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文化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的文化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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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这一词汇在中国传世文献中早已出现，管子曾说：“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但是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个新的词汇，它是随着晚清西学的东渐而传入中国的舶来品。从其进入中国至今，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铭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当代中国文化一直存在着冲突，以至于今日“建设法治国家”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仍然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地与法治相冲突，其中也有某些穿越时空的合理因素，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可资借鉴。

一、以人为本，恤刑慎罚

如果说，人本主义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把握与探索的话，那么法治就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思考和探索过程中的产物。综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渐确立法律至上，并以法制约政党、政府权力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过程，就不难发现这一传统的形成与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西方文明，无论是精神还是制度，都是伴随着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逐步向前演进的，也即在人的价值发现过程中形成了西方的人本主义精神和法治。

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人本主义的因素，它是中国古代法制与法文化的哲学基础，它也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夏人尊奉天命、尊事鬼神，以天命为政权的来源，以祭祀鬼神求得天命的眷顾，而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较少关注，不注重民心向背，最终导致了灭亡。继之而起的周汲取历史的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天命是难以控制的，而民心的向背却是可以把握的，因此“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得以产生。周人认为天命与民心是一致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要想获得天命的支持，就必须要从民之所欲，人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提升。春秋战国的乱世更是彰显了民心向背与国运兴衰之间的关联。随后通过儒家“仁学”思想的总结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由“神本位”向“人本位”转化。这一过程虽然没有如西方人本主义产生过程中那样附带产生了“法治”传统，相反产生了“人治”的传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文化对“人”的认同和重视，产生了一些可以为今天法治建设借鉴的爱惜生命、宽仁慎刑的思想。

（一）衿恤老幼妇残

基于“惟人万物之灵”的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弱势人群的关注和衿恤很早就已出现并成熟。《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是中国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经典。反映先秦时期理想政治的《周礼》中也主张以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以及安富六大举措来养民豍。《管子·入国》篇更是强调要“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思想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到了立法中。就刑罚方面来讲，对于老、幼、妇女以及残疾人犯罪法律予以优待。《唐律疏议·名例律·老小及疾有犯》：“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妇女在刑罚上一般都会比照男子减轻用刑，如历代对女性犯罪都适用赎刑。所谓赎刑是用金钱代替劳役的一种替代处罚，由于可以免除犯人本身的劳役而使其获得自由，被看作是法律赋予特殊主体的一种特权。妇人赎刑比较早的在汉代就有所使用。“汉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遣归。师古注曰：谓女徒论罪已定，并放归家，不亲役之；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雇人也。”豎俗称“女徒顾山”。自此以后，女性犯罪常用赎刑。《晋律》还规定女刑之赎减男赎之半。“诸应收赎者皆月入中绢一匹，老小女人半之。”豏唐宋律五刑普遍适用赎刑，但对女性的优待只体现在特殊的流刑和牵连犯罪的情况下。但是到了明代对妇女犯罪又开始广泛适用赎刑了。

（二）死刑复奏

儒家认为“人者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因此理政司法务在减少死刑，统治者以死刑实际执行人数之少来判定社会的安定与皇帝的仁德。至少在汉代，法律上要求死刑案犯在执行前必须经复核程序，且要由皇帝亲自勾决才能执行死刑，违者治罪。《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后又改三复奏为五复奏。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基本沿袭唐制，清朝死刑执行前实行秋审会审制，对于保护人命纠正错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明德修身，注重教化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的一个基本内涵是“法律至上”。但是法律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如果该社会仅以法律作为控制和调节的唯一手段，就会丧失自我组织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会生活本身也就会失去活力和情趣。这正是西方的法治在后现代社会中显露出来的重要缺陷之一。这一缺陷的弥补，有赖于道德等社会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只有道德与法律的结合，才能创造出一个既合理合情又合法的有机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了达到理想的社会治理效果，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有德无德是判断一个君主贤与不贤的主要标准，也是国家法令能否得到贯彻实施的关键，甚至是国家治乱兴衰之所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甚至认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论语·子路》）强调统治者的德行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法令的执行也是同样，执行者的品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些思想无疑对道德败坏、腐败滋生的当今社会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转贴于

在德治思想的指导之下，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主张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培养人们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使之以犯罪为耻并能够自觉为善从而实现对犯罪的预防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

当前的社会，民众的是非之心、廉耻之心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任何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只要有利益的驱使都会出现，食品领域的毒奶粉、毒胶囊、毒豆芽等等都是社会道德沦丧的表现。面对这些问题，传统文化中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在今天的社会尤其值得提倡。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以法治文化精神重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豐

三、追求和谐，调处息讼

《礼记·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这个“和”就是和谐，圣人之所以制礼作乐，其目的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和”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表达了儒者对和的认同和追求。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以及人人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于国家的安定和个人的幸福尤为重要。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必须互谅互让，“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量避免纠纷的发生，也即孔子所说的：“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力图避开司法程序，通过调解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早在西周的青铜铭文中就已经有了记载。秦汉时期，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和三老，掌管道德教化和调解事务。唐代，基层分设乡正、里正和村正，有权处理地方上的轻微刑事案件，并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不能解决，方交府县处理。两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增多，调解呈现出制度化的发展趋势。至明清时期，中国的调解制度已经极为成熟和完善了，包括调解适用的范围、调解的分类、调解的程序和效力等等国家制定法已作了专门的规定。相对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民事纠纷，源于和谐思想的传统调解制度可以使当事人从繁重的讼费中解脱出来，是对当事人最为有利的一种解决纠纷的途径。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以血缘、地缘等不同关系网络维系的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和平共处是至关重要的，而适用调解解决纠纷对修复这种和谐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特定领域内人们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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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一个旅游大省，而大理作为其中一个旅游胜地，旅游形象在国内外越来越鲜明，旅游业从大理的先导行业上升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因此，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旅游业，发挥旅游资源优势，突出特色，使大理州乃至整个云南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十一五”期间，大理州政府紧紧围绕“做精大理，提升品牌”的目标努力，仅2010年，大理州就被省政府评刘定为“旅游二次创业先进集体”，“旅游经济指标目标责任制考核一等奖”， 在“十一五”旅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上，大理州立足资源优势，坚持“生态为本，文化为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体制，高规格、高标准规划“十二五”旅游工作，为扎实推进旅游二次创业，实现旅游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十二五”计划着力推出民族风情旅游，这对于当地的白族服饰文化开发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因此，笔者亲自对大理白族服饰文化进行调查，并通过访谈当地人民及查阅参考相关研究资料，对白族服饰文化的旅游价值以及开发做出了一些初步探讨，针对白族服饰文化的开发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了一些策略和建议，同时也为保护和传承白族的服饰文化提供一些实践指导。

