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特征十篇

小农经济特征篇1

关键词：小农经济  中国法传统

小农经济或小农制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中的主导经济形态。上自《尚书》、《诗经》所描述的夏商周时代，下至清末巨变之前，四千多年间，小农制经济一直是中国社会里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进行方式。大规模的奴隶制农业生产或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制的农场经营，似乎都不存在。即使局部地区短期内有过这样的生产方式，但都不占重要地位。

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特征，从生产力方面看，是低级简单的生产力水平长期延续。自春秋末期铁制农具出现到清末洋器传入，二千多年间，中国的农具是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的。单件的、单用途的、直接由人手执或借助畜力使用的农具，一直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组合的、多用途的农具，特别是可以叫做“机器”的农具，在两千多年里似乎没有出现，即使有个别地方曾出现过一二，但也未能推广。除了少数借助风力、水力等自然力的工具（如风磨、水车）等外，不借助人畜之力而使用的农具更是闻所未闻。将清末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期广大农村仍在使用的主要农具（如铁制的刀、镰、斧、锄、铲、钯、锹、镐、钅矍、镢等等，木制的水车、耙、风扇、耖、连耒加 、耥、耧等等），拿来与博物馆中陈列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农具相比较，你会发现变化不大。与落后的生产工具相应，小农制经济下的生产技术也是极其低下的。从观察天气、识别土质土宜、选择良种、栽种及除草施肥等等农业技术而言，自春秋战国至清末民国初，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化。农夫个人生产中摸索积累的经验知识，口传心授乃至手把手地教给儿孙，就是小农经济生产中农业技术的获得、存在及传承的主要方式。二千年后的农夫不比二千年前的农夫的生产技术高多少，其耕获的亩产量也不比二千年前高多少。[1]

小农经济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是三大因素的结合。首先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自耕农土地私有制为辅的土地所有制，其次是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压迫剥削关系及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再次是以赋税、徭役、地租、高利贷、雇资、自备粮及少量出售、家庭副业产品交换等形式体现的产品分配形式。

小农经济下的土地所有制，是名义上土地国有或王有制下的土地私有制。名义上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2]“封略之内，何非君土”，[3]但自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4]之后，实际上的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种土地私有制的成分，主要是二者，一是通过赏赐、掠夺、巧取、买卖、开垦等方式形成的地主（包括一般地主、商人地主、官僚地主）土地私有制，二是通过国家班授、自垦、继承分割、买卖、军功或其他奖赏等方式形成的自耕农土地私有制。

小农经济下的生产组织或进行方式及不同阶级阶层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是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及农民对地主阶级人身依附情形下的压迫剥削关系。首先从经营方式看，不管是大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还是中小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还是个体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不管土地面积大小，其生产经营方式都是一致的，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小块土地经营。大中地主的土地，一般是以租佃方式交给许许多多单个的农家耕种；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或租佃耕种，或雇农耕种。大规模的奴隶制农业劳动生产及雇佣劳动制的农业生产经营在中国古代基本上未成为正式农业经营方式。自耕农、佃农乃至雇农的生产活动，几乎都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5]父家长就是生产单位的“总经理”，其他家庭成员既是家庭拥有或暂时租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股东”，又是家长管束指挥下的劳工。他们与家长的关系基本上也是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说，“户”（或“烟户”）既是亲属组织，又是经济单位。其次，从不同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来看，在这种生产组织和进行方式之下，人身依附关系即压迫剥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关系：一家一户的小农要么依附地主（佃农、雇农的情形），要么依附国家（自耕农的情形）；中小地主常常依附于大地主；整个地主阶级依附于国家或皇帝，他们都有向其依附的对象无偿交纳一部分收获物的义务，以换取保护或耕种机会。严格地说，佃农、雇农常常没有真正独立的人格和人身自由，甚至自主解除那难以忍受的压迫剥削之“契约”的权利也没有。

小农经济下的产品分配形式，主要是由国家赋税和地主地租双重方式体现的剥削关系。自耕农将收获物的相当一部分（如汉初三十税一）以赋税的名义交给国家，有时还以谷物、货币交给国家来抵充法定的徭役。或者可以说，服徭役也是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形态之一，不过以力役交纳而已，亦可视为“力役地租”。佃农一般是向地主交纳佃租，其数额常常高出自耕农应向国家交纳赋税的数倍，这种情况下土地税、人口税等等一般由地主向国家纳付；有时佃农既向地主交佃租，又向国家交纳土地税人口税等等。雇农则系纯粹向地主“卖工夫”者，一切种获物全归地主，仅取得一定工价养家糊口，一切赋税全由地主向国家交纳。无论是佃农还是雇农，丁徭（即按人头规定的徭役）似乎都是自己向国家供服或以钱物代纳。

小农制经济是一种非常落后、非常脆弱的经济。关于它的落后性，马克思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6]这种落后，简言之就是生产规模过小，生产单位小而分散，扩大再生产几乎不可能，没有分工协作，亦即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7]由这种原始落后性所决定，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马克思说：“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方，他就永远不能翻身。”[8]

这就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基础，深深地决定或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间的上层建筑，中国的政治法律传统当然是它影响下的产物，带有它的烙印。

以下我们从国家基本体制、民事、行政三个方面去分析小农生产方式对中国政治法律传统的影响。

一、 从国家基本体制与构思看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国家基本体制，是一种小农制的国家体制。国家虽大，人众虽多，但骨子里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的构架。

1.小农经济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国家体制支柱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这种理想，是以小农经济为蓝本或终极目标的。《大学》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这就是认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与小农家庭的原则一样，可以用治家原则来设计政治、治理国家。小农家庭的小康和睦，已经孕育了国家的富足安定。孔子认为，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9]他的“均平”理想，是以普遍建成自给自足的小康农家、消灭暴富和贫困的理想。这种理想影响中国政治几千年。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0]在他看来，这种一家一户小农耕织、黎民不饥不寒的政治状态就是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是“王道”的实现。这种政治理想，也体现在中国的历代法制特别是土地制度中，“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的“井田制”，就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的制度（或理想）。后来王莽当政实行的“王田制”，也体现了这一社会和政治理想。自北魏到隋唐实施了近四百年的“均田制”也体现了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历代农民起义，也体现着这样的政治理想。如唐末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起义，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11]，都体现了要建立小农经济理想秩序的愿望。又如北宋王小波起义，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为理想。[12]钟相、杨么起义，以“等贵贱，均贫富”[13]为政治理想。明末李自成起义，以“均田免粮”为理想。所谓“闯王来了不纳粮”[14]就是典型的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求扩大再生产、无所谓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建设（公共建设客观上需要赋税）的小农愿望。至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小农理想的典型叙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织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看来，无论是所谓奴隶主贵族阶级代言人，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还是农民革命的代言人，在小农经济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上是出奇地一致的。

2.国家被视为帝王挣得的“产业”，正如土地、牧畜、房屋等作为小农的“家业”一样。秦始皇以天下为“家业”，企图“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5]汉高祖以天下国家为自己“提三尺剑”挣来的“家业”，得天下后一副小农志得意满的样子对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哥哥）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16]黄宗羲说：后世君主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兴兵起事，天下涂炭，以博此产业，视为为子孙创业；天下既定，“刻剥百姓以供淫乐，视为产业之花息”。黄宗羲由此结论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17]其实，正是小农经济性质的君主专制制度为祸如此。在这样的定位之下，国家的法律才要把皇帝的地位比拟为父母，把天下百姓都比拟为子孙，把对皇帝的“忠”看作是对父母“孝”的自然延伸。《唐律疏议》宣布：“王者……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18]国家的一切制度设置，都是按皇帝一家一姓私产管理的模式设计的，皇帝的父母尊为太上皇、太后，岳父尊为国丈，正妻及众妾封为皇后及妃嫔，伯叔子弟封为诸侯王，都是国家官员，食国家俸禄（及封赏），封官委职与家庭成员之间分享产业、获得花息合而为一，此正是小农的构思。而其他任何意欲扩大生产规模、使农业生产变成社会劳动、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农业经营者绝不会这样做。

3.国家政治体制的小农设计。皇帝是天的儿子，又是天下共同的父家长。所有臣民是皇帝的儿子，其中一部分人被委以官职，犹如兄长，帮助家长看管部分家业。自《周礼》以来，有所谓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设置，正如小农家庭在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农活儿。国家所重者为二：一曰农耕，一曰读书。一方面尽一切可能鼓励农耕，一方面崇奖读书科举。这正如一个小农家庭“耕读传家”。国家的人事任用一定要明确为皇帝的恩赐，正如小农依据子孙的表现给予不同的“好处”一般。国家礼聘硕学鸿儒教导皇位继承人，正如小农聘塾师教子弟一般。

