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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15:39:36

直接范文篇1

我公司3万m3气柜自1993年使用以来，一直运行正常，由于种种原因，迫使我们更换液化石油气掺空气为气源，气柜已无作用，必须拆除。但由于气柜内有剩余8000m3水煤气，管道和设备上均有水煤气，所以必须置换至安全范围才能动火拆除。

余气放散后需要置换的范围是气柜弓顶1500m3，站区工艺管道及脱硫装置约100m3，合成氨厂至储配站的输气管道1400m，约100m3，台计1700m3，置换用有二种方法，第一种是间接置换，即先用惰性气体置换煤气后再用空气置换惰性气体。第二种是采用空气来直接置换。二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l选用直接置换方案的研讨

气柜的问接置换被广泛采用，但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有以下问题：

（1）由于合成氨厂已停产，若用烟气或蒸气置换，已无烟气等气体产生，我们也无此装置，所以此方案不切合实际。

（2）采用氮气来置换，此方案是可行，但是采用这一方案存在以下问题。

①需要N2量大，置换的体积有1700m3，共需氮气达8000m3。

②劳动强度大，需要装卸钢瓶近200吨。

③费用大，约需8万多元。

④这次是反置换，有煤气不哪附，有一定的危险性。

采用惰性气体置换存在着诸多难题，我们否定了气柜的间接置换方案，而对直接置换方案进行调研，认为在采取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是可取的。首先查阅了大量资料，1995年南京煤气厂曾对10万m3气柜进行了直接置换，置换空间达8223.3m3，置换获得成功，并节省了大量的费用。1997年河南驻马店市煤气公司气柜也实行直接置换获得成功，并节省置换费用15万元。两家公司的经验曾在《煤气与热力》杂志上介绍，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两个单位都是用煤气来直接置换空气的，而我们的气柜置换是空气置换煤气，置换终点更慢，要求更高，与他们相比我们有以下优越条件：①在管道施工中经常用直接置换形式，特别是1998年西河桥改管，也采用空气来置换煤气，积累了成熟的经验。②置换场地宽敞，无人来往。③静电接地只有2Ω，效果好。④我们气柜已停止使用，其置换不受时间限制，可以用很慢的速度来置换，防止静电的发生。⑤气柜性能良好，升降正常。根据上述的有利条件，我们决定采用空气来直接置换煤气。

2置换终点的确定

用空气置换煤气，必然会遇到煤气与空气混合进入爆炸极限问题。停气的气体组成见表1。

经上述计算，这次置换终点决定：各系数各点O2必须大于19.1%，平均大于19.60。

3置换过程的操作

在选择了置换的方法及置换终点后，我们制订了详细的置换方案，采用0.5m3/分的空压机提供空气及自然通风相结合的置换方法，由于工作量小，为了保证安全，只有四人参加这一工作。

3.1气柜置换

（1）剩余的煤气处理

在换气结束后，气柜中尚存8000m3煤气，采用气柜放散管自然放散的办法，三天时问处理完毕，只留下弓顶约1500m3的煤气需置换。

（2）切断气柜与其他系统联系的管道，对多余系统采取拆除，与城区管道连接管道用盲管封死。

（3）气柜置换的操作

按“置换方案”操作，不留死角，在气柜顶四点取样，3月22日正式开始置换，至3月31日，气柜的混合气O2含量达18.8%。当O2达180以上时，O2上升的速度已非常慢，气柜中尚有10000m3水要放出，可以大量冲淡混合气的煤气量。经计算终点O2含量：18.8＋（20．8-18.8）×10000/（1500＋1000）＝20.74％。同时气柜一经放水，气柜中会产生负压，气柜中的气体不会向管道渗透，不会影响其他置换合格的管道，所以31日停止对气柜的置换，转人工艺管道的置换。

3.2脱硫装置的置换

在进柜前有二个脱硫塔、脱硫塔每个体积约6m3，置换每15分钟取样分析，O2达到20％，置换合格，置换时间为1小时。

3.3工艺管道的置换

管网中旁通，并联管道多、死角多、设备多，所以必须仔细认真。置换每15分钟在出站总管取样，以总管取样合格为控制点，整个置换使用时间3小时。最终结果见表2。

3.4原输气管道的置换

合成氨厂停产后对合成氨厂管道已作了置换，我公司气柜内部的管道也已置换，合成氨厂至气库的输气管是一段直管。在放散口取样合格作为置换的终点，置换4小时后，分析O2为20%。

经上述置换，从合成氨厂至出站总管原水煤气气相系统已全部置换完毕，不留死角，为水煤气系统拆除创造了条件，同时为了更安全，合格后把所有的放散管通大气，不至产生局部富集现象。

3.5放水

此时已全部达到预定的要求，混合气体已离开爆炸限50％以上，所以在动火时已不会产生任何危险。

到4月9日上午为止水煤气系统已恢复到原始状态，为了更加可靠，在动火拆除前4月14日再次对气柜取样，其O2含量已达20.6%。

4数据整理及分析

我们对这次置换的有关数据进行整理，详见表3。

从数据表明，全部已达到预定的终点。其混合气中可燃气体的含量仅为爆炸下限的一半，同时所有系统均进行了球胆取样明火点火试验，均不产生燃烧现象及听到爆鸣声。

全部工作从3月19日起至4月9日结束，历时22天。具体分配见表4。

分析化验共84次，在放散余气及放水时作业人员3～4人。在管道置换时动用了约15人及必要通讯设备。

5经济效益

由于这次置换采用了空气的直接置换，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具体如下：

（1）不用氮气置换，节省2500瓶的氮气费用。

（2）省去氮气运输100车，节省运费5000元。

（3）不用制作氮气的专用卸车装置2000元，同时也消除了在气柜上焊接的危险性。

（4）节省了氮气送人气柜的装卸送气工日约150个约8000元。

6体会

（l）用空气（煤气）来直接置换气柜，只要在事前有一个周密的方案，在置换中认真操作是可行的。

（2）直接置换有省时、省力、省财的优点，节省费用8万多元。

（3）用转慢的跟进气可达到更稳定、更安全的目的。

（4）本次使用的空压机排气量太小，使置换时间太长，给安全控制带来难度，如采用了3m3用气量空压机或采用低压的鼓风机会更好。

直接范文篇2

一、乡镇党委书记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直接责任人”，对本乡镇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负有全面直接的领导责任。一方面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党要管党的责任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为党委一班人作出表率，对全乡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为此，必须做到“四到位”：思想认识到位、领导和工作指导到位、安排部署到位、督促检查到位。其基本职责是：

1、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本乡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现状和问题，确定总体工作思路，组织和督促党委主管领导、组织干事制定加强本乡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长远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并带头抓好落实。

2、按照“五个好”的目标要求，认真抓好乡镇党委班子自身建设，切实履行好“直接责任人”职责；全面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按照“五个好”的目标要求，重点搞好乡镇党委和村级组织的整顿建设等工作，特别是选好配强村级党组织书记。指导帮助村党组织制定好组织建设规划和措施，并督促抓好落实。

3、注意积极培养和发现典型，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适时总结推广经验；选择问题较多，工作难度较大的村和企业作为党建工作联系点，坚持深入点上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指导好面上的工作。

4、协调班子成员共同为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作用，做好工作；指导落实好乡镇党委领导干部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联系点制度和乡镇党委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例会制度。

5、组织搞好对各村基层组织建设各项任务落实情况的检查考核工作，保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二、乡镇党委书记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认真学习党建理论，增强履行职责的自觉性，不断探索和完善搞好新时期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方法，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常抓不懈，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不断得到加强。

直接范文篇3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接范文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协整检验；误差纠正模型；因果检验

一、引言

随着山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山东省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据山东省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累计已有113家世界500强在山东省兴办企业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资21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87.0亿美元，增长22.7%；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891个，增长11.1%。与此同时，山东省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年出口额由1985年的23.4652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亿美元；年进口额由1985年的17.979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亿美元。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或出口的关系表现为二者的互补性、替代性或是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山东省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为了从定量角度考察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本文选取山东省1980年至2004年的年度经济数据，运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建立误差纠正模型描述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并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FDI是各年度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贸易额，IM代表各年度的进口贸易额。本文为了研究方便，并且考虑到在分析中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各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各变量序列分别取LNFDI、LNEX、LNIM。

