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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09:10:30

行为主义范文篇1

【论文摘要】：分析哲学家赖尔批判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否认了独立的心的存在，将心灵还原为行为，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同时也面临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困难。由于其包含了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故成为一种"无头脑"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如何对待精神存在的事实?这也正是唯物主义必需直面的问题。

身心关系历来是哲学界反思的对象,在解决自我认知和他心知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对心灵的认识范式不断发生转换,并在新的层次上有所迈进。笛卡尔范式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实体：物质和心灵。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本质属性是思维，心灵状态只为个人所私有。对心灵的认知就是自我认知。笛卡尔范式引发的心灵认知问题上的唯我论和怀疑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和批评。其中以赖尔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范式给予人们莫大的启发。豪无疑问,对身心问题的解答还没有理想的答案,也许问题是永恒的,答案是暂时的。文章试图从赖尔的行为主义身心观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理清脉络促进新的认识。

一

在对心灵的不同方式的理解中,在行为主义学说中,赖尔是其主要代表。赖尔的心身学说主要集中在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一书中。在该书中赖尔旨在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澄清有关心的问题的陈述和概念，以消除混乱。简言之，他的目的不是建设，而是批判或"治疗"。他在《心的概念》一书导言中开篇便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目的是想修正我们已经具备的关于心的知识的逻辑地图。他说："可以有所保留地说，本书提供了一种心的理论。不过，它并不给心的问题的研究添加新的信息……本书所做哲学论证的主旨并不在于添加我们对心的认识，而是想修正一下那张描给我们早已具备的种种知识的逻辑地图。"[1]

赖尔在驳斥其身心二元论时是借用逻辑范畴作出了有的放失的分析。他所及的范畴是指语句的逻辑类型--语言习惯。在一般情况下，范畴错误有两种表现，而心身二元论正是出现了范畴错误的两种表现，因而是错误的，这就是赖尔否定心的独立存在性的根本方法。

范畴错误的第一种表现是将某一逻辑范畴的语句误认为属于另一逻辑范畴，也即在表达中使用了不该使用的表达习惯。这种有范畴错误的陈述，从语法形式上看似乎是正确的。如：

（一）华盛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二）克林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很显然，以上两个句子语法形式完全相同，但句子（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

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句子（二）犯的就是一个范畴错误，它被误作为句子（一）的同一范畴。同理，信奉"机器中的幽灵说"的人们相应于"身是什么，身在何处"，他们把不属于同一范畴的"心"归属于"物"并类推出了"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错误提法。笛卡尔的"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心的独立存在。

赖尔别出心裁的以范畴理论来反驳笛卡尔的二元论，显示出其高超的逻辑思维水平，虽然这只是其行为主义理论的第一步。

二

赖尔进一步分析了笛卡尔范式的错误根源。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权威学说的错误是伽利略的机械论推广所导致的副机械论的结果。物理学发展到笛卡尔时代，正是所向无敌一路凯歌行进的时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物理学的机械论来说明、解释。这些解释都可以归于用"事物"、"属性"、"状态"、"变化"等概念概括而成的框架。于是，心是不同于身的事物，它的"属性"、"状态"、"变化"等属于与机械论概念框架不同，却相类似的另一个框架，它也有原因和结果，只是不同于躯体运动的原因和结果。"机械论的否定者把心说成是因果过程的另一个中心，它有点像机器，但与机器又有很大差别。"[2]因此，赖尔认为这些人的理论是一种副机械论的假说。

这种副机械论的假说与伽利略的机械论是属于同一逻辑类型的。笛卡尔力图避免机械论的错误，即不能接受人也是机器，只在复杂程度上与钟表有所不同的观点。笛卡尔想表明，心理事物不是机械事物的一个种类，于是他只是用一些对应的词汇来描述心的状况。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使笛卡尔依然使用了机械论的词法，"他对心理活动的描述不过是描述身体的特定词语的否定。说他们不位于空间，不是运动，不是物质的变形，无法被公开观察到，心不是钟表的零件，而是非钟表的零件。"[3]更进一步的考察，身受机械规律控制，相应的，心受非机械规律控制。"物理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心理世界也必定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4]这无疑又把心纳入了机械论的决定论系统中。可见，身心二元论实则是落入了与机械论同逻辑范畴的副机械论。三

赖尔借以上分析，是要阐明并不存在精神这种与身体相对立的东西，即无所谓独立的心灵的存在。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赖尔并没有直接回答"心是什么？"，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也就是用描述的方法回答"心是怎样的"。因此，他把出发点放在考察那些像"精明的"、"谨慎的"、"愚蠢的"的心理谓词语句，并详细研究了"记忆、知觉、想象、理智、意志"等许多表示心理属性的概念。他说："谈论一个人的精神……就是谈论这个人在做某些类事情时所表现的能力、倾向和爱好……"[5]。他要证明的观点就是：正是由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才使我们认为人们具有这些心理属性，这是并不涉及任何纯属个人世界的存在。

赖尔事实上是用"作出行为的人"取代了"精神"概念。同很多分析哲学家一样，他并没有明确的回答"是什么"，因为他认为，搞清楚相关概念的含义更为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心灵是什么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不存在独立存在的心，能观察到的，只有人的行为。

通过对描述心灵的相关词汇可以看出，对心灵的描述并没有说明别的，只是描述一种活动、功能，而不是描述实体。心灵不是第二剧场，"谈论一个人的心灵，……就是谈论人在做某类事情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倾向、爱好……实际上，认为可能有两个或者十一个世界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6]因此在赖尔那里，真正存在的只有身体和物质，真正发生的只有物理事件和物理过程。他相信描述心理状态的句子等值于描述行为的句子，从而为消除他心知问题上的怀疑论和唯我论提供了一条途径。

四

赖尔的行为主义范式相对于笛卡尔范式无疑是一个突破，然而赖尔的观点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但这面临一个问题是，对行为倾向的认识为什么就是对心理能力的认识？其逻辑根据或基础是什么？赖尔认为：是归纳，即从所观察的行为和反应向类法则命题的归纳。然而众所周知，归纳法的可靠性是倍受质疑的。即使有一定的可靠性。

再者，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虽然二者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不仅仅是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有些心理状态与某种特定的外部行为并没有明确的关系。而且两个行为上完全相同的人很可能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由行为推断心理过程也是很不可靠的的，而且人的行为也是可以隐藏的，如心怀痛苦却面无痛苦的表情，如此一来如何辨析之？所以行为主义者在解释自我的意识状态时碰到了巨大的难题。

行为主义作为一种温和的物理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对心进行理解的.在本体论上,它主张把心的本质理解为行为,但是科学发展已经证明,逻辑行为主义对心的词汇的物理分析是不可能的。

回首赖尔在批判笛卡尔的理论时说："每当一门新的科学首次获得一个重大的成就时，它的那些狂热的信徒们总是想入非非，认为只要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广开来，那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7]然而，他有没有想过，他的行为主义心灵观是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行为主义范文篇2

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规则。自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一文发表以后，这一规则就被冠以公定力的名称，并几乎获得国内同行的一致采纳。但王名扬在此之前曾将行政处理的推定有效称为效力先定特权，[1]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推定有效作为先定力看待了。

