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十篇

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篇1

由于辩证逻辑学术界的不懈努力，近年我国的辩证逻辑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尚无公认的辩证逻辑科学体系。所论文联盟以如此，原因有种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我国辩证逻辑学界存在着两个学派，一个是辩证逻辑的逻辑派，该派主张辩证逻辑应是逻辑而不是哲学，其对象是辩证思维形式而不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它是人们思维、认识的工具而不是认识论(笔者本人属于这一学派)。另一个则是辩证逻辑的哲学派，该派主张辩证逻辑是哲学而不是逻辑(或者说不是“狭义的逻辑”)，其对象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认识论)而不是辩证思维形式。为了促进我国辩证逻辑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促使我国公认的辩证逻辑科学体系早日形成，本文特对2003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金顺福先生(笔者按：金先生是我国辩证逻辑哲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主编的《辩证逻辑》(以下简称“金著”)一书进行评析①，以引发我国学术界对辩证逻辑的对象、科学性质、科学体系的广泛讨论。

一、应该怎样理解“辩证逻辑乃是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这一定义?

“金著”说：“目前在中国，对辩证逻辑的对象已有共识，普遍认为它是人类的辩证思维……并采纳给出的如下定义：辩证逻辑就是一门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关于辩证逻辑的这个定义，首先它是依据人类思维发展的两个阶段(或类型)：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后者又称之为辩证思维。”“其次，这个定义也就规定了辩证逻辑的研究范围，以区别于辩证法、认识论和形式逻辑。”②笔者认为，根据上述“金著”所谓的对辩证逻辑的对象的共识，应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即“金著”所谓的形式逻辑)不同，辩证逻辑的对象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辩证思维，是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什么是辩证思维(的)形式?亦即辩证概念(辩证思维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思维命题)、辩证推理(辩证思维推理)等。因此，辩证逻辑就是关于辩证思维形式(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等)、辩证思维规律、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相应地，普通逻辑的对象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初级阶段——普通思维(即“金著”的“知性思维”)，是普通思维形式(普通概念、普通命题、普通推理等)、普通思维规律、普通思维方法的科学。第二，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有同也有异。其同在于二者都是逻辑科学——都是研究思维形式的(不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其异在于普通逻辑的对象是普通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辩证逻辑的对象是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因此，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不同，根本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不能说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研究对象相同，只是研究的角度、侧面不同。第三，辩证逻辑与辩证法、认识论不同：辩证逻辑与辩证法、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密切联系，辩证逻辑是辩证思维的逻辑总结，辩证思维是完全自觉地按照辩证法进行的思维，因此，辩证逻辑必然与辩证法、认识论相一致，或者说，辩证逻辑必须以辩证法、认识论作指导。但是，辩证法、认识论是哲学，是世界观，它们研究自然、社会、思维(认识)的一般规律，具有阶级性。辩证逻辑是逻辑，它只研究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不研究自然、社会、思维(认识)的一般规律，它不是哲学，不是世界观。辩证思维形式具有全人类性，辩证逻辑所揭示的正确运用各种辩证思维形式的规律、规则，是服务于全人类的，它没有阶级性。

但是，“金著”却不是这样看的。“金著”在谈到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不同时说：“虽然它们都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但它们却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研究。辩证逻辑从形式与内容的密切结合中考察思维形式的相互联系及它们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性。形式逻辑则撇开内容而仅考察思维或理论的形式结构。”③笔者认为，“金著”的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同意的。第一，说辩证逻辑和普通逻辑都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固然可以，但是，辩证逻辑所研究的是人类思维发展高级阶段——辩证思维的思维形式，普通逻辑所研究的是人类思维发展初级阶段——普通思维的思维形式，而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两个根本不同的阶段④，其差别不仅表现在思维具体内容的不同上，也表现在思维形式的不同上。而作为辩证逻辑，其作用正在于总结出辩证思维形式所以不同于普通思维形式的根本特征，总结出与正确运用普通思维形式的普通逻辑规律、规则不同的正确运用辩证思维形式的逻辑规律、规则，以指导人们正确运用各种辩证思维形式。第二，说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不同在于普通逻辑是撇开内容而仅考察思维或理论的形式结构，辩证逻辑则不是撇开内容而是从形式与内容的密切结合中考察思维形式，这显然是不妥的。我们知道，任何思维都包含着思维具体内容和思维形式两方面，而逻辑学之所以是逻辑学正在于它研究思维形式而不研究思维具体内容，并且要真正研究思维形式就必须撇开思维具体内容。因为，一则思维形式正是指的思维撇开思维具体内容后所有的那个东西⑤；二则思维具体内容千差万别，无限复杂，逻辑学在研究思维形式时如果还要兼顾思维具体内容，逻辑学就将成为包罗一切科学的科学了。进一步说，说普通逻辑研究思维形式在于研究思维形式的形式结构，而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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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逻辑研究思维形式不研究思维形式的形式结构，这也不妥。辩证逻辑既然研究辩证思维形式，而辩证思维形式也具有自己特有的形式结构，辩证逻论文联盟辑自然也同样要研究辩证思维形式的形式结构。在拙著《辩证思维研究》中，正是根据辩证命题、辩证推理在形式结构方面的不同，对辩证命题、辩证推理进行分类的⑥。不仅如此，应该说只有通过对辩证思维形式在形式结构方面的分析，才能真正弄清楚辩证思维形式与普通思维形式的区别，并进一步弄清楚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的区别。

二、究竟存在不存在不同于普通思维形式的辩证思维形式?

“金著”在介绍国内的辩证逻辑观点时说：“还存在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辩证逻辑在思维形式上之所以有别于形式逻辑，就是它研究的是辩证概念、辩证判断和辩证推理等，以区别于普通概念、普通判断和普通推理等。这种用意是好的，也下了不少功夫，但多少有些牵强，因为无论概念也好，还是判断也好，它们的本性本来就是辩证的，形式逻辑只因为撇开了这些部分而只研究它们的纯形式结构罢了。所以没有必要把同一个概念分别写作普通概念和辩证概念，等等。”⑦这里必须弄清楚如下两个问题：(一)究竟存在不存在不同于普通思维形式的辩证思维形式?(二)即使概念、推理的本性是辩证的，是否辩证逻辑的任务就只能是研究它们的这种辩证本性，而不应该去研究辩证思维形式?下面我们先论述第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确实存在着与普通概念、普通命题、普通推理等不同的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等。先讲概念问题。试看下面普通概念与辩证概念的对比：

1．物体的运动是物体在一个地方，然后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运动”的普通概念)

运动就是“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⑧(“运动”的辩证概念)

2．真理就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的普通概念)

“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⑨(“真理”的辨证概念)

真理跨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真理”的辩证概念)

3．祸是祸，福是福，祸不是福，福不是祸。(“祸”、“福”的普通概念)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的辩证概念)

根据上述普通概念、辩证概念的对比可知，普通概念是对事物在相对稳定状态之下的某些规定的反映，它强调的是概念内涵、外延的确定性，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别。普通概念不能具体反映事物内部矛盾、事物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的发展、转化。辩证概念是能够具体反映事物内部矛盾、事物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的发展、转化的概念。这也是人们之所以称普通概念为具有确定性的概念，而称辩证概念为具有灵活性的概念的原因之所在。

4．人是能够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人”的普通概念)

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自古及今人也是有发展变化的；人有种族、民族、性别、之分，特别在阶级社会，人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的人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是不同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人”的辩证概念)

由上述“人”的概念可知，普通思维“人”的概念只反映自古及今人和动物的共性(都是“动物”)以及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差异(“能够制造生产工具”)，而辩证思维“人”的概念则要反映人在不同历史、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性。前者反映的是“人”的某种特征，后者反映的是“人”的多种规定性的统一。普通概念只反映事物的某种抽象的同一性，而辩证概念所反映的则是体现着差别的同一性。列宁说：“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11)这句话完全适合辩证概念的根本性质。由于普通概念对事物的反映是抽象的、空洞的，辩证概念对事物的反映是具体的、丰富的，人们称普通概念为抽象概念，称辩证概念为具体概念。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思维的最基本的形式，两种不同的概念也决定了普通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不同的性质——普通思维为抽象思维，辩证思维为具体思维。

普通概念和辩证概念的根本差异也决定了两种思维在逻辑上的一系列差异。

1．表现在思维基本规律上的差异

普通思维基本规律同一律：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关系下，每一思想都具有同一性(确定性)。公式：a(思想)是a(思想)。

2．表现在概念种类方面的差异

人们根据外延的差别将普通概念区分为单独概念(如：中国)和普遍概念(如：人)。

人们根据辩证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矛盾问题将辩证概念区分为隐性辩证概念(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矛盾在该概念的语词形式中未能明显表现出来，如：真理)和显性辩证概念(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矛盾在该概念的语词形式中明显表现出来，如：民主集中制)，对偶辩证概念(这种概念是成对的，它们反映两个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事物之间的矛盾，如：真理、谬误)和非对偶辩证概念(这种概念不是成对的，它反映某个对象内部固有的矛盾，如：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

3．表现在概念的关系上的差异

人们根据概念外延之间的相容与否将普通概念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全同、真包含、真包含于、交叉和全转贴于论文联盟

异五种关系。这种关系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同、异关系。

人们根据辩证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辩证关系将辩证概念之间的关系区分为：普遍联系关系、对立差异关系、相互依赖关论文联盟系、相互转化关系、扬弃关系。

4．表现在给概念下定义上的差异

普通概念主要是通过揭示邻近属和种差下定义。辩证概念主要是通过揭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矛盾下定义。如：运动就是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人民民主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

5．表现在给概念进行划分上的差异

普通概念划分时各个子项之间是毫无关联的和互相平列的。辩证概念划分时各个子项之间是由此及彼的、从低级形式发展成高级形式的。如：真理分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普通概念划分有一条重要规则：子项不得相容，而辩证概念划分各个子项之间却恰恰是可以相容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就是相容的——无数相对真理之和就是绝对真理(13)。

再谈辩证命题问题。什么是辩证命题?辩证命题就是对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转化进行具体断定的命题。例如：

(1)光既是粒子又是波。

(2)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生。

(3)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例(1)对“光”的内部矛盾进行了具体断定。例(2)对“生”和“死”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了具体断定。例(3)对“坏事”和“好事”之间的矛盾转化关系进行了具体断定。

辩证命题所以能够对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转化进行具体的断定，关键在于它是由辩证概念构成的。譬如，在上述三个辩证命题中，“光”、“粒子”、“波”、“生”、“死”、“坏事”、“好事”都是辩证概念。作为普通概念，“粒子”、“波”、“生”、“死”、“坏事”、“好事”都是不相容的。因此，上述三个命题如果是由普通概念构成的，它们就都是自相矛盾的。只有有了“光”、“粒子”等的辩证概念之后，才能形成这样的辩证命题。

由于人类已经进入了辩证思维时代，随着各种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从根本上都是辩证思维的科学)，辩证命题大量涌现，为了对它们进行逻辑研究，在辩证逻辑中我们也完全可以对之进行科学的分类，并且对它们的逻辑结构进行分析(14)。为了节省篇幅，下面笔者只以“光既是粒子又是波”为例，说明确实存在着不同于普通命题的辩证命题。

一些否定辩证命题形式的人认为，“光既是粒子又是波”根本不是什么辩证命题。他们说，这一命题形式无非是普通逻辑中的联言命题，具有“p∧q”的命题形式。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

试看下面的公式：

(p∧q)→p

p→r

r

∴p

∴(p∧q)

学过普通逻辑的人都知道，上述公式是一有效式，亦即只要前提都是真的，按照这一形式进行推理，结论必然是真的。现在我们假定“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就是普通思维联言命题，具有“p∧q”的命题形式。试把这一命题代入上述公式如下：

如果光既是粒子又是波，那么，光是粒子；

如果光是粒子，那么光透过微孔射在帷幕上应当显现为一个光点：转贴于论文联盟

光透过微孔射在帷幕上并不显现为一个光点(事实是显现为一个亮环和一个暗环)；

所以，光并非是粒子；

所以，光并非既是粒子又是波。论文联盟

从上述“光既是粒子又是波”的例子完全可以证明，确实存在着不同于普通命题形式的辩证命题形式。

令人不解的是：“金著”一方面怀疑辩证思维形式的存在，一方面又多次对它们有所论述。例如：“金著”第四章“概念和概念体系”中“概念的种类”部分，就有“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这种分类，其中说“由知性思维形成的概念就称作为抽象概念，由理性思维形成的概念就称作为具体概念”，“抽象概念就是在抛开对象的差别、矛盾和联系的情况下，而对对象本质的孤立、片面的反映”，“具体概念就是包含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个体性)于一身的概念，就是理性思维反映对象多样性统一的概念。须知，这种统一乃是在反映对象本质基础上的多样性的统一，也即是包含差别、矛盾于一身的统一”(16)。这里所谈的抽象概念不就是普通概念，具体概念不就是辩证概念吗?在“金著”第五章“判断”中，又多次谈到矛盾式判断形式，它以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既在流通中产生又不在流通中产生”为例，指出：“马克思的这个表述包括这样两个部分：资本‘既在流通中’和‘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它的内涵决不是形式逻辑矛盾律所表示的两个命题(或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的意思。”“在(流通中)”和又“不在(流通中)”乃是一辩证矛盾，“作为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它们是缺一不可的”，“形式逻辑的矛盾律管不了辩证矛盾”。这种判断形式为“矛盾式判断形式”，这一判断形式尽管从形式逻

“金著”第六章“推理”第三节“推理的基本形态及类型”，用相当大的篇幅对“由一面导出其反面的推理”、“同异互见的推理”、“矛盾传递推理”、“矛盾对比推理”四个辩证推理类型(马按：虽然该书讳言“辩证推理”而只言“辩证逻辑推理”，而实际上讲的就是辩证推理)进行了论述，并且还对这些推理形式用一定的公式加以刻画。究竟这些辩证推理类型的分类和刻画科学性如何，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金著”肯定了辩证推理形式的存在却是无法否定的。

三、是否因为概念、判断的本性是辩证的，辩证逻辑就不应该研究辩证思维形式了呢?

“金著”说：“无论概念也好，还是判断也好，它们的本性本来就是辩证的。”这句话对不对呢?是对的。辩证法规律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思维之中，自然也存在于概念、判断之中。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就精辟地论述过这一问题，对此笔者是没有异议的。但问题在于能否因为概念、判断的本性本来就是辩证的，辩证逻辑就只能研究概念、判断的这种辩证本性，而不应该研究辩证思维形式呢?笔者的答复是否定的。应该看到概念、判断的辩证本性问题，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问题，是辩证法研究的对象。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谈到任何一个命题中都存在着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等等时，就是把它作为辩证法来谈论的，是在于说明辩证法的普遍性的(他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的标题就是明证)。思维形式的辩证法不是辩证逻辑的对象。辩证逻辑的对象是辩证思维，更具体来说是辩证思维形式(有人说是“辩证思维的形式”，其实，“辩证思维的形式”也就是“辩证思维形式”)。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有到了西方的希腊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辩证思维才开始产生(当时也还只是辩证思维的萌芽时期)，而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却是自有了人类思维就一直存在了(19)。固然，研究思维形式的辩证法需要运用辩证思维，但是，这只能叫做“用辩证思维去研究”，而不能叫做“研究辩证思维”。“金著”反复强调辩证逻辑的对象是辩证思维，却又把辩证逻辑的对象归结为思维形式的辩证法，这难道不是在偷换概念吗?同样，“金著”把辩证逻辑对“辩证思维(的)形式”的研究，解释成对“形式的辩证思维的研究”，也是偷换了概念。

不错，在“金著”中也谈到了“思维辩证法”和“辩证思维”的区别，谈到“思维辩证法……无论在知性思维，也无论在理性思维中都客观地存在着”，“辩证思维就是人们在思维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对立统一概念、范畴来把握处于普遍联系中的运动着的对象整体性的思维”(20)。但又同时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明确区分过思维辩证法与辩证思维。”并且说：“你越想精确区分，你就会觉得越不好区分，因此，要明确这样一点，即思维辩证法与辩证思维的区分是相对的，不能看做绝对。因为它们在人的思维中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21)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金著”竟然把本来是“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辩证逻辑科学，变成了辩证法(不是主要讲辩证概念、辩证判断而是主要讲概念的辩证法、判断的辩证法，不是主要讲辩证思维方法而是主要讲思维方法的辩证法)、认识论(不是主要讲辩证概念、辩证判断的认识作用，而是主要讲概念的形成、判断的形成)、逻辑史(不讲辩证判断的分类，而是讲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判断的转贴于论文联盟

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篇2

辩证逻辑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有关。唯物辩证法的传人促成辩证逻辑学科的构建。在唯物辩证法传人初期，辩证逻辑是辩证法的代名词，1930年代，它以哲学观念面目出现，是批判形而上学的工具，当时一批学者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这就是1930年代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以后，中国逻辑界有些学者开始思考辩证逻辑的学科问题，马佩先生是其中的积极参预者。马佩先生自1950年至1960年参与逻辑讨论提出辩证逻辑思想(用“辩证法”这个词)开始，至今仍笔耕不辍，近几年出版了《辩证思维研究》、《辩证逻辑》等著作，一直是辩证逻辑学科的捍卫者和构建者。马先生努力地构建辩证逻辑理论体系，形成其富有特色的辩证逻辑观。

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与我国“辩证逻辑”概念的产生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形式逻辑的论争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次文化冲突现象。它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式逻辑基本态度的表现，同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新诠释，从此，在中国文化里出现了辩证逻辑。

(一)“辩证逻辑”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

其一是文化救国的产物。正如其他爱国学者选择西方文化一样，选取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也是服务于中国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使文化发展以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机为目的，中国现代时期出现的东方文化派、西方文化派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是为着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也正是如此，许多人从苏联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道路，便去积极地学习苏联，学习苏联的成功革命经验，学习苏联的文化模式。“中国自1927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艾思奇认为自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的哲学思潮中所未有。”这种中国现代时期文化选择的功利性倾向影响了人们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全面把握和系统认识，由于受不同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当时出现学习西方文化的不同内容的现象，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有人选择实用主义，等等。“西方文化的浪潮汹涌袭来之后，中国人都在痛苦中处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尚未表现出有力的创造性应战。”也就是说当时人们无法对西方文化各种思潮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基本精神进行把握，以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所以，当时选择苏联道路也是出于当时社会的需要。

其二是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苏联哲学界批判形式逻辑，用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观念，在此影响下，出现我国1930年代对形式逻辑的批判。

对于形式逻辑的批评最早是从黑格尔开始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里，用大量篇幅评议形式逻辑，他认为同一律“便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甲是甲’。否定的说法：‘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这种命题并非真正的思维规律，而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这个命题自身就陷入矛盾，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谓词间的区别，这个命题就没有作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排中律是进行规定的知性所提出的原则，意在排除矛盾，殊不知这种办法反使其隐人矛盾”。黑格尔是从思维规律角度来批评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例如，就对“同一律”的批评而言，他也承认同一律是“抽象理智的规律”，即思维形式的规律。他认为“甲是甲”这种表述形式不恰当，认为这一命题没有说出“主词”与“谓词”的区别。他还认为：“现今三段论法的各种形式，除了在逻辑教科书外已不易遇见，而且对于这种推论形式的知识已被认作空疏的学院智慧，对于实践的生活以及科学的研究都没有更多用处。”在这里，黑格尔仍是从具体实践中看待三段论的作用的，他认为形式逻辑对“实践生活”及“科学的研究”用处不大。

列宁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从唯物论角度阐释其唯物辩证法思想。他就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理解给出自己的解释。列宁说：“认为思维形式是‘外在形式’，只是附着于内容而非内容本身的形式……这也是不对的(第17页)……”“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富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即“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认为：黑格尔对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片面性的批评是指这些规律的表达公式而言的，并认为黑格尔的这种批评正确。“由于形式逻辑的这些形式的空洞，它们理应受到‘蔑视’(第19页)和‘嘲笑’(第20页)。同一律，a—a，——空洞，‘不堪忍受’(第19页)。”“黑格尔引举排中律的这个命题：‘某物或者是a或者是非a，第三者是没有的’(第66页)，并且‘加以分析’。如果这是指：‘一切都是对立的’，一切都有自己的肯定规定和否定的规定，那倒很好。但是，如果对这个命题的理解还是同通常一样，即在所有谓语中，要么是该物，要么是它的非存在，那就是‘废话’!!”列宁实际上是阐释唯物辩证法思想，阐释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如何辩证地看待事物，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就不具有这种性质，它只是思维形式的规律。所以，他说：“逻辑形式是僵死的形式——因为它们没有被看成‘有机的统一’。”“在旧逻辑中，没有过渡，没有发展，(概念的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第43页)，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过渡’。”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不仅应当对‘外在形式’，而且应当对‘内容’进行‘思维的考察’”。

