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十篇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1

量子纠缠态的性质刻画特别是它的大小测量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研究表明量子纠缠态的大小一般可以由纯态的冯诺伊曼熵来衡量，对于一个两量子比特系统，冯诺伊曼熵大的态可以通过局域量子操作及经典通讯变换为另一个冯诺伊曼熵小的态。但是对高维系统，却经常存在两个量子纠缠态并不能互相转化的情况，甚至存在更复杂比如所谓纠缠催化的情况：即在纠缠态转换过程中有辅助的纠缠态起到类似化学催化剂的现象。在刻画这些纠缠态性质方面，大家最近发现冯诺伊曼熵的推广即任伊熵是一个好的量子纠缠大小的测度，可以准确的刻画纠缠转化行为。同时随着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人们也希望能利用量子信息科学里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来研究比如凝聚态系统的一些量子行为，例如对量子相变的刻画。反过来也希望凝聚态物理对物质量子相的性质研究能对量子信息处理和量子计算是否可以在这些系统实现给出提示。

最近，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筹）理论室范桁研究员、博士生崔健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合作在不同量子相的不同量子计算能力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Nature Commun.3，812（2012））。他们通过对模型基态任伊熵的偏导正负性的判断，发现其行为可以准确区分凝聚态模型的不同量子相，而且不同的量子相确实在量子计算的能力方面是不同的。

量子计算的实现在方法上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种，量子逻辑门方法和绝热量子计算方法。研究表明这两种方法在计算能力和计算复杂度方面是等价的。他们选取了一种可以用绝热量子计算实现的量子算法，通过对一维横场伊辛模型和XY模型基态纠缠任伊熵的分析发现，在绝热量子计算的实现过程中，在一些量子相里，绝热量子计算需要整体相干操作，而在另一些量子相里，绝热量子计算可以通过较简单的局域操作辅助以经典通讯。而对比如量子搜索的研究表明，局域操作在所谓的量子加速方面并不起作用。从而表明不同的量子相具有不同的量子计算能力。

凝聚态模型基态的任伊熵研究对量子相变的刻画及在量子计算中的作用是一个新的方法，不同量子相有不同的量子计算能力这个结论对具体物理系统的选取有指导意义。相关工作发表在近期Nature Commun.上（Nature Commun.3.812（2012））。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2

量子雷达是基于量子力学基本原理，主要依靠收发量子信号实现目标探测的一种新型雷达体制。量子雷达具有探测距离远、可识别和分辨隐身平台及武器系统等突出特点，未来可进一步应用于导弹防御和空间探测，具有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作为洞察未来战场的“千里眼”，量子雷达技术势必掀起各军事强国变革雷达技术的时代潮流。

古稀之年，雷达渐遇技术瓶颈

自1934年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开发出首部脉冲雷达以来，世界各国竞相发展雷达技术，经历了70余年的探索、改进和完善之路。但随着隐身技术和电子干扰技术的迅速发展，具有较高隐身能力的隐形飞机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美国的B-2“幽灵”战略轰炸机、F-22“猛禽”战斗机和F-35“闪电II”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的T-50战斗机都具备极强的战场隐身能力。

隐形飞机主要通过波束控制手段和采用隐身涂料来降低雷达对飞机的探测能力。一方面可采用边缘平行、武器系统内置、减少平面和棱角等方式，另一方面可通过吸波材料吸收雷达照射的电磁波，从而使隐形飞机如同鸟儿一般隐藏在茫茫空天之中。传统雷达不仅会因雷达探测回波减少而探测不到有效信号，更有可能因遭受虚假信号的干扰而产生误判。

为提高雷达精确度、获取高质量图像，传统雷达信号载波向极窄脉冲发展。但受制于经典电磁波理论限制，传统雷达在探测隐身目标、对抗干扰和诱饵方面遇到了技术瓶颈，在面对隐形战机时常常变成“睁眼瞎”。提升雷达针对隐身平台和其他目标的探测、识别以及分析鉴别能力，研制可探测隐形飞机的新一代雷达成为各军事大国加强防空力量的当务之急。目前较为常见的隐形战机探测方法包括无源探测雷达、米波雷达和双基地雷达等。

将量子信息调制到雷达信号中，实现通过收发量子信号对目标进行探测的量子传感器，就是量子雷达。量子雷达可探测、识别和分辨射频隐身平台及武器系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的量子雷达系统主要包括利用单个光子照射目标的单光子量子雷达和发射量子态光子的纠缠态光子量子雷达。相比于单光子量子雷达，纠缠态光子量子雷达利用量子纠缠技术实现目标反射光子与雷达内部光子测量对比，具有分辨率更高、有效探测距离更远和隐身目标识别精确度高等优势。

道高一丈，隐形战机“克星”将至

量子雷达是一种利用量子现象进行目标状态感知和信息获取的特殊传感设备。量子雷达涉及到量子探测机理、目标散射特性研究等相关内容，可利用量子纠缠态进一步提升探测灵敏度，有望解决传统雷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随着激光技术的迅速发展，早在1995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就首次完成了被称为“鬼成像”的量子成像实验。目前，量子雷达技术仍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先后提出了开展量子雷达研究的“量子传感器计划”和“量子辅助传感和读出”项目，对量子雷达的增强技术进行了有效探索。此外，美国麻省理工、NASA、海军实验室、空军实验室等机构都相继开展了量子雷达的研究工作。

2012年，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单光量子信息”项目资助下，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开发出了抗干扰量子雷达。该雷达利用偏振光子量子特性在接触物体后发生改变这一原理，可轻易对隐身目标进行探测和成像。到2014年，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开展了可穿透烟雾和热浪的量子成像传感器的研究，并取得了“用于图像增强和改进的系统与方法”的创新技术专利，将进一步推动量子雷达成像系统的发展。

量子雷达是基于量子力学研制的新型成像系统，已经登上了目前侦察探测领域的技术最高点。目前已经研制出百千米探测的试验样机，其探测灵敏度相对于传统雷达得到大幅度提升。量子雷达的核心是连接微波与光波的双腔转换器。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利用纳米振荡器实现微波与光波的耦合，可在信号传输过程中产生微波与光波的纠缠，并将探测目标返回信号从微波转换为光波。英国约克大学研究的量子雷达混合系统，可利用微波与光束之间的量子相关性进行目标探测，运行功耗比传统系统明显降低，不仅可用于目标探测，更在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随着量子雷达技术发展不断成熟，未来部署到地面和水面作战舰艇的量子雷达，可对几乎所有的空中目标进行探测，并可持续跟踪目标的轨迹和行踪，将依靠其强大的反隐身技能成为隐形战机的“克星”。装备了量子雷达的作战飞机，相当于拥有了一双战场“远视眼”，可实现对极远距离目标的提前打击，作战潜力惊人。

火眼金睛，量子颠覆未来战争

事实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也不可能在雷达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传统雷达采用低频段探测、增大功率口径和驻留时间等方式，以提升针对隐身目标的检测能力。相比于传统雷达，量子雷达可以利用量子纠缠提高探测灵敏度，对复杂环境下小目标具有更好地探测能力，可在高背景噪声中识别出远距离微小信号。即使隐形战机企图拦截量子雷达信号并发送虚假信号进行伪装，量子雷达也可轻易发现欺骗过程和敌方的干扰行动，并对目标飞机行踪做出准确判断，是当之无愧的战场“火眼金睛”。

量子雷达的出现，可最大限度避免战机逃避有效侦察和跟踪。采用量子纠缠态探测目标的量子雷达，可使雷达回波信噪比得到显著改善，进一步全面提升雷达的探测性能。引入了量子计量技术的干涉型量子雷达，可依靠高度纠缠的量子态对目标参数进行测量，灵敏度极高，可充分提升雷达测距、测角和成像分辨率。

鉴于量子雷达强大的反隐身和抗干扰能力，目前美国海军和陆军都进行了大量的量子雷达研究工作。据估算，仅装备了单光子量子雷达制导的超远程空空导弹的作战飞机，攻击距离就可以提升至几千千米之外，实现超视距作战向千千米量级的非接触式战争转变。同时，由于对电磁波的依赖大为减少，量子雷达可有效避开利用探测电磁波开展工作的反辐射导弹攻击，将进一步改变现有导弹的作战机理和作战模式，促使战场作战形态向“量子化”转变。

量子雷达目前遇到的主要技术难题是量子信息的调制与解调。微波粒子量子态的纠缠特性、相干性以及携带量子态信息载体的能量微弱性，都进一步增加了量子信息传输和处理的难度。实现量子信息高效、稳定地空间无线传输，着力提升量子雷达的实际工程化水平，是仍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3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量子计算纠缠和量子比特的基本概念,系统阐述了几种主要的量子算法:shor算法———大数质因子分解的量子算法;grover搜索———无序数据库的搜索;hogg搜索———高度结构化搜索。在对量子计算基本理论和量子算法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了在量子计算实验方面起重要作用的二种体系:核磁共振、腔与原子体系。

abstract:in this thesis,several basic conceptions of quantum computation are introduced,such as entanglement,quantum bit.several kinds

of main quantum algorit hms are illustrated,such as shor algorit hm-t he quantum algorit hm for factoring,grover search-t he search for t he disordering

database,hogg search-high structurization search.on t he basis of knowledge of basic t heories of quantum computation computing and quantum algo

2

rit hm,two kinds of systems which play important role in t he experiment of quantum computation was introduced,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and cavi

2

ty atom system.

key words:quantum algorithm　quantum computation　quantum bit　entanglement

量子计算是量子物理与计算机科学交汇而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出现实质上是量子物理学向物质、能量和信息这三大领地的最后一块信息领域的进军。

一、量子计算的基本理论

1、纠缠

1935年,schr dinger首先给出了纠缠态的定义:由空间分离的两个子系统构成的纯态,如果系统波函数不能分解为两个子系统波函数的乘积,那么这样的波函数表示的态称作两个粒子的纠缠量子态。1935年,einstein,podolsky和rosen首先讨论了一个具体的两粒子纠缠量子态。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两粒子的纠缠量子态为:|ψ〉=∑a,bδ(a+b-c0)|a|b〉

其中a,b分别为粒子1和粒子2的位置或动量,c0为常数。这个纠缠态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物理量的观测值(位置或动量)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如果其中的一个子系统的物理量的观测值处于一个确定的值,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另外一个子系统的相应物理量观测值。

2、量子比特

量子比特有微观体系表征,如原子、核自旋或光子等。|1>和|0>可以由原子的两个能级来表示,也可以由核自旋或光子的不同极化方向来表征。与经典比特显著不同的是,量子比特|1>和|0>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态,即|1>和|0>的不同迭加态,例如12(|0>+|1>)表示一个两子比特同时存储着0和1。因此,对于位数相同的n个比特,量子比特可以存储2n倍的经典比特所能存储的信息。对于两个量子比特的体系,其完备基由四个布尔态|00>、|01>、|10>和|11>组成。考虑它们之间的迭加,我们可以发现,|10>+|11>=|1>(|0>+|1>),这是由两个量子比特构成的直积空间。而|11>+|00>或|01>+|10>则不能再写成直积形式。后面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提到的纠缠。对于一个处于纠缠状态的体系,我们不能确切地指出其中某一个量子比特是处于|1>还是|0>。更一般的纠缠态是处于2n个布尔态的n个经典比特组成的迭加态。|ψ〉=∑11…1x=00…0cx|x〉其中cx可以是复数并且满足∑x|cx|2=1。当cx=12n时,称为等幅迭加态。这种等幅迭加态在以下要介绍的各量子算法中经常被用作初态。从上式也能看出,|ψ>是一个2n维的hilbert空间中的一个单位矢量。它所在空间的维数是随n呈指数型增长,这明显区别于经典体系中随n呈线性增长的态空间。在一个孤立的量子体系中,对态的操作应是幺正的、可逆的。因此,我们构造的量子逻辑门也应满足这个特征。

