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表现十篇

小农经济的表现篇1

关键词：封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起源；小农经济；农耕时代；小私有制；起源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6-0038-1

小农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巨大的影响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我国的小农经济还依然普遍存在，并且对我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程度依然存在，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从我们国家目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它也是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发展农业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说，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重要表现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自给自足，不去进行市场竞争与交换。从目前小农经济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来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稳定农村社会。但是对于现代的大农业来讲，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的加大，封闭的小农经济不利于抵制国际大市场的冲击。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才能使农业走上振兴之路。对此，本文分析研究了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并且对其起源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1 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谈到小农经济，多数人对此的理解认为就是与农民种田方面的内容，因此有的人认为的小农经济是就是种植业；有的人则认为过去的经营地主也是到小农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有的人把我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等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

对于小农经济的内涵，我们不要简简单单地从表面上去理解。实际上，小农经济是有其特定的科学的内涵的，从理论来源上来讲，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把小农经济当做是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小生产的方式，其实它应该是特定指的是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方式。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小农经济有如下一些特点：

（1）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对此马克思曾经形象化地把小农经济称之为小家庭农业，也可以进一步地称之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习惯上把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称之为个体农民。

（2）小农经济的另一特点是与此相联系的生产孤立、分散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与个体家庭为单位，这种经济与劳动生产的孤立性和分散性相适应，其具体表现为小农经济是一种小而全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农经济的表现仅仅是一种维持生计的农业。

（3）小农经济事实上是以个体家庭或者农民为主的一种个体经济，也叫小私有制经济。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小农经济是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个体经济小私有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工具相对简陋，也比较原始，虽然如此，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

2 我国小农经济的起源问题探析

从当前我们国家对于小农经济的认识程度来看，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的小农经济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且进一步论述小农经济的出现是封建制或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如果说按照这种观点，在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国家就应该不存在小农经济，并且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中存在还是不存在小农经济，大多数学者也是不赞成的。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不但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小农经济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地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和准确把握我们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商殷到西周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的如何划分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正如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单个的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这种生产以及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进行的。因此，对于小农经济的概念上，如果我们认真的进行分析和研究，就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个体家庭的形成。事实上，个体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本人认为这应该视为我们国家最早的小农经济。

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学者对于考古研究来看，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确实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通过相关的考古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中原地区，比如说河南、山东、陕西等地，从仰韶文化开始普遍发现小型的住房遗址。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种情况比以前更加普遍了，而且在以前的小小房子的基础上，又有了两室的房间，个别的甚至出现了套间的现象，说明比从前更加进步了。通过考古调查研究分析我们发现，住这种独立的住房的主人一定是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或者是小私有制经济的生产者。这些独立经济的个体不但具有生产的职能，而且还具有消费的职能。到了夏商时代，小农经济的历史发展遗迹依然浅析可见，从对当时的史实及文字资料的考证我们知道，我国的字诸如“众”和“小人”等的出现，基本上属于小农的范畴上加以巩固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见，我国西周时期的小农经济既是从属于种族的组织当中的，又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公社之中的一种原始的生产模式，这是我国西周时期小农经济的又一显著特点。

通过一些考古发现研究情况来分析，个体家庭在原始社会过末期不但已经出现，而且其独立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就有所记载，比如说我国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就是这种小农经济的农村公社及其变体的表现，这也就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国的小农经济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

参考文献

[1] 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J].历史研究.

1981(2).

[2]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6.

小农经济的表现篇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小农经济的表现篇3

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应该消灭小农经济；

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 ，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恩格斯也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

同时，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来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存在，曾经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的扩张，而没有市场的扩张，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会使资本主义企业无法雇佣到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声谴责小农经济，要求政府强硬立法或采取其它断然措施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说，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逐步消灭小农经济的过程。

人们根据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同时也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说法，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罪魁祸首，或者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促成人口不断膨胀，使人口对资源形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生产技术难以提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小农的生活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而不可能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风行一时的“停滞论”、“陷阱论”、“过密化论”等，实际上就是持这一看法的。这类理论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使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缺乏产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

因此，只有消灭小农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曾经广为流行，同时也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所接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农落后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是对民国时期主流观点的继承，也与当时对经典著作教条式的理解有关。

而程念棋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投人——低产出。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农产品市场消费人口过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空间的狭小，制约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随着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一低产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长期以来，基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以及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的种种经济学理论，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经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认为正是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使中国不能跻身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2、认为小农经济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学术探索中，学者们逐步揭示出其中的积极性因素，还观察到在特定环境中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反映最佳的经营规模，带来普遍的繁荣。有学者提出简单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和传统理论中来评判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似乎使中国农业一夜之间从“一大二公”的状态又回到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状态，30年粮食产量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小农的奇迹”。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功、产量上的增长包括人性上的认可，国内外学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表示了肯定。

中国并不是西方世界，没有理由预先假定其历史发展经验的普适性。中国的小农并没有阻碍商品市场经济的扩张，他们是推动商品市场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而不是市场经济扩张的阻力。事实上，充分发挥小农经济的活力，能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李伏明，2006）。

3、中和观点，认为小农经济要改革但不能过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解决小农经济问题。然而小农经济在目前仍有其存在的土壤，小农经济意识和表现在我国十分突出，解决这一问题极为艰难。我们一方面要维持农村的稳定，另一方面又不能急进，出现了“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的难题。由于对“成本”

的计算不同，有人主张私有化，有的主张维持现状，形成了两种不同学术上的观点。

   “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应当立即实行农地私有化，推动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就理论上来讲，现有的农户土地承包制是小农经济的基础，而“减少农民”就要求打破土地承包制，实行“土地私有化”。但是，“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这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有学者指出：“在人口增加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制约下，土地占有权没有向少数人集中的条件”。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将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消灭小农经济，以便于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然而土地私有化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一是失地农民的出路(进城后就业)；二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温铁军先生认为：中国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交给市场处理。且不说转移一半农民后土地规模经营有多大，目前失地又失业的农民形成的惊人规模已经令政府寝食不安了。如果说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那么国情的制约也同样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顽强抵抗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瓦解的力量，并不是政府的某项政策，而是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我们曾经在‘实验’中大力推进土地流转，搞了十年还是只有1%的农户转让土地，这说明我们这种内生的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如果“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仅仅是把千万小农变成无业游民，那么这样的“治本”之举不仅没有“治本”，而且必然危及、动摇中国社会的根本。

“维持现状”的主张认为应当稳定现有的农村承包制几十年不变。有学者甚至主张“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想通过维持小农经济的生存来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就业问题”。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到底能维持多久?虽然稳定承包制与中国现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相符，但是，市场经济以其不可抗拒的内在必然性，不断侵蚀着小农经济的制度保护———承包制，使得“维持现状”的主张越来越难以维持。

通过 上边的分析可见，小农经济的地位或作用仍然没有定论。个人认为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小农能够存在，只能是经济活动主体诉求表达的结果，也需要适应当时、当地社会经济内容提供的条件和提出的需求。在社会经济环境有利时，其积极性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表现出良好的社会效果；当环境不利时，其积极性的发挥受到影响。它能被经济主体选择并广泛存在，证明在长期的历史中是有一定功效的。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同上文中对小农经济定义的分析一样，它本身不存在优劣之分，只存在能否适应具体的社会环境，更不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参考文献：

