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十篇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篇1

关键词：初始直接费用 租赁内含利率 未实现融资收益

融资租赁是以“融物”来实现“融资”的重要手段，因其不受银行贷款规模及资本金同比例到位的约束而受到国内企业的关注。依据我国的《租赁》准则，基于租赁内含利率出发的定义法和应收融资租赁款下的倒挤法两种方法得出的未实现融资收益不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指出，由于计算租赁内含利率时已考虑初始直接费用因素，为避免未实现融资收益的高估，在基于应收融资租赁款下的倒挤法中应将其未实现融资收益反向调低，将其调整为与定义法下的数量保持一致。此举虽然使调整后的结果一致，但引发矛盾的《租赁》准则定义却未被有效解决。

会计理论界对上述问题均提出改进建议，李洁慧（2009）指出，基于法律视角不应将初始直接费用纳入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债权”范畴；丁艳平（2013）基于财务管理的视角，依托货币时间价值、会计谨慎性，指出租赁内含利率不应该包含初始直接费用；苏婉婉（2014）基于会计日常处理实务视角，认为应将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金额调整为最低租赁收款额，实现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公允披露。本文致力于剖析初始直接费用处理的问题根源，统筹分析，进一步总结归纳出应基于重要性、数量金额重大性原则进行资本化与费用化两条处理思路，来实现对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公允披露。

一、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问题根源剖析

融资租赁出租人视角的核算涉及最低租赁收款额（A）、初始直接费用（D）、应收融资租赁款（A+D）、租赁内含利率（C）、未实现融资收益（E）、未担保余值（B）、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F）等定义。根据《租赁》准则，最低租赁收款额是指最低租赁付款额加上独立于承租人和出租人的第三方对出租人担保的资产余值。在最低租赁收款额（A）的基础上，租赁准则又进一步定义了“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即：

现值（A+B）=F+D （1）

《租赁》准则同时定x出租人的租赁投资净额――未实现融资收益，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即：

E=A+B+D-现值（A+B+D） （2）

由于“初始直接费用”大多采用现款直接支付方式，故其现值、终值大多情况下保持一致。即：

E=A+B-现值（A+B） （3）

同时，由“租赁内含利率”进一步得：

E=A+B-（F+D） （4）

根据《租赁》准则的定义，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依据《企业会计准则附录――会计科目和主要财务处理》，列示出运用倒挤法下的会计处理，即：借记“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A+D）”“未担保余值（B）”科目，贷记“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F）”“银行存款（初始直接费用）（D）”“未实现融资收益（E）”科目。

依据借贷双方相等原则，得：

E=A+B-F （5）

等式（4）（5）分别是基于定义法、倒挤法计算出的未实现融资收益，却得出相矛盾的结果，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的反向调整步骤，未能解决融资租赁出租人的会计处理方法的现存问题。矛盾产生的根源便在于对“初始直接费用”的处理方法上――究竟其应被资本化，视为租赁资产投资收益的部分，还是应该将其费用化，当期或递延分摊计入损益呢？

二、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处理的两种思路

（一）将初始直接费用进行资本化处理，视为融资租赁投资部分本金

基于《租赁》准则中“租赁内含利率”的定义，将“初始直接费用”视为融资租赁业务中的部分投资原始本金，并预计很有可能收到“A+B”的未来收益。“未实现融资收益”是站在资金时间价值的角度上考虑到投资的本金（F+D）和未来的收益回报（A+B），应该为二者之差，即公式（4）。

由“租赁内含利率”进一步得：

E=A+B-现值（A+B） （3）

基于将“初始直接费用”视为投资部分本金的思路，则“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原准则定义便与“租赁内含利率”的出发点相悖，应为最低租赁收款额和未担保余值的和以及其现值之和的差额，即公式（3）。

同时，长期应收款原义为未来收到的“债权性”款项。在租赁业务中，出租人仅能收到的款项应为“最低租赁收款额”（其中已包含“初始直接费用”的本金及其租赁届满的收益部分）。因而，“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定义与“租赁内含利率”的出发点也相悖，应与“最低租赁收款额”数量金额上相当。

基于以上思路，融资租赁出租人的会计处理应为：借记“长期应收款（最低租赁收款额）（A）”“未担保余值（B）” 科目，贷记“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F）”“银行存款（初始直接费用）（D）”“未实现融资收益 （E）”科目。

（二）将初始直接费用进行费用化处理，未来随租赁收益分摊进损益

将“初始直接费用”视为促成融资租赁活动的前期费用支付，直接当期或递延分摊进损益，则“租赁内含利率”应调整为最低租赁收款额和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时的折现率，剔除“初始直接费用”的影响。即：

现值（A+B）=F （6）

在此时的“租赁内含利率”的基础上，投资的本金变成“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而未来预计的投资回报不变。同时将“初始直接费用”进行逐期费用化，让其未来随各期租赁收入收取而进行分摊。即：

E=A+B-F （5）

由“租赁内含利率”进一步得：

E=A+B-现值（A+B） （3）

与“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实际利率法摊销一致，“初始直接费用”经过“应收融资租赁款”账户随各期租赁收入的收回而递延分摊进损益，可以实现分期摊销金额较大初始直接费用的效果，对当期损益乃至以后融资收益实现均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思路，融资租赁出租人的会计处理为：借记“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A+D）”“未担保余值（B）”科目，贷记“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F）”“银行存款（初始直接费用）（D）” “未实现融资收益（E）”科目。

三、两种思路下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方法的不同影响

例：扬帆公司于2015年购买一台大型包装机，无足额资金可直接现付，于2015年12月31日与景荣融资公司签订了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1）租赁标的物：大型包装机。（2）租赁期开始日：包装机运抵扬帆公司生产车间之日（即2016年1月1日）。（3）租赁期：从租赁期开始日起36个月（2016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4）租金收取方式：租赁开始日起每年年末收取租金1 000 000元。（5）于2016年1月1日该包装机的公允价值等于其账面价值，为2 600 000元。（6）景荣融资租赁公司发生初始直接费用为100 000元。（7）租赁期届满扬帆公司获得该大型包装机的所有权。

以出租人视角进行会计处理，分析比较不同思路所造成的损益影响发生额。

思路一：将“初始直接费用”资本化，视为融资租赁投资的部分本金，计算此时的“租赁内含利率”。

即：1 000 000×（P/A，3，C）+0= 2 600 000+100 000

由插值法，得：租赁内含利率C≈5.46%。

进一步得：未实现融资收益E= 3 000 000+0-（2 600 000+100 000）= 300 000（元）。

思路二：将“初始直接费用”进行费用化处理，让其随未来各期租赁收入收回而递延分摊进损益。计算此时的租赁内含利率。

由公式（6）得：1 000 000×（P/A，3，C）+0=2 600 000。

由插值法，得：租赁内含利率C≈7.51%。

进一步得：未实现融资收益E= 3 000 000+0-2 600 000=400 000（元）。

将“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让其随未来各期租赁收入的收回递延分摊进入损益。即：A+D=3 000 000+100 000=3 100 000（元）。

思路一、二分别立足于资本化、费用化两条不同路线，计算出不同的“未实现融资收益”，并且按照不同的“租赁内含利率”进行摊销，对会计主体各期未来租赁收益的实现回收产生不同影响（见表2）。

在两种“初始直接费用”的处理思路下，考虑到费用化就是将“初始直接费用”随未来租赁收入回收期递延分摊进损益，分析其对净损益的不同影响（其中剔除相同的租赁收入与融资租赁资产的折旧），具体见下页表3。

思路一、二初始确认时对资产、收益的界定不同，后期又采用不同“租赁内含利率”进行摊销，在未来融资收益回收的各期产生不同的实现效果，最终对当期乃至后期净损益造成不同的影响。

四、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处理方法的改进建议

本文在剖析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问题根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两条处理思路。基于资本化处理的思路一，即将初始直接费用视为部分投资本金，则需斟酌未实现融资收益的《租赁》准则定义，其应为最低租赁收款额和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同时，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应在数量金额上与最低租赁收款额保持一致。基于费用化处理的思路二，即将初始直接费用视为租赁活动的前期费用支付，则需商榷《租赁》准则的租赁内含利率定义，其应为使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收款额和未担保余值之和相等时的折现率。思路一、思路二的选取，应基于具体的融资租赁环境中初始直接费用是否具备投资实质进行应用，即是否满足重要性、数量金~重大性原则，来真实反映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实现、对净损益的不同影响。X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200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篇2

