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特点十篇

人文主义的特点篇1

【关键词】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穿裹尸衣的女人》；智利；女性主义文学；死亡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2-0262-02

《穿裹尸衣的女人》是智利女作家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也是拉丁美洲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更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穿裹尸衣的女人》是由这位女作家鲜明的精神特点和与众不同的思想与才华结合出来的梦幻般的作品。

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出生于1916年6月，她的曾外祖父曾是德国驻圣地亚哥的第一任领事。所以，从邦巴尔的母亲家族来说，他们都是德国兹瓦尔帕莱索的后裔。在邦巴尔大概8岁的时候，第一次动笔写诗。193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桑切斯，这个对她一生都影响深远的男人。两人的感情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桑切斯渐渐疏远她，直至两人分开。几年后，因为朋友聚会，邦巴尔再次来到桑切斯的家，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她悄悄走到主人的卧室里，看到了储存的枪支等军火设备，邦巴尔随手拿起一支枪，对准自己的脖子扣动了扳机。幸运的是，大家及时发现了她，把她送到了医院，邦巴尔被医生抢救了过来。又几年过去了，当邦巴尔再次碰到桑切斯的时候，她选择把枪口对准这个让她伤心的男人。随后邦巴尔被带到了警察局，本来是要坐牢的，但是桑切斯对法官讲，他可以对此事件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因此邦巴尔被无罪释放。这次事件对她触动很大，因此，她决定离开智利这个伤心地，去往美国生活。

1938年，邦巴尔撰写并出版了《穿裹尸衣的女人》。在美国生活期间，她结实了法国公爵拉法艾尔，并和他生育了唯一的孩子布瑞吉特。拉法艾尔帮助邦巴尔在美国出版了很多作品。晚年，邦巴尔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智利。

通过对这位女作家生平的分析，不难看出，邦巴尔虽然家境殷实富裕，但感情的道路却是坎坷的。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她的作品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色彩，都是由她的感情经历有感而发的。

《穿裹尸衣的女人》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具一格的美感。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已经去世的、穿着裹尸衣躺在灵床上的女人。作者以一位死者的视角和思维为中心点，铺开整部作品的内容，使作品层面立意新颖独特，别开生面，在模式和风格上展现出了鲜明的特点和别致的情调。整部作品充斥着女主人公游离的心绪、活跃的生活轨迹和游荡的情感思绪。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在很多层面上都增添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内涵和力度。

女主人公在这部作品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她的存在模式是“死亡者”，她的整个位置是相对固定的――躺在灵床上。如此，当整部作品以她的心绪展开叙述时，就形成了一种悲剧式的戏剧场景和叙述结构，类似于普罗米修斯式的经典模式。《穿裹尸衣的女人》中，女主人公始终是作品的核心部分，她“一动不动地仰卧在灵床上”，缥缈中，生命虽然已经逝去，但心灵和思绪仿佛还存在着。静静躺着的已经死去的她凝神遐想、心绪飞扬，依次来到她灵床前吊唁和哀悼的人们不停地刺激着她的情感，因此引出了她生前的回忆，同时也引发了她的无尽感慨。她的女儿、老保姆、情人、父亲、妹妹、痴情的暗恋者、儿子、丈夫等家人和朋友依次出场引发的回忆，真切地还原和再现了女主人公悲惨的一生。

在这位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婚姻对于女主人公而言，始终充满着痛苦的经历。对于《穿裹尸衣的女人》的女主人公安娜・玛利亚而言，在她的身边，先是有给了她第一次爱情体验的表哥堂・里卡多，后来有始终对她执着追求的挚友和知己费尔南多，然而由于命运的捉弄，她却嫁给了她根本不爱的安东尼奥，虽然安东尼奥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坚定与慎重。在这段毫无爱情与生机的婚姻中，每次两性间亲密的身体接触，都毫无例外地让女主人公对她丈夫产生发自心底的排斥和抗拒。

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主人公的情感经历，可以说与作者邦巴尔本人的经历密不可分。邦巴尔本人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同时还有她那对她形同陌路的唯一的女儿和凄惨的晚年情景，给她极其敏感的心灵笼罩了一层又一层阴影。但是作品中这些不幸的痛苦体验的根源，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应该来自主人公自身因素。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卡罗尔・吉列根在总结了之前所有的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后说道：“男女对于关系，尤其是依赖性问题的体验是不同的……既然男性通过分离，而女性是通过依赖来规定的，男性的性别认同便受到亲密关系的威胁，而女性的性别认同则受到分离的威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人格大部分是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确立起来的，所以对于女主人公来说，她们如果对于婚姻还有期待，那就应该是能与自己的丈夫创立起一种亲密且紧实的心理关系，从而避免分离时可能会受到的威胁和伤害。很显然，邦巴尔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安娜的生命体验是支离破碎的。

幻想的世界一定是完美无瑕且甜蜜的，虽然美丽，却又非常脆弱。为了使自己尽快逃离这个美丽而不真实的幻想世界，邦巴尔选择用笔代替自己去到另一个充满诗意的氛围中――死亡。死亡的世界是邦巴尔为自己不完整的生命感情建造出的一个更为彻底的安居乐园，更是她坚定不移地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完美的爱情世界的强烈表达。即便平静地卧在灵床上，女主角安娜・玛利亚依然可以看得到、听得到，并且感受得到。

《穿裹尸衣的女人》这部作品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思路，通过一个已经死亡的躺在灵床上的女人对自己一生的回忆，重点讲述了她悲惨痛心的感情之路。艺术有时候就是这样，尤其是文学作品，是一种反观，是作者自己去阅读自己主演的人生路，有喜有悲，悲欢离合。

在拉丁美洲文学和电影中，生死界限不明，是有一定的基础和文化背景的。在由印第安原始部落传承下来的文化理念中，人的世界和鬼的世界是并存的。死亡是生命的延续，是人生命的另一部分。从这一点看来，《穿裹尸衣的女人》的确有非常浓厚的拉丁美洲色彩和气息。同时，邦巴尔本人也是拉丁美洲女性主义文学的领头人，在当时的拉美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男性，没有上学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样，女性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照顾家庭，不能上学、不能工作，甚至很少出门抛头露面。所以邦巴尔只能通过文字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感慨，这就成就了一位伟大的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女性主义文学多指由女性作家亲自撰写的文学作品，以表达自己生活和感情中的喜与悲，不同于女权主义文学，它是女性作家创作的关于妇女生活题材的作品。而邦巴尔就是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通过一系列的作品，再现了本人悲惨的人生和坎坷的情路。

邦巴尔塑造的这一女性形象特点，简单归纳有这几点：第一，作者运用了内倾化的写作手法，在心理层面上展现了女主人公的情感和心绪。第二，邦巴尔非常善于通过细致的环境描写，来刻画小说中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第三，她总是能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反映出每个人不同的性格。通过这些描写，把自己悲惨的一生再现出来，包括家人，包括朋友，也包括情人。

邦巴尔能够做到通过一部短篇小说，有机地构成她的一生，如此复杂而充满感情纠葛的故事情节，被她完美地浓缩进一部西班牙语短篇小说中。邦巴尔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描写了人物的情感、每件事物的客观象征，更是将感情与情景融合在了一起，借物抒情。这种干净细腻的才情与风格着实令人钦佩。

参考文献：

[1]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王峻岩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2]萨特.文字生涯[M].沈志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人文主义的特点篇2

李忠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从创刊到现在已经15年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今天我和大家一样，既是为这个杂志感到高兴，也是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感到高兴。扩而大之，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感到高兴。借此机会谈一点感想，如果说有一个主题的话，就叫做“做好旗帜这篇大文章”。