二、量子算法

1、shor算法———大数质因子分解的量子算法

用经典计算机来进行大数质因子分解,随着n的增大,所需比特数(即内存)是呈指数倍的增长。按照组合数学理论,当计算规模随着问题的难度呈多项式型增长时,该问题为p(polynomial)问题。对于p问题,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总能找到办法求得它的解。对于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找到办法求得解的问题称之为np(non-polynomial)问题。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也是最成功的加密方法-公开密钥rsa系统的核心思想就是利用大数在有限时间内不可有效质因子化这一结论。1995年,p.w.shor提出一种量子算法,能将这一著名的np问题化为p问题,矛头直指rsa方法,从而在全球掀起了量子计算的研究热浪。在shor算法中,寻找一个大数的质因子问题被转化为寻找其余因子函数的周期。只要该周期被找到,并且为一个偶数,那么利用剩余定理,就能得到该大数的质因子。给定整数n,选取一个与n互质的数a(a

不难看出,fa,n(x)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其变化周期为r=4。知道了这个周期,就可以利用孙子定理:设a=ar/2+1,b=a

r/2-1,其中r必须为偶数,且ar/2mod(n)≠1。求出a、b之后,再分别求a、n和b、n的最大公约数(gcd)。设c=gcd

(a,n),d=gcd(b,n)那么一定有c×d=n,即n被成功地质因子化。shor算法的关键在于求出大数n的余因子函数的周期r。不过,由于余因子函数的周期r不能在量子计算中被有效测出,因此在shor算法中需借助量子离散傅立叶变换,将余因子函数的周期换成另一个可测的周期。

2、grover搜索:无序数据库的搜索

grover提出了一种算法:利用量子态的纠缠特性和量子并行计算原理,可以用最多n步的搜索寻找到所需项。grover算法的思想极为简单,可用一句话“振幅平均后翻转”来概括。具体说来是以下几个基本步骤:

①初态的制备。运用hadamard门将处于态|0>和|1>的各量子比特转化为等幅迭加态。

②设数据库为t[1,2,,n]共,n项。设其中满足我们要求的那一项标记为a。于是在t中搜索a类似于求解一个单调函数的根。运用量子并行计算可以将a所在态的相位旋转180°,其余各态保持不变。即当t[i]=a时,增加一个相位eiπ。

③相对各态的振幅的平均值作翻转。这一操作由幺正矩阵k1,k2…knd完成,其表达式为dij=2/n,dij=-1+2/n。

④以上②③两步可以反复进行,每进行一次,称为一次搜索。可以证明,最多只需搜索n次,便能以大于0.5的几率找到我们要找的数据项。grover算法提出之后,引起了众人极大的兴趣。grover算法中的翻转方法不仅被证明是最优化的搜索方式,而且也是抗干扰能力极强的方法。

3、hogg搜索:高度结构化搜索

前面介绍过的np问题中有一类名为可满足性问题(satisfiability problem,简称sa t问题)。一个典型的sa t问题是包括有n个变量的一个逻辑公式,要求给予其中每个变量一个赋值使逻辑公式为真。数学上已证明,解决sat问题的代价是随着变量数的增加而呈指数型增长。然而对于某些简单的情况,人们可以利用问题中具有的规则结构来迅速准确地搜索出问题的解。例如对于1-sat问题,用经典试探法进行搜索,找出解的代价为最多需用n步。对于量子计算而言,由于能进行量子并行计算,因而可以仅以一步的代价找出1-sat问题的解。下面以有m个逻辑子句的1-sat问题为例。与grover搜索相似,我们先在n个量子比特上制备一个等幅迭加态作为初始态,即|ψ〉=2-n/2∑n-1s=0|s〉。另外,我们需设计好两种幺正操作r和u,其中r为对角矩阵,其归一化对角元为rss=2cos[(2c-1)π/4]　m=偶数ic

m=奇数。(3.3.1)式中的c(0

对于以上1-sat问题,显然有m个变量是约束的,而剩余的n-m个非约束的变量则对应于2n-m个解。对于1-sat问题,用hogg算法能决定性地一步找到解。如果通过一步逻辑操作未能明确地发现解,则意味着该

问题无解。不难看出,hogg搜索的效率远高于上节介绍的grover搜索。这两种搜索的差别在于,hogg搜索利用了数据库的结构信息,因而能将一个np问题转化为p问题。而grover算法解决不了n p问题,它相对于经典搜索只是提高了搜索效率。hogg搜索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具有强的抗消相干能力。由于它的逻辑步数少,因而消相干效应对其影响非常小。

三、量子计算实验

与量子计算理论方面的飞速进展相比,量子计算的实验进展则要慢得多。本章主要介绍二种体系:核磁共振和腔与原子体系。

1、核磁共振(nmr)

核磁共振技术是目前在量子计算领域使用最为频繁的实验手段。运用这一技术手段,操作作用在1023数量级的分子系综的自旋态上,通过测量,得到这些分子的平均自旋态。虽然每个分子的自旋都可能不尽相同,但通过spin-e2cho技术可以按我们的意愿改变个别分子的自旋方向。由于核磁共振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宏观系综,因而外部环境对它的消相干的影响极小。且样品的核自旋处于近独立的状态,几乎不受电子和分子的热运动的干扰。但是,宏观系综原则上没有量子特性,只有纯粹的量子系综才具有量子纯态的特征。只有当它被制备到一个特殊状态—赝纯态时,才能完成量子计算的工作。下面举例介绍实现两量子比特的grover搜索的实验。实验中所用样品为c-13同位素标记的氯仿hccl3。实验中用碳和氢的核自旋来标记|1>和|0>,其中13c的中心共振频率约为125mhz,1h的中心共振频率约为500m hz。实验体系的哈氏量为h=2πnhj icz ihz+ph

2、腔与原子体系

腔量子电动力学(c-qed)体系是另外一种可以进行量子计算的量子系统。腔量子电动力学体系之所以可以实现对两位量子信息进行处理量子系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腔中的辐射场与原子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演化导致腔场和原子体系的本征态处于纠缠态。腔量子电动力学体系包含光腔和微波腔。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微波腔体系中应用rydberg原子与微波腔相互作用实现的条件量子相移门(qpg)。条件量子相移门(qpg)需要对两量子位的如下变换:

|a,b〉ex p(i,|b>分别代表两量子位的基矢|0>或|1>,而δa,1,δb,1为通常的克隆尼克符号。条件量子相移门(qpg)在两个量子态都处在|1>时,产生一个=|0>或1个光子的腔场|a>=|1>而,目标量子位是rydberg原子的两个能级|i>(定义|b>=|0>)和|g>(定义为|b>=|1>)。

实验中应用的rb原子的能级除了目标量子位两个ry2dberg原子的能级|i>和|g>以外,还包括一个相关的能级|e>。三个相关的rydberg原子态分别代表rb原子的主量子数n=51(|e>),n=50(|g>)和n=49(|i>)。原子的能级|e>和|g>与微波腔场发生共振相互作用,而原子能级|g>和|i>之间通过另外的微波场产生耦合。当原子处于能级|i>或者腔场处于|0>,原子与腔场的系统状态不发生变化,而当原子腔场的初始处于|g,1>态时,控制原子的速度使原子|g>与|e>量子态在腔场中经历一个2π的拉比振荡,|g,1>态演化为-|g,1>=exp(πi)|g,1>。因而系统的演化可以描述为:|a,b〉ex p(iπδa,1δ

b,1)|a,b〉这个过程实际实现了相移为π的条件量子相移门(q p g)。

参考文献:

①l.isaac,g.neil,k.mark.experimental implemen2tation of fast quantum searching[j].phys.rev.lett.1998,

80:3408-3411.

②a.salomaa著,丁存生,单炜娟译.公钥密码学[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

③m.r.garey,d.s.johnson.computers and in2tractability[m]:a guide to t he t heory of n p-completeness.

san francisco:freeman press,1997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4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routing problem for quantum self-organized teleportation network in noisy environment， a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entanglement swapping fidelity and the equivalent noise coefficient of phase damping channel is brought forward. With the goal of minimizing the equivalent coefficient， an on-demand routing strategy and an improved hybrid routing strategy are presented， which are helpful to enhance the fidelity of the quantum teleportation. The hybrid routing strategy can obtain a better balance of the routing costs and the average route finding time delay when the inner hop ratio is high.

P键词： 量子通信；自组织网络；量子噪声；路由技术

Key words： quantum communication； self-organized network； quantum noise； routing protocol

中图分类号：TN915.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22-0221-03

0 引言

近年来，量子通信理论与技术发展迅速，光纤信道及自由空间点对点量子通信距离均已突破数百公里。在此基础上，全球各科技强国正积极致力于研究和组建自己的量子通信网，从而实现局域甚至广域范围的多用户安全保密通信[1-3]。最近，量子自组织网络的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4-6]。该网络中通常涉及多跳通信，使用纠缠交换方法建立中继通信路径是实现节点间通信的基本方法，而在网络拓扑结构动态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发现并选择最佳的中继路由是十分关键的问题。然而，现有的研究仅考虑了理想环境下的路由方案，但实际环境下量子信道存在量子噪声，具有不同噪声特性参数的量子通信路径对通信质量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以相位阻尼噪声信道模型为例，给出了量子自组织隐形传态网络的纠缠交换路径保真度及路径等效阻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并以最小化路径等效阻尼系数作为寻找最佳路径的准则，提出了一种按需路由策略，从而得到具有最高纠缠保真度的路径。最后，给出了一种改进的混合路由策略，在近距离通信需求较多的情况下，能够在不过多增加路由开销的同时降低平均路由发现时延。

1 噪声环境下的纠缠交换路径保真度

图1给出了一个典型的无线量子自组织网络结构。若两个节点能够直接共享量子纠缠对，则称它们互为量子邻居；除量子链路之外，量子邻居间还存在辅助的经典无线链路。若源节点与目的节点不相邻，则需引入若干量子中继节点，首先进行纠缠交换，建立量子纠缠信道，再进行隐形传态。

实际环境下，量子系统将与外界发生作用，导致量子退相干，形成量子噪声。本文以一种典型的量子噪声信道模型――相位阻尼信道为例，分析量子信道噪声对多跳量子纠缠通信的影响。在该信道上，单量子比特系统与环境的演化可以描述为以下变换[7]：

2 量子噪声自组织网络路由策略

2.1 路由信息表及路由消息

量子自组织网络中，随着用户的移动，量子链路及经典链路的状态容易发生变化，故采用按需路由为主的策略。按需路由主要涉及路由发现过程与路由维护过程。在该策略下，量子通信源节点及中继节点需要建立并维护一张按需路由表，其主要结构包括：目的节点地址；下一跳地址；路径等效噪声系数；生存期。此外，中继节点及目的节点需维护一张反向转发表，其主要结构包括：源节点地址；上一跳地址；量子链路噪声系数；生存期。

为实现路由发现与路由维护，量子节点间需传递一些路由消息，包括：路由发现请求消息（Route Finding Request，RFRQ）、路由发现响应消息（Route Finding Reply，RFRP）、量子链路噪声参数测量消息，（Quantum Link Noise Measurement，QLNM）路径错误消息（Path Error，PER）等。 RFRQ消息由量子通信源节点产生，并以广播泛洪方式传送。 RFRP消息由目的节点产生，并被反向逐跳转发，以单播方式传送。

2.2 路由发现

当某量子源节点欲与一个目的节点通信，该节点需启动路由发现过程。源节点首先广播一条RFRQ消息。当某个量子节点收到一条RFRQ消息时，先检查自己是否为目的节点，如果不是，则执行以下流程：

①判断当前的RFRQ消息是否为重复消息，如果不是，则转步骤②；否则，丢弃该消息并结束本次操作。

②当前节点向上一跳节点发起量子链路噪声测量过程，假如测得的噪声参数小于门限值，则转步骤③；否则，当前量子链路不可用，结束本次操作。

③在反向转发表中增加一项记录，该记录中的源地址置为RFRQ消息的源地址，上一跳地址置为RFRQ消息中的上一跳地址，量子链路噪声参数置为步骤②中获得的参数值。接下来，转步骤④。