仲亚东.小农经济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曹东勃.小农经济改造与中国农村改革.财经问题研究：2009(1)

张新光.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8，(4)

小农经济的表现篇4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信贷行为由传统单一的存款行为为主向存款、贷款、养老理财、教育理财等多方面发展,这种信贷行为的转变改变了其外部约束,使金融要素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各类生产要素及资源在农村市场的合理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信贷需求主体考虑,农户信贷主体行为取向及意愿的复杂性、模糊性及农业生产固有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等固有特征严重影响了农村金融中介系统资源配置和结构优化功能,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与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功能。农村信贷政策对农村金融结构有效运营具有指导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也具有引导和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侧重研究我国农户信贷行为取向、农村信贷规模、信贷结构、信贷政策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研究现状

针对农户信贷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多数集中在实证检验而且比较陈旧,并且针对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定量研究相关文献较少。目前针对农户信贷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户信贷行为需求动因研究;二是农户信贷约束研究(本文不予赘述);三是农户信贷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研究。

1•针对农户信贷行为需求动因及影响因素研究。20世纪7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就开始对农户信贷需求动因进行了研究。Long(1968)和Iqbal(1983,1986)建立经济理论模型研究农户借贷的动因。Long(1968)通过建立微观经济模型分析农户在确定和不确定两种情况下的借贷决策,认为农户的借贷决策是在给定生产机会条件下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其借贷行为取决于农户自身的风险偏好和项目收益率与利息率的对比;Iqbal(1983,1986)建立经济模型的分析是以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为出发点,考虑了在预算约束下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选择,认为农户的借贷行为会影响农户第一期的预算约束及消费与投资水平,进而影响农户第二期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支付成本,影响农户借贷的意愿。同时,Iqbal还发现贷款利率是受借贷地区、收入、借款规模以个人特质内生影响的,而且享受技术变化好处地区的农户有更大的借贷倾向,其会面临更低的贷款利率。Diagne(1997)和Morduch(1998)研究发现借贷需求和收入呈负相关关系,且农业欠收的年份,农户借贷需求可能会增长。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国内学者也纷纷关注对农村小额信贷的研究和调研。何广文(1999)、张元红(1999)、温铁军(2001)、史清华和陈凯(2002)、朱守银等(2003)研究表明消费性活动是影响农户借贷的重要因素,而且生活性用途的借贷需求高于生产性用途。周小斌等(2004)、黎翠梅和陈巧玲(2007)、何军等(2005)等研究认为农户经营规模、农户投资和支付倾向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而农户自有资金支付能力、家庭收入对农户借贷需求有负向影响。韩俊等(2007)以考虑生产和消费两方面活动的农户经济行为模型为基础,采用Probit两年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和差分模型及Tobit模型考察农户的借贷决策和行为需求特征,结果发现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是外生的,利率并不是农户借贷的主要考虑因素,农户家庭收入、生产经营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决定因素。

2•针对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影响研究。RonaldMckinnon(1973)和EdwardShaw(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使人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农村要素市场的分割和金融的压抑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林毅夫(2003)、钟笑寒和汤荔(2005)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农村信贷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在现有四大国有银行、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为主的金融渠道之外新增加其他的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制度安排。陆慧琼等(2006)研究发现农村金融需求满足程度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界对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农户信贷行为取向、农户信贷结构、信贷规模及水平对农村经济及扩大内需的作用机理及其定量研究甚少。农户信贷作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一种必要安排,如何作用和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内需?这是理论界应该关注和深入研究的。

三、我国农户信贷行为、结构与特征

(一)农户信贷行为的基本特征

统计资料显示,农户信贷行为取向与需求随农户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明显的差异。低收入农户信贷最主要的三个行为取向(也即用途)依次是子女教育、农业生产和盖房或修缮,中等收入农户借款最主要的三个行为取向依次是农业生产、做生意和盖房或修缮,高收入农户借款最主要的三个行为取向依次是做生意、农业生产和盖房或修缮。因此,低收入农户在教育和医疗等民生方面的信贷行为动机强烈,且非收入性信贷需求明显,而中等收入农户信贷行为偏好主要集中于致富型的农业扩大再生产上,其信贷行为已经由低收入农户的非收入性信贷需求转向收入性资金需求。对于高收入农户信贷行为主要偏好于投资经营商业性生产活动,其收入性和商业性信贷需求动机较前两者更强烈。事实也表明随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户借款的生活性动机减弱,收入性生产和商业性动机增强。

(二)农户信贷规模与结构特征

目前我国提供农户小额信贷的机构主要有:国际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资助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一般由农行、扶贫办及扶贫社操作)和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业务。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农业保险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但这些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门槛设置较高,农户从其获得生活和生产需求资金较难、成本较高。目前,我国小额信贷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银行提供的下岗失业担保贷款、助学贷款和扶贫贷款;二是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还有一部分农户联保贷款;三是目前存在的100多个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然而,这些小额信贷金融机构门槛的设置导致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受到约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户获取信贷资金的条件苛刻,一般农户无法满足相应的条件;二是信贷资金获得的成本较高;三是信贷资金获取的水平较低,无法有效满足农户的需求。

四、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增长和消费影响理论分析

为了研究农户信贷及其行为取向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农户信贷对象区分为生产型和消费型的信贷农户,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代数形式,探讨农户信贷行为取向、信贷规模、信贷水平与结构对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影响方式和机制。模型中笔者将信贷农户界定为与自己土地有密切联系能自由地在自己土地上从事各种生产和消费活动等特定的群体。

(一)基本理论框架

本文假设农村信贷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同的需求对象———生产型信贷农户和消费型信贷农户*,那么农村信贷体系中具有信贷行为群体的总人口数量就等于生产型信贷农户数量lp和消费型信贷农户数量lc之和,这是衡量农村信贷规模的最直观、最直接方式。设生产型信贷农户的数量由从事传统型农业生产信贷农户和从事现代化、产业化农业生产信贷农户构成。同时,假定非信贷农户的生产技术水平与消费型农户相同,而且现代化农业的技术进步系数大于传统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系数,即技术水平在现代化农业生产中显得更有效率。

1.生产型信贷农户的生产。假定从事传统型农业生产的信贷农户和从事产业化农业生产的信贷农户都生产相同的产品(农产品),其产出取决于基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技术进步系数及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生产型信贷农户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pi=A0eγtlαphβphτpiCη。其中,Ypi表示单位生产型信贷农户i的投入—产出水平,A0表示基期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或技术水平,γ表示技术水平的进步系数,t表示信贷资本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长度,hp表示生产型信贷农户群体中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hpi表示农户i的人力资本水平,C表示单位农户可获得的信贷资本的平均水平。α表示生产型信贷农户数量的产出弹性,β表示生产型信贷农户群体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投入—产出弹性,τ表示单个农户的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弹性,η表示信贷资本投入农业生产的产出弹性。

