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科学观十篇

辩证的科学观篇1

【关键词】管理科学 发展 自然辩证观

人类的社会活动及对活动效率的追求形成了管理。管理的诞生，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社会活动，同时也提高了人类自我的认知能力，并对人类的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对管理进行科学的探索，又催生了管理科学。由管理的功能和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决定了管理科学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必然与自然辩证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管理科学的产生及发展

从管理科学的定义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管理科学是指管理学及其研究对象、研究历史、研究方法和内容等。狭义上的管理学是指管理丛林时代的管理学派，及运筹学和数理学派。从管理思想史来看，现代管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00-1930），是以F.W泰勒、M.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泰勒所著的世界上第一本科学管理著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人类在长期管理实践中科学管理思想的形成。

（2）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30-1960），是以梅奥、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梅奥的霍桑实验、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行为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同时心理学展开了对管理科学的实验研究，社会学也开始把管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

（3）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1960-1980）是以多种管理学派并存为特点的“管理丛林”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科学管理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从整体上来把握管理和环境的关系，使得管理科学更具哲学色彩。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1980-？），就是“企业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正确的哲学理论来进行指导，自然辩证法就为管理科学提供了这样的指导作用，使得管理科学理论发展的更加科学、合理。

二、管理科学与其发展中的自然辩证观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科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与自然辩证法相关联，管理科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自然辩证法。

（1）管理科学的发展体现了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是世界最基本的特征。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无法孤立地存在，都与周围的事物、现象、过程存在联系。联系具有普遍性、多样性和条件性，而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构成了运动，运动是永恒的。管理科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就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后一个阶段总是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管理科学的产生给后来的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之后的阶段是第一个阶段的继承和深入发展。

（2）管理科学的发展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也即矛盾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源泉、动力以及实质内容，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动力，是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物灭亡的根本依据。矛盾的双方既斗争又统一，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变化，相互推进，为新事物的产生提供依据和动力。如果把管理科学的发展史按模式来划分，可以分为机械模式、生物模式和社会模式。单从一方面看，这些理论是对立的，但从整体看，它们又是统一的，共同推进管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3）管理科学的发展史体现着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辩证唯物主义指出，无论任何人认识何种事物，都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开始，再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的辩证运动也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以及二者的统一。泰勒在工厂管理工人的过程中，在管理的实践中耗时31年才将管理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写出标志着管理科学产生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梅奥在进行多次实验之后才提出了组织中存在非正式群体的观点。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又经整理后上升到理论。从实践基础上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也即是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

（4）管理科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现科学技术哲学。随着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集各种知识理论与研究方法与一体的学科体系。管理科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这些趋势相互渗透和作用，更加体现了其辩证发展的性质。

三、管理科学中自然辩证化的发展趋势

管理科学发展到现今阶段，从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管理活动中的哲学色彩、管理理论中的哲学思想日益增强。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人文倾向这一趋势。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人文文化不断向其渗透。显然，这是管理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特别是受中国古代的人性哲学影响的结果，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人文性日益增强的趋势，是其哲学化的具体表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吸收西方文化新素质，形成了以人伦本位、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和“高产乃为善”的劳动道德为特征并区别于欧美的工业文明。

辩证的科学观篇2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个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学习《决定》的过程中，搞清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两者相得益彰，辩证统一，对其内在的关系认识越深刻、把握越准确，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动就能越自觉、越坚定。其内在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一的前提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八十五年来，我们党从革命党走到执政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主题和核心，就是发展。人类思想史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强调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位要求，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这是坚定不移的。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方向，那就恰恰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位要求，也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同时，又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代替不了社会发展，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不等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自然提高。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偏离科学发展，不重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忽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那么在“发展”中一些社会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愈演愈烈，最终将会付出沉重代价。对此，邓小平同志曾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角度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小平的话讲得非常之深刻。因此，在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全面进步，更加关注财富分配、利益协调、矛盾化解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并进。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实现我们党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所以，我们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来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从目前情况看，尽管我国经济长时期保持了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我们与发达国家人均GDP和收入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现有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经济社会中的很多不和谐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发展还不充分有联系。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发展放在首位；离开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就会成为空谈。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强调发展的同时，更加突出和谐，即和谐发展；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的同时，更加强调和谐社会建设，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深化与拓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时借鉴了人类文明中关于社会和谐的有益成果。这表明我们党更加关注社会建设，使发展的内涵更加深刻，发展的内容更加充实，发展的指向更加明确。

二、统一的价值取向

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归依的终极目标。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社会主体和中心，一切以人为目的，摒弃传统的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物本主义倾向，在社会发展中以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在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关系中，经济社会发展是手段，而人的发展是目的。否则，所谓的发展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从目的范畴来看，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它解决了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发展必须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这就明确了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源泉问题，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一切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健全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把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智慧、才能、力量，作为构想发展思路、制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是要始终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包含着普遍价值，洋溢着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万物人为本，万事民为先”的基本政治立场。它要求我们，事事处处、时时刻刻，都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最高价值取向的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就是执政为民，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

坚持不懈做好事。我们应该懂得“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是一个以政治语言来表述的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刻命题。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离开了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失去了正确目标、前进方向和动力源泉。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才能使全体人民和谐相处，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如何既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寻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结合点，始终关系党执政兴国的大局。和谐社会的美妙，不在于无差别，而恰恰在于面对多元力量的社会现实，摆平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事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因此，所谓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有矛盾的、有差别的多元化社会，是一个容纳矛盾和差别的社会。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够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等等，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社会大体和谐。无庸置疑，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历史过程，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可以这样说，其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领域，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需要强调的是，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尤其是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热点和难点。如果仅仅从政治领域来讲的话，要实现社会和谐，关键是让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它的渠道来影响国家政策，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不能只让政党集团、政府阶层、工商阶层、知识阶层等几个阶层来影响、主导、垄断国家政策，必须让广大农民和工人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来参与政治。如果广大工人和农民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没有真正的参与权，没有真正的发言权的话，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就不可能有足够而持久的原动力。所以，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融入民主治理理念，并使之上升为制度化机制；而且这种制度化机制的设计，必须以社会各利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以充分表达为宗旨。只有建立一种公平的政治机制，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才会达到政策上的平衡，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使社会在充满活力和生机中和谐地向前发展。

三、统一的方法论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的问题，关键是要做到统筹全局、兼顾各方，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这就需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方法，这是它的突出特点。“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方针，是党和国家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基本政策取向和行为导向。同时，在每一个“统筹”中，都还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五个统筹”，是全面性和重点性的统一，目标和手段的统一，现实性和长远性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因此，科学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看问题的方法。

真正做到“五个统筹”，最大限度地兼顾各个方面，其结果必然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统筹”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它不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和谐之意。实际上，统筹就是兼顾，兼顾就是和谐。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把握大局，兼顾各方，促进东部、中部、西部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实现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要更加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统一的基本要求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突破了过去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的局限，强调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对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全面思考，着眼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建设，着眼于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着眼于政府、企业和公众之社会结构的全方位管理，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所谓“协调发展”，就是指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是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相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发展形态。所谓“可持续发展”，其主要内涵是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机会为代价，本地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或全球发展为代价。简言之，就是要让下一代人也能以发展的方式来发展，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粮。

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在经济实力增长、综合国力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则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坚持发展的全面性，才能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只有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才能有效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环境；只有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辩证的科学观篇3