第一，旗帜鲜明，成绩显著。这是对杂志的评价。我们知道，从1982年小平同志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命题，到2007年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这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专有名词具体的表述不断地变化，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这个杂志从1995年开始就明确地定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始终把它作为刊名，也始终把它作为旗帜。事实证明，始终高举这样的旗帜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到现在，它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刊名的杂志。难能可贵的是杂志始终抓住这个主题做文章。我认为抓得好、抓得准。这15年来，围绕这个主题，杂志做了大量的文章，组织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成绩很显著。有很多文章被转载、被评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绩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二。旗帜文章大有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举起来，表明了我们的决心，表明了我们的信念，这方面的实践在继续发展，这方面的理论也在继续深化。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文章可做的，实践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我们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不断把实践当中的经验转化成为理论的成果。这方面北京的实践也好，全国的实践也好，有很多课题可以研究，有很多实践经验可以总结，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包括疑难和敏感的问题。包括一些有深度的问题，都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定会丰富发展，所以我们这个杂志是可以继续做贡献的，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三，高举旗帜，深度拓展。面向未来，我们衷心希望这个杂志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围绕旗帜继续做好文章。我的建议有三个拓展：一是向实践拓展，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理论，所以实践的源泉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我们理论的源头不在书本上，而在实践中，抓住实践继续研究探讨创新，我们会做出很多好文章来。特别是北京，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也走在国际化的前列，走在现代化的前列。有很多前沿性的问题是可以创造出好的经验为全国做榜样的。二是向世界拓展。我们的旗帜是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特色不是关起门来称大王的特色，而是和世界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今天这样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要继续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同时要面向世界，既要向世界学习，也要向世界宣传，所以我们的理论不能光是停留在国门之中，要进一步走向世界。既要把我们研究的视野、课题向世界拓展，还要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向世界拓展，所以应该说我们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们的理论成果走出去的问题。而我们这个杂志看来是走在了前头，办了英文版，据说办这个英文版很不容易，很多艰辛和甘苦，但是我觉得值，应该办，我们的杂志应该有这样一个眼光、气魄和胸怀，能够在理论宣传方面走在前列。已经这样走了，希望走得更好。三是向前沿拓展。理论研究贵在创新，事实上，我们需要研究的前沿问题很多，在这方面杂志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了很多，但是还可以继续努力，所以我觉得今后在组稿方面，在选择稿件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对于前沿性问题的探讨，有所创新和发展。总的来说，希望我们杂志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做好这篇大文章，不断取得新成果。

李君如：我着重就英文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版问题讲几句话，第一，把党的基本理论介绍给国外非常必要。21世纪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十年，中国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可以说古老的中国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几年中国不仅在跨越式发展中经济总量逼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呈现出经济企稳向好的发展势头。人们要了解中国不仅要了解中国的过去，而且要了解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不仅要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以及具体政策做法，而且要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理论。只有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理论，才能知道当代中国发展的奥秘所在，才能知道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道路成为世界上各种人关注的缘由，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要出英文版的缘由，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这样的介绍是我们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突破。应该讲，我们党十分重视对外思想文化交流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大大加强了，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很多高校出了外文版的报和期刊，但是专门对外介绍我们党基本理论的刊物尚不多，而且直截了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冠名的理论刊物仅此一家，所以对北京市社科联作出这样的决策，我从内心讲是非常钦佩的，这对党的理论工作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去年中央决定加大外宣力度，有很多报刊都要做外文版，包括《求是》杂志，当然有很大的难度，我们北京社科联不声不响就把杂志英文版干出来了，所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举措，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第三，我想给编辑朋友们提个醒，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杂志尽管都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但是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中文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不仅是党的理论研究的平台，而且是党的理论宣传的阵地，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党员、教育干部的阵地，而英文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虽然也是理论研究的平台，但不承担武装党员、教育群众这样的宣传任务或者教化功能。它向外国读者提供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信息交流平台。要注意我们做英文版的杂志和中文版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宣传是交流，中文的宣传这个词中已经包含了交流。英文则没有这样的含义。我们平时说外宣，其实是对外交流，不是宣传。而交流这个词没有强制性，你听了我们的话，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甚至也可以完全不同意，这是交流。

对于英文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英文版的杂志一是要告诉外国读者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什么，二是要告诉读

者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是怎么样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的，三是告诉外国读者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正在进行哪些研究，讨论哪些问题。如果能起到这三个作用，我们的杂志贡献就很大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和中国的理论工作状况。

第四。搞好这样的交流需要进行长期的探索。在对外思想文化交流当中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但我们对外思想文化交流并不是很成功的，对外理论交流的难度很大，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边办刊、边总结、边提高。要使人家接受你的观点，首先要人家看得进去，看得懂，如果看都不看，怎么使人家接受你的观点呢?这里就有选文的要求问题，文章的选择问题，翻译问题。这需要探索。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通行的翻译法在国外也是让人家读不懂的。所以我们搞英文版要进行探索。试刊的问世就是探索的第一步。因为有了这第一步，就可以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我愿意一起探索，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相信我们的探索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徐崇温：今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创刊15周年，我在此谨向杂志社的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我之所以要热烈祝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创刊15周年，不仅仅是因为它早在15年前的1995年，就高瞻远瞩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来命名自己的杂志，更为重要的是，15年来它一直坚持不懈地把这个名称当做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自觉地、精益求精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团结和组织广大的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平台，出色地、卓有成效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创刊于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的1995年。如果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而为提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根本前提；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论述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话，那么，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科学的定位和界说。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5年创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密切关注和紧紧追随着15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和理论创新，由此来展开自己作为专业性理论期刊的工作。在2008年，杂志社从十多年来刊发的上千篇理论文章中再选出一百篇左右编成上、中、下三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文选》，分别反映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以及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刊载的部分文章。如何致力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创造性问答，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的情况。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是一本专业性理论期刊，刊载的主要是一些理论文章，但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和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反映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认识，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卓有成效地团结和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就必定能够在我们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这一重要工作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它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党又提出和确立了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工作部署，如总结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了要自觉划清“四个重大是非界限”：提出了“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提出了“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等等。我衷心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继续团结和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用它来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又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发挥新的重要的积极作用。

赵曜：今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创刊15周年，15年来，在北京市社科联的坚强领导和编辑部同志的齐心协力下，杂志发表了许多在学术理论界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取得了很大成绩。我是杂志的热心读者，我对杂志所取得的每个成绩和进步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国现有杂志上千种，但真正办得好的杂志并不多。一个好的杂志至少要做到如下三点：一是政治方向好，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坚持马列，而不是违背马列。另一条是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不是唱反调，排除杂音和噪音的干扰。二是学术水平高，在坚持“双百”方针下，尽可能多地发表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把杂志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至于取舍，关键是看学术水平、文章质量。三是可读性强。可读性强读者才能读，政治方向好、学术水平高的文章当然有可读性，但并不一定可读性强。因为理论文章比较枯燥。还要有一些群众喜欢看的，经过历史考证的有关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方面的文章。此外，也还要有一些和群众关系密切的现实问题和学者们关心的理论前沿问题方面的文章。我觉得特色杂志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研究主题，集政治性、理论性、学术性、现实性、创新性为一体，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做得很好。2008年选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文选》基本上都是学术精品，成为我国学术杂志中一个知名品牌和佼佼者。

特色杂志创刊15年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特点是一元主导和多元并存，各种学派和社会思潮应有尽有，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就会被“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占领，特色杂志发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起到了马克思主义坚

强阵地的作用。二是党和政府的思想智库。特色杂志发表了许多现实针对性很强的文章，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和建议，对党和政府起到了思想智库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三十年的大发展，出现了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色杂志应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正确方向继续向前发展。如果有条件，建议扩大版面，使每期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

闫志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创刊15周年之际，杂志的英文版试刊问世了，这是杂志今后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也是杂志送给中外读者的一个大礼。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英文版的出版和发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在国际上我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2008年底爆发的这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中国，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探索为什么这条道路、这种模式能够使中国富强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它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关注的课题，也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课题，而且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方面人士关注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都在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许多人都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有些国家有些政党已经在学习和运用中国的成功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杂志发行英文版，而且也很可能是当前国内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杂志当中的唯一一本有英文版的杂志，我想它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起码有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我们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窗口。外国人可以通过英文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我们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了解我国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情况，这就会使我们的杂志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有更多的社会效益。