2.消费型信贷农户的生产。假定消费型信贷农户的生产函数为Yci=B0hεchρci。其中B0表示消费型信贷农户群体平均的生产力水平或技术水平,hc表示消费型信贷农户群体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hci表示消费型信贷农户群体中单个农户i的人力资本水平。

3•信贷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和农产品价格水平。均衡时,各类农户的收入水平实际上由生产效率和产品价格决定。因此,生产型信贷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为农产品价格与生产型信贷农户的实际产出乘积减去信贷成本和劳动成本;消费型信贷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为农产品价格与消费型信贷农户的实际产出乘积减去信贷成本和劳动成本;非信贷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为农产品价格与实际产出乘积减去劳动成本。这反映了农户信贷规模、信贷水平和结构对各类农户实际收入水平、农产品价格的直接或决定性影响。

(二)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和消费的影响分析

1•对农户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由于假定生产型信贷的生产效率具有规模效应,即生产型信贷农户的数量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效率也随之增加。所以,生产型信贷能够发挥其规模效应,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由上述分析可知,农户信贷结构与行为取向会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由此可见,当生产型信贷农户规模提高时,生产型信贷农户的收入水平会得到显著提高。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在商品或劳务价格不变情况下,消费者收入增加,其预算可行集扩大,消费者对奢侈品或工业品消费意愿增强。这意味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又能够提高农户的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因此,农户信贷结构或信贷农户的行为取向既能影响信贷农户收入水平,又能通过影响信贷农户收入水平而影响其消费行为。

2.对农业总产出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分析农村信贷结构或信贷农户行为取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要分析这种变化对农村总产出的影响。由上面可以得到农户总产出为:Y=A0eγtlα+1phβ+τpCη+B0lchε+ρc+B0lhσ+ζ。上式给出了农村小额信贷的总产出定量模型及全要素关系模型。因此求导后可知,信贷资本在农村的生产性流向对农村总产出具有规模效应,消费性流向对农村总产出具有抑制效应。因此,当lp>[B0hε+ρc(α+1)A0eγthβ+τpCη]1α时,农户总产出随生产型信贷农户的数量的增大而增大,随消费型信贷农户的数量的增大而减小。因此,农户小额信贷的生产性取向,特别是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取向,有助于农村总产出、生产力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从经济产出、技术水平及收入分配上推动农村经济的增长。从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来看,农户信贷获取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收入,这部分农户的消费水平会明显升级,从而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五、农户信贷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

前文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户信贷行为等对农村经济增长和消费的主要影响机制,为了更好地显现农户信贷行为、规模和水平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给出直观结果,本文选取2000—2008年统计数据,采用C-D生产函数等作为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0—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0—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给出的相关指标和数据,按照统计年鉴给出的指标及其之间的关系可以计算或推算出2000—2008年各年农村经济生产总值、农村机械化水平、农村信贷资本平均水平、农村最终消费支出水平、农村有效劳动力总数、农户每人平均收入水平、生产性信贷规模、消费型信贷规模、农产品消费支出水平、工业平消费支出水平及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水平等相关指标的数据。

(二)实证方法

本文主要考察农村主要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特别是农户信贷投入水平、农户信贷行为取向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农户信贷类型及信贷水平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以及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通过农户信贷对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间接作用解释农户信贷与扩大内需的影响关系。实证利用Stata计量软件检验多个因变量及潜在变量间的作用关系,其生产函数采用C-D函数形式,因此实证模型为:Y=AαLβKγε1(1)其中,K=a1k1+a2k2+ε2,C=b1c1+b2c2+b3c3+ε3,Y代表农村经济生产总值,A代表农村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L代表农村从事生产活动的有效劳动力总数,K代表农户信贷总规模,C代表农户最终消费支出,k1代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信贷规模,k2消费型农户信贷规模,c1代表农户生活中的农业品消费支出,c2代表农户生活中的工业品消费支出,c3代表农户生活中的娱乐与服务性消费支出,ε1、ε2、ε3代表随机误差项。假设在农产品价格水平为1的情况下,农户的收入与农户信贷及消费之间的关系模型为:Wi=diIij+λi(2)Cij=eiWi+δi(3)其中,Wi代表农户i年平均收入水平,Iij代表农户i年j类型信贷规模,Cij代表农户i年j类型消费支出,λi、δi代表随机误差项。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1•农户信贷规模及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Stata计量分析软件对梳理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分析,发现农户信贷水平及农村有效劳动力数量对农村经济生产总值具有正相关性,这说明农户信贷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内在助推作用。检验发现,农村经济生产总值依然与农户信贷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农户信贷水平的农村经济生产总值影响不显著。农户信贷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其对农村经济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与一般理论与实践认为“一个有效的农业信贷对农业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是正效应”相一致。现有农村各种制度缺陷严重及农业生产自身特点的制约,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农业生产所需资金获取较难且获取成本较高,农户获取金融信贷资金水平总体处于低位,致使农业生产收入增加速度与社会其他行业与部门收入的平均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外流,致使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开始由过剩走向不足,农村天然优势渐渐消弱,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受影响。

2•农户信贷规模及水平对农户收入、消费的影响。在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作用机制中,农户信贷通过影响农户的生产性选择、技术、自然条件和其他要素投入,最终影响农业产出,从而间接地对农户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实施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信贷水平对农户收入水平在1%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农业生产性信贷行为对农户的收入水平正向作用更加明显,而消费型信贷对农户收入水平在5%水平下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1%水平下这种负相关关系变得不够明显;农户信贷水平对农户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农业生产型信贷行为取向,而消费型信贷对农户平均消费水平具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虽然短期内消费型信贷能够促进农户消费,增加农户当期的消费支出,但如果农户的实际收入得不到提升这种影响会是短暂的且不可持续性,其代价会在下一期农户消费支出上得到体现。但消费型信贷对农户文教、娱乐与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在5%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户平均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在这种显著关系中,农户收入水平对其工业品的消费显著程度较高。而对文教支出水平的显著关系较弱,这也验证了农户文教、娱乐及服务消费支出的刚性。

小农经济的表现篇5

一、近现代（百年）名村变迁与农村发展

会议认为，开展近现代中国农村变迁与农民发展研究意义重大。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业大国，将来要发展成为农业强国，不能没有农业发展史、农村变迁史和农民发展史。为农业、农村和农民著历史，不仅是完善新中国史学研究体系的需要，更是为农业、农村和农民谋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次会议上，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RCC）研究团队了“近现代（百年）农民发展研究成果”、“《兴国调查》中八个农民家庭跟踪调查研究成果”、“中国名村变迁与村域集体经济发展研究成果”、“民国乡村思想史研究成果”。

RCC研究团队认为，农民发展是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不断获得、不断满足，生存保障条件不断改善的过程；是经济增长带来农民物质生活持续改善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带来农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RCC团队的另一项研究成果证实，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及农民发展是翻天覆地的，农户经济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转变。

RCC认为，集体经济长久存在是人类遵循适者生存法则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的行为偏好或意识形态的强制。在当今中国社会思潮中，人们对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误解越来越深，以至于影响了当前我国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改革35年来的名村变迁与农民发展