一、大理白族服饰的简介及文化意蕴

白族服饰的整体感观：一般说来白族男性的服饰，上身着白色对襟衣，外套坎肩，下穿白色或蓝色宽裤，头缠白包头，肩挂绣花挂包，脚穿黑色剪口鞋。而白族女性服饰则是白色右衽大襟衣，外加红、蓝、黑等色的领挂（又称坎肩，无领）和围腰，下穿的花边库样式多为紧身和束腰，色调上也追求明快大方，对比强烈。发式为鞭子盘头顶，缠以鲜红头绳，然后用绣花或彩色头巾包裹，左侧垂下雪白的缨穗，戴银制耳坠，领挂右衽配有银制“三须”、“五须”。手上喜戴玉石手镯和戒指，脚穿绣花鞋。未婚姑娘头戴色彩鲜艳的绣花头巾或手帕，形如满月，发辫盘于头帕外，缠以大红绒线，一侧垂下雪白的缨穗。

白族女性头饰的文化意蕴：白族女性的一顶漂亮头饰囊括了大理的四个美丽典故，即“上关花”发辫下盘着的绣花头巾就好比那开在山上的花朵，代表了大理四季盛开的鲜花；“下关风“那头巾一侧的垂下的缨穗，随风飘飘，代表了终年吹拂的下关风；“苍山雪”绣花帕上的雪白绒毛，则代表了苍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洱海月”长长的发辫围绕着头巾高高盘起，像一轮明月躲在花海里，代表了洱海上空升起的月亮。

白族服饰颜色的文化内涵：服饰的颜彩缤纷，一般以白色、粉色、嫩黄、水蓝和浅绿为主，象征着白族人民淳朴、宽厚、开朗豁达和善良热情的天性。因为白色表示纯真、神圣、明快、洁净和清爽；粉色表示温馨；嫩黄表示尊贵；浅绿表示希望，再加上黑色或红色的马褂，形成了色调和审美上的补色配合，非常协调自然。

白族服饰图案的文化意义：白族服饰上有绣各种花，也有绣各种动物，这些图案寓意明显，如白族妇女服饰上所绣的荷花，是因为荷花高洁，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寓意；绣是因为代表键康、吉祥和长寿的含义；梅花取了它的傲霜斗雪和坚忍不拔之意，还有喇叭花的天长地久和茶花的朴实、平凡等。此外，还有围裙的右上方绣的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老鼠，表达着白族人民希望多子多福的愿望以及顽强的生命力；还有各种图腾如鸡图腾、鱼图腾、白虎图腾等等，代表白族人民对动物的崇拜。

二、大理白族服饰文化的旅游价值分析

（一）大理白族服饰文化的视角审美价值

1、服饰是文化和艺术的载体

服饰是以遮体保暖为首要使用功能存在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服饰更加是一种文化和艺术的载体，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服饰制作工艺的精湛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比如白族服饰的刺绣，服饰上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图案就是白族人民一针一线的绣上去的，一件纯手工制作的白族服饰不仅仅是一件普通衣服，更是一件融入了白族文化的艺术品。

2、审美价值是服饰追求的基本功能之一

从远古时期人类生产服饰一直到到今天现代服饰的发展变化，始终都离不开我们人类对美的创造、欣赏和追求的心里驱动力。同样，白族服饰的形成与发展也和白族人民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分不开，因为审美价值是服饰追求的基本功能之一，白族服饰从内容上来说，其款式、设计、色彩色调、图案、花纹、材料以及制作工艺等都是人们观赏审视的对象。所以，无论是作为实体的白族服饰，还是作为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白族服饰和其他的旅游资源一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二）大理白族服饰文化的视角审美价值的形象塑造价值

白族服饰文化是民族风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族服饰是大理民族风情旅游区的旅游形象符号，也构成了民族风情旅游区的吸引力之一。白族服饰是游客对大理风景区的第一印象，在游客第一时间来到景区，与当地服务工作者打交道开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身着白族服饰的工作者，这不仅提高了游客的好奇心，也强烈的刺激着游客的旅游欲望，使之产生进一步的旅游动机，并为之付诸行动。这样一来，对大理旅游形象的塑造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但是，旅游形象的塑造不仅仅是靠单纯的自然景观，还需结合诸如民族服饰文化这类的文化景观才能完成，对于大理来说，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美誉度和品牌知名度，集风花雪月于一体的白族服饰是大理旅游宝贵和充满魅力的品牌。旅游形象是旅游区域内各种旅游资源、设施、服务、管理、环境以及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给旅游者的综合感知和印象。如果在旅游形象中加入创新后的服饰文化来进一步刺激游客的视角，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一些标识牌或者路标或者典型的标志物上印上带有白族服饰文化的图案和花样等。

（三）大理白族服饰文化的文化功能

1、服饰的旅游动机

近年来，旅游业发展势如破竹，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光观旅游，他们的心理需求和活动目的已呈现出强烈的文化色彩，文化动机已成为一种最基本最广泛的旅游动机。服饰文化以最直接的方式融入了大理的民族风情旅游中，很多来大理的游客都想在大理寻觅一场风花雪月的邂逅，这风花雪月最直观的体验不就是映入人们眼帘的白族服饰吗？

2、服饰的文化内涵

白族的服饰具有浓郁的文化旅游韵味和审美价值，如白族服饰上的“虎人图腾”表示白族人民对白虎的崇敬，而“日月图腾”则是白族人民与月亮联系的一种方式，他们把自己比作是月亮的子孙，此外，还有“鸡图腾”、“鱼螺图腾”和“老鼠”等动物，也是人们对动物的崇敬的文化体现，这些都是重要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所以，服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旅游资源对旅游者，特别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旅游者来说无疑具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四）大理白族服饰文化的自我发展价值

1、开发是恢复、继承和发展的一种手段

旅游开发能够促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到发展、保护，同时也能够使民族文化的精华得到提炼、弘扬和发展。在旅游的开发过程中，能够使当地的传统服饰文化的到恢复、继承和发展，实现自我发展价值。同时，不可否认，在开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许多商业、娱乐因素的影响，失去原始的味道。因此，在对白族服饰的开发时，要以保护为目的进行开发，不能盲目的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

2、开发能促进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在开发的过程中，能够调动当地居民参与其中，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本土文化，对提高他们的文化意识有帮助，不仅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认识，也强化了对它们的保护意识。人们可以充分挖掘白族服饰旅游资源的潜力，实现其经济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三、大理白族服饰文化旅游的开发现状

（一）传统的白族服饰汉化明显

近年来，国家民族政策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各民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其文化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突出的是民族服饰文化。当年的一部《五朵金花》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数以万计的游客，人们都想与它来一场风花雪月的邂逅，一时之间，大理的美名享誉国内外，同时也带来了国内外不同的民族文化，在与不同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下，白族服饰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汉化明显，人们对自己本民族服饰的审美价值、认同标准和传承白族文化的功能正在淡化。日常生活中极少看到它们穿戴本民族服饰，往往只能够在重要的节事活动上才能看到，甚至有的民族服饰已经从人们的视线淡出了，给民族服饰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二）传统的白族服饰与当前的市场需求不相符

