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形成十篇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1

    的分析。而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正确选择农民经济合作的内容、坚定落实“统分结合”的农村经营体制、通过政府主导推动我国目前的农民经济合作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农业生产环节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

    从历史学的认知方式来看,19世纪中期以来,东西方国家的农民经济合作都鲜有在种植生产环节进行的,家庭经营形式在现代农业阶段种植生产过程中长期延存的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的确,任何理论都需要放在历史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去验证,但是,若要更深入地把握其内在本质联系,那就必须从多维度进行逻辑分析。和工业以及农业养殖业相比,农业种植生产一般具有自身一系列特征,因此使农业种植生产不宜采取大规模集体同质劳动,相反,家庭生产组织形式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首先,农作物生产发育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同一时期内作业具有单一性特征,因此使整个生产过程都可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正如亚当·斯密所注意到的:“纺纱工和织布工,几乎都是个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个人兼作……”[1](P362)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不仅是手工工具时代,即便是到现代化大机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也多由个人操作;即便是大型农业机械也不过二人共同协作,所以,在现代农业阶段,不论是较大种植规模的欧美家庭农场,还是较小种植规模的亚洲兼业农户,种植生产过程大都仍是一至二个人完成。在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所有的农场都越来越朝着以两个农业劳动者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转变:丈夫和妻子,或者父亲和儿子”[2](P284)。

    其次,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具有可分性,从而使家庭或个体分散劳动得以进行。农业生产的投入可概括为三大类:土地、劳动、资金。资金投入又可再分解为两个亚类:第一类为机械动力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像各类农用机械,其功能在于改善农地作业的物理过程,它的实质作用在于替代人力劳动;第二类投入属于农业生化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如化肥、农药、良种和农用薄膜等,它的功能在于改变农地生产过程的生化性质,其实质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而土地、劳动和农业生化类资本投入都具有可分性特征,都便于生产过程中的分散劳动,唯有机械类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作为生产要素和工具,可以通过合作购买、分散使用,也可以通过家庭经营形式的型塑,去适应家庭规模经营。比如目前在耕地面积狭小的国家,大多发展起小型机械,或者推出租赁式机械服务项目等。因此,可以说,机械类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可碎分的。正是由于农业生产要素的这种可分性特征,从劳动的客观对象上和物质条件上决定了它和个体家庭分散劳动经营形式的统一。

    再次,农业种植生产具有劳动场域广阔性、劳动活动非定位性等特征,极不适宜把劳动者强制集中在一起进行固定性的劳动,而适宜进行个体的、自由的分散性活动。家庭生产组织形式解决了农业种植活动中监督难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一个交易费用问题;任何一种经济组织都存在一个管理、监督问题,而且,“共同体的扩大,还将增加协调生产决策和分配共同体产品的费用”[3](P38、P93)。解读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使我们避免对大规模劳动组织的盲目崇拜。以此为视角观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就可以发现:家庭组织形式适应了农业种植生产的分散劳动,能够解决劳动过程监督难、管理成本高的问题。

    在农业种植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在传统农业、手工劳动形态下,劳动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农业种植生产中劳动的质量对产业影响巨大,这就要求劳动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律性,具有极大的劳动热情进行劳动的有效投人,而农业生产恰恰只有在家庭农业生产形式下劳动者才蕴含着极高的劳动欲望,才能够实现无监督的激励。这是因为:

    第一,家庭生产组织形式使劳动者能够占有一定的生产手段以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从而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生产手段以及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在农业生产中,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以  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味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统一,意味着劳动者的独立、自由、自主。劳动者对生产手段的占有和使用,使劳动者拥有了收益的可能和条件,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中的土地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如果被劳动者占有使用,就会使劳动者积极地去提高土地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并进行土地的附加投入,同时,由劳动者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

    味着劳动者拥有决策权、灵活处置权、自由行动权,从而使劳动者能够主动、负责、自律性很高地进行适宜性劳动。

    第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明晰的成果对应关系以及劳动产品的个人处分权,一定条件下,能够较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劳动的热情来自于对成果的预期以及对应的报酬获利。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形式能够使劳动者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从中得到奖惩,因此,为追求劳动收益的最大化,古今中外的农业家庭经营者都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第三,个体小家庭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利己性,消除了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农业家庭生产形式以个体家庭为劳动成果归属单位,应合了家庭私有制产生以来,个体小家庭占有财富的社会心理要求。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夫妇二人为养育未成年子女和追求利益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因此,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劳动监督成本几乎为零。在当今世界上已进入现代农业的各个国家,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

    是伴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手段的应用,反而使务农的家庭规模变得更小。比如目前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独生儿子在结婚成家后和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分家单过的情况,绝大多数的微型家庭即三口之家、两口之家,只有一对夫妻构成。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是现代化生产手段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使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在儿子结婚成家后能够独立地进行生产;二是一对对夫妻之间必然呈现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搭便车”行为。

    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张力

    长期以来,学界对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户,不论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内容,均习惯称之为“小农经济”。其实,“小农经济”、“小农”、“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小农经济”概念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阐述,并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小农经济”就是“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小农,后来恩格斯把租佃者也包括在“小农”之中。“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规模狭小,孤立分散、生产手段简单落后、自足自给等。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只赋予小农经济以自然经济的属性。正是基于这些特征和属性界定,人们在论及小农经济时,往往带着轻蔑的贬低口吻。而“小农”应该是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规模生产,虽然规模小,但它未必是自然经济,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就有了学界的“自然小农”、“商品小农”之说。近代以来,中西方都大量存在着商品小农,在拥有现代生产手段要素背景下,由于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在亚洲各国仍然盛行着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概念属于形式和工具的范畴,它可以是小规模的“小农”,也可是较大规模的“大农”,还可能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所以,肯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绝不等于肯定“小农经济”的相对合理性,即便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以历史主义观点肯定过具有自然经济属性的“小农经济”的历史作用。

    通过我们对历史发展和长期实践的观察思考,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判断:家庭经营形式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作为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能是商品小农;家庭经济在传统农业阶段是小规模的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但在现代农业阶段,它也可以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但绝不能界定它只能是小规模的。由于农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适宜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过程特征的合理性,因此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容纳不同的生产手段,为着不同的生产目的,并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实现有机统一。

    第一,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种双重性质的小农经济也存在于  中国封建社会乃至近现代各个时期。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换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各种商品农户普遍发展。权且不论西欧,就中国近代以来农村各地都相继出现农产品专业化生产的趋势,形成区域性的、专业生产农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新时期商品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农村已广泛全面发展起了农户商品经济。

    第二,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容纳不同的生产力,更不排斥先进的生产手段。从中世纪的铁器工具到近代的半机械化工具,再到现代机械化工具、良种、化肥、农药等一切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农户组织形式表现出巨大的张力,吸纳着一切先进的生产要素,丰富着自身的内涵,使其由传统小农向现代农业经营者及家庭农场转化。

    第三,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实现有机衔接,不拘泥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农户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其作用在于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它本身并没有‘公’或‘私’的社会属性,可以以不同的所有制为基础,其属性取决于其借以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及其所依附的经济体制的社会属性。”E43(P46)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2

Abstract: In practice, agriculture"Two Leaps "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rovides a useful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realization form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diversification of business model, an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关键词：农业；“两个飞跃”；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思想

Key words: agriculture；"Two Leaps"；practice and innovation；Marxist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thought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2-0014-01

0引言

我国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既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方针，也在实践上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新了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

农业“第一个飞跃”即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有效创新，是我国土地制度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维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经营权剥离出来交给农户，确立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第一个飞跃”的促进下，我国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一套完整的新型土地制度。它的成功实践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也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设想。

2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方向

改革的实践证明，“第一个飞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但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只完成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第一步。我国农业现代化要走出一条合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必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这也成为他所构想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的基本内容。

2.1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经营单位的小规模经营方式，生产成本较高，生产效率较低，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阻碍了农业机械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使得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中日趋走入弱势行列，已经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土地适度规模为载体，优化组合农业资源――土地、资金、劳动力、科学技术等。通过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联结起来，扩大农业产业聚合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提高农业的整体规模效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2 集体经济是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迈进不可动摇的基础。集体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实现形式，是我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保障，也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同时，集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集体经济强大了，才有可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维护和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保持农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结合起来，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两个飞跃”奠定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和规模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实践基础

3.1 “两个飞跃”突破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单一化的局限，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提供了实践经验“两个飞跃”的实践促使农村集体资产突破了单一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模式的禁锢，公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由实物形态向价值（货币）形态转变，集体资产向各种灵活的资本运营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农村已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农村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结合，公有制经济组织依托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各种形式竞相涌现，逐步形成了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3.2 “两个飞跃”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中，广大农民探索出多种多样的规模经营方式。农村呈现出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出现了村办农场、专业技术协会等多样化的适度规模经营形式。这些经营形式发挥了较好的规模效益，提高了集约化程度，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这些都是在“第一个飞跃”基础上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有益尝试，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新型农业合作是发展和完善集体经济的有效手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起源于农村，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又必须依赖于农业市场化的逐步完善和提高。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处于初级状态，产业化程度较低，市场化道路漫长而艰巨，需要进一步促进农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同时需要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通过生产要素的重组，把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这一过程需要创新农业合作的模式，以新型农业合作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发展和完善集体经济。近几年，我国的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它们将分散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既可以获得国家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优惠扶持政策，又可以从国家争取财政补助、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产生合力效应，迅速发展壮大，直接或间接地壮大了集体经济。这既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的重要措施。

总之，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思想，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与改革的根本指针，它必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郑有贵.“两个飞跃”: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农业发展战略[J].教学与研究,2000,(2).