就字面含义而言，将推定有效归纳为先定力比较准确，而用公定力来概括行政行为在终极合法性被确认之前如何获得效力的问题则有点莫名其妙。按叶必丰先生的说法，“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2]这个定义实际上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被推定为有效；二是行政行为的效力及于所有人。

很显然，行政行为的生效规则与生效之后的效力内容应当是两个不同逻辑层面的问题。推定有效并不是行政行为的效力，而是规定行政行为如何获得效力的一种规则，所以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无疑应当是指效力的先定性。

一、推定有效与法律行为主义

行政行为如何才能生效的问题包括行政行为生效的原因和生效的条件两个因素。

（一）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生效的原因

法律行为是指直接以追求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这种以追求法律效果为目的的主观意思即是法学中常说的意思表示。虽然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经常同义使用，但一般而言意思表示只是法律行为的主观要件，完整的法律行为构成还需要有其他因素。

欲使意思表示发挥作用，须有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容认，但是法律一旦授权当事人以自己的意志设定法律关系，便在法律行为与法律效力之间创造了一种人为的因果关系，法律只是这种因果关系的原因，而不是法律效力本身的原因。自然因果关系由“上天”设定，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由立法者通过法律规范设定，因此法律并不是法律效力的原因，而只是因果关系的创造者。既然法律事实的原因力由法律所赋予，那么在研究法律效力产生原因的时候就不必再考虑法律规范，而只需考虑法律行为与法律效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律规范在这里不再是讨论的对象，它正是讨论本身。

事实行为和事件以该法律事实的整体作为产生法律效果的原因，但“确认法律行为的效力，本质上是确认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内容的效力”。[3]单纯从经验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不无道理；然而在理论上仅仅把意思表示作为效力产生的原因是不够严密的，正如犯罪行为用手来完成，但却不能把手视为犯罪人一样。意思表示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法律行为能够成其为法律行为，从而具有产生法律效力的原因力，单就逻辑层面而言，才可以认为意思表示是法律效力产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法律行为是其所产生的法律效力的事实原因，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能够产生效力的逻辑原因，[4]而法律是所有这些因果关系的创造者。

（二）先定力是法律行为生效的条件

任何因果关系的发生都必须具备一些条件，意思表示的生效也不例外。意思表示与法律效力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法律所创造，因果关系发生的条件自然也由法律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合法性是法律行为生效的绝对前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论立法者还是法律规范本身都无法自动检验这些条件是否已经达到。如果所有的法律行为都必须经过彻底的合法性审查之后才能发生效力，法律运作的成本极度高昂不说，也无法保证当事人的时间要求。

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与其合法性暂时脱钩，意思表示只需具备一些可以由当事人来鉴别的外在条件，即推定其为有效，至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只有在有关部门或当事人提出质疑时才由法院进行审查。推定“是根据概率理论，对事物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技术处理。把事物之间发生概率较高的关系视为常规关系、必然关系”，同时又“允许当事人对这种人工的技术处理提供反证予以反驳”。[5]推定制度大节省了法律运作的成本。

生效条件与合法性的脱钩使法律行为获得一种先定效力，即在合法性尚未知的情况下先行宣布自己为合法的一种能力。推定有效属于程序性规则，因而先定力也只是程序性效力，它和意思表示所产生的实体效力有本质区别，简单来说，先定力是意思表示在生效之前所具有的效力。

意思表示在生效之前如何可以具有效力呢？这需要澄清意思表示和效力的两层不同含义。意思表示是指当事人追求法律效果的主观意图，从逻辑上来分析，意思表示首先须在事实上成立，然后法律才能将其作为意思表示来看待（这几乎是同意反复）。作为事实上的意思表示，虽然具有追求法律效果的目的，但并不能产生实体效力，因为意思表示产生法律效力的能力是法律赋予的；但它具事实意义的效力，即能够被法律视为意思表示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先定力的事实基础。

（三）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即可具有先定力

意思表示所具有的事实效力在被法律认可以后，就转化为行政行为的先定力，这是一种程序法上的效力，它所体现的推定有效规则是法律行为主义调整方式有效运转的前提。通常认为法律行为的生效不象事实行为那样需要事实构成，这仅仅是指实体效力而言；意思表示欲产生程序效力必须具备一定事实要件，如行为人已经成年、意思表达清楚等等，有些意思表示还需要行为人具有特定身份。

意思表示所具有的事实效力首先是一种不依赖于法律而存在的自然属性，但先定力并非就是纯粹的自然效力，它仍然是法律设定的产物。意思表示的事实效力从法律行为成立时即已具备，然而这种事实属性是否真正产生被法律认可[6]的事实效果，并不具有必然性——客观事实对人的意志的作用总会受人的态度影响，否则便没有自由因果律可言了——而是取决于法律规范的选择，通过这一选择，事实效力就转化为法律上的程序效力。

法律对先定力的认可与对实体效力的赋予基于完全不同的前提，否则同样会存在不经最终合法性确认便不能生效的问题。实体效力来源于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先定力却来源于意思表示的成立，当然还可以附加一些简单的合法性标准。无论是意思表示的成立还是附加的合法性条件，都必须具备自明性的特征：能够为一般大众明白无误地辨认，无须依赖于职业法官的鉴别。

二、行政行为先定力之特征

先定力是法律行为在生效之前所具有的“效力”，可以称其为前效力。比如行政决定与民事合同都可能附有指定生效日期的条款，指定日期来临之前法律行为尚未生效，但是指定生效日期的条款必须在此之前已经产生（程序）效力，这种效力即来自先定力。

先定力的存在使法律行为在合法性尚未知的情况下即可生效。

（一）单方先定力与双方先定力

通常所说的单方行为并非是指只有一个行为主体，而是指只有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够产生先定力和最终法律效力。对于行政行为而言尤其如此，大部分行政决定都需要私方当事人的参与，之所以仍然被称之为单方行为，是因为行政决定的生效只需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虽然私方当事人的是否参与可能会影响行政行为的最终合法性。

双方行为不仅需要双方当事人参与，还必须有双方意思表示的一致，仅凭单方意思表示无从产生先定力，当然也不存在生效的问题。有些学者把行政行为的单方性和先定力混为一谈，[7]有些则想当然地否认了合同等民事行为可以推定有效。[8]事实上所有法律行为都可因推定而生效，区别在于双方行为和单方行为产生先定力的条件不同：前者需要双方意思表示的一致，后者仅有一方意思表示即可。否认双方行为的先定力，等于是把法院的判决作为合同生效的必需条件，这样私法所标榜的意思自治便荡然无存了。

（二）行政行为先定力之单方性

除行政合同外，行政行为基本上都是以单方意思表示产生先定力的，然而应申请行政行为和依职权行政行为的情况稍有不同。

单从行为的成立来看，应申请行政行为与合同一样都需要有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但在生效的方式上两者有原则区别。在合同中，一方意思表示的成立并不依赖于另一方，但合同先定力的产生却是双方性的；应申请行政行为的成立以私人的申请为前提，但其先定力的产生却是单方性的。