4.国家政治仪式的小农属性。每逢国家承平，民生殷实，可称小康之时，帝王们就立即动念头要封泰山、禅梁父，祭告皇天后土，也就是把田地丰收、家业兴旺的好消息报告给远在天国的父母，这正如小农每逢丰收必祭告祖先一样。每逢大的自然灾害使民不聊生之时，皇帝常玩“罪己诏”的把戏。这种仪式的对象，理论上是天父，是向天父认错悔过，反省自己没管好家业，没照顾好子弟，以至干犯父怒。此外，每年一度的皇帝“亲耕”、皇后“亲蚕”仪式，正如小农家长向子孙们示范耕织，教率子孙妇妾勤劳种织、不得游惰一样。国家一年一度的尊三老、敬五更的大礼，也正如小农家长在家中向子孙妇妾们示范敬老养老、教导子孙孝顺的举动一般。

5.分封食租税体制中的小农原则。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原则之一是“封建”，即使在“废封建立郡县”之后仍是如此。秦以前的封建，是正式的“封邦建国”，诸侯是封地及其人民的真正主宰。汉以后仍有“封邦建国”，直至清代仍有“封王侯”之制度，只不过没有任何行政权，仅食租税而已。这种把国家的土地人民租税分割给子弟、同宗、姻亲、功臣的做法，正是小农向子弟分割家业的做法。而分割田产家业正是小农经济持续的典型原因之一。[19]周初封建，“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20]汉初，尽封子弟宗室为王。为防止异姓封王，刘邦曾宰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21]秦始皇时，有人以“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为理由劝秦始皇分封子弟，为其拒绝；但这种理由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的一般观念。孟子说，“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之亲爱乎？”[22]这更加明显地阐述了帝王必须分封子弟的理由，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农制理由：为父为兄的当了皇帝，富有四海，能不让子弟们分点肥，沾点光吗？这正是小农家庭中的同财共产观念的体现。正如人们对一个富裕的小农说：“你仓满桶满，你弟弟外出讨饭，这那象做哥哥的？这么狠心！”孟子还说，君主挣得天下，实际上最终是为了尊亲养亲：“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23]天下国家就是君主用来养亲的家业或本钱。这种观念，同样是小农的观念的反映。天下国家成为与皇帝老子与子弟分享的家业，成为尊亲养亲的本钱。在个体小农心目中栉风沐雨、精打细算、辛劳一生创下的家业，真想不出除了尊亲养亲、造福子孙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更高尚的意义或作用。

二、从国家的民事法律来看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单独的民事法规范，关于民事活动的规则要么存在于“礼”或习俗中，要么存在于《户令》、《田令》之类的行政规定中，要么依附于刑事条文而存在。这些民事法规范受到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强烈影响，或者说，许多民事规范是为维护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或基本经济秩序而存在的。

1.国家通过授田、抑制土地买卖来缔造一家一户个体农民小块土地经营的基本经济秩序，保证小农经营条件能得以长期延续。

中国早自“井田制”开始之时起，即通过法律和国家行政手段制造小农经济，实现孟子的“制民恒产”的理想，防止其他经济形式出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24]这是中国最早的政府向农民授予小块田地的记载。当时百亩，大约为今天三十亩左右。[25]农民除了以共耕公田的方式交纳力役地租外，就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经营那百亩私田。为了保证这种秩序不被破坏，国家禁止土地买卖，此即“田里不鬻”。[26]自秦商鞅变法“除井田，开阡陌，使民得买卖”以后，土地私有制虽有发展，但国家仍常作直接或间接复辟井田制的努力，仍在赐授公田或出借公田给百姓。如汉宣帝时，曾多次“假郡国贫民田”，“假公田、贷种食”[27]；王莽时直接恢复井田制，不许买卖土地。[28]后汉章帝时曾“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所在赐给公田”。[29]自北魏政权开始，经北齐、北周，直至隋唐两代，中国实行了长达四五百年的“均田制”，国家正式按户按丁授予田地，每人几十亩不等，每户百亩左右，所授田地分为两份：一份是家世其业永不归还国家的，称为桑田、世业田或永业田；一份是人丁终生使用，身老免赋税时或死亡后须归还国家的，称为露田、口分田等。这些田，都严格限制买卖。如北魏时露田不得买卖，桑田（世业田）也只能“卖其盈”，即只能出卖家口减少后多出来的份额面积：“不得卖其分”，[30]即不得出卖按家口应有的永业田份额。唐代仍坚持此种限制，世业田、口分田均不许自由出卖。世业田仅许在“徙乡及贫无以葬”时出卖，口分田仅许在“自狭乡徙宽乡”及“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时出卖。[31]《唐律》严厉打击“卖口分田”的行为：“诸卖口分田，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32]《大清律》规定：凡典卖田宅，即使典期已满，依惯例不得赎回时，只要田主仍欲赎回，则仍可按原价赎回，典主不得拒绝，违者笞四十。[33]这些制度，都旨在维护小农生产秩序，保证小农经营的基本条件不致丧失。或者可以说，土地（只要是不许出卖的部分）不是私产，而是国家无息借贷给小农家庭的基本经营本钱。这是保证小农生产延续，阻止小农破产的一种制度安排。

2.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度使私人占有经营的土地面积不断分割，使小农经营成为必然，为小农经济创造了前提。

中国的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度，是与土地私有制同时开始的。自商鞅变法，废井田，允许土地买卖时起，即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之法。[34]不许成年兄弟同居，虽是为了增加国家税户，但也使土地等生产资料不断因分家析产而分割成更小规模，使农民的农业经营只能成为小块土地上的个体经营。《唐律》规定：“诸相冒合户者，徒二年。……即于法应别立户而不听别，应合户而不听合者，主司杖一百。”此法亦与商鞅之法同旨，要在使民户不断拆散为小家庭，使土地分割为小块经营地。关于土地等家财分割，《唐律》特别规定：“即同居应分（财），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唐《户令》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35]特别强调诸子或兄弟在分家时均分家产，就是为了保证人人都有为小农经营的机会，实现耕者有其田，防止土地集中。这里甚至根本不承认父祖有通过遗嘱作不平均分割的权利。这就不断地造就了小农经济的前提，杜绝了农业的大规模社会协作劳动或社会化经营的可能。

3.国家直接引导小农的小规模经营，直接规定了小规模生产的标准。

在中国旧政治中，政治设计者从不作大规模农业经营的设想，法律也从不引导大规模农业经营，而是引导小规模经营。孟子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跑，凶年免于死亡”，使“黎民不饥不寒”[36]，这就是农业生产的目的。这一目标本身就是一个极低水平的小农经营的目标，只需保证每家每户有田地、无苛税，就可以满足。因此，每家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无夺其时”，或每家养“五母鸡，二母彘”[37]就可以了。汉时，有地方官即本此意，强令百姓“口（每人）种一树榆、百本薤（山菜）、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38]北朝西魏时，曾颁《六条诏书》，其中第三条规定：每年春耕时，地方官必须“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39]国家主动立法帮小民解决小农经营中存在的劳动力和耕牛不足问题。唐朝有《田令》规定：“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40]国家立法直接规定小农小型经营的种植经济作物数量，深恐小农不会营生，其引导督促小农经营可谓无微不至。

4.禁止父母在世时兄弟别籍异财，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目标实现。

自《唐律》至《清律》，都明文规定“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为犯罪。这似乎与前述强令分家析产、分割田产而使农业经营规模不能不变小之规律相矛盾。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小农经济的目的，正如孟子所言，是要使“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41]而要达到这一点，当然要使小农家庭中老年人的赡养无后顾之忧。为了防止因成年子孙分家析产而致年高父祖赡养无着，所以干脆规定：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子孙即使成年或已结婚，也不许分家析产。唐律甚至规定：祖父母父母主动令子孙别籍异财，也要受到“徒二年”之处罚。[42]清律则取消了此种规定，允许父祖同意下的子孙别籍异财。当然，这种不许别籍异财的规定更多地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因为在父母丧期内也不得别籍异财。但为保证小农经济的养老目的实施，不能不视为此种规定的原由之一。

三、从国家的行政及有关法规看

中国旧制下的国家行政活动及相关法规亦常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宗旨，这主要体现在打击占田过限、打击豪强兼并土地、严禁脱漏户口逃避赋税徭役、严禁怠于耕作荒闲土地等等方面。