1、传统白族服饰缺乏创新

服饰款式不够丰富，保留着几十年前的风格，对游客的吸引力大大减弱，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旅游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新奇事物的好奇心理不断加强，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事物。服饰的款式以女性居多，男性服饰不仅款式单一且很少，都不利于日常生活穿戴，至于老人和儿童的服饰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风格。

2、传统白族服饰质量一般，缺乏档次

随着旅游商品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加，许多开发商抓住了游客购买民族服饰纪念品的心理需求，看到了服饰产品的市场，一时间，大量的生产民族服饰出售给观光旅游的游客，但是，由于出售的白族服饰较多，时间紧迫，再加上制作一件件传统的白族服饰成本较高，开发商无法满足游客大量的需求，只能偷工减料，生产出质量一般，价格低廉的白族服饰。

3、缺乏体验服饰型产品

二十一世纪是体验经济时代，旅游产品的开发不应该拘泥于观光、度假、休闲等发面的发展，而要给游客提供参与其中去体验文化等体验式旅游产品。传统白族服饰虽然具有观赏收藏价值，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游客追求体验的心理，只有通过开发体验性的服饰来满足游客的心理需求，这恰恰是传统服饰所缺乏的。

四、大理白族服饰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设想

（一）利用各种媒体娱乐力量和教育手段宣传保护

要想开发利用白族服饰文化，首先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服饰的继承和开发离不开人们的支持，尤其是本土民众 ，政府可以借助媒体娱乐的力量来达到宣传的效果，如：电视、报纸、杂志、网站等，白族服饰展现给人们，以唤起人们的保护意识；还可以从教育入手，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当地的学校，从小灌输传播本民族的文化，使得珍贵的民族文化不再继续流失，能够一代代的流传保持下去。此外，在地方上设立一些民间培训班，鼓励号召当地有手艺技巧的人们给不懂的人们培训传授技能，既可以保护和流传民族文化，又可以促进当地居民的经济发展，一举两得。

（二）开发体验型服饰旅游产品

充分利用服饰能够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审美、打扮和自我精神表现等功能，让游客在旅游当中通过参与得到不一样的体验，更深层次的开发服饰旅游产品。首先，生活化服饰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市场消费者的需求来综合考虑，既要考虑到各个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又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和个性因素。例如。对于童装而言，考虑到儿童的特点，应着重选择质地耐磨，颜色鲜艳的材料，款式要求能表现出儿童的天性；对于青年男女来说，民族服饰设计要求时尚、个性、流行，能够展示出他们青春的一面；而中老年人的服饰设计应该重点考虑色彩和款式的大方稳重。此外，在价格上，青年男女的服饰价格不应太高，中老年则可以高一些，根据消费者不同需求开发不同档次的服饰。其次，特殊服饰旅游商品的开发。旅游的六大要素（吃、住、行、游、娱、购）中的购占旅游收入的很大比例，购买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产品作为纪念是旅游者出行的目的之一。服饰旅游商品比起生活化服饰旅游产品来说更具有纪念性、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特殊服饰旅游商品除了在节庆活动中具有实用性外，还可以作为纪念品和收藏品。同时，还可以带来经济价值，从一定程度上增加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

（三）吸收借鉴现代化服装生产工艺

传统的白族服饰制作工艺复杂，成本高，且耗时长，质量可靠的服饰生产量小，一般都是小规模生产，再加上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滞后，服饰旅游产品的开发还没有与其它旅游产品的开发形成一个综合的体系，这正是白族服饰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一个弊端。倘若结合现代化的技术生产力，不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出质量好数量大的服饰旅游产品，还可以节约人力财力物力，采用薄利多销的销售方式快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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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兵团；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7-0143-02

0引言

2005年，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中国正在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子。”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正是我国职业教育工作者在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进程中在职业教育制度上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形式。由于兵团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极为匮乏，各地区、各学校职业教育水平参差不齐，职业教育集团化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笔者对教育集团的发展进行研究后，认为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教育集团化存在的问题

1.1 集团化办学中自主发展与政府推动的问题职教集团是借鉴企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校际合作、校企合作的综合性教育组织；是由若干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业院校、相关企事业，经契约或资产为联结纽带的非营利性组织。没有企业和行业的参与，职业教育形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其本身来讲，是学校与企业自主发展的协调性组织，为激发学校和企业的自主发展的意识与潜能，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事实上，职教集团的创建与发展又一直与政府推动密不可分，政府要将隶属不同部门的学校整合到一体，架构集团的组织体系和运行基本规则，并保持一定的政策、资金持续激励。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要实现持续、优质、快速、和谐发展，仅靠牵头院校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部门制订相关政策制度，加强调控，建立由行业、企业多方参与的动力机制与协调机制。当前，学校自主发展的意识不强，自主发展的紧迫感不强，对集团建设的活动和工作参与不够主动与积极参与。集团化办学既要政府持续有效的推动，更需要注意发掘和培养集团各个学校与企业自主发展的内在要素。

1.2 观念和认识问题首先是教育产权的问题，它的存在将影响高职院校和高职教育集团的发展和壮大。组建高职教育集团，目的是要借用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学校的办学积极性，最大限度的提高教育生产率，而事实上，目前高职教育集团在教育产权方面尚未触及，集团内成员学校内部的产权不清问题，仍然存在。各成员学校除了归国家、团体或个人所有以外，其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分权还没有明确的相应主体来承担，产权的分解没有明确界定。集团运转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风险承担、资本转移都涉及产权问题。产权不清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利益分配不公，风险责任不明，资本转移不顺，内部管理结构混乱，最终挫伤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将严重阻碍集团的持续发展和壮大。

其次，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对职业教育本质特征进行深入认识的过程。职业教育界对学校和企业关系的重要性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充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组建紧密型职业教育集团在兵团教育史上尚属探索阶段。以往各个职业院校单兵作战，现在是在尊重各职业院校法人资格、发挥各自优势基础上，以集团的力量作战，很多人会一下子转变不过来，必然产生多种议论，甚至发牢骚。这就需要加强教育与宣传，并在今后的实践中把职业教育集团优势发挥出来，从而尽快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职业教育教学方式。

1.3 集团化办学的利益关系问题我国地方政府主导职教集团的成员主要是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和相关企业，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多数是软资源的合作。但无论是学校还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的差距，都会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寻求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实现，缺乏内在的、长期的利益驱动机制。如何在非营利基础的前提下，强化整个集团的利益关系的联结，形成“利益共同体”，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政府应在制度建设层面上给予关注和支持，规范集团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明确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等在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并在管理层面转变原有的职能分工，发挥其协调、管理、指导等功能以引导集团的发展。政府还应在专项支持层面上通过税收调节、政策优惠、严格资格准入等措施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办学要素的办学潜力和组合效应，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最终实现集团的整体利益，达到职业教育发展的目的。