依申请行政行为必须在私方当事人提出申请以后才能发起，因此它的成立需要有双方意思表示；但行政程序一旦发动，其结果就不再受申请人意思表示的约束，而是取决于申请是否具备法定的事实要件以及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这说明应申请行政行为仍然是单方法律行为。私方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意思表示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使行政行为在事实上得以开始（成立），二是申请的事实材料（而不是意思表示）会最终影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它对行政行为的先定力没有影响。

合同则正相反，要约行为的意思表示和承诺行为的意思表示在效力上相互依赖，但在行为的成立上则相互独立；虽然单从名称上来看没有要约就无所谓承诺，但是要约与承诺的时间位置可以互换，两者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所差只是何者偶然在先而已。

依职权行政行为无论在成立上还是效力上都具有明显的单方性，这类行政行为可以由行政机关主动作出，并且其先定力的产生也不依赖于私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三）先定力与其他效力的关系

先定力严格来讲并非是行政行为本身的效力，它只是行政行为产生效力的推定条件，正如合法性是行政行为生效的终极条件一样。当行政行为被推定为有效以后，不仅公定力带有推定性，其他效力如约束力、执行力也同样带有推定的性质，但这种推定性并不会影响公定力、约束力和执行力自身固有的本质，它只是表明行政行为的效力尚未经历最终的确认程序而已。

由于行政行为的所有实体效力都可以基于法律推定而产生，因此很容易产生先定力和实体效力之间的表观竞合现象，叶必丰对公定力的定义就是把先定力综合到公定力之中的结果。如果把推定有效纳入公定力的内涵之中，那么合法的行政行为便不可能有公定力，因为在行政行为确属合法的时候，根本不再需要推定。合法性尚未知的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可以要求全社会遵守，确属合法的行政行为反而不具有这种效力，这就是混淆程序与实体范畴所造成的逻辑悖论。

作为程序性效力，先定力和公定力等实体效力有本质区别。先定力的意义只在于解决行政行为生效的条件，至于生效以后的问题，如效力范围、效力内容和持续时间等，实不宜放在先定力的内涵中加以讨论。

（四）行政行为是否全部具有先定力

行政行为究竟采用完全先定力，还是有限先定力，取决于立法的价值衡量。需要注意，无论采取哪种模式，最终确认行政行为效力状况的权力始终在法院手中，对于当事人而言，有效或无效都只是法律的推定而已。承认无效行政行为的存在，主要是影响公民在抵抗或不抵抗行政命令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因行政行为最终被确认无效而获得抗辩权，并非是让公民“做自己案件的法官”。[9]因此，公民对无效行政行为只能在事实上进行辨认，而没有宣布其无效的权力，不能把公民的辨认权作为一种无效判定模式和法院的确认权相互并列。[10]

无效行政行为制度有时赋予公民以抗辩权，有时则可能剥夺公民的抗辩权。当公民选择抵抗行政命令时，对于无效的行政行为，公民可以豁免抗命的法律责任，但抵抗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不可以获得抗辩权。如果行政行为的内容是要求公民从事强奸、杀人等严重违法的行为，公民则负有必须抵抗的义务，不能以接受行政命令作为抗辩理由。叶必丰从所谓的公共利益本位论出发，否认抵抗任何命令的必要性，[11]无疑等于是为执行纳粹罪恶法令的刽子手们开脱。[12]

先定力是一种推定的合法性，但推定的合法在经过法定期限以后即转化为确定的合法，私方当事人不能再寻求救济。当然，无效的行政行为并不能因为时效的经过而变成合法。

三、叶必丰公定力学说之检讨

先定力在《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一书中也有详细论述，叶先生认为所谓先定力“是指行政意志对相对人意志的支配力。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行为的形成力或者形成规则，也就是法律对形成行政意志的一种保护。”[13]这个定义十分费解，从后文推断，应当是指在行政决定过程中行政主体意思表示相对于私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优先性，根据这个定义，行政行为在尚未成立时已经具有法律效力了！

对公定力的理解偏差，引发出对先定力的奇怪定义。下面指出叶先生在公定力学说和其他相关问题上存在的几个比较隐晦的错误，以与叶先生和全国的行政法同仁共勉。

（一）行政优先权的效力与行政行为的效力

行政主体与私方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主体拥有指挥行政程序运作的主导权力，并且拥有实体上的决定权。叶先生对这些权利的定性令人惊诧：“行政行为的过程性，为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效力即行政行为先定力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实际上，这里所谓的“行政行为先定力”并非是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效力，而只是行政权力的效力，是行政优先权在行政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先定力是行政行为成立以后和生效以前所具有的效力，它是行政优先权在行政决定程序完成以后的转化形式。行政优先权首先体现为行政程序中的主导权以及在事实上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利；将这些权利视为是行政行为的先定力虽然于理有悖，但却是用心良苦：行政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命令，如果没有某种法律预先赋予的效力，如何竟可以下达命令？

行政命令的下达确实需要有某种法律根据，但这种根据并不是行政行为的先定力，而是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它在行政程序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由于叶必丰混淆了行政权力的优先性和行政行为的先定力，才得出了行政行为在本身尚未产生（即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具有先定力的奇怪结论。

（二）行政行为的先定力与法律行为的单方性

目前行政法学界普遍把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看作是行政行为的独有特征，并以此将行政行为与合同区别开来，这实际上混淆了先定力和单方性的结果。

按照叶先生的说法，先定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现代行政法吸收公民参与行政程序的结果：“从近代行政法学的观念来看，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的先定力也只能解释为行政行为的单方面性，即行政行为完全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意思表示。”[14]但是在现代行政过程中，由于“行政意志和相对人意志两种各自独立意志的存在，”“在两种意志不一致的情况下，为了能实现公共目标，在法律上也需要使一个意志服从另一个意志”，“如果没有现代行政法的各项发展，那么不需要行政行为的先定力，而通过行政行为的单方面性也能解析行政行为的意思构成。”

如果象上面引述的那样把“单方性”理解为只有一方主体参与，那么在现代行政法学中就几乎不存在单方行为了。事实上单方法律行为并不排斥双方甚至多方的参与，它仅仅是指只有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可以具有先定效力。在双方参与的法律行为中，拥有决定权的一方相对于另一方来说，在意思表示上拥有优先权力，这种优先权和先定力并非是一回事，它只是行政决定能够单方面产生先定力的权力根据。

（三）可推定为有效的“效力”和因推定所生之效力

叶先生虽然将推定有效作为公定力的内容，却又认为公定力是“要求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尊重的法律效力”。公定力按其字面意思，将其定义为“要求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尊重的法律效力”没有任何问题，但看不出“公定力”这三个字和行政行为的生效方式之间有什么关联。既然“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只是一种被推定的法律效力”，[15]那么行政行为的其他效力就是一种最终确定的效力吗？很显然，叶先生没能把因推定所产生之效力与行政行为可以被推定为有效的这种“效力”区别开来，也没注意到约束力和执行力等等同样可以是因法律推定而产生的。