小农经济特征篇2

关键词：农地征用；市场交易制度；土地补偿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运动”，将解放区的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1)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核心问题是重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自2001年起，中央财经办公室和国土资源部展开针对“征地制度”的调研活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的一系列建议：①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②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③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④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⑤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

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小农经济特征篇3

一、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政策建议

（一）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必要性

1、新农村建设资金供给不足，要求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据统计，1999年全国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负担总额约为1200亿元，而国家财政用以农业的支出，1999年为1085.76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8.23%，2004年为2357.89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8.28%。也就是说，尽管从绝对额看已经增长了不少，但从相对比重看几乎没有变化，而且2000年至2003年间还呈逐步下降趋势。（表1）2004年财政开始加大农业支出力度，这还是在近几年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实现的。由于现行税制客观上约束未来财政收入不可能长期保持大幅增长，因此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保持国家财政用以农业支出的较快增长，难度是相当大的。面对这种形势，如果不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将难以保证如期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2、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要求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2004年达到2357.89亿元，较上年增长34.39%，大大超过当年国家财政支出增长15.6%的速度，2005年和2006年及以后要继续保持高增长速度，表明国家财政用以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确实有了大幅增加。但是，可以说，这些资金量目前还仅仅是用以能够维持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村最基本的义务教育等最核心的公共品的基本供给，还有大量的资金需求缺口无法满足。如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社会保障、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农村卫生事业、农村义务教育、农业生产技术改善等等，由于没有资金来源，根本无法得到满足。这些本来应该主要由政府财政提供的公共品，在完全取消农业税后，如果寄希望于主要通过所谓的农民自主、自愿或自治等方式解决，其结果只能有两个，要么回到税费改革之前，繁重的农民负担再次反弹，要么筹集不到资金，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不论那种结果，最终都将导致新农村建设预期目标难以实现。因此，从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角度看，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是非常必要的。

3、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要求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新农村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曾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而20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小康社会”概念时，也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其的重要内容之一列入。经过近20年的努力，1998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为44.5%，农村居民为53.4%，分别达到和接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小康标准。但是，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要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客观地说，农村问题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与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不足或未得到足够重视有根本联系。“十一五”规划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再次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希望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没有持续足够的资金支持，恐怕难以做到。因此，从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看，要求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

4、“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的战略部署，要求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城乡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城乡经济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5年我国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47。“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是推动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工商税收体系主要是对城市第二、三产业征收，新农村建设特别税采取对现有主要工商税种征收附加税形式征收，能更好地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真正落到实处。

（二）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可行性

1、“十一五”规划为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提供了制度铺垫。“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得到广大人民的普遍认同，使纳税人在思想上有了较充分的准备，认识上容易统一，纳税人的服从度较高。

2、坚持宽税基、轻税负原则，纳税人容易接收。选择现行增值税、营业税等征税对象为税基，税基尽可能宽些。实际税负设计控制在2%左右，这样不至于给纳税人增加太大税收负担，容易实施。

3、税制设计技术和征管技术可行。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可设计采用附加税形式，对现有增值税、营业税等应纳税额征收一定比例的附加，不会使税制复杂化，征管成本低，易于征管。

4、韩国乡村发展特别税的成功经验可借鉴。乡村发展特别税为韩国应对乌拉圭协议挑战、克服金融危机和推动“新村运动”向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为韩国政府筹集了约15兆韩元的税额，使乡村经济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继续得到较快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为韩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做出了重要贡献。2003年韩国国会将“乡村发展特别税”的征税时间延长10年的决定也表明该税得到政府和纳税人的认可。实践证明，韩国的乡村发展特别税是成功的。而韩国乡村发展特别税开征的背景与我国现在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韩国的乡村发展特别税可为我国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提供许多成功的有益借鉴。

5、我国过去“两金”的征收为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积累了宝贵经验。我国分别从1982年和1989年开征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开征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到1996年全面停征，由税务部门负责征集的“两金”共2444.59亿元，为缓解我国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的紧张状况，筹集财政资金，平衡财政预算，减轻中央财政压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种曾经征收专项附加税的传统，使纳税人对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有较好的熟悉度，征收机构也有相关经验。可以说“两金”的征收为我国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保障措施

1、宣传保障。开征前应对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的重要意义大力宣传，尤其是对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对未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的重大意义要重点宣传，要让广大纳税人深入理解和接受。要让每一个纳税人明白，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不仅仅是为了“农业、农村和农民”，而是涉及每一个城乡居民未来生活进一步改善的重大举措。

2、单独编制新农村建设特别预算，制定科学的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税款使用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量资金，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筹集的资金仍然是很有限。因此，对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所筹集到的资金必须事先进行科学规划，确定不同项目对资金需求的轻重缓急，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为确保税款的有效使用，每年单独编制新农村建设特别预算，全面系统地公开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税款使用情况，给纳税人一个清楚的交代，让纳税人放心纳税。当然，科学规划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税款使用的前提条件是要科学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规划好了，才可能制定科学的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税款使用制度。

3、完善税款使用监督制度和责任制度。由于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属于特别目的税，其税款必须专款专用，严格按新农村建设特别预算安排使用，不得挪作他用，由各级人大制定监督制度和责任制度并实施监督，明确税款使用责任，使税款使用依法进行。

二、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税制设计构想

（一）征收目的。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的目的是促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战略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筹集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同时，应在制度上保证现有财政用以农业的正常支出基数不但不减少，还要随经济发展有所增加，这样才能真正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是用以补充现有财政用以农业的支出不足，而不是取代现有财政用以农业的支出，只有这样才能因开征新农村建设特别税而实实在在地增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资金投入。

（二）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设计以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等七税种的征税对象为征税对象，以上述七税种的应纳税额为计税依据。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列入征税对象主要出于“宽税基层、低税负”的考虑，而将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列入征税对象主要是出于调节贫富收入差距的考虑。计税依据：设计以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等七税种的应纳税额为计税依据，这样便于征管，节约成本。纳税义务人：以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为新农村建设特别税的纳税义务人。

（三）税率。按低税负要求，税率设计为附加税率10%，实际税负为2%左右。就是说，如果以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等七税种的应纳税额为计税依据的话，以2005年上述七税总计约17839亿元（增值税为国内增值税部分）收入计算，附加税率10%即可每年筹集2000亿元左右新农村建设特别税收入。而10%的附加税率，如果按七税种的征税对象计算，实际税率只有2%左右，实际税负很低。

（四）税收征管。新农村建设特别税应归国家税务局征管，收入归中央政府支配，专门用以支持新农村建设。按简化税制原则，采用附加税形式，纳税人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和车辆购置税的应纳税额时，同时缴纳新农村建设特别税。

小农经济特征篇4

摘 要：在农业经济现代化的前提下，我国提出了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以此来适应现今经济的发展，本文将从现代农业特征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性出发，通过分析二者的概念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现代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230142

现如今，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不断的改革和深化，其中农业经济因为改革而发生的体制改变比较大。原来，我国农业经济实行均田制，即一亩田一个人，可在经济改革的要求下，农业经济必须向着更专业、更规范的经营方式转变。这种转变从根本上来说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小农经济向社会生产的转变。为了使农业经济更快的适应并加速这一转变，我国提出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的伟大构想。

1 现代农业特征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性

1.1 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的逐步加快，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体系已经无法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渐渐突显出来：农业生产太过于分散，没有产生可以直接依赖的主体；农业生产方式比较落后，人力依然是主要劳动力；没有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意识，多数农民还局限于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没有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农民对科学技术的接受能力普遍较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对农业经营体系进行转变是很有必要的。

1.2 现代农业特征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

现代农业特征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属于同一内涵，都是为了实现农业经济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现代农业即应用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对农业生产进行科学化的管理，以此来适应市场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主要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培养农育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的农村合作社，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社会化的基础与服务，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有效解决农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利于农业经济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2 现代农业特征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农业的现代化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条件，新的农业特征要用新型的经营体系来支撑，两者属于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关系。

2.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符合现代农业特征的客观要求

什么样的农业特征需要什么样的经营体系。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下，传统的农业经营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农业发展，这个时候，构建一个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就变的很有必要。

现代农业要求农业经营方式要更趋于机械化、科学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机械化是指生产技术的机械化，用机器代替人力，既能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又能提高生产效率；科学化是生产技术的科学化，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管是在以前还是现在发达的21世纪，这句话都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广泛的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必要时还可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引用，在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的同时降低了成本；集约化主要是增产方式的集约化，传统农业的生产属于粗放式，即精耕简作，现代农业的生产属于集约式，即精耕细作。对增产方式实行集约化，既能保证质量也能保证产量；市场化是现代农业最重要的特征，市场化是指经营循环的市场化，市场是经济的载体，农业经济也是一样。农民在进行生产的时候要面向市场，做到一切生产都是为了市场而投入，生产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得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符合现代农业的要求的，尤其是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农村合作社是农民与市场进行交流的最主要平台，是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实现现代农业机械化、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2.2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应对现代农业新挑战的有效措施

