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时间:2023-12-05 17: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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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研究

篇1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车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商界论坛,2013.3.

[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4]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3.

[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篇2

1.传统婚礼礼仪研究的重要性

目前,在世界各种民俗活动中,各民族都是穿着本民族的服装举行本民族的传统婚礼礼仪活动,现代的汉民族却遗失了自己的民族服饰以及礼仪文化。在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们开始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认识到民族服饰是民族身份的标志,是对本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于是大量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站论坛建立,许多有相同志趣的人以网络为平台进行华夏传统礼仪和汉服的研究和开发,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汉服运动。同时美国、荷兰、俄罗斯等国华裔建立北美汉服联合会等多种汉服民间组织。全世界孔子学院的建立,世界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式婚礼是传统礼仪文化的载体同时被广泛关注。基于传统华夏文化的现代中式婚礼礼仪,在社会上开始形成一股新的复兴传统礼仪的文化潮流。

在婚礼典礼时,作为汉族人身着汉服、按照传统礼仪举行仪式,这对恢复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已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等大量汉服与礼仪的研究史论资料,但是大都停留在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并没有提出传统汉服和礼仪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和实际制作开发。本文通过对传统经典记载的历代婚礼礼仪程序、传统汉服婚礼服饰系列进行探索、收集和梳理,总结出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将对中式婚礼礼仪汉服的实际礼仪程序建立展开研究。汉服婚礼服饰体系和礼仪程序体系的确立有利于现代中式婚礼礼仪市场的开发和推广,有利于华夏传统文化的复兴。

2.重建符合儒家礼仪文化的周制婚礼的现代礼仪程序

第一部分:婚前准备。

准备新郎、新娘、赞者、司仪、从者等人的服饰。

准备婚礼所用礼器、果品等。

准备合卺一个(用一个葫芦,分为两半,用红绳连在一起)。

(1)新郎:

日落前两个时辰内,新郎身穿婚礼服,手捧木雁,乘车到女家,使两人各手持一个红蜡烛(不必点燃),坐于车后。到女家,在大门外等候。新郎就头戴爵弁,身穿c裳,亲自迎接新娘。跟随新郎的管事人员全部身穿玄端。c裳,是指上衣用黑色面料而用红色为边缘;下衣用浅红色面料而用黑色为边缘,大带也用黑色,象征阳气下行。

(2)新娘:

更妆,开面:清早,新娘于闺房中试穿嫁衣、定妆,进行最后修订并聆听父母训示。日落前两个时辰内,新娘整装在家等候新郎。新娘梳理好发式,士的新娘梳成,即将头发做成长短参差的样子,然后,戴好首饰。身穿黑色面料的丝衣,以c色(即浅红色)为衣缘。女子的上衣和下裳用同样颜色的面料,表示德行专一;以c色为衣缘,c色属阴,意味着阴气上行,上交于阳,象征女子出嫁成家而担当起新的责任。妇人不常穿浅红色衣缘的衣服,婚礼不按平时服装穿用,而穿盛装。站立在房屋之中,面向南方。

(3)亲迎:新郎到新娘家迎娶新娘。

新郎亲自前往,在家中接受母亲教导,从母亲手里接过聘礼。婿以雁做贽礼叩门登堂。此时新娘在闺房等候,新郎到客厅,向新娘的父母请求将女儿下嫁,新娘父母谦称后同意。新郎入新娘闺房,新娘已穿上结婚礼服,向南站在房中。如果有条件,可以请新娘的一位嫂子、婶子、姑姑或者姨妈等已婚的较年轻的女性长辈担任新娘的“姆”。 姆为其梳发、插上发笄、结缨(用红绳系在头发上),谆谆教导。姆站在新娘右边,负责向新娘提示礼仪。新娘的伴娘则站在后面。新郎新娘携手出房。接着,新娘的姆给她在腰间系上一条带子,并接上佩巾,然后告戒她道:“勤勉、恭敬,孝顺公婆。”随后,新郎新娘再拜别新娘的父母,登车离去。

第二部分:正婚礼的婚礼仪程(是传统婚俗的重点部分)。

(1)迎礼就位:

古琴演奏:背景音乐《花好月圆》。

司仪:

各位来宾,在这个吉日良辰,大家将要见证一位君子和一位淑女喜结良缘,共成连理。大家将要见到的,是依据华夏传统而制订的周制婚礼。周制婚礼重视庄重典雅,因为婚姻是神圣的、庄严的,它是人生一件大事。所以,君子重视婚礼。我们的婚礼为什么选择黄昏时候举行呢?因为这是“阳往而阴来”的时候。所谓“阳往阴来”,意味着阳气要把生机藏在阴气之中,以便使生机不断。简单介绍完毕,下面有请新人的双方父母、领导和媒人就位。

司仪:有请新郎、新娘。

赞者: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1]

(新郎在前,新娘随后,行礼然后跪坐。)

(2)夫妻沃盥:

古琴演奏:背景音乐《高山》。

司仪:华夏礼仪,重视洁净,所以,新郎和新娘在行礼时,都要洗净双手。

赞者: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1]

(同时男女执事负责帮新人行沃盥礼)

(3)证婚祝告:

赞者:宣读结婚证书,为新婚夫妇证婚,并宣读祝辞。

吉日良辰,喜成婚姻。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窈窕淑女,得其佳偶。恺悌君子,诚敬迎新。

衣冠黼黻,光耀门庭。华服夏礼,琴瑟和鸣。

合卺同牢,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福寿康宁。

尊祖敬宗,诗礼传家。五世其昌,和乐无涯。

天作之合,两姓亲睦。乾健坤顺,既融且洽。

高朋满座,觥筹交错。弦歌绕粱,齐欢共贺。

礼仪既备,肴馔既陈。鸾凤和谐,普天同乐。

(赞者从新郎身后退回原位。)

(4)夫妻拜堂:

司仪:

天地无私,养育人类。尊祖敬宗,光耀门楣。

一拜天地祖先:拜―兴;拜―兴;拜―兴。

父母之恩,没齿不忘。孝顺父母,礼所应当。

再拜父母高堂:拜―兴;拜―兴;拜―兴。

夫唱妇随,百年好合。相敬如宾,白头偕老。

夫妻相互交拜:拜―兴;拜―兴;拜―兴。

(5)同牢合卺:

古琴演奏背景音乐《关雎》。

(男女执事把几案搬过来,放在新郎新娘中间。几案上有事先准备好的东西:猪肺、猪脊骨、猪肝、猪肋骨,整鸡,(有一部分分割好),分别放在四个小盘中;筷子两双;合卺一对;米饭两碗。)