公定力与先定力的混合并非起源于叶先生，从《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一书来看，德国、法国和日本的学说似乎都持这种观点，但对公定力存在的根据却有不同的看法。日本行政法学认为，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即使违法，在法律上仍然有效从而拘束有关人员的效力”，“只要有权限的国家机关没有正式将其撤销，原则上是有效的，对国民具有拘束力。”[16]至于公定力的实质性根据，南博方认为是保护公民的既得权利，“只要重视保护相对人及一般公众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就不得不肯定行政行为的公定力。”[17]这种观点所解释的实际上并不是行政行为为何被推定有效，而是为什么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对全社会都有效力。叶先生则同意杰列内克的适法推定说，认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一种假设的法律效力”，“在未经证明以前，行政行为实际上是否合法是不清楚的”。[18]适法推定说所能解释的是行政行为为什么会被推定为有效，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可以对全社会都有效。

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南博方和叶必丰对公定力的定义虽然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心中所想的却并非是一回事：南博方强调公定力的对世性，叶必丰则强调公定力的推定性。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是他们将行政行为为何被推定有效与被推定之后产生的法律效力混合在一起了，没有看到这二者分别处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解决的是行政行为如何生效，而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的对世效力，显然，是否具有对世效力必须在行为生效以后才有意义。

对法律推定缺乏足够的反思可以说是叶必丰公定力学说的总病根。在为选择完全公定力模式说明理由的时候，叶必丰认为“法定国家机关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确认的惟一性和垄断性，说明了无效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存在”，并由此认定“法国所实行的是完全公定力模式”。[19]如果从无效确认权的垄断性可以推出无效行政行为也具有公定力，那么也就可以反过来，从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得出私方当事人拥有确认行政行为合法的司法权力！叶先生的公定力学说致力于阐释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却忘了行政行为的推定无效，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注释】

[1]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2]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3]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4]比如善人因善良而做善事，善人即是善事的事实原因，而善良则是逻辑原因。

[5]王学棉：《论推定的逻辑学基础——兼论推定与拟制的关系》，《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6]被法律认可以后的效果是法定的，然而被法律认可这件事本身却是一个事实问题。

[7]参见周佑勇：《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法学评论》1998年第3期。

[8]参见韦忠语：《论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效用》，《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

[9]王锡锌：《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相对人抵抗权问题探讨》，《法学》2001年第10期。

[10]参见章志远：《行政行为无效问题研究》，《法学》2001年第7期。

[11]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12]参见朱雁：《论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3]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14]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15]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16]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6页。

[17]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行为主义范文篇3

【关键词】行为主义心理学旅游企业管理

行为主义,或称行为论和行为学派,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在1913年所创立。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特征就是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广泛应用性。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教育、心理治疗等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而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尚无系统研究。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1.人的行为是受到有形刺激(外在的可以看见的物理、化学刺激)和无形刺激(内在的如思维、情感、欲望等)后的反应结果。多个刺激的反应表现为人的行为特征改变。

2.强化是行为得以保持的关键。强化是指某人的某一预期反应出现后,立即给予其奖励或满足其需要的行为。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前者是指与反应相依随的刺激能增强该反应的现象,后者指与反应相依随的刺激从情境中排除时,可增强该反应。

3.观察学习。人类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获取信息,通过自我调节及观察他人所表现的行为和结果,不必亲身体验就能学到复杂的行为反应。

4.相互决定论。人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行为、环境、个人内在因素三者相互影响、交互决定,构成一种三角互动关系。

二、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1.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员工培训中的应用

培训之前,主管先要掌握员工行为的实际水平拟定培训将要达到的预期目标,通过演讲、讲解、演示等方法,使员工自身行为的变化表现为预期结果。如果员工表现出目标行为,主管可根据强化论及时给予强化,使员工的目标行为得到巩固。比如导游培训,可以专门组织导游技能大赛,让导游通过模拟现场景点讲解,展示才能,从而全面了解导游们的素质特点,以便进行针对培训。获奖者必然会受到积极的强化。

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技能落后是员工必须面对的难题。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可以按照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联想学习和行为塑造原理进行。根据认知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舒适的工作环境可以刺激员工产生良好的工作情绪,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激发员工追求卓越的斗志反之亦反。另外在员工职业生涯规划问题上,主管和员工个人应明确职业生涯每个阶段的具体职业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条件和要求。拿酒店业来举例,酒店不仅应让员工有充电的机会,并且有持续的充电机会,为每一个有需要的员工建立培训档案,与员工一起进行职业规划,将员工的发展与酒店的发展联系起来。同时倡导建立一个学习型组织,让员工感觉到这个酒店的氛围可以让他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能,充实自己的经验。

2.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员工薪酬发放中的应用。

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薪酬是员工行为的重要强化物之一。员工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物质报酬,但物质报酬是员工提高工作生活质量的基础条件因为员工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发展。有些公司的薪酬计划看上去很华丽即注重未来的薪金报酬和奖励的增长幅度,但与员工实际需要相差太远不能产生强化效果。公司薪酬方案如果与员工绩效挂钩则薪酬底线应该明确奖励标准和尺度应该科学合理且得到员工认同。例如酒店业,薪酬支付的时间也是有技巧的,支付的时间不同,产生激励的效果也不同。不同的员工会有不同的心理需求,而员工年龄的增长,经济状况的改变和酒店经营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薪酬的支付效果。例如,对年轻的员工必须即时支付,无论是发奖金还是给予休假,给予奖励或表扬都必须即时。另外当员工情绪低落时,也应该采取即时的薪酬支付,而情绪高涨时则可采取延迟支付,这样有利于保持员工稳定情绪。

3.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景区规划上的应用

华生认为除极少数的简单反射外,一切复杂行为都取决于环境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条件反射实现的。针对旅游业,一个景区如果要吸引游客前来,其环境是否让游客舒适满意就成了必要条件。如果游客来到一个景区,接受到的都是一些有悖于自己认知、有违于内心预先期待的刺激,那必然产生抵触情绪,且会延续很久。所以景区规划要做到以人为本,不能盲目开发旅游资源,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便利,给游客以舒服安全便利的环境。

4.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反馈上的应用

行为主义者在研究方法上摈弃内省,主张采用客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口头报告法和测验法。客观观察法,包括借助仪器和不借助仪器的观察;条件反射法,凡在不能使用语言的情况下,条件作用法都可以起作用;口头报告法,人类是一种经常用语言做出反应的动物,人类有时唯一可观察到的反应就是语言。华生承认口头报告法不是彻底客观的,而是在当前科技条件下不得已采用的权宜之计;测验法,华生强调指出,考虑到语言方面的障碍,需要重视那些不一定要用语言的行为测验。旅行社一般都会安排旅游反馈,多数是让游客填写旅行社服务质量意见反馈单。而这种方法,即使能反应出一些问题,也是不全面不及时的。如果旅行社想要更好,不妨安排一些面对面交谈,即口头报告法,游客如果融入采访环境,或者旅行中确实碰到一些问题,相信可以看到很多靠笔写无法看出的问题。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出游的动机、方法、感受,都是旅游企业如旅行社、酒店、旅游景区等迫切需要寻求的答案。旅游企业期望被游客在心里选择,期望游客选择自己的服务产品,从而获得经济利益。而心理学正是研究人类心里活动规律的学科。这样,旅游学与心理学找到了契合点。上述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四点应用如果可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然对旅游企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1]邓子鹃.论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应用[J].企业管理C52,2006.

