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文化范文10篇

满汉文化范文篇1

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历史上满、汉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缩影，汉族的发展影响了满族，满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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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收复台湾，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西藏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满汉文化范文篇2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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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收复台湾，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西藏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满汉文化范文篇3

1．承袭明制

与先前满族的一些文化相比，明代先进的中原文化必然更加符合当时的统治与时代潮流，因此清入关前后所设立的一些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称与明如此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等等。但承袭并非意味着完全照搬，这里同样也有部分创新（某些机构和名称为明朝所没有），而创新的源泉就来自于清入关前后特有的制度———八旗制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的六部。

2．清朝独创

这里所说的独创按时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入关前设立的；二是入关后设立的。入关前包括后金这样的民族统治政权设立的具有奴隶制色彩的议政王大臣、和硕贝勒等机构及官职名称，而入关后则有清朝完全封建化的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称。接下来笔者将以入关前与入关后这两个时间段为切入点，从满汉词语的对照入手来探讨其官制特点，进而说明当时满汉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入关前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

（一）内阁机构及官职名称虽然内阁机构及官职设立于入关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一直贯穿于清代多个时期，因此其与汉文化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以下所探讨、揭示的内阁机构及官职词语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主要有hebeiamban（议政大臣）、hebeiwangde（议政王大臣会议）、ho觢oibeile（和硕贝勒）、jargūci（扎尔固齐）、bitheiboo（文馆）、baksi（巴克什）、dorgiilanyamun（内三院）、dorgiyamun（内阁）、alihada（大学士）、aisilameicihiyaraalihabitheida（协办大学士）等等。从这些满语词汇我们不难看出内阁机构及官职的民族性与汉文化结合后的特点。hebeiamban（议政大臣）、hebeiwangde（议政王大臣会议）、ho觢oibeile（和硕贝勒）、jargūci（扎尔固齐）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设立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与官职，主要为其独创，民族色彩较为浓厚。

1．hebeiamban议政大臣hebeiwangde议政大臣王会议议政大臣又称为黑白按班，其汉名为议政大臣，平时主要参与国家军国大政的谋划。早在努尔哈赤时期，此官职名就已现端倪，主要由八旗固山额真（gūsaiejen）兼任。其后的皇太极时期，议政大臣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正式的职衔，如“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极固山贝子尼堪等与议政事，每旗设三员，以巩阿岱等为议政大臣，在其左右及贝勒之前参议国家大事。”［1］说到这里，笔者就不得不提一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这是满族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的制度，主要由议政大臣组成。最初议政大臣王会议权力很大，其决策皇帝是不能更改的，甚至都有权决定皇帝的继承，皇太极的即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期像多尔衮、鳌拜这样的权臣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总理国政。但伴随着清朝入关后皇帝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议政大臣渐渐丧失了权力，成为皇帝的附庸，如入关后增加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以及六部尚书为议政大臣，表面上看是参与政务的人多了，实质上是对诸王贝勒特权的削弱，避免少数人权力过大；还有就是内阁与军机处的出现等。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议政大臣的职名被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自然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笔者看来，议政大臣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取消是清朝建立统一国家封建政权的必然结果，因为封建统治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皇权专制的逐渐确立，而皇权的集中必然意味着臣权的削弱，所以它们权力的逐渐丧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2．ho觢oibeile和硕贝勒“ho觢o”一词的意思为：“四方之方，方隅，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之角。”［1］由此可见它主要是一个方位词。但是ho觢o与专主一旗的贝勒联系在一起就具有新的涵义，可指代某一旗，也是清代早期封号。清代早期习惯在爵位、封号之前加上“和硕”一词，以显示权力与地位，例如和硕多罗亲王（ho觢oidoronggocinwang）、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ho觢oimergendaicingbeile）。虽然和硕贝勒系清代早期的封号，但另一方面其也是一个重要官职，因为他同样是议政大臣中的重要成员，如《东华录》天命四记载：天命七年（1622）三月，更明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硕”一词被取消，贝勒也仅仅成为清仿明制封爵后的爵号，其展现的权力与地位已不能和清代早期相比。

3．jargūci扎尔固齐扎尔固齐借自蒙语，汉语意思为理事官，其主要的职能是职掌案件的初审。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设置理讼听证大臣五人，并设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凡有听断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转交与五大臣，五大臣再审，而后报告贝勒。在笔者看来，扎尔固齐的职能与明清时期的大理寺卿类似，不同的是它有很强的民族政权色彩，同样这也意味着它存在的时间不会长久。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设立了十六佐管大臣和十六调遣大臣，正式标志了扎尔固齐的废止。

4．bitheiboo文馆baksi巴克什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汉译为书房），并把文馆里的文臣（baksi）分为两班“命巴克什达海同笔贴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贴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2］由此可见文馆的职能：一是翻译汉文典籍；二是记录本朝政事。实际上，文馆就是皇太极的政治咨询机关，即内阁最早的雏形，是受当时明朝的影响而设立的。但这时的文馆还并非中央一级行政机构，馆内人员也是数额不定，并且没有首长。

5．dorgiilanyamun内三院内三院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包括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三个机构，其具体职能是：内国史院，负责记录饮食起居、撰拟诏令、纂修实录等；内秘书院，负责撰写与外藩之间的往来书信、记录各机构的奏疏等；内弘文院，负责注释历代行事的好坏、颁布各种制度等。此时其已经初具内阁的规模，由此可见内三院的进步。此外，内三院的官制这时较之文馆也有了一些变动，那就是正式出现了首长———大学士。三院共大学士四人，学士五人，分别由满人、汉人、蒙古人担任。这时内三院正式成为了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内三院跨了入关前与入关后两个时间段，入关后的内三院较之入关前又有了些变化，如顺治二年（1645年）与翰林院的合并、顺治六年（1649年）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的增加以及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品级的确定等等。

6．dorgiyamun内阁alihada大学士aisilameicihiyaraalihabitheida协办大学士dorgiyamuniashanibitheida内阁学士“内阁”一词满语音译为多尔吉衙门，设立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是清入关后帮助皇帝处理国政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虽然内阁在此后经历了两次裁撤，但最后还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正式确定下来，成为定制。内阁设有大学士（alihada）、协办大学士（aisilameicihiyaraalihabitheida）、内阁学士（dorgiyamuniashanibitheida）、内阁侍读（dorgiyamuniadahabitheida）等等。其中大学士（满语称为阿里喀达，汉字为中堂）一般都兼殿阁衔，分为满汉两种，品级为正一品，地位好比明朝时的丞相，十分崇高；协办大学士为大学士的副职，主要职能是协助大学士处理内阁事务，“最早为雍正元年至五年间（1723—1727）有署大学士。二年有协理大学士。六年又有额外大学士。十年至十三年（1732—1735）复设有协理大学士。到乾隆四年（1739）才有协办大学士，以后并改为常设。其品级，比大学士稍低，为从一品。”［3］剩下的侍读学士、学士、中书等稍微低一级的官员都在内阁以下的机构内任职。总体来看，虽然清代内阁名义上是中央行政中枢机关，但却并无实权，无形中造就了在清朝统治时期内皇权与阁权的相安无事，这和明朝后期皇权与阁权的激烈斗争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完全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成功压住了阁权，将内阁真正变成了皇帝的顾问机构，进而把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推向了顶峰。最后，内阁在乾隆之后逐步被削弱，并于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被废止。bitheiboo（文馆）、dorgiilanyamun（内三院）、dorgiyamun（内阁）这三个机构虽然其中有过反复（这里指内三院与内阁名称的变换），但总的来看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非要找出它们三者的不同，在笔者看来，那就是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不同。文馆与内三院都是入关前设立的，汉文化影响程度不深，自然各方面都十分简单，而内阁受汉文化影响程度比较深，各部及官职分工较之文馆与内三院更加明确，规模也更加完备。（二）六部机构及官职名称虽然清代六部是以明代官制为蓝本设立的，其职掌也是相近，但就总体而言，明清两代的六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同主要还是体现在入关前满族社会一种特有的制度———八旗制度在六部内的渗透，而相比入关前，入关后的六部则更为接近明代六部。

二、入关后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

虽然清入关后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也有独创，但总体来看，其大都是通过沿袭明制而设立，民族特色较之入关前也有所淡化。

