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礼仪的特征十篇

时间:2023-10-27 17: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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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礼仪的特征

社交礼仪的特征篇1

关键词: 台江苗族 礼仪文化 基本特征

每一种民族文化,哪怕是弱小民族的文化,都蕴含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并保留鲜明的民族特征。台江苗族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节日礼仪、婚姻礼仪、丧葬礼仪、信仰礼仪等礼仪文化形式,这种礼仪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民族性、祭祀性、地域性、群体性四个方面。

一、民族性

苗族自从迁居台江以来,他们在共同的时空范围、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地域环境下生存,其礼仪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一)台江苗族礼仪文化以语言和仪式的方式传承和发展。由于苗族有语言无文字,苗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诸多文化形式都无法通过本民族文字加以记述,因此,台江苗族礼仪文化自产生之日起,都是以语言为唯一载体表达出来,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和发展。例如,苗族先民在岁首节日中使用的芦笙曲就是由苗族语言词汇汇编而成的,其中一个苗族词汇就是一个芦笙音符。又如苗族在举行黑鼓祭时使用的各种祭祀隐语是由苗族的习俗语言组成的,其中的信仰文化更是通过仪式和语言的方式展示出来的。因此,依靠语言和仪式的手段传承民族文化,是台江苗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根本性特点。

(二)台江苗族礼仪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我国苗族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台江苗族礼仪文化从形式到内容、从传说到具体仪式、从举办时间到具体活动内容都体现出了鲜明的农耕文化特色,尤以节日礼仪最显著。例如,从内容上讲,吃新节讲述了苗族民间谷种的起源及人们采摘稻和随意下田捞鱼,姐妹节讲述了姑娘们在田间林地团聚或游方的情景;龙船节描绘了水手们背蓑衣戴斗笠划船比赛的状况。从时间上讲,台江苗族多选择在农闲或岁首时节举行节日活动,节日日期主要依据自然时序和庄稼生长的特点决定,上述这些现象充分体现了台江苗族节日礼仪文化与农业生产密不可分。台江苗族在举行祭祖仪式时喜用糯米饭、米酒、鸡鸭鱼等作为祭品。喜用糯米饭表明苗族社会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粘稻等各种先进粮食作物还未在苗族地区普遍种植;喜好米酒说明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苗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当贫乏,遇事总是借酒取乐;喜用鸡鸭鱼表明在饲养业还不发达的台江苗族社会,鸡鸭鱼是农户家庭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农户产品。由此可见,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具有极其深厚的农耕文化特色。

(三)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具有浓厚的巫文化传统。从汉文献记载中考察苗族文化,可以看到,从蚩尤时代《国语・楚语下》记载的“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到“三苗”时期《尚书・吕刑》记载的“相尚听于鬼神”,再到汉朝王逸《楚辞章句》中的“其俗信巫而好祠”,等等,都充分体现了苗族自古以来就有巫文化的历史传统。台江苗族礼仪文化,我们能深刻体会其中的巫文化内涵。如在信仰礼仪、丧葬礼仪、婚姻礼仪和节日礼仪中,台江苗族人民都需要根据习俗宴请巫师或歌师举行祭祖仪式。尤其在信仰礼仪中,人们除了举行隆重的祭祀祖仪式外,还要举行祭树、祭桥、招龙、祭嘎哈、洗寨和各种以祭神驱鬼为内容的占卜活动等,这些巫术活动充分体现了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巫文化传统。

二、祭祀性

台江苗族是一个具有浓厚巫文化传统的民族,当地苗族人民普遍崇拜祖宗、信奉神灵。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对神灵的敬畏与尊重,祭祀神灵成了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显著特征。

(一)信仰礼仪中的祭祀性特征。信仰礼仪的祭祀性特征主要通过黑鼓祭的形式体现出来。鼓社祭期间,台江苗族以鼓社为单位举行全家族的祭祖仪式。根据1955年台江县人民政府初步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台江的覃膏、孝弟、德条三个乡镇的1552户家庭中,人们举行鼓社祭时杀去393头鼓藏牛,以当时每头牛平均100元(按旧币折合)计算,共计39300元。每头鼓藏牛要喂三年,每天每人割草花费的劳动力以0.40元计算,三年合计169.676元。此外,杀鼓藏牛时,每家亲友前来送礼祝贺,估计每头鼓藏牛平均礼物15元,393头年约计5895元。在杀鼓藏牛的第二年又要杀鼓藏猪,几乎每户杀一头,也有一户杀两头的。据估计杀去的鼓藏猪大约400头以上,以每头平均15元计算,累计6000元,以上共计达22万余元①。在台江的交汪寨,总户数有196户,1955年用48头牛在吃黑鼓时打架,附近村寨有五千余人到场参观,虽主事者在斗牛完毕后宣布接受党的教育,厉行节约,不再宰杀牯牛,不按旧例招待亲友,以免浪费,但是还是有800多人在交汪苗族村寨吃住一晚,仅酒饭就耗去8000多斤谷子。如果按照原有旧俗,那么在交汪寨吃喝通宵,至少会有3000~4000人②。

(二)节日礼仪和婚丧礼仪中的祭祀性特征。如龙船节,从龙舟制作到划船比赛,自始至终贯穿一系列祭祀仪式。如砍树制龙舟时,先请巫师“祭嘎西”、“请龙神”;开工造船时,先杀鸡“祭鲁班”;制好龙船后,要杀猪祭菩萨,“喊龙神归塘”;龙舟出行前,先“祭嘎西”保证龙舟划行平安;龙舟到达比赛地后,先到“龙塘”抛掷茅草“们勇”,祈求当地龙神保佑平安;龙舟比赛节结束时,杀“三牲”祭菩萨和祖宗,等等。台江苗族举行婚丧礼仪时,餐宴前人们都要举行祭祖仪式。届时,先由主人在自家堂屋正中备好酒菜,举行完毕祭拜仪式后,所有宾朋方能就餐。特别在丧葬礼仪中,台江部分地区有专门的祭祀芒筒芦笙队,治丧期间人们通过芦笙手的表演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台江苗族民众在吃饭前也习惯用筷子取少量酒菜于地,表示慰劳祖先。

三、地域性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流行空间的地域有限性和流行时间的地域差异性上。

(一)台江苗族礼仪文化流行空间的地域有限性特征。如节日礼仪,台江苗族在举行节日文化活动时,通常以某一个固定场所,如某个平坝、山坡、河边、寨旁作为节日活动的集中地,以此形成固定的节日文化空间。节日期间,人们穿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赶来,汇集在一起举行节日文化活动。在节日参与者中,有的来自邻近村寨,有的来自邻近乡镇,有的来自邻近的县或省,其人数之多、场面之壮观常为汉族地区所罕见。在信仰礼仪、婚姻礼仪等活动中,台江苗族民众常常聚集在斗牛场、芦笙堂、游方坪等固定地点举行斗牛比赛、跳芦笙比赛和游方活动,礼仪文化活动的地域性特征较明显。

(二)台江苗族礼仪文化流行时间的地域差异性特征。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在流行时间的地域差异性上,尤以节日文化最突出。在台江苗族地区,并非全体苗族都在同一时间举行同样的节日活动。相反,往往每一节日只流行于某一地区或部分地区,甚至同一节日举行的具体时间也会因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据调查,台江巫十月第一个丑日是大年的正日,第二个丑日和第三个丑日为小年;宝贡乡在十月第一个及第二个子日,先后过大小年两次;孝弟乡以十月第一个丑日为小年,第二个丑日为大年,第三个丑日为小年……革一、大塘、茅坪等乡只在十一月以后的卯日过一次苗年,老屯乡在十一月辰日过一次苗年③。又如苗族姊妹节,由于台江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其县境内各地庆祝姊妹节的时间稍有区别。在台江城郊、宝贡乡、巫一带,人们在每年农历二三月的任意一天过节;在革东、交下一带,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过节;在施洞口一带,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过节;在孝弟乡一带,人们过节的时间则推迟到每年农历三月底四月初。

四、群体性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是当地苗族民众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并发展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是广大苗族民众共同的民族标志,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这种群体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礼仪文化主体的行为方式、礼仪文化活动的参与人员和礼仪文化的文化层次三方面。

(一)台江苗族礼仪文化主体行为方式的群体性特征。台江苗族以支系和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形成同姓村落――鼓社,他们常常以鼓社为单位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如信仰礼仪,苗族民众以鼓社为单位,以鼓头为核心,在祭师的主持下举行家族式的集体性祭祖活动。人们在祭祖活动中遵守共同的仪式和程序,祭祖仪式是一个以家族或氏族为中心的集体活动。在招龙、祭嘎哈、洗寨和各类占卜活动中,除了主持人员祭师或歌师外,还需有相关人员参加,参与人员必须听从祭师的指示,在祭师的指导下行事。在丧葬礼仪中,一个家庭亲人病故,所有家族成员前来帮忙治丧,一切丧葬仪式均在祭师的主导下有序进行。在婚姻礼仪中,从婚前游方、订婚,到送亲、接亲,以及婚后吃客饭和媳饭等,都是十数人以上的群体性活动,人们在此过程中还需遵循固定的婚姻规范。

(二)台江苗族礼仪文化活动参与人员的群体性特征。除了祭祖礼仪、丧葬礼仪、婚姻礼仪外,台江苗族节日礼仪的群体性特征也较明显。台江苗族在过节时,除了增添饮食和添加服饰外,他们更多地注重在节日期间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体性文化活动,如斗牛比赛、对唱情歌、踩鼓、跳芦笙、游方等。例如,1956年过第一次苗年时,台江巫、巫脚南、巫梭、反排四个村寨在其交界地“松岔由”斗牛场举行斗牛比赛,前来参加的观众就有1千多人。四个苗寨共440户,平均每户约有3人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苗年斗牛赛分别在番召乡附近的覃膏堡和九龙乡的交汪举行,仅交汪斗牛当天就有近3千人观战④。

(三)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属于普及型的群众性文化范畴。台江苗族礼仪文化是当地苗族人民的生活样态和民族意识的个性表达,是广大苗族民众都熟悉、掌握和了解的社会文化形式,它属于普及型的群众性文化范畴。从主体看,无论是信仰礼仪、丧葬礼仪、婚姻礼仪还是节日礼仪,其礼仪文化主体都是广大苗族群众;从内容上看,所有礼仪文化的内容都来源于民众生产生活实践,都为广大苗族民众认同;从普及性上看,在台江县境内,无论在高寒地带还是清水江边,同一礼仪文化都为广大苗族民众所喜闻乐见。因此,台江苗族礼仪文化是当地苗族社会众人皆知的民间大众化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上述四个基本特点表明,台江苗族礼仪文化体现的是苗族农耕文化的传统精神,承载的是苗族人民的历史积淀和民族风貌。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价值在于彰显民族团结精神,展示民族情感和人生意义。

注释:

①贵州省编辑组编.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255.

②贵州省编辑组编.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253.

③伍新福.苗族文化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490.

④贵州省编辑组编.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209.

参考文献:

[1]张继焦.中国少数民族礼仪[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社交礼仪的特征篇2

【关键词】舞蹈礼仪;文化;民族礼仪;社会功能

舞蹈或某种舞蹈现象为什么得以存在和产生,为什么得以长期发展,首先在于它对人类具有生命意义或社会存在价值,或具有某种社会性功能。古往今来,舞蹈礼仪是宣传教化、陶冶情操的有力手段,让所有舞蹈行为规范系统化,在舞蹈者、观众、社会三者之间体现互相的一种尊重与促进,也让舞蹈这门艺术具备了更多的标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舞蹈礼仪之所以依然处在举足轻重之地位,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其二,自身独特的社会功能,从而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并且在参与人员身上发挥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一、舞蹈、礼仪、社会

(一)舞蹈与礼仪礼仪是人们在社交活动需要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舞蹈是一种以肢体动作作为交流语言,结合多种艺术塑造人物、诠释情感的表演艺术形式。和人们平日生活中的礼仪相差无几,舞蹈礼仪的目的是让舞蹈变得标准化、体系化与典型化,例如各类舞蹈场合的穿着要求,不同舞种间的交流方式,如果想融入其中,并享受不同文化习俗的乐趣,就请遵守相应的礼仪规范。掌握舞蹈中的礼仪文化不仅仅体现舞者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并且其象征着不同舞种相对应的本土文化特征。具有了舞蹈礼仪的规范,才能营造出合理合适的舞会氛围;才能让人们沉浸在舞蹈当中,领悟舞蹈优雅表面之下涌动着的精髓,精准展现出舞蹈的情感,感受舞蹈的生命力;才能避免在舞蹈中产生不经意间侵犯他人的情况,进而相互尊敬。

(二)舞蹈礼仪与社会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中,为了让彼此间的交往能够顺利开展,不得不重视礼仪。交往中,博得对方喜爱与信赖的第一步就是要懂礼节、讲礼仪。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结下良好的情谊。舞蹈艺术的物质载体是人,是以经过提炼加工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更加直观性地展现出人的内心思想与精神情感,透过舞蹈礼仪,可以感受到一个民族的风格气质和精神信仰。自舞蹈诞生于婴儿时期起,就有了礼仪加以规范,对于舞蹈来说,“礼仪”似乎已经渗入舞蹈本体,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王朝统治者制立了一套严明的制度——“制礼作乐”,以“礼”来区分等级贵贱,以“乐”来协调人际关系。为何将“礼”与“乐”联系在一起?“礼”是包括了仁、义、礼、智、信等在内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而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血缘制度正是其摇篮。宗法血缘制的特点及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情感性,将“礼”渗透其中,使得伦理规范的强制性被一种“人情味”所笼罩,人们的种种“发乎情”的行为,都在一种不言中“止乎礼”。由上文可知,“乐”亦是充斥着“情感性”,因此,“礼”与“乐”的并肩而行,似乎如虎添翼,使得人们在受到“礼”的规范下,甘心沉溺于内心的情感圣地,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有序、等级严明。综上可知,舞蹈礼仪与社会有着紧密的关联,加之其对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舞蹈礼仪的社会功能使其一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二、舞蹈礼仪的社会功能