④节点修改RFRQ消息中的上一跳地址为自己的地址，并把当前的量子链路噪声系数写入量子链路状态列表，将跳数值加1，并广播修改后的RFRQ消息，结束本次操作。

如果收到RFRQ消息的节点为目的节点，则其可以接收转发自不同路径的RFRQ消息，不需要上面的步骤①，直接执行步骤②和步骤③。其后，读取RFRQ消息中的量子链路状态列表，根据式（5）计算当前量子路径的等效阻尼系数，并判断该参数是否大于门限值。如果小于门限值，则生成一个响应消息RFRP，并以单播方式传送给上一跳节点；否则认为当前量子路径不可用，结束本次操作。目的节点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收到来自不同路径的同一RFRQ消息，则它可以分别计算不同量子路径的等效噪声系数，并选择具有最小噪声系数的路径作为最佳路径。

当一个节点收到响应消息RFRP，首先检查自己是否为该消息对应的源节点，如果不是源节点，则查找自己的反向转发表，获得上一跳节点地址并向上一跳转发QPRP消息，并在自己的按需路由表添加到对应目的地的记录，其中路径等效噪声参数设为空值，用以标志该节点为中间节点；如果当前节点就是源节点，则它只需在自己的按需路由表中添加到对应目的地的记录，其中的路径等效噪声参数设置为RFRP消息中的量子路径费用值。

基于以上过程，量子源节点可获得到达目的节点的路由。若源节点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RFRP消息，则说明当前网络中不存在到达目的节点的路由，此次路由发现失败。

2.3 路由维护

由于量子自组织网络的动态变化特性，一条量子路径上各段链路的状态可能在通信进行过程中发生变化，甚至变为不可用，因此需要在通信过程中不断监测链路状态的改变并通知源节点。量子通信节点应周期性地测量与上一跳节点间的量子链路噪声参数，如果参数值大于给定的门限值或邻居节点无响应，说明此量子链路不可用，则当前节点应广播路径错误消息PER。源节点收到PER消息应结束本次通信过程，并重新进行路由发现。

2.4 路由策略的改进

在一些具体环境下，如多任务小组协作通信等，量子节点之间通常呈现出近距离通信需求较多，远距离的通信需求较少的情况，与此同时近距离的通信往往对路由发现时延有更高的要求。此时，可以考虑将按需路由策略与主动路由策略相结合的混合路由策略。在限定跳数内，采用主动路由策略，在有限范围内周期交互Hello消息并泛洪链路状态，维持跳数内路由表；超过限定跳数的通信则采用按需路由策略。

3 性能分析与仿真

3.1 路径平均等效阻尼系数

图2给出了不同节点数时，使用本文按需路由方法与使用文献[5]方法得到的量子路径平均等效阻尼系数的对比。这里，单段量子链路相位阻尼系数在（0，0.2）范围内随机分布。从图2可以看出，由于文献[5]方法选路时未考虑量子信道噪声问题，而本文方法以最小化路径等效噪声参数为目标寻找最佳路径，因此能得到更小的路径平均等效相位阻尼系数，从而得到更高的隐形传态保真度，提高隐形传态质量。

3.2 路由开销与路由发现时延

设在1000m × 1000m区域内节点均匀分布，采用随机漫步移动方式，并按概率pc=0.3产生通信需求，节点数分别为25、36、49、64，81、100。图3、图4分别给出了使用按需路由策略及混合路由策略时，单位时间内路由开销及平均路由发现时延的对比。

这里，混合路由跳数限制设为3跳，跳数内通信比率（Inner hop ration， ihr）分别为0.2和0.4。从总体上看，两种策略下的路由开销与路由发现时延均随着网络节点数增多而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节点数增加使得网络中的通信需求增加，并且路径平均跳数增加，从而导致路由开销与路由发现时延增加。当ihr=0.2时，混合路由能够明显地降低路由发现时延，而相比于单纯的按需路由，其路由开销有少量增加。而当ihr=0.4时，混合路由的平均路由发现时延进一步降低，且其路由开销随着节点数的增加甚至开始小于按需路由。

因此，在跳内通信比例较高且节点数较多时，混合路由策略能获得更低的平均路由发现时延，同时不过多地增加甚至可以减少路由开销。

4 结语

本文首先研究了噪声环境下量子自组织隐形传态网络中量子链路噪声对纠缠交换路径的影响，以相位阻尼信道为例，给出了路径纠缠保真度与等效阻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应用于有噪声量子自组织网络的路由策略。该策略以最小化路径等效阻尼系数为目标寻找最佳通信路径，能够获得具有最高隐形传态保真度的纠缠交换路径。

此外，提出了将限定跳数内的主动路由与限定跳数外的按需路由相结合的混合路由策略，在网内节点数较多、跳数内通信比例较高时，采用该路由策略能够在总体上获取更好的路由性能。

参考文献：

[1]ergienko A V. Quantum Communications and Cryptography[M]. Florida： Taylor & Francis Group CRC Press， 2006.

[2]Poppe A， Peev M， Maurhart O. Outline of the SECOQC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Vien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Information， 2008， 6（2）： 209-218.

[3]S华醒.量子通信网络发展概述[J].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2014，9（3）：259-270.

[4]聂敏，卢光跃.一种新的量子移动Ad Hoc网络纠缠中继与最优桥接方案[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5]余旭涛，徐进，张在琛.基于量子远程传态的无线自组织量子通信网络路由协议[J].物理学报，2012.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5

2007年7月21日下午，一辆黑色本田轿车开到浙江省杭州市某花园小区21幢楼前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后，走出一名打扮入时的美貌女孩。她掀开后备厢，将几盆银杏和榕树盆景朝楼梯口搬去。

女孩名叫罗群燕，29岁，重庆人。2001年从复旦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软件公司销售部工作。三年后，她辞职来到杭州创办了一家建材销售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早已成为成功人士。2007年初，她买了一套大房子，正式入住前，她特地买了些盆景，以净化室内空气。

然而，没搬几下，罗群燕就累得直不起腰了。这时，一名高大俊朗的保安走上前来，动手帮她将盆景朝楼上搬。罗群燕看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就拿出纸巾递给他……一番交流下来，罗群燕得知他叫孟庆行，22岁，来自江西鹰潭农村。初中毕业后，他在南昌当过绿化员和保安，工作非常辛苦，收入却很少。2007年2月初，他来到杭州闯荡。不久，便被这家物业公司聘为保安。

孟庆行离开时，罗群燕向他致谢，并说：“我过几天搬家，以后麻烦你的地方多着呢。”孟庆行表示，热情周到地为小区业主服务，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7月20日上午，罗群燕请了搬家公司，将家具和家用电器等搬到小区。那天，孟庆行正好轮休，他忙前忙后，指挥着搬运工将东西朝17楼搬运。

事后，罗群燕拿出500元装入信封，塞进孟庚行的手里，说这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却被孟庆行拒绝了。顿时，罗群燕对孟庆行好感倍增。

而与罗群燕几次接触下来，罗群燕的影子以及她的一颦一笑都让孟庆行回味无穷!“罗群燕才貌俱佳，要是她能做自己的女友，岂不艳羡众人!”当这个念头在孟庆行脑海里闪过后，他不禁又黯然神伤：罗群燕出身名牌大学，如今又事业有成，追求者恐怕早就排成队。而我，只是一个出身低微的打工仔，哪有资格去追求她呢?他越想越自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第二天早晨，孟庆行抱着试试看的念头，给罗群蒸发手机短信邀请她看电影，没想到，罗群燕马上回短信答应了……

此后，孟庆行时常变换借口，约罗群燕逛街、看电影，而罗群燕每次都欣然前往。罗群燕的赴约，孟庆行认为是对他求爱的“回应”。

于是，孟庆行决定向罗群燕挑明恋爱关系。2007年9月2日，孟庆行买来一束火红的玫瑰，满脸笑容地送给罗群燕，没想到，罗群燕先是微微一愣，然后抛下他，低头匆匆离去。罗群燕为什么不接受自己?她是嫌弃我，还是另有所爱’孟庆行一时疑惑不解。

孟庆行此时还不知道，罗群燕内心喜欢这个善良、单纯的小保安，她之所以每次赴他的约，是因为在这份情谊中设有生意场上的较量，让她很放松。但理智又告诉她：孟庆行是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小保安，是不可能给自己幸福的。于是，她左思右想，决定只当孟庆行是弟弟。可就在她考虑如何跟孟庆行解释他俩这层关系时，孟庆行竟向她求爱了，她顿时感到无法开口，便啥也没说就走了。

不明就里的孟庆行迅速赶到了罗群燕的家中，罗群燕却故作轻松地说：“哪有弟弟送姐姐玫瑰的。”孟庆行连忙解释：“我是把你当我最爱的女人……”罗群燕立即打断他的话：“别瞎说，我是你姐姐，你是我弟弟。”谁知，孟庆行却说：“现在姐弟恋很流行。”见此，罗群燕只得同他实话实说了：“小孟，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保安，我是公司老板，两人的差距太大了。再说，我和你的年龄也是问题……”

然而，孟庆行却认为爱是不受年龄、职业、地位等方面的条件限制的。罗群燕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和你之间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什么的!请你自重。”孟庆行反问道：“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罗群燕说：“我是生意人，职业习惯是对所有人都好，这样才能广聚社会关系资源，确保在生意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见罗群燕态度如此坚决，而且还下了“逐客令”，孟庆行只好丧气而去。

女老总频遭“爱”骚扰

被罗群燕拒绝后，孟庆行的情绪非常低落。几个好友得知内情，七嘴八舌地给他打气：“连个女孩子都搞不掂，真是窝囊!”“我以前有一个保安同事，把一个高官业主的女儿缠到手了。你只要对罗群燕死缠烂打，保证她会被你的一片真心所感动……”好友们的这种说法，令孟庆行颇受鼓舞，他不禁想：既然罗群燕曾对我心存好感，只要我紧紧缠住她，就一定能把她弄到手!

这么想着，孟庆行就迅速地给罗群燕发了一条肉麻短信：“自从遇见你，脑海全是你；心头沉甸甸，只因多了你；爱你有多深?我来告诉你；海水深千尺，不如我爱你!”

罗群燕收到短信后，非常生气，她很想拨通孟庆行的电话，大骂他一顿。但考虑到如果同他闹翻了，进出小区见他肯定很尴尬，就回复道：“我已经有了男朋友，感情很好，这辈子也不会再离开他了。你我做个普通朋友，或者你当我弟弟吧。”

她温和的回答，反而让孟庆行觉得仍然有希望，他想：看来好女人真的怕缠，才一个回合她就示弱了!她越示弱，就越说明她对我有好感。那么，我就越是要纠缠不放，迟早有一天，她会被我的一片真心所打动。

此后，孟庆行经常到花店买火红的玫瑰，写上自己的名字，请人送到罗群燕的公司；一有空，他就会来到小区的车库，默默地帮罗群燕洗车……罗群燕对此非常反感，她反反复复发短信劝说孟庆行：“你不要再纠缠不休，我不可能爱上你!”孟庆行有些沮丧，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

不久，孟庆行在小区巡逻时，看到一个男人开着罗群燕的车来接罗群燕，顿时醋意大发，他自作多情地想，那个男人肯定就是罗群燕的男朋友，于是，他不管不顾地冲上去，挥拳把那个男人打得血流满面。

被莫名其妙殴打后，罗群燕的行政助理一气之下辞职了。被孟庆行胡搅蛮缠弄得痛失爱将，罗群燕对孟庆行的好感消失殆尽。

然而，一段感情开始容易，分手却难。孟庆行对罗群燕仍紧追不放，每天坚持向她发送祝福短信。罗群燕不胜其烦，回复道：“我已经和男友同居了，你还是死心吧!”然后，罗群燕就搬到公司去住，不敢回家。

可是，孟庆行并不罢休，他决定继续纠缠罗群燕，让爱情起死回生。因此，他决定在每天深夜，向罗群燕的手机发送下流短信，故意制造他和罗群燕亲热的假象，试图引起罗群燕的男友对罗群燕的猜疑。

然而，孟庆行并不知道，罗群燕所说的有男友其实是个幌子，每当看到孟庆行发来的一条条黄色短信，罗群燕都郁闷得不行，几次拿起手机欲向公安部门告发孟庆行的“信骚扰”，都因“这样的事情传出去，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想法而作罢。最后，为了躲避孟庆行的骚扰，罗群燕更换了手机号码。