与会专家指出，农村改革35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尤其是各具特色的名村变迁与发展集中彰显了农村改革和农民发展的巨大成就。来自农村“大包干”发源地的小岗村、河北名村滦平县周台子村、著名经济强村浙江东阳市花园村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村的变迁与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及其成功经验。

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于谦介绍了农村改革以来小岗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著名经济强村浙江东阳市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回顾了花园村30多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花园村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河北名村滦平县周台子村党委书记范振喜介绍了农村改革35年来周台子村从一个塞外贫困山村发展成为北方经济强村的转型之路。山东德州小城镇德州研究中心史好泉主任还介绍了德州市从撤乡并村到建设农业产业园区和农村社区同建的做法和经验。

与会代表认为，小岗村、周台子村、花园村自农村改革35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集中反映了中国农村改革以来的农业现代化、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成果，他们的实践拓展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工业化、城镇化道路，证明并丰富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村域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农村改革35年来的成就、问题

及未来改革与发展

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的亲身工作经历或研究心得，围绕农村改革35年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未来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段应碧认为，35年来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对农村三个方面的制度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革：一是改革制度；二是改革计划经济制度；三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他认为，在新型“四化”同步发展中，新型城镇化应该有三条道路：第一，能够带动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第二，要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及中心镇，促使农民就地“市民化”；第三，要把新型农村社区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体系。王瑞璞认为，35年来的农村改革带动了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和整体性改革。宋洪远系统地回顾了35年来农村重大改革的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总结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乡村治理机制、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及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制度、财税与金融制度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与创新，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战略转型和发展：从传统农业转变成建设现代化农业、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到加强农村社会建设、从实现农民经济利益到保障民利、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到推动城乡一体发展。

小农经济的表现篇6

关键词：农村银行业结构；市场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HHI）；存款集中度；贷款集中度；金融市场规模；农村金融体系；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0. 341；F2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4003107

一、引言

目前，我国农村银行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占主导地位，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协同发展，此外还存在少量的其他银行的分支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共同承担了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金融服务。截至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到14.6万亿元。农业银行作为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2007年后定位为“面向三农，服务城乡”，但目前其市场重心仍在城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由于2007年才成立，成立时间晚，在经营农村小额贷款业务方面规模很小；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责在于落实粮棉油购销政策，支持粮棉油储备贷款的供应和封闭运行管理，进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仅限于政策层面的信贷服务，不涉及商业信贷服务。2007年以来，中国开始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标准，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多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推动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降低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集中度，激活了农村金融市场，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地区的融资环境。截至2012年5月末，中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已经组建了817家，其80%的贷款投向“三农”和小企业（田杰 等，2012）。我国农村金融行业正逐步由单一的农村信用社模式转变为大、中、小银行共存的多元化模式，农村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那么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国外学者对银行业结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不多，只有Amel（1990）等研究了导致银行业结构变化的相关影响因素。国内文献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比较少，于忠等（2000）运用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银行业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其采用的是1986―1996年的数据，样本区间太小，严重影响结果的可靠性；同时，其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未对内生性、遗漏变量等问题进行妥善处理，可能会导致结果有偏。相对而言，林毅夫等（2006）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数据上克服了样本区间小的问题；在方法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GMM估计对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克服了其结果的有偏性和不可靠性，结果更加准确可靠。贺小海等（2008）利用中国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期初银行业结构、市场规模、市场需求成长率、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等因素对我国银行业结构的演进在不同显著水平上有一定的影响。范小云等（2010）采用银行业集中度来代表银行业结构，运用拓展模型验证了市场准入和经营范围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银行业的集中度，从而降低银行业务的多元化程度。

现有文献研究表明，银行业集中度的降低将会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林毅夫 等，2008），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降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政策建议，从而促进我国县域农村经济增长。上述文献均依赖于时间序列或省级层面数据，未能基于更低层面（地市级或县级）数据来实证分析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以我国2006―2010年1 655个县（市）构成县级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降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分析变量与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设立模型来考察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借鉴林毅夫等（2006）、贺小海等（2008b）基于产业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所选取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了数据的可获得性。由于本文研究不同县（市）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涉及不同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因此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较合适。本文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HHIi，t=α0+α1Xi，t+λi+υi，t

其中，HHI表示农村银行业结构（包括存款集中度CRD和贷款集中度CRL）；X表示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农村地区存贷款市场规模（LVA）、农村经济增长（Y）、政府财政支出比例（GEB）、投资率（INV）、农村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的比重（NSOE）；下标i表示县域，t表示年份；λi表示各县域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但随县域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2.变量指标说明

杨珂，毛嘉雯，田杰：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1）农村银行业结构变量（HHI）

农村银行业结构主要研究的是农村银行的数目、相对规模以及相互关系。鉴于反映问题的全面性、准确性以及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取可以反映市场占有率的指标来反映农村银行业结构。在度量市场占有率的指标中，目前使用频率高、代表性强的指标是赫芬达尔指数（HHI），即规模最大的前n家银行的资产占所有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该指标考虑到了绝对集中度和相对集中度指标的优点。计算HHI需要用到大量的数据，涉及县域层面的所有农村银行的数量、资产规模、市场份额等信息。通过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提供的资料，本文获取到所有县域银行的存款、贷款总额数据，解决了以往研究中数据层面的瓶颈，使计算县域银行集中度（HHI）成为可能。HHI指数具体形式为：

HHIk=nj=1（Dj，k/nj=1Dj，k）2

其中Dj，k表示第j个银行在第k个地区的分支机构所获得的存款或发放的贷款，HHI通常可简化为1/n，其变化范围为（0，1）。一般来讲，农村金融市场上银行数量越多，HHI数值越小，并且越接近于0，银行集中度越低；相反，当农村金融市场上银行数目越少时，HHI值越大，银行集中程度越高。当HHI=1时，说明只有一家银行独占，银行业结构是完全垄断的。本文研究中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分别用农村存款集中度（CRD）和农村贷款集中度（CRL）来表示。

（2）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变量（LVA）

为达到与被解释变量相对应，本文用农村地区每年度的存款和贷款总额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变量，分别用LVAD和LVAL表示。一般来说，农村金融市场规模越小，相应的整个市场中的农村银行数目就会越少，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相应的就会上升，因此本文预期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

（3）农村经济增长变量（Y）

本文用各年度各农村地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农村经济增长变量。现有的文献主要分析了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而关于经济增长对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却少有涉及。Coccorese（2008）通过对意大利1991―2001年20个地区所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长期内，经济增长将倾向于降低银行业集中度，增强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陈华强（2011）通过分析我国2004―2008年经济增长对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及其变化，认为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相互“良性循环”、相互“恶性循环”、相互“背离”的关系，即经济增长可能会与银行结构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抑制，甚至可能会步调不一致；银行业结构会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改变，应促进银行业结构按照一定的路径进行变革，以实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与银行业结构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即经济迅速增长时，银行数目增多，银行集中度降低；当经济增长放缓并趋于稳定增长时，银行数目呈现下降趋势，银行业集中度增高。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本文预期经济增长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即随着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将下降。