由此看来，列宁对形式逻辑并非是否定的，他承认形式逻辑还是有其价值的，他说：“逻辑像语法的地

方就在于：语法对于初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对于通晓语言(或几种语言)和语言精神实质的人说来是另一回事。‘逻辑对于刚开始接触逻辑和各门科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而对于研究了各门科学又回过来研究逻辑的人说来则是另一回事。’”列宁承认了形式逻辑的工具性质，因而，列宁对“逻辑”的认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逻辑，即研究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另一层意思是指唯物辩证法理论。他认为形式逻辑规律不是认识具体事物的规律，仅仅是抽象思维形式的规律，这是他对形式逻辑的理解。他认为“旧的形式逻辑——正像用碎片拼成图画的儿戏(遭到了轻视)”。这是批评形式逻辑中诸如“a是a”这种不完善的形式。他也承认逻辑学的价值，例如像语法那样对人们认识有用。

但是，20年代至40年代，苏联哲学界错误地理解列宁对逻辑学的看法，而对形式逻辑加以批判。如，1940年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如下的话：“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辩证逻辑的规律是对立的……形式逻辑无内容、贫乏、拙象，因为它所定的规律与范畴都不符合客观的实际。”这也是3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哲学中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清算的结果。

(二)19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学人的“辩证逻辑”思想

我国当时有关辩证逻辑的思想出现在一批论文、著作和教材里。主要观点是：视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视逻辑学为认识论、视唯物辩证法为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扬弃形式逻辑。

视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如范寿康认为：“形式论理学把一切事物看作是不动，不变，而且是各自分离，各自孤立的。”

王特夫认为：“形式论理学底概念既然一方面是固定永久的死的东西没有发展，它方面又是仅属于事物之特性之量的单纯总和，缺乏内在的内容之中的自然不包着任何矛盾。”形式逻辑把运动与静止割裂开来，“结果是什么也不能认识”。

艾思奇认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从形式论理学产生的，它的特征，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或社会上的一切现象，或思想中的一切概念等都看作固定的、各自独立毫不相关的东西。”“形式论理学错误的根源，也就在于只抓住了真理的一面，在于它的片面性，并把片面的真理夸大，而忘却了还有其他方面。”

所以，“形式逻辑的统治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完成已告崩溃……谁要想挽回形式逻辑的命运，谁就去像中古焚死布鲁罗的手段来摧残现在的一切科学。”

视逻辑学为认识论。王特夫认为，论理学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学，同时也构成为认识学的本质。

李达对形式论理学总的批判为：“形式论理学是主观主义的”、“形式论理学完全缺乏发展的观点”、“形式论理学完全缺乏联系的观点”、“形式论理学的原理，与社会实践相隔离”。因此形式论理学不是科学的方法，普列哈诺夫调停两种论理学是错误的，分离理论与实践而调停论理学也是错误的，所以，形式论理学“既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也不能与辩证论理学分庭抗礼，更不能成为辩证论理学的副次的或从属的部分。它只有在它经过辩证法的改造以后，才能成为辩证论理学的契机”。

潘梓年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本体论，是逻辑，同时也就是认识论。”

视唯物辩证法为辩证逻辑。王特夫认为，辩证论理学的发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中世纪没有发展，到了文艺复兴，又得到发展，康德、菲西特、黑格尔对此有伟大的贡献。黑格尔“用是一否、否一是底辩证论理学公式，来对抗和否定那是一是、否一否底形式论理学的公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法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基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上，“构成了物质论的辩证法”，这才是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方法才是真正的思维方法”。辩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就在于它是反映了自然世界之矛盾和发展底内容，反映那变动不息的世界，因而在它底思维律上，是一种运动底矛盾过程底思维矛盾律，也是一种实践的论理方法。”

潘梓年1938年写出了《逻辑与逻辑学》，体现了他的辩证逻辑观念。这本书包括绪论、方法论(逻辑学)、技术论三部分，在绪论里讨论了“思维与思维方法、逻辑与逻辑的发展”。他把方法论称为逻辑学，包括“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本质与现象、根据与条件、必然性与偶然性、法则与因果性、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思维历程(概念、判断、推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把形式逻辑的归纳和演绎等内容作为技术纳入辩证逻辑体系中。他认为辩证逻辑是真正认识世界的逻辑，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仅仅是形式的，只是演绎逻辑关注语言文字的形式，归纳逻辑关注的是思维活动本身的形式。

艾思奇认为辩证逻辑是高级的逻辑，也叫辩证法。“研究认识的运动法则的学问，就叫做‘论理学’。”这种论理学也叫“动的逻辑”。“我们由论理法则的研究，不但知道思想是这样运动，同时还知道世界上的一切物质也是这样运动。因此我们的论理学同时又可以算做我们的世界观。”他认为矛盾的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是“动的逻辑”的法则。“辩证法是要把这些东西看作永远会运动变化，没有一刻静止，时时刻刻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东西。”

辩证逻辑扬弃形式逻辑。艾思奇认为形式论理学的用处是，“如果要把一件事物单独分离开来看，或者要把它当作静止的状态来看，或者在很小的日常家事的范围里来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用形式论理学了。”因为形式论理学是在社会不进步时候产生的，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低级的思想，所以就要扬弃。“形式论理学的思想，虽然不能说不是思想，然而只算低级的思想；我们现在既已有了高级的动的逻辑，就用不着形式论理学。形式论理学到现在是被动的逻辑扬弃了，否定了。”

二、马佩先生对1930年代辩证逻辑思想的超越

辩证逻辑的观念的形成与用唯物辩证法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一样，是国人接受的西方的一种思潮对另一种思潮的冲突。从文化传播讲，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产物，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西学东渐一个重大思潮，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直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辩证逻辑观念的影响之一，是当今出现了以研究辩证逻辑为学术追求的一批学者，代表人物有马佩、赵总宽、章沛、且大有、李廉、桂起权、罗翊重、何华灿、彭漪涟等等。为了使这一门学科成立，他们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和建构，形成直到今天中国逻辑学界还争论不休的问题。马佩先生的努力主要表现于两点，其一，承认传统逻辑的合法性，把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都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其二，努力使辩证逻辑从唯物辩证法中独立出来，探讨辩证逻辑的思维、思维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基本规律，换一种说法是按照“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这种逻辑学的定义去探求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

(一)普通逻辑与辩证逻辑是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关系

马佩先生认为，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研究判定思维形式正确性的

方法的科学。逻辑学可以分为辩证逻辑和非辩证逻辑两大类。辩证逻辑是关于辩证思维的科学，是辩证思维的逻辑总结，即是研究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非辩证逻辑(或叫普通逻辑)是关于普通思维的科学，是普通思维的逻辑总结，是研究普通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他把普通逻辑分为普通逻辑的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并认为普通逻辑不是真正的现代逻辑，就整个人类的发展看，只有对人类思维发展高级阶段辩证思维的逻辑总结——辩证逻辑，才是真正的现代逻辑。我国的逻辑学研究应以辩证逻辑为重点，把逻辑科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辩证逻辑阶段。

他认为：“普通思维和辩证思维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初级阶段，后者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前者反映事物相对稳定阶段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后者反映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由于辩证思维的本质在于反映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因而辩证思维形式也就具有能够体现出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的结构。”

马先生反对玉路先生的取代论观点。他在《也谈我国的逻辑教学——与王路先生商榷》一文里认为，不应以数理逻辑内容完全取代大学文科逻辑教材中的传统逻辑内容。文章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真正的现代逻辑是辩证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因为人类思维分为形象思维、普通思维、辩证思维三个阶段，后两个阶段有两种逻辑科学：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普通思维形式有普通概念、普通命题、普通推理、普通假说和普通论证，普通逻辑包括以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的逻辑学说为代表的普通逻辑的古典形式和以古典数理逻辑为代表的数理逻辑的现代形式；辩证逻辑思维形式包括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辩证假说、辩证科学理论。辩证逻辑也包括非形式化辩证逻辑和形式化辩证逻辑(数理辩证逻辑)两种形态(马佩先生的辩证逻辑观主要指前者)。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类似于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第二，逻辑学要现代化，不能抛弃传统逻辑，传统逻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对人类逻辑思维的培养发挥过、_并且还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不应该对它采取简单的抛弃态度的。第三，传统逻辑是数理逻辑无法取代的，因为传统逻辑中除了必然性推理的理论以外，还有许多内容是数理逻辑无法包容的，所以不能取代。第四，传统逻辑主要是用自然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论述的，数理逻辑则是用数学演算和人工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论述的；对于一般的学生和一般的干部最需要的是传统逻辑知识而不是数理逻辑知识；在讨论人生、伦理、政治、实践、心理、审美等问题的学科领域中，数理逻辑无法取代传统逻辑。在论述中，马先生根据自己的逻辑观，对王路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此外，他提出在逻辑界应该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能要求人人都研究数理逻辑。

(二)辩证逻辑不是辩证法

马先生辩证逻辑学科构建的基础是，辩证逻辑不是辩证法，辩证思维形式不是思维形式辩证法。他说：“必须克服把辩证逻辑与辩证法相混淆的错误倾向，沿着辩证逻辑逻辑化的道路前进。”所谓辩证逻辑逻辑化，是按照逻辑学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方法来构建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辩证逻辑基本规律、辩证逻辑方法，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辩证思维研究》一书中。此书内容包括人类思维发展的三个阶段、辩证逻辑的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和辩证思维形式四个部分。马先生明确提出了辩证逻辑要逻辑化的口号，主张“辩证逻辑只应研究辩证思维形式而不要研究思维辩证法或思维形式辩证法……把思维辩证法或思维形式辩证法作为辩证逻辑的对象，势必把辩证逻辑与哲学相混淆，或者甚至把辩证逻辑归结为哲学。”

关于什么是辩证思维形式，马先生理解为，“正是在辩证思维中抽象掉形形的辩证思维具体内容后所剩下的那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的辩证思维形式结构)。”例如，在其著作《辩证逻辑》里，关于辩证命题的理论，他认为：“辩证命题就其形式结构来看，首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辩证命题完全承袭了普通命题的命题形式，它只是在普通命题形式中注入新的辩证的内容；另一类辩证命题在形式结构上有异于普通命题形式。”他认为，有些辩证思维不具有特有的辩证思维形式及其结构，决不能排除其他的辩证思维具有特有的辩证思维形式结构，而事实上这些辩证思维形式结构也确实存在着，而它们也正是辩证逻辑应该研究的对象。

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篇3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前辈的思想成果，对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

一、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

1、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和性质。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1961年，毛泽东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形式”是对思维结构的要求和规范，它确保人们在思维中从结构上不犯错误。思维内容的真假却靠具体科学去解决。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不应包括充足理由律。1965年12月，他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理由?”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都要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思维、表达和交流。1957年，毛泽东接见周谷城，周谷城说：“形式逻辑这个东西是敌我共同的武器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我方可用，敌也可用，它没有阶级性。”毛泽东问：“何以见得?”周谷城举例说：“资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私有；无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公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公有。”毛泽东笑着说：“言之成理，也有力。”

2、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形而上学方法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同于形而上学方法、唯物辩证法。1938年3月25日，毛泽东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对于潘梓年在“方法论”和“技术论”下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辩证法区分开来，并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同作用于思维实际，毛泽东认为是可取的。党中央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给田家英等人写信，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在《矛盾论》正式发表时，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把“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删去。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反对把形式逻辑混同于形而上学加以批判，认为形式逻辑既可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服务，又可为形而上学和进行诡辩的人服务。有一次，周谷城当面对毛泽东说：“我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答曰，“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他又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不同于低级数学与高级数学的关系。1965年12月，毛泽东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

3、形式逻辑的应用。

毛泽东很注重逻辑理论的应用，他主张写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逻辑性。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1958年2月，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毛泽东还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力推形式逻辑文集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957年，他邀见周谷城、金岳霖和王方名，谈论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著译等有关问题。1958年，他收到周谷城的信，得知其新的逻辑著作出版，很高兴，回信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出版《逻辑丛书》时，打算收入章士钊旧作《逻辑指要》。毛泽东征求作者意见时，章士钊曾因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有所顾虑。毛泽东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在《逻辑指要》校改完毕后，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章士钊的回信中说：“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随之把其代拟的序言写出。毛泽东作出“宜于印行”的决策，有助于解决当时逻辑资料奇缺的问题。

二、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首先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恩格斯最早从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并写下了《谈谈辩证法问题》，对辩证法进行了说明。毛泽东在1936年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说“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述唯物辩证法时，结合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教训，阐述和发挥了列宁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什么是矛盾呢?毛泽东解释说：“没有什么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毛泽东认为，人们的思想要正确地反映现实矛盾，就要全面地反映客观对象中矛盾双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泽东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他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总体着眼，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

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内外因相互作用规律。他认为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及其诸方面关系，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外因是一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推动事物发展变化，进而把发展观理解为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毛泽东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实质性概括。

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系上发掘出矛盾“精髓”思想，对矛盾特殊性作了独到深入的研究。列宁认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并未把个别和一般的范畴同矛盾范畴联系起来，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整个矛盾体系的紧密联系，进而提出矛盾“精髓”思想，并强调“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他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毛泽东提出复杂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思想以及发展具有阶段性问题，使量变质变规律变得更加完善。他认为，所谓部分质变，就是指“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还没有消灭，即是说在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未变之前，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所发生的部分的、局部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部分质变思想是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晶，揭示了事物发展阶段性的内在根据，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篇4

一、提出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较为流行的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一种“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倪教授认为，把“唯物辩证的”理解方式当成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有两个根本缺陷：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误解为旧唯物论的物本主义的唯物，而不是新唯物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唯物。因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在怎样地唯物的问题上，是一种既否定自然（物本）主义（朴素唯物论、机械唯物论）的、又否定人本主义（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新唯物论，即“新的”、“现代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唯物。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误解为旧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辩证，而不是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辩证。因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怎样地辩证的问题上，是一种既否定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又否定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辩证法，即从实践理解世界发展、特别是人类世界发展问题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按照倪志安教授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理解问题”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以主体的实践为思维的切入点。第二，以主体的实践为思维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三，以主体实践的内在本性、规律作为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规则、途径和方法。人的实践具有十分丰富、复杂的矛盾本性和规律。它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本然和应然的统一，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自觉地从实践去思考、把握、理解、评价和解决这些所有的“实践的对立面的统一问题”。

按照倪志安教授的理解，如果说实践思维方式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怎样思考相关问题，实践逻辑则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怎样地思考相关问题。他认为，以往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思维逻辑认为是“辩证逻辑”，实际上是对恩格斯有关辩证法的本体论思想的误解。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哲学思维把握属人世界的思维逻辑，应是合于它的实践存在那样的存在的逻辑（即实践的逻辑），而不是像形式逻辑、思辨逻辑那样，用思想（概念）来限制、规定和推论存在。由于属人世界中一切存在均是属人存在，对属人存在的思考，由于“实践”这个规定项、基础项和中介项，即属人存在的生成、发展项的注入，属人存在已贯注了实践的烙印，创生出自然存在所不曾具有的新的生成、发展方式，亦即规定它自身超自然存在的属人存在的逻辑——实践存在的逻辑（规律logos）。由之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逻辑，应是以实践为基点，以实践为视角、切入点、立足点（包括出发点和归宿点），按实践的内在本性和规律进行思维的实践逻辑。倪教授在著作中，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逻辑的五大基本规律：即实践的思维和存在同一律、实践的对立统一律、实践的质量互变律、实践的否定之否定律、实践的历史和逻辑统一律。

应看到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问题，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忽略了的一个问题，这就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第二，有关思维方式问题的研究，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才逐渐开展起来，而实践逻辑则是刚提出一个新课题，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又势必涉及到诸如“实践思维”的逻辑结构与“唯物辩证思维”的逻辑结构在本质上的有何区别、在致思趋向上有何不同、在运思途径上分歧何在等。

二、提出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一系列新的观点、原理、方法和规律

遵循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倪志安教授提出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一系列新的观点、原理、方法和规律：诸如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理解”人类世界的统一性、真理的本质和属性、社会历史时空、劳动价值论、生产力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等观点和原理；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理解”实事求是、矛盾分析、历史主义、群众路线、统筹兼顾等一系列的方法；科学发展视阈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与辩证法、科学发展观与实践历史观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念要实现的“三大转变”等应用性原理；以及作为历史唯物论的“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

这里仅以他从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和“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为例，说明他的良苦用心和理论创新所在：

倪教授认为，传统教科书一般都把“生产力”界定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这样理解、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缺陷是：第一，对“生产力”的界定，未能准确概括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丰富内涵；第二，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等构成要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是附加在马克思名义下的斯大林的观点；第三，从“构成要素”理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范畴，遵循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而是旧哲学的思维方式。那么，从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会得出什么样的不同结论呢？第一，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范畴界定为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实践能力。第二，对其基本内涵可以理解为“人类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力”和“组织社会生产的生产力”两大构成部分。倪教授在著作中并进一步对人类生产力这两大构成部分，分别给予了合于马克思主义思考的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从而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又拓展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当代解读。