关键词：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4-0085-02

根据租赁目的，依据是出租人还是承租人来承担资产所有权的报酬和风险，租赁可分成两种形式，分别是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如果该项租赁在实质上已经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全部风险和报酬，那么该项租赁应认定为融资租赁。在2006年颁布的租赁准则中，经营租赁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计入当期损益中，借“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但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有所不同，且承租人不同于出租人。承租人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固定资产――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科目中，出租人计入“长期应收款一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中。正是由于这种初始直接费用资本化处理的计人与计出，造成了融资租赁出租人会计处理的复杂与混乱。

一、会计处理

租赁准则第十八条说：“应收融资租赁款的人账价值应为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未实现融资收益的金额是把初始直接费用、未担保余值和最低租赁收款额三者加总的数额，减去三者现值加总的数额而得到的差值。”由准则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

未实现融资收益=（初始直接费用+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一（初始直接费用的现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

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的数额就等于其现值的数额。因为初始直接费用都发生在租赁行为开始时，两者之间并没有时间差。因此，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公式可改写为：

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一（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等式一）

租赁准则同时规定：“租赁内含利率，是一种折现率；通过将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加总之和，等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和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之和来计算出的折现率。”由该定义我们可列出。

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初始直接费用（等式2）

通过等式1、2，变形可得：

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一（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初始直接费用）（等式3）

因此，其会计分录为：借：长期限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以“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列示）未担保余值

贷：融资租赁资产（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列示）

银行存款（以“初始直接费用”列示）

未实现融资收益（以“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一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一初始直接费用”列示）

通过上述会计分录，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严格按照租赁准则规定来计算未实现融资收益，借贷方不平衡，借方比贷方多出了个“初始直接费用”。

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中：“由于已经将初始直接费用考虑在租赁内含利率中，因此，在初始直接费用再次计入到长期应收款的情况下，造成了未实现融资收益的高估。”按准则讲解来看，还需做如下分录。借：未实现融资收益（以“初始直接费用”的金额列示）

贷：长期应收款一应收融资租赁款（以“初始直接费用”的金额列示）

二、原因探析

从会计分录的每个科目上来看，“未担保余值”“融资租赁资产”和“银行存款”三个科目数额的确认没有很大异议。因此，借贷方不平衡的关键发生于“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和“未实现融资收益”两个科目数额的确认上。

“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登记的是融资租赁承租方支付给出租方的价款。按准则规定来看，其数额应等于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该规定实质隐含了承租人除最低租赁收款额外，还会支付给出租人等价于初始直接费用的金额。因此，出租人的现金流入应当包括各期租金之和、出租人担保余值、未担保余值及初始直接费用。又因为各期租金与出租人担保余值之和就是最低租赁收款额，因此，出租人的现金流入就是初始直接费用、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之和，即出租人初始确认会计分录的借方。而现金流出应为贷方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和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但在租赁准则的另一项规定中：“租赁内含利率，是一种折现率；通过将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初始直接费用加总，等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和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之和来计算出的折现率。”根据该准则我们又可得出与上述矛盾的地方：出租人的现金流入仅为最低租赁收款额和未担保余值，却不包括初始直接费用。正是租赁内含利率和应收融资租赁款对初始直接费用处理的前后矛盾造成了会计分录借贷方不平衡。

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中的调整分录也存在不足之处，充其量只能算是自圆其说。其通过借记“实现融资收益”，贷记“应收融资租赁款”，来试图调整解决初始直接费用对出租人初始会计处理及后期分录的影响。该种做法既不符合初始直接费用和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定义，也使得会计处理更加混乱和复杂。

三、改进意见

由上述可知，要对初始直接费用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就是要在租赁内含利率的定义和应收融资租赁款的规定下清楚地确认出未实现融资收益的数额。从初始直接费用处理的规定上看，其需要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中，即由承租人承担。但在现实当中，初始直接费用可能由出租人先支付，承租人再支付出租人，也可能仅由出租人承担。因此，可根据是出租人承担初始直接费用还是承租人承担来分成两种不同的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进而解决会计分录不平衡的问题。

（一）出租人承初始直接费用

若在承租人眼中，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不合理、不公允。承租人只愿意承担相应的应付融资租赁款，而初始直接费用仅由出租^来承担。那么，初始直接费用就不应作资本化处理，应收融资租赁款中就不应当包含初始直接费用。在该种情况下，需修改CAS21及相关解释中关于“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的规定，应收融资租赁款的金额应等于最低租赁收款额的金额。此时融资租赁出租人的现金流入为最低租赁收款额和未担保余值之和，现金流出为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租赁内含利率则为出租人现金流入等于现金流出的折现率，即同准则一致。因此，在该种情况下，只需修改“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的人账金额，其会计分录各数额应如下。借：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以“最低租赁收款额”列示）

未担保余值

贷：融资租赁资产（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列示）

银行存款（以“初始直接费用”列示）

未实现融资收益（以“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一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一初始直接费用”列示）

（二）承和人承担初始直接费用

若承租人认为初始直接费用合理、公允，并愿意支付给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就应当同准则规定一样作资本化处理，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中。长期应收款为初始直接费用和最低租赁收款额加总之和。但在该种情况下，租赁内含利率的定义需要重新修订，其现值部分还应当包括初始直接费用。因为此刻初始直接费用由承租人承担，所以现金流入应为初始直接费用、最低租赁收款额和未担保余值之和，即租赁投资总额。现金流出为初始直接费用和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加总之和，即出租人租赁投资净额。

由修改后租赁内含利率的定义可列出：

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初始直接费用的现值=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初始直接费用（修改后等式2）

由等式l和修改后的等式2得：

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初始直接费用）一（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初始直接费用）（修改后等式3）

因此在该种情况下，其会计分录个数额应如下。借：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以“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列示）未担保余值贷：融资租赁资产（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列示）

银行存款（以“初始直接费用”列示）

未实现融资收益（以“（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初始直接费用）一（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初始直接费用）”列示）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篇3

【关键词】 内部融资； 直接融资； 优序融资

一、前言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传统公司财务理论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其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企业可以通过科学的投资决策，创造出理想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结合合理的风险控制，从而实现其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关于企业的融资决策，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公司的财务结构与其投资决策无关，这意味着外部资金和内部资金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然而，完美资本市场假设条件虽然有利于降低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但也削弱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在现实的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融资决策对其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①合作发表了“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一文，在文中，他们用股利的支付率来度量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与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呈正向关系。之后，许多理财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证明，并得出了相似的企业投资具有融资约束②的结论。后来，大量实证研究又表明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及选择不同方式进行融资所形成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市场价值、经营效率、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的稳定性都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而且，不同的融资方式选择与组合所体现的融资效率的差异是可以比较的③。既然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具有效率上的差异，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对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外部筹资方式和内部筹资方式。所谓内部筹资是指从企业内部开辟资金来源，筹措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有企业的折旧和留存盈余；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节省交易费用，可以避免同外部投资者的交涉及签署相应的条款。所谓外部筹资，是指从企业本身以外的对象筹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的④。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债务融资，即通过银行或者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二是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其中，债务融资还可以分为间接债务融资和直接债务融资。间接债务融资是指通过银行进行贷款融资；而直接债务融资一般是指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外部筹资中的直接债务融资与发行股票融资又统称为直接融资。外部融资既是企业融资的一种途径，也是公司所有者向外转移风险的一种途径。

可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直接融资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企业自主融资提供了条件。然而，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信息传递效率、市场竞争结构、社会大众的成熟度等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和组合方面存在一定的低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对内部融资方式和外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但是缺乏对资本成本的正确理解，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

在我国，自1993年税收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很长时间都没有向国家股东进行过红利分配⑤。国企将大量的利润予以留存，国有企业即使已成为上市公司也大多选择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而将大量现金予以留存。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企业的需求，出于减轻外部融资约束的考虑，企业倾向于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同时，由于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尚不稳固，对外部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渠道还没有充分的选择权。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如果企业的内部资金来源不足以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而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他们并不开放，申请上市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难度很大，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方式的现状。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资本成本的理解往往只是基于表面的观察。即借来的债务是有资本成本的，借款利率是资本成本的典型代表；而不分派现金股利形成的留存收益是自有资金，是没有成本的。这是对资本成本概念的错误理解，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资产负债率低，资本使用效率低。