（4）政府干预程度变量（GEB）

本文用各县域财政支出占当年名义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变量，主要是考虑到这一指标能够用来反映当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以及政府规模和干预程度。林毅夫等（2006）认为，在政府的干预下，银行业结构会随着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的变化而变化。不同于西方的大银行，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寡占地位并非市场催生的，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决策产物。实际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逐步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区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不一致，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变化也不一致。通常而言，某地区地方政府干预的程度越高，政府在银行业结构上的主导力量越大，银行集中度越高。因此，本文预期该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5）农村投资率变量（INV）

本文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农村GDP的比重来衡量农村投资率变量，以反映农村地区的投资对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

（6）农村经济结构变量（NSOE）

本文用农村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的比重表示来衡量农村经济结构变量，以反映农村产业规模结构对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林毅夫等（2006）通过对1980―1992年全球制造业数据的分析证明了一国的产业规模结构与银行业结构存在相关性。通常而言，某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越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旺盛，因此银行的数目会越多，银行业集中度越低。据此，本文预期该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

3.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期间为2006―2010 年，数据来源于2007―2011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收集的2006―2010年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及国研网县级经济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本文最终选取了1 655个县（市）作为样本数据，占我国2 070个县（市）的80%，能够代表我国农村地区。

在计算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HHI）指标时，本文用我国县域内不同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的市场结构来衡量；银行及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是加总后的数据，但是这不影响本文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其它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数据详细，因此本文计算出的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是可靠和详细的。根据现有的文献对银行市场结构的划分：HHI值大于0.18被认为是寡占型的市场，介于0.1和0.18之间为适度集中的市场，低于0.1则是低集中度的市场。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2006―2010年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一直属于寡占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首先测定了各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表3），然后运用Klein法则对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判别。所谓Klein法则，是指若两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回归模型中的多重决定系数（R2），则二者之间可能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经过模型测算，存款集中度的回归模型中多重决定系数为0.154，小于Y与LVAD、GEB与LVAD、Y与GEB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贷款集中度多重决定系数是0.269，小于Y与LVAL、GEB与LVAL、Y与GEB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因而根据Klein法则可以判断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在以存款集中度和贷款集中度为被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中，为了获得一个更加良好的回归结果，表4和表5依次对LVAD、Y、NSOE、GEB进行了回归。

根据基本计量模型，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以农村银行业集中度为被解释变量对2006―2010年我国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使计量结果更加稳健和可靠，分别以农村存款集中度和贷款集中度为被解释变量，并分别与其相对应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然后使用HAUSMAN检验模型是适用固定效应估计还是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可以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估计，因此表4和表5中的10个模型都采用固定效应估计；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10个模型都适用时点固定效应估计；最后本文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并使用了PCSE对方差进行了修正。考虑到本文的样本时期比较短，本文没有检验序列相关性。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根据本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村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对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有显著为负的影响。从表4和表5的第1、2列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村存款规模变量LVAD还是农村贷款规模变量LVAL，都与农村银行业结构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地负相关。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即随着农村存、贷款规模的扩大，农村金融体系的扩张，农村金融机构分工水平的提高，农村银行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加剧，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势必会降低。

第二，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从表4和表5的第2列看出，农村经济增长变量Y的系数在以农村存款集中度和农村贷款集中度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中均显著为正，不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正如前述，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增长变量Y与农村存、贷款市场规模变量lnLVAD和lnLVAL正相关，而与政府干预程度变量GEB负相关。因此，本文剔除了农村存贷款规模变量、政府干预程度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如表4和表5的中的第3列结果显示，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上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显著地负相关。该结果也证实了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即农村经济增长是通过扩大农村金融市场规模而降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贺小海 等，2008）。

第三，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的比重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从表4和表5的第3、4、5列看出，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的比重表示的农村经济结构变量NSOE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在1%的水平下显著地负相关，这表明，县域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能够有效降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可能的原因在于，县域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从而降低了农村银行业集中度。

第四，政府干预程度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表4和表5的第4列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程度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在1%的水平下显著地正相关。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设相一致：在农村地区，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越高，表明其政府行政力量越大，也就意味着当地大型国有银行的寡占地位越难以改变，以至于银行业集中度居高不下。因此为了降低农村银行业的集中度，可采取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如加大财政对涉农金融业务的税收优惠政策。

此外，从表4和表5的第5列看出，农村投资率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显著正相关。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导致了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变化，基于这一重要的研究背景，本文利用2006―2010年的县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村地区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的增加均会降低我国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而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也越高。为有效降低我国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各级政府对地区经济的不当干预；另一方面，应该促进农村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并带动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促进农村地区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而降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落后于东部农村地区，农村存、贷款市场规模偏低，因此，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应实施偏向于中西部的政策制度，以扩大其市场规模，进而切实降低当地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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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云，肖立晟，王博. 2010.银行监管对银行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基于市场准入与经营范围监管视角的研究[J].财经研究（4）：103111.

贺小海，刘修岩.2008.中国银行业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5）：5262.

林毅夫，姜烨.2008.发展战略、经济结构与银行业结构：来自中国的经验[J].管理世界（1）：2940.

林毅夫，孙希芳.2006.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9）：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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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忠，王继翔.2000.对我国银行业集中度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5）：3236.

小农经济的表现篇7

关键词：农村经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大国，人口众多，这也凸显了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提高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才能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本文主要分析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大环境给农村经济体制带来的突出影响，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体制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农村经济大发展、大繁荣。

1 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回顾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农村经济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很难得到发展和提高，虽然国家提出"分包到户"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一直被打压，没能真正实施。直到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十八位农村率先开始尝试分包到户的新型农村经济发展形式，彻底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经济，这是一次农村经济的胜利，这一次"包产到户"的彻底实施，打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用创新的经济体制，改变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被国家誉为"中国农村的伟大创造"，并作为基本国策被确立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国馆面临巨大选择和抉择的历史时期，敢于尝试做第一人的创新精神，迈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小岗精神，被誉为现代农村继续发扬的重要精神。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断调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使用，这个阶段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增产增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改革的起点，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第二阶段，1985年-1992年，农村流通体制改革阶段，农业大丰收，卖粮难的问题也逐渐凸显，统收和派购的形式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农产品开始面向市场，农产品价格施行"双轨制"国家积极推进和鼓励多种经营模式，优化种植结构，鼓励和支持农民从事非农生产，推进城镇化进程。第三阶段，1993-1998年，经济转轨期，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将农业经济推向市场，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第四阶段：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时期，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改革从经济改革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改革过渡，中央也加大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逐渐改变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把城市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2）农村经济改革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在改革和调整的趋势下，获得了较快发展，其中结合农村经济改革的四个阶段内容，分析总结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首先，维护农民利益， 加大支农惠农政策的投入，农村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农民占有庞大的基数，所以支持和维护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利益，是保证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其次，改革发展的循序渐进性，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国家根据具体国情，分步骤的开展农村经济改革，从表及里，从点到面循序渐进的开展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国家开始进行全面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最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显著，农村落后的面貌正在逐渐改变，一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农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城乡二元制结构，拉大我国城乡的经济差距，国家还应该加以重视和解决。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成就和问题