但几天后，孟庆行不知从哪里

打听到她的新手机号码，又发来了荤段子。见此，罗群燕痛苦得直掉眼泪。因为心情不爽，罗群燕随后的几次生意，竟丢掉了几个大单子。罗群燕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找孟庆行深谈一次，将此事彻底解决。

2007年10月13日中午，罗群燕把孟庆行约出来后，耐心地对她说：“请你不要再有任何幻想，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大家认识一场，我提醒你几句：以后追女孩子的时候，不要缠着不放，要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有时，爱情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痴情……”孟庆行脸色阴晴不定，然后转身离去。罗群燕以为孟庆行彻底放弃了，心头如释重负。

求爱遭拒防卫杀死追逐者

然而，罗群燕想错了，孟庆行并没有就此死心，他反而愈挫愈勇，居然突发奇想：将“生米煮成熟饭”，让罗群燕变成自己的人，她想不嫁给自己都难。

2007年11月7日晚上8时许，罗群燕开车回到了花园小区，孟庆行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说：“姐，我想去你家里再帮你看看盆景，你都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打理了。”

罗群燕没有答应，说：“盆景早死了，不用看了，谢谢你。”孟庆行的脸上滑过一丝尴尬的神情，他紧紧跟在她的身后，说：“姐，我不是贼，也不是强盗，对于以前自己的过失我诚心想改过……”

见孟庆行如此说，而且还改口称呼自己为“姐”了，罗群燕只好同意让他随自己上楼，看看盆景还能否救活。然而，孟庆行去阳台看了一下盆景后，并没有动手去救活的意思，而是突然扑向看电视的罗群燕，将她紧紧拥入怀里，说：“燕子，我爱你!你嫁给我吧!”罗群燕吓坏了，以颤抖的声音说：“别……别这样……你先松手……有话好好说。”

孟庆行放开了罗群燕。罗群燕让孟庆行在沙发上坐下，然后从冰箱里取出饮料，送到他的面前，待他喝完，罗群燕开口了：“你快回去吧，咱们之间就到此为止，如果你还在这里纠缠，我就报警了。”说完，她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

这时，孟庆行伸出右手，猛地抢过手机，说：“你别报警!我要你答应嫁给我!”

“你别做美梦了!”“罗群燕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取出另一部手机。孟庆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罗群燕手中抢过手机关机后，紧紧抱住她，在她的脸上狂吻起来。

罗群燕拼命地挣扎着，并警告他：“别这样!你再这样无理，我就喊人了!”罗群燕求孟庆行先松手，让自己考虑一下。孟庆行真的松开了手臂，罗群燕向防盗门那儿跑去，孟庆行见势不妙，一把拉住她将她推进卧室，放在床上……

罗群燕伸出手抓住床头柜上的电话，就要拨号码，孟庆行一把扯断电话线，然后一只手紧紧捂住罗群燕的嘴，另一只手开始脱她的衣服。罗群燕坚决不从，同孟庆行撕扯起来……孟庆行顿时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今天晚上就要把生米做成熟饭!”罗群燕并没有屈服，高声吼道：“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让你得逞!”

“那我就让你去死吧，你这个不识相的女人!”说完，孟庆行紧紧卡住罗群燕的脖子，两只手如同铁钳一样。罗群燕被孟庆行卡得快要窒息了，但她仍旧拼命反抗，在狂乱之中，她的手抽开了床头柜的抽屉，随手拿出里面的剪刀，疯狂地向孟庆行的身上乱挥一气……

大约4分钟后，罗群燕发现孟庆行倒在血泊中，没有了呼吸，而她顾不上喘气，拨打了110。

2007年11月7日晚上11点42分，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

目前，此案尚在审查阶段。

一场追爱悲剧就这样血腥落幕了，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在记者采访时，杭州市家安物业管理公司的保安张晨气愤地说：“爱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说灰姑娘就不能配王子，青蛙就不能配公主呢?孟庆行这样的普通打工仔，能勇敢地追求自己钟爱的罗群燕，这份真情难能可贵；相比之下，罗群燕就显得势利、世俗多了，这样的女孩不值得去爱!”而罗群燕公司的一位女职员却说：“孟庆行喜欢罗群燕没错，但他追求罗群燕的方式值得推敲。他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和罗群燕之间的身份、地位的悬殊，自不量力地死缠烂打，这种‘赖皮式’的求爱太欠妥，也太偏执，结果自食其果；而罗群燕含含糊糊拒爱的方式。也给他传递了错误的信号，这也是酿成悲剧的另一原因。”

爱情可有贵贱之分?记者随后采访了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理事冯刚，他认为：“纯粹以男女双方家境和地位的差别来衡量一段爱情是否满的封建观念是错误的，但是，时展到今天，男女双方在恋爱时考量双方的价值观、性格修养、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等方面是否合适或互补，却是绝对必要的。”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6

在此之前，美国南加州地区还发生两名中国留学生遭枪杀的惨案。在该案件中，两名受害者系男女朋友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民走出国门的概率大增，安全问题自然随之凸显。从常理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江湖有风险是个常识。早年间，我国出去的人少，遇到的事情自然也少。加上有些媒体信口胡言，声称中国人的脸孔就是非洲最好的通行证。外国肯定不是天堂，当然也不是地狱，出国之后可能遇到好人，也可能遇到坏人。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才是走遍世界都通行的办法。宣扬中国人去哪都安全，这种论调本身就是犯罪。

从这两起留学生遇害的事件，看不出有明显针对中国人的倾向。这是受害人遇到惯犯的结果。在技术上要对付这种情况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留学生群体不需要安全方面的服务。

曾经有不少人咨询过笔者，到底留学的孩子需要在安全方面做什么？

在欧美留学不是在巴格达或是喀布尔。在大部分情况下，留学生是不需要防弹衣和武装保镖的。

那么，到底这个群体需要什么样的安全服务呢？

首先，在出国之前，留学生应该自行或通过专业人士了解所在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确保自己不会遭遇法律方面的风险。国内的法律环境和欧美大不相同，有些在国内仅仅被视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在留学地可能是刑事重罪。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就曾出现过送礼贿赂教授被坐牢的事件。

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留学生应该提前了解自己所去城市以及学校的安全情况，例如犯罪率以及分布情况。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犯罪往往会集中在几个主要区域。在专业上，这些区域被称为红区。留学生应该尽量避免经过这些地区。

如果不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至少应该选择一个环境较为安全的区域租住。留意自己居住范围内是否存在有组织犯罪的活动？是否是处在两个黑帮的交界处？近年来有无发生过重大罪案？此外，还要关心从居所到学校的路上是否会经过红区，能否选择别的路线绕行？距离自己最近的医院和警察局在什么位置？

留学生最常见的安全问题往往来自情感纠纷。典型的例子就是，女孩遭到男生纠缠，在处理不当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极端事件。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国外，国内类似的命案也很多。

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欧美国家与中国在程序上有很大区别。在欧美，如果一个女孩受到男性纠缠，在通过劝说和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女性有权报警并且申请对这个男性的人身限制指令。例如，不得给女方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短信，也不得出现在女方的居所范围1公里之内等等。如果在法院颁布人身禁令之后，男方继续骚扰，则可能会被警诫甚至判刑。这种处理方法在国内是没有的。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7

李小英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实验演示了连续变量量子密集编码；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研制了全光纤偏振纠缠光子对。2005年回国后，搭建了基于光纤的量子光学技术实验研究平台，主持和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在国内完成了利用光纤产生量子关联光子对的系列实验，利用包括光子晶体光纤在内的多种光纤得到了纠缠光子，并积极探索其在信息处理中的应用。

2010年1月26日下午，第六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在北京揭晓，获奖者均为高校教师。她们分别是：吉林大学化学院教授于吉红，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教授李小英，南开大学物理科学院教授、物理系副主任李宝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曾凡一，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蒋澄宇。

此次获奖者从85个单位推荐的近20。名候选人中评出，都是在基础科学、生命科学相关领域取得重大科技突破或成果的优秀科研工作者。例如，曾凡一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利用ips细胞获得了具有繁殖能力的小鼠，首次证明ips细胞具有和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多能性，该项成果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9年世界十大医学突破之一。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由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莱雅中国于2004年创办。如今已有全国19个省份的49名青年女科学家获得这个奖项，其中，超过六成来自于高校。该奖已成为科学界面向青年女科技工作者富有影响力的奖项，对激励女大学生投身科学研究，促进女科技工作者成长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编者

近日，在天津大学精仪学院从事科研工作的李小英教授成为“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这让素来低调的李小英以一种她并不熟悉的方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媒体的频频到访似乎打乱了她日常的科研工作，她却也在不适应中努力适应，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

这位出生于1968年的女教授、博士生导师，面对“科学家”的称号，却始终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科研工作者”。“这样的称呼才会让我感到安心。”李小英说。

李小英说，她从小就喜欢物理，希望长大之后能够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对于这个从小就时刻带着“问号”的女性来说，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成绩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体验：重回校园后的心灵之静

在天津大学这所以工科见长的重点高校中，李小英的实验室规模并不大，一间40平方米的房间，被分割成光学实验超净室、电路实验工作台、机械加工台、资料查阅区和办公区等几个功能区域。李小英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将实验室装扮得十分温馨，布置得井井有条。

量子光学，这个对一般人来说有些费解的科研领域，李小英做起来却有声有色。虽然已经放假，但她仍然每天都到实验室工作，“假期是静下心来集中精力搞科研最好的时间段。”她说。

1989年，李小英在天津大学取得了学士学位。对校园之外火热生活和精彩世界的好奇和想往，让她走出了学校，在家乡太原做了一名公务员，过上了许多人向往的稳定生活。

但每天没有太大区别的工作，让李小英感到了些许厌倦。她说：“当时觉得抬眼看看，就能知道自己20年之后的样子。”儿子的出生，也让她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而校园生活，正是她想要的。

就是怀着这样单纯的想法，工作7年之后，李小英考取了母校天津大学精仪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与读本科时相比，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重回校园的她却感到“心反而静了下来”，对科研的领悟也更加深刻。这个时候，她发现了科学研究的魅力，也让她坚定了自己从事科研的决心。

1998年硕士毕业后，李小英选择到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攻读光学专业的理学博士学位。“原因很简单，就是对儿子的思念。”除了“科学家”的身份，她还是一个母亲。

领悟：千回百转后的曙光

2005年，李小英结束了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天津大学精仪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在“985工程”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支持下，李小英在自行设计和搭建的利用光纤进行量子信息处理的实验平台上，开展了利用光纤进行量子信息处理的研究工作，首次在国内实现了利用光纤产生量子关联光子对的实验，并且分析了其频谱特性和相干性，实验获得了高相干性光子对和全光纤频率纠缠光源，演示了不同纠缠源之间的量子干涉这一量子信息处理的关键环节，为进一步开展光的本性和量子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谈及科研，李小英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也许是科研工作给她带来了太多的感悟。“做科研不但要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忍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任何科研的突破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往往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她说。

科学研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对李小英也是如此。她认为，实验中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千回百转之后总能见到曙光，这种经历不仅有助于培养信心，还能磨练一个人的耐心。“通过科研的窗口让我接触到更丰富更精彩的世界。”她说。

发现：丰富和谐的科学之美

多年的科研工作使李小英体会到，科学现象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往往会折射出不同的物理实质，而不同的物理规律又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观察到他的实质。科学的这种丰富与和谐优美容易形成科研工作者开放的思想以及宽容的心态。当用这种更宽容的心态对待学生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很多亮点，每个人都很独特，都有才华。这种发现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喜悦。

李小英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她说在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很多人给了自己指导和帮助。学科带头人郁道银教授经常和她讨论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教导她更好地帮助团队中更年轻的学者。还有她的恩师彭堑墀教授和谢常德教授，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和执著追求，深深感染了她，让她愿意为科学事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说这些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我所在的这个团队。团队中宽松的科研氛围，老先生们和同事们、学生们的帮助，是我成长的动力。每当我看到学生那一双双求知的眼睛，就会觉得自己做得还非常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努力思考和实践如何将科学知识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学生，让他们感受到科学之美。”坚持：对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心里话

