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十篇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篇1

关键词： 长征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系探究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锻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绵延不绝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与精华。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价值目标、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高度的契合。因此，积极探索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人们更好地继承、弘扬和发展长征精神，更好地理解、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共同的起源

从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起源上来看，二者都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都起源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与灵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定信念精神，“人心齐、泰山移”的团结互助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神等精神财富。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而奋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中，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又表现出了新的特质，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长征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长征精神就是团结奋进、勇往直前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是不怕牺牲、一心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独立自主、勇于探索的精神，就是依靠群众、无私奉献的献身主义精神。长征精神的形成与内核，都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表现，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正如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德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近代革命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既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又具备了新的时代特质。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为了更好地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方针。24字方针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每一个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又都依赖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体现着该民族的精神”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土壤，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和合文化在新时代的体现；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就是古代法家所追求的“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的法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更是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源于中华民族精神，又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价值诉求，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浓郁的时代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价值取向。

二、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本质

从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上看，二者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始终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篇2

一、从横向角度论述

（一）人民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人民性特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内容两个方面：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上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掀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章；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参加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业。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目标指引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上看，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胡锦涛所说“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最终目标。

（二）实践性

实践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体现着实践性的本质特征。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但其主要是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孕育产生的，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的。

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鲜明特征，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实践就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和价值所在。因此，实践性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把握好实践性特征，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渠道。

二、从纵向的角度论述

（一）全面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性主要是与斯大林模式的比较中总结的。二者特点有很大不同。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所有制体制，政府集中管理经济和配置资源的行政命令体制。政治上，以党代政，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文化上，表现为对文化领域的集中控制，人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具有单一，封闭的特点。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体制。经济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行包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包括通过健全民主制度，建立科学化、民主化决策体制。文化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因此，从比较中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全面性的特征。

（二）阶段性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但是在历史事业和理论内容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从中国历史视野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处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因此，从中国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征。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篇3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该理论体系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国家、党的智慧结晶。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将其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基础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中国特色文化、风格体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国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时主要以独特的方向进行发展，并做到理论、制度相结合的形式发展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从而促进国家快速发展[1]。我国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将社会主义的共性体现出来，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我国社会主义的个性体现出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正因为这些不足才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原有的党建制度进行创新、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体系的统文化特征的基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国家发展的目标在一致，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为了二者的结合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需要根据我国的发展现状、国情制定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这样这样才能将其中的价值、意义真正的体现出来。另外，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作不仅仅可以推动马克思在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同时还能促进我国快速发展，将现有的思想基础进行创新、完善[2]。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特征

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这些不足不管通过多久的努力都不能进行统一实现。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点，才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将这些影响合理的利用可以有效的形成一项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国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其论证过程中，常常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将以盾贯彻到每一件事物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去，并将其中的矛盾进行推移，而这些推移的现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用的经世致用理论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本质中，并将自然和社会活动进行创新、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论与一些实践理论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的发生，颜元就提倡人们的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理论、知识，并从理论知识中获取觉悟[3]。到了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出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广大学者开展了“经世致用”的理论，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保障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理论的出现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思想也造成了一定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的和谐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效的对一些资产阶级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对一些劳动人民的价值进行榨取的行为进行评判，并指出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将资本主义进行取得。而我国传统化的文化的和谐思想渊源较为已久，其中的思想就是“学而有礼之用，以和为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并做到人人相爱、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文化特形成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可以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化社会角度进行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过程中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其设置成对应的文化成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基本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让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的创建打下良好的基础[4]。

1.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同?r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将其中价值的体现出来，并从广义与狭义的方面将其体现出来。文化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主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发展而形成，这种文化是一种隐形的民族形态；文化在狭义的角度来来看，主要指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将这种文化融入到各个民族思想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思想、文化。

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生存、发展的主要目的[5]。而传统文化是国家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而形成一种语言文化，是国家文化、思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成果。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特色、民族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可以有的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总之，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特使制定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在社会、世界中站稳脚步。

2.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包括了精华部分，同时还包括了一些糟粕部分，而这些糟粕部分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要想更好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就应该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处理工作，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其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弘扬。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创新、完善，这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来说其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进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同时也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要求[6]。只有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中价值体现出来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虽然说，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其中的负面作用，并以客观党、科学的角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从形式和内容上使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鲜明

早在很多年前，邓小平同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并在强调在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其中必须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而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有效的将中国特色融入到社会主义体系理论中，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融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7]。另外，在建?O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该采用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结合的形式进行建设，并将其中的立场、观点、特点通过所能接受的形式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经典语录体现出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被人们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间接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来，并将其不断的升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现代化社会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品味、风格、气派体现出来[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聚集地，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奠定了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思想与科学观、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传承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过程中将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并将其以和谐、民为邦本的形式发展下去，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建现代化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由以下几种文化特征：（1）和谐特征：“和谐”是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信仰。但是在旧社会时期，“和谐”二字很难体现出来，最地层的人们过着被压迫、剥削的日子。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逐渐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特征，并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和谐目标，而和谐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2）自强不息特征：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时刻坚持以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等理论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一个自主、和谐、文明、富强对国家：（3）民本特征：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民本特征的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这一特点对于各个朝代的发展来说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因此，我国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以民本为主进行建设，并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经济的利益。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篇4

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同义词，使语言可以表达复杂细腻的思想感情。在现代汉语中，“特点”、“特征”、“特色”都可以用来指事物具有的特别的不同于一般的性质，是一组同义词。王力先生(1982)说:“所谓同义，是说这个词的某一意义和那个词的某一意义相同，不是说这个词的所有意义和那个词的所有意义都相同。”“特点”、“特色”和“特征”在以下几句话中可以互换：

（1）这样的分法也许更能概括和明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发展和艺术特征。

（2）一个民族、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主要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

（3）它具有细腻传神、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艺术特色。

“特点”、“特色”和“特征”在用于艺术时，可以互换。但是不同的语言形式，必有其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差异。本文试图从语义适用、句法组合、语用色彩等方面对三者进行对比辨析。

2.先行研究

为了考察前人对“特点”、“特征”、“特色”的研究，我先后查阅四本汉语近义词、同义词词典，这其中既包括面向本族语者的又有面向将汉语作为外语的。它们是《汉语同义词词典》、《1700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近义词反义词详解辞典》、《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以下分别简称《汉语》、《1700对》、《近反义词》、《现代汉语》）。我收集了它们对“特点”、“特征”、“特色”的解释。

《汉语》中指出三者可以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其中“特点”着重指人或事物独具的特殊之处，可以是内容、性质上的，也可以是形式、外形上的；可以是具体事物，也可以是抽象事物；可以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特征”着重指人或事物外表或形式上独特的征象或标志，是显露于外的。多用于具体的人或事物，也可以用于抽象事物；可以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特色”着重指事物独特的色彩、色调、格调、风格，适用于文学、艺术和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事物，可以是具体事物，也可以是抽象事物。较少用于人，往往是明显的优点。商务馆出的这本词典对三者语义和语用方面的解释很详细，但是句法方面没有说明。