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篇5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真理”一直是一个很崇高的概念。在对真理概念进行的众多解说背后，隐藏的是不同的逻辑形式的交锋。在不同的逻辑思维形式中，真理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一、形式逻辑中“真理”与“真”的纠缠 关于“真”，并没有太大的争论。通常的意义上，“真”是可以通过形式逻辑判断给出的，是通过认识论的方式来定义的，可以简单地说，“真”就是经验世界中认识内容与认识对象的符合。虽然可以通过形式逻辑来理解“真”，但并不意味着形式逻辑就是单纯的关于经验的逻辑。因为形式逻辑探讨的是命题的真假，它要对命题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判断的结果则用“真”或“假”这种可经验性的结果来表达。表面上看，用形式逻辑的方式来理解真理，真理就会等同于“真”，就会把真理限制在经验世界的范围之内。其实不然。在形式逻辑对命题内容与命题形式的区分中，就已经隐含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形式逻辑与经验世界的相结合，另一种是在思维内部寻找逻辑的规律性亦即真理性。这两种倾向，直接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经验的和先验的。 形式逻辑区别了命题形式与命题内容。命题内容是经验性的，而命题形式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形式逻辑不研究具体命题及其内容，而只研究命题形式，并且特别强调研究由命题形式所组成的正确的推理形式。但是，推理形式是从经验命题中抽象出来的，它离不开经验性的命题内容。在这里已经出现了关于“真”的经验性与先验性两种不同的倾向。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导致了对待真理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态度。这两种态度，在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亚里士多德一方面主张“真理是思想与物的符合”，另一方面他又断言最高真理是思维和理念形式的一致。这种分歧一直贯穿于西方哲学史中。一种观点是坚持经验性因素是真理的标准。伊壁鸿鲁、卢克莱修认为感性经验是真理的标准，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者亦有相同的观点。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十分注意把真理的感性标准同利益联系起来，费尔巴哈则着重强调真理的标准是人与人的交往、意见的一致，在他看来，真理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实用主义认为真理是观念和行为同个人获得成功的意图符合;马赫主义认为真理是感觉的最简单的、最“经济”的相互符合;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真理是科学命题和个人主体的感觉经验的符合，等等。 另一种观点则试图摆脱经验去寻找真理和真理的标准。如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真理是某种超验的、永恒的理念。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把真理看作是上帝的属性。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宣扬真理的先天性，主观唯心主义把真理看作是纯主观范围内的东西，等等。这两种分歧最明显地出现在双重真理观中。双重真理论认为真理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和来源:一种是哲学和科学的真理，是从经验和科学实验中得来的，一种是神学的、宗教的真理，是从神的启示、从信仰中得来的。这两种真理互不干涉，同时并存。但是，双重真理观的这种调和并没有解决对待真理的两种不同态度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康德哲学走得更远，它试图用先验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 二、先验逻辑的思维方式 资Z巴姗说获价姗扮苗SNl蕊一.飞。5.层口suo6渊在形式逻辑先验化的道路上，康德哲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以先验逻辑来定义真理，以此来实现“真理”与“真”的区分并摆正各自的位置。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一样，也作了两种区分:判断形式与判断内容。先验逻辑所说的判断，相当于形式逻辑的命题。先验逻辑所说的判断形式，相当于形式逻辑的命题形式。然而，与形式逻辑不同之处在于，关于判断的内容，先验逻辑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康德认为，概念有两种，一种是经验概念，另一种是纯概念或先验概念。经验概念来源于感性内容;纯概念不是由感性内容抽象出来的，而是来源于知性或思想本身(纯概念具有先验的综合作用，这种先验的综合作用规定了判断形式，也表现于判断形式。相应于不同的纯概念，亦即范畴，就有不同的判断形式)。 在此可以看出，康德的先验逻辑，其实是改装过了的形式逻辑，它并没有克服形式逻辑内部的“真理”与“真”的分裂，相反，却把这种分裂进一步体系化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认识的对象只能是现象，本体属于人永远不能认识的范围，真理也就表现为思维同它的先验形式的一致:“无感性则不会有对象给予我们，无知性则没有对象被思维’，ll]。这种坚持先验的思维形式与经验的表象内容的符合论，相比于形式逻辑而言，范围进一步缩小了:如果说坚持了形式逻辑的旧形而上学还以朴素的方式承认本体的可知性的话，康德的先验逻辑则把一切都限制在了思维、纯主观座的范围之内。于是，真理的“可靠性”大打折扣。真理虽然具有先验的形式，却不能穿透现象，直达本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坚持形式逻辑的旧形而上学比后来的康德批判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站得更高:旧形而上学不仅假定有限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且假定思维本身也是可以认识的。l2]然而，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却想突破现象的限制，去设想本体。在这里，上帝以及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道德律成了真理的化身。然而，这种真理超出了形式逻辑乃至康德的先验逻辑的能力范围，只能靠信仰去把握。 在这种纯粹的主观性哲学中，无论是真理还是真，都被严格地限定在认识论的领域，如果说，坚持形式逻辑的旧形而上学还以朴素的方式承认本体论，承认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的话，那么，康德哲学在此实现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断裂。在理性的理论运用上，真理被定义为纯主观性的范围:在表象的范围之内，“真理”与“真”是可以互换的;而在理论的实践运用上，在道德伦理的范围之内，真理却是只能信仰的。 另外，无论是先验逻辑还是形式逻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存在着“终极真理观”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下，真理被设想为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亦即真理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人类只能认识而不能改变的铁的逻辑。在这种真理观面前，人，归根结底，只是奴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这种终极真理观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p#分页标题#e# 三、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哲学一方面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终极真理观，另一方面又用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了改造。 第一，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坚持了终极真理观中有限与无限的区分。在黑格尔看来，真理是绝对的、无限的。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有限是一个陷阱，一个引人误人歧途的路标。黑格尔认为，有限这一类的概念是不能表达无限即关于绝对的知识的。一个经验事物是有限的，意味着它不能承担真理的重任。之所以不能在经验范围内认识真理，是因为经验范围内的特定的存在物都有一个“他者”、一个界限:从形式方面来说，有限是指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有终结，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但在与自己的他物联系起来，从而受到自己的他物的限制时，就不再存在。所以，有限东西存在于它与它的他物的关系中，这个他物是它的否定，并且把自身表现为它的界限[3j。同时，以有限的思维去推论无限的思维，就会使无限的思维变成有限的。因此，必须突破经验范围内的有限性，才能达到绝对的真理。“无限”恰好满足了黑格尔的这个要求:思维“存在于其自身，与其自身相关，以其自身为对象。对象，是一个他物，一个否定我的东西。纯粹的思维在自身决没有任何局限。只有思维停留在一些有局限的规定里，认为它是至极的东西时，思维才是有限的”叽在此，黑格尔采取“倒虚为实”的思维路径，他把寻找客观性的途径从外部事物转向思维自身。这样，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必然要在真理问题上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逻辑形式本身就是有限的，它所研究逻辑的形式不过是有限的经验世界的形式。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形式逻辑的“判断由于其形式使然，总是片面的，就此而言也是假的’，lq。 第二，黑格尔认为，理念作为真理具有“发展”和“具体”的特征，提出了“真理是过程”和“真理是具体的”的思想。黑格尔指出，“真正的、思辨的东西恰恰是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自身内没有任何这样的片面规定，也不能被片面规定所穷尽，而是作为总体包含着许多自身统一的规定，它们在分离开的情况下被独断论视为固定的、真正的东西。实际上，片面的东西并不是固定的、独自持续存在的东西，而是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包含在整体之内”。 第三，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采取了“倒虚为实”的思维路径，它却具有了一个以往的逻辑所不具有的特点，那就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自觉结合。在这个“客观思想”或真理的基础上，它试图把整个世界的运动发展包含进来。经验性的内容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不是被抛弃了，而是被扬弃。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中成了一种扬弃性的运动，成了精神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辩证运动过程:“精神能够从一切外在东西和它自己的外在性、它的定在本身抽象出来，它能够忍受对其个体的直接性的否定，忍受无限的痛苦，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否定中肯定地保持自己”。 总之，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用唯心主义的方法试图把历史融人真理观，试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阐述真理的实现。在这种辩证逻辑的思维模式下，真理开始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发展的形式。但是，在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西方传统哲学中，“真理”一直是一个过于崇高的字眼，一个神学化了的象征，一个现实世界的人们所无法左右的锁链。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思维方式才第一次把真理从天上带回人间。 四、实践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在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定义中，一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着手的，“‘真理’是一个认识论概念，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8]。这种认识论范围内的真理架构，一方面把“真”囊括进了真理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突出了真理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然而，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在这个定义中却没有得到相应展现。这样，这种定义方式就与旧唯物主义没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并不是简单地对“真理”是否是“真”作出判断那么简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首先是一种实践的真理观，即认为真理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去发现、发展和实现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首要特点就是打破了真理观的认识论界限，把对真理的理解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实践。至少从笛卡尔开始，西方哲学在对真理的理解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思维的主体—“自我”。至少从这时开始，“自我”就成了一个精神性的主体，它所具有的最大或唯一的特征就是“思维”，“自我”由此被等同于“自我意识”。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被抽象为“自我意识”，被看成了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只有绝对观念，只有精神，才是真正的人的本质。“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的精神的产品……它们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的本质”191。于是，一切人类历史，都成了思维的生产史;一切对立，都成了意识范围内的对立，现实的物质世界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并最终被彻底地驱逐出哲学体系。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把人、把思维的主体看作是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看作是现实的、从事感性活动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线、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llq。人的本质也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它是在实践活动中得以展现和不断发展的，这是一种从实践中发展自身、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在此，认识的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打破了“自我意识”的限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现实的、实践的主体才能在真理观的问题上突破单纯的认识论范围，才能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真理。#p#分页标题#e#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的观点在真理观问题上真正实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活生生的个人，人的认识活动是在实践中发生的。他有着自己独立的意识，他本身就是参与物质世界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只是考察抽象的、孤立的认识活动本身(这种“纯粹的”认识活动也是不存在的)。人不是在一个封闭的透明容器中去观察世界，然后呆在这个容器里去苦思冥想他所看到的是不是事物本身的样子。马克思一开始就把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植根于现实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中，他的认识活动是他的有机的社会实践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认识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单纯地瞪着眼睛“本质看”lll]:“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明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刀。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指导下，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抽象的概念，它是不断发展的、现实的历史过程，因而人的认识活动也是不断发展的，所以从实践的广度和宽度来看，认识活动的真理性也是一个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无限靠近的过程。 第三，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普遍性的重要表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的指示，而是与人的主体性密不可分的，是在实践中展开和实现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以物质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分工以及以分工为基础的交往关系的发展。分工造成了社会集团的分化，改变了个人和集团的交往方式和范围，从而使整个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总结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表现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规律，它的实现，也离不开千千万万的社会现实主体—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正是干百万的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活动，才促成了历史运动的洪流。只有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动性，积极参与进步的社会实践，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进步。由此，只有在实践的意义上，真理才是可能的。

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篇6

古希腊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他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2](23页)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象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强劲地震动着人类的思维，启开人类的智慧之窗。但格言警句似的哲理却未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力论证，因此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相对论和诡辩论的逆流。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底鲁以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相继举起了砍杀赫拉克拉利特的长刀，战争围绕着"矛盾是否真实"的问题紧张进行。芝诺以他的"两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著名诡辩一时稳握胜券，似乎矛盾是不真实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

亚里士多德站在这样的历史入口，以他特有的智慧和博学审视这场思维的苦斗，他的思维也经历了一场阵痛和难产。他一方面跨入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是一种矛盾，然而却是十分真实的。他指责赫拉克利特，说："传闻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是亦可为非是'，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置信的。"[3]（60页）批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说"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装"，"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3](60页)

> 可否据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法则呢？当然不能，因为事情是复杂的。应当说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确立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赫拉克利特的格言警句虽然处处显示天才的光辉，但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古希腊哲学之所以受到诡辩派和相对主义袭击而无法自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思维的过程中不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所以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举起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旗帜，十分强调事物质的稳定性和概念的确定性，认为不能说一个东西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没有充分的事实说明亚里士多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学说。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学说作了认真的探索。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选取了不同的入口，也就是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

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论证他的"对立统一"学说时，是从直接攻击形式逻辑，特别是它的同一律"A＝A"时开始的。黑格尔指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确立的是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它是不包含内在差别的，因而具有空洞、孤立、静止的特性。辩证法则要求把握"具体的同一性"，即在自身中包含内在差别、内在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具体的同一性"的充分完全的开展就是黑格尔的对立统一体系。所以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思维推崇备至，说："[像在茫茫大海里航行]，这里我们看见了陆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4](295页)

亚里士多德则另辟蹊径，他绕过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在当时无法从科学上充分证明的命题，而直接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入手。但是，在对判断的深入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却从形式逻辑的疆域中挺拔而出，进入辩证思维领域，亚里士多德关于判断的理论--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实际上是被当作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把握。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了逻辑系词的辩证性质，指出主词与宾词既有区别又相互同一。"苏格拉底是人"就意味着"个别"就是"一般"。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这就是Aristoteles. Metaphysik(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中的辩证法。[5](409页)并指出："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5](409页)

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从攻击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性"开始，确立了"同一本身就是绝对的非同一"[6](32页)，引出差异、对立、矛盾的系列。从而达到"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并把它规定为把握真理的途径，指出："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6](33页)

亚里士多德从研究判断的主宾关系入手，不仅把握了人类思维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运动，而且也揭示了"同一"和"差别"的对立统一，并从同一和差异进到对立。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并非绝对相同，"各有所同而不是悉数相同"[31]（96页）；相似而不是绝对相同；说事物相"异"必需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具有某些方面的差异，所以"异用于…那些事物虽各有别，而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同的。"[3](96页)而最大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称为"相对"[3]（97页），或称之为"对反"，也就是说对立就是最大的差异。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理论，我们看到这两位大师在辩证法最基本范畴的研究中，对构成辩证法基础的两块主要基石的内涵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其一是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包含差异和联系的内在同一；其二，差异本身是"对立"（亚里士多德）和矛盾（黑格尔）的一个环节。明确这两点对于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是坚持"抽象的同一"，还是"具体的同一"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分水岭，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5](111页)而是否坚持"差异就是矛盾"也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之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既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对辩证法发展史的理论概况。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探索对立统一规律选取了不同的突破口呢？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理论思维的环境和条件有关。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与"多"，也就是"个别"与"一般"关系的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唯心主义方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去探索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列宁认为从这里"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索的萌芽"不仅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且是"自然科学"向我们揭示的，是完全合符科学思维路径的。[5](410页)

至于黑格尔采取攻击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始，对"对立统一"学说进行阐述，则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诞生的前晚，欧洲哲学被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统治。这种思维方式的重大特征就是采用片面、孤立的方法去思考一切。认为在两个矛盾的判断中只有一方为真，别一方为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非此即彼"；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上升为世界的绝对的规律。康德的"二律背反"虽然给了这种思维方式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幻相，不承认矛盾的真实性。因此，黑格尔继康德之后在探索"对立统一"时，不能不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刀把它从世界观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它知性逻辑的应有地位。而理性的即辩证的思维正在于意识到"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7](133页)

条条大道通罗马。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位辩证法大师从不同的入口，同样达到"对立面的统一"，达到对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说明矛盾是真实的，无论古代的芝诺否认矛盾的诡辩、近代的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的幻相都是违背理性的，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

二、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黑格尔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对立"和"统一"又是构成这一规律的两个基本范畴。"对立"和"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发展既是对立面的斗争，又是对立面的统一。

亚里士多德关于"对立"六种含义的区分可以说明客观世界中最广泛的"对立"现象。"对立"的多样性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全部哲学著作中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例如物理学上的运动和静止、重和轻、光明和黑暗；生物学中的健康和疾病、生与死、雌与雄；数学上的正与负、奇与偶、直线与曲线；伦理上的好与坏、勇敢与懦弱、正义和非正义；哲学上的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等。

亚里士多德在确认对立的多样时不仅只停留于现象的思考，而且深入事物的本质，把它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对立的普遍性。他说：实体（Substance,或译本体）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是"当它保持着自己同一性的时候，却同时能容受相反的性质。"[9](315页)

从亚里士多德对"对立"范畴的界说和阐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是把"对立"范畴作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而把握。"对立"范畴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中具有总体性性质，它既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体系的逻辑基项。矛盾（即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只是对立的一种形式，对立双方不同时出现，就是矛盾。

在这一点上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无疑比"古代世界的黑格尔"高出一头。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集对立统一学说之大成的唯一巨匠。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主要是《逻辑学》）从不同的方面对"对立统一"学说作了更为详尽和深入的发挥，创造了矛盾产生、发展和在合题中解决的有关矛盾发展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辩证唯心论的庞大体系。"对立统一"是这种庞大体系的主干的脊骨。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对立统一"最好的见证人，因此，他紧紧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范畴，并把它引申发展提炼出一个更普遍更概括的哲学范畴--"矛盾"，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黑格尔宣称他的《逻辑学》就是要认识和把握矛盾，对"矛盾"作思辩的陈述："思辩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自身。"[6](67页)

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有深刻的理论原因和历史原因。在理论上，黑格尔认为"矛盾"必然是"带有对立面的统一的那种矛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种对立面不同时出现的"矛盾"根本相反。黑格尔的"矛盾"范畴具有深刻的内在性，"矛盾"表示着事物内部对立的双方在自己的他物中相互映现。因此，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个命题比其它命题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6](65页)真理就是矛盾。"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7](200页)"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6](66页)黑格尔从矛盾的普遍性和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的角度把"矛盾"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所以，黑格尔又常常把辩证法称为"矛盾进展的原则"，这在理论上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和表征辩证的实质。

因此，"矛盾"范畴必然成为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是这一学说的逻辑基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

至于亚里士多德着重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也是整个古希腊辩证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历史地积淀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最先提出对立物的思想，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较多的谈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他们开列了十组对立面。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没有在这十组对立面之间建立联系，十组对立面之间也缺乏转化，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固定范畴。甚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的赫拉克利特也过分强调对立面间的对立和斗争，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总结他以前先哲的哲学思想时，也没能超越这一特定时代的思维，过多地强调从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看作辩证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范畴，而把"矛盾"只当作"对立"的一种形式。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人类思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反复，古希腊自发辩证法逐渐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取代。中世纪以后，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除了在个别的杰出的思想家那里曾经闪现出若干天才的火光之外，在哲学发展的主动脉上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重大特点就是思考于毫不相容的对立之中。从思维继承关系看，这不能不带有古希腊自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思考方式的遗风。而黑格尔哲学"它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1] （59页）而抓住矛盾范畴，主张从"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就是黑格尔哲学恢复辩证法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但是，在黑格尔辩证法取得世界意义胜利进军的同时，也埋藏着这一思维形式终结的种子由于黑格尔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他的"对立统一"学说的基本思想是描述一种以"合"为结局的矛盾运动，因此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最终完成的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辩证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必然走到发展的尽头。它只有倒过来，形成道尾相接，但在最终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循环的大圆圈。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仍然钻进了形而上学的牢笼。

三、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观是通过"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实现的；黑格尔的发展观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实现的。

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而"对立统一"则是揭示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源泉，是建立辩证法发展观的最重要的基石。但是发展的动力与泉源和发展的外部表现又不是直接同一的。不同的思想家对发展动因把握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亚里士多德对发展的把握和对发展动因的揭示是通过"潜能"和"现实"这对重要范畴间关系的阐明而实现的。

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不仅从这里深入地把握着事物的内在矛盾，把握着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这种转化使动变表现为一个前进运动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一系列对反概念：原因和结果、质料和形式、可能与现实，必然与偶然，等等。这些范畴都是成对出现，是作为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而被把握的。从这里显示出亚里士多德思维的真正辩证性。

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篇7

一、一个人使人类困惑的思维之谜：矛盾是否真实。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

古希腊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他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2](23页)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象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强劲地震动着人类的思维，启开人类的智慧之窗。但格言警句似的哲理却未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力论证，因此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相对论和诡辩论的逆流。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底鲁以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相继举起了砍杀赫拉克拉利特的长刀，战争围绕着"矛盾是否真实"的问题紧张进行。芝诺以他的"两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著名诡辩一时稳握胜券，似乎矛盾是不真实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

亚里士多德站在这样的历史入口，以他特有的智慧和博学审视这场思维的苦斗，他的思维也经历了一场阵痛和难产。他一方面跨入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是一种矛盾，然而却是十分真实的。他指责赫拉克利特，说："传闻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是亦可为非是’，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置信的。"[3]（60页）批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说"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装"，"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3](60页)

>可否据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法则呢？当然不能，因为事情是复杂的。应当说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确立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赫拉克利特的格言警句虽然处处显示天才的光辉，但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古希腊哲学之所以受到诡辩派和相对主义袭击而无法自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思维的过程中不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所以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举起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旗帜，十分强调事物质的稳定性和概念的确定性，认为不能说一个东西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没有充分的事实说明亚里士多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学说。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学说作了认真的探索。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选取了不同的入口，也就是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

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论证他的"对立统一"学说时，是从直接攻击形式逻辑，特别是它的同一律"A＝A"时开始的。黑格尔指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确立的是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它是不包含内在差别的，因而具有空洞、孤立、静止的特性。辩证法则要求把握"具体的同一性"，即在自身中包含内在差别、内在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具体的同一性"的充分完全的开展就是黑格尔的对立统一体系。所以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思维推崇备至，说："[像在茫茫大海里航行]，这里我们看见了陆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4](295页)

亚里士多德则另辟蹊径，他绕过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在当时无法从科学上充分证明的命题，而直接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入手。但是，在对判断的深入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却从形式逻辑的疆域中挺拔而出，进入辩证思维领域，亚里士多德关于判断的理论--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实际上是被当作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把握。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了逻辑系词的辩证性质，指出主词与宾词既有区别又相互同一。"苏格拉底是人"就意味着"个别"就是"一般"。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这就是Aristoteles.Metaphysik(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中的辩证法。[5](409页)并指出："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5](409页)

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从攻击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性"开始，确立了"同一本身就是绝对的非同一"[6](32页)，引出差异、对立、矛盾的系列。从而达到"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并把它规定为把握真理的途径，指出："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6](33页)

亚里士多德从研究判断的主宾关系入手，不仅把握了人类思维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运动，而且也揭示了"同一"和"差别"的对立统一，并从同一和差异进到对立。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并非绝对相同，"各有所同而不是悉数相同"[31]（96页）；相似而不是绝对相同；说事物相"异"必需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具有某些方面的差异，所以"异用于…那些事物虽各有别，而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同的。"[3](96页)而最大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称为"相对"[3]（97页），或称之为"对反"，也就是说对立就是最大的差异。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理论，我们看到这两位大师在辩证法最基本范畴的研究中，对构成辩证法基础的两块主要基石的内涵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其一是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包含差异和联系的内在同一；其二，差异本身是"对立"（亚里士多德）和矛盾（黑格尔）的一个环节。明确这两点对于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是坚持"抽象的同一"，还是"具体的同一"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分水岭，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

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5](111页)而是否坚持"差异就是矛盾"也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之一。在《矛盾论》中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对辩证法发展史的理论概况。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探索对立统一规律选取了不同的突破口呢？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理论思维的环境和条件有关。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与"多"，也就是"个别"与"一般"关系的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唯心主义方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去探索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列宁认为从这里"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索的萌芽"不仅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且是"自然科学"向我们揭示的，是完全合符科学思维路径的。[5](410页)

至于黑格尔采取攻击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始，对"对立统一"学说进行阐述，则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诞生的前晚，欧洲哲学被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统治。这种思维方式的重大特征就是采用片面、孤立的方法去思考一切。认为在两个矛盾的判断中只有一方为真，别一方为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非此即彼"；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上升为世界的绝对的规律。康德的"二律背反"虽然给了这种思维方式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幻相，不承认矛盾的真实性。因此，黑格尔继康德之后在探索"对立统一"时，不能不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刀把它从世界观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它知性逻辑的应有地位。而理性的即辩证的思维正在于意识到"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7](133页)

条条大道通罗马。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位辩证法大师从不同的入口，同样达到"对立面的统一"，达到对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说明矛盾是真实的，无论古代的芝诺否认矛盾的诡辩、近代的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的幻相都是违背理性的，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

二、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黑格尔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对立"和"统一"又是构成这一规律的两个基本范畴。"对立"和"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发展既是对立面的斗争，又是对立面的统一。

应当说，无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们都既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对立"，也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看到了"对立"和"统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是由于这两位大师所处的时代不同、理论思维的环境不同，他们在对"对立统一"的探索中又各自有所偏重。从总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着重研究了事物之间的"对立"，着重强调从"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基本范畴。在《范畴篇》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种意义的"对立"："（1）相关者的相互对立；（2）相反者的相互对立；（3）缺乏者和实有者的对立；（4）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的对立。"[3](38页)后来在《形而上学》一书第五卷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在上面四种意义的"对立"上又加上了两种，即"生成和消解所从发生和所向演进的两端"及"一切事物的质性，其两极可涵融于同一事物中而不能同时出现的。"[3](96-97页)

亚里士多德关于"对立"六种含义的区分可以说明客观世界中最广泛的"对立"现象。"对立"的多样性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全部哲学著作中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例如物理学上的运动和静止、重和轻、光明和黑暗；生物学中的健康和疾病、生与死、雌与雄；数学上的正与负、奇与偶、直线与曲线；伦理上的好与坏、勇敢与懦弱、正义和非正义；哲学上的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等。