（一）军机处机构及官职名称军机处（coohainashūniba），全名为“办理军机事务处”（coohainashūnibaitabeicihiyaraba），设立于雍正七年（1730年），为清代独创。虽然在乾隆年间经历了一次裁撤风波，但军机处还是存在了一百八十多年，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被撤废。cooha：军事，有关军事的；nashūn：事机、情况；ba：地方。我们把军机处的满文词语分开来看就很容易发现它的职能是处理军务。当然了，处理军务只是其在初设时的职能，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机处的职能也进一步扩大，甚至权力还超过了内阁，成为掌握职掌国家大政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但军机处大多都是按皇帝的命令来处理政务。张德泽在《清代国家机关考略》里将军机处的职能总结为以下几个：“拟写皇帝的谕旨；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审办大狱案件；奏补文武官员；考查行军之山川道里与兵马钱粮；查考大典旧案与考证历史事件。”［3］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军机处绝对服从皇帝的特点。与其他行政机构相比，军机处的职官设置显得尤为简单。主要有军机大臣（coohainashūniam-ban）与军机章京（coohainashūnijanggin），而这样的职官设置往往会发展为权力过于集中，进而威胁到皇权。但清朝皇帝却很好的处理了这一点，例如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都为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不设定额的军机大臣；亲王不担任军机大臣等等。自然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就与军机处一样只是清朝皇帝维护统治的工具而已。

（二）内务府机构及官职名称内务府（booiambaniyamun）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直接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并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虽然内务府设立于顺治时期，但其与满族社会一项特有的制度———包衣（booi）制度却渊源极深。“包衣”在《清史满语辞典》解释为：家的、家人之给使的奴仆。［1］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包衣就已经出现了，其主要来源包括俘虏、投充之人等等。其实那时的包衣说白了就是为主人世代服役的奴仆，毫无特权可言，而这种情况在入关后有了极大的改善，包衣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为上三旗（内府三旗）服务，隶属内务府；另一部分为下五旗服务；隶属各个王府。另外，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甚至还可以做官，但就整体而言，还是内务府的包衣地位更高，待遇更好。由于是为皇族及家族服务的专门机构，内务府存在的时间也更长一些，一直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年），内务府才随着溥仪的被逐而消失。内务府总管（booiamban）又称为包衣昂邦，汉语意思为家内之臣，是管理内务府事务的最高官员。品级为正二品，无定员，“由侍卫、府属郎中、内三院（内务府所属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非清初之内三院）卿内简用，或以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任。”［3］其下设有堂郎中主事、各司员外郎主事、笔贴式等等。虽然内务府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满族的包衣制度，但我们并不能完全把它当做清代独创，因为换个角度来说，内务府也可以说是参考明朝二十四衙门而设立的，因为它下属的一些部院是沿明制而设的。此外，内务府还曾被十三衙门所取代。很大程度上来说，内务府也可以说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

满汉文化范文篇4

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历史上满、汉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缩影，汉族的发展影响了满族，满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

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收复台湾，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西藏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满汉文化范文篇5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收复台湾，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西藏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满汉文化范文篇6

满族枕顶绣独特的黑色边围是与其他东北民族枕顶绣品相区别的最明显标志。纵观东北地区各民族的服饰、佩饰、祭祀神服及日常手工艺品，都可见黑色边围的踪迹。这些黑色边围多是缝在衣领、袖口、衣襟这类易磨损处，可增强耐用性。同时也可作为装饰，结构上增强了艺术品本身的空间感，且北方民族尚白之风一直延续，黑边白底的颜色反差，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黑色边围的存在，除了视觉需要，更多的是文化习俗的显现，这些习俗来源于东北游牧民族的传统信仰与狩猎文化。

1.萨满信仰中的宇宙空间。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人们从广袤的大自然获得生活所需的所有物资，信仰以自然万物为崇拜对象的自然宗教—萨满教。在萨满信仰中，宇宙被分为三界九天，各有空间，均有界线。萨满是连接人与神的使者，萨满施法时着神服，神服上的装饰与用色彰显着萨满信仰的全风貌。神服将黑色边围缝在白色布底上，并用动物形象在黑色边围上做修饰，这些动物图案是可以穿越三界的守护神，由此推断，边围代表着界线，限制萨满信仰中的宇宙空间。

2.狩猎习俗中的生存空间。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靠捕获猎物以维持生存。初期，狩猎工具粗陋，原始人依靠集中人力合围猎物较多的地带，渐渐缩小合围圈以获得猎物。随着人们生存意识与工具的进步与演变，原始部族人民试图将捕获的野生物种进行驯化圈养，以保证食物供给。所以，狩猎民族的先民将合围圈视作生存与生活的空间。渐渐的，在他们的信仰、文化、艺术品中体现出这种意识。

3.对于黑色的崇拜由来已久。东北地区黑色的土地给予了东北人民生存所需的所有物品，如同母亲般给养生活在这里的人，黑色意识在东北各民族中普遍存在而又强烈。从信仰上来说，黑色在萨满教中是神圣的，“它指代了两种意义，神灵下凡与神灵保佑”。乌鸦救祖的传说广为流传，清朝皇宫内喂食乌鸦，视乌鸦为神鸟。乌鸦羽毛的颜色—黑色，被认为是吉祥的颜色，它可庇佑族人免于灾祸。

从绣品图像中得到的满汉文化融合共存的信息

1.结构构图。民间艺术体现人类原始、本能的感受，表现人类最直接的审美经验与审美需要。东北地区满族枕顶绣除了由本民族信仰与审美产生的构图形式外，还吸收了汉族的构图方式，图像丰富，富于变化。萨满信仰的构图形式。“巫”形与“ⅡⅡ”形结构的绣品，给人以稳定牢固的感受，画面整体性得到强化，平衡性强。它们由“工”形结构演化而来，而“工”形结构是由天与地的上下两维空间演变而出，这表明了信仰萨满教盖天说的“上通多层天，下为多层地狱”的观念，体现了神灵信仰的庄严肃穆，同时也增加了艺术品的秩序感与神秘感。另一种代表性的构图是格律图案。材料与针法的限制呈几何形，同一图案有序重复、排列、连接，以抽象纹样居多，变化无穷，但多遵循垂直的上下结构。“符号是萨满艺术的语言”，信奉萨满的族人用符号来象征神的旨意与行径，族人根据萨满在祭祀过程中舞蹈动作、身形等的线形，勾画出不同形态的符号，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汉族起源传说的构图形式。与垂直的上下结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浑然成圆的结构，两条鱼头尾相呼应的整幅绣品画面呈循环式，题材为传统吉祥样式“鱼戏莲”。这种构图方式形如八卦图像，《易经》有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无穷。这种由八卦图像衍生而来的图案形式，民间称为“喜相逢”。在浑天说基础上形成的空间观念必然与萨满信仰的观念相区别，在枕顶绣品上也体现出不同的结构形式风貌，但它们都是东北民间枕顶绣的常用构图形式，由此可以看出多种文化的共同存在。

2.底色选用。汉族的传统用色在枕顶绣品中均有所见，但满族枕顶绣底色的选用受八旗文化影响，以八旗色彩为主，所以无论是选用哪个民族的传统颜色进行绣制，都是在满族的基础上“做文章”。满族枕顶绣最常用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底色是白色，白色是东北狩猎民族对太阳光与水颜色的直观认识，被认作是最圣洁与高贵的颜色；同时，由于东北地区多雪的气候环境，白色也被狩猎民族用作打猎时的伪装色，在一些东北狩猎民族的服饰中，白色尤为常见。

3.刺绣工艺。东北满族枕顶绣运用多种刺绣针法，其中既有汉族常用针法，如平针绣、锁绣等，也有满族传统的刺绣工艺。补贴绣是满族等狩猎民族刺绣传统工艺。用各色布料或皮革剪成花样，贴在底布上，再绣制而成。

4.题材内容。清朝崇尚吉祥，民间对于汉族的传统吉祥文化更是全盘接受。汉族悠久的吉祥文化寓意涵盖广泛，造型素材与方法多样，满族人的祈福心理在汉族吉祥图像的造型下，表现得淋漓尽致。萨满教在大清建立之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枕顶绣图案更多的是以汉族传统文化作为载体，萨满原有的信仰符号也日渐被汉文化赋予新的释义。但是，如同萨满没有在民间绝迹一样，东北地区的满族枕顶绣上，仍可寻觅到萨满信仰的踪迹。萨满与儒释道信仰共存。汉族民间信仰通常为儒、释、道包容并蓄，枕顶绣中也不乏以佛、道为题材的绣品。萨满教是满族人的原始信仰、传统宗教。清朝入关后，“旗人受到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冲击，不仅是自身价值观与道德取向的改变，宗教信仰也逐渐被佛、道所取代”，萨满教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佛、道虽然随着旗人的观念改变成为主流的宗教信仰，但从图像中看出，佛、道仍存在于由萨满教所构筑的世界空间内，这种百姓无意识地将不同信仰置于同一绣品上的行为，可以看出，萨满教在旗人社会历史上的原有地位，以及从审美角度出发，民族原有选择的优越性。而“民间百姓对于佛、道的态度更多的是带有功利色彩”，祈求二者能带来日常生活中所期盼的福、禄、寿、喜等。汉字的出现。汉字作为汉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它在满族枕顶绣上的出现，是民间满汉文化共存的最有力的证明，汉字独有的间架结构与书写艺术为满族人民提供既具有装饰美、又具形式美的造型元素。在满族枕顶绣图案造型中，人们会选择与吉祥语句相关联或固定的图案，根据汉字的笔画或结构，将汉字与图案结合，二者相辅相成，趣味盎然。