[3]林卿.农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1999,(5).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3

八十年代初，有的同志提出：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有两种小生产。一种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曾构成漫长的封建经济的基础，特点是自给自足，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分析的法国小农等，即属此类。另一种是商品经济小生产，其历史虽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瓦解时期，但在整个古代社会只处于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的缝隙中，直到封建社会后期，才获得典型的形式，《资本论》中论述的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直接前提而为资本主义剥夺的小生产即属此类。只有商品经济的小生产的充分发展才能走向社会化大生产。混淆两类小生产，否认小商品经济的合法性和进步性，是导致左倾经济理论的根源之一。[19] 当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从小生产的地位和性质看，均无划分两种小生产的必有。马克思的《雾月十八》和《资本论》提到的小农并无本质区别。小商品生产从来没有也根本不会取得统治地位。它大量存在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期，但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又会不断分化。[55]不过，两种小生产区分还是被不少学者所接受，并作为分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一种工具。但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中，尤其是它的后期，何种小生产占居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小生产是否构成过独立的发展阶段，则有不同的认识。

陈家泽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小生产得到了几乎是纯粹的自身形态的发展，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则始终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而存在”。但占主要地位的自然经济小生产又呈现出不完整不纯粹的形态。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细胞，自给程度远逊于西欧中世纪庄园，故小商品生产很早就作为自然经济小生产的补充而存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这种不完整性和变通性导致商品经济的早熟及其对自然经济的依附和从属。他认为这种商品经济完全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是“非商品生产的商品经济”。[47]龙登高认为宋代随着个体性综合型生产力趋于成熟和小农家庭独立经营能力的加强，小农与市场联系更密切，代替了前此与乡里宗族的联系而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并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16ab]薛虹赞成“小农经济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提法，但强调明清小农经济中小商品经济的普遍性及其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明清以前小农经济的商品生产基本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商人资本尚未进入小农经济领域，可视为自然经济产物.自给性生产的补充；明清商业资本进入小农经济领域，控制小农生产，价值规律起支配作用，已超出自然经济范畴，不能再视为自然经济的补充。他认为明清小农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封建剥削苛重.商业资本渗入农村和人稠地少相互诱发促成的，是由于农业生产不足追求的补偿。其运营总趋向是下滑的倾势，是生产投入增长率递增而产品价值增长率递减的二律背反的生产。在这基础上中国不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90]陈庆德不同意把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对立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不同意把清代商品性手工业简单划归自给性典型的耕织结合，他认为油價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手工业商品生产向农村家庭化扩展，两个过程融合在一起，把中国的小农毫无例外地卷进商品经济的体系中。它的根本动力是日益深重的农业危机，即人口激增形成对土地的沉重压力下，为补充农业生产不足维系小农生存而发展起来的。“这种与自然性农业结为一体的商品生产正是个体地域性经济中商品经济形式发展的历史特点。”陈铿则强调了封建社会中从自然经济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小商品经济形态的独立存在和历史进步性。[44]柯建中也论述过明清从自然经济到小商品经济的转化。[61]

在小农经济中，区分自然经济小生产和商品经济小生产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如把这种区分绝对化，则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都未必妥当。一般而言，小农经济自始至终包含着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经济成分，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两者的比例各不相同罢了。根据这种比例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小农经济区分为不同类型。总的发展趋势是小农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的缩小和商品经济成分的增加，相应地是自然经济小生产类型的缩小和商品经济小生产类型的增加，但终封建之世，小农经济并没有完成从自然经济小生产向商品经济小生产的转化。《资本论》论述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经济（自耕农），从其农产品大部分供自身消费，谷物价格不受平均利润率的支配看，也并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的性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小农经济中的商品经济成分有较大发展，但是否已构成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独立的小商品经济的阶段，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论证。我们下面的介绍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在海外学者中，黄宗智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的研究是影响比较大的。他着重批评了认为商品化与小农经济不相容和必然导致近代化的观点。他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中国近代农村演变型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为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中国则在小农经济范围内发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他认为家庭式农场（按，黄氏所说“家庭式农场”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小农经济）由于规模狭小和地租高利贷剥削的苛重，要依靠家庭手工业和佣工作支撑。但他不同意把中国家庭工业与小农耕作的结合视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他认为18世纪华北平原已高度商品化，小麦成为一种商品作物，棉花已广泛种植，手工业在许多方面已超出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自然经济”阶段，而成为市场经济一部分。不是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商品化了的手工业对近代工业的入侵作了顽强的抵抗。这种商业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商品化带来的不是家庭单位的削弱，而是它的更充会完善和强化。它把更多的妇女和其它家庭成员吸收到生产领域，从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男耕女织”实际上反映了家庭生产在商品化推动下的这种完善和加强，明清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化为什么没有导致近代化？黄宗智认为这是因为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的商品化，不同于推动近代化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这种过密型商品化导致的过密型家庭生产，使用低报酬的劳动（低于市场上男劳力的工资）的家庭劳动力，形成一个依赖雇佣劳动无法与之竞争的生命力极强的生产体系，虽可提高总产量与总产值，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则是逐渐递减的。[93ab]

与上文提到的特定类型自然经济论相比照，黄宗智的观点可称为特定类型的商品经济论。除此之外，又有即区别于自然经济又区别于商品经济的交换经济论。

崔晓黎通过对1929—1949年无锡清苑农户家庭经济及其与外部市场关系剖析，提出传统农业是交换经济的观点。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材料和老农对解放前生活的回忆，当时粮.肉.油.棉等能自给自足或大部自给，灯油.煤炭.烟.酒等则需用货币购进或支出。生产资料投入（种子.农家肥等）基本自给，靠货币购买的为数极少。农户货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清苑为45.5%，无锡县为70%。他把一个或几个与农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市场所覆盖的区域范围称为“市场社区”，反过来把这一区域内的市场称为“社区市场”。清苑县一个4000户左右的市场社区货币流通总量约为一百万元，在社区内和社区外流通部分各占64%和36%。在与社区外的货币流通中，30—35%为工业品。进入传统农村社区市场的三大工业品是棉布.煤油和煤炭。洋布受到农户中利用机会成本接近于零的家庭剩余劳动力生产的土布的顽强竞争，发展缓慢。煤油已基本代替农户的食用油照明，因它物美价廉，且可省点地种别的。清苑燃料短缺，故廉价的煤炭有相当发展。崔晓黎在分析了这三种工业品替代传统产品不同方式后指出：农民的生产.交易行为确实是处于一个大的广义市场环境约束之下。传统集市市场形成与人口发展同步，属“人口密集成因”。市场有明显历史沿袭性，长期不变，表明农民对市场的内在依赖很高，农户家庭经济的自身运行，是建立在时时刻刻的比较利益之上的。因此，传统农村社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它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于它是一非利润约束市场，没有平均利润率制衡机制，交换的实际上是使用价值等等。从原始社会的比较经济，到农业社会的交换经济，再到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基于一种比较效益的意识和行为。马克思说农业社会是自然经济，这是与工业社会相比较，从农业内部低商品率.农民自给自足部分很大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而不是社会发展内在动务角度提出问题。所以自然济与交换经济提法并不矛盾。

五.商品率与剩余率

对我国小农经济的商品率也有不同的计算。兹略举数例：李文治最近估算明清各类地区各类农户商品率：一.买布而衣地区30—50%；二.产粮为主兼植棉纺织地区，黄河中下游自耕农，售麦售布者约35—40%，只售麦类或只售棉布者，20—30%，租佃农交实物租者略减，交货币租者30%以上；长江流域自耕农约30%或更多，租佃农约20%，交货币租者超过30%；三.植棉纺织专业区或专业户，低者60—70%，高者80%以上；四.棉蚕以外其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混合种植区，多为50—60%。他据此对该时期地主制经济是否仍用自然经济这一术语概括提出疑问。[35c]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调查，农家经济商品率常达50%以上。近年杜昌修整理发表1936年对定县.南京.肖县农村的调查材料，其农民经济商品率分别为64.4%，62.04%.66.96%。[48]曹幸穗对旧中国苏南家庭农场经济研究的结果则是：粮食商品率约为收获量的25%，棉花商品率达90%以上，实物收入与现金收入各占50%左右。[81a]上述农家商品率，均系指农副产品中出售部分占总产量或总产值的比例。对于近世学者调查或估算的相当高的农家商品率，不少学者指出其中包含了虚假成分。如卢锋指出：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应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者剩余产品量的提高为前提。但近代中国往往是耕作规模较小.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户，商品率水平反而比较高。这是因为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自产细粮，换回粗粮充饥；为了完租还债，又往往在收获时贱价出售农产品，冬春青黄不接时又要买回农产品维持生活。这种同一生产者对同类产品卖出复买进的市场行为，虽然在统计上增大农产品交换比重，却不能真正提高农产品商品化水平。[14]有人称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为“饥饿的商品生产”.“虚假的商品流通”。[1]或提出应将这类与剩余产品无涉的商品交换排除在商品率之外。吴承明对国内市场商品量与商品率的估算方法与此不同。以粮食为例，其商品量是非农业人口用粮，经济作物区人口用粮与商业用粮（酿酒.上浆等）的和，商品量除以总产量为商品率。这样算出来的粮食商品率，基本排除了农民之间在地方市场上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以及为完租等被迫出卖.日后仍需反销的口粮，比较接近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按此法估算，鸦片战争前粮食.棉花.棉布和丝的商品率分别为10.5%.26.3%.52.8%.92.2%。在国内市场中商品值比重前三位分别为粮食.棉布和盐。吴承明认为，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市场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作为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基本指标的粮食商品率仅有10.5%，经调整（排除引起产品单向流动的租赋等因素）后不到10%，商品粮中用于远距离运销的只占20%左右。棉布商品量虽大，但主要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农村中的粮布交易属农家间的品种调剂，是耕织结合的另一种形式，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总之，当时农村基本上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28]徐新吾也认为，近代农产品的商品化虽有发展，但在农业生产领域中，自然经济始终占优势。据他的估算，农业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比例，1920年为38：62，1936年为44：56。旧中国农村已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说法难以成立。近代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受粮食生产长期停滞以至下降趋势的严重制约，和出口贸易兴衰的支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贫困的商品经济”。解放后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和饲养业的发展，粮食商品率反而下降，即其反证。[71b]