亚里士多德在确认对立的多样时不仅只停留于现象的思考，而且深入事物的本质，把它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对立的普遍性。他说：实体（Substance,或译本体）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是"当它保持着自己同一性的时候，却同时能容受相反的性质。"[9](315页)

从亚里士多德对"对立"范畴的界说和阐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是把"对立"范畴作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而把握。"对立"范畴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中具有总体性性质，它既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体系的逻辑基项。矛盾（即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只是对立的一种形式，对立双方不同时出现，就是矛盾。

应当客观地说，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普遍范畴时，这"对立"的形式也在自身中包含着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没有大就没有小，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冷就没有热；冷转化热、热又转化为冷；大转化为小，小转化为大。"谐和的事物必然由不谐和的事物产生，不谐和的也由谐和产生。谐和的消失变成不谐和的，也不是变成随便什么的不谐和，而是和谐和相反的状态。"[10](29页)但是也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对"对面统一"的研究尚处于一种萌芽和探索的状态，特别是对"对立面"的转化并没有达到普遍地把握。

在这一点上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无疑比"古代世界的黑格尔"高出一头。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集对立统一学说之大成的唯一巨匠。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主要是《逻辑学》）从不同的方面对"对立统一"学说作了更为详尽和深入的发挥，创造了矛盾产生、发展和在合题中解决的有关矛盾发展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辩证唯心论的庞大体系。"对立统一"是这种庞大体系的主干的脊骨。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对立统一"最好的见证人，因此，他紧紧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范畴，并把它引申发展提炼出一个更普遍更概括的哲学范畴--"矛盾"，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黑格尔宣称他的《逻辑学》就是要认识和把握矛盾，对"矛盾"作思辩的陈述："思辩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自身。"[6](67页)

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有深刻的理论原因和历史原因。在理论上，黑格尔认为"矛盾"必然是"带有对立面的统一的那种矛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种对立面不同时出现的"矛盾"根本相反。黑格尔的"矛盾"范畴具有深刻的内在性，"矛盾"表示着事物内部对立的双方在自己的他物中相互映现。因此，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个命题比其它命题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6](65页)真理就是

矛盾。"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7](200页)"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6](66页)黑格尔从矛盾的普遍性和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的角度把"矛盾"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所以，黑格尔又常常把辩证法称为"矛盾进展的原则"，这在理论上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和表征辩证的实质。

在历史上，黑格尔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主要的范畴也是对辩证法史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辩证法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康德都着重强调事物中的对立因素，这就难以最后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柏拉图只强调事物的"对立"，因此他的辩证法缺乏"发展和提高"。康德"二律背反"学说可以说是近代辩证思维的发端，但康德也是处处强调事物和现象间的对立，"他没有考虑到建立统一性，并从统一性发展出差别来。"[11](270页)康德的"二律背反"仍然停留在矛盾的对立阶段，没有达到矛盾的统一、过渡和转化，康德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黑格尔在康德哲学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处于困境的时刻提出对立统一的原理，强调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把"矛盾"范畴提升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使西方哲学辩证法从困境中立刻重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12](748页)因此，"矛盾"范畴必然成为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是这一学说的逻辑基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

至于亚里士多德着重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也是整个古希腊辩证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历史地积淀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最先提出对立物的思想，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较多的谈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他们开列了十组对立面。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没有在这十组对立面之间建立联系，十组对立面之间也缺乏转化，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固定范畴。甚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的赫拉克利特也过分强调对立面间的对立和斗争，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总结他以前先哲的哲学思想时，也没能超越这一特定时代的思维，过多地强调从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看作辩证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范畴，而把"矛盾"只当作"对立"的一种形式。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人类思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反复，古希腊自发辩证法逐渐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取代。中世纪以后，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除了在个别的杰出的思想家那里曾经闪现出若干天才的火光之外，在哲学发展的主动脉上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重大特点就是思考于毫不相容的对立之中。从思维继承关系看，这不能不带有古希腊自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思考方式的遗风。而黑格尔哲学"它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1]（59页）而抓住矛盾范畴，主张从"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就是黑格尔哲学恢复辩证法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但是，在黑格尔辩证法取得世界意义胜利进军的同时，也埋藏着这一思维形式终结的种子由于黑格尔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他的"对立统一"学说的基本思想是描述一种以"合"为结局的矛盾运动，因此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最终完成的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辩证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必然走到发展的尽头。它只有倒过来，形成道尾相接，但在最终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循环的大圆圈。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仍然钻进了形而上学的牢笼。

三、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观是通过"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实现的；黑格尔的发展观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实现的。

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而"对立统一"则是揭示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源泉，是建立辩证法发展观的最重要的基石。但是发展的动力与泉源和发展的外部表现又不是直接同一的。不同的思想家对发展动因把握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亚里士多德对发展的把握和对发展动因的揭示是通过"潜能"和"现实"这对重要范畴间关系的阐明而实现的。

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因问题，泉源问题，早已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难题。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先哲曾经用各种不同的理论来回答这一重大难题：例如恩培多克勤用"爱"和"憎"、阿拉克萨戈拉用"努斯"、柏拉图用"神"。他们的共同点是用事物的"外因"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则一反古希腊先哲的外因论，企图从事物内部寻求事物发展运动的原因。他用"现实"和"潜能"这对范畴从总体上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他认为在事物自身内部就包含运动变化的可能性，这是"潜能"；当事物的运动变化一经展开，就由"潜能"变为"现实"。他说"潜能<能>，<潜在>的命意（一）动变之源"，"一般说来，’能’是使它物动变之源（或是将自己当作它物而使之动变）。"[3](100页)这里的"将自己当作它物"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矛盾，与黑格尔所谓"本身在自身的映现"[6](27页)有相同的涵义。在《物理学》中他还指出："一切自然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内在有一个运动和静止（有的是空间方面的，有的是量的增减方面的，有的是性质方面的）的根源。"[10](43页)

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不仅从这里深入地把握着事物的内在矛盾，把握着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这种转化使动变表现为一个前进运动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一系列对反概念：原因和结果、质料和形式、可能与现实，必然与偶然，等等。这些范畴都是成对出现，是作为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而被把握的。从这里显示出亚里士多德思维的真正辩证性。

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不同，在确立"对立统一"是事物前进运动的根源时，他却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实现发展。因此在黑格尔"对立统一"的学说中，"否定之否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逻辑学》里，"对立面的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相互纠结，在大部分的篇章里"对立面的统一"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逻辑学》所描述的思维的辩证运动，是从"纯有"开始的，"纯有"就是纯粹的无规定和无内容的概念，因此它在自身中就潜藏着自身的"否定"，必然向它的对立面"无"转化。"无"虽然是没有内容的概念，但也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使"无"与"有"相互过渡、相互转化--这就是"否定的否定"。这后一次"否定"产生一个新概念即"变易"。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就是按照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框架构造的。因此，黑格尔特别重视"否定性"范畴，认为"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这个"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

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13](38页)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的观点来说明事物发展，还是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来说明事物发展，他们的发展观都是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和"现实"的理论还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杂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企图用"纯粹现实"的"终极因"来说明一切事物发展，因而也就把"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形而上学的割裂开来，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从潜能开始，最后走向"第一推动者"，这就使得他的动变说罩上了浓重的神学光环。

亚里士多德最终皈依了神学，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在他的辩证法中有僵死的东西。这种僵死的东西来源于他还没有科学地掌握对立统一法则。虽然亚里士多德选取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论证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并以此为突破口，天才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严重地破坏了唯心主义的基础。但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真正弄清"一般"和"个别"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虽然承认"一般在个别之中"，反对一般在个别之外，但他又认为在个别之中的一般是先于个别的，决定个别的。这就为唯心主义打开了大门。列宁在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就已经概括出一个重要的理论结论："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一般’房屋’和个别的房屋。"[5](421页)既然一般可以先于个别，决定个别，那么继续往上推溯，这就必定有一个最后决定一切个别的最普遍的一般，这就是"神"。"神学"的藩篱最后扼杀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也扼杀了他的辩证法。

>至于黑格尔则完全把他的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他虽然比亚里士多德更系统更完整地探索和论证了"对立统一"，但同样把这一学说更加神秘化了。黑格尔在对立统一学说上散布了重重浓厚的迷雾，以致使人往往看不清辩证法的实质之所在。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只是"纯概念"的自身发展、自身认识的思辩体系。"纯概念"是一种脱离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无身的理性"。马克思指出这种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以和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14](140页)这里面有多少主观随意性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黑格尔在构造他的辩证法体系时，在形式方面用了更大的功夫，把"对立统一"学说强制地纳入一个个僵化的结构。由于构造体系的需要，黑格尔往往把"否定之否定"看得比事物自身的矛盾性更为重要，把它看成辩证法的"实质和灵魂"。在《逻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中黑格尔作了结论："矛盾思维"虽是"概念的本质要素"，但是只有"否定性"，才"构成概念运动的转折点。这个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6](543页)

对于辩证法实质的二重理解是贯穿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思维之谜。这说明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第一，《逻辑学》所展示的"自在"理论体系的"实际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哲学家"自为"的把握；第二，在黑格尔那里"对立统一"规律，还没有最终与否定之否定规律分化开来，黑格尔所重视的是"矛盾"的范畴，对矛盾规律的理解还未能达到理想的高度。

>虽然在黑格尔关于"矛盾"的学说中，不时地"爆发出革命的火光"，但这一学说由于过分强调"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强调"矛盾的解决"，思维的过程以一切矛盾在"绝对观念"中的调合、消解与告终。黑格尔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达到了最后否定一切矛盾的"合题",他的发展观也就半途而止了。

四、简要的结论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作了一个大致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首先，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分别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说明"对立统一"规律不仅是支配客观世界的主要规律，也是支配人类思维的主要规律，它具有客观性和强制性。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可以找到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但辩证法的核心却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列宁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5](240页)是对辩证法史的科学总结。

其次，我们看到作为辩证法实质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5](407页)，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主要范畴这表现为古希腊辩证思维的重要特点。这时的个别哲学家虽然也看到了对立面的统一、联系和转化，但认为这是一种难题，很难解决，仍处于探索过程中。对于"对立面的统一"，列宁指出"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没有掌握这种思想，没有掌握辩证法。"[5](416页)只有近代德国的黑格尔才比较深刻地把握了"对立统一"的思想，黑格尔的"矛盾"范畴突出了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但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又过分强调了"统一"，强调肯定和否定的"合题"，而导致黑格尔辩证法的自我封闭。

第三、"对立统一"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动力，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潜能"和"现实"；在黑格尔那里是"否定之否定"。但由于两位大师都受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这两种形式都未能完全展示"对立统一"的动力作用和对发展的深刻的内在机制。只有把"对立统一"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才能找到完全科学的表现形式。

最后，虽然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也只有他们两人才系统地探索过"对立统一"学说，并确定一系列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因此，我们在建构和拓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时也必须进一步开掘这两位大师的理论遗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

[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7]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商务印书馆,1986.

[9][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7.

[10]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篇8

 

关键词：辩证法；矛盾；二重性；内容逻辑；格局分析法；

 

我国的改革 发展 已进入关键时期，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都亟待解决。显然，我们已经到了急切呼唤重大 理论 创新的时候，而最根本性的理论创新需要从反思和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入手。对此，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诸如超越“姓资姓社”之争，由“革命党”思维转变为“执政党”思维，由“斗争 哲学 ” 转变为“和谐哲学”等。我们还需要再往深推进一步，从思维的最核心处，从思维的逻辑机制本身，来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改造。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创新才找到了源泉和基础，我们的思想统一才有了前提和保证，我们的和谐文化传统才可望真正复兴并为人类文明指引新的方向。

我们熟知的思维方式，一是形式逻辑的“原子分析法”，二是辩证逻辑的“矛盾分析法”。前者只能处理简单性事物，无法胜任复杂性问题。后者虽以复杂性为立意，但也存在着操作性不足的缺陷。我们还往往不知不觉将二者混合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今天来谈思维改造问题，就表现为具体的两点：一要自觉区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把我们的思维从形式逻辑的桎梏和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混淆中解放出来，坚定不移走辩证法道路；二要一心一意发展辩证法，确立起具有时代水平的辩证逻辑新思维。

 

一、坚持辩证法道路是当前理论创新的根本

大凡辩证矛盾出现的地方，就会纷争不已，失误频仍，诸如姓资与姓社、公平与效率、 科学 与人文等。这种理论思维相对滞后的局面，究其思维方式上的成因有二：一为这些问题原本就是复杂性问题，在没有自觉区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在用原则上就不相称的原子分析法来处理；二为现有的矛盾分析法还远未成熟，在真正面对复杂性时，会严重偏离辩证法道路，陷入不可操作的泥潭。可以说，我们还一直未能真正获得胜任解答这些时代课题所应有的思维方式。

以西方科学为代表的原子分析法，潜在设定世界由单元粒子堆积而成，总是试图将事物抽象为某种结构模型，实质是假定了世界的简单性、孤立性和静止性，而不考虑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逻辑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形式逻辑的适应范围有一个“三同一”的限定，即同一时间、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熟悉当代逻辑哲学的人就更清楚，形式逻辑有一个著名的“看家法宝”，那就是当代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曾讨论过的“外延性论题”，大意是说一切命题都是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并且内涵性语言可以完整地转换成外延性语言，而逻辑真理则是空洞的重言式。这实际上是说，辩证矛盾双方中作为内涵、内容、意义的一方，可以完整地归结到外延、形式、对象的一方。可见，形式逻辑在一开始就将辩证双方进行了武断的割裂和简单化的归结，使得世界最终只剩下抽象的空洞洞的形式结构。其思维实质是否认矛盾。这种做法在面对简单事物时，的确能得到某些操作性很强的结果，但由于任何一种模型都只是对真实世界的片面近似，和对复杂性事物的简单化处理，也就注定了各有各的问题。在面对真正的复杂性问题时，就会一方面陷入单一模型的片面的“绝对主义”；另方面则又导致众多模型的表面繁荣实则纷乱不堪的“相对主义”。最终陷入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分裂之中。也就不得不另加一个逻辑之外的“实用主义”原则来作为行动的依据，而这必然带来执行中的“双重标准”和“文化对抗”，永远不会“和谐”。事实上，原子分析法是与复杂性事物逻辑不相称的，是与“和谐”的价值理念原则不相容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受西方 影响 。不少西化倾向的学者在 学习 西方科学的同时，忘记了当年辩证法针对形式逻辑片面性缺陷所作的经典批判，模糊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原则分野，动摇了对辩证法的坚定信心，更有甚者还提出要将辩证法列入所谓“伪科学”之列。在现实讨论中，或者否认矛盾，总想用建立单一模型的方法来处理复杂性事物；或者虽然承认矛盾，但仍不知不觉沿用形式逻辑的思维来处理。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复杂性问题，必然带来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的纷争局面。如“公平与效率”问题，论者们就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并重”，再到“更加注重公平”，甚至“放弃效率以换取公平”，等等，几乎所有可能的加权组合都有人主张，也都言之凿凿，自有一翻道理。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究竟应该相信谁呢？难道“实用主义”的权宜办法终归是我们沦落的理论思维的宿命吗？可见，原子分析法还缺失了一个至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要对所建立的模型本身进行唯一且必然性论证。但这种论证在形式逻辑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辩证法的框架内才是可能的。

以我们今天所处的 历史 位置，决定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类现象已是多个历史阶段形态的积累，因而都具有了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特征，都已是真正的复杂现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复杂性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对于复杂性问题，形式逻辑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辩证法才可望承担起解析复杂性事物“复杂的”逻辑结构的重任。

我们今天来谈理论创新问题，已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有框架的修修补补上，而要以俯瞰苍生、统领时代的雄姿，来真正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建构。如果基于这样的立意高度，辩证法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形式逻辑有着固有缺陷，还因辩证法一直就是我们深厚的传统。 现代 化只可能是传统本身的现代化，我们别无选择。在我国，从古老的“阴阳”学说和“中庸”思想，到今天的“矛盾论”和“和谐”，辩证法一直就是我们的文化根基，是我们的“官方思维”和“思想武器”。如果丢掉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来奢谈现代化，那实际上就是从骨子里的“全盘西化”，这在我国是行不通的，那意味着更为惨烈的国内的“文化对抗”后果。可以断言，我们今天的文化复兴，必将首先是辩证法传统的复兴。

当然，我们今天强调走辩证法道路，不是不要形式逻辑，而是不要被西方表面的繁华所蒙蔽，不要以为形式逻辑就是全部。我们一定要懂得形式逻辑的极限，要知道什么性质的问题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在面对真正的复杂性问题时，奉劝我们中间的那些西化倾向的论者们，要重新树立起对辩证法的信心，自觉回到辩证思维上来，不要盲目陷入无谓的纷争和无望的混乱之中。尽管辩证法本身依然存在着问题，但都是由于自身发展不够成熟的问题，是所谓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原则上不可解决的问题。

 

二、发展辩证法是当前理论创新的关键

辩证法的逻辑正当性一直受到怀疑，甚至有人到了讥笑和不屑一顾的地步。这是因为辩证法的立意一开始就超出了形式逻辑的范围，其所坚持的“矛盾”在形式逻辑中找不到对应的位置；再加上现有的矛盾分析法还远未成熟，在现实运用中会不知不觉就严重偏离了真正的辩证法道路，也导致了实践中众多的曲曲折折。

辩证法的精髓是“矛盾”，也就是承认、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认为，形式逻辑所处理的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抽象概念（这从形式逻辑的外延性论题就可以看出）；辩证法所处理的则是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具体概念（也就是不承认外延性论题）。具体概念具有形式上的对立性和内容上的统一性两方面，因而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具体概念所包含的这种矛盾，使得具体概念的形式与内容两面随着矛盾的展开而成为一个相互适应的运动过程，由此展开一个辩证发展的范畴序列。按照黑格尔的本意，矛盾双方的既对立又统一是有确定的含义的，即对立是指形式方面的对立，统一则是指内容方面的统一。这意味着我们展开矛盾时，也许会要用到不同的逻辑法则去分别对待对立的一面与统一的另一面。质言之，形式与内容这两面也许会要分别服从不同的逻辑法则。那么，是不是真的存在分别针对形式与内容的两种逻辑法则呢？是不是真的应该用不同的逻辑法则去分别展开矛盾的对立面和统一面呢？这是一个异常关键的问题，将决定整个矛盾分析的成败。遗憾的是，我们现有的矛盾分析法从来不曾探讨过这个问题，而是完全在用相同的方式去展开对立与统一的两面，甚至完全都是在用形式逻辑的框架进行。

打个比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就像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是两面而不是两元。我们当然可以用形式逻辑去展开对身体的结构分析，但却不能把心灵也当作一个实体对象看待。心灵不是一个“东西”，不再服从形式逻辑的法则，而是会有着别样的逻辑机制。

现有的矛盾分析法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大致还有三个主要的逻辑操作步骤：“一分为二”、“两点论”和“重点论”，分别针对矛盾的揭露、展开和解决。此三者又都有两个意思，分别针对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我们只来考察第二个意思，因为分析矛盾终归是要落实到某个具体矛盾上。一般认为，展开矛盾也就是既要看到矛盾中对立的一面，又要看到统一的另一面。我们用a与b分别表示矛盾双方来具体说明。按照“两点论”，我们应该先从“对立”的角度考察一下a与b，建立一个用于描述a与b是如何如何对立的模型，得出一翻结论c；然后再从“统一”的角度又考察一下a与b，又建立一个用于描述a与b是怎样怎样统一的模型，得出又一翻结论d。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可以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两面当作两种关系来处理，并且用相同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做会带来怎样的逻辑后果；（二）即便这样展开了，c与d的关系又会成为新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再讨论，现在只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如果c与d之间是矛盾关系，那么实际上只是转移和掩盖了原来的矛盾a与b，在没有继续展开新的矛盾c与d之前，我们依然无法获得可操作的结果，而这种新的继续展开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意味着无限倒退；如果c与d之间是形式逻辑的关系，按照c与d一个是对立面另一个是统一面的定义，意味着二者永远不可能进行综合，也就得不出任何具体的结论。可见，“两点论”必然带来异常严重的逻辑后果，导致致命的二元分裂而彻底丧失操作性。