第二，它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平台。我认为，我们要以杂志的英文版发行为契机，以后无论是在我们的正刊上还是在英文版上，我们应该争取发表更多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使我们了解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吸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从而开拓我们的视野，推动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第三，杂志的英文版可以成为中外作者、读者沟通和联系的桥梁，我们可以通过杂志的英文版与国外的作者和读者建立广泛的思想交流和联系，在这个基础上争取能够以杂志的名义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或者国际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坛。中外学者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学术交流。

现在英文版的发行为杂志走向世界迈出了一个重大的步伐，但同时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我认为它的难度甚至不亚于我们来办正刊，所以我希望在市委宣传部和社科联的领导下，在杂志编辑部的不懈努力下。我们杂志的英文版会越办越好，并且影响会越来越大，争取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杂志。

夏兴有：今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5岁的生日，我们都是来给它过生日的，所以自然要说一些祝福的话。作为杂志的忠实读者，也曾经写过几篇文章，我感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是在我们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诞生的一个非常有品位的社科理论杂志。作为一个读者我感觉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具有开创性。当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北京市率先以这个名称来命名这本刊物，应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反映了当时在政治上的敏锐性和敏感性。紧接着1997年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加以确立。这15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在理论的研究和建树上应该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是具有现实性。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事的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一项活生生的社会事业，是一个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老祖宗过去没有遇到过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和问题，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当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难点问题，都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和回答。从哲学的层面、经济学的层面、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层面都进行了研究，而且通过举办各种论坛，应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具有现实前沿性的一本刊物。

三是具有学术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身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问题，它主要以专家学者为作者。同时，在历史的层面、理论的层面，包括国际的视角各个方面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实践的学理、学术方面的研究和开掘，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当中，有今天这样的建树、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认为也与刊物的学术品位有很大关系。

四是具有权威性。因为它发挥了首都区位优势。聚集了首都党政军高校、理论界、知识界各个方面高层次的专家学者，权威的研究人员，所以它提供给读者和社会的这些研究成果。应该说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研究当中发挥了很好的先导作用。我觉得我们党在创新理论的发展和研究过程当中，在不少方面这个杂志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贡献。

我也有一点的希望，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杂志应该走好国际化的这条路。伴随着“中国模式”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怎么样能够适应这样一个趋势，作为杂志来讲，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为宗旨、为主要任务，我们怎么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走好这一步棋。不仅要出好英文版，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在内容开掘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怎么样研究“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中国模式”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比较，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手，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从而进一步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刊物未来的一个重大选题。

包心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的特点我觉得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第一，主题鲜明。杂志创办15年来，始终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做深入的研究和宣传工作，15年几乎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是难得的。第二，重点突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些难点、热点、重点问题，有意识的组织重点文

章、组织学术研讨。我印象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建设的探讨，关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讨，都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特别是最近两年来，结合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承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的任务。突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给理论界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第三，这本杂志内容出色。从内容上看，所编发的文章少有空话、套话，尽量在理论创新上来阐述专家的一些观点。第四，编辑部的同志们视野开阔。特别表现在作家队伍方面，不仅关注权威学者和领导同志的文章，而且有意识地选发了一些学术界的新人的文章，培植扶持了一批年轻人，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此我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提出一点建议。我国的理论界，或者这本杂志以后的任务就是能够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来做一点工作。我认为当前我们理论界面临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科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这样的任务当然有它的理由，首先是恩格斯100多年前就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来研究它。从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社会形态、制度形态，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这个理论、这个道路本身所蕴含的内容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这几年一直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引导人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任务迫切地提到我们面前，特别是以下三大特殊问题：一是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所凸显的民生问题和民主问题，我认为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很多，用的话来讲，问题前所未有，实属罕见。总书记在几次国际性的会议上用“前所未有”、“实属罕见”这样一些词来概括我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的问题，反映了我们的党中央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当前面临的问题很多，最突出的无非是两大问题，一个是民生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而这两大问题不仅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而且考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来把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民主期望定位在一个科学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对社会差距拉大等各种民生问题的凸显，乃至对少数领导干部腐败问题的憎恨，往往涉及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担忧、怀疑、徘徊乃至否定，当然理论界不可能包医百病，靠理论界写几篇文章，就把全国十几亿人民的思想都统一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引导人们思想的工作。

第二个大问题，关于当前中国的改革问题。30年的中国改革毫无疑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但是30年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考验之后的中国，改革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完全作出清醒的回答。理论界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文章，包括我个人，也在思考、研究未来中国的改革问题，尤其是如何把政治体制改革更加科学地、稳定地提到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日程上来。这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

第三个大问题，关于核心价值体系问题。我们党中央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样一个理论，现在全党也正在普及，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终结。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想目前的研究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化。再有，当前理论界面临一些倾向性的认识，我认为也需要进一步统一。现在有两种倾向性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一种“非独立形态论”，长期以来有的同志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不过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翻版，或者是其他种种“主义”的大杂烩而已。再有一种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论”。我认为把我们的一些临时性的做法，或者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某些做法模式化其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此我提出这么一个粗浅的想法，理论界。包括我们这个杂志，能够更深入的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的研究，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在我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进一步搞清楚。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如同当年小平同志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果搞不清楚，势必会带来理论上的模糊、道路上的扭曲，甚至发展前途的隐患。

傅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作为一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专业性理论期刊，15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守专业、权威、特色、严谨的办刊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研究主题，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关注社会热点难点，积极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努力出精品、树品牌，在理论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应该说，15华诞硕果累累，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离不开广大读者作者的厚爱和支持，也凝聚着杂志编辑们的智慧和汗水。下面我简单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第一，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大局，进一步加强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阐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研究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即贯穿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

第二，打造理论期刊品牌，不断推进办刊观点、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创新。要把杂志办出特色就必须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断创新观念、创新形式、更新手段，努力使理论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要研究受众的心理和接受习惯。总结理论刊物的办刊规律；要同其它社科理论部门继续合作与交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扩大信息含量；要高度重视新兴媒体的建设；要借助英文版试刊出版的契机，加强国内外学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学术沟通和交流。要通过明确的编辑思路和风格，来倡导、引导作者乃至理论界弘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朴实亲切的优良文风，言必有据、言必有物，尊重事实、富有学理，切实发挥理论掌握群众的这种说服力和亲和力。

人文主义的特点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进展；思考

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010―06

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其内涵作出明晰地概括。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学界主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建立和发展、特征、面临的问题及其完善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但有些方面的研究仍需要加强和深化。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

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进行了广泛探讨，主要有规程―准则说、三层次说、制度体系说、有机统一说、比较说、体现说、核心―基础说、初级阶段说等，还有学者从经济、政治的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进行解读。

第一，规程―准则说。有专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为人们所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它既包括正式的、成文的、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不成文的、没有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各种习俗、惯例和规约。①

第二，三层次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三个层面构成。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重要的层次，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第二个层次指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一大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三个层次即具体制度，就是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③

第三，制度体系说。有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而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制度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④

第四，比较说。这种观点主要从比较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进行解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体系，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别于前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⑥

第五，有机结合说。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要求和“中国特色”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机统一。⑦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成果。⑧

第六，体现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一最高层面制度上，体现在我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上，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上，体现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上。⑨

第七，核心―基础说。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应该具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科学发展、成果共享、依法治国。⑩

第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有专家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分析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可靠的依据。其一，中国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其二，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最主要的含义就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制度不是脱胎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生产力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而是脱胎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在中国这个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东方大国里建立起来的。所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这就是，就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和不够完善。