有些世界史研究者根据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强调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现实的人的物质力量 与精神力量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终极原因，倡导开展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也对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的劳动生产率.净余率和商品率作出估算。庞卓恒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以他们的能力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劳动生产率是相当高的。他据《管子·治国》“一夫为粟二百石”推算，西汉一个全劳力已能年产粮2700公斤，高于12—13世纪英国全份地农奴的劳动生产率（2300公斤），以“中农挟四”算，一个全劳力剩余产品已达80%，也高于英国全份地农奴（77%）。但英国平均地租率为21%，净余率为26%，中国农民除唐代受田农民有10%的净余率外，大部分时期，剩余产品全被剥削掉了，仅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无力掀起促成自然经济解体.封建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历史变迁。[61b]侯建新根据他对鸦片战争以前浙江地区农民家庭收支的计算，得出商品率11%，扩大再生产部分及净余率为7%的结论。（以后又调整为商品率14%，储蓄率6.7%）它大大低于英国十三.四世纪的水平（商品率53%，后调整至45%）的水平，根本无法冲破封建自然经济结构。[65ab]这里的净余率为收支相抵的余额，商品率为进入市场部分。据侯建新计算，农户收获粮食除地租.口粮和生产性支出外无剩余，能进入市场者仅为部分棉布，故与李文治等人估算相去甚为悬殊。箫少秋和陈景彪也具体分析了15—17世纪苏松地区的农户生活状况，据他们计算，16世纪苏松农户净余率为4—30%，出现了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17世纪米贵布贱，加上赋役地租率上升，各类农民均无剩余，农村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灭顶之灾。[78]

王家范.谢天佑对我国封建社会自耕农的收支情况作过估算，其中农民占有剩余劳动余额一项与上述学者所言之净余率一致，亦可供参考。兹将其估算表列如下：

五口之家 汉 代 唐 代 清 代

（二大三小） 收支 占总产% 收支 占总产% 收支 占总产%

面 积 50（汉大亩） 30（唐亩） 10亩

总 产 3×50=150 100 1.5×30=45 100 3×10=30 100

口 粮 90 60 28 62.2 20 67

农 本 10① 6.7 3.8③ 8.5 4.5 15

赋 租 19② 12.6 7④ 15.5 5 16

(衣着) （15） 10 （3.5） （7.8） （2.34） （7.8）

衣着不算 31 20.7 6.2 13.8 0.5 2

扣除衣着 16 10.7 2.7 6 （－1.84） （－5.8）

① 包括种子饲料等。

② 包括田租.口算赋.更赋.刍藁.未包括徭役

③ 包括种子.饲料.农具损耗等。

④ 包括田租.庸调.地税

上表表明，每一朝代自耕农的实际占有土地面积与最低必要耕地限量几乎相同，在影响自耕农占有剩余劳动量多少的诸变量（亩积.亩产.口粮.农本.法定赋税）中，虽然单产有所增长，但由于亩积缩小.法定赋税量增大，综合的结果是农民占有的剩余劳动余额反趋下降。[8]

对庞侯等人的估算和比较，学术界有不少不同看法。如毕道村按宋代亩产309市斤.每户占地30亩计算，得出每个农户年产粮8343市斤，为十四世纪英国中等农户的1.8倍。佃耕30亩的客户，扣除50%的地租和口粮.种子后，有余粮1521斤，为其收入的36%，远远超过西欧中等农户。明清农民的境况恶化是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土地兼并等因素导致的。[25b]就我国封建社会实际情况看，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往往不仅仅是他们生产生活消费后剩余的部分，而农民交纳的地租赋税，也会有部会转化为商品，因而，按农民“净余率”推算商品率会出现误差，但以劳动生产率和净余率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仍不失为观察这一问题的有意义的视角。

转贴于 六.价值规律与劳动消费均衡公式

为了正确判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及其性质，除了要对农民经济的商品率作出量的估计外，还应进一步研究小农经济的有关运行机制，考察价值规律对小农经济作用的范围.程度和特点。

对于封建地主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胡如雷作过比较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封建社会虽然 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但始终存在简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不但对商品生产的商品，而且对非商品生产的商品，即对整个商品经济领域起着制约作用。但商品价值通过价格的摆动而测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价值规律对商品经济所发生的作用，又受到很多封建特权和其他因素的干扰和阻碍。如农民丰收时低价出售粮食，歉收或青黄不接时，不计成本低价出售手工业品以换取谷食，又如货币征税远远超出商品经济的实际水平时，纳税人被迫出售产品，造成供过于求和谷价病态下落，都会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干扰和破坏。价值规律能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各经济部门中的分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当农民为出卖而生产一部份产品时，不可能不考虑市场的价格而决定自己的生产安排，尽量选择价格对己有利的生产项目，并根据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动调节各项生产比例。但农民经济中占大头的自给性生产，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实际需要，不受价值规律的任何影响。[67]方行根据清代前期的史实，对价值规律在封建社会农民生产中的作用作了探讨。他指出清代前期棉.丝.烟.蔗等商品性农产品和棉纺织.丝织.造纸.榨糖.编织等家庭手工业商品生产有颇大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比种粮有利，体现了价值规律对农民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但封建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受到种种限制。如用作租赋的粮食生产，农户经济中的自给性生产都不受价值规律制约。农民不论从事自给性生产或商品性生产，均由家庭劳动力负担，就自给性生产而言，只要能养家糊口，即会耕种土地，是否有剩余产品，不表现为经营土地的界限。就商品性生产而言，家内劳动力的生活费用是可以不予考虑的固定开支，只要家庭手工业产品能收回原料费不略有盈余，这种生产就会继续下去。而其商品的市场价格根本不必提到与其相等的水平。因此，价值规律对农民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是十分迟钝的。气候.土壤和耕地面积等不优裕的自然条件，也成为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限制的因素。方行认为“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整体看，农业生产中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还主要是取决于农民对直接使用价值的需求结构与数量，而不是取决于价值规律。”但他又认为，全部农民的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是由价值规律来实现的。[10d]

一些主张秦汉是古典经济的学者认为汉代价值规律已能发挥其调节生产并维持社会分工的作用。如秦晖认为，“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利润率的平均化来体现的，整个经济在动态平衡中形成平均利润率，并借以维持社会分工不致失常”。《史记·货殖列传》：“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就是汉代已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明确记载。[73]薛平栓不同意这个看法。他指出汉代和后世都存在农民“弃本逐末”现象，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尚不建全，没形成平均利润率，致使商业利润高于农业利润的缘故，“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88]

关于上述谚语，也有人认为是反映了价值规律发生了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的作用。胡如雷对此亦有分析，认为经营工商业比经营农业有利是各种因素造成的（如经营农业所需垫支较大，生产周期较长，税负重而难以逃避等），基本上与价值规律无关。[67]叶茂则指出：“由于商品经济既有发展又不够发展，由于流通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生产，没有能够形成发达商品经济社会那样的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农民经营既没有平均利润为最低界限，商人赢利亦不受平均利润的制约，商品价格遂在农副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两端发生了方向相反的对价值的偏离；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利益经常受损，商业利润却居高不下。农工商之间这种比较利益差距与其说反映了价值规律起作用，毋宁说反映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被扭曲，无法发挥其正常作用。”[15]

以上是主张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学者的有代表性的意见。这种意见与自然经济主导论完全一致，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主张明清以后我国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或者径已进入商品经济阶段的学者，也并不认为价值规律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已起支配作用，他们把谋生而不是谋利作为小农经济活动的第一原则。下面举两个例子：

陈春声.刘志伟认为，清代太湖流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商业性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产品商品率达到较高水平，许多农户的生计已同市场有较密切联系；十八世纪广东区域市场结构的有机性和市场功能的有效性，甚至可以与同时代的法国相媲美。但即使是与市场联系最密切的农户，其生产经营活动也仍是以生活上的满足和群体和谐为根本目的。市场上某种农产品较优裕的价格，或者也会对他们产生一定吸引力，使他们改种这一作物。但他们作出这一选择的内在驱动力，不是这种作物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后可能带来的利润，而是维持家庭生计的需要。农户收益要经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收益大小也取决于市场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拨付使用和劳动力的投入，却没有也不必要根据市场价格来核算。土地收益率的提高是以更多的物资和劳动力投入来获得，至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劳动生产率降低或利润（如果有的话）下降，则一般不会被考虑。这种现象，陈.刘称之为“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把它和所谓“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作为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并认为这些特点的形成不能单从经济层面.而应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根源。[45]

如前所述，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小农经济已充分商品化，但他也强调小农经济是维持生计而不追求利润的经济。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氏提出区分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法，自称综合了以舒尔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以蔡雅诺夫为代表的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农民学理论。认为革命前的中国小农具有三种面貌，既是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富农与经营式农场主较象前者，佃雇农更像后者，而自耕农则以中者相似。认为马克思只谈阶级斗争，自然是一种误解，经营式农场主也难以划入小农经济范畴，而自耕农和佃雇农在某种意义都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黄氏进一步指出：“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不是按照舒尔兹的逻辑，而是按照蔡雅诺夫的逻辑推的。”[93ab]

以西奥多·舒尔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业的小农是理性的，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价格反应灵活，资源配置有效率，象特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那样行事。舒尔兹的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反响，农经界自不必说，史学界也有尝试应用他的理论重新认识小农经济的。如樊树志即根据舒尔兹关于理性小农的论述，指出小农是在传统农业范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人。把小农和小农经济描写成一切陋俗恶俗的渊薮，未免有失偏颇。[88]不过，舒尔兹等的理性小农论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的小农为模特的。我国传统小农是聪明的，有经营头脑的，但很难认为他们象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故有人根据韦伯理论提出“广义理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传统小农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利益和效用的追求为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具有创造性和在一定范围的整体中寻求均衡的倾向。[40]

