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心理学论文十篇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1

（一）在社会方面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已经进入高度机械化生产的社会，迫切要充分利用人的全部潜力来提高生产效率，最大限度地创造利润。如何才能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稳定社会秩序成为美国社会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是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进步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为进行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和詹姆斯的机能心理学不能满足美国社会的这一要求。

（二）在哲学方面

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际上是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正如黎黑所指：“整个行为主义精神是实证主义的，甚至可以说行为主义乃是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和杜威。他们认为实用主义就是强调行为、实践、生活的哲学，立足于现实生活，把采取行为当作主要手段。

（三）在心理学方面

主要是机能心理学和动物心理学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意识是适应环境的工具，抹杀了人的意识的指导作用，把人的行为等同于动物的行为，为华生的行为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华生的行为主义正是把机能主义合乎逻辑地推向极端，把机能心理学胜利地过渡到行为主义心理学。

（四）在自然科学方面

1863年，俄国心理学家出版了《脑的反射》一书，指出人和动物的心理活动一样，以反射的方式进行。1910年，俄国心理学家别赫切列夫在其出版的《客观心理学》一书中，主张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心理问题，强调用反射来解释人的行为。20世纪初，巴甫洛夫发现了高级神经活动规律，提出了系统的条件反射理论。指出，由声、光、电等作为条件刺激物所引起的条件反射为第一信号系统条件反射，它是动物共有的；由言语信号作为条件刺激物形成的条件反射是第二信号系统条件反射，这是人所独有的。他认为，一切人的主观活动都是由客体、外界所决定的，提出了有机体与环境相适应、心理与生理要统一的观点。他们都以反射来解释一切心理活动，他认为复杂的高级行为、低级运动反射的复合。这些学说对行为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理论运用

我们知道行为主义心理学在西方心理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理论，尤其是一些关于学习的理论。我国关于服刑人员的教育正在进行改革，虽然行为主义几乎被建构主义打败，但是它的一些观点仍对基础教育有重要补充和启示。

（一）注意奖惩

教育改造是监狱机关对在押罪犯进行的转变思想、矫正恶习的系统性教育影响活动。随着社会新形势的发展，党和国家对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越来越重视，明确要求监狱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把降低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教育改造工作的首要标准，并全面推行了“5+1+1”教育管理模式。然而，现行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监狱警官在日常教育中应该妥善处理服刑人员所犯的错误，保证他们心理健康发展。斯金纳关于惩罚的理论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斯金纳的理论中指出运用惩罚时应当慎重。之所以慎重是因为惩罚本身包含了许多不良的因素：第一惩罚意味着监狱警察面对服刑人员的问题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第二惩罚向服刑人员传达了警察对他的看法和态度，不当的惩罚会动摇服刑人员的自信，破坏警犯关系；第三惩罚会给服刑人员带来情绪上的紧张和不快，不利于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为了使惩罚有效，监狱警察应注意：首先惩罚必须与过错有关。惩罚要有助于服刑人员认识自己的过错；有助于教会服刑人员对自己行为负责，监狱警察不可以随心所欲，想当然地出台惩罚办法。也就是说惩罚与服刑人员所犯错误相联系。其次，惩罚方式与行知指导结合。惩罚只能控制不适当的行为，而不能消除不当行为。惩罚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警察在用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教会服刑人员应该如何正确地做。再次，惩罚须紧接在错误行为之后。如果惩罚与错误的行为相隔时间太久，惩罚会对此行为不起作用。总之，我们要适当运用惩罚。

（二）树立榜样

班杜拉的观察学习，对我国罪犯教育中德育有着重要的作用。服刑人员由于大多数学历低，心理水平低。他们具有极大的模仿心理，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塑性大，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榜样。在教育教学和日常改造生活中都要注意利用榜样示范。榜样示范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手段。所谓榜样示范就是以他人的模范行为，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榜样是培养服刑人员优良品德的典范，是为服刑人员提供思想言行规范要求的物化模式。榜样示范，不仅影响服刑人员的行为，让他们去效法榜样，而且对服刑人员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也会产生极强烈的影响。榜样以具体、生动和崇高的理想形象教育和感染服刑人员，激励他们仿效榜样，像榜样那样认识和处理问题。监狱警察为服刑人员树立的形象一旦潜入他们的心灵，就像明灯一样在他们的心灵里闪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实践也证明，榜样示范对服刑人员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对于服刑人员的道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道理。教育是影响人思想、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要高度重视服刑人员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指引服刑人员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完善自我，理解他人，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懂得感恩和承担一定的社会监狱警官为服刑人员树立榜样时也要注意：第一，从实际出发，适当选择榜样。既要选择具有整个社会和全人类普遍性意义的榜样，同时也要及时引入现时社会生活中的“新鲜”榜样，使这种学习常学常新。第二，引导服刑人员进行榜样分析。让他们通过分析榜样，了解榜样，对照自己，找出差距，明确努力的方向。第三，实事求是地宣传和树立榜样。在宣传和树立榜样时要如实地描述其事实，反映其真正具有的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营造良好的改造环境

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的一切复杂行为都取决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环境对服刑人员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培养服刑人员良好的行为习惯。监狱是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主要阵地。教育改造工作必须同监狱环境的改造联系起来，努力创建理想的监狱文化。情绪积极的人在良好的人际环境里可以寻求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及时宣泄和排解内心的痛苦，并及时获得社会支持系统中的心理支持，建立正向的自我认知体系和自我评价体系，因此，更容易形成健康的人格。教育改造工作效果不佳与没有很好地处理警犯关系和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具有一定的关系，同样的改造内容，在融洽和谐的关系中进行实施，就容易得到服刑人员认同；在不和谐甚至充满敌意的关系中进行实施，就容易遭到拒绝。教育改造工作要注重贴近罪犯的思想与生活实际，结合罪犯的心理与行为特征，适应罪犯回归社会的迫切需要，大力加强积极监区文化的建设，努力搭建亲情帮教和社会帮教平台，注重在日常管教活动中适时渗透积极元素，以培养锻炼服刑人员积极的心理品质，帮助罪犯转变死板、沉闷、单一的改造氛围，努力创建一种“严肃、活泼、紧张、有序”的改造秩序，把监狱建成有利于罪犯服刑、通过改造丰富其人生的一所特殊学校，为罪犯的改造营造一种良好、积极、健康的氛围。

（四）加强服刑人员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对活动的选择；影响着个人的表现品质；决定着个体的努力程度和坚持性；影响着人们在处理问题时的思想方法和情绪反应。监狱警察自我效能感是从事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时，对其本身所具有的能力，以及对教育改造工作、对服刑人员的影响程度的一种主观评价。教育改造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狱警察是否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即能否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及价值，充分发挥主体的意识和作用，使教育改造的目标得以实现。面对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改革，监狱警察必须重新建构元认知，必须学会在有效的参与中调整自我的角色，必须不断提高对管教行为的预期。监狱警察是管理者和教育者，服刑人员是被管理者和被教育者。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服刑人员与我监狱警察同样存在着一种人际关系。服刑人员对我监狱警察在态度上有信服的、有喜欢的、有敬佩，也有抵触的、反感的，甚至是仇恨的，因为监狱警察毕竟是一种对其进行的强制力量。服刑人员对警察的人际关系知觉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教育内容的主观判断，影响到消极或是积极地认识或接受，以及对此预先知觉直接产生的情感倾向。要想别人相信你是对的，并按你的意见行事，最好是让人信服你或喜欢你，否则服刑人员很难接受你的观点，并且心理上对你的宣传内容百般挑剔，或者消极地理解即使认为你是对的，在情感上也难以接受。因此我们监狱警察应该依法管理、公正廉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和人道主义精神，才能得到绝大多数罪犯心理上的接纳。多项调查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与服刑人员的改造学习及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在学习方面，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服刑人员学习活动的动机、参与改造的兴趣、个人目标的确立、对待困难的态度、付诸努力的程度、因果思维（归因）的方式等。在身心健康方面，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服刑人员的认知调控、情绪反应、活动效率、思维能力、人际关系、潜能开发等。具体方法有：增加服刑人员的成功体验；培养服刑人员积极归因；帮助服刑人员设定目标；改进服刑人员改造策略；感染服刑人员积极情绪；引导服刑人员磨炼意志；评价机制激励服刑人员；个体兴趣驱动服刑人员；积极期望看待服刑人员；榜样示范鼓励服刑人员。

三、结语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2

1从范式更替看心理学欠缺科学条件

现代心理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源於古代哲学，惟就二者脱离哲学后之发展历程看，显然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是自然科学发展在前，心理科学发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艺复兴后的17世纪，后者则迟至自然科学发展后两百多年的19世纪末方始出现，而且心理科学自始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以自然科学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学脱离哲学后即与哲学断绝了亲子关系，对自然界物性变化的解释，不再采以往神明决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观念。心理学脱离哲学之后，在思想上与传统哲学间的脐带一直无法切断，对世间人性变化的解释，始终围绕着古代哲学留传下来的一些老问题打转。以下试就此一特点作简要说明。

1.1历来对人性问题解释的争议循环不息

自古代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即从不同观点对人性问题提出各执一词的不同解释，其中最主要者有四大争议：（1）心身关系问题，所争者为心与身究属单一实体抑或分属两个实体，如属单一实体，则实体之运作究竟由何者主控；如属两个实体，二者间又存在何种关系；由此问题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2）天性与教养问题，所争者为人性特质决定於生前抑或生后；由此问题演变成迄无定论的遗传与环境孰重之争。（3）知识来源问题，所争者为人类的知识得自天赋观念抑或得自后天经验；由此问题演变成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反复循环争议不休。（4）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自由意志原为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思想，与决定论相对立，所争者为人的行为究系出於自主抑或决定於外力；由此演变成自然科学研究物性所依循的因果法则能否用於研究人性的争议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由於自古以来对人性问题之争议不曾休止，所以解释人性的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哲学心理学时代如此，科学心理学时代亦复如此。

1.2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研究依然理论纷歧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於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置心理学实验室，公认是科学心理学的肇始，因而使冯特获得“科学心理学之父”的荣衔。然从其后心理学思想的演变看，冯特留下的思想并未获得心理学界普遍支持。其原因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在取向上乃是企图采化学分析方式研究意识结构，以期寻求争议已久的心身关系问题的答案；无如研究开始不久即再度陷入理论争议之中。以冯特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个学派，不久即受到不同理念的其他学派攻击，而导致20世纪初期学派对立的局面。从历史源流看，各学派所持的理念均源於前述四大争议：结构主义旨在探讨心身关系问题中身体方面以生理为基础的感觉历程；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个体适应环境的功能；完形心理学旨在从理性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识的来源，并从整体论观点探讨心身关系问题；行为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的外在决定因素；而精神分析则旨在探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内在决定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五大学派对立的局面逐渐消失，但心理学理论纷歧的现象仍然持续。所不同者只是由原来的彼此敌对转变为和平共存而已。现在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一般称之为不同取向，意谓各家分别遵循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在诸多不同取向中之最主要者有：（1）行为论取向，继承早期行为主义研究外显行为之外，也接纳其他学派思想而兼顾内在活动，进而演变成新行为主义；（2）精神分析取向，原则上继承弗洛伊德思想，进而配合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修正为新精神分析；（3）人本论取向，代表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复苏，强调自由意志及人性整体为其中心主张；（4）认知论取向，远承理性主义思想，近受完形心理学影响，强调研究人必先了解人如何认知世界为其中心思想；（5）心理生物学取向，以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研究人的行为，除探讨个体行为的遗传因素之外，并企图从决定论与还原论的观点探讨行为的基本原因。

1.3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不合於常规科学

现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代心理学在名称上虽已定名为科学心理学或心理科学，但其始终理论纷歧的特殊现象，在整个科学领域内是罕见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在其所著《科学革命之结构》一书中指出[6]，科学的发展乃是由於周期性科学思想的演变；而科学思想演变的动力，除科学方法之进步外，主要是由於人类世界观的改变。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上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亦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的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根据库恩的说法，范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的演进与人类世界观的改变而生更易。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迄至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代表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革命性改变；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其范式效用长达两百多年；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代表人类世界观的再次革命性改变。库恩称此种范式随时代演变而更替的科学为常规科学。如以库恩的标准来检视心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显然是不合於常规科学的。因此库恩认为现代心理学尚不能称为科学，只能称为“前科学”或“前范式科学”。至於心理学的未来能否成为合於范式的科学，端视其以后发展与研究取向而定。