（二）在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我国，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间接融资仍旧是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融资途径。严格来讲，银行贷款属于“私募”融资方式，是企业与银行之间经过一对一的谈判而达成的信贷协议。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银行贷款不仅在企业发展的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即使是现在，银行贷款仍是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之一。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年至2004年，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情况为：境内股票融资额为8 983.46亿元，占境内股票、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三者的比重为5.21％；银行贷款融资额为161 299.98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93.59％；企业债券融资额为2 063.49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1.20％⑥。

虽然，在我国企业可以采用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向投资者发行证券，比如发行股票、公司债等来获得资金的直接融资。即采用通常情况下所谓的“公募”形式⑦，面向公众发行证券。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这种直接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很高。例如：我国企业如果选择直接融资，不仅需要达到一个上市公司的门槛，还需要在融资时支付昂贵的手续费用等酬资成本。另外，为了获得较高的公信度，从而便于证券的发行，还要求：1.准备直接融资的企业要向社会公众公布企业的财务信息，以便让潜在的投资者对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发展的前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2.企业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资格验证，确认其可以负担必要责任的能力等等。因此，目前，大多数企业外部融资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间接融资的途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很大，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模式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三）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上市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

我国企业债券的出现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我国开始正式批准发行企业债券，随着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得到稳步发展。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我国企业选择的外部融资方式顺序是：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造成我国企业关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优序与国外存在如此明显差异的原因如下：一是我国企业债券的计划管理体制约束了债券的发行。债券市场不发达，债务融资工具单一，市场化创新不足，以及社会信用水平较低，债权人企业申请发债的审批程序比申请上市发行股票还要复杂、条件更加严格。二是市场基础不完备，当前股票融资非正常的低成本，使不得不还本付息的股票融资相对于既要还本又要付息的债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转贴于 三、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几点建议

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安排内部融资、外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

（一）在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下，按照剩余股利原则确定企业的股利支付率，按自由现金流原则来确定企业内部融资的比重

由于企业的留存盈余内部融资事实上是企业股利政策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因此，按照现代股利理论，基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的企业股利政策应该依据剩余股利原则来制定。所谓的剩余股利原则，是指企业制定股利政策时，首先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然后按照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股利政策和融资活动。在此原则指导下，只有企业所有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均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时，企业才会发放现金股利。企业应该把税后净利润首先用来满足那些收益率高于股东最低要求报酬率的投资项目，然后将剩余的现金流发放给股东。而这所谓的“剩余的现金流”也称为自由现金流量。

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冲突的时候，首次对自由现金流量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在满足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所谓“自由”，即体现为管理当局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将这部分现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既可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权人，以满足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也可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

因此，依据剩余股利原则与自由现金流量原则，为了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保障股东要求报酬率的实现，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的冲突，防止经理人员不经济地运用现金流量（比如投放到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上）甚至是非法地挪用现金流量，一方面，企业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的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企业的内部融资比重；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将自由现金流量完全地分派给股东。

（二）依据直接、间接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积极发展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

在对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比较时，许多学者以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所占比重的不同，将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日本、德国为代表。根据测算，美国的融资效率平均高于日本和德国1/3。虽然美国的储蓄率一直不高，但其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达，直接与间接金融相互竞争，资本的积累、形成、再生和重组水平很高，因而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高。而日、德两国过分倚重间接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没有形成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配置和组合。

在我国，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融资的模式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但是，从长远来看，为了加强社会盈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应当加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减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压力，增强融资工具的流通性。

（三）以优序融资理论为指导，借助我国不断完善的债券市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

关于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梅耶斯教授的优序融资理论在西方资本市场的实证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即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按照如下的优先次序选择融资方式，形成自身的资本结构：1.公司首先偏好于内源性融资；2.由于公司股利政策具有刚性，分红比率很少变动，而公司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经常会出现公司内源性融资无法满足投资支出的情况，公司由此产生了外部融资的需求；3.在外部融资方式中，公司往往又选择安全性较高的证券，即首先从公司债开始，其次选择可转债等混合型债券，最后才选择股权性融资。可见，依赖内部融资与债务融资已经成为西方现代企业融资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有资料显示，全球债券市场在2001年上半年共集资9 240亿美元，而同期通过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只筹集了1 027亿美元，债券市场融资的规模约为股市融资的9倍。”⑧正所谓，公司债券是成熟证券市场的“宠儿”。

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我国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企业的债券融资方式，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债券融资的比重。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昕，主编.中国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2] 方晓霞，著.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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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凤斌，主编.资本结构及治理优化——现代公司理论与国企改制实务[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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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azzari Steven，R.Glenn Hubbard and Bruce 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41-195.

注:

①Fazzari Steven，R.Glenn Hubbard and Bruce 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41-195.

②关于投资的融资约束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融资约束即认为企业进行项目投资的决策受到企业融资能力的制约，因而容易造成企业投资不足。第二种是广义的融资约束，它认为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是在其一定的融资能力影响下进行的，企业必须在考虑其融资成本对投资决策深刻影响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可见，广义的融资约束的存在，是现代企业进行公司理财活动的理论依据。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投资融资约束概念。

③王昕，主编.中国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

④外部筹资的渠道除了金融市场以外还有多种，对于我国企业而言，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国家政府资金，表现为财政拨款或者国家参股的形式。此外，还有外资，即外国政府机构、企业、个人的资金，企业筹措外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补偿贸易、银行借款、发行股票债券等等。

⑤1993年至2007年近15年时间内国有企业没有向国家股东分红，自2007年底起部分国企才开始依据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会同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的规定，向国家股东进行分红。即根据不同行业，分三类比率进行分红：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分红上交比例为10%；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分红上交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三年后再定。

⑥安义宽，著.中国公司债券——功能分析与市场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6）：95。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篇4

关键词：直接融资；债券市场；信用债券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1-0010-05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一次强调指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可以说，加快直接融资的发展，改变企业融资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从而避免金融风险在银行体系内的高度集中，这已是我国既定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战略。然而，长期以来“重股轻债”的发展思路造就了我国偏股型的直接融资格局，债券融资的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直接融资比重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展债券(特别是信用债券)融资就成为优化我国资本市场结构，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迅速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有效切入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直接融资工具、由营利性企业法人发行的债券，由于期限、利率、发行人的差异而表现为不同的品种，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发行人存在违约可能性，从而具有信用风险，因而可以称其为信用债券。我国的信用债券主要包括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机构金融债以及短期融资券等多个品种，每个债券品种的要素与发展历程不尽相同，本文将这些品种统称为信用债券，文中所涉及的债券融资也都指企业法人进行的信用债券融资。

一、我国偏股型融资模式极大地制约了直接融资比重的进一步提升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发展资本市场的进程中首先选择并大力发展的是股票市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股票市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相应的股权融资规模也迅速扩大，稳步提升了直接融资的比重。但与此同时，债券市场的发展却步履蹒跚。截至2006年底，我国债券市场余额为57455亿元(不包括央行票据)，占GDP的比例为27.44％，其中信用债券余额为3273亿元，仅占GDP的1.56％；同期股票总市值为10.6万亿元，占GDP的50％。两者的融资规模更是相差甚远。据统计，1996-2006年股票市场累计融资额达10918亿元，同期信用债券累计融资额为7707亿元，股票融资额是债券融资额的1.4倍，股票融资在直接融资中占据主导地位，彰显出我国偏股型的直接融资结构。特别是，这种直接融资结构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股票融资的内在限制使得单一依靠股票融资已难以实现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战略目标。

从企业的角度看，由于股权融资涉及股东股权的稀释和新老股东利益的重新划分，所以企业的股权融资(包括IPO与再融资)频率及规模都将受到限制。股权分置改革前，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占据绝对控股地位并且不可流通，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上市公司的“圈钱”冲动。但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大量非流通股取得流通权，国有股东对上市公司股价的表现较以前更为关注，股权融资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对股权稀释程度甚至是控制权的影响现实 地成为拟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限制因素，在这一背景下，股权融资日益走向理性和节制。