二）平稳性检验

所谓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是指时间序列的统计规律不随时间的位移而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生成变量时间序列数据的随机过程的特征（数学期望、方差及协方差）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在对时间序列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现实经济中，许多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可能会出现谬误回归（spuriousregression）的现象，导致标准的t和F检验无效。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变量LNFDI、LNEX、LNIM进行单位根检验，考察序列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表2：

注：（C,T,K）分别代表所设定的检验方程含有截距、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N指不含C或T，K的选择标准是以和值最小为准则。

以上对时间序列LNFDI、LNEX、LNIM的平稳性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三个变量存在单位根的假设，LNFDI、LNEX、LNIM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LNFDI、△LNEX、△LNIM均为平稳序列。由此可知，LNFDI、LNEX、LNIM均为I(1)序列。

（三）协整检验

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于山东省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本文分别对LNFDI与LNEX、LNFDI与LNIM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协整分析技术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协整分析是由若干服从单位根过程的变量组成的系统，若这些变量的某一线性组合式平稳的，则称这一稳定线性组合为协整关系。协整分析描述了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关于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的EG两步法；二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对协整向量系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和检验。本文采用的世恩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两步法分别对LNFDI与LNEX、LNFDI与LNIM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1、对LNFDI与LNEX的协整检验

首先用LNEX对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然后对回归残差做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采用ADF检验法，ADF检验采用带有趋势项带有常数项的形式，滞后阶数选为6。检验结果根据残差的ADF检验结果知，残差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是平稳序列。这说明LNFDI与LNE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LNEX=3.607857+0.35751LNFDI(1)

(30.26889)(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05013

从方程(1)可以看出，变量LNFDI的系数为0.35751,说明FDI对EX的弹性系数为0.35751，即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35752%。

用LNEX对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得到协整方程为：

LNFDI=-8.304089+2.419141LNEX(2)

(-5.994780)(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23218

方程(2)说明，LNEX对LNFEI的弹性系数为2.419141,即EX每增长1%,FDI将增长2.419141%。

2、LNFDI与LNIM的协整检验论文网在线

首先用LNIM对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然后对回归残差做单位根检验。仍采用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

根据表4的检验结果知，残差存在单位根，使非平稳序列。这说明LNFDI与LNIM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二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五）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验证。Granger曾指出，因果关系检验只有在两个变量协整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由于前面已经验证出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而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此处只须进一步对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这两个变量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取5，检验结果见表5论文网在线

从表5的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对外出口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结果表明：

1、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与进口之间的长期关系不明显。即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进口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出口的影响表现为互补关系，这与小岛清的互补理论模型是一致的。按照小岛清的理论，投资国的对外投资应当从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样就可以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山东省出口贸易的上升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具体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山东省出口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对山东省出口贸易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增加1个百分点，山东省出口贸易将增加0.3575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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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口活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对相关变量的选择具有可计量性的特点，以便引入后来的计量模型。参考国内外实证研究规范，本研究主要考察东道国市场规模、中国对东道国出口、东道国汇率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OFDI表示中国外向的对外直接投资，GDP指接受中国投资的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EXPO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量，是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联系的变量；EXCH表示东道国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IE代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即考察以上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横截面数据，因此用合成数据(Paneldata)的估计方法是合适的。合成数据(Paneldata)是指不同时刻对截面个体做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能够综合利用样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时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问题。模型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参数值不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使用变截距模型，将斜率系数假定为个体和时期恒量，也就是因变量对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在时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择了接受中国投资的17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样本期为2004年和2005年。样本国家每个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为2004年和2005年中国对给定东道国的FDI年度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GDP使用17个东道国2004年和2005年的真实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PO为中国对该17个东道国的年度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CH，本文使用各东道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释变量IE代表的是一国投资环境情况，我们采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加权(各占50％)来做变量。工业生产指数体现了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主要产业增加值的变化，代表了一国主要产业的发展趋势。人类发展指数是人类发展的一项综合指标，用以上两个指标合成可以代表一国的投资环境。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6年版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6年版。

三、结论

从以上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国的GDP显著负相关，说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市场导向型，东道国所具有的大的市场规模对我国的投资并无吸引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不足，理论也不成熟，因此我国企业不太愿意进入发达国家的大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小市场，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有些国家经济及技术发展水平还不及中国，中国企业进入后会拥有相对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因此会被其市场吸引。

第二，对东道国的出口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正的显著的决定因素，且边际影响程度较大我国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越多，对其直接投资也越大。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不明显，更可能是出口导向型。由于先期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使我国的企业在该东道国市场积累了更多地经营及管理经验，对该东道国市场及相关经济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从而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因此更愿意对其进行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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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税与间接税是税制结构的重要内容，研究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对优化税制结构，确立税收制度基本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对我国现行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的实证解析

经过94年税制改革和近年来逐步完善，我国形成了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现行税制结构在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94年税制改革是在通货膨胀，供给不足，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还没有形成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这种税制结构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税制的结构性缺陷日益显现，特别是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不合理，不同功能主体税种设置失衡，搭配失当，不仅影响了税制功能的完整发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税收的基本职能是取得财政收入，评价我国税制结构模式不能离开收入状况。**年至**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年均增长16%，其中，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间接税(不含关税)年均增长1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年均增长22%。**年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为706%，**年仍保持在662%，八年来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而直接税虽然大大高于税收总收入增长速度，但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仍然明显偏低，**年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比重为159%，**年仅上升为223%。有人认为我国是以间接税和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事实上这与间接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现实是不相符的，“双主体”这一提法是不确切的。这种以间接税为绝对主体的税制结构是与计划经济受供给约束的卖方市场相适应的，而与市场经济需求约束的买方市场是不相适应的。对照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比例显然处于失衡状态，间接税比重过高，不仅不利于商品流通，而且造成政府财政对间接税的过度依赖，增大了财政风险。

(二)间接税税负结构不合理，税收负担水平偏高。94年税制改革时，基于控制投资规模和稳定财政收入的考虑，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非中性效应，造成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偏重，存在重复征税的消极影响；我国增值税法定基本税率为17%，优惠税率定在13%，实际税收负担率偏高，如果将17%基本税率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20%以下的水平，优惠税率也远高于欧共体规定的5—10%的区间，因而很难发挥优惠税率的调节作用；增值税与营业税对不同性质劳务平行征收，税率和计税依据上的差别，造成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企业与提供非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企业之间税负不平衡，前者税负高，后者税负低。作为发挥特殊调节作用的消费税，在制度安排上，主要是按产品利润，而不是按消费者消费能力设计税率，消费税是作为价内税，而不是价外税计征，造成增值税对消费税的重复征收，有悖于增值税以增值额课征的原理。更重要的是，我国税收的70%以上由企业负担，而企业税收中又有70%左右来自间接税。这表明尽管企业可以将间接税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在买方市场的今天，间接税税负过高，企业转嫁税负的难度大大增加，特别是企业纷纷依靠降价手段来维持市场份额时，税负转嫁的空间越来越小，有些根本转嫁不出去，使企业不得不承担一部分税负，造成企业效益普遍下降。

(三)直接税中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个人所得税比重偏低。我国现行对内外企业实施两套所得税制，税率都是33%，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实际税负上存在较大差异。在税前扣除标准规定上，如坏帐处理、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企业职工工资和福利支出以及捐赠等，对外资企业限定较少，对内资企业限定较多；在资产税务处理规定上，如固定资折旧年限、净残值率等，对外资企业限定较宽，对内资企业限定较紧；特别是在税收优惠上，如优惠目标、内容、形式、程度等，对外资企业予以较多，对内资企业予以较少。还有一些地区对外资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实际征收税率只有30%，由于外资企业享有多种税收优惠，其所得税负只有8—9%左右，不足内资企业税负的三分之一，由此导致一方面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大量假合资企业，因而外资企业所得税收入大幅增长。**年至**年外资企业所得税年均增长高达375%，而内资企业所得税年均仅增长151%，且低于同期税收总收入的年均增幅。同时我国税制中的大量税收优惠又主要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上，也减少了所得税税类收入，抑制了直接税占比的提高，加剧了对税制结构的扭曲。此外，在所得税收入当中，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所占比重很低，**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仅为24%，**年也只有71%，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水平，如94年扎伊尔后为105%，印度为115%，94年罗马尼亚为194%，95年韩国为207%。