2心理学研究采自然科学取向的难题

尽管现代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但在心理学界却存有一项共识：心理学之成为科学乃是因心理学的研究采用了科学方法。诚然，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自始即采自然科学研究物性的取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基本上采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研究物性变化是成功的，但同样方法用於人性研究时，由於人性异於物性，致使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很难达到目的。试以下列四点分述其原因。

2.1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配合的困难

研究方法是手段，手段之使用旨在达成研究目的。心理学的研究，原则上同於自然科学，都是企图藉研究方法达到五项目的：（1）描述，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表相予以翔实陈述或记录，做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解释，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发现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藉以解释问题表相背后的真相；（3）预测，根据对问题原因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了解，预测将来在同类情境下问题重复发生的可能性；（4）控制，根据描述、解释与预测所掌握到的问题性质，对造成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使同类问题不再发生；（5）应用，将研究结果或研究方法扩大应用於其他方面，或用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了达到各项目的，科学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观察法与实验法。从方法与目的看，三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业已达到上述五项目的，只有少数问题（如癌症、台风、地震等）尚在继续研究之中。心理学自许为科学，对人性研究也采与自然科学类似目的写方法。只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心理学的研究除了观察实验之外，另外设计了调查、测验、个案研究及访谈等多种方法。惟从研究目的看，除了对行为的外显表相描述之外，对行为原因的解释、预测、控制及应用等，几乎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何以心理学的研究无法如自然科学般根据问题表相即可探求表相背后的真相？这正是心理学研究无法克服的难题。下文将对构成此等难题的原因试作分析。

2.2以人为研究对象不易克服的难题

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而其研究的首要困难恰是在於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相与表相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会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变质。在心理学以人为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境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者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以素来公认最严谨的实验法为例，心理实验室不同於物理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是一个纯属人支配物的物质环境，心理实验室则是一个主试与受试交互影响的社会情境。在此情境中表面上是主试操纵自变项（刺激），观察依变项（受试反应），从而分析两个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受试的反应未必直接由刺激所引起，而多半是以刺激为线索针对主试所做的主观反应。此即心理实验时对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中介变项无法控制的难题。受试多半了解主试的假设，他们会针对假设，凭个人主观表达其反应。美国心理学家奥恩称此种现象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Orne，1962）；意谓受试针对主试的假设，表现出他自以为合於需要的行为特征[7]。在实验情境中，受试因主试的影响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将会有正负两面；如属正面，就可能造成自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属负面，就可能出现霍桑效应（Howthorne effect）。无论是正面或负面反应，总是会影响实验的效度，而达不到实验研究的目的。美国心理学家韦伯与库克研究发现（Weber & Cook，1972），在实验情境中受试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在心态上分四种类型：[8]（1）冷漠型，对主试的假设漠不关心，其反应只是无所谓的表现；（2）合作型，认同主试的假设，尽量做出符合主试要求的反应；（3）反对型，否定主试的假设，故意做出与假设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相反的反应；（4）防御型，怀疑实验目的，刻意掩饰自己的本意做出不实的反应。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虽仿照自然科学方法，但由於人研究人所形成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相以了解内在经验的目的。

2.3样本代表性不足难以作普遍推论

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之所以具有高的效度与信度，除了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达到根据问题表相了解表相背后之真相的目的之外，更可根据少数样本物性特征为代表，对同类物性特征予以普遍推论。观察少数几双蝙蝠生活状态后，即可据以普遍推论所有蝙蝠都是昼伏夜行，白昼倒挂在暗处每日睡眠长达20小时之久。反观人类的行为，不但有个别差异，而且有团体差异。心理学家虽然也企图根据样本研究结果普遍推论，但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一向受到质疑。由于近年来心理学文化差异意识抬头，心理学家们对以往全盘接受美国心理学知识的作法有所反省。根据特德希等人对1969～1979十年间的调查研究报告分析发现（Tedeshi et al.，1985），每年的社会调查研究中，至少有70%的受试是美国大学部的学生[9]。单凭调查美国大学生的反应，既不能用以推论解释一般美国人的社会行为，更无法用以推论解释其他国家人的社会行为。格雷厄姆（Grahm，1992）曾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1992年以前10年间美国心理学会所发行6种重要期刊中1500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发现，前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6%，后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8%[10]。只根据对白人研究的结果，自不能推论解释其他有色人种的心理特质。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如是，心理学的书籍也是如此。史密斯与邦德（Smith & Bond，1993）曾分析20世纪90年代在英美两国出版广为流行的两本社会心理学专书发现，在英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研究占68%，在美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的研究占94%[11]。难怪有人戏称，现今全世界的心理学知识不但已经美国化，而且全都变成了美国白人大学生心理学。在此情形下，美国以外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心理学者，在他们的社会里推广心理学知识时，岂不像热带农业学家向寒带地区农民推介水稻种植知识一般，同样缺乏意义。

2.4决定论与还原论科学公设的限制

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与理论建构，原则上是基于决定论与还原论两项公设。决定论确认自然界的物性循因果法则变化，只要了解其变化原因，即可达到对物性变化解释、预测与控制的目的。还原论确认自然界任何复杂现象，均可化约使之还原为最基本元素。根据基本元素的性质，即可解释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等，都是循此二公设进行物性研究，而且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此二项公设用之于心理学研究人性时，却受到极大的限制。先就决定论而言，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何者是支配行为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是人性特质的争议之一。在现代心理学诸多理论中，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都采决定论取向，但两者观点不尽相同。精神分析强调内在潜意识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精神决定论；行为主义强调外在环境因素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物质决定论。反对决定论最力的是人本心理学思想。人本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并非决定于外在环境或内在不自觉知的潜意识，而是根据个体本人所秉持的理由，出于其自由意志所做的主观选择。如果只凭科学研究应重客观单一标准言，人本论的主张也许不够科学，但如从实际生活经验与人性特质复杂性的角度看，则很难否定人本论的观点。否则对财帛当前有人“见财起意”而有人“路不拾遗”的人性个别差异现象，就无法解释。

再就还原论而言，早期结构主义的意识元素分析的构想，与后来行为主义主张的S-R心理学，在性质上均属还原论取向。反对还原论最力的是完形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前者主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合，认为整体分解为部分之后即失却原来整体的意义；人本心理学反对元素论，主张要了解人性就必须研究完整的个人，不能采分析方法或仅只研究人的片段行为。现代心理学中主张还原论者多系采心理生物学取向的心理学家。他们主张将复杂的行为还原到生理基础上，企图从大脑的神经功能去寻求行为的根本原因，此即新近特别受到重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取向。有人乐观地认为（如Wilson，1998），认知神经科学发展下去，将来可能使心理学一向理论纷歧的现象消失，而成为真正理论统合的科学心理学[12]。但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如Glassman，2000），认为如以神经生理做为解释复杂行为的唯一因素，势必陷入行为主义以偏概全的覆辙[5]。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所采还原论取向，非但无助于科学心理学家理论的统合，且极可能因研究取向过于窄化而伤害其自身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罗宾斯等人（Robins et al.，1998），曾分析美国出版的四大心理学期刊内引用现代心理学四大理论取向（人本论取向除外）研究论文的次数，据以观察自1967至1995年之间各思想流派的兴衰趋势[4]。结果发现，在此28年期间，行为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精神分析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一直维持不增不减的低水平，而认知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则大幅成长。此等现象本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在意料之中，但令研究者意外的是，以心理生物学取向为基础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论文，在心理学重要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数并未显著增加。后经进一步分析其他学术期刊发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论文多被引用在心理科学以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中。因此，罗宾斯等人忧心地指出，如此一现象持续下去，认知神经科学非但不能承担统合科学心理学理论的大任，甚至它本身将来很可能从科学心理学领域中分离出去，一变而成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受到科学心理学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释人的行为时过份重视客观的生理基础，而忽略了行为背后的主观心理历程。以构成认知基础的知觉经验为例，知觉是以神经生理为基础的感觉转化而成的纯心理历程。神经生理传导的外在讯息虽是客观的，但经感觉转化为知觉反应时，却是主观的。原因是知觉乃是个体对外在讯息予以选择、组织与解释的历程；选择、组织与解释三者都是主观的；既属主观，知觉反应自将是因人而异。质是之故，还原论的理念只能用于解释以生理为基础的简单行为，无法藉以了解复杂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3舍牛顿幻想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心理学自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之后，成长发展的路途相当难辛；既未将自身与哲学之间的脐带切断，更未达到成为独立科学的愿望。造成心理学发展困境的因素虽多，而自始即缺乏独立意识可能是阻碍其发展的主因。近代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使心理学家由羡慕、嫉妒进而以自然科学家自居，不啻将心理学的大车开进了窄胡同。心理学史学家黎黑（Leahey，1997）指出，心理学家就在此种心态下，使心理学界由物理羡妒（physics envy）而衍生了牛顿幻想（Newtonian fantasy）[13]；幻想心理学界终会有一天出现牛顿，将心理学带到与物理学同样风光的地步。其实，这是心理学界倒果为因的看法；牛顿的伟大是由于他提出的万有引力论使人类的世界观改变；心理学始终理论纷歧，自然难有牛顿出现。近年来心理学界开始对传统心理学取向检讨反省，思考如何舍弃牛顿幻想而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惟反省方向尚未形成共识，以下所论是笔者对此问题思考的两点浅见。

3.1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

牛顿幻想表现在心理学研究上，就是科学方法前提取向，强调只有符合科学方法者才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如爱情虽被视为人生大事，但科学心理学一直未曾将爱情当做研究主题之一，原因是爱情属主观感情的内在经验，不符合科学方法客观理性原则。科学方法前提取向窄化心理学研究范围的作法，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美国心理学家罗宾逊指出（Robinson，1985），现代心理学面临“科学”与“非科学”取向强迫选择的两难[2]；选择科学取向，就必须放弃内在主观经验，选择包括内在主观经验，就必须承担心理学不是科学的缺点。在此两难困境下，就产生了现今流行的各类主题兼容与科学及非科学方法并蓄的折衷主义取向。基于此义，笔者建议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宜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并将心理学的定义明订为“心理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适可与“自然科学是研究物性的科学”相对，以彰显心理学的特性。至于人性一词的意涵，笔者认为宜包括四方面概念：（1）人性所指为全人，心理学研究应包括人性表现的内在与外在一切活动，心理学研究虽以外显行为为起点，但研究目的则旨在了解内在的人性；（2）人性异于天性，人性包括天性与习性，是天性与教养的融合，先天遗传的特质与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而获得的一切心理特质，均应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3）人性异于物性，物性循自然法则变化，只须按客观合理方向解释即可，对人性变化的解释，除同时考虑客观与主观两面之外，又须兼顾合理与合情，合理合情是人性，然合情不合理也是人性（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甚至合理不合情也是人性（如赌性难戒）；（4）人性的异质性大于同质性，人性个别差异之外又有团体差异，而人性的差异除少部分由先天决定外，大部分是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养成的。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认识，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在研究方法选择上，自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科学方法取向，而改采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层面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因篇幅所限，以下仅就社会文化影响人性的观点，浅述今后国内心理学发展的取向。

3.2改文化移植取向为本土文化取向

心理学原为西方的产物，就综合前文所论心理学发展的困境看，西方心理学本身已觉醒到以往自然科学取向的不当，而开始思考调整未来的方向。基于此一认识，国内心理学今后的发展，势不能再如过去那般采全盘西方文化移植取向，而改采本土文化取向，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研究国人的人性特质。近年来国内少数心理学家提出本土心理学的构想，因“本土”一词与“本地”易生混淆，笔者以为用“本土文化”更为适宜。理由是人性表现在行为上的特质，除少部分决定于先天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中养成的。是故，影响人的行为特质者是“本土文化”因素，而非“本地”因素。“本土”带有“本地区”意涵，居于同一地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区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行为表现上未必相近，而分居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者，在行为表现上却仍有其相似之处（如各地回教徒皆不食猪肉）。因此，心理学取样研究时，不宜采同地区为标准，宜以文化同质性为标准。至于文化一词的意涵，最简单的解释是，同一社会群体的人，经久在传统与学习环境下所形成的带有独特性的思维、信念与生活模式。文化具有范围性与多样性，其范围可大可小，在全国主流文化之下，可分为很多性质不同的次文化；诸如种族、宗教、家族、社团甚至一座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等，均可视为次文化群体。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