从市场的角度看，股权融资规模受市场景气度的直接制约，扩张力度有限。从表一可以看出，各年度的股票融资规模直接受到二级市场景气度的影响，2000年股市繁荣时年度股票融资规模达1541亿元；而2005年股市低迷时股票融资额仅为329亿元，不足2000年的1/4。2006年以来，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股票市场涨势如虹，相应的股票融资规模也迅速扩大，2006年达到2424亿元；2007年1―9月，股票融资额达到创纪录的5145亿元，预计2007年全年股票融资额有望超过6000亿元，几乎是过去五年股票融资的总和。尽管如此，股票融资额占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例仍然只有17％左右。据一项摸底调查，未来三年A股市场的意向融资额约为1万亿元，假设再融资规模占到融资额的一半，则未来三年股票融资总规模有望达到1.5万亿元，年均股票融资额5000亿元，其与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例将稳定在16％左右。换言之，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股票融资与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例都将保持稳定，由此可以认为，借助股票融资已经难以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二、债券融资主导的直接融资结构：国际市场经验与相关理论

1、国际市场经验。与我国的情况不同，国际主要成熟市场的直接融资结构大多以债券融资为主导。尽管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起点、演进历程、金融结构、法律体系和监管模式各异，但经过多年的自然演进之后，基本上都形成了债券融资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债券融资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都超过股票融资。

从证券化比率来看，美国、日本、德国等成熟市场中，债券市值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以2004年底的数据为例，美国、日本、德国的债券市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62.6％、191.6％和82％，而同期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则分别为139％、77％和45％。

就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的规模对比而言，以美国市场为例，1996-2006年公司债券融资规模均明显超出股票融资规模(股票融资规模包括IPO与再融资规模，见表三)。

2、融资优序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主要成熟市场这一债券融资为主导的直接融资结构也得到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根据梅耶斯的新优序融资理论，信息不对称影响企业的融资方式选择。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经理人等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更清楚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投资机会与收益，拥有投资者所没有的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而投资者只能通过观察企业所采取的融资、股利分配、投资等政策传递出来的信号来间接评估企业市场价值，并据此对企业所发行证券支付合理的价格。当企业为投资新项目而融资时，企业管理者比潜在投资者更了解投资项目的实际价值，如果项目的净现值为正，代表原股东利益的管理者不愿意发行新股融资，因为发行新股意味着向新股东转让投资收益。投资者在知晓管理者的这种行为模式后，自然会把企业发行股票当作坏信息，从而使企业市场价值下降。因此，当管理者拥有对企业有利的内部信息时，自然会倾向于发行低风险的证券，如债券等。据此，梅耶斯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的三个基本观点：(1)企业会尽可能少地采用股票融资；(2)为使内源融资能满足达到正常权益投资收益率的投资需要，企业要确定一个目标股利比率；(3)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企业才会对外融资并且会从发行低风险证券开始。

优序融资理论表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拥

有信息优势的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得外部投资人的信任及其对企业的有利估值，在融资时将首先选择发行债券这一类的低风险证券，尽量减少股票融资规模。因此，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也就意味着自然演进的直接融资结构总是会走上债券融资主导的路径。

三、制约我国信用债券发展的制度因素

债券融资主导的直接融资结构已得到国外成熟市场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此外，债券融资与股权融资相比，其主要优势还在于不会稀释股权，不影响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而限制其扩张的因素相对较少；加之债券市场的景气度通常比较稳定，市场的投资主体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债券的刚性配置需求，这也就决定了债券一级市场的扩容所受到的限制较少，有着更为广阔的扩张空间，因而债券融资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直接融资的比重。

然而，较长时期以来，我国信用债券市场发展缓慢，信用债券融资规模十分有限。以企业债券为例，1992-2004年，国家发改委批准的企业债券发行总额仅2000多亿元，年均不足200亿元。2004年美国市场中公司债发行额占到债券发行总额的20％，而我国当年发行的企业债仅占债券总额的1.2％。从表四可以看到，2004年以前，信用债券发行规模小，在发行总额中所占比重未超过4％；只是在2005年以后，由于短期融资券发行额的迅速增长才带动了信用债券发行额的大幅增加，但其在发行总额中的比重仍不足7％。

我国信用债券市场在长时期内发展缓慢，根源在于一些制度性因素的束缚，除了前文提及的证券市场发展历程中“重股轻债”的思路影响外，其他一些制度性因素也直接制约了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

1、行政控制极大地降低了市场效率。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始终处于政府的强力控制之下，债券市场也不例外。债券融资被视为国有经济金融支持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满足壮大国有经济的融资需求，因而政府对信用债券的发行实行严格的审批制。根据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企业债发行实行额度制，由国家计委(后改为国家发改委)核定发债额度，在额度内进行审批。同时，企业发债的利率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企业债如果要上市交易则需经过证监会的审批。这样一种严格的审批制严重束缚了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额度限制使企业不能按照自身的经营和融资需要自主、灵活地确定发债规模；对发行利率的审批则限制了市场化风险定价机制的形成，债券的发行利率难以充分体现不同发行人资质和信用风险的差异以及市场对利率走势的预期；繁琐的审批程序还使得企业发债从申请到最终发行一般要长达18个月，过长的审批期增加了企业发债的“等待风险”，企业实际发债时的市场条件及企业自身经营状况距离申请时可能已发生巨大变化，人为地加大了新债对发行人和投资人的双向不确定性。而且，严格的募集资金用途管制致使企业债权服务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与企业自身的经营需要和财务调整脱节，实际上背离了信用债券的内涵。

2、信用基础薄弱。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信用是一种交易成本的节约机制。信用的存在，使交易参与主体能够信任对方履行合约的承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当事人之间经过重复博弈而形成的相互信任是交易得以进行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信用是一切市场交易的根基。融资交易以资金为交易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资金的使用权在不同当事人之间有条件的让渡，让渡资金使用权的人在未来收取资金使用报酬。在融资交易中，融出资金的投资人不仅把资金的控制权转移给他人，而且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可获取应得的报酬，因此，投资人对融资人的信任程度或融资人的信用水平对于融资交易的达成就更具有决定性作用。信用作为融资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石，正是信用的存在使资金的使用权得以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有条件让渡，从而实现资金的余缺调剂。与同为债务融资的银行信贷相比，信用债券融资是企业从资金所有者手中直接融通资金，不但信用规模空前增长，而且信用辐射范围扩展到了全社会，此时的信任结构具有更鲜明的普遍化和大众化特征，是更高级的信用形式。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逆生于计划经济制度，因而债券市场的发展未能伴随信用形式高级化的自然演进过程，市场信用基础先天薄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信用约束完全来自政府的计划，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用冲突完全借助计划和资源的重新调整和配置来解决。政府信用在经济金融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纵向的政府信用拥有独占地位，维系市场主体之间融资交易的横向信用水平较低，相应的信用规则、信用工具和契约观念也较缺乏。尽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市场信用体系开始形成，但是与债券融资制度对信用的内在要求相比却仍然有相当的差距。在薄弱的信用基础上，信用债券自然难以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四、发展信用债券市场的路径与对策

1、减少行政控制，回归市场。市场化进程的真实含义就是市场主体自的回归，也就是要重新配置行政权力和市场自，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全能政府”意识而形成的行政权力泛化、包办代替市场主体决策和选择的“无限政府”模式。换言之，任何市场的发展首先要减少行政力量过度的控制与干预，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自。而对于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而言，市场的回归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根据KMRW信誉模型(reputation model)，在T阶段重复博弈中，如果T足够大，则必然存在一个T0，使在t≤T0的阶段，所有参与人都选择合作策略。这一模型的直观解释就是如果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则长期收益的损失就会超过短期被出卖的损失，每一个参与人会在博弈开始时就树立合作(也即守信)的信誉，以获取合作收益。在信誉模型中，信用生成的激励机制建立在自利的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基础上，因而有坚实的利益根基；信用生成的约束机制也主要是建立在市场主体对收益和损失的自主判断基础上，因而有坚实的理性根基。从这种博弈中生成的信用才具有可持续性。可以说，回归市场是市场信用得以生成和积累的前提条件，只有消除政府对债券设计、发行乃至交易环节的过度控制，才能使市场主体在自由交易、平等博弈的基础上真正建立起相互的信任，从而有力地推动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

2、建立和完善信用债券的外部监管体制。市场自的回归并不意味着政府监管的弱化，相反，市场化进程离不开严格的外部监管，只是监管的重心不再是对市场主体微观决策的干预，而是转向提高市场主体行为透明度、强化市场主体的信誉约束、防范市场机会主义行为、保护市场主体自发形成的合作制衡机制等方面。

从行政控制到适度监管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发行监管上。当前世界各国(或地区)资本市场对发行