蔡雅诺夫的农民理论是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家庭农场为理论原型的。他认为劳动家庭经济单位类型是独立的经济关系类型，不适合于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古典经济学等理论。其特点是不使用雇佣工资劳动，完全依靠家庭成员从事生产，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的。它包括完全自然经济的家庭单位和与市场交换有联系的家庭单位。前者固然以家庭需求的满足为经济活动的依据，后者更关心取得最大的劳动报酬，但仍以满足自身需求为最后原则，而遵循“劳动—消费”均衡公式。所谓“劳动—消费”均衡公式，是指以家庭内部劳动辛苦程度和消费满足程度的评价为决定家庭经济活动的准则。消费需求没获得满足，即两者未达到均衡。这时对劳动辛苦的评价低于满足消费的意义，劳动投入将继续，哪怕以降低劳动生产率或以在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亏损为代价；相反，一旦需求已基本满足，即达到均衡点，则任何进一步的劳动消费都是无意义的。家庭消费需求是家庭经济活动的第一原则。[72a.49.73b]蔡雅诺夫认为，代役租农奴经济接近于劳动家庭农场，基本上适用“劳动—消费”均衡的原则。蔡雅诺夫理论的出发点是既作为生产单位又作为消费单位的个体家庭，亦即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相结合的小农家庭。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种结合决定的。其理论对自然经济或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有普遍意义的。蔡雅诺夫注意到小农经济中经济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关系，注意到由家庭人口自然发展所决定的家庭规模与构成及其对家庭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但他忽视小农庭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忽视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对小农经济的影响，因而这种理论难以全面准确地阐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规律。但他所揭示的小农家庭的特点和运行机制，对于自然经济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来说，恐怕是难以移易的准则。

李根蟠把“劳动一消费均衡公式”视为“自然经济决定的原则与机制”，并以此分析《管子·国蓄》中“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的话。“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多，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分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作用。”[34b]

现在我们再回到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上。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并非完全自给自足，他们与市场已有较多联系，小农经济中可以容纳商品经济的成份，在整个地主制经济时代，尤其是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有较明显的发展。——这是多数学者所公认的事实，但解释各有不同。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表象和它实际达到的水平之间有很大差距，相当部分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从总体看，当时的小农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或因其既包含商品经济成分，又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或依托而称之为“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小农经济中商品经济的这种发展已使它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而属于商品经济中的一种类型；但这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低下，小农经济贫困化基础上的特定类型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新的生产方式难以建立。——在这一点上两种意见又趋向接近，不过，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生产的发展，能否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建立，则不但在两种意见间，而且在两种意见内部，也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4

关于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在经济地理学、区域发展理论、农业地理和农村地理中均有涉及。通用的理论基本思想是假设区域内的产业存在着由农业产业向工业产业及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演化。农业只是在区域发展的早期阶段起重要作用[1]。也就是说,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将逐渐被以工业为主的区域和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区域所取代。在区域发展理论中,城市是经济增长的中心,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地方,由于工业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等特点,农业部门难包含其中[2]。所以,农业部门只能是接受扩散地区,农业专业化小城镇、农业产业集聚很难形成。农业地区的从属地位在区域之间关系理论中也明显体现出来。在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学说”中,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与经济发达的“北方”之间存在着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极化效应导致“南方”的发展受到抑制,涓滴效应推动“南方”的发展,但“北方”则是这种推进作用的主导型。同样,在弗里德曼的中心-理论中,以农业为主的不发达地区在发展中处于不利的地位[1]。

在这些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把农户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区,没有重视农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没有关注专业化农业小城镇对农业产业集聚的重要作用,没有看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农户的参与,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让农民在自己的家园工作生产,有利于农村的繁荣稳定,所以研究专业化农业小城镇对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集聚显得十分重要。专业化小城镇是乡镇企业、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集聚中心。由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域、自然禀赋、制度、工业基础的差异,这种专业化小城镇可以分为专业化工业小城镇和专业化农业小城镇,专业化工业小城镇主要分布于沿海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主要以生产工业制品为主,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而专业化农业小城镇则很少受到关注。这种专业化农业小城镇,国内有大蒜之乡的山东苍山、花卉之都的昆明呈贡、中国编制工艺品之乡的广西博白、台商投资的福建安溪甜柿基地和永春芦柑项目等;国外有荷兰的全球花卉产业集群,美国华盛顿州的苹果产业区、南部的棉花特色产业区、中部的小麦特色专业区、中北部平原的“玉米带”,比利时的养鸡和产蛋,法国的小麦和面包,丹麦的养猪业。它们均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专业农业产业带和农业的专业化小城镇[3]。笔者认为对专业化农业小城镇进行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2山东寿光专业化农业小城镇形成的机理分析

山东寿光专业化农业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在于4个方面的相互促进作用,分别为:资源的诱导、市场的需求、科技的推动和制度的动力(图1)。这4种作用力促成了专业化农业小城镇的初级雏形,分析山东寿光的专业化农业小城镇能够发现,山东寿光从初级阶段经历了极化阶段然后形成了现在的扩散阶段。专业化农业小城镇有3种模式:第1种模式是自发形成的,由于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适合于某类农产品,就形成了农业的区域优势,再加上市场的选择和技术的推动作用就形成了某一地域的农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最后形成了优势的专业化小城镇;第2种是自下而上形成的,主要是由自然和社会的选择而形成的区域专业化生产雏形,在此基础上,政府的引导作用增加了各种交通和水利设施建设的投资和政策性的优惠扶持,使得该区域逐渐形成了优势的专业化农业小城镇;第3种模式是自上而下形成的,主要是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通过法律、宏观调控、投资等形成。考察山东寿光的农业专业化小城镇发现,其并不是某一种作用力下形成的,4大动力都发挥着作用,只不过是每一种动力机制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而已。

2.1资源禀赋寿光地处山东半岛北部,渤海莱州湾南侧,海岸线长56km,南部沃野平畴,水源丰沛,适宜于蔬菜、粮食、水果等产品生产。寿光有悠久的农业历史,世界上第1部农学巨著《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就诞生于此。山东寿光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并且形成了在农村或乡镇工业基础上的农业产业集群,形成了专业化小镇,涌现出了“中国韭菜第1乡”、“中国胡萝卜第1镇”、“中国香瓜第1镇”等专业镇村587个。由于蔬菜产业规模大、档次高、品种全,仅此1项,就为农民人均收入增加3500元。

2.2市场需求寿光距离济南、青岛只有1.5h的车程,隔海与日本、韩国相望,周边城市和国家都有着很高的消费能力。所以市场需求在寿光专业化农业小城镇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济青、荣乌高速公路横贯东西,益羊铁路纵贯南北,拥有国家2类口岸及渔港,公路四通八达,交通的便利带来了现代物流的发展,全市农贸批发市场发展到26处,集贸市场186处,建设了农产品超市、连锁店100多家,发展了蔬菜经营公司400多家,蔬菜运销专业户、经纪公司等中介组织1.7万个。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经过9次扩建,累计投资2.3亿元,占地面积40hm2,年交易额15多亿kg、28亿元,是全国10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之一,为重要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4]。由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发达的物流基础设施,寿光的蔬菜市场潜力巨大。

2.3制度供给以若斯、科斯、威廉姆斯和阿尔钦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制度和制度变迁与创新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政府政策方面,为了支持寿光的专业化农业小城镇的形成,各级政府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其专业化小城镇形成期的历程大概如下:①改革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传统种植模式,成方成片规划,建设示范基地,实行示范基地带动种植技术的扩散和优良品种资源的共享。②推广标准化生产制度,种植绿色无公害蔬菜。③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和资格认证制度。市里有成人中专、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镇上有成教中心,村里有农技校或教学点实行农业技术员认证制度,迄今为止,已有20000多名农民取得了这一资格。④年被山东省确定为农业现代化试点市。⑤推动开通寿光到哈尔滨、北京、海南的“绿色通道”,寿光到广州的“绿色直通车”,寿光到韩国、日本的“海上通道”,寿光到美国、委内瑞拉等国家的“空中走廊”[5]。由于政府及时的制度供给,山东寿光形成了专业化农业小城镇,并使得其市场范围不断延伸,专业化程度不断优化,农民收入不断增加。

2.4科技创新科学技术在寿光蔬菜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有:科技育种,摆脱对国外种子的依赖;视频诊断蔬菜病虫害,增强植物虫害治疗时效性;蔬菜交易电子化,加大蔬菜交易量;应用中国寿光蔬菜网,提供有效的信息;科技创新,是蔬菜产业发展的强大支撑;科技培训、政策引导,推动蔬菜产业快速发展[6]。

3区域兼业经营向区域专业经营的分化过程

3.13个假定

(1)假定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且农村地区为农业产业,城市地区为非农产业。农村地区的农产品满足农村和城市的需求。农民有专业化和兼业化农民,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居民数量分别为n1、n2,生产2种农产品分别为x1、x2,效用函数为u(x1,x2)=xu1x1-u2。

(2)从专业化的角度讲,有3类农户:第1类农户专业化生产农产品x1;第2类农户专业化生产农产品x2;第3类农户是兼业化农户,同时生产x1、x2。3类农户所占比例分别为s1、s2、s3。每家农户的耕地数量相对而言是固定的,资金的投入暂时不考虑,假定农产品生产存在规模效应。

(3)假定农产品在本地的销售的运费为0,到对方农村地区和城市销售的运费为一个正数,在产品价格为p时,到城市后加上运费的价格为tp。

3.2分化过程这里只考虑一种最简单的专业化推进情况,具体而言就是在一个地区如何形成专业化小城镇的过程。就是要在一个村镇形成专业化的农民不断增加,而兼业化的农民越来越少,且考虑的是水平的分工,表现为生产出来产品数量不断地变化。如果这种机理过程能够形成,就能证明在这个地区形成了“农业的专业化小城镇”。