根据国家第二次农业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现在从事农产品种植的农民人数较少，土地也明显不足，在这较少的人口中，女性的人口比例要比男性的人口比例大，平均年龄在50～60岁以上，这就意味我国在实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在这诸多的挑战中，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农民的人口老龄化和后继无人的问题[1]。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可以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要求培养专业的农育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村合作社等生产可以依赖的主体，对农业生产进行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服务，对农业现代化的实施起促进作用，既解决了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也保证了农业的健康发展。

3 总结

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既符合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又能为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贡献主要力量，两者属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

小农经济特征篇5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0－0043－02

二元经济通常是指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二者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投入要素、组织方式、增长特征和工资率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以广义的农业部门（第一产业）为一元，非农业部门（第二、三产业）为另一元，这样的划分比较符合二元经济的含义，也更有利于实际研究中抓住主要矛盾。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点在于，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远远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具体表现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的份额较大，创造出的产出份额却较小；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虽然劳动力的份额较小，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根据这种特征，本文选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指数等三个指标作为衡量指标，并以此为依据对河南省的二元经济结构进行总体度量。

一、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

1.比较劳动生产率。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反映了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所创造的收入比重。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表明本部门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的比值越大。国民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就越强。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从时间序列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加剧阶段，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升高；在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达到最高点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步升高，从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下降，从高于1的方向向1趋近。

2.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通常总是低于1[1]。

3.二元反差指数。二元反差指数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反差指数越小，二元反差程度越小，二元经济结构越不明显。从理论上讲反差指数的最小值为0，此时意味着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

二、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演化过程分析

1.改革开发以前

建国之初的1952年，河南省第一产业在生产总值中占62.23％，表明河南省经济仍然以农业部门为主。之后随着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是“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顺序，而我国由于特殊原因，走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其需求的巨大资本使得农业不堪重负，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有限，这些都制约了农业的发展。这种发展战略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拉大，因而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明显，集中体现在两部门生产率差异的扩大，这一点可以从图1中观察出来。

从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两部门间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及70年代中后期表现得比较突出。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52年的0.69下降到1962年的0.47，1965年小幅上升到0.57，1978年大幅跌至0.49。非农产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从1952年的3.70跃至1957年的3.90，1970年跌至3.03，1975年重新回到了3.70，1978年又下降到3.10。二元对比系数从1952年的0.19下降到1962年的0.12，接着上升到1965年的0.19，1975年又降到0.14，1978年又升至0.16。二元反差指数则从1952年的27.58％上升到1962年的44.52％，接着下降到1965年的35.69％，1975年升至41.15％，1978年又降至40.78％。27年来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年均下降1.33％，非农产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年均下降0.68％，二元对比系数年均下降0.66％，二元反差指数年均上升1.52％。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前，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总体上比较明显，这主要是非农产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果。

2.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河南省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的生产率以及城乡收支等方面都有所变化。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小，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二元反差指数越小，二元经济结构处于弱化阶段。反之，则表明二元经济结构有所强化。改革开放以后河南省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改革开放以后河南省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大于1，而且呈现出下降趋势，符合经济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但是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升后反而有所下降，造成二元对比系数以及二元反差指数呈现出波动的态势（图3）。根据二元对比系数以及二元反差指数的变化趋势，可以把改革开放后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减弱时期（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末期）

河南省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并且迅速取得了成效。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的0.49上升到1987年的0.53，年均上升0.88％。非农产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从1979年的3.36下降到1987年的2.04，年均下降6.44％。相应地，二元对比系数从1978年的0.16提高到1987年的0.26，年均提高5.54％。二元反差指数则从1978年的40.78％降低到1987年的32.54％，年均降低2.54％。

第二时期：二元经济特征强化时期（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

80年代中后期，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使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的差异逐步拉大。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上升转为下降，从1987年的0.53降至1993年的0.37，年均下降6.17％。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一改下降势头，从1987年的2.04升至1993年的2.22，平均每年上升1.42％。相应地，二元对比系数从1987年的0.26下降到1993年的0.17，年均下降7.34％。二元反差指数则从1987年的32.54％提高到1993年的41.44％，年均提高4.11％。

第三时期：二元经济特征缓解时期（90年代初期－90年代末期）

这一段时期经济中出现了过热现象，国家因而进行了经济“软着陆”的宏观调控，河南省的二元经济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93年的0.37上升到1998年的0.42，年均上升2.57％。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93年的2.22下降到1998年的1.83，年均下降3.94％。二元对比系数因而从1993年的0.17上升到1998年的0.23，年均上升6.23％。二元反差指数则从1993年的41.44％降低到1998年的34.04％，年均降低4.01％。

第四时期：二元经济特征增强时期（90年代末期―21世纪初）

此期间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而且国内呈现出通货紧缩的势头。为此，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拉大了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河南省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1998年的0.42降至2003年的0.29，年均下降7.76％。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从1998年的1.83升至2003年的2.07，年均上升2.53％。相应地，二元对比系数从1998年的0.23降至2003年的0.14，年均下降10.48％。二元反差指数则从1998年的34.04％升至2003年的42.69％，年均上升4.63％。

第五时期：二元经济特征减弱时期（21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实行的新农村政策初见成效，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明显实效，二元经济特征有所减弱。河南省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2003年的0.29升至2009年的0.31，年均上升0.85％。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从2003年的2.07降至2009年的1.60，年均下降4.37％。相应地，二元对比系数从2003年的0.14升至2009年的0.19，年均上升5.26％。二元反差指数则从2003年的42.69％降至2009年的32.26％，年均下降4.78％。

三、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河南省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是二元对比系数仍然较小，大部分年份在0.2左右，而二元反差指数却较大，大部分年份在40％左右，这表明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依然明显。河南省的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性，但是总体上呈现出刚性特征。

小农经济特征篇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养老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全国一样,目前上海郊区农民养老模式主要依赖家庭或个人,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虽然存在强烈的需求,但社会养老保障的组织供给问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国际大都市,上海在探索和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方面显然也处于领先地位,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地推出了小城镇社会保险模式,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为突破口,在传统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外为上海农村养老保障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二是上海市并没有放弃对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制度改造和完善的尝试,相反,在完善农保的基础上推出了土地征用补贴保障,并鼓励商业养老保险和综合保险等多种社会养老保障方式的并行发展。总之,多元化的上海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则是上海农民最重要的两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对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参加意愿研究多数是基于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农民参保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如乐章(2004)以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保险参加意愿与保险水平选择两个层面的考察发现,尽管家庭保障、土地保障仍然是农民规避老年风险的主要方式,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需求非常迫切,且其养老保险参与意向受到个人、家庭、社区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吴罗发(2008)通过江西省58个县(市)436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并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进行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农民的文化程度对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着影响并呈负相关,农户人均纯收入、农户劳动力比重、农户承包耕地面积对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着影响并呈正相关。其他类似的经验研究不仅涉及不同的地区特征(江涛等,2007),还涉及不同人群类型的差异等(肖云等,2005)。

    已有研究的局限在于抽样调查问卷关于农民是否愿意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问题设计一般比较主观,如常见问题设计为“根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容及您自己的经济条件,您是否愿意参加”,农民参保的主观意愿和实际参保行为是存在一定偏差。同时,抽样调查的误差及相关信度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使用村庄层面的最新农业普查数据来替代面向农民个体的抽样调查数据,即根据一个村庄实际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农民规模占村庄全部人口的比例则比较客观地度量出农民参与农村社会保险的行为选择,并且普查数据可以避免抽样调查的系统误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试图探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上海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并利用农业普查数据分析村庄层面农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农保和征地补贴保障养老金标准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最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和讨论上海市农保和镇保这两种最重要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效率特征和激励效应的差异。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局2007年第二次农业普查办公室提供的上海市行政村普查数据。该次农业普查对象涉及上海市所有登记为村民委员会的行政村及列为农业普查农村范围内的居民委员会和具有村级行政管理职能的农(村、牧、渔)场的管理机构。普查的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涉及本研究有关的包括村庄的基本特征、人口情况、耕地投资及村民自治和村级经济收支情况等。实际普查的村庄数目为1912户,有效记录数据为1854户。