民间无意识与上层统治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1.汉族文化的坚实根基。汉字的象音象形、诗词的押韵隽永，使满族百姓有了新的抒发个人情怀的途径，也让满族枕顶绣从民间“炕头”用品上升为俗中求雅、雅俗共赏的艺术品。而这种优势文化的选择不只在于汉字诗词，还有民间传说与戏剧戏曲。东北独特的自然地域条件，造就了东北人民的豪爽与好游乐的性格。东北人爱看戏，喜欢用艺术的形式表达生活情趣，如东北二人转、民歌、关东皮影等。汉族的民间神话传说与传统剧目种类众多、题材丰富、体系完整，为刺绣作品提供了诸多素材。且汉族民间传统吉祥图像涵盖植物、动物、器物、人物等，传达的吉祥观念从祈求生活平安富贵到渴望仕途平坦，从期盼子孙繁盛到祝福婚姻、家庭美满幸福，可谓涵盖了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在图案上也颇多可借鉴。

2.满族图像形式、用色的视觉优势。枕顶的大小一般约为15厘米见方的方形，枕顶的固有尺寸限制了刺绣图案的设计空间，而满族人民凭借原始的对于空间的意识及审美情感，在这精小的空间内创造出了无限的表达空间，这种民族审美意识创造出的独特效果，在以人物故事为题材的枕顶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枕顶绣中所绣的人物故事不单单是表现人物、场景的单纯造型，通常是展现一定的故事情节，满族枕顶绣特有黑框结构形式给定了故事发生的空间，在颜色寓意上，黑色本就含有土地之意，而白色则象征上天，二者结合，使得这个限定空间上有天、下有地，增加故事情节的真实感。从颜色对比角度来说，黑白的强烈对比，使处于其中的图案更加突出，强调主题，夺人眼球。

3.优势相辅相成。杜甫《小至》这首诗描述的是冬至后的时令变化，表现孕育春天的冬日景象。单纯直线构成的边框中绣满花卉，正是春意含蓄之意，且边框中间的花卉为牵牛花，象征平安富贵，也做到了枕顶绣有图必吉祥。其中“刺绣五纹添弱线”一句，意为冬至过后白日渐长，刺绣的女工因白昼变长而可多绣几根五彩线。满族妇女将自身情景与形象融入到自己构建的满福多喜、悠闲自在的世界中，这种百姓对于生活的小乐趣流露因文字与图像的结合更好地体现在绣品中。满族妇女用自己优秀的刺绣技术，对人物故事中的人物造型、故事情境及空间结构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在全盘接受汉文化的背景下，民间百姓乐于用一种含蓄高雅的方式来寄托内心的期望。满族人民以单纯、无意识的优势选择，将满族形式结构与汉族题材图案完美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4.满汉文化的共通性。满汉人民都具有生命崇拜的思想。在原始部族中，向来都存在生殖崇拜现象，认为种族的延续来源于活跃的生命力与生殖力。满族造型艺术中，将鱼、瓜、蝶、荷等作为具象的生殖符号，模拟男女生殖器外观的抽象符号更是丰富多样。而在汉族文化中，瓜瓞绵绵寓意子孙繁衍不绝，汉字的谐音与本族原有的图像相结合，将原本的图形象征融入了文化内涵，表达含蓄委婉。《礼记•昏义》有言：“合卺而”，扣碗造型源于“卺”字，表达新婚男女交合，象征婚姻美满，汉族民间传统图案扣碗造型为满族祈福心愿提供了新的表达形式。民间的无意识行为促成了两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而上层统治意识则保证并加速了这种融合与并存。

5.对他族文化的包容。满族先祖对待别族优秀文化传统向来采取吸纳包容的态度，在别族已有的基础上，与本族文化相融合，取之长处，加以利用。大清国建国之后，统治者采取“清沿明风”、“崇儒重道”的政策，这使得汉族民间习俗、文化传统得以保存流传。在满族民间枕顶绣上，也可以看出满族上层社会将优秀文化传统为己所用的行为与博大包容的态度，而汉族文化正是刚刚建立政权，需大力维护统治地位的清朝统治者所需要的。在一幅满族枕顶绣中，以“孝”字为主题，采用满族独特的黑边围结构，青色为底，可见孝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在对待汉人的政策上，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征战时，采取将俘虏的汉人编入八旗为奴，与满人共同生活的政策，这种政策为满人与汉人的交流、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朝入关之后提倡的任用汉臣，以及渐渐被允许的满汉通婚都为满汉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6.对本族文化的维护。虽然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朝文化采取包容接纳的态度，但是，统治者还是在刻意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追溯汉八旗的由来，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融汉入满的意图。公元1633年，辽东总兵部下孔有德与耿仲明归顺皇太极，皇太极在现在沈阳浑河地区亲自迎接，并施满族抱腰礼，可见皇太极对待明朝汉臣的礼遇程度。但是，皇太极命其部下打着有别于满八旗的黑边白底旗帜，用与满族八旗制度相同的方式让汉军直接受命于自己，这就是汉八旗的第一次出现。第一面汉八旗使用包含满族原始萨满信仰与狩猎文化的黑边白底，清军由满、蒙、汉三军组成，之后的改革，三军统一使用满八旗，汉八旗的子弟编入满八旗，也称汉族旗人。所以，清朝统治者仍然是在以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来探寻满汉民族人生观、价值观的统一性。

7.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然性。无论是无意识的行为还是有意识的政策，民族文化的融合存在必然性。皇太极为缓和尖锐的满汉冲突，将把汉人编入八旗为奴的政策，改为占领区域的汉人别院而居。但是以民族划分生活区域的政策并没有阻隔满人与汉人的交流。从14世纪末，女真人的南移，到16世纪满洲民族形成，再到大清朝建立，民族的迁移、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着本民族的生存意识与生活观念。从广袤山林迁移至平原，狩猎文化转向了农耕文明，从着兽皮转向穿布与丝绸，人们以新的生活方式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原始的民族文化遇到丰富灿烂的社会文明时，必然会遭遇优胜劣汰。结语东北满族枕顶绣因其结构形式以及用色选择上积聚着浓厚的萨满信仰气息，固定的模式使刺绣品本身必然存在着满族原始宗教信仰。汉族文化渐渐渗透满族统治阶层与民间，在枕顶绣中主要体现在图案题材内容上，这就出现原有的满族造型形式与汉族文化题材内容的并存，成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鉴证。

满汉文化范文篇7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臣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汉法，即奉行中国传统制度之事。他们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4〕建议“举孝廉”，提倡忠孝，以为国家培养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度。遵法先王，特别提出要向汉高祖那样在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尽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揽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统治机构方面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设内阁、设总理、开言路、立言官、设谏台、设督察之官、设通政司、设六科给事中，以及编修国史，等等。几乎完全都是搬照汉法行事，一切率由旧章。而宁完我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得体。他认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国确实应该照《明会典》即汉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有所思考取舍，应结合实际，看看“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这样“参汉酌金”，以“渐就中国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19〕这是结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是为后金日后夺取全国、统治全国而提出的战略方针。

文馆儒臣们对后金最敏感的有关抢掠的老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尖锐指出，后金国“因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而抢来之后“必同八家平分之”。抢来的人口，“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20〕要想“大就王业，”必须“广开仁慈”。得到一城，应安定一城，对其人民、妻子、衣服财物，应做到“丝毫不动”〔21〕才是。而现在“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2〕抢掠不停，人心难收。只有停止抢掠，对人民“秋毫无犯”，则“人心无不悦”。〔23〕他们认为后金这个“抢”的老传统危害极大，坚决主张改变。他们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必须“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24〕“诛人者诛心。”“凡得人心，以仁义得者必得恒久，以势力而得者，多必变更，此人情之必然也。”〔25〕

汉官们的坦诚建议与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大说教、大宣传，对皇太极治国决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渐就中国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皇太极在扭转社会风气改变统治方式，创造良好顺畅的统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参汉酌金”的原则，从后金——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按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统治模式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也使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心理环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人们看到皇太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如下改革。