前述本土文化取向，意在说明今后国内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大原则，在实际进行研究时，未必一定要以全国主流文化为对象，也可采群体的次文化或采群体中的个体为对象。惟对研究结果进一步解释时，就必须考虑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背景，否则对其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无法了解。目前国内大学研究生的论文，多数未能做到这一层：无论实验研究或相关研究，都是对受试行为反应用统计分析方法解释数据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对行为背后的人性特质做进一步探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与古德曼在多年前即研究发现（Bruner & Goodman，1947），在相等距离条件下，儿童们所绘的一元银币图形，其面积大小不同[14]。经分析儿童文化背景发现，扩大银币面积的儿童系来自贫寒家庭；这现象显示贫寒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金钱有不同的价值观。另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同样一幅“鸭头兔首”暧昧图形，生长在英语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多为兔首，而生长在中东闪族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则多为鸭头（Glassman，2000）[5]。原因是两种文化的文字结构不同，闪族文字与英文相反，是由右而左横行书写的。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儿童，入学后无法学习加减法进位与借位的演算，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十位数以上的序数概念。由此可见，本土文化是影响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

本土文化取向并非文化本位主义，在态度上并不排斥西方心理学思想。只是强调放弃以往全盘西化的作法，改而选择性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精义，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属于自己的心理学。这像农业现代化一样，西方现代农学的理论与技术均应吸收，吸收来配合国内各地气候土壤载培国人需要的农作物，如此方可达到国内农业现代化的目的。至于国内心理学家实际从事心理学研究时，笔者认为宜有两大取向：第一大取向为理论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三种方式进行：（1）对西方现代心理学中基础性的知识与方法仍可直接采用，因其与文化因素关系较少；诸如生理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心理测验编制及心理实验设计等方法均属之。（2）在本土文化环境中验证西方重要心理学理论，从而建构新理论，用以推论解释国内同质文化下人的行为。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例，该理论虽具权威性，但因在基础上偏于生物学取向，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被批评为美中不足。中国心理学家可采用皮亚杰创用的临床法，在国内以同质性文化环境中的儿童为样本，验证皮亚杰的理论，并在研究结果分析时纳入社会文化因素。在此情形下建构的认知发展理论，才能用以推论解释同质文化环境下样本以外儿童的认知行为。（3）根据同质性文化环境内国人行为的某种特质，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建构原创性理论，从而彰显中国心理学的特色。第二大取向是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两种方式进行：（1）原则上参照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与方法，经过研究了解汇集经验而发展出适用于国人的应用心理学。（2）在实际研究时宜采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在积极方面，研究并发扬国人的传统优良心理特质，从而提升人口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在消极方面，针对国内因社会急遽变迁所产生的一些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事以及人与己等关系适应的困难问题，研究解决与预防之道，藉以灭少社会问题。因篇幅所限，以下试从应用心理学领域内教育心理学今后在国内的研究取向，就多年来所历、所思、所感的一得之愚，提供同界学者先进参考指数。

教育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中发展最早的一门学科。无如在20世纪初因受行为主义根据动物实验所建构的学习理论影响，致使教育心理学有很多年在学校教学上缺乏实质的贡献。直到60年代认知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兴起后才有所改善。笔者在1996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系兼采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及本土文化中教育需要的一种尝试。最近笔者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孟庆茂教授合作推行的四会能力教学计划，就是在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下所从事的一项教育改革构想。四会能力是指教师在教学时能以知、情、行、意四种心理特质为基础，教会学生四类能力：（1）学会主动求知能力，能教得学生被动受教外亦能主动追求知识；（2）学会身体力行能力，能教得学生手脑并用，能知复能行；（3）学会好学乐群能力，能培养学生好学精神，并乐于参加群体活动，分享团体努力的成就；（4）学会自我发展能力，能教得学生由了解自我与认识环境从而建立自己的志愿与理想。在理论上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四会能力教学是综合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取向教学改革计划。前者所根据的是孔子的“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的说法，并兼采荀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的观念。后者采现代西方心理学中认知主义重知、行为主义重行、人本主义重情与意的主张。综合古今中外心理学思想可知，知、行、情、意四者是人性的重要特质；了解并发扬此等人性特质，同样是古今中外教育的理想。四会能力教学即旨在以知、行、情、意为心理基础改革中小学的教学，以期突破以往教师本位教学且偏重教学结果的缺点，改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且重视学习过程的新观念。因此，在理论上四会能力教学计划是既合于中华文化传统，也合于现代心理学思潮的教育计划。希望此一小型教育改革计划能引起国内心理学界批评讨论，设计出更好的方法研究改进学校教学，从而促进本土文化取向应用心理学的发展。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

【参考文献】

1Koch，S.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psychological knowlodey：Lessons of century quascience.In S.Koch & D.E.Leary （eds.），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New York：McGraw-Hill，1985

2Robinson，D.N.Science，psychology，and explanation：Synonyms or antonyms？In S.Koch & D.E.Leary（eds.），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New York：McGraw-Hill，1985

3Henley，T.B.Meehl revisited：A look at paradigms in psychology.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1989；9：30～36.

4Robins，R.W.，Gosling，S.D.，& Craik，K.H.Psychological scienceat the crossroads.American Scientist，1998；86：310～313.

5Glassman，W.E.Approaches to psychology（3rd.ed.）.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

6Kuhn，T.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7Leahey，T.H.History of psychology：Main currents in psychological thought.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 Hall，1997

8Weber，S.J.，& Cook，T.D.Subject effects in laboratory research：An examination of subject roles，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valid inference.Psychological Bulletion，1972；77：273-295

9Tedeschi，J.T.，Lindshold，S.，& Rosenfeld，P.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West，1985

10Graham，S.Most of the subjects were white and middle class：Trends in published rearch on African Americans in selected APA journals，1970～1989.American Psychologist，1992；47（5）：627-639

11Smith，P.B，& Bond，M.H.Social psychology across cultures：Analysis and perspectives.Hemel Heman，Herts：Harvester Wheatsheal，1993

12Wilson，L.M.Consilience.New York：Alfred Knopf，1998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3

一、文学评论领域中的认知范式尝试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文学教授ReuvenTsur是较早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学评论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就已开始认知诗学(cognitivepoetics)的研究项目。其工作以俄国的形式主义及法国的结构主义为基础，并把研究延伸到认知科学的方向。可以说，在认知语言学还未发展之时，Tsur就已经提出采用认知的范式来对文学进行研究。他主要将自己所发展的认知诗学理论应用到押韵、声音象征主义、诗歌韵律、隐喻、诗歌与改变的意识状态、原型模式等。②原为著名精神分析流派的文学评论家NormanHolland于1988年提出要把从认知神经科学中涌现的“更有力的心理学”运用于文学评论研究当中，发展“文学的认知方法”的计划。③他的方法是将精神分析、认知心理学、信息理论、神经解剖学，甚至包括人工智能的研究，与美国的读者接受理论结合起来，为理解阅读过程和作者同一性提供新的方法。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关于阅读和写作过程的控制论模型。EllenSpolsky则于1993年提出了文学阐释中“认知不稳定性”理论。④其研究基于两种认知理论:一种是偏好模型理论，另一种是由JerryFodor提出的心理模块理论。Spolsky研究了由不同的大脑功能(模块)当中的裂口与不可通约性而引发的心理的内在认知不稳定性。MarkTurner是马里兰大学的英文教授，于1991年提出其“认知修辞学(cognitiverhet-oric)”⑤的计划。他指出，认知科学将最终“需要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因为文学作品是人类心智最关键的产品，文学创作是心智最关键的活动。他认为，人文学者至少应当成为认知革命的领军人物当中的一个。在文学研究中，对于叙事的最有影响的认知研究可能是MarkTurner的《文学的心智:思维和语言的起源》(1996)。在其中，MarkTurner集中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微型叙事与概念整合之间的关系。他将认知神经科学和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指出“文学的心智”就是日常思维的基础，而诸如寓言等结构对于理解人类大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①近年来，有一些文学评论家开始采用认知理论来分析经典的文学作品。Crane研究了莎士比亚戏剧《一报还一报》中的“男性孕育与认知渗透性”，她根据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从《一报还一报》中引导出一个主题、语言学和意象结构背后的“认知渗透性”模型。②Crane的著作《莎士比亚的大脑:用认知理论来阅读》则利用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心理语言学以及概念类别理论，综合出文学研究中认知理论的应用的版本。③Minchin的研究《荷马与记忆资源:应用认知理论分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将荷马学者关于《荷马史诗》的研究(特别是帕利和劳德的程式化语言的理论)、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探讨史诗文本中以记忆为基础的策略的痕迹。她主要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诗人所利用的情节记忆、听觉记忆、视觉记忆和空间记忆资源等。

二、认知科学视野中的文学评论

1994年，《斯坦福人文评论》杂志的编辑组织了一场圆桌探讨，主题为《在裂口上架设桥梁———当认知科学遇上文学评论》，希望这两个在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论上似乎完全不同的领域，能建立互动的交流。认知科学的领军人物西蒙(HerbedSimon)作为这场探讨的主角，在《文学评论:认知的方法》一文中提出，“要充当一个大胆的当代认知科学的传教士”。他认为，“文学评论关注的是文学文本的意义，其中的意义以及被它所激活的意义。认知科学关注的是思维，人的思维和计算机的思维，以及意义的提取与激活，而阅读与写作也要求有思维。因此，在文学评论与认知科学之间有广大的共同点。”⑤事实上，在认知科学领域，也不乏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尝试者。斯坦福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的JerryHobbs于1990年出版的《文学与认知》，将人工智能的研究视野(特别是关于自然的语言加工的研究)，带入了文学理论当中。Hobbs提出语篇阐释理论，指出有四种一致关系:场合、评价、图形—背景和延伸以及组成隐喻的阐释。他还和PatriziaVi-oli一起将人工智能开发的分析语篇结构的工具与经典的符号学框架结合起来，来分析密尔顿的诗歌，并说明GérarddeNerval的小说《Sylvi》的意义。⑥认知心理学家RichardJ．Gerrig和DavidW．Allbritton对文学人物的建构提供了认知心理学角度的观点。他们以IanFleming的《007》系列小说为范例，指出读者在构筑人物时，应用了现实生活知识和经验。⑦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教授、心理学系主任RaymondW．Gibbs，Jr．主要从实验的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Gibbs认为人类的认知在本质上是由“诗学”的加工而形成的，诸如隐喻、讽刺、转喻等修辞，可以看成是将各种不同经验水平进行概念化的基本策略。⑧DavidC．Rubin于1995年出版《口语传统中的记忆:史诗、摇篮曲和计数韵中的认知心理学》一书，被誉为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结合的“里程碑”。Rubin总结并提炼了认知心理学中关于记忆的实证研究传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与对诗歌和叙事形式的研究的相关性的个案。他指出，那些能流传保存的口语传统本身包含着“记忆方法”，这是我们的大脑保留它们的自然能力;文学研究中的某些传统分类———叙事与主题、押韵、意象和节律，已经被认知科学的实证研究和神经解剖学当中的最新进展所证实。这些分类反映了特殊的认知功能，并且与大脑当中的特殊位置相联系。⑨KeithOatley是多伦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教授，他认为认知科学需要研究文学，并从文学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其假设和分析。Oatley致力于将精神分析与认知科学的研究相整合。他和Gholamain尝试将精神分析的认同和内化投射等概念与对小说阅读的认知说明进行调和。①Oatley和AlisonKerr认为，精神分析是研究情绪的，却没有发展出关于情绪的功能的理论，认知科学是关于知识如何心理表征并使用的，却很少将情绪研究包含在内。他们的研究是要将这两个领域的理解进行整合。②JeffreyL．Saver是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神经病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认知功能的神经底质的研究。他与文学评论家KayYoung一起研究了叙事中的神经学。他们认为，叙事是人类经验的不可避免的框架。尽管我们训练为通过几何图形、声音模式、诗歌、运动、演绎等来进行思维，但构成我们意识的根本是用故事来理解自我和世界。他们指出，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表明，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中叙事的创作是通过区域分布的神经网络作为媒介而进行的。

三、从对话到整合:认知文学评论范式的涌现

曾被称为“裂口”的认知科学和文学评论之间，已经由应用认知科学理论的文学评论家和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科学家共同努力，架设了桥梁。进入21世纪，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之间不仅仅停留在对话的空间，而是呈现出整合的潮流。认知诗学、文学认知主义和心理叙事学可以说是这一潮流的代表。