    二、假说、背景与变量

    (一)研究假说

    相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言,小城镇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上海郊区具有比较强的地方特色,农民参保的激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仅与村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及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等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相关,而且还受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及其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关于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村庄的地理环境有助于农民知道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及其相关的信息知识,这一点在许多类似农民参保意愿的抽样调查中得到了证实(乐章,2004)。与基于个人的调查研究相类似,经济收入和人口规模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参保激励的重要变量,但是,不同的是在村庄层面的研究中,影响的因素不再是农民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家庭人口规模,而是村庄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村庄自身的人口规模会影响一个村庄的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及其享受的保障水平。对于相对富裕的村庄,集体经济提供给农民养老保险养老金的补贴会明显高于那些落后的村落,而这也显然会提供富裕村庄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当然,在上海各区县,由于区财政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贴水平的不同,有一些地方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可能会达到289元或426元不等,但这些农民所占比重毕竟不高,而且,这些养老金事实上是村集体经济收入对老年农民的一种补偿,既不规范,也不一定稳定(杨子春,2007)。

    其次,关于村庄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问题。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大量的研究围绕村庄基层民主是否强化了村庄的治理问题发生了有趣的争论(王书娜、姚洋,2007)。支持性的观点认为基层民主可以产生更加公平的公共物品的供给(Bardhan等,2005),但反对的证据却争辩基层民主及其分权决策会阻止公共物品的提供(Besley等,2000)。在村庄层面,基层民主不仅体现在村庄领导人的选举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乡村的具体治理方面,如有关集体资产的处置和管理,关键的权力问题是集中于董事长决定、村干部决定还是村民大会的分散化表决决定。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发达地区大量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及其集体资产管理的民主化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基层组织对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激励及其保障水平。

    再次,关于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及其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目前,上海小城镇保险主要吸引被征地农民参加,其覆盖面过去一直没有农村养老保险大。由于被征地农民根据现行的法规,征地单位必须为其缴纳小城镇养老保险费,从而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将直接影响农民参加小城镇保险的规模。并且,小城镇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种不同的保障制度本身也存在相互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当一个村庄农民更多地选择参加小城镇保险,则必然会降低该村庄农民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此外,村庄的集体经济支出结构中福利性开支比例的增加可以作为一个控制性因素考虑对农民的养老保障金尤其是征地养老补贴水平具有潜在的影响。

    (二)上海郊区农民养老保障:一个总体描述

    与全国不同,上海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可供选择的空间更大一些。具体的养老保障方式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小城镇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及征地补贴养老和综合保险。以下重点讨论上海农民对于上述不同养老保障方式的参保状况及其养老金水平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供给状况等。

    从社会养老保障参保水平来看,目前,上海市共有257.3万郊区居民参加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其中,郊区居民参加比重最高的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其参加比例分别为39.8%和25.7%,两项合计达到65.5%。其次,还有14.9%和10.2%的农村居民也分别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此外,还分别有5.5%和3.9%的郊区居民享受征地养老和参加综合保险机制(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2008)。

    从分区县的数据可以看出,农保参保率最高的是崇明县,其余依次为金山区、奉贤区和青浦区。相比之下,嘉定与闵行区的农保参保率比较低。而小城镇保险,参保率最高的是南汇区,金山与奉贤区次之。而镇保参与率最低的是宝山区。此外,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比例最高的是浦东新区,已经达到10.9%,而在水平最低的青浦区,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仅有2.1%,而多少有些难以理解的是崇明县有11.7%的农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居全市最高;金山区次之。在征地补贴养老方面享有征地养老保障的农民比重最高的是松江区,即2万多农民享有征地养老保障,占该区全部农村人口的4%。考虑到上海农村人口总量包括了277万外来人口,因此各个区县农民也可以参加综合保险,其中宝山、松江与浦东3个区农民参加综合保险的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也许与这3个区聚集了更多的外来人口有关(见表1)。

    由于征地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农村征地过程中历史遗留问题而设计的,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对于一般农户而言,其进入的“门槛”费用比较高,至于综合保险主要是针对外来常住人口设计的。可见,上海郊区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主要在于一方面需要推进小城镇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同时应该逐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水平,以增强对农民参加保险的激励。

    (三)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的村庄分布差异:参保率、养老金标准及其若干影响变量

    从农业普查的村庄数据来看,村庄层面的农民平均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小城镇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2.9%和23.6%(见表2),农保参与率比小城镇保险参与率略低一些。但是,不同村庄层面的农民参保率差异十分明显,对于有些村庄,无论农保还是镇保都没有农民参加,其两项养老社会保险参与率都是零。而对参与率比较高的村庄而言,其基本可以达到全员参加镇保或接近于全员参加农保(99.5%)。显然,这表明有些村庄整体被征地而全部加入了小城镇保险。

小农经济特征篇7

特征一：全面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目标的规定性。在十六大报告中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六个更加”从一般的规定性上清晰地规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有一般就有具体。接着，在报告中又具体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目标内容。这就是经济上的“三个力”——经济力(GDP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政治上的“三个权益”——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文化上的“三个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生活上的“三个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四个“三”具体而全面地勾勒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是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总体达小康决定的。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上世纪末，我国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到2000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完成89404亿元，折合10081亿美元，人均约850美元，超过了人均800美元的目标，跨进了小康的门槛。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不平衡、不全面的小康。所谓低水平，就是经济量人均水平还比较低。所谓不平衡，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还不小。所谓不全面，就是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社会生活各项指标还没有完全达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和更全面的小康社会。所谓更高水平，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所谓发展比较均衡，就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明显扭转，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所谓更全面，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可见，“总体达小康”是“全面建小康”的前提和基础，“全面建小康”是“总体达小康”的继起和发展。“全面建小康”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源于“总体达小康”的历史前提。

特征二：重点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重点的规定性。在十六大报告中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提出来，不仅提出了“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指出了“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全面建小康”的战略既讲全面推进，又讲重点突破，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既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又把握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全面推进的基础上凸现了重点推进的战略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重点选择的“三农”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推进的特征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农”国情决定的。所谓战略重点，就是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主攻方向或中心目标。在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之内，当某些部门处于落后地位，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薄弱环节时，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而，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战略重点选择得适当与否，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的重要判断，基本依据就是我国现阶段的“三农”国情。初级阶段是不发达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差距主要在农村。具体看来，农民生活水平较低，还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仍然主要依靠畜力和手工劳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比较落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条件差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我们说，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其实，重中之重在农业、在农村、在农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同志也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见，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定位在“三农”问题上，是在全面估量“三农”国情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作出的实事求是的决策。可见，“全面建小康”的重点推进性特征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农”的基本国情。

特征三：积极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任务的规定性。在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最关键的目标是要用大体20年时间，力争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超过3000美元。过去20多年中，我国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到2020年再次实现GDP翻两番，同前一个“翻两番”意义和要求截然不同。前一个“翻两番”是在GNP2832亿美元，人均GNP297美元的基础上实现翻两番的；而后一个“翻两番”则是在GDP10081亿美元，人均GDP850美元的基础上实现翻两番的。很显然，后一个“翻两番”难度加大了，这就要求后一个“翻两番”必须是在全面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的经济增长，是综合兼顾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环境指标的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积极推进的战略思维，是我们党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雄心壮志。

同积极推进的战略目标相适应，由战略目标的积极推进性所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党建等方面的主要任务均贯穿着昂扬向上、积极有为的奋进精神。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雄心勃勃，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组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跳起来摘桃子”的，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文化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一组文化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其要求也很高，是积极推进的。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方面，十六大报告提出了6方面的主要任务。即：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这6方面的主要任务也是经过努力才可以实现的主要任务，也是积极推进的。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项项都闪烁着积极推进的思想光辉和积极进取的奋进精神。

战略依据——看战略任务所背靠的战略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是由20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决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作出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这是一个科学的判断。在可以预见的20年内，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保证。从国内条件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国内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国内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到2002年底，GDP达到10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6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外汇储备26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了强大的物质支持。总之，本世纪头20年“国际环境有利，国内条件具备”，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面对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抓住机遇、积极推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主要任务。“全面建小康”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来源于20年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

特征四：稳步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阶段的规定性。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互相衔接，循序渐进，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在21世纪中叶达到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体现出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前两步。10年走一步，10年又走一步，20年走头两步，解决温饱问题和总体达小康，在整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可预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头两步，第三步则不同，50年走第三步，则是预期，是展望，是设想。现在开始走第三步。面对第三步，必须把它具体化，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完成了新“三步走”的战略设计，提出了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即21世纪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和后30年的战略设想，这就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中第一步的战略目标，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设》已经进行了战略布署；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确定则是新“三步走”中第二步的战略布署。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承上”，承接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一步、第二步战略步骤，“启下”，开启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三步战略步骤。正如“三步走”发展战略体现分阶段循序渐进稳定推进的战略特征一样，比照“三步走”设计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同样体现了分阶段推进、循序推进和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小农经济特征篇8

