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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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封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起源；小农经济；农耕时代；小私有制；起源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6-0038-1

小农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巨大的影响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我国的小农经济还依然普遍存在，并且对我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程度依然存在，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从我们国家目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它也是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发展农业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说，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重要表现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自给自足，不去进行市场竞争与交换。从目前小农经济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来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稳定农村社会。但是对于现代的大农业来讲，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的加大，封闭的小农经济不利于抵制国际大市场的冲击。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才能使农业走上振兴之路。对此，本文分析研究了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并且对其起源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1 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谈到小农经济，多数人对此的理解认为就是与农民种田方面的内容，因此有的人认为的小农经济是就是种植业；有的人则认为过去的经营地主也是到小农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有的人把我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等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

对于小农经济的内涵，我们不要简简单单地从表面上去理解。实际上，小农经济是有其特定的科学的内涵的，从理论来源上来讲，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把小农经济当做是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小生产的方式，其实它应该是特定指的是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方式。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小农经济有如下一些特点：

（1）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对此马克思曾经形象化地把小农经济称之为小家庭农业，也可以进一步地称之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习惯上把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称之为个体农民。

（2）小农经济的另一特点是与此相联系的生产孤立、分散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与个体家庭为单位，这种经济与劳动生产的孤立性和分散性相适应，其具体表现为小农经济是一种小而全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农经济的表现仅仅是一种维持生计的农业。

（3）小农经济事实上是以个体家庭或者农民为主的一种个体经济，也叫小私有制经济。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小农经济是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个体经济小私有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工具相对简陋，也比较原始，虽然如此，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

2 我国小农经济的起源问题探析

从当前我们国家对于小农经济的认识程度来看，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的小农经济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且进一步论述小农经济的出现是封建制或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如果说按照这种观点，在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国家就应该不存在小农经济，并且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中存在还是不存在小农经济，大多数学者也是不赞成的。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不但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小农经济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地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和准确把握我们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商殷到西周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的如何划分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正如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单个的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这种生产以及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进行的。因此，对于小农经济的概念上，如果我们认真的进行分析和研究，就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个体家庭的形成。事实上，个体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本人认为这应该视为我们国家最早的小农经济。

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学者对于考古研究来看，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确实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通过相关的考古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中原地区，比如说河南、山东、陕西等地，从仰韶文化开始普遍发现小型的住房遗址。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种情况比以前更加普遍了，而且在以前的小小房子的基础上，又有了两室的房间，个别的甚至出现了套间的现象，说明比从前更加进步了。通过考古调查研究分析我们发现，住这种独立的住房的主人一定是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或者是小私有制经济的生产者。这些独立经济的个体不但具有生产的职能，而且还具有消费的职能。到了夏商时代，小农经济的历史发展遗迹依然浅析可见，从对当时的史实及文字资料的考证我们知道，我国的字诸如“众”和“小人”等的出现，基本上属于小农的范畴上加以巩固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见，我国西周时期的小农经济既是从属于种族的组织当中的，又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公社之中的一种原始的生产模式，这是我国西周时期小农经济的又一显著特点。

通过一些考古发现研究情况来分析，个体家庭在原始社会过末期不但已经出现，而且其独立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就有所记载，比如说我国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就是这种小农经济的农村公社及其变体的表现，这也就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国的小农经济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

参考文献

[1] 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J].历史研究.

1981(2).

[2]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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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50-03

高中历史必修2专题1的第一个学习主题是古代中国农业，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虽然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对这个主题的叙述方式有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古代农业、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等。由于教科书的叙述比较简略，一些教师反映学生在学习时搞不清楚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概念不清，要准确、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比较困难。本文对这几个概念略作梳理，供教师们参考。

农业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①“由于古代农业主要通过传承、应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来发展生产，故又称为传统农业”。②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是以用蓄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中国农业在战国时期进入传统农业阶段。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把农业所处的状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现代型的和过渡型的。传统型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多年前就达到了特殊的长期均衡状态，继续向农民世代使用的那种类型的农业要素投资收益率低。现代型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现与被采用之间的时延是很短的，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向新农业要素投资的收益率高。过渡型农业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④舒尔茨所说的农业所处状态，类似于农业历史发展阶段，只是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型农业。这种过渡型农业，相当于我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近代农业。总之，传统农业是过去曾经存在过，或现在仍地方在一些存在的一种农业状态，是与现代农业完全不同的一种农业状态。

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古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在概念上加以区分：传统农业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且又系统流传下来影响至今的一种农业文化，它与古代农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农业来源于古代农业，是对古代农业的继承和发扬。古代农业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并不包含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而传统农业则包含了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如“传统耕犁”指的是现在农村还在使用的保留古代耕犁特征的农具，而绝不是唐代或宋代制造的耕犁。①

如果用现代化史观来研究农业发展史，对古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做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古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主要是用来定位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则主要是为了反映农业发展的延续性、继承性。古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传统则是延续到现代的事情。做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②这样，传统农业就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农业现代化的出发点，有利于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传统农业做出了哪些反应？传统农业有哪些方面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需做出改进；有哪些方面可以继承和发扬？等等。

小农经济是“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经济”。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中国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以来，存在过以下几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国家屯田经营、地主庄园经营、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寺院经营等。③其中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经营形式：家庭农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主要靠自家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经营，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种农业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家庭农场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这一发展趋势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生产必须在耕地上平面展开，而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集中作业。因此，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而且，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很多作物的生长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工作的质量无法按照统一固定的标准来检查。各个环节质量的好坏，都要积累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即农业收成的好坏。解决监督难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生产者自发的工作意愿来代替从上而下的监督工作。在这里，家庭农场就发挥了特长，因为家庭农场靠家庭成员为劳动力骨干，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只需最低限度的监督工作。④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农业多种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发展的结果是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地主还是寺院，都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而佃户则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在家庭农场中，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消费单位，更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承担着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功能。这是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说，在自然经济中，“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⑤列宁也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⑥也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中，每个经济单位都是自给自足的，而要做到自给自足，必须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对照马克思和列宁描述，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并不完全是自然经济。家庭农场的生产、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其农产品除了缴纳租赋、自用外，还需要拿出一部分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以便购买自家不能生产的铁农具、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自唐朝两税法施行以后，还要用货币缴纳赋税。到了明清时期，还要用货币交地租。因此，古代农业中家庭农场的生产，虽然大多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但是其产品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作为商品流向市场。另有一部分农场，则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可以说，古代农业中商品生产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始终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商品市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城郊园圃业、林、牧、渔业中，从事商品生产的程度较高。另外，小农家庭如果生产有余，也将剩余的粮、布出卖。那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墟市、邑市、城市等等。他们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不同层次的市场，共同构成商品交换经济的内容。此后，农业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园圃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都广泛从事商品生产。但是由于历代政府的抑商政策和土贡政策的冲击，使我国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只能依附于小农经济和地主田庄经济，难以独立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及谷物种植区域的扩大，逐渐抹平了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区域界限，制约了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与独立发展。①宋元明清时期，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棉花、麻类、蚕桑生产发展起来，形成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区、专业户。随着各种非粮食生产专业户、城市商旅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酿酒业的兴盛也需要大批粮食。大量粮食进入市场流通，表明粮食商品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被卷入市场经济。