3.2.1产品需求函数的推导。居民的产品需求可以从下面的式子中推导出来:maxu(x1,x2)=xu1x1-u2s..tp1x2+p2x2=I即每个居民的需求函数分别为:x1=uI/p1x2=(1-u)I/p2由于城乡居民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所以式中的I有所不同,农村的农产品到达城市的价格为tp。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不存在市场需求。所以能够得出每种产品的需求函数:x1=n2uI2/tp1+s2n1uI1/p1x2=n2(1-u)I2/tp2+s1n1(1-u)I1/p2(1)式中,前半部分是城市居民的需求,后半部分是农村地区的需求。

3.2.2产品供给函数的推导与价格水平的确定。假定每个农户的劳动为1,因此,第1、2类农户的产量分别为1,对于第3类农户而言,产品x1、x2的产量分别为1/2。产品x1、x2的供给量分别为:x1=s1n1+(s3n1)/2x2=s2n1+(s3n1)/2(2)联立(1)、(2),即可确定在供求平衡时的价格水平:p1=2u(s2I1+n2I2/tn1)/2s1+s3p2=2u(s1I1+n2I2/tn1)/2s2+s3(3)

3.2.33类农户的生产收入。这里要简化模型,并不考虑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投入,所以生产成本就只有劳动力的工资支出。工资水平假定为W,每家农户的投入的劳动量为1,所以生产成本为W。将运输、信息、开拓市场等成本总称为贸易成本F,由各个农户来分摊。得出3类农户的收入为:R1=p1-w-2F/(2s1+s3)n1R2=p2-w-2F/(2s2+s3)n1R3=p1+P2/2-2WF/(2S1+S3)n1-2F/(2S2+S3)n1(4)3.2.4专业化分工的形成。假定农户是完全的理性的,收入的差距会使他们作出选择,即:S。12=R1-R2=(p1-p2)=2F(s1-s2)/n1(2s1+s3)(2S2+S3)S。13=R1-R3=(p1-p2)/2+2F/n1(2s2+s3)S。23=R2-R3=(p2-p1)/2+2F/n1(2s1+s3)(5)从一种最简单的情形出发,假定3种农户所占的比例都是1/3,那么:p1=p2=2uI1/3+n2I2/tn1S。12=0S。13=&L23=2F/n1就是说第3类农户不断地分化为第1、2类农户,速度相同,即任何一个时期s1、s2相等,有p1=p2。因此,任何一个时期,都有:p12=0S。13=2F/n1(2s2+s3)>0S。23=2F/n1(2s1+s3)>0这也就是第3类农户不断以相同的速度分化为第1、2类农户,最后得到:s1=s2=1/2,s3=0p1=p2=uI1+n2I2/tn1R1=R2=uI1+n2I2/tn1-2F/n1-w(6)与最初的s1=s2=s3=1/3相比,第3类农户消失了,专业化程度得到了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专业化生产的农户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下面分析更加一般的情形。由式(5)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p1<p2,则有S。12>0;相反,如果p1>p2,则有S。13>0。这意味着,无论初始价格如何,第3类农户都会发生分化,要么分化为第1类,要么分化为第2类,最终第3类农户消失。将s3=0代入式(3),把p1、p2表达成s1、s2的函数,再将p1、p2代入式(5)。在均衡的条件下,必然有:S。12=R1-R2=(p1-p2)-2F(s1-s2)/n1(2s1+s3)(2s2+s3)-(s2-s1)[2n1u(D+I1)+F]/2n1s1s2=0,因此有:s1=s2,s3=0,s1+s2=1。最后的均衡结果是s1=s2=1/2,p1、p2和R1、R2的情况与式(6)相同[7]。

4专业化农业小城镇形成机理的主要影响因素

4.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的耕地分化是制约专业化农业小城镇的首要因素1984年,中国平均1个农户只拥有0.56hm2耕地,并被分割成9.7块。1986年,户均耕地下降为0.47hm2,1990年下降为0.42hm2,不到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在如此小规模的土地上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化几乎无法应用,这就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由于耕地规模过小难以产生规模效应,并且耕地分化,农业成本也有所增加[8]。

4.2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的投资受到影响联产承包制是一种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承包方式一般都是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耕地,而为适应农户劳动力或人口数量的变化,多数农村都不断地对耕地面积进行重新调整[9]。有关研究表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集体投资项目明显减少,尤其是水利设施基础设施项目[10]。对农户来讲,由于承包权的不稳定,多数农户对农业的投资表现为短期行为,耕地的产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农业投资的因素[11]。

4.3“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使得中国农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的弱质性逐渐暴露出来。家庭经营制度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形成了无数个“小而全”的经营实体,农户生产的农产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极具自给属性,而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专一化和规模化的生产,这使农户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

4.4城市居民的数量和收入从模型中能够看到,这些都影响着农产品的价格和农民的收入,同时也要看到,逐步发展农村小镇,对于提高农村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用。

5应当注意和把握的几个基本问题

5.1专业化农业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专业化农业小城镇是在传统的种植业、畜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基础上产生,是自然、区位、技术、市场等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目前,我国农村的交通、市场等客观条件不是很完善,农业专业化、产业化处于起步阶段,要认识到专业化农业小城镇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1)政府应当首先在1个县或1个乡镇范围内推动专业化分工建设,这样会有更加好的效果。这是因为:根据式(6)求得农民收入R对农村地区人口n1的反映程度,即R/n1=-1/(1-u)n21+(n3I3/t-2F)。从式中可以看到,运输费用t越小,则农民从自己的地方获得的收入越多,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减少和周边大市场的距离。另外,F的费用是由信息成本和开拓市场的成本组成的,所以如果F值越小,则农民得到的收入越多,当地企业应当充当市场的开拓者,这和山东寿光地区的情况相符合。山东寿光的这种为农户服务的公司达到了十几家,这种分工为农户节省了市场开拓成本,减少了风险。(2)农业专业化小城镇的形成依赖于农户的不断分化。小城镇不仅能带来农业技术的相互提高,而且有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产生规模效应,形成农业集聚经济。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5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农业经济发展；不利影響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8-0017-02

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学研究中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问题一直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需急剧下降，国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以消费主导经济发展、加大内需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策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是造成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乡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矛盾，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对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乡镇经济建设中，经济水平决定社会生活水平，过度的收入差距带来了社会矛盾。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居民收入水平影响着消费水平的层次，社会矛盾的产生是社会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收入差距悬殊的城乡居民经济现状对社会稳定发展局面的影响是具有一定破坏性的，因此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出现。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这种起起落落的变化过程，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政策改革等都有密切联系。1978—1984年之间城乡收入逐步缩小，其间经历农村改革，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1985—1995年城乡收入逐渐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移到城市。1996—1998年是短暂缩小期，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居民收入受到较大影响，明显下降在1998年达到谷底。1999年以来，21世纪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04年，国家出台惠农政策，减免农业税、粮种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社会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社会保障、劳保福利、失业保险等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保障性措施的推行也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

从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来看，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水平23821元，基尼系数比2015年略高，总体下降趋势保持不变，居民收入差距保持预期逐步缩小的趋势。全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逐步得到可控性缩小，是近年来国家经济建设中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有效政策调控作用。同时在政策支持下，不断关注并重视收入差距问题的社会影响，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重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不平衡性发展问题。

进入21世纪，国家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政策性调控，惠农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缩小差距值，但实现差距缩小面临的困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问题上，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且实现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政策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重心转移，城市发展速度显示出的区域优势地位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经济特区建设、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带到延伸至内陆城市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为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打开了新的道路。反观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情况，滞后的改革和发展条件对及时抓住发展机遇是极为不利的因素。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逐渐拉大到得到调控后有所缩小，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稳步高速发展，因此在政策上的调控和缓解远远不及经济建设的速度，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需要解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问题。近些年一直关注的三农问题，对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都是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改善和重视。但从根源来看，减免农业税、粮种补贴等关系到农村居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不能改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性问题，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进行农业活动的投入和收入的比例，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还有更大的距离。除此之外，农村教育在推行义务教育改革后虽然保证了城乡受教育的公平和区域平衡性，但对农村教育投入来说，教育投入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仍是一笔大的负担。国家政策在城市倾向上从改革开放发展初期已经形成的差距，对现阶段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形成有着重要的基础性的历史作用。

第二，体制的因素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体制将城乡分割成不同发展特征，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享受的社会福利和补贴形成了显著对比，同时在市场竞争中也存在差异性。改革开放对城乡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入逐渐缩小了体制上的差距，但在户籍制度、财税制度、教育体制等多方面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形成的影响仍在影响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有非常不利的影响[2]。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城乡人力资源的利用和投入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显现出问题，城市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水平决定了在社会地位和收入上的优势，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逐渐形成新的劳动力输出局面，农村劳动力开始涌进城市，为城市经济建设提供廉价的劳动资源，这和城市居民劳动力形成鲜明对比。人力资源收入上的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反映，伴随着其他相关问题的影响，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下对这一现状的加剧是极为不利的。

除了以上几点因素之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还有很多，在社会、国家、居民个人方面都深受其中因素的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历史问题，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的问题经历不同发展阶段，对当下经济发展各领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解决。

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缓慢提升，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农村各领域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侧面反映的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居民收入和经济来源的问题。消费以收入为基础和标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差距扩大，农村居民在消费上的支出会受到影响。几年来，在城乡消费水平上，虽然没有地域的限制，越来越多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也会在消费上不断改变，但从整体消费情况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消费对农业经济的作用也会降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收入水平没有得到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对消费水平的支持也会下降，内需不足的情况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也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对特色区域经济建设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关注和倾向更多，农业经济建设中的项目建设没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在特色产业经济发展上也會处于计划阶段，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农村的经济开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水平上缺乏政策和实质性的技术支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会存在落后的问题。农业经济发展处于城市发展之外，在地理优势和交通设施建设上没有优势，对农业经济的多元开发也会受到技术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在特色区域经济建设上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农业经济领域的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3]。