关键词：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体;政策建议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度校级基地招标项目（课题编号：ACHZ1417）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2月8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来，分产到户的家庭式农业经营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产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加深，加入WTO，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冲击，并以我国地少人多的禀赋制约下，分散式的家庭经营难以满足现代化农业的要求，传统的小农生产难以具有规模效益以及应对市场的被动性要求我们探索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

一、家庭农场的内涵与特征

（一）家庭农场的内涵。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职工家庭农场，职工家庭农场是在国有农场上发展起来的，并以活跃农业经济为目的。许人俊（1985）指出，职工家庭农场在活跃农场经济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调动了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了应变能力，促进了生产发展，取得了最佳经济效益等。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现在，主要是为了创新农业经营机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时至今日，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2013年、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被着重提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新阶段的家庭农场既可以克服传统小农的分散经营，又可以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主动地应对市场。

新阶段家庭农场再一次被提出来，许多的学者对此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伍开群认为：家庭农场在农业的组织形式中具有交易成本的优势，它可以降低生产资料、资金借贷、劳动力以及土地等要素的交易成本。高强等将家庭农场与传统家庭农业进行了比较，指出家庭农场仍然是为家庭经营，家庭农场更强调使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经营理念，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王春来从三个方面的特征概括我国现阶段的家庭农场：一是以农户为经营主体;二是以适度规模为经营方式;三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标。肖斌、付小红从全生产要素的方面，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诠释了发展规模化、商品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农场。罗必良从家庭农场性质的多样性揭示家庭农场的本质，指出在分工的条件下，家庭经营的本质，即为农户在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生产经营细分以及交易的过程中应该处于核心的地位。家庭农场虽然被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研究，并且对此确切的内涵没有给予统一的标定，但是可以看出学者们都对家庭农场的经营基础、规模化生产以及在应对市场方面给予了统一的认同。因此，本文认为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是传统家庭经营的升级与深化，是将分散的家庭经营，运用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理念予以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并以主动应对市场为目的经济组织形式。

（二）家庭农场的特征。袁赛男从家庭经营、规模适度、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经营、农业收入为主五个方面解释了家庭农场的根本特征。刘文勇、张悦对家庭农场特征的认识，认为家庭农场的劳动力主要为自有劳动力;在收入方面，农业收入既是家庭成员参与生产所消耗劳动力的工资报酬;在经营规模方面，家庭农场区别于普通用户的主要特征就是规模经营;但是将农村户籍不在家庭农场的特征之内，只为其一的认定标准。高强等认为家庭农场的特征分别为家庭经营、适度规模、市场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虽然研究者们对于家庭农场的特征各持己见，论述也不尽相同，但都可以总结出现阶段新时期家庭农场所具有的一些共性的特点，分别为家庭经营、专业务农和规模适度等。

本文认为除了上述研究者们所认为的共性特征之外，家庭农场还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1、规模差异化。浙江省宁波市、上海市松江区、湖北省武汉市、吉林省延边市以及安徽省郎溪县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非常有成效并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虽然这些地区的家庭农场发展比较迅速，具有代表性，但是各个地区家庭农场的规模不尽相同，单位农场面积最大型的家庭农场有85公顷，而最小的在1.0公顷以上，如表1所示。（表1）

2、种类多样化。家庭农场的经营种类很多，并且具有兼业化。在我国的家庭农场中，种类最多的是种植业，其次是从事养殖业，再次是从事种养结合，最后为其他行业的。以安徽省家庭农场的家庭农场特点来看，郎溪县与天长市的家庭农场包括粮食家庭农场、蔬菜家庭农场、苗木家庭农场、花卉家庭农场、茶叶家庭农场、烟草家庭农场和畜禽及水产养殖等家庭农场，种类繁多。

3、管理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要求效率作业，因此要具备良好的设施装备、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运用现代化的管理进行农业的生产与产品的加工。我国的家庭农场虽然处于起步地位，但是相比于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就离不开管理的现代化。

4、农场注册法人化。家庭农场区别小农生产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就是要进行工商注册，实现农场法人化。法人化的家庭农场既有利于政府的管理，也有利于政府政策的落实与支持。蔡永飞提出的“农业生产法人”就是服务于进行农产品生产的家庭农场，并认为国家应印制专门的农产品销售专用发票，并免于征税。

二、发展家庭农场的必要性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与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共同发展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必然具备着它的优势。相关学者对于家庭农场的有效性、效应分析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相关学者的论述见表2。（表2）

虽然许多学者的观点不能一一列出，而且观点也各不尽同，但是总的看来，家庭农场对于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家庭农场的出现确是有其的必要性。除上述的观点之外，本文认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必要性，还有以下几点：首先，目前改革的开放与加深，城乡一体化使得现在更多的青年劳动力会像城市转移，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增多，致使现在农村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土地的使用种植慢慢呈现出粗放型，甚至出现撂荒的现象。因此，家庭农场的发展可以将粗放式生产甚至撂荒的土地予以流转，解决农地由谁种的问题;其次，通过土地流转形成适度规模化生产的家庭农场，会更加主动地应对市场，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来种植所需求的农产品，而且会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提供质量更好、更优的产品。因此，家庭农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种植什么的问题，并且提供优质的农产品;最后，适度规模化的家庭农场，要求机械化作业，从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有助于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因此，家庭农场能有效地刺激科学技术在农业的进步。

三、家庭农场存在的困境

（一）农地流转不畅。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土地政策不同，发达国家如德国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是属于私人所有，明晰的土地产权能够有效降低农地的流转成本，加强了土地的流转效率。而我国的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或者国家所有，土地产权不明晰，并加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存在着模糊的认识，使得农地不能有效地进行流转进而进行规模化经营。

（二）农业基础性建设程度薄弱，机械化程度低。家庭农场虽然如今发展如火如荼，但还处于初级阶段，现阶段家庭农场的农田水利等基础性设施还是比较薄弱，没有形成规模化、系统性的机械化作业，这些都成为制约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产品增收的关键因素。

（三）农业融资困难。家庭农场所具有的规模化的特征，需要家庭农场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农业基础性建设，而农业具有周期性长，抗自然风险能力弱的特点，加之农产品、模糊不清的土地产权问题，不能作为可靠的抵押来获得信贷，资金的缺乏限制了家庭农场有效良性地发展。

（四）粗放式的经营管理。家庭农场的规模化、市场性的特性要求其要具有机械化、高效率以及精细化，来很好地应对市场，同时提高产量并保证品质。但是，目前的家庭农场主由于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受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每家每户的机械虽然全面，但是使用率不高，总体来说造成了机械的重复购置，致使成本增加，降低了市场竞争性。

四、促进家庭农场持续发展政策建议

（一）明确农地产权，保障农地有效流转。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是在传统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有效的农地流转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因此政府首先要为农地的流转创造一个有利的良好环境，完善法律法规，做好土地承包权的确权工作，打消农民流转土地的顾虑。

（二）加强财政对于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和力度。初期家庭农场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科学技术的支持。因此，建议根据不同家庭农场的规模予以不同程度的政策支持，可以直接基于扶持资金，也可以鼓励搭建融资平台，为农场解决融资的困难，这样既可以解决农场的融资问题，也可将富余的资金用于农业的基础性建设。

（三）引导农场主精细化经营。为了更好地应对市场，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首先可以通过建立农场主的培训教育，提高其科学素质以及经营管理的能力。其次，为农场主提供科技推广服务，提供农场的科学技术水平，培育新品种，引入新的设备。再次，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大学生返乡兴办家庭农场进行创业，进一步培育新型高素质的家庭农场主，进行精细化、集约化管理。

主要参考文献：

[1]许人俊.职工家庭农场在活跃农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J].中国农村经济，1985.3.

[2]伍开群.家庭农场的理论分析[J].经济纵横，2013.6.

[3]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J].经济学家，2013.6.

[4]王春来.发展家庭农场的三个关键问题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14.1.