(一)认知诗学

认知诗学这一术语最早是由Tsur于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最近几年，通过PeterStockwell的《认知诗学:导引》(2002)和Gavins与Steen的《认知诗学实践》(2003)的出版而得到广泛关注。PeterStockwell为认知诗学给出了简单的定义:“认知诗学是关于文学阅读的所有事物。认知与阅读中涉及的心理过程有关，而诗学则关注文学的技巧。”Stockwell建构的认知诗学研究范式有:图形和背景、原型与阅读、认知指示词、认知语法、脚本与图式、语篇世界与心理空间、概念隐喻、寓言与投射和文本世界。④认知诗学以认知的身体体验理论(embodimenttheory)为背景，将文学研究与人类的认知联系起来，并与认知语言学对于语言的研究相联系。Gavins和Steen则指出有两种类型的认知诗学:一种是与认知语言学的兴起牢牢相关的，而另一种则面向认知科学。⑤与以往的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对话不同，认知诗学关注的不是对某一特定的文学作品的研究，而是致力于创建一种适应各种作品的研究范式。但Stockwell提出的研究范式并不一定能真正涵盖文学研究的广泛领域。

(二)文学认知主义

文学认知主义(LiteraryCognitivism)代表了文学评论与认知科学的整合的另一种潮流，其倡导者是PatrickColmHogan。Hogan曾是荣格原型评论理论的代表人物弗莱的学生，近年来致力于促进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之间的整合。Hogan(2003)提出了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三个阶段:第一，根据信息加工来形成问题;第二，界定研究问题的认知结构，包括三个主要成分:结构、过程和内容;第三，以算法式序列(algorithmicsequence)来提出对问题的分析。文学认知主义以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来构建研究范式，注重研究作者的创造性认知、文本当中的隐喻与叙事以及读者的情绪和共情。Hogan区分了四种不同水平的认知理论与分析:第一类为纯粹的意图主义(intentionalism)，关注我们的主观经验本身;第二类是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主要采用实验的方法和实证的研究;第三类为联结主义学派(connectionism)，是对大脑神经结构的简化，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建模;第四种则是神经生物科学(neuro-biology)，研究大脑的结构。在这四种水平的理论和分析之上，则是元水平的建构———进化论。⑥Hogan提出的文学认知主义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并没有规定封闭的研究范式，而是致力于发现认知科学当中能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内容以及文学能为认知科学的研究带来怎样的新领域。Hogan自身的研究背景涉及从精神分析到荣格和弗莱的原型评论，再到认知的转向，为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三)心理叙事学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4

一、焦点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

［8］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5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 文化 质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05 文献标识码：A

The Ris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LI Niannia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The ris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has many causes， has their own development inevitablity， there are practical reasons for history. This article on the ris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background and further elaborat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psychology.

Key words cultural psychology； culture； qualitative research

文化心理学是20世纪末刚刚兴起的一种心理学研究取向，冯特建立的民族心理学是它的源头。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构建了两类心理学，一为实验的个体心理学，另一为文化的民族心理学，冯特认为对于人的意识、情感等高级心理过程，只能通过语言文化的研究来获得。但是，由于西方主流心理学在心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民族心理学并未得到发展壮大，相反，它的力量微乎其微。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心理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文化心理学兴起的背景分析

（1）主流心理学中对文化的让步。自从冯特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伊始，文化就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虽然冯特建立了民族心理学，考虑到了文化的作用，但是文化一直都处于压制状态。科学心理学在实证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一味地追求追求的是像物理主义那样的客观性、精确性及普遍性。“心理学正是靠排斥或跨越历史文化来赋予研究的合理性与普遍性。”①20世纪后期，主流心理学家看到了心理学研究中忽视文化所导致的困境，在“文化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让步，其主要表现是跨文化心理学的兴起。”②传统的跨文化心理学以不同文化群体中的人为被试，并比较不同文化下的心理与行为，并分析不同文化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跨文化心理学虽然正视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但是其最终目的仍旧是追求心理的普遍适用的规律，从而建立普遍通用的心理学。目前，跨文化心理家大都还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用西方文化下得出的心理学规律去研究其他文化下人的心理与行为。因此，主流心理学仍旧追求共有的心理机制的假设，其在研究方法、理论上没有多大的改变，虽然在文化问题上做了一定让步，但是仍旧是有限的。文化心理学正是看到了跨文化心理学的局限之处，并在不断吸收超越跨文化心理学的合理之处下产生了。

（2）多元文化思潮下的产物。多元文化论是在西方社会中兴起的一种文化潮流，多元文化论强调文化的多元主义，尊重每种文化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反对西方欧美的白人文化的霸权主义，反对把它作为所有文化的唯一标准。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应重视文化的因素，并认为心理现象并非只由内部因素决定，还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所以，“行为是文化的产物。”③而主流心理学一味地去追求心理现象的客观性，忽视文化的作用。文化被看作是外在的因素，被排除在外。虽然跨文化心理学也看到了文化的作用，但它也仅仅把文化看作标签，用来注明心理特征属于何种文化，文化是自变量，心理为因变量。文化一般是作为背景因素，与研究对象分离。而多元文化论则从文化自身来研究心理行为，强调从文化内部去建构文化心理和行为。多元文化论反对主流心理学家把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研究下的心理规律不加选择就应用到其他文化地区中，要寻找适合不同文化条件的心理机制。多元文化论者反对西方传统心理学倾向于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反对不分条件地把研究的结论与成果应用于所有群体。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心理学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多元文化论为文化心理学的产生做了铺垫。

（3）心理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心理学诞生之初，心理学家一直把研究对象放在西方人身上，其哲学基础与方法论也都是西方的，并且主要沿着自然科学的方向前行。台湾学者杨国枢教授曾指出，华人社会的心理学就是彻头彻尾的西化的心理学。主流心理学坚持实证主义哲学传统，以自然科学为模板，企图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发现心理现象背后的心理规律。岂不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是文化环境下的人，文化是人存在的条件与基础。心理学的研究不能够抛弃文化而存在，心理学的研究应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方法。主流心理学对自然科学的盲目崇拜造成了心理学的困境，面对这样一些文化沙漠似的研究，很多心理学家对文化变量有了新的思考。美国心理学家格根就认为，“人的心理随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而不同，人的心理是多变的和多样的。”④因此在心理学发展之日起，主流心理学就一直注重实证的研究而忽视人文方面的研究，使心理学的发展停滞不前，导致了其困境。因此，心理学的发展对文化转向的呼声很高，文化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兴起了，文化心理学为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2 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特征

文化心理学是心理学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学科分支，它给主流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主流的西方心理学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取向，坚持研究对象的可观察、可证实性。在此基础上的心理学只重视人的物性却忽视了人的文性，只追求心理的客观性却忽视了人的真实性。文化心理学正是看到主流心理学对人的真实性的忽视，而特别强调研究人的文化心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对文化心理学背景的分析认为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特征如下：

（1）注重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心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文化的多元性认识到不同种族、民族的存在，每个国家以至各个地区都可以形成自己相对独特的文化，如欧美文化、中国文化、非洲文化等。文化心理学强调注重文化的多元性，肯定并包容各种文化的存在，在价值观上强调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和平等性。每个个体都有其文化主导下的心理与行为，他们在文化价值观上是对等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没有哪一种文化强于哪一种文化，或者哪一种文化弱于其他文化，每种文化都是其独特的存在。而且人的心理也是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不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心理特征，即同种文化会形成个体相似的集体特征，不同文化下的个体会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即便是在同一个地区，也会发现有多种多样文化的存在，总之个体心理离不开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因此，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心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2）主张研究方法的质化研究。主流心理学力图将心理学建设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期望像物理学那样去研究心理学。它以实证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为其基础，坚持决定论和还原论，恪守以方法为中心，注重研究方法的客观性与定量研究。主流心理学笃信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坚信客观的普遍适用的原则，它认为可以找到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的、普遍适用的、大众的心理规律。主流心理学在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指导下，主要采取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而文化心理学则多以质的研究方法为指导，主要包括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和民族志方法等。文化心理学的质的方法正是考虑到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并认识到传统的实证方法无法给予心理学的研究发展更广阔的空间，而质化研究恰恰能够弥补实证方法的不足，它重视研究者所处的立场，关注对文化心理和行为的意义理解及相互建构。质化研究尤其重视研究对象的自身特点，关注在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心理特点，并把人的心理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研究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影响。

（3）注重对现实中人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和行为，人是具有一定思想、意识和情感的人，他有其自觉性，能够觉知到自己及他人的行为与思想。比如在实验中，被试极有可能去揣测研究者的心理，而研究者也可能去选择对他实验研究有利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再者，人又是文化下的产物，不同文化显然形成了不同的心理行为特征。而主流心理学认为在实证研究方法下产生的研究理论都适用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心理，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主流心理学的研究理论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的文化环境，西方心理学家把他们在西方文化中得到的心理学理论去应用到非西方国家中，显然是不全面的。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文化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人们的生活总是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文化烙印，总是潜在地受到深处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环境下，个体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即便在同一文化条件下，个体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对文化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现实情境下去研究人的心理，使研究更趋于自然，更趋于真实，从而使研究结构更趋近实际。

（4）对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的心理的研究。跨文化心理学虽然也是对文化背景中人的研究，但是跨文化心理学仅仅是把西方心理学研究中所得到的原则、方法拿到其它国家中，其最终目的仍旧是追求在所有文化中普遍适用的规律。可见，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仍旧是心理与行为的相似之处，而非它们之间的差别。跨文化心理学主要从外部来研究不同文化之中的人的心理行为。而文化心理学倾向于站在文化的内部去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它更多的是站在研究对象的文化的角度出发，从研究对象的特点出发，更强调特定文化语境下对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文化心理学强调对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中人的理解，并依此为基础，理解心理和文化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如何相互说明和建构。”⑤因此，文化心理学是对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去研究人的心理现象。

3 结语

文化心理学是通过文化来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一门学科。主流心理学中文化地位的转变，以及后现代思潮和多元文化论的影响催动了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文化心理学从一种新的的角度去探索人的心理与行为，它反对追求普遍的心理规律，而更强调不同文化对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补充，并给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

注释

① 葛鲁嘉，陈若莉.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文化学转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5）.

② 丁道群.文化心理学的兴起[J].心理学探新，2002（1）.

③ 叶浩生.多元文化论与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J].心理科学，2004.12（1）：144-151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6

（一）关于学科“界限”问题

在讨论音乐学跨学科研究问题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有：什么是学科间的“界限”？学科间的关系如何？进而，会涉及到学科间的“界限”是现成的、绝对的、凝固的、分割的，还是生成的、相对的、动态的、关联的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这里有必要强调学术研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前提，即人类实践、认识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形成的知识也必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学科分化是人类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人类认识活动不断深入的必然趋势，学科分化使人类对自然、社会现象的探索更细致、更深入，进而促进对自然、社会整体认识的深化。然而，学科分化并非学科分割，在某个学科研究领域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与相邻学科某些领域发生交融，并且可能导致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的形成。

事实上，就音乐学科发展本身而言，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乐律学等子学科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某些问题上与历史学、哲学一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等人文、自然学科某些领域发生相交，进而把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融入到音乐相关问题探寻和解决中，逐渐形成相应的研究领域和相对完整的体系，最终导致上述音乐学交叉子学科的形成和确立。

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音乐学内部子学科之间也会出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譬如，于润洋先生倡导的“音乐学分析”就是试图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的理论、方法与音乐技术分析学的方法进行有机融合的一种积极探索。这种方法，一方面旨在避免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重事实、理论的描述，轻音乐作品本体分析的偏颇；另一方面旨在避免技术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重音乐作品本体形式分析，轻音乐作品内涵的历史文化、美学意义的相关分析的偏颇。因此，“音乐学分析”的提出，在理论、实践上都将促进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技术分析学研究方法的融合和完善，促进各自学科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使研究视野更开阔、研究方法更多元、研究过程更细致、研究结论更客观，从而促进我国音乐学整体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

从上述音乐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学科间的“界限”关系来看，笔者认为，音乐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之间，以及自身内部的子学科之间的“界限”关系并不是现成的、绝对的、凝固的、分割的，而是生成的、相对的、动态的、关联的。因此，学科的界限只是相对地规定了学科研究的大致范围和内容的边界，但并不表明学科研究范围和内容只能永远固守于其中。恰恰相反，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在某些问题上与相邻学科的相交，适度的“越界”是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必须的。并且，假如这种适度的“越界”和相互交融形成了某个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围和体系，作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的确立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

只有以这种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学科间的“界限”关系，才能使学术研究既能围绕本学科现有范围、内容不断深化，又能随着本学科研究深化而适度拓展，与相邻学科交融，把相邻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先进的理论、方法，适时地、有机地融合到音乐学研究中来，为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新视野、新方法、新动力、新生长点，解决传统理论、方法所不能观照的某些方面和难以有效解决的某些问题，从而避免音乐学科研究观念的滞后，方法的老化，内容的陈旧，使音乐学科发展与人文学科、自然学科整体发展同步，使音乐学术研究的保持足够的动力和勃勃的生机。