第三，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农业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单一，是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的问题，农村经济建设中缺乏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人才流向趋于发达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才流失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农业结构调整很难得到实现，这是在目前农业经济建设中需要及时得到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三、改善收入差距影响下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第一，加大政策扶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国家在政策支持上加大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在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注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在收入问题上逐步缩小差距。农业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的贡献是整体的成果，近年来农业经济的产业化改革一直是农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国家政策扶持的条件下，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高效率实施是有力的保证。

第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经济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农业发展的单一结构在当下时展中需要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在非农产业的建设上，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分配到产业建设之中，既可以适应社会发展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可在农业经济建设中形成独特的产业优势[4]。

除此之外，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都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影响下的农业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帮助。

四、结语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利的，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加大农村经济建设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加快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是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中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农业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时代变化中面临的挑战需要不断地探索来解决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不利问题和因素。

作者：张会盼

参考文献： 

[1] 廖显浪.制度转型、经济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 

[2] 王晓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分析[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1.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6

大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相对小农经济而言的。小农经济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的产物，因为使用的是牛马、木犁、锄头、镰刀，所以，一个农民尽其所能，也只不过能够耕种三、四十亩土地足矣，如果少了，则不够耕种;如果土地多了，就耕种不过来，要是不雇长工短工，就必定使土地荒芜，是所谓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么，在过去，一个地主，有几百亩土地，几千亩土地，几万亩土地，是不是大农经济呢?其实，这个问题，单就称谓而言，就已经明白了。地主是不进行农业生产的，所以，就只能是土地的主人，而不是耕种土地或进行农业生产的人—也就是说，不是农民。地主和富农是农民和不是农民的分水岭富农以下是中农，贫农，雇农，是不同等级的农民:富农的土地是由他和长工、短工共同耕种的，中农的土地是中农自己耕种的，贫农的土地不够自己耕种，雇农自己没有土地，为富农和地主耕种土地:而地主呢，土地是雇农耕种的，他连管理也不管理，是管家为他管理的。富农所耕种的土地最多的长工一样，不能超过三、四十亩，地主的土地虽然多，但是，长工和雇农多，每个长工和雇农也不过三、四十亩，根据每个农民耕种土地的数量，都只能是小农，因此，也不是大农经济，只能是小农经济。

或者说，一个农民耕种的土地太少，小农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我们把这些小农集中在一起，组织起来，成为集体经济，土地多了，家大业大劳动力众多，那么，不就是大农经济了吗?并且，这样做了之后，土地地块大，也便于先进的农业生产机器耕作。其实，这样做的好处，只是便于先进的农业生产机器耕作，并不是大农经济。因为每个人的土地还是那么多，一个农民耕作一点也没有增多，所以，不是大农，还是小农和小农经济〔比如，一个农民有5亩土地，100个农民集中起来有500亩土地，但是，100个农民并没有减少成为1个农民，1个农民耕作的土地并没有达到500亩，而还是5亩，怎么能够是大农和大农经济呢?这只能是集中在一起的小农和集中在一起的小农经济。当然，如果把土地交给一个农民耕种，其他的农民(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从农业生产中退出来，这个农民就成为大农与大农经济。如果已经有99%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退出来的条件，比如说，已经具备有一个可以容纳99个人的企业或者数个企业，就可以而且必然由不同的道路形成99个农民把土地转交给一个农民耕种。可是，如果想采取先把100个农民集中起来，然后等待时机与创造条件逐渐使99个农民退出来，则是不可行的。因为集体劳动的自身局限性，会使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产生许多障碍，不利于大农经济的形成，阻碍生产的发展。

大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在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的生产力下，我国的一个农民可以耕种500亩以上的土地，是小农可以耕作的土地的一、二十倍。美国的农民，现在可以耕种的土地数量是3《X旧亩左右。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就越来越详细，新的生活用品种类也越来越多，这就必然使各行各业的从业人数从行业内中脱离出来，去从事新的行业，而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劳动力的脱离创造了基础。农业这个古老的生产行业脱离的人数是最多的，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使农民由小农成为大农，由小农经济成为大农经济，否则，国民经济要想发展是不可能的。在现代的生产力下，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存在的。美国现在的农民只有2%，并且，有消息说，美国到2020年，准备实现两个2%，即农业2%和工业2%。在大农经济下，一个农民耕种500亩至30(X)亩土地，能够集体起来吗?集体起来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有人说，可以节约和减少生产工具呀!比如说，在分散耕作时，一个农民就必须有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所有的农业生产机器都得应有尽有。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就可以几个人合起来共有一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一台插秧机等等，分工合作，就减少了机器的闲置时间，增加了使用率，节约了资源。其实，这是不了解农业生产所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别强，许多时候不能分工合作。比如收麦，是有时间性的，早了不成熟，晚了就熟过了，麦籽就脱离到地里，所以，收麦的时间就只有10天左右时间。当然可以你收我犁他播种，但是，一个人ro天只能够收500亩，ro天过后就没有麦子可以收了，也就是说，只有500亩土地可以耕种。如果是这样，三个人，就使生产力降低到l/3。而三个人都有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收割时都收割，ro天就是3个500亩，然后耕地播种，就提高三倍。这就和锄头镰刀一样，是一个农民必备的工具，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在使用机器进行农业生产时，是不可能集中在一起进行的。试想，在一抬拖拉机一天可以收割50亩小麦，耕地50亩的情况下，100个农民驾驶拖拉机和收割机集中在一块耕地收割，规模是够宏伟的，但是，非乱套不可。所以，还是必须分开作业，就是一些人所反对的“单干”。集体劳动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大农经济下是不可能的。况且，集体化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能集体化，就是集体的形式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补充形式。

中国由于过去集体化的结果，使农业人口(或者说农民)与中国的生产力不相适应，农业人口的比例过大。农民现在只有三、五亩土地。这使农民过于贫穷，不但产生了三农问题，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解决的办法就是减少农民，打造大农经济。形成大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途径有多种。在我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土地国有化，在改革已经确立的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保证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大农经济，其余的农民由国家统筹，利用多种途径，使多余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中，有节、有利、有序，保持社会安定，经济平稳，完成这个过渡，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条件。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7

一、发展农业合作经济，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内在要求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农业产业化也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有力措施，农业产业化更是我国农业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必然趋势。而推进农业产业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论题重大，涉及面甚广，比如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农业结构调整、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保护力度，发挥企业家的骨干作用等等。本文仅从组织创新的角度进行分析，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已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提出挑战，我们对产业化经营的认识必须深化。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必然选择。

（一）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主要载体。所谓农业产业化，它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以谋求经营效益为目标，把种、养、加联结起来，把产、供、销等环节串联起来营运的组织系统和经营机制。从纵向看，它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接起来，形成一条龙型的产业链，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条龙生产经营，其实质是农业生产者和为农业服务的产前、产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或合约，来代替市场中相应的一系列临时交易关系，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融为一体。从横向看，各个供求环节依照各自的专业分工，涉及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组织，涉及到农业与加工业、商业乃至金融、运输等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形成纵横交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体化经营系统。它的组织结构犹如一张活动的网，其中各个生产经营环节既相对独立动作、相对独立核算，彼此之间又相互协作、有机结合，形成自行调节、自我发展、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经营机制。由上可知，农业产业化既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机制创新，又是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创新；它既需要专业分工，更需要相互合作，如果没有相应的合作经济为载体，为依托，那么农业产业化就将成为“空中楼阁”，流于空谈了。

（二）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是顺应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必然趋势。早在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必须有二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同志这一“两个飞跃”的论断，指明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前进方向。从实际情况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增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逐步提高。在肯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业发展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新问题：（1）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特点的小农户和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和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大市场如何相适应问题；（2）分散的农户生产、小块的承包田地和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矛盾问题；（3）小农户和科技兴农、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要求如何相适应的问题。以上这些不适应，既涉及到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问题，又涉及到农业生产由现在粗放型耕作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型问题。要解决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和社会化大市场紧密结合的问题，出路在于深化改革。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中提出的“发展适度规模、发展集体经济”，实质上就已提出了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要求。我们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方向，在基本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化、合作化程度。因此，创建新型的合作经济，是实现农业发展新飞跃的客观要求。

（三）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是解决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民增收问题比较突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其中原因也相当复杂，其主要因素如下：一是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供给由数量需求到质量需求的转变，部分农产品供过于求，供不合求，致使相当部分农产品滞销，甚至卖不出去，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二是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产品生产成本加大，也影响了农民收入提高。三是目前农业尚属于弱质产业，抗灾能力不强。一旦遇上旱、涝、虫灾等自然灾害，则出现减产减收，甚至颗粒无收，遇到灾害的农民脱了贫又返贫。四是从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的流程来看，许多农民仅仅作为一些企业的原料供应者，其生产利润大部分被农产品加工企业或流通企业占有。农民得不到生产农产品的平均利润，也构成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之一。五是随着农业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农民增收问题面临的竞争更加严峻。一方面，农业科技的发展，一些农业企业集团加大科技方面投入，市场上“名、优、特”农产品增加，许多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农民在优质化的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另一方面，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既面临本地区、本国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又面临国际上多国农产品进入的竞销压力。分散的个体农户面对如此强烈的双重竞争的压力，如果不提高多数农户的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不把这些农户引入农业产业化的合作经济之中，那么则难以增强竞争力，解决其增收问题，则难以奏效。当然，农民增收问题，还涉及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涉及到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等等。