(四)直接税比重过低，制约了税制整体调控功能的发挥。一般而言，直接税具有累进性，间接税具有累退性。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其累退性特征较为突出，限制了税收调节手段的运用。其一，以间接税收入为主，表明政府税收主要是通过社会消费含有较高间接税负的消费品来实现的，这种税负分布机制就会由于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而导致低收入者税负高于高收入者税负，不利于实现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目标。其二，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功能，主要体现为直接税的调控，间接税比重过高，在通货紧缩和企业亏损经营条件下，降低所得税不仅空间有限，而且对企业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有向下拉动物价的效应，对通货紧缩可能是雪上加霜，将抑制税制刺激经济增长的功能，不利于发挥税收杠杆稳定经济的作用。其三，直接税对国民收入分配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对政府解决或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功能要比间接税有效。间接税比重越高，直接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越小。据测算，我国现阶段基尼系数与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相关性为：基尼系数＝04519－243×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表明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降低00243；反之，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提高00243。当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直接税比重过低，降低了整个税制的累进性，不仅妨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可能助长拉大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调节社会收入分配。

二、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是我国税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确处理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建立合理的税制结构是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重要基础。从我国现行税制与各国税制的比较看，在形式上，我国税制基本实现了与世界接轨，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采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运行，但从优化税制结构的要求来看，现行税制还很不完善，迫切需要对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模式进行调整。纵观世界各国税制结构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税制运行的外部环境，构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模式应成为我国税制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其理由在于：

首先，符合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税制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税制相互制约和影响日益加深，必然带来世界税制的趋同化。我国税制结构目标模式的选择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税制结构，顺应世界税制改革趋势。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多数实行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发展中国家多数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税制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已出现了趋同化倾向。具体表现在，发达国家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基础上增加了间接税比重。原因在于，直接税虽然有利于社会公平，但不利于鼓励投资、储蓄和承担风险，抑制了经济增长，因而把税收政策的主要目标由公平转向效率，开始重视对商品课税，以减少政府对所得税的依赖，出现了“重返间接税”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基础上提高了直接税地位，旨在发挥所得税“内在稳定器”功能，调节贫富差距，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正呈上升趋势，大有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驾齐驱的态势。从发展趋势看，世界各国税制结构越来越兼重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聚财与调节功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双主体的趋同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税制由间接税为主体向直接税和间接税双主体结构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税收制度与世界税制的关联度，形成与世界税制大体趋同的税制模式，使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符合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税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和制约，最终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世界银行把世界各国区分为三类国家，即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大多属发达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调查统计，高收入国家税制结构一般以直接税为主体，低收入国家税制结构一般以间接税为主体，而中等收入国家税制结构则选择以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模式。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了由下中等收入国家转向上中等收入国家乃至中等发达国家的阶段。2000年我国人均GNP为7078元(折合855美元)，已基本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起点(756美元)。总体说来，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不具备实行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客观经济基础。从发展趋势看，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企业效益稳步提高，企业所得税实现较快增长是可望的，尤其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稳定增长，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已占到GDP的60%以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有着较大增长潜力，提高直接税比重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我国由间接税为主体向直接税和间接税双主体结构发展，不仅符合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趋势，而且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符合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政策目标。选择税制结构模式必须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体现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健全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政府加强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调控。从我国税制发展历史变化进程来看，经历了一个由自然经济条件下古老直接税为主体，向商品经济条件下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阶段。间接税一直是我国的主体税种，在组织收入、配置资源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如果继续以间接税为主体，强调商品劳务税在财政收入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势必难以发挥税收公平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而这却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补充和加强的；如果完全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体，强调所得税在宏观经济调控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在中国可预见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明显存在征收面狭小，收入不够稳定等缺点，而且直接税也难以替代间接税在促进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和矫正市场失效的独特功能。因此，选择两者配合的双主体模式，可以互补各自缺陷，发挥综合优势，有利于实现税制整体效应和多元政策目标。在财政收入充分利用间接税的刚性收入特点和直接税的弹性收入特点，实现互补；在调节经济方面同时发挥间接税优化资源配置和直接税稳定经济增长方面的调节作用；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同时发挥所得税累进税率的基础调节和消费税差别比例税率的补充调节作用，实现市场经济和政府宏观调控对税制的要求。

第四、符合我国提高税收征收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税制要靠征管落实，税制结构模式的选择必须与税收征管水平相适应。否则，再好的税制模式也难以变为现实。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选择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与间接税相比，直接税对纳税人纳税意识和税务机关征管水平要求较高。从我国法制建设和税收征管水平来看，近年来，我国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税进程不断加快，税收法制教育和税收宣传深入开展，全社会纳税意识有了明显增强，特别是新税制实施后，随着不断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转换税收征管模式，加快税收征管专业化、信息化建设，从制度上、机制上加强对税收执法权的监督制约，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征管体系，大大提高了税源监控管理水平。从我国增值税管理实践看，增值税需要先进的征管手段、较强的纳税意识，严厉的惩罚措施，管理增值税的要求并不比管理所得税的要求低。我国有能力管好增值税，并且在不断提高增值税管理水平，自然有能力保证直接税和间接税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的有效运行，而且选择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还会进一步推动我国加大对税务人员业务培训的力度和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促进税收征管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三、构建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双主体税制结构的几点建议

既然构建直接税与间接税双主体税制结构是我国税制改革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新一轮税制改革应立足现实，着眼发展，借鉴世界各国税制改革宽税基、低税率、少优惠的通行做法，按照完善税制、调整结构、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公平税负、强化调控的思路，有计划分步骤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逐步形成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税制结构。扩大直接税，提高直拉税比重，减少间接税，降低间接税比重，是我国税制结构由间接税为主体向直接税和间接税双主体结构发展的基本途径。据有关资料显示，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数量比例，高收入国家一般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1∶1，低收入国家一般为04∶1。从我国今后发展趋势来看，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调整的目标，间接税比重大致应降到40—50%，相应提高的直接税比重大致应达到30—40%。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种布局，调整税负结构，拓宽税源税基来实现。从存量角度分析，在合理直接税与间接税总体税负分布，完善直接税与间接税内部结构，规范税收优惠的基础上，相应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从增量角度分析，通过费改税，开征新税种，将具有直接税性质的预算外资金，如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健全财产税，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措施，直接税比重会较快上升，将使间接税比重因直接税增量比重提高而相应降低。

(二)扩大直接税，完善所得税，健全直接税制度。要使直接税成为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应当着眼直接税整体制度的安排，协调好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关系，开征具有直接税性质的新税种，扩大直接税征税范围，健全直接税体系，增强直接税制的调控功能。

1、统一企业所得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国际税收惯例，尽快合并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建立统一规范的法人所得税制已基本形成共识。其统一的内容主要是，从法人角度实现纳税人的统一，为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创造公平纳税环境，并有利于与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实现所得税对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覆盖；统一税率，适当降低税负，建议采用25%左右的基本税率和15%低税率两档；统一税前扣除和资产税务处理标准。无论是工资、捐赠、利息费用支出、坏帐准备金提取等税前扣除，还是固定资产折旧、股息和资本利得税务处理，全部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不分内外资企业、不分特定经济区域，统一实行以产业性导向为主，兼顾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