为了应对“两点论”所带来的分裂局面，矛盾分析法就不得不另加一个“重点论”的后续手段，企图通过所谓“条件约束”而对c与d进行因时因地的综合抉择。这样虽然表面上把“两点”综合成了“一点”，但不要忘了这种综合原本是逻辑上就不可能的，一定是被认识者主观地随意地歪曲后的结果。针对这种强行的逻辑综合，有一条著名的“邓斯·司各特定律”，即是说由矛盾命题的合取可以推出任意命题，也就意味着逻辑推理能力的彻底崩溃。更为尴尬的是，即便真的可以进行这种综合，但这实际效果是等同于建立了一个关于a与b的单一模型，也就在绕了一大圈后不知不觉又落入形式逻辑的窠臼，从根本上否认了矛盾，背离了辩证法。所以，“重点论”是一个明显背离了辩证法的东西，并且也不是形式逻辑的东西，纯粹是一个主观的随意的东西。由此也就必然带来辩证法在逻辑推理能力上的“随意性”后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矛盾分析法的现状和困境，一方面，“两点论”将矛盾双方当作两个二元对象，将矛盾中的对立与统一两面当作两种关系处理，试图通过建立两个正相反对的模型去克服原子论单一模型的片面性，但必然带来分裂和不可操作；另方面，“重点论”试图强行对“两点论”进行综合，但必然导致随意性。所以，矛盾分析法在现实运用中的生动表现就是：在“两点论”展开矛盾时，往往会头头是道，道理说尽；而在“重点论”解决矛盾时，却只能两面骑墙，模棱两可“和稀泥”，草草了事。无怪乎今天的辩证法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辩证法只是理论上的“万金油”和行动中的“事后诸葛”。

鉴于现有矛盾分析法在操作性上的这种先天不足，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在坚持辩证法道路的同时，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发展辩证法。尽管辩证法一直是我们的思想旗帜，但事实上，现有矛盾分析法中的“两点论”和“重点论”，都不是真正的辩证法的东西，都在一开始就受到了形式逻辑的束缚和扭曲，也就背离了真正的辩证法道路。因此，我们今天坚持辩证法，本质上是要坚持真正的辩证法；而发展辩证法，则是要回到并坚持真正的辩证法。

 

三、发展辩证法需要预备的三个思想基础

我们寻找发展辩证法的出路，需要重新回到矛盾分析的起点，回到对矛盾的最初理解上，从中找出全新的可以真正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的逻辑原则和理路。

 

1、深化并明确对矛盾的理解

矛盾是整个辩证法体系的核心范畴。矛盾分析之成败首先取决于我们对矛盾的具体理解，将关系到其后的如何具体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然而在思想史上，“矛盾究竟为何物”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悬案。

针对形式逻辑的片面性缺陷，辩证法提出要将事物看作是矛盾双方共同规定的结果，将事物“一分为二”，兼顾“正反”两面。这个出发点是对的，问题却出在对这个“二”的具体理解上。正是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答案不一，才造成了其他一系列的混淆和混乱，最终导致辩证法失去了应有的锋芒。可以毫不为过地说，现有辩证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到对这个“二”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最终的症结所在。

细加考察就能看出，对这个“二”可以有三种理解：一是“二元”；二是“二层”；三是更为根本性的“二重”，也就是“元”与“层”的“二重性”。只有第三种理解才符合辩证法的本意。

“矛盾”的本意是指“元与层”的“二重性”，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的二面性，或说形式对立与内容统一的两面性。矛盾的双方，“对立”的一方是关于形式的，是“元”，也就是“实体”，是实体的总体形式结构；“统一”的另一方是关于内容的，是“层”，也就是“关系”，是关系的整体内容构造。对这两方的展开，分别要用不同的逻辑法则。正是在这里，现有的矛盾分析法发生了致命的偏差，将矛盾中的对立与统一“两重”完全当作了“两元”，然后再来讨论哪个是重点哪个是非重点。这种歪曲意味着，现有的矛盾分析法虽然承认了矛盾，但在后续的揭露、展开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将矛盾纳入到形式逻辑的框架中去处理，也就根本背离了辩证法道路，必然要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逻辑后果。

按照黑格尔的提示，矛盾即“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内在的正与反双方的相互规定性。他的这种定义依然是粗糙的，还可以潜藏三种意思，一种是事物自身“形式与内容”的“二重性”；二种是事物自身“部分与部分”的“二元性”；三种是事物自身“属性与属性”的“二层性”。我们知道，形式与内容都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的二重性结合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事物，因而不能错误地将这两个方面看作是事物的两个“部分”或者两种“属性”。这种区分从表面上看是细微的，似乎并不重要，但在逻辑上却是深刻的，正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最初的分野所在，也是真正的辩证法与歪曲的辩证法之本质的区别所在。黑格尔本人不曾意识到需要做出并强调这种区分，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尚未形成明确的“二重性”观念，而是将这三种意思混同在一起，并且几乎完全是在二元性的逻辑框架上来看待“矛盾”和“对立统一体”，也就为其后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留下了伏笔，为整个辩证法体系埋下了混乱和不可操作的祸根。

众所周知，辩证矛盾与形式逻辑矛盾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东西”。然而，由于辩证法一直未能明确指明辩证矛盾究竟是什么，也就使得人们不能准确揭露辩证矛盾，只知其与形式逻辑矛盾不同，却不能清晰地指明其究竟是怎样具体地不同。这就往往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辩证法所推崇的矛盾正是被形式逻辑所极力要清除掉的东西，似乎承认辩证法就意味着要放弃作为形式逻辑的核心 规律 的“不矛盾律”。其实，所谓矛盾，并不是“对同一主词给予相反的谓词”，而是就是主词（实体）与谓词（关系）的结合。辩证矛盾既不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因为这显然是二元性而不是二重性，也将与矛盾是事物自身运动之原因的原则相违背；也不存在于事物内部的“组分”之间，因为这实际上还是在二元性的模式下看待事物；亦不是事物的“属性”之间，因为属性只是事物的内容方面，即关系构造方面，而关系是不能被当作“元”一样看待的。辩证矛盾是“二重性”，是同一事物自身所固有的形式结构方面与内容构造方面的二面性，是事物自身形式上的对立性与内容上的统一性。

离开矛盾的这个“二重性”原则，我们对矛盾的理解就将变得混淆不清，难以捉摸。那些持形式逻辑观点的逻辑家们，就一直都是在二元性而不是二重性的意义上来看待矛盾，这实际上在一开始就丢掉了辩证矛盾。那些努力试图通过形式化手段来使辩证法获得操作性的人们之所以收获甚微，根源也在于总是将辩证矛盾的“二重性”歪曲成了“二元性”。辩证法所蒙受的这种误解，其实是因为辩证法自身未能充分阐明矛盾究竟为何物的必然后果，以致造成了辩证法一直不为逻辑学正统所接受的恶果。自黑格尔创立辩证法体系以来，思想家们就一直深陷在二难的困境中苦恼不已：如果我们不能在形式逻辑的框架中安置矛盾，那么我们又还能到哪里去为矛盾寻找到安身之所呢？如果我们将矛盾就安置在形式逻辑的框架中，那么我们又将置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原理于何地呢？以致曾有人断言，辩证法只是人类的一个古老梦幻。甚至有人认为，“不是恶劣的欺骗，而是似是而非的伪理论阻挠了真理的展示”。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更多的人则是孜孜以求地仍在探索着辩证法这座智慧的宝藏。

世界是“二重性”的，是实体与关系的统一，是实体的总体结构与关系的整体构造的统一。我们知道，概念既有外延，又有内涵；语言既有语形，又有语义；认识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现象既有对象，又有意义；事物既有结构，又有构造；人既有身体，又有心灵；世界既有空间性的“界”，又有时间性的“世”；宇宙既有“四方上下”的“宇”，又有“往古来今”的“宙”；等等。世界的方方面面无不表现为成对的“二重性”的辩证范畴组。矛盾的这个“二重性”原则，是我们理解矛盾的要点，是真正的辩证法中最至关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坚持和发展辩证法时最要大呼特呼地予以强调的地方。

 

2、突破单向度的思维框架

形式逻辑以设定世界在本质上的静止性为前提，只有“元”一个向度，只有衡量世界实体性结构的“真假对错”一个逻辑尺度。正是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框架严重束缚并阻碍了辩证法的发展。因此，精确展开二重性本意的矛盾，我们必须首先突破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框架，确立能够同时容纳“元”与“层”两个向度的复合框架。

辩证法的宗旨除了要描画世界的存在性外，还要揭示世界的运动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过的那样，由于实体本身被看作永恒不变，因而在原则上就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演化发展，只可能是关系的构造。关系构造必然表现为关系的环节性，也就是整体的层次性。所以，本质运动只可能是关系构造过程中的层次性飞跃。可见，衡量本质运动的尺度只可能是关系的环节，也就是关系构造的复杂性等级，或说关系整体的层次境界高低。“高低”这个尺度，是一个不同于“对错”的新尺度，二者原则上不能归结为一个。遗憾的是，矛盾分析法未能首先在逻辑框架上进行这种突破，而是不自觉地直接沿用了形式逻辑的单向度框架，试图只用单一的“真假”尺度来衡量世界的实体性和关系性两方面，也就陷入混淆不清和循环定义的困境。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无法给出是否质变的逻辑标准，以致不能严格区分质变还是量变。例如，水被加热，到100℃时开始沸腾。要知道，随着温度的每一点升高，水的性质都多少会发生改变，那么我们凭什么来说哪个温度上的变化就是质变或者不是质变呢？

“对错”与“高低”相结合的思维框架，其实是我们原本就有、习以为常的，只是我们的逻辑学没有充分自觉而已。譬如我们看待身边的某个人，就不会简单地说他是好人或者坏人，而是还要说他水平怎么样，境界高不高。

 

3、补充对关系的逻辑的 研究

对“层”的展开需要遵循关系构造的逻辑，与之相应的是世界的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也即整体的层次性、意义的环节性和演化的阶段性。

关系不是实体，关系与关系之间已经再没有“之间”。纯粹的关系也就是不含任何实体差异的直接的原初的“一”。关系永远是统一的，或者同一，或者分居于不同的环节。对关系的认识，我们不能把关系当实体一样去进行形式逻辑的“类演算”，只能在与浑然一体的关系整体的“直接同一”中，去体验，去直观，去与之同步发生。可见，关系的逻辑也就是关于心灵直觉、意义直观和事物发生的逻辑。与关于实体的形式逻辑相对应，我们可称关于关系的逻辑为“内容逻辑”。

关于关系构造的发生学思路自古就有，从古代的神秘主义、怀疑主义，到近代的直觉主义，直到当代的整体论，尤其是今天的现象学，都体现了人类对于关系的逻辑的认识。我们熟知的最基本的两条思维规律“矛盾律”和“因果律”，其实只有前者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后者则是内容逻辑的基本规律。

需要指出，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改造我们的思维中的另一个重大的非逻辑的哲学话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的问题。由于我国曾经一度盛行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一直忽视对于心灵和意义世界的研究，也就偏离了辩证法所应坚守的二重性立场，造成了我们今天对世界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在人格修养、道德建设、素质 教育 以及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的严重失衡局面。

内容逻辑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体系，只是零星地体现在那些带整体论色彩的思维传统和当代现象学中，也就成为我们今天发展辩证法的一个主要障碍。因此，我们发展辩证法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补充对关系的逻辑的研究，要吸取并推进当代现象学的发生学逻辑成果。（具体怎样吸取和推进，笔者将另文阐述，或请参阅拙著《二重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那些没有现象学素养的头脑而言，真正理解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是很难的。

 

四、辩证逻辑新思维

发展辩证逻辑并不是简单化地将辩证逻辑像形式逻辑一样形式化，也不是像有的论者所宣扬的那样，认为辩证逻辑具有所谓辩证本性以致完全不可能将其精确化。辩证逻辑的发展问题，应首先是如何摆正辩证法的“二重性”立场的问题，即将辩证矛盾彻底当“二重性”而非“二元性”或者“二层性”。一旦摆正了这个立场，就很容易显示出曾一度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逻辑的存在及其重大意义。其实，我们一直所欠缺的，也是我们的众多困惑之根源的，正是对世界的整体性、意义性和演化性的了解，而这些恰好是以处理总体性、对象性和静止性为专职的形式逻辑所不能胜任的。内容逻辑的确立和深入研究，将使我们看到，与形式逻辑相对的不是辩证逻辑而是内容逻辑，逻辑学阵营不是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二分法，而是形式逻辑、内容逻辑及辩证逻辑的三分法。其中，形式逻辑与内容逻辑构成辩证关系，它们的二重性统一即为辩证逻辑。这也就表明，我们现有的辩证逻辑，实际上是极不成熟的辩证逻辑与内容逻辑的混合体，并且还往往被形式逻辑所扭曲。

一般认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类似于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这是一个容易误导我们的极不恰当的比喻。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分别是数学在形式逻辑模式下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态，是层次性关系；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则分别是“二重性”与“二元性”，是不同的逻辑立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都会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态，但它们在每一个相对应的阶段环节上，都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立场。

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是整个辩证法的关键。形象地讲，“二元性”中的双方都是“元”，都是实体，是“一根线栓着的两个球”；而“二重性”中的双方，只有一方是实体，另一方则是关系，是“线与球的连接点”。二元的双方都遵循同一套形式逻辑的法则；二重的双方只有作为实体的一方才遵循形式逻辑的法则，另一方即作为关系的一方则遵循内容逻辑的法则。认识到“二重性”与“二元性”的这种根本不同，是我们发展辩证法的关键。

我们之所以直到今天才找到“二重性”这个发展辩证法的道路，不是因为此前的思想家们努力或者智力不足，而是因为“辩证二重性”这个结合点，恰恰只能处在“元”和“层”之间，意味着我们需要首先拥有关于“元”和“层”两方面的认识，而“层”本身所涉及到的就是演化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只有当我们处在已有多层历史积淀基础上的今天，我们对“层”的清晰认识才是可能的。

按照“矛盾”的“二重性”本意，我们对矛盾的展开就不能是“两点论”，而应该是“两重论”。一重是，我们要对矛盾中作为“元”的对立的一方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进行展开，以打开事物的对象性形式结构方面；另一重是，我们要对“层”的统一的另一方按照内容逻辑的法则进行展开，以打开事物的意义性内容构造方面。于是乎，世界就将在“元”和“层”两个向度上分别展开来，最终形成一种多层次并存的复合结构。

 

1、从构造到重构再到反身重构

现象学认为，对象是意义构造的产物。对象总是按照我们的意义方式而“如其所是”地开显，因而对象总依赖于一定的意义平台。在现象学“构造”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引申出另一个新的观念，即“重构”的观念。对象将会被不同的意义所重构，并且可以不断地、一再地重构。众多“重构”中的那些实现了层次跨越的“重构”，可称为“反身重构”。可见，对象将在不断的构造、重构、再重构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一个“反身重构”的不同质的等级序列。我们首先会在某个意义平台上打开对象，以及相应的某个现象域，乃至世界；然后，我们又可能在一个更高层面的意义平台上重新打开对象，以及相应的现象域和世界。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对象、现象域、乃至世界，就不能只被看成是某个单一意义层面上所呈现的结构样式，而是一个由不同的构造环节所分别打开的多层面的形态序列。质言之，是一个反身重构的依次发生的逻辑序列。

 

2、严格层次性及其逻辑判据

辩证法欲对 发展 性 问题 做出可操作的逻辑解析，就必须首先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本质运动的“源泉”和“尺度”。由于本质运动只可能是关系构造过程中的层次性飞跃，因此关系才是本质运动的“源泉”，关系的环节才是本质运动的“尺度”。这就告诉我们可以在逻辑上给出严格层次性的定义和判据，也就是所谓“质变”的定义和判据。有了这样的定义和判据，我们就能将质变与量变区分开来，就能精确把握演化发展。

严格层次性是指由关系构造的环节性所对应的关系整体的层次性，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是事物开显所在的不同等级的“视域”，而不是“类演算”中不同大小类之间的所谓层次。譬如说，物质结构中的银河系与太阳系之间，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层次性关系，而从经典力学的“质点”过渡到近代力学的“量子”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层次性跨越。

严格层次性必须满足“外延上的幂集”和“内涵上的反身”这两个等价的逻辑判据。所谓“外延上的幂集”，是指新旧事物之间，如果旧事物可以还原为某种结构单元的集合，那么新事物必然居于这个集合的幂集之中。所谓“内涵上的反身”，是指新事物的“属性”必然是旧事物的“属性的属性”。譬如，质量与能量这两种物质形态，质量是“质点”单元的集合，能量必然是质点“组合样式的组合样式”，即质点集合的幂集。各自对应的属性运动分别为速度和加速度，加速度则是“速度的速度”。又如，农业文明的“种植”与原始文明的“采集”之间，采集意味着对植物生长过程的个别取样，可以总体作成一个集合，种植则意味着对植物生长过程的全程掌握，意味着可以对该集合进行幂集意义上的任意操作，或者说，种植就是“采集的采集”。再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水被加热到100℃时开始沸腾的例子，就只有放到比牛顿力学更低的意义水平上看才是质变。

 

3、格局 分析 法

按照“两重论”的理路，“矛盾”必然被展开为一个依次反身重构的多层次并存的复合结构。可以称之为“格局”。

从逻辑上看，任何事物都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格局，或者说，格局结构是任何事物都必然具有的逻辑结构，因为任何事物必然都具有形式与 内容 两方面，都具有形式结构上的多样式性和内容构造上的多环节性，并且特定的结构样式会与相应的构造环节对应结合在一起。相应地，我们认识事物，也就是要认识事物内在的逻辑格局，揭示事物所具备的各个意义层次，并对每个层次进行展开和定位。这种新的二重性的分析 方法 ，可称为“格局分析法”。

“格局分析法”要求我们，在面对真正的复杂性事物时，首先要突破单向度的思维框架和 研究 范式，不能沿用线性的形式逻辑分析方法，而要采用新的能同时体现实体结构的“真假性”和关系构造的层次境界“高低性”两个尺度的分析方法。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形式与内容相结合，要求“真理”与“境界”相统一，将特定的真理定位在相应的境界层面。可见，格局分析法遵循的是“定位论”，而不是“重点论”。

格局、格局分析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来讲并不完全陌生。我们经常就讲 经济 格局、文化格局、心理格局等。大到政府的宏观决策乃至全球性问题，小到一个团体、一家 企业 、一个家庭、一个个体，凡当面对的事物带有复杂性，我们就总会用到格局概念，就总会用“格局”一词去指称复杂性事物的“复杂的”逻辑结构。这就已经向我们昭示着，要重视对复杂性事物的格局研究。在今天，既是为了充分认识复杂性事物的需要，也是为了完满解答众多 时代 课题的需要，更是为了实现辩证法 现代 化的需要，我们都要大声疾呼，都要明确地提出要发起一场专门针对格局的逻辑研究，要建立起完整的格局分析法。

对照一下，如果说原子分析法是试图建立关于对象的单一模型，而矛盾分析法是试图建立正相反对的两个模型，那么格局分析法则是试图建立包括全部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在内的正交模型，一个由所有可能的模型按照发生顺序依次排列的模型序列。可见，格局分析法既是对形式逻辑惯用的建立事物结构模型的原子分析法的继承，也是对辩证逻辑试图对这些模型的唯一且必然性进行论证的实现。无疑，只有这样的模型序列，才能既是对复杂性事物的完整表达，又能通过层次定位后获得充分的可操作性。只有这样展开来的矛盾，才能既不失多样性，又不脱离统一性，方能堪予承担对复杂性事物的逻辑解析。

 

4、现象的逻辑

现象是对象与意义的二重性统一。一方面，现象具有结构，可以还原成某种结构单元的组合样式；另方面，现象之结构究竟会围绕哪种结构单元延伸开来，取决于现象自身的构造环节，最终取决于人自身的意义构造和直观能力水平。譬如说“1”这个数，在加减法的构造环节上是整数，在乘除法的构造环节上就是有理数，而在乘开方运算的构造环节上则成了实数。对古人而言，无理数不是真实的存在，但在我们今天的中学生那里，无理数也会变得像我们身边的桌椅一样真实。一方面，不同的物种、不同 历史 阶段的人、不同生命史的个体，都会在各自不同的意义水平上拥有各自的世界；另方面，这所有可能的世界之间又依次具有反身重构的对应关系而排列成一个发生序列。古人会将“水”、“火”、“土”、“气”等看作是世界的结构单元，后来则将“原子粒子”看作是世界的结构单元，我们今天则在“质点”以至“量子”的意义上理解世界。事实上，人类就曾在重量-位移、质量-速度、能量-加速度这三个不同的意义平台上构筑出相应的三幅力学图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再一次打开一个“信息-跃迁”的力学世界。但这些力学图景之间又依次后者是前者反身重构的结果。西方 哲学 史上的 自然 哲学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现代阶段，也明显构成一个反身重构的序列，因为它们为世界所设定的结构单元可分别归结为“具体实物”（如水、火、气等）、“抽象实体”（典型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质型论和后来托马斯·阿奎那的“最低能指质料”）、“原子事实”（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有系统 总结 ）和“原子世界”（如当代哲学前沿对可能世界的探讨），此四者就依次具有反身重构的关系。

现象不是既成的，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人的参与被构造的，还会随同生命进化不断反身重构下去，最终形成一个现象域的等级序列。历史的进程，不是现象域的同质扩张，而是异质的反身重构和层次升级。历史进程的主线，不是真理战胜谬误，不是永远光明在前黑暗在后，而是不断地获得真理，定位真理，并超越真理。具体地说，不是人比细菌更“正确”，而是人有着更高的构造等级和生命境界水平；所有物种虽然共处于同一个世界，但并不必然构成相互争夺生存资源的竞争关系，而是各自拥有自身意义水平的生存环境；从表面看，相对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似乎是牛顿力学现象域中某个曾被忽略的不起眼的角落，如光速不变问题，但实质是根本就处在更高的现象域层面。