(一)规范形体、提升形象如今,每个人都置身于这张社交大网里,社交犹如空气般无所不在。人的外在形象,举手投足间都会对双方之间的交往产生微妙或显著的影响。舞蹈的最初目的,就是借助舞蹈严谨的礼仪程式来规范身体姿态,展现出优雅的风度,高尚的修养,使受众群体把感悟延伸到在社会生活中,对人对事都能以礼相待,从而获取愉悦的情感,达到社会和谐。所以,无论是为了自身形象还是出于国家形象的考虑,舞者都应当加强礼仪规范的学习。

(二)发扬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建设中国自古以来就被世人尊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国的礼仪文化历史悠久,根底深厚,它的积淀在社会中展现出独特且耀眼的光芒,舞蹈礼仪的出现就是充当着对这一文化继承的角色。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礼仪与舞蹈的结合,历史篇章被重新翻开,一些民族独有的传统舞蹈文化在消失的边缘被救回,在舞蹈工作人员与其他专业学者跨学科调查的分析下,挖掘出被世人所遗忘、遗漏的礼仪文化;第二,正是因为有舞蹈礼仪的存在,舞者能在一些演出、比赛的活动中尊重舞蹈组织的规定,尊重对手,从而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与民族文化素质。

(三)展开和谐互动,促进人际关系“讲礼仪”一直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所信奉的圭臬之一。汉代是我国古代乐舞发展兴盛繁荣的时期,“倡优伎乐列乎深堂”,在这样的环境中,汉代的豪门贵族亦加入舞蹈的行列中,歌舞自娱便成了汉代宫廷与豪门贵族的日常活动之一。“以舞相属”便是汉代风行的一种自娱舞蹈之一,是一种带游戏性质的礼节舞蹈,类似于宴饮聚会中传酒令或诗令的游戏。它是在一人自舞——相属他人——他人继舞为报——相属另一人这样的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体现舞蹈礼仪与人际关系。《后汉书》中,“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可见,“以舞相属”的目的不在跳舞本身,而是要通过这种舞蹈来审视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优劣好坏。在这样一种互动的舞蹈礼仪活动中,可以使个体感受到与群体联系的一种安全感,并且建立礼尚往来、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舞蹈礼仪作为礼仪的一种,在人际关系中无疑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使得人们在舞蹈中既能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又能借舞达礼、借礼传情,在以礼相待与舞蹈娱人的共同作用下促进人际交往。

三、舞蹈礼仪的文化性体现

追根求源,之所以具有这些独特的社会功能是因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下面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来阐述舞蹈礼仪文化性在社会中的体现。

(一)不同的时期,呈现舞蹈礼仪的文化性众所周知,文化具有时代性,固然,舞蹈礼仪也拥有着深厚的时代特征,处在不同的时代,舞蹈礼仪所凸显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使得人们认知不足,对大自然产生畏惧,幻想通过巫术祭祀达到目的,而后发展出的远古氏族乐舞,其动作厚重古朴,体现着原始宗教的巫术礼仪文化。改革开放时期,舞蹈的礼仪逐渐多样化,把中西方元素融入一体,并且对舞蹈动作、服饰等各方面进行精雕细琢,让人目不暇接,舞蹈礼仪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新颖的服装类型、打破成规的舞蹈动作,相互吸收、交融的文化是当时文化背景最好的诠释。

(二)不同的地域,诠释舞蹈礼仪的文化性世界上共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带有各自特色的舞蹈礼仪文化特征。在礼仪方面尤为突出的是西方芭蕾舞,它以开、绷、直、立为技术原则,是塑造个人礼仪形象形体美的核心点;以典雅、和谐、流畅为审美原则,在芭蕾舞中常常见到优雅礼仪性的肢体动作,如男女生表演之间的互动,开始结尾的造型等,这些元素都是西方礼仪文化的重要体现。芭蕾舞在欧洲跨越封建与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它高贵的气质和统治阶级的礼仪形态与当时的社会意识融合在一起,舞蹈礼仪与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舞蹈礼仪中的文化性得以充分体现。

(三)不同的历史背景,体现舞蹈礼仪的文化性中国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而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孕育着不同的舞蹈礼仪。西南边陲的部落民族与北部边远的游牧民族的舞蹈礼仪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傣族舞蹈风格温婉柔和,婀娜多姿,具代表性的孔雀舞充分反映着民族的性格,像水一样柔软,轻快婉转;蒙古族的摔跤舞属于男性舞蹈,是勇敢、实力、荣誉的象征,舞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们的开朗豁达和豪放英武。

社交礼仪的特征篇3

论文摘要: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教育的目标,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树立科学的理念,更新教育内容,使交往礼仪养成教育有层次、有序列、有体系。通过对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教育相关问题的探讨,可以提出适合小学生年龄特征的交往礼仪养成方案和“三级九档”的养成教育模式。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定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文化价值取向,会产生相应的礼仪规范及行为准则。礼仪教育要从小抓起,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指出:“教育一个人要从小就注意,讲话怎样讲,批评怎样批评,做人的态度,对人的礼貌,以及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小养成。”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教育的目标,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树立科学的理念,更新教育内容,使交往礼仪养成教育有层次、有序列、有体系。本文通过对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教育相关问题的探讨,试图提出适合小学生年龄特征的交往礼仪养成方案和“三级九档”的养成教育模式。

一、认识先行,交往礼仪养成教育理念要科学化

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教育,首先要提高认识,树立科学的理念。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新,一新百新。教育要创新,理念要先行。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教育,要树立以下理念:

(一)互动理念

“互动理念”是指在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过程中,要注重师生的互动,只有教师言传身教,讲究礼仪常规,才会带动学生明礼。l9世纪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榜样对儿童的心灵是一股非常有益的阳光,而这种阳光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只有师生快乐互动,才能营造礼仪教育的良好氛围。同时,互动还表现在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家校之间的互动影响,光靠家庭和学校某一方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联合起来,让家庭和学校的步调一致,劲往一处使,以此才形成礼仪教育合力。一是要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二是要营造一个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三是要充分发挥教师教书育人的作用;四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教育体系,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互动之中,学生的主体性能够得到展现,其主体地位也能够顺利实现。

(二)互利理念

“互利理念”是指在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过程中,让小学生认识到只要人人讲礼仪就能使双方或多方从交往中得到快乐,从心理上互利互惠。一个拥有礼仪的孩子,其内心是善的——有爱人之心,行真诚之道,能处处为他人着想,体谅别人的难处,严格要求自己。其外表是美的——文雅的行为举止,优美潇洒的风度,得体端庄的打扮,自然大方的谈吐。小学生在交往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运用礼仪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双赢的。当一个受过交往礼仪教育的孩子得到另一个人的彬彬有礼的对待时,他肯定内心是愉悦的,也会快乐地以礼相待,这样,双方都能从交往礼仪中得到快乐,所以说交往礼仪的培养是以互利为原则的。

(三)互尊理念

“互尊理念”是指在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过程中,让小学生知道在交往中讲礼仪是双方或多方互相尊重的表现。在与人交往时,一定要学会尊重他人,才能真正自立于社会,相互尊重是交往的首要原则。“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所有的礼仪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表示对他人的敬重,并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顾及他人的尊严,切不可失敬于人,更不能侮辱对方的人格。掌握了这一点,才掌握了礼仪的灵魂。只有真诚尊重,方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只有互相尊重,方能使双方心心相印,友谊地久天长。

(四)灵活理念

“灵活理念”是指在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过程中,让小学生知道礼仪常识是一般不变的,但运用礼仪要灵活多变,要因人因时因事不同而随时变通。礼仪的规则是死的,而社会生活本身是多变的,所以,对于礼仪的运用也要灵活应变,这种适度的应变表现在:要注意人乡随俗,尊重民族、国情、文化背景的不同;礼仪交往应与对方的身份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亲密程度保持一致。一般来讲,与己关系密切者,礼仪可以相对简单,而与己关系疏远者,礼仪应比较讲究。礼仪要因场合的不同而不同,正式场合,礼仪要规范;非正式场合,礼仪应简洁。礼仪要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

二、与时俱进,交往礼仪养成教育内容要时代化

礼仪是为适应人际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进、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会出现交际活动中的新观点、新问题,进而要求礼仪产生变化,使之适应社会。所以,礼仪是在社会发展中逐步完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具有相对的变动性。小学生交往礼仪在内容上同样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一)弘扬传统,与国情相合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以文明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几千年的礼仪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并沉淀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优良传统,且生生不息,具有极大的“核心竞争力”。在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教育中应坚持“立足国情,弘扬传统”。在弘扬传统时应采取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在家庭中,西方社会孩子直呼父母姓名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与他们强调平等、自由相一致,但在我国就不可以盲目效仿。因为长幼有序是我国文化中尊老爱幼的家庭礼仪的最重要部分,是应该发扬光大的。在小学阶段,主要应让学生弘扬“尊老爱幼、和睦友好”的优良传统。要遵循由浅人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确定不同教育阶段的内容和要求。小学德育工作主要通过生动活泼的校内外教育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公德教育、社会常识教育和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

(二)放眼世界,与国际接轨

小平同志讲,我们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小学生礼仪养成亦要放眼世界。礼仪是与国际接轨的桥梁,因此,在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教育中,除了要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礼仪,还要让孩子们适当了解世界各国的不同礼仪风俗,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得到对方的理解和尊重。既了解自己、又了解对方、认识对方才能得到对方的支持并建立起互信关系。只有放眼世界,与国际接轨,才有可能在国际交往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西方人表达坦率,东方人表达含蓄。中国人在请客吃饭时,总会客气一番:“今天的菜不好,但饭要吃饱。”中国人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时常喜欢说:“我讲得不好,请大家多包涵。”这种状况若出现在西方,往往会引起西方听众的反感:“明明知道自己讲得不好,为什么还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呢?”西方人把过分谦虚看作是虚伪。又如面对赞美,西方人的应答方式往往是“肯定式”或“互酬式”,即肯定自己确实不错或夸赞他人更好、更漂亮来表现自己心中的愉悦。在中国文化下,人们面对赞美常常表现为“谦虚式”,以“哪里哪里”或“您过奖了”这一类话予以应答,掩饰心中的愉悦。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坦然”面对他人的赞美,以“致谢式”报以回答。上述提及的中西方不同文化环境下礼仪的差异,仅仅是其中不多的一部分。让小学生了解这之间的差异,将会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跨出国门,更好地与西方人交流、合作,更好地树立中国人的形象。

(三)促进融合,与时代同步

融合不是被同化,更不是彻底的中国化或西化,而是在中西方交往礼仪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实现互补,在融合中得到发展,对传统的东西赋予新的内涵,催发新的生命力。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交往礼仪是一成不变的。政治的变革,朝代的更迭,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都会导致文化形态发生相应的变化,交际礼仪也不例外。况且,国际间、民族间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也势必影响到各民族的交际礼仪不断地发生某些或大或小的变异,从而使交际礼仪显现出一定的时代性或阶段性。当历史的年轮进入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科技使世界各国间缩短了距离,整个地球似乎微缩成一个村庄。由于各国人民可以便捷地走来串去,导致国际间、民族间的交流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交际礼仪的相互交流、吸收乃至融合也日益增强,从而出现了国际社会的新趋势。如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在社会交往中,不仅要求人们珍惜时间,讲究效率;还要求人们乐群合众、讲究信用。因此在小学也应用现代礼仪的行为规范要求学生“尊重他人人格,不失礼、不失约、不误时”,对客人和外宾以礼相待,接打电话时必须做到态度平和、咬字清楚、音量适中等。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体现文明时代的特征。

三、循序渐进,交往礼仪养成教育体系要序列化

(一)礼仪养成教育的层次性

由于学生的品德发展水平及家庭状况存在着种种差异,因而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教育要讲究层次性,因材施教。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认为,心灵是个体在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掌握与运用符号并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是社会客体向主观领域过渡的内化过程,也是大脑赋意义于客体的外化过程。米德认为,自我是不断发展的东西,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自我的发展可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首先是嬉戏阶段,个人扮演其他一些人的社会角色,如教师、护士、厨师等,其特点表现为嬉戏的形式,它是缺乏外部社会组织的。例如捉迷藏、抓坏蛋等。其次是游戏阶段,此阶段特征是游戏具有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儿童可以同时担任好几个角色,并遵循游戏规则与约定,将之融合成一个整体。第三是泛化的他人阶段,随着儿童能够按照一般角色来控制他们的行为时,自我的发展就进入了由一般的期待和标准构成的泛化阶段,使个体逐渐以泛化的他人来计划和执行他们的行动路线。根据科尔伯格认知发展教育模式论,交往礼仪养成教育就是向儿童提供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角色承担机会,以促进儿童的交往礼仪的认知和道德结构不断地产生新的质变,到达一个更高的层次。具体地说,他认为道德教育首先应该从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培养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人手;其次,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创造条件,广泛开展各种道德教育活动,向儿童提供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角色承担机会,从而在实践中促进儿童的道德发展。科尔伯格认为,道德认知是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渐进发展的,一个阶段发展成熟后才有可能进人下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教育者首先要明了学生现在是处在哪一个道德认知发展阶段,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这样,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引导学生积极思维,帮助他们朝更高的道德推理阶段发展。