2、完善个人所得税。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统筹考虑个人所得税与法人所得税的衔接，将法人所得税纳税人以外的所有民事法律主体，均纳入个人所得税调节范围。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虽然这种税制模式不如综合税制模式更科学，但作为过渡模式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随着条件的成熟，再向综合税制模式过渡。根据国际上对所得、利润和资本收益的征税惯例，将个人所得分为劳动所得、资本利得、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分别确定具体的税目税率，原则上对各种劳动所得实行从低税率，对非劳动所得实行从高税率。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行合理的生计扣除、家庭扣除和社会扣除，允许夫妻联合申报。简化税率档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适当拉大税率级距。

3、开征社会保障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普遍以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已成为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种。我国直接税体系中至今未设立社会保障税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形成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机制，我国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有利于促进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了较大成效，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已形成一定规模，同时部分省市税务部门已参与社会保障费的征收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时机和条件已基本成熟。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制度设计，应遵循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单位和个人按支付和取得的收入额计税，逐步突出个人义务的原则，选择部分收入积累型社会保障税，实行按项目设置比例税率。

(三)扩大增值税，取消营业税，建立中性与非中性相结合的间接税制度。间接税改革应着眼内部结构调整和重新科学设置。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出发，扩大中性增值税，减少非中性消费税，逐步取消营业税，健全其他间接税，使间接税制更具有中性特征应是我国间接税改革发展的目标。

1、扩大增值税。增值税作为一般性商品税，具有中性、普遍征收、收入稳定和有利市场配置资源特点。根据实行增值税的国际经验，我国完善增值税主要是转换类型，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改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消除重复征税。同时可适度降低基本税率，较大幅度降低优惠税率，适当减轻增值税的负担。由此，一方面将减少增值税收入，从而降低间接税比重，另一方面又将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加所得税收入，从而提高直接税比重。根据增值税普遍征收的要求，增值税长远改革，应把增值税征收范围向前扩大到包括农业、林业、采矿业等初级产品生产，向后扩大到目前征收营业税的所有劳务和无形资产及不动产。但考虑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近期可先将对交通运输、建筑安装等改征增值税，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扩大到所有劳务和无形资产及不动产，将营业税的征收范围统一并入增值税，最终取消营业税。

2、缩小消费税。消费税作为选择性商品税，具有调节生产和消费，弥补市场缺陷的功能。根据税负转嫁特点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消费税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应从过去主要调节生产转向主要调节消费，从过去主要平衡企业利润转向主要促进累进征收，公平收入分配，并依此作为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结构的主要依据。实行价外税是商品课税的发展趋势，应将现行消费税改为价外税。消费税征税范围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消费政策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逐步缩小消费税征税范围，消费税收入比重将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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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作物秸秆；直接还田；效应

秸秆直接还田就是秸秆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施入农田，它是秸秆利用、增加农田有机肥源的主要途径，是一种最简单最普遍的利用形式，也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肥力、实现高产优质、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多年来秸秆直接还田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秸秆直接还田的增产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是养分效应﹑改土效应和生态效应[1]。

1秸秆还田的养分效应

1.1提高土壤氮﹑磷﹑钾养分含量及其利用率

农作物的秸秆中都含有相当数量的营养元素，豆科作物的秸秆中氮含量较高，禾本科作物的秸秆中钾含量较高。一般情况下，单位面积田块的秸秆中氮、磷、钾含量相当于该田块氮磷钾化肥施用总量的10%~20%，通过秸秆还田后，秸秆中的有效养分归还到土壤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土壤养分含量。根据在四明镇东洼村肥力观察点试验，连续4年稻麦两季秸秆留茬还田量4.5t/hm2，土壤中氮﹑磷﹑钾含量均有所增加（表1），还能提高农作物对氮、磷、钾的吸收利用率。

1.2提高土壤的钾素水平

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钾素大量滞留在茎秆中，如小麦秸秆中含钾量为1.28%，稻秸秆中含钾量达0.85%，是氮、磷总和的2倍左右。秸秆中的钾素有效性也高，用清水浸泡稻秆6h，秸秆中近90%的钾素被泡出。由表1可知，秸秆还田后，土壤中速效钾明显增加，4年累计增加32mg/kg，平均年增长8mg/kg，对土壤钾的良性循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3提高土壤有效硅的含量

硅虽然不是植物生长所需的大量元素，但是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若作物缺乏该元素，茎叶的刚性就会减低，抗倒伏和抗病虫害的能力减弱，光合作用能力下降。水稻秸秆中含硅高达12%，在缺硅的土壤中，秸秆还田是提供有效硅的一个主要来源，能明显地增强作物抗逆性[2]。

2秸秆还田的改土效应

2.1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中有机质数量的维持主要取决于有机残体，秸秆还田就是增加土壤中的有机残体，它能增加土壤活性有机质，如稻秸秆含有机碳42.2%，腐殖化系数30%，施稻秸秆3t/hm2提供的腐殖质为379.5kg/hm2。秸秆直接还田不仅能增加土壤有机质（表1）[3]，还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新鲜的有机质的加入对土壤结构有重要的改善作用。从表2可以看出，由于秸秆还田后土壤有机质的增加和更新，使土壤结构得到改善，土壤容重为1.30g/cm3，总孔隙度增加1.2个百分点。

2.2有利于土壤微团聚体形成

在土壤中，直径大于0.25mm的微团聚体被认为对土壤物理性状和营养条件具有良好的作用。秸秆还田后分解的腐殖质有利于0.25~1.00mm微团聚体的形成。根据连续3年秸秆还田试验，0.25~1.00mm微团聚体数量增加数比对照多1倍，分别为32.18%﹑16.20%。因此，秸秆还田促进土壤团聚体形成，有利于增加土壤的通气透水性，增强土壤的保肥保水性能。

2.3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

秸秆还田后为土壤中微生物提供了充足的碳源，促进了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高了土壤生物活性[4]。秸秆还田后，肥沃土壤的细菌数增加0.5~2.5倍，贫瘠土壤的细菌数增加2.5~3.0倍，由于新陈代谢作用细菌不断繁殖不断死亡，这些数广量大的细菌死亡后对土壤的改善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对于各种固氮菌来说，秸秆直接还田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能量物质，加强了固氮菌的固氮作用。据报道，稻草还田150kg，土壤微生物固定气态氮1.2~1.5kg，因而间接地提高了土壤供氮能力。

3秸秆还田的生态环境效应

3.1减轻污染，净化环境

秸秆直接还田到土壤中，经过土壤生物、化学、物理多方面综合作用，可以使秸秆资源得到有效的直接应用，减轻污染。如果在沟边、路边、田头焚烧秸秆，产生浓浓烟雾，严重污染空气和环境，对飞机的安全飞行、公路的营运、周围的树木以及成熟待收的作物构成威胁。如秸秆任意丢弃或推入沟河，不仅浪费资源，而且也污染环境及水体。而秸秆直接还田可以变害为利，从根本上减轻或杜绝因秸秆处置不当对大气、水体和人们生存居住空间造成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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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对欧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2013年起中国对欧直接投资高速增长，每年投资企业都超过100家，2016年直接投资总额超过350亿欧元，同比增长高达7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使南欧国家显著受益。2016年，希腊议会批准了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与希腊政府签订的收购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多数股权的协议。该协议金额高达43亿欧元，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重要经济成果，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欧洲进行的最大一笔对外直接投资项目。2011年，中国三峡集团以26.9亿欧元的价格购买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为进一步开拓南欧新能源市场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巨大贡献。2014年，国家电网公司以2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能源网公司35%股权，成为意大利输电网和天然气输气网市场的重要力量。这三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表明我国企业对南欧能源市场的重视。中国已成为对地中海沿线国家的跨境投资强国。目前，关于中国对南欧国家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及策略的相关问题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选取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四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一方面，南欧四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目的国，具有代表性意义;另一方面，四国数据资料较为完整，有利于对我国向南欧的资本输出策略进行全面比较研究。本文通过收集国内外数据资料，尝试从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入手，分析中国对南欧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影响和差异化投资策略，以期为中国企业拓展南欧能源市场提供有益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成因