 

五、怎样进行格局分析

所谓格局分析，本质上还是矛盾分析。要求严格按照矛盾的“二重性”原则进行，对事物所具有的形式结构与内容构造两面严格划分和辨认，并分别用形式逻辑与内容逻辑去展开和解决。所以，格局分析法也就是“矛盾的二重性分析法”，或可称为“矛盾二重论”。

对复杂性事物进行格局分析，可以概括为“一个前提，三个步骤”。所谓“一个前提”是指我们不仅要承认矛盾，还要将矛盾明确理解为“二重性”。所谓“三个步骤”则是指二重法、两重论和定位论，分别对应于矛盾的揭露、展开和解决。总的来讲，矛盾分析法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明确理解矛盾、准确揭露矛盾、精确展开矛盾、正确解决矛盾。

 

1、明确理解矛盾：二重性

矛盾分析的前提当然是首先要承认矛盾，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奠定在对矛盾的深入认识和明确理解上。

承认矛盾就是承认事物本质上的复杂性，即承认事物在结构样式上的多样性（对立）和构造环节上的多环节性（统一），并承认解决问题的具体性。我们认识复杂性事物，最忌讳的就是教条化，或者否认矛盾，直接采用形式逻辑的原子分析法来建立某样简单化、绝对化的模型；或者虽然承认矛盾，但仍按形式逻辑来处理，甚至照搬别人的东西。毫无疑问，事物终归是要被设定的，要通过建立模型才能进入到可实际操作的层面，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先要将特定的现象进行定位，才能确定建立模型所应依据的意义环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式逻辑的东西是不能被绝对化的，其永远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子分析法所建立的任何一种模型，都意味着对复杂性事物进行了某种武断的设定，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缺陷，甚至会是“文不对题”、“避重就轻”、“刻舟求剑”的致命缺陷；别人的东西也是不能照搬的，明明在人家那里有效的东西，拿回家来往往就会不灵了。从思维方式上看，我们党领导 中国 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承认矛盾，懂得普遍原理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而我国建设阶段之所以有那么多失误，则是因为除了现有辩证法本身的缺陷外也照搬了许多别人的东西。

真正的辩证矛盾只可能是“二重性”，而非“二元性”或者“二层性”。一旦偏离了“二重性”原则，真正的辩证矛盾也就已经被歪曲或者取消掉了，承认矛盾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话。

现阶段的辩证法一直将矛盾表述为所谓“对立统一体” 或“正反双方”，这种做法是很肤浅和粗糙的，其对矛盾的理解是不到位的，还可以混淆“二元”、“二层”和“二重”三种意思，并且很容易暗示给我们一种实体观的思维模式，而看不到内容逻辑的存在，误导我们用形式逻辑去处理对立与统一两面。这种混淆是导致辩证法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源，而其中所包含的“二重性”部分则是其合理性所在。事实上，我们现有的辩证法就一直是这种混淆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现有辩证法中包含了很多合理的东西；另方面，其在实际操作中又存在很多问题。

 

2、准确揭露矛盾：二重法

揭露矛盾不是简单地随意地将事物分成两块，也不是随便把两个东西或者两种性质放到一起，而是必须严格按照“二重性”的要求去划分，去辨别真假矛盾，和辨认矛盾双方，并规范我们的用语。因此，格局分析法在揭露矛盾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并不是过于简单粗糙的“一分为二”，而是严格的“二重法”。

矛盾是普遍的，但不是随意的。矛盾的普遍性是因为任何事物都一定包含有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既有实体性结构的对立又有关系性构造的统一。矛盾不是随意的，是因为矛盾中的双方，其中必有一方是实体性的，另一方则是关系性的，双方共同组成一个“二重性”的统一体。这意味着：（一）矛盾只能存在事物自身，不能存在于事物之间，并且只能是事物自身形式与内容的两面，而不是事物内部的两个“部分”或者两种“属性”。否则就是“矛盾泛化”，使矛盾的存在性没有原则，也就不能严格界定矛盾分析的适应范围，将许多原本不属于矛盾框架的东西也混淆进来。（二）矛盾双方必然分别是事物自身的实体结构和关系构造两方面，需要准确辨认，不能简单化粗糙化地停留在“正与反”的说法上。否则就是“矛盾颠倒”，使矛盾双方的存在性没有原则，也就不能精确确定双方各自应该遵循的法则。（三）我们提炼、表述和讨论矛盾时，应该遵循一定的用语规则，主动选择那些带有实体色彩或关系色彩的词汇去分别指称矛盾双方，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是“用语混乱”，使矛盾的表述没有原则，讨论起来就模糊不清、捉摸不定。这三点正是我们揭露矛盾时辨别真假矛盾、辨认矛盾双方和统一用语规范的逻辑标准。

根据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我们可以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都包含了矛盾，但却不能说事物之间存在着矛盾。当我们去谈论事物之间（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属性与属性之间）的矛盾时，实际上是已将这两个事物当作了一个整体的新事物在看待，此时所谈论的矛盾已是这个新事物的矛盾，而非原来诸事物之间的矛盾。原来的诸事物只是内含在该新事物之中，充当新事物的结构要素（或构造基础），但决非新事物之为新事物的本质所在。新事物自身的矛盾还需要按照“二重法”去重新划分和辨认。

譬如“质与量”就是典型的辩证矛盾，其中质是关系构造的一方，而量则是实体结构的另一方。诸如物质与意识、稳定与发展、 科学 与人文等，就都是矛盾，都分别前者是实体方面，后者则是关系方面。

又如“资本家与无产者”，在“两类 社会 群体”的意义上二者是不能构成矛盾的，二者只是二元关系，而非“二重性”。真正的矛盾是指“社会阶级”这个事物在形式结构上的对立和在内容构造上的统一，即社会阶级这个事物在形式上必然会分化为资本家与无产者，以及还有更多的所谓中产阶级，在内容上则又统一在同一个 工业 社会的生产关系整体上。此中，资本家与无产者只是社会阶级的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部分，而不是矛盾本身。将资本家与无产者误认作是辩证矛盾，实际上是“矛盾泛化”的结果。

再如“姓资与姓社”，也不是“两种社会性质”意义上的矛盾。真正的矛盾是指“生产关系”这个事物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形式上必然表现为姓资与姓社以及“姓中”（即所谓混合经济）等的多样性，内容上则又统一在同一个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上。此中，姓资与姓社也只是生产关系这个事物所包含的矛盾的构造因素之一，而非矛盾本身。将姓资与姓社误认作是辩证矛盾，同样是“矛盾泛化”的结果。

 

3、精确展开矛盾：两重论

对矛盾的精确展开，不能采用“两点论”，而应该是“两重论”。“两点论”虽然不排除其中也包含了“二重性”的成分，但可以混淆“元”、“层”和“重”三种意思，更多地是将“二重性”的矛盾本意歪曲成了“二元性”的两个关系，而且偏偏这两个关系又是正相反对的“对立”与“统一”两个关系，必然带来二元分裂的不可操作的后果。

根据“二重性”原则，矛盾双方必有一方是实体性的“元”，另一方则是关系性的“层”，分别服从形式逻辑与内容逻辑两种不同的展开法则，并且不能颠倒错位。其展开结果必然是得到一个“元”的多样式，和一个“层”的多环节，二者结合成为一个演化着的多层次并存的格局结构。任何特定的现象都将被定位在这个逻辑格局的某个层面上。

譬如“姓资与姓社”，二者是工业社会生产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形式结构方面所展开的层次序列中的某个层面之一部分。与之二重相对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构造方面，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需要按照内容逻辑来展开，必然表现为一个多环节的序列。于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将看到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化序列：生产方式从原始文明的“采集、狩猎”，到农业文明的“种植、畜牧”，再到工业文明的“开采、制造”，以至今天正在形成中的信息文明的“研究、创新”；社会群体分化则从奴隶主与奴隶，到地主与雇农，再到资本家与无产者，以至未来的“知本家”与“无知者”。相伴随的是，人类自身的头脑构造、直观能力和行为模式的复杂性等级越来越高；社会财富的形态也从“衣食”，到“金银”，再到“货币”，以至“股票”。总之，历史的这个进程是复杂性等级的进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而不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在每一个演化的阶段环节上，我们都会打开一个完整的世界，都会拥有相应的真理和社会制度。原来的层面也不会消失，而是作为基础被内化，被包涵，被定位，被超越，被依序定位而并行不悖。

 

4、正确解决矛盾：定位论

现阶段的矛盾分析法在解决矛盾时，采用的是“重点论”，依据所谓“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观念，认为“两点论”中的两点，总可以区分出重点和非重点。这一由马克思提出并在毛泽东那里得到尽情发挥的思想，是现有辩证法试图获得操作性的关键手段。我们前面已经表明，“重点论”是一个牵强附会的东西，必然带来解决矛盾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其实，所谓“主次”、“轻重”、“大小”、“利害”等，只能是相对于确定的衡量标准或者说意义环节而言的，要基于一种实体性设定，将事物摆在同一个实体层面进行对比，而忽略了关系构造的多环节性。其中所运用的思维方法也正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本身作为形式逻辑的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但在辩证逻辑那里，这种方法就不再适应了，因为辩证逻辑所要处理的是矛盾，是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多样性，是要将形式对立与内容统一两面进行综合，显然已经超出了形式逻辑的适应范围。要知道，形式逻辑是只处理形式而不管内容的，并且是不允许将矛盾命题进行合取的。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矛盾中的对立与统一两点是各有条件的，因此可以通过阐明约束条件来区分重点与非重点。这种“条件决定论”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此中的所谓条件也会分裂，又将面临如何将条件的两点综合为一点的问题。

辩证矛盾是与形式逻辑矛盾根本不同的，辩证矛盾的解决不是要把矛盾剔除，也不是去将矛盾中对立与统一的两面区分出重点与非重点。事实上，辩证矛盾的两面都是同等重要的，都永远是“二重性”结合的。矛盾不可能单方面消失，任何一方的消失，都意味着另一方的同步消失，都将导致整个层面的瓦解而回到原来的低级层面。任何事物都是逐步建构起来的，只能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地循序渐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事物自身所包含的形式与内容的两面分别展开，让形式对立面所表现出的多样式与内容统一面所表现出的多环节一一对应起来，得到各自的定位，从而让矛盾有机地建构起来，内化成为事物发生序列中的一个必然应有的环节、阶段或者层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将任何特定的现象定位在事物演化序列中的相应层面，然后按照相应层面的法则去处理。这就是我们解决矛盾时的“定位论”。

马克思谈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时，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说：“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此中，他明确指出，“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的方法，“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其实，他这里所表达和依据的就正是定位的思想，因为他认为矛盾的解决不是取消，而是通过“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使矛盾内化为事物的一个发展环节，并且我们也只有通过定位才能确定怎样去创造矛盾能够借以在其中运行的形式。

一般认为，解决矛盾有三种方式：消解、转移和转化。这三种方式都是“定位论”所包含和允许的，但需要深入理解并区分对待。“定位论”具体到解决现实中的特定的矛盾中，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解决矛盾是有条件的，特定的矛盾需要有与其定位环节相对等的条件才能通过转化来最终解决，过于超前的矛盾或者暂时不具备定位条件的矛盾就只能暂时采取取消或者转移的方式解决。尤其是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一定要在一定的国内外环境下进行，特别是要在国内民众行为能力水平和文化心理可接受的程度上进行。这意味着解决矛盾有正常和非正常两类手段：正常的手段就是通过定位来“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使之内化成为事物演化序列中的一环；非正常的手段就是通过定位发现暂时还不具备正常解决的条件，也就只好暂时消解或者转移。但这样做时，千万不要忘了，惟有正常的解决方式才是事物的“发展之道”，非正常的解决方式则只是权宜的“自保之道”，只是万不得已的非常手段。

消解矛盾，是指由一方消灭另一方，以致双方都被取消。根据“定位论”，消解矛盾意味着整个层面的瓦解，而使事物停步不前甚至倒退。因此，消解矛盾只是解决矛盾的非正常方式，只有当解决矛盾的条件完全不具备时才可临时采用。譬如“姓资与姓社”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一个不能正常解决的问题，因为那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自保的问题，人家虽然要在“占领地”搞工业化，但对我们而言那是“殖民主义”的工业化，是人家的，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民族自主演化发展出来的，我们并不能正常参与其生产、交易和分配的游戏规则，甚至面临着灭种之灾。当此之时，我们惟有消解这个矛盾，惟有暂时哪怕不要工业文明也要先求保住我们的民族血脉和文化根基。所以，我们就只能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意味着消灭了无产阶级，也就取消了整个工业文明的现象域层面，而回到更低层面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后来，到了国家建设时期， “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做法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此时已经具备以正常方式解决“姓资与姓社”问题的条件，也只有正常解决了这个生产关系在新层面的新矛盾才能真正实现工业文明。但我们囿于思维方式上的错误，将“二重性”的辩证矛盾歪曲成了“二元性”的形式逻辑关系，并主观地夸大了矛盾的对立面，仍以为矛盾的解决就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以致我们的社会停步不前，错失了一次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要知道，如果真的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我们的社会不是发展到所谓共产主义，而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层面被瓦解，也就回到更低级的农业文明的层面。事实上，作为“姓资与姓社”的两个极端，垄断资本主义与“大锅饭”社会主义之所以行不通，都是因为试图取消对方而导致工业文明的层面无法“如其所是”地正常开显，也就实质退回到原来的农业文明的低级层面，前者导致“经济危机”而成为“堕落的”帝国主义，后者导致“经济短缺”而成为“荒唐的”空想主义。

转移矛盾就是将矛盾的现象暂时掩盖起来，使之通过别的方式来表现，也只是解决矛盾的一种非正常手段。根据“定位论”，事物演化序列中的每个必然环节都是绕不过的，矛盾转移只是权宜的，表面的，一定还会再从别的地方又冒将出来，除非放弃事物的 发展 ，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我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遇到了“姓资与姓社”的 问题 ，鉴于当时特定的 历史 条件，这个问题不便马上以正常方式解决，而被搁置起来。但也因为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就转移成为今天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甚至还会更进一步激化成为“稳定与发展”的问题。

转化矛盾其实包括了两种意思，一种是所谓“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另一种是通过“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而使矛盾整体由外在转变为内在，由不适应转变为适应。第一种意思是不成立的，也是将矛盾的“二重性”歪曲为“二元性”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而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但这只是一种非常笼统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是不符合深入解析后的逻辑机制的。真实的情况是，革命以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重新分化的结果，而不是直接换位的结果。新的统治者中一定既有原来的统治者，也有原来的被统治者；新的被统治者也同样包括了原来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类人。并且，革命以后如果真的还能保有革命前的生产水平，那么一定也伴随有新的 社会 阶层分化现象，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事实就是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关系的翻版。否则，社会一定是停滞甚至倒退的。可见，转化矛盾的第一种意思是不成立的，只有第二种意思才是成立的，才是真正正确解决矛盾的途径。譬如还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旦定位看待以后，就实际上等同于要不要 工业 文明的问题，只要我们衷心希望工业文明层面能够“如其所是”地真正开显，就必须是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创造出矛盾能在其中借以运行的形式，使矛盾内化成为社会发展序列中的一环。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私有化，要制定“物权法”及其法系，而且还不能停留在笼统的保护“私有财产”和避免平均主义的概念上，而要认识到工业文明的“物权法”之本质层面是要允许“股票”、“知识产权”以及之类的财富形态层面存在，要认识到财富分配不仅有量的多少的不同，还有财富形态的层次的不同；另方面也要承认公有化，要制定“人权法”及其法系，并且也不能停留在保护“弱势群体”和避免两极分化的概念上，而是要认识到所谓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逻辑实质是要确保整个格局结构的稳定和依序并行，尤其是要认识到工业文明的“人权法”之本质环节是“机会平等”意义上的公平，关键体现在义务 教育 、反腐败和反垄断上面。

总之，解决矛盾的逻辑机制不是“相互转化”，也不是“此消彼长”，更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通过矛盾的展开和定位，来“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使矛盾双方永远“相辅相成”、“同消同长”、“和谐共存”。相应地，我们正确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首先定位，通过定位来判断究竟应该采取消解、转移还是转化的途径。最根本的途径，不是消解，也不是转移，而是转化，并且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意义上的转化。只有这样，矛盾才能得到有效的建构，内化成为事物自身演化序列中的必然的应有的有机的一环，也才最后得到了真正的解决。

 

六、格局 分析 示例

格局分析法是专为处理复杂性现象而铸造的逻辑分析工具，可以将表面上显得杂乱无章的所谓复杂现象，整理成一个井然有序的逻辑格局，并最终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下面我们就以几个实例来说明。

 

1、“矛盾”典故

关于“矛盾”这个典故，一般的做法是，认为矛与盾直接构成矛盾的正反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双方是对立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双方又是统一的，甚至是相互转化的，并且总有一方是重点。思维实质是将矛盾纳入到“二元性”的形式逻辑框架中处理，必然会带来颠来倒去、二元分裂和主观随意的不可操作的后果。正确的做法应该采用格局分析法，严格按照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来揭露、展开和解决其中所包含的矛盾。

准确揭露矛盾。首先，现实中的一支矛和一面盾放到一起只是假矛盾，二者只是“二元”的两个实体，而不是“二重性”。其次，我们将矛与盾放到一起来谈论，实际上是在谈论“兵器”这个事物，真正的矛盾应该是兵器这个事物的矛盾。再次，由于兵器这个事物必然包含形式结构与 内容 构造两方面，矛与盾只是构成其实体结构的一面，我们还要找到关系构造的另一面，只有这两面才构成真正的辩证矛盾。接着，兵器这个事物之内容构造的一面，指的是制造兵器所用的材料和构造方式等，也就是兵器自身所遵循的力学原理。然后，兵器这个事物必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对立性，也就是既有矛又有盾，一个要进攻另一个要防守，是对立的；但在内容上又具有统一性，都遵循相同的力学原理。于是，兵器这个事物既在形式上对立又在内容上统一，构成矛盾。最后，我们可以选用“兵器种类”和“兵器原理”这样的词语，分别表述兵器这个事物的形式与内容两面。所以，矛与盾所包含的矛盾，是指兵器这个事物所包含的兵器种类的对立性与兵器原理的统一性。

精确展开矛盾。“矛盾”这个典故，真正的矛盾是指兵器种类的对立性与兵器原理的统一性。按照“两重论”，我们既要对兵器种类的对立的一面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展开，又要对兵器原理的统一的另一面按照内容逻辑的法则展开。从兵器种类方面看，是兵器的各种不同的结构样式，具有矛与盾的多样性和对立性。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矛或者盾，都可以还原出它的结构单元，而确定它所处的层面，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火器，甚至核武器。从兵器原理方面看，指兵器的各个不同构造环节，不管是矛的“无坚不摧”，还是盾的“坚不可摧”，都具有统一性和多环节性，都一定是依据了兵器原理的某个具体环节，从重量-位移，到质量-速度，再到能量-加速度，甚至信息-跃迁。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表现为一个兵器种类与兵器原理的相互适应的过程。于是乎，我们就将看到一个兵器种类的层次序列，和一个兵器原理的环节序列，二者结合成一个多层次并存的格局。

正确解决矛盾。首先，对于不同层面的矛与盾而言，高下立判。譬如石器 时代 的矛，铁器时代的盾就是“坚不可摧”的；反之，石器时代的盾，铁器时代的矛就可以做到“无坚不摧”。其余均依次如此而已。其次，对于同一层面的两个具体的矛与盾而言，可以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来决出高下。

 

2、公平与效率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发展和 现代 化建设，显然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唯有运用格局分析的思维方式才能认识清楚。否则，我们就会在复杂性问题面前或者茫然无措，或者纷争不已，或者模棱两可和稀泥。具体到我们当前遇到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就应该坦然承认二者是矛盾，并按照矛盾的“二重性”原则来展开格局分析。不能像有的论者所做的那样，或者否认矛盾，或者虽然承认矛盾但仍按形式逻辑来处理，甚至直接照搬西方 经济 学家的所谓模型和结论。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二者的含义都具有多样性，二者的关系也错综复杂。但对这样一个典型的原本只能用矛盾分析才能解决的复杂性问题，论者们大多仍从形式逻辑出发，采用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往往只承认公平一方的复杂性，而否认效率一方的复杂性，并且还认为公平的复杂性也可以简单化地区分为所谓“经济”和“社会”两个层次，终不能摆脱片面性缺陷。也有个别论者看到了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复杂性，明确采用矛盾分析的思路，但仍停留在“两点论”加“重点论”的分析框架内，将二者看作是两个二元对象，其间存在对立与统一两种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二者是对立的，另一种条件下又是统一的，于是得出结论说二者是所谓“全方位的立体交错的交互关系”。道理虽然说尽，但到头来终究不知所以，连具体的某个现象到底是不是公平或者高效都说不清。