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古代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商品性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两者的地位可能持平。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则可能占主导地位。当然，从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整体来看，还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郑林，男， 1966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技术史、农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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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最早、最开放的市场经济并非出现在近代商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西汉时期的中国，并且它还是寄托于封建经济而生的。

最开放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只要看看当时的经济活动是否拥有市场经济的特征就好了。首先，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在市场里都拥有平等的地位，那么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下，人人平等有可能做到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开始推行“编户齐民”制度，一来将平民正式编入户籍，方便国家管理，二来赋予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人们身份相同，没有等级性，可以独立地进行决策了。

其次，就要看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是否拥有明确的产权，即对自己出售的商品是否拥有使用权、收益权以及最为重要的处置权。很明显，在财产私有制社会，卖家出卖私产自然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市场经济的两个要件就全部齐备了，事实上，古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差别并不在制度本身，而只是技术水平高低有别罢了。

中国古代不仅有了市场经济，而且已经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制。股份制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而中国古代的租佃制度就是地主将自己所有的土地租给佃农来耕种，佃农拥有对土地的管理权，只需在每年交租一次，和给股东分红的意思基本相同，可见租佃制度实际上已有了股份制度的雏形。

人地比率阻碍了发展

看到了这里，你或许会想，中国古代不但有市场经济，还有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股份制，那么为什么还不能进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其实，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遇到的障碍，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形式本身，而是人地比率提高导致的结果。即使在现代西方国家，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人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家庭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人们劳动的积极性，还节省了大量的监督管理成本，只不过在中国被扣上了一顶“封建主义”的帽子而已。

而人地比率的不断提高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土地是人们绝大部分收入的来源，而根据人地比率，可以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两汉时期，地多人少，典型的五口之家就要耕作50亩地，人们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便发明出了许多节省劳力的工具，使人均生产力超过当时的欧洲；第二阶段在唐朝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铁开始应用于农具之中，生产力有了又一次的提高，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三阶段在宋朝时期，人口增速超过了土地开垦和生产率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南宋时，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过剩现象严重。其实在宋代，中国已经有了发明制造机器的能力，英国革命前的“珍妮纺纱机”，早已在中国出现，工业革命也有条件在中国首先爆发，但正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人们不再需要制造机器，光靠人力就能完成地里的工作，因此在宋朝之后，人地比率开始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人地比率问题绝非仅仅是在中国存在的，我们的邻居日本是岛屿之国，还有很多山区，人地比率一直很高，可是人家为什么没被人地比率制约呢？这与财产继承制度有相当大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财产是由所有儿子均分。而日本则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他儿子分不到财产，长大后都要离开家，自谋生路，因此日本的土地都比较集中，不会越分越少。既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是少数人，人地比率自然就不会提高了，而其他离家出走的儿子则会走出新的道路，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明出新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反向的城市化

人地比率不仅限制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连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因为它变得非同寻常了。

从战国到南宋之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一直很快，城市人口比重最高达到了22%，人口不断向大中型城市集中，到了13世纪，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人口达到了250万，而同一时期，欧洲甚至还没有超过10万人的城镇中心。像英国的伦敦更是在19世纪后期，人口才达到这一数字。

但是自南宋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由于全国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从22%持续跌至6%，城市人口不但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农村靠拢，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小型市镇，这是外国城市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粮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制约。要知道，城市人口基本上都是非农人口，因此就必须依靠购买别人生产的粮食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口粮必须依赖农村供给。但是农民不可能将所有种植的粮食都卖给城里人，他们出售的只能是自己消耗后剩下的余粮。可以说，农业的余粮率往往决定了城市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同时，当余粮率固定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圈的大小和运送粮食的成本高低也决定了城市规模的大小。这个不难理解，在市场交易中，人们都在追求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农民发现在城中贩卖余粮的价格减去运输余粮所需的成本后，获利还不如在临村卖出余粮多，那么农民自然也就不会白白跑远路到城市中去贩卖粮食了。当然，如果农业的生产力提高，农民的余粮变多了，也会促使依托于其的城市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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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史观审视古代东西方文明，可以分别梳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一、梳理基本内涵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组成。

1.古代物质文明。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涉及一个专题，包含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两个重要概念，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或经济单位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在铁犁牛耕技术出现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之后产生。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享誉世界，官营手工业的发达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是当时手工业的主要特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2.古代政治文明。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两个专题，包含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个重要概念。贵族政治就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随意掠夺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我国开始出现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历经汉魏、隋唐至宋元，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势此消彼长，中央与地方争权斗争接连不断，最终皇权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逐渐得到巩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顶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演变，是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三条重要线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内阁制，清朝军机处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县制、汉初郡国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选官制度主要涉及汉朝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

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体系宏大而缜密的罗马法，是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代表。梭伦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二铜表法》发表，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公民法逐渐演变为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万民法”；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罗马法，汇成《民法大全》，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影响广泛的法律体系。

3.古代精神文明。这部分主要涉及三个专题。以儒学为主流的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还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明和发现，领先于同时期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如诗词、小说、书法、绘画、戏曲等，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具有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吸收外来文明成果、雅俗共赏等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时代风貌。

古代希腊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把对神的关注转向人间，试图从实际出发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二、把握内在联系

古代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并在自身传承中得以发展，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例如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耒耜农业发展到铁犁牛耕农业阶段，适应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耕文明的发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成为了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保证，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灿烂的文明成果。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的强化，是传统农耕文明高度发达与外来文明因素摩擦的结果。

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明清时期为例，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且在封建专制层层重压下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来。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清朝实行闭关锁国，致使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科技与经济发达繁荣的中国。

古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海外贸易、殖民活动及其他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使古希腊形成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观念，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寡民、独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雅典成为希腊政治和文化中心，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学派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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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科技学院黄河法学研究所 河南郑州 450063

[摘要]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对我们来说早已耳熟能详，但多是宏观描述，难以给人以直观的感觉。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现代段子中，很直观的让人们感受到小农生产生活不需广泛的法律，以商品交换为主的生产需要广泛的法律，从中也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无法演化出现代的法治。现代法治应该确立公私产权并强化对公民产权的保护，同时赋予市场主体以更广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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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市场经济；法治经济；现代法治；产权

没有法律就没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也必须是法治经济。

——张文显

一、当前的研究简述

写这篇文章之前，笔者在中国知网文献检索中，以“篇名”搜索方式在检索框中输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共检索出期刊报纸等文献127篇，时间自1989年至今。可以看出，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经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当然成果较多的依然是近些年。这些研究：第一，是以服务中国经济改革为研究宗旨，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法治建设。第二，这些研究在不同版本的法理学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第三，多是宏观描述和抽象理论，难以让普通人以直观的方式明了自己在“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个表述中的地位。这使得当今我国大部分的市场主体（或公民）无法意识到，法律尤其是法律中的以产权为核心的权利、自由等对于自己进行市场交易行为的重要性。