中国对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21世纪初。相关数据表明2008年之前，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非常有限。南欧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是造成这一时期中国在该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2008年以前，南欧大多数国家被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划分为“随和的重商主义”国家，与我国的经济交往相对较为保守。(一)中国企业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对我国企业保持市场开放政策，为中国企业在南欧投资提供更多优惠。其中，意大利和希腊两国在2008年前后的政策变化最为明显。意大利在2008年率先从我国对世界混凝土机械公司三巨头之一意大利西法公司2.2亿欧元的并购投资项目中获益。同年11月，我国中远集团完成45亿欧元的希腊港口投资项目。中国联通对西班牙电讯的投资也使西班牙成为我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国。2011年，中国对葡萄牙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金额高达30亿欧元。南欧四国成为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对南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尽管起步晚，但过去五年增长稳健。我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中国对欧洲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增长迅速，由2009年的8%快速增至2014年的33%。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同期我国对欧盟投资的23.5%。近年来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也帮助南欧发达国家跃居欧盟资本输入大国的行列。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欧盟成员国中接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强国家。希腊的名次也升至欧盟第15位。近两年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表明，未来几年四国的地位还将继续上升。(二)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成因。中国近年来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内外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我国对欧直接投资的内部因素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南欧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活动的重要助推因素。中国对欧盟和南欧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动力中，来自欧盟方面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投资接收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和自然资源禀赋、双边贸易关系以及南欧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尽管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普遍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向在四国间也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十四年来，我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差异明显。第一，中国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都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但中国对希腊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占比高达95%，而对意大利的投资则更多元化，包括能源、科技等行业。第二，我国对葡萄牙投资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能源业，但近几年也呈多元化趋势。2014后中国对葡萄牙投资转向金融业、医疗服务业和生物科技。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四大领域:交通运输、能源、科技和金融。这一战略投向与我国对欧盟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向有一定差异。中国企业对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行业分别是:能源、汽车与交通运输、农业、房地产。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运输、金融与及商业服务领域对欧盟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放缓。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与欧盟整体形式差异较小。国有企业仍是中国在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总体而言，在我国对南欧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中，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超过以并购方式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主要是由于南欧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较低，更易于我国企业采用设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但中国企业对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与对欧盟的整体直接投资形式一致，并购方式均多于设立境外企业方式。四国中，我国企业只有对希腊的直接投资项目采用设立企业的形式多于并购形式。

三、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差异化策略分析

(一)对传统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与欧洲其他国家类似，南欧四国的能源业也表现出“三高两低”的特点。南欧传统能源行业的国有化程度高，政府管控度高、外资准入门槛高。这些特点进一步造成南欧国家能源市场效率低，国际化程度低。欧盟的成立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扭转了这种局面，推动南欧能源业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决定于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第一，多数南欧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开始改革包括能源市场在内的国有资产结构和管理方式。其中，希腊和葡萄牙先后出台市场化改革政策规定，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南欧能源市场的竞争。第二，南欧市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调整相适应。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我国开始调整自21世纪初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更加强调海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回报率更高的项目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首选。中国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给予鼓励和支持。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来，南欧工业化国家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受益更多。我国能源企业通过投资南欧寻找更广阔的机遇，融入国际能源市场，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对南欧能源市场的直接投资活动表明，我国对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具有差异化的特点。这种差异化战略源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形成机制广泛性，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格局涉及多部门、多产业、多区域的参与。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联合促进了我国能源企业对南欧能源业投资的蓬勃发展。第三，中国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促进了企业对海外绿色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日益重视，逐步摆脱对传统高污染能源和传统能源供应渠道的依赖。我国能源战略的“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到全球能源市场，给南欧等经济发达区域能源产业的转型带来挑战和机遇。早在2009年年末我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海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高达833亿美元，远远超过以383亿美元排在第2位的美国。我国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将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国内外投资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上因素为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将南欧四国发展成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接收国。我国的投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其中战略投资占主导地位。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投资仍较为分散，总体战略趋势较弱。此外，我国民营企业在该区域的战略投资有限。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以开拓市场和寻求高价值资产为目标。我国企业近年来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直接投资体现出这种战略目标。对意大利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企业开拓地中海区域市场，而能否进入西班牙市场也间接为拓展拉丁美洲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数集中在南欧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而投资于不同行业也体现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的差异化特点。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接收国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对两国能源业的直接投资超过对南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95%。我国对葡萄牙的直接投资占葡萄牙能源业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90%。除上述三个决定因素外，葡萄牙加速国有资产重组和私有化过程也是我国对葡萄牙能源业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私有化后葡萄牙能源网公司的股价下降，为2012年国家电网并购其25%的股份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可再生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分析。中国对南欧可再生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对意大利和西班牙可再生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我国对欧盟可再生能源业投资的12%，两国成为我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在南欧地区的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相反，我国企业对希腊和葡萄牙两国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相对滞后。中国对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可再生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全部集中在太阳能产业。对西班牙的太阳能产业投资更突出，包括金科、正泰等多家企业。相比之下，由我国华锐风电等企业投资的西班牙风能市场上投资项目较少，规模有限。投资意大利太阳能产业的企业包括赛维、尚德、英利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太阳能产业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有倾向于太阳能产业的投资传统，与风能相比，企业更熟悉太阳能市场。同时，意大利、西班牙两国相继出台的对太阳能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宽松和优惠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希腊、葡萄牙两国也为投资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业的外国资本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少。多数投资都集中于风能产业，如华锐风电投资希腊PPC公司项目、三峡集团投资葡萄牙电力风能项目等。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业方面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资水平明显高于对希腊和葡萄牙两国的投资，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希腊、葡萄牙两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重组的时机和速度都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两国，这是造成中国对新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在南欧四国间的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直到近两年，希腊、葡萄牙两国的新能源市场始终把持在垄断势力较大的几家国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手中，造成外资进入阻碍重重。第二，葡萄牙自身的风能产业在发展程度上和体量两个方面都远远优于太阳能产业，这种自身条件限制了我国优势太阳能企业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造成整体投资水平较低的局面。第三，中国风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方法较为保守。我国风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用的是投资合作建厂的传统方式，这种投资方式的项目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缓慢。对于太阳能产业发展滞后只能在风能领域吸引外资的希腊、葡萄牙两国，降低了我国资本的进入规模和速度。中国在传统能源业和可再生能源业方面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分布不均衡，在主要投资形式上也存在差异。中国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两国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用并购的方式，较少采用设立境外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相比而言，对希腊和西班牙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多采用设立境外企业的投资方式。这种在投资形式上的分化是由于中国对四国投资领域的不同造成的。传统能源业的投资形式一般多采用并购，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形式更多采用成本较低的设立境外企业的投资方式。中国企业对意大利、葡萄牙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在传统能源业，而对希腊、西班牙两国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业，从而造成我国在四国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上出现的分化。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过去几年里取得了长足发展。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对意大利和葡萄牙传统能源业投资超过25亿欧元。比较而言，我国企业对希腊和西班牙能源业投资规模有限。同时，中国对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产业的投资显著增长;对葡萄牙、希腊两国可再生能源业投资较少，主要集中在风能领域。我国企业对该地区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未表现出鲜明的发展规律特征。虽然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总体上并未形成统一的投资战略模式，投资策略差异化特点突出。中国企业在南欧对外直接投资中实行的差异化战略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企业对传统能源业的投资以寻求战略性资产为投资战略重点，扩大能源供给及保障能源安全仅是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对可再生资源产业的投资采用了更复杂的投资策略，投资更注重项目选择，而不以投资规模为重点。这种针对南欧不同能源市场的差异化投资策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为国有企业海外战略性资产投资和民营企业高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二，南欧四国在私有化程度和市场环境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如四国政府不同的政策规定、各国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等;第三，中国与欧盟之间尚未达成全面的投资协议，无法为企业在欧洲的投资提供具有一致性的法律支持。同时，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直接投资也不同程度上受到相关双边协议的制约，双边协议的国别差异也造成我国企业投资策略上的国别差异。(二)推动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南欧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拓展区域。结合以上分析，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对南欧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建设，深入挖掘内外潜力，推动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面发展。第一，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加速我国能源企业在南欧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现阶段，“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将重点聚焦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技术合作，特别是新能源、新产业技术合作方面。我国传统能源企业和可再生能源等新技术企业都可以充分把握重要历史机遇，利用“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框架，推动我国企业向南欧能源市场深入拓展。第二，加大对民营能源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民企参与南欧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国政府日渐重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推动新能源国际合作将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重点。可再生能源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民营企业由于其特有的技术和市场适应力，已经成为我国新能源领域的主要力量。各级政府应结合南欧国家的实际，利用南欧及地中海地区国家对吸引我国资本的相关鼓励政策，出台差别化的扶持政策，在融资、商务促进、欧洲资本市场推介等方面为民企提供开拓南欧新能源市场的便利条件。第三，开展多边和双边谈判，推进中欧及中国与南欧国家签订投资协议，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以来，中国先后和沿线国家签订了近50份政府间合作协议以及70多份与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的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为我国能源企业推进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开辟了道路。通过与南欧国家签订多种投资合作协议将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更多机遇，极大地降低能源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第四，以创新驱动引领中国对南欧新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加快推进能源技术研发和重大能源装备与示范项目建设，集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建设能源技术装备强国。与传统的欧洲能源强国相比，南欧国家能源技术发展相对滞后。我国企业应大力发展先进的清洁能源生产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加速形成新能源装备自主配套能力，为中国向南欧能源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GippnerO，TorneyD.ShiftingPolicyPrioritiesinEU-ChinaEnergyRelations:ImplicationsforChineseEnergyInvestmentsinEurope［J］.EnergyPolicy，2016，101.