对于同自己一样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她建议说：“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和坚持。有时候回想自己经历，觉得如果在20岁的时候就能意识到这一点是如此重要的话，现在的自己可能会做得更好。”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8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省、市、县委一系列维护社会稳定的决策部署，我镇充分以人民为中心，集中力量，标本兼治、综合施策，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地区维护社会稳定集中整治行动，为全力维护港城地区的社会稳定，提升港城地区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打好坚实基础。现将该项工作总结如下。

一、统一思想、压实责任

今年3月，我镇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综合整治行动部署，成立由镇党委书记***、镇长***任组长，镇分工到村（居）每位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村（居）支部书记、分工干部、派出所长、司法所长、信访干事、综治干事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组建由镇律师团队、派出所、司法所、信访办、综治中心人员工作专班，负责信息收集上报、督促推进矛盾化解，进一步压实包案领导、单位责任人职责，切实维护港城地区社会稳定。

二、强化宣传、提高认识

充分利用各村（居）喇叭将开展维护社会稳定集中整治行动制作成录音进行循环播放，确保将行动的意义和必要性传达到每位基层群众。将开展维稳整治行动制作成宣传单和告知书散发到农户家庭。每个村（居）党群服务中心悬挂维护社会稳定集中整治相关标语5条及以上；村居公示栏张贴维护社会稳定集中整治目的、要求和措施。镇村沿线要道悬挂横幅、村（居）要道口张贴宣传单，同时利用镇区道路隔离带、农贸市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大力宣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沿街店面LED电子屏进行滚动播放宣传等。通过一系列大张旗鼓的宣传，造浓专项整治的氛围，进一步提高群众维护社会和谐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疏通黑恶势力线索搜集与举报渠道，鼓励群众对身边的黑恶势力积极举报，形成高压态势，露头就打的强大氛围，净化港城地区社会环境。

三、集中整治、提升成效

一是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以各村（居）单位为主体，组织开展针对矛盾纠纷、治安突出问题滚动式排查。排查出的问题，镇分工到村（居）班子成员牵头组织接待、调查、化解与稳控，对一些钉子案，镇主要领导率先垂范、主动下访，了解问题的根结，逐个处理。二是实行班子成员信访接访日制度。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做到有信必接，能够处理的问题做到及时回复，不能现场答复处理的问题，集中会办处理。尽可能的实现“最多访一次的”目标。三是多方合力助力维稳整治。针对历史积案，***镇联合公安、检察院、司法局等部门单位，针对信访诉求，多次会办研究，甄别诉求有无合理成份，有针对性的给予解决或回复到位。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我镇通过拉网式矛盾纠纷排查，对***地区过去的信访积案和2019年以来办结的信访案件重新“回头看”，认真梳理，落实责任人，实行“一案一策”、“一案一套班子”，确保群众合理诉求百分百的解决到位。目前，全镇排查信访矛盾30件，化解了***等信访问题，***要求解决儿子编制等信访问题16件，化解率达53.33%。县级交办16件，目前，已化解涉及信访人***、***等征地拆迁、水厂改制、3.21问题5件，化解率31.25%。认真开展群众初信初访接待工作，上半年共受理群众信访问题23件，48人次，录入系统23件，办结21件，办理率91.3%，受理率100%，及时办结率100%。四是扎实做好两会期间信访维稳工作。为实现“四个确保”的目标，保证全国两会期间无人去京访，我镇成立全国“两会”信访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四位一体”包保责任，落实重点人员管控专班，保证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镇未发生一例进京访、未发生到非信访接待场所扰序滋事、未发生恶性刑事案件和个人极端事件、未发生因工作不当引发网络负面舆情。五是加大违法处置力度。我镇对重点人员落实“四位一体”包保责任，密切关注重点人员行踪，落实稳控措施，不发生越级去京访现象。对个别缠访、闹访、唆使、串联等违法上访行为，我镇从最初办访开始做好固定信访诉求、谈话笔录，收集信访处置、录音录像等证据。自3.21事故后，园区4个村居与我镇合并，已对***等非法进京上访人员进行依法打击，分别给予了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处罚。通过依法打击，有效遏制了非访缠访闹访现象，逐步净化我镇信访环境。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加大矛盾纠纷的排查。压实“四位一体”包保责任和“三到位一处理”的工作要求，从源头抓好初信初访办理工作，严格落实“最多访一次”的工作要求，将群众问题一次性解决到位。提高群众信访满意率，在慎重处理的基础上尽可能快的解决初信、初访问题，避免小事拖大。

二是加快信访积案化解力度。建立“一案一策”、“一案一套班子、一个解决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安排专人对重信、重访案件进行清理，深入分析案情，实行因案施策，对症下药，确保专项治理取得实效。确保信访积案的化解率达到县委县政府提出的60%以上目标。

三是加大打击，强化效果。对部分违法上访人员，依法采取训诫、警告、行政或刑事拘留等手段，从严从重处理违法信访行为，并结合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对个别缠访、闹访、唆使、串联等违法上访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我镇将用足用好法律法规政策，对信访人无理上访诉求申请终结、对重点信访人开展调查、听证，在合理问题解决情况之下，申请对重点信访人纳入失信人员名单，从根本上影响其子女入学、入党、提干、参军等，从其痛处着手，对重点信访人严肃打击，彻底解决我镇信访落后格局，净化全镇信访环境。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9

缠讼现象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事件”，而不是古往今来的普遍法律实践，尽管它正在发生普遍的效应，尽管其中的行动者在心理层面受到了古老传统的熏陶。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缠讼，决定了我们把哪些要素和缠讼放在一起。把新中国政法传统中的无节制信访，而不是清代京控制度下的累讼[4]与它放在一起分析。同时，这要求我们对这个特殊“历史事件”的分析不能采取化约主义，将它简单理解成一系列宏大要素的产物，不能把它理解成中国古老传统的产物，也不能把它简单理解成新中国政法传统的产物。毋宁说，它既是法律传统的产物，也是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事件”。因此，我们采取一种“关系/事件”的分析[5]，将“事件”和围绕事件、构成事件的一系列权力关系和行动策略结合起来，关注那些造成微不足道的背离，却导致了有价值事物之诞生的偶然事件，这种方法具备了福柯“权力谱系学”[6]的某些特征。基于这种方法的考虑，本文将通过对实证调查获得的材料和材料的分析，将缠讼放在新中国政法传统和当代法律转型的背景中进行分析，并与新中国政法传统下的信访制度联系起来理解，揭示缠讼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消除这一现象的可能性。

1949年，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出于国家意识形态合法化和制度合法化的需要，因势利导，建立了信访制度；并在其后的几十年内，通过种种方式塑造并最终驯服了这一制度。被驯服后的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成熟的权力技术装置，服务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然而，在这一权力技术装置内部，作为治理对象的社会个体也在积极行动，实施各种策略，攥取合法性资源，以实现自我利益。因此，信访制度为社会个体缠讼留下了制度空间。今天，当国家意欲实现法律制度转型时，转型的目标司法体制与信访制度发生了冲突，两者之间存在着悖论和巨大张力。在这种张力下，信访制度成了笼中之鸟，消除缠讼现象也任重道远。

一、缠讼问题概述

在社会调查过程中，我们很少听到诉讼中败诉方当事人说他/她服从判决，倒是经常见到这样的例子：判决生效后，胜诉方到处找关系，申诉，上访，称法院不执行生效的判决，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败诉方更是积极的到处找关系，申诉，上访，声称法院判决不公正，或法官徇私舞弊，埋怨法官素质太低等。他们都打着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律尊严的旗号，去党委、政府、人大要求领导批示干预，去法院要求领导“发现错误”以启动再审程序，去检察院要求抗诉支持，去新闻单位要求曝光等。我们把这种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要求否定生效判决和裁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一系列行为称为缠讼。缠讼的多是败诉方当事人，但也有不满足判决结果的胜诉方当事人。缠讼日渐增多，成为了各级相关国家机关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7]，实务界已开始探讨其原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分析缠讼的原因时，有人认为“一些公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及少数案件裁判不公”，[8]有人认为“现行的申诉和申请再审制度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尽完善，在申请的主体、时间、审级、次数、及理由等五个方面存在着无限制性”，[9]还有人将缠讼的原因具体归结为司法不公，案件承办人工作简单，当事人曲解条文，借缠讼规避执行等。[10]

从社会调查所涉及的案件来看，实务界所归纳的原因有一定说服力。司法不公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但它到底具有多大的普遍性，目前还无法得出确切的实证结论。在缠讼上访中，当事人经常指责法官腐败、或者法官与对方当事人有关系等，这种指责在大多数案件中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11]另外，即使当事人能从具体案件判决中感受到行政干预或地方保护主义等，但也无法证实政府领导以打电话、批条子等方式对审案的法官施加了压力。同一案件的几次审判中，不同法官对证据采信不一，裁判的结果也不一样，因而导致当事人缠讼或循环缠讼的现象也时常出现。[12]

审判人员工作方法简单，对当事人心理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办案法官对当事人不热情的态度容易使当事人产生逆反心理，当法院作出的裁判对其有利时，当事人心里尚能平衡；一旦作出的裁判对其不利时，当事人就可能猜测办案法官有接受吃请或贿赂行为，有意偏袒对方当事人，即使法院作出的裁决正确，也难以消除这个想法。[13]他们往往将这种猜测当作事实，纠缠法院进行改判，在目的达不到时，就层层上访缠讼。办案法官对当事人反映的意见未做细致的解释工作，加上我国法院判决书制作一般比较简单，判案理由写得并不详细，这些都容易导致当事人心中的“疙瘩”得不到解除，引起缠讼或上访。[14]

当事人故意借缠讼规避执行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方当事人败诉后，通过缠讼或上访可以引起法院多次审查，拖延强制履行期限，利用这个时间差赚取额外利益；[15]或者在拖延履行期限内转移财产，逃避执行；或者通过领导签字批条，给法院施加影响，使生效裁判的执行不了了之。

在对缠讼及其原因的认识基础之上，全国各地的法院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机关采取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从笔者掌握的有限材料归纳起来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

1．负责受理信访、控诉、申诉等工作的机构将工作做细，落实经办人的责任，[16]要求经办人耐心做好疏导工作，积极与缠讼人沟通。[17]

2．实行领导接待制度。1998年5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开始实行领导干部轮流接待上访群众的制度，并要求各级检察院普遍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18]我们在调查中得知，湖北省某些法院也实行了类似制度。[19]

3．改变工作方式，对缠讼案件进行调解。[20]

4．决定再审之前，实行听证制度。[21]

5．对“上访老户”进行清查，多个部门综合治理解决。[22]

6．实行重大案件快速反应机制和重大缠讼案件特别处理制度。[23]

7．实行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制度。这一制度最先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出，[24]不久，有其它法院推行，[25]武汉市两级法院最近也实行了这一制度。

8．从制度上对申诉、再审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10日通过的司法解释《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若干意见》，从具体案件的性质、申请再审时间、主体资格、再审法院等多个方面对再审进行了限制。2002年10月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出了《关于申诉和申请再审的若干规定(试行)》，对申诉和再审进行了诸多限制。[26]

上述八种方法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前面六种对上访缠讼采取尽力疏通的态度，后面两种方法采取从制度上堵截的态度。笔者认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缠讼的压力，但无法达到彻底解决缠讼问题的目的。因为他们对缠讼的认识停留在现象层面上，对缠讼原因的探讨还没有深入到缠讼赖以产生的制度内部和法律传统，也缺乏对缠讼人的心理状况的分析。[27]

当我们将缠讼放到新中国政法传统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就会发现它与信访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缠讼与其说渊源于法律中的上诉制度，不如说内生于新中国的信访制度。信访制度是共产党人的创造，但这个创造并非毫无实践基础的玄想式创造，我们可以说它是对实践经验的。但是，如果不理解这种实践的残酷性，不理解信访制度背后的权力斗争以及其中的技术和策略，这样的说法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二、信访制度的出现与新中国法律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鼓励人民用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党表达各种意见。1921年，安源煤矿的两个工人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他象关心农民运动一样关心工人运动，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去煤矿了解情况，后来党组织派刘少奇去安源开展了工人运动。在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来信都是中央领导人亲自批阅回信的，许多来访都是他们亲自接待的。1938年，毛泽东还亲自处理了一起伤员要到延安集体上访的事件。