办学校。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下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这是后金国正式办学之始。这是皇太极针对满洲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无用，“不学习未尝误事”〔26〕而拒绝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势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而后，这种学校由贵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会铺开，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开科举。这是广搜人才，通过考试以选任官员的一种制度。自隋唐以来为历代所坚持。完善的科举分文武两个途径及四级考试。清入关前只进行文考一途和童、乡两试。分别各进行三次，首次科举于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举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进行了一次考试儒生的举动。从三百名诸生中选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别赏赐，“俱免二丁差徭”。〔27〕其实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试，只不过是从已获得诸生资格者中，又进行一次资格的认定与选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乡试只分别录取生员335名及举人33名。名额虽然不多，但在人才匮乏的当时来论已相当可观，且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举人，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录取的61名生员各授护军校品级。以往品级多以军功获得。因科举而获品级是前所未有之举。这说明文臣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轻文治的传统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提倡伦理道德，移风易俗，加强道德规范。皇太极从社会实践中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后，便坚决、自觉地加以提倡。当天聪五年他下令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时，就明确宣布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象明人那样“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8〕而儒家的道德观同满洲固有的习俗多相抵触，所以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便是移风易俗的过程。对此皇太极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当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崇德改元、皇太极称帝之际，更以立法的手段坚决弃旧俗立新风。他说：“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的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并将此写进《会典》之中，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法令。他还说：“若不遵法，同族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29〕而前此满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则是“婚嫁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30〕不重辈份，伦理观念淡漠。与此同时，皇太极在登极颁诏大赦时，将“犯上，烧毁宗庙”，“杀伤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列入“十恶”，为不赦之罪。〔31〕显然这是将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对满族道德习俗的一次深刻革命。这种变革的后果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满族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

加速进行满译汉籍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皇太极继位不久便已展开。具有儒家思想的满洲圣人、大翻译家达海奉命而首开其端。他生前共翻译完成的有《万宝全书》、《三略》、《刑部会典》、《素书》、《国语》。未完成而后继者赓续而成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大法、封建等级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载其中。皇太极组织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便是在全民族中进行儒家观念的教育，这是移风易俗、改变民族思想精神风貌工作的重要一环。

尊孔。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被历代尊崇，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思想的最高代表。尊孔即是尊崇、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早在天聪三年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他登极改元的崇德元年八月上丁日，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孔子，祭文赞颂孔子“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32〕首开祭孔之典。祭孔的同时又崇祀关公。即三国蜀汉名将关羽。于崇德八年敕建关帝庙，题其扁额为“义高千古”。〔33〕把关公视为忠义的化身，这是倡导忠义，向全民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

皇太极这种对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认同，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全体成员主要是满族的文化素质，更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了满汉思想文化上的关系，使满族与汉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差距有所缩短，出现了某些契合点与共同点。

难除的障碍。皇太极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气魄，希望消除满汉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满汉一体”，“毋致异同”的境界，而出现治平的盛世。为此，他把儒学做为满汉认同的思想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满汉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满汉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汉官们曾一再吁请、痛言立革的抢掠之风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养的制度未变。因为皇太极不想改变。

皇太极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除旧布新之举，唯在这点上毫不动摇。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开始进行改革之时，生员岳起鸾曾提出应与明朝议和并将俘获的汉人“速行放还”给明朝，“否则亦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也”的建议时，皇太极断然拒绝。他说俘获之士民，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最后竟以“蓄谋向敌”〔34〕之罪将岳杀掉。而当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的建议时，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极。被下旨“切责”，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与同伙，结果株连多人。祝世昌被革职流放黑龙江锡伯地方，而协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启心郎孙应时却被正法处死。〔35〕皇太极口口声声要求群臣直言进谏，此时竟然冒诛杀进谏者的风险，是因为进谏者触犯了满洲抢掠、八家均分这一根本问题。可见在后金——清，其它问题可以讨论，唯独这个问题不可讨论，不可触动。这种抢掠之风不除，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入关前的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未变。这距儒家思想观念所应达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正如天聪六年（1633年）贝勒岳托所说，满洲的这种作风已使汉人“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36〕这是坦诚的大实话。因为只要满洲的烧杀抢掠之风一日不除，汉人与之对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满汉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便不会缓解。

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边上，接到了北京已为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为应付最新变化的形势。多尔衮再次以军事向随军的智谋之士咨询意见。三年前于松山战场上战败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养的原明军统帅洪承畴，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启多尔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确出师名义问题。他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贼的旗号，“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进一步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区夏，非ㄨ安百姓不可。”〔40〕这不啻激将法，再次强调抢掠杀戮行径必须收场。

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迎降。”〔45〕于是，便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记录的那样清兵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在欢迎声中长驱直入北京城的奇迹。

奇迹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清统治者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而导致出现的崭新文化环境，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围发挥作用的结果。多尔衮于紧要关头权衡利弊，终于认识到要想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而夺得天下要比满足八旗将士的一时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况夺取天下正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曾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从谏如流，一改几十年来坚奉不移的抢掠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下坚决之令停止抢掠，打出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讨贼复仇的旗号。这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环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烧杀抢掠被汉人恨之入骨的强盗一跃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这样，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汉人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广大汉族士庶所接受和欢迎。这是清朝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当然这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多尔衮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

清兵进占北京后除坚决落实与兑现入关之际禁止抢掠及“复官”、“复业”的许诺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赢得汉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动。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讦，下令为被农民军逼死的崇祯帝发丧、下令免除明末以来的弊政三饷加派、宣布地亩钱粮按明万历会计簿征收、招山林隐逸之士，开科取士、开经筵、提倡尊孔读经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难诸臣及忠孝节烈，以及隆重举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极大典，等等。这表明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去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再塑了满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极时期文馆诸臣的诸多建议已全部变成现实。显然，这是清入关前长期努力倡导儒学的积累的结果，是逐步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由努尔哈赤发其端，皇太极全面更张、大力提倡，至多尔衮最后冲刺而水到渠成。由于准备充分而接轨顺利，满汉双方均未出现重大的障碍，不存在“抗药性”、排它性的问题。这一接轨竟使原有的抗清势力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使清兵入关、入主中原这一震天撼地的大举动，犹如在一次从容不迫的典礼中完成。这一事实不仅震惊了朝鲜，也使清统治集团本身大为吃惊。他们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顺畅，以为一切都可传檄而定，进而多方俯顺舆情，甚至发出“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息从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环境的出现对清兵入关的积极促进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如何去统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与适应先进和文明，通过自身完善，因势乘便，而反客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与文治总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收到武功难以达到的奇效，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武功的进展，促进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清兵入关之际的文化背景，即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所产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证。

满汉文化接轨推动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政治事变的胜利，尽管能否巩固这个胜利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满汉文化的接轨也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但事实证明，这却是影响清朝一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有远见有魄力的清朝统治者不仅巩固而且发展了这个胜利。它的标志是顺康以后儒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完善，进而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这是后话，且已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

参考文献：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庚戌。

〔2〕〔朝鲜〕《李朝实录》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3〕〔朝鲜〕李民（原字为宀加奂，上下结构）：《建州闻见录》。

〔4〕《左传》成公四年。

〔5〕〔27〕《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6〕〔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8〕〔9〕《清太宗实录》卷1，页9；11。

〔10〕《清太宗实录》卷9，页13。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本，页11；21；62—63；1；11；18；28；4；71；10；44；16；56；4；65。

〔26〕〔28〕《清太宗实录》卷10，页28。

〔29〕《清太宗实录稿本》第14卷。

〔31〕《清太宗实录》卷28。

〔32〕《清太宗实录》卷30，页25。

〔33〕《奉天通志》卷92。

〔34〕《清太宗实录》卷2，页7—8。

〔35〕《清太宗实录》卷43。

〔36〕《清太宗实录》卷11。

〔37〕《清太宗实录》卷62，页14—15。

〔38〕〔39〕《清世祖实录》卷4，页4—6；12。

〔40〕李wēi（原字为雨加尉，上下结构）：《范文肃公墓志铭》，载《碑传集》卷4。

〔41〕〔42〕《清世祖实录》卷4，页15。

满汉文化范文篇8

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观念，这时并未改变。而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巧妙地靠拢了这一思想，因势乘变，出奇制胜。它紧紧抓住农民军推翻明王朝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顷刻之间清军的形象大变，立由凶残之旅而成忠义之师，俨然为文明的代表，而为汉族士庶所接受。这样，长时期以来汉满间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仅突然间缩短，且找到了契合点而顺利接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这就为清兵入关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清兵的顺利入关不仅是八旗武功的胜利，也是自皇太极以来锐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一背景的形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则是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谨分论如下。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臣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汉法，即奉行中国传统制度之事。他们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4〕建议“举孝廉”，提倡忠孝，以为国家培养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度。遵法先王，特别提出要向汉高祖那样在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尽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揽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统治机构方面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设内阁、设总理、开言路、立言官、设谏台、设督察之官、设通政司、设六科给事中，以及编修国史，等等。几乎完全都是搬照汉法行事，一切率由旧章。而宁完我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得体。他认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国确实应该照《明会典》即汉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有所思考取舍，应结合实际，看看“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这样“参汉酌金”，以“渐就中国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19〕这是结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是为后金日后夺取全国、统治全国而提出的战略方针。