（二）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就音乐实践活动来看，人类音乐实践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音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音乐学科呈现出高度细化和专门化的趋势，就目前比较通行的分类来看，音乐学可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民族（人类）音乐学几大块，各大块之内又可作更为细致的层级划分。

音乐学科呈现出的高度细化和专门化的趋势，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存在着利与弊的两面。其利：由于音乐学科的高度细化和专门化，促进了音乐学科局部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音乐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其弊：同样是由于音乐学科高度细化和专门化，久而久之，会导致音乐学各研究领域之间横向关注的不足，使音乐学各领域的研究忽略了对音乐整体性的观照，忽略了对音乐艺术与其他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之间的整体性观照，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研究方法的单一，研究内容的陈旧，研究结论的片面。

由此，为了避免由于学科高度细化而导致的上述问题，音乐学跨学科研究（所谓的“跨界”）问题的提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音乐学跨学科研究应该从那几方面展开？笔者认为，大致上可从如下三个层面进行：

1.音乐学内部学科间的理论、方法上的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是指音乐学内部各子学科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与相关子学科的借鉴、融合。譬如，上述于润洋先生提倡的“音乐学分析”就是属于这类跨学科研究的融合，这种跨学科融合并没有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音乐分析学消解掉，而是拓展、深化了各自学科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促进了各自学科的发展。

2.音乐学和其他人文学科间的理论、方法的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是指音乐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在理论、方法上的借鉴、融合。音乐学现有的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等子学科，实际上都属于在音乐学科发展中借鉴、融合相关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的产物。作为上述子学科的研究，应紧密关注史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前沿，及时把相关的新理论、新方法有机融入本学科的研究，促进本学科在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的更新，推动本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同时，对一些还未被我国音乐学界关注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应根据音乐学研究问题的需要适时地引入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中，从而促进本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

3.音乐学和自然学科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是指音乐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在理论、方法上的借鉴、融合。乐律学、声学、音乐治疗、音乐心理学（其中的实验、实证方法）等都属于这一类跨学科产物。这些子学科的研究，应紧密关注相关自然学科的研究前沿，及时把相关的新理论、新方法有机引入本学科的研究中。

在借鉴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时，不应该忘记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在笔者看来，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是把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融入音乐学研究中，从而促进音乐学研究问题的有效解决。合乎这个目的的跨学科研究就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太好的，甚至是不好的。由此，音乐学跨学科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进行音乐学跨学科研究时，应“适度”，以避免在过于宽泛的跨学科中消解了音乐学学科自身。具体说来，跨学科研究应该紧密围绕音乐学研究的问题域，不要漫无边际。假如音乐学跨学科研究过于宽泛，则可能导致本学科研究问题域的消解，最终导致音乐学学科的消解。

2.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借鉴、融合，必须是能有效解决音乐学问题的，而且是经过消化、过滤和改造的，对音乐学研究问题是具有切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应避免生搬硬套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

3.对西方理论、方法的借鉴和融合，应该以中西观照的态度，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在中西观照中，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消化、过滤和改造，使西方理论本土化，进而成为能有效地解决中国语境中的音乐学问题。

二、跨学科研究的探索

（一）音乐符号学研究的探索

本人的学术研究方向是音乐符号学，在研究中笔者把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身体理论引入音乐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音乐与现实关系问题和音乐意义生成问题展开；其中涉及音乐符号行为链条中的“物-身-心-音”的转化关系问题；音乐符号的能指一所指意指问题；音乐音响文本、乐谱文本、身体文本间的互文性意义生成等问题。试图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拓展音乐美学研究视野，深化音乐美学的研究内涵。

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域和对象，当把一个学科的理论引入另一个学科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该理论对另一个学科领域的的切适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把这个理论有机融入到相关的学科领域。同样，在把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身体理论引入音乐学领域时，首先要考虑这些理论对于音乐学研究的切适性，因为这些理论针对的理论域和对象主要是语言学、文学的、现象学的，其中必然存在不适用于音乐学理论域和对象的东西。如果生搬硬套其理论，必然无法有机融入音乐学理论域，无法对对象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所以在引入这些理论的核心概念（如符号、能指、所指、互文性、身体、身体间性等）时，必须在吃透、消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度的过滤和改造，保留其理论普适性部分，剔除其理论特殊性部分，挖掘其与音乐学问题域相关联的部分，经过消化、过滤和改造，使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和身体理论能较好地融入音乐符号学问题域的研究，并且具有较好的切适性和可操作性。

中西文论的融合是我在音乐符号学研究中所采取一种研究方法。“物-心-身-音”模式的提出，一方面以中国传统乐论为基础；另一方面把西方的符号学理论、互文性理论和身体理论融合其中。笔者试图以这种模式去描述音乐符号行为链条及意义生成过程。

在音乐符号行为中，“物”、“身”、“心”“音”的转化，若从音乐符号创作行为的发生来看，则可描述为“物”（现实事物）——“心”（作为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作曲家在感知现实事物的基础上产生的心灵活动过程）——“身”（作曲家把心灵活动中意欲表达的音乐音响通过身体的写作行为或即兴演奏行为外化为乐谱符号作品或音响符号作品的行为过程）——“音”（通过作曲家身体的写作行为或即兴演奏行为物化为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或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的本身）的转化过程。

若从以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为中介的音乐演奏行为的发生来看，则可描述为“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心”（作为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演奏家对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的解读、体验、理解的一系列心灵活动过程）——“身”（演奏家在对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的体验、理解、解读的基础上，按照音乐作品中的乐谱符号所规定的要求，用身体动作演奏乐器的过程）——“音”（演奏家演奏乐器过程中所呈现的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本身）的转化过程。

若从音乐欣赏行为发生的来看，则可描述为“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身”（听众的身体，其中包括听觉、肌肉和整个躯体，对音乐作品的音响作为声音刺激物产生的生理情绪层面的反应和体验）——“心”（听众在身体性的生理情绪反应体验基础上，产生的把音乐音响作为具有“意味”的符号来体验、联想、解读等一系列的心理意识活动）——“物”（听众通过对音响符号意义的体验、联想、解读等一系列心理意识活动，把音响符号与其所象征和意指的现实事物关联起来）的转化过程。

在音乐符号行为中，作为创作行为结果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和作为演奏行为起点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是同一的，此处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是创作行为向演奏行为转化的中介点；作为演奏行为结果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和作为欣赏行为起点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同样是同一的，此处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是演奏行为向欣赏行为转化的中介点。由此，“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或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在作曲家、演奏家和听众的音乐符号行为的表达交流活动中起到重要的符号中介作用。而“身”（身体行为）则分别在音乐符号的创作行为、演奏行为和欣赏行为中的“心-音”相互转化中起着重要的行为中介作用。

（二）利用华南师范大学综合学科群优势，进行校内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学-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探索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是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学科带头人莫雷教授是我国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现任中国心理学学会会长，在学习认知心理研究上成就斐然，并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学术团队和世界一流的心理学实验仪器和设备。我们充分利用本校心理学科的优势，进行校内跨学院、跨学科的联合。近来，主要做了如下三方面工作：

1.成立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心理研究中心，学术团队由两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

2.利用先进仪器设备，进行音乐-心理学跨学科实证研究，其中涉及音乐与美感关系、音乐语义启动机制、音乐听觉延留等研究课题，部分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心理学报》等国内心理学权威刊物。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心理学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音乐心理学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涵。

3.实施音乐学-心理学跨学科人才培养，从音乐专业本科生中挑选优秀人才进入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心理学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培养方案由音乐学院和心理学院共同制定，跨学院授课，实行音乐学一心理学双导师制，成绩优秀者，二年级可转为硕-博连读生，毕业后回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音乐心理学研究培养跨学科研究的复合型人才，为音乐心理学科发展培养后备力量。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7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形而上之品格，是儒、道、释思想深入渗透的结果。著者认为，“中国形而上之艺术理论，氤氲着道家、禅宗的玄远灵动的精神；重‘体悟’的艺术精神与庄禅之道，可谓脉脉相通，息息相应。”[2]13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艺术直觉的研究，只有从道、禅思维方式切入，才有可能接触其本真。著者在严羽《沧浪诗话》中拈出两组看似矛盾的命题，以此入手仔细甄别道禅致思方式的特点及其在诗论中的运用，对艺术直觉的整体性、直入性、非理性、模糊性等诸多特征作了透彻的分析，形成最终的结论，“所谓艺术直觉就是指审美主体高度浓缩推理过程，超越理性思辨，对审美客体所作的模糊整体性的直入本质的审美观照”[2]26。这一结论无疑凝聚了著者对庄禅智慧精神的深切体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道、释不是截然相分，而是相互融合的。如魏晋玄学就融合了儒道思想，禅宗也是印度禅学和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宋明理学虽号称“新儒学”却也整合了道释之观念。它们对不同时代的审美理想、艺术风尚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并通过对主体心灵的作用渗透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各个命题、范畴以及审美趣味中，左右其流变。如著者在《从山水到美人的艺术变奏》一文中深入探讨了玄学、佛学与南朝诗风的演进关系，揭示了南朝诗风流变的深层原因，即玄学、佛学对诗人审美心理的深刻影响所致。儒、道、释之间相互融合使得中国古代文论意蕴极为深厚。同一命题、范畴在深受三者影响的文论家或著作里其内涵各个不同，面目各异，故在研究时既要别异，又要合同，更要深溯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著者在研究《乐记》中“遗音遗味”说时就是循此思路，溯其源流，考各家同异，认为本于儒家礼乐文化而产生的“遗音遗味”说，其影响在于东晋以后形成“以味论艺”之风气，而其渊源则是受到古代饮食文化和儒道释思想的共同作用[2]177。这一研究，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艺审美观念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诗书画乐相结合。中国文学草创之初就是诗乐舞一体，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端也是以诗论乐论相通。汉魏六朝之际，诗书画乐在表现和功能等方面相通的特性更为人们所重视，入宋之后，在理学“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之下，人们更是自觉注重诗书画乐等各门艺术的相互贯通，以画论诗、以书论诗等现象纷纷出现，至清代，桐成派后学中坚方东树在遍阅诸家诗话的基础上予以总结：“诗书画乐理一”①。可以说，注重各门艺术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特征之一。著者尤为注重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书画乐之间的贯通研究。前文论及《乐记》中的“遗音遗味”说，即是从乐论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以味论诗”的现象。著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两大特征就是画意与乐感”[2]51，并分别从“画意”和“乐感”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视觉审美意象和听觉审美意象的生成和表现，对诗与画，诗与乐之间的关系等作了系统的研究。著者从视觉、听觉等审美感官来研究古代文论并提出“感官诗学”这一课题，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精神及古代文学所具有的艺术美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如其在《画意：视觉审美意象生成表现论》一文中，对中国诗歌的画意问题从视觉这个感官角度进行了讨论，提出“直视”、“悬视”、“内视”三个视觉审美范畴并以之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诗学审美意象的营构方式及其过程进行论究。“直视”是“物沿耳目，临景结构”，“悬视”是“登高远眺，笼罩全景”，“内视”是“视境于心，物在灵府”，诗歌创作是诗人借助“直视”，“悬视”或“内视”来观物取象（境）而创作出来的，由此得出“中国古代诗歌的鲜明“画意”性与诗人的视觉审美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49的结论。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追求“远”的创作精神及中国古代诗歌的“画意”性特点的根源。著者认为，“书画艺术创作的不同，与文学创作差相近似，并且又是共同影响、相互贯通、并生激荡的。”[2]136据此，著者常将古代文论置于哲学、宗教、绘画、书等组合成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综合研究。如在研究文学地理学时，就充分注意到禅宗的南顿北渐之别对中国画论、书论的影响，认为：“以南北宗派来区别画学的南北流别，这种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2]132六朝文论向来是著者治学的重点，与之相关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研究特点，尤其在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上，著者认为，“从《文心雕龙》创作论方面，我们最能看到其受到六朝时期玄、道、佛思想的深刻作用，也能看到其对书、画、乐等艺术理论观点吸取和包容的特点。”[2]209故对其进行研究，也是本着这一研究理念的。在《文心雕龙》与《六朝审美心物观》一文中，著者将乐论、画论和文论结合在一起，以《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宗炳的《画山水序》及陆机的《文赋》为主，对六朝审美心物观演变过程及其对刘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该文将诗书画乐与儒道玄释融为一体，堪为著者治学理念的典范之作。