二、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起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名言早已被我们中国人熟知并铭记在心——眼下的一点物质利益远不如获得这种利益的方法重要。但是，当下一个段子打破了这一传统思维。段子内容是这样的：

“一高僧问老顽童冰哥：一根鱼竿和一筐鱼，你选哪个？冰哥说：我要一筐鱼。高僧摇头笑道：施主肤浅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道理你懂吗？鱼你吃完就没了，鱼竿你可以钓很多鱼，可以用一辈子！冰哥说：我要一筐鱼之后把它卖了，可以买很多鱼竿。然后把鱼竿出租给别人，收租金作为利润，钓上的鱼可以深加工，要是累了还可以提供住宿服务，吃住行一条龙农家乐。高僧：阿弥陀佛……贫僧不和***的人说话。”

这个段子在网上流传有段时间了，大家看了都是一笑了之。然而我们可以从这个搞笑段子中获得启发：小农生产或作业①不需法治环境支撑，市场经济与法治息息相关。

（一）小农作业不需要法治环境支撑。从世界范围来说，早期人类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作业，中国也不能例外。然而，当古代希腊罗马的自由交易发达之后，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为主。古希腊早期对自由交易有一定限制，但后来自由交易突破这一限制，并被法律认可和保护，罗马更是制定了当时世界上非常发达的法律以保护自由交易。中国自战国商鞅变法之后，历朝历代都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打击民间的商业、商人不说，还强制推行小农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务“本业”（农业）就会被国家唾弃甚至视为犯罪。

在小农作业下，人们基本上自给自足，除了一些生产工具之外，对外所需甚少。加之统治者国家机器压制民间商业，并从道德上进行否定，形成了整个社会对民间商人的仇视。使得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形态难以实现，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无法在小农作业社会。重农抑商制度下加上天灾等，使得农民只是牢牢记住“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即使能生产出多余的产品（粮食），也多是备灾备荒，不用来交易。既然不能用来交易，就限制了人们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欲望和行为。这种制度下，农民没有自由去选择其他职业以谋生；在国家对民间商业从道德上进行否定的宣传下，农民的思维被牢牢限制在小农作业上。在这个段子中，传统社会，一筐鱼往往在短时间内无法食用完，无法食用完就会坏掉，即使是渔民捕鱼也是以养家糊口为目的，而非牟利。于是要“鱼”显然不如要“渔”明智，有了“渔”之后，吃多少就“渔”多少（自给自足）。当交易成为非常态，与交易相关的法律也难以发展。在市场经济中就不一样了。

（二）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在这个段子“冰哥”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卖鱼”和“买鱼竿”属于买卖合同；把“鱼竿”租出去属于租赁合同，这需要合同法。在买卖合同中，如果一方是消费者，还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商品质量有问题，还会需要产品质量法、卫生法，如果构成犯罪还需适用刑法。对“鱼”进行深加工时，如果是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进行经营，适用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如果要建立企业，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需要不同的法律；如果建立企业，需要雇工，这需要劳动法。如果要建“农家乐”，会适用不动产登记的法律，如果有地产公司建房，还会用到房地产法。这其中各环节都不可少的就是交税，这需要税法；如果其中出现了纠纷，可以选择仲裁，这就需要仲裁法，如果要诉讼，需要诉讼法，法院组织要有组织法，等等。

这些法律有不同的立法机构来制定，为了避免和处理法律之间的冲突，直接的需要是立法法，对立法法进行约束的是宪法，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因为宪法就是确保大家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如果市场主体不平等、不能自由的选择、没有公正的解决争议途径，商品交易就难以突破“星星之火”，已达到“燎原之势”，市场经济就难以形成。所以，这个段子就显示了，在市场经济行为中，处处离不开法律，缺少法律的保驾护航，市场经济就难以进行，所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三、市场经济的发达得益于产权平等和交易自由

这个段子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于是这样的理论也就顺之而容易理解了：市场交易的前提是主体地位平等、意志自由，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竞争，使权力直接干预生产生活行为变为权力依法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等；法律也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保障、引导、服务、规制等。[1]在这个段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相关研究者也鲜有提及的一点——对于市场主体产权的平等保护。

（一）传统中国的制度缺陷。传统中国也出现过非常繁荣的商品交易现象，譬如两宋，但是却无法突破临界点，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使得以商品交易为主要目的生产行为难以成为主流形态。因而传统中国一直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导致这种结果，除去缺乏自由、平等、公正外，还根植于传统中国对待财产的态度。先秦时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论说，可能不及实现，但是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整体之后，化家为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就成为财产占有的依据，一直到清末都是如此。清末，刚毅有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就是潜意识里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财产和人民都是皇帝的，人民对自己实际占有的财产不具有产权。皇帝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有权籍没除他之外任何人的财产，没有任何与之平等的权力对他进行限制。

从古代“租”、“税”同义也可以推出，皇帝是天下财产的最终占有者，其他人最多只是这些财产的租赁者，而且是法律地位低下的租赁者，或者是皇帝用来生产财富“会说话的工具”。皇帝不但有权籍没他人财产，而且有权抬高地租（农业税），皇帝同样有权重征商税。这就意味着整体上而言，传统国人的生命和财产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生产再多的财富是“为他人作嫁衣”之时，他们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创造财富的动力。对他们来说，自给自足就可以了，拥有过多的财产可能惹来杀身之祸（除非寻求全力保护——）。这种情况下，商品交易一直存在，但是难以形成市场的广度，使得整个社会变成以交易为主要目的的生产方式。

不能从制度上对皇帝和他人的财产进行平等的划分和保护，小农作业就无法实现向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的祖先对二十四节气的总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节气对于小农作业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生产来说，节气已不再重要。所以传统中国才会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至理名言。现代社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依然重要，无论是谁都需要有“捕鱼”的方法。但是，这已经不足以适应市场经济形态了，因为市场经济下，“捕鱼”的目的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为了牟利，所“捕”之“鱼”多多益善。

（二）西方对产权的平等保护。“所有权”概念尽管在19世纪末才出现在《德国民法典》中，但是欧洲对于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却源自古希腊罗马，尤其是罗马。到今日为止，古罗马依然发挥灿烂光辉的事业就是，他们制定了罗马法。罗马法以私法为主，在罗马私法中，对具有法律人格的人的财产权都进行了平等有效的保护，这一点被欧洲继承下来。如当征服者威廉一世去世后要埋葬时，王室也不得不向土地拥有者支付60先令，才能安葬他。后英国出现了《大》等法律，于是对于平民的房产就有“风进雨进国王不能进”的豪言壮语，其他西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从法律本身以及实际情况来看，欧洲对于市场主体财产权的保护是平等对待的，即使是王室，也不能持强凌弱。