除以上几种观点外，还有学者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进行探讨。从经济的视角看，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特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符合现阶段国情的经济制度，是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制度体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基本层面宏观层次的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中除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的学者提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又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从政治的视角看，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选举、质询、弹劾、罢免、独立审判、舆论监督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学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多角度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包含的一系列基本要素，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之所以能够取得一致，主要原因在于，自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后，各项制度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可以说，现行的制度经得起历史考验和实践检验。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意义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艰辛探索的智慧和心血。这一制度的确立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原因，主要有规律说、选择说、背景说、依据说、历史文化支撑说等几种观点。

第一，规律说。这种观点从政党制度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研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没有仿照西方那种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的模式生成，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政治逻辑和社会演变的需求规律使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

第二，选择说。有专家提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性质、基本国情和具体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艰辛探索的智慧和心血。

第三，背景说。有专家认为，提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结果，是对中国模式之争的正面回应。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演化生成的。客观地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过程中逐步确立和优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第四，依据说。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有多方面的依据。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更重要的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具有法律依据，也是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的结果。

第五，历史文化支撑说。有学者认为，缺少了文化传统的支撑，设计再完美的制度也只是纸面上的文字，很难真正得到实施，且即便实施也很可能会发生扭曲、变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中华文化塑造的结果。就政党制度而言，我们既不是前苏联的“一党制”，也不是西方的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形成到发展和确立，无不是源于文化的推动――主要是价值观的变迁，是思想的大解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从而也带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支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历史文化底蕴，主要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要求的儒家道德规范、忧患兴邦、追求统一的光荣传统三个方面。

另外，有专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国前后基本确立下来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它进行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基于我国国情作出的最佳选择；既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又顺应时代潮流，是时展的诉求。

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尽管学者们的视角不同，但都认为这一制度体系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是由近代中华民族命运、人民选择和社会发展规律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研究还缺乏足够的关注，是一个薄弱环节，从现有文献看，有创新观点和独到视角的成果不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过程进行研究，既要从纵向上研究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又要从横向上研究这一制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种相关要素的内在关联。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意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意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进一步丰富了。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思想理论上的重要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创新。还有学者认为，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一方面反映了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特点和优势、挑战和问题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代表性的观点有下面几种。

第一，三特征说。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三个很重要的特征，即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发展。

第二，五特征说。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二者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政治上集中统一与经济上放开搞活的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凸显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与国家对经济生活强有力干预的相辅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又高度重视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第三，“五个有利于”说。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表现为“五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二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三是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四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五是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第四，结合―统一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穿了以人为本理念，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也是中国经验与世界潮流的结合。它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相兼顾，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活力与秩序相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相促进。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模式。它是一套建立在中国基本国情基础之上、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当代实际和世界实际结合起来的、独特的制度体系。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突破了西方既有的制度设计体系和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实践与发明创造的制度建设理论的成果，其建设的整个历程都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一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上述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基本特征。但这些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区分不够明显，多数学者都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然而从学理角度看，应对两者做较为明晰地区分，特点应以客观、中立为原则，实事求是地概括制度的基本样态，优势则是特点的正面表现。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学界也进行了探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某些制度上的缺失，制度体系不完备，制度运行机制不健全、不规范。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制度建设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有制度不落实、有制度不遵守、不按制度办事。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尚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根本政治制度在实践中没有体现出其根本性；基本政治制度尚未发挥出其应有的制度效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尚未真正体系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实现形式还囿于传统观念而缺乏创新。学界主要从制度的运行机制和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研究。可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以便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学术界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于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学者们从多方面思考，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

第一，关键在党说。这种观点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在党。党在理论上的成熟和与时俱进是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为此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

第二，创新说。有专家认为，要通过理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制度文化和整体部署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第三，改革开放说。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仍然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力。有学者认为，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战略任务。有学者认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增强改革的协调配套，按照客观规律完善制度。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并不是已经“定型”或“固化”，依然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要在改革开放和不断借鉴世界其他各国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中不断完善。

第四，四个原则说。有专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四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坚持时代性，尤其要注重理论创新；坚持以包容精神为核心的开放性；为了更好地符合中国国情，制度建设和完善应该坚持民族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其制度是独立的体系，应该坚持其内外“两重”系统性。充分注重这四个原则的配合，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五，四因素说。有学者从四个方面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思考。强化制度理念，营造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良好氛围；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以党的制度建设带动和促进社会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切实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人民代表大会拥有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创新制度设计，调整权力结构，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制约监督机制。有的学者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即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必须积极大胆地探索创新。

第六，五必须说。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做到“五个必须”：必须形成一种尊重制度的社会历史氛围；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必须坚持“五个有利于”；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吸收世界的制度文明为我所用。

此外，有学者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处理好党的制度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关系，也就是说搞好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极其重要的。正确处理这对关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长期任务。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一是丰富制度体系的内容，使其更具完整性；二是理顺内部要素的关系，使其更具逻辑性；三是完善制度体系的层次，使其更具系统性。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联系最为紧密，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前瞻性的现实关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但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我国现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同时也是制度完善和转型的关键期，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中仍然存在过度开发资源、片面追求政绩和形象、“唯GDP论”等不符合制度发展要求的观念和做法。因此在整个社会树立起科学发展的理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制度研究也要具体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不仅要研究宏观的制度设计，还要研究制度框架内的各项体制、运行机制和政策制定等细节问题，使学理研究与对策建议相结合，为制度完善提供有效的帮助，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决策建议。五、对需要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第一，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经验研究。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传统和优势。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当然，在探索过程中，也出现过严重的曲折。深入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提供不可多得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为此，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制度建设进行认真总结，同时还要对改革开放以前的制度建设进行总结。如果说对前者的总结更多的是经验的话，那么对后者的总结可能更多的是教训。不过，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们来说都是财富。可是，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有待加强和深入。

第二，深化国外社会制度建设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社会制度建设经历了比较长的历史发展。应该说，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国外社会制度建设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通过对国外社会制度建设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可以汲取其经验，为我所用，不断推进我国的制度建设。这里所说的社会制度指的是广义的范畴，是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当然，对国外社会制度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借鉴，并非照搬照抄，否则，会适得其反，达不到我们的目的。还应注意的是，我们向国外学习是从手段意义上说的，而不是从方向和道路的意义上来说的。

第三，应加强多学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面发展的事业，作为这一实践反映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应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应是集团军作战，而不应仅是单军作战。但是，从现有研究状况来看，参与的学科不多，还主要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学科。我们认为，应多学科参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这一制度体系，从而才能为我们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第四，应加强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方法也称比较分析方法，是社会科学的普遍研究方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研究的好处就在于使事物具有很大的鲜明性，“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而，比较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具体来说，运用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还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进一步增强人们对这一制度的认同感。

人文主义的特点篇4

[关键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统一,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中国特色,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一、从理论体系上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渊源的承续特色

从理论渊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现出承续性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根本上看,是坚持和运用上述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必然结果。

其次,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理论飞跃的成果,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科学运用的理论结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现实启迪,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有机统一体。其三个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在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立于中国实际,围绕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理论主题,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结果,体现出鲜明的相承性特征。

第二,理论品格的创新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充分体现出创新的特征。

邓小平以超人的胆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针对“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阐明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经验,形成了比较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并就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现实和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又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理论风格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这种民族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前提下,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汲取理论资源。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总体的形式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渗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诸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其次,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加以创新,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概括。邓小平理论对传统文化中“藏富于民”的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论断;科学发展观对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得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是既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高于上述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创造,更好地做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最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四,理论体系的开放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2 ]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提法实际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色。

这一特色主要表现在,从理论自身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不仅体现于它是在借鉴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明精华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我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结果,而且体现在这一思想体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着蕴涵有实践和时代精华的要素。

一方面,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条件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得这一理论继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肩负起既坚持这个理论、又顺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创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体现了这一理论日益发展和丰富的内在规定性。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从制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大异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结果。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把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同社会主义保证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独特的所有制结构。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破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只能是按劳分配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观念。 [论文网 LunWenDataCom]

第二,在政治体制上,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突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的职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最高实现形式,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三,在文化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