(二)养成教育目标体系的序列化

关鸿羽教授提出,养成教育还要序列化。任何一个学生成长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养成教育也是一个由浅人深、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过程,违背了这个“序”就会妨碍学生成长。我们在交往礼仪教育中要求学生必须懂得在家庭、学校、社会应该如何与人交往,并要求学生必须按实际要求去做。同时要求每位教师都要以身作则,积极检查、督促学生,时时事事按交往礼仪养成教育的行为习惯去做,做到知与行的统一。实践证明,小学生行为规范教育序列化有助于加强小学生德育的针对性、循序渐进性和可接受性,避免脱离学生实际,克服教育简单化和成人化现象。具体地说,就是从学生年级段分析低、中、高年级学生较难养成的行为习惯;从家庭教育中分析对学生养成教育的影响。在共同的方向和目标下,针对学生行为的好、中、差不同表现,对不同个性品质的学生提出相应的要求,进行行为指导,促使他们在各自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努力。

(三)交往礼仪养成教育模式的构想

小学生交往礼仪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要有计划地根据小学生不同年级和成长阶段的特点,在实施过程中进行阶梯推进,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促成学生的交往礼仪顺利养成。特别是各种方法的运用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的规律及学生的个体特点适当采用,如低年级就应多用形象、生动、直观的模拟训练法、故事启迪法、游戏感悟法等,而高年级可以多采用课堂讲授、实践锻炼、岗位体验等方法让高年级的学生在落实礼仪行为的基础上对礼仪有一些理性的认识。鲁洁教授曾说:“道德教育的基础是人对人的理解,培养一个人的品德不在于告诉他多少道理,使他去遵守多少规范、规则,最根本的是要在长期生活中形成基本的待人做事的价值观念和思考问题的取向。”笔者认为,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的总目标主要是使小学生交往礼仪教育生活化,在理念科学化、内容时代化、体系序列化的基础上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交往礼仪氛围,使孩子们在相应的年龄阶段得到潜移默化的交往礼仪行为养成,开心快乐地学会交往,学会与人友好相处。具体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小学生交往礼仪养成目标体系——内容上的“三级九档”。

社交礼仪的特征篇4

【关键词】中西文化 婚俗礼仪 差异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15-02

文化是人们生活积累的产物和社会现象,它包括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范畴。由于中西方历史背景和不同,导致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有差异。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它会影响学习者的交流。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基础,然而具备了语言能力并不意味着具备了交际能力。交际能力当中不可忽视的还有社会能力,即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合适交际的能力。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为他们的终生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婚俗礼仪的分析,以此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便有利于教学。

礼仪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发展和沿传下来的文明规范。婚俗礼仪是文化风俗的一部分。对中西婚俗文化的独特性进行比较研究,是研究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更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一、中西方婚俗礼仪差异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西方形成了各自的嫁娶观和相应的婚俗礼仪,中西方在订婚习俗、婚礼仪式及婚后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一)中西方订婚习俗不同。

说到中国传统订婚习俗,从迎亲到归宁(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回娘家”)有二三十种礼节。其中尤其要提到的是“六礼”, 它最早见于《礼记・昏义》。每一项礼仪都有严格的标准,是中式传统婚礼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否则就会被称为不懂礼数。 纳采即六礼之首,就是现在说的“提亲”,男方托媒人带着礼品到女方提亲,女方答应提亲后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等,并卜于祖庙以定凶吉;纳吉是指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纳征,亦称纳成、纳币。要纳聘财成婚礼。下聘礼大聘叫作下大茶,在古代婚姻中茶礼是不可免的。订婚所下的茶叫订茶,男方要行茶下茶,女方吃茶受茶,所送礼金称茶金,女方受聘前叫待茶。纳征后婚姻关系便确立了;请期即男方通知女方成亲迎娶的日期;亲迎即正式的迎亲、举行婚礼。

而西方的整个结婚过程由男方的求婚开始。传统婚俗习惯中,女方会举办一个订婚宴会,由新娘的父亲主办,旨在告诉亲朋好友新人要结婚了这个喜讯,这是促成婚姻必不可少的步骤。订婚典礼与结婚典礼比起来气氛要轻松许多,会有重要的人物(比如家长,认识男女双方的朋友等)进行演讲和敬祝酒词。

(二)中西方婚礼仪式不同。

中西方婚俗礼仪突出不同之处,体现在婚礼上。在现代中国,占主要地位的还是传统的礼仪方式。中式传统婚礼是人前的婚礼,热闹、隆重而喜庆。而西式婚礼是神前的婚礼,神圣、安静而唯美。

1.婚礼服饰不同。

在举办婚礼时在穿着方面很讲究。 中式传统婚礼具有典型的中国风色彩。中西方审美观与习俗的差异决定了婚礼服饰的不同。西方的婚礼服饰华丽、颜色大胆;中国的婚礼服饰,则体现了传统、朴素、保守、含蓄的特征。在中国文化中,红色是中国传统的代表喜气的颜色,它是中式婚礼的主色调,象征着吉祥如意,预示在婚后的日子红红火火。西式婚礼则以纯洁的白色为主,白色婚纱始于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是纯洁欢庆富贵的象征。

为了有一个好彩头,新人白头到老,在中国新娘出嫁时,从内到外要穿新衣新鞋,预示新生活的开始。而在西方,婚礼时有“旧、新、借、蓝”等习俗。“旧” 代表着新娘结婚之后还会和娘家保持联系,有的新娘穿上母亲甚至祖母的婚纱,预示着可以从长辈那里传承好运;“新”是指朋友送的礼物,象征新生活; “借”指从一个婚姻幸福的朋友那里借来,预示着朋友的幸福婚姻也会带给新人好运。“蓝”指则新娘的一些小饰物或花束用蓝色,意味着新娘的纯洁及贞洁。

2.婚礼举行地点不同。

在中式传统婚礼中,婚礼通常和婚宴一起举行,举行婚礼的地点大都是在男方家。中国婚姻所建立的夫妻关系,是为使女性归属于丈夫所在的家庭。婚后女方要住在男方家以尽为人妻为人媳的职责,比如照顾公婆,相夫教子。中式婚礼主角可以说是两个家族,而西方大都信仰基督教,人们希望自己在婚礼上得到上帝的见证及祝福,所以西方的婚礼是在教堂中举行,主婚人是神父。西式婚礼主角是一对新人。随着神圣的《婚礼进行曲》步入鲜红的地毯,新娘挽父亲手臂进入教堂;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新郎手里,象征着把女儿交给了他。牧师致词、新人宣誓、交换戒指、祈祷、咏唱诗歌等,而并没有新娘寻求其他亲友接纳的过程。

3.婚礼程序不同。

中西方婚礼当中的行礼仪式因为各自不同的而存在着差异。中国传统婚礼是谨慎而严格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婚礼是随意而轻松的。中国传统婚礼邀请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的担任司仪。中式婚礼是三拜九叩的拜堂大礼,婚礼中最重要环节就是拜天地,主要的程序是行三大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人以这三拜表示礼成,表示说他们已经传承了天地的旨意,得到祖先及父母的认可正式结婚。而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居多,他们由神父或牧师来主持婚礼,宣布他们婚姻的合法性。礼仪上更是尊重信仰,在上帝的面前许下誓言:“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好还是坏,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健康还是疾病都彼此相爱、珍视,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表示忠于彼此的爱情与婚姻,相互交换戒指并亲吻对方后表示礼成。

从婚宴上来看,婚宴是婚礼当天答谢宾客举办的隆重筵席。传统婚礼后新郎会由家族长辈带领,一一向前来参加宴会的宾客敬酒答谢,而新娘回洞房休息。西方婚宴比较自由,多采用自助餐的形式,有的还会举行舞会。

(三)中西方婚后习俗不同。

中式传统婚礼过后,新人三朝回门,它是指婚后的第三天,有女儿不忘父母养育之恩赐,女婿感谢岳父母及新婚夫妇恩爱和美等意义。女方会设宴款待,新女婿入席上座,由女方家长陪饮。女方家广设华宴,款待新婿,这就是回门宴。

与中国传统婚礼相反,西方的新婚夫妇们在婚礼过后离开家人朋友乘车出发度蜜月。这种习俗起源于英国,在古代条顿族盛兴“抢婚”这一习俗,为了防止新娘被抢回去,新郎婚后立即带着新娘到外地去过一段旅行生活。在这段旅行生活中,新人会喝一种用蜂蜜制成的饮料,连续不断地喝满一个月,因而叫作“蜜月”。

二、中西方婚俗礼仪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婚姻制度起源的历史背景不同。

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中式传统婚嫁礼仪带有很强的封建文化色彩,它的缔结是以宗法秩序为准则,以儒家“阴阳尊卑”学说,尤其是董仲舒之后的儒家思想为依据,并贯穿于一整套婚姻仪式中。在中国传统婚礼中,男女结合讲究“天作之合”、“门当户对”、“合八字”,起主导作用的几乎都是男方或家长。古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说法。

在婚礼行礼过程中,新人站立位置遵循“男左女右”的原则,这也是男尊女卑社会观念的体现。而西方婚礼与传统的中国婚礼恰恰相反,这来源于古代的一个传说,盎格鲁萨克逊的新郎常常必须挺身而出,以保护新娘免得被别人抢走。

在中式传统婚礼仪式上,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高堂”就体现了在婚姻关系中父母意见的重要性,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儒家非常强调家庭,儒家观念中的的家庭是社会的微缩版,其中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就是社会中统治阶层对下层的关系的映射。

而西方国家,例如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各国的婚俗仅形成于千年甚至百年前,这种时间上的跨度决定了中西方婚俗礼仪之间存在差异。西方国家中,亚当和夏娃的婚姻故事是西方婚姻的起源,它让婚姻披上了宗教神学的神秘面纱,宗教的产生把西方婚俗礼仪推向了文明化进程。在以《圣经》为绝对权威的基督神学影响下,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西方婚姻重视个人自由意志,强调人的理性选择。他们认为婚姻是上帝赐予每个人的福利,履行婚姻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他们借婚姻体验神的爱和生命的奥秘,体现神与人所立的盟约,女性享有独立人权,男女交往是自由的。

(二)中西方信仰的宗教观念不同。

各大宗教对中西方婚俗礼仪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不同的的影响下,婚礼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中国的传统婚礼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拜天地,这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人信仰佛教,“拜天地”体现了人们向往“天地人和谐”的宗教哲学,表明新人将自己的终身大事告于天地,希望得到天地的祝福。又如“六礼”当中的第二礼――问名――双方交换八字,依照“八字命相说”,寻求与自己八字符合的配偶。这就是道教“五行八字”对婚俗礼仪的影响。

西方信仰基督教者居多,基督教认为,婚姻是上帝赐予的,所以应该在神的见证下举行婚礼。婚礼必须在教堂举行,婚姻才得以成立。西方的婚礼由神父在教堂里主持,婚礼上的每一个程序如祷告,经文诵读,婚约问答,誓约,交换戒指等都有着特定的神学意义。

三、总结

通过以上中西婚礼习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神圣的,源远流长的社会制度对中西婚礼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婚俗礼仪仅仅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方面,并不能代表和揭示所有中西方文化差异,但它们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对我们学习中西方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了解中西方婚俗礼仪差异对于跨文化交际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应该引起语言学习者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潘文晋.从中西婚礼文化看中西方文化差异[J].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8年03期

[2]曹明逸.体验西方礼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M].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4

社交礼仪的特征篇5

关键词:文明礼仪;教师礼仪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G631

礼仪是指一定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交往时的某种方式、程序以及实施交往行为中体现于语言、仪表、仪态、气质、气度等外在的表象方面的规范。礼仪是人类社会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共同遵循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行为准则。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并赋予教师崇高的地位,讲究尊重“天地君亲师”,推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立国之本。育人就要讲礼仪,教师理应成为讲究礼仪的典范。

一、教师礼仪及其特征

教师文明礼仪是是指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履行职务时所必须遵守的礼仪规范。教师礼仪有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特定的适用对象。与其他礼仪相比,教师礼仪具有以下特征:

1.教师礼仪具有鲜明的强制性

只要你进入这个职业就必须遵守。遵守职业礼仪要以职业规范为核心,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能随心所欲。良好的礼仪素质是需要许多小的牺牲的,“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教师礼仪就更是如此,需要有更多的自我克制、自我牺牲。同时,教师的礼仪素养也将使教师更有魅力、更有力量、带来更大的收获。

2.教师礼仪带有强烈的形象性

职业形象、学校的整体形象、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因而是否遵守教师礼仪就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为。违反教师礼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当一个人处在教师职业状态时,他(她)的功能会被成倍地放大,会影响许多学生.波及广大的青少年,甚至对学生造成终身的影响。

二、当前教师礼仪现状

当前,在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形势下,多数教师很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对教师礼仪修养的重要性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在一些教师当中,仍然经常发生损害教师职业形象、背离教师职业道德的不文明现象:穿奇装异服,染彩色头发,涂彩色指甲,热衷浓装艳抹或珠光宝气;随意对学生说粗话、脏话,甚至侮辱学生人格;随意体罚学生,导致学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教师由于不良的言谈举止导致与学生、与同事关系紧张,也在学生家长中造成恶劣影响;还有的教师因学校或个人条件较好而踞高自傲,盛气凌人,严重损害了学校和教师的声誉。

三、教师礼仪的作用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说,不学习礼仪,就无法立身处世。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可见礼仪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的标志,是一个人道德水准、整体素质的外在表现。

1.调节作用

教师作为文明公民必须自觉讲究礼仪。教师礼仪不仅能够对教师的社会交际活动有调节作用,而且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也有调节作用。我们常听人评价“某教有涵养”,其实是他能在一些场合很注意分寸,注意用教师礼仪来调节自己的言行。

2.发展作用

在我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的途径包括方方面面,而对教师进行礼仪教育,增强广大教师的角色意识和为人师表的自觉性,是有效地培养高品质的、和谐完整的、全面发展素质的教师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教师礼仪对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与发展起着一定作用。

