中大豆还同比减产12.3％。

3　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推动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农民种地不赚钱，挫伤了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的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生产成本又可细分为物质与服务费用以及人工成本。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迅速增长的用地需求及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导致工业用地价格大幅上升，带动农村土地价格加速上涨：同时，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导致种粮机会成本增加，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家庭用工折价和农业雇工费用上升，由此导致生产成本构成中的人工成本大幅上升；此外，工业和城镇化发展拉动原油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并向下传导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引起投入粮食生产的物质，如农用工具、饲料、化学肥料、农药和农用机油以及相关服务价格显著增长，即便有财政对种粮和养猪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但由于化肥、饲料价格上涨更快致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收益主要留在了流通环节，农民并没有从种植稻谷、大豆和小麦等作物中获得更多收益，增产不增收的矛盾依然影响农民种地的热情。上述因素共同推高了粮食生产总成本。粮食生产总成本的提升必然会导致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并推动食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向非食品价格的传导效应逐步显现，工业品价格向消费物价的传导效应日趋明显。

(三)国内成本快速上升的推动，辅之以输入型通胀压力的引致

实事求是地看，2002年以来我国呈现的“高增长、低通胀”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低廉、资源产品价格过低以及工业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补偿不足的基础之上的。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随着我国政府注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环保以及资源性产品的成本上升是大势所趋。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胀压力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现象。

1　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要素价格的提升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其中最典型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时间里，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多少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在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实现的。此外，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体制上和政策上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将逐步得到改善，诸多“隐性成本”的显性化，都会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提升。而且随着我国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的基本建立，部分地区实施农民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制度，最低工资制、新《劳动合同法》等政策措施，保障了社会普通居民的利益，特别是下层人们的利益，但也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又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上升，最终将走人“工资一物价螺旋”。通货膨胀将更加严重。

2　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的快速上升。我国目前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属于粗放型增长，不但效率低下，而且污染了环境，并且还带来了盲目投资的高增长。我国部分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由政府管制造成价格扭曲的情况还普遍存在，特别是对资源、环境等物质要素没有完全按照其稀缺程度进行定价，人为地压低了其价格。并且这种价格的扭曲，甚至使我国出现了不公平的跨地区转移支付，潜藏着价格扭曲的巨大经济风险。此外，由于监管力度不够，我国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还比较低，很多企业产生的污染都排到企业外部由社会承担。对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定价过低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这些定价的扭曲将会得到逐步纠正，其结果必然推高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和生产成本。

(四)基础货币的超量供给

通货膨胀的表象是物价普遍上涨，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给过多和流动性过剩的结果。从深层次上看，我国本轮的通货膨胀同样是一种货币现象，它先是由楼市和股市两大资产价格上涨。然后传导到食品价格上涨并引致全面通货膨胀。

据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金融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1999年末到2007年末从近12万亿元增长到40.3多万亿元；各项贷款1999年末到2007年末从9.37万亿元增长到27.77万亿元；外汇储备1999年底到2007年底从1546多亿美元增长到1.53万亿美元，增长近10倍。2002年至2007年，M1、M2和人民币贷款这三项指标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都在20％。可以说，2007年以前长期低利率政策下的银行信贷膨胀和国家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再加上巨额的隐性和显性的财政赤字使得货币泛滥。泛滥的货币先是从房地产市场上寻找出路，推高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当股市开始发展与繁荣时，大量的资金又流向了股市，从而吹大股市的泡沫。

从货币发行的速度来看，过去十余年间，我国货币发行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以M2/GDP的比率来衡量货币发行速度的变化，2007年我国货币发行速度为163.57％，而2002年至2005年平均高达180％以上。按照费雪方程式，货币发行的速度越快，实际等于提升了货币供应量。但前几年却没有发生当前这么利害的通货膨胀。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消化了过度发行的货币：二是外汇管制对冲了本国货币的超额发行；三是高储蓄率沉淀了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四是股市、房市吸收了货币的流动性过剩。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但过多的货币并非平均、同时流向各个行业，而是先流入强势部门或行业(比如房地产)，然后由这些行业去投资或消费来推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水平。关联行业价格上涨、收入增加后，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这些行业需要的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在这样一条价格上涨链中，价格上涨时间与幅度往往是与接近权力的远近来区分的。国内房地产价格不仅上涨时间早，而且上涨幅度大，带动相关几十个行业的产品价格、工资及服务价格上涨，然后是股市价格的快速飚升。最后，才传到整个经济的薄弱环