一、全面协调:“天人合一”中“和合”思想的升华与超越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乃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第―要义。中国古代的天人―体观提出“人”与“天”是合一的,是一个有机整体。《春秋繁露》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2]董仲舒认为天地人,是万物的根本。上天生成万物,大地养成万物,人类成就万物。……天地人三者互相辅助如同手足一样,合作成为一体,不可缺少一样。即人与天(地)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和谐共处。《周易》曰:“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3]意思是天地四时变化,圣人仿效而确立阴阳之道。天上垂示表象,显示出吉凶征兆,圣人模拟画出卦象。即人应该顺应天地变化而动,不可逆天而行。《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4]就是认为人应该秉持“致中和”的原则,与天地自然万物和谐共存、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乃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之一。也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的发展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促使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之间相互适应、协调、共同发展,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中的协调发展思想同“天人合一”学说中的“和合”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们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然而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发展思想显然比“天人合一”学说中的“和合”思想有着更丰富、更积极的内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是在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的环境中形成的,它的“和合”思想具有朴素直观性,缺乏科学理论的有力支撑,进而演变为“天命”思想;对“和为贵”的过度推崇和盲目依从,易于掩盖冲突、排斥竞争,出现求稳拒变、循规蹈矩、压抑个性、阻碍创新的流弊。而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发展思想则是吸取了传统“和合”思想的合理因子,抛弃了它的消极成分;它强调尊重科学规律、利用科学手段,主动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发展思想并非是对传统“天人合一”协调思想的简单重复和复兴,而是现代条件下对它的理性升华和超越。

二、可持续发展:“天人合一”自然思想的衍化

可持续发展是“天人合一”自然思想的衍化。“天人合一”不仅从静态层次上说明人与自然万物是―个有机整体,还从动态层次上说明人与自然万物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化育流形

也是“―体”的。人既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就必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并科学地利用自然,才能确保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即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自然为法则。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孔子主张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6]即孔子只钓鱼从不用网捕鱼,从不射已归巢的鸟。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必须注意节制,不能竭泽而渔;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7]即治国者不让农民违背农时,那么粮食就可以吃不完;不让渔夫用细密的鱼网到浅塘里打鱼,那么鱼鳖就可以吃不完;让樵夫按季节进山林砍柴,那么木材就可以用不完。强调“取物以时”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科学发展观也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人类社会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8]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性内涵就包括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持续性等等。可见,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天人合一”学说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一理相通的。它们皆认同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人有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强调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然而,它们又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科技文化水平十分落后,人还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只能被动地顺应自然,对自然的认识也处于一种朦胧境界;所以古代“天人合一”学说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倡导的是一种低生产力水平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具有被动性、顺从性、无奈性的特征。但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是以科技为动力,建立在科学认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上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性的发展,能够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突破发展的资源瓶颈,真正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永续性。由此,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实现了对“天人合一”学说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三、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民本思想的萃取

中国传统人本思想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然追本溯源,人本思想发源于“天人合一”,为“天人合一”思想的衍生物。古人虽把“天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因天与人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故也重视“人”或“民”的作用,提出了“敬天保民”、“天人合德”的思想。如“肆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9] 即现在王该快些推行德政!王该用美德,向上帝祈求长久的福命。这样通过“德”的观念,在“天”与“人”之间建立了联系,认为民意与天意是相通的,是天意的反映。孔子和孟子均主张重民、亲民、爱民,提出了以“仁”和“仁政”为核心的人(民)本学说。西汉的董仲舒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天人感应的形式论证了天人的和谐统一。天人感应说中就包含了丰富的民本思想,传统民本思想进而到达了一个新高度。董仲舒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0]意思是上天生养百姓,不是为了君王,可是上天命立君王是要管理百姓。因此那些德行足以使百姓安乐的人,上天就将百姓交给他们;那些恶行足以残害百姓的,上天就夺回百姓。宋代张载也在“天人合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仁道及人”的思想:“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11]鲜明而深刻地表现了张载“天人合一”的思想。总之,人(民)本思想源自于“天人合一”,是“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规定,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是指全体人民群众。“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民群众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可见,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汲取了传统人(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强调在发展过程中要紧紧围绕人民生存、发展等方面做文章,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深刻体现了对“天人合一”中重民、亲民、爱民等思想的顺承和衔接。同时,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也表现了对传统人(民)本思想的发展与超越。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阶级的实质,建构在“天人合一”思想之上的传统人(民)本思想,带有安抚民众的意愿,其出发点更多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地位,并不能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然而以人为本则高度重视民众利益与权利的诉求,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千方百计地为人民谋利益、谋发展。科学发展观的“人本”实际上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的全面发展。显然,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已远远超越和大大发展了传统“天人合一”学说中的人(民)本思想。

四、结束语

“天人合一”思想的复兴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自身内在动因的。“天人合一”思想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某种精神方向,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维模式、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持。当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不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简单复制和复古,而是既继承又批判、既借鉴又发展,扬弃了“天人合一”学说中的协调、可持续和人(民)本思想,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对它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转换和创新。

科学发展观与“天人合一”思想虽然都是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关系,但“天人合一”强调人对“天道”的效法,是人对自然的被动适应,实现的是低水平、低层次的协调;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着眼点是为了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天人合一”主要强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强调通过“五个统筹”,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多方面的相互协调;“天人合一”以“天命”为出发点,以“法天法地”的“仁义”作为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改革开放和各种政策法规的调整为实现的途径;“天人合一”建立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经验直观基础之上,是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命题,科学发展观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是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发展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它直接指向社会实践,是现实性更强的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纲领,它具体现实地体现了我党对历史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

综上所述,“天人合一”是古人追求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科学发展观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扬弃”;从“天人合一”到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艰苦探索的曲折历程。而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发展,则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参考文献:

[1].中共十七大报告(200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 阎丽译注.董子春秋繁露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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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乌恩溥译注.四书译注[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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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9] 江灏 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M].北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10] 阎丽译注.董子春秋繁露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辩证的科学观篇4

科学发展观是深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最新理论成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国内国际新形势,明确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实践目标在新阶段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一、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世界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坚持两者的统一。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要求,对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新探索,是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发展、怎样发展这样一个永恒主题的创造性回答。

第一,弘扬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将它同党的根本宗旨联系起来,更加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和主体地位。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根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的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能动地创造历史同时也不断创造自身的人,是在客观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不断促进自己的全面发展和解放、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人。

第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增添了新内容。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具体制定和实施“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追求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

第三,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并将它有机融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际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同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话中,明确论述了构建和谐社会同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之间不可分割、有机统一的关系,明确提出了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到本世界中叶,我国将建设成为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地提出,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思想,把科学的理论设想具体体现于当代的生动实践中。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科学设想与实际生活、前进方向与具体道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思想具体化为实践,同时也不断把实践的丰富经验提炼升华为理论,从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第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促进了从抽象到具体、从特征描述到本质揭示的转化。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要求。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精辟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客观形势,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拓展和深化。

第三,完善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更加重视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质量统一。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上,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建设,再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建设,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系统;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途径的认识,越来越自觉和成熟。

三、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科学发展观通过对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程经验的总结,提出了新时期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极大地深化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

第一,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使命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始终坚持代表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既着眼于当前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和任务,又瞻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我们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联结点和相统一的具体化,是以往经验、现实需要和未来方向的结合。

辩证的科学观篇5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辩证的科学观篇6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的科学观篇7

关键词：自然界；辩正自然观；自然科学；辩正本性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228-02

收稿日期：2013-08-19

作者简介：黄柳（1992-），女，安徽六安人，本科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一、运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来研究自然观的整体特性