史、论、考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学的发展面临转型的问题。人们提出诸如语言学转向、主体性转向、文化学转向等诸多观念，体现了当代文艺学研究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努力姿态。其实，无论怎么转向，都离不开对历史文本正确解读。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来说，应该向文献学转向可能更为合适。中国古代文论虽有形而上精神之追求，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总结而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泯灭物我的审美心态，以及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反映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就是诗性话语这一特征。随意性的、体悟式的意象批评到处可见，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思辨严密、概念明确，往往难以确解。因此对古代文学作品和理论文本进行历史还原，最大程度地接近文本本真是研究古代文论不可或缺的功夫。著者即是如此，或侧重于“史”，或立足于“论”，或致力于“考”，并力求做到史、论、考相结合。著者尤精于考，每立一说必考之有据，而不是一味追求理论自身的逻辑性，自足性。这使得本书立论尤为平实，公允。如在《司空图“味外之旨”说新论》一文中，著者对古典诗学中的“味”、“韵”、“境”等范畴，既从“史”的角度进行梳理，探其流变，又作“论”的剖析，寻其真义，并对“味外之旨”说与禅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大致说来，著者精于考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以考证为主的研究，如《司空图家世、信仰及著述问题综考》、《司空表圣诗集辑佚考述》等；二是寓考于论，考论结合。前者自不待言，自是精于考证。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论中带考，析论之中，凡所征引，务求真解。如《〈乐记〉“遗音遗味”说及其审美观念之发展》一文，先就《乐记》编撰问题进行一番考证，既为论题“遗音遗味”说奠定可靠的文献基础，又解决了其渊源问题。在探讨《文心雕龙》中的儒学思想时，对其古文学派的立场及其对今文学派的统摄与汲取，既对《文心雕龙》本身之观点进行辨析，又考征他说予以支撑。二是注中有考，以考证释。注释是对论证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其本身就是论证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著者极其注重注释的严谨和规范，并常加按语予以辨析。例如，著者在指出“玄言诗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后代诗人妙悟自然，寻觅本体意义的山水诗的先声”后，所加注释就引《世说新语》之《文学》第85则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评孙绰、许询诗，以及评价东晋玄言诗之说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并结合《文心雕龙》相关篇目加以辨析，认为：“檀道鸾只是说玄言诗风，‘谢混始改’，但开始逐步向山水诗写作过渡。就此而言，也可以转而说是玄言诗孕育了山水、田园诗。”[2]95这种注中考的方式，既强化了论证的力度，也强化了研究的深度。

在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宏观研究时，需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使自己的研究避免流于庸俗类比、庸俗阐释，当为研究者所重视。著者曾从文化传承和学科建设的高度给予思考，“当我们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建设当代文化时，我们应该更多地深入思考中西古今之通的问题，并将之切实贯注到我们文艺学研究和建设之中。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不仅要注意古今之异、中西之别，更要考察古今之同、中西之通”[3]。其研究途径是，“我们应该立足于‘古’与‘中’，究明其本来意；而又要放眼于‘今’与‘西’，阐释其现代性，区别其差异，也注重其会通”[3]。那种过分地强调古为今用，西为中用，难免会产生强加古人的流弊，最终会导致传统文论“个性”的丢失。鉴于此，著者在研究时，立足于古代文论本身，博考诸文，以究其实。又贯通古今，察其流变，在中西对话中彰显其民族性、发掘其文化精神、阐释其现代意义。如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艺术直觉理论的研究，著者从严羽提出的诗要“妙悟”而又“不假于悟”以及“别材”、“别趣”与“书”、“理”相关而又不得不相关这两组“悖论”入手，认为其“既指出了‘妙悟’非理性的特征，但也不排斥其理性的作用，就较为接近现代文艺哲学中的‘直觉’范畴内涵”，因而“比司空图更具有现代意义，他的两大命题已点到了艺术直觉最主要的特征”[2]14。这一见解显然是以现代艺术哲学中有关艺术直觉理论为参照，旨在分析以该命题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直觉理论的现代意义，从而把古代文论与现代艺术理论贯通起来，使得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艺术直觉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特征得到充分揭示。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8

从西方心理学史来看，心理学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由于这一时期的心理学还寓于哲学之中，尚未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所形成的心理学思想也大多属于哲学范围之内，所以也可称作哲学心理学思想。应当指出，这时的心理学思想要早于古希腊的民主理论而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先哲们探讨了许多具有浓厚哲学气息的心理学概念，如“数”、“人性”、“美德”、“正义”和“理性”等，并形成心理学思想如原子论、理念论、生机论、官能论和意识经验论等。其中，一些心理学思想促进了相应时期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如古希腊早期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创造了数的哲学，认为数及其关系是万物的根源，从而论证了数与正义之关系。他认为，人要想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除了每天自我反省以外，还要用科学和音乐来净化灵魂。这里的科学指医学，音乐指一种数学比例的艺术。他创建了数学，还提出了黄金分割律，认为一定的比例会产生和谐美，这种几何的平等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社会秩序中，个人的权利与他的贡献相对应，一切遵循数的比例，就会产生正义。［1］普罗泰哥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不是生来就好或就坏，但人人都有道德的倾向”，政治上、伦理上的美德可以通过教育来养成，人人可以被教育成为好公民。这些心理学思想已经从早期先哲们关注自然元素、神灵、灵魂发展到公民的思想和欲望等人事问题。之后苏格拉底提出善、正义、美德等是城邦公民应具有的品质，此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沿袭了这一思路，柏拉图反对民主政制，准确地说，是平民政制(这在柏拉图的政体分类中被称为不守法的政体)，提出按照人的灵魂的三部分———理性、激情、欲望———人的德性来确定人的社会等级地位，其中理性是最高的灵魂，只有哲学王才具有这样的灵魂，也即建立哲学王统治的正义城邦。依据柏拉图建立的正义观，政治上的正义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德性进行义务与荣誉的分配。

亚里士多德通过对雅典158个城邦政制的实证研究，确立了把数量的平等作为实现正义的途径(亚氏提出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认为这种平等要建立在个人能力平等的基础之上，以实现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在参政能力上的基本一致，具有抽签决定公共职务候选人的权利，具有决定城邦重大事务的权利，从而开启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的渊源。史学博士魏万磊认为，“从亚里士多德这里也开始了两种民主观的分歧:一种是建立在数量配置平等上的民主观，一种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平等上的民主观。前者后来发展为共和主义的民主，后者后来发展为自由主义的民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心理学与政治学的相关性也作了论述，他说，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躯体更可珍贵。……于是，我们就须答复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并以什么为依据，才可普遍造诣于全部诸善德?”我们曾经说明天赋、习惯和理性可为培养人生诸善德的根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论述了城邦公民培养灵魂诸善、具有善德有助于城邦治理和公共幸福，进而建立最优良共和政体等相关关系。总体来说，西方早期心理学从关注和探究诸如灵魂、数、理性、善等概念和思想到认识和构建正义与善、平等与权力的民主共和政体，促使西方古代民主思想(自由、平等、和谐)向民主共和理论(及政体)转变。

二、心理学的近代转向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

西方心理学的近代转向是在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以及经院哲学)的束缚之后，这种转向具体表现是:“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随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使心理学从思辨性的灵魂官能心理学向感觉经验的心理学转化。到了近代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验的心理学就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哲学心理学的主流。”与这一时代特征相呼应的是，西方近代民主理论也由城邦民主共和理论转向了人民理论、代议制民主理论、民主理论等。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促使人及其思想的解放。这一时期的心理学仍然是哲学的组成部分，但具有人文主义心理学思想倾向，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的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个性解放，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进一步开启了民智，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启蒙思想家们接过人文主义者的旗帜，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提出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社会。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由文艺复兴倡导的人的思想解放到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批判，再到新兴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呼唤人民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天赋人权、人民和代议制民主政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选择和发展趋势。为此，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们开始了适应时展的民主政治理论的创设和建构。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所说，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瞩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此所未有的道德性。卢梭在这里指出了人由自然状态下生理上的非理性冲动行为到进入社会状态下基于契约关系而形成的理以及获得的自由权利，进而上升到国家制度建构中的人民民主理论。大概来说，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心理学关注人及其思想的解放，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近代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培根、笛卡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思想和以斯宾诺莎、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心理学思想也相继发展起来。

就经验主义心理学而言，培根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认识论，认为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他还提出了经验归纳法，主张以实验和观察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比较、选择、排斥，最后得出结论。笛卡尔主张革新哲学，发展科学，提出唯理性的原则和天赋观念论。之后，霍布斯、洛克等批判了笛卡尔的思想，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心理学的经验主义促进了社会契约论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自由与平等等民主制度的形成，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就理性主义心理学而言，斯宾诺莎主张唯物主义唯理论，认为自我保存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同本性，自然界是认识的对象，而且是可以认识的。在哲学观基础上，他提出了政治自由和契约立国等政治学说。其后，康德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学说，提出了先验认识论。他尤其重视人的理性能力在认识中的作用，从认识、感情、意志三个方面区分了人的心理活动，并写成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部著作。他认为契约只是一种逻辑的抽象，一种理性的观念;人的最高行为准则是道德律令，它是道德实践所依据的先验无条件的原则。由此，他建立了以道德律令为原则的社会契约和道德化的政治观以及法权学说等。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哲学心理学发展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德国科学家韦伯和费希纳提出了实验心理学思想，促使心理学由思辨哲学转向经验科学，从而丰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经验观察和科学规则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广泛采用的研究手段。总之，近代以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心理学思想、17—19世纪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思想和理性主义心理学思想等，推动了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持续发展，促成了人民民主理论的提出，由于人民、自由与平等权等政治实践的现实需要，洛克、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先后提出并建构了代议制民主理论、民主理论等，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发展要求，保障了人民日益增强的民主参政权利。

三、科学心理学的创建和发展与西方现当代民主理论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心理学获得更多科学研究方法的支持，已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具体问题的研究。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此宣告心理学脱离哲学而成为独立的科学。西方现代心理学发展的趋势表明:“现代心理学日益从封闭意识的研究进入开放机能、行为的研究，从元素分析的考察进入整体综合的研究，从表层心理现象的研究进入深层需要、动机、人格的探讨，从静态的研究进入动态的研究，从低级心理功能的研究进入高级心理功能的研究。”由此现代心理学成了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一方面，它与生物科学相结合，探讨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同时延伸到技术科学领域，与计算机科学相联系，促进了认知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心理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心理现象等。其中，科学心理学的发展与西方现当代民主理论具有密切联系。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现代心理学发展经由哲学心理学到科学心理学的革命性转变，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介入”和运用，采取经验的观察和科学的实验来分析心理学问题，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则推动了诸如现当代民主理论的极大创新和发展。换言之，“当代西方民主理论，是民主理论从应然研究向实然研究、从规范理论取向向经验理论取向转变的结果，其典型代表就是精英民主理论”。这些精英民主论者的理论只是为了揭示一种真实性社会政治状态———现实中真正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永远只是社会中的极少数精英，而绝大多数民众只是被统治者。“其实用精英主义模式来分析民主政治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就已经蕴涵了精英治国的理念，而从柏拉图以来源远流长的贤人治国理论更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政治精英理论所继承与发展。”

心理学的这种经验主义分析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还有助于政治理论家考察和研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多头统治(多元民主论)、公民民主政治参与的价值和决策权(参与民主论)以及公共协商与民主决策(协商民主论)。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现当代民主理论并不是民主理论家们凭空建构起来的，而是依据当今民主政治实践、现实经验观察和实证调查研究总结和反思得出的新型民主理论，所以，借助心理学经验主义观察和实证主义分析，社会科学家们不能不关注到社会政治发展中出现的精英民主、工业民主、政治民主、多元主义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或者说，这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科学研究得出的现实民主类型，为的是呈现社会民主政治生活的“真实面貌”。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现代科学心理学兼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使得其既注重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揭示和探索微观的心理世界及其相关课题(如实验心理学、构造主义心理学和意动心理学等)，又注重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揭示和探索中观或宏观的交叉学科及其研究课题(如行为主义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群体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这样来看，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或多或少地带动了民主政治理论及其政治实践的现实发展，诸如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意识心理学等现代心理学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民主政治理论家们关注广大公民的民利、民主意愿(或动机)、民主选举、民主心理、民主认同等现实民主政治问题，特别是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民主调查与民意测验对政治领导人的民主选举、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影响。所以这些民主政治理论家们对精英群体掌握权力的审视、对多元利益集团的反思、对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认知、对公共协商与民主决策的关注，都与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思考路径不无联系。反思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手段，我们或许就不会对现代心理学与民主理论发展之间所具有的演进关系感到疑惑。如精英民主理论家拉斯韦尔在探讨精英民主之研究方法时指出，更多的政治学家去和那些擅长于访问原始民族(文化人类学家)、精于猎取个人生活史文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善于进行长时间技术性会谈(临床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专搞控制观察(行为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应用心理学家)的各种专家们进行接触。专心致志于近期过去和近期将来的政治学家们对各类多发性事件(如投票)进行了研究。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9