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了宪法或者宪法中暗含其中。加上宪法所确认人的各种自由和其他权利等，他们才会有“破茧成蝶”——由商品交易向市场经济的突破。私有财产“神圣”可能已不在，但是对公民或市场主体产权的平等保护依然严格贯彻，今日更是注入了保护弱势者的因素，使得弱势者一样能在市场中和强者公平自由的交易、竞争。

四、结语

历史已经过去，传统中国的小农作业亦非今日生产行为的主流，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传统中不利于产权平等和交易自由的就应该予以摒弃，现今应该实现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平等对待，必须强化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公平保护。中国历史证明了，缺乏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国家即使存在繁荣也是短暂的。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对中国来说，尤其需要保护公民的产权和交易自由。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修改土地管理法中对国有土体和集体土地的不平等对待；在物权法中弱化公有财产，提升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拆迁条例中废除“强拆”条款；在刑法中废除除因贪财犯罪外其他罪名“没收财产”的规定，等等。

此外，这个段子给人的另一个启示就是：一定要打破传统思维惯式。以“大师”为代表的一批人就是墨守成规的思维惯式，而以“冰哥”为代表的一批人就打破了这一惯式。市场的边界是看不见的，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思想是自由的、思维是开放的。而小农制度所带来的思维是封闭狭窄的，这必然也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打破限制人们思维的障碍，尤其是教育模式。创新思维是人们天生的，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教育中不要扼杀它，只要人们行为得当，不要干涉别人所思所想。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05-307.

作者简介

篇6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农耕生产方式中，大量妇女留守乡野沉积在无出路的种植业中业已成为中国小农经济的一大特色。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回归家庭耕作又逾越了四分之一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妇女就业的政治性渐趋弱化，而经济功能不断凸显。伴随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妇女不断从农业中游离出去进入当地或城市的非农行业， 已婚妇女尤其是有家室拖累的妇女不成比例地滞留农村从事农作活动。当非农化尤其是外出务工经商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生计选择之后，由于“夹生”的城市化，改革之初男女共耕逐渐让位于“半工半耕”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讲是“男工女耕”的性别劳动分工格局。在越来越多地方，缺乏就业机会与选择的已婚妇女逐渐在大田劳动中挑起了大梁或独挡一面，承担起了农业的主要或全部责任。对于多数农村妇女来说，农业迄今仍是其生计的核心。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长期凝固化的男耕主导模式。那么，中国种植业女性化的成因、现状及影响如何呢？

中国“农业女性化”的现状与趋势及其生成原因

种植业主劳力女性化的原因复杂又多样化，而且处于不断流变之中。究其原因，我们应在中国整个政治经济的框架下来探寻原因。农业虽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但它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位置已被动摇。改革之初，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伴随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路下滑。第一产业在全国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78年的28.2%下降为2000年的15.1%，2011年仅为10.1%（见表1）。2011年，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贡献率分别为4.9%、53.5%和41.6%（国家统计局，2012）。

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同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小农业即种植业在农林牧渔业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为2000年的55.7%和2007年的50.4%，同期增长最快的畜牧业则由1978年15%上升为2000年的29.7%和2007年的33%（国家统计局，2008）。种植业的经济贡献不断下降，以粮食生产为例，到 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已达到58957万吨，假如按每公斤2元计算，总价合计仅有10 亿元，不难看到，粮食在中国GDP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已变得很小。农业包括种植业显然已完全丧失了比较优势。

中国生产和就业也逐渐由农业日益转向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第一产业从业者所占的比重1978年为70.5%，1990年是60.1%，2000年50.0%，2005年44.8%，到2007年进一步下降为40.8%（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8：18）。从城乡就业人员的构成来看，乡村就业者的比重在1978年为76.3%，到2007年仍高达61.9%。可见，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和农业的弱质性。而且中国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差，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未变。很显然，在当下的发展格局中，种植业已变成了一个几乎无利可图的弱势部门和行业。

从家庭和个人层面的微观动因来看，作为全球化利益与负担分配不均的产物，“农业女性化”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小农户的应对策略之一。在笔者曾长期做田野调查的一个内蒙古村落，村民们总提到若干举家外出又归返故土的失意户，回村后多少年都翻不过身的。有一两户元气大伤后竟一蹶不振，从此一直处于贫困之中。难怪几个村民曾不约而同地谈到：破家值万贯，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实在是扔不起！如果一家人都外出打工，等再回来后恐怕家就不像家了。一个妇女守住家园城里呆不下去时好歹有个退路。上述情形在各地农村恐怕都不乏其例，这种想法也是相当普遍的。

中国式“农业女性化”是深嵌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价值观之中的，更准确地讲是这种传统文化的映像和具体化。在乡村传统文化的阴影里，有关两性角色和责任的文化期望依旧十分强烈。在广大农村，大凡户外的事情往往被建构为“大事”，由男性承担，而户内的事情则被建构为从属性的不甚重要的“小事”，由妇女担当。当“男工女耕”这种社会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成为农家就业、创收乃至发展的集体策略时，社会建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乡村世界的“内”进而被重构为村落社区，而“外”则远远超出了村庄的边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两性在三个产业从业的比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妇女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妇女在第一产业中几乎与男性平分秋色，占49.5%，但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的女性比例要比男性低得多，分别只占36.4%和41.8%（见图1）。从性别分布来说，女性就业人口仍有64.4%集中在第一产业，而在第二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15%和20.6%（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等，2007）。

农林牧渔业生产者中妇女的比例不断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1982年，中国从业女性中有77%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男性为68%，前者比后者高9个百分点。到2005年，女性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比例下降为63%，而男性为53%，两者之差进一步扩大为10个百分点（见表2）。2000年实施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也表明，70.5%在业女性是农林牧渔劳动者，比男性高7个百分点。从事纯农业劳动（种植和养殖）的农村妇女比例高达82.1%，比男性高17.4个百分点（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01）。

妇女非农转移滞后也可从外出打工者的数字中得到反映。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女性流动人口仅358万人。1986年东部地区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妇女占36.4 %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相应比例为20.8 %和1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1990）。再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来看，2006年农村共有外出从业劳动力13181万人，其中男劳力8434万，占64%；女劳力4747万人，占36%。东中西部外出劳动力的性别构成基本相当，处在34-37%之间（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2012年，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上述事实表明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的20年间，从西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农村妇女的比例最高。

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格局在未来几十年还将持续下去，乡村居民仍将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减少农民总量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已成为决策层和学术圈的一个基本共识。由此可以预想的是“农业女性化”过程远未终结。犹如一把双刃剑，“农业女性化”的正负面影响都不容忽视。

正向影响

早在改革之初，村庄大小队男性精英的农业决策权就很快转入原子化家庭中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之手。就像集体时代一样，其时妇女主要还是农事活动的参与者或合作者。尽管妇女和男性之间劳动分工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农业生产的决策与管理权包括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销售等仍执掌在男性户主手中。妇女的作用和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起来了。

