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语言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7 16:20:34

社交语言论文

社交语言论文篇1

从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发展历史来看,两门学科都带有多学科性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研究范围都先后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二者相互交叉、相互联系。1984年,英国社会语言学家Trudgill明确提出“应用社会语言学”这一