《1700对》主要从语用方面对三者进行了对比，指出“特征”最易发现和辨别，“特点”次之。“特色”为褒义词，“特点”为中性词。语义和句法方面的解释和说明不足。

《近反义词》解释了三者语义方面的不同，但是举例不多并且例子的典型性不够。

《现代汉语》指出三者都可以指特殊的不同于一般的性质，对三者不同的语义使用作了说明。但是没有对三者感彩的区别作说明。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特点”、“特色”、“特征”三者语义方面的解释、对比等已比较详细，但是语义适用方面还有待加强，举例不足。四本词典基本上没有对三者句法组合方面的说明。在语用色彩方面也并不是每本字典都有所涉及。

对外汉语界专门研究三者区别的文章基本没有，只是在编撰的字典中有所涉及。在参照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基础上，我试图从语义适用、句法组合、语用色彩等方面对三者进行对比辨析，试图找出三者的差异，希望对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有所帮助。

3.语义方面

语义适用指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其中又有一些具体的识别因素：人、物、事物；个人、集体；自己、别人；具体、抽象；社会现象、自然现象；过去、将来，等等（赵新、刘若云，2007）。以下分别介绍三者。

3.1“特点”的适用范围最广，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可以指个人，也可以适用于集体；可以是自己的特点，也可以是别人的特点。

（1）这个学生的特点是不爱说话。

（2）茶叶的种类很多，市场上以采制工艺和品质特点结合外形差别来分，有绿茶、红茶、花茶、乌龙茶和紧压茶五大类。

（3）中国画的特点之一是偏重于写意。

（4）童年早期儿童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也不稳定，好动是他们的特点。

（5）我的特点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6）它往往反映出一种内心气质独特的美，甚至反映出一种社会特点、社会风尚和时代特点。

（7）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的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

（8）他这个人的性格很有特点。

3.2“特征”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物；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但多指具体的；可以是自然现象，也可以是社会现象；倾向于指别人或者他物而不是自己。

（9）这里的气候特征是夏天少雨干旱，而冬天多雨湿润。

（10）他的外貌特征是：大个子，高鼻梁，黄头发。

（11）近一个世纪过去，中国终于有了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运转方式。

（12）黄皮肤是亚洲人的显著特征。

例（9）—（12）句中的“特征”可以换成“特点”，但是例1—8中的“特点”却不是都可以换成“特征”。

（1′）这个学生的特点是不爱说话。（×特征）

（5′）我的特点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特征）

（8′）他这个人的性格很有特征。（×特征）

“特征”倾向于外表或形式上独特的征象或标志，是显露于外的。以上三句中，用“特点”来表达内在的，与“特征”的语义相冲突，不可以互换。

3.3“特色”多用于事物，少用于指人；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在用于指事物时，“特色”倾向于指民族性、地方性的事物。

（13）在盆地边缘和戈壁上开发绿洲，是维吾尔族农业的一大特色。

（14）这些园林多数都是质朴简洁，具有地方特色。

（15）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独具特色，它既有现实主义的精心描写，又有浪漫主义的抒情。

（16）每一个作家都有其自己的特色。

例（13）—（16）句中的“特色”不可以换成“特征”，但是可以换成“特点”。

（13′）在盆地边缘和戈壁上开发绿洲，是维吾尔族农业的一大特色。（×特征）（√特点）

（14′）这些园林多数都是质朴简洁，具有地方特色。（×特征）（√特点）

（15′）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独具特色，它既有现实主义的精心描写，又有浪漫主义的抒情。（×特征）（√特点）

（16′）每一个作家都有其自己的特色。（×特征）（√特点）

“特征”不可以用来指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独特之处。“特点”语义适用范围较广，可以用来指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事物，但是在表达时其语义表达不如“特色”精确。

4.句法方面

这部分主要从词性、在句中充当什么成分、句法搭配等方面辨析三者的异同。

4.1“特点”、“特色”、“特征”三者都是名词，都可以在句中充当主语。

（17）这类运动的特点是物体总是来回经过某一中心位置往复运动。

（18）《牡丹亭》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浪漫主义。

（19）当今的时代特征是和平与发展。

4.2“特点”、“特色”、“特征”都可以在句中充当宾语。

（20）同类事物间的比较是为了找出一类事物所共有的特征。

（21）它色彩鲜明，造型简练，线条流畅，具有浓厚的装饰性和民间特色。

（22）这三种乐曲都属于器乐曲，具有形式自由、即兴发挥、不拘一格的特点。

《1700对》指出“特征”不能作状中结构“很有”的宾语，“特点”、“特色”可以作状中结构“很有”的宾语。我搜索北京大学语料库只发现一句“特征”作作状中结构“很有”的宾语。

（23）两人的脸都绝顶聪明，很有特征。

4.3“特色”可以用在名词前作定语，“特点”、“特征”不可以。

（24）在南京到处可见的地方特色菜多起来了，新奇特品种进了“菜篮子”。

（25）各连锁集团正因为有自己的特色服务，赢得了广大顾客的垂青，因此牢牢地占据了市场。

（26）日本、美国、德国、瑞典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全部云集在这座美丽的滨海都市。

4.4“特点”、“特征”、“特色”三者前都可以加“数+个”。我搜索北京大学语料库发现数词大都在十以内。

（27）上述十个特点，只是粗略地勾画出9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

（28）“知识价值社会”具有如下七个特征。

（29）戴高乐对待自己的顾问和参谋有着不同于他人的三个特色。

我搜索北京大学语料库发现，用在“特点”前的数词最大不超过“十”，用在“特征”前的数词最大不超过“七”，“特色”前的数词最大不超过“三”。

“特点”、“特征”、“特色”三者前同样可以加序数词，像基数词一样，最大也不会超过“第十”。相应的，“特点”前最大不超过“第十”，在“特征”前最大不超过“第七”，用在“特色”前的一般不会超过“第三”。

4.5“特点”、“特征”、“特色”前不可以用数词“好些”，但是可以出现数词“若干”。

（30）本书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若干特点。

（31）根据事物的某一个特征，你想到了和这个特征相关的其他若干事物的若干特征，这种思维就叫相关联想。

（32）朱子会议有若干特色。

4.6“特点”、“特征”、“特色”三者前面都可以加“显著”、“鲜明”、“明显”、“重要”、“突出”等来作定语。

（33）尼罗河有个显著特点，就是每年都要定期泛滥。

（34）信息化是新技术革命的显著特征。

（35）这应当说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

（36）中国纺织国际科技产业城具有不同于其他开发区的明显特色。

（37）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是黄河三角洲地区发展工业的突出特色。

“显著”、“鲜明”、“明显”、“突出”等也可以作“特点”、“特征”、“特色”为主语的句子的谓语，“重要”则不可以。

（38）时代特征鲜明。

（39）北京中秋月饼特色突出。

（40）装饰用纺织品消费特点明显。

4.7“特点”、“特征”、“特色”前不可以出现“特别”。我搜索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只发现三句“特殊+的”修饰“特征”的情况，“特别+的”则都不能修饰。

（41）特性是不可重复的特殊特征的集合，属于自然世界，并从自然世界中获得奴性和死亡性。

（42）那么一个类型就是喙嘴龙亚目的，这一类东西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特征。

我认为这是由于“特点”、“特色”、“特征”本身含有独特之意，与“特别”、“特殊”语义重叠不符合语言表达经济性原则。这一点教师需向留学生说清楚，否则他们以为可以在“特点”、“特征”、“特色”之前加“特别”、“特殊”来起强调作用。