3.教育作用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是学生学习、模仿的榜样。教师礼仪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因素,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教师只有摒弃那些不合身份的穿戴、不拘小节的言行、不加检点的习惯,才能树立教师的威信,才能教育和影响学生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加强教师文明礼仪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1.把礼仪教育与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公民道德建设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在这二十个字的公民道德建设方针中,已经把礼仪教育的内容融入了公民道德建设这一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应长期坚持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培养教师“明礼”这一道德规范,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礼仪修养。

2.把礼仪教育与职业观教育结合起来

所谓职业观,就是人们对于职业意义、职业要求、职业规范的观点和看法。现代礼仪中的道德观观念,体现了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的统一。特别是在职业礼仪规范中,蕴含着对职业的认识和从事本职业的要求。教师的职业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体现了对该职业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要求。

3.营造良好的礼仪环境

学校每个教职员工都应当为人师表。学校教职工的基本形象应以适当的制度和纪律规范,以给学生树立榜样;对学生的形象也应有必要的文明规范,以净化校园风气。校园建设要充满人文色彩和绿色理念,使校园自然环境清洁优美,人文环境令人自律,各种文明规范随处可见。让礼仪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让师生在其中耳濡目染,得到美的熏陶和滋养。

4.把礼仪教育与纪律观教育结合起来

纪律观教育是任何一个人学习和工作的重要条件,也是教师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礼仪是以“自律”为特征的,但“自律”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通过“他律”逐步获得的,或者说是从“他律”发展而来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是这个道理。

5.培养高素质的礼仪教师队伍

社交礼仪的特征篇6

关键词:商务礼仪;表现要素;跨文化;禁忌;营销专业课程设计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213-02

1 礼仪与商务礼仪

礼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具体表现为礼貌、礼节、仪表、仪式等。

礼貌是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表示敬重、友好的行为规范,如尊老爱幼、热情待客等。

礼节是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待人接物的形式,如拜会、回访、挥手致意等。

仪表是人的外表,如容貌、服饰、表情、姿态等。

仪式是指在一定场合举行的具有专门程序的活动,如开业典礼、迎送仪式等。

礼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继承性、发展性的特征,其核心是尊重。在个人发展、人际交往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礼仪发挥了教育、美化、协调、沟通和维护的作用。

商务礼仪是指商务活动中对人的仪容仪表和言谈举止的普遍要求,这其中包括仪表礼仪,言谈举止,书信来往,电话沟通等技巧,从商务活动的场合又可以分为办公礼仪,宴会礼仪,迎宾礼仪等。

在现实的商务活动中,顾客总是依靠第一印象作为交易是否可靠的标准。研究表明,顾客愿意为更好的服务支付更多,并且客户服务也被许多企业视为一个持久的差异性优势(Bennett,1990)。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商务礼仪在商务活动的各个方面显得越来越重要,企业日趋看重商业人才在专业知识背后的人格魅力、道德修养、社交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等人文方面的综合素质。

2 商务礼仪在职场上的表现要素

外貌、沟通技能、身体语言和态度是反映一个人综合专业素养的重要方面。

拥有得体的外表的员工会得到雇主更多的信任,雇主相信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有高度的责任感(Reed, 2007)。根据Carolyn Ashe和 Chynette Nealy 在2007年的调查,在回答“不得体的穿着会削弱个人在公司中的积极形象”的问题时,有77%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

毋庸置疑,沟通技巧已经成为商务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研究表明,沟通技巧是选拔企业高层经理人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经理人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对一个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Gallo,2007;Jongwe,2005;Miller,2000)。使用恰当的文法和词语能够帮助有效地沟通,而语言结构的错误使用则会使他人对沟通者本人的职业素养产生负面的认知。调查(Carolyn Ashe和 Chynette Nealy ,2007)显示,有92%的女性和98%的男性认为文法的使用在职场上非常重要,文法的错误使用会使人们认为沟通者缺乏在企业中升职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背景。

身体语言可以传达出个人的自信程度和能力的大小。Gallo(2007)强调了强有力和有效的身体语言可以帮助演讲者与听众迅速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并表现出个人对所传达信息的自信。虽然身体语言仅仅占沟通中很小的比例,但值得注意的是,沟通中的信息分别有55%和38%依靠视觉(身体语言,眼神接触)和声音(音高、速度、音量、语气)来传达(Gallo,2007)。在当今社会,掌握有效肢体语言的沟通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尊重。拥有专业礼仪素养的沟通者被外界视为富有领袖魅力、胜任岗位和充满自信。

态度在职场上被视为一项人际交往技能,Laurie Whalen 在阿肯色人宪报(2007)提出,态度不佳已经成为职场中人们最显著的弱点。

愤怒是肢体语言和态度的表达形式,它是有效沟通和高效率工作的障碍。在对身体语言和态度的测试(Carolyn Ashe和 Chynette Nealy ,2007)中,针对“如果在你工作沉思的过程中有人打扰,你会发怒吗?”的问题,有74%的女性和63%的男性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们都在试图招聘拥有良好人际交往技能的员工。外貌、沟通技能、肢体语言和态度是反映个人职业素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个要素不仅影响着个人的发展,而且是企业塑造对外形象、建立美誉度的重要途径。

3 跨文化商务往来的禁忌比较

作为营销人员,了解不同国家的习俗差异,无论是对日常的人际交往,还是跨国商务合作都是大有好处的。以下根据李荣建教授所著《社交礼仪》一书的十二、三章归纳了一些常见的禁忌比较。

(1)颜色禁忌。

绿色:日本人视为不祥的颜色;俄罗斯人认为绿色代表希望;法国人忌讳灰绿色,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法西斯穿着灰绿色的军服。

紫色:日本人认为是不可靠的颜色,忌用来作为包装颜色;在西方,是公认的同性恋的颜色。

红色:泰国人一般用红笔将死者的名字写在棺木上,因而忌用红笔签名;在我国,书信来往用红笔代表绝交;在菲律宾、德国(视为色情)也属于禁忌之色;在俄罗斯,红色是美丽和吉祥的象征。

茶色:在德国、菲律宾属于禁忌之色。

白色:马来西亚忌用白色纸包礼品,因为与丧事有关;俄罗斯和西方一般认为白色表示纯洁。

黄色:在马来西亚是贵族的专用色,因而普通人忌用;新加坡也忌用黄色;在俄罗斯人眼中黄色是背叛、分手的象征,因而不送黄色的花。

黑色:俄罗斯人忌讳黑色,认为黑色不吉利;德国人认为黑色是悲哀的颜色。

蓝色:俄罗斯人认为其代表忠诚;法国人喜欢天蓝色和淡蓝色。

(2)数字禁忌。

4和9:在日本,“4”与“死”发音相同,“9”与“苦”谐音,因而为日本人所忌讳;在韩国,“4”同样因为与“死”发音一样而被忌讳。

13:俄罗斯和西方人都认为“13”是凶险和死亡的象征。

7:在西方,“7”是吉祥的标志,意味着幸福和成功。

(3)送花禁忌。

日本人认为荷花代表丧葬。武汉的一家公司还曾经因为品牌取名“荷花”而错失了和日方合作的机会。

俄罗斯人送花送单数,最好是3―5枝,不送一枝花,而参加葬礼送双数。

在西方,人们通常把黄色的放在墓前吊唁死者,所以是一般人忌讳的。

(4)馈赠禁忌。

在日本,忌赠送容易破损的陶瓷、玻璃制品,最忌讳梳子。

在意大利,手帕是分手时的擦泪之物,因而友人之间赠送礼物时忌送手帕。

(5)握手触头禁忌。

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头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随便抚摸他人的头部,被视为是对他人的侮辱。

在阿拉伯国家,人们吃饭、握手或传递物品均用右手,忌用左手,因为大多数阿拉伯人习惯在卫生间用左手清洁身体,故认为左手是不干净的。

印度尼西亚在敬烟、倒酒端茶、递东西等均用右手,用左手待客也被视为不礼貌。

(6)动物禁忌。

狐狸:日本人认为狐狸狡黠,因而在商品上一般忌用这种图案。

鹤、龟:在泰国,鹤被视为“色情鸟”,龟则被视为男性“性”的象征,因此忌讳这两种动物及印有其形象的物品。

兔子:俄罗斯人忌讳兔子,因为兔子胆小无能。

猴子、熊、马:俄罗斯人认为马能够带来好运气,猴子、熊代表吉祥如意。

黑猫、孔雀:在英国,黑猫是不祥之物,如果有人看见黑猫在他面前穿过,便预示着他将遭遇不幸;英国人视孔雀为淫鸟,认为孔雀开屏是自我炫耀。

4 营销专业礼仪课程的设计――角色扮演

市场营销专业的教学工作者都认识到成功的营销人才需要具备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其他的个人特质,比如自信、果决、成熟和分析、写作、演讲和电脑等基本技能也是必不可少的(Kelley and Gaedeke1990)。然而,传统的市场营销课程却往往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商务礼仪。

那些在大学里经常迟到的学生如果没有接受礼仪课程的学习,在他们进入工作岗位后,往往很有可能因为给顾客、同事和上司留下不好的印象而错失生意和晋职的机会。因此,商务礼仪课程的开设对即将进入职场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能够为他们日后在事业上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

4.1 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

商务礼仪课程的内容应该把握“必需、够用”的原则,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礼仪的起源和发展(包括中、西礼仪)。

个人礼仪。个人礼仪是展现个人素养的开始,不仅要做到外表美(表情、服饰、化妆)、行为美(站姿、坐姿、走姿、蹲姿等),还应该做到心灵美(思想品德修养和语言文学修养)。

交际礼仪。包括称呼与介绍、握手、交换名片、脱帽与鞠躬等日常交往的基本礼仪。

按照场合分,有公共场合礼仪、宴会礼仪、工作场合礼仪、集会礼仪等。

商业礼仪。包括开业礼仪、剪彩礼仪、签约礼仪等。

职业礼仪。包括求职礼仪、商务文书(请帖、信件、邀请信等)的书写、推销礼仪、谈判礼仪等。

文化方面的礼仪。包括宗教、少数民族和跨文化习俗的学习。

就时间而言,商务礼仪课程最好是在高年级开设,时间是最后一个学期或者倒数第二个学期,因为这样的安排对即将进入职场的学生来说更具有实用性。

4.2 教学的形式

除了日常的教授和书本的学习,教学工作者还可以更多地让学生在实践中演示,体会角色扮演(Craig A.Kelley 1992)。

比如餐桌礼仪,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为学生们提供场地和道具,这样可以在现场让学生们扮演不同的角色。通过模拟一次正式的聚餐,“服务员”、“主人”和“客人”演示摆放杯碟、点餐、使用餐具、交谈、举杯、付账等场景。之后,老师再根据每个人的表现进行一一点评和纠正。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在实践中寓学于乐,学习礼貌用餐的各个细节(如每一次喝饮料前需要用餐纸擦拭嘴唇、买单的时候回避客人等)和处理紧急问题的方法。

再比如交际礼仪,通过电话问候、互换名片和介绍、握手的表演,让学生们发现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不当之处,及时地改正。

5 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国际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商务礼仪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就国内而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精神层面的提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人际交往和商务往来中,人们会更加关注对方的谈吐举止和修养。

就对外而言,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和商务洽谈,也有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留学、旅游和工作,了解和尊重跨文化的风俗和习惯成为了人们的必须要学习的内容。

因此,普及礼仪教育,特别是对未来从事商务活动的经管学生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此外,由于社会对专业礼仪人才的迫切需要,相关的礼仪培训行业也会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社交礼仪的特征篇7

关键词:当代 武汉 城市婚俗 文化解读

在民间风俗中,婚礼无疑是民间百姓最重视的人生礼仪之一,其与人生过程、传统的婚姻观念和血脉承继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有关婚姻的仪礼、风俗也尤其繁多且含义深刻,婚俗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很好地展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人民的精神与习惯。

武汉,我国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经济中心、交通枢纽,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腹地的地理位置、悠长的历史底蕴、“九省通衢”的便利交通和开放融合的文化氛围,共同造就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并渗透在武汉民间风俗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婚俗。

民俗同语言一样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是礼仪、制度和技术细节的综合描述,也是信仰和观念的表现。[1]由于武汉的城市特点及文化特征,武汉婚俗必定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积淀、民俗文化内涵以及时代特征。本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当代武汉城市婚俗的现状进行分析,试图从民间朴素价值观、儒家思想、婚俗的当代特色几个方面探索其背后的深刻意义。

一.武汉城市婚礼仪式活动

(一)历史传统。

武汉地区传统婚礼仪式都基本符合汉族传统婚俗礼仪,核心环节和流程都基本遵循着“六礼”——古书载六礼为: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2]在婚礼迎娶的当天还有各种具体流程步骤,包括花轿迎亲、拜堂、闹洞房、三朝回门等礼节。传统婚礼过程较长、礼节繁复,其中蕴含深刻道德理念、象征意义和民族传统。

(二)当今现状。

本文通过对当今武汉城区普遍采用的婚礼仪式进行田野调查,试图较完整地呈现当代武汉城市婚俗的各个方面。

1.参与者

(1)新郎、新娘

(2)新人双方父母

(3)新人亲友

(4)伴娘、伴郎:一般伴娘是新娘未婚的姐妹或好友,伴郎是新郎未婚的兄弟或好友。伴娘伴郎均为两个,也有各四个、六个甚至更多,但相对少见。人数需各为双数,表成双成对、好事成双之意。