文馆儒臣们对后金最敏感的有关抢掠的老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尖锐指出，后金国“因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而抢来之后“必同八家平分之”。抢来的人口，“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20〕要想“大就王业，”必须“广开仁慈”。得到一城，应安定一城，对其人民、妻子、衣服财物，应做到“丝毫不动”〔21〕才是。而现在“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2〕抢掠不停，人心难收。只有停止抢掠，对人民“秋毫无犯”，则“人心无不悦”。〔23〕他们认为后金这个“抢”的老传统危害极大，坚决主张改变。他们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必须“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24〕“诛人者诛心。”“凡得人心，以仁义得者必得恒久，以势力而得者，多必变更，此人情之必然也。”〔25〕

汉官们的坦诚建议与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大说教、大宣传，对皇太极治国决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渐就中国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皇太极在扭转社会风气改变统治方式，创造良好顺畅的统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参汉酌金”的原则，从后金——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按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统治模式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也使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心理环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人们看到皇太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如下改革。

办学校。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下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这是后金国正式办学之始。这是皇太极针对满洲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无用，“不学习未尝误事”〔26〕而拒绝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势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而后，这种学校由贵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会铺开，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开科举。这是广搜人才，通过考试以选任官员的一种制度。自隋唐以来为历代所坚持。完善的科举分文武两个途径及四级考试。清入关前只进行文考一途和童、乡两试。分别各进行三次，首次科举于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举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进行了一次考试儒生的举动。从三百名诸生中选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别赏赐，“俱免二丁差徭”。〔27〕其实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试，只不过是从已获得诸生资格者中，又进行一次资格的认定与选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乡试只分别录取生员335名及举人33名。名额虽然不多，但在人才匮乏的当时来论已相当可观，且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举人，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录取的61名生员各授护军校品级。以往品级多以军功获得。因科举而获品级是前所未有之举。这说明文臣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轻文治的传统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提倡伦理道德，移风易俗，加强道德规范。皇太极从社会实践中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后，便坚决、自觉地加以提倡。当天聪五年他下令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时，就明确宣布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象明人那样“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8〕而儒家的道德观同满洲固有的习俗多相抵触，所以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便是移风易俗的过程。对此皇太极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当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崇德改元、皇太极称帝之际，更以立法的手段坚决弃旧俗立新风。他说：“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的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并将此写进《会典》之中，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法令。他还说：“若不遵法，同族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29〕而前此满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则是“婚嫁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30〕不重辈份，伦理观念淡漠。与此同时，皇太极在登极颁诏大赦时，将“犯上，烧毁宗庙”，“杀伤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列入“十恶”，为不赦之罪。〔31〕显然这是将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对满族道德习俗的一次深刻革命。这种变革的后果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满族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

加速进行满译汉籍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皇太极继位不久便已展开。具有儒家思想的满洲圣人、大翻译家达海奉命而首开其端。他生前共翻译完成的有《万宝全书》、《三略》、《刑部会典》、《素书》、《国语》。未完成而后继者赓续而成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大法、封建等级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载其中。皇太极组织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便是在全民族中进行儒家观念的教育，这是移风易俗、改变民族思想精神风貌工作的重要一环。

尊孔。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被历代尊崇，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思想的最高代表。尊孔即是尊崇、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早在天聪三年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他登极改元的崇德元年八月上丁日，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孔子，祭文赞颂孔子“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32〕首开祭孔之典。祭孔的同时又崇祀关公。即三国蜀汉名将关羽。于崇德八年敕建关帝庙，题其扁额为“义高千古”。〔33〕把关公视为忠义的化身，这是倡导忠义，向全民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

皇太极这种对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认同，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全体成员主要是满族的文化素质，更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了满汉思想文化上的关系，使满族与汉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差距有所缩短，出现了某些契合点与共同点。

难除的障碍。皇太极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气魄，希望消除满汉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满汉一体”，“毋致异同”的境界，而出现治平的盛世。为此，他把儒学做为满汉认同的思想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满汉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满汉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汉官们曾一再吁请、痛言立革的抢掠之风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养的制度未变。因为皇太极不想改变。

皇太极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除旧布新之举，唯在这点上毫不动摇。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开始进行改革之时，生员岳起鸾曾提出应与明朝议和并将俘获的汉人“速行放还”给明朝，“否则亦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也”的建议时，皇太极断然拒绝。他说俘获之士民，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最后竟以“蓄谋向敌”〔34〕之罪将岳杀掉。而当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的建议时，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极。被下旨“切责”，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与同伙，结果株连多人。祝世昌被革职流放黑龙江锡伯地方，而协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启心郎孙应时却被正法处死。〔35〕皇太极口口声声要求群臣直言进谏，此时竟然冒诛杀进谏者的风险，是因为进谏者触犯了满洲抢掠、八家均分这一根本问题。可见在后金——清，其它问题可以讨论，唯独这个问题不可讨论，不可触动。这种抢掠之风不除，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入关前的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未变。这距儒家思想观念所应达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正如天聪六年（1633年）贝勒岳托所说，满洲的这种作风已使汉人“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36〕这是坦诚的大实话。因为只要满洲的烧杀抢掠之风一日不除，汉人与之对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满汉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便不会缓解。

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边上，接到了北京已为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为应付最新变化的形势。多尔衮再次以军事向随军的智谋之士咨询意见。三年前于松山战场上战败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养的原明军统帅洪承畴，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启多尔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确出师名义问题。他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贼的旗号，“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进一步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区夏，非ㄨ安百姓不可。”〔40〕这不啻激将法，再次强调抢掠杀戮行径必须收场。

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迎降。”〔45〕于是，便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记录的那样清兵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在欢迎声中长驱直入北京城的奇迹。

奇迹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清统治者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而导致出现的崭新文化环境，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围发挥作用的结果。多尔衮于紧要关头权衡利弊，终于认识到要想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而夺得天下要比满足八旗将士的一时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况夺取天下正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曾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从谏如流，一改几十年来坚奉不移的抢掠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下坚决之令停止抢掠，打出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讨贼复仇的旗号。这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环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烧杀抢掠被汉人恨之入骨的强盗一跃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这样，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汉人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广大汉族士庶所接受和欢迎。这是清朝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当然这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多尔衮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

清兵进占北京后除坚决落实与兑现入关之际禁止抢掠及“复官”、“复业”的许诺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赢得汉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动。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讦，下令为被农民军逼死的崇祯帝发丧、下令免除明末以来的弊政三饷加派、宣布地亩钱粮按明万历会计簿征收、招山林隐逸之士，开科取士、开经筵、提倡尊孔读经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难诸臣及忠孝节烈，以及隆重举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极大典，等等。这表明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去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再塑了满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极时期文馆诸臣的诸多建议已全部变成现实。显然，这是清入关前长期努力倡导儒学的积累的结果，是逐步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由努尔哈赤发其端，皇太极全面更张、大力提倡，至多尔衮最后冲刺而水到渠成。由于准备充分而接轨顺利，满汉双方均未出现重大的障碍，不存在“抗药性”、排它性的问题。这一接轨竟使原有的抗清势力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使清兵入关、入主中原这一震天撼地的大举动，犹如在一次从容不迫的典礼中完成。这一事实不仅震惊了朝鲜，也使清统治集团本身大为吃惊。他们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顺畅，以为一切都可传檄而定，进而多方俯顺舆情，甚至发出“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息从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环境的出现对清兵入关的积极促进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如何去统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与适应先进和文明，通过自身完善，因势乘便，而反客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与文治总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收到武功难以达到的奇效，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武功的进展，促进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清兵入关之际的文化背景，即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所产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证。

满汉文化接轨推动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政治事变的胜利，尽管能否巩固这个胜利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满汉文化的接轨也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但事实证明，这却是影响清朝一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有远见有魄力的清朝统治者不仅巩固而且发展了这个胜利。它的标志是顺康以后儒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完善，进而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这是后话，且已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

参考文献：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庚戌。

〔2〕〔朝鲜〕《李朝实录》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3〕〔朝鲜〕李民（原字为宀加奂，上下结构）：《建州闻见录》。

〔4〕《左传》成公四年。

〔5〕〔27〕《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6〕〔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8〕〔9〕《清太宗实录》卷1，页9；11。

〔10〕《清太宗实录》卷9，页13。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本，页11；21；62—63；1；11；18；28；4；71；10；44；16；56；4；65。