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反对和抵制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发展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同时,要发展多样化的文化。人民的文化需要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的特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立足点、着眼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多样性文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文化艺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从实践上看,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领导人民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这一实践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总体概括和外在表征。

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符合时展要求的新的发展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这种变化及其引发的新的阶段性特征,逐步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格局。

一是适时启动和加快对外开放进程,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发展格局,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对外开放、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全新格局。二是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先发展起来,形成了差异化、差序化的发展格局,整个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分工、协作、竞争、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基础之上。三是改变了过去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不分的格局,适时推动社会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建设,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野、经济领域效率提高、社会领域迅速发展并开始承担社会整合和维护社会公平职能的局面。四是逐渐从外延式、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集约式发展转变,经济发展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托,结合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我们就能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

第一,科学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过程,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浓郁的科学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实践特征。

首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及由此而来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党始终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其次,立足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性特征的重要标志。邓小平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列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3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条件,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4 ]建立在这一科学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经济建设中心论,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一个现实的基础上,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和任务,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升华。

再次,在发展步骤和发展规划方面,坚决纠正了战略目标超越历史阶段的急性病和战略措施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政治化的失误,坚持战略目标的现实可能性与战略措施的可行性的统一。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经验,精心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步骤。提出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邓小平提出了循序渐进的“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开放性特征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性决定了它也必然是开放性的,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特征。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融入世界发展中的,本身已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既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

其次,从内容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十分注重对各国经验、模式、手段的借鉴与吸收。在分清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实现手段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5 ]

第三,渐进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探索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得以前进的,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渐进性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性表征的概括。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逐渐加深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在摸索中前进、巩固中提高的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6 ]这实际上就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循序渐进性的深刻理解。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既有形式的改变,也有内容的更新。

第四,全面性特征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不断培育、完善和优化人的社会关系,客观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实施“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既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的具体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全面性的发展特征。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而胡锦涛同志在上述基础上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构。这一探索过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追求全面性特征的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可见,只有真正弄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才能真正高举这面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534.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81.

[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291.

[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252.

人文主义的特点篇5

论文摘要：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开端是五四运动，此后曾经历了三次高潮。在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中遇到了两大特殊问题——受教育者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解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统一的，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员中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在中国革命或者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认识到：“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

追溯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仲夏为代表，从五四运动中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深入工人之中，创办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识字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揭示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号召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成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初步的、肤浅的、非系统的。但是，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由于中共在诞生之时，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时间很短。党在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实际革命斗争，忙于应付各方面的复杂工作，无暇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又由于中共长期处于各根据地的分散状态，没有时间和条件对全体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不能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教条主义在党内泛滥。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了教条主义对中围革命的危害；在1937年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1940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曾经历了三次高潮

抗日战争中期开始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成立了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成员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主要任务是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中共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著。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整风运动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批判了教条主义，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达成共识，公认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理论上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在实践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整风和整党运动为起点，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

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忽视理论现状，要求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学习，特别要求高级干部应该成为全党钻研理论的模范。在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原著的学习是重点，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终身钻研马克思主义原著，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会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各项实际问题。为了配合学习，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在实践上提高了共产党员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在理论上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工业化道路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误区。

“文革”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邓小平复职后，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此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在思想上拨乱反正，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二、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佳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在民主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其一，受教育者的特殊性～一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他们处在社会底层，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文化，目不识丁，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其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一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欧、俄国的社会特点、民族特点和思想文化特点，中国革命也不同于西欧和俄国，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都是欧洲人，在他们的著作论及中国的事情并不多，革命导师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浅的共产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解决第一个困难，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中华民族的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用中国的民族语言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通俗易懂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解决第二个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因为工农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难以为他们所掌握，就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去重新创立一个新的通俗的理论；也不能只图简单，去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而是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实践中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由此可见，解决这两个困难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

第一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党内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熟读熟背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将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如王明、博古等人他们自称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孤立、片面的理解，他们断章取义，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个别词句、只言片语或某一原理生硬地搬运到中国，导致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盛行，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在根据地的损失高达百分之九十，在白区的损失几乎高达百分之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几乎被葬送。

第二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误区。人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个个手捧红宝书，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和“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扭曲，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后，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不是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是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甚至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混为一团。“两个凡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教条主义。它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思想上的僵化，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两年中在徘徊中前进。

(三)毛泽东、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毛泽东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它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学习理论，而是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学理论，是无的放失。毛泽东还指出主观主义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认识和实际相脱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怎样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呢?那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教育要有的放矢，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也在于此。1938年秋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实践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重点。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民主革命，如何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解决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重点。

新中国成立并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造，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平的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设想，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化三改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为重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又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为重点。

人文主义的特点篇6

在《现代主义伦理学》中，欧瑟关注的问题是：人性是否生而有之？通过艺术或文学的教化，人类是否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欧瑟通过对文学中“人性”的考察将现代主义纳入西方的文学传统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吗？在现代主义时期，人性发生变化吗？具体到文学领域的讨论中，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五位作家在作品中如何呈现和发展他们的现代主义伦理观点？

欧瑟认为现代主义延续了唯美主义传统，其本质是否认人性的存在。他分析了现代主义最经典、最有影响力的五位大师的作品，试图证明现代主义道德是基于脱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个人意识。他指出笛卡尔哲学的传统之一便是否认人性的存在，并依次梳理了笛卡尔对一系列思想家的影响：从康德、威廉詹姆斯、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莱维纳斯、德里达，一直到福柯。而与唯美主义传统相对的是两大确信人性存在的思潮，分别为“新达尔文主义”（Oser1)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Oser5)。这两种思潮虽截然不同，但都“目标宏伟也具有缺陷”（Oser1)。新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品克（StevePinker)。在《白纸一张：现代主义对天性的背弃》一书中，品克阐述了他对“天性与教化”（NatureVsNurture)的这一古老争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有天性的，而且经过亿万年进化形成的天性以复杂的方式预设了我们的身份和行为方式。可见，品克对人性的理解显然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欧瑟并不认同品克的人性观，而是推崇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与道德观。他指出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坚持“具体而真实的道德生活”的信仰的复兴（Oser5)。“亚里斯多德式的身体”一词也在本书中不断出现，指的是与真实世界接触的、并在群体中行使特定道德行为的个体。“亚里斯多德式的身体”是自然的、真实的、具有目的性的，并且是头脑与身体的统一。而与之相对的是头脑与身体分离的“现代主义的身体，。从16世纪以来，笛卡尔式对人性的误解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现代主义正是笛卡尔式“头脑与身体分离”在文化上的表现。欧瑟认为现代主义的目的就是用“现代主义的身体”、“美学的身体”、以“头脑里的影像（animageinthemind)”（Oser9)来取代“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

厘清了现代主义伦理观的理论源头之后，欧瑟对比了两位杰出的维多利亚时期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和瓦特帕特的不同观点，并指出两人观点的对立预示了现代主义伦理和亚里士多德伦理观的冲突。阿诺德“为人性作了最后一次辩护”，此后佩特的观点在现代主义潮流中独领风骚。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阿诺德将身体和头脑相结合的行动置于诗歌的中心，提倡从行动中得出“伟大的人类情感”（Oser11)。而佩特却恰恰相反，从大众的人类经验中疏离出来，转向个性化的和抽象的人类意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将美德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而佩特却认为，习惯窒息了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所推崇的独特而强烈的经验表达。

在此基础上，欧瑟提出了他最有创见的观点，即现代主义延续了佩特的唯美主义思想，追求的是“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普遍标准世界相敌对的纯粹的美”（Oser15)，而这最终将导向“虚无主义最后的胜利”（Oser133)。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真正完成现代主义的“道德课题”，唯有建立亚里士多德式的人性观，追求阿诺德所提出的“全面完善的人性”（humannaturecompleteinallsides)(Oser11)。欧瑟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五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解释现代主义“用艺术改变人性”的道德课题，挖掘和探讨作品中的伦理思想，勾画出现代主义唯美思想清晰的发展脉络。