1.4 集团化办学中校企合作的问题校企合作是推进职教集团化发展的本质要求。组建兵团高职教育集团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兵团职业技术院校、企业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但现有的职业教育集团成员之间的合作程度并不令人满意。由于职业教育集团和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集团具有本质的差别，目前大多数职业教育集团按照契约和集团章程行事，集团和成员之间以及各成员之间协作非常松散，缺乏强有力的利益约束机制，集团效益不高，应用的作用未能得到发挥，往往出现集团成员合作“集而不团”的局面，一些成员有可能选择消极应付或从集团退出等情况。因此，加强集团内校企合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表明，行业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应当而且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紧密合作，否则，无法办出优质的职业教育。

1.5 创新机制的问题当前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加强职教集团内部管理，创新职教集团管理体制，就成为最迫切的工作。要使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更为顺畅，就必须要优化职业教育集团的运行状况，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想适应的职业教育集团的运行机制，协调好参与各方的利益，提高市场化运行的效率，用利益杠杆来促进集团的建设。

篇4

许多关于法治的宣传，往往使人觉得法治是无所不能的圣物。如

果我们这样简单地认识法治，就难免在遇到无奈的情形下，会对法治

产生最轻率的怀疑。其实法治并非万能，而且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无奈

之中。对此我们应当有最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于法治的选

择是源于理性而不是盲从，因为只有理性的认识才可能被理性地固守。

就法治来说，首先就是，它自己的文化基础不能依靠自己得以建

立。任何法治都需要必要的文化基础，但任何法治都不可能为自己的

存在建立一个必要的文化基础。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形

成自己的既有文化，这种既有文化具有保守的、不容易改变的性质。

众多的民族文化中，有的文化适宜法治的生成与发展，有的则不适合

法治的生成与发展。对于没有法治文化基础的民族，他们要建设法治

就必须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必要的变革，使之适合法治的生成与发展，

而这个变革与发展，法治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这恐怕是法治的一个极

大的无奈。

其次，法治的启动得依赖优秀的人物——社会精英的卓越贡献，

而无可奈何地在人治的基础上开始启动。也就是说法治的无奈在于法

治无法自行启动，并且必须借助于它所反对的人治。任何民族的法治

都是在一定程度人治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说古希腊已经产生了关于法

治的思想和理论，那么这些思想和理论也是面对人治弊病，对人治予

以批判的成果。如果说，古罗马存在关于法治的某种社会实践，那么

它的启动也离不开古罗马优秀人物的重要作用。至于资产阶级的法治，

如果没有那些优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其产生和发展是无法想象的

。当法治启动的这种人治基础不具备时，法治就无可索求。法治启动

的这种尴尬，显然也是法治的无奈。

第三，法治不会是完美无缺的。法治只是相对于人治、德治、礼

治有它成功和优越的地方，但并不决然是最好的或完美无缺的。追求

完美，是人生与社会的理想，然而人们总是看到，完美的法治只能是

期望而非现实，这就为法治被人所诟病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如果人们

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否定人治、弘扬法治时，人们弃人

治而求完美的心理就无法获得满足。面对不完美的法治，甚至还会引

发轻率者对于法治的责难与敌视。这岂不是法治之又一无奈。

第四，法治无法取代道德、纪律等其他社会规范。法律作为一种

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既不是全部社会规范，也不

能代替其他社会规范。就道德来说，它是一个社会基本的规则，它不

仅关乎人的行为，而且连接人的内心。法治要想离开道德而独自存在，

那只是一种空想。就纪律来说，它是一定组织内部的规则，只要它不

违反法律，得到一定组织形式的认可，就具有自己的效力，并在一定

的组织内发挥作用。在一定组织内部最经常发挥作用的常常不是法律，

而是纪律。法治不仅不排斥道德与纪律，而且还是以道德与纪律的存

在与作用的发挥作为社会基础的。法治如果超出自己的范围而要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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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法治

一、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人治与法治

（一）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人治

1.人治现象

民族村寨旅游人治现象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旅游环境、旅游人文三个方面，其中又夹杂着国家法与民族村寨习惯法、民族村寨习惯法与人治的缠斗，主要表现为：

神判。在黔东南州，古老的民族村寨还仍然保留着古朴的神灵崇拜习俗。在苗族村落社区人们普遍相信参与了“呼清”神判后若反悔必遭恶报。利用神判的“内在约束力”来规范村寨旅游行为。但是，民族村寨“村给公共权力的运作缺乏制度规范和程序约制，容易形成人治型管理。”

风俗习惯。黔东南州从江县岜沙苗寨、占里侗寨，依然信奉民族风俗习惯保护着他们的青山绿水，维持他们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然而，“对那些一时不可解释的现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各种各样的神灵”。神灵的意志往往为少数人所控制，其实质还是人治的内核。

环境伦理。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进程中，黔东南苗族形成了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环境伦理思想。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认知水平有限，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只是从感性层面出发去把握，并利用本民族世代传承的行为准则，如宗教戒律、习惯法乃至禁忌习俗等自发调节或规范自己的环境行为。因此，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表现出直观、朴素、自发的特点，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由于杂糅了迷信色彩，这种朴素的环境伦理思想缺乏法制要素，最终还是会滑入人治的深渊。

2.人治困局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不可持续。民族村寨旅游的人治是建立在思想、文化、信息等相对较低水平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治正逐渐丧失其赖以生存的这一基础。

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中艰难前行。由于人治的随意性、不可预见性、短视与局部逐利等缺陷，民族村寨旅游并没有搭上法治规范化、长远化的快车，只能在人治本身所固有的各种痼疾的羁绊下，艰难前行。

民族村寨旅游健康发展难以为继。毋庸讳言，民族村寨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法治的理解与尊重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形成了与现代文明法治的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人治已经像毒瘤一样滋长在村寨旅游发展的机体内，如不彻底拔除，村寨旅游就难以健康发展。虽然拔除人治毒瘤难免有阵痛，但如不拔除，只会后患无穷。

（二）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法治

从实用主义角度考量，人治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暂时还较实用，这与当前村寨的实际相吻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合理并不等于合法，实用并不等于有用。很大程度上讲，这些人治只局限于局部利益，不考虑整体利益；只局限短期利益，未顾全长期利益；只顾及个人荣誉，未考虑公共利益。村寨旅游的发展建立在脆弱的人治基础上，没有国家法制的强有力保障，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就纷至沓来，难以招架，人治的痼疾也就昭然若揭，还谈何发展。旅游品牌的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市场的管理等，这些靠神判、风俗习惯等人治手段，能够行得通吗？法治才是村寨旅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法治路径的战略构思