司仪:

有请赞者,为新郎新娘主持同牢合卺。即夫妇要共食同一牲之肉,共饮一杯之酒。

新郎对新娘行揖礼,请她入席,二人对面一起坐下。同牢:开始食用一块肉食,只象征性地吃三次。此时司仪可以说一些比较吉祥、夫妻共勉的话语。

合卺:侍者托盘上放两对酒杯,伴郎伴娘斟酒分别奉给新人,饮半杯,由伴郎伴娘交换给新人互饮剩余半杯。第三次奉以红丝线牵连的卺杯一对(用象征夫妻同甘共苦的匏瓜(葫芦),新人执卺杯各自饮半杯后交换,饮干。礼成,撤馔。

新人起身,互拜,答谢赞者。

(6)解缨结发:

司仪:

请新婿亲自为新娘解去头发上的作为婚礼信物的缨。

(新郎亲自为新娘解下缨。)

请赞者为新郎新娘结发。

新郎和新娘把对方的头发各剪下一点,分别装在一个小锦囊里,然后把装新人头发的两个小锦囊装到一个大锦囊中扎紧,把新人的头发梳结在一起,意味着夫妇两人永远连在了一起,由此而成为结发夫妻,永不分离。

(7)拜谢父母:

正婚礼成后新人拜见双方父母,新人奉茶拜谢,同时新人改口。

(8)拜谢众人:拜谢媒人、双方领导、双方新朋好友。

第三部分:饮宴娱乐

播放传统音乐曲目。

可以安排新郎新娘换装敬酒,设投壶、猜谜的娱乐活动增加欢乐气氛(可以设奖,奖品为糖果),最后发放喜糖。

3.传统婚礼礼仪程序的研究意义

篇3

当“无为”的黄老思想不能满足中央集权,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应时改造儒家理论,并建议朝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道路正式开始。

经董仲舒等儒家学者改造的儒家法律指导思想大概如下:(1)法自君出、王者法天的神权思想,即“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利用神权使皇帝的权威合法化。(2)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的教化思想,主张以教化为主要手段,以法律制裁为辅助手段来维护伦理道德,实现统治。(3)确定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自此三纲五常成为了社会道德准则,也是社会立法的根本标准。

通过儒家化的法律,除了在理论上的表现外,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从汉武帝时起,著名的儒家学者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决狱,把儒家思想引入司法实践。“春秋决狱”的具体含义是在判案时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经义或一些京警句言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罪行及适用法律的更具,其主要目的是以等级统治的忠孝伦理纲常作为立法和用法的指导原则。“春秋决狱”成为风气之后,儒家扩大范围,根据其他的儒家经典断狱,史家称之为“引经决狱”。儒家用一些著作对法律进行解释,当法律解释著作得到皇帝的批准,法律也就儒家化了。从“春秋决狱”到后来的《春秋决事比》,再有“死罪秋冬行刑”、“大赦惯例”等都体现了一套以儒家“礼教”为核心,吸收了众多思想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分裂又大融合的动荡时期,法律儒家化却并没有停滞而是继续发展深化。儒家思想继续向法律全面渗透,开辟了儒法结合的新途径。首先,封建五刑制度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它的特色是以劳役刑和身体刑为主。在封建等级特权方面,出现了“八议”之法和“官当”制度。其中,“八议”之法使封建贵族的司法特权得以公开化;使得部分官僚取得了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封建等级特权。而法律允许贵族官僚用官品的爵位抵挡徒流罪则使法律对封建等级特权的维护更加严密。在罪刑确立标准方面儒家化的进程也很迅速,比较著名的是出现了“准五服以治罪”和“重罪十条”。“准五服以治罪”是对于亲属间的互相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定罪量刑,它反映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父权、夫权思想,强调了上下、尊卑、贵贱、亲疏的封建等级秩序,实质上是“同罪异罚”原则在家族范围内的体现。而“重罪十条”涉及到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各个方面,包含了儒家伦理纲常的基本内容。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家族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这一个大时期儒家思想法律化的特点主要在于以礼入法,法律儒家化继续深化。

隋唐时期,隋文帝杨坚的《开皇律》使中国法律儒家化在法典形式方面初步定型。它确定了封建法典体例、确立封建五刑、定型“十恶”、进一步扩大贵族官僚特权。但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完全形成则在唐朝。唐朝法律的最大特点在于“德主刑辅、礼法并用”而《唐律》更被称为“一准乎礼”。“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唐代,统治者力图做到德刑相济、礼法并用,即重视“德”的指导作用,又不放弃刑罚的使用。《唐律》十分重视以礼为立法依据。严格维护父权、夫权、族权。赋予尊长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力并进一步确立男尊女卑而且严格要求婚姻制度与儒家礼治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唐律》最终完善了封建伦常关系和嫡庶之别”。此外,《唐律》在以礼注释经典、完善司法原则与制度方面都将法律儒家化完善地巩固下来。可以肯定地说,唐代这一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定型时期最终完成了整个封建帝国的礼法合一。

篇4

论文摘要:哭嫁歌是一种曾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古老习俗,我国汉、土家、藏、彝、壮等族都有这一婚姻风俗,土家族的哭嫁歌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还是从其内容的丰富、音乐的精妙等来看,都具有代表性。哭嫁歌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果丰厚,但也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从以前的对文化事象的关注到深入女性心理是哭嫁歌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哭嫁歌是在哭嫁仪式上所唱的抒情歌谣。所谓哭嫁,亦称“哭出嫁”、“哭嫁囡”、“哭轿”、“开叹情”、“啼惨切”,汉、土家、藏、彝、壮等族婚姻风俗,是新娘出嫁时履行的哭唱仪式活动。它也是一种曾广泛地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古老习俗。在我国,中南、西南、华东、西北甚为风行;在国外,当作仪礼的哭唱与哀泣,不仅发现于印度,还发现于近代的希腊以及德国一些地方的婚嫁过程中。我国上古典籍中极少有哭嫁的记载,学者们仅从一些只言片语觅其踪迹,如《周易·爻词》中有:“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白马班如,泣血涟如”,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关于哭嫁习俗的最早记载,即把这一习俗与掠夺婚联系起来。《礼记》卷第六《曾子问第七》有:“孔子日:‘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先秦存在哭嫁之俗的证据。不过,真正明确记录哭嫁歌的还是南宋时进士周去非《岑外代答》卷四《风土门·送老》,其中说到:

岭南嫁女之日,新人盛饰庙坐,少女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婉,各致殷勤,名日“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静江人倚《苏幕遮》为声,钦人倚《人月圆》,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乡党男子群往观之,或于稠人中发歌,以调女伴,女伴知其谓谁,亦歌以答之,颇穷中其家之隐匿,往往以此致争,亦或以此心许。

到了清代,一些地方志中出现了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如嘉庆年问湖南的《宁远县治》卷二,记下了该省南部五个州县哭嫁歌的流行情况:

宁俗:于嫁女前一夕,具酒馔,集妇女歌唱。歌阕,母女及诸故伯姊,环向而哭,循叠相继,达署乃止。此风不知始于何时,而道、宁、永、江、新五州,如出一辙。

清末光绪年间,广西《迁江县志》卷三有:

婚嫁,女家于前三日,请亲友妇女,终夜唱歌,谓之“离别歌”,言其别父母兄弟之情也。又谓之“送老歌”,言其姑表姊妹,送之偕老也。

民国初年以后,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多了起来,如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刘万章的《广州旧婚俗》、王兴瑞、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黄占梅等主修的《桂平县志》,以及解放后的各种风俗志、婚俗志、地方志都有相关的内容。“从哭嫁歌文本内容来看,涉及封建社会生活较多,应该是这个时期才真正成熟并习以为俗的。近代,哭嫁之俗尤甚,有“不哭不发,越哭越发”之说。民国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婚姻家庭制度随之变革,哭嫁歌亦失去生存的土壤,渐趋消亡。现在,仅在交通闭塞、落后贫困的某些边远地区(如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尚有残留现象。

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处在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 (哭嫁歌便是其中一例,八十年代在该地许多地方仍然流行“陪十姊妹”风俗。直至今天,在偏远的山村,也还有姑娘在出嫁时哭嫁。虽然哭嫁之俗在本地曾盛行,至今尚存哭嫁遗俗,但有关土家族哭嫁歌的文献材料却很少,现可见的最早的是清乾隆时期著名土家族诗人彭秋潭的一首竹枝词:

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

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

此外,我们可以从本地区各地方志中了解到土家族哭嫁歌的基本情况。如《利川市志》记载:

本地姑娘出嫁兴“哭嫁”。不哭、哭不好则被认为不吉利,不能干,因此,凡姑娘从小就要学“哭嫁”。“哭嫁”时间一般3~7天,多则长达一月之久,每天傍晚开始,半夜方休,哭时一般都有九个未婚少女陪伴,俗称陪十姊妹。越近嫁期,陪哭者越多,哭声越大。哭爹妈的恩情,哭姊妹的离别,哭兄弟的情义,哭出嫁后做媳妇的苦楚,其情切切,哭而不哀,以哭代歌,悲喜参半。上轿前夜,姑娘要跪在家亲内戚面前一个一个的哭诉,既道离别,又讨“打发”,通宵达旦,直至次日上轿方掩面收场。

《长阳县志》则简要记录了“陪十姊妹”的情形:

女出嫁前一二日,女家须请人为其“开脸”(扯苦头发),“上头”(束发挽簪),然后“请少女九人,合女而十,陪十姊妹”,唱姊妹歌,互道离别情。出嫁女自唱名“哭嫁”,其歌哀婉缠绵动情。

恩施、建始、巴东、鹤峰、成丰、宣恩、来凤等地的县志也有类似记载。

虽然许多民族都有哭嫁歌,但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还是从其内容的丰富、音乐的精妙等来看,鄂西土家族的哭嫁歌都具有代表性。而且,当地参与过或者观看过哭嫁的民众对哭嫁歌的深刻记忆使我们有可能更为真实、生动地了解哭嫁歌在历史上兴盛的真正原因。

对哭嫁歌的研究,始于拉法格1886年《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一文;我国则以三十年代末期刘伟民先生对广东东莞婚歌的搜集与研究为发端。此后,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哭嫁歌作了进一步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一)哭嫁歌的搜集与整理

哭嫁歌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直到刘伟民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才逐步引起重视,真正有代表性的成果则出现在更晚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武汉大学中文系土家族文艺调查组等搜集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土家族的《哭嫁歌》,上海民间文学调查组搜集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上海奉贤县、南汇县的《哭出嫁》,以及田宏鹄、田永江整理,1990年出版的贵州铜仁地区《哭嫁歌》是笔者见过的最完整的本子。《中国歌谣集成》中已出版的各省分卷则是哭嫁歌搜集的最新成果,如:《中国歌谣集成·湖南卷》有土家、苗、瑶、侗等民族的25首哭嫁歌;《中国歌谣集成·海南卷》有2首;《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有壮族哭嫁歌29首,仫佬族哭嫁歌3首;《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有6首哭嫁歌。《中国歌谣集成·湖北卷》恩施市、利川市及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等的歌谣分册则搜集了更多的、丰富的鄂西土家族哭嫁歌。这些资料,为哭嫁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哭嫁歌史学研究:主要是溯源及历史发展研究

学者们关注哭嫁歌的起源问题,发表了许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主要有:向国平的《“哭嫁”俗源浅说》,万建中的《“哭嫁”习俗溯源》,黄近海的《土家族哭嫁习俗起源探讨》]‘眦。等。更多的是在其它的研究中旁及这个问题。他们的主要观点有两种:(1)哭嫁歌是古代掠夺婚的遗留;(2)哭嫁歌是封建买卖婚姻制度的产物。法国学者雅古·勒穆瓦纳(Jacqes lemoine)认为,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中国大部分人类学家探讨女性地位问题的指南。聊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正是据此认为哭嫁是女权丧失后,女性们对以往权力的追忆与向往,是对男权的控诉与抗议。哭嫁歌中大量的谴责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之罪恶的内容则使学者们找到了催生哭嫁歌的又一重要原因,即封建婚姻制度。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多种因素影响说,如天鹰先生说:“哭嫁歌与其说是受某一种婚姻制度的影响而形成的,还不如说它是在人类历史上几种婚姻制度的影响下发展过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对“哭嫁”习俗进行了历史的动态考察。其一为谭达先先生,他在《中国婚姻仪式歌谣研究》下篇《中国哭嫁歌研究》中有《哭嫁的发展简史》专章,首次描述了哭嫁歌的发展史;另一位是万建中先生,他的《“哭嫁”习俗意蕴的流程》踟则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哭嫁”习俗作了详细论述,清晰梳理了其意蕴的发展轨迹,从而揭示出其之所以源远流长的内在动因。