准确揭露矛盾。对公平与效率展开矛盾分析，首先要做的就是准确揭露矛盾，要弄清楚二者是不是真矛盾，是哪个事物包含的矛盾，矛盾双方分别是什么。

为了能够准确揭露矛盾，我们需要先来讨论一下平均、平等和公平这三个概念，因为这里也是论者们经常发生混淆的地方。就有人主张只有平均才是与效率相矛盾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伪命题”，是因为人们错误地把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平均翻译成了公平才导致的问题。显然，平均、平等和公平三者都有“平”的意思，所不同的是“平”所针对的标准不同，一个是“均”，一个是“等”，还一个是“公”。平均实际上是基于一种绝对化的实体设定，将人看作是同一层面上的完全一样的东西，忽视了人类劳动在质与量两方面的多样性。人是各不相同的，人的行为模式复杂性等级和思维构造层次是参差不齐的，同一层次的人所实际付出的劳动量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用平均这样的过于机械简单的概念来描述人的社会现象就是不相称的，不足以承载内容无比丰富的辩证矛盾。平等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潜藏着实体设定的意思，依然否认了人的质方面的多样性，只承认了量方面的多样性，也不能承载辩证矛盾。只有公平这个概念才同时承认了质与量两方面的多样性，也才成为真正的复杂性事物，才可以承载辩证矛盾。

同样地，对效率这个概念我们也要做广义的多样式的理解，而不能像论者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认为效率的含义是固定的。即便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将效率定义为投入产出之比，或者期望与效果之比，也不会只有单一结论，因为社会生产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 计算 投入和产出时所圈定的范围也就可广可窄，很难人为地进行某种设定。

只有将公平与效率都广义理解后，二者才是适合于讨论社会现象的，因为社会原本就同时包含了这所有可能的理解方式，也才会成就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否则，我们的讨论在一开始就会因为简单化设定而偏离社会本身，就会带有片面性缺陷，就会实质否认矛盾而背离辩证法。

我们所谈论的公平与效率这个问题，其实是指“社会制度”这个事物，分别是指社会制度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以公平为内容的，否则就没有构造基础，就不为人们所认同，也就不能存在。另方面，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要以效率为形式，否则就没有结构表现，就不为人们所看到，也就没有存在。可见，正是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构成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也就是内容上的统一性与形式上的对立性之间的矛盾。

精确展开矛盾。根据内容逻辑，公平作为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内容方面，必然具有多环节的统一性，即公平是多义的，但不管是哪个意义上的公平，都是统一的，都只是公平的不同意义环节，并且依次排列成一个环节的序列。相临环节之间具有确定的“反身”对应关系。按照形式逻辑，效率作为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形式方面，必然具有多样式的对立性，不同的效率形式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但不管是何种效率形式，都可以还原为某种结构模型，并可找到相应的结构单元。通过对比这些结构单元，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分布于不同的现象域层面。相临层面之间具有确定的“幂集”对应关系。

具体地，公平与效率都会随同人类社会的演化而有一个不断“反身重构”的过程。当人类社会还处在“采集、狩猎”的原始阶段时，从动物阶段获得的“蛮力”就会成为社会制度的依据，那时的公平与效率只能是“蛮力”水平上的，“家长制”则是对“蛮力”水平上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解决。即一方面，家庭成员内部是平等的，劳动果实人人有份，“蛮力面前人人平等”；另方面，家庭成员内部又是不平均的，年龄、性别等还是会反映到与“蛮力”大小相对应的食量和衣着等的差别，还是“按劳分配”的。后来，人类社会发展到了“种植、畜牧”的农业阶段，“蛮力”就不再是人类劳动最本质的环节了，而是上升到了“经验”知识的水平，不同的血缘部落会因积累了不同的经验知识而拥有不同的劳动技能，血缘尤其是由血缘而来的经验知识就成为社会制度的依据，“家族制”则是对“经验”水平上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解决。一方面，家族内部“经验面前人人平等”，劳动果实人人有份；另方面，又会因着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对应到各自会继承不同的经验知识，并体现出不同的分配结果。并且，原来的“家长制”环节也不是被取消，而是内化在社会底层。再往后，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开采、制造”的工业阶段，由血缘关系继承来的经验知识也已不再是人类劳动的最本质的环节，而是有一个由“劳动力再生产”所造就的劳动力自身的素质问题，即高水平的知识技能，而这会集中地体现到劳动者对所谓“机会”的把握上。正是这种对机会的不同把握能力成为了工业社会制度的依据。今天西方的所谓“福利资本主义”正是对“机会”水平上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解决，一方面，“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另方面，又会表现出对机会的不同把握能力的分配差距。并且，原来的“家长制”和“家族制”都被保留在社会制度的底层结构上。

通过对公平与效率的这种“两重论”展开，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公平的意义环节的序列，和一个效率的对象层次的序列，并且公平的不同意义环节对应着效率的不同对象层面，也就成为了一个多层次并存的格局。

正确解决矛盾。公平与效率都不是抽象的，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会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只能逐环逐层地实现。这意味着我们讨论特定现象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应该通过定位才能进行。要将特定的现象定位到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所展开的逻辑格局的某个环节或者层面，才能给出具体的答案。

譬如说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一般存在着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资本主义不公但高效；二种认为既不公也低效；三种则认为既公且高效。这些争来争去的说法，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一定在对公平与效率二者的理解上进行了各自的片面设定。如果基于这样的片面设定来展开讨论，就一定不会有一致的结果。例如，“大锅饭”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垄断和腐败是不是高效呢？像这样的问题都不会有公认的答案。其实，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任何社会制度都一定是既公平又高效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任何社会制度的架构都一定是建立在人们对某个公平的意义环节的认定上，也一定会表现出相应的效率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公平的意义环节不同，效率的对象层次不同，或者说，实现了哪个环节上的公平就对应打开了相应层面的效率。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的公平是“机会平等”意义上的公平，效率则是与之相应的可以把握“机会”的高级知识技能所打开的效率。但怎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对这个矛盾的最后解决呢？或者说，创造怎样的社会制度才能让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能在“机会”这个层面运行呢？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在当初一定是合理的，是既公平又高效的，代表了矛盾发展的方向，否则就搞不下去。即便所谓“圈地运动”的“羊吃人”导致了一大批无产者，但只要是在“机会平等”的意义上进行，就一定是建设性的，这些无产者们的整体实际生活水平就一定是得到了提高而不是下降，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就会被****，被消灭。工业文明是由农业文明“反身重构”而来的，资本家与无产者都不是地主与雇农的直接对应，而是在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上重新分化的结果。工业文明最初的作坊式生产和商业活动，对正统的地主和雇农来说都是不屑参与的，会被认作是“投机倒把”的“另类异端”。正是那些最初的作坊主和商家看到并把握了工业生产方式中的“机会”，才成为了资本家。也正是那些没有能够把握“机会”的人，包括哪怕他曾是地主或者贵族，最终成为了无产者。是不是原始资本主义就完全实现了“机会”水平的公平呢？不是。因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投机倒把”的“另类异端”的背景下进行的，必然带有“蛮力”的色彩，或者说，此时的“机会”还是“蛮力”水平上的机会，只能属于那些胆大的投机者，而不是所有人。准确地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进化到了“机会”的水平。于是，随着更多的人参与到“机会”层面的活动中来，原始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新的阶段。在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哪些人更有条件进化到“机会”水平呢？显然是那些有条件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资本家和地主贵族的血缘家族，于是垄断资本主义就形成了。同样地，垄断资本主义也没有完全实现“机会平等”，因为此时的机会只对资本家族开放，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参与进来。只有建立在“教育公平”、反腐败和反垄断基础上的福利资本主义，才是对“机会”水平的公平的完全实现。而这意味着工业文明的完成和信息文明的开始。

又如如何看待“按劳分配”的问题，事实上，任何社会制度都永远是按劳分配的，只是要求我们要对人类劳动的质与量两方面做出多环节与多样式的理解，并且要正确看待所谓“腐败”问题。关于人类劳动具有质与量两方面，这是好理解的。相应地，真正的按劳分配就应该是：什么层面的劳动，得到相应层面的报酬；付出多少劳动，得到等量的报酬。人类劳动的行为模式与其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和应获得的劳动报酬，是相一致的。对于一个只能从事最低级劳动的人，只要给予他衣食就够了；对于一个从事高级劳动的人，获得股票层面的回报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人类劳动的成果和报酬的这种多层次，是并存着的，是并行不悖的。

关于腐败的问题，在格局分析的基础上，腐败是要一分为二地具体看待的，并且是可以从逻辑上给出严格定义的。所有那些被我们称作腐败、荒淫和奢侈的所谓“堕落”行为，在逻辑上看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用低环节的手段对待原本属于高层次的对象，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堕落行为。譬如说“裙带”关系，在农业文明阶段就不是腐败而是合理的，只有在工业文明阶段才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允许也不是在一切意义上都不允许，如果只是限定在工业社会的底层现象域中也是允许的，只是对于那些本质属于“机会”层面的现象域才是不允许的。可以说，所有关于财富分配和消费中的公与不公的问题，以及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属于定位当与不当的问题。只要是定位准确的，就都是既公且高效的；反之，如果试图用低层面的手法对待原本属于高层面的对象，就都是不公也低效的。

“大锅饭”年代就公平吗？就没有腐败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干与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谈不上公平，即便当年表面上看似平均，但再大的国营 企业 也只能事实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粮票、布票、油票等的发放也是被少数人支配着，城乡差别和行业差距更是有目共睹。当年在我们身边不乏其例的是，有的人饿死了，而有的人照样肥头大耳。“大锅饭”年代并不是真正消灭了贫富悬殊，消灭了腐败，而是取消了工业文明所应有的诸如“股票”之类的财富形态，最终退回到原来的更低级的分配形态上，实质是回到公平与效率的低层次统一上。以低层次的有饭吃与没饭吃取代了高层次的有钱花与没钱花，以阶级、阶层和行业的不平等取代了家族的不平等，以集团腐败取代了个体腐败。反过来，比尔·盖茨的财富也许还会增加，但只要他不搞垄断，合法经营，“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就都是允许的，世人们也不会觉得不公平。即便他拥有如此之高的身价，他的财富实际上是“股票”层面上的，只有在“股票”层面上运作才有意义，并不是他真的身缠万贯，更不是他家里粮食布匹堆积如山。他的财富的本质完全是社会关系整体规定的结果，是特定层面财富形态的一种表现。可以允许他一掷千金地享受所谓“高消费”，但不能允许他把等量的粮食布匹买来囤积或者人为销毁。

再如我们今天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制度创新的问题，就一定要将公平与效率分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内容与形式，要通过一个过程去谋求内容与形式的相互适应，和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我们要懂得工业文明建立在“机会平等”的公平基础上，只有“教育公平”以及反腐败、反垄断共同造就的“起点、过程和结果都公平”的实现才是工业文明的最终实现；另方面，我们也要懂得“机会平等”的实现有一个过程，尤其要正确区分对待所谓“腐败”问题，才能建设性地实现平稳过渡，否则不仅腐败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的社会也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譬如说具体到当前陷入相持僵局的“物权法”立法问题，反对的理由无非是两个：一个是“违宪”，另一个是“包庇腐败”，造成社会不公。第一个理由显然不是逻辑上的，应该另外讨论；第二个理由虽然是逻辑上的，但不是一个可以支持定性的理由，而只是一个操作细节上的理由，由于“物权”的本质还是“人权”，可以通过对“人权”展开格局分析来给出关于腐败的严格定义来解决。

 

3、物质与运动，以及稳定与发展

物质与运动构成辩证矛盾，分别是指物理现象的形式与内容。物质结构是多层次的，运动构造也是多环节的。从亚里士多德力学，到牛顿力学，再到近代力学，直到我们今天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力学，物质结构表现出一个重量、质量、能量和信息的物质形态序列，运动构造则为位移、速度、加速度和跃迁的运动形式序列，并且依次具有严格的“反身重构”的对应关系。其中，每个运动环节都会成为相应物质层次的所谓“属性运动”。

稳定与发展也构成辩证矛盾，一般是指社会的存在与演化两方面。绝对不是先有稳定后有发展，或者只要发展不管稳定。一方面，稳定不是僵死的，总有某个运动环节会寓居其中，永远只可能是包含某个运动环节的所谓“动态平衡”；另方面，发展也不是笼统的，而是特定环节的，总会要通过归结为相应稳定结构的“属性运动”来表现。因此，我们进行社会制度创新时，一定要辩证地看待稳定与发展这对矛盾，要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设计我们的社会制度，那就是要让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生产活动成为我们的社会的“属性运动”。

 

七、用格局分析法全面深化对辩证法的理解

现有的矛盾辩证法一般被概括为“三大 规律 ”和一个“活的灵魂”，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思想的“精髓”，指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都是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结果，矛盾既是事物存在的原则，又是事物自身运动的原则。对矛盾的这种表述是不够的，不够精细，不够到位，因为还可以存在并混淆多种理解。格局分析法要求严格区分对矛盾的三种理解：二元、二层和二重，并坚守二重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不能笼统地说矛盾既是存在的原则又是运动的原则了，而应该进一步去说矛盾中的实体性方面是事物存在的原则，关系性方面则是事物运动的原则。如果说矛盾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原则，那是因为作为二重性的矛盾原本就包含了实体结构和关系构造这两方面。所以，事物存在的真正源泉是实体，而不是矛盾；事物运动的真正源泉是关系，也不是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中找到具体可操作的依据，才能找到真正可以展开矛盾的逻辑理路。

“质量互变规律”是对事物运动机制的阐述。问题同样出在对矛盾的理解不到位上，以致不能严格区分“质”与“量”而陷入不可操作。格局分析法告诉我们，关系是运动的源泉，关系的环节是质变的尺度，反身重构是事物运动的机制。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对事物演化趋势的阐述。新旧事物之间真正要揭示的，是“新”，是“上升”和“进步”，而不只是“变”。这只能是在平面结构的基础上重新引入层次性观念，即境界高低尺度。当撇开层级含义时，矛盾就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循环定义，此中的“正-反-合”只不过是这种封闭定义的同义反复。因此，矛盾辩证法其实是不自觉地赋予了层级含义，并且在悄悄地推演这种层级结构。然而，由于矛盾辩证法是在单一的“真假”主题下进行思维的，未能自觉突破形式逻辑的单向度框架，必然要陷入逻辑上的循环定义，也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世界的多层次结构，使得矛盾辩证法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把握这种上升运动的可操作的依据。黑格尔向我们展示的世界不是一个多层级并存的世界，而永远或是单一层级的内部变化，或是由一个单一层级过渡到另一个单一层级。对照地说，是“转化观”，而不是格局分析法的“重构观”；是递进，而不是累进；是“否定之否定”，而不是反身重构；是螺旋式上升，而不是多层次并存。引申地说，在矛盾辩证法看来，当矛盾促使细菌进化为人之后，细菌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为原来的层面将随着矛盾的扬弃而消失。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细菌与人以及由细菌到人的多层级并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然是对的，但也操作性不够。格局分析法不是要否定和****辩证法，而是修正、补充和发展。其所谋求的真理与境界的统一，正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解析和发展，从而使得辩证法可以精确操作。格局分析法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管多复杂的事物，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因而只有顺着它的来龙去脉才能精确地对它进行解析，并准确定位我们当下所处的位置，“对症下药”，找到与之对等的操作办法。譬如， 科学 社会主义当初是针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来的，在当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有其合理性。但在今天，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要实现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反身重构的层次性跨越问题，也就不能继续纠缠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上了。在人类智慧的历程中，由追求永恒真理，进展到在什么场合谋求什么真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站在历史文化的多层积淀上，拥有着如此众多的五花八门的知识体系，这就更加需要对它们进行格局分析和境界定位，否则我们将反而变得无所适从。

 

八、格局分析法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

格局分析法通过深化并明确对矛盾的理解，使我们回到并坚持真正的辩证法道路，并通过贯彻矛盾的“二重性”原则，使我们得以准确揭露、精确展开和正确解决矛盾。

从思维方式上看，格局分析法修正了将矛盾的“二重性”歪曲为“二元性”的逻辑错误，避免了“元”、“层”和“重”的混淆，建构了全新的认识复杂性事物的矛盾分析 理论 和操作工具。从文化的角度看，格局分析法所坚持的矛盾“二重性”原则，既是我们贯通古今，深切领会我国文化精髓“阴阳”、“中庸”“矛盾”、“和谐”等的原则；也是我们沟通中西，吸取并推进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原则；更是我们坚持和发展辩证法，走自己的路去展开理论创新的原则。从 政治 、经济等的执行层面看，格局分析法为我们认识社会矛盾消除了人为夸大的“斗争”色彩，指出了正确的解决方式。可以说，格局分析法是与我们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相一致的，正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有力保障。

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篇9

关键词：马克思； 思辨逻辑； 人学；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2－0053－04

长期以来学界公认的事实是，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颠倒”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这一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仔细分析，其中存在着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是单纯为了解决“物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还是为了解决人类解放的唯物主义？前者自上个世纪开始的教科书哲学反思已经被排除了，那么，只剩下后者，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唯物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再一次反省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改造的时候，应该立足于马克思的人学立场。本文将对马克思对思辨逻辑的人学改造加以探讨，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一、黑格尔思辨逻辑解决的基本问题

1.建立关于绝对真理的思辨知识体系

自近代以来，哲学的主题就是探讨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即关于心灵、宇宙全体和上帝这三个对象，我们能否形成知识。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一问题的解决是诉诸于“逻辑学”来完成的。经过康德和费希特以及谢林的奠基，黑格尔完成了他的关于绝对真理的逻辑学体系，回答了或者说终结了形而上学的知识问题。那么，黑格尔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在黑格尔那里就是以思辨逻辑的形式进行的。思辨逻辑是逻辑学中的一种，与思辨逻辑相对应并关联的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式逻辑”。因为形式逻辑是对经验知识有效的思维形式法则，而经验知识的认识是通过知性完成的，所以，形式逻辑又可以称为“知性逻辑”。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当中，在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上，主要完成了这样一项工作：他批判地考察了理性的认识能力和界限，其结论是，人类的理性只能认识经验对象，而不能认识超越于经验之上的形而上的对象。也就是说，只有“形式逻辑”才是真理的逻辑，而如果我们用形式逻辑去认识超感性对象，即前文所说的形而上学的三个对象，那么就会形成“幻象”，即思维陷入了矛盾。因此，辨证逻辑在康德看来，并不是真理的逻辑，它仅仅是“幻象的逻辑”。这也就意味着，关于绝对真理来说，到康德那里尚未建立起来知识体系。而这一任务就成了遗留给黑格尔哲学的主题了。

在康德哲学的启发下，黑格尔认为，从前哲学所以不能建立起关于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其症结就在于，形式逻辑只是对经验对象有效的，而对于形而上学的对象来说，我们必须要发现一种新的逻辑，如果不能发现这一新的逻辑，那么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就永远也不能得到解决。为此，黑格尔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对知性的形式逻辑加以改造，使其同时成为绝对真理的逻辑，而非是幻象的逻辑。

思辨逻辑并不是与知性逻辑毫无关联的另外一种逻辑，而是在知性的形式逻辑的基础上，以另外一种思维对其加以改造而形成的逻辑学。所以，在思辨逻辑学当中，所涉及到的基本范畴仍然是知性形式逻辑当中的范畴。但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知性形式逻辑总是力图排除感性的质料，而寻找单纯思维自身的思维规律，因而是纯粹形式的。这里就出现了认识的经验对象作为质料，与思维的纯粹形式之间的分离的可能。所以，在知性逻辑当中总是有一种“工具论”的色彩。康德也把逻辑看作是真理所以可能的“消极条件”，其原因就在于，逻辑不能提供真理的“积极条件”，即作为认识对象的感性直观，因此只能是真理性认识的消极条件。而思辨逻辑则相反，它同时即是绝对真理的自我显现过程。这样，黑格尔通过思辨逻辑最终建立的是绝对真理的思辨知识体系，从而回到了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一基本问题。

2.黑格尔思辨逻辑的神学出发点

黑格尔在《小逻辑》导言中明确指出，“哲学的对象与宗教的对象诚然大体上是相同的。两者皆以真理为对象。”［1］这实际上已经表明了黑格尔哲学的宗教神学的出发点。马克思对此也清楚的指出：“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2］

绝对真理在黑格尔那里来说也就是“上帝”。在基督教当中，上帝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是宗教神学的绝对的开端。黑格尔继承了基督教的这一观念，因此绝对真理是“逻辑先在”的绝对开端，而有理性的人充其量是显现绝对真理的环节，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对真理的显现。所以，全部思辨逻辑学就构成了绝对真理自身的显现过程。这与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毫无关系，有人把黑格尔的逻辑学称为“无人身的理性”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用绝对精神取代了人本身，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不关心人的现实的生存问题，因此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那么，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究竟有那些弊端？