〔26〕〔28〕《清太宗实录》卷10，页28。

〔29〕《清太宗实录稿本》第14卷。

〔31〕《清太宗实录》卷28。

〔32〕《清太宗实录》卷30，页25。

〔33〕《奉天通志》卷92。

〔34〕《清太宗实录》卷2，页7—8。

〔35〕《清太宗实录》卷43。

〔36〕《清太宗实录》卷11。

〔37〕《清太宗实录》卷62，页14—15。

〔38〕〔39〕《清世祖实录》卷4，页4—6；12。

〔40〕李wēi（原字为雨加尉，上下结构）：《范文肃公墓志铭》，载《碑传集》卷4。

〔41〕〔42〕《清世祖实录》卷4，页15。

满汉文化范文篇9

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观念，这时并未改变。而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巧妙地靠拢了这一思想，因势乘变，出奇制胜。它紧紧抓住农民军推翻明王朝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顷刻之间清军的形象大变，立由凶残之旅而成忠义之师，俨然为文明的代表，而为汉族士庶所接受。这样，长时期以来汉满间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仅突然间缩短，且找到了契合点而顺利接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这就为清兵入关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清兵的顺利入关不仅是八旗武功的胜利，也是自皇太极以来锐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一背景的形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则是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谨分论如下。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臣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汉法，即奉行中国传统制度之事。他们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4〕建议“举孝廉”，提倡忠孝，以为国家培养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度。遵法先王，特别提出要向汉高祖那样在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尽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揽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统治机构方面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设内阁、设总理、开言路、立言官、设谏台、设督察之官、设通政司、设六科给事中，以及编修国史，等等。几乎完全都是搬照汉法行事，一切率由旧章。而宁完我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得体。他认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国确实应该照《明会典》即汉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有所思考取舍，应结合实际，看看“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这样“参汉酌金”，以“渐就中国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19〕这是结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是为后金日后夺取全国、统治全国而提出的战略方针。

文馆儒臣们对后金最敏感的有关抢掠的老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尖锐指出，后金国“因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而抢来之后“必同八家平分之”。抢来的人口，“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20〕要想“大就王业，”必须“广开仁慈”。得到一城，应安定一城，对其人民、妻子、衣服财物，应做到“丝毫不动”〔21〕才是。而现在“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2〕抢掠不停，人心难收。只有停止抢掠，对人民“秋毫无犯”，则“人心无不悦”。〔23〕他们认为后金这个“抢”的老传统危害极大，坚决主张改变。他们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必须“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24〕“诛人者诛心。”“凡得人心，以仁义得者必得恒久，以势力而得者，多必变更，此人情之必然也。”〔25〕

汉官们的坦诚建议与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大说教、大宣传，对皇太极治国决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渐就中国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皇太极在扭转社会风气改变统治方式，创造良好顺畅的统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参汉酌金”的原则，从后金——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按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统治模式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也使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心理环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人们看到皇太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如下改革。

办学校。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下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这是后金国正式办学之始。这是皇太极针对满洲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无用，“不学习未尝误事”〔26〕而拒绝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势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而后，这种学校由贵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会铺开，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开科举。这是广搜人才，通过考试以选任官员的一种制度。自隋唐以来为历代所坚持。完善的科举分文武两个途径及四级考试。清入关前只进行文考一途和童、乡两试。分别各进行三次，首次科举于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举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进行了一次考试儒生的举动。从三百名诸生中选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别赏赐，“俱免二丁差徭”。〔27〕其实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试，只不过是从已获得诸生资格者中，又进行一次资格的认定与选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乡试只分别录取生员335名及举人33名。名额虽然不多，但在人才匮乏的当时来论已相当可观，且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举人，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录取的61名生员各授护军校品级。以往品级多以军功获得。因科举而获品级是前所未有之举。这说明文臣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轻文治的传统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提倡伦理道德，移风易俗，加强道德规范。皇太极从社会实践中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后，便坚决、自觉地加以提倡。当天聪五年他下令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时，就明确宣布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象明人那样“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8〕而儒家的道德观同满洲固有的习俗多相抵触，所以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便是移风易俗的过程。对此皇太极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当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崇德改元、皇太极称帝之际，更以立法的手段坚决弃旧俗立新风。他说：“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的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并将此写进《会典》之中，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法令。他还说：“若不遵法，同族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29〕而前此满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则是“婚嫁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30〕不重辈份，伦理观念淡漠。与此同时，皇太极在登极颁诏大赦时，将“犯上，烧毁宗庙”，“杀伤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列入“十恶”，为不赦之罪。〔31〕显然这是将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对满族道德习俗的一次深刻革命。这种变革的后果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满族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

加速进行满译汉籍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皇太极继位不久便已展开。具有儒家思想的满洲圣人、大翻译家达海奉命而首开其端。他生前共翻译完成的有《万宝全书》、《三略》、《刑部会典》、《素书》、《国语》。未完成而后继者赓续而成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大法、封建等级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载其中。皇太极组织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便是在全民族中进行儒家观念的教育，这是移风易俗、改变民族思想精神风貌工作的重要一环。

尊孔。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被历代尊崇，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思想的最高代表。尊孔即是尊崇、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早在天聪三年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他登极改元的崇德元年八月上丁日，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孔子，祭文赞颂孔子“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32〕首开祭孔之典。祭孔的同时又崇祀关公。即三国蜀汉名将关羽。于崇德八年敕建关帝庙，题其扁额为“义高千古”。〔33〕把关公视为忠义的化身，这是倡导忠义，向全民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

皇太极这种对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认同，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全体成员主要是满族的文化素质，更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了满汉思想文化上的关系，使满族与汉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差距有所缩短，出现了某些契合点与共同点。

难除的障碍。皇太极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气魄，希望消除满汉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满汉一体”，“毋致异同”的境界，而出现治平的盛世。为此，他把儒学做为满汉认同的思想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满汉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满汉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汉官们曾一再吁请、痛言立革的抢掠之风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养的制度未变。因为皇太极不想改变。

皇太极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除旧布新之举，唯在这点上毫不动摇。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开始进行改革之时，生员岳起鸾曾提出应与明朝议和并将俘获的汉人“速行放还”给明朝，“否则亦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也”的建议时，皇太极断然拒绝。他说俘获之士民，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最后竟以“蓄谋向敌”〔34〕之罪将岳杀掉。而当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的建议时，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极。被下旨“切责”，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与同伙，结果株连多人。祝世昌被革职流放黑龙江锡伯地方，而协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启心郎孙应时却被正法处死。〔35〕皇太极口口声声要求群臣直言进谏，此时竟然冒诛杀进谏者的风险，是因为进谏者触犯了满洲抢掠、八家均分这一根本问题。可见在后金——清，其它问题可以讨论，唯独这个问题不可讨论，不可触动。这种抢掠之风不除，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入关前的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未变。这距儒家思想观念所应达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正如天聪六年（1633年）贝勒岳托所说，满洲的这种作风已使汉人“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36〕这是坦诚的大实话。因为只要满洲的烧杀抢掠之风一日不除，汉人与之对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满汉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便不会缓解。

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边上，接到了北京已为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为应付最新变化的形势。多尔衮再次以军事向随军的智谋之士咨询意见。三年前于松山战场上战败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养的原明军统帅洪承畴，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启多尔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确出师名义问题。他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贼的旗号，“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进一步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区夏，非ㄨ安百姓不可。”〔40〕这不啻激将法，再次强调抢掠杀戮行径必须收场。

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迎降。”〔45〕于是，便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记录的那样清兵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在欢迎声中长驱直入北京城的奇迹。

奇迹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清统治者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而导致出现的崭新文化环境，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围发挥作用的结果。多尔衮于紧要关头权衡利弊，终于认识到要想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而夺得天下要比满足八旗将士的一时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况夺取天下正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曾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从谏如流，一改几十年来坚奉不移的抢掠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下坚决之令停止抢掠，打出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讨贼复仇的旗号。这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环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烧杀抢掠被汉人恨之入骨的强盗一跃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这样，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汉人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广大汉族士庶所接受和欢迎。这是清朝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当然这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多尔衮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

清兵进占北京后除坚决落实与兑现入关之际禁止抢掠及“复官”、“复业”的许诺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赢得汉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动。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讦，下令为被农民军逼死的崇祯帝发丧、下令免除明末以来的弊政三饷加派、宣布地亩钱粮按明万历会计簿征收、招山林隐逸之士，开科取士、开经筵、提倡尊孔读经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难诸臣及忠孝节烈，以及隆重举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极大典，等等。这表明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去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再塑了满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极时期文馆诸臣的诸多建议已全部变成现实。显然，这是清入关前长期努力倡导儒学的积累的结果，是逐步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由努尔哈赤发其端，皇太极全面更张、大力提倡，至多尔衮最后冲刺而水到渠成。由于准备充分而接轨顺利，满汉双方均未出现重大的障碍，不存在“抗药性”、排它性的问题。这一接轨竟使原有的抗清势力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使清兵入关、入主中原这一震天撼地的大举动，犹如在一次从容不迫的典礼中完成。这一事实不仅震惊了朝鲜，也使清统治集团本身大为吃惊。他们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顺畅，以为一切都可传檄而定，进而多方俯顺舆情，甚至发出“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息从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环境的出现对清兵入关的积极促进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如何去统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与适应先进和文明，通过自身完善，因势乘便，而反客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与文治总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收到武功难以达到的奇效，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武功的进展，促进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清兵入关之际的文化背景，即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所产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证。