节一一农产品及食品的价格上。因为农业不仅与通货膨胀的权力源最远，而且在整个社会经济利益格局中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部门。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所说的，一旦这些最弱势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也就标志着全面的通货膨胀开始形成。

二、新形势下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建议

(一)严格控制城镇化进程，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1　严格控制“失控的城镇化”。政府应严格控制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发展规模不再侵吞已经在警戒线边缘挣扎的农耕地，其中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模式和短期利益驱动下的政绩行为。强调以科学发展观落实的成效来考核各级党政部门。尤其是从民生问题的解决情况来考核地方。真正做到了这些，才能真正从源头上治理通胀。

2　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要素投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这是导致流动性过剩和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要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深层次矛盾并治理通胀，必须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并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排除体制上的障碍。不容否认，狭隘的招商引资理念是引发区域性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地方政府要淡化招商引资工作的数量考核，强化实施效果考核。建议对招商引资项目严格实行审批制，由省级或以上商务部门实行备案审批，从严控制项目数量和质量，并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彻底改变传统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和“奖出限人”的人为推动的贸易顺差格局，加快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向注重质量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放宽进口限制，利用目前巨大的国际收支顺差盈余，加紧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国内经济发展紧缺的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以有利于减少经常项目的顺差额，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在当前需求紧缩的条件下，要充分利用经济增速回落的机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充分利用出口增速放缓的机会，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深化人民币汇率政策改芷

1　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就必须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遏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抑制投资膨胀，防止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转变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稳定全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当前，在我国价格型工具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从紧货币政策需要加大数量型调控力度。由于我国银行业贷款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货币供应量是引起本轮通胀的重要原因，而目前我国信贷市场没有完全市场化，信贷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不高，也就是我国经济转型存在着利率软约束现象，其具体体现为“投资饥渴症”和“以贷还贷”为特征的政府行政性资金配置上。同时，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境外中央银行连续下调利率，我国提高利率会加剧中外利率倒挂，从而加快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增加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量，加大物价上涨压力，还会增加企业利息支出，导致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上升，从而降低投资，以至压缩就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虽然提高利率有控制总需求、稳定通胀预期、抑制资产泡沫和投资过热倾向的作用，但要谨慎利用加息手段，而应多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和规模型调控手段，对冲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对流动性进行及时有效地回收，这是在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未取得实质性改善之前的一种被动但比较有效的手段，也就是“慎加息，多对冲”。

从紧货币政策也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对于局部市场做出特殊政策安排。在具体政策上，可采取边际存款准备金政策，建议不再提高粮食主产区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中西部地区的比例甚至可以降低。另外，考虑给涉农金融机构以特殊权限，在把握原则的前提下，可以灵活调整信贷规模，有效增加农村信贷供给，减少从紧货币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的损害。而对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业贷款需求，可以考虑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救灾机制，设立救灾贷款“专户管理”制度，以增加对农业的金融支持。

2　深化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我国不包括加工贸易的进口依存度由2001年的10％提高到2007年的18％左右，这说明进口产品价格对我国的物价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输入型通胀显著的局面下，人民币升值是应对通胀的重要工具之一。自2006年7月21日我国汇改以来，人民币币值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近18％，但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加快人民币升值，可以直接降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从而部分减少资源、资料价格成本，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后，国产货相对昂贵，进口品相对便宜，导致进口增加、出口减少。从而国内总需求减少、总供给增加，物价上涨压力减小。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股市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一点不会带来热钱的大量流入。此时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较好时机。当然，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元不断贬值，中美利差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导致热钱不断涌入，加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也会影响我国出口增长，因而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其升值的总体水平也要考虑出口部门的承受力。如果这时侯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盈余国家的本币会自然升值，从而恢复平衡。但采取这种办法必然对出口企业形成技术和进行产品升级的巨大压力。要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实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减弱市场主体对汇率的升值预期。通过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浮动，发挥其应有的调节贸易和资本合理有序流动的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为配合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还应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有效阻止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缓解国内货币的流动性过剩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并适当放宽外汇管制，尤其是要改革目前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过渡到意愿结汇制度，进一步放宽企业和个人持有外汇的自由度，增加市场主体持有外汇的比例，鼓励涉汇主体投资和利用外汇，拓展外汇储备的使用路径，真正实现“储汇于国”到“藏汇于民”的转变，从而减少央行的外汇占款。