的监管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在“完全公开主义”(Full Disclosure)指导下的注册制；二是以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实质管理原则”(Substantive Regulation)指导下的核准制。注册制意味着发行人必须将与发行有关的各种资料向监管部门申报，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披露，其申报和披露的信息不得存在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注册制的核心是向投资者提供能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实质信息，以使其投资决策建立在全面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只要发行资料做到了充分公开，则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负。同时，注册制强调了监管部门以对市场活动的最小干预来达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标，内含了一种充分尊重市场自由和市场主体自的价值观念。核准制则强调证券发行不但要满足信息公开的条件，而且还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条件，并须经过监管部门的实质审查与核准。核准制吸取了注册制的公开原则，使投资者可以获得发行人的全面、真实信息，深入了解发行人基本状况；同时又由监管部门对发行人做出实质审查，有助于尽可能地排除品质较差的发行人，一定程度上弥补投资者个人能力和理性上的不足。与注册制相比，核准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安全为本位，不重视行为个体的自由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府干预的特征，只不过这种干预是借助法律形式来完成的。核准制的政府干预色彩一方面扩大了政府部门设租的空间，导致寻租行为从而损害市场公平与效率；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的实质性审查程序会使投资者误认为政府对证券发行人的资质给予了保证，这不利于培育成熟和理性的投资者。

我国信用债券的发行监管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严格的审批制，近年来则有所改革。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允许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其发行不再实行审批制而改为备案制，发行利率或发行价格由企业和承销机构协商确定，发行规模实行余额管理，不再有额度限制。2007年，证监会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规定公司债的发行实行核准制，并且适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特别程序，使公司债的发行审核程序得到简化。国家发改委新修订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也明确企业债发行实行核准制，并减少核准环节，简化程序。这些改革举措意味着债券发行监管正在逐步摆脱行政控制色彩，向市场化监管体制迈进。可以预期，未来债券发行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仍应是坚持市场化原则，在建立和完善核准制的基础上向注册制过渡。相关监管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对发行人进行实质性审核并不是要取资者的自主决策，因此监管部门应致力于培育成熟的投资者，并根据市场的发展进程和投资者的成熟程度，逐渐缩小实质性审查的范围，放松审查标准，最终将判断和选择权交给投资者。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篇5

（一） 题目

银行联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停滞，金融市场的危机不断传播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济的混乱，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在 2003 - 2007年期间强劲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在随后两年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下滑。从那时起，研究人员就强调了金融与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许多国家积极寻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因为他们认为跨国企业将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为本国和东道国带来净收益增长效果。这就促使研究人员彻底的调查其决定因素。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对劳动力市场禀赋和公司税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发展，特别是两国之间的银行联系当然也应该加入这个名单。

2.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测试银行联系是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为这类不断增长的文献做出贡献。我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渠道，在这种渠道之中，金融通过向银行提供银团贷款形成的银行联系的积极影响展现了对投资的重要性。其次，我们证明这种影响可能对于当地金融发展程度越低的国家越大。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篇6

在这个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金融已经被人们从神坛上请了下来，不再只是少数金融机构的特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草根”金融力量的崛起，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便利的投资渠道的同时，也给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和风险防范提出了新的课题。

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融通资金，将资金从盈余者转移到短缺者手中。目前，有两种模式在资金供需双方之间进行融资金额、期限和风险收益的匹配：一类是传统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即间接融资模式；另一类是股票和债券等的金融市场，即直接融资模式。这两类融资模式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巨大交易成本。

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的迅速发展，使得在金融体系中出现了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称为“互联网金融模式”。作为信息网络技术与现代金融相结合的产物，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将对中国现行的金融组织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

互联网金融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互联网金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一般从广义上讲，具备互联网精神的金融业态统称为互联网金融。理论上任何涉及广义金融的互联网应用，都应该是互联网金融，包括但是不限于第三方支付、在线理财产品的销售、信用评价审核、金融中介、金融电子商务等模式。狭义的金融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则应该定义在跟货币的信用化流通相关层面，也就是资金融通依托互联网的实现方式方法都可以称之为互联网金融。

在认识互联网金融时要区别两个词：金融的互联网化与互联网的金融化。金融的互联网化就是将金融业务通过互联网来完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互联网的金融化就是互联网企业为商户提供更多的金融增值服务和投融资服务。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不仅仅在于金融业务所采用的媒介不同，更重要的是金融参与者深谙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髓，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工具，使得传统金融业务具备透明度更强、参与度更高、协作更好、中间成本更低、操作更便捷等一系列特征。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使得互联网的分享、公开、透明等理念让资金直接、高效地在各个主体之间游走，同时运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和风险控制等手段降低违约率，从而使得金融中介的作用不断弱化。也就是说，互联网金融模式是一种努力尝试摆脱金融中介的行为。互联网金融具体特征包括：

信息化和虚拟化。互联网金融通过互联网实现资金融通，无需交易双方面对面进行交易，实现了交易的虚拟化。对于融资平台来说，资金供需信息直接在网上，资金需求者在网上寻找资金需求者的信息，供需双方直接在互联网上联系、获取信息，最终实现交易，不需要经过银行、券商或交易所等中介。

高效性。相对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的网络技术更加先进，金融业务处理更加快捷，同时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丰富、更方便的服务，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篇7

由于公允价值的使用和初始费用资本化，使得在会计处理方面与旧准则有所不同。现将新旧准则以及新准则同国际会计准则――租赁（IAS17）的异同点作一比较分析。

一、新准则与旧准则对比

（一）准则适用范围的区别

新《租赁》准则规定，下列各项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1.出租人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出的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2.电影、录像、剧本、文稿、专利和版权等项目的许可使用协议，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3.出租人因融资租赁形成的长期债权的减值，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旧准则指明旧《租赁》准则不涉及：1.开采或使用石油、天然气、林木、金属及其他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租赁协议；2.土地使用权的租赁协议；3.电影、录像、剧本、文稿、专利和版权等项目的许可使用协议。可见，新准则在对准则所涉及业务的适用范围叙述得更加明确，同时也明确指出特殊事项应遵循的会计准则，使之更具操作性。

（二）关键术语的差异

1.租赁开始日的定义。新准则将其定义为：租赁协议日与租赁各方就主要租赁条款作出承诺日中的较早者。这个定义与IAS17对租赁开始日的定义一致。而旧准则定义为：企业应当将起租日作为租赁开始日。但是，在售后租回交易下，租赁开始日是指买主（即出租人）向卖主（即承租人）支付第一笔款项之日。

2.最低租赁收款额的定义。新准则将其定义为：最低租赁付款额加上独立于承租人和出租人的第三方担保的资产余值。而旧准则定义为：最低租赁付款额加上独立于承租人和出租人、但在财务上有能力担保的第三方担保的资产余值。显然，新准则取消了“在财务上有能力担保”的限制性条件。

3.租赁内含利率的定义。新准则将其定义为：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旧准则定义为：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的折现率。显然，新准则引入公允价值的概念，将公允价值作为出租人对外交易的计价基础，这是因为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反映的就是现值。同时将初始直接费用资本化，这也体现了会计基本准则的权责发生制原则。

（三）融资租赁下承租人会计处理的差异

1.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新准则将其规定为以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的较低者。而旧准则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的较低者；二是如果租赁资产占企业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大（小于30%，含30%），可按最低租赁付款额入账。显然，新旧准则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引入公允价值，由于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反映的就是现值，这样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的比较才会具有同样的对比基础；其二是取消了在“租赁资产占企业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大（小于30%，含30%）的情况下，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可按最低租赁付款额记录租入资产和长期应付款”这项规定。由于承租人未计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实质上是承租人应负担的利息费用，这就等于免去了利息费用，给承租人留下了利润操纵的余地，而且融资租入资产占企业资产总额的比例（小于30%，含30%）很难说符合客观实际，可能会违背会计计量的重要性原则。因此，在新准则中取消了这条规定。

2.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新准则取消了旧准则中的直线法和年数总和法，而只保留实际利率法。这是因为，融资租赁的实质是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贷款以赚取收益。因此，出租人应将应收租赁款视为对其投资以及服务的补偿和回报，作为本金回收和融资收入处理。在租赁期间内任何时间的未收回贷款金额即为未收回租赁投资净额的金额。相应地，各期的融资收入也应按照未收回租赁投资净额和租赁内含利率来确定。这种确认各期融资收入的方法考虑了“折现”的因素，也即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的因素，计算比较准确、分配结果较为合理。旧准则中的直线法、年数总和法作为实际利率法的补充，只是因为这两种方法的计算和操作要比实际利率法简单得多，但却偏离了融资租赁的经济实质。