我国农村经济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进步，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我国农村经济高速发展，农产品产量有明显的提升和增加，受到我国农产品供给问题的影响，我国开始大力扶持农产品的增长和提高，从增速来说，特别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农产品有了明显的增长和提速，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例如，粮食增收、棉花产量都大幅提升，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值60193.5万吨，同比增长2.1个百分点，切实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需要，彻底改变了我国农产品的供给状况，实现了长期的供给保障，基本解决了我国人口温饱问题。

农业的综合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速，各种农产品的需求增加时农村经济改革的一大亮点和成果展示，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稳步提升，保障我国经济的长远、快速增长，也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和保障。但是面临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经济的改革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农业经济的发展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和缺陷，所以结合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总结农业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得出以下关键问题，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1）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程度较低，层次较低

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体制基础之上，受到小农经济的影响，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较小，基础薄弱，层次和发展的水平还不能和其他经济相匹配。一个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放宽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限制，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和不足，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规模，农业生产集中程度、规模效益程度低，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明显不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产品缺乏竞争优势，导致农产品价格备受压制和制约，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影响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信息收集和反馈能力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

（2）农产品市场体系相对落后，竞争能力较低

市场经济下，对于农产品市场的要求明显提高，但是从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农产品的市场体系相比其他经济的发展，有明显的不足，导致竞争能力不足，严重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组织化程度较低，制约农产品的竞争能力和层次水平;其次，交易方式单一，农产品的流通体系还不健全;最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影响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推进。

（3）农村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服务体系不健全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硬件设施的发展和维护，但是从目前农村硬件设施看，农村配套设施相对落后，信息化水平明显不足，农村经济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这对于我国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小的挑战和约束。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还没有建立和形成，缺乏专业化服务和配套设施，农村经济的融资困难，农村经济的实际效益相比其他经济来说差距明显，金融服务体系的落后，对于农村企业的阻碍和制约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规模不能扩大的基本原因。

（4）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制的结构，二元制结构有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收入的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增加了社会矛盾，其根本原因是农产品的价格偏低，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巨大的威胁，城乡收入的差距，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也是国家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增产增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加，或者说收入的增加还不能赶上物价的增加，这导致农民的收入不增反减，这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是不得不重视和改变的重点问题。

3 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措施

（1）继续坚持和完善现有农村经营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是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也在大政方针政策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保障，并确立了以下几个基本原则，首先，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不动摇;保障和维持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发展规模经营，鼓励和支持农民加大田地的整合，发展规模化、效益化农业，扩大农村经济的产业化，调整农村经济的结构;最后，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应该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提高农村挤经济的服务水平，例如专业经济技术合作社、以及其他的基础配套措施，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2）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剩余劳动力

从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看，我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过剩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农业人口较多造成的所以解决农业人口过剩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农民去城市就业，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状，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首先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改革农村的产权制度，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农村土地扭转也要深化改革，解决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提高农村的就业能力和水平，不再仅仅依靠一亩三分地维持生活。

（3）切实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增加农民的收入是缩小城镇差距，减少矛盾的关键内容，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增产增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体现，农民的腰包鼓了，收入增加了，才能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首先，理清收益分配关系，减少农村负担，从国家农业税取消到现在的支农惠农政策，无不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其次，加快农村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随着农村企业发展，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农村企业的发展，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变农村经济将基本依靠农业的面貌，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1]梁艳菊.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分析[J].特区经济， 2010（05）.

小农经济的表现篇8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经营管理

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改善了农村的环境，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让广大农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有力的基础[1]。要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在于农村，重点在于农村，难点也在于农村，只有农村真正的实现小康水平，才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就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动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而农村经济经管管理工作的开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1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1.1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不断加强农业设施的建设，转变农业生产的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水平。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水平，就要不断优化农产品的结构，让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得到提高，实现农产品品种多样、安全可靠和营养丰富的生产格局。要加快发展农业、渔业和畜牧业，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推广良种良法，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倡导节约型农业[2]。要坚持并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前提、同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项法律法规，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在此基础上，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的机制。通过新农村建设，把农村建设成为新时代的新农村。

1.2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集体资产管理问题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建设项目资金的筹集，如何管理这些项目资金和对项目工程的监督管理，已经成为农民最为关注的话题，也是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重点工作，要切实落实完善的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3]。

2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开展工作会涉及向农民筹资筹捞、使用集体资金、集体资产的有效监督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从向农民筹集资金开始，到资金的拨付、集体资产的形成和监管等问题都应当从政策和法律法规上明确规定。而农村经济经管管理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2.1关注民生的体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全面落实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首先要把农村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影响到全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只有农村达到小康了，整个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小康。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党的各项方针、路线、政策在农村贯彻落实，从农民的利益出发不断解决农民的问题，让农民当家作主，实现农民的民利，这是党中央目前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2.2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践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充分体现我党的先进生产力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代表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4]。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开展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提供制度的保障，切实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加快新农村的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最终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

3加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具体措施

3.1全面加强村级财务管理，深化村级财务管理体制改革

根据国家农业部的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资金管理制度、财务、物资、档案管理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财务公开制度及其操作规范流程，要从体制上去规范农村的财务管理。同时，要结合当地的财务基础状况，制定出合理可行的财务管理方法，规范基层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在实践中，要做好农村财务人员、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的培训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其专业水平和素质，为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提供有力的武器。积极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工作，加快实现建设新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

3.2全面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为了更好的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运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重点是要抓住四项基本工作。一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程的行为中，要做到合法规范，禁止出现“改变土地用途，损坏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行为出现[5]。二是建立健全规划化的土地承包流转管理工作制度，重点实施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制度和备案制度。三是积极开展流转服务，培育良好的流转市场环境，各项服务人员要安排到位。四是健全纠纷调处机制，及时解决流转纠纷，如调解不成则走法律程序办理。

3.3强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

首先要加强对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宣传力度，让农民认识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其次，要建立冲裁机构，加大执法的力度，充分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的顺利进行。建立了一套“制度完善、管理科学、职责明确、体系健全”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新机制，使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最后，要妥善处理农村土地纠纷，做好农村土地承包案件的查处工作，维护好当事人的利益，不断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

4结语

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而在建设过程中，为了完善和创新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的各项体制机制，就要适应形势的要求，不断深入基层工作，对重点问题进行开展研究，勇于开拓思路和创新思维方式，为上级领导的决策做强有力的参谋，寻求工作中的突破口，不断促进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左文丽 单位:云南省嵩明县嵩阳农经站

参考文献:

[1]赵永厚.浅谈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J].科技创业月刊,2008(7).

[2].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R].2012.

[3]陈潇潇.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民族自治县政府自治权实施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3.