恩格斯在《导言》中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创立了辩正自然观，辩正自然观的整体性就表明了自然界的辩正本性。也就是说，恩格斯在提出辩正自然观时，首要的是运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考察辩正自然观的整体特性。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任何事物的整体性都标志着事物的根本特性、基本特性或主要特性的，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特性，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或实质。这对于辩正自然观的考察也不例外，从整体论上思考就会抓住辩正自然观的根本特性。

从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一方面要考察自然界，另一方面要考察辩证法。而要揭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最终归结为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把自然界与辩证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过程和辩正发展。在此之前自然界与辩证法是分离的，取代辩证法地位的是形而上学，不管是近代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还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哲学，最后都导致在自然界对辩证法的否定。这样恩格斯要确立辩正自然观，从方法论上看就是要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和统一。

二、以自然科学作为中介来达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统一

要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和统一，恩格斯运用了以自然科学为中介的方法，这就是选取了一个中介因素——自然科学，它既跟自然界发生联系，又跟辩证法发生联系。或者说自然科学之所以能成为中介，是由于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所决定。如果说自然科学尚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哲学与自然界是直接发生关系，那么当自然科学独立后并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就产生了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也产生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但是由于自然科学存在于这两种关系中而形成两个层次关系，即自然界与自然科学是一种层次关系，自然科学与哲学又是一种层次关系。而且哲学位于自然科学层次之上，自然科学处于自然界层次之上，于是哲学、自然科学、自然界三者之间形成以自然科学为中间层次的关系，哲学就通过自然科学这一中介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这样，自然界与辩证法的关系，实际上是自然界与哲学的一种关系，并且要通过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来解决。换句话说，辩正自然观的确立要通过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作用来解决，而这种作用就是作为中介的自然科学的运用。

自然科学的中介作用是由自然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但它不是研究整体自然界，而是研究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它所获得的成果是对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特殊规律的认识。辩正自然观是研究整个自然界的，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这样无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来看，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或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并且直接存在的形式是具体的、个别的所以说一般与特殊或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实际统一于特殊或个别之中。这样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中介作用，就表现为如何从特殊上升为一般，通过特殊的自然科学规律来论证辩正自然观的普遍规律、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自然科学作为中介，把自然界与辩证法统一起来来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三、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及其论证

既然以自然科学为中介，把自然界与辩证法统一起来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那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到底是什么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就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自然界是不是存在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呢？这就要使自然界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统一起来。恩格斯就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论证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揭示出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存在的物体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

（一）天文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755年，康德发表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就提出了天体形成的星云假说。指出太阳系及一切恒星都是由原始星云在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下逐渐凝聚而产生的。原始星云的细小物质微粒在引力作用下相互转动着的扁的云状物中较大的团块就凝聚成行星。恩格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中看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1]“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2]但是当时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仍受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康德的著作并没有引起注意，对自然科学和哲学也没有产生直接影响。

直到1976年，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普拉斯出版了《宇宙系统论》，提出了灼热星云假说，并从数学上作了论证。认为高温旋转的星云由于热量辐射到宇宙空间而逐渐冷却收缩，星云越来越成为一个圆盘的星云块，生成一圈又一圈气体环，由于相互吸引形成团块，最后形成行星，星云的中心部分形成太阳。直到这时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占统治地位。以后天文学家获得的一些材料表明假说还不够完善，但是生成和发展的思想却由此在天文学中得到了公认。

（二）地质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830—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渐变论者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参照现在起作用的各种原因来解释地球表面过去发生的变化的尝试》一书指出，通过风、雨、河流、海浪、潮汐、火山、地震等因素说明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认为地球的历史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现状是以前变迁的结果。变化的原因是由一系列微小的、缓慢的变化积累起来的，而不像灾变论者居维叶所说的那样是全球性的灾变造成的。赖尔的地质学成就说明：“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在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1] 对此，恩格斯指出，尽管赖尔的观点也有缺陷，但赖尔却是“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为地球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1]

（三）物理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物理学的最高成就就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恩格斯指出还有英国的焦耳和格罗夫也在这个期间提出。它表明“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相互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1]，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的结论”[1]。对于这一定律的哲学意义，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新的发现、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概括它，那么，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2] 现在“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3]，而且“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2]。

因此，通过这些自然科学成就所揭示出来的自然界的辩证法的整体特性是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产生、消逝、运动、变化、发展、联系、转化、统一之中，进一步概括升华就会得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永恒运动的辩证法特性。表明“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释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

恩格斯通过自然科学及其成就实现了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统一，揭示了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普遍联系——永恒运动，并对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给出了完整表述：“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 恩格斯这一表述是就其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说的，这里的“基本点”实际指的是中心、核心，即辩正自然观的中心、核心是永恒运动。从辩正自然观的整体性质是关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见解中可以看出，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所强调的只是辩正自然观关于自然界的辩正本性的一个方面——永恒运动。之所以要突出这一点，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恩格斯是针对形而上学自然观“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说的，辩正自然观和形而上学自然观截然相反，中心是自然界的永恒运动。第二，普遍联系也是自然界的一个整体特性、辩正本性，但是自然界的这两个辩正本性——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从逻辑关系看，普遍联系应该是逻辑在先的，所以仅仅承认普遍联系还不能最终使辩正自然观与形而上学自然观区别开来，还必须在承认普遍联系的前提下，承认这些普遍联系的东西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永恒运动。第三，自然界的永恒运动不仅仅以普遍联系为前提，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普遍联系，永恒的运动表现为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这本身就是一种相互依赖、普遍联系的显现。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16.

辩证的科学观篇8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加藤正 日本哲学界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6-018-03

加藤正（1906.2.11-1949.2.3）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和著名的自然辩证法权威{1}233，一生从事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实践和理论工作。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他和加古祜二郎首先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坚持用自然辩证法指导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在同当时的福本主义、三木清哲学、户坂润党派性理论的论争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被称为加藤理论。自然辩证法是加藤理论的基石。《自然辩证法》翻译出版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掀起了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高潮。

一、翻译《自然辩证法》的历史背景

加藤正把《自然辩证法》分为上下卷出版，上卷是1930年、下卷是1932年。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献背景下，日译本对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认识自然辩证法起了巨大作用。

（一）社会背景

首先，日本经济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两大阶级斗争激烈。自1868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封建资本主义的道路，剧烈地进行着国家近代化。到1890年，日本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固有矛盾开始显现{2}467-478。同年下半年爆发了第一场经济危机，两大阶级的矛盾开始加剧。1895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形成，固有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2}543。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开始了在日共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的新时代{2}616。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日本统治阶级带了危机感，于是日本当局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先后展开了六次{5}大规模（1923-1933年间）的逮捕日共的行动。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像山川主义等消极思想蔓延。

其次，在当时日共的党的建设上，人员成分复杂，各种阶级思想混杂，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开展。例如改良主义、调和主义、国粹主义、唯心主义、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基督教思想等造成了革命运动理论的不统一，日共党内也存在着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的不成熟。

最后，共产国际指定日共的领导人没有认清日本斗争实际，造成了阶级力量的浪费。并且当时的日共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的活动也仅限于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骨干分子{3}。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统一思想，排除各种思想和理论的干扰。加藤正的日译本给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强大的震动，使他们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是自然和自然辩证法。对排除工人运动的理论上的唯心主义起到了作用。同时，加藤正实现了从“为了科学的科学”到“为了人生的科学”的思想转变，从一名自然科学者转变成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共产主义者。

（二）文献背景

1926年8月福本和夫在私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上译载了德波林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一文，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恩格斯有遗稿《自然辩证法》{4}295。于是翻译出版该遗稿提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日程上。在加藤正翻译《自然辩证法》之前，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文献如下。