行为主义范文篇4

（一）在社会方面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已经进入高度机械化生产的社会，迫切要充分利用人的全部潜力来提高生产效率，最大限度地创造利润。如何才能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稳定社会秩序成为美国社会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是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进步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为进行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和詹姆斯的机能心理学不能满足美国社会的这一要求。

（二）在哲学方面

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际上是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正如黎黑所指：“整个行为主义精神是实证主义的，甚至可以说行为主义乃是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和杜威。他们认为实用主义就是强调行为、实践、生活的哲学，立足于现实生活，把采取行为当作主要手段。

（三）在心理学方面

主要是机能心理学和动物心理学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意识是适应环境的工具，抹杀了人的意识的指导作用，把人的行为等同于动物的行为，为华生的行为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华生的行为主义正是把机能主义合乎逻辑地推向极端，把机能心理学胜利地过渡到行为主义心理学。

（四）在自然科学方面

1863年，俄国心理学家出版了《脑的反射》一书，指出人和动物的心理活动一样，以反射的方式进行。1910年，俄国心理学家别赫切列夫在其出版的《客观心理学》一书中，主张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心理问题，强调用反射来解释人的行为。20世纪初，巴甫洛夫发现了高级神经活动规律，提出了系统的条件反射理论。指出，由声、光、电等作为条件刺激物所引起的条件反射为第一信号系统条件反射，它是动物共有的；由言语信号作为条件刺激物形成的条件反射是第二信号系统条件反射，这是人所独有的。他认为，一切人的主观活动都是由客体、外界所决定的，提出了有机体与环境相适应、心理与生理要统一的观点。他们都以反射来解释一切心理活动，他认为复杂的高级行为、低级运动反射的复合。这些学说对行为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理论运用

我们知道行为主义心理学在西方心理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理论，尤其是一些关于学习的理论。我国关于服刑人员的教育正在进行改革，虽然行为主义几乎被建构主义打败，但是它的一些观点仍对基础教育有重要补充和启示。

（一）注意奖惩

教育改造是监狱机关对在押罪犯进行的转变思想、矫正恶习的系统性教育影响活动。随着社会新形势的发展，党和国家对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越来越重视，明确要求监狱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把降低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教育改造工作的首要标准，并全面推行了“5+1+1”教育管理模式。然而，现行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监狱警官在日常教育中应该妥善处理服刑人员所犯的错误，保证他们心理健康发展。斯金纳关于惩罚的理论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斯金纳的理论中指出运用惩罚时应当慎重。之所以慎重是因为惩罚本身包含了许多不良的因素：第一惩罚意味着监狱警察面对服刑人员的问题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第二惩罚向服刑人员传达了警察对他的看法和态度，不当的惩罚会动摇服刑人员的自信，破坏警犯关系；第三惩罚会给服刑人员带来情绪上的紧张和不快，不利于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为了使惩罚有效，监狱警察应注意：首先惩罚必须与过错有关。惩罚要有助于服刑人员认识自己的过错；有助于教会服刑人员对自己行为负责，监狱警察不可以随心所欲，想当然地出台惩罚办法。也就是说惩罚与服刑人员所犯错误相联系。其次，惩罚方式与行知指导结合。惩罚只能控制不适当的行为，而不能消除不当行为。惩罚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警察在用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教会服刑人员应该如何正确地做。再次，惩罚须紧接在错误行为之后。如果惩罚与错误的行为相隔时间太久，惩罚会对此行为不起作用。总之，我们要适当运用惩罚。

（二）树立榜样

班杜拉的观察学习，对我国罪犯教育中德育有着重要的作用。服刑人员由于大多数学历低，心理水平低。他们具有极大的模仿心理，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塑性大，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榜样。在教育教学和日常改造生活中都要注意利用榜样示范。榜样示范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手段。所谓榜样示范就是以他人的模范行为，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榜样是培养服刑人员优良品德的典范，是为服刑人员提供思想言行规范要求的物化模式。榜样示范，不仅影响服刑人员的行为，让他们去效法榜样，而且对服刑人员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也会产生极强烈的影响。榜样以具体、生动和崇高的理想形象教育和感染服刑人员，激励他们仿效榜样，像榜样那样认识和处理问题。监狱警察为服刑人员树立的形象一旦潜入他们的心灵，就像明灯一样在他们的心灵里闪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实践也证明，榜样示范对服刑人员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对于服刑人员的道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道理。教育是影响人思想、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要高度重视服刑人员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指引服刑人员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完善自我，理解他人，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懂得感恩和承担一定的社会监狱警官为服刑人员树立榜样时也要注意：第一，从实际出发，适当选择榜样。既要选择具有整个社会和全人类普遍性意义的榜样，同时也要及时引入现时社会生活中的“新鲜”榜样，使这种学习常学常新。第二，引导服刑人员进行榜样分析。让他们通过分析榜样，了解榜样，对照自己，找出差距，明确努力的方向。第三，实事求是地宣传和树立榜样。在宣传和树立榜样时要如实地描述其事实，反映其真正具有的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营造良好的改造环境

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的一切复杂行为都取决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环境对服刑人员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培养服刑人员良好的行为习惯。监狱是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主要阵地。教育改造工作必须同监狱环境的改造联系起来，努力创建理想的监狱文化。情绪积极的人在良好的人际环境里可以寻求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及时宣泄和排解内心的痛苦，并及时获得社会支持系统中的心理支持，建立正向的自我认知体系和自我评价体系，因此，更容易形成健康的人格。教育改造工作效果不佳与没有很好地处理警犯关系和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具有一定的关系，同样的改造内容，在融洽和谐的关系中进行实施，就容易得到服刑人员认同；在不和谐甚至充满敌意的关系中进行实施，就容易遭到拒绝。教育改造工作要注重贴近罪犯的思想与生活实际，结合罪犯的心理与行为特征，适应罪犯回归社会的迫切需要，大力加强积极监区文化的建设，努力搭建亲情帮教和社会帮教平台，注重在日常管教活动中适时渗透积极元素，以培养锻炼服刑人员积极的心理品质，帮助罪犯转变死板、沉闷、单一的改造氛围，努力创建一种“严肃、活泼、紧张、有序”的改造秩序，把监狱建成有利于罪犯服刑、通过改造丰富其人生的一所特殊学校，为罪犯的改造营造一种良好、积极、健康的氛围。