（四）融资租赁下出租人会计处理的差异

1.初始直接费用的处理。新准则中将其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而旧准则是作为当期费用。新准则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初始直接费用是为形成财务收益而发生的，应当与其租赁收益相配比，体现了收益与其相关费用配比的原则。

2.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由于初始直接费用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因此新准则中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与旧准则相比就多了初始直接费用这一块。

3.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分配。同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一样，仅使用实际利率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租赁各期能够获得稳定的投资报酬率。具体做法是，按照各期未收回租赁投资净额乘以净投资报酬率来计算确认各期的融资收入。

（五）售后租回交易形成一项经营租赁的差额确认问题

旧准则规定，如果售后租回交易形成一项经营租赁，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予递延，并在租赁期内按照租金支付比例分摊。新准则却是如果交易是按公允价值达成的，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应确认为当期损益。体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二、新准则与国际准则的对比分析

（一）关键术语的差异

1.租赁的定义。新准则将租赁定义为：在约定的期间内，出租人将资产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协议。而IAS17则为：在一个议定的期间内，出租人将某项资产的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换取一项或一系列支付的协议。显然，IAS17以“一项或一系列支付”代替了租金，更加科学严密。因为出租人在租赁期内获取的不仅仅是租金，还包括担保余值以及承租人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时支付的任何款项等。

2.未担保余值的定义。新准则将其定义为：租赁资产余值中扣除就出租人而言的担保余值以后的资产余值。其中，就出租人而言的担保余值是指由承租人或与其有关的第三方担保的资产余值加上独立于承租人和出租人的第三方担保的资产余值。而IAS17则为：出租人无法保证能否变现，或其变现只是由出租人的关联方给予担保的那一部分租赁资产余值。

（二）融资租赁下承租人会计处理的差异

新准则规定优选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次选租赁合同利率；在上述两种均无法取得的情况下，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而IAS17则为一般选用租赁内含利率；次选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所谓增量借款利率是指承租人可能在同样的租赁中必须支付的利率，或者在这种利率不能确定时，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可能以同样的条款和同样的担保，借入为购买同一资产所需资金的利率。

（三）融资租赁下出租人会计处理的差异

新准则中，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记录为未实现融资收益。而IAS17中，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已用于融资租赁的资产，按等于该租赁项目投资净额的金额将其列作应收款。因此，出租人在一项租赁中的投资是一种应收款，即收取一系列租赁“付款”的权利。这些付款包括最低租赁付款额和属于出租人的未担保余值。显然，IAS17确认的应收融资租赁款包括未担保余值，但不含融资收益，融资收益在每期按未收回租赁投资净额乘以回报率计算，单独确认为应收利息；而我国租赁准则确认的应收融资租赁款含融资收益（即利息收入），且在租赁开始日将租赁收益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分配确认为各期收益。在租赁开始日未担保余值不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一部分而是单独入账，这是由于未担保余值是出租人自身负担的那部分余值，没有人担保，能否收回没有保证。这样处理适应了我国会计人员的思维模式，有利于会计人员对准则的理解执行。

三、新准则中表述不明确之处

（一）关于融资租赁的确认标准

新准则指出，“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是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的，也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笔者认为，这里应明确阐明“租赁资产使用寿命”是指该资产全新时的可使用寿命还是以租赁日为起点的尚可使用寿命。结合旧准则的观点，笔者认为这里应指“以租赁日为起点的尚可使用寿命”。

新准则指出，“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租赁，可以认定为融资租赁。由于最低租赁付款额与最低租赁收款额并不一定相等，必然会出现“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一旦出现这种情形，是允许双方都将该租赁确认为融资租赁还是只允许符合条件的一方将该租赁确认为融资租赁，新准则并未明确。笔者认为，在判定经济业务类型时，应以该经济业务对会计主体所产生的经济实质作为判断依据。因此，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就应该按以下的方法处理，即如果是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那么承租人就应将该租赁业务认定为融资租赁；如果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那么出租人就应将该租赁认定为融资租赁。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篇8

研究背景

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地区发展失衡、产业结构趋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贸产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为推动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先后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重要文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措施。然而，近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推进乏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此可见，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投融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改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还将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融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促进区域金融理论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资的环境问题意义显得非常重大。

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效益而垫付资金或其它资源于某些事业的经济活动。融资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经济活动。投融资环境的含义从最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基本物质条件，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概言之，投融资环境是一定区域影响投融资行为的一切投融资条件与投融资效益的总和。一定时期的投融资环境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投融资环境的比较

（一）投融资主体结构的区别

从投融资主体的构成上看，我国传统投融资体制条件下，长时期内政府是唯一的投融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融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但其投融资所占份额仍偏低。从目前投融资主体结构看，政府在投融资决策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不但在公共物品领域，而且在许多竞争性投融资领域，政府投融资所占比重都很大，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融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参见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中国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一项的比例是很大的，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这说明中央政府对经济建设的介入程度很深，它与西方政府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经济职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范围，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介入程度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例如美国的政府支出中没有经济建设费一项。即使把有关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能源、资源与环保等项支出算作经济建设投融资，其总额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不过10%左右，大大地低于中国30%的比例。

（二）融资方式的差异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刚刚起步，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一级市场不发达，二级市场又疲软。反映在投融资上，筹资的渠道不多，筹资成本偏高，投融资的宏微观调控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效应还十分有限。表2和图2是2006年各地区非金融部门的融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区域的融资结构中，贷款占比最高，高达80％以上，债券和股票的比例很低，各区域中股票的融资又低于债券的融资。也就是说，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2009年全国各地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长（见表3所示），融资结构中的货款仍占主导地位，但债券融资占比有14个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直接融资比重有所上升，这促进了部分省份融资结构的改善。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历史比中国悠久，法律法规完善，市场机制发育，具有比较规范、高效的运行特征。反映在投融资上，表现为能为企业和居民及外国投融资者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便利、低成本的投融资资金来源，适应了现代企业向社会化、大规模、高技术方向发展的需要。然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形成。另外，金融体制缺乏灵活性和有效性，它对投融资的调控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储蓄观与消费观的差异

中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资料显示，1995年、1997年、2005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分别为42%、45%、51%，近几年的储蓄增长率几乎都在15%以上。而在2003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骆乐，2006）。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的风险意识，尤其是个人投融资的风险意识整体上看比较淡薄，在储蓄转化为投融资方面存在着某种因为文化与习惯而引起的障碍，这是我们在通过市场配置投融资资源时应该充分注意并加以引导的。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很高，但储蓄率却往往较低。人们的消费意识更强，西方国家政府，至少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十分注重培养国民的消费意识并重视刺激消费的效应，从而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了投融资。由于投融资手段的多样化和投融资回报率高，因此，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融资的机制较为灵活有效，而且其它投融资资源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

国际比较的借鉴和启示

（一）明晰投融资主体

我国应当根据目前投融资的基本状况，逐步改变现阶段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局面，同时，政府、企业和个人应该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责任。并且，政府应该承担一些公益性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对自己承担的项目应该独自承担投资经营风险；个人应根据“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操作实施的情况下，有偿使用或购买公共用品或设施服务。

（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般而言，各项具体的法规都是调整各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中的某些法律和法规对外商投融资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商法、公司法等，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却还不够完善。在法律使用上做到严格和公平，会对外国投融资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否则，将会影响外资的进入。

必须健全有关外商投融资的法律体系，要把给投融资者的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增强国内外投融资者的信心。从长远来看，健全各种与投融资环境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政策框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使投融资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保护。

（三）优化间接融资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对政府而言，仅靠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加大经济建设的各项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发行国债可以缓解政府压力，大力发行国债，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相对于国债融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更主动、融资成本更低。

参考文献：

1.付晓东，胡铁成.区域融资与投资环境评价[M].商务印书馆，2005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篇9

此外，我国合同法的措辞适用范围狭隘，仅仅针对传统的融资租赁。但实践中逐渐兴起了一些新兴融资租赁方式如售后回租、转租赁等。在转租赁中，出租人并不是购得而是租得租赁物，故定义中的出卖人、购买等措辞应由供货人、取得取而代之以涵盖新型的融资租赁形态。措辞的改变将使得条文的表述更为严谨，适应实践发展，并且与《国际融资租赁公约》用词一致也将促进国际融资租赁业务发展。