在第一章“叶芝超越自然”中，欧瑟追溯了诗人早期对象征主义、布莱克和雪莱的探索，后期对尼采、伯克莱和温德汉刘易斯研究，以及形成“存在的统一”（UnityofBeing)的这一美学思想的过程。欧瑟认为，叶芝试图塑造一种“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统一性”(Oser43)，一种整体性的幻象，但却拒绝用自然科学来支撑这种独立的主体性。与尼采一样，叶芝怀疑科学的基础和价值，笃信“科学和艺术必须严格地区分开来”（38)。叶芝试图用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来取代科学，从而陷入了笛卡尔主义带来的怪圈。他全盘否定了科学的指导性力量，使个人思想成了作品的全部内容。他不仅将艺术置于自然之上，也只通过艺术来理解自然。欧瑟认为由于受制于这样的指导原则，在叶芝的世界里，“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物质却不存在了”（Oser43)。

在第二章“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现代亚里士多德”中，欧瑟将艾略特作品评论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家布拉德雷和阿诺德的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欧瑟不仅细致地分析了艾略特与亚里士多德和阿诺德的关系，而且深入挖掘了阿诺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继承。欧瑟把诗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像但丁一样“通过神经系统和血液”与社会相连的诗人，另一类则是与社会毫无联系的“文学流放者”（Oser53)。早期的艾略特应该属于第二类诗人，尽管艾略特的宗教诗却需另当别论。欧瑟借用了布拉德雷对于进化论式的自然主义伦理观和清教徒式的神学伦理观的区分。根据布拉德雷的观点，人们的文化常规一般来源于第一种伦理观，而第二种伦理观教导人们疏离于自然，将自我意愿完全交给上帝。欧瑟认为，艾略特的《鸡尾酒会》中西莉亚孤独而“神秘的英雄主义”（Oser63)与爱德华、皮特等被社会所谴责的道德观戏剧性地展现了这两种伦理观的区别。

在第三章“詹姆斯乔伊斯：怀疑主义者之爱”中，欧瑟认为乔伊斯的道德观具有“浪漫的讽刺”的特点，是一种“通向道德权威的健康的怀疑论”（Oser66)。他指出乔伊斯的怀疑论是一种自由形式，它既抵制了将人们导向战争和暴力的狂热，也丰富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尽管乔伊斯大量使用了浪漫主义讽刺，但他追求一种建设性的道德目标，而他的作品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道德教育形式。在《一个青年画家的肖像》中，斯蒂芬的成长经历了初期的自我意识到改良的（refined)自我意识的转变，为作者和读者确立一种真实的生活和自我统一的模式。斯蒂芬拥有一种艺术和精神上的优越性，而这恰恰是佩特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在艺术的梦工厂中，身体沉睡了”，斯蒂芬完成了“美学洗礼”（Oser69)。如果《斯蒂芬英雄》中的斯蒂芬拥有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那么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斯蒂芬已经转变为现代主义的身体。

在第四章中，欧瑟将伍尔夫置于与乔治摩尔及其《伦理学原理》的联系中，来探讨其美学观所蕴含的道德意识。根据摩尔的理论，美的意识本身就具有伦理道德的蕴涵，而“善”则是“意识的一种非自然的特性”（Oser89)，它的存在并不依附于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善”存在于“对平凡的世界的存在和事物的意识”中，而亚里士多德却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Oser86)。欧瑟认为，摩尔理论对伍尔芙产生了的极大影响，她的几部主要小说都凸显了美学化意识的重要地位。伍尔芙的美学意识是一种“革命性的意志，在涤荡心灵的同时重建人类现实世界”（Oser92)。她相信，只有在美学家眼中世界才是一个美的存在。《到灯塔去》中的画家莉莉布里斯科将一位母亲和儿子转变成了紫色的三角形形状，《波浪》中的小说家伯纳德消融了世界和自我的区分，将其融合在“形式化思想的复杂的整体中”（complexwholeofhisformalizedmind)(Oser101)。欧瑟指出在伍尔芙的美学观里，“形式主义战胜了人性”（Oser92)，而佩特的人性观取代了阿诺德的人性观。在伍尔夫的艺术世界里，“艺术的美，因其美本身，超越了对生活的否认”（Oser101)，而这种观点的实质便是以对美学意识的追求而抹煞了真实世界的存在。

人文主义的特点篇7

关键词：文艺理论 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1 

面对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已经提到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日程。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结构体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从理论视角和方法来说，可以从人类文化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形态学、符号文艺学，甚至更新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和探讨文艺的规律，作出理论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从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生产实践层面出发，以整体性的方位来考察文艺现象的，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但是，它的结构体系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新时期以来就有“美学—历史”相统一的各种体系模式、艺术生产论模式，还有人主张艺术反映论、审美创造论等等模式，这都是应该鼓励的。强求一律，要建构“大一统”的“范式”，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诚然，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在新的文艺实践中，文艺理论研究要花力气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形式。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我以为，起码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科学地总结人类的文化实践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丰富经验。因为这种文艺实践经验，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把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同他们在改造世界中的审美活动重新结合的伟大实践，有着许多新的美学特征和优秀的思想的、艺术的传统；同时，它又是不断汲取人类文化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艺术成果创造出来的文艺，有它的辉煌的成功经验，也有挫折的深刻教训。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进行新的理论思维的宝贵财富，它理应是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主要理论概括内容。第二，广泛研究、分析西方从古到今的文艺理论思维材料，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维成果，去其糟粕，取其优秀合理的成分，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思维角度和内涵。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命题，欧美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者”，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伊哈布·哈桑、丹尼尔·贝尔等，对“后工业社会”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存在和精神的评论和分析，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引为鉴戒的。第三，要认真梳理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这是一份十分宝贵而且丰富的理论遗产，有它不同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体系、范畴和命题，需要我们进行艰巨的分析和转化的工夫，吸纳融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去，从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体系。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20世纪都在做，但显然没有做完。在上述这些工作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思想，学习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鲜明态度，以及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路和思维方法。本文就这方面阐述一些个人的见解，请方家与同行指正。 

 

2 

每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有它建构的逻辑起点。黑格尔说，“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注1)。这个基本“原理”，笔者以为就是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从理论建构的根本层面来说，就是实践；从理论展开的层面来说，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由此出发，它从宏观的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实践中，从人类社会大结构中，确定文艺是人们“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审美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科学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逻辑起点。列宁从俄国革命的实践条件出发，根据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十月革命后又提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列宁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中心，提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以此展开他的文艺思想，这也就是毛泽东文艺理论思想展开的逻辑起点。

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建立起来的。它集中表现在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里，也展开在他关于反对思想战线的错误思想倾向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讲话与报告之中。在《祝辞》里，他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阐述了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下，他指出：“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注2)，从而系统地阐述他的文艺思想和一系列理论命题以及原则。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他的文艺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就是由这一起点出发，他论述了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现实任务和长远目标，整个文艺工作的“是非标准”和社会主义文艺属于人民的根本性质与一系列思想原则。这一理论逻辑起点是很高的。就理论上说，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学说，丰富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命题，把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理想，同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重要发展，在理论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的崇高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从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需要的形态，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文明的形态；在实践上又给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与发展、艺术生产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开创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的里程碑。这一理论价值，我们是必须充分认识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他们在具体指导建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文艺的革命性、阶级性，以及文艺为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斗争服务的课题，对这些课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自然也没有忽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他们指出要注意描写人民群众的革命代表，要歌颂坚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要求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应当在现实主义的领域占有自己的地位，以至于列宁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毛泽东提出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文艺从属于政治等观点。这些都是根据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和实践需要提出的思想理论原则。列宁和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以后，虽然曾经提出了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与文艺的任务和一系列思想原则，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他们未能在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概括文艺为革命实践服务的理论形态，推进到为全面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的发展有着三大生产，即生命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只有后两种社会实践，才能推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使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开始人类“真正人的历史”。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就要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获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生产水平，同时进行艰巨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经过长期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邓小平同志正是继承了他们的理论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同时建设“两个文明”的理论命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理论内容和现实道路，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他在这一理论和现实高度上建构的文艺理论思想，把文艺的创作与发展同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事业有机地联系起来，不只给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指明方向，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即讨论文艺如何为全面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服务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理论内容，也给我们探索新的理论命题、范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它也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起点。这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坚持又根据现实实践加以发展的学风，都是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中，需要深入领会和继承的。