二、我国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的特点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大致可以分作三个发展时期：第一阶段，从建国后完成土地改革到1956年的互助合作。这一阶段将分得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生产合作社，避免当时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同时通过农村供销社组织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购销，以巩固工农联盟。第二阶段，实行集体化及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化”，这一阶段无论是从所有制形式，还是从决策、分配和对外经济联系方式来考察，其间的集体经济已经嬗变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了。虽然这种集体经济有助于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但由于违背了合作经济关于自愿进出、社员主体、民主管理、利润返还等原则，形成了产权不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体制弊端，背离了社员的意愿和利益，导致这种集体经济的解体。第三阶段，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施到目前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竞相发展的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合作经济初步具备了按真正的合作社原则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利益机制得到有效的启动，按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体制得以确立，农户获得相对独立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产权和经营权，激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由于农户经济的分散、弱小，市场信息不灵和对外经济联系的渠道不畅，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又产生了互助合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于是农村各种合作经济又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了。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天长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科学种田技术协会。1980年，四川郫县又成立了农民养蜂协会。1994年，山西定襄、岐县、万荣、临汾四县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1993年河南信阳地区提出了“公司+农户”一体化经营的思路。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20多年中，数量由少到多、规模从小到大、形式从单一到多样，合作程度从松到紧密、经济效益从低效到高效，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以湖南省为例，到去年为止，全省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种植面积3067万多亩，牲畜养殖732万多头，水产养殖近4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34亿元。其中，发挥龙头作用的企业年销售收入达242亿元。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企业与农户建立了产销衔接、合同订单、保护价收购以及股份合作等多样化的利益合作关系，全省现有“订单”作物面积约474万亩，签约产量299万吨，签约金额83亿元，联结农户60万户，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经济效益逐步提升。 由上述可见，本文要探讨的农业合作经济，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以及尔后的“人民公社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农村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今天的地步，如果再照搬照套过去“集体经济”的模式，摘强迫命令、“归大堆”、侵犯农民群众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经营权和自主权，则有害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现在，要研究的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切合我国当今时宜和今后发展趋势的新型合作经济，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一是坚持和创新相结合。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坚持农民拥有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支配权的前提下进行组织创新。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传统农业方式，而且也能适应现代农业经济组织。二是自愿和引导相结合。在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原则下，引导农民适应农业市场化、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实行分工合作，通过互利互惠的方式给农民带来好处。三是企业和农户相结合。通过建立农业中的龙头企业，发挥其资金、技术和购销渠道等优势，和众多的农户形成供产销关系，用产销合约或“订单”的形式，把分散的农户生产和社会消费市场联系起来，引导和帮助农户面向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活动，使农民克服农产品生产的盲目性，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益。四是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相结合。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共同体，农业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关系。在利益上，公司和农户大致按平均利润率进行分配；一旦遇到风险，两者之间按得利大小进行分担。按此原则，建立起公平交易的利益机制，形成比较稳定的双赢的合作关系。五是政府扶持引导和农业企业自主经营相结合，鉴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承担自然灾害的风险，又要经受市场波动的风险。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一方面农业企业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另一方面，政府在减少或避免行政干预的同时，必须予以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其中包括规划导向、结构调整导向和相关政策导向等方面给予支持，特别要以扶持龙头企业为重点，使新型的合作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三、农业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及其规范化的思索

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载体，在农业发展的实践中已经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目前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从外部表现形式看，主要有：公司+农户、基地（农户）+工商企业、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农户、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还有农忙合作、股份合作、服务合作等模式。从合作主体来看，又可以分作三类：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即在农业产业化组织中，以或是农业企业、或是加工企业、或是商业企业、或是农工商综合企业为“龙头”、为主体，通过供产销产业链，带动众多农户，发展合作经济。二是专业协会带动型，即以农村专业协会为主体，组织农户进行专业生产协作，为农户提供各种有偿服务。这类组织主要采取同业联合的形式，通过成立同业公会、专业协会等民间合作组织，把分散个体农户、企业联合进来，形成行业合力，壮大同业规模，增加规避风险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如日本农村大量出现的农业协同组合，其目的就是“排除中间商人，发展中间商业”，并使这类“农协”和龙头企业对接，成为龙头企业稳定的优质原料生产基地。三是产权带动型，即以产权为纽带，吸收广大农户和有关服务单位以土地、资金、高新科技等生产要素入股，建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实行公司、农户和服务单位相结合，形成“互惠互利、相互联动”的利益共同体。

上述模式，孰优孰劣、孰长孰短，不宜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判断，因为不同的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应当因地因时因条件因环境，侧重于效果加以评论。总之，只要符合大多数农户意愿，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发展农业先进生产力的模式即可坚持，即可促其健康发展。在坚持“有利于”标准的同时，亦可参考科斯定理加以分析。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组织化的企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市场交易存在的大量成本，节省下来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组织企业的成本，那么企业就有存在的价值。组织化的企业可以将某些原本由市场交易的资源转化为组织资源，在企业内通过行政方式代替市场交易，从而大幅减少社会总的交易成本，这就是企业存在的原因。这个原理基本适用于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分析。依此而论，一种合作经济组织，如果其主体的组织化成本小于分散农户市场交易成本，则应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和依据。

联系现实、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组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一些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生产的能力不强，有的龙头企业到外地采购原料进行生产，对本地农户生产没有发挥带动作用；一些合作组织的利益机制还不完善，松散型结合比较多，尚未形成“一赢俱赢、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力度还不够，扶持政策和措施不健全、不到位。为了实现“十五”期间农业产业化的总目标，进一步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并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生产经营的新要求，必须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农业合作组织，以利于从组织创新的层面上推进农业产业化。 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培育龙头企业是关键。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强制的因素比较突出，违背了农户的意愿和利益，以至于不少农民群众至今心存疑虑，谈“合”色变；现在，发展农业合作经济，主要满足农民适应市场的需要，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户发展生产，因此，在发展龙头企业中规范其经营管理，实属必要。首先，龙头企业要立足于农业发展，着眼于农业开发，努力开发名、优、特农产品，努力提高农产品加工的深度和精度，在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上下功夫，防止盲目地“随波逐流”、搞“多种经营”。宜在明确经营方向、突出主业的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强带动农户的能力。第二，要建设龙头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提高企业家的素质，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增强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能力。第三，龙头企业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内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努力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第四，要加大政府系统农业等有关部门对重点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要将支持重点转到实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出口创汇、产业升级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转到发挥其对农产特别是中小型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上。要将财政、金融支持重点，转到科技创新潜力比较大、但生产经营暂时遇到资金困难，处于起步和初发阶段、亟需“扶上马，送一程”，主要从事农产品销售，还包括包装、保鲜、分级、品牌建设和管理的中小型企业。

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必须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中介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龙头企业为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一旦遇到市场需求起伏而利益受到损害，就会把风险转嫁给农民；而作为农民一方，由于龙头企业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也不一定履行“订单”合约，出现谁的价格高就把产品卖给谁的违约行为。因此，有必要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嵌入一种作为中介的合作经济组织。倡导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各种行业互助协会、行业营销协会或商会等中介组织。这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实行民主管理，不断增强其凝聚力和经济实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加强对农户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在产业化经营中发挥桥梁和联结作用。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示范章程和规章条例，明确合作经济的法人地位，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 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必须完善各种经营主体的利益结合机制。发展农业合作经济，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而应以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结合机制为准则，龙头企业、农户、中介组织之间的利益结合方式可以多样化，宜因产业化不同阶段和产业的特点不同而不同。无论采用哪种利益结合方式，都要坚持各个合作主体自愿互利的原则，不能强行干预。对于目前普遍实行的合同契约、订单农业、合同加服务、股份合作、资产入股等利益结合形式，要分析比较实际效果，总结经验，引导其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其规范的原则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各方认可、农民拥护。“利益共享”应按各个合作主体投入的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交易额来分配；“风险共担”，则宜按各个主体得利的多少来分担。这样，把各个合作主体的责任、利益、风险三者相互联系起来，并以具有法律等效力的条例或合约形式予以界定，在实行中不断总结规范。这类合作制的条例或合约条款的制定，重要的是对各合作方都有利、都认可，特别要注意照顾农民群众的利益，绝不能损农、坑农，否则就会因失去群众基础而“流产”。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利益结合方式中，股份合作制由于明确了合作主体的产权关系，对优化资源配置，转换经营机制，理顺各种利益关系，调动合作者的积极性，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实行效果比较好，值得总结和推广。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还必须加快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要素。发展农业合作经济必须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在土地有序流转过程中，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自主权，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应加快试点，鼓励探索，防止土地流转中的盲目“刮风”和对农民利益的侵犯。 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要用足WTO的“绿箱”政策，用好“黄箱”政策。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改革补贴流通环节的政策，将保护价与实际粮价的差额，以收入补贴形式直接补贴给农民；二是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防范和化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三是要给予合作经济组织必要的法律和政策支持，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韩俊:《中国三农一百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2]徐文华.提高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是振兴农村合作经济的关键[J].农村经济，2003，(5).