“男工女耕”使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贡献及作用日益显性化。虽然在发展资源的控制上仍深受限制，但控制自己的劳动和劳动收入成为许多妇女赢得个人自由和选择的重要基础。独自经营农田和管家为农村妇女带来了连锁性的积极影响。尤其对于以前从未有过独立经济活动和收入的妇女来说，丈夫缺席时就田间管理、购买农资、家庭支出等拿主意，哪怕是短暂掌权，也使妇女逐渐摆脱了依赖心理，其自信心、独立意识及办事能力随之大增。毋庸赘言，随着妇女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自和决策权的大增，这个群体的社会经济赋权也很明显。

留守妇女在户内的商讨地位因而得到了显著提高。少数大字不识的中年妇女，从一开始接手时对农事活动一筹莫展，也逐渐变得驾轻就熟。长年外出的男性也会对户内事务变得隔膜起来。留守妇女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自豪和自信即是明证。一个留守女告诉笔者的原话大抵如下：“以前你什么都不是，就只配坐在角落里不敢吱声的。现在自己拿着钱，不用像以前那样子了！现在很多事情自己可以说了算，花钱上自由多了，同他吵架的声音也比以前大了。”一些妇女“权也有了，钱也拿着，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队长’”。妇女的“能动性”在诸如此类的陈述中跃然纸上，令人感佩。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妇女不全然是“农业女性化”的牺牲品。

这里不妨再以笔者在他文中描述过的内蒙古留守妇女陈芹为例，由于债务缠身，2003年陈芹下决心自己留在村里独揽一切，让丈夫到外头去碰碰运气。除了自家20亩口粮田外，她还租种了别人的15亩土地。在女儿的帮助下，她同本村也是独自留守的妹妹一起插伙种地。她们带着妹妹的儿子起早贪黑地连轴转，这个孩子常常就在地头睡着了。她自称这一年除了睡觉从来不得闲，连做梦都在干活。她独自打点着家里家外的事情，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当家”。除了自家留用的口粮外，她还要卖一些粮食。此外，她还养一头肥猪、一只老母猪、一匹马和一头驴，并抓住一切机会在村内外打零工。一年辛苦下来夫妇俩就还掉了不少债务。

独自留守耕耘也使妇女的活动空间和平台大为拓展。笔者2004年在村里时，陈芹仍独自留守，她家位于马路边的稻田被修筑公路的粉尘严重污染，产量有可能大为下降。她曾前来向笔者咨询如何获得补偿的事宜。因为她家稻田损失最大，是她带头与几个同样受害的村民一起到县环保局求助，最后终于获得了相应的补偿。笔者2008年回访时可惜没有碰到她本人。听说陈芹这些年靠养两头老母猪下猪仔挣了不少，每年的年收入都在2万以上。这个个案是意味深长的。从这些寻常生活片断折射出的是农业的衰败、农人的生存困境、弹性的家庭生计策略、妇女的双重劳动负担以及妇女的能动性等等主题。

就农业本身来说，留守妇女维系的温饱农业，不仅为留守者提供了食物保障，改善了家庭福祉，而且为外出打工者解除了在外闯荡的后顾之忧。例如，2004到2012年一直连续增产，2007年全年粮食总产量上了5亿吨，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57万吨，实现了连续九年增产。换言之，粮食总产量并未因受过更多教育的男性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而减少。依据对中国6个省60个村的观察，妇女管理农田的效率并不逊于男性管理。我们虽然无从知道妇女维系的一家一户“温饱农业”究竟对粮食贡献的份额具体是多少，但可以肯定是，她们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负面效应

在建国以来的数十年中，农业一直是农村妇女就业的主渠道、生计核心及主要收入来源。在全球化背景下当种植业失去了比较优势成为无出路的产业时，它又一次变成了农妇的主业。妇女在种植业中从业的比例之高，绝对量之多是史无前例的。这似乎是必然的历史回归，但这一次农妇从耕的环境和条件已与以前大为不同了。正因为如此，从表层意义上理解的农业女性化概念从一开始就遭到国内外女性学者的质疑。

1.艰辛的劳作。“农业女性化”意味着农村妇女经济和非经济活动的全方位拓宽和加深。留守妇女往往独自兼任田间劳动、照料孩子、赡养老人及家务劳动等户内外多重角色。大田或农业劳动的女性化意味着原本由男性承担的犁地等重活或由较大男孩负责的大小牲口照料等各项活计统统转到妇女身上。除了农业生产而外，她们还得担负起家务和再生产劳动的重任。男性大规模非农就业，农户由单一的粮食种植转向多种经营，这些都对农村妇女掌握新信息和技术，对其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如下文所述，人力资本上的劣势，妇女对新技术接受能力差，很难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许多农家买起了拖拉机和摩托车，她们依旧使用旧式农具。

笔者大江南北田野调查所到之处，村民们皆公认即便男人没有离开，妇女也比男人辛苦得多，因为她们要在夫妻共同劳动之外干更多的家务。一些妇女因而难得休闲，劳作的时间也比男性长得多。这可以从一些全国性的时间抽样调查中得到印证。

2.经济回报。尽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以种植业为生计的妇女，即便丰年也未必有丰厚的收入。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很快，而农业收入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6977元，工资性收入为2963元（约占42.5%），而家庭经营收入为3222元（占46%），两者几乎相当。妇女大量沉淀在低收益的种植业中成为导致乡村男女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原由。根据第一、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调查的结果，1990-2000年间，尽管在业女性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却明显拉大。1999年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的年均收入为2368.7元，仅是男性收入的59.6%，两性之间的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19.4个百分点（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01）。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支撑农业的妇女经济地位的下落。有的农户做出不种、少种或者干脆抛荒的选择也是情理之中的，或者可以说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正因为如此，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常被认为是犯不着更多投资和投入的。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对经营农业的农村妇女的投资和帮助。

3.工作性质。妇女主耕的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主要依旧是一种糊口的温饱生计。这种小农经济以技术含量低、市场价值也低的粮食作物生产为主，并辅以饲养少量牲畜。这种非正规就业的农村妇女也像其他非正规就业人员一样，缺少福利和社会保障，也不受国家《劳动法》的保护。当前，政府、社区及社会上缺乏对留守妇女的相应投资和支持（叶敬忠和吴惠芳，2008）。农村女性也还没有被纳入与就业有关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不可逆转的衰弱，仅能解决基本生存之需的农业就业者地位的衰微也实属难免。几十年来种植业一向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就业主渠道和主要收入来源。然而今天作为农村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一个主要标识的农田生产劳动愈来愈遭到青年女性的鄙视和拒斥，其父母一代也不复希望女儿们还走自己的“老路”。