正是从以上的逻辑起点出发，邓小平同志明确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指出“‘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注3)。这种批评，是对上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理论内容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防止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消极面影响确定了正确的指针。这是我们需要深入领会和把握的。

3 

康德说过，“体系要求方法”(注4)。我理解就是要有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或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把握事物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同志坚持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来解决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基本课题。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艺创作和发展中，把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现实的任务统一起来。在《祝辞》中，他在指出了文艺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后说，“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这就把文艺在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崇高使命和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主要是涵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始阶段的现实任务。它应该从当前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水平出发，进行艰苦的审美创造，既要有现实的丰富性，又要有前瞻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国“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满足这种不断发展的多样的审美需要。但是，随着人民大众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文艺又要适应和引导这种审美需求的提高和发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它既是文艺当前不可推卸不可代替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使命。“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既是前两项任务的具体内涵，也是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求取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注5)。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状态，是需要每个劳动者都有高度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才能做到的。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排除或忽视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指出文艺这三方面“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文艺的长远理想目标与现实任务统一起来的范例，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 

把文艺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统一起来，是邓小平文艺理论辩证思维的又一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从来就把文艺的一般规律，同文艺的特殊规律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在《济金根》中，“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提出要“更加莎士比亚化”；要描写时代“更加突出的性格”，反对把人物“写得太抽象了”(注6)。恩格斯则认同戏剧应“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注7)，他还曾经反复说明，他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最高标准”(注8)去批评文艺作品的，也就是既首先尊重文艺的审美规律，又把文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审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明确指出在文艺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注9)。毛泽东在讲到文艺创作时，详细地阐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和要求(注10)，还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11)。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既唯物地揭示文艺能动地反映历史生活的一般规律，又注重文艺审美创造的种种特点和规律。邓小平的文艺思想继承这一理论思维传统，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艺创作与发展的一系列课题。例如，在阐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创作原则时，他重申列宁“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继承毛泽东关于“接近工农兵群众”、“去表现工农兵群众”(注12)的观点，针对当时出现的鄙弃歌颂人民丰功伟绩和平凡劳动的错误思潮，具体阐述了我国人民千百年来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以及一次又一次写下的光辉灿烂篇章的历史事实，明确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文艺不能批判落后思想和丑恶现象。邓小平同志在阐述文艺要在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时，便提出除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政治思想影响以外，还要“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明确提出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这些都是根据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歌颂革命无产者和人民，批评人民内部缺点以及暴露人民敌人观点的新阐述，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指导原则。

但是，如同以上马克思主义导师和革命领袖那样，邓小平文艺理论也总是充分注意把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在阐述了上述基本创作原则之后，就十分具体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这实际上是用新的语言、新的观点，精要地概括了文艺创作中艺术的形象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反映生活的丰富性与揭示社会关系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性相统一，艺术的真实性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倾向性相统一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原则，并在新时期文艺创作中作出的新阐述。他还从文艺的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论述了创作多样化的要求，其落脚点是使人民获取两个“得到”：即“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这也是对文艺审美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概括。 

从以上这些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文艺思想在解决文艺的创作原则时，总是把一般规律同文艺的特殊规律多方面、多层面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建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时，需要坚持的思维方法与原则。 

 

4 

在文艺的创作与发展中有种种不同性质、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矛盾。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原理。邓小平同志也是坚持这一原理的典范。就文艺的方向和政治思想倾向来说，他历来坚持文艺是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重要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决反对在这个领域的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但是，他同时又提出学习和借鉴资产阶级文化的课题。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注1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接着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注14)。这是在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问题上，把对立面统一的唯物辩证法观点贯彻始终的突出表现。此外，对作家与人民、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及其多样性等等对立面的统一，他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阐述，为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解决这些课题确立了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讲对立面的统一，不是矛盾双方的均衡和无原则的调和。唯物辩证法说的矛盾对立，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们主导着事物的性质，并在与对立面的斗争中，求得事物的进步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在阐述坚持“双百”方针中，就体现了这些思想。他坚定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还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提出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作为贯彻“双百”方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指针。但是，他也明确指出，“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他还说，“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注15)。这些论述，除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之外，也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关于对立统一的基本思想。它对于我们处理和解决文艺其他层面和范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是有启迪的。 

 

5 

综合以上这些思维方式的特点，归根到底就是把马列主义文艺学说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当代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和文艺发展的实际相统一。这一理论建构特色，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基本原理，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邓小平同志说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16)。又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17)。这里提出，一是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去“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要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艺理论就是这方面的范例。首先是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理解，这就是说，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而后加以继承和发展。不能离开当代中国的现实实践，去照搬马列主义的“本本”来硬套现实的发展情况。例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中的重要课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明确认为，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独特部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这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是有它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意义的。可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以后，到了需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这种理论观点就需要调整和发展了。因为无论从文艺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特征来看，或是从文艺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层面来说，文艺都不能局限在与政治联系的领域；加上长期的实践表明，“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提法，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对文艺的创作与发展利少害多。在《祝辞》里，邓小平同志就首先说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以后，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又明确阐述“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注18)的理由，给调整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作了理论准备。不久，以他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便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第二是，要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为指导，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从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改变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口号之后，并没有排除文艺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他接着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还进一步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注19)。70年代末又曾经指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20)。这就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以新的思想和观点，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与政治相互关系的新内涵。特别是他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内涵，就帮助文艺工作者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与政治的联结点，把文艺的历史使命同文艺的审美创造对象及其塑造人的美好灵魂的审美特性连接起来。这无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统一的范例。其他如上述关于文艺要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关于社会主义文艺“不能代替”的历史使命，关于文艺创作的“三个统一”原则和两个“得到”的审美要求，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以及教育服务部门和精神产品生产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最高准则等等论述，都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的光辉成果。 

诚然，邓小平的文艺理论，只是提供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思维方法。它的重要观点和思想，也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文艺理论科学还有它需要提出和阐明的具体概念、范畴及命题，需要如前所说的通过总结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及汲取中外古今一切文艺创作和理论思维的有益成果，发现新问题、新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解决新问题，才能建构起有新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善于运用邓小平文艺理论，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注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84页。 

(注2)邓小平：《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186页。以下引自此文均不注出处。 

(注3)(注13)(注14)(注15)(注16)(注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第44页，第44页，第46—47页，第291页，第291—292页。 

(注4)转引自阿尔麻·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2页。 

(注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 

(注6)(注7)(注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0—341页，第343页，第347页。 

(注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8页。 

人文主义的特点篇8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人文主义的特点篇9

（一）现实主义的含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流派，其在历史上真正的被人熟识的时间比浪漫主义发展起来的时间较晚一些。现实主义作品对精确刻画客观现实生活较为偏重，是对生活本身面目的一种再现，其描写的内容都是生活中已经存在的事物或者是一些能够通过生活规律来寻得的事物，并不是对作家自身愿望。但是，不是说现实主义作家就完全不具有自己地社会理想，当其对生活进行反映时，依旧存政治上的一些鲜明倾向以及爱憎感情，然而他们的这些情感与倾向都是通过在生活以及形象的自身规律上进行表述，他们并不会改变生活本身具备的真实面貌。现实主义在创作手法上的以一大特色正是这种对生活客观与具体性的描