《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成了回顾自然辩证法在日本传播的标志，1927年又出了该文的两个日译本。该文的意义在于，首先，使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注意到了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间的关联；其次，该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全貌，影响深远；第三，普及了自然辩证法一词，但是在日译本出版之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各不相同。

1926年5~6月，森户和栉田翻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部分明确了从自然基础上研究历史的方向。9月，宫川实重译《经济学批判》序言四明确了人类历史的出发点是自然。1927年5月，井上满翻译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具有解放性的意义。同年6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被翻译。10月，黑田房雄翻译了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明确了以自然史为前提证明人类社会的辩证法，打击了当时藐视自然科学的倾向。1928年10月，翻译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的一部分。1929年2月，翻译了狄慈根的哲学论文；7月在《国际文化》上登载了吉米廖杰夫的《恩格斯和近代物理学》，该文虽然有机械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从一个专业物理学者的视角来理解自然辩证法的方式引起了加藤正地兴趣。

在《自然辩证法》的日译本出版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界和自然科学界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都带有自己研究领域或阶级利益的观点的。这种不同理解，使它的翻译出版越发的紧迫了。

（三）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的观点

首先，自然科学者例证自然辩证法法则的正确性，社会学者论辩辩证法和自然社会的关系。如，自然科学者方面，《生物学和自然辩证法》（作者不详）从生物组织学例证了质量互变的法则；竹村文夫1928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从当时数学和物理的发展中论证了认识的唯物主义性和辩证法性；拓植秀臣1929年8月的《自然辩证法和生物》一文，总结出三个命题{4}272“不承认无机物和有机物间的绝对差异”、“承认生物在产生和变异上有质与量间的飞跃变化”、“具体统一地而非抽象片面地看待生物体的发展变化”，并指出这三个命题对应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社会学者方面，高桥庄治1927年2月的《理解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唯物主义》批判了冈邦雄辩证法只适合于社会的错误观点，肯定了辩证法也适合于自然。在1927―1928年山本宣治的《生物・人类》用生物学证明了人类发展的唯物史观前提，指出人类的发展必然暗含着社会进化的方向，从而证明了自然科学和唯物史观是相通的。1931年伊豆公夫的《通过现代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来反省》是日本最早总结自然辩证法的书籍，他极力主张“唯物史观仅能找到社会史的产生根据，而不能把握自然科学的内必然的发展。……通过自然科学自身的方法即自然辩证法，就能进入到自然科学的内容中。”{4}277“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制约了自然科学的理论”{4}277。从而打破了当时德波林主义的束缚，打开了通向自然的道路。并且他尝试了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上来概观自然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

其次，认为辩证法只适合于社会历史领域，拒绝把辩证法适合到自然领域。例如，1927年11月冈邦雄的《唯物主义和物理学》。1929年8月三木清的《社会和自然》中错误地强调唯物史观是自然辩证法的根基，并用以下这四个问题{4}270“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自然辩证法是否可以独立存在吗”、“自然是辩证法的领域吗”、“自然科学含有意识形态的要素吗”、“最前沿的自然科学支持辩证法吗”来否定自然辩证法的成立。1929年8月小仓金之助的《阶级社会的算术》虽然拥护自然辩证法但却错误地用阶级性阐述数学，12月大川豹之介的《纯粹数学逻辑和法则》也认为数学是按阶级性发展的。小仓和大川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日本自然科学界非常盛行，都是用阶级性来思考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是从自然科学本身上思考自然科学的发展。1931年1月田边元的《关于所谓》的评论是与加藤正日译本同时出版的，也是在冈邦雄的立场上全面否定自然辩证法，“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是‘术’即在技术形态上是阶级性，但‘学’是在由阶级技术的性格而被纯粹化之处上成立的。”{4}277从而否定了自然辩证法。户坂润1929年的《自然辩证法》一文用马赫主义，用一个感觉复合体的“存在”概念，认为“辩证法是‘存在’的普遍的根本规定”{4}279，颠倒了自然与辩证法的关系，认为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明。之后他在1932年发表《自然科学在社会上的作用》一文，尝试着在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逻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范畴的同一性，从而否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基石自然。

最后，尝试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盟。如1928年山本宣治和安田德太郎召集大学教授和副教授组建了“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为的是实现科学者与无产阶级的联盟{5}646~655，向工人大众讲解自然科学，后因山本宣治被杀该研究团体被破坏。但1929年的无产阶级研究的创立却忘记了这个联盟任务。1931年加藤正创建“苏联之友会”（后更名“日苏文化协会”），向日本科学者和技术者介绍俄国无产阶级事业同苏联科学相结合的实际情况，尝试了科学与无产阶级的联盟，但是未成功。1932年创立的“唯物主义研究会”虽吸引了自然科学者参加，但只停留在哲学认识论的理论上，忽略了开展科学者与劳动者阶级相结合的启蒙活动。

二、加藤正翻译《自然辩证法》的主客观原因和过程

（一）客观原因

首先，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用理论武装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世界各国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兴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界以俄为师，开始大批翻译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理论家的著作，来指导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其中，加藤正担负了翻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重任。

其次，同当时日本社会中各种思潮论战的需要。上世纪早期，在日本盛行着各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处于欧洲和日本本土思想的包围之中，要在日本站稳脚跟就必须在思想理论上同各种思潮论战。当时的思想有，西田哲学、田边元哲学、皇道、儒道佛的哲学，还有各种国外哲学，如基督教哲学、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民权、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的其他分支等。这些思潮都在用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争取日本各阶层的支持，排斥和攻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就必须让人民群众认识它，就必须让人民群众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不被其他思想所俘获和利用。并且马克思主义还要同自己的变种进行斗争，如福本主义、三木哲学等，消除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误解，推动理论的发展。

（二）主观原因

首先，澄清当时日本各界对自然辩证法观点的需要。其次，加藤正自身资质。第一，加藤正良好的德语、理科基础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河上肇和三木清推荐加藤正担任翻译的原因。第二，加藤正自己独自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想。当时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成熟，河上肇还在摸索着马克思主义，三木清也存在着认识误区。但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想理解自然辩证法等理论。所以，通过经典著作《自然辩证法》来理解自然辩证法也是加藤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之一。在1929年底加藤正的日译本出版后，自然辩证法立即成为了当时的理论前沿。

（三）《自然辩证法》被分成上下卷翻译的原因

加藤正的日译本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阿奇夫》第二卷（1925年）中的《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在校订时参照了德语版的《阿奇夫》第二卷（1927年）。因为德语版在苏联连赞诺夫版的基础上做过订正的。日译本总共16章加一个附录。加藤正负责解题、第1、3、10、11、14、15章和附录。加古祜二郎负责第2、4、5、6、7、8、9、12、16章。日译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解题、第1―5章和一个序言，由岩波文库1929年12月出版。下卷是第6―16章以及附录和序言，由岩波文库1932年出版。从1927年着手翻译到1932年出版下卷共历时5年。期间受到了坂田德男、岛之父、田中周友、河上肇、三木清等人的帮助。

为什么分成上下卷翻译出版？

首先，按内容划分。笔者没有得到日译本的原书，但从原光雄1949年重译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目录内容{6}来分析。前五章是关于辩证法、自然科学、心灵界等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内容。后面是具体自然的内容,例如，电、热等。所以《自然辩证法》原著内容上的不同或许是日译本被分为上下卷的原因。