（四）加强服刑人员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对活动的选择；影响着个人的表现品质；决定着个体的努力程度和坚持性；影响着人们在处理问题时的思想方法和情绪反应。监狱警察自我效能感是从事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时，对其本身所具有的能力，以及对教育改造工作、对服刑人员的影响程度的一种主观评价。教育改造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狱警察是否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即能否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及价值，充分发挥主体的意识和作用，使教育改造的目标得以实现。面对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改革，监狱警察必须重新建构元认知，必须学会在有效的参与中调整自我的角色，必须不断提高对管教行为的预期。监狱警察是管理者和教育者，服刑人员是被管理者和被教育者。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服刑人员与我监狱警察同样存在着一种人际关系。服刑人员对我监狱警察在态度上有信服的、有喜欢的、有敬佩，也有抵触的、反感的，甚至是仇恨的，因为监狱警察毕竟是一种对其进行专政的强制力量。服刑人员对警察的人际关系知觉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教育内容的主观判断，影响到消极或是积极地认识或接受，以及对此预先知觉直接产生的情感倾向。要想别人相信你是对的，并按你的意见行事，最好是让人信服你或喜欢你，否则服刑人员很难接受你的观点，并且心理上对你的宣传内容百般挑剔，或者消极地理解即使认为你是对的，在情感上也难以接受。因此我们监狱警察应该依法管理、公正廉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和人道主义精神，才能得到绝大多数罪犯心理上的接纳。多项调查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与服刑人员的改造学习及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在学习方面，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服刑人员学习活动的动机、参与改造的兴趣、个人目标的确立、对待困难的态度、付诸努力的程度、因果思维（归因）的方式等。在身心健康方面，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服刑人员的认知调控、情绪反应、活动效率、思维能力、人际关系、潜能开发等。具体方法有：增加服刑人员的成功体验；培养服刑人员积极归因；帮助服刑人员设定目标；改进服刑人员改造策略；感染服刑人员积极情绪；引导服刑人员磨炼意志；评价机制激励服刑人员；个体兴趣驱动服刑人员；积极期望看待服刑人员；榜样示范鼓励服刑人员。

三、结语

行为主义范文篇5

【关键词】行为主义心理学旅游企业管理

行为主义，或称行为论和行为学派，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在1913年所创立。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特征就是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广泛应用性。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教育、心理治疗等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而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尚无系统研究。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2.强化是行为得以保持的关键。强化是指某人的某一预期反应出现后，立即给予其奖励或满足其需要的行为。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前者是指与反应相依随的刺激能增强该反应的现象，后者指与反应相依随的刺激从情境中排除时，可增强该反应。

3.观察学习。人类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获取信息，通过自我调节及观察他人所表现的行为和结果，不必亲身体验就能学到复杂的行为反应。

4.相互决定论。人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行为、环境、个人内在因素三者相互影响、交互决定，构成一种三角互动关系。

二、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1.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员工培训中的应用

培训之前，主管先要掌握员工行为的实际水平拟定培训将要达到的预期目标，通过演讲、讲解、演示等方法，使员工自身行为的变化表现为预期结果。如果员工表现出目标行为，主管可根据强化论及时给予强化，使员工的目标行为得到巩固。比如导游培训，可以专门组织导游技能大赛，让导游通过模拟现场景点讲解，展示才能，从而全面了解导游们的素质特点，以便进行针对培训。获奖者必然会受到积极的强化。

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技能落后是员工必须面对的难题。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可以按照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联想学习和行为塑造原理进行。根据认知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舒适的工作环境可以刺激员工产生良好的工作情绪，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激发员工追求卓越的斗志反之亦反。另外在员工职业生涯规划问题上，主管和员工个人应明确职业生涯每个阶段的具体职业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条件和要求。拿酒店业来举例，酒店不仅应让员工有充电的机会，并且有持续的充电机会，为每一个有需要的员工建立培训档案，与员工一起进行职业规划，将员工的发展与酒店的发展联系起来。同时倡导建立一个学习型组织，让员工感觉到这个酒店的氛围可以让他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能，充实自己的经验。

2.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员工薪酬发放中的应用。

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薪酬是员工行为的重要强化物之一。员工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物质报酬，但物质报酬是员工提高工作生活质量的基础条件因为员工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发展。有些公司的薪酬计划看上去很华丽即注重未来的薪金报酬和奖励的增长幅度，但与员工实际需要相差太远不能产生强化效果。公司薪酬方案如果与员工绩效挂钩则薪酬底线应该明确奖励标准和尺度应该科学合理且得到员工认同。例如酒店业，薪酬支付的时间也是有技巧的，支付的时间不同，产生激励的效果也不同。不同的员工会有不同的心理需求，而员工年龄的增长，经济状况的改变和酒店经营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薪酬的支付效果。例如，对年轻的员工必须即时支付，无论是发奖金还是给予休假，给予奖励或表扬都必须即时。另外当员工情绪低落时，也应该采取即时的薪酬支付，而情绪高涨时则可采取延迟支付，这样有利于保持员工稳定情绪。

3.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景区规划上的应用

华生认为除极少数的简单反射外，一切复杂行为都取决于环境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条件反射实现的。针对旅游业，一个景区如果要吸引游客前来，其环境是否让游客舒适满意就成了必要条件。如果游客来到一个景区，接受到的都是一些有悖于自己认知、有违于内心预先期待的刺激，那必然产生抵触情绪，且会延续很久。所以景区规划要做到以人为本，不能盲目开发旅游资源，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便利，给游客以舒服安全便利的环境。

4.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反馈上的应用

行为主义范文篇6

3.观察学习。人类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获取信息,通过自我调节及观察他人所表现的行为和结果,不必亲身体验就能学到复杂的行为反应。

4.相互决定论。人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行为、环境、个人内在因素三者相互影响、交互决定,构成一种三角互动关系。

二、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1.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员工培训中的应用

2.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员工薪酬发放中的应用。

3.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景区规划上的应用

4.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反馈上的应用

参考文献:

[1]邓子鹃.论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应用[J].企业管理C52,2006.

行为主义范文篇7

【摘要】旅游业是当今迅速发展的朝阳产业之一。心理学可以为旅游的开发、经营、发展提供心理依据,并有助于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综合素质。本文旨在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提出四点可以把行为主义心理学应用于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建议,把旅游学和心理学相结合,促进旅游企业的发展。

【关键词】行为主义心理学旅游企业管理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3.观察学习。人类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获取信息,通过自我调节及观察他人所表现的行为和结果,不必亲身体验就能学到复杂的行为反应。

4.相互决定论。人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行为、环境、个人内在因素三者相互影响、交互决定,构成一种三角互动关系。

二、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1.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员工培训中的应用

2.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企业员工薪酬发放中的应用。

3.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景区规划上的应用

4.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旅游反馈上的应用

参考文献:

[1]邓子鹃.论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应用[J].企业管理C52,2006.