［2］XueY.TheGlobalEnergyGovernanceStructureandChina-EuropeEnergyRelations［M］//China-EURelations.SpringerSingapore，2017.

［3］刘坚、任东明:《欧盟能源转型的路径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于《中国能源》2013年第12期，第8～11页。

［4］张默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趋势与政策变迁》，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64期，第60～65页。

直接范文篇9

（一）商业举世化的生长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商业自由化的生长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全部权上风与东道国的区位上风相团结，为跨国公司调解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散布和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列国关税水平不停低落，非关税壁垒不停淘汰，跨国公司海良人公司在东道国的中心投入品入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议决内部商业，为一些子公司管理因东道国难以提供富足切合其要求的中心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题目；另一方面，公司内部商业的生长还可以使跨国公司凭据差异东道国的区位上风，议决直接投资实验地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范围经济优点。另外，公司内部商业的生长还为跨国公司议决转移定价获取特别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商业自由化的生长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团体市场情况的革新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低落在东道国的生产资本、前进谋划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着末，商业自由化的生长，特别是服务商业自由化的生长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辽阔的空间。

（二）金融举世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举世化从两个方面低落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资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举世化的生长，套汇、套利活动加剧，举世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降落，这低落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资本。第二，金融市场举世化低落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举行直接融资的资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缘故原由：其一，金融市场举世化大大转变了资本提供人和企业之间的关连。金融市场举世化的生长使企业的潜伏投资者大大增长，而潜伏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低落了企业举行直接融资的利息资本和交易资本。其二，金融市场举世化使争取企业控制权的竞争越发猛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职员的监视，低落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资本。金融市场的举世化给企业管理职员带来了壮大压力：要是他们谋划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大概成为被吞并的目的。相反，企业谋划状态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伏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长，这有利于企业低落进一步融资的资本。其三，金融市场举世化低落了证券交易的资本，直接和间接地低落了企业直接融资的资本。在金融举世化不停生长的配景下，证券掮客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猛烈，它们为争取客户而不得不低落服务价钱，从而低落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资本。同时，企业也可议决选择屈从高的证券交易所，低落证券交易的资本，进而低落筹资资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表露必须遵照严酷的划定，因而议决得到有价钱的内部消息举行内部交易的大概性大大低落，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掮客人将会增长，该企业证券的活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资本低落。其四，金融举世化使企业能有用使用种种差异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能，以低落危害和筹资资本。

金融举世化的生长所带来的筹资资本低落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长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范围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举世化的不停生长，列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讨论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方便了美国跨国公司在举世领域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围的迅速扩大。

着末，金融市场举世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躲避金融危害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举世化的生长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须要条件

从素质上讲，投资举世化是资本及其相干要素（技能、管理技能等）在举世领域内的自由、公正地活动，它主要体现为投资自由化、范例化以及资本大范围跨国活动。投资自由化和范例化的生长，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淘汰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生长。

经济举世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厘革

恒久以来，议决对外直接投资攻克国际市场不停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的，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范围和开放水平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紧张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月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以后，美国对生长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停降落。60年月后半期、70年月和80年月，这一比重都连结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职位地方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款式在90年月没有孕育发生基础厘革，但90年月美国对生长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显着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生长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月的5.7倍，约占90年月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月高近7个百分点。90年月美国对生长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月末以来经济举世化的大范围、全方位推进有着细密的讨论。

（一）商业举世化的迅速生长为美国跨国公司调解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商业举世化的不停生长，一方面使国际商业渠道越来越通行，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猛烈。由于国际商业情况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贩卖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紧张性大大削弱。而低落生产和研发资本，前进企业的技能气力和产物的竞争力，以顺应经济举世化配景下更猛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紧张。获取生长中国家自制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能、技能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月美国跨国公司对生长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长的紧张缘故原由。从90年月美国跨国公司海良人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资本厘革的情况看，90年月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长对生长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低落了其总体劳动力资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良人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月相比，90年月美国跨国公司海良人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阐发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良人公司雇员人数的增长，在很大水平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麋集型生产要害大量转移至劳动力资本相对较低的生长中国家所致，其海良人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生长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长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生长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良人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良人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资本上升幅度却大大降落。1990～1999年，海良人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良人公司雇员人为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资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凭据美国商务部经济阐发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月美国跨国公司对生长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长确实低落了其总体劳动力资本。另外，90年月美国跨国公司增长对生长中国家的研发投入，使用生长中国家自制的科学技能人才举行研究开发，对低落其研发资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举世化的生长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长在生长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大概

80年月以来，特别是80年月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生长中国家开始从限定外商直接投资向接待和勉励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革新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洞开了大门，这样，80年月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举世领域内发达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条理。从单边条理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体现为东道外洋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情况的革新。从列外洋资政策和规则厘革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生长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规则的调解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生长中国家自80年月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举行了大范围的投资，大大革新了投资硬情况。从双边和多边条理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如今双边和多边投资掩护协定的不停增长。1999年，双边投资掩护协定达1856个，制止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阐发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构造多边协定中的《与商业有关的投资步伐协定》、《与商业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商业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停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范例化偏向生长。这种范例化主要表如今地域和多边两个条理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和谐。地域条理的和谐主要是地域一体化协议中包罗的关于投资题目的条款。这些包罗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欺压性的，比喻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活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配合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商业协定等。地域条理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和谐的主要内容通常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定，进而取消藐视性谋划条件以及举行投资掩护等。这一条理投资和谐的目的一方面是勉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范例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地域条理的国际直接投资和谐不停生长的同时，80年月中期以来，多边条理的国际直接投资和谐也在不停增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讨论效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罗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执法文件：《与商业有关的投资步伐协定》、《与商业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商业总协定》。只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人为的个体方面，但具有较强的束缚性。如《与商业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掩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人为和黎民人为题目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商业有关的投资步伐协定》，其焦点内容即是取消全部与关贸总协定“黎民人为条款”和“取消数目限定条款”纷歧致的投资步伐。这三个执法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范例化偏向生长。另外，旨在范例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地域内讨论越来越多。在世界商业构造(WTO)和团结国商业和生长集会(UNCTAD)的构造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讨论或讨论正在举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商业区讨论委员会第一次集会上，讨论各方同意由投资讨论小组拟订一个包罗普遍权利和使命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生长委员会、非洲国家构造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举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相助与生长构造(OECD)内举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讨论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发表。MAI划定了透明度、黎民人为、最惠国人为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划定。只管由于美、欧之间优点的紧张辩说而导致MAI未能告竣终极协议，但MAI讨论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范例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生长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差异水平地体现乐意加入MAI，这评释国际直接投资的范例化有向更普遍、更深入偏向生长的趋向。