(三)对哭嫁歌的民间文艺学研究

从民间文艺学的视角来说,哭嫁歌属于仪式歌,它饱含女性浓郁的情感,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呈现出奇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民间文艺研究者的目光。他们试图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来解读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质、民俗心理。天鹰先生的《(哭嫁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与刘守华、巫瑞书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中《(哭嫁歌)鉴赏》为这种研究的代表。天鹰先生指出:《哭嫁歌》是一首富有思想内容的歌,它一般的虽有一套基本相同的歌辞,也是基于历代妇女命运相同的缘故,它是用历代妇女的血泪凝成的。艺术上,则从人物形象刻划,语言方面予以肯定。《(哭嫁歌)鉴赏》则分析了该抒情长诗的抒情线索:抗议——控诉——告别,探寻《哭嫁歌》之“哭”的主要奥秘所在,并从婚姻史、女性心理、文化娱乐等角度揭示其深层蕴含。

(四)哭嫁歌的社会功能研究

任何一种民俗文化事象之所以能存在,必有其实际的社会功能。哭嫁歌范围广、长时间存在与其实际功能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者们从民俗学的角度审视哭嫁歌的社会功能。刘孝瑜较早指出,土家先民的哭嫁是把“成年礼和婚礼结合在一起,与古代汉人把成年礼和婚礼分开举行不同。”“嘲’稍后有向柏松的《哭嫁习俗的成年礼意义》,‘哪’该文作者利用民族学、民俗学资料探讨哭嫁习俗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实用价值,认为哭嫁习俗具有成年礼的意义。程蔷则从婚前教育与哭嫁风俗之关系的角度指出,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婚姻是其生命历程中关键的一环,哭嫁习俗实际地起到了婚前教育的作用,既能教导、训诫嫁娘,使其顺利完成角色转换,亦提供了宣泄临嫁时复杂矛盾情感的机会。

(五)哭嫁歌的音乐及其它研究

哭嫁歌属于民歌中的一种,因此,音乐研究者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哭嫁歌。香港中文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余咏宇的《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副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本着“从文化中研究音乐”(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的精神,作者根据田野调查得来的丰富资料,结合已有的妇女音乐研究成果,深入研究,发掘土家族哭嫁歌的音乐特征,兼论其社会涵义。

纵观学界对哭嫁歌的研究,其成果是丰硕的,资料的日趋完备为各种取向的研究提供了可能;逐步深入的各种研究又使我们对哭嫁歌有了愈来愈清晰、愈来愈全面的认识。大致来说,前人研究哭嫁歌注重文化事项本身,有的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寻找哭嫁歌的蛛丝马迹,有的在哭嫁歌的演唱形式中寻找其艺术特色,有的根据哭嫁歌文本挖掘其社会文化内涵,但这些研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哭嫁歌,却很少有人关注哭嫁歌的主体——即创作、演唱、传承哭嫁歌的人。例如,很少有人关注亲自经历过或目睹过哭嫁的民众对哭嫁歌的记忆,也很少有人将视角定位在哭嫁歌的主体心理上。我们以为,这是到目前为止哭嫁歌研究中的缺憾,不过,这种缺憾倒是留下了哭嫁歌研究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研究者可以从主体出发,运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对哭嫁歌作更深入地探析。

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校园文化、融入、当代大学生

高校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方面甚至引导着社会文化的进步。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思想多样化的新形势下,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地位,有助于使高校校园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助于使广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分清是非、健康成长,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1)校园文化建设在物质方面投入较多,在精神方面投入不够。

高校是培养国家人才的地方,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好的校园文化,不可能造就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受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许多高校只重视物质文化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化建设。在高校掀起的旧校区改建、新校区建设热潮中,许多院校一味强调美化校园环境,重视物质条件的改善,殊不知精神文化才是校园文化真正的核心内涵,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忽略了精神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只能流于形式。

2)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多局限在学生管理和娱乐层面,思想意识教育功能没有得到彰显。

校园文化虽然有管理和娱乐的功能,但更重要的却是它的思想教育功能、控制功能和导向功能。校园文化的实质是赋予大学生一种文化意识,使其长期置身于浓郁的精神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和感染,不自觉地形成一定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

3)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影响,使大学生价值观易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革的当代,各种非主流文化蜂拥而来,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社会思潮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趋势凸显,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群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等级观念与平等意识的冲突在大学生群体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果不对这些社会思潮加以引导,势必会使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偏离方向,从而影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文化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地位。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高校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积极探索融入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努力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从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要发挥校园文化熏陶作用,运用理论、文化、宣传等手段对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取向加以正确的舆论引导,通过科学的管理、完善的制度、健康活泼的集体活动来营造一种明朗、健康、活泼、有序的文化氛围,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有凝聚力的校园文化,给学生以积极的影响。

1)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课的主阵地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紧紧围绕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内容积极创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在方法上也要不断创新,传统的教育模式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忽视受教育者的真实需求,缺乏思想的交流与共鸣。要改革思想政治课"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针对学生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切身利益问题,多给学生提问和讨论的机会,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引导并激励学生,最大限度的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2)积极打造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

目前,高校校园中客观地存在着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抵触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的传播和蔓延侵蚀着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如何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的社会思潮,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积极探索校园文化品牌建设,是校园文化发展的更高追求,也是高校特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应该从办学思路与特点,人才培养思路出发,整合和挖掘学校的文化资源,融入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广泛开展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益校园文化,营造与办学特色、育人目标相匹配的校园文化。

3)将主题活动、素质拓展、专业渗透相结合,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阵地。

首先,要高度重视主题活动建设,将价值观教育的主题与学生活动相结合,在活动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其次,要重视拓展训练。通过有计划的活动和创设有意义的情境,创造富有吸引力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通过体验、分享和交流,达到改善情感、观念、态度、行为等综合素养的体验式教育。最后,要重视专业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全体教师的应尽职责,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于专业教学的全过程,特别是专业实践教学之中。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重视三个结合。

第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和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学生更易接受,效果更好。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关于教育下一代如何做人、做事的精辟论述,例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等,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很重要的内容。

第二,要与中国国情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但是,一切优秀的世界文化成果要真正在中国发展,必须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如果不和中国现实国情结合,让大学生脱离了中国国情这个实际,可能导致他们不知所措。

第三,要与学生实际结合。现在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居多,产生了一些现实的价值追求判断上的新问题。现在的大学生存在厌恶劳动、强调自我价值、缺乏责任感、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等不良问题。如何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崇高的理想,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校园环境,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与学校管理尤为重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融入"要全面,符合高校实际,推动建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

一是融入教育教学,形成各级学校有机衔接的课程教材和教育教学体系。

二是融入社会实践,形成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实践育人模式。

三是融入文化育人,形成涵养优秀传统文化和校园文化品牌的培育机制。

四是融入制度建设,形成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列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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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天下。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的在日本的应用。