虽然共产党一向鼓励信访，但信访真正形成制度还是在建国之后。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室，[28]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新中国刚成立时，来信来访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即根据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的性质，按照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和业务范围，确定由哪级组织、哪个部门处理。1954年至1957年，来信来访猛增，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配备了信访干部。这一时期，信访机构开展了若干重要的信访工作活动，创立了领导接待来访日、县市长定期接见人大代表、与调解委员会合作、对集体上访妥善处理等方法。[29]很多地方信访部门还专门制定了工作规定。

在接下来的运动中，更多的是上面的工作队下来，抛开各级党政机构，直接由上下访，然后是受到鼓励的农民再纷纷把“情况”（主要是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反映给他们，这如果算是信访的话，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信访。而这段时期，正常的信访急剧下降，到“文革”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信访机构也大多处于瘫痪与半瘫痪状态，信访工作难有作为。“文革”结束后，国家机关逐渐恢复了信访机构，并制定相关工作规程，如1980年6月20日的《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6年12月10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随后中央各政府部门、全国很多省市政府也陆续了条例、信访工作办法、暂行规定、守则等。

作为一种制度，信访形成于建国之后不久。为什么信访制度会在这一时期形成？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仅仅因为这一时期信访量大？在信访制度出现之前不久，共产党新政权宣布了“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废除伪法统，建立人民民主新法制”。因此，可以断定，信访制度与国民党政权的法律制度没有任何血统关系，与共产党人“深恶痛绝”的封建法律制度也没有血统关系。实际上，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将它们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访制度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发明，只有被放入共产党人建立的新中国法律传统中才能被正确理解。

强世功的表明，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为了统合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和动员技术——权力的组织。这个网络包括组织技术、民主动员技术、化解矛盾的技术等一套权力技术组合。在这种技术组合中，共产党政权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30]正是在这个技术组合的背景之下，建国前零星的群众来信、来访表达意见，才会在新政权建立不久时被制度化为“信访”。

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31] 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并要求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入手，整顿官僚主义作风。[32]《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判官僚主义，鼓励人民信访。[33]

从领导人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化的信访，一开始就被纳入到共产党“权力的组织网络”之中，被当成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整顿官僚主义作风”的方法。下面这段代表国家在“路线正确时期”信访观的社论也表明了这一点：

实践经验也证明，认真地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有很大好处：可以经常地同成千上万的群众建立联系，了解各阶级、阶层的情绪和要求；可以宣传政策，群众，可以根据这些情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及时解决当前工作中一些突出的问题，这就能够帮助领导机关随时发现问题，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34]

信访制度是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种权力技术装置出现的，它具有诸多功能，详言如下：

（一）深化政权合法化。1949年，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在形式上取得了合法性，因为自辛亥革命以后，暴力革命成了确立政权合法性的常规手段。[35]但建国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还需要论证，或者说，此时问题才浮现出来。如何确保国家政权对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的合法性，确立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确立国家制度的合法性，这些都是新政权所面临的问题。群众来信来访，体现了共产党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交流与互动，反映了社会对新政权的认同状况。而信访作为一种常规制度的出现（Entstehung）[36]，则反映了共产党人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努力。信访制度，通过群众反映问题，政府调查后予以解决，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承诺，它的行为手段本身能使人们看到党“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识形态效果。因此，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它能自证其合法性，同时还能以自身的合法性贯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同样的道理，文革中淹没在“砸烂一切”狂潮中的信访制度，在文革后能迅速恢复并被完善，也出于当时新一代领导人急于确立合法性的需要。“文革”刚结束时，群众大规模上访，很快就超出了行政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中央加大力度，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很多遗留问题，加上的改革顺利推行，吸引了农民的注意力，上访潮消退。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停滞，吏治问题逐渐突出起来，而运动方式已被中央明令宣布退出政治舞台，持续的信访就成了农民解决冤屈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制度化装置，它证明着政权的连续性和新一代领导人的合法性。

（二）对官僚体制的非常规控制。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最高领导人就非常警惕官僚体制的腐败问题，并以各种方式监督官僚体制，防止其腐败堕落、脱离群众。最常用的办法是开展运动，信访制度在控制官僚体制方面只处在边缘的辅助位置上。在“文革”结束，运动方式被宣布退出政治舞台后，信访作为对官僚体制的非常规控制功能突现出来了。新中国有特定的思想和政绩考评标准对官僚进行控制，但这种控制会遇到很多障碍，比如官员之间的互相庇护，虚假的政绩工程等。这些障碍使得中央和上级官员无法准确了解下级官员的信仰坚定程度、行政能力、道德水平等。而信访制度可以作为中央和上级官员了解下级官员的一个非常规窗口。对信访所涉及的重大案件，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会派人到基层调查，这种调查也是对基层涉案官员的调查和了解。它绕过了中间的官僚阶层，实现了中央和上级对基层官员的直接控制，这种控制是非常规的。

（三）化解剧烈社会矛盾。新中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科层制：一方面，科层组织取代了各种传统组织，高度集权；另一方面，科层组织的各种理性化规范程序又未能充分发育。[37]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的治理目标过于庞大，而掌握的信息又大量残缺，因此，变通就成为了这种科层制十分普遍，在相当范围和程度内被认可的运行机制。当国家高层对信访不堪重负时，便鼓励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将矛盾消灭的基层”，地方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但它所付出的代价是自行承担政策风险并处理实际问题。问题应当就地解决，这是上级的要求，随意将问题上交意味着要被上司指责无能。这样，变通处理就成了常规，“报喜不报忧”就成了各级机关之间的默契，大家都知道报告中有水分，但上级并无心追究。然而，这样中央和上级机关就无法从官僚体制内部获取足够信息，以认定当前社会的剧烈矛盾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信访制度就充当了一种非常规的信息获取渠道。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通过对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绕过官僚体制，获取信息，认定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程度。

（四）贯彻政策、实现社会动员功能。信访中，社会下层群众与国家官僚体制上层会有直接接触，官僚上层会以回信、说服解释等方式向他们宣传政策，还会动用相应的信访配套措施让信访群众明白国家的政策取向，同时实现社会动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文叙述的国家与信访群众的具体互动中看到。

三、信访制度的运作：斗争、策略与动力

信访制度的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它如何实现作为一种权力技术装置的功能？当某个时期的遗留问题较多，“信访爆炸”，超过国家行政的承受能力，信访制度是如何应付问题，解决矛盾的呢？制度的初建与其后的实践之间往往有差距，这种差距在信访制度中也存在吗？若是存在，又是怎样弥合的呢？福柯曾指出：“人们往往在不间断的连续性中寻找出身（Herkunft），所以也常把出现（Entstehung）当作最终时刻……谱系学寻找重新确立各种不同的征服体制：不是意义的预见力量，而是支配的偶然游戏。”[38]因此，要回答以上诸问题，就必须从国家和信访者的具体互动来进行考察，考察其中围绕着具体事件所进行的具体斗争、交涉与互动。

（一）国家与信访者之间的斗争与互动

建国初期，信访量很大，来访反映的很多问题国家一时解决不了，因此很多来访人滞留北京，并采取了一些过激行动，如到中南海纠缠，拦首长、外宾的汽车等。[39]为了让来京上访者尽快离开，稳定首都的治安，[40]国家有关部门曾在一段时间对确有困难的人提供食宿，发给路费。但这种人道恩惠不仅没有使来京上访人数减少反而见增，有一部分人甚至骗取路费后长期滞留北京。国家既在上不堪重负，又疲于应对个别上访者所增添的社会骚乱乃至犯罪。后来，为消除首都的治安隐患，有关部门对那些赖着不走的上访者、那些自动脱离社会治理秩序的“盲流”采取强行驱逐出京的办法。然而实际的效果很差；一些上访人与国家开展灵活的游击战术：你前脚赶，我后脚又来；风声紧我回家，风声松我进京。

于是，国家开始考虑加强上访的配置工作。国家鼓励的是合理的上访，排斥的是无理缠访和有理取闹。然而，无理缠访和有理取闹常常就是从合理上访演变而来的。因此，要整顿上访秩序，就不得不将合理上访也纳入日常管理之中。经与北京市商定，国家先在德胜门外建立了农民服务所，专门解决上访者的食宿问题，分为免费和自费两种，免费由有关部门开介绍信，自费的标准比外面的旅馆、餐厅都便宜，这个农民服务所一直存在到1966年底。后来又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建立了接济站，并一直延续至今。接济站的设立在上访制度的配置上是一大创举，它一方面提供了一个与首都的中心空间区隔开来的独立空间，将那些可能流窜在首都各处街头、桥下、河边、车站里的上访者集中起来管理，甚至把来京上访者的住宿地与各个上访接待单位都尽量压缩在一条公共汽车线上，从而大大化解了首都的治安隐患；另一方面又以免费或低价的食宿在合理上访者与缠访者、取闹者之间划出了界限，引导人们合理上访。

然而，如果将缠访者、取闹者或上访已经结束却声称没有路费的流浪者从接济站排斥出去，任其在首都“流窜”，那不是恰恰将危险的火种撒出去了吗？不用担心，国家已经专门为他们准备了另一个空间，一个将禁闭和放逐结合在一起的空间，一个集消除游手好闲与塑造共产主义新人这双重功能于一身的空间。1958年8月，内务部在芦沟桥建立了永定砂石厂，组织来访群众中有劳动能力而无路费还乡的人员参加劳动自挣路费，并在劳动中接受政策教育。它的创造性在于通过确立一种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的准司法权力来方便有效地解决了治安问题。这个办法既消除了不安定的因子、保证了首都治安，又为社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减轻了国家负担；既解决了上访者的路费问题，又有利于对这些“异常者”的规训。值得注意的是，禁闭的实践与必须工作的主张之间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由经济条件规定的。1961年内务部明确指出，主要组织来访人中的一部分无理取闹、骗取路费和不愿参加生产劳动，经常流向城市的人员。强制劳动的规定实际上是作为道德改造、塑造“新人”的一种练习而被制度化的。永定砂石厂这个独特的创制一直坚持到1966年，我们不清楚它为什么在文革中消失了，也许是“砸烂公检法”的狂潮将它席卷而去。

然而，在政治局面开始恢复以后，首都对安定秩序需要更甚。1978年8月，一些上访者组织起来，喊着“反迫害、反饥饿、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在新华门前游行。为此，国家逮捕了为首者，并文件明确规定：“对于来访人员中已经接待处理完毕、本人坚持不走、说服教育无效的，可以由信访部门出具公函，公安部门协助，送民政部门管理的收容遣送站收容送回。” [41]此后，在各国家机关的信访工作规则中都可以见到类似的规定。[42]但如何对付那些与政府打游击战却又构不上法办的人呢，那也自有办法。8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中央信访部门、政法部门都专门颁发了关于认真处理长期滞留北京的上访人员的文件，规定“对上访问题已经解决，本人在京流窜，不务正业，坚持过高要求和屡遣屡返教育无效又不够依法处理的人，可以建立一个劳动场所，把他们集中起来，加强管理，边劳动，边教育，直到他们不再到处流窜为止。”[43]

从上面的规定来看，收容遣送或强制劳动（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缠访和无理取闹的问题。然而，首都对秩序的要求并不仅仅是由动荡骚乱、违法犯罪的治安形势所决定的，而常常是由对首都形象的要求所决定的。因为全国性的仪式活动主要在首都举行，所以，国家的形象也就首先体现在首都的形象上，而国家形象的建构和维护在新中国的制度安排中是国家进行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虽然信访制度的设置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但每逢重大节日、重大会议和外国重要领导人来访，首都更需要的是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的形象，信访的重要性就相对下降了。为此，警察、纠察、民兵甚至居委会的老太太都会被广泛动员来清理外来人口。这个时候收容遣送的对象也就会被大大延伸。[44]

从国家和信访者的斗争与互动中，我们可以说，信访制度被“驯服”了。国家通过在实践斗争中起来的禁闭、收容遣送、强制劳动等配套措施驯服了它。信访制度仍然存在，国家可以通过它“密切联系群众”，群众也可以通过它“反映问题，要求解决问题”。但是信访行为，尤其是进京上访行为的合法性还是不可避免的模糊了。在这个过程中，信访制度结合从斗争实践发展起来的配套措施，变得复杂成熟，成功实现了它作为权力技术装置的功能。