（一）村寨旅游法治思维的构建与培育

一是必须凝聚众力，形成研究村寨旅游法治的浓郁氛围。首先就必须努力锻造一只专注于村寨旅游法治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为法治提供强大的智力和学术理论成果支持。其次，加强有关民族村寨旅游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的立法工作，彻底根除目前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不系统、不规范的痼疾，为法治精神的培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是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全面培育民族村寨旅游法治思维。法治思维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开展法制教育， 群众要喜闻乐见，形式要丰富多彩。开展法制教育，内容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三是着力解决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问题，确保村寨旅游的人治逐渐向法治平稳过渡。

四是亟待革除村寨旅游法治的利益导向与参与痼疾。民族村寨法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是否为大多数村民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官员的政绩服务。国家法只是从宏观层面上给予了村民旅游利益的法律保障，因此，要将实实在在的旅游利益分配到村民手中，就需要将国家法与民族自治法良性地结合起来，制定利益导向于村民利益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有将民族村寨旅游的利益归结于村民，村民才会自觉地遵守法律，法治才会被实行；只有将民族村寨旅游的利益归结于村民，村民才会积极参与法治，才会认识到法治是真正维护自身利益的利器，从而自觉抵制人治，接纳法治，使村寨旅游走向法治的康庄大道。

（二）村寨旅游基础要素的法治

村寨、村民和游客构成村寨旅游的基础要素，村寨旅游的法治重点在于基础要素的法治。法贵简明，制定专门治理基础要素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将游客法治融合于基础要素之中，形成村民、村寨与游客这一对矛盾体和谐共生共存的良好局面，构建利益共同体，助力村寨旅游健康发展。村民、村寨表面上与游客是矛盾的，村民、村寨一方出售服务，而游客一方购买服务，服务质量与服务价格在法治道路上由价值规律决定。但是，如果缺乏法治思维，村民、村寨一方以为自己是地头蛇就漫天要价，不但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更是饮鸩止渴，使游客望而却步，造成村寨旅游无以为继的灾难性后果。游客一方也要有法治思维，不得随意破坏旅游设施或增加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服务项目，或不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或刁难村民，或举止粗俗等等，阻碍村寨旅游健康发展。村民、村寨待游客如亲人，热情周到，服务明码标价，不宰客，不黑客。同时，也可适时增加温馨可人的服务项目，让游客疲惫的心灵得到村寨旅游的慰藉，使游客流连忘返，触发其再次或多次重返的冲动，再带动一大批游客前来光顾，村寨旅游何愁不长盛不衰。游客则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融入当地习俗与文化当中，与村寨、村民同乐，乐在其中，诗情画意，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当然，在这一对矛盾体中，游客往往属于弱势主体。在市场机制失灵时，我们就要发挥经济法的作用。“经济法的任务是，对强势主体进行限制、对弱势主体予以保护，使它们重新回到市场机制的轨道上来”。形成村寨、村民与游客良性互动的动态平衡局面，村寨旅游发展就可持续。在这里，法治是保障。

（三）村寨旅游市场的法治

村寨旅游管理的法治。村寨旅游管理应遵循政府主导――政府扶持――政府逐渐退出的发展路径。在起步阶段，单靠民族村寨现有的各种要素（既无大量的资金支持，又无丰富的管理经验），民族村寨旅游就可能被市场扼杀在襁褓之中。这时，政府应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肩负起资金支持与人才管理的重任，全力以赴开拓市场，在村寨旅游市场中起中坚力量。在熬过艰难起步阶段，村寨旅游市场有一定发展以后，此时市场还较脆弱，必须防止政府走两个极端：一是继续主导，使得旅游公司缺乏自主造血能力；与民争利，以政府名义抢夺旅游市场的红利，严重削弱旅游公司的生存能力；二是撒手不管，由于忽然缺乏支持，刚有发展的村寨旅游市场可能再一次被打回原形，彻底崩盘。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走中间路线，由政府主导逐渐向政府扶持角色转变。当村寨旅游公司能独立游走于市场，形成品牌与规模效应以后，政府应渐次地全身而退，不得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政企分开，村寨旅游公司完全市场化管理操作，村寨旅游开发的“果实”应该由人民来采摘，政府及时恢复其监管角色。在主导-扶持-退出角色转换的各个环节，必须配套有相应的法制特别是行政法、经济法予以规范，防止政府前期不作为、后期侵吞村寨旅游利益的腐败行为的发生，将村寨旅游管理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确保村寨旅游长远发展。

村寨旅游宣传的法治。目前，村寨旅游宣传主要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宣传乏力，碎片宣传，恶性竞争，未能形成规模效应。二是恶意或变态宣传。有些村寨旅游，为了招揽游客，壮大自身的旅游市场，不惜采用恶意或变态宣传方式。三是缺乏凝练民族文化成分的特色宣传。村寨旅游宣传不只是几张民族村寨照片、几个民族典故就叫特色宣传，村寨旅游宣传应着力于“凝练”与“特色”，“凝练”就是要对民族村寨文化价值、生态环境、民族风俗、村民文化素养、历史文化渊源、旅游交通、餐饮住宿等方面进行量化的综合评价，根据量化指标确定不同的等级，然后按等级进行宣传。“特色”不只是宏观地大谈特谈文化旅游、生态旅游来忽悠游客，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分析文化旅游到底在哪里，有哪些文化，要分门别类，一目了然。要克服这些流弊，民族村寨要根据本地实际，通过制定相应的单行条例或自治条例，将村寨旅游宣传纳入法制化轨道。

村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法治。村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要采取辩证思维方法，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只注重开发而忽略保护；也应防止畸形强调保护而轻视保护性开发。开发与保护其实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没有静止不动的保护，它总是在时代车轮的滚滚洪流中动态保护。这种开发与保护必须走法治化道路，依法推进，避免出现人治造成的开发与保护走极端化的现象。

村寨旅游品牌的法治。首先，旅游品牌要具有浓郁的民族村寨文化气息，有典型的地方性与显著的特征，便于游客识别记忆；其次，旅游品牌前期需要政府的前期投入，前已述及，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村寨旅游品牌的建立很可能胎死腹中；最后，旅游品牌并不是只是一个牌子，它具有丰富的人文与民族内涵，涵盖村寨古代文明及其演化史和现代文明的程度。璀璨的村寨古文明无疑为村寨旅游品牌的建立增光添彩，为外地游客打开了一扇窥探古文明的天窗。民族村寨的现代文明程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旅游品牌的建立，如果村寨村民举止下流、语言粗鄙、观念陈旧，缺乏现代文明，不但为游客带来不便，而且还会使游客顿失好感，厌恶之情油然而生，旅游品牌何以建立？因此，旅游品牌的建立需要制定地方特色单行条例予以规范，走法治化道路。