举世领域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范例化，特别是生长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情况的革新，增强了生长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月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长对生长中国家直接投资的紧张缘故原由。

（三）金融举世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长对生长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非常紧张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如今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举世化低落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资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罗对生长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本事。

第二，金融市场举世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生长中国家投资的危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月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革新不停推进的同时，生长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生长。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生长中国家股市的生长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生长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举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肯定水平上低落了议决贷款和刊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危害；另一方面，随着金融举世化的生长，生长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举世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门，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议决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生长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举世化进程，其钱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物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生长中国家的子公司在举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使用国际金融市场有用低落汇率、利率危害。

经济举世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厘革

第二次天下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生长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体现是矿业、煤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停降落，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固，服务业的比重迅速前进。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煤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降落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险些没有转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月和80年月相比，90年月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孕育发生了更深刻的厘革：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凭据美国商务部经济阐发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凌驾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显着的相对上风及天下列国经济服务化水平的进一步前进，是90年月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生长的实体基础，而80年月中期以来，特别是天下商业构造建立以来，服务商业自由化的迅速生长则是90年月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缘故原由。服务商业的自由化始于80年月中期，它分为单边、地域性和多边三个条理。单边条理的自由化主要表如今列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脱期制；地域性服务商业自由化主要表如今地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商业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地域经济团体与周边国家签署的服务商业协定，这些地域团体包罗北美自由商业区、欧盟、澳新自由商业区及南方配合市场等；而世贸构造《服务商业总协定》则是多边条理上服务商业自由化的会团体现。首先，《服务商业总协定》作为世贸构造多边协议之一，全部成员方都必须继承，这使服务商业自由化真正具有举世意义。其次，《服务商业总协定》划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人为为焦点，包罗连结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认可、实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推行的一样平常性使命，为服务商业的生长提供了更为自由的情况；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只管《服务商业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界说，但其明确划定了克制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定步伐（除非成员在其答应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克制使用的限定步伐非常明确，使用性强，能有用淘汰纠纷而且便于监视。着末，《服务商业总协定》要求世贸构造成员将服务商业开放的答应加入答应表，答应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搪塞每一个分部门，答应又凭据服务商业的4种要领举行了细分，因此，《服务商业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商业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空前未有的。

从世贸构造建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商业方面的答应来看，服务商业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希望。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答应实验自由化。生长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答应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商业情势，19个生长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答应在直接保险服务商业中，除了对创建当地企业实体生存肯定限定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情势接纳其他限定步伐，26个成员答应对银行存贷业务实验完全自由化。

80年月中期以来，特别是天下商业构造建立以来的服务商业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长。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凌驾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月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商业自由化有着非常细密的讨论。

经济举世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要领的厘革

恒久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相当紧张的职位地方，自80年月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向。进入90年月，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吞并活动汹涌澎拜，一浪高过一浪。90年月，美国对折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要领举行，特别是90年月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乃至凌驾90%。整个90年月，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只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题目（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大概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现实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现实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月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要领。

90年月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要领，与经济举世化迅速生长所带来的企业谋划情况的巨大厘革有直接关连。

第一，随着商业举世化的不停生长，列国经济开放水平越来越高，列国市场与举世大市场的讨论越来越细密，这一方面为企业生长提供了更辽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临国际市场的猛烈竞争，因此，企业对谋划情况厘革的敏感水温和应声速率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题目，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谋划情况厘革做出应声及前进企业应声速率的最快、最有用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谋划，争取国际市场最快、最有用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要领下举行牢固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创建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议决被并购企业迅速相识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谋划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议决被并购企业的贩卖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举世市场，这比议决绿地投资或出口，渐渐创建自己的贩卖网络攻克市场的速率更快。

其次，在举世竞争日趋猛烈的配景下，企业范围的巨细比已往具有更紧张的意义。一方面，企业议决跨国并购迅速扩大谋划范围，既可以低落被吞并的危害，又可以议决范围谋划，低落生产资本，前进收益；另一方面，议决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范围，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谋划中的不确定因素，低落谋划危害。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缘故原由：其一，议决并购一些有恒久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低落企业的交易危害；其二，议决并购扩大谋划范围，企业对市场情况的控制本事增强，至少可以低落对市场情况的依赖水平，这可以有用淘汰企业生产谋划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议决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谋划，有用疏散谋划危害。

着末，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牢固和迅速增强其焦点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能及技能创新本事可以说是企业焦点竞争力的焦点。80年月末以来高新技能的不停涌现和应用，是经济举世化加速推进的紧张缘故原由之一，而经济举世化的迅速生长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猛烈水平，导致产物生命周期不停收缩。因此，经济举世化的生长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能创新本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能创新本事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生长，企业不得不想法革新技能，前进技能创新本事，以顺应经济举世化配景下更猛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前进技能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自己的研究开发投入、钻营战略技能同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能和技能开发气力。不停地大量增长研究开发投入举行研究开发不光危害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纵然是气力富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负担。因此，自80年月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长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议决与其他企业创建战略技能同盟和并购（包罗跨国并购）相干企业来前进技能水温和技能创新本事。但战略技能同盟这种获取外部技能资源的要领也存在一些题目：其一，在团结研究开发的历程中，由于同盟各方技能的可保密性差异，因此，大概会出现一些同盟成员不乐意看到技能泄密的题目；其二，在战略技能同盟中，同盟一方很难过到同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能，战略协作的范围和领域都市受到限定。但是，议决并购要领获取外部技能资源，一方面可以制止在战略技能同盟中大概出现的泄密题目，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得到使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能气力举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得到被并购企业现有技能的静态效益。议决跨国并购，获取外洋企业技能及技能开发气力，正是90年月美国企业大范围开展跨国并购的紧张缘故原由之一。

直接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村民自治直接选举宪法

一、直接选举是基层直接民主的首要内容

考察近代民主理论的发展，人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

所谓直接民主，指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合二而一，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直接民主聂早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所谓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由自己的同意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负责制定法律和昔理公共事务。间接民主又叫代议制民主，产生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美国v

作为国家体制。间接民主是直接民主的高级阶段。间接民主产生于直接民主之后，它从直接民主那里吸取了不少灵感，并对直接民主作了实质性改造。比如，吸取了政治权力只有从民主政治制中产生才具有正当性，才具有合法性。又比如，创造了人们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于的仆人，主人与主事应该是分离的。再比如、由于人民并不亲自生事，间接民主要求有一整套的监督机构来对人民的代表及由此产生的政府进行监瞥和防范，免仆人滥用权力变成主人等等。因此，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体制上实行直接民主，而是普遍采用间接民主.间接民主己发展为现代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普遍采取的间接民主中却不乏直接民主的成分二比如美国社会中的乡镇会议、瑞士的全民公决就是在地方事务和具体问题上的直接民主，以作为对间接民主的一些补充。

当代中国是民主国家，整个国家的主导制度是间接民主，但其中也有直接民主的因素和成分。村民自治就是一种在农村基层社区实施的直接民主，它既以每个具有独立的平等地位的村民为基}''''，又以通过},多数决定补形成群体意志，从而达到村内“公共领域’攀务的有效治理。这一基层直接民主的表现形式有直接选举、直接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等，其中首要内容是直接选举，直接选举是基层直接民主的基础和前提。坚持村民自治中的直接选举原则，这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瞬文规定的。

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村民自治，是指全体村斑对本村共同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并不是指村民个人对自己私人事务的处理。这表明，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抽象的全体村民，在法律上表现为上全体村民组成的自治组织，这一组织应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拥有独立的财产，能以白己的名义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因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全体，为了便于管理本村公共领域的共同事务而共同设立的，它代表全体村民，对全体村民负责并报告工作，是村民自治组织所属的日常议事、执行和管理机关。因此，村民自治组织有权选择自己的翔常工作的弩理机关成员是村民自治的最起码的条件。