(三)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1　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大幅减少财政固定资产

直接投资，削减政府部门开支，其中包括削减官员出访，严格限制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减少举办会议和各种庆功表彰活动，压缩政策采购，冻结购买非必需品，鼓励国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等，加大廉政文化建设，进一步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

2　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对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住房保障和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农业生产补贴，巩固完善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加大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应和市场调控，遏制农业生产资料过快上涨和保障粮食安全，并通过关税手段，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适当增加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进口，稳定农产品供给。

3　加大财政补贴和减税力度。增加财政物价补贴性支出，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安定民心；适当降低居民总体税赋水平，建立农民动态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机制；适当降低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率，一方面稳定通胀预期，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压力，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借助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战胜外部价格成本的上升，以消化成本上涨的压力。

4　建立促进消费型财政政策。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次问题之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鼓励生产型的财政政策，致使国内产能过剩、消费滞后，表现为出口增加、顺差扩大。解决“双顺差”下的国际收支失衡，必须减少出口和外资过度进入，但是要减少之就必然引发失业。对付此陷阱惟一的选择是启动国内市场，建立促进消费的财政政策。消费内需不足与国际收支失衡，是目前困扰我国经济运行的两大难题。国际收支顺差从深层次上体现了我国内部经济的失衡，是国内相对储蓄过剩在对外经济上的反映。我国居民储蓄率自1994年以来一直高于投资率。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对预期支出和收入的不确定性，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的结果。就目前来说。我国居民有三大需求：子女教育的无弹性需求、住房需求和医疗需求。而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加剧了居民未来货币需求的不确定因素，从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同时。与高储蓄率相伴的是储蓄大于投资，资金效率配置低下、渠道不畅，这又造成大量出口贸易导致国际收支顺差的加大。经济运行中的储蓄率走高和消费率降低，最终症结还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上升的反差格局。政府应采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促使企业利润通过再分配环节向居民收入转化，要加快垄断部门的改革，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征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使其成为财政收入的正常性有效来源，并有序推进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的实施，有效维护竞争秩序。同时，要合理控制财政增收水平，加强政府公共财政职能转变。逐步增加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消费性政府开支，促进居民部门消费率的提升。除了加快税收的调整，对收入所得、财富增值、资源占用等加大税收的征缴和开征外，急迫需要的是加大转移支付进行分配调节，进一步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水平，改变国民收入分配长期失衡的格局。

(四)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价格改革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依靠资本等要素驱动为主，而要维持这样的高速增长。还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费，尤其是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能源来维系。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7％，却消耗了超过全球总产量2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凸显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与廉价甚至无偿的环境资源使用制度不无关系。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资源价格偏低是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重要诱因。发达国家经历了上一轮世界性通胀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提高资源、能源价格是抑制通胀的最有效措施。因此，在相机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亟须深刻认识到粗放低质的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已经使我国经济跌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时进行产业调整，控制重化工业投资，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价格改革，让价格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发挥调节作用，早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力纠偏我国经济日益加剧的内外失衡，从而消除类似通胀的形成机制。当前我国虽然错过了最好的调整价格体系时期，但理顺价格体系，转变增长方式依然是重要的，而管制和补贴价格对于开放的经济体系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仍要进行一定的结构性价格改革，尽管会牺牲部分控制通货膨胀目标，但也会降低汇率重估带来的压力。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一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任何调控、对经济运行的任何管制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漏损，合法与非法的贸易、资本流动对价格管制的效力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强化价格管制的一个潜在副作用就是对居民和企业单位形成错误的激励，这一副作用在能源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虽然自2008年6月20日起，国家发改委上调了油电价格，但国内原油及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油价，国内外油价依然是“价格倒挂”，从预期上刺激了中国石油及成品油超常消费，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国家在补贴富裕阶层的奢侈生活，助长了畸型的消费心理。因此，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经济体制下，目前采取的价格管制措施，虽对通胀有一时的抑制作用，但那也是一个假象，即隐性通货膨胀重视，终究需释放出来，绝非长久之计。为此，应早下决心尽快弃用石油、电力等项的价格管制方法，以理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价差及价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