4.两性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失衡。无论男性缺席与否，农村妇女都得承担更多无酬的家务活和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绝大多数家务劳动的格局几十年来不曾改变。据全国妇联1990年9月进行的第一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15-64岁农村妇女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比男性多3个小时，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略微减少，但仍比男性多将近3小时。相形之下，城市妇女1990和2000年的家务劳动时间比城市男性约多2小时。对于留守妇女来说，她们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同时还要包揽了做饭、洗衣、带孩子、收拾屋子等繁重的再生产劳动。在没有减轻妇女再生产劳动负担的情况下，生产角色的增加只会以牺牲妇女的休闲和健康为代价。

篇7

关键词：居廉；“市井意味”；绘画思想

中国绘画自诞生起就有着很明确的目的性，即作为统治者传播思想的工具，但是到了宋代这种形式就有了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也开始关注城乡生活，各种文化形式都产生了不同于之前政教性的内容。《清明上河图》、《风雨牧归图》等都是宋代绘画中对城乡生活细致描述的代表作品。自宋代之后对于世俗生活描写的作品也有不少，但是都不如上文提到的两幅作品享有盛名。一是因为到了元代反映隐士思想的文人画逐渐占据了潮流，二是因为元代后的画家大都喜欢对传统绘画技法研究学习，少有创新求变者出现。直到晚清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西方列国的影响，中国绘画才被注入了新的力量。居廉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着力于对市民生活的描绘。他绘画中“市井意味”的概念不仅仅将当时城乡生活艺术化，更是为当时的艺术融入了许多生活气息。

一、居廉的艺术历程

居廉，广东省番禹人，他的字号十分单一，一般认为他的字为士刚，号为古泉。出生于道光八年，卒于光绪三十年，享年七十七岁。他早年学习孟觐乙和宋光宝的技术风格，在恽寿平没骨花鸟技法的基础上，再加之当时西洋画派的影响，开创了属于自己风格的“撞水撞粉”技法。当时这个技法在岭南一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居廉更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他画面的“市井意味”。

二、居廉绘画中“市井意味”艺术观的认识及形成

（一）对“市井意味”认识

首先要认识到“市井意味”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之后我们拆字理解可分为“市井”与“意味”两个部分。“市井”是对当时已经有所发展的城市生活的描绘，或者是普罗大众精神面貌的反映。而“意味”是绘画作品中的深层含义，也是城乡生活的艺术表现形式，是绘画作品作为传递画家情感的通道。

有“市井意味”含义的绘画作品所描绘的内容不同于历史题材的宫廷绘画、或者文人画等，它们所描绘的内容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这种绘画风格由来已久，最出名的便是描写北宋都城风光的《清明上可图》，还有南宋李迪的《风雨牧归图》，它们不仅仅是风俗画的代表更是考察当时社会的历史文献。

（二）“市井意味”产生的原因

在居廉的绘画作品中之所以产生“市井意味”的意境，与当时的经济以及居廉生活的地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的逐渐崩溃，人民的物质要求的到了相对的满足，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各类反映穷苦大众的文学形式逐渐兴起，例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宋代话本，产生的环境都是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生活不断发展。内容均是描绘的普通群众的生活或者爱情故事。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绘画逐渐变得商品化，为了迎合大众审美的需求，绘画作品中“市井意味”的表现更是愈发明显；除此之外居廉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尚不发达，在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预测的情况，人们便依靠巫蛊邪说或者某些信仰，这样就产生了小农经济特有的文化。并且当时苛捐杂税逐年增多，所以以“禁欲”思想为主的道教成为当时的主流，进而反映到画家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从居廉为数不多的人物画中看出他对表现女子临镜，而镜中却出现一骷髅头这种题材的人物画比较感兴趣，这种绘画形式明显是对 “色即是空”的思想的传递；居廉生活在花草较为繁盛的广州所以，画家更倾向于Ω植于泥土的生命的描绘。画面中随风摇曳的植物花卉、憨态可掬的草虫飞蝶大都来自于可园与十香园，据高剑父描述：“居廉专向大自然里寻找题材，以造化为师，于豆棚花架，花草间，细察昆虫的形状。”虽然作品中并不是繁华密叶，但是寥寥几枝已可见画面中的盎然生意，整个画面充满清新、恬淡之感，表现了岭南特有的庭院景致。

（三）居廉绘画作品对当时社会意识的反映

1.求雅的自然意识。作品《山家风味》不仅仅在画面中出现了鲜少涉及的食物题材，更是将岭南人特有的饮食文化展现在大众眼前。居廉绘画作品中还有一类是将寻常可见的瓜果蔬菜艺术化，作品《南瓜草虫》作者就是将寻常可见的南瓜花跃然纸上，整个画面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居廉就是将这些生活中的寻常融入画面，并且运用独特的技法，让整个画风呈现出一种雅俗共赏的风格，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求雅的文化倾向。

2.求吉的传统意识。居廉绘画作品中除了对求雅思想的描绘外，还有很多的民俗文化中的吉祥符号。《五福图》中画面上一个竹篓内五只蝙蝠展翅欲飞，所反映的内容就是当时民俗中对于平安、富贵的追求。类似于这样的吉祥符号在居廉绘画作品中不胜枚举。单就他的花鸟画来说，南瓜、水仙、石榴等等饱含吉祥寓意的都是他画面中频繁出现的对象，清供这类题材也是画家对吉祥符号的传递，花瓶与载满水仙花的花盆都成为了画家“求吉”的表现符号，水仙有吉祥顺遂的寓意，满满的花盆更是富贵圆满之意。将民众在生活中的求吉思想融入在绘画作品中，并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市井意味”的呈现方式之一。

三、居廉绘画作品中“市井意味”对后世的影响

（一）“市井意味”对当代绘画的指引

不论在何时，艺术创作都应该是对时代精神的描绘，所以文化创作贴近大众审美已经成了明显的趋势。居廉的绘画风格影响了很多当下的画家，霍春阳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他的绘画题材也许不像居廉的作的品世俗化，但是他的设色以及绘画中传递的“将个体的畅神与净化升华的群体神境结合起来”的思想与居廉作品的思想更是异曲同工，旨在通过绘画作品营造出一种高于生活的安静。

另一位受到居廉画风影响的是贾广健，他的绘画作品不论是选材还是表现方法都明显受到了居廉的影响。贾广健同居廉一样都是从大量写生以及前人工笔画中汲取了丰厚的知识，再加上他独特的选材使绘画作品呈现出符合当代人们的审美需求。

四、结语

居廉作为“市井”绘画的代表人物他在拓宽花鸟画表现内容的同时还发展了“撞水撞粉”这种活泼自由的表现方法，让近代花鸟画坛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不仅仅从前人绘画中汲取了很多的知识，他还师法自然，从大量的写生中积累了经验，为花鸟画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市井意味”作为大众文化的的反映，让观者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感受作者想通过绘画作品传递的思想感情，画家与观者通过画作在思想上得到共鸣。这就很明确的展现了绘画的功能性，为当代文化创作指出了一条道路。让艺术创造者通过这这种方式来来传递自己对当代社会的感知，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参考文献】

[1]高剑父.古泉先生的画法[M].广东文物八卷.香港：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1941.