元理论注重对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形式化检视，通过诉诸语言来分析、检验和判断心理学，尤其是现存的各种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合理性、有效性。同时，运用基本的元理论范畴去辨识和归纳心理学的理论现状，以揭示心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近年来，在西方又出现了一门系统地探讨心理学自身问题的分支学科——“元心理学”(meapscooy。美国心理学元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雷科弗提出，元心理学是比心理哲学更宽泛的概念，它重在考察心理学范围内科学哲学所考察的典型议题，如理论的可接受性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对心理学的元问题即学科内部的最高问题的质询和解答来澄清自己实际上已经选择的理论类型，并通过对这些类型的批判性检视，达到新的心理学发展境界。

元心理学是心理学之学，是以心理学自身的理论陈述和研究状况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尽管目前西方仍有不少学者对元理论概念及元理论化研究趋势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不少严厉的批判。但是近20年来，许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科元理论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逐渐成熟同时也对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中的“后基础论”运动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元理论化研究趋势已被视为许多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途径，一些学者认为，“是获得对理论深入理解的方式，构建新理论的序曲，形成超越的理论视界的资源”111。特别是在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新转变时，元理论能够在修正目前该学科所通行的范式和纲领的研究中发挥出重要的理论组织功能。

同时，当某一学科的研究很久没有出现进展时，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越来越困惑，元理论化研究更能够凸显出其内在的学理价值。其通过对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建设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进而寻求开辟新的发展路径。由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长期处于众多困境之中难以自拔，于是元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出现便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西方主流心理学一直信奉“方法中心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危机也多被归结为“方法危机”。但是，现代心理学中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方法在建构理论过程中却连续遭受挫折，不少心理学研究者便开始尝试超越方法论的传统，探索心理学的新的建设与发展途径。后现代心理学无疑是当前西方心理学众多流派中的积极探索者。

作为一种泛化思潮的后现代心理学研究取向，其在许多方面包孕了自己对心理学科中的元理论问题的反思、追问和解答。后现代心理学在哲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建构实在论（ccnstrutverealim)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本体论思想，拒绝形而上学和元理论，这就意味着对旧的形而上学的超越和克服，将建设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发展任务，他们不得不自觉地将元哲学问题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并在这方面进行重要的重新建设与构造;在科学观方面，无论是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均普遍以有机整体观、生态科学观为武器，试图实现“世界的返魅”再现“科学的魅力”，进而建构起内生性的“真善美统一”的后现代世界观与科学观;在心理学领域，后现代心理学通过不断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赖以立足、发展的理由及方法的反思、追问和判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离散式的元理论。近20年来，西方后现代心理学在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主流话语系统进行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重新解释与建构起了新的心理学的知识观、真理观和意义价值论，其中出现的众多新的研究范式，特别是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流派，在知识论和认识论领域所开创的“后继认识论”（rucesrepistenology)更是在元理论层面上对以科学主义为代表的实证心理学和信息加工理论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的核心假设思想的一种有力否定与超越。

除了对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的知识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建设性的后现代心理学还对目前另一种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一认知心理学进行了批判。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元理论核心假设是物理符号加工系统，主张物理符号系统类似于人的心理表征机制。而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元理论核心假设，不是“心理机制”或生理机制和表征而是话语、技能和能力。表征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社会建构主义者则认为，谈话的方式才是中心;谈话本身提供的不是“心理表征”而是“心理工具”可以服务于修补与指示的双重功能，也都可作为发现已有意义的符号。心智表征的真实是从社会获得的，其不是对真实事物的指代，而是对在社会传统中运用修辞和文本方式建立的实体的指代，即“理论方法”。当前即使与认知心理学关系十分密切的认知建构主义学派也批评了经典信息加工理论的“表征”核心概念。例如，格拉斯费尔德和斯皮罗等人便认为，知识并非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它只不过是一种解释和假设，而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其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被革命掉。认知信息加工理论重视“知识的表征和信息的输入”问题，这就等于给知识赋予了预先的客观确定性和权威性。所谓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等概念及与之相匹配的知识学习设计原理，无不反映出传统心理学和现代心理学的“灌输”思想。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知识并不是信息输入传递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转换、加工的建构过程，其中个体的经验信念、活动参与、语言灵活性在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相当关注“怎么做”的方法论问题。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不习惯于使用方法一词，但有时他们也用近似于方法论的术语讨论真理与知识问题。在与现代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后现代的方法论是后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的。他们甚至声称，就方法而言，“怎么都行”。而作为对现代心理学“科学方法”的替代者，后现代心理学主张这样两条方法论途径：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解构”注重否定的批判能力，而“解释”则侧重表达某个积极的观点。在现代心理学的领域里，解释的特点受到严格的规定:寻求协调、追求对真理的统一，而不是寻求各种方案的扩大和增加。而在后现代心理学的解释理论中，解释已经不是深入根底的追求真理的活动，而是起中介作用的个体化理解形式。“任何一个文本的无限数量的解释（意义）都是可能的”。所有的文本意义、所有的解释，都是无法确定的。所有的解释都是等价的。他们拒绝让某个陈述高于另一个陈述。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将话语分析方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话语分析方法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一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创立了G方法，主张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这应该说是近10年来后现代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许多积极探索成果。

同时，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主张也涉及了心理学的实践论问题。实践论是与方法论相联系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即“如何去做”之类的实践应用问题。这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已经超出了元理论的既有研究范畴，但是实践论题本身的重要性也迫使元理论研究，对于实践问题不得不对理论的应用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因为如果任何形而上学的元理论是无用的，那么，有关后现代心理学的一般性质和结构之类议题的讨论，同样是多余的或者是无用的。倘若一个心理学理论问题的解答是有意义的，那么其必然是人类实践所必需的。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基础性问题的反思和探讨，也理应涉及元理论的实践内容。众所周知，后现代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而后现代心理学也特别强调要有一种关注日常生活世界和实践操作的心理学。正如建构主义者波特（pq«t2000)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有利于心理学实践向这样四个方面的转变：（1)促进语言的意义与功能的转变。（2)从个体中心模型向关系模型转变。（3)从客观世界向社会建构世界转变。（4)从经验实证向话语分析转变。

波特还批评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心理学未能将人的实践活动概念化，未能认识实践的行动定向和协同来建构其功能，也未能说明实践如何通过人的分类、公式化及定向活动获得意义。话语心理学集中强调了自然情境中关于现实和认知的“文本”的产生过程，这种文本是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后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思潮、一种理论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但是这种所谓的新的心理学样式进一步的发展目标是对学科和职业实践活动的贡献，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值得进一步关心的问题是“后现代心理学能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能否为心理学的职业和专业实践上有所丰富呢？”后现代心理学也越来越重视这些重要问题。格根指出，现代心理学中，在学术性知识与实践的应用性知识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强的鸿沟与等级之分，而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别可以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揭示世界的理论并不是对世界的镜像反映，而是在社会中的话语行动建构。所导致的结果是，理论是其自身的一种实践形式。理论也是一种实践自身的形式，理论是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实践是技能化的做事（skilledpefmance)'为了使心理学家超越学术专业活动的话语世界，更直接地丰富自己的实践形式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后现代研究者一方面强调心理学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文化实践，另一方面开始重视增加有效用的实践操作系统的探索，以便能使目前现代心理学的主要专业职业实践成员，如心理治疗、咨询、教育、测量和组织管理工作者等能够从中受益。需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的心理治疗与咨询模式已经出现在家庭疗法、叙事疗法、交往互动疗法等职业实践中。随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深入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也会得以进一步加强，必将会给后现代心理学获得更大的内在生命活力。

笔者以为，后现代心理学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工业社会、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探索，且其本身也正在处于发展及完善之中，受到我国心理学界重视也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事情，因而要对其元理论探索成就作出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尚为时过早。根据一些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似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首先，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当前心理学对学科自身的反思。对学科问题的反思、追问和解答是寻求学术繁荣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日益勃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心理学理论反思的逐渐深化。心理学理论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最后根据，因而是关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元理论。作为元理论的心理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学科中的最一般公共概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经常反思心理学科的基本问题，从而重新整合自身。作为元理论的心理学，为了同人类知识、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相衔接，它不断地面临着基础问题的重新组合压力。而后现代心理学正是基于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对心理学的许多重大学科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探索和创新。后现代心理学并非完全的反知识、反科学、反技术的基本本体论形态，而是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它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的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新的精神样式、文化样式、心理学样式;其在人格的整合、话语心理学的分析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富有成效的积极性学术成果。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10

关键词：生态心理学；心理学本体论；心理学方法论；理论取向

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110-06

生态心理学是近年来西方理论心理学界涌现的一种新的理论取向，它主张在真实环境中研究人一环境系统中的心理和行为。该思潮的出现不仅将生态哲学的观点融入心理学的研究，从而拓展了心理学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的哲学本体论意义，而且将系统论、整体观、交互作用的原则引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促成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彰显出强大的心理学方法论意义。可以说，生态心理学取向的涌现，对于消解主流心理学中对技术理性主义的膜拜、物化主义的膨胀及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生态心理学涌现的动因

心理学理论的出现既有其宏大的社会背景，又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和内在的理论逻辑。生态心理学的出现同样如此。

（一）生态心理学涌现的内在理论逻辑

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促生物，百年来的心理学承载着厚重的自然科学气息。研究理念的实证化、研究过程的程序化、研究方法的数量化、研究结果的客观化，无不彰显着心理学追随自然科学的价值追求。的确，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追求，增进了心理学的学术应用，完善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提升了心理学的科学品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科学主义视域下的心理学的弊端也渐渐凸显出来。心理学研究中的元素主义、基础主义、客观主义、机械主义，使人们在心理学的研究世界里看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物”的世界，而较少嗅到“人”的气息！为此，以精神分析、人本主义为代表的心理学理论流派，企图通过临床分析、生活事件意义的阐释、整体人性观的探讨、文化话语的渗透等手法，深入揭示心理的内在意义，烘托心理学研究中的人文色彩。从该层面来讲，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更加贴近人之“心理”。但若以“科学主义”的观点审视这样的心理学，其不足之处也不难发现，如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倾向，被试选取中的狭隘主义和理想化色彩，以及实验环境的非现实化等，使得心理学的研究效度依然成为世人诘难的对象。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行为环境的提出，俨然触及到了心理学研究与环境契合性的问题，基于此，另外一位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因其突出的心理学贡献，而荣获生态心理学家先驱人物的美誉，开启了心理学领域生态心理研究的先河。

（二）生态心理学涌现的哲学根基

就生态心理学涌现的哲学基础而言，主要受实用主义、生态哲学两大哲学思潮的影响，此外还吸收了进化论、生态人类学等思想或学科的合理之处。

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占据人们生活主流的哲学思潮。其基本主张是“立足于现实生活把人的行动、信念、价值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把获得‘效果’作为最高的目的。其中，行动、实践在他们的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故又把它称之为‘实践哲学’或‘行动哲学’”（车文博，1998）。而生态心理学研究的精髓就在于心理学研究与环境的契合性问题，故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基调与实用主义的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不仅如此，从师承关系上看，生态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士·杰尔姆·吉布森（J.J.Gibson）、埃贡·布伦斯维克（E.Brunswik），都与实用主义哲学泰斗詹姆斯渊源颇深。

生态哲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技术盲目地发展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新兴哲学，该思潮最初产生于生态学内部，后被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成为泛系哲学。诚如我国著名生态哲学家余谋昌（2000）所言：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方向，它产生于人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以及生态学发展的理论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的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生态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思考，是科学的生态思维。简而言之，生态哲学运用整体论、系统论、有机论、互动论等观点看待“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放弃了人统治自然的哲学观，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受其影响，生态心理学极力主张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化。一方面，从科学研究技术理性层面讲，心理学当追求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研究手段、被试选择的系统化、自然化、社会化、生活化。另一方面，从科学研究的伦理学角度看，心理学理论当谋求“人-社会-自然”的有机和谐，为人类生活的幸福谋福祉。