其次，时局的影响。日译本的序言{1}36-37中加藤正提到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障碍，并且中途加古还遭遇了不幸{7}。所以上卷的后半部分是加藤完成的。在出版上卷的1929年春又遇到不能出版的事{8}。日本当局视自然辩证法为社会主义读物予以禁止不让发行。

第三，繁忙的工作和疾病延迟了下卷的出版。加藤正1929年年底译完上卷后，第二年忙于建立“无产阶级研究所京都分部”的工作，又在1931年4月在东京组建“苏联之友会”并担任机关报《苏联之友》的编辑工作。工作的繁忙和身体的疾病还曾经使加藤正产生过退学（京都大学）的想法。在下卷序言中，加藤正提到了翻译的推迟是因为病情（肺结核）和工作的繁忙。

三、《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出版在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意义

首先，奠定了加藤理论的基石。在翻译过程中和批判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错误认识的过程中，加藤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即加藤理论。加藤理论的基石就是自然，它是批判主观党派性的理论武器。

其次，从自然原因发展理论的思维方法成了哲学主流，要求以明确自然科学成果间的联系来规定和再规定理论思维。在日译本出版前，自然辩证法只是个徒有其名的概念，没有一个人理解它本身的意思和内容，只关心如何具体地使用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认识。出版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始关注存在的自然前提和唯物辩证法自身的哲学史了。

最后，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确立了新的理论方向。人越是在自然中探寻原因，就越接近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会除去任何主观臆断。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任何歪曲联系的尝试都是徒劳的。由此，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流派在某种条件下的实践都是有界限性的，最后必然会被更合理的联系所包含。

注释：

{1}[日]加藤正著,山田宗睦编.加藤正全集第1卷[C].东京：现代思潮.1963.9.30

{2}吴廷谬主编.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3}曹天禄著.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日]加藤正著.自然辩证法研究发展史[C].1936年执笔.（未发表的遗稿）

{5}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5

{6}[日]原光雄译.自然辩证法[M].京都：三一书房,1948

{7}1928年3月15日.日本当局对日共发动“三一五大逮捕”。

{8}1929年4月16日.日本当局对日共发动“四一六大逮捕”，日共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

辩证的科学观篇9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利用辩证法才揭示了隐藏在商品中的矛盾，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及其规律，并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而已。很简单的例子莫过于一块磁铁，截然对立的两极就存在于同一个物体之中，无论你怎么将它分解，原来的两极仍然不变。然而，事实上正是中国人在全人类首先认识到了磁铁的这种特性才发明了指南针，中国人对大自然中“到处盛行的”客观的阴阳关系具有最敏锐的经验观察能力，客观辩证法最早反映到中国人的头脑中来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这就是中国人超越形式逻辑的根深蒂固的辩证思维逻辑。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中外学者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缺少逻辑思维的民族，他们在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然而，正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不可能只存在形式逻辑而没有辩证逻辑的思维，也不可能只存在着辩证逻辑而没有形式逻辑的思维。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形式逻辑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国缺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的演绎法则。三段论的演绎法是一种最朴素、最基本的推理形式，无论在《易经》还是在墨家的著作中我们都不难找到这种方法的应用。如《易经》根据观物取象原则认为凡是阳刚的事物都可用一长横“一”符号表示。凡是阴柔事物都用两短横“--”符号表示，太阳是阳刚的事物，所以用符号“一”表示，月亮是阴柔的事物，所以用两短横符号“--”表示，此处便用归纳结论作演绎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经》的判卦方式虽然充满着矛盾法则，但都不离演绎和归纳的思维法则。

章太炎认为《墨经》充满着“三段论”，大故就是大前提，小故就是小前提，胡适举《墨子》一书中“狗也，犬也，杀狗非杀犬也”、“盗，人也，爱盗，非爱人，……杀盗非杀人也”等判断句为例否定了章太炎的说法①但是，胡适不懂得《墨经》中包含着矛盾的逻辑已超越了形式主义的不包含矛盾的逻辑，是一种比形式逻辑更高级的逻辑。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墨子》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不包含矛盾的逻辑。不少学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逻辑的应用上，比亚里士多德毫不逊色，如张静虚就以墨子《耕柱》篇中的一组判断为例指出《墨子》一书中确凿无误地运用了三段论的演绎推理逻辑。②

近代以来，人们总是把形式逻辑看得十分深奥，当然，形式逻辑的系统化是始自希腊哲学中经阿拉伯学者传下来的一项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比较之下，中国哲学中的形式逻辑理论体系不完备。但是，每个人的思维都自觉地不自觉地使用着形式逻辑，恩格斯说过，形式逻辑的思维甚至在动物那里都有：普通逻辑(形式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相反地，辩证法思维——正因为它是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③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形式逻辑是思维的低级阶段，辩证法是思维的高级阶段，创造了这种高级思维形式的巨大成就有希腊人的一份，但恩格斯却首先把它归功于“佛教徒”的发明，——这是发人寻味的。

众所周知，印度佛学传到中国来的逻辑学的代表性成果是“因明学”，而“因明学”所阐明的实为一种形式逻辑。应该说，佛教逻辑中已经包含着一些辩证思维的因素，但佛学辩证法主要生长和发育在中国，宋明新儒学的辩证法内在地包容了儒释道三家辩证学说的精髓，其中有华严宗的“共相和殊相”的辩证法、道家关于矛盾及其转化的辩证法以及儒家的“正反合”的思想等等。在西方人的眼里，“佛教徒”并非特指印度人，当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佛教在印度早已绝灭几个世纪了。恩格斯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当时欧洲人所接触的佛教资料有许多来自中国，如德国诗人海涅在法国大革命的感召下写道：“当革命的波涛在巴黎，在这个人类的大洋中汹涌沸腾的时候，那时莱因河那边底德国人的心脏也吼动着了。……他们站在中国制造的佛像之下，这佛像对着全无感觉的瓷器、茶器、咖啡壶和任何的东西，都像无所不知似地点着头。”④这里的佛像和瓷器、茶器、咖啡壶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恩格斯所说的那些发明了辩证逻辑的“佛教徒”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泛称，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人。这无疑在说：中国是辩证逻辑(辩证法)的发源地。

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是，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本质差异，即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体系又颠倒了过来，从而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所以列宁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学。⑤有趣的是：黑格尔正是否定了中国哲学中具有唯物主义趋向的“实在”论，而悄悄吸取了东方哲学的辩证法。这种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再颠倒，那就是在唯物的实在论基础上辩证的思维和辩证的认识论。这至少在表面上完全是对儒学辩证法的“复归”。

儒家哲学的辩证法有如下特点:

第一，儒家辩证法来源于客观辩证法。所谓客观辩证法正是潜藏在客观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规律。如儒家经典《周易》中所讲的发展变化即指的日月、暑寒、男女、天地和万物等自然现象的运作，所谓阴阳变化之“道”就是通过“观于天文，察于地理”的抽象，这种观念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如王夫之在论证自己的辩证法和物质不灭及转化的思想时，总是以自然现象为立论的先决前提，此与恩格斯论证辩证法的方法完全一致。这一点，恰是黑格尔所拼命否定儒学的地方，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精神”太少，中国哲学总不能摆脱物质实在性，“道”不是西方哲学的“逻格斯”，而是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的“物”。作为“理神论”代表者的黑格尔，他所说的中国哲学缺乏“精神”，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哲学，一种非宗教的哲学，而“唯物论”在当时的西方恰是一个贬义词。应该说，黑格尔对中国儒家哲学超越性的一面并无深究，但就他指责中国哲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这一点来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其“观物取像”的法则始终是把客观世界看成第一性的。