小农经济的表现篇9

【关键词】浙江省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支农 实证检验

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金融发展对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我们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点之一，许多学者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研究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且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Saifullahi Sani Ibrahim（2013）认为强劲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没有金融深化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人们越来越重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浙江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但从单方面分析，从1978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332元到2012年的34550元，明显增速很快。然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65元变到14552元，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不断变大的趋势，后者的增长率也有下降的趋势。农村经济发展较缓慢，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的需要。因此，这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浙江农村金融的实际状况来研究农村金融的深化问题。

二、农村金融支农的现状

目前，浙江已经形成了以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合作性金融机构，还有其它商业金融机构三者相结合的金融体系。但是，由于目前农村的金融制度并不完善，使得这些金融机构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各自的作用，没有起到促进农村经济更好的发展的作用。

首先，农村金融机构支农的力度不大，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不足，导致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平衡。研究发现1985年至2010年间，农业贷款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额中的比重保持在3～6%之间，但在1985至1990年间比重保持在5～6%左右，之后比重只有3%左右。

其次，金融支持农业的结构不合理，导致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研究发现在2008年以后农村的存贷比开始下降。在1990～2005年期间，农业贷款占农业存款的比重均值只有0.7左右，这说明了农业储蓄存款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用于支持农业的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虽然目前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都满足不了现今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并不能跟上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脚步。

三、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

农村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教育与资源等要素在内的复杂系统，单个指标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将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目标层，是综合各指标后的总指标。第二个是准则层，本文从农村经济实力、农村经济结构、农村社会发展状况三个方面来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个是指标层，将准则细化，用12个具体的指标从各个方面来反映三个准则的发展状况。详见表1。

表1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以浙江省官方出版公布的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为准，相应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1985～2011年《浙江统计年鉴》和《浙江60年统计资料汇编》等。由于官方没有农村GDP的数据，本文按照第一产业总产值代替农村的GDP。

（三）主成分分析

在构建综合指标时，选用主成分分析，但由于各指标度量单位的指标不同，并且取值范围彼此差异非常大，先考虑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因此选用相关矩阵研究消除量纲上的差异和数量级影响。

首先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数据进行了KMO and Bartlett检验，KMO检验统计量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得到KMO值为0.831，越接近于1，表示原有变量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本文中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因子。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提取出两个主成分。研究发现前2个特征值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已达到94.604%，这说明前两个公共因子代表原来的12个指标评价农村经济发展已经有足够的把握。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的成分矩阵（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农业总产值（y1）、农民纯收入（y2）、农业增加值（y3）等在第一主因子有较高载荷。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y6）、农村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y9）等在第二主因子上有较高载荷。所以提取两个主因子可以基本反映全部指标的信息。

表2 成分矩阵

但这两个主因子的表达式不能从输出窗口中直接得到，每个载荷量表示主成分与对应变量的相关关系，而我们需要通过对成分矩阵中的系数进行处理，将各元素分别除对应的特征根，得到各变量在主成分上的得分系数。

具体主成分的线性组合如下：

（1）

（2）

利用每个主成分各自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构造一个综合指标的函数：Y=0.899Y1+0.101Y2 （3）

将标准化后的原数据代入方程中，得到一个能够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的数值。

四、金融支农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

（1）农村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Y）。为了更好的反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得到一个综合数据。

（2）金融支农的规模（GM）。由于农村资产的统计数据不全，因此利用金融相关比率求出金融机构的农业存贷款总和与农村GDP的比值，用该比值进行衡量。

（3）金融支农的效率（XL）。为了体现金融机构在农村建设中的效率，以资本的投入产出比来衡量。所以，本文采用农业贷款与农业存款的比值来表示。

（二）ADF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因此要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在进行协整检验前，首先应确定VAR模型的结果和变量的滞后区间。根据AIC和SC信息最小化的原则，选取最优的滞后阶数。

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这样可以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和序列的波动，处理后的对数分别记为LNGM，LNXL。

结果发现变量Y、LNGM、LNXL的ADF检验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大于其所对应的临界值，说明接受了原假设，序列含有一个单位根，所以这三个变量的序列都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于是运用差分方法对非平稳的变量进行处理，对原序列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发现Y、LNGM、LNXL的检验统计量的值在5%的水平下均小于与之相对应的临界值。说明原假设不能接受，三个变量是平稳的。所以，原始变量是一阶单整。

（三）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

由于原始变量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且为一阶单整，协整检验可以进行。这就意味着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和金融支农的规模、金融支农的效率可能会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本文采用的是Johansen的极大似然检验方法。由于这个方法是以VAR为基础的一个估计模型，所以在进行检验的时候，需要对滞后阶数进行确定本文是根据VAR模型的最适合的滞后阶数来确定。为了能够完整的反映模型的动态信息，并且根据AIC原则和SC原则，可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1985～2010年的样本区间内，在90%的置信水平下，Y和LNGM、LNXL这三个变量之间存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它们的稳定关系如下：

Y=0.833LNGM+3.467LNXL （4）

从式（4）中发现，LNGM、LNXL对Y的影响稳定，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表明农村金融支农的规模、支农的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同向变动。当金额支农的规模每提高1%，农村经济增长0.833;而当金融支农的效率每提高1%，农村经济增长3.467。这表明，从长期来看，浙江农村金额支农的发展水平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其中金融支农的效率带动的效应较大，其规模影响较小但也起到促进作用。

为了研究农村金额支农的规模、支农的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需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分析。重新构造一阶差分的各变量，并且引入长期协整模型所得到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误差修正模型：

DY=0.172DLNGM+0.285DLNXL-0.214ECt-1 （5）

从式（5）中发现，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浙江省之间农村金额支农的规模、支农的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支农的效率比规模对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是效率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说明短期内并不能对农村经济增长起到作用。而规模的系数估计值显著，说明规模每提高1%，农村经济增长0.171。而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214，表示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的时候，误差修正项将以0.214的力度做反向调整，将非均衡状态回复到均衡状态。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确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之后，运用格兰杰检验，对变量进行具体的分析，观察农村金融支农的规模、金融支农的效率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模型滞后阶数的不同会影响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所以本文采用的是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确定的滞后阶数，具体结果见下表。

表3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

表3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支农的效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村经济发展不是金融支农效率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支农的规模不是农村的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村经济发展是金融支农规模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金融支农的效率能显著的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支农的规模的变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不明显，这进一步加强了协整检验的结论。

五、结论分析

首先，通过协整检验得出，浙江省农村金融支农规模、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相关关系。从长期来看，浙江省农村金融支农的效率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且这种带动的效应比较大。但是，另一方面浙江省农村金融支农的规模也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可是它带动经济发展的效应比较小。

其次，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发现，浙江省农村金融支农的效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单向原因，农村金融金融支农效率越高就越能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但是，浙江省农村金融支农规模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而农村经济发展是金融支农规模的原因，说明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金融支农规模的发展。

虽然浙江农村金融支农规模的大小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浙江省金融支农规模，逐渐优化浙江省现有的金融结构体系，建立起以农业银行为保障的政策性金融，以农信社为主的合作性金融、并以商业性金融为辅助的、多方位的农村金融体系。

但是，浙江省的农村金融支农的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起到了“供给主导”的作用。这就说明地方金融体系将农业贷款转化为农业存款方面效率是高的，它能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的自主发展。但是，目前金融支农的效率却呈现下降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农业的长期贷款，从而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与存款之间起不到一个良好的平衡，不能相互促进。所以，如果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贷款的质量、优化支农的结构，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就能切实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此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我们加快金融体系制度的改革，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陆旭辉.金融支农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安徽，安徽农业大学，201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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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冯璐.农村金融对农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村信用社1980-2010年数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3）：21-28.