满汉文化接轨推动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政治事变的胜利，尽管能否巩固这个胜利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满汉文化的接轨也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但事实证明，这却是影响清朝一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有远见有魄力的清朝统治者不仅巩固而且发展了这个胜利。它的标志是顺康以后儒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完善，进而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这是后话，且已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

参考文献：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庚戌。

〔2〕〔朝鲜〕《李朝实录》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3〕〔朝鲜〕李民（原字为宀加奂，上下结构）：《建州闻见录》。

〔4〕《左传》成公四年。

〔5〕〔27〕《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6〕〔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8〕〔9〕《清太宗实录》卷1，页9；11。

〔10〕《清太宗实录》卷9，页13。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本，页11；21；62—63；1；11；18；28；4；71；10；44；16；56；4；65。

〔26〕〔28〕《清太宗实录》卷10，页28。

〔29〕《清太宗实录稿本》第14卷。

〔31〕《清太宗实录》卷28。

〔32〕《清太宗实录》卷30，页25。

〔33〕《奉天通志》卷92。

〔34〕《清太宗实录》卷2，页7—8。

〔35〕《清太宗实录》卷43。

〔36〕《清太宗实录》卷11。

〔37〕《清太宗实录》卷62，页14—15。

〔38〕〔39〕《清世祖实录》卷4，页4—6；12。

〔40〕李wēi（原字为雨加尉，上下结构）：《范文肃公墓志铭》，载《碑传集》卷4。

〔41〕〔42〕《清世祖实录》卷4，页15。

满汉文化范文篇10

入居辽东之初，努尔哈赤一再申谕：“今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国人”1。正是从这满汉一体的思想出发，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强制手段来促进满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

其一，强制满汉人民迁居杂处，同耕共食。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满汉军民风尘仆仆地来到辽东，居无定处，亟须安置。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首先对满汉人等实行了“计丁授田”，即“一男种粮田五垧，种棉田一垧”2，在牛录额真统一管理下进行以户为单位的独立生产，并且纳粮当差，“每三男耕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当中一人当兵，同时二十男中一人应出差”3。这样，不仅解决了军饷、兵源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将满族人丁和汉族人民一起固着在辽东土地上，使满汉人民处于杂居共处之中。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源源不断地迁徙大批女真人进入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4。为了解决这些大量内迁的满族人民的吃住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指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人)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5。这种强制满汉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汉人民户供奉满人的吃住，要将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粮)如实报告。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6。这样势必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为了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努尔哈赤采取将部分新征服地区的汉人迁离故土的办法。其中一部分汉人被迁移到满族的故乡。因为大量女真人随军或迁移到辽东，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居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7，用以安置这些迁离故土而来塞外的汉人。另外一些汉人则被迁到满人居住比较集中、或者其统治势力容易控制的地方。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诸岛的明将毛文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警觉。于是，他立即下令“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迁金州民于复州”8。天命七年(1622年)占领广宁城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辽东(此指辽阳一带)”9。这时的辽阳已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把大量汉人迁来辽阳，是为了便于控制，有利于巩固后金政权的统治。天命八年(1623年)复州的汉人叛逃，先是大规模屠杀，然后又将这一带汉人迁到早已迁居了大量满人的海城、鞍山，再将这一带的部分满人迁到复州等地。天命八年(1623年)7月，阿敏贝勒发给的文书中要“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住到满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庄等城镇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秦守备管辖的作席、桶的五村十一户”10，属于有特殊技艺专作记载外，其他汉人身份不明。但据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有“在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宁营的城的周围十里、十五里有粮的人都进城居住”11的指令，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有粮的人”，即富人，或是有功于满人、得到满人信任的人。其中像王秦顺、吴扬凯那两户汉人，令其住在“耀州北的布兰泰牛录的诸申住的赵家庄”12，无疑属于后者。

总之，强制满汉人民互相迁居杂处的结果，加强了满州贵族的统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互相接近。

其二，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

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大，俘获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开始进一步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他把大部分辽东汉人及黑龙江流域归附而来的女真人，通过强制手段，将一部分户口纳入八旗之中，由八旗派出官员统领，一部分汉民编制八旗的情况，从现存的官书文献资料来看，《清实录》、《满洲实录》几无记载，惟《满汉老档》偶有涉及。从《满文老档》记载来看，当时辽东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汉人户口是被编入八旗之中的。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的原则，除了俘虏作满人奴隶外，所有归降汉人，大部分还被编为民户，有一部分被纳入八旗的牛录之中，在牛录额真监督下劳动。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令：“把在抚西获得的尼堪们给各自的贝勒、各自的额真考察后，可以任命领催人。把辽东(指辽阳)获得的养猪的尼堪、绣匠等有用的尼堪，要收入在辛者库(汉语：管领下食口粮人)牛录新得五百男人中。要和八贝勒庄合住的尼堪，给牛录的人。牛录的人可以(把他)算入自己的数内”13。“领催”是牛录属下的低级官员，一般每牛录下设五个领催人。显然那些抚顺最先归降的汉人，以及和八贝勒庄合住的汉人的户口，无疑是编入八旗的。辽阳归降的汉人养猪、绣匠这些“有用的”即有技艺特长的汉人也是被编入八旗的。当时在盖州沿海一带还有“八旗煮盐的尼堪”14，大概也是属于这种情况被编入八旗的。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个情况，即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户中的“有粮的人”，一部分隶于八旗，一部分仍任用汉官进行管理，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努尔哈赤采取了收捕和屠杀的政策。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对去盖州、威宁营一带清查户口和粮食数字五牛录额真说：“要全面调查五牛录的汉人，……将没有粮的收捕”15。那些被收捕的没粮的穷人，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屠杀了。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后来也都作了满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他们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满族社会的最低层。

对于那些强制隶入八旗的汉人，尽管他们的户口隶于八旗，但他们与入居辽东以前的八旗中的汉人不一样。对于户口编入八旗的辽东广大汉区的汉人民户，努尔哈赤规定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命“在各旗分驻的地方，任命该旗的人为官员；原来在那城管辖下的地方的人，无论什么消息，都要听从任命的官员，兵仅服从该管的额真”16。按照过去八旗制度规定，兵、民同属一个额真管理。八旗属下户口，既是兵户，又是民户。而现在兵丁和民户是分开管理的，兵丁仍归原额真管理，而户口隶于八旗的汉人民户，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尽管如此，但辽东的广大汉人和满族八旗丁口，都在八旗官员的统领之下，同一个政令，努尔哈赤政治体制一体化的目的是达到了。

其三，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政策。

努尔哈赤在1621年进入辽东地区以后，颁布了“计丁授田”，实行“按丁编庄”，这是对女真社会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在生产方式上满汉一体化政策的重要步骤。

努尔哈赤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就根据明朝辽东地区的屯田制，在女真社会中，局部地推行牛录屯田制，以每牛录出丁男10人、牛4头，专门在空旷土地上垦荒耕种，以收获的粮食储于官仓，以备食用。这种牛录屯田制是带有封建农奴制性质的。这说明在进入辽沈以前，女真奴隶制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制的因素。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掠抚顺，得归附汉人千余户。如何处理这些封建制度下的汉人民户?对于处在两种生产方式岔道口的努尔哈赤来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选择。努尔哈赤采取了明智的抉择，没有按照惯例，把他们降作阿哈(奴隶)，而是“命安插抚顺所降民千户，父子、兄弟、夫妇毋令失所，……并全给以田庐、牛马、衣粮、畜产、器皿，仍旧明制设大小官属”17。即按照明朝的制度设置官属，令汉民从事农业生产，维持原来辽沈地区的封建制生产方式。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了辽沈，实行“计丁授田”，即将辽阳、海城一带三十万日(每日约合6亩)土地，以及辽东五卫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交出的无主田地三十万日，按照丁口授于满汉人户。当时并规定，每l丁男，种粮田五日、种棉田一日，每3个丁男种官田一日，每20个丁男征l丁当兵，以l丁应公差。“计丁授田”，把土地分为官田和份田，官田所收，作为劳役地租，奉献给后金国家。而份田所收则为“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18，即为满汉人户衣食来源。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实行“按丁编庄”，即将“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给与一庄”，“一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其中二十日纳官粮，八十日供自己食用”19。二十日纳官粮的土地，是庄丁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耕种八旗各级首领的土地，产品也是作为劳役地租奉献给各级统治者的。另外八十日土地，是庄丁自己经营，为其全家衣食来源。