古代日本经济以农业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要求强化集中的生产管理,多样性反而更适合。在这种请款下,“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等成为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日本的农民只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上交的产品少些,能维持再生产,就能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在行政权利的平衡方面,中过儒家思想却又有着非常精致的设计。这中设计并非儒家的专利,还包括有韩非子集其达成的法家思想等,尤其是法、术、势的思想。法家思想的主流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设计的,所以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之术又很容易被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所应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人自称自己为“大和民族”,其他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这一民族精神是日本成为一个非常团且和具有向心力的国家,这就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文化的影响。并且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博怀、海纳百川的文化观念使得日本有着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让日本有着善于学习的精神。

(二)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日本的长期雇佣制和年工资制实际上取消了雇佣制的作用,而企业内工会又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调节组织与参与组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伦理、组织文化和管理哲学来实现。

中国儒家思想中“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所吸取并且加以改造,把“和谐高于一切”作为自己企业的目标,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不把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互相之间的扶持和帮助。

(三)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在日本进入七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十七条宪法》的制定,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当时它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第一条内容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完全体现出了当时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法制极其深的影响。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在法制文化中的应用发展。其第九条“信是义本、事有信”也是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

三、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扬弃。

中国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性的目标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政治上的保守性。事实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无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每有太大的创新,生产力也没有显著的进度。在技术、管理组织等方面,严格来说,进度也不大。甚至进入明治维新时期,还在沿用之前的组织管理措施。

在现代日本仍然重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人本主义依然受关注。在现代社会,过度迅速的组织接替,尤其是巨大组织的解体,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日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大型金融集团、大型企业,维持稳定。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为了保护部分特权阶层及维持自身的道德优先地位,日本有用道德约束来代替法律约束,所谓“刑不上大夫”。由此,特权阶层的过渡膨胀反过来又侵蚀了组织,这是日本历史上的普遍现象。

参考文献:

[1]查理得·科特。《无治而治》,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2]严绍。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J].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

[3]崔景明,赵秀兰。“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05)。

篇7

关键词:儒家文化;认同现状;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48-02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经过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可塑性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因此,面对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文化因素,大学生极易产生文化叛逆,形成文化认同危机。

一、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现状

本文以对哈尔滨工程大学187名学生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分析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现状,以期引起高校理论界的重视。

1.大学生了解儒家文化的来源单一且学校资源利用不足

数据显示,被调查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了解来源依次是书籍书刊、中小学教育、电视节目、网络媒体、学校讲座、家庭氛围影响以及相关课外实践活动。当代大学生很大一部分没有受过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家长大多忽略了文化素质的教育,只有16.1%的学生表示受过家庭氛围的影响。而且,在校大学生没有很好地利用学校资源,187人中仅有46人通过学校讲座了解儒家文化,仅占到24.6%,这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流失;学校也没有很好地开展相关课外实践活动,这一项仅有6.42%的同学选择。

2.大学生对大学开设实用性学科认同度较高

大学生对高校开设实用性学科的认同度较高,69.5%的学生非常赞同在大学多开设一些类似《西方经济学》、《证券投资》等实用性强的课程。相反,受调查大学生中,仅有32.6%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在大学开设《儒家文化经典导读》这门课程,54.0%的学生认为比较有必要,占了绝大多数;而受调查的大多数理工科学生都对此表示不赞同。

3.对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认同度较高

从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66.8%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有利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其中“孝”的影响首当其冲,70.6%的大学生认为儒家文化对其最大的影响就是“孝”,往后依次是“信”、“礼”、“义”、“悌”、“耻”、“忠”,以及“廉”。关于儒家文化在当代存在的意义为何,64.7%的学生认为是“修身之术”,34.2%的学生认为是“对教育的贡献”,但是仍有3.2%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是陈旧的思想,只会让人呆板。

4.对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及传播方式的不认同

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以及传播方式不认同。15.0%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在当代存在的意义是沿袭古老传统,11.8%的学生认为是文人学者做学问的工具,11.2%的学生认为是政治统治。对于当下很多文化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研究并配合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的现象,54.0%的学生认为此现象意义重大,是对儒家文化的肯定和弘扬,42.3%的学生认为这样意义不大,能有正面影响,但多数情况是为了炒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有较强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只是选择性认同。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中已经出现了儒家文化认同危机。

二、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出现认同危机的原因分析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蕴含着很多的精华思想,然而,高校的重理轻文现象、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以及网络媒体的无序失控等因素却强烈冲击着大学生还处于形成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致使部分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出现了危机。

1.儒家文化的思想弊端

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是束缚人们行动和思想自由的枷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中较为明显的弊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且这种成分划分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等级观念造就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抹杀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而中国很多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或见证过很多这样机会不平等的事情,这与他们学习的西方人权、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社会里人民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利是相反的,因此难以认同这种从儒家文化中得来的论出生、论血统的思想是有情可原的,对儒家文化也就难以认同。

2.大学生辨别能力较低

当代大学生固有的认知特点使他们对新事物怀有极强的好奇心,但是,在对文化的吸收过程中,他们往往带有幻想的色彩,不切合实际,不能准确、深刻、全面地认识问题;同时,他们的思想观念尚未成型,缺乏辩证分析、冷静处理与自觉抵制的能力,缺乏文化选择和文化辨别能力。加上他们成长于各种观念相互碰撞的时期,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他们往往手足无措,对健康、先进的文化和错误、没落的文化不加辨别,这使得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浅显思想表现得很认同,但是对内在深层次的隐形文化却不尽认同。

3.我国高等教育的惯性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表现出重科学轻人文的倾向,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理工科教育在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人文科学教育衰微,直接导致儒家文化难以进入大学校园。从调查问卷也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中小学教育,而进入大学之后几乎不再学习儒家经典,只关注外语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同时,高校中人文学科师资力量也较理工科专业的薄弱许多,教学方式也过于老套,还是以单向的说教、强制的灌输为主,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因此,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的衰微,势必造成儒家文化教育的失落和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疏离。

4.网络媒体的无序失控

互联网使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融于网中,敞开于世人面前,我国儒家文化同样卷入交织着交流与冲突的旋涡之中。其结果是,缺乏辨别能力的大学生很容易被俘获,无序失控的网络文化销蚀了他们对国家、民族、正义、价值等传统文化问题的深度思考,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停留在粗浅的表层理解上。此外,互联网的开放性也增加了社会生活的透明度。于是,社会生活不完善的一面更多地暴露在大学生面前,大学生在道德价值判断混乱的情况下,只能随波逐流,盲目追随社会上的一些认同观,因此对儒家文化产生认同危机。