除却上述两大哲学思潮的影响外，进化论因其“自然世界是自然实体在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共同进化的动态领域”的论断和人类学“文化研究地域、民族契合性”的追求而给予生态心理学智慧的启迪。

二、生态心理学的内涵分析

严格说来，生态心理学运动已有50余年的历史，但迄今为止，有关生态心理学的内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其主要原因也许是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化运动肇始于不同的学科领域，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也散见于各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舍弃临近学科不论，单就心理学领域来看，生态心理学运动就表现出三种鲜明的发展轨迹：认知生态学，以库尔特·勒温（K.Lewin）、吉布森（Gibson）、罗杰·巴克（R.Barker）、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奈瑟（Neisser）等为代表（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兴趣也表现出诸多的不同）；动物行为学，以廷伯根（Tinbergen）、洛伦茨（Lorenz）等为代表；社会文化学，以维果茨基（Vygotski）、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等为代表。虽然如此，学者们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生态心理学的内涵做了分析和梳理。

勒温（Lewin）可谓最早提出生态心理学思想的学者，它在1944年发表的《生态心理学》论文中，明确表达了“要了解个体和群体的行为，首要做的就是考察环境为这种行为的发生所提供的机遇和条件。”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助手及学生罗杰·巴克（R.Barker）、赫伯特·瑞特（H.Wright），以及吉布森（Gibson）、特伦（Thelen）、奈瑟（Neisser）等人，基本上承袭了勒温的主张，即倾向于把环境作为有机体行为发生、发展的一个背景变量来看待，并通过倡导心理学研究的情境化、自然化、生活化来提升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效度。

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1998）是生态心理学近期运动中比较有代表的一位，他主要从系统论和机能适应的角度对生态心理学内涵做了分析。他认为生态心理学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环境下，研究有机体渐进的、复杂的心理行为变化和与近体环境（immediate-setting）的相互适应性”。斯沃茨（Swartz）、马丁（Martin）、赫夫特（Heft）等人赞同上述说法。除此之外，历史上行为生态学、社会文化学派虽然在理论主张、学术兴趣等方面与其有着诸多的分野，但从总体倾向上来说，也基本可以划入此类。

上述两种观点主要是从心理学研究理念、思想及方法论层面进行分析。而第三种取向则站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下对生态心理学进行表述和界定。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心理生态学研究与训练计划所资深教授乔治·费沃特（J.Feiwot）主张生态心理学研究的重心当放在“人们对行为环境有目的的控制和实验性生产及对社会改革的社会评价”上。而威特曼大学的温特（Winter，1996）教授则在其著作“Ecological Psychology：Healing theSplit Between Plant and Self”中宣称“生态心理学当为人类建立可持续性发展世界服务，为此，它应当从自然、社会、精神的背景下出发加强对人类经验的研究。”

三、生态心理学的理论取向

生态心理学在更多意义上是作为一种心理学的研究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而存在的。心理学家们把它引入到具体心理问题的研究中，从而发展出几种颇有代表性的生态心理学理论。

（一）行为-背景理论

罗杰·巴克（R.Barker）系美国中西部心理研究所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年曾受教于推孟、迈尔斯、勒温等心理学家。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环境和儿童心理、行为发展间的关系，并于1968年出版了《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一书，系统阐释了他的心理学理论。在巴克看来，行为总是和特定的情境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持久的动态结构。在这一真实的结构中，行为者彼此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且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从而使得该结构可以自行调节。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个体都是在具有一定结构性和动态性的生态结构中开展他们的日常活动的。”因此，行为的意义必须从行为者及行为背景的互动中获得理解。

（二）知觉生态理论

传统知觉理论是基于赫尔姆霍茨（Helmholtz）（1866/1963）无意识推理理论，认为知觉是感觉和概念的整合。但吉布森（Gibson，1959）认为，环境信息如此丰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觉可以是直接的而非整合的，即信息和外部环境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因而可以直接拾取环境中分布的信息，而不需要心像、图式或者表征等作为中介。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知觉和刺激之间存在单值函数关系。

知觉生态理论开辟了知觉研究的新途径，凸显了知觉的智能共性：有机体对环境的知觉使有机体能够适应环境、控制自身活动及对物体进行操纵。

（三）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于1977年提出的。他认为心理、行为的分析当置于空间、时间两个系统背景下。就空间系统而言，从小到大分别是微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和宏系统（macrosystem），而且，系统之间相互包含、相互作用，构成如同洋葱一样层层叠加的模型。个体不但被置于系统之内，而且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程度，也依赖于环境与个体生活范围之间的距离。而就时间维度来说，他把该系统称之为长期系统（chomosystem）（Bronfenbrenner，1979），认为个体和系统同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四）生态自我理论

传统心理学理论认为，自我是个体经验与其生活环境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具有独特面貌的心理特征，是生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生态心理学倾向于认为，上述理解是对自我本真的疏离、异化和背叛，是人们主观意向的写照，是人类文化中心的体现。为此，他们倡导建立生态自我，即个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我。

就人类本性而言，先天存在着一种亲近自然的潜意识，但由于过度的物质和文化而使其处于抑制状态，生态心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唤醒人们的生态潜意识，构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我生态环境，使人们从现代社会引发的疾患中解脱出来，更好地品味适宜、恬淡的人生。并以此为基础，改变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模式，使其不再是工业社会的机器，而是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的、有机的人类共同体。

四、生态心理学兴起的心理学意义

时至今日，生态心理学学科的合法性依然受到人们的质疑，但其对当前心理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鲜明的。

（一）生态心理学兴起的心理学本体论意义

1 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拓展、深化了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增进了人们对心理学生态意蕴的认识。

传统心理学将其研究对象无论是界定为“意识”还是“行为”，在理论预设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基础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即想当然地认为心理学像物理学、生物学那样，存在一个明确、固定、客观、真实的研究对象。因此，心理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运用实证主义手法对其进行剖析和操作。但生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不仅要研究“意识”和“行为”，更应当着重研究由心理和环境交织而构成的“组织结构”。在他们看来，该“组织结构”是动态的、发展的，不仅有其实体性的一面，更有其关系性的一面。因此，心理之意义以及心理学研究之意义主要体现在心理机能的生态性之中。这里的“生态性”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心理孕育于自然、社会、文化之中，故对其进行研究必须置于三者交互作用的真实环境中才能洞察其真正意义。第二，人之心理演化于动物之心理，有其内在的生物基因，因此，要真正、全面了解人之心理，须由其本性出发。

2 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有助于改变传统心理学视野下的人性观和心理存在观。

科学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基于心理学家们的人性观及心理存在观。传统心理学更多的是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待人性及心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心理为社会而存在，人性为文化而标定。在此基础上，部分心理学家成功地将生态哲学观引入到人性和心理存在观的理解上。认为人性为自然和社会、文化共同塑造，心理存在于自然、社会的融合共生生结构之中。人首先是自然之物质实体，而后才是社会之能动之物，只有把二者有机的结合，才能达到对人性的完美认识。

3 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有助于弥合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理论取向的裂痕，为二者的融合共生架起一座通话桥梁。

生态心理学产生于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争论背景下，兼备两种心理学研究取向的精神气质。就其科学精神而言，精确、客观、量化、因果关系依然贯穿于生态心理学研究范式之内，但更加强调实验研究的情境性、真实性和因果关系分析的多元性、系统性，更多的是问题取向而非方法中心论，重在探寻心理意义的适宜性而非心理内在的一般规律。就其人文精神而言，心理现象的整体性、心理事件的历史性、心理意义的情境适宜性、心理问题的现象学分析就是很好的说明。当然，生态心理学取向其主旨不在于企图消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而仅在于弥补两种心理学取向之间根深蒂固的裂痕，使技术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更好地实现其效能。

4 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提升了心理学理论的社会应用性，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心理学理论形态的传统认识。

生态心理学取向不仅对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具体的心理学应用领域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生态心理学作为一种思潮、方法论已经深入到心理学研究的各个层面。

在心理健康研究领域，传统心理学往往忽视自然对于个体健康心理维护的重要性。而生态心理学认为，自然和人类的心理是相互建构的，心理治疗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恢复同自然的内在联系，使人在心理上贴近自然，归于自然。受该取向的影响，“荒野疗法”、“家庭疗法”等应运而生，并取得了不错的心理治疗效果。而在教育学领域，生态心理思想的引入促生了生态学习观和情境教学观。生态学习观坚信作为主体的学习者不是消极地受制于环境中的物理刺激，而是积极地与其学习环境交互作用，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活系统。此外，生态心理学还影响到了人与环境、人与技术等方面的话题，彰显了生态心理学思想的泛系化色彩。

（二）生态心理学兴起的心理学方法论意义

方法对于心理学理论演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一部心理学的发展史就是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演进、变革史。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必然促生新的心理学理论，而新的心理学思想的涌现也必然孕育出新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1 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有助于扭转心理学研究中“方法中心论”倾向，提升心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方法中心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该倾向认为科学重要的标志在于其方法，而不是研究问题。方法不仅决定着研究问题的取舍，同时也是衡量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准则。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Chaplin）所言：“任何科学发现或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达到该概念或概念所采取的程序的有效性”（林方，1983）。因此，心理学要想真正实现自然科学属性的使命，应当拥有独立、完善、客观的研究方法。必须承认，心理学研究中方法论的追求，对于实现心理学的学科化独立，规范心理学问题的研究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方法中心论”的做法是极其有害的。对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马斯洛（叶浩生，1998）有过评论：方法中心论过于强调技术设备和数量的关系，把它视作目的本身，并且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方法中心论会在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在他们理解问题之间造成分裂，将科学分成等级；方法中心论还会由于现有的科学方法，产生正统观念，从而使科学家安于验证、核实、稳妥，对琐细问题进行实验，不敢涉及重要的人格和道德领域。

生态心理学在看重研究方法的同时，更重视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化建设。在他们看来，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化主要表现如下：第一，研究理念的生态化。心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因此，心理学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自然科学的范式，而应充分考虑其研究问题的伦理性、道德性和价值观。研究课题来自于社会，研究结论的评价也应当放置于社会。第二，研究方法的生态化。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描述心理现象、揭示心理规律、操纵预测心理行为，服务于人类，因此，在追求研究结果准确、客观的同时，必须考虑研究结果的社会适应性。为此，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应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因问题而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剪裁问题。同时，研究过程尽可能的贴近自然、贴近生活，保证研究结论的生态效度。

2 生态心理学的兴起，不但有助于弱化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霸权地位，促进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而且对于改善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破碎、凌乱的局面，完成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整合有着重要意义。

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实证主义方法论一直在心理学领域占据着核心地位，而现象学、释义学、民族志等人文主义取向的研究方法则被置于边缘化境地。承此后果，心理学一直给人一种表面看似强盛，其内部却缺乏深厚文化底蕴发育不良的样子。而要改变上述面貌，心理学研究当敞开心胸，在方法上兼收并取、融合贯通，正如美国心理学家赛诺维奇（Sanovich，1998）所言：“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心理学统一的方法，我们不可能在心理学家所研究的问题中间发现它，而是去审视心理学家用以获得知识的方法，方法是我们达到共同点的唯一的希望。”不仅如此，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也构成了生态心理学研究方法多元化、整合化追求的内在原因。

生态心理学研究方法多元、整合化的追求，不仅体现于其生态、系统的研究理念，还表现在其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实验法、观察法、测量法、准实验设计法、深度访谈法、谱系分析法、现象学方法、个案特质分析法、田野作业法等被综合运用于其中，且本着不同方法针对着不同问题的原则，对此，瑞德（Reed，1996）有明确的表述：生态心理学的方法应是无限开放的。

3 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有助于改变心理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立场，增进心理学研究的道德意识和价值水准。

“价值中立”其含义是指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必须摆脱预设价值观，站在价值中立立场上从事科学研究。心理学受其影响，也力主一种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心理学家不仅要公正、客观地从事心理学研究，获取的知识也应尽可能地剔除个人成见、价值、情感的影响而成为“客观知识”。

生态心理学在研究立场上是反对价值中立的。该取向认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二者不但存在着互动关系，而且拥有价值利害关系。因此，心理学研究在问题的选择上，必须运用价值判断的眼光，选取有益于环境和人的生存的问题。而在研究过程中，也当充分考虑实验设计的适宜性、被试的生存环境、研究手段的自然化等问题。研究结果的价值评判，更应当置于社会、自然、人等交互环境之中。

五、评价及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