小农经济特征篇9

论文摘要：全文分析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三重特征:一是体制性特征:人口因素、城乡二元结构、资金因素和政府城市偏好都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相对独立地发展是客观必然;二是形式性特征:(1)模式特征—由以家庭保障与社区保障为主，以社会保障为补充，逐步向以社会保障为主，以社区保障和家庭保障为补充转变;(2)现阶段特征—以家庭保障和社区保障为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方式;(3)目标性特征一-以社会保障为主，以社区保障和家庭保障为补充;(4)过渡性特征一一向城市保障模式演进的非同步性。三是经济性特征:(1)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决定了保障水平的多层次性;(2)国家财力有限，城市居民保障已力不从心，无暇顾及广大农民，农村财力增量有限，农民保障意识差异较大，决定了保障基金筹集的艰难性;(3)多民族文化传统不同，分散决策，各显神通，从各地实际出发，决定了保障方式的多样性。

在我国特殊的国情背景下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一条十分艰难的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显现出鲜明的三重特征:在体制上它将较长时期独立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相对独立的运行发展在保障形式上它将由以家庭保障与社区保障为主，以社会保障为补充，逐步向以社会保障为主以社区保障和家庭保障为补充转变在经济性特征上，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和多民族文化传统不同，决定了保障基金筹集的艰难性和保障方式的多样性。

1、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体制特征:长期相对独立地发展是客观必然

由于我国特殊的人口因素、城乡二元结构、资金因素和政府城市偏好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二三十年内实际上不可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能相对独立的运行。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性特征。

1.1人口因素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能长期相对独立地发展

从农村人口的数量上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Zoos年乡村人口共72 135万人占总人口的54 32%农村贫困人口仍有4 007万人。从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我国现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共8 81 1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负担老人的系数是9.92%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就已经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7.1%这表明我国已经进人老龄化社会。其中农村老年人要占全国老年人总数的2/3至3/4。综合两者的估计，农村老年人约占全国老年人总数的70%左右，可见农村已经先于城市进入了老龄社会。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农村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和生活质量、农村家庭养老压力的增大和养老功能的急剧弱化，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政府在农村迅速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尤其急需得到政府给予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人口因素对政府和社会提出的无法回避的紧迫课题。但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可能起码是加年之后的事。因此建立相对独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客观必然。

1 .2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能长期相对独立地发展

由于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社会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也呈现出日益严重、日益僵化的二元结构特征。许多人认为，长期以来农民有土地保障工人有企业保障。也正因为农民长期依赖土地保障于是国家长期将社会保障的重心放在城市集中精力和财力解决城市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农村只实行国家救济和社区互助为主的剩余式保障制度致使农村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保障水平上。1999年占全国人口近70%的农民只享用全部社会保障费的11%而占全国人口30%多的城镇居民却占用了全部社会保障费的89%。从年人均占有社会保障费上看1999年全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总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 . 6%农村社会保障支出126亿元，占11.46%;% 2000年，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城镇人均占有达455元，农民人均占有仅为15元相差整整30倍。

几十年来形成的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保障体系，己经形成刚性，无论依靠建立统一的法律或制定统一的政策坯是依靠财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自身经济能力都无法在短期内使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障达到城镇居民保障水平。因此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我国只能是一个比较远期的理想目标，而且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近期只宜相对独立地发展。

1.3资金因紊也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能长期相对独立地发展

资金问题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要给我国7亿多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无疑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从农村贫困人口方面来看，1978年农村有2 5亿人生活在赤贫状态，经过30年卓有成效的扶贫工作200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007万。由于农村人口基数特别是农村人口中的贫困面太大抑制了政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性。

从国家财政能力看对目前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对财政的压力已经很大.要大量增加对7亿多农村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障支出是根本不现实的。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经济状况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组织有了巨大发展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牢固，农村集体统筹份额过小要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幅度增加社会养老保障性支出也是不现实的。

1.4政府城市偏好是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能长期相对独立地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向重工业倾斜财富向城市集中对农村抽取过多而补给过少。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城市偏好并没有改变。

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城市偏向制造了初次分配的不公平，而又没有在再分配中加以矫正。相反由于政府部门决策的强烈的历史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日益增强致使二次分配中的城市偏向还在加剧。从全国社会保障支出来看我们在前面提到虽然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数量和占GDP比重一直在增长，但该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却是高度不平均的城乡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差距已经达到30倍之多。可见无论在初次分配中还是在二次分配中政府都有很强的城市偏好这是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由于政府城市偏好，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起码在二三十年内难以实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能长期相对独立地发展。

2、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形式特征

2.1模式特征:由以家庭保障与社区保障为主.以社会保障为补充，逐步向以社会保障为主以社区保障和家庭保障为补充转变

2.2现阶段特征:以家庭保障和社区保障为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方式

由于我国的历史和农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如今大部分农村地区仍以家庭保障和社区保障为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方式: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民政部门虽然几次启动农村社会与养老保险的试点但是其实际内容仅仅是商业性保险色彩极浓的养老保险一个方面，西方国家规范的社会保障内容其他方面保险几乎没有而且参保人数比重过小。所以，到目前为止农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本没有建立极少数经济发达农村虽然保障水平较高保障内容比较齐全但是没有普遍代表性。因此就全国而言农村的社会保障只能作为微不足道的补充部分。

2.3目标性特征:以社会保障为主以社区保障和家庭保障为补充

首先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农村家庭在规模和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家庭趋向小型化，无论是家庭收入还是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农村保障的需求。其次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转移农村老年父母身边子女数减少直接冲击家庭保障。再次农村改革后绝大多数地区集体经济衰退社区保障也难以为继。因此无论是从广大农民应该享有的国民待遇还是从建立和谐社会，保持农村的长治久安的需要看.政府着力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所以近二三十年农村社会保障形式必须而且必然走向社会化，逐步向以社会保障为主以社区保障和家庭保障为补充转变。

2.4过渡性特征:向城市保障模式演进的非同步性

由于我国幅员广大东西之间‘南北之间自然享赋差异很大各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同时在东、中、西部各地内部的地区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处在城郊的农村和处于盆地、丘陵地带的农村发展速度和水平又各不相同而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又存在距离;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则差距更大。因此，农村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经济，提高收入革新农村居民观念逐步向城市保障模式演进。

3、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性特征

3.1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决定了保障水平的多层次性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经济能力相差悬殊，这一客观条件是阻碍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原因。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长期相对独立地发展，农民才能真正地享受到社会福利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时必须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各项农村社会保障项目、范围和具体标准的确定.必须与各地区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保障需求相适应。因此，全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可能同时一步到位也不可能全国统一一个模式而只能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形成各地区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在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就不宜立即推行作为较高层次社会保障的社会保险。因为社会保险对受保人有经济要求，即必须交纳一定的保费，而是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强化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即社会救济上如加强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工作，帮助贫困灾区发展生产提高救济标准增加救济项目，提高农村孤、寡、老、弱、病、残者的生活水平等。

3.2国家财力有限，城市居民保障已力不从心无暇顾及广大农民农村财力增量有限，农民保障意识差异较大.决定了保障基金筹集的艰难性

综观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筹资模式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农民自愿参保为主”，“集体资助为辅”，“政府政策扶持或少量资助”。由于就全国而言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很低地区之间、同一地区农户之间收人差距较大，并且在国家、集体、农民三方中以农民交费为主.又强调’‘自愿”就必然导致农民参保率低，交费水平低因而保险基金规模很小保障功能很弱。

虽然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年增加但是政府财政中的社保支出主要是投向城市居民。从1998年到2008年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总支出由598亿元增长到6804.29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7.6;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0. 87%。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城市居民保障已力不从心已无暇顾及广大农民。加上农村自身财力增量有限，农民保障意识差异又较大决定了保障基金筹集的艰难性。

从全国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情况来看2000年前后占总人口80%的农民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的10%左右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是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支出30倍左右。在山东省，城市各项社会保障指标均更是远远高于农村，1998年.山东省城市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约为农村的30倍之多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农村的100倍之多;城市社会保障支出占全省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高达90%以上农村则仅为2%~6%。

小农经济特征篇10

关键词：农户征信；农村信用体系；个人征信

文章编号：l003-4625(2011)10-0118-03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农户征信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农户征信制度的建立源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首次提出了对农户实行“资信评定及信用额度”，由信贷人员调查农户生产资金需求和家庭经济收入情况，掌握借款人的信用条件，对农户评定信用等级，确定贷款额度，核发贷款证。

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中，提出农村信用社应建立农户信用评定制度，并根据农户个人信誉、还款记录、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制定具体的评定办法，建立完善的农户贷款档案。自此，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农户信用信息征集在全国得到了大力推广，各地相继出台了以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为核心的农村信用工程建设，逐步形成了农户征信的雏形。

2009年，《指导意见》提出依托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为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企业等农村经济主体建立电子信用档案，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经济主体特点的信用评价体系。《指导意见》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主体由农村信用社一家机构扩展到所有的涉农金融机构，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明确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推进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建设，积极开展农户信用评价工作，推广信用信息产品使用，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提升信用管理水平。