4.8“特点”、“特征”、“特色”都可以用在“以……为特点、特征、特色”结构里。

（43）金乡大蒜以个大、皮薄、色白、性粘为特点，在美国、日本及东南亚有良好的市场。

（44）我国的城市发展从总体上说还处在以集中为特征的初级阶段。

（45）径山风景区是以宗教和茶叶文化为特色的旅游区。

4.9“特点”、“特色”、“特征”可以用在“如下、以下+几个、一些+特点、特色、特征”的结构中。

（46）据研究材料证实，具有创造性的幼儿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47）通览全书，有以下一些特色。

（48）目前我国消费膨胀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4.10“特色”可以在“独具”、“自具”、“各具”、“极具”等强排他性状词组之后作宾语。“特点”、“特征”则很少。

（46）舞狮，是我国一项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体育娱乐活动。

（47）每门语言都各具特色。

（48）一品红的花极具特色，杯状聚伞花序生于枝顶。

4.11“特点”、“特征”、“特色”可以受“大”、“明显”、“突出”、“显著”等形容词形容词的最高级修饰，而这些形容词的反义词则不可以。

（49）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输。

（50）香港选举最显著的特点是持续的低参与率。

（51）卢刚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他的极端自私。

（52）最明显的特色是，它使得现代文学的许多第一手材料，能同读者直接见面了。

5.语用方面

语用主要是感彩方面。

“特点”、“特征”是中性词，既可以指好的方面，又可以指不好的方面。

（53）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他的极端自私。

（54）尼罗河有个显著特点，就是每年都要定期泛滥。

“特色”是褒义词只能用来指好的方面。

（55）这虽然是残忍的娱乐场所，但在建筑上很有特色。

6.结语

本文主要是从句法层面上对“特点”、“特征”、“特色”做了一些辨析，希望对对外汉语教学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陈炳昭.近义词反义词详解辞典［Z］.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2］刘叔新.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杨寄洲，贾永芳.1700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Z］.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4］赵新，刘若云.编写《外国人实用近义词词典》的几个基本问题［J］.辞书研究，2005，（4）.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篇5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

 

 

 

摘要：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财富，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源流、价值目标和观念特性上具有共通性。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路径、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需把握理想信念引领、道德自觉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弘扬和育人合力构建等四个着力点。

 

关键词：长征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01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01－06

 

 

 

 

 

2016年10月21日，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精神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长征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旗帜。党的十八大提出和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凝练而成的思想结晶，深入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在文化源流、价值目标和观念特性上具有共通性。深刻把握两者的逻辑关联，有助于我们将长征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

一、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

1.在文化源流上具有共通性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诞生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从文化源流上分析，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两者都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长征精神打上了深深的中华文化烙印，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和最高体现。总书记在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2]长征集中展示了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团结友善精神、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这些精神的形成无不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吸取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互助友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长征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时代的思想升华与创新性转化。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和理论根基，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寄托着当代中国人的理想和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讲仁爱、崇正义、倡公平、重民本、尚和合、守诚信等价值观念一脉相承，延续和蕴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具体来说，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合、富国强民、以民为本的理念。如秦朝商鞅认为“故治国者，其传力也，以富国强民也。”儒家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道家倡导的“天人合一”、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思想就分别与“富强民主和谐”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也深刻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从“各尽其职就是正义”到“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自由、平等和公正观念的认识和不懈追求。[4]而从公民层面的价值观而言，同样吸取了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精髓，相关的论述和典故比比皆是。比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济世安民的价值理念，“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思想传统，孔子“主忠信”的道德观，孟子提倡“与人为善”等都与公民个人层面价值观的具体价值准则不谋而合。

2.在价值目标上具有共通性

从现实价值目标上看，长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两者都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都致力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劲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长征精神孕育和凝练的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追求远大理想和目标的生动写照，多少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后来者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不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共识，同样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最高理想和目标表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正如同志所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5]实现伟大的梦想，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实干才能兴邦，坚持才能成就梦想。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们吃菜根、啃树皮，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却越挫越勇，坚持斗争不轻言放弃。现时代我们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就要发扬长征精神中不怕困难、团结拼搏的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凝聚强大力量。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早日圆梦提供精神支撑。

3.在观念特性上具有共通性

长征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属意识形态范畴，两者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成果，两者都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征；都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都具备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特质。

遵义会议之前，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导致红军接连失利。惨痛的教训促使我们党开始深入思考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立场，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将中国革命事业引向了胜利。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从中国文化现状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价值理念的有机统一，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二、弘扬长征精神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价值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7]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让全体社会成员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8]深入学习和理解总书记关于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利用长征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于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1.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外延，对增强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提高大学生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的深度把握是获取人民群众情感支持和理性认同的关键。马克思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词义虽然简单实则有着丰富的内涵，然而现实却是诸多高校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理论阐释失语或乏力的窘境，教学内容停留于碎片化和浅表化，教学方法则呈现出抽象化和单一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而在阐释过程中要与我国文化和革命传统接轨，才能引起受众的共鸣。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10]长征精神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丰富的话语资源，有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比如大量有关长征题材的历史资料、文化书籍以及音像制品就能很好地适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中，帮助大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渊源的认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一词为例，在教育中可以用长征途中工农红军为挽救民族危亡，以非凡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勇抗敌的英模事迹来进行解读，通过深入浅出、情理交融的内容阐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2.有利于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路径

作为新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已经逐渐融入到高校校园中。因其便捷性和交互性等特点，新媒体逐渐成为高校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和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方式。长征精神的媒体宣传，为高校拓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媒体平台。比如，借用网络交流平台和网络课程，在方便快捷的互动中帮助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借助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引导大学生养成自强不息、团结合作的精神品格，用创意而又接地气的互联网思维方式继续传递长征精神。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学习的参与度，还能在沟通反馈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接受效度。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的必然要求。长征的革命遗址与纪念馆，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载体。高校可以引导大学生党员带头组织传承长征精神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开展长征精神志愿服务万里行活动，锻炼学生体魄、磨练学生意志，促使广大学生发扬和传承红军将士艰苦朴素、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用实际行动做红色传人；组织学生参观长征历史纪念馆，走访慰问老红军和老战士，使大学生从红军长征的感人事迹中接受红色教育。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养成，增强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有利于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精神力量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是朝夕之功，其过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从其诞生的那天开始，就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的质疑、批判和攻击，在高校表现得尤其集中。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任重而道远。近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泛滥，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不时遭其恶意曲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历史伟人不时遭其恶意丑化。历史虚无主义者“经常随意假设历史，随心所欲地虚构裁剪历史”[11],种种不实言论的涌现造成部分大学生意识混乱与迷茫。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失时机地将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向我国传播和渗透。在此情境下，高校教育者能否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语境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引导“80后”、“90后”大学生抵抗错误思潮的侵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将是一次全新考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依然可以从那场声势浩大的长征征途中汲取精神力量。红军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抒写的不朽传奇能激发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荡起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而努力拼搏的决心和勇气。具体而言，“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决不被错误的谣言所蛊惑，要树立苦中作乐的乐观心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胜的信念；“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指引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指引我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借鉴他国经验，而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和“同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指引我们各条战线的群众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中华民族向世界舞台中心挺进的磅礴伟力。

三、弘扬长征精神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着力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必须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