行为主义范文篇8

【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后行为主义

作为战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展嬗变。这一嬗变过程就是所谓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革命”――后行为主义革命，其兴起标志是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在1969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所作的就职演说。在这篇著名演说中，伊斯顿对美国行为主义的研究现状作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批评，他指出：“目前美国的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让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了，而新的革命正在发生。我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①伊斯顿的批评，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迅速得到了罗伯特、达尔、乔治?格雷瓦姆、乔治?卡略里等许多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积极支持，从而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西方形成了不断发展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post―behavioralpoliticalscience）。后行为主义的产生开创了当今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理论格局，对当今西方政治学其它各主要流派，特别是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s）和回归国家学派（thenewstate―centricscholars）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在严格意义上说，后行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发展充分的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因为，它并不像传统学派那样要根本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产生毕竟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行为主义时期。无论在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上和方法上，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批评、修正和补充，由此形成了以下“后行为主义信条”。

第一，批评了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以“事实――价值”关系为基础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传统的（规范）方法和现代的（经验）方法，而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价值”方面，现代的方法则注重于“事实”方面。行为主义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应把价值和事实严格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绝对排除研究主体的价值观念对政治研究的干扰，才能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学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的可以测量的科学；后行为主义则认为，完全与价值无涉的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政治科学本身理应包括价值判断。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决定着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材料的搜集和解释等。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顺应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历史潮流之后承认：“任何人在判断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动作价值标准”②，深刻的政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评价，评价就不仅涉及论述中经验的合理性，也涉及论述中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道德性质。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的建设性发展，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学者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在评价问题上完全持“中立”态度，所以，行为主义所恪守的“价值中立”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批评了行为主义的“纯科学”倾向，主张政治学科的“政治化”。

奉行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其逻辑指向必然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因而它就有一种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倾向。对此，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这就是后行为主义者著名的“关联原则”①。政治学研究不仅应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基础，还应对一些长期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而且，这种研究本身还应针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贫困、饥饿、核战争和环境污染等。与行为主义的格言“宁可错误，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对立，后行为主义者的格言则是“宁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他们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该付诸于政治学者的行动之中，因为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也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应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承担指导社会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义务，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为现存社会问题、特别是关键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而不能成为只对社会作小修小补的技术师或修理工。这一主张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许多新的实际政治内容进入了研究领域，如种族政治、妇女政治、学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同时政治学研究组织和政治学家同政府关系也更为密切。

第三，批评了行为主义对政治学传统研究方面的贬低，主张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申明抛弃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哲学方面，而采取经验―科学的方法，以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精确、客观的描述。后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行为主义这种实证研究法是狭隘的，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要用复合的方法去研究”③。行为主义的经验分析应同政治哲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行为主义摆脱自身困境。关于这点达尔文认为，“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蠢，不关心政治哲学家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中，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经验（科学）研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②，政治哲学的研究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前提和标准，政治学者应该关心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应该研究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基础、自由平等正义的意义这类规范性课题。后行为主义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即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学派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后行为主义对传统的政治规范理论和方法的重视，成为风靡当今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回归国家学派兴起的开端。

第四，批评了行为主义对定量分析方法的过分热衷，主张加强公共政策研究。

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分重视，使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方法学”。后行为学派对此深为不满，他们认为政治的实际内容理所当然地应置于形式和方法之上。当然，他们并不反对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身，事实上，许多后行为主义者都精通统计学和计算机分析。但是，他们强调，即使是高级、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决不能“喧宾夺主”地优先于政治的内容，因为“方法只能是工具，决不能以它们本身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毕竟不是卖弄自己手中的方程式公式，而是要发展实在的政治理论”②。计算机、模拟法、控制论、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手段应当被用于对实际政治内容，特别是要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后行为主义这一“目的”与“方法”并重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促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纯科学”向“应用科学”，即由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而政策科学也就成了后行为主义批评、修正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

考察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由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应该说，行为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政治学流派，曾适应了维持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实现国家管理的精确化与高效化的需要。然而，行为主义奉行“价值中立”的纯学术研究态度，把政治研究引上了脱离实际政治的轨道，因而它不能为解决西方社会50、60年代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提供可行的方案，这就注定了它的衰退。而后行为主义的蓬勃兴起，其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它对实际政治活动的积极研究和参与，在于它参与为当权者出谋划策，使政治研究能够有效地为现存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服务。由此可见，主导西方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的政治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对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是对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各种研究方法作有机整合。

政治研究的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行为主义热潮的冷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使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探索过程中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探讨。

由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因此亟需在支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方法、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和发展，准确、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是繁荣我国政治学科的当务之急。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理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各种方法，剖析我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行过程，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系统批判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待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消极态度，重新把国家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之一。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其一，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解释，恐怕难以有足够的说服力。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其二，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④。虽然作为根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功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三，研究政治制度问题要坚持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相结合。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把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倡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davideaste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69:pp1051―1061.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81―189．

行为主义范文篇9

【关键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正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вρ芯俊罢鱿质倒矣泄氐牧煊颉保槐咎乩蛉衔窝вρ芯空渭偶捌浠疃O质抵饕逖芯糠绞降某鱿直曛咀盼鞣酱车恼窝芯肯蛳执窝а芯康淖洹?/P>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梅里安（CharlesE.Merriam）。他在1921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NewJersey: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Easto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AnInquiryintotheStateofPoliticalScience,2nd.ed.NewYork:Alfred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Ferguson）和罗杰斯（Joel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ThomasFergusonandJoelRogerseds.:ThePoliticalEconomy:ReadingsinthePoliticsandEconomicsofAmericanPublicPolicy.NewYork:M.E.Sharpe,1984,p.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行为主义范文篇10

一、外语学习理论与教学设计的概念界定

外语学习理论是教学设计的基础，而教学设计是外语学习理论的体现。人类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就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而在学习的活动中，一定有一些内在规律帮助我们更快地认识和了解客观世界，提高学习的质量和学习效率。因而，学习理论是实现教学设计模式的基石，而教学设计是理论与实践连接的桥梁。所谓外语学习理论，主要是对学习主体的认识，专门研究的是外语学习活动或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并对此进行深刻阐述和完善。外语学习理论的主要目标就是分析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心理和认知变化因素，以及激发这些学习因素的外在条件。简言之，外语学习理论就是研究在学习过程中如何学好外语。外语教学设计就是指运用某种学习理论分析学习过程和目标，优化组合教学全过程中的各因素，以满足学习者需要的一种操作过程。具体地说，教学设计就是指应用学习理论的观点和原则，重新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策略，选定相应的教学活动，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确立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并对教学活动做出分析、评价，以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此外，教学设计主要包括分析学生特征、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策略、进行学习评价等基本步骤。简言之，外语学习理论制约和影响教学设计的发展，为教学设计提供了新的研究规范；而教学设计是系统地分析安排教学的过程；依据教学发展需要，教学设计对相应的学习理论进行接受和选择，两者相互影响、不可或缺。

二、语言学习理论的三个主要流派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出现，外语学习以及学习过程的阐释也不断与认知能力相结合，从而出现了不同的主要学习理论学派，即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

（一）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作为西方和美国现代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斯金纳（Skinner）、桑代克等。依据于多年实验研究结果，斯金纳认为，行为主义语言学习过程是渐进、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主要研究的是语言与整体行为的互动影响过程，所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是一种语言学习和习得理论的融合。根据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观点，斯金纳指出人类可以构建语言刺激，之后，以与外部刺激同样的方式获得语言行为的学习控制力。简言之，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主要的观点为：（1）语言是在外部条件反射刺激下形成的行为习惯；（2）语言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联结，有什么样的语言刺激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反应；（3）语言学习过程是一种渐进过程，随着正确尝试或反应的次数增加，犯错误就会减少；（4）语言学习的过程需要强化。如果给一个已发生的行为不断地强化刺激，相应的行为强度就会增加。总之，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强调：语言学习首先就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提供外部刺激；之后，教师形成良好教学方法，提供最好的语言行为强化模式；进而，教师以诱发性的动作反应增强学生吸收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最后，学生接受外界刺激，反复练习，理解和掌握新知识。换句话说，行为主义学习理论针对的是外部学习环境和刺激反应活动，更加强调的是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方式。