三、提升大学生对儒家文化认同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今天,文化软实力已经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当前大学生儒家文化认同中出现的问题,也为了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我们必须提出有力的措施,以提升大学生对儒家文化认同的程度。

1.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文化是精华与糟粕的并存。大学生在传承儒家文化时,一方面要对儒家文化有自信心和自豪感,充分挖掘其内在的有意义的观点,如“仁爱”思想、“孝悌”之情、“修身”之术等,然后内化为自身的良好品质。另一方面,对其中的“三纲五常”等思想予以摒弃。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儒家思想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出正确而合理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2.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

大学生自身应当增加儒家文化知识储备并提升对儒家文化的认知,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文化的积极意义和重要性,珍惜儒家文化,自主积极地学习儒家经典,明白儒家文化不仅仅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而需要我们认同,更在于其内在深层次的伦理观意义与自我涵养。同时,高校应多举办一些有意义、有影响力的实践活动,如开设诵读儒家文化经典的比赛,又或者学校的各个讲坛可以积极发挥作用,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为大学生讲解儒家文化的精髓,使儒家文化内化为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大学生真正从心底接纳儒家文化。

3.改革高校人文教育方式

为使儒家文化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教育部应督促高校积极鼓励教师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儒家文化概论”等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并以学分制的形式列入教学大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同时,高校应注重人文学科师资力量的培养,引导教师以生动活泼、互动的形式授课,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并且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多带领学生参加有意义的实践活动,营造和谐校园文化。创设好校园文化环境,以氛围熏陶人,提升大学生对真善美的认知,在耳濡目染中将有助于大学生实现儒家文化经典的内化,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

4.加强对网络等媒体的监督与管理

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必须加强对现代传媒的引导、监督和管理,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网络、电影、电视及书报杂志等现代传媒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有关《论语》的讲座、书籍、电视节目的受欢迎程度,说明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要求,尤其在物质虽然丰饶充沛而精神却相对贫乏困惑的当下,人们更加渴求及时雨露对心田的滋润。相关部门尤其是高校要充分发挥现代传媒作用,加强监管和引导,以形成良好的网络氛围,以通俗、亲和的视角来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

四、结语

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其蕴含的深刻哲理和修身养性等观点,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关系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归属感,意义重大。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重视科学的今天,儒家文化缺乏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这一事实我们不可忽视,儒家思想必须得到更新、改变、转化和融通,必须要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将其义理以更为恰当合理的方式体现在现代生活当中。如何进一步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及完成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和融合,使大学生乃至普通民众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提升,是当下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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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赖美琴.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8).

[3]王玉丰.试探大学生文化认同现状与成因[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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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新儒家是指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新动向:儒家文化在民间社会和知识界一直处在复兴之中,并呈加速趋势。复兴的趋势,由早期以儿童为对象,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演变为以成年人为主的读经修行活动。

在新儒家群体看来,儒家文化的当代身份问题,可以转换为当代儒家文化团体和儒者个体的组织化问题,以及儒家文化复兴的现实路径问题。2012年新儒家发展的年度特征,主要表现为上述两方面勉力探索和形成共识。

儒家的组织化

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儒生文丛”第一辑共有三册,书名分别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这三册书可以视作最近十余年儒家文化复兴的理论成果汇编,故而书籍的出版引起学术界和思想界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这套文丛对“儒生”一词的使用。区别于儒家文化的普通研究者,“儒生”更强调个体对儒家的认同、儒家复兴的担当和儒家思想的践行。儒生应具备极高的典范人格和良好的学术品格,能够影响和造就一批以成就君子而自励、具有高尚人格品行的儒生,带动儒生群体的形成,传播儒家学说。这是实现儒家文化快速发展的正确路径。

有了儒生,下一步还要有儒生的团体组织,以组织的形式将全国自发的、松散的儒生个人和儒家社团联合起来,以便以一个统一的身份代表儒家,以及加强儒家团体和个人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帮助。2012年11月25日,一个由学生社团演变为社会团体的“儒社”正式成立,该社的宗旨是“崇文尚武,忠孝节义”。成立当天,儒社和在京多家儒家团体共同举办祭孔典礼,并举行了“儒士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令人惊奇的是,会上还有两名地方大区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地方儒社开展工作的情况。2012年末至2013年初,新儒家部分代表还将就全国性儒家社团的形成和组织问题进一步商议。儒家组织化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儒家社团,征得政府和社会的承认,代表儒家的当代身份和维护儒家的文化利益。

儒家复兴的路径

2012年,儒家群体在儒家复兴的具体路径方面有了更多讨论,也达成一些重要共识。儒家在当代复兴的具体路径,仍然是沿着清末康有为开出的三条道路继续前进。这三条道路分别是儒学、儒术和儒教。

所谓儒学就是把儒家文化首先当成是一种学说,以发展儒家学说的方式来发展儒家文化。康有为是第一个借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撰写儒家著作的人,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在他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儒学主要地就保存在“中国哲学”这个学科里。当前儒学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是国学领域内经学的复活,以及社会科学普遍出现重视和回归儒家文化的做法。

儒术则是发挥儒家文化的外王功能,以儒家倡导的仁爱为出发点,重构社会秩序,追求理想之治。中国人对政治本质的认识和政治兴替规律的把握,一直有其深刻和独到之处,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重要语汇,诸如小康、民本、和谐、惠民、民心向背等都出自儒家,甚至于论证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也还是要回到传统儒家的政治逻辑。当前儒家社会科学恰恰表现出一种很是明智的做法,面对中国现实问题时,将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相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是生硬地比附,而是回到儒家传统中找出当代思想的本原和根基,并为儒家诸如仁政、民本政治、和谐政治、大同社会等政治原则和政治追求,寻求适应的现代形式。2012年比较具有影响的一个会议是10月27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全国政治儒学与现代世界研讨会”,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讨论儒家“贤能政治”的当代意义。《文化纵横》在3月份发表的有关“人民儒学”的三篇文章,代表着政治儒学坚持和发展儒家学说人民性的最新动态,探求以民主、法治去承接儒家政治思想核心中的人民性与革命性。一些儒家学者重写中国秩序史和重新讨论儒家人权学说,也都为我们重新观察儒家政治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儒术是儒家学说落实于社会的方式,儒教则是儒学落实于人心的方式。儒教关注的是以儒家文化来帮助解决信仰问题。一些儒家学者将儒教作为儒家文化在当代可能存在的一个身份,为儒学的灵魂找到一个联系大众的身体,而另一些儒家学者认为儒教形态有可能使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一样,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丧失了曾经拥有的无所不在的“国教”身份,同时也为进入教育和政治体制内部带来障碍。此外,一些学者主张儒教应当彻底告别政治,走纯粹民间化宗教的道路,只关注信仰,不牵涉政治;一些学者则主张恢复儒教的国教地位,走官方路线。这其中的争论很多,一时也达不成一致意见,惟一达成共识的是各种探索,各自实践。2012年最为关注的事件则是儒家学者群体关于河南周口平坟事件的两度连署请愿和撰写相关文章。