1.坚持以理想信念的引领为核心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人民群众战胜困难、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精神支撑。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2]长征的胜利即理想信念的胜利，总书记明确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13]“革命理想高于天”是长征途中广为流传的口号。正是因为拥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独腿战士钟赤兵拄着双拐走完了长征路。红军作为一个共同体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历史使命，穿越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征服人类生存极限，长驱二万五千里，根本原因也在于红军具有铁一般的革命意志和信仰。

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帮助大学生思考“做什么人、走什么路和为什么学”的现实问题，明确做人的根本。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解决当前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乏力的关键。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核心就是要帮助青年大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积极引导大学生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比如组织开展“大学生党员红色服务”实践活动，激励大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帮助身边同学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高校要以弘扬长征精神为契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2.坚持以道德自觉的培养为基础

长征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一种蕴涵道德自觉品行的生动实践。在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既是红军严格遵守党规党纪的行动展示，更是红军将士高尚品格的道德示范。长征途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把自己仅有的粮食、衣物，甚至生存的希望让给战友，而把饥饿、苦难和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的英雄道德模范。正是因为高度道德自觉的驱动和感召，才激发了红军将士们英勇顽强的革命斗志，并收获民心，发动人民群众一道共同抗敌。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时代进步的尺度。崇德修身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都极其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浓缩和体现了中华民族道德素养的精髓。同志强调：“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4]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立德树人的问题，其重点还在于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自觉。道德自觉主要体现为道德主体在道德认知、道德内省和道德约束方面具有清醒的自主认识与自律意识。“只有在清醒认识道德现状、注重把握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坚持以向真、向善、向美的‘内驱力’，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性，避免急功近利，最终得以守望共同的精神家园。”[15]缺乏道德自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失去动力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不断传入我国，部分大学生受其影响道德品质呈现逐渐滑坡的迹象。目前诸多高校反复开展大学生诚信应考、遵纪守法等教育活动，即是对大学生现实道德状况的回应。在此情境下，有必要在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坚持把以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加强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激发他们的道德自省和自觉性，从而“迈向从他律到他律与自律结合、最终实现自律的修德境界”[16]。为此，可以发挥长征精神的感召和教化功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用长征精神加强传统美德教育，提升大学生的道德判断和辨识力。道德模范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的价值观，是道德实践的榜样。要在大学生中深入开展红军长征道德模范学习实践活动，创新宣传形式，注重活动实效，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大学生的生动实践，在高校校园内营造崇德向善、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3.坚持以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为重点

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民族繁衍和发展的精神命脉。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强大动力，支撑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发展繁荣的伟大实践。长征的胜利，充分体现了红军将士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于抗争、不怕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自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始终强调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需要以纪念长征胜利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重点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受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袭，当前我国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歪曲和误解爱国主义的错误论调，有的人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无需再提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利益，更无需提倡爱国主义；还有的人以盲目抵制、鲁莽行事等非理性行为来表达爱国之情。对此，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有必要准确讲解和把握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全面厘清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引导大学生将深厚的爱国情感、理性的爱国认识和务实的爱国行动相统一。高校要加强和重视党史国史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领大学生参观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此增进大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使命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坚持以育人合力的构建为保障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团结各方力量、紧密联系和依靠各地各族人民群众是战胜一切困难、凝聚人心的法宝，长征的胜利是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和团结人民的结果。长征途经12个省中，有6个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少数民族群众起初对红军抱有敌视态度，后经过红军战士耐心的讲解和高尚品德的感召，逐步化解了误会。红军每到一地，都深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废苛捐，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单靠一方或某个人的力量难以取得成效。我们应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的长效机制，努力创设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搭建全方位齐抓共管、多方面协调配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格局。在家庭层面，家长要以身作则，重视家风教化，以良好家风对大学生进行道德启蒙、品性养成、革命传统教育，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从社会层面而言，要积极组织和引导各地结合区域特点和历史传统，有序开展长征地域文化资源的研发，重视长征物质遗产的保留与修复，鼓励旅行社积极开辟长征主题红色旅游专线；组织创作弘扬长征精神的歌曲、影视剧和文学作品，营造精神振奋、民心鼓舞的社会氛围。在高校层面，党委要对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高校教师要将长征精神融入课堂教学中，深入研究长征精神的内涵和实质，把握长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构建科学规范的价值观话语体系；积极创设弘扬长征精神的实践载体，邀请老红军或红军后代到高校开讲座，加深大学生对中国革命斗争史和中华传统美德的认识和体会。总之，高校各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协同效应，激励大学生自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

教育强则国强，人才兴则国兴。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7]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立德”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长征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用长征精神立德树人，在弘扬长征精神中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引导大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既是必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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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于成学,孙嫣雪.他律走向自律：大学生修德的思想境界[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6）：101.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篇6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始基：“大时代”与“小时代”的结合

何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一般而言，当我们在名词或形容词X之后缀“化”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某种手段或过程使某物具有X的性质和特征，如：“美化”就是使对象具有“美”的性质和特征，同理，“时代化”就是指使某个对象具备时代性质和特征。所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的性质和特征，具体说来就是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体现时代特征，解决时代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命题似乎隐含着一个悖论：强调其时代化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如果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具有时代特征，不适应时展、无法解释时代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一个假命题，一种强行的嫁接，没有任何意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还具有时代特征，那么，也就根本无需谈时代化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需要时代化吗？”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在于对“时代”概念的认识不清。什么是“时代”呢？在《辞海》中，“时代”有以下四种含义。其一是“按照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某个阶级在政治活动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依据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来划分的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如封建时代；社会主义时代”。其二是“依据某种特征划分的社会、国家或个人的发展阶段，如：新石器时代；五四时代；青年时代”。其三是“犹言时世。《宋书?礼志一》：‘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时立。’”其四指美国的时代（Time）周刊。显然，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时，“时代”主要指第二种含义，即具备某些明显特征的时间段。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时代特征主要由人类生存状况、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程度等体现出来。一个社会理论的产生也必然是对这些特征的反应，并试图对这些特征所表达的深层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可以根据深层问题和作为深层问题外体现的社会特征将时代分为大时代与小时代，小时代仅仅是大时展的一个阶段，并处于大时代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即一个时代的内容是由这个时代的需要所决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社会处于“人类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是解决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遗留下来而自身又无法解决的两大难题：其一是人的贫富分化问题；其二是人为物役所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这两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因此，人类社会依旧处于“人类解放”的大时代之中。正如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所谓“情势”就是大时代，忽视了这一大时代概念，“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会变成某些人借以指责、甚至诬蔑马克思主义的借口。然而，“人类解放”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过程需要经历很多阶段，而这一个个阶段就是“小时代”。正如恩格斯指出，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情况在不断变化，每隔十年，社会改革的目标就会发生变化。当前，从表现时代深层问题的具体特征而言，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相比，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充满活力。在生产力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大大增强，生产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出现了以工人持股为特征的资本社会化趋势，在再分配方面则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上层建筑方面，国家调节功能增强，意识形态的显性冲突减弱。这些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亡迹象，反而表现出了很高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第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义主义并存，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产生，进而社会主义全面替代资本主义。然而，历史发展的现实却是社会主义首先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并且社会主义也未能全面取代资本主义，反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在“一球两制”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危害？如何在改革开放中，有效地巩固和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突出的问题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第三，工人阶级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第三产业工人比例上升，“中间阶层”不断扩大，阶级矛盾逐渐淡化并与民族、宗教、地域等冲突相互纠缠，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期相比，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有所淡化。以上种种鲜明的时代特征，无不对马克思主义自身提出了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些新特征、新阶段的存在，构成与资本主义初期不同的小时代，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区分大时代与小时代，是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在正确认识“人类解放”这个大时代的前提下，使马克思主义与当前时代的具体特征相结合，使之准确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需要，更好地促进时展。离开了“人类解放”这一长期存在的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离开对当前时代特征的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推进路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建立新中国，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历史发展到今天，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需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时代的状况相结合，发展新理论、解决新问题。那么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呢？第一，研习经典著作，掌握基础理论。经典能给人以长久的思索和启示。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已经不适应当今的中国社会，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原理仍然能够指导现实的社会实践。例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对我们现实社会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既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就必须面对当下的时代特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名行马克思主义实用化、庸俗化、教条化之实的倾向。这种所谓的“时代化”不仅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且还对现实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究其原因，这一倾向的出现是某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并没有真正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深入研究，未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因而导致在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随心所欲、断章取义，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内质。