（二）围绕着信访的策略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信访者不“诚实”，在信访材料中将问题夸大，或加进一些道听途说无法证实的，如官员腐败等，[45]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信访反映的实际问题有的很重大，有的则很琐碎，但为了尽快使问题得到解决，夸大情况的紧迫和问题的严重性，成了一种必要的策略。在这种策略驱动下，信访者有时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以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但是，对于中央和上级机关来说，这样的问题太多，每个来访者都强调自身问题的严重和紧迫，但哪些问题是必须马上解决的呢？如何从中判断呢？依赖官僚体制本身注定无所作为，因为它缺乏对每个来访者核实的能力。这时拖延就成了国家的一种策略，几乎制度化了，成了一种信息过滤机制。同时，地方各级官员也许并不完全真心解决问题，他们把上访者当作官僚生涯的障碍；或者受地方财政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很多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但是中央和上级又要求他们“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并以此来衡量其政绩。在这种问题无法解决但又不得不解决的压力下，地方官员也只有以拖延来应付。

国家机关的拖延，使得群众信访的成本大大增加，使人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在上访中大大消耗，很多上访者经不起这种消耗，中途退却，放弃上访；而部分人坚持下来了。他们纠缠很长时间后，或以极端的上访行为引起了国家的注意，其问题被国家认定为严重，非解决不可。在信访实践中，国家机关形成了一套判断事件紧急与否的标准，即“来访比信访紧急，缠访比一般上访紧急，越级上访比一般上访紧急，进京上访比省内上访紧急，集体上访比个人上访紧急”。[46]这个标准说明了上访所受的重视程度与上访者所付出的成本基本成正比。

这意味着，上访若想得到重视，就必须经过一个痛苦的筛选过滤过程，通过几次上访就将问题解决的情况即便有，也是很偶然的。要想问题得到重视，要么不停的缠下去，要么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如在国家机关门口静坐、下跪、哭闹，乃至自残、自杀，[47]甚至攻击公务员，砸公务用车，揭机关的牌子等。[48]但使用极端手段的风险和成本也是很大的，不说自残自杀的身体健康危险和砸公务用车等的犯罪风险，即便是一般的静坐哭闹，甚至去信访机关次数多了些，都可能被收容遣送、强制劳动[49]。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都是国家设置的功能障碍，尽管设置时是基于“首都形象”、“安定的大好局面”方面的考虑。这些设置显然使得国家在与上访者围绕着信访所展开的斗争中处于支配地位。在这些障碍面前，上访不可能一访就灵，但它却给解决问题留下了一线希望和曙光。如何跨越这些障碍，让曙光落在自己身上，就成了决心上访到底的人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仅以语言强调问题严重或单纯花更多的时间是不够的，它需要一套策略。只有掌握策略的人才会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正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所谓的“信访精英”、“上访能人”[50]。他们有见识，有魄力，尤其在集体上访中，能看到农民的共同利益所在，将这种分散的共同利益变成组织化的表达，因此很容易被推举为“上访代表”。“上访能人”懂得用策略与国家曲回斗争，这些斗争策略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信访时掌握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精明的上访人会用一切合法或半合法的手段，如以法律政策为后盾进行纠缠，不停的找官员反映或说理，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直到官员厌烦，无可奈何地解决问题，但他们决不会采取国家明确反对的非法手段。再比如“风声紧我回家，风声松我进京”的游击战术的运用。第二，尽力争夺话语上的合法性。如几乎所有的信访人都会在信访材料末尾写上“中国共产党是英明伟大的党”，“希望你们按照江主席的‘三个代表’办事”之类的话语。这些看起来与信访内容毫不相干的话语，构成了信访者对自身行动的合法性证明，信访者通过将个人事件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证明自己并非无理取闹，将信访事件纳入了一个宏伟叙事中。有些上访人甚至在采取非法行为时也要尽力建构话语合法性，如冲击国家机关的上访者可能会抬着毛泽东的画像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方法是“弱者的武器”。

（三）信访的动力：在制度与意识之间

被驯服后的信访制度模糊了信访行为的合法性，其相关配套措施给信访者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和痛苦。但为什么这些威胁和痛苦只是促进了人们对策略的运用，而不足以平息缠讼的浪潮，不足以阻拦人们信访的决心呢？上述的信访制度给人们留下的博弈空间是个重要因素。信访给人们留下了非程序性交涉的空间，以精明妥当的方式坚持到最后，总会引起高层对问题的重视，因此一切在上访途中的“遭罪”才会有最终的意义。希望不在于所有信访的问题都会被解决，而在于问题被解决的那线曙光上。正是这线曙光，使得围绕着信访进行的斗争，以及斗争中使用的策略，具有了意义。

另外一个坚定人们信访、缠讼决心的因素，也许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层面。当然，只有当意识与制度构成互动后，意识才能构成信访和缠讼的动力。体现在信访中，一物两面“青天意识”和“臣民意识”不可忽视。在接受访问时，信访群众感叹最多是现在清官难找，他们常说“中央是好的，下面的把经念歪了，县里的官员要查起来十之八九非贪即贿”。应星在调查中将下层民众心中的国家形象归纳为：“闪着神奇光辉的党中央+损公肥私的多数地方贪官+为民做主的少数清官”。[51]曹锦清在河南调查时得出了类似结论。[52]我们访问的很多缠讼当事人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某法院干部也说：“如今，缠讼的人总觉得上面才有青天，下面都在胡闹，因此就跑到省里、北京上访去了。”

在传统中国民众的眼中，清官是可亲的，但他们却总在遥远的地方，只有上访才能找到的地方，抽象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而身边更多的是贪官污吏，是具体的存在。这种“抽象的清官，具体的贪官”与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在传统社会中的不同运用相对应。[53] “法定权利”体现的是帝王的利益，它用普遍法律的神圣光环加以装点，显示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而“习惯权利”体现的是官吏阶层的利益，它总是企图在帝制法定利益之外追求超额的剥削，而皇权的威严不足以遏止他们这种利益欲望，[54]这也是皇权依靠官僚体制维持统治所付出的代价。结果贪污就变成了官吏的生活方式，象海瑞那样的清官在帝制时代不过是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55]这样，普通民众建立在“法定权利”基础之上的正义观，就成了指责贪官污吏的话语基础。

普通民众用这种“清官/贪官”划分方法去看待新中国的国家权力时，图景与传统的“皇帝——清官——贪官”有很多神似之处：同样是为最高层的光环所笼罩，同样是贪官遍地、恶吏横生，也同样在百折不挠地寻找“青天”。正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新中国的信访制度与传统中国的京控制度没有任何血统关系，却在功能上具有某种相似性和替代性。有所区别的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使得下层民众可以利用各种策略，借助国家政策法令，借助权力之光的反射去寻觅光明正大的清官形象。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可资利用的国家政策资源，缠讼实质上就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对信访制度资源的利用。

在“青天意识”的另一面，中国下层民众存在一种“臣民意识”：既惧怕权力，又有亲近权力的欲望。[56]这种“臣民意识”使得人们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之中：因为惧怕权力而远离权力所以远离权力的工具法律；但同时又因为别人畏惧权力，只有用权力才能威慑别人，因而亲近权力以规避法律，同时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胜过别人的力量。信访就为这种亲近提供了一种制度化渠道。这样法律就处于尴尬境地，而信访制度却大行其道。

四、信访、缠讼与法律转型

在新中国的信访中，上访针对的是行政还是司法，当事人是上访还是缠讼，是无法区分的，这种区分也是没有必要的，这取决于新中国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传统。在中国的帝制传统中，皇帝既是官僚行政的总头目，也是一切法律之源，各级地方官也是既掌管税收等行政事务，又掌管司法事务。自晚清修律以来，行政和司法才从形式上实现分离。新中国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和行政在体制上的区分沿袭下来了，但这种区分仅仅是功能性的。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运作的逻辑所服膺的是党政权力运作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末以来有所减弱，但依然不可小觑。至今，中国民众遭遇利益的争端、感受不公的侵袭时，很少会想到运用法律的武器，而实际中法律也往往威力孱弱；他们习惯诉诸的是为民做主的党政官员，而党政官员的批示和关注也往往有效。因此，到各级党政机关“找青天”、“讨说法”的上访作为特殊的法律实践（实际上是一种反法律实践）形式，得到广泛的运用；而到法院或者检察院上访，反而只是附带的了。

信访制度出现于新中国法律传统，是新中国法律制度合法化中的一个环节，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但其存在往往以抑制法律的自主性为代价。因为它敞开大门向民众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系统外部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时它为党政、行政对司法活动的干预提供了制度化空间和正当渠道。而且，由于司法状况不如人意，国家、社会、下层百姓几乎一致认为对它进行体制性的“约束”是必要的，因此，信访制度的重要性不断被强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一方面，通过比法律中“上诉”更广泛，更有“玄机”的制度性安排，法律正义的目标可以部分地得到实现；但另一方面，这一过程恰好是以牺牲法律的自主性和现代法律赖以取得合法性基础的程序性价值为代价的。

近年来，司法独立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国家已经着手从很多方面进行改革，努力改善司法机关的地位，加强其独立地位，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当作法律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解决。民众也逐渐意识到，有些问题不再是行政机关和工作单位所能解决的了，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正如学者所说，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受到强烈冲击的情况下，原有的许多纠纷处理机关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式，从而使法院不得不更多的承担处理纠纷解决问题的责任。[57]因此到法院和检察院上访要求解决问题的就多起来了。司法机关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是判决与执行判决，因此解决问题最有作为的办法就是提起诉讼或对已经判决的案件提起再审。[58]但不可能所有的再审要求都很顺利得到满足，一旦群众不停的以信访的形式要求重新启动审判程序，这就是缠讼了。信访具有模糊的合法性，正是这种模糊的合法性使得缠讼人通过信访重新启动诉讼程序成为可能，也正是它给了缠讼者“缠”的动力和制度空间。

缠讼是当代政治和法律转型的新时期，生长于过去土壤的信访制度以及这种制度背后的权力技术装置的产物。政治体制和法律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转型，但是下层民众的意识不可能快速转变，而过去的那种可以利用的信访制度依然没有被社会转型的目标法律体制所完全放弃。当拥有传统“青天意识”和“臣民意识”的人，按照惯性运用新中国以来有效，今天依然有效的信访制度，试图向转型时期的法律体制寻求保护时，缠讼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另外，当代法律转型中，审判风格的变化也加剧了缠讼的发生。高见泽磨研究认为，无论是传统中国的固有法还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的法律，其审判风格都是“说理—心服”型的；[59]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起“判决—执行”的审判模式。由于原来适合“说理—心服”型审判方式的社会环境出现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要求建立“判决—执行”型审判模式的要求，我国司法改革也正循着这一要求进行。但是，社会变化在空间、时间和构成要素等多方面发展并不平衡，这导致了适合不同诉讼模式的条件同时并存，从而构成了审判模式必须同时面对种种互相矛盾要求的不安定局面，这给整个诉讼体制带来了紧张。当生活在前一时空下的当事人无法“心服”时，而司法机关按照转型后的目标司法体制进行“说理”，坚持要按照判决“执行”便困难重重，无休止的纠缠也在所难免。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整个诉讼环境，看来就只有两种办法缓解缠讼的压力了，一是积极对缠讼者做说服疏通工作，让当事人心服口服；二是在诉讼前进行风险告知，不给缠讼者留下口实。这也是当下各司法机关采取的办法。但这些办法既不能改变内生于新中国法律传统中的司法制度与信访制度紧张，也无法一时消除信访制度给人们心理投下的阴影，更不能消除信访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博弈空间。