二、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弊端

1.思辨逻辑的纯形式性

根据逻辑学家的历来观念，逻辑学一般说来都是纯粹形式的东西，它力求排除一切质料的东西。在知性的形式逻辑当中，质料是感性直观对象，而范畴是纯粹的思维形式。而在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当中，则绝对真理是质料，而思辨的思维规律构成了该种逻辑学的纯形式。这样，学术界一般认为，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摆脱了抽象的纯粹形式的本性，而是以绝对真理这一质料作为内容的逻辑学，因此，逻辑学也同时就是本体论。这一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跳出思辨逻辑学的体系，如果立足于人，并把人的感性物质生活看作是质料的话，而不是把绝对真理看作质料，那么，思辨逻辑学就仍然是纯粹形式的东西。因此，归根结底，无论是知性的形式逻辑，还是思辨逻辑，它们全部都符合了逻辑学的本性，即纯粹思维的形式。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认为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仍然是纯形式性的，而非有质料内容的。

上述思辨逻辑的纯形式性，决定了它仅仅适用于超验的本体界，而不适用于人的经验界。或者说，它根本上不关心人的现实问题，而这种态度即便成就了人的自由，却也是抽象的精神自由，而不是从事着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的自由。尽管黑格尔一再强调真理是具体的，但也只是思维上的具体，他没有把这种具体的自由落实在从事着生产实践活动的人身上。这就是说，黑格尔仅仅为人类的自由提供了一个抽象的一般原理，而没有提供自由的具体原理。后者恰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任务。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集中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纯粹的形式本性，而把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引入到了历史领域当中来了。

2.思辨逻辑的非历史性

思辨逻辑学的对象是绝对真理，而绝对真理作为上帝是超时间的，因而也是超历史的。应该说这是思辨逻辑的一个本性。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一点上，哲学是与自然科学一致的，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进步并不是自然规律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只是人类发现自然规律的科学史的过程。就如同数学一样，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数学中的公理都是不能改变的，因而是永恒的真理。对于自然科学来说，除非我们改变自然物的条件，否则自然物所服从的自然规律将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界是没有历史的。

思辨逻辑在黑格尔那里一直是被作为严格的“科学”来看待的。哲学家们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上直到近代仍然陷入争论不休的迷惘状态。其原因就在于，哲学家们没有把形而上学变成一门严格的科学。所以，自康德以来，一直到后来的胡塞尔都致力于把哲学变成一门严格的科学。这样，绝对真理就不再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主观的“意见”了。哲学是最高贵的学问，如果它不能够以科学的方式确立其合法性，它就不能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桂冠。按照这一思路，黑格尔把他的逻辑学看作是一门严格的科学，这就等于把绝对真理排除在历史性之外了。而历史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在时间中完成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和。与自然物相区别，人是历史性存在。动物没有历史，人则在他所创造的历史当中存在。所以，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从前的一切哲学家都是非历史的，亦即他们并不关心真正的历史，充其量只是对历史做出了逻辑学下的反思，如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没有真实地进入历史。他只是以最抽象的观念反映了历史，但历史并没有构成黑格尔直接关注的对象。“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4］

3.思辨逻辑的非批判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思辨逻辑学的第三个弊端就是它的非批判性。通常说来，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是最具有批判本性的。那么，马克思又为什么说黑格尔哲学是最保守的而非批判的呢？

马克思明确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成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因此，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自然包含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本性。但思辨逻辑所给出的却仅仅是批判的纯粹形式的原理。这一原理就是否定之否定原理，它是关于绝对真理如何自我以否定自我的方式实现其自身的过程。在思辨逻辑学的体系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注定要扬弃自身进入下一个环节。比如，从“存在”到“本质”，再从“本质”到“概念”这一过程就是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然而，马克思所说的批判并不仅仅是形而上学内部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而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当中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一点最明确地体现在马克思的“三形态说”当中。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从最初的“人的依附关系”，经过第一次否定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而最后在共产主义中回到摆脱对物的以来的人的自由状态，这是否定之否定的最高环节。而这一否定之否定的环节，是通过“物质的批判”来完成的。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6］马克思所强调的批判显然不是纯粹哲学的批判，而是物质力量的批判，这就是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显然是非批判的。

上述三个方面是黑格尔思辨逻辑学存在的弊端。实际上，从费尔巴哈就开始对思辨逻辑学的批判，这就是他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是对思辨逻辑进行人学改造的第一人。对此马克思称赞道：“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7］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完成了对思辨逻辑的改造，而改造的平台就是人学。

三、马克思对思辨逻辑的人学改造

1.马克思人学辩证法的主题

黑格尔的哲学主题是绝对真理的知识何以可能，而与黑格尔的哲学主题相区别，马克思的哲学主题是人类的解放何以可能。这是两种哲学各自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与黑格尔哲学的神学出发点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人而不是神。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对思辨逻辑的改造已经跳出了近代形而上学的领域，而是在人学的领域当中对其加以改造，这一改造的结果就是，把思辨逻辑学变成了人学辩证法。

马克思毕生关心的不是与人无关的绝对真理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还存在着“本体论”的话，他既不认为人的本体是理性，也不认为是费尔巴哈所说的情感，更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真理，而是从事生产实践的现实的人的解放，具体说，是在资本私有制下生产的人类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是人学路向的本体论，而不是神学路向的绝对精神本体论。所以，马克思立足于人学的立场，着手对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进行了人学的改造。

2.人学辩证法是有质料的思辨逻辑

思辨逻辑在黑格尔那里仍然是纯形式的，因为它根本上把人及其历史排除在外了，建构了一个与人无关的绝对真理的思辨知识体系。绝对真理仅仅是思维的形式，而没有任何经验的质料。而马克思则与此相反，他把历史纳入到了辩证法当中，去分析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规律，这样，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另一方面，又把这一思辨逻辑纳入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当中，使逻辑学获得了它的经验的质料内容。所以，人学辩证法也就是具有质料作为其内容的思辨逻辑。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的人学辩证法称之为“人学思辨逻辑”。它是对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积极的扬弃。所以，马克思甚至明确宣布，“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8］那么，具体说，马克思是如何改造思辨逻辑的？

3.人学思辨逻辑的内涵

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辨逻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指出，自然并不是与人无关的。“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9］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方面人是自然发展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0］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彼此互相生成的辩证关系，这构成了马克思人学思辨逻辑的第一个内涵。

二是人与其类本质的思辨逻辑。马克思从来不单纯地考察人的类本质。所谓类本质就是人的有意识的自我决定的精神本质，它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所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人的类本质上。在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当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异化实质上是人与其类本质的分离。当劳动仅仅成为谋生的手段的时候，就使人在劳动当中丧失了他的类本质。这一类本质在劳动当中表现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类本质必须要扬弃自身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关系当中重新建立一度丧失的类本质，这就是通过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向人的社会本性复归”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人学思辨逻辑的第二个内涵。

三是人与资本关系的思辨逻辑。马克思在其人学思辨逻辑当中，还集中探讨了资本私有制条件下的人与物（资本）的思辨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并不是人以外的单纯的物，毋宁说资本是工人创造的“死劳动”，而同样，工人并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对于资本家说来的“活资本”。尤其在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当中，马克思揭示了商品背后所包含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正是通过对人与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揭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我毁灭的必然性。这就是辩证法的运动的批判本性在人与资本关系当中得到了实现。

综上所述，马克思立足于人学的立场对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进行了改造，转变了从前思辨逻辑的神学路向，完成了对思辨逻辑的“颠倒”，探索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以及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人类获得解放的辩证运动过程。这是马克思辩证法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所在。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7.

［2］［4］［7］［9］［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6，97，116，90.

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篇10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利用辩证法才揭示了隐藏在商品中的矛盾，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及其规律，并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而已。很简单的例子莫过于一块磁铁，截然对立的两极就存在于同一个物体之中，无论你怎么将它分解，原来的两极仍然不变。然而，事实上正是中国人在全人类首先认识到了磁铁的这种特性才发明了指南针，中国人对大自然中“到处盛行的”客观的阴阳关系具有最敏锐的经验观察能力，客观辩证法最早反映到中国人的头脑中来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这就是中国人超越形式逻辑的根深蒂固的辩证思维逻辑。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中外学者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缺少逻辑思维的民族，他们在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然而，正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不可能只存在形式逻辑而没有辩证逻辑的思维，也不可能只存在着辩证逻辑而没有形式逻辑的思维。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形式逻辑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国缺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的演绎法则。三段论的演绎法是一种最朴素、最基本的推理形式，无论在《易经》还是在墨家的著作中我们都不难找到这种方法的应用。如《易经》根据观物取象原则认为凡是阳刚的事物都可用一长横“一”符号表示。凡是阴柔事物都用两短横“--”符号表示，太阳是阳刚的事物，所以用符号“一”表示，月亮是阴柔的事物，所以用两短横符号“--”表示，此处便用归纳结论作演绎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经》的判卦方式虽然充满着矛盾法则，但都不离演绎和归纳的思维法则。

章太炎认为《墨经》充满着“三段论”，大故就是大前提，小故就是小前提，胡适举《墨子》一书中“狗也，犬也，杀狗非杀犬也”、“盗，人也，爱盗，非爱人，……杀盗非杀人也”等判断句为例否定了章太炎的说法①但是，胡适不懂得《墨经》中包含着矛盾的逻辑已超越了形式主义的不包含矛盾的逻辑，是一种比形式逻辑更高级的逻辑。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墨子》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不包含矛盾的逻辑。不少学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逻辑的应用上，比亚里士多德毫不逊色，如张静虚就以墨子《耕柱》篇中的一组判断为例指出《墨子》一书中确凿无误地运用了三段论的演绎推理逻辑。②

近代以来，人们总是把形式逻辑看得十分深奥，当然，形式逻辑的系统化是始自希腊哲学中经阿拉伯学者传下来的一项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比较之下，中国哲学中的形式逻辑理论体系不完备。但是，每个人的思维都自觉地不自觉地使用着形式逻辑，恩格斯说过，形式逻辑的思维甚至在动物那里都有：普通逻辑(形式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相反地，辩证法思维——正因为它是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③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形式逻辑是思维的低级阶段，辩证法是思维的高级阶段，创造了这种高级思维形式的巨大成就有希腊人的一份，但恩格斯却首先把它归功于“佛教徒”的发明，——这是发人寻味的。

众所周知，印度佛学传到中国来的逻辑学的代表性成果是“因明学”，而“因明学”所阐明的实为一种形式逻辑。应该说，佛教逻辑中已经包含着一些辩证思维的因素，但佛学辩证法主要生长和发育在中国，宋明新儒学的辩证法内在地包容了儒释道三家辩证学说的精髓，其中有华严宗的“共相和殊相”的辩证法、道家关于矛盾及其转化的辩证法以及儒家的“正反合”的思想等等。在西方人的眼里，“佛教徒”并非特指印度人，当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佛教在印度早已绝灭几个世纪了。恩格斯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当时欧洲人所接触的佛教资料有许多来自中国，如德国诗人海涅在法国大革命的感召下写道：“当革命的波涛在巴黎，在这个人类的大洋中汹涌沸腾的时候，那时莱因河那边底德国人的心脏也吼动着了。……他们站在中国制造的佛像之下，这佛像对着全无感觉的瓷器、茶器、咖啡壶和任何的东西，都像无所不知似地点着头。”④这里的佛像和瓷器、茶器、咖啡壶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恩格斯所说的那些发明了辩证逻辑的“佛教徒”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泛称，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人。这无疑在说：中国是辩证逻辑(辩证法)的发源地。

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是，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本质差异，即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体系又颠倒了过来，从而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所以列宁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学。⑤有趣的是：黑格尔正是否定了中国哲学中具有唯物主义趋向的“实在”论，而悄悄吸取了东方哲学的辩证法。这种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再颠倒，那就是在唯物的实在论基础上辩证的思维和辩证的认识论。这至少在表面上完全是对儒学辩证法的“复归”。

儒家哲学的辩证法有如下特点:

第一，儒家辩证法来源于客观辩证法。所谓客观辩证法正是潜藏在客观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规律。如儒家经典《周易》中所讲的发展变化即指的日月、暑寒、男女、天地和万物等自然现象的运作，所谓阴阳变化之“道”就是通过“观于天文，察于地理”的抽象，这种观念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如王夫之在论证自己的辩证法和物质不灭及转化的思想时，总是以自然现象为立论的先决前提，此与恩格斯论证辩证法的方法完全一致。这一点，恰是黑格尔所拼命否定儒学的地方，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精神”太少，中国哲学总不能摆脱物质实在性，“道”不是西方哲学的“逻格斯”，而是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的“物”。作为“理神论”代表者的黑格尔，他所说的中国哲学缺乏“精神”，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哲学，一种非宗教的哲学，而“唯物论”在当时的西方恰是一个贬义词。应该说，黑格尔对中国儒家哲学超越性的一面并无深究，但就他指责中国哲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这一点来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其“观物取像”的法则始终是把客观世界看成第一性的。

第二，中国哲学强调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一致，如《周易》认为变化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就是说，辩证法在主体行为中达到了高度自觉的一致；张载认为“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正蒙·太和》)，又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之知。”(《正蒙·心》)这里，他一方面强调了客观辩证法的第一性，另一方面表述了主观辩证法依赖、同一于客观辩证法。王夫之认为“所固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也正是道出了这层意思。此外，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人的“知行”观中，尽管表述不一，侧重点不同，但都揭示了思维过程中主客观统一的应然性。这一点，后来被拿来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结合，形成了的哲学思想，其中，本人所特别偏好的“主观能动性”的命题，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另外，中国哲学在对运动、变化、联系、矛盾、转化、内因，对立统一、个别一般等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观念上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表述都大体一致。

第三，中国哲学强调辩证法的应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一种锐利的思想武器，列宁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⑥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思想方法论。儒学辩证法是中国人智慧的最高科学，儒学强调对任何事物都要作整体性的动态思维考察，所谓“物生有两，相反相成”、“天地之化，日新其德”、“合二为一、一分为二”，再如“中庸之道，勿失其偏”等等高度浓缩的警句就是中国人观察、把握事物的普遍方法，所以王夫之说“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即点明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一种实用的理性法则，所谓“《易》以道阴阳，圣人则之”亦是此意。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精神，不恰在儒家那里十分明显，在老子哲学、兵家、法家哲学中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兵家重实战，自成一套系统的兵家辩证法；法家重耕战和威权，“法、术、势、利”充满着辩证思维。至于老子哲学，剥开其遁世趋向的外衣，他的所有辩证命题，都是为“南面而王”服务的，如“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治大国若烹小鲜”等，辩证思维在这里都成了一种彻底的实用法则。当黑格尔说阴阳辩证法是中国人“最高的科学”时，多半是指的这样一层价值。当我们常以无往而不胜的“中国人的智慧”而自豪时，也即指的中国人的这种思维。

第四，“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在中国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先秦的兵家、名家，后世的佛家，等等，都强调对立双方的统一。《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德经》强调“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相传朱熹弟子蔡元定在四川寻来的道家陈抟留下来的“太极图”，合阴阳鱼为一环，阴阳和合相抱，阴中有阳，阴中有阳，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即用图例形象地揭示了阴阳对立统一的深刻原理。这个图流传到世界各地，到了近代，有的科学组织把它作为会徽，有的国家把它作为国旗。对立统一，和合一体，和而不同，即“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统一中包容着黑白分明、截然为二的两种对立势力——这正是“太极图”和阴阳辩证法要向人们开显的科学道理。列宁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中国哲学的阴阳辩证法早就具备了这一核心，而在西方哲学中，直到黑格尔和马克思才发现和总结了这一点，尽管它比中国的阴阳辩证法更加高级化、体系化、科学化、近代化了，但在核心原理上，阐明的仍然是“对立统一”。

儒学辩证法与“科学辩证法”也有一些类似和相同的命题。如朱熹对辩证法有着许多精辟的分析，他的关于“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的命题即恩格斯所提出的“一与多”的命题，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普适性，“理”是“一”，但就宇宙的无穷性而讲，“理”又是万，是“多”。对此，窦宗仪先生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当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在多中，多在一中’时，他并不孤立。”⑦意在指出早在恩格斯的见解之前，朱熹已经阐明这一点了。“一与多”的关系实际上没出共、殊关系范畴——此为整个新儒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儒学与唯物辩证法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法并提出了相同的命题，但在出发点上，儒家中的实学辩证法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更为一致，实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如王夫之的哲学)主张对事物作具体分析，主张“即物穷理”、“尽器求道”即主张“实事求是”，这正是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髓——“具体地分析具体的事物”。

当然，儒学辩证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化为两个路向，一派是思辨的路向，一派是经验主义的路向。思辨的路向趋向于概念辩证法，这在本质上更接近于黑格尔主义，如朱熹的“一与多”的关系，陆九渊的“吾心即宇宙”的观点，以及后世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等，其出发点与黑格尔理解的“一与多”颇具辙合之处。黑格尔还在《老子》一书中发现了“一与多”的关系，于是他联想到了他的“绝对理念”及其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从而充分显示了其理性的“泛神论”的思想与朱熹理性的“泛理论”思想如出一辙，它跟儒学中的玄学方向相一致。朱熹哲学带有明显的二元的特征，后世中国的玄学跟他有关系，但后世的实学鼻祖也是他。实学的方向就是经验主义的方向，以明清时期的“经世致用”之学为代表，形成了接引西方科学主义的重要的民族思想源头。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改造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都有现成案例。像朱熹、方以智、王夫之所提出的“一分为二”和“合而为一”命题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侧面的表述，《内经》中“阳盛为阴，阴盛为阳”的命题阐明了典型“否定之否定”规律，王夫之“积成久大”和“化渐为著”揭示了量变与质变或渐变与突变的关系……此外，在时空观、运动观、发展观和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上，儒家都提出了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通的见解。应该说，在“科学的辩证法”或现代辩证逻辑问世之前的二千多年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无疑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这就无怪乎黑格尔要把它称为是“中国人的最高科学”了。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于清代王夫之的著作中达到了高峰。王夫之强调“变化日新”、“物极必反”的发展、运动、转化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提出了物质不灭和能量转化的见解，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其理论价值和思想成就直接辐射到中国近现代。但是王夫之的辩证法在宗旨上仍没超出儒家思想的局限。如他指出“一分为二”是“合二而一”的基础，“故合二以一者，即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⑧这是说在对立统一规律中统一是以对立为基础的——仅此而论，无疑是正确的，它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没有丝毫的不同。不过王夫之的意旨所归并不在“一分为二”上，而在“合二而一”上，如说“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这就肯定了统一性是根本和绝对的方面：首先有了统一体，对立面双方的氮蕴相荡才能促进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所以王夫之十分赞赏张载“仇必和而解”的观点，指出“太和，和之至也”，⑨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和消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那种斗争和革命的精神。

孔子的弟子有若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和合”、“和谐”——这既是儒家辩证法的出发点，也是儒家辩证

法的归宿点。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儒家“和”的方法论、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学理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受到了猛烈地批判，认为它是跟辩证法截然相反的一种“反辩证法”思维方法，唯一的理由就是它过分强调“和”。孰不知，“和合”、“和谐”正是辩证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如从价值层面上来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免不了有对立和争斗，免不了革命和战争，但只要有对立和争斗、有革命和战争，就永远抛弃不了“和”的价值和结果。可见，儒家辩证法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逻辑和方法上是一致的，但在价值和结论上是互补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发现，儒学辩证法与近代的唯物辩证法最大的同中之异就是儒学辩证法减弱了斗争在事物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是立足于揭扬事物的运动、发展、斗争和转化，具有实质上的革命性——马克思有句名言，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⑩恩格斯也指出，辩证法就是主观反映客观世界中那些到处盛行着的对立，“这些对立，以其不断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决定现实生活，⑩列宁则一再明确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⑩只有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事物才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和向更高阶段进步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的哲学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客观和科学的描述，决不是在主观上追求“仇必仇到底”的唯意志论的情感谊泄。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但是，把斗争性强调过了头，也就失去这个灵魂。因此，儒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观点，正可大补“绝对斗争性”之所缺。

的辩证法思想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去契合和会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把对立统一规律用儒学哲学成语凝练为“一分为二”，有时也用“相反相成”的命题表述相似的思想。除吸收了儒、老、法等学派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外，还充分借取了中国传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此为中国古代真正科学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这些都构成了辩证法思想的主体来源。如果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一种概念思辨方式，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否定，在马克思那里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到了手里则不仅是世界观和认识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策略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如曾经指出：“对于的磨擦，同志还说了三条原则，第一条出自《老子》，‘不为天下先’，就是要后发制人，不先发制人。第二条出自《左传》，‘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你打边区我们就退几十里再说。第三条出自《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有理，有利，有节，结果坚持了八年抗战。”⑩在这里列举的这三条辩证原则都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而是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即中国传统的思想。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方法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应该说是打通近代最先进的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辩证思维之路的典范。

参考文献：

(1)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91

(2)张静盛：《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2期

(3)《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

(4)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41页.福建人民出版杜，1969年

(5)(12)《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408页

(6)《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页

(7)(美)宾宗仪：《擂学与马克思主义》第二版序，第69页

(8)王夫之:《周易传卷》卷五

(9)王夫之:《张子正蔽注·太和篇》。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