如何看待正在兴起中的新儒家思潮

既不必把新儒家看作是当代思想中的异端,也不必把新儒家看作是当代社会中的另类。儒家在历史上其实是一再衰落,可又一再兴起。个中原因无非在于,人们始终要回归儒家以人民为“天”的政治信条,以仁爱建立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常道,以上下各自端正和相互校正、相互匡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

儒家的老店开了两千多年,儒生为每一代统治者讲述“政者,正也”和“民贵君轻”的道理,儒家迎来又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任何一个自以为是开天辟地的朝代,最后都得老实承认圣人从尧舜以来几千年悠久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道理,果真是颠扑不破。新儒家也好,儒生也罢,都不是什么特殊的一类,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较早认识到这一点的社会成员而已。

当我们整个社会通过弘扬儒家文化精华而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落在实处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中华民族先民“祖述尧舜”、“天下为公”的政治追求,走在迈向“大同”之治的中国梦的路上时,我们每个人都是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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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此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课题“儒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由于西方文化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层出不穷,道德滑坡现象严重,连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来都成为一个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和运用儒家文化,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如何让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我所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个很有时代意义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1 儒家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1.1 儒家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逐渐对当代的青年大学生产生剧烈冲击,使得很多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日趋淡化和削弱。他们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出现偏轨,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急需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儒家认为,爱国爱民、救国救民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肩负的责任,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爱国诗人陆游“位卑不敢忘忧国”的诗句,屈原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顽强抗敌,这些思想弘扬的都是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忠贞爱国的真情流露。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群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对于现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念和恶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整治和洗涤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让大学生学会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弘扬社会、国家、人民的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

1.2 儒家文化对于培养大学生高尚道德情操,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发展首先就应培养主客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文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孔子提出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严己待人之心以及“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诚信态度。“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孟子提出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关爱他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的宽容品质。无不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宽爱之心、孝道,谦虚谨慎等思想,对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对于培养大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增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

2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

2.1 重视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从知识源头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直接从文化典籍中汲取理想、价值、基本道德素养,允吸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经典中感受“仁”、“礼”之理,品悟出为人处世之大道理大智慧,从

而更好的为大学生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都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典籍,这些充满哲学思辨、人生智慧的著作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塑造人的品德的重要性。因此,重视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从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长足发展的切实立足点与内涵丰富的不竭源泉。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强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遭到冷落的普遍现象,我们应把传统文化作为必修课开设,让儒家文化普及到大学生日常课程的学习当中。大学生组建儒家文化典籍阅读爱好者社团,通过团体宣传的力量去感染每一个大学生,在寻找和发现儒家文化典籍的知识海洋中去修缮和加强自身道德水平。总而言之,我们应积极营造学习儒家文化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行动让大学生在传统文化中学习经典,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领域,从源头处发现,在行动中收获。

2.2 利用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加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面对传统文化在国内越来越遭到冷落的局面,大众传媒、网络绝对是一个有效传播儒家文化的有效方式,从而使儒家文化借助信息化时代的特有方式得到传承。我们应该用多渠道传播方式弘扬儒家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更好的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在校园生活中,学校可以组织学生看《百家讲坛》节目,从大师们的讲解中感受、学习和领悟儒家文化;在学校的班级实践活动上,也可以组织各个学习小组把通过电视、网络、杂志、论坛、广播中学习的儒家文化进行小组间的心得交流,以讨论的方式做到对儒家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扬弃,从而启迪智慧、陶冶情操,营造良好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以促进自身思想水平的提升。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时代的要求,积极的将儒家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将好的品质渗透到对每一个大学生人生观及价值观的教育之中,发挥文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并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做到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为了将诚信思想根植于当代大学生的头脑,成为他们心中永不磨灭的信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一)设置儒学课程,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笔者认为这是对当今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最基础手段。只有大量地阅读,学生才能从书中汲取文化营养,丰富自身内涵,提高自身修养,才能真正地置身于孔子的世界之中,同孔子一起享受诚信的滋养。

(二)校园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中体现的一种方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内在要求,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各学校要加大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方面的教育力度,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方面人手,使学生沐浴在诚信的氛围之中,加强对学生的身心影响。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园教育活动。就像理论来自实践一样,学生的素质修养来自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因此,举办各种各样的儒家经典文化教育活动,使其从活动中受到熏陶,让儒家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当中,形成他们自身的一种素质。这些活动或者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儒家诚信讲座,或者是举办各种各样的儒家诚信文化知识竞赛,或者是举办诚信演讲比赛等,更具有意义的应该是参与做一些诚信的实践。总之,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儒家文化在完善人格、开发智力潜能、形成宏伟理想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等方面具有切实有效的作用。儒家文化中的诚信,是儒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远来说,都能抑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中形成的名利思想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来自西方的腐朽文化的不良影响,对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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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上世代生存繁衍着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在这片以仁义著称的大庄上生活的各种角色或高贵或卑贱,或豪壮或惨烈,他们的行为举止无不体现着儒家文化的印迹:为脸面、为后继有人、为光耀门楣等等。“白嘉轩作为白、鹿两姓组成的家族的族长,无论在个人立身处世,还是在对族人的教化约束方面,都是恪守正统的儒家文化道德规范的,是正统的儒家文化在家族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314页)。然而,当其为温饱、为生存纠缠于财、权、利、欲的无休止的谋划与争斗中,人类生存的自然性又驱使他冲破儒家文化道德性的束缚。因此,白嘉轩在《白鹿原》中不仅展现了对儒家文化道德性的认同,而且也体现出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纠结冲突这一重大问题,本文将对其进行浅析。