二、合同的生效问题

融资租赁合同的缔结过程通常如下: 1、用户与供应商之间商定设备买卖契约条件; 2、用户向租赁公司提出缔结租赁契约申请;

3、用户与租赁公司之间签订租赁契约; 4、租赁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签订买卖契约; 5、供应商向用户交货，用户进行验收; 6、用户向租赁公司交付物件受领证并支付第一期租金; 7、租赁公司向供应商支付买卖价金。如上所述，融资租赁合同为复合式合同，由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构成。在已经生效后合同效力相互影响，这并无争议。但在融资租赁合同生效前，对于两个合同本身的生效与否是否会相互影响这一问题可谓见仁见智，学者和各国立法例均持不同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有:

( 一) 独立生效说

此观点认为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的生效问题相互独立，一个合同的成立、生效与另一个合同的成立、生效并无关联。此观点在日本成为一种判例法原则，但特殊情形除外，如回租。它的优点是由于两个合同间相互独立，各自为营，买卖合同中的供货人可以避免受到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和出租人进行恶意串通欺诈; 租赁合同中承租人也可以避免受到买卖合同中两方当事人供货人和买受人( 出租人) 进行恶意串通欺诈，规避了风险。但缺点同样明显，这一理论下两合同间没有什么联系，但实践中二者是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的，这就人为割裂了二者天然联系，否定了承租人对买卖合同生效的影响，剥夺了在买卖合同上有重大利益的承租人对该合同生效的参与决定权利，实质上是否定了承租人在买卖合同中的实质上的买受人地位，有违融资租赁合同的本质。

( 二) 买卖合同以租赁合同订立为条件说

该观点认为，虽然有时先签订租赁合同，有时先签订买卖合同，但租赁合同的生效依一般合同的生效规则，而买卖合同则应在租赁合同订立后方可生效。的确，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租赁合同是核心，买卖合同的订立可谓是为其而生。该观点的优点在于能更好地保护出租人，试想如果租赁合同无效后买卖合同仍然有效，那么出租人为履行买卖合同义务只能被迫履行合同，而由于融资租赁标的物的高度专属性，对于从事金融业务的出租人来说，到手的标的物租不出去只能闲置，还要花费大笔仓储费用，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是，该理论忽视了对承租人的保护，片面强调买卖合同的生效以租赁合同订立为前提，那么就会造成承租人尽管是买卖合同的实质上的买受人，却无法否定买卖合同中对自己不利的条款的局面。

三、索赔权问题

合同法第240 条规定: 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利的，出租人应当协助。据此，我国合同法中融资租赁交易中的承租人对供货人行使索赔权，需要事先由出租人、承租人、供货人约定。这一规定不仅与国际条约规定不符且不符合融资租赁交易实践，通常实践中只要供货人知道供货目的知道自己身处融资租赁交易中，对于货物的瑕疵承租人就对其有直接请求权。

索赔权的行使与瑕疵担保责任的逻辑连接是自然而然的，既然出租人免除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则责任的承担者应是供货商。承租人直接向供货商行使索赔权的法理: 首先，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公平、有效。公平是指权利义务相伴相生，只有承担义务才能享受相应的权利。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如果约定出租人免于承担瑕疵担保责任那么其也不该享有瑕疵担保请求权，否则出租人很可能怠于行使该权利，因为即使不行使权利他也不会遭受损害。而出租人的怠于行使将直接损害承租人权利。所以为避免承租人的利益受损，在有出租人瑕疵担保免责特约时，由承租人来行使索赔权是公平的。事实上，我国融资租赁实践中在租赁契约约定出租人免除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同时，往往订有索赔权让渡条款。

有效是指在向供货商索赔时，由承租人来行使索赔权更有效率。因为: 第一，如上文所述，在有出租人瑕疵担保免责特约时，若只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则其很可能不愿劳心劳力行使权利，因为权利行使的直接受益人是承租人; 第二，出租人是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于生产设备只负责根据承租人意图购买，并不了解设备原理。而承租人作为企业生产者是设备的选定者和实际使用人，设备运行情况直接关系到自身经济效益，当设备出现瑕疵时是最迫切需要向供货人进行索赔的; 第三，租金的性质包含了设备价款和出租人利润，租期届满后通常设备所有权归承租人享有，在承租人看来，融资租赁而来的设备与自己所有的设备并无二致，出现瑕疵事关自身切身利益。综上只有承租人才能更充分行使索赔权。其次，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在法律上可行。为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各国民法在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在何种条件下生效均做了规定，有以下三种主义: 债务人同意主义、债权自由让与主义、让与通知主义。债务人同意主义遭到多数国家立法摒弃，英美法国家多采自由让与主义，即在没有明确禁止转让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可以自由转让其合同权利，不需要债务人的同意，也无须通知债务人。大陆法系多采通知主义，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必须将转让合同权利一事通知债务人，否则该项债务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力。比较而言，通知主义既维护了债务人的利益，又保障了债权自由流通，合理平衡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克服了前两种立法的弊端因而具有先进性。我国《合同法》也采取了通知主义，规定债权让与无须经债务人同意只需履行通知义务即可。

梁慧星先生曾在《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一文中对承租人直接向供货商行使索赔权的法律根据引述了五种学说并采纳了债权让渡说，即出租人将自己对于供货商买卖契约上的请求权，转让给承租人，承租人因此直接对供货商行使瑕疵担保请求权及损害赔偿权。依据民法债权理论，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债权是可以让渡的，具有法律上的可行性。

合同法第240 条规定原则上采用了债权让渡说，但该条款并未十分明确让渡条件。根据合同法理论，债权让与是无须经得债务人( 供货人) 同意的，而只需履行通知义务即可。但合同法第240 条将融资租赁交易的三方当事人均作为约定让渡的当事人，不禁使人理解为出租人不仅要在租赁协议中与承租人约定转让，还需在买卖契约或其他文件中得到供货商的同意转让之承诺。此一规定限定了让渡的条件还需有债务人供货商的同意，否则索赔权由出租人行使。这样含糊的规定有以下缺陷，首先是以大陆法采用的折中主义相违背，转向了已经遭到抛弃的严格限制主义; 其次是不符合实践做法。事实上有时实践中打擦边球的做法并不是为了可以逃避法律。在实务中，我国各租赁公司所使用的合同文本一般均有租赁公司将买卖合同中对出卖人的索赔权转让给承租人的规定，明显采取的是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直接的债权让与，无须经出卖人同意。再次，与国际通行做法背道而驰。《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融资租赁公约》第10 条第1 款规定: 供应商根据供应协议所承担的义务亦应及于承租人，如同承租人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而且设备是直接交付给承租人一样。但是，供应商不应因为同一损害同时对出租人和承租人负责。该规定明确了出卖人对承租人应承担的义务，从而赋予承租人对出卖人的直接请求权。既然我国已经加入该国际公约，根据公约必须信守原则应改变国内法有关索赔权的含糊其辞的叙述。

新的司法解释并未触及该问题，只是在第十八条规定了承租人因为出租人不协助索赔而导致索赔失败的，可以要求出租人承担相应责任。可见，在日后民法典融资租赁合同相关内容中应该明确索赔权转移的法定效力，引导当事人完善融资租赁合同中有关索赔权转移的相关条款，即使当事人无约定时，索赔权依然发生转移，承租人可直接向责任方主张权利。