(5)接娘:两位,一般由新郎的姐妹担任,在婚礼当天与新郎和伴郎一同去接新娘。

(6)铺床长辈:找两位女性长辈在结婚前一天铺新房的婚床。要求女性长辈儿女齐全,以讨喜气。

(7)压床童子:一般由新郎的弟弟或晚辈担任,要求“童子之身”,在结婚前一天晚上在新房婚床上睡一晚,称“压床”。主要是取童子为阳性,祝福新人以后能生儿子的意思。

(8)证婚人:由男方或女方单位领导担任,在婚宴开始之前,婚礼仪式上向新人致辞,见证婚礼时刻。

(9)婚礼司仪、化妆师、摄影师:承担婚礼仪式的主持、新人的化妆和仪式摄影的工作,一般由婚庆公司推荐和安排。

2.准备阶段

(1)提亲、下聘:男方父母带上聘礼到女方家提亲、讨论结婚相关事宜,婚礼日期要选双时日为吉。

(2)准备工作:订酒店、选定婚庆公司、新房装修及布置、照婚纱照、写喜帖、定制礼服、预订婚车、花店,其他事项主要交由婚庆公司安排,包括婚礼司仪、化妆师、摄影师、流程安排、婚礼视频后期制作等。

3.婚仪阶段

(1)结婚前一天

早上:找两位女性长辈在新房铺婚床。床上用品套数最好是双数,颜色一般是大红色。

晚上:童子压床一晚。新床铺上坚果:枣子——早生贵子,花生——儿女双全,桂圆——圆圆满满。

(2)婚礼当天

接新娘:“单数去、双数回”——新郎、两个伴郎、两个接娘一共五个人出发,回来时加上新娘、两个伴娘,一共八个人。七点之前去花店装饰新车,随后去新娘家接新娘。新郎进门栋之前,新娘家放鞭炮表示欢迎。当新郎来到新娘门口,新郎敲门——女方家属难题考验——男方塞红包、挤门入房——新郎新娘互相戴胸花。

新人敬茶:新郎向岳父岳母敬茶、改口称父母,岳父母给新人红包、送祝福。

找新鞋:在新郎进门之前新娘和伴娘把新娘的一只鞋“藏”起来,长辈偷偷告诉男方的晚辈(童子)将鞋子找出,在敬茶之后帮新娘提鞋、向新郎索取红包。之后新郎将新娘抱上花车。

彩车绕城:彩车的数量一定是双数,另外“绕城不走回头路”——象征新娘已经嫁出娘家,不回头的意思。

新娘进门:新郎新娘回新房,进门前男方放鞭炮表示欢迎,新郎要将新娘抱进门。

喝甜汤:婆婆准备甜汤给新人喝,甜汤表“甜甜蜜蜜”,食材主要有汤圆四个——“事事如意”,银耳、桂圆、红枣等。

新人敬茶:新娘向公婆敬茶、改口称父母,公婆给新人红包、送祝福的话。

迎宾:新郎新娘在酒店门口迎宾,来宾送礼物、红包、签字、拍照。

婚宴:座次安排一般是公婆、岳父母坐正对舞台的一桌,男方亲友在大厅左侧,女方亲友在大厅右侧。中午12点之前开始仪式,双方父母致辞、新人单位领导作为证婚人致辞,随后新人进行仪式、交换戒指。仪式完毕即开席,新人换敬酒礼服逐桌敬酒,先敬公婆、岳父母再敬其他桌次,顺序是先敬女方亲友再敬男方亲友。

送客:新郎新娘在酒店门口送客,至此婚宴结束。

婚宴结束后一般无闹洞房,根据个人喜好安排之后的活动,如新房小聚、聚餐等。

(3)婚礼后

敬茶:婚礼后第二天一早,新娘要给公婆敬茶。

“三天回门”:即新娘在婚礼后第三天太阳落山之前回一次娘家,女方的晚辈或同辈须来婆家接新娘回门。回晚了就是“将婆婆的眼睛踩瞎了”。

二.当代武汉城市婚俗的民俗文化解读

通过对武汉婚俗流程的收集和整理,发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对于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沉淀在民间婚俗中得到体现。

(一)民间朴素价值观。

1.喜庆吉祥、多生贵子

人们用最朴素明了又巧妙的象征将其重要性及对新人婚姻生活的美好祝福和祈愿表现出来。

首先是颜色象征。红色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幸福色。喜帖、喜糖、鞭炮、婚房的布置、新人的服装都是红色,都体现出人们对红色代表着喜庆这一观念的认同。

其次是数字的象征。传统文化中,双数代表着成双成对等象征意义,所以结婚日期要选双时日、床上用品套数最好是双数、接新娘的人数“单数去、双数回”,接回男方家时是八个人,“八”代表“发”;婆婆准备的甜汤中汤圆四个象征“事事如意”等。

再次是事物谐音象征。如新床上要铺上坚果都带有谐音象征意味:枣子——早生贵子,花生——儿女俱全,桂圆——圆圆满满,这种事物的谐音是一种多子多福观念的表达。

另外人物象征方面,表达了一种民间朴素观念——“气”。民间认为,世间人们都带有一种并且这些“气”能够感染他人。铺床的女性长辈需要生活美满、儿女双全,象征着借用她们的“福气”感染新人。传统婚俗中结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传宗接代,如今养育后代也是婚姻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亲友们对新人有着早生贵子的美好期待和祝福。男童子压床和男童提鞋的初衷是让其旺盛的“阳气”感染新人生育男孩。而如今根据武汉城区民众的想法来看,“男童”的“阳气”则是泛化成“孩子”的含义。

2.两个家庭的“较量”与融合

婚礼习俗和礼仪,表面看来只是新人结合的仪式,实则深刻地表现出背后蕴含的文化特质——两个家庭的“较量”与融合。从古至今,中华文明将家族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婚姻结合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关系到两个家庭的大事。[3]近年来独生子女们步入婚育期,家长们都希望子女不受委屈,同时婚姻又展现出两家的融合。婚礼中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内涵。

“较量”这一方面,首先比较突出的是“讲排场”的风气。“面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词,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意象。它似乎代表着体面、荣光甚至尊严。近二十来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男女双方在婚礼的排场上都不肯示弱、要“面子”。但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近五年来婚礼消费日趋理性和合理化,很多新人也选择简办,婚庆公司也针对不同阶层的人群推出不同选择,人们对于“排场”的追逐正在降温。

其次是聘礼与嫁妆。聘是婚礼前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环节,男方送彩礼往妇家,表明聘定女方为妻。[4]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含蓄而委婉,总能通过曲折的方式婉转地表达深刻的含义,聘礼的背后是男方向女方展示自己的实力,有份量的红包和贵重的礼物是用隐晦的方式告诉女方嫁过来是正确的选择,也是男方家娶亲诚意的展现。而新娘的嫁妆则是女方以物质的方式告诉男方自己家境殷实,婆家要善待媳妇。看似简单的礼金背后包含委婉的较量,是双方家庭向对方展现实力、深情护子的体现,是对子女的支持和祝福。而聘礼和嫁妆正是美好的礼物背后的暗藏的较量,十分耐人寻味。

另外对新郎的难题考验,也是较量的一部分。新郎这个“外来人”要接走女儿,女方家属作势将门堵上不让新郎进门,用难题考验新郎,不但表达女方对出嫁的女儿的珍视和不舍,同时也让新郎在接新娘的过程中了解到新娘和幸福的来之不易。

而整个婚礼的过程正是两个家族融合的过程。婚宴上双方父母、亲友共聚一堂,共同交流、祝福新人。对于新人和双方亲友而言,两家的“较量”并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大家互相攀比、互相抵触,这种“较量”实际是委婉的、善意的,较量是双方亲友互相了解的过程,是对新人进行教育的过程,也是对新人的婚姻生活认可、祈愿和祝福的过程。较量,其实正是为了最终能更好地融合。

(二)儒家思想。

儒学在我国思想界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当代武汉城区婚俗中,其核心内容都被保留了下来。礼仪顺序清晰而完善,核心礼节绝不可随意跳过。我国有几千年以礼治国的历史,无礼不视,无礼不食,我们所有的行为要符合礼仪规范。[5]婚礼的核心礼节包括着亲疏有序、长幼有序的纲常观念,如新人出娘家门前和进婆家门后要给长辈敬茶以示尊重,参与者在婚礼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严格的辈分要求等,分类清晰。另外对于宾客还有亲疏的区分,这一点在婚宴桌次的方位安排上体现明显,新人父母在正中,从舞台到桌次的距离根据新人与宾客的关系亲疏而分远近,实际体现出“差序格局”,即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有自己延伸出去按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在婚礼仪式中体现着关系的展演。[6]

(三)当代特色。

当代武汉城区的婚礼不但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现代文明的烙印。在婚俗形式上,具体表现在形式的繁简变化、聘礼与嫁妆、婚礼日期、婚礼时辰、迎娶工具、婚礼服饰等多方面的变化,[7]以下从几个突出方面进行分析。

1.化繁为简、节制文明、个性鲜明

现在武汉城市的婚礼仪式相对传统而言简化了很多,社会的发展导致封建宗法制的消亡、封建伦理关系和婚姻和制度的改变,[8]致使婚礼仪式也随着婚姻的本质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如大多数婚礼省去了闹洞房,过去闹新娘的心理动机是复杂的,也是一种微妙而暧昧的性情绪释放。[9]某些闹房实则造成了低俗、猥亵。如今人们将“闹洞房”所产生的不文明行为加以摒弃。个性化也是当今婚俗的一大特点,随着人们思想的年轻化、开放化,婚礼讲求创意和独特性,各个婚庆公司也绞尽脑汁,满足新时代人们更高更个人化的需求。

2.西方文化影响与传统文化的坚持

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现代武汉城区的青年们也逐渐接受了外来的婚礼文化,具体体现在婚仪空间、仪式方式、礼服、婚庆颜色等方面。现在婚礼的空间在酒店,或西方的传统宗教空间——教堂。从前的仪式是“三拜”来完成,现在则多为西方的“交换戒指”所代替。如今婚纱礼服是新娘们仪式的首选,但一般新娘都有中式礼服敬酒时穿着。西方婚礼使用白色作为基调,而如今我国婚俗中红色仍是不变的主角。传统文化似乎受到了西方文化强大的冲击,但传统婚俗仍有着巨大影响力。

对于这种状况的产生,是文化的传播、接收与融合的结果,但从现在武汉地区表现出来的婚礼仪俗状态来看,传统文化还是深深地扎根在人们心中,有些近乎消失的传统婚仪中包含了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可以尝试重新将其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重视和坚守,才能更好地传承。

参考文献:

[1][美]阿兰·邓迪斯 编,陈建宪、彭海斌 译.世界民俗学[C].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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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丹迪,岳书法.浅析近代以来中国婚嫁民俗的演变[J].文化学刊.2012年1月.

[8]陈浩渊.浅析现代婚俗礼仪较古代简化的原因[J].科技创新导报.2011年第15期.

社交礼仪的特征篇8

关键词:纳西族;丧葬;嵌合;礼物流动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074-06

纳西族村寨南溪村位于北纬26°47′03″,东经100°11′20″,行政区划归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黄山镇南溪行政村,地处丽江、鹤庆、拉市的交界处,东部与黄山镇的文华村相接壤;北部与太安的吉子村相接壤,以鸡冠山西麓为界;西部与太安汝南村相接壤;南部与七河的后山、前山两村相接壤。该村距离丽江古城24公里,是丽江境内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独特的一个纳西族村寨,地处山顶平坝,却与市区和山下坝区若即若离,因而其生态和文化都具有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空间,素有“小香格里拉”的称誉。整个南溪行政村下辖8个自然村:满上、满中、满下、旦前、旦后、鹿子、文屏、金龙。这里的世居居民均为“和”姓纳西族人,共有367户,纳西族人口占95%。2010年7月,笔者在南溪村做调查时,偶遇旦前村小组的村民HSX因病医治无效谢世,村民们正为其准备葬礼,征得主人家同意后调查并拍摄了这样一个纳西族传统的火葬过程[1]。通过对南溪村纳西族葬礼调查并结合影视拍摄材料的整理,分析并论述以葬礼为社会联带,实现嵌合在社会中以象征性礼物形式流动的经济现象中所包含的实质,是认识民族文化的又一视阈。

一、礼物与纳西族丧葬研究

在人类学家关于礼物研究视域里,有几类著名的礼物流动或交换,库拉是一种双向的、制度化、礼仪性的礼物流动交换体系[2]84-89。夸富宴所表现的是在富含竞争性的经济消耗中获得社会资本重新分配的一种趋向[3]。以“惑”为力量的礼物交换往往伴随着三种不同的义务——给予、收受与回报[4]。以“婚姻”为礼物的交换则是用相互不同的妇女交换来实现、表达、构建不同类型的文化结构[5]。从下岬村礼物的流动中看到,大部分礼物交换关系都是通过实现互惠原则来维持的,互惠原则在中国礼物交换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6]。

而南溪村葬礼中嵌合的礼物的流动则是其存在的又一模式。南溪村殡葬形式除了火葬以外,还有土葬、火葬和土葬结合的方式。对其丧葬研究早已被研究者关注,总览已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采用“主位”的研究方法以村民“民族志”日记的形式反映丧葬这一“本文化”;第二,通过田野调查阐述社会背景下南溪村丧葬礼仪的变迁,分析其社会功能和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第三,通过社会历史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梳理丧葬仪式过程,研究纳西族文化及其丧葬文化的研究;第四,纳西族通史、历史文化研究和纳西族与他民族关系研究类著作中把丧葬作为其内容的组成部分对丧葬历史渊源做阐释和论述;第五,通过对丧葬的研究,展现纳西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文学、音乐、舞蹈、灵魂观念等方面的文化特征。但是,受研究视野限制使得既有研究深入程度受限。特别是对丧葬中嵌合的堪称庞大礼物流流动现象的分析和对其实质的解读,都是从葬礼带给当地人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伦理道德、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发展、民族认同、文化调适、文化复兴等角度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而文章则是从经济人类学与礼物流动相结合的视角给予研究。