二、公正、自由、真实的法律精神是直接选举的实质所在

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1}}3年的试行法到X99$年的正式法，t4年的实践和总结，使直接选举贯穿于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全过程，从选举委员会组成到提名候选人、确定候选人再到正式选举，逐渐显现出公正、自由、真实的法律梢神。

1‘直接选举保障了村民选举委员会的公正性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I3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卜这就是说，村民选举委员会不是选举的领导机关，而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在程序上主持和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顺利进行的选举工作机构。由于村民选举委员会能否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极大地影响著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是否公正，因此，村民选举委员会必须保持中立性。要保持中立，首要的是运用直接选举方式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这已经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他条明确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

除此之外，为保持中立，在各省的具体选举办法中，一是应规定必要的回避制度。(约现任村民委员会委员、报名参加新一届村民委员会竞选的人应当回避，不能进人村昆选举委员会;}})已成为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如果在选举中被选为候选人，应该或者退班村离选举委员会，或者宣布放弃候选人资格;二是应规定明确的选举工作程序，甩公开的程序性保证选举工作的公正性，增加选举工作的透明度，以保证全体村民对选举工作的监督;三是应规定严格实行委员会的集体决策制，尽量压缩村民选举委员会的裁矗权，以保证村民选举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性质、防止个人操纵选举，防止拘私舞弊。

2卜直接选举增加了提名和确定候选人的白由度

村民是否能够自由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权，提名和确定候选人是一个霞要环节。如果村民不能自由地提名候选人，不能按多数意愿确定候选人，那么，选举最终只能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对民意志的自由表达。为保证村民真正自由地选举出自己的信赖的合乎条件的人做候选人，并保证选出的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素质、权威和工作效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由一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直接提名候选人”是对我国洗举制度的重大突破，是对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首创的“海选”方式的肯定。“海选”就是把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提名权、确定权和正式选举权“直接”交给村民，村民能不受限制地“大海捞针”，从大海里捞取“珍珠”，选择自己信任的人。“海选‘’首先表现在候选人的提名权和确定权，即村民直接提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是正式候选人由于在选举技术上不可能把每个村民所提的候选人全部列人正式候选人名单，因此实现“直接提名候选人”的方式就是“海选”，即不包办代替由上级指定、不画框定调由缀织提名、不内定名单和协商，发给有选举权的村民每人一张白纸，按照主任、副主任、委员三种职务的正式候选人的名额要求，由村民以无记名方式自由填写。谁得票多就确定谁为候选人。自前，除了‘，海选”，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保证候选人的提名权、确定权落在选民手中。

3.立接选举提高了正式选举的直接真实性

把“海选”直接运用于正式选举，不设候选人，不举行预选，由‘’海选”直接产生村民委员会成员。这种方式减少了选举成本和中间环节，便于选民的多数意愿一步到位，具有直接的真实性。具休做法二选举时，必须有本村三分这二以上的选民参加方为有效，被选举人在第一轮选举即“海选”中获得全体选民总票数半数以上的即能当选。如果一次选举结果符合村民委员会成员职数的规定，选举即告结束。如果出珊缺额，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应进行第二次投票选举。第二次选举根据第一次选举落选人得票多少。按照一定的差额比例在落选者中确定候选人、有选举权的村民就确定的候选人进行投票，以得票多者当选，但得票的票数必须超过全体选民的三分之一。

“海选”，无论是“海选”村民委员会候选人，还是“海选”村民委员会正式成员、都是对我国传统的提名、选举制度的重大发展，增加了直接选举的公正性和自由度，尊重了村民选举的真实愿意，充分反映了公正、自由、真实的法津精神。

当然，“海选’‘是依法选举，不能脱离法治轨道。毋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规定了有关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法定条件。

三、竞选是实现直接选举的重要形式

1.竞选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宪政思想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子‘.左”的思想影响，对竞选有一种害怕心理，认为竞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搞竞选会引起社会动乱。这是一种错误认识，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宪政理论，也不符合我国选举实践的发展需要。

竞选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不是引起社会动乱的必然原因。18''''71年巴黎公社在发表的丈选举公告》中就提出了“实行选举或竞选”。1936年3月，斯大林在同美国报业巨头罗易·霍华德的谈话中就明确说过:‘’你认为不会有竟选，可是竞选一定会有，而且我预料会很热。”是的，竞选将是热烈的，它将围绕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主要是实际的。对于人民有头等意义的问题)来进行。”“千万选民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候选人，抛开不适当的候选人，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中取消，提出最优秀的人来充当候选人。(《斯大林文选》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l页)到了I9}4.6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把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称为“竞选”。“在竞选时，共产党并不是单独活动。它是和非党人士结成联盟进行选举的斯大林是否坚持了竞选，这里我们不加讨论，但他在公开的言论中肯定了竞选的必要和作用，却具有重要启示。

把竟选作为选举制度中的具体形式和具体环节，我们党也早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实行过，具体讲就是“三三制”的竞选活动。I9z#1年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的《陕甘宁边这施政纲领》，就是作为共产党在选举活动中竞选参议员的政治纲领。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规定“各抗日政党、抗日群众团体，可各提出候选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选举运动。}...a竞选运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249页，第275页)由此可见，竞选是保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充分实现的一种具体方式，本身并无阶级性质之分，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2法制内的竞选是村民直接选举的题中应有之义

将竞选上升为法律，用法律去规范竞选活动，决不会引起社会动乱。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竞选，我国抗日民主政权的竞选以及十年来我国村民会选举实践中的竞选，都有力地证明了竞选不是动乱的根源。相反，法制规范内的竞选，是对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检验*因为选民选谁不选谁，本身就是对我国的方针政策和领导人的一种“表态”，党和政府理应从群众的正常情绪中获得宝贵的反馈信息。因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对竞选活动作原则性规范二比如，(1)所有的竞选活动都应当公开进行，禁止一切不公开的竞选活动如私下检蔡、买蔡、卖票、胡乱许诺等等;(2)选举委员会向候选人提供竞选机会应当均等竞选中不得以造谣、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以及其他不诚实不道德的不正当手段谋取竞争上的优势等等。

当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明确规定竞选，不等于竞选没有某种潜在法律依据。(村组法》第14条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子应选名额”规定的是差额选举、可以视为展开竞选活动的法律依据。差额选举，意味着给选民提供了评价机会和选举余地，候选人面临当选或落选的两种结局，实际上就是一种竞选.只是选择余地和竞争程度不同而已。引进竞选机制，展开竞选活动就能充分地显示差额选举的优越性的效率，而没有竟选，没有比较鉴别，差额选举本来的积极意义无法有效展示。因此，在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实践中，把差额选举与直接选举紧密地结合，竞选机制就不可避免地被引进选举活动。

3规范化的竞选有助于村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进一步实现

如果说海选体现了公正、自由、真实的法律精神，调动了选举人的选举积极性、那么竞选从另一个兔度体现了直接选举的公正、自由、真实的法津精神。引进竞选机制，就能充分调动被选举人的选举积极性。倘若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两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都能有效地调动，将使村民良治的直接选举获得极大的成功。

村民选举的根本目的是选贤举能，海选保证了选举人有完全的发言权，充分的意愿自由。但选举人依据什么表达真实意愿，依据只能建立在知情权上。只有全面真实地了解情况，才能有比较有鉴别地作出选举，选举人平日的亲身感受和选举工作机构对候选人的情况介绍都是知情权实现的方式。竞选是实现知情权的另一种方式，同时竞选还能使被选举人的自荐权一并得以实现。所谓竞选，就是候选人在规定的时间、场合向选民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提出自己若当选后在任期内要实现的目标，解释目标的意义，论证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提出实现目标的方案，论证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和最佳性等;然后让竞选对手们展开辩论，接受选举人的质询，为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方案进行答辩。没有竞选，不仅知情权和自荐权不能充分实现，而且会出现这样的可能;当选人是被动接受职位，他也许根本就不愿意干，或者根本投有能力干，于是工作责任心、公仆和代表意识、被监督意识也就根本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