第二，中国哲学强调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一致，如《周易》认为变化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就是说，辩证法在主体行为中达到了高度自觉的一致；张载认为“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正蒙·太和》)，又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之知。”(《正蒙·心》)这里，他一方面强调了客观辩证法的第一性，另一方面表述了主观辩证法依赖、同一于客观辩证法。王夫之认为“所固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也正是道出了这层意思。此外，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人的“知行”观中，尽管表述不一，侧重点不同，但都揭示了思维过程中主客观统一的应然性。这一点，后来被拿来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结合，形成了的哲学思想，其中，本人所特别偏好的“主观能动性”的命题，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另外，中国哲学在对运动、变化、联系、矛盾、转化、内因，对立统一、个别一般等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观念上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表述都大体一致。

第三，中国哲学强调辩证法的应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一种锐利的思想武器，列宁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⑥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思想方法论。儒学辩证法是中国人智慧的最高科学，儒学强调对任何事物都要作整体性的动态思维考察，所谓“物生有两，相反相成”、“天地之化，日新其德”、“合二为一、一分为二”，再如“中庸之道，勿失其偏”等等高度浓缩的警句就是中国人观察、把握事物的普遍方法，所以王夫之说“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即点明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一种实用的理性法则，所谓“《易》以道阴阳，圣人则之”亦是此意。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精神，不恰在儒家那里十分明显，在老子哲学、兵家、法家哲学中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兵家重实战，自成一套系统的兵家辩证法；法家重耕战和威权，“法、术、势、利”充满着辩证思维。至于老子哲学，剥开其遁世趋向的外衣，他的所有辩证命题，都是为“南面而王”服务的，如“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治大国若烹小鲜”等，辩证思维在这里都成了一种彻底的实用法则。当黑格尔说阴阳辩证法是中国人“最高的科学”时，多半是指的这样一层价值。当我们常以无往而不胜的“中国人的智慧”而自豪时，也即指的中国人的这种思维。

第四，“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在中国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先秦的兵家、名家，后世的佛家，等等，都强调对立双方的统一。《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德经》强调“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相传朱熹弟子蔡元定在四川寻来的道家陈抟留下来的“太极图”，合阴阳鱼为一环，阴阳和合相抱，阴中有阳，阴中有阳，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即用图例形象地揭示了阴阳对立统一的深刻原理。这个图流传到世界各地，到了近代，有的科学组织把它作为会徽，有的国家把它作为国旗。对立统一，和合一体，和而不同，即“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统一中包容着黑白分明、截然为二的两种对立势力——这正是“太极图”和阴阳辩证法要向人们开显的科学道理。列宁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中国哲学的阴阳辩证法早就具备了这一核心，而在西方哲学中，直到黑格尔和马克思才发现和总结了这一点，尽管它比中国的阴阳辩证法更加高级化、体系化、科学化、近代化了，但在核心原理上，阐明的仍然是“对立统一”。

儒学辩证法与“科学辩证法”也有一些类似和相同的命题。如朱熹对辩证法有着许多精辟的分析，他的关于“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的命题即恩格斯所提出的“一与多”的命题，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普适性，“理”是“一”，但就宇宙的无穷性而讲，“理”又是万，是“多”。对此，窦宗仪先生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当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在多中，多在一中’时，他并不孤立。”⑦意在指出早在恩格斯的见解之前，朱熹已经阐明这一点了。“一与多”的关系实际上没出共、殊关系范畴——此为整个新儒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儒学与唯物辩证法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法并提出了相同的命题，但在出发点上，儒家中的实学辩证法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更为一致，实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如王夫之的哲学)主张对事物作具体分析，主张“即物穷理”、“尽器求道”即主张“实事求是”，这正是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髓——“具体地分析具体的事物”。

当然，儒学辩证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化为两个路向，一派是思辨的路向，一派是经验主义的路向。思辨的路向趋向于概念辩证法，这在本质上更接近于黑格尔主义，如朱熹的“一与多”的关系，陆九渊的“吾心即宇宙”的观点，以及后世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等，其出发点与黑格尔理解的“一与多”颇具辙合之处。黑格尔还在《老子》一书中发现了“一与多”的关系，于是他联想到了他的“绝对理念”及其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从而充分显示了其理性的“泛神论”的思想与朱熹理性的“泛理论”思想如出一辙，它跟儒学中的玄学方向相一致。朱熹哲学带有明显的二元的特征，后世中国的玄学跟他有关系，但后世的实学鼻祖也是他。实学的方向就是经验主义的方向，以明清时期的“经世致用”之学为代表，形成了接引西方科学主义的重要的民族思想源头。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改造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都有现成案例。像朱熹、方以智、王夫之所提出的“一分为二”和“合而为一”命题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侧面的表述，《内经》中“阳盛为阴，阴盛为阳”的命题阐明了典型“否定之否定”规律，王夫之“积成久大”和“化渐为著”揭示了量变与质变或渐变与突变的关系……此外，在时空观、运动观、发展观和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上，儒家都提出了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通的见解。应该说，在“科学的辩证法”或现代辩证逻辑问世之前的二千多年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无疑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这就无怪乎黑格尔要把它称为是“中国人的最高科学”了。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于清代王夫之的著作中达到了高峰。王夫之强调“变化日新”、“物极必反”的发展、运动、转化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提出了物质不灭和能量转化的见解，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其理论价值和思想成就直接辐射到中国近现代。但是王夫之的辩证法在宗旨上仍没超出儒家思想的局限。如他指出“一分为二”是“合二而一”的基础，“故合二以一者，即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⑧这是说在对立统一规律中统一是以对立为基础的——仅此而论，无疑是正确的，它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没有丝毫的不同。不过王夫之的意旨所归并不在“一分为二”上，而在“合二而一”上，如说“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这就肯定了统一性是根本和绝对的方面：首先有了统一体，对立面双方的氮蕴相荡才能促进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所以王夫之十分赞赏张载“仇必和而解”的观点，指出“太和，和之至也”，⑨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和消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那种斗争和革命的精神。

孔子的弟子有若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和合”、“和谐”——这既是儒家辩证法的出发点，也是儒家辩证法的归宿点。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儒家“和”的方法论、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学理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受到了猛烈地批判，认为它是跟辩证法截然相反的一种“反辩证法”思维方法，唯一的理由就是它过分强调“和”。孰不知，“和合”、“和谐”正是辩证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如从价值层面上来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免不了有对立和争斗，免不了革命和战争，但只要有对立和争斗、有革命和战争，就永远抛弃不了“和”的价值和结果。可见，儒家辩证法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逻辑和方法上是一致的，但在价值和结论上是互补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发现，儒学辩证法与近代的唯物辩证法最大的同中之异就是儒学辩证法减弱了斗争在事物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是立足于揭扬事物的运动、发展、斗争和转化，具有实质上的革命性——马克思有句名言，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⑩恩格斯也指出，辩证法就是主观反映客观世界中那些到处盛行着的对立，“这些对立，以其不断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决定现实生活，⑩列宁则一再明确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⑩只有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事物才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和向更高阶段进步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的哲学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客观和科学的描述，决不是在主观上追求“仇必仇到底”的唯意志论的情感谊泄。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但是，把斗争性强调过了头，也就失去这个灵魂。因此，儒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观点，正可大补“绝对斗争性”之所缺。