村寨旅游的战略布局的法治。村寨旅游不能只局限于战术层面，更要有战略思维。黔东南州属苗侗民族聚居地区，各村寨都有丰富的苗侗文化旅游资源。但是，不能普遍撒网，各自为政。应该根据村寨人文、历史和区域特点整体布局，整合旅游资源，防止村寨内部恶性竞争，凝聚合力，从战略高度来布局村寨旅游。目前，黔东南州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沪昆高铁横穿而过，为沿线的短期游、假日游提供了大量的客源，建立“高铁沿线旅游带”正逢其时；同时，黔东南州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再镶嵌以苗侗文化，为建立“红色旅游区”提供了可能。因此，从战略高度构建“一带一区”民族村寨旅游，可以助力黔东南村寨旅游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村寨旅游的战略布局，都需要法治思维，依法推进，防止朝令夕改。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法治。要做好详尽的规划，土地、环保、税务等政府部门齐心协力，共同助力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民族村寨旅游要根据这些法律制定出适合本地实际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使村寨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具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1]麻勇恒，范生姣.神判与“村治”――基于贵州J村共有资源开发利用权丧失的案例分析[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04）

[2]周克勤.民族风俗习惯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理思考――以贵州省从江县岜沙苗寨、占里侗寨为视角[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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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谐社会法治文化的内在要求——人权保障法治化的国家意味着人权的充分保障。人权是指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平等享有的权利。德沃金认为，在有德行的政治制度和实践中，每个人都应享有被尊重和被保护的权利，这是政治道德的一种要求，是“个人握在手中的政治王牌”。

（二）和谐社会法治文化的外在保障——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指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再到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集有限政府、阳光政府于一身，权力和责任于一体，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的政府形态。建设法治政府关键是要推进政府的法制化建设，建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和监督制度。

（三）和谐社会法治文化的价值目标——公平正义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规则、标准和秩序平等地处理事务。公平既包括公民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权利公平、制定规则的平等参与，也包括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正义是指公正的义理，包括社会正义、国家正义等。从二者的关系来看，公平是实现正义的前提，没有公平就不可能实现正义；正义是公平的精髓，是公平要实现的目标。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是法律的灵魂，是法治社会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四）和谐社会法治文化的集中体现——民主自由民主，简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指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来共同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法治与民主互相依存，民主是法治的动力源泉，法治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自由是指做法律所允许做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讲，法不禁止即自由。法律为保护人的自由而设，但同时又规范人的自由行为，把它限制在不损害他人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内，充分的自由同样需要完善的法治加以保障。

（五）和谐社会法治文化的行为选择——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法治文化背景下，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和谐统一的。尊重个体的权利是当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是，因为社会资源有限，每个人从个体权利出发做出行为选择时会面临个体间的权利冲突，和谐社会的法治就是要平衡和协调各种个体权利的冲突。这就要求每个个体都要重新审视个体义务和权利的关系，在行使权利的同时遵守与之相对应的义务，达到行使利和履行义务的平衡。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法治文化的结构分析根据法治文化的结构说，法治文化由显性结构文化和隐性结构文化组成，有的学者也用表层结构文化和深层结构文化来表述。表层结构文化就是可以看得见的文化，具体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法律组织机构等；深层结构文化是指同意识形态相关的法治文化结构，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等。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有的学者把表层结构的法治文化比作“物质基础”，把深层机构的法治文化比作“法治精神”。法治文化的建设应从制度性文化的建立和“法治精神”文化的建成两方面着手，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公众参与、公民自觉信仰的法治文化。制度先行——法治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包括看得见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等法律组织机构及法律设施等。缺少制度的法治文化就像机车没有汽油、办案机关缺乏经费一般，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和物质保障。因此，建立健全良善的法律制度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政府引导——法治文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实践证明，西方发达国家法治文化的形成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国法治文化的构建必须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强大的政府力量和权威是加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文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引导的方式主要有：树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目标，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和组织机构，宣扬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理念，倡导责任意识和义务观念，引领公众树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文化观。民意自觉——法治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法治文化的培养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持续过程。仅仅靠政府推动是不够的，还必须形成公民的自觉。

一是树立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法治建设上的集中体现。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崇尚和信仰。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治文化建构的过程，其实就是法治文化逐步替代人治文化的过程。尊崇法治的心理、追求法治的信念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先决条件，公民的法治思想和法治意识是法治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而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则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是法治文化建成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正义性”：一是法律本身的“正义性”。埃德加•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源于法律本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社会主体正是基于这种信仰而对法律自觉遵守；二是法律施行的“正义性”。法律施行的正义性能使社会主体亲身感受到法律的神圣和威严，从而对法律产生尊崇和敬仰。此外，还应该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公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对法律的自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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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多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开了法治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民有9亿生活在农村，要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于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治”文化，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人治”高于“法治”；重刑轻民，重义务，轻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法律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产生着阻碍作用。要消除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并借鉴国外现代法治经验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

（三）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法治社会,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农村法治文化作为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内容。首先，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价值和目的就在于裁判世间纠纷、惩罚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也是矛盾、冲突得到有效化解，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两者在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其次，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力。法治文化有助于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保障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建设，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当前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

多年来，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的法治水平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现代法治文化的方向提升。但当前农村有的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治文化的建设还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还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当前，阻碍农村民主法治进程、影响现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因素主要有：

（一）长期人治历史造成了人们畏法息讼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由于我国传统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农村一些地区至今还缺乏现代商品社会所具有的那种民主政治的传统，有一些农民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意识比较淡漠，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有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视寻求司法诉讼为畏途，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依凭“乡下事乡下了”的传统，寻求“私了”或纠缠于行政解决的途径，还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基层干部在处理农村大量的复杂事务时，常漠视法律，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办法息事宁人，一味以不扩大事态为目的，丢弃法治原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被人们所接受。

（二）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文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农村地区的法治文化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构成，两者息息相关。作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乡镇所在地，其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氛围的影响十分明显。局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贫乏苍白。在一些社会文化环境较差的地方，文化设施还较为缺少，文化活动的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迷信成风，不健康的书刊、音像泛滥，并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因而严重地毒害了社会空气，戕害了青少年的心灵，导致有的青少年因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

有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民传统上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尊从，使得乡镇区域常常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区域而存在的，这就使得乡镇执法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内法治文化的状态发生重要影响。在一些社会文化欠发达、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有的乡镇干部因自身文化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有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区域内依然是传统的人治氛围；有的公款吃喝成风，参与赌博成癖；有的受地方势力、家族利益所左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甚至有的干部自身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其负面效应所及，污染了一方的社会空气，致使部分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难以养成，对法律正义的期待难有信心。

三、加快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如何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保障农业和农村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逐步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步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笔者认为可把以下几方面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宣传，营造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