鉴于此，若想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朝一个正确的方向行进，就必须深入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从而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我们应当长期坚持的正确的基本原理、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判断以及那些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进行区分。具体而言就是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坚持真理、破除迷信，自觉剔除不符合时代特征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判断。此外，还需要始终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就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言，是指坚持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旨归；就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言，是指在坚持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旨归的前提下，对其理论作符合其自身内在逻辑规律又适应时代需要的发展。没有坚持，我们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方向；没有创新，马克思主义也必然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只有做到坚持与创新相统一，我们才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表层话语之下的精神实质与核心内涵，才能构造出具有时代话语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落到实处。第二，直面现实问题，促进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学问，离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哲学对于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都是抽象的直观，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忽视了人的实践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要做的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人的活动即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哲学）走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从自然观来看，自然不再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而是经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的人化的自然；从认识论来看，知识不再是天赋的，实践才是知识产生的前提、基础、动力和检验标准；从世界运行方式看，实践是世界以自我否定方式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从价值观上看，实践是价值产生的基础。总之，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也就是说，理论本身并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其存在的基础是来源于实践并用于指导实践，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决定了它本身必须直面现实的时代问题。“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由此可见，时代提出的问题是人类无法逃避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人的具体实践，因此我们必须以大无畏的勇气面对和研究时代问题，提出对策并形成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存在的必然选择。现今，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如恐怖主义、政治腐败、环境污染、文化冲突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和足够重视，但是我们却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获取方法论的指导和价值的指向，据此形成科学的理论对问题予以解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的意义所归。第三，扩大理论视野，吸收世界文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19世纪的欧洲哲学、科学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相联系。今天，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进程绝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文化、价值观、政治、宗教、环境等全面的全球化。在全球化模式之下，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问题都会以蝴蝶效应的方式被无限扩大从而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学者曾提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五个特点：第一，全球生产方式以知识资本为主导；第二，全球统治结构为“知识资本———工业文明”二元模式；第三，全球内在张力结构为“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第四，全球控制方式偏重对知识、文化、技术和人才的控制；第五，全球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在五个特点中有四个涉及知识或者文化，可见知识对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知识反映的是时代文明，甚至是时代文明的精华。然而，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文明的表现并非是同质的，完全一致的，而是异质的，各种文明各具特点，各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文化取向。面对文明形态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应该怎么办？排斥抑或接受？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理论被后来人丢进了垃圾堆，不是因为在当时社会发展中作用不大，而在于未能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也不在于它曾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过巨大作用，而只能是对当今人类共同面对的世界性课题作出回答。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吸收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因此，面对种种的文明形态，我们不能一概的贬低和否定，而应当尊重和借鉴。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性也是反宗派主义的。列宁对此有明确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在产生之初，就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自己。总之，批判、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既是时展的需求，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而对多种世界文明的吸收和借鉴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应当立足中国，同时又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程度，学习和借鉴现有的一切文明成果，不固步自封，不囿于门户之见，以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意蕴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剧变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重大打击，由此，人们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还能继续存在并指导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吗？我们还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其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是维持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印迹。诚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己的理论具有当时的历史痕迹，但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绝对真理，相反，他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学说，主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修正其理论。马克思曾对《共产党宣言》有这样一个评述：“《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对其实际运用需要融入时代的新元素，这也是其内在逻辑要求。要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其正确的途径绝不是将其僵化、教条化，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新情况，与时俱进，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经得起时代的检验，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内在需求。马克思在谈论理论与阶级的关系时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一个阶级要想在革命与建设中取得成功，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科学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教训证明了，理论停滞、思想僵化，就会导致政策出错、行动失败，党的生命力受到重创，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更是无从谈起；如果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保证理论与时代同步，就能不断地推进实践的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封闭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的形势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党更应该保持理论创造的自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使之更好地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

第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如此。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为解决他去世几十年、几百年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目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仅仅依靠马克思列宁的某些结论，而要促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在理论上探讨过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我们恪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不知变通，就会给我们社会主义实践带来灾难。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地区的社会主义实践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具有灵活性和独创性。从本质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结合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灵活但又不失原则的运用，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政治多极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世界各国展开综合国力的较量；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改革攻坚还面临许多体制性问题，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是继续深化改革产生的新矛盾新课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科学的理论、高超的智慧来化解，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机统一。总之，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篇7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①郭颖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③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AndLogic",PublishedbyPelican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篇8

关键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统一，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中国特色，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一、从理论体系上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渊源的承续特色

从理论渊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现出承续性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根本上看，是坚持和运用上述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必然结果。

其次，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理论飞跃的成果，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科学运用的理论结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现实启迪，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有机统一体。其三个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在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立于中国实际，围绕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理论主题，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结果，体现出鲜明的相承性特征。

第二，理论品格的创新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充分体现出创新的特征。

邓小平以超人的胆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针对“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阐明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经验，形成了比较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并就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现实和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又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理论风格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这种民族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前提下，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汲取理论资源。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总体的形式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渗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诸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其次，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加以创新，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概括。邓小平理论对传统文化中“藏富于民”的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论断;科学发展观对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得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是既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高于上述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创造，更好地做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最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四，理论体系的开放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2 ]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提法实际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色。

这一特色主要表现在，从理论自身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不仅体现于它是在借鉴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明精华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我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结果，而且体现在这一思想体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着蕴涵有实践和时代精华的要素。

一方面，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党的三代中

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条件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得这一理论继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肩负起既坚持这个理论、又顺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创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体现了这一理论日益发展和丰富的内在规定性。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从制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大异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结果。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把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同社会主义保证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独特的所有制结构。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破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只能是按劳分配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观念。

第二，在政治体制上，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突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的职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最高实现形式，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三，在文化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

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反对和抵制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发展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同时，要发展多样化的文化。人民的文化需要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的特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立足点、着眼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多样性文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文化艺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从实践上看，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领导人民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这一实践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总体概括和外在表征。

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符合时展要求的新的发展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这种变化及其引发的新的阶段性特征，逐步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格局。