从国内农户征信制度的形成来看，初期以农信社为主导，政府牵头配合，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农户小额贷款为核心载体，以农户经济档案和借还款信息为主要平台的农户征信管理和服务模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涉农金融服务机构的增加，农户征信的建设重点也在向电子化、信息化、共享化方向发展，但由于农户信息采集和评价的地域差异等诸多原因，目前我国农户征信制度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农户征信建设的主要模式

本文以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丽水案例和商丘案例加以介绍。

(一)丽水案例

浙江省丽水市按照“政府领导、人民银行主导、多方参与、共同受益”的原则，以农村信用等级评价工作为切入点，全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为全国第一个所有行政村完成农户信用等级评价的地级市。其具体做法：一是实行资产评估、信用等级评价、授信额度评定为内容的“三联评”，统一评价标准，规范信用管理；二是建立全市统一的农户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将农户的基本信息、信用等级、贷款授信以及不良记录等内容纳入信用信息库统一管理；三是实行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联保贷款“三联动”，建立评价成果运用机制，进一步完善贷款授信管理，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四是积极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以林权抵押、农房抵押和动产抵押为重点，探索推行了“两卡、两证、多物抵押”担保模式。

据统计，丽水市的3453个行政村全部开展了农户信用评价工作，行政村评定面达到100％；建立农户信用信息档案38.03万户，占全市应评农户数的90.47％；评出信用农户32.63万户，信用村388个，信用乡(镇)13个。各涉农金融机构依托该数据库，共享农户信用评价成果，有效简化了贷前调查、资产评估等工作环节，加大对各自扶持领域内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缓解了农户贷款难问题。至2010年6月，丽水市已有27.5万信用农户获得了金融机构授信，授信额度达到了51.55亿元，4.62万信用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22.80亿元，同比增长25.16％。

(二)商丘案例

2001年到2007年，商丘市经历了由“全国高风险投资区”到“中国金融生态城市”的转变，金融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为进一步探索农户信用采集与评价体系，人行商丘市中心支行开发了“农户信用信息管理与评价系统”，涵盖了7大类66项指标，建立了农户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逐步实现了涉农金融机构联网登录与查询。按照“以用促征”的原则，引导涉农金融机构积极运用农户信用与评级信息，简化贷款程序，节约了放贷成本，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可依托的平台和保障机制。为配合农户征信体系的建设，商丘市重点做了两方面的探索。一是积极营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探索信贷风险分散机制，通过组建以农村信用户信用协会、农村中小企业联保协会为主体的“信用共同体”，推动“政府注资、企业入股、商业运作、互助担保”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设立农村信用贷款风险救助基金，为涉农金融机构防范信用风险建立多道“安全网”。二是创新和完善农村金融产品，提升农户征信体系建设的实效性，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信用户+联保协会+征信+信贷”模式、“农村中小企业+联保协会+保险+信贷”模式、“担保公司+信贷”模式已形成“信用名片”在全国推广。

三、农户征信制度建设中面临的困境

尽管农户征信制度推动了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在解决农户贷款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建设成本较高、信息质量及应用效率普遍较低的现状，农户征信制度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检验。种种迹象表明，现有的农户征信制度建设还存在着推广难度大、可复制性差的弊端。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统一的农户征信数据元标准，农户征信采集内容与评价标准不规范

《指导意见》中，提出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特点，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设计涵盖农户基本信息、生产经营、主要收入来源、住房结构等信息的农户信用信息指标，但对具体的采集指标没有统一规定。这就造成各地在开展农户征信体系建设中，既缺乏统一的采集信息指标和信用评价标准，又使农户信用评级结果通用性较差。

(二)个人征信法律建设缓慢，农户信用信息征集难度大，信息质量不高

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数据以商业银行的信用交易为主要采集源，而农户与金融机构的信用交易记录规模相对较小，农户征信数据更多的是通过涉农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配合，依靠村干部采集和评估财务信息、诚信信息及家庭状况等，主观性大，信息齐备性不足，难以全面反映农户信用水平。同时，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征信活动，个人征信法律建设缓慢，农户征信建设缺乏法律约束和保护。此外，大规模采集农户征信信息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没有专项资金支持的

情况下，基层金融机构开展信息采集的动力不足，甚至有抵触情绪，信息质量不高。

(三)农户主动参与征信的意识不强，受信贷政策影响较大

由于征信在农村尚属新生事物，农户对征信的认知水平不高，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加之近年来农民工进城日益增多，农村人口的流动性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具有经营、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大批外出，造成农户征信的参与主体减少。农户征信体系需要信贷支撑，这也造成了农户征信制度受金融机构信贷政策变化的影响日益明显，在农户信贷有效增加、征信激励措施明显的情况下，农户征信制度建设就较为顺利；反之，如果涉农金融机构信贷紧张，贷款难度加大，农户征信网络可能面临瘫痪的困境。

(四)农户征信体系的区域建设与金融机构条块分割矛盾，影响农户征信数据库的开发

农户征信数据库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开放、共享和统一的平台，但目前各地在开展这一工作时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一方面，随着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的成立和运作，以农信社为主体的涉农金融机构逐渐研发和推广了本系统的小额贷款管理系统，为借款农户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基本识别信息、经济信息和借还款信息输入系统。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人民银行试点组建的农户征信数据库大都集中于地市中心支行，难以直接从涉农金融机构导入信贷数据，这也造成了征信数据质量不高、更新不及时、使用效率低等弊病。

(五)农户征信制度的建设尚未触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中小企业，覆盖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

当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及农村中小企业已经融入到农户的经济生活与信用中，农户的个体信用也展现在经济组织的集体信用上。而现有农户征信制度中，各地虽然作了不少探索，但对农户的内涵和外延还缺乏统一的定义，多数系统将农户界定于户籍含义的家庭，以户主为核心建立信用信息账户，还没有将农户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中小企业的信用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四、农户征信制度建设的路线展望

纵观国内外征信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基本都经历了“探索――发展――完善”三个阶段，客观、全面反应征信对象的经济、信用状况，并最终走上统一征信的平台。基于这一路径，当前我国开展的农户征信体系建设在经过大量的实践与探索后，必然要向全国统一的征信平台方向发展，对此，本文提出了我国农户征信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如下图：

第一阶段(探索阶段)。由征信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提出农户征信制度建设基本目标、工作任务与要求，由各地按照当地特点，组织开展农户征信制度建设试点。

第二阶段(规范阶段)。在各地区积极探索的基础上，征信主管部门认真总结各地试点成果，科学合理设计农户信用信息指标，将其划分为基础指标和个性指标两大类，研发积木式、模块化的农户征信数据平台。各地区根据当地经济特点，选择适于本地的个性化指标，与基础指标一并构成本地区的农户征信指标体系，并在统一的农户征信平台上，自由搭建适合于本区域的农户征信系统。

第三阶段(统一阶段)。通过搭建开放式的农户征信平台，实现农户基础信息的统一后，随着信息容量的不断增加和完善，最终组建成全国统一的农户征信服务平台，与现有的企业征信系统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形成相对独立、信息共享的社会征信服务系统。

五、完善农户征信制度的配套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农户征信系统建设，优化农村信用环境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和完善三个机制：一是通过农户征信系统的建设，形成农户信用的约束机制；二是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防范体系，降低涉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形成农村信贷的风险防范与补偿机制；三是建立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跟进机制，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形成农村信贷投入的资金支持机制。可见，农户征信建设是提高农村地区经济主体诚信意识、信用意识和风险意识的重要平台，是将“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理念由道德范畴上升到信贷奖惩和法律约束的重要通道。

(二)坚持“以用促征”，不断提高农户征信采集的主动性

推动农户信用评价结果与农户贷款审核、管理相结合，建立健全信贷业务及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全面推行“农户+征信+信贷”的业务模式。以征信服务为切入点，充分利用农户征信信息，协调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信贷产品与服务方式，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金融稳健的局面。

(三)注重农户征信建设工作的长期性、可持续性

要不断健全农村地区信贷风险分担机制，鼓励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推动建立“信用协会”、“信用联保”等信用风险分担组织，引导地方政府设立“农村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加大银保、银担合作力度，有效防范和化解农村信贷风险，通过信贷的有效投入进一步促进农户征信系统的建设。

(四)加快征信的法律建设

尽快出台征信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规范农户征信制度中信息管理者与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减少农户征信系统建设中的纵向摩擦，切实提高农户征信数据库的信息质量；从法律上解决农户的顾虑，保护农户的征信权益；执法机关要配合金融机构，加大对失信者的惩处力度，使其失信成本大于收益，不断营造诚信氛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