“五五”普法规划首次将农民列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为此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引导他们尊重法治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营造出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使依法办事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的自觉，使法律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缺少的武器。法制宣传教育所具有的增强公民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的功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正是承担着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村镇规划的土地征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招标投标、城乡流通体系有序构建、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障、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等，都与法律法规息息相关。因此，在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中，要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农村“大普法”的格局，结合当地农村的特色和实际，以“关注民生，普法惠农”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梓、丰富多彩的农村普法活动，把法律真正交给农民，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广大农村扎根开花。在普法过程中，首先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树立人文的普法理念，从法律对农民的思维、道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入手，通过法治文化的传播提高农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从而形成一种依法办事、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要以村级“两委会”成员、党员、村民代表为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注重选择农民身边需要的法律，开展普法互动活动，让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关注转变，把事关农民切实利益的《合同法》、《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摆在突出位置。要利用村级服务中心的农民法制学校、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新闻媒体、法制文艺等平台，大力宣传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使之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让农民对普法宣传效果看得见、摸的着、记得住，并从中尝到甜头，得到“实惠”。

（二）完善农村民主制度，构筑安定有序的法治屏障。

要以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契机，深化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强化村民自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制治”的转变。要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依法享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利，扎实推进村级事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人，成为民主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切实体现“以人为本”，从而不断促进广大农民群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做到“民选干部为人民、民选干部受监督”，同时要求村干部主动带头守法，使村级决策管理和财务活动真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公开化的轨道，还政于民，对村民负责，受村民监督。

（三）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构建和谐农村的精神支撑。

构建和谐法治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仅要从法律制度上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要提供教育和引导，从道德文化上营造谅解宽容的和谐意识，提供和气、和睦、和谐的精神支撑，为法治和谐农村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形成社会进步的凝聚力。要建立起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体系，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要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八荣八耻”及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的宣传教育，同时，还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开展禁毒、禁赌等专项斗争，消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以净化农村社会环境，促进农村形成学法律、讲道德、树新风的文化氛围。

（四）加强涉农执法力度，打造依法行政的法治环境。

加强对农民的司法保护，依法切实维护农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为此要合理设置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法庭等机构，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要建立高素质的农村司法队伍和涉农执法队伍，保证其独立、公正，依法行使职权。要坚决打击各种坑农、害农的犯罪活动。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和非法吸收农民存款、集资诈骗、赌博等犯罪活动。要落实村“两委会”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建立健全村组干部监督制度，推动村务财务公开。要落实农民群众工作，妥善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的非诉类问题。强化执法监督，完备执法监督机制，严肃纠正和查处各种执法不严、执法违法行为，定期对执法、司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有效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

（五）健全利益协调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法治机制。

建立和谐法治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注重建立健全规范有效的法治机制和利益协调制度。

一要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慈善救济、优抚福利、社会帮扶相结合的救助机制，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就业、就医和子女就学资助制度，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利益驱动而形成的不稳定因素。

二要建立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积极为农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使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后能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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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项目内容的构建应该在满足高校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需求，将高校稳定发展作为基础，从而实现和谐、稳定校园环境的构建。同时在教育体系优化创新的同时，也应该对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进行系统性的分析，通过对校园文化的建设，充分彰显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法治精神，从而为其价值能力的提升提供稳定支持[1]。同时，通过高校法治文化教育体系的优化创新，可以实现高校自身运行状态与实际需求的充分结合，并在分析高校法治文化的基础上，保证文化教育体系核心价值。在我国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活动构建的过程中，高校应该制定系统化的法律制度管理规章制度。

二、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法治教育工作管理模式缺乏创新性

通过对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校法治环境下的教学方式，考核方式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及高校发展的基本需求，主要是由于相关制度的建立缺乏创新性的模式，导致师资队伍的建设机制有待加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管模式缺乏创新性的理念。同时，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工作构建的过程中，其基本的教育模式仍然采用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一些管理制度的设计缺乏针对性。而且，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当代社会中独生子女占据较大部分，而且，贫困学生的比例也相对增加，很多学生在高校环境中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会形成不良风气，更为严重的还会造成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因此，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环境下，应该构建创新性的运行模式，并通过对学生实际需求的分析，使学生了解并掌握规范性的法律内容，从而实现动态化教育体系的创新及优化，并在真正意义上为教育体系的优化提供依据。

（二）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对于现阶段的高校法律教育基础而言，在传统教学模式构建中，其教学模式只是局限于灌输思维的环境中，虽然在很多院校法治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提倡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但是，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其教学效果相对较差，而且，学生在学习中，只是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应付考试，教师也是在该种环境下，照本宣科，从而为法治教育环境的构建造成了制约。同时，在很多高校教育体系优化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大班式的教学体系，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相对较少，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教学目的的提升造成了严重制约[2]。

(三)教育考评价值的单一性

通过对高校法治教育考核基数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校评估体系的体系往往会采用简单的笔试模式，虽然这种评价标准的效果较为重要，但是，在法治教育环境下，如果只是采用笔试的评估方法，教育工作者会过分的强调应试教育的功能性，从而严重限制了学生发散思维的形式，使学生失去主动思考的意识，并在最终程度上为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造成制约。因此，在现阶段教育体系优化及发展的环境下，应该通过考评方式的综合性分析，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模式，从而为高校评估方式的确立及优化设计提供稳定支持[3]。

三、高校法治教育改革方式的优化设计

（一）构建创新性高校法治教育运行的创新机制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运行机制构建的环境下，教育体系的优化应该遵守系统性、科学性及实效性的操作原则。其中的系统性原则主要是在高校法治运行中，应该将系统性作为基础，充分考虑到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以及自我及环境的综合性分析，全面强调高校运行环境中，法治原则构建的目的及阶段性原则，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效性主要是指法治运行机制的可操作性，并在实践项目可行性确立的同时，构建可靠性、系统性的创新结果。对于高校法治教育运行工作的实效性而言，其实质工作体系的构建应该充分保证项目设计的功能性及吻合性，提高依法治校内容设计的核心性。通过对高校组织运行教师教育环节而言，其项目内容的设计包含了科学化的运行前提，其项目管理内容的设计包含了领导管理机制、教师队伍建设以及项目协调机制，同时，在组织机制优化及工作明确的基础上，也应该进行任务分解组成部分的分析，明确各个部门的法律关系，从而为高校法治环境的营造提供稳定依据。与此同时，在领导管理体系运行模式构建的基础上，也应该制定科学化的法治教育目标，通过方法及途径的优化分析，进行科学化教育体系的创新，实现资金保障及资源的稳定运用。

（二）构建丰富性的课堂教学机制

对于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内容而言，其项目课程的设计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作为基础，将课堂教学作为法治教学中重点，从而为课堂学习方式的设计及学生法律知识的培养提供良好依据，因此可以发现，在现阶段教学环境发展的程中，课堂教学的效果对提高高校学生的法律意识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在教育优化及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构建“诊所式”的教育方式，对于“法律诊所教育”而言，又被称之为临床法学教育，是美国借鉴医学院临床实践的方法，通过案例教学方式的演绎而形成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现场模拟案件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整个环境中得到亲身的体验，并通过角色的扮演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使学生在实践的同时掌握很多专业性的法律知识。同时，在这种教学环境下，也可以逐渐改变传统教育内容的限制，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主动交流，改变传统灌输性的思维模式，从而为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提升提供稳定支持。第二，构建媒体教学方式。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化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在高校法治教育环境构建的过程中，应该结合网络中的热点进行法律事件的分析，并通过多媒体教学方式的运用，进行视频、图像以及声音的运用，从而呈现出动态化的教育模式，激发学生的法律知识学习兴趣。