[2]王伯敏.中国美术简史（新修订本）[M].北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篇8

【关键词】科学思想 元气 阴阳五行

On the Traditional Scientific Thought in China

Zhou Guang

【Abstract】Scientific thought, which arises in the process when people took port in the specific activities of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not only refleets the gencrally ideological trend of leaning about society, but also affect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 As a result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ancient times, the scientific thought methods produced in China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western countries, of which the Vitality Theory and Five Elements and Negative and Positive constituted the most general explanation frame of the traditional scientific theories.

【Keywords】Scientific ThoughtThe VitalityThe Theory of Five Elements and Negative and Positive

1．科学思想的概说。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证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证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肖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入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立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克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想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论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和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 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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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历史 多媒体 辅助

历史教学自身的一个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不可能再重新出现。因此要实现历史教学的素质教育思想就必须首先要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从而论从史出，实现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分析、理解、归纳、概括和综合能力。电化教学正是适应了现代历史教育的这种要求从而为广大历史教师接受、认同，并日趋成熟的。

历史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的结合，可以使历史教学脱离以往陈旧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打开一个既陌生又隐约浮现的轻松、生动、富有朝气的崭新世界，使学生从浩淼的历史烟云中自由徜徉，在激情与愤慨中领略中华五千年文明带给我们的惊奇与震撼！

教了多年的历史，感觉教历史好。特别是在课堂上运用了多媒体辅助教学，学生们在课堂上欣赏了美妙的音乐，观看了电影、电视、录相剪辑，观察了历史图片和历史地图，他们那种欢悦的表情令我陶醉，我经常从中感受到无穷的快乐。他们不断激励我更加努力学习计算机技术，制作精美的课件来让学生们学得更快乐，学得更好。如何优化多媒体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如何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教学一大问题。

一、优化课题内容，激活学习兴趣

实践证明：人对某种事物的兴趣愈浓厚，其注意力愈集中，致使其观察细致、记忆深刻、想象丰富。多媒体能把抽象的语言文字所描写的具体事物用形、光、声、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的方法，使事物化抽象为形象，变枯燥为生动，富于感染力，可激活学生学习兴趣。

如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第5课《开辟新航路》，它主要讲述了新航路开辟的原因、条件、过程及影响。课前先播放一段有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视频资料，将学生引入学习气氛中，并指引他们阅读课文第一部分内容，然后归纳新航路开辟的原因。这样学生便能从多媒体播放的历史片段中很容易地获取信息，从而感到学习历史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再如学习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2）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时，可以在上新课前播放黄梅戏《天仙配》片段，让学生一边听一边思考问题：小农经济的特征是什么？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说明小农经济的什么性？活泼且富有感染力的音乐，使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就轻而易举了。

多媒体展现教学过程，加深学生的学习体验 思维是智力的基础，学生的思维特点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在教学过程中，仅仅依靠教师的语言描述，学生很难开展抽象的思维活动，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激情。

二、合理运用多媒体和创设情境

在历史教学中引入多媒体，合理运用其图、形、声、色、像等多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创造出悦耳、悦目、悦心的历史真实情景，让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感受，和谐宽松的教学环境，无疑会使学生引起情感共鸣，从而有效地让学生接受了历史思想教育。

如教学世界史《美国的霸权政策》一课时，上课开始就放录像，先播放一组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现实镜头，引起学生心理的共鸣；然后因势利导播放二战胜利阶段的几组重要镜头，从而把学生带回那个年代，犹如身临其境，展开已学知识的联想，在学生思维活动达到时我突然打出幻灯片《二战后的欧洲政区》，并提出这样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深刻地影响是什么?谁在二战中，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增强了?为什么?又出示幻灯片《二战期间美国实力增长情况简表》。成就感令学生们个个精神抖擞，既自然地过渡到新课，又激发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使学生顺利地完成由已知到未知的知识递进迁移。

三、灵活运用多媒体，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一堂成功的历史课必须是重点突出，对难点要巧妙突破。教学中应用多媒体优化组合，作用于学生的多种感官，使之产生多元效应，使学生的视觉、听觉并用。因此教师如果能够针对教学重点难点精心设计、运用多媒体来配合教学，并以此为默契，引导学生自觉对重难点进行思维，就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化难为易，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美国的霸权政策》中的重点之一就是“冷战”政策的概念及表现。为了让学生轻松愉快地掌握“冷战”这一连成人都感到陌生的概念，我巧妙使用多媒体演示了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两组录像，引导学生思维：在武器方面有什么不同？学生在思维中互相启发和沟通这一难题，以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找出二者区别的关键点，从而真正认识到冷战的含义。至于冷战的表现，采取总分总的办法，出示幻灯片《美国“冷战”政策的表现》，同时边演边讲，声情并茂，创设生动的教学情景，从而促使学生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达到突破重点，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四、灵活处理巩固小结环节 构建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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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PNO;农户信用;陕西省扶风县;融资

一、问题的提出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国策。对于农村信贷市场普遍存在的农户贷款难问题，基于传统的思想认为，金融部门应下大力气进行改革，以适应量大、面广、分散化、信用程度不高的农户资金借贷需求。然而对于已经进行商业化运作的金融部门来说，这种改革远远缺乏动力的源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金融部门以信用风险控制为目标，也会因农户具有较高的信用风险而停止与之交往的进程。这不仅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相违背，也不利于授信微观主体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向农户发放小额无息或低息贷款。但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这种缺乏激励机制的小额信贷，效果并不明显。

因此，寻求农户自身信用的提高与发展机制，才是解决农户融资问题的根本途径。传统的观点普遍认为，应该从信用环境建设上下功夫，如：强化农户的信用道德建设、构建规范的社会诚信体系、完善信用法规、加强金融部门的信用风险管理等等。我们知道信用的重建和维护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目前在我国城镇征信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想要在短期内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实现征信体系的普遍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探索以较小的代价，较低的成本付出，获得农户信用重建的较大效果，成为本文研究的最大诱因。

本文将以农户与金融部门间的融资信用重建为例，通过探究农村农户网络组织（peasant networks organization，PNO）机制中信用形成的内在机理，在扶风县构建农村PNO机制，以寻求和探索降低信用重建成本、提高信用度和履约率的具体途径，提高农户信用重建研究的深度和具体化程度。

二、农户个体机会主义行为的信息经济学分析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行为完全处于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且经济活动都摆脱不了人类行为的根本性——利益驱动性和有限理性。阿罗一德布鲁提出在竞争市场中一般的合约模型，缔约各方的不对称信息通常会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1］。假定有农户A和B， A、B双方互为博弈对手，如表1所示。