小农经济的表现篇10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都有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这些法律，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定为三级制的“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是“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是三个级类的“农民集体”。但是，“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理论界和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力图明确“农民集体”的性质。例如1994年12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就指出：“‘农民集体’是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行政执法部门的这种解释，在一定的意义上将“农民集体”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但这与正式的法律表述是不一致的。这种模糊不清的规定，导致了经济实践中的混乱。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本意和相关规定上来分析，“农民集体”在概念上与“农村集体组织”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农民集体”不是指乡（镇）、村或者村以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指某级行政组织如乡（镇）政府或某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对于这一点，法律明确规定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说明。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它们只能经营管理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但我们在调卷复查时发现，有些地方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土地所有权人”一栏填写为“XX村民委员会”。这显然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应予及时纠正。

将法律规定上的“农民集体所有”理解为“全体农民共同所有”，目前被称之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思路之一。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就不作涉及了。

2、村民小组是否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

我国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据国家统计局198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村99％是以上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0％以上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在1983年撤销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所替代，虽然一部分在规模和范围上作了调整，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体制下的土地占有关系。根据这种情况，《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将《民法通则》规定村和乡（镇）两级“农民集体所有”变更为三级类所有。但问题是《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就是生产队解体后的村民小组？对此，1992年6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中指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资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已名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生产队解体为村民小组后，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可以属于该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不应理解为村民小组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什么是与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有关部门没有进一步解释和确定。

我们认为，《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中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而只是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目前苏州农村并不存在这种村内集体经济组织，绝大多数村民小组也没有建立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如果将村内集体土地确权给“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显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而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已失去了前者的组织、管理职能，它作为一个社区概念，就是指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其完全可以满足级类划分的需要，截止2002年12月31日，苏州全市有82%的村的土地按组划分。因此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第三级法定主体表述为“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更为符合实际。2001年11月国土资源部关于依法加快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也规定：“凡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中未打破村民小组（原生产队）界线，不论是以村的名义还是以组的名义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土地应确认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组织涣散、不具备行为能力，不应再赋予它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此，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不需要以组织体的标准进行衡量，况且我国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正式立法中从未要求所有权人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能力，正如一个无法定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却不妨碍他拥有财产权利一样。

我们认为，在具体诉讼活动中，村民小组可采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参加诉讼。村民小组的总人数都在10人以上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要求，村民小组的全体成员对土地有着共同的利益，可由村民小组会议（其组成成员、召开程序可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会议的规定）推选共同的代表人，村民小组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人民法院提出代表人名单，要求村民小组会议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村民小组会议组成人员中指定代表人（通常可考虑由村民小组组长担任）。代表人代为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村民小组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村民小组会议表决同意。

3、“农民集体”能否对土地直接进行经营管理。

有人认为是法律已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因此就排除了“农民集体”的经营管理权。但问题是“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如果不能直接从事经营、管理，这显然违反了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原则。经营管理权是所有权人的一项天然权利，即使是法律也无权剥夺。法律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拟性的一种补充，实属无奈之举。如果“农民集体”直接经营、管理土地的意愿能够通过合法有效的组织形式予以实现，法律不但不应干涉，还应充分保护。事实上，现行法律中有关承包土地调整、对外发包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议定的规定就体现了对农民集体意愿的尊重。我们认为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可以行使对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但也不能就此否定“农民集体”的经营管理权，而且“农民集体”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经营管理权应当是第一位的。至于何为“合法有效的组织形式”，我们考虑“村农民集体”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以村民小组会议的形式实现意思自治较为现实可行，也便于与现行法律接轨。

4、对外发包土地承包金收益的归属。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一方面，“承包经营”就其法律上的本来含义，应当是由发包人投资，而由承包人经营；承包土地上的种植物、养殖物和畜牧物等，应当由发包人所有并承担风险，承包人只承担善良管理的债务上的责任。起初，承包经营所需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基本上都由集体提供，承包人付出的基本上只是劳动，这时的承包经营是名副其实的。但是，随着承包经营制的发展，承包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投资份额越来越大，要自行负担种子、化肥和其他生产工具，而集体除了土地外，很少再作其他投入。这种投资角色的转换，实际结果便是承包经营权是有债权之名而行物权之实。事实上，农村承包责任制实行不久后，农民便开始独自拥有承包土地上的种植物、养殖物和畜牧物的所有权，并自行承担风险。这样，农民与集体原承包经营关系已是十足的土地用益物权关系。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农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产生，为所有权单位的社区成员平等享有的法定权利。非经农民集体同意，社区以外成员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例如，《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土地管理法》第15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是否无偿使用、农村土地承包费的性质是什么？有人认为，我国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劳动成果“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我们认为该观点没有法律依据，本社区的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使用自己的土地是没有理由交纳地租的。我们同样可以将此界定为社区公共职能费用。例外的情况是，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即通常意义上的对外发包。我们认为该承包项下收取的承包金具有土地使用费的性质，应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收益。村委会等发包人作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者无权擅自处分该承包金。

5、“组有村管”模式下村委会发包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否有效。

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该村民小组发包。而在苏州农村普遍实行的是“组有村管”模式，即组有土地由村委会发包，承包金收益也归村委会所有。我们认为，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未经村民小组授权，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应当认定无效。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经营、管理职能弱化，不具备发包条件，由村委会代为发包较为可行，村民小组与村委会构成事实委托关系。我们认为，“组有村管”的经营模式并不符合委托的法律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1）委托关系的受托人有按委托人指示行事的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是不接受村民小组指示的；（2）委托关系的受托人负有报告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并不需要向村民小组报告承发包情况；（3）委托关系的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有权自行处分承包金收益；（4）委托关系的委托人有支付处理委托事务费用的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民小组并不承担任何发包费用；（5）委托关系是合同关系，必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民小组既未办理任何委托手续，也无其他表达委托意愿的意思表示，当事人之间就委托关系的成立显然缺乏合意。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明知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而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村委会代为发包行为的默认。我们认为，通常情况下，内部意思的外部表达必须借助于积极的表示行为，沉默不是表示行为。因此，沉默不是意思表示，不能成立法律行为。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当事人的消极行为才被赋予一定的表示意义，并产生成立法律行为的效果。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就规定：“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可见，在既无法定又无约定的情况下，村民小组不提异议的不作为，并不能看作是对村委会发包行为的认可。

村委会擅自发包组有土地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如果村民小组就此提讼，法院应当保护其法定的经营管理权及收益权。为维护农村承包经营关系的稳定，审理该类案件时要严格把握诉讼时效问题，村民小组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村民小组知道或应当知道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时起算，如有中断的法定事由出现，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6、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