二、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

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存在方式“镶嵌于”即嵌合与人类活动任何时空。经济人类学认为,“经济被嵌合在社会之中” [7]14。而这种“‘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并不是一种始于经济关系的社会行为,‘经济’行为的仪式是由习尚、传承、传统、神话所决定的。而对行为的使动者来说,这种行为意识能在一定的社会联带(social communication或social transaction)中才能发生作用”[7]10。 “这些行为本身并不像在近代市场社会中那样成为一定程度上的独立行为,而是被嵌合在礼仪、习尚中的附带行为”[7]18。“每一个仪式,每一项传统规定和风俗都存在相关的物质上的赠与与回礼”[2]148。而作为人生重要通过礼仪的“葬礼被看作是将死者的灵魂送往死者世界的必经的手续”[8] 。丧葬中是以葬礼为社会联带,实现嵌合在社会中以象征性礼物流动为表现形式,实现人类丧葬活动中的经济行为。

南溪村家族中一旦有人病入膏肓,家族内人就会轮流守在患者身边,给病人说一些宽慰的话,也以便在患者去世时将口含放入口中,纳西语叫“si33sɑ21”(绍沙),①(①南溪村纳西族一旦家族中有人病入膏肓,家族内人就会轮流守在患者身边,给病人说一些宽慰的话,也以便在患者去世时将“口含”放入口中,纳西语叫“si33sɑ21”(绍沙):三粒碎银(女为一粒)、少许茶叶、九粒米(女为七粒)放入其口中,并向其指引通向祖先的灵魂路。南溪村纳西族的还魂路中有七站:南溪村——堵可洛(文笔峰下一关隘)——文华村——长水下村——茨满——普济——束河。)并向其指引通往祖先处的灵魂路,即接气。然后就会以吹牛角号为信号通知村里人,与此同时家族内人通知全村人这一死亡讯息,村民们都不约而同的来到死者家,有人抬棺、扫棺,放铺垫;有人背水、烧水,为死者洗尸;洗完尸体,穿上衣服后入棺。大家一起把灵柩抬到正房中间安顿好,把在洗尸时拧死的鸡脚用棕皮包好挂在灵柩上面。随后,死者的儿子在灵柩前摆好鸡心汤,接着摆来一碗“i21u33ho33”(及足好)。②(②纳西语“i21 u33 ho33”(及足好)意为死者的入棺饭。)安顿完尸体以后,由儿子抬着新做好的杏枝三脚、鸡毛、柴、土罐子、碗、杯子、毛巾等,一人吹牛角号,众人齐呼:“ru21y33,ru21y33,hɑ33hɑ44,hɑ33hɑ44”(入绪,入绪,哈哈,哈哈)③(③纳西语“ru21y33,ru21y33,hɑ33hɑ44,hɑ33hɑ44”(入绪,入绪,哈哈,哈哈)是“ru33sy33”(如顺)的口号,由头戴毡帽,身着毡衣,手执武器(劳动用的铲子),装扮成武士守卫在死者的灵柩前或者去火葬场为死者开道,吓唬和驱赶来上祭的人们带来的或者路途上遇到的鬼,为守卫死者的安宁。“ru33sy33”(如顺)在葬礼仪式中很受人们的关注,其活动一般是某项仪式开始的标志。)到“z33bu33i21”(之不吉)④(④纳西语“z33 bu33 i21”(之不吉)是指人鬼阴阳交接的地方,一般在死者和家族火葬场的路上。)以后把杏枝三脚安放好,下面放一些碎木块做烧饭状,再架上土罐子等炊具,由走在最后的人用石块把架在三脚上的炊具打烂。早饭时,主人家把帮忙入棺的人请来同家族的人一起吃饭,饭后村人就会一起准备死者的葬礼,商定出丧日期、戴孝事宜、组织丧葬职事以及相关事宜。

丧葬活动第二天,分别嫁到后村、前村的侄女HXQ、HXF在家家做上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招待她们家至亲,而至亲备一份礼(米、酒、肉)送到家里,这种做法纳西语叫“命川当”,⑤(⑤纳西语“mi55t ’uan33ta55”(命川当),意为安慰孝女。一般是死者的女儿或侄女在自己家做上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招待她们家的至亲,至亲们带上一份礼(米、酒、肉)送到家里,以示安慰。饭后至亲们又带上一份丧礼随女儿或侄女家人一起来到死者家,他们一方面是参加葬礼,更主要的任务是劝、扶在灵柩前哭诉的孝女。 )意为安慰孝女,吃完饭后大家又带一份丧礼一起来到HSX家,他们一方面是参加葬礼,另一方面劝、扶在灵柩前哭诉的孝女。嫁到别村里HSX的姐妹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先在自家招待亲戚并收一份礼。HXC家正房中间一间房子停放红色的灵柩,走廊上布置上了祭坛。一般或远亲送来的丧葬礼收在南楼上,西屋楼下收家族或至亲送来的丧葬礼。收礼、记账、分发孝布由专人负责。账簿分为“悼念HSX千古柩前人情录”和“孝簿”两类,分别记载亲友和家族人员的丧葬人情礼。收礼台就设在灵柩的右侧,所有的礼物都是在灵柩前献祭和登记的。

病殇者HSX与HXD是叔侄关系,所以此次丧葬活动的场所分设在HXD、HSX家两处进行,两家距离约50米。HXD家园子里搭了临时伙房做待客菜,院子里摆满的方桌和凳子(10套)用来招待第二和第三天参加丧葬活动的来客而陈设的。负责本次丧葬职事人数有60多人,还不包括家族人员20多人组成的“u33ro33”(足若)①(①纳西语“u33ro33”(足若)是指抬灵柩的村民,一般为家族人员。)队伍。第三天,各地来参加葬礼活动的人三五成群陆续而至,所带丧葬礼是5斤米,1挂肉,1瓶酒,10-50元不等人民币,也有些人应该来却没有来参加祭奠的村民和亲戚托人带了丧葬礼,并记在人情簿上。当天参加葬礼的人只吃一顿丧葬宴,对于这些托人带了丧葬礼的人,正如死者大门口的对联:“或去或来吊客情,不迎不送丧家礼”所言一般,是不做单独招待的,但是日后其家中有事时是要还礼的。第四天上午,孝子到家族人家中挨家挨户请职事们,“足若”们吃过早点以后,孝男孝女、家族人们和近亲带上煎熟的食物、烟、酒、香到火葬场伏山,同时招待这次丧事活动中的各种职事和“足若”。午饭后收礼记账的人交账、点物等,收到的丧葬礼人民币12003元,公鸡、猪头、挽幛(毛毯)、大米、肉、蚕豆、大麦、小麦、玉米,烟、酒等若干,家族人们和亲戚的安慰金若干,物款合计约人民币23000元。第五天,留居在死者家里孝男孝女和家族人员吃过早点后,给孝女和家族人员们带回一些丧葬礼,包括肉、烟、酒、米等,纳西语叫“na55ua21”(那娃),②(②“na55ua21”(那娃)是按照传统规矩由死者的儿子们分配给女儿和侄女们带回一些丧葬礼,包括肉、烟、酒、米等的做法。)按照纳西族的传统规矩他们应该带回家一些,当然也会给HXD家分一些。然后,由孝男的家人给家族人员做顿饭,吃完饭后散伙,葬礼结束。这次丧葬活动费用和丧葬礼及物品相抵,基本可以持平。

南溪村纳西族丧葬中的礼物,按照形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形式,包括花圈、花篮、挽幛、鸡、猪头、大米、肉、蚕豆、大麦、小麦、玉米,烟、酒、火葬用的木材、丧葬礼金和慰问金等;一是劳动力形式,所有的职事、厨师、“足若”、家族人员、烧尸人等礼物主要是劳动力形式,当然也赠少量的物质形式如慰问金等。“在互惠交换中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用等量物品偿还礼物或以对方的服务来抵偿礼物;一是赠礼的一方利用他人的劳动,达到抵偿礼物的目的”[9]264。按照性质可以分为三大类:首先是献祭用的花圈、花篮、挽幛;其次是亲戚朋友们赠送的鸡、猪头、大米、肉、蚕豆、大麦、小麦、玉米,烟、酒、火葬用的木材等办丧事必备物品;最后是丧葬中赠送的丧葬礼金和安慰金,1000元到2元不等。“货币代表一种社会关系,不过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10] 。按照亲疏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姻亲,即亡者的兄妹、侄女等,他们赠送的礼物最为贵重,除了物品外还有1000-200不等的现金;另一类是家族人员和亲朋好友,他们礼物的形式和数量各异。无论按照怎样的标准来分类葬礼中嵌合的礼物,然而其共性和实质是“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11] 。

三、礼物流动的特点与实质

礼物流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而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表现形式和数量各异,其流动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多的特点。象征换是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的基本特征。由于死者的离世,生者的社会活动发生了一定变化,在生者的想象中死者所依存的“冥界”也如人间一般,需要各种各样的礼物。在葬礼中,所有礼物流动都是以死者为核心展开的,礼物由献祭者带来后首先是献在灵柩前或者经过灵柩前作为献祭品献祭给死者。丧葬礼物馈赠首先是赠与者通过献祭的方式与“冥界”进行对话和交换而赠与死者,经过灵柩前在完成给死者献祭使命以后,继而以“死者将礼物馈赠给生者的象征形式”转向生者,才实现生者享用的交换目的,礼物的接受者转换成了死者的家属成员。这正如栗木慎一郎所言:“通过神启圣物,一个事物会变成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然而它终究不是原来的那个事物。”[7]143在HSX灵柩前,设置了收礼台,所有献祭者带来的礼物首先都是通过献祭到死者灵柩前以后,才开始分门别类的登记和处理,而最终所有的礼物都交予死者的家属们。而综观整个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多样性是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的形式特征

葬礼中礼物的表现形式是多样性的,既有物质形式,如花圈、花篮、烟、酒、鸡、肉,大米、货币等,也有非物质的表现形式,如劳动力。这两种形式是互补的,而献祭礼物总量大约相等,如村民HSF献祭大麦酒1斤、人民币50元;而村民HSF献祭大米10斤,大麦酒1斤、人民币30元,二人献祭礼物总量大约相等。又如以“劳动力”为献祭礼物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家族15户人员按照每户人民币30元标准作为献祭礼物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另外,多样性还表现在礼物的馈赠者既有男性,又有女性;既有长者,又有年轻人。然而,这样的多样性特征的礼物馈赠者是具有一定的范畴限定的,以“劳动力”为献祭礼物表现形式的只有家族成员;又男女长幼的分工也有所不同。

(二)限制性是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的时空特征

丧葬礼物的流动时具有极其严格的时空限制,献祭礼物的时间区间和空间分布是相对固定的。对于南溪村纳西族葬礼而言,献祭礼物的时间区间就是在举行丧葬仪式当天及前一天这两天时间内的任何时间点,献祭地点为死者HSX的灵柩前,如前所述不能到丧葬仪式现场的献祭者都是托人代为献祭丧葬礼。如果一旦错过这样一段限制性很强的固定时段和特殊地点,那么就不能完成这样一个特殊的嵌合与社会中的以象征丧葬礼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行为。通过“人情录”和“孝簿”记录主家是非常清楚的,主家会分析个中缘由而确定是否需要调整亲疏关系程度等,这样以来就会影响到亲属之间秩序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另外,丧葬接受馈赠的礼物一般只能在同样的场合中回赠,具有相对限制性。

(三)差异性是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的人际关系亲疏特征

丧葬礼物的多寡直接反映了献祭者与死者及其家属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亲疏程度,而其具体表现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献祭者献祭的丧葬礼物数量和形式都很多,以此来表达相亲的程度,如:侄女婿HWX献祭的礼物为公鸡1只、肉1对、猪头1个、大米1盆、玉米1盆、小麦1盆、99红河1条、啤酒1瓶、大麦酒1瓶,茶叶2袋,人民币1000元;出劳动力的家族人员每户人民币30元;其他亲朋好友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主家关系亲疏程度献祭的礼物形式和多寡不一,实物以米、酒为主,货币10元、100元、200元不等。后山村小组的HMY虽然只献祭人民币2元作为礼物,但他是作为本次丧葬的烧尸人,以赋予神圣而特殊意义的劳动作为献祭的礼物。如果某家亲戚很拮据,则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献祭,礼物形式不限,即使不是家族成员,也会多付出一些劳动力。入乡随俗,笔者和参与调查的人员一行5人也纳入了这个特别的礼物流动序列,依照当地风俗第一天献祭礼物为大麦酒5瓶、人民币300元、99红河1条,第二天因人数变化又献祭了一次礼物,当然也依照惯例得到了主人家的盛情款待。总之,通过差异性的献祭礼物数量来表达了以主家为圆心的人际关系疏密程度圈。

(四)普遍性是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的地缘特征

“赠礼的意义是表达或确立交换者之间的社会联结。赠礼与回礼便赋予参与者一种信赖、团结、互助的合作语言”[9]264。丧葬礼物的流动是以死者为核心基于地缘和血缘向其所在区域内辐射,如前所述纳西族的“命当川”,死者的亲属在自己家里收礼并做饭招待至亲。随后,至亲们随同死者亲属一起来到死者家里献祭礼物。这种传统做法在当地是普遍性的、大众化的,并通过亲属、村寨逐级向外扩展传播,通过礼物维系一个具有特殊地缘和社会关系的社区。另外,虽然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在不断地变迁,礼物也被赋予了时代特点,如送花篮,但是献祭礼物的形式和类别在当地具有普遍性地缘特点,如传统的熏肉、大米、玉米、货币、劳动力等都是当地普遍的礼物内容和形式。

(五)长期性、不定性和延续性是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的时空传承特点

丧葬仪式中礼物的偿还是延时的,根据“人情录”和“孝簿”记录的数量,一般作对等回赠,而这种偿还性质的礼物回馈是具有时空上的不确定,并具有延续性。据笔者调查,前来参加献祭的一部分人就是“偿还”丧葬礼物的。甚至,有时候是儿子偿还父亲当年的丧葬礼物,“奔丧还礼”的普遍特点彰显淋漓尽致,而“人情录”和“孝簿”隐晦的作为契约维系着双方的“礼物债”。而作为HSX的家人,“人情录”和“孝簿”上记载的“礼物债”也是他们日后偿还依据和记忆。这样以来,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传承时具有长期性、不定性和延续性,并隐晦地通过“人情录”和“孝簿”等形式契约式代际传承,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六)非制度化和灵活支出是嵌合的礼物流动传统的特点