[3]李昌平：给农民松绑是增收的重要途径[J]，改革内参，2002(1)

[4]胡鞍钢：加入WTO应使8亿农民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J]，经济要参，2002 (10)

[5]杜吟棠：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历史和现状[J]，经济研究参考，2002 (25)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8

[论文摘要]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认识，提出了推进城乡产业融合、构建城乡产业发展平台、确定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产业等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统筹城乡；产业融合；产业枢纽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工农分割、城乡分治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消极影响的日益显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地要求城乡统筹，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这是因为，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两个方面协调发展，才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因此，探讨城乡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改变目前城乡产业分离的现状、推进城乡产业的转换升级和协调发展，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认识

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还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要通过统筹城乡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工业化，实现城乡互动、工农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为基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推进，所以，发展经济就成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工作。特别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是要依靠城乡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而国民经济是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综合体现，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城乡相关产业的统筹发展，推动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

产业融合，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信息化的进程出现的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预示着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标志着一种新兴的产业经济革命的开始，并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刻变革。产业融合为我国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途径。通过城乡产业融合，能够促进城乡产业结构的变革，突破城乡产业分立限制，打破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塑造出新型横向结构，产生边缘、交叉产业，促生新的产业领域，产生新的经济式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聚集并释放出城乡产业内部所具有的潜力，拓展城乡产业的利润空间，可以解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结构雷同的现象，形成合理的城乡产业分工体系。

（三）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城市和农村被作为两个独立的板块，自成体系、自我发展，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一方面，城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工业为主，农村则以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农业为主，两者形成明显反差。另一方面，城乡产业自成一体，关联度不高，城市对农村起不到应有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突破口，通过城乡产业的相互融合、分工协作、互促共进，实现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一体化发展。

（四）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业整体素质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基础脆弱，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下；二是工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低，竞争力不强；三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实行城乡联动，统筹城乡相关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加强农业还是提高工业或发展服务业，都不可能仅靠城市或农村就能单独完成。因此，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思路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就是指各级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必须对城市和农村的相关产业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强城乡产业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产业相互融合、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一）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必须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扶持一体化。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需要强化三次产业的内在联系、完善三次产业的布局，形成区域分工合理、特色优势鲜明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要以现代农业理念破解农业难题，以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升级，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三次产业的融合，形成城乡产业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格局。具体措施为以下四点。

1．通过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营造出新的就业空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来源于/

2．通过农业与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互补性融合，使农业生产链条不断向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方向延伸，加速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3．城乡产业融合会使城乡产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改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统一的分配格局，使经济要素在城乡产业间进行统筹整合，并以产业链条为主导在区域经济范围内集中配置，使城市产业资本持续投入农业和农村产业，使区域经济资源综合发挥效益，做到优势互补，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中的资本不足问题。4．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加工业、流通服务业各个环节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的结点。即农业、加工业、流通贸易业合理地布局在乡村、小城镇、城市的地域空间上，以产业为纽带形成城乡之间的有机经济联系。各个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为城镇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使产业发展和城镇体系建设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促使城镇体系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二）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城市化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方式要求的产物，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必须以产业作为依托，产业转移也必然要推动承接地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又为工业化提供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网络和组织体系。只有根据产业发展来给城市定位、建设城市，才能做到低投入、高产出，才能使城市充满活力。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紧密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构筑新一轮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充分发挥城市的服务功能将有利于提高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这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要树立科学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产业、人口的集聚趋势和土地、水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在把握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关系中，要把单纯依赖开发区（园区）发展制造业的思路，调整到依靠城市工业功能区和专业镇发展工业、促进产业集聚上来。

（三）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枢纽，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农副产品加工业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实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

1．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较强的产业融合性。农副产品加工业连接着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农副产品加工产品的用途在不断增加，所应用的行业和领域不断扩展，它的发展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工业反哺农业，机器制造业为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设备，使其通过改变产品结构消化过剩的产能。因此，农副产品加工业有着产业融合的天然属性。

2．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多样性，可以解决产业发展过程的同构性。各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本地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的等次、程度、种类，形成自己的最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体系。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可以利用“资源就在手头”这一天然要素的禀赋，大大节省成本。比如，农副产品具有数量大、份量重、易腐烂等性质，在原料产地就地加工，可以减少损耗和运输费用。

3．农副产品加工业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拉动性。农副产品加工业涉及上下游众多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性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农副产品加工业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农副产品加工业是推动农业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4．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空间枢纽，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小城镇的枢纽产业，是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支撑，为小城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提供物质基础。它对周边农村和乡镇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起飞，实现农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协调、双向带动、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郭翔宇.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4,(5):76-78.

[2]路远,左晓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枢纽选择[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1):38-41.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9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小农经济的形成篇10

关键词：新农村；农村经济；发展

一、兴仁县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一)基本情况

兴仁县地处黔西南州中部，国土面积1785平方公里，以其丰富的煤炭、黄金资源而闻名于省内外。2005年全县总人口46万，其中农业人口34万人，在册耕地面积33.54万亩，农民人均拥有高产田土面积只有0.35亩。兴仁县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是国家规划的34个重点产业区攀西――六盘水能源原材料产业区和南北盘江――红水河电矿开发产业区的组成部分，同时已被纳入州规划的“半小时”经济圈。兴仁县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是贵昆公路黄金旅游西线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可以成为国家、省、州重点开发的旅游热线地区之一。

“十五”期间，兴仁县工业经济取得较快发展，GDP和财政收入在黔西南州都名列前茅，2005年，GDP和财政收入分别为15.02亿元和2.01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00元，“十五”期间年均增长7％，与GDP年均19.1％的增长速度不成正比，这表明经济发展并未给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带来相应的提高，特别是农村经济并没有呈现出相应的繁荣，反而使生活环境有恶化的趋势，这正是目前贵州省乃至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与构建“和谐社会”、“新农村”的初衷并不相符，笔者侧重就农村经济发展相关的土地经营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经济服务体系、乡村旅游等问题对该县进行考察。

(二)兴仁县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优势、缺陷及面临的形势分析

兴仁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极低的人均可耕地水平和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存在，形成特小规模土地经营的特征，城镇化水平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农村经济的繁荣，矿产资源和绿色产品的开发与不发达的开发系统并存，形成资源的无序低效经营特征，依赖特色农业、旅游观光和矿产资源优势的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可增加财政，农民增收，加强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和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农村经济将会得到繁荣。

兴仁县农村经济发展有三个比较突出的优势：一是矿产资源优势的开发将会带来高速的城镇化。“十一五”期间，兴仁县将上马如马马岩水电站、马路河高能源工业园区、屯脚自备火电厂等大批工程项目，城镇将会得到较快发展。二是特色农业资源丰富。兴仁县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以烟、优质羊牛肉为龙头产品，实施产业化开发，带动城乡经济的发展，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三是拥有开发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兴仁县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良好的契机，乡村旅游可以为农村经济繁荣带来较大的增长空间。而在当前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兴仁农村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1、土地的分散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规模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2、农村城镇化滞后及乡镇企业发展水平低下。3、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加剧，生态环境严峻。4、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艰难以及发展支撑不足。5、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及服务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兴仁县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主要有：(1)中央提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为农村经济的繁荣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政策环境，并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资金支持，同时“农村超市”的建设为农产品市场化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捷径。(2)现代人对绿色产品和健康理念的诉求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乡村旅游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空间，有利于产业化经营。(3)面临着相邻兄弟县、市的竞争。兴仁县处于贵州西线黄金旅游线的西端，不管是在特色农产品和资源矿产品，还是在乡村旅游等各方面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二、贵州省农村经济发展对策分析

兴仁县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贵州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仍然用落后的模式和思路来发展农村经济，不仅不能实现脱贫还可能引起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贵州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取得突破，必须依据省情、从新形势出发进行调整，走一条因地制宜、面向市场、依靠科技的发展道路。由此对贵州农村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几个问题提出以下对策思路：

1、根据具体条件做出土地规模化生产经营的调整。

土地规模经营的大小，取决于成本最小化原则和耕作条件。在地少人多的贵州山区，农业生产应采用劳动密集型方式。根据贵州省约有三分之一的耕地不适合机械化耕作的实际情况，土地经营的规模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是适度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劳均所能负担的耕作面积是10～13亩左右。由此，贵州省对土地规模经营的调整方向应是：①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扩大，使户均经营规模达到10～12亩；②以耕作条件区别扶持不同规模经营的农户，小规模经营农户的发展以劳动密集型农业为主，大规模经营农户则发展为以生产粮食为主的“专业经营农户”；③除以上两点外，笔者还提出可以作出让土地能够自由合法流通的尝试，也就是省委省政府在政策法律制度上为土地的自由流通作出保障，完成土地的私有化，即在归还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同时还要归还农民的土所有权。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快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为实现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提供可能，而且是解决农村现行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最有效路径。

2、加快贵州农村小城镇建设步伐，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2005年，贵州省城镇化平均水平为25％，这样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极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兴仁县的经验表明，加快城镇化进程，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促进“新农村”建设，同时这有利于解决生态难民的移民搬迁工作。我们认为，贵州城镇化的发展要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量力而行、重点推进的方针，逐步建立起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以中心镇为主体，各具特色的小城镇群体。一是把小城镇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从实际出发。二是选准小城镇建设的路子。坚持走以贸兴城、以工建城、以地生财，吸引农民进城建城的路子，三是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把中心镇建设作为推进农村城镇

化的重中之重，搞好交通、通讯、水、电、气、环保、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集聚、辐射和枢纽功能，平均每个县选取1―3个能吸纳5万人规模的中心城镇作为建设的重点。四是抓好小城镇建设的配套改革措施。

3、努力壮大特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产业，建设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

从兴仁县发展特色农业的经验看，贵州省发展特色农业要根据省内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以及自身农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结合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选取有特色的农业建设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发展保鲜贮藏、精深加工和运销业，扶持一批龙头企业，逐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产业化经营。鼓励和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采取联合经营、股份制等方式建立产业化体系，走“规模化、群体化”的路子，形成互惠互利、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加强国内外特色农业项目合作；加强东西部区域合作和经贸联系，可以减少国内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特色农业、绿色产品成为贵州外向型农业的重要支撑。

4、创新和完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构建贵州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市场经济作用下，在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化规模经营，由小农向大农转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农业的家庭经营与农民的合作制度相结合，但这种合作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行政体系，而是由社会中介合作组织组成的合作体系。因此，在构建贵州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应注意几点：①政府要大力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形成新的生产力；②以满足农户需要为原则，健全农业服务网络；③避免强制，按自愿、互利的原则，把服务组织的经济效益和农户挂起钩来，提高服务组织的经济效益和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