（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最初称为社会学习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由加拿大心理学家AlbertBandura正式提出。Bandura认为，外语学习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态度和行为后果进行学习，从而形成自己的新行为，了解新知识；其学习过程的关键就是采取观察、模仿和建模方式，通过注意、辨认、记忆、动机等一系列内在的心理活动，感知和理解新知识。因此，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学习并不仅仅是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反应（相对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刺激反应观点），而是对刺激反应过程的阐释，其学习过程是阐释与内部认知心理因素（如动机、注意力等）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认知论与行为主义学习论的最大区别就是从关注学习者的外显行为转移到关注其内部和认知行为。依据认知主义学习理论框架，语言学习过程就是信息加工和使用的过程。认知学习理论家们认为，语言学习在于内部认知的变化，学习是一个比S-R联结要复杂得多的过程。学习者要注重理解学习行为的中间过程，即目的、意义等，这些才是控制学习的可变因素。也就是说，语言认知学习过程受内、外部因素影响：外部刺激仅是学习者学习发生的必要条件，而学习者内部因素才是关键。学习者要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编码、解码和输出等一系列心理认知活动，通过判断、滞留和再生成等认知行为，从而获得新知识的形成和构建。总之，随着认知科学的快速发展，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获得认可和深入研究。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有两种取向：一是信息加工取向（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家加涅）；二是建构主义取向（代表人物是瑞士的心理学家皮亚杰）。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ConstructivismLearningTheory）实际上就是认知学习理论的一个分支及拓展。1966年，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提出建构主义观点，称为皮亚杰派。在此理论基础上，科恩伯格、斯滕伯格、卡茨、维果斯基等从不同角度加深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皮亚杰认为，图式是认知形成过程的起点和核心，是心理认知活动的框架；图式的形成和认知发展变化受同化、顺化和平衡三个过程的影响。任何人的认知发展都要经历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通过感知与外界取得平衡）、前运算阶段（用言语、符号来表征内外环境）、运算阶段（思维具有符号性和逻辑性）、形式运算阶段（抽象的逻辑思维阶段，能把思维的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监控思维活动）。这种连续的认知发展其先后次序是稳定不变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指学习者通过原有的知识经验与外界环境交互活动，以获得和建构新知识，是学习者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建构主义知识观强调新知识并不是纯粹客观反映，而是学习者对客观事实的阐释、理解和同化，是针对具体情境对原有知识图式的丰富和再创造。建构主义的学习者主动对外部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和处理，即主动构建知识。这一主动构建学习过程是双向性的：既通过先前知识，学习者建构信息意义并超越所给信息；又依据原有具体图式重新建构新知识；学习者通过同化和顺应途径使新旧知识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形成互动的结构主义学习过程。在此学习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主动参与者和知识建构者，而教师是学生的知识引导者、教学活动的合作者和促进者。总之，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是多元化的,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为我国外语教学理论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基于三种学习理论的外语教学设计

随着三种不同学习理论观点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理论观点对外语教学设计的影响逐渐增大。教学设计的理论不仅仅针对教学课堂活动的安排和步骤，而且研究如何使实际教学符合教学规律与方法。为此，外语教学设计对不同的学习理论具有选择性和接受性。

（一）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外语教学设计

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学习理论为外语教学设计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实践证明，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依据行为主义理论，外语教学设计可以按照一定的操纵和制约程序进行，即外部条件形成语言习惯———不同外部因素影响语言行为———对应产生不同动作、形成不同语言结果———正确强化、巩固语言学习。可见，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主要强调学习的习得依靠的是外部行为变化刺激，通过强化、巩固和反复而形成。在行为主义学习过程中，教师是语言学习的中心和控制者，评价和判断语言学习的对与错；而学习者被看作行为主义反应论的有机体（organisms），仅仅是遵循教师指令进行行为回应，对学习内容和方式没有主宰权利，是学习的被动者。简言之，外语学习基本上是机械反应过程，通过生硬死背对话和重复模式训练，加强知识记忆，减少语言错误，从而自动产生语言话语的理解和意义的掌握，所以，行为主义的学习过程就是程序化的模式过程。

（二）基于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外语教学设计

依据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外语语言学习过程的发生受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个体学习的形成就是外部刺激因素与学习者各种心理行为的认知转变过程。当认知过程正常反应时，学习个体的语言习得与知识储备就运行良好；反之，学习过程就会无效、延误，甚至困难重重。那么，基于加涅的认知学习理论观点，外语教学设计一般采取如下基本原则：创造不同的学习条件产生不同学习结果；而不同的学习条件受内外因素制约；外语教学最终目的就是合理安排相应的外部教学情景，以支持和促进学习者内部认知因素的转换。所以，语言知识和学习技能的掌握包括对学习环境的言语、动作、观察、分类、认知和总结等系列心理加工环节。为此，外语教学设计要包括以下教学活动步骤：言语或动作刺激；引起学习者注意；明确学习目标；激发学习者已有知识图式；呈现教学情景材料；指导、诱导学习行为；反馈、评价和巩固学习。教师可依据此步骤展开教学，但并非一成不变，每堂课可依据具体情境进行合理教学设计。由于不同的教学结果，每个教学事件的设计要体现出不同的教学策略，满足不同的要求，一般都要包括四个阶段，即导入、主体部分、结论和评定，分为教学组织策略、教学管理策略和教学传输策略。总之，依据认知主义理论，每一种教学活动设计要根据具体要求而灵活运用其步骤，从而达到更理想的学习效果。

（三）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外语教学设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迅速发展完善，而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其提供有力的学习环境。建构主义研究者们认为，语言学习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在此学习过程中，学习者自己将发现学习规律，掌握学习概念和知识，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特点就是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核心，学生可借助一定的外在学习情境（如文化、社会背景等），通过讨论或合作等不同教学活动方式，实现语言学习知识的意义建构。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学习环境，语言学习过程的教学设计方法与步骤如下：第一，分析教学目标，确定学习主题和所需知识内容；第二，创设与主题相关的真实情景，有效激发学习者联想已有的知识和表象，构建意义；第三，设计学习主题新资源，利用原有认知知识同化新学知识，支撑知识建构；第四，构建课后自主学习模式。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的核心环节就是自主学习，对于不同的学习个体，教师可采用不同方法，设计如支架式或随机式教学模式。第五，创设合作学习教学环境，开展小组讨论、协作，深化对学习主题的意义建构。第六，对学习效果评价，完善和强化补充学习资料。最后，建构意义，努力学习，消化、吸收新知识。

总之，随着慕课、微课等多媒体网络教育的飞速发展，外语学习理论将更加完善，教学设计将愈来愈多样化。当今，只有恰当地运用外语学习理论进行教学设计，我国的外语水平才能逐步提高并与世界接轨，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

作者:陈雪周若潇单位:1.吉林师范大学 2.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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