南溪村纳西族丧葬仪式中嵌合的礼物流动表现出有序而又“非制度化”和灵活决定礼物支出的特点。“大多数仪式行为都带有表演成份,而几乎所有的群体性公开仪式都毫无例外地伴随着一系列的表演项目。一个仪式的一系列行为组合,就是一系列的表演组合”[12]。在丧葬仪式过程中,家族人员、村民、姻亲、亲朋好友、职事等人员及他们的礼物都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按照一定的时空顺序依次出场,所有的礼物及支出数量没有明确的制度化规定,是一种“非制度化”约定俗成,献祭者可以根据与死者及其家属的亲疏关系来灵活决定礼物支出的多寡。然而,有时候会通过户长会议讨论丧葬礼物改革事宜,如“从和益先的葬礼开始,改变过去村民(足若,村民每户一人)凑5两米、3两肉、1元钱的做法,改为不凑米、肉,而每户凑10元人民币,吃两餐饭”[13] 。即便如此,这种通过户长会议讨论改革的做法仍然是一种“非制度化”约定俗成,具有习惯法的特点。

丧葬中以象征性献祭礼物是嵌合在南溪村纳西社会中的交换,是纳西族自身文化观念、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团结互助等多反方面因素共同缔造的结果,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但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社会财富和资源,丧葬中嵌合的礼物流动除了具有上述特点外,还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和中心,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逐层向不同程度亲疏关系的亲属、不同村寨和地域扩展和辐射为半径的社会结构、礼物流动圈和社会生产的再生产分配圈。虽然南溪村距离丽江古城24公里,地处山顶平坝,与市区和山下坝区若即若离,因而其生态和文化都具有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空间;但是,已在丽江开出租车并且已经形成品牌的南溪村人遇到丧葬就会全部返回,亲属、家族成员、亲戚、朋友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员都会随之而来,一个家庭的丧事成了大家的和整个区域的大事,正常的社会结构被重置、分配和调整,礼物流动圈和社会生产的再分配圈随即形成,南溪村与外界,纳西族与其他民族间的互补性联系以这样的方式得以实现。丧葬中“命当川”和“那娃”的做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证实了这一点,礼物流动圈和社会生产的再分配圈的形成使得这次丧葬活动费用和丧葬礼及物品相抵,基本可以持平。这样以来,既避免了主家因丧葬这一突发事件而带来经济和社会压力和不平衡,又从实质上建构了多样化的再分配和互惠关系,并最终指向基于当地血缘和地缘双重性社会结构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与配置。礼物流动绝不仅仅是经济行为并实现经济目的,其实质则是指向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的再分配,这正如C·A·格雷戈里所说一般:“礼物经济中的消费并不是简单的进食行为,而主要是涉及社会再生产和生物再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调节。”[14]90

礼物的“意义在于他们背后的传统和风俗所赋予的社会力量,它给这些礼物以特别的价值,使它们笼罩着浪漫的光环”[2]304。“村民们把随礼作为一种既表达道德义务,又表达诸如关心、爱慕、感激和悲伤等情感工具”[6] 。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表明,通过礼物的流动表达感情、实现互惠互利,获取使用价值、协调当事家庭因成员变化而产生的不平衡。“在人类学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以‘礼物和赠品交换’的互惠模式或再分配的因素和机制整合了整个经济,并以其为体内经济运行主要形式的社会中,仍存在着商品性的交易形式”[9]283。“礼物经济中东西的人化,并不仅仅是克服人的再生产过程中实践问题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消费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一个方面”[14]104。这样以来,礼物便成为了社会话语的织线,通过嵌合在葬礼中的礼物流动,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是通过形形隐喻的构建,实现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的再分配,强化了社区外部的边界区分和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我们眼中的‘自然物’,实际上是各种不同的‘人为’文化逻辑锁构建的。我们社会中对不同物质要素的运用,或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实现,是与不同文化系统的方式相互连接的”[9]230。通过嵌合在葬礼中的礼物流动所描绘和社会关系、社会生产的再分配,是纳西族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内涵之一,“人类的经济过程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实在的,又是意象的。物质要素不失其客观实在性,但同时被赋予了某种文化上的象征价值,同样也被赋予了物质性”[9]229。只有把它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中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及他者的世界。

四、结语

综上所述,纳西族村寨南溪村葬礼中嵌合的礼物流动,具有很多本文化的特点,它是一种身兼多种功能的复合型礼物的流动,而其整个过程是嵌合在社会之中的,它以象征性的献祭礼物为表现形式,实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互惠互利和社会关系、社会生产的再分配,从而和谐地构建人类与人类想象中“冥界”、人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关系。这种嵌合在社会中的礼物流动不仅实现了经济目的,发挥了经济方面的作用,也发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因此,很难用某一种特定礼物模式来分析,而以经济人类学的视野把它放在“本文化”的背景中,以“主位”的视角对其特点和实质给予动态全方位研究,有助于对其更进一步的理解,进而加深对于民族文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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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ift Exchanges in Funerals:A Case Study of Gift Exchanges of Naxi Funerals in Nanxi Village

GUO Zhi-he

(Institute of Minority Research,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nxi, 712082,China)

Abstract:

The symbolic exchange of gifts is culturally rich and unique in funerals, an important ritual in lif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ymbolic exchanges of gifts in Naxi funerals in Nanxi Village in order to summarize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ime bounded, diversity, differences, obscure contractual inheritance to generations and proportional redistribution by flexible decis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rough the social link of funerals, such gift exchanges lead to social economic mobility and exchange behavior as a symbol and help construct diversified mutual relationship for the redistribution of social production,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a.

社交礼仪的特征篇9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之一便是其特重饮食的传统,把饮食问题奉于至上的位置,而不仅仅停留在感官享受的表层上。历史上,铜鼎这种食器曾被作为政治与权力的象征。古之兵器、车器、农器、工器众多,而唯有食器被频繁作为礼器。这源于食器的独特地位,反映的是重饮食的文化惯习。饮食行为与中国古“礼”的形成存在着密切关系,《礼记·礼运》中讲“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又说“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聘”。古人的观念认为,人要生存就需脱离无序竞争和抢夺资源的状况,以“货力辞让”来安排分配之,此即礼之所由起也。由饮食乃有生命,有生命乃能长大成人,而遂有冠有婚有丧;有个人然后才有群体,群体间才需有祭、射、御、朝聘等礼以“协于分艺”,才能形成一个彬彬有礼的社会[1]。其实,围绕饮食与餐桌,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规范化的宴饮礼仪。一般认为,筵席的出现与古代的祭祀、礼俗和宫室、起居密切相关。早在商周时期,中国便已出现宴饮礼仪,其时制定有“设宴之法”。

有学者研究发现,殷商时代的祭祀十分频繁,需要安排很精致的礼器,盛放丰盛的祭品,奏乐唱歌,顶礼膜拜。祭祀之后,必得将祭品分给大家吃掉,这便是宴饮的雏形。到了周代,周公加以变革,把一部分宴饮从祭祀中剥离出来,设宴饮之法,成为人们在一起宴饮所需要遵循的礼仪规范[2]。随着历史的绵延,筵席得到长足发展,食礼也几经变化而趋于丰富完善,但中国饮食文化的精蕴却基本未变,体现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风范。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内容与细节令人惊叹。通过阅读古籍文献可以发现,作为汉族传统的宴饮礼仪,便有如下纷繁复杂的程序:首先主人折柬相邀,到期迎客于门外,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礼”;宾至,互致问候,延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导客入席,循就座次;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宴毕,导客入客厅小坐,上茶,直至辞别。座次方位同样大有讲究,一般以座北面南为尊,是餐桌的上首;座东面西次之;座西面东再次;面北为下首。北为“乾”,为天,是历代君王面南登基的大位,是至高无上的乾位。东边是古人崇拜的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北之左,“吉事尚左”(《老子》),仅比上首次。西在北之右,再次之。下首通常为主人座位,最次。至于席间之斟酒上菜的规程,《礼记·曲礼》中记载:“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意思是说,带骨肉要放在净肉左边,饭食放在用餐者左方,肉羹则放在右边,调味品放在面前的位置,葱末之类可放远一点,酒置右边。“取食皆以右手,其数取者置在右,为便也。而醯酱每食必用,故置在内,俾尤近,以便沾濡”[3]。再如《管子·弟子职》中载:“置酱错食,陈膳毋悖。凡置彼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中列,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这里也是讲上菜次序及位置摆放要求。饮食之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尤同人的《真率会约》、沈存西的《殇政》等古籍文献中均有很多记载,其博大精深可见一斑。通过上面谈到的中国宴饮古礼的大致内容,可以看出它如下的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有序原则。宴饮礼仪讲流程、分等级,程序、座次、上菜规程等莫不如此,充分体现时空纬度上的有序性。其二,人文道德原则。宴饮礼仪反映行动者的内心修养和价值观念,如主人设宴,对宾客要正式邀请,宾客赴宴也要有礼节;席间的上菜次序及位置摆放,宾客间的敬让,无不体现出宴饮礼仪的人文道德原则。对食色之欲的看法及处理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可能是主要的部分。由于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才形成了各地不同之民族与文化[4]。其实,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正是由于对饮食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性理解才形成了共同的宴饮文化。它为其持有者提供行动的预设性与合法性,从而产生一种较为稳定的特征与模式,宴饮礼仪才能逐步形成并存续下来。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宴饮礼仪视为一套社会秩序,分析这套秩序规范何以形成,如何在人们实践中发挥作用。

二、宴饮礼仪的社会文化意蕴解读

1.秩序的形成机理。

(1)共同文化基础。任何行为的发起者必然是具有相应活动能力的当事人。当这些人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资料库时,就有可能对某一事物达成一致性理解,进而形成新的共同文化。在饮食文化方面,中国便存在这样的分享共同文化人格的群体,他们深谙中国传统的哲理观、价值观、宗法制与伦理观念,依托设定行动者处境的源泉——共同的“生活世界”,在历史的绵延进程中,逐步建构起对饮食问题的一致性认识,孕育高度专门化行为的本土理论,引导群体社会行为的类化与标准化,从而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模式化宴饮礼仪。从词源学入手,通过解析“礼”与“仪”,便可由字的内涵管窥中国人的“共同文化”。“礼”古为“禮”。“豊”本为饮食和行礼之器皿,在字中也兼表字音。于是,此字的本义便涉及通过举行和饮食有关的活动来展示仪礼,以祭神求福。《说文解字·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禮”古又作“豊”,《六书正伪》解释说:“豊即古禮字。禮重于祭,故加示以别之。”另外,礼仪之“儀”(仪)在《说文解字》中被注解为:“己之威仪也。从我羊。”礼仪包含着“仪式”,仪式中包含古代祭祀等场合时所进行的活动规范。古语中“儀”又通“羲”,从羊从我,其本义也多被解释为与饮食和祭祀有关;“羲”也通“宜”和“谊”,故而引伸为合宜的道德和行为,以及情谊和友谊等。这里昭显了中国古人的文化心理,是这个群体的共同文化和宴饮礼仪形成的基础。

(2)分类与建序。上文说,宴饮礼仪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有序性,而有序的建立是依赖于分类的。这是区别对待人与食物的前提,人们往往通过分类在环境中创建秩序与身份,使之化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人们都把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看作是由其他参与者与被必须遵守的界限划分开的人们组成的。”[5]在宴饮礼仪中,座北面南为尊,座南最下;上菜要先菜后羹;置菜要脍炙处外;醯酱处内等等,这些无不涉及诸如尊卑、先后、内外、正误等的分类。当群体对这些分类方法与内容达成共识,也便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与信条,进而建构为一套秩序规范,经过标准化、社会化,具有了权威性后,便能够在实践者经验间发挥仲裁和调协作用。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曾将诸如家庭宴会、结婚典礼等集体行式视作“共同行动”。他指出,共同行动是由参与者共同定义的,这些共同定义用于说明在群体生活的广大的领域内联合行动的规律性、稳定性和反复性。它们是在文化概念中设想的、既定的、规定的社会行动的来源[6]。因此,我们可以说,宴饮礼仪的形成,就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群体对筵席秩序所达成的共同定义,约定俗成。秩序规范一旦形成,势必会反过来作用于群体,设若群体能够积极遵从于规范,与秩序保持平衡关系,那么这种现象也便有了演化为一种习俗传统的可能。

2.遵从秩序的动因。

(1)礼仪的符号意义。行为主体参与具有某些秩序要求的活动,首先应该源于他们对活动意义的认同。布鲁默认为,个人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他对事物赋予的意义为基础的。在无数行动中的任何行动,个人对自身指定了各种不同的对象,赋予它们以意义,通过一个“自我暗示”或者自我交流的过程,判断它们对自身行为的适应性并根据此种判断做出决定,塑造自己的行为,这就是以符号为基础的解释或行动所赋予的意义[7]。宴饮礼仪便是具有丰富意蕴的符号体系。符号作为重要的概念,与人类学中的交流、意义等理论密切相关,涉及信息的媒介和信息的组合、传递与表达形式。另外,符号还涉及翻译与阐释,即转换与理解不同领域和层次之间的那些不同背景和氛围下的信息,也涉及在阐释过程中信息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同一性”的问题。在人类学中,符号被视作一种交流策略,以及和社会环境一起进行交换的话语方式,正如礼仪的符号表达和意义的传递[8]。某种动作或安排,特定的语调与眼神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对外在的象征符号的探测和解释,也便成为理解一种文化的渠径。可以说,人们遵循礼仪的规范而采取行动,前提便是对秩序之所以存在的意义的预设,行动者懂得依照此规范行事便可以获得其意义。具体到宴饮礼仪上便是,在饮食过程中,应依个人的身份地位行事,敬重尊者与他人,对食品的选择、食用的量度均应体现出个人的高贵品德,做一个有涵养的人,所谓“于饮食中见人品”。谙知其意义,人们就会自觉而又谨慎地依据他所属的等级的习尚和“礼”的要求,处理自己的行为,遵从规范,做到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彰显文雅与庄严,故而有“礼显示为美”的说法。餐桌上的种种特别安排也可以视作符号式行为,是有意图的创造和表演活动。我们可以通过领会行动对于当事人,对于生活世界中的时空坐标所具有的意义,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性意图。举行宴饮,人们不仅可以交流情感,或表现他们的作用,追求他们的利益,还可以在这种特定社会结构中彰显各自的修养、地位与权力,也就是说,意义的背后就是昭示深层的自我。