若p=1，式（3）的左边就等于r1-r4(正值)。这表明在均衡状态下，存在一个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临界概率。在长期合作关系中，设 PT≈0且P*=1，即不存在缔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这些条件下，不需要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进行额外支付。

因此，将农户的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可有效地控制农户的信用风险。

三、通过农村PNO机制提升农户的融资信用

由于银行与贷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便产生了借款者所面临难题：第一，由于银行无法确定潜在的贷款者属于哪种风险类型，从而无法将高风险者排除；一方面，银行通过对贷款条件的设计，如非利息成本的增加，使大量的可信农户被排除在信贷范围之外［3］119-123；另一方面，这种甄别机制和横向监督，也使得银行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因而银行只能实施信贷配给。［4，5］其结果是，银行有钱不敢贷，农户得不到急需的贷款。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合作与相互协调形成了各种网络合作组织，这种网络组织是界于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一种中间层组织，有其特定的契约关系［2］，而这类契约关系具有自我履约和防范机会主义的功能。［6，7］通过这种网络组织机制不仅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信用提升功效。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人的生命有限，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较低，而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个人的生命，从而有利于使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8］；另一方面，正如韦伯指出，参加社团网络组织等于获得一个“社会印章”（a social seal of approval），使得“团体惩罚”（类似一种“连坐制”）更为可能。［9］网络组织形式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市场以低度信任、所有权分立为特征，企业以所有者一体化为特征。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在建立市场制度目标上仍存在障碍，这是因为，如果运用市场机制，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会引起大量交易成本。另一种选择就是一体化（企业化）。但由于农户往往资金有限，规模难以在短期内扩大；加之，我国农村在土地实行承包制以后，表现出的高度分散化作业，一体化短期内难以实现的。［3］146-148

因此，当市场秩序与机制不完善时，与内部化相对的另一种选择是建立网络，2006年孟加拉国的成努斯(Humus)教授在乡村银行通过团体贷款［10］方式，使贫困者的信用得以成功的提升，由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种贷款者之间负有连带责任的“团体贷款”可以看作是一种农户网络组织［3］（peasant networks organization，PNO）。

为什么农村PNO可以搭建和疏通银行与农户信贷的桥梁呢？

第一是连带责任。农村PNO机制实施的这种连带责任可能使银行减轻贷中的横向监督［11］，使监督成本得以有效地转嫁，从而改变银行的甄别条件，降低了农户信贷门坎。［12］同时，也诱使网络成员替代银行进行贷前的审查，它可以减轻交易成本。

第二是信息优势。农村PNO成员相对于银行拥有信息优势，而这种信息优势是贯穿在贷款的所有阶段：贷前甄别，贷中横向监督和贷后的审查。

第三是社会资本的有效运用。我国的小农经济（采邑经济）源远流长，其对经济组织演变的实际影响和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的间接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14］由于农村PNO成员具有小农经济的明显特征，社会约束的存在可以构成对违约者的惩罚机制。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银行很难防止贷款者的策略性违约行为。［13］但是农村PNO机制的社会约束，可使它成为对违约者的一个可置信威胁。

农村PNO机制的构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其成员同属于一个村，共同生活和生产，相互之间彼此了解，因而形成了长期的博弈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实施融资信用互助，使农户的信用程度大大增强。

四、实证分析

陕西省扶风县是自1994以来我国开始试行小额信贷的试点县之一。从扶风县的成功经验来看，主要源于农村PNO机制的构建。其作法是采用由贷款者组成的互助、互督、互保网络组织形式——即农村PNO机制。

1.来自金融机构的证据。

我们选取扶风县农信社作为研究的样本，只所以选取农信社，是因为该县农信社在农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扶风县人行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5月末，该县农村信用社占全县农贷市场份额92.17%，国有银行占7.83%的市场份额，至2006年6月末，农村信用社占据全县农贷市场97%以上的份额，具体见表4。

对于扶风信用联社及其辖内3家信用社，选择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见表5)。从对扶风信用联社及其辖内3家信用社的分析中也可以发现，农户PNO贷款的不良比率最低，扶风联社、城关信用社、南阳信用社、法门信用社2005年末的数据情况表明，农户PNO贷款形成不良的比率大大低于同一时期信用社全部贷款的不良比率，这就破解了农户信用程度不高的难题。另对南阳信用社的调查发现，截至2005年末，各项存款余额达4 378万元，各项贷款余额3 491万元，不良贷款占比为8.1 %。1999年，南阳信用社开始推行农村PNO信贷试点工作，随后农户信用贷款的投入逐年增加，至2005年末，农户贷款余额690万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0%。图2反映了2000-2005年末南阳信用社贷款结构的变化，从图2中可以发现，农户贷款占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农村工商业贷款与农业企业贷款的占比却不断下降，这种贷款投向的转变与农村PNO贷款的低风险性是相联系的。图3给出了南阳信用社不良贷款占比变动情况，可以发现从2000年以来，随着南阳信用社贷款投向的变化，不断增加了的农户PNO贷款的投入，减少了其他风险较大的贷款的投入，信用社信贷资产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2.问卷调查的证据。

据来自2006年4-5月份对陕西省扶风县的农户调查，在所调查的农户中(290个有效样本)，一共有185户农户通过组建农村PNO，获得过来自农村信用社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共计350笔，总贷款金额为278.69万元。基于问卷分析的结果如下:

从农户近年来信贷的可获得性情况来看，农户的信贷可得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见表6）。

表7反映了2002-2005年获得贷款农户获得贷款笔数的变化。在所有样本农户中，63.79%的农户曾从信用社获得过贷款，这其中，占样本总数14.13%的农户在五年中获得了3笔贷款，2.09%的农户在三年中获得了4笔贷款。因此，对于农户而言，能够从信用社获得贷款，甚至每年都可以获得贷款，这样的融资状况完全来自于农村PNO机制，这种办法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户的融资难的困境。

五、结论性评价

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比较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金融抑制相当严重。为此，2004-2006年连续三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对农村金融改革担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求。然而，“嫌贫受富”是金融的天性，信贷资金的流向也不完全是政策的因素使然。调动各类金融机构投入农业、农村的积极性必须是可持续的和讲效率的，而不是靠行政强迫命令。因此，在激励金融机构进入农村的同时，如何通过组织创新，降低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是问题的关键。

普遍的观点认为，农村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是造成农村信贷市场贷款难的首要因素。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农村经济以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其金融需求者通常居住分散、收入低下、生产季节性明显、单笔存贷规模型小、市场风险大、缺乏银行愿意接受的必要担保和抵押。由此可见，就当代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矛盾来看，基于金融机构的改革路径己走到了尽头。破解中国农村金融之迷，需要有一种新思路和选择一条新的路径。

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经济学的分析，从组织形态上提出构建农村网络组织（PNO）的概念，并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指出提升农户信用贷款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户信用程度的提高。通过实践证明，在现今条件下，农户网络组织（PNO）机制参与信贷市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要。

致谢：感谢扶风县农村信用联社侯维新硕士在资料收集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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