一是适时启动和加快对外开放进程，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发展格局，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对外开放、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全新格局。二是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先发展起来，形成了差异化、差序化的发展格局，整个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分工、协作、竞争、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基础之上。三是改变了过去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不分的格局，适时推动社会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建设，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野、经济领域效率提高、社会领域迅速发展并开始承担社会整合和维护社会公平职能的局面。四是逐渐从外延式、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集约式发展转变，经济发展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托，结合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我们就能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

第一，科学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过程，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浓郁的科学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实践特征。

首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及由此而来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党始终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其次，立足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性特征的重要标志。邓小平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列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

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3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条件，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4 ]建立在这一科学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经济建设中心论，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一个现实的基础上，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和任务，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升华。

再次，在发展步骤和发展规划方面，坚决纠正了战略目标超越历史阶段的急性病和战略措施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政治化的失误，坚持战略目标的现实可能性与战略措施的可行性的统一。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经验，精心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步骤。提出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邓小平提出了循序渐进的“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开放性特征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性决定了它也必然是开放性的，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特征。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融入世界发展中的，本身已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既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

其次，从内容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十分注重对各国经验、模式、手段的借鉴与吸收。在分清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实现手段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5 ]

第三，渐进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探索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得以前进的，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渐进性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性表征的概括。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逐渐加深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在摸索中前进、巩固中提高的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6 ]这实际上就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循序渐进性的深刻理解。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既有形式的改变，也有内容的更新。

第四，全面性特征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不断培育、完善和优化人的社会关系，客观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实施“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既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的具体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全面性的发展特征。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而胡锦涛同志在上述基础上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构。这一探索过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追求全面性特征的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可见，只有真正弄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才能真正高举这面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534.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81.

[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291.

[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252.

[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44.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篇9

关键词：音乐艺术；艺术作品；象征主义文学；印象派音乐；艺术创作；美学特点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mpressionism Music and Symbolism Literature

FAN Li-meng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8）

19世纪是西方工业生产快速发展的时期，大机器工业浪潮给艺术家带来情绪上的压抑和排斥。殖民主义的不断扩张，不仅为西方社会的富有阶层带来了巨额财富，而且也给他们的文化艺术生活增添了异国情调。当时，西方社会的一些艺术家们已经意识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与新的文化潮流、艺术情趣、审美观念不相适应。一部分艺术家开始追寻17世纪宫廷音乐及欧洲以外的新的音乐元素，印象主义艺术流派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谈到印象主义音乐就得先说到“印象主义”这一词。1887年，画家莫奈、德加、毕沙罗、西斯利、雷诺阿等创设了一门技艺，这种技艺为人们观察外部世界提供了一种特殊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他们把自己的天赋同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波特莱尔、马拉美的思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派具有不同价值观的艺术。这种艺术给人类的审美理论与实践带来的最大变化就在于：用感觉取代了激情。印象主义流派用模糊的景色替代生硬的线条，描绘出光与色彩永恒变化的结果。①保罗・亨利・朗说：“‘印象主义’一词通常用于书画艺术。但是，和一般情况一样，音乐和诗、哲学和伦理学以及整个时期的思想和行动都反映着相似的倾向。”②

一、印象主义音乐从象征主义文学中汲取了创作素材

音乐家保尔・杜卡曾说过，对德彪西影响最大的是作家，而不是音乐家。马拉美、魏尔伦是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德彪西对他们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德彪西认识了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和象征派诗人，使其本人的艺术观念得到进一步的修缮。

音乐从创作题材方面借鉴于文学，这在浪漫主义时期就有所体现。比如，g小调叙事曲便是受到波兰爱国主义诗人密茨凯维支的抒情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的启发而写，而另一首降A大调第三叙事曲也是根据密茨凯维支的《女水妖》而创作的。印象派音乐沿袭了这一创作特点。如拉威尔完成于1908年的《夜之幽灵》则取材于同名文学作品――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阿洛伊修斯・贝朗特创作的《夜之幽灵》，在拉威尔的乐谱前还附有贝朗特的3首诗原作《水妖》、《绞架》、《斯卡博》，以便于人们更好地去理解、感受从音乐中所要体现的诗歌本身的神秘与怪诞的内容。再如德彪西的管弦乐代表作《牧神午后前奏曲》，则是取材于被誉为“诗歌之王”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长诗《牧神午后》。另外，德彪西早期的代表作《贝加摩组曲》中那首恬静、朦胧，富有幻想性的抒情小品《月光》，同样也受到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诗集《华丽的节日》中《月光》一诗的影响而创作。

二、象征主义文学的艺术创作风格为印象派音乐提供了借鉴

1886年9月18日，长期定居于法国的希腊年轻诗人莫里阿斯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了题为《象征主义宣言》的文章，正式亮出“象征主义”的旗号。此前，人们谈及象征主义，总是用“‘在艺术方面具有创造精神’，使用‘过度的夸张、奇特的隐喻、颜色与线条配合和谐的崭新词汇’，以波德莱尔为先驱的一派作家，一场文学运动”③来指称。从这时开始，象征主义文学便正式在文坛上出现了。

在古典主义的用语中，象征也可以说是比喻。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象征是用一种东西去说明另一种东西。这里所谈到的象征主义是19世纪中叶颓废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一个流派，是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最大的一个分支，在艺术创作上反对陈述、避免直抒胸臆，主张用暗示、烘托、联想、渲染、比拟的手法去表现神秘的幻象及朦胧的意境。

黑格尔说过这样一段话：“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象征主义一词让人联想到朦胧、神奇，象征这一手法通常是通过一种客观物象去暗示或隐喻未知领域的诗性。这一手法的运用奠定了象征主义文学的艺术创作基础。象征主义诗派主张将人们的视线由外部物质世界转向内部精神世界，反对对事物进行客观、具体的描绘。这一流派的创作避免了直白的一般性表述，善于用象征性的暗示去暗示主题、暗示感情。象征主义诗派的诗人大多借助丰富的形象去比拟、暗示内心，形象也常是朦胧模糊的，只有诗人的思想是清晰的。例如，波德莱尔的作品《黄昏的谐调》初看起来，这首诗只是写景的，因为它几乎全部都是用一系列的意象组成的――落日、正在弥散的花香、一把小提琴正在减弱的乐音。

正是这首诗的最后一行写道的“你在我心中象一尊‘圣体发光’”提供了一条线索，引导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些重复的意象都具有共同的因素，即逝去的美好事物的观念；这些意象其实是“客观关联物”，其目的是把诗人回忆逝去的爱情时的那种体验，在读者心中重新创造出来。④可以看出，若明若暗，迷离恍惚，将强烈的情绪寓于朦胧的意象之中，正是这一流派的独特创作风格，这样的创作风格在德彪西的作品中也表露无遗。