因此，要彻底消除缠讼现象，就必须放弃信访制度。然而，正如苏力所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60]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对信访制度给予“同情的理解”。在新中国历史上以至今天，信访制度确实为受冤屈和不公对待的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申诉渠道，为国家消解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制度渠道。但是，同情未必能够同意。信访制度能够在政法不分、相互配合的新中国法律传统中运作并有其合理性，却无法在法律转型的今天有效运作。它与作为法律转型目标的现代法制所要求的政法分离、司法独立、程序正义等理念格格不入，导致了缠讼，导致了行政对司法的制度化干预。当然，我决非主张立即废除信访制度，在社会结构尚未转变的情况下，依照一个“先进”的理念和良好愿望，废除信访制度，势必带来更多的问题。或许可行的办法是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建立功能上可替代的制度，并以制度为依托，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1] 关于封建民间“好讼之风”，可参见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陈玉心：《清代健讼外证》，赵岚译，苏亦工校，载《环球评论》2002年秋季号。

[2] 关于受“起诉你的邻人”之鼓动的“滥讼行为”，可参见贺雪峰：《新乡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80以下。

[3] 关于西方社会的“诉讼爆炸”，可参见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09以下。

[4] 关于清朝“京控制度”下的累讼，可参见欧中坦：《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谢鹏程译，载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 关于这种的运用，可参见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强世功：《权力的组织与法律的治理化》，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1辑。

[6] 关于福柯的“权力谱系学”方法，可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学》，苏力译，李猛校，载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页156以下。

[7] 仅1998-2002年，湖北省法院系统共接待来信来访1652787件（次），受理各类申诉32735件（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家友2003年1月29日在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检察系统1998-2002年共受理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的民事行政案件的申诉19295件，其中立案审查8044件，提出抗诉3308件（参见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靳军2003年2月13日在湖北省第十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另外笔者从调查中得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来访接待室，每周接待来访三十至五十人，其中续访的占近一半；常年缠讼的有近二十人。

[8]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破解缠访缠讼问题》，新华网 2002年11月4日。

[9] 《让确有冤情者及时申冤 让无理缠讼者停止纠缠 深圳法院将改革申诉和再审制度》，载《深圳特区报》 2002年10月10日。

[10] 吴希凤、杨标：《当事人缠诉上访为哪般》，载《法制日报》2000年6月10日。

[11] 笔者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案子：童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但没有被收监，有关部门的理由是童年纪较大，且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受害人熊某因此反复到政法委、人大、法院、政府、监狱局等部门上访，共计140余次，后来有关部门对童进行法医鉴定后，将其收监。熊某认为已被判刑的罪犯迟迟不能投进监狱是司法腐败所致，继续上访，要求赔偿“上访损失费”。这一案件的确有司法不公的嫌疑，罪犯被判刑后，需要受害人上访140多次才能重新鉴定，进行收监，这怎么说都有些蹊跷，背后是否别有原因，实在可疑。而法医鉴定后“可以收监”的结论，又加强了这种猜疑的合理性。此后，受害人要求法院等部门赔偿其“上访损失费”，这是一个起因于司法机关，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又于法无据的要求，当事人日后进行更长时间的缠访缠讼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12] 调查中我们接触到这样一个案子：在两家有多年业务合作关系的公司间的一起纠纷中，法院根据基本相同的师鉴定，作出了两份大相径庭的判决。按照2002年9月10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若干意见（试行）》第8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矛盾的，可以再审。因此败诉方现在到处申诉，希望启动再审程序；而胜诉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要以各种方式维护已执行的既定判决的效力。

[13] 加上司法界的确存在这个问题，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司法腐败的具体案件，这些都容易强化当事人的这种想法。

[14] 调查中我们发现，某案件一审判决书的正本与副本居然不一样，正本判决依据是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合同法》，副本援引的却是《技术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处理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而判决书上却赫然盖着“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的字样；而且判决书中连当事人的身份都没有写清楚，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写成“代表人×××，负责人”。而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整个判决书中没有援引一条实体法。在此缠讼案中，这两份草率的判决书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日后缠讼的“主要动力”。

当然，中国的判决书质量不高，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具体可参见苏力：《判决书的背后》，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5] 这种情况在专利侵权中表现最为突出，侵权而缠讼者获利也巨大。参见《专利侵权者缘何有恃无恐》，news.2618.com/article/2003/2003-6-19/42787.html（2003年8月11日访问）

[16] 最高人民检察院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向省级检察院印发了《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在整个检察系统内实行首办责任制。对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控告、申诉，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分送有关部门办理，要求首办责任部门指定首办责任人，负责办理案件。

[17]《崇文院检察长亲自解决"两户"息诉问题》，bjjc.gov.cn/page_news/news_20030318_5.htm（2003年8月11日访问）；甘振辉：《屏南检察院做好申诉人的息诉服判工作》，fujian-window.com/Fujian _w/news/mdrb/021202/1_16.html（2003年8月11日访问）。

[18]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1999年3月1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3月21日。

[19] 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了《院长接待日制度》；天门市法院制定了《领导接待制度》和《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见《天门市人民法院制度汇编》，2001年9月编印）。

[20] 如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缠讼长达8年的案件，经复查，原判正确，但考虑到“如果简单地驳回申诉，可能使本案的矛盾更加激化，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下大气力展开调解，经耐心细致地思想疏导工作，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完毕”。参见郭靖、王卫平：《院长亲自出马 八载诉案“拿下”》，lnfzb.com/tpzx/SEP/I24c3.htm（2003年8月11日访问）

[21] 从2001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开始了以“变无限申诉为有限申诉”为核心的审监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2002年，海南省和湖北省高院制订了《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复查听证暂行规则》，要求在案件进入再审之前，法院组织听证，以决定是否应提请再审。

[22]《大港区委政法委关于上访缠诉案件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情况》，dglaw.gov.cn/doc/docshow.asp?id=362（2003年8月11日访问）

[23] 吴学婵：《本市检察机关服判息诉工作成效显著 维护司法权威社会稳定》，载《天津日报》2002年12月2日。

[24] 黄凯：《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制度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举措》，jfdaily.com.cn/gb/node2/node17/ node18/node3646/node3656/userobject1ai30070.html（2003年8月11日访问）

[25] 卢军：《哈道里法院推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载《黑龙江日报》2002年12月4日。

[26] 《让确有冤情者及时申冤让无理缠讼者停止纠缠 深圳法院将改革申诉和再审制度》，载《深圳特区报》2002年10月10日。

[27] 在调查访问中，湖北省高院的一位法官分析缠讼的原因说：“由于我国正处在世纪之初，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改革和已经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关系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的交织，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人民法院的立案信访工作和整个审判工作一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到人民法院上访和缠讼的人数日益增多。……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也有当事人的文化程度、法律知识及的生活处境等诸多原因。”笔者认为这官样的话语具有很大代表性，它揭示了诸多原因，但惟独没有涉及制度和法律传统上的问题。

[28] 这是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专职信访机构，参见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页25。

[29] 刁杰成，前注28引书，页85以下。只要作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当今司法机关遇到缠讼问题时还在运用这些方法。

[30]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01以下。

[31] 转引自刘絮、聂玉春主编：《信访工作手册》，高等出版社1988年版，页26。

[3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页72以下。

[33] 如《人民日报》1953年1月19日发表的《认真处理人民群众来信 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1月23日发表的《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11月2日发表的《把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向前推进一步》等。

[34]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5日。

[35] 强世功，前注30书，页48。

[36] 我在福柯意义上使用“出现”一词，它指事物在诸多力量构成状态中兴起，参见福柯，前注6文，页288。

[37]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368。

[38] 福柯，前注6引文，页288—289。

[39] 刁杰成，前注28引书，页63。

[40] 信访者给首都带来治安问题，这是新中国特有的，也许是因为的设施使得人们大规模涌向首都更加便利，成本更低了。

[41] 见1980年8月22日的《国务院关于维护信访工作秩序的几项规定》第三条。

[42] 如国务院1980年8月22日的《国务院关于维护信访工作秩序的几项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6月20日的《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6年12月10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试行》第十二条，199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信访条例》第二十二条等。

[43] 转引自海帆：《国家对进京上访现象的治理》， guanzhong.gd.cn/subwebsite/yw_web/shouwang/ yuedu/jiaoshicankao/

sixiangqianyan/wenhuazhongguo/shangfang.htm（2003年8月11日访问）

[44] 在“孙志刚事件”的推动下，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除了流乞收容遣送制度（信访收容并没有废除，最近有人对此进行质疑，参见《两公民质疑“信访收容”》，载《南方周末》2003年10月9日）。这当然是个历史性的进步，但给在重要日期保证“首都形象”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困难。

[45] 实际上，并非每个信访者所针对的官员都是罪恶的腐败者，或许由于他们在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官僚体制下工作。

[46] 转引自应星，前注37引书，页371。

[47] 据《京华日报》2003年9月19日报道，安徽一农民9月15日因拆迁问题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

[48] 有人将这些极端的行为称为缺乏理智的变态行为（参见蔡燕著：《信访心》，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版，页48），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意识到信访中的斗争以及围绕着斗争所存在的策略。在信访面对的特定官僚体制下，采取这些行为也许并非缺乏理智，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策略和“理智”。

[49] 收容遣送制度曾经是一种救助制度，但后来却演变成了一种惩罚措施。且不说大量收容遣送侵犯基本人权的例子，从与因信访受过收容遣送的群众的交谈中我也坚定了这种看法。这些人很多在当地人眼中是“上访英雄”，但他们却耻于提起这段历史，偶有提及，痛苦亦溢于言表。

[50] 赵树凯：《上访事件和信访体系——关于农民进京上访问题的调查分析》，ccrs.org.cn（2003年8月13日访问）。

[51] 应星，前注37引书，页405。应星调查地的民谣“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地区有好人，县里多坏人，乡里尽敌人”也极好证实了这个归纳。

[52]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页70，页210，页645。

[53] 应星，前注37引书，页406。

[54] 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页117—122。

[55]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138—166。

[56] 王海涛：《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讨》，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页31。

[57] 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页2。

[58] 由于我国司法遵循“有错必纠”原则，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再审次数都不受限制。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10

本报讯（记者 张欢）1月25日晚，中央芭蕾舞团与英国阿库・汉姆舞蹈团合作演出的《相聚》在天桥剧场全球首演。这是一部气质独特的舞蹈作品，3位中芭舞者将和6位阿库・汉姆舞蹈团的成员合作上演该作品,用纠缠不清的肢体语言来讲述“家园”这个概念。

《相聚》（原名为Bahok），取自孟加拉语。9位演员分别来自中国、韩国、印度、南非和西班牙等地，承载着迥异的文化传统和舞蹈教育背景。他们在一个站台“相聚”。“what’s your name？”在无聊的等待过程中，白人女孩对身边的中国女孩发话了，女孩用自己仅有的一点英语连说带比划努力与之交流，可白人女孩要知道更多，于是隔阂产生，语言的障碍像一道无情的墙。“where am I from？”白人女孩陷入了一个终极问题，音乐起，作曲是英国印度裔的当代音乐家尼丁・索尼，融合了电子、爵士、hip-hop，英伦和印度风格的世界音乐。演员用带有太极元素的舞姿各自展示，展示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切――对家的记忆、过往的经历、梦想与渴望。不能否认整出作品打上了明显的东方烙印。这应该与导演阿库・汉姆息息相关，1974年，他出生在伦敦一个孟加拉移民家庭，父母原本希望儿子长大后成为医生或工程师，学习印度舞却开启了他人生的一道大门。“小时候，我成长的街区住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两家中国人，一家西班牙人，我家是孟加拉人。我和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放学了，到别的孩子家去玩，总感觉好像出了国，别人到我们家也是同样的感觉。我在伦敦时候，别人把我当孟加拉人，可我回了孟加拉，老家人又当我是外国人。”阿库・汉姆说，儿时的记忆，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在舞蹈中表现，也是阿库在自问自答。

9名舞蹈演员各有擅长的舞蹈――芭蕾、爵士、印度古典舞、当代舞，导演没有要求整齐划一而是让每个个体分别讲述。中国演员王艺潼与安德烈一段双人舞唯美动人。这源于一个梦境，等待中王艺潼靠在安德烈肩旁睡着，成了一块甩不掉的橡皮糖，此时灯光昏暗柔和，两人在梦境中辗转缠绵，舞蹈取自欢喜佛造型，王艺潼的脸被灯光照射半明半暗，似喜非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