（三）构建完善性的教育评价考核机制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针对学生的学习现状，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教育评价方式，并在整个考核环境下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采用笔试、口试以及论文等多种方式融合的考试方式，将笔试作为基础，对学生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状况进行分析，将口试考试作为对学生知识掌握状况的分析，并通过论文设计的方式的确立，让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的能力，通过这种综合性考评方式的确立及分析，可以构建系统性的评估策略，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创新发展提供稳定支持。第二，考核题目设计的灵活性。在法治教育体系优化的过程中，相关考评题目的设计应该充分展现其灵活性的特点，并在丰富题目的基础上，使考评方式呈现出灵活化的发展状态。同时，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使学生对法律知识进行系统性的理解，并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减少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出现。第三，在考核计分中，应该包括笔试、口试以及模拟法庭等，有效减少笔试占有的比例，全面提升法治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创新性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伴随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在高校法治教育体系优化及改革创新的过程中，高校领导者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设计系统性的法治教育体系，将高校的文化建设作为基础，实现法治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由于法治教学是高校和谐校园构建的基础，同时也是院校法治文化设计的重点内容，因此，院校管理者应该掌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结合当代教育的实际状况，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稳定性，从而依法治校提供稳定支持，同时也全面促进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综合发展。

作者:李力 孙楹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办校长办 华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峰.论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建设[D].安徽农业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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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下我国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其根本生命力在于实践。法治本身具有道德属性，法治的灵魂就在于价值观、道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具有内在统一性，社会主义核心观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保证和价值支撑，同时，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实践平台。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城市法治文化建设的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在引领法治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为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对人们价值观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向、积极的思想支撑、道德支撑以及坚定的目标导向四个方面。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思想引领

法治文化在不同时期都包含一定的价值取向，如何将法治文化深入到人们的内心？关键是要构建这个社会或时代的价值共识。我们现在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一定要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其内涵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要求人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法治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需要城市的人民共同来建设和维护，在当今社会各种思想文化交织碰撞，我们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维护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

在国家层面上，它力求要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健康的发展环境和物质基础，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市民的权利和自由，解决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力求实现一种和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状态。在社会层面，它不仅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且“公正”、“法治”也为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为建设法治政府奠定思想基础。在个人层面，更加注重价值目标的培养，使市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诚信的美德不断传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市民建设法治文化的热情，为城市建设提供新的发展导向、精神动力和法治保障，注入新活力，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道德支撑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法律与道德的辩证统一关系，即法律的实施为道德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法律的建设又需要以道德为支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是为了单纯地用法律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而是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用人性化的道德来约束和辅助法律。

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让公民自觉守法用法，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存在可以增加人们的觉悟，约束人们的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它可以帮助人们培养脚踏实地，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帮助人们理解道德对法律的支撑作用，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定的目标导向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并不是指法治文化建设失去了它自己的独立性，而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这一个大前提之下，更好地去建设城市的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分析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现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又吸收了国外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之后提出的。它为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坚定的目标导向。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一定要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结合道德的约束，打造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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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促进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

1．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区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积极运用各类媒体和传播渠道，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上来。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深入学习宣传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围绕开发区重大工作部署，开展专项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2．大力开展宪法宣传教育。组织开展“学习宪法尊法守法”主题活动，大力加强宪法和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普及。组织宪法专题学习。大力推行宪法进服务窗口、车站、机关等公共场所，让宪法抬头看得见、用时找得着。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集中宣传，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

3．加强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完善开发区广大干部职工学法用法制度；继续落实党委中心组学法、建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述法制度。组织公务员和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开展无纸化法律知识统一考试。继续组织开展“法律进校园”宣传月活动，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开展青少年喜闻乐见、以宪法为主题的各种法治教育活动，探索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试点建设。

4．深化“法律七进”主题活动。以“法律进单位”活动为重点，深化“法律七进”工作。根据全区“三万活动”部署，开展“法律服务进农家”系列宣传活动。结合“12·4”国家宪法纪念日组织开展“送法进网格”系列宣传活动。

二、完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机制，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5．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全面深化“法律知识月月讲”活动，落实好各部门行业和社会单位的普法责任，建立责任单位年度述职制度；落实中心学校普法责任，推动法治教育进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普遍设立法律知识课程；落实法律工作者普法责任，建立以案释法制度；建立完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考评指导标准和评估机制。

6．全面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健全完善法律顾问团长效机制，落实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实现各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

7．严格落实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一票否决制”。在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创建中，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已作为精神文明创建的一项重要内容，继续加大法治教育在文明创建活动测评中的权重，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严把审核关。

三、不断深化法治文化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8．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积极推进《关于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的实施方案》（夷法治办[2013]8号）和《区法治文化建设任务分解方案》（夷法治办[2014]7号）的贯彻落实。将法治文化列为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将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开发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充分运用公共服务窗口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在窗口单位和窗口岗位增加法治宣传教育功能。

9．建立法治文化长效机制。建立企业运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百姓受益的法治文化建设模式；健全社会参与法治文化建设机制，调动各村（社区）业余演出团体的积极性，打造一批具有开发区特色的法治文化精品；鼓励民间文艺团体自编自演法治文艺作品；多渠道筹措法治文化建设专项经费，健全法治文化建设保障机制。

10．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深化年”活动。开展“法治文化六进”活动，打造一批法治文化进机关、单位、乡村、社区、企业、学校的示范点。大力推进法治公园（法治广场）、法治街道（法治长廊）、法治小区、法治院落等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积极参与全市第二批“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创建评选活动。深入挖掘典型，积极参加全省第二届“十大法治人物”评选申报工作，宣传推荐对象，营造良好氛围。

四、扎实推进法治实践，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11．深化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法治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健全法治创建体系。

12．深化部门行业法治创建。全力推进符合实际、特色鲜明的部门、行业依法治理工作，加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专项整治，积极参加第二批全市“法治单位创建活动先进单位”评选表彰活动。

13．深化基层法治创建。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联合相关主管部门深化基层组织依法治理，重点做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依法治校示范校”等创建工作，开展第二批“法治单位、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依法治校示范校”评选活动。积极参加全市首批“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评选表彰等法治实践活动，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法治建设。

五、认真总结“六五”普法工作，科学谋划“七五”普法规划

14．抓紧完成“六五”普法各项任务。对照“六五”普法规划和区“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的要求，查漏补缺，确保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15．全面开展“六五”普法检查验收。根据《区2010—2015年法治建设暨第六个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规划》的要求，开发区将严格按照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下发的验收方案和标准。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开展自查验收，全面做好系统总结。4月底前将自查报告报送区依法治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5月上旬迎接“六五”普法验收专班检查验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