(2)规训社会的要求。法国理论家福柯将存在有一系列秩序的社会视作一个规训的社会。他说,秩序“被用来对个体进行分配、分类,在空间上固定他们,提取他们最大的时间和精力,训练他们的身体,对他们的连续行为进行编码,把他们保持在理想的能见度中,用监视机制包围他们,将他们登记注册,在他们之中建构一套累积、集中化的知识”[9]。“规训”包括了对人们的各种行为表现进行监控的监督措施,为奖励顺从、惩罚抗逆而设立的各种考核制度。行为心理学的创设人华生认为,事物的存在只有在能够观察和考核的时候才可以被预设,强调考核制度的重要性。可以说,在宴饮活动这种“全景敞视”的场合中,餐桌上的礼仪就是一套对活动参与者进行规训的秩序,礼仪的内容就是那一套被建构的“累积、集中化的知识”。宴饮礼仪进行规训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就是将活动规范化,使其可以被观察和考核。当然,这套秩序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实施的强制性,它是有着集体基础的一套道德价值判断的体系。作为人们奖励顺从、惩罚抗逆的考核制度,它保证并监督着礼仪的实施过程。如果有人做出了与规则不一致的行为,他便有可能被群体成员当作离异分子,从而受到议论和诽谤。用玛丽·道格拉斯“错置的事物”的理论来看,这些不按既定规则行动的人还可能是“不洁”的,甚至是“危险”的。适如宴饮时的座次,各个位置所属虽未言明,但实际都是文化制度、社会规范先前预设好了的,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是身份符号的直接体现。它表现出了很强的等级性与分层结构,可将之视作“互动仪式”中的人际关系实践。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反映不平等关系的重要方面,就是遵从和举止。遵从,是指对他人表示尊重的一种仪式,而举止就是表示尊重姿势的实际过程。宴饮礼仪便具有明显的此类特征。如果有当事者的举止没有遵从这种规则,发生了偏离行为,他将至少被视为无知或不礼貌、无教养,所谓“时所忌,犯则不恭”。这是群体对犯禁所做出的威慑,礼仪在这里作为等级制度的外化形式,维护着社会科层结构的存在。人们在这个牢笼里不自由,可是依然需要向礼仪要求的规则靠近,努力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通过一定的自我约束来净化自身行为,实现自身的相对自由。在中国传统社会,宴饮礼仪作为礼制的一种,发挥着着礼治的作用,即通过维护和协调人伦、等级关系,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的局面。因此,一定程度上讲,遵守规范就成了一个社会集体对其成员的要求和社会成员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集体应尽的义务。社会成员只能按照礼仪所规定的规范结构行事,才可以避免“失范”及由此带来的后果。

三、结语

社交礼仪的特征篇10

关键词:中国早期;仪式生活;舞蹈艺术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身体语言艺术,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其产生看,其产生在尚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是伴随先民图腾崇拜和祭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早期舞蹈往往在祭祀性场合表演,成为先民祭告神灵、传达神意、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存各民族民间舞蹈中,有许多舞蹈就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极强的仪式性特点,这是各民族早期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舞蹈中的遗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舞蹈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成为一种具有极强审美价值的欣赏性艺术,具有娱乐、表演、抒情等多种艺术特性,但是这些特性都是从舞蹈最早存在的仪式性中渐渐衍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舞蹈的根本属性是仪式性。

一、何谓仪式

郭于华在其《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仪式,通常是指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特征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度(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纪兰慰认为“仪式就是通过一定的时间、地点、对象、形式再现社会习俗(生活)的一个过程;通过岁岁重复、交替的程式化、制度化的仪式行为,实现某一时刻仪式所意味着的一切。”前者主要从仪式的社会功能角度对其进行定义的,后者主要从仪式的过程性角度定义的。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皆揭示了仪式的基本内涵,即仪式的程式化、制度性和象征性。《说文》曰:“仪,度也。从人,义声。”墨子·天志》:“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又《说文》曰:“式,法也,从工,弋声。”《诗·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传:“式,法也。”可见,“仪”和“式”的本义皆是法度、准则、规矩的意思。中国古代“礼仪”连称,其实就是指各种礼俗仪式,这是古代早期仪式的主要内涵。仪式行为者往往通过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性活动和对象、场景等实物性安排营造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境,并从这种情境中重温和体验这些意义带给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需求。因此,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是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所以,象征人类学家特纳认为,和动物的仪式化相比,人类仪式的原理是象征性的,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具有组合和重组的类似语言的能力,仪式就是“一个符号的聚合体。”仪式符号大致有:(1)语言形式的符号,如颂辞、诗文、韵白、咒语以及歌词等;(2)物件形式的符号,如道具、服饰、用品、绘画、塑像、乐器等;(3)行为形式的符号,如行动、姿势、手势、舞蹈、歌唱行为、演奏行为以及仪式角色的扮演等;(4)声音形式的符号,如呼叫声、呐喊声、吟诵声、歌唱声、响器敲击声、舞蹈节奏声、音乐演奏声等。可见,舞蹈是仪式符号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它既可充当行为形式符号,还可充当声音形式的符号。

二、先秦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社会生活

中国上古时期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以礼俗仪式为核心展开的。“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说文》曰:“行礼之器,从豆,象形。”可见,礼是渊源于上古巫祝事神活动的。孔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可见,礼俗仪式在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历代王朝建国之初最重大的文化举措莫过于制礼作乐,也说明礼乐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说,礼是为了从自我约束的层面让人们去自觉遵守社会道德,从制度的层面来维护社会等级。而礼的外在形式则是仪式,即通过各种仪式行为和过程规范社会的各种秩序,再现礼的精神内核。祭天祭祖、岁时祭典和其他政治仪式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秩序;礼仪中的等级规则决定了集体内部的交往秩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仪式及其他各种人生礼仪和节日庆典仪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秩序;春祈秋报及其相关节候性祭典与各类生产仪式,构成了农业社会中的经济秩序。由此可见,仪式是上古时期生产生活各领域的中介环节,也是社会秩序的表征性符号和文化事项的联结点。它表征着上古时期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节奏。仪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一方面,体现为仪式使生产生活的各方面有秩序地开展;另一方面,仪式还承载着集体意识如生命观、死亡观、伦理观、禁忌观等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内涵。三、中国早期的仪式及其类型

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认为每个民族的诞生和发展中大致经历了互为衔接的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我国早期先民的认知观念和仪式活动也可从维柯所分的这三个时代进行分析。

所谓神的时代即人类的史前社会。从现存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成果证明,中国早期的仪式活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已经有鬼魂崇拜观念和与此相关的丧葬巫术仪式,新石器的仰韶时代已经有社祭的考古遗存,龙山时代已经有祭祖的考古遗存。夏朝之前的颛顼、尧、舜、禹等方国时期,从大量而成套的祭祀仪器的出土可见,此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祭祀礼仪。这些礼仪是原始宗教的产物,是在先民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等原始的支配下进行的。早期先民对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或以臣服与膜拜的方式进行祭祀,或借助某种神力进行干预、制服以达到目的,于是产生了巫术思维和巫术仪式。

所谓英雄时代即夏商时期。这时候的祭祀仪式是围绕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进行的。夏禹治理水患当为中华民族英雄崇拜观念最早的表现。他死后被奉为社神,人们制礼作乐歌颂其功德,《大夏》乐舞就是为祭祀夏禹而作的。当然,大禹还具有祖灵的性质。商代祖先崇拜观念占据主导,现存甲骨卜辞中有相当数量是商人祭祀鬼神的记录。《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所尊之神,除自然神、英雄神以外,还主要是祖先神。甲骨文中“帝”、“上帝”等字样,不是后来抽象意义上的帝,而与“祖”的意义是相同的。《大濩》乐舞就是表彰商汤灭夏之功的祭祀仪式乐舞。

所谓人的时代,即西周及以后的祖神分离和以德配天的祭祀仪式。西周重人事而轻神事。其宗族崇拜观念强调道德教化和政治秩序,倾向于人事和伦理的经营。其祭祀仪式无论祭祖还是祭天,都有意识突出礼仪制度的性质,其《大武》、《大象》乐舞,是这种观念在意识音乐中的体现。

以上勾勒了中国古代早期仪式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下文对中国早期的仪式类型作简要勾勒。

1、巫术仪式

巫术是人类童年时期,对人自身和人以外的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对神秘的异己力量有所感受和体验的时候,自然产生的言辞和行为,并使其固定化的结果。原始时代的人们相信人与自然存在着的某些神秘联系的观念,幻想人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影响自然和他人,于是产生了巫术。巫术仪式一般包括巫术行为和与此相关的一整套巫术观念。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对象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巫术魔力的实物和咒语。中国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出现,也出现了相关的神话和巫术。中国早期巫术涉及古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除个体巫术外,还有公共巫术,如禳灾巫术有《山海经》中的驱旱魃巫术,《吕氏春秋》中的汤祷桑林的止旱求雨巫术;顺祝巫术有《吕氏春秋》祈求农业丰收的“葛天氏之乐”;诅咒巫术有《尚书·牧誓》中的克敌巫术等。2、占卜仪式

占卜仪式起源于原始范畴中的前兆迷信。史前的先民们相信事物发展的趋势与一些特定的事象诸如气候、天象、梦境、卜兆等出现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样便产生了根据特定事象推知事情结果的占卜仪式。主要有龟卜、筮占、谣占、梦占等仪式。《史记·龟策列传》曰:“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礼记·表记》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西南各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古老而原始的占卜仪式。如藏族、云南羌族、四川彝族、贵州苗族、湘西土家族等皆有各种占卜仪式。

3、祭祀仪式

史前社会的祭祀仪式种类繁多,说明祭祀仪式在中国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祭祀仪式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仪式当属蜡祭、社祭与祖祭。张光直先生认为:“仰韶时期农村里最要紧的仪式是祈丰收,拜土地;在他们仪式用的器皿上画几个象征繁殖力的女子性器的纹样,正说明我们祖先祭祀时的虔诚,并吐露作为这片诚心之原动力的耕作生活之艰苦。这就是后来的蜡祭。所祭之神有八种,又称八蜡,是在十二月时索求四方百物之神而祭之,以求得农业丰收。社祭是对社神的崇拜仪式,源于史前时期对土地的崇拜,后来演变为人格化的土地神灵崇拜。而且,社神具有自然神、农业神与部族神混合的特征。祭祖仪式最早可能在龙山期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在仰韶村(龙山时期)出土的陶祖,很象一尊男性性器模型,据张光直先生推断,这是中国史上拜“祖”的最早实证。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祖’字,本来是个性器的图画,亦即祖先牌位的原形。

4、傩仪式

“傩”据说产生于黄帝时,傩祭开始时只限于宫廷,谓“大傩”、“国傩”。逐渐遍及于乡村,谓“乡人傩”。殷商时起就可见此宗教仪式,周代举行最为盛大。传说方相氏可以驱鬼逐疫,最迟在汉代,驱傩已与蜡祭发生联系,在蜡祭前一日,宫廷中要举行大傩。《后汉书·礼仪志》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举行傩祭时,巫师就要装扮成方相氏,身上穿着熊皮,头戴留有四只眼睛的面具,一边开路,一边喊:“傩!”率领十二个戴着面具、装扮成各种野兽的人--戴面具所具有的戏剧性已为人们所公认,后跟一百多个扎红头巾、穿黑衣服、手执拨浪鼓的少年儿童,到宫室、房舍、各处跳跃、呼喊,并合唱祭歌《赶鬼歌》以驱逐“疫鬼”,最后,把鬼赶到河里,把火炬丢进水里,表示鬼全部被河水逐走了——人们歌唱、舞蹈、打斗,场面甚为壮观,也极其富于戏剧性。据《论语·乡党》记载,每逢年三十孔子老家举行傩祭仪式时,孔子就“朝服而立阼阶,观乡人傩”。

5、人生仪式

人生是人的一生从一个阶段过度到另一阶段的重要标志,通过仪式强化人生转折时期的标志,表明先民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和对生命的珍爱。有诞生仪式、冠礼、葬礼等。其中,冠礼最重要。冠礼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或“入社式”。

以上仅简要罗列了中国早期社会仪式生活的发展演进和最为重要的几类仪式生活。

可见,上述仪式内容已经涉及到早期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活内容,也反映了先民的思维观念,而这些仪式大多数都要借助乐舞的形式进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舞蹈艺术是伴随着早期先民的各种仪式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其直接目的是为先民的仪式活动服务的,也是整套仪式活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正如张本楠先生所说:“原始宗教仪式的进行过程就是原始舞蹈的创作和表演过程,原始宗教仪式的发展历史就是原始舞蹈的发展历史。无妨说,原始舞蹈就是宗教仪式。”

参考文献: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纪兰慰:《论民俗舞蹈的仪式》,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版。

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2期。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