一、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的内涵

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两个概念: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美誉。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中,儒家文化的道德性无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所谓儒家文化道德性,就是以天道(上天意志的表现、吉凶祸福的征兆)为核心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等级秩序和亲疏关系,其外在方面即是对天道的尊崇,内在方面便是以血缘及拟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如中国古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这种儒家文化道德性主要“以理人伦”为真正切实的道德要求,“以顺天德”为真正可行的行为规范,带有较强的群体本位主义色彩,其具体内容表现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人类生存的自然性则主要强调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为生活所做出的各种努力,笔者认为主要包括生存问题和问题两个方面。生存,就是活下去,如为维持生命我们必须吃饭喝水;面对野兽侵袭,我们用工具等保护自己;遇到自然灾害,我们会想办法生存下去等。就是此个体与彼个体渴望发生性关系或肉体接触的欲望。在生存和中,繁衍后代成了他们的交集。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面来看,也就是所谓本能。弗洛伊德将本能区分为两大类,“使相当规模于人类的两大需要――即饥和爱”,也即“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前者包举个体的生存,延续及发展。后者兼括幼稚的及反常的性生活。”([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5页)

《白鹿原》中,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的纠结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白嘉轩自身来说,他的确是儒家文化道德性的代表,但他也只是芸芸众生里具有人类生存自然性的一员,也要为娶妻、为温饱等生活琐事做出努力;另一方面,从白嘉轩与他人的关系来说,他用儒家文化道德性约束别人时,不免也侵害了他人的生存自然性。

二、白嘉轩自身体现的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的纠结冲突

《白鹿原》一开篇就叙述了两件耐人寻味的大事:一是白嘉轩的六丧六娶,二是秉德老汉之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初次亮相的白嘉轩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本色农民,他与千千万万个农民并无二致,生存和生育就是他的根本目的和最低要求。他所渴求的只不过是娶一房不会被他“克死”的女人而已。秉德老汉的死,促使白嘉轩开始独立成长。就像任何血气方刚、年少气盛的青年一样,他必须得到自己身边父辈人物(如父母、老师或上级等)的认同,才能被正常的社会文化秩序接纳。

在朱先生的示范和引导下,白嘉轩儒家道德人格开始逐渐形成。修身、齐家、治村,他始终以传统道德的维护者自居。他带头翻修祠堂,又正民风、立乡约,将儒家的道德观念灌注于具体的日常行为准则中,使普遍的道德原则转换为乡民的实践理性。因此,当“乌鸦兵”征粮让白嘉轩敲锣时,他说:“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旁的粮不纳。这个锣我不敲。”(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后同)

白嘉轩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在他自己的人生路程中,这种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发生冲突时,人类生存自然性也不自觉地站到了首位。因此,对于发现蕴藏着白鹿精灵的风水宝地,白嘉轩认为这是冥冥之中神灵给他的精确绝妙的安排。于是,他选择了一个与儒家“君子义以为上”精神完全相悖的做法:在一系列不动声色的苦难表演之后,白嘉轩自作主张地用自家天字号的水地巧取了鹿家的风水宝地。一时间白鹿村闲话骤起,说白嘉轩急着讨婆娘卖掉了天字号水地,竟然不敢给老娘说清道明,熬光棍熬得受不住了云云,白嘉轩又因此背上了“不孝”的罪名。是磨难把白嘉轩逼到了道德的边缘,为了生存,他只能挣扎,反抗。

三媳妇不育,吃了不少药,费了好多周折也没有起色。当冷先生提出问题可能出在孝义身上,建议“上一回棒槌会”;当“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礼记・曲礼》)的“礼”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训诫以及族长的颜面相抗衡时,白嘉轩选择了一个更为周密的方案:找兔娃(白家长工鹿三的二儿子)借种。这似乎并没有动摇白嘉轩在白鹿原的权威地位,可见,孔子所谓的“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并非完全有道理。

一个凡人总是有亲情的至诚流露,正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中庸》)。他爱妻子仙草,在妻子生育白灵的时候,白嘉轩生平第一次进厨房为她烧水端水,她“感动得流下眼泪”。第二次让仙草大为感动则是在她将死之时,白嘉轩“僵硬的身躯颇抖了一下,跌跌撞撞地从庭院的砖地上奔过来,踩着了绿色的秽物差点滑倒,双手抓住仙草的胳臂呜哇一声哭了”。自从进了这个屋,仙草还没见过丈夫单独面对她哭得伤心至此,这是头一回。

人生最苦的莫过于生离死别了,将死之人的最后心愿又有谁会不尽力去实现呢?恐怕只有白嘉轩了。仙草乞求再看一眼马驹和灵灵,白嘉轩表面上答应了妻子的请求,背地里却不让鹿三真正去寻这两个孩子回来。作为族长的白嘉轩还要顾及自己的脸面啊,这两个忤逆的东西破坏了族规,让他的颜面尽丧,怎么可以寻回来呢?

三、白嘉轩固守的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他人追求生存自然性的冲突

给予白嘉轩沉重打击的白孝文是在极其严酷的家教中成长起来的。曾经他“神态端庄,对一切人都彬彬有礼,不苟言笑,绝无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语,明显地有别于一般乡村 青年自由随便的样子”,“更机敏,外表上更持重,处事更练达”。白嘉轩经过长期观察和无数次对比认定,由孝文将来统领家事和继任族长是合法且合适的。

当孝文第一次在全族老少面前露脸主持最隆重的奠基仪式,当孝文站在祭坛上,手里拿着《乡约》底本面对众人领头朗读,我们不能不说一个“既有学识又懂礼仪且仪表堂堂的族长”成长起来了!

在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中,长兄如父;在白嘉轩这个白鹿原上的名望之家,孝文必须提前把握好自己道德人格的走向,哪怕与妻子的也应该节制。白嘉轩说得好:“你得明白,你在这院子里是――长子!”因此,孝文必须时时处处都以未来族长的身份自居,收起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被传统道德文化所接纳。可他最终没有经得起女色的诱惑,走向了堕落的深渊。也许,这样对传统的叛逃不能完全责怪孝文,在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道德人格压抑着他的自然欲望,压抑得太久了。当现实残忍地把小娥推向死亡的绝境,面对她死后不散的冤魂,白嘉轩竟然不顾众族人的反对,不但没有为小娥修庙超度亡灵,反而筑起一座“镇妖塔”,让冤死的小娥永世不得翻身。

这些都确切地验证了白嘉轩在白鹿村作为族长的权威和号召力,也深切地展现了儒家文化道德性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的位置。白嘉轩那“挺得太直的腰”和一副“神像面孔”也成了一种象征,使得顽劣之人都会油然生出一种时刻可能被征服的恐惧,比如黑娃。这个内心潜藏着顽强自我意识的人,却连带媳妇进祠堂拜祭的权利都没有。他派人打断了白嘉轩的腰,抢劫威胁白嘉轩,最终还得跨进了原来所鄙视并砸毁的祠堂;见到蜷着身躯的白嘉轩,还是不由自主扑通一声跪下,满含热泪地说:“黑娃知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