（二）现实主义的特点按照生活本身的面目将生活进行再现并对其进行典型的塑造就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当面对现实的态度时，现实主义强调的内容时在如实描绘人事物的过程中将社会生活的本质进行挖掘。所以说，我们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能够看到的都是一些鲜活的任务关系与生活场景。着中国对生活的客观性与具体性的描写就是现实主义作品最基本以及最主要的特点。现实主义作品在对人物进行描述时，重点表现得就是实际生活过程中人物具备的特点，并且还会力求表现出人物的真实感，而不会“将光圈绕在人们的头上”。平民百姓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主体；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往往会采用客观的叙述、细腻的描绘以及朴素的语言与冷静的刻画。

二、浪漫主义的含义与特点

（一）浪漫主义的含义浪漫主义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思想的解放运动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反映出来。其倾向的由来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在人类文学艺术还在口头创作这一阶段时，部分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因素与特色。我国的吴承恩和李白以及吴承恩，还有法国的雨果，以及德国的歌德，这些人的作品均体现出了浪漫主义的特色。在法国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时期属于浪漫主义文学鼎盛的时期，可以说是18世纪90年代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一很长的时间力。并且在1798年法国资产阶级把封建专制其政权完全，同时建立了资产阶级地统治，然后在欧洲嫌弃资产阶级这一民主革命的运动还有民族解放地运动。均使表现理想以及推崇英雄还有充满激情这种浪漫主义文学形成了那个时代在文学方面的主流。事实上其浪漫主义主要就是要竭力的表现出理想以及主观方面的愿望，还要表现对理想向往地激情，而这些全部都遵循理想化这一根本原则，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表现出理想以及希望的某种生活，但是文学所塑造出来的形象，虽然违背生活本身固定逻辑但是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理想性质和取向都不相同，导致浪漫主义氛围积极与消极的浪漫主义两种。而积极浪漫主义指的就是表现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相同的就是感情还有理想的文学，因为这种浪漫主义拥有着积极进取这一特点，因此所表现出来的理想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并且将这种理想作为依据对任何丑恶的现实全部进行批判。而消极浪漫主义指的是已经或者是正在消亡的这种生活当作是理想文学，但是这种浪漫均是处于对现实的不满，把目光投过去。被历史所遗弃的某一种生活成为理想的内寄寓之所。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消极浪漫主义时常流露出一种感伤情绪，导致艺术趣味也经常透露出一种晦暗或者是病态气息。

（二）浪漫主义的特点从本质上来说，浪漫主义就是文学艺术当中理想的主义。塑造人物的过程当中，其赋予了人物理想光环，致力于对英雄形象的刻画。例如前文所举的例子，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不是具体的人物，但是并不是毫无根据就凭空捏造的。基于当时背景下社会矛盾还有社会关系，这都显现与当时封建时代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一人物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定不会出现，这个人物本身是封建社会当中人们心中理想英雄地形象，并且还是反抗精神永恒的化身。艺术表现的手法当中，绝大多数浪漫主义的作品在气势方面比较宏伟，并且还富有激情还有昂扬的节奏，以及大胆夸张和绚丽幻想还有缤纷语言，这也是浪漫主义作评共有的特色。

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联系

由于我国文学历史上其浪漫主义和显示主义主要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所形成并发展的，因此，具有民族自己的特色，思想倾向上有着批判封建制度以及反对封建礼教与剥削，对于封建统治的与荒淫进行揭露，同时也能够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去拜托封建奴役，并且争取获得自由这种强烈的愿望。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二者作为文学艺术历史河流中的流派，在有着区别的同时还有着一定的联系。现实主义的有些作品为了更加深刻与全面的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揭示出来，也可选择浪漫主义这种手法。而浪漫主义为了更加鲜明与强烈的将理想的光辉表现出来，对人产生激励与鼓舞，也不爱只去使用现实主义中的手法。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新时代作家，要批判的吸取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积极的因素，从而共同创造时代新的文学作品。

四、结语

人文主义的特点篇10

在2010年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1]（P17）同时，还强调，“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要求，既要求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又要求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1]（P17）显然，如何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

一、立场的根本一致性

如何认识两者的一致性，关键在于界定和理清它们的本质内涵。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立场，提出，“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从根本上讲是由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和地位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1]（P17）简言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马克思主义立场。显然，立场问题是一个综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利益和地位问题，涉及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体的立足点和归宿，其实质就是“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1]（P19）并明确指出，始终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立场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P19）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立场在本质内涵上具有根本一致性，不存在任何差异。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我们可以知道，其根本立场是不允许任何违背阶级利益以及私有制和剥削现象的存在，更不允许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利益混合在一起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的立场与阶级立场并不是一一对应的”。[2]（P49）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基于国情现状和发展阶段，在不违背根本立场和利益的前提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允许不同的立场和其他阶级利益的存在。比如，外资企业、私营经济以及雇佣劳动的存在等，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满足西方资产阶级和私营企业主的“利润贪心”，而另一方面利用外资搞活市场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造成了不同的社会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立场是不同的，甚至有时还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时，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等维护人民大众根本立场的基本标准。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差异是可控的，属于求大同存小异的思维模式。基于此理解，立场差异不是消解根本立场，而是巩固和强化根本立场。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灵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外延和外在运行形态。

因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致性准确把握问题，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立场，在任何时候都要将其作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二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学会面对客观实际情况，懂得迂回维护根本立场的战略思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三要学会解释和创新根本立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的形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群众路线是我们根本立场的体现，但是“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也是当前维护根本立场的一个有效路径；四要坚持党章、宪法和法律，党章、宪法和法律一方面对根本立场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根据当前客观实际，合理地保障了其他一些具体立场，并要求两者都不容侵犯。显然，马克思主义立场已经实现了中国化，并进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

二、观点的一脉相承性与继承创新性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分层次的，第一层次的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知识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中的具体观点呈现出多层次性。[2]（P50）则指出：“观点，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界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之中”。[1]（P20～21）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的问题，认为，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基本观点，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关于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根本前提的观点，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在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1]（P20～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具有一脉相承性和继承创新性，前者是对后者的丰富和发展，前者直接扩展后者的理论体系。比如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典创新。恩格斯就曾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P681）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处在丰富和发展的状态，从而凸显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和科学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必须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视野。首先，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1]（P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成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和改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及党和人民的主观世界的结晶。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纲领、路线、目标、战略等的理论体系，是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实践中开创的，是被实践检验和证明是正确的，当前集中体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丰富和发展，有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补充，有的部分是填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空白，甚至有的部分是纠正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不足之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让马克思主义观点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再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观点创新和发展。两者在当前的逻辑关系具体体现在实践中同步发展、协同创新，并形成了两个理论创新逻辑路线和途径。一是面对新的实践，我们仍然需要从不同的视角解读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中探寻解决当展问题的指导理论。二是将已经能够正确指导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建构更加全面的科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体系。

三、方法的推陈出新性

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内涵，指出，“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它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P2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问题，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用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提高领导工作水平”。[1]（P23～24）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方法主要包括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当代形态，不是简单地照搬和原初呈现，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新的形态和体系建构，比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形态和时代内涵。

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关系，关键在于三个维度：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学习和掌握，比如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其中处在最高层次的是思想方法，对于这些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早已证明是正确的经典方法，贵在坚持和应用。二是对部分马克思主义具体方法进行完善和修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些过去一直是正确的方法，但在当代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必须结合时代进行创造性建构和运用。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欧洲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和建设方案、市民社会理论、雇佣劳动理论、所有制关系理论等视角维度和具体方法虽然是真确的，但都需要结合世界各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情况进行创造性完善和运用。三是借鉴当代科学发展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构建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借鉴人类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创立的根本方法和路径。当前，学界就有学者尝试借鉴数学模型、数据统计、词频分析、系统工程等方法建构马克思主义方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借鉴之处。此外，准确把握两者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两者共同的指向都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创新是方法和方法论的本质追求和核心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的催化剂。因而，能否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正确性和一致性的根本标准。

四、两者呈现出的整体性历史逻辑关系

指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的根本要求”，[1]（P17）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1]（P17）因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在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和灵魂。2009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评论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和发展的带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烙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我们党在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及全部内容中，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的有机统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