四、瑕疵担保责任

在传统租赁中，出租人对租赁物负有瑕疵担保责任，须使租赁物符合约定的使用收益状态。而融资租赁与传统租赁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出租人对于租赁物的瑕疵免于担保责任，即出租人对于出卖人交付的租赁物没有达到约定或法定的品质不承担责任。各国法律和判例也均认可出租人对此免责。主要法理是: 首先，这是由出租人的特质决定的，融资租赁名为租赁实为融资，出租人的主合同义务就是出资购买承租人指定的设备，当他完成这一环节后便完成了自己提供融资的义务; 并且，出租人是从事投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技能和选购经验，主要是依赖承租人的指定进行购买，之后交由承租人占有使用设备，承租人对设备瑕疵情况更为了解关切; 最后，融资租赁合同是租赁合同与买卖合同的结合体，不仅具有租赁合同特质也具有买卖合同的特质。在传统的买卖合同中，出卖人( 供货人) 对于自己的货物须向买受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只不过在融资租赁中，实际的买受人为承租人。综上所诉，出租人并不具备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法理基础。当租赁物出现瑕疵时，一般按约定或法定，由承租人向出卖人提出请求，出租人只负责辅助索赔义务，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但也有为避免出租人违反诚信原则或恶意利用瑕疵担保免责来逃避责任，造成承租人的损失的例外。这些例外情况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出租人在设备选择过程中进行了干预，比如承租人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经验选择租赁物或者擅自变更承租人选定的供货人或租赁物，在这种情况下出租人在选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不是无为状态，影响了承租人的选择故其不能免责。第二类情况是出租人存在主观恶意，比如明知租赁物有瑕疵而不履行告知义务、出租人与供货人恶意串通等。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民法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应当对出租人课以瑕疵担保责任。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篇10

[论文关键词]金融机构；委托贷款；法律风险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通过其在经营活动中的自我积累及向企业主、股东、合伙人或者内部职工借款筹集资金，但由于企业发展的需要，上述融资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往往需要通过向企业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融入资金用于投资，银行贷款是其中的方式之一。但由于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发展前景不明朗，负债能力有限，要通过银行获得贷款存在很多困难和限制。

一方面，中小型企业融资难，而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存在大量自由资金。由于企业（除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之外的非金融机构）间相互借贷目前在我国法律领域里还是一个禁区，为克服企业借贷的非法性，银行逐渐开展委托贷款业务，委托贷款作为金融机构类中间业务，在委托关系下，委托贷款可以高效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实行最大程序的资源利用率，以委托贷款的形式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因此，上市公司委托贷款的公告频频出现，据新浪财经网2011年报道，华联综超委托贷款年利率15%、美欣达委托贷款年利率15%、ST波导委托贷款年利率16%、香溢融通委托贷款年利率18%……上市公司委托贷款年利率几乎呈现出逐步攀升的状态，平均年利率在15%以上。高收益伴随高风险，随着市场融资风险的增加，上市公司委托贷款逾期归还风险加剧。

委托贷款业务存在委托人、受托人、借款人、担保人等多方当事人，委托法律关系、借贷法律关系、担保法律关系等错综复杂，金融机构在开展委托贷款业务时作出相应法律风险防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委托贷款的概念及性质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7条第3款规定，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

委托贷款在性质上首先不同于一般的委托合同，委托合同中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或是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委托的情况后从事民事活动的，委托人才承担民事责任；其次，委托贷款在性质上也不同于一般的信托法律关系，按照资金信托的本意，信托关系的当事人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或者是委托、和受益三方。信托业务实践中，委托人和受益人可以为同一方，但信托法律关系的主体三方不包括信托资金的借款人则是肯定的。

在大陆法系中，根据人进入行为时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被人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以及所订合同后果的归属于谁两个标准。

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上述条款规定了委托人的自动介入制度，该规定承认了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进行的，还规定了在显名的情况下，委托人有权自动介入。

在委托贷款中，受托人与受托金融机构所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符合间接行为的特征，受托人与受托金融机构约定由受托金融机构处理委托人有关贷款事务的合同。虽然委托人将资金交付给了受托人，但受托人并不能自由地处分委托资金，只能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按约定的贷款条件向指定的借款人发放贷款；贷款收益归委托人所有，贷款的风险也由委托人承担，因此受托人与受托金融机构所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在性质上属于间接行为。

二、金融机构在委托贷款业务中的义务

（一）金融机构在委托贷款业务承担相关义务的法律基础

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基础是有偿的委托合同。“委托合同的订立是以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前提”，在有偿的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若未尽到，受托人存在过错，对于委托人所受的损失应负赔偿责任，但对受托人不负直接归还借款本息的义务，理由如下：

1.金融机构在委托贷款合同里系受托人身份，在委托借款合同里处于债权人身份，因此其在委托贷款的法律关系中具备双重身份。但由于委托贷款的资金使用人是借款人，借款人是由委托人确定，对借款人的资本状况、盈利能力、负债能力、偿债能力进行尽职调查并审核最终决定是否放贷是委托贷款方的义务。银行作为委托贷款的受托方，完全按照委托贷款方的指定借款人发放贷款，仅仅提供资金融通的渠道，无需考虑借款人的资产规模、信用等级及其他贷款风险。

2.金融机构在委托贷款业务中并非实际的贷款者，不垫付资金，其作为受托人对借款人使用委托贷款的实际投向仅仅负有监督义务，对贷款的使用和收回不承担直接责任，无需担心借款人在贷款期满不归还贷款的风险，因此，若出现贷款风险，受托人如未根据委托贷款合同尽到监督义务和协助收回贷款的义务，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并不承担返还借款的直接责任。

综上，在委托贷款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如果金融机构在办理委托事务时存在过错造成委托贷款不能按期收回或是不能完全收回，对于委托人造成的损失，受托人应该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

（二）金融机构在委托贷款业务中的相关义务

一般在委托贷款合同中，金融机构的合同责任和义务是非常明确的：在贷款人确认的时间内将委托贷款给贷款人指定的借款单位，有义务监督贷款资金的合理使用。

金融机构承担监督贷款使用的义务，前提是委托人的款项应该进入金融机构的账号。金融机构和委托人签署委托协议、委托人实际把钱交给金融机构，两者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时间上的差异，只有委托人的钱确实进入金融机构账号之后，金融机构才能承担保管监督的义务。确定钱已经进入金融机构的账号通常比较简单，可以通过进账凭证、贷记凭证、票据等证明。但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委托贷款合同由三方签署以后，委托方将贷款直接划入了借款方，金融机构没有收取手续费。过了一段时间，借款人违约，不能按期归还贷款。这时，委托人将金融机构作为被告推上法庭，要求金融机构承担责任。这种情况实际是企业之间的借款关系，双方利用了金融机构。但如果有证据证明钱是由金融机构指示直接划拨的，金融机构就有监督的义务，当贷款不能按期归还时，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委托贷款中，金融机构负有监督贷款使用的义务，主要包括：监督贷款的用途，防止贷款风险的扩大；遵守委托贷款分期发放的约定条件，防止贷款失控；委托贷款到期时，应该发出催款通知，防止诉讼时效的丧失，从而无法追回欠款等等。

三、金融机构在委托贷款业务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从表面上看，委托贷款业务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属于无风险或低风险业务，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为尽量避免委托贷款出现纠纷，金融机构在开展该类业务时应当根据委托贷款业务的特点，依照金融法律法规，完善内控机制，明确合同权利义务，并严格按照合同履行相关义务。

（一）金融机构完善制度建设，防范法律风险

由于委托贷款作为金融机构的中间业务，在委托业务中不垫付资金，不承担贷款风险，风险防范意识较为薄弱。目前金融机构在委托贷款业务的具体操作中并不规范，缺乏规范统一的业务操作制度。

为避免出现法律纠纷后进入诉讼程序而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应重点加强委托贷款业务所涉及的内控机制的建设，同时应提高委托贷款业务的风险管理水平，健全委托贷款风险管理体系，将委托贷款风险管理纳入金融机构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之中。

（二）明确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权利义务

首先，应当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在三方协议等委托贷款的法律文本中进一步明确委托人、受托银行、借款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次，金融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与委托贷款协议中有关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检查、监督执行及督促还款的责任，在出现贷款逾期的情形时，及时告知委托人，同时向借款人及担保人发出催收通知。若委托贷款合同约定或者委托人授权银行行使诉讼权的，金融机构应当以自己的名义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若委托人依据《合同法》第402条、403条规定直接向借款人主张权利的，及时为委托人提供必要的协助，例如提供相关的借款合同，催款凭证、还款凭证等。

（三）把握合规性，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义务

在委托贷款业务中，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不承担贷款的风险，但其作为善良管理人，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对委托贷款进行谨慎管理和监督，要按照银行普通贷款管理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对委托贷款进行管理，在贷前调查、风险评价、贷款审批、贷款支付及贷后管理等方面对受托人承担诚信义务，忠实地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处理委托业务，定期或不定期向委托人报告委托贷款业务的有关情况，在收回贷款本息后，应当及时转交委托人，不得截留和挪用。总之，受托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银行的管理义务、诚信义务、报告义务和贷款本息转交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