德彪西在年轻时与象征主义诗人的代表之一马拉美来往密切，在与马拉美的交往中结识了许多象征主义文学诗人，如让・莫里、夏尔・莫里斯、于勒・拉福格、莫里斯・梅特林克等人，在与这些诗人的交流中对象征主义文学的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牧神的午后》是马拉美所有诗歌中最著名的一首，出于对这首诗的喜爱，德彪西创作了《牧神午后前奏曲》。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全曲的和声、音色、旋律方面，还是作品的配器方面都有着出彩的创作。尽管整部作品让主题出现过十几次，但每一次的处理都不一样，每一次的出现都让人有新颖的听觉感受。马拉美的这首诗充满了对情感欲望的表达，但读者并不能很直接的感受到诗作者想传递出的这一讯息。这正是因为整首诗中运用了许多象征暗喻，变幻莫测的诗句语言将热烈的场面屏蔽到了后台。只有当读者拨开表面的浓雾，才能体会到诗中所要表述的真正内容。诗歌中的语言充满了暧昧、神秘、幻想，亦真亦幻的语言场景让你似乎看到了又似乎被浓雾遮挡在朦胧之中。这种虚实交替充满梦幻和田园风味的诗歌给了德彪西创作的灵感，《牧神午后前奏曲》是在原诗的基础上用音乐表现了含蓄、梦幻、朦胧和神秘，甚至更加生动地表现出马拉美诗中怀旧的浪漫奇幻的美妙世界。德彪西在创作中模糊了段落的界限，对于乐队方面有着精心的编制，其中包括双簧管、英国管、单簧管、大管、F调圆号、古钹、竖琴、长笛及弦乐组。作品刚开始就用长笛的轻逸去展示主题朦胧的甜美，长笛优美的音色及中低音区的音效仿佛是仙女们妙曼的身姿，将人们引入诗中慵懒的、昏昏欲睡的牧神在阳光下，在幻觉中恍惚的意境里。全曲中圆号和竖琴的部分更是突出了迷离、虚幻的音乐意境，将马拉美的诗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德彪西在作品中避开了明确的调式和声终止，采用不和谐和弦及叠置和弦去营造诗中飘忽不定和神秘的气氛，精心设计的配器及纤细的音乐色调，将听者带进阳光下那似睡非睡的牧神与仙女若有若无的交欢中。可以看出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开创了欧洲音乐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音乐表现手法，用虚幻飘渺、朦胧的音乐意境代替了过去直抒胸臆的音乐表达。

这种暗示多余直率、强调朦胧梦幻意境的音乐表现手法，在德彪西的其他作品中也得以延伸。他不再使用浪漫主义时期带有叙事性、抒情性和戏剧性的旋律表达，而是用短小的动机代替了常用的传统旋律。音乐中大量出现的附加因和弦、增和弦、平行和弦等丰富了和弦的变化性。德彪西还用零散的、对比性的片段进行拼接，用变化的音型、复杂的节拍避开重复性、规律性的音乐效果，使得作品呈现出难以捉摸、亦真亦幻的意境。

这种暗示多余直率的表达，强调朦胧梦幻意境及瞬间变化的音乐表现手法是以德彪西为代表的印象主义音乐对象征主义文学艺术境界的传承与移植，也奠定了印象主义音乐在音乐发展史上的地位。（责任编辑：贾明哲）

① [美]Patricia Fallows-Hammond著，冯丹、姚纯青译《钢琴艺术三百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② 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0页。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篇10

摘要 卞之琳的诗歌呈现出中西交融的美学品格，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影响极深。然而，卞之琳对西方象征主义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采取了一种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模式。他接受了象征派诗歌音乐性、暗示性的特点，拒斥了超验性。

关键词：卡之琳 西方象征主义诗歌 音乐性 暗示性 超验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卞之琳在回忆自己的诗歌生涯时提到，自接触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后就放下了英诗，后来喜欢的英国诗人也是受过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的，如艾略特等人。无疑，对卞之琳影响最大的就是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然而，卞之琳对西方象征主义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采取了一种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模式。“关于法国早期象征主义的众多论述中，有三个方面构成了象征主义诗歌的核心：暗示性、音乐性和超验性。”事实上，这三大因素也见诸于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中，其中，超验性在象征主义诗学体系中更居于本体论地位，其他特征都是由它派生而来。可是，细察之下可以发现，在象征主义诗歌所共有的这三大特征中，卞之琳只接受了其音乐性、暗示性，而独独拒斥了居于本体论地位的超验性，从而也拒斥了由超验性所派生的神秘色彩和颓废基调。

一 对 “暗示性”的接受

像西方象征主义诗人一样，卞之琳也讲究暗示，不作意义的直陈，而致力于情境、氛围的烘托，忽略每一个语词的确定含义，而是通过整个语词的奇妙组合，通过语词的音与义营造出和谐的整体氛围。脍炙人口的《断章》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解为情诗，有人解为哲理诗，解为情诗的又各有各的解法。卞诗的朦胧多义性可略见一斑。这也是象征主义诗歌常见的特色。

卞之琳还非常重视语词的暗示功能，通过暗示达到一词多义的效果。如《白螺壳》，“还诸”一词既有“归还”的表层意义，又有“返朴归真”的暗示义，从而表现了作者在成熟之际回首往事的恬淡情怀。《投》通过一个“投”字将小孩投石与人投生人世巧妙结合；《倦》既指夏日午后的困倦欲睡，又暗示对人生的倦怠之情；《长途》既是挑夫挑担赶路的长途，又是人生的长途，从而将实写与虚写相结合；“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涨成“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既指实际的涨潮，又暗指作者心中的一片情潮（《无题一》）；“鱼化石”既指水与鱼相结合生成鱼化石，又暗示“你”与“我”通过爱情的结合从而生成新的自我（《鱼化石》）；“落”这个动词远写天上孤星的坠落，近写“你”眼角泪珠的坠落，同时还虚写命运的降落（《落》）；六出雪花的结晶也是人生境界的结晶（《雪》）……正是这些暗示手法、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卞诗成为“多面的棱形结晶体”。

二 对 “音乐性”的接受

像西方象征主义诗人一样，卞之琳也追求诗歌的音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中国新诗格律理论的探索；二是其诗歌本身所具有的音响效果。

卞之琳终其一生，孜孜不倦探求新诗格律理论，简要概述起来，他的格律论主要包括三部分：以“顿”建行、两种调式和参差均衡律。卞之琳在深入研究现代汉语的内在规律之后，提出以“顿”作为建行的标准。因为现代人说话并非一个字一个字地吐音，而是将好几个单音字念成话成串地发音。因此，新诗无需像旧体诗一样讲究严格用韵，而是应该以“顿”作为建行的单位，各行只要顿数大致相等，诗照样可以做到匀称、整齐，读起来琅琅上口。卞之琳进一步把“顿”分为一字顿、二字顿、三字顿、四字顿。一字顿可以归附到上边或下边的二字顿而合成一个三字顿，四字顿只能以一个助词或虚字收尾，否则就自然拆分为二二或一三或三一两个顿。这样一来，新格律诗因各种顿的灵活运用而呈现出多种活泼的体式，从而打破了闻一多等新月派诗人硬性地以单音字数划一来建行的呆板和局限。在“以顿建行”的基础上，卞之琳归纳出“说话式”和“吟诵式”两种不同的诗歌调式：“一首诗以两字顿收尾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优势地位的，调子就倾向于说话式（相当于旧说的‘诵调’）说下去；一首诗以三字顿收尾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优势地位的，调子就倾向于歌唱式（相当于旧说的‘吟调’），‘溜下去’或者‘哼下去’。”全用三字顿的诗，节奏急促；全用二字顿的诗，节奏徐缓；二三字顿相间的，节奏就从容。比如《还乡》：“眼底下/绿带子/不断地/抽过去”，“电杆木/量日子/一段段/溜过去”。每行各用四个三字顿，语速急促，很能传达出火车疾驰时的速度感。20世纪50年代以后，卞之琳进一步提出了“参差均衡律”，使其格律论臻于完善，简而言之，就是不拘泥于旧诗词的平仄粘对律。因现代汉语里平仄声调安排已不起关键作用，以“顿”作建行单位，二、三字顿在诗行间错落安排，形成有张有弛、整饬中见参差的均衡、匀称。总的来说，以“顿”为核心，以两种调式为基础，以参差均衡律作为具体操作原则，这就是卞之琳格律论的主要内容。