总之，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所实行的“计丁授田”，“按丁编庄”，都是八旗各级统治者占有土地，而作为劳动者的满汉丁口，占有一部分份地，他们向各级统治者缴纳租税，负担徭役。满汉人丁与八旗各级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像奴隶那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与以往那种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有根本的不同。再就产品的分配形式来说，满汉丁户，已经有自己经营和支配的份地，对于国家和各级统治者，他们奉献出劳役地租。因此，无论是从土地的占有形式，还是从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形式，都发生了与原来根本不同的变革。即基本采取了原来辽东地区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当然，这种变革是很不彻底的。在这种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中，仍然保留有大量奴隶制的残余。但不管怎样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本来在不同生产方式下生活的满汉人民，基本上统一到同一个生产方式之下，同步前进。随着封建制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在努尔哈赤时期，基本上实现了。

其四，语言习俗方面的一体化。

语言是人类互相交往的工具。既然满汉人民同居共室，没有共同语言是不行的。满人是征服者，满族是统治民族。所以满族统治者把满语作为主要语言(称为国语)，强制在汉人中推行。但是大量汉人的存在，数量众多的汉人仍旧使用汉语，作为主要的交往工具。而汉语经过几千年的提炼，语汇是极其丰富的。所以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以后，一切地名、官名、日常用语，都依从汉语。甚至满族人之间互相交往，亦有用汉语的。所以汉语在当时并不是禁用的语言。特别是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需要，迫使满族统治者不得不学习汉语。努尔哈赤本人，就熟谙汉语，而且十分注重学习汉语。所以尽管满语是强制推行于满汉之间的主要语言，但汉语仍是互相交往的通行语言。两种语言并行不悖，促进了满汉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渗透。

其次，强制剃发(即男子剃去周围头发，顶上留发结辫垂在脑后)，是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习俗方面的又一一体化措施。努尔哈赤攻城掠地之后的第一项政令，就是剃发留辫。事实上剃发在当时已超出了一般的习俗范围，而是作为一条拥护还是反对后金统治的政治标准。这项有损汉民族尊严的措施，曾经引起辽东汉人的强烈反抗，这是努尔哈赤的失策之处。但是，它毕竟用强烈地手段使满汉民族在主要习俗上趋向一体化。

再就是婚姻关系方面。在征服辽东的战争中，努尔哈赤为了笼络汉人降将，曾将自己的孙女(其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降附的明辽东抚顺守将李永芳，号称李驸马。后又以宗族女，嫁与李延龄(又名李率泰)。也曾以宗族女嫁与因密报军机而立功的抚顺商人佟养性，称佟为“石乌礼额驸”。在进入辽沈以后的几年中，满汉民间通婚情况，史乘几无记载。但是既然在后金建国后，并不禁止满汉通婚，因此在两个统治集团，在低层平民中，两个民族通婚，都曾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特别是进入辽沈以前，女真人入边，掳掠汉人与之通婚，屡见不鲜。而进入辽沈以后，满汉人民同居共室，又怎么能骤然终止通婚呢?再说，我们在主要史籍中，尚未发现入关前有限制满汉通婚的任何记载。因此可以推断，除了上述的满汉之间通婚事例外，满汉民族间互相通婚应该说是不乏其人的。

努尔哈赤统治辽沈地区以后，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强制推行其满汉一体化政策，是有其原因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努尔哈赤早就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善于学习汉民族先进的东西。

努尔哈赤兴起于明王朝日益腐败之际。努尔哈赤祖父因给明军作向导，死于战火。他在袭祖、父职任卫指挥以后，“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20，并“时送所掠汉人，自结于中朝(指明廷)”21，得到明廷信任。先后加升都督职衔，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少年时代曾投在辽东守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22，因此而与李成梁及其子李如柏结下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人有说“建酋(指努尔哈赤)与成梁谊同父子”23，亦有说“如柏兄弟与奴酋有香火之情”24。《国榷》卷八三谈迁则说，努尔哈赤“幼孤育于成梁，年十六遣归本部”。上述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究，但至少可以说，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父子关系非同一般，而这种关系对于努尔哈赤成长以及他对辽东汉区的了解都是至关重要的。努尔哈赤本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十分注重学习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信任有才干的汉人。据朝鲜《李朝实录》卷七零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有人就在建州女真“见折(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号为师付，方教老乙可赤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努尔哈赤手下还有个歪乃，“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25。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亦亲见“胡人(指努尔哈赤)文书，辽人董大海、刘海专掌”26。可见，努尔哈赤身边掌笔墨的秘书之类的人物，主要是汉人。这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汉人，在女真社会中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甚至努尔哈赤的亲信侍卫亦有不少汉人，“高皇帝创业之初，有洛翰者，本姓刘，中原人，以庸至辽。初给事于建州，颇勤俭有勇力。高皇帝赏识，拔为侍卫”，深得努尔哈赤信任，“倚如左右手”27。总之，努尔哈赤自幼年一直受明封为龙虎将军，多次到北京朝贡，经常来往于辽东汉区，广为结识辽东守将，甚至身边文武侍卫都用汉人，耳濡目染，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熟悉汉话，能读汉文书籍。《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的训谕中，对于中国古代典章文物非常熟悉，言必称汉唐，奉明制为圭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努尔哈赤对于中原，特别对辽东的山川风物，明廷弊政了如指掌。明人也承认，“辽人兼辽兵、辽马、辽饷，努酋(指努尔哈赤)习知”28。所有这一切，都为努尔哈赤入居辽沈以后所推行的满汉一体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其次，努尔哈赤当时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即进入辽沈地区之后，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生产方式差异悬殊。显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作基础，努尔哈赤是很难在辽沈地区站稳脚跟的。努尔哈赤正是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强烈推行满汉一体化政策，作为他立国定政的基础。在当时条件下，如果完全照搬辽东汉区的政治制度和封建制生产方式，这既不可能，又不现实。因为刚刚跳出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满族社会，对于经营农业经济，并未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而一直习惯于游牧生活的女真人，一下子完全把他们固着在土地上，这也是很难办到的。而女真贵族奴隶主，也并不愿意一下子舍弃他们旧的特权。因此，把封建农奴制这种带有过渡性的生产方式，加诸满汉两族人民的头上，既不完全使汉族地区的生产方式作一次大的逆转和倒退，而对满族社会来说，也只是在旧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上向前迈了一小步，并不触及女真贵族的根本利益，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明智的政策。

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努尔哈赤的这种满汉一体化政策，究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的强制推行，客观上缩短了满汉民族之间，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方面的差距，大大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使一个经济文化本来比较落后的民族，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迅速地赶上了辽沈地区的先进经济文化，从而逐步填平了满汉民族之间差别的鸿沟。辽沈汉区的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对满族社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满族社会要在很短时间内弥合这一差距，必须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而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即是在努尔哈赤不自觉的情况下，用暴力手段，扫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从而逐取缩小，以至最后填平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其次，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渗透，巩固了辽沈这块根据地。这对于后来皇太极占据整个辽东，以至最后清王朝入主中原、统一全国，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当然，这种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本身就包含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内容。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使广大汉族人民沦于被奴役的地位。但这种政策，毕竟使两个不同的民族处在一个共同政体中，这本身就扩大和加强了满族社会的力量。如果没有早期辽沈地区人民提供的物质财富，如果没有早期辽沈地区人民的兵源补充，努尔哈赤，特别是皇太极，又何以能扩建汉军八旗，又何以能得到千军万马，而最后打败明残余势力，以致最终入主中原。这就是清王朝为什么在入关之初仍旧把辽东当作它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入关以后满族统治者要将这些早期占领区的辽东汉人算作是“佛满洲”(即老满洲)的缘故。甚至在清奠都北京以后，“各衙门俱用旧官，正官俱用满人和辽人为之”29。显然，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辽人已和满人具有同等地位。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努尔哈赤时期的一体化政策。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是在暴力强制之下推行的，是伴随着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甚至是在野蛮的屠杀政策之下推行的，曾给满汉广大人民，特别是给汉族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一方面给刚刚挣脱奴隶制枷锁的女真人民重新戴上农奴的锁链，另一方面又使辽东广大汉族人民沦于农奴的地位。而在女真的大量拖克索田庄中，依旧严重地存在着严重的奴隶制残余，这些正是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的局限之所在。

总之，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从总体上来看，对满族社会的进步，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作用。努尔哈赤在其临终的前一年，曾十分自得地说：“我的国人，过去分别住在各自的地方。现今诸申、蒙古、尼堪，全部住在一城，像一家人一样生活”30。我们从努尔哈赤这些粉饰太平的言辞中，可以窥见这一客观的历史作用。那就是，满汉人民在强权之下，杂居共处，互相交往，互相渗透，逐步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日趋一致，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我以为，这是努尔哈赤一体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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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山中闻见录》卷一。

[23]《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二。

[24]《明神宗实录》卷五八零。

[25]《李朝宣宗实录》卷七一。

[26]《燃藜室记述》卷七四。

[27]《啸亭杂录续录》卷三。

[28]《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