的辩证法思想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去契合和会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把对立统一规律用儒学哲学成语凝练为“一分为二”，有时也用“相反相成”的命题表述相似的思想。除吸收了儒、老、法等学派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外，还充分借取了中国传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此为中国古代真正科学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这些都构成了辩证法思想的主体来源。如果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一种概念思辨方式，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否定，在马克思那里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到了手里则不仅是世界观和认识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策略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如曾经指出：“对于的磨擦，同志还说了三条原则，第一条出自《老子》，‘不为天下先’，就是要后发制人，不先发制人。第二条出自《左传》，‘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你打边区我们就退几十里再说。第三条出自《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有理，有利，有节，结果坚持了八年抗战。”⑩在这里列举的这三条辩证原则都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而是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即中国传统的思想。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方法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应该说是打通近代最先进的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辩证思维之路的典范。

参考文献：

(1)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91

(2)张静盛：《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2期

(3)《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

(4)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41页.福建人民出版杜，1969年

(5)(12)《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408页

(6)《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页

(7)(美)宾宗仪：《擂学与马克思主义》第二版序，第69页

(8)王夫之:《周易传卷》卷五

(9)王夫之:《张子正蔽注·太和篇》。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辩证的科学观篇10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利用辩证法才揭示了隐藏在商品中的矛盾，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及其规律，并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而已。很简单的例子莫过于一块磁铁，截然对立的两极就存在于同一个物体之中，无论你怎么将它分解，原来的两极仍然不变。然而，事实上正是中国人在全人类首先认识到了磁铁的这种特性才发明了指南针，中国人对大自然中“到处盛行的”客观的阴阳关系具有最敏锐的经验观察能力，客观辩证法最早反映到中国人的头脑中来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这就是中国人超越形式逻辑的根深蒂固的辩证思维逻辑。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中外学者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缺少逻辑思维的民族，他们在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然而，正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不可能只存在形式逻辑而没有辩证逻辑的思维，也不可能只存在着辩证逻辑而没有形式逻辑的思维。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形式逻辑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国缺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的演绎法则。三段论的演绎法是一种最朴素、最基本的推理形式，无论在《易经》还是在墨家的著作中我们都不难找到这种方法的应用。如《易经》根据观物取象原则认为凡是阳刚的事物都可用一长横“一”符号表示。凡是阴柔事物都用两短横“- -”符号表示，太阳是阳刚的事物，所以用符号“一”表示，月亮是阴柔的事物，所以用两短横符号“- -”表示，此处便用归纳结论作演绎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经》的判卦方式虽然充满着矛盾法则，但都不离演绎和归纳的思维法则。

章太炎认为《墨经》充满着“三段论”，大故就是大前提，小故就是小前提，胡适举《墨子》一书中“狗也，犬也，杀狗非杀犬也”、“盗，人也，爱盗，非爱人，……杀盗非杀人也”等判断句为例否定了章太炎的说法①但是，胡适不懂得《墨经》中包含着矛盾的逻辑已超越了形式主义的不包含矛盾的逻辑，是一种比形式逻辑更高级的逻辑。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墨子》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不包含矛盾的逻辑。不少学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逻辑的应用上，比亚里士多德毫不逊色，如张静虚就以墨子《耕柱》篇中的一组判断为例指出《墨子》一书中确凿无误地运用了三段论的演绎推理逻辑。②

近代以来，人们总是把形式逻辑看得十分深奥，当然，形式逻辑的系统化是始自希腊哲学中经阿拉伯学者传下来的一项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比较之下，中国哲学中的形式逻辑理论体系不完备。但是，每个人的思维都自觉地不自觉地使用着形式逻辑，恩格斯说过，形式逻辑的思维甚至在动物那里都有：普通逻辑(形式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相反地，辩证法思维——正因为它是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③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形式逻辑是思维的低级阶段，辩证法是思维的高级阶段，创造了这种高级思维形式的巨大成就有希腊人的一份，但恩格斯却首先把它归功于“佛教徒”的发明，——这是发人寻味的。

众所周知，印度佛学传到中国来的逻辑学的代表性成果是“因明学”，而“因明学”所阐明的实为一种形式逻辑。应该说，佛教逻辑中已经包含着一些辩证思维的因素，但佛学辩证法主要生长和发育在中国，宋明新儒学的辩证法内在地包容了儒释道三家辩证学说的精髓，其中有华严宗的“共相和殊相”的辩证法、道家关于矛盾及其转化的辩证法以及儒家的“正反合”的思想等等。在西方人的眼里，“佛教徒”并非特指印度人，当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佛教在印度早已绝灭几个世纪了。恩格斯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当时欧洲人所接触的佛教资料有许多来自中国，如德国诗人海涅在法国大革命的感召下写道：“当革命的波涛在巴黎，在这个人类的大洋中汹涌沸腾的时候，那时莱因河那边底德国人的心脏也吼动着了。……他们站在中国制造的佛像之下，这佛像对着全无感觉的瓷器、茶器、咖啡壶和任何的东西，都像无所不知似地点着头。”④这里的佛像和瓷器、茶器、咖啡壶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恩格斯所说的那些发明了辩证逻辑的“佛教徒”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泛称，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人。这无疑在说：中国是辩证逻辑(辩证法)的发源地。

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是，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本质差异，即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体系又颠倒了过来，从而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所以列宁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学。⑤有趣的是：黑格尔正是否定了中国哲学中具有唯物主义趋向的“实在”论，而悄悄吸取了东方哲学的辩证法。这种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再颠倒，那就是在唯物的实在论基础上辩证的思维和辩证的认识论。这至少在表面上完全是对儒学辩证法的“复归”。

儒家哲学的辩证法有如下特点:

第一，儒家辩证法来源于客观辩证法。所谓客观辩证法正是潜藏在客观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规律。如儒家经典《周易》中所讲的发展变化即指的日月、暑寒、男女、天地和万物等自然现象的运作，所谓阴阳变化之“道”就是通过“观于天文，察于地理”的抽象，这种观念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如王夫之在论证自己的辩证法和物质不灭及转化的思想时，总是以自然现象为立论的先决前提，此与恩格斯论证辩证法的方法完全一致。这一点，恰是黑格尔所拼命否定儒学的地方，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精神”太少，中国哲学总不能摆脱物质实在性，“道”不是西方哲学的“逻格斯”，而是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的“物”。作为“理神论”代表者的黑格尔，他所说的中国哲学缺乏“精神”，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哲学，一种非宗教的哲学，而“唯物论”在当时的西方恰是一个贬义词。应该说，黑格尔对中国儒家哲学超越性的一面并无深究，但就他指责中国哲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这一点来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其“观物取像”的法则始终是把客观世界看成第一性的。

第二，中国哲学强调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一致，如《周易》认为变化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就是说，辩证法在主体行为中达到了高度自觉的一致；张载认为“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正蒙·太和》)，又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之知。”(《正蒙·心》)这里，他一方面强调了客观辩证法的第一性，另一方面表述了主观辩证法依赖、同一于客观辩证法。王夫之认为“所固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也正是道出了这层意思。此外，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人的“知行”观中，尽管表述不一，侧重点不同，但都揭示了思维过程中主客观统一的应然性。这一点，后来被毛泽东拿来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其中，毛泽东本人所特别偏好的“主观能动性”的命题，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另外，中国哲学在对运动、变化、联系、矛盾、转化、内因，对立统一、个别一般等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观念上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表述都大体一致。