卞诗的圆润、精致与其诗歌和谐悦耳的音响效果是分不开的。卞之琳在诗歌中尝试使用多种音乐技巧，如多样化的韵式设计。《白螺壳》套用瓦雷里《棕榈》（Palme）一诗的复杂韵式，每节10行，韵脚排列为ababccdeed。他更倾向于学习西方诗歌的押韵方式，采用交错脚韵，《白螺壳》就是一例。“叫纸鹰、纸燕、纸雄鸡三只四只/飞上天――上天可是迎南来雁？”其中“纸”“只”同音字的重复使用，以及“鹰”“燕”“天”“迎”“南”“来”“雁”等ing（an）韵的密集排列，很能描画出各种风筝争相飞向天空的密集情状，这是西方诗歌中典型的行中韵。拟声法也是卞之琳常用的，“几丝持续的蝉声”（《长途》）就是用/si/、/ji/、/chi/等音来模拟蝉的叫声；《一个和尚》多用ong（eng）韵，来模拟沉闷的钟声，表达厌倦情绪。

从理论到实践，无一不见出卞之琳对诗歌音乐性堪称苦心孤诣的追求。

三 对 “超验性”的拒斥

以上我们分析了卞之琳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音乐性与暗示性这两个特征的接受，然而，对于象征主义作为本体论的超验性，卞之琳却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他不像瓦雷里、波德莱尔等人向往超验的彼岸世界，其诗歌中展现的是一个质实的、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现实世界，甚至他的智性诗也自然涤除了后期象征主义诗人艾略特、瓦雷里等诗作中的玄学成分、形而上的质素。卞之琳的智性诗仍是从实际的人生经验出发，是由普通的人生世相上升到普遍的哲理内涵，是从具体到抽象。例如：由小孩儿向山谷中扔石头联想到人投生人世的偶然（《投》）；由巷中人与墙内人以一滴宿雨相联系联想到人世间的缘分际遇（《泪》）；由鱼化石这一实实在在的科学意象上升到“生生之谓易”的哲理思索；由照镜子这一再平常不过的日常举动感悟出“装饰的意义”――“我完成我以完成你”（《妆台》；由雪花消融的晶滢剔透中升华出人生结晶的境界……卞之琳同样也荡涤了象征主义诗歌所具有的神秘倾向，在他编选《英国诗选》时，他定了六条“剔除”的标准，西方诗歌中一些具有宗教倾向、怪诞色彩的名诗都在“剔除”之列。他说：“中国自有中国的借鉴需要、欣赏口味……我个人据此编选，就有这些剔除或暂时少选一些名著的情况：（1）宗教色彩、宗教含义较深的诗篇（例如弥尔顿长诗《失乐园》片断，又如托・斯・艾略特后期诗，特别是炉火纯青的《四个四重奏》）；（2）内容怪诞的诗篇（例如柯尔立治的‘忽必烈汗’和济慈的‘无情美女’，我都译过）。”对超验世界的向往说到底是西方人的一种宗教情怀――追寻外在于人的上帝与彼岸的天堂，这段话很明显地说明了具有超验性、宗教色彩的西方诗歌是不合他的审美情趣的。由于超验世界本身的神秘，描写超验世界的诗篇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神秘、诞幻的色彩。卞之琳对此又采取了疏离的态度――相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诗人喜欢构筑神话框架、采用大量神话意象，卞之琳却善于写平常事、作平常语，罗列的都是日常所见的事物。因此，在他的诗歌中见不到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中常有的神秘、诞幻的质素，其风格与阿左林的散文一样亲切、自然而随便。通观卞之琳的早期诗歌，所用意象都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事，平常、平凡之至。笔者曾对收入《雕虫纪历》中作于1930-1937年间的诗歌略作统计，其中所采用的意象、物象，无一不是日常生活中触目所及的寻常物事，其人物意象都来自于处于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几乎没有神话中虚构的人物形象；用来构建戏剧情境所采用的事件也是日常生活琐事，从没有出现过类似《荒原》中“骑士寻找圣杯”式的神话叙事框架。惟一算得上例外的是《距离的组织》中所出现的“盆舟”意象和《大车》中的“神话中的英雄”。然而，“盆舟”和“神话中的英雄”在诗中只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诗歌仍是立足于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

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中常有的颓废基调、对现实人生的厌弃，这些质素在卞之琳的诗歌中也找不到痕迹。如前所述，对彼岸的超验世界的向往必然会导致一些西方象征主义诗人们对现实人生的厌弃。波德莱尔把巴黎比作人间地狱；艾略特视西方社会为万物枯槁的荒原；叶芝要驶向拜占庭，因为“世界上遍布着一片狼藉”；瓦雷里向往幻境，艾略特、叶芝都呼唤“基督重临”，而卞之琳却说“我赞美人间第一盏灯”（《第一盏灯》）。在卞之琳的诗作中，非但从未出现过理想的彼岸世界，对现实人生也是一种积极讴歌的态度，即使他终生所表现的哲学观念――挖掘万事万物间相对相衬的关系，也是侧重于表现事物之间和谐相洽的一面。如《断章》，看风景人、窗子、小桥、小楼，这一切在明月清辉下一派和谐、宁静。人们在把握《断章》中万事万物相对性的哲理内涵时，丝毫不会感到哲理思辨的“冷”，相反会有丝丝缕缕的人间温情从字里行间溢出。虽然前期那些“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诗作有一定程度的灰暗色调，但更多的是表现人生旅途找不到方向的茫然和青年人常有的感伤情怀，这与艾略特等人对现实人生的彻底否定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中可以看出，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并未动摇其人生观的基础。因此，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卞之琳一反早期的茫然、彷徨，积极投入抗战，其诗风也随之改变。作于抗战期间的新型政治抒情诗《慰劳信集》，一扫前期某些诗篇的灰色、黯淡之风，显得乐观、积极。

正是由于卞之琳在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时，并没有采取完全接纳的态度，而是接受中有拒斥、有疏离，加之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并没有动摇其人生观的根基――儒家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因此，他的诗歌呈现出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既相似又相异的特质：既具有象征主义诗歌的暗示性（朦胧多义性）、音乐性，相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超验性（对超验的彼岸世界的描绘与向往），卞之琳的诗歌却立足于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相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神秘、诞幻，卞诗则显得质朴、亲切、自然、随便；相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颓废、对现实人生的厌弃，卞诗所描写的却是一个万物有情的温馨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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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波德莱尔，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5] 瓦雷里：《论纯诗（之一）》，《瓦雷里诗歌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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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丙莹：《卞之琳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8] 唐祈：《卞之琳与现代主义诗歌》，《卞之琳与诗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9] 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