第三，中国哲学强调辩证法的应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一种锐利的思想武器，列宁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⑥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思想方法论。儒学辩证法是中国人智慧的最高科学，儒学强调对任何事物都要作整体性的动态思维考察，所谓“物生有两，相反相成”、“天地之化，日新其德”、“合二为一、一分为二”，再如“中庸之道，勿失其偏”等等高度浓缩的警句就是中国人观察、把握事物的普遍方法，所以王夫之说“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即点明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一种实用的理性法则，所谓“《易》以道阴阳，圣人则之”亦是此意。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精神，不恰在儒家那里十分明显，在老子哲学、兵家、法家哲学中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兵家重实战，自成一套系统的兵家辩证法；法家重耕战和威权，“法、术、势、利”充满着辩证思维。至于老子哲学，剥开其遁世趋向的外衣，他的所有辩证命题，都是为“南面而王”服务的，如“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治大国若烹小鲜”等，辩证思维在这里都成了一种彻底的实用法则。当黑格尔说阴阳辩证法是中国人“最高的科学”时，多半是指的这样一层价值。当我们常以无往而不胜的“中国人的智慧”而自豪时，也即指的中国人的这种思维。

第四，“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在中国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先秦的兵家、名家，后世的佛家，等等，都强调对立双方的统一。《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德经》强调“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相传朱熹弟子蔡元定在四川寻来的道家陈抟留下来的“太极图”，合阴阳鱼为一环，阴阳和合相抱，阴中有阳，阴中有阳，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即用图例形象地揭示了阴阳对立统一的深刻原理。这个图流传到世界各地，到了近代，有的科学组织把它作为会徽，有的国家把它作为国旗。对立统一，和合一体，和而不同，即“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统一中包容着黑白分明、截然为二的两种对立势力——这正是“太极图”和阴阳辩证法要向人们开显的科学道理。列宁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中国哲学的阴阳辩证法早就具备了这一核心，而在西方哲学中，直到黑格尔和马克思才发现和总结了这一点，尽管它比中国的阴阳辩证法更加高级化、体系化、科学化、近代化了，但在核心原理上，阐明的仍然是“对立统一”。

儒学辩证法与“科学辩证法”也有一些类似和相同的命题。如朱熹对辩证法有着许多精辟的分析，他的关于“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的命题即恩格斯所提出的“一与多”的命题，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普适性，“理”是“一”，但就宇宙的无穷性而讲，“理”又是万，是“多”。对此，窦宗仪先生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当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在多中，多在一中’时，他并不孤立。”⑦意在指出早在恩格斯的见解之前，朱熹已经阐明这一点了。“一与多”的关系实际上没出共、殊关系范畴——此为整个新儒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儒学与唯物辩证法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法并提出了相同的命题，但在出发点上，儒家中的实学辩证法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更为一致，实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如王夫之的哲学)主张对事物作具体分析，主张“即物穷理”、“尽器求道”即主张“实事求是”，这正是毛泽东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髓——“具体地分析具体的事物”。

当然，儒学辩证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化为两个路向，一派是思辨的路向，一派是经验主义的路向。思辨的路向趋向于概念辩证法，这在本质上更接近于黑格尔主义，如朱熹的“一与多”的关系，陆九渊的“吾心即宇宙”的观点，以及后世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等，其出发点与黑格尔理解的“一与多”颇具辙合之处。黑格尔还在《老子》一书中发现了“一与多”的关系，于是他联想到了他的“绝对理念”及其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从而充分显示了其理性的“泛神论”的思想与朱熹理性的“泛理论”思想如出一辙，它跟儒学中的玄学方向相一致。朱熹哲学带有明显的二元的特征，后世中国的玄学跟他有关系，但后世的实学鼻祖也是他。实学的方向就是经验主义的方向，以明清时期的“经世致用”之学为代表，形成了接引西方科学主义的重要的民族思想源头。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改造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都有现成案例。像朱熹、方以智、王夫之所提出的“一分为二”和“合而为一”命题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侧面的表述，《内经》中“阳盛为阴，阴盛为阳”的命题阐明了典型“否定之否定”规律，王夫之“积成久大”和“化渐为著”揭示了量变与质变或渐变与突变的关系……此外，在时空观、运动观、发展观和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上，儒家都提出了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通的见解。应该说，在“科学的辩证法”或现代辩证逻辑问世之前的二千多年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无疑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这就无怪乎黑格尔要把它称为是“中国人的最高科学”了。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于清代王夫之的著作中达到了高峰。王夫之强调“变化日新”、“物极必反”的发展、运动、转化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提出了物质不灭和能量转化的见解，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其理论价值和思想成就直接辐射到中国近现代。但是王夫之的辩证法在宗旨上仍没超出儒家思想的局限。如他指出“一分为二”是“合二而一”的基础，“故合二以一者，即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⑧这是说在对立统一规律中统一是以对立为基础的——仅此而论，无疑是正确的，它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没有丝毫的不同。不过王夫之的意旨所归并不在“一分为二”上，而在“合二而一”上，如说“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这就肯定了统一性是根本和绝对的方面：首先有了统一体，对立面双方的氮蕴相荡才能促进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所以王夫之十分赞赏张载“仇必和而解”的观点，指出“太和，和之至也”，⑨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和消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那种斗争和革命的精神。

孔子的弟子有若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和合”、“和谐”——这既是儒家辩证法的出发点，也是儒家辩证法的归宿点。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儒家“和”的方法论、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学理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受到了猛烈地批判，认为它是跟辩证法截然相反的一种“反辩证法”思维方法，唯一的理由就是它过分强调“和”。孰不知，“和合”、“和谐”正是辩证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如从价值层面上来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免不了有对立和争斗，免不了革命和战争，但只要有对立和争斗、有革命和战争，就永远抛弃不了“和”的价值和结果。可见，儒家辩证法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逻辑和方法上是一致的，但在价值和结论上是互补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发现，儒学辩证法与近代的唯物辩证法最大的同中之异就是儒学辩证法减弱了斗争在事物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是立足于揭扬事物的运动、发展、斗争和转化，具有实质上的革命性——马克思有句名言，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⑩恩格斯也指出，辩证法就是主观反映客观世界中那些到处盛行着的对立，“这些对立，以其不断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决定现实生活，⑩列宁则一再明确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⑩只有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事物才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和向更高阶段进步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的哲学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客观和科学的描述，决不是在主观上追求“仇必仇到底”的唯意志论的情感谊泄。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但是，把斗争性强调过了头，也就失去这个灵魂。因此，儒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观点，正可大补“绝对斗争性”之所缺。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去契合和会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用儒学哲学成语凝练为“一分为二”，有时也用“相反相成”的命题表述相似的思想。毛泽东除吸收了儒、老、法等学派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外，还充分借取了中国传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此为中国古代真正科学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这些都构成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主体来源。如果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一种概念思辨方式，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否定，在马克思那里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到了毛泽东手里则不仅是世界观和认识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策略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如周恩来曾经指出：“对于蒋介石的磨擦，毛泽东同志还说了三条原则，第一条出自《老子》，‘不为天下先’，就是要后发制人，不先发制人。第二条出自《左传》，‘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你打边区我们就退几十里再说。第三条出自《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有理，有利，有节，结果坚持了八年抗战。”⑩周恩来在这里列举的这三条辩证原则都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而是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即中国传统的思想。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方法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应该说是打通近代最先进的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辩证思维之路的典范。

参考文献

(1)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91

(2)张静盛：《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2期

(3)《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

(4)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41页.福建人民出版杜，1969年

(5)(12)《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408页

(6)《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页

(7)(美)宾宗仪：《擂学与马克思主义》第二版序，第69页

(8)王夫之:《周易传卷》卷五

(9)王夫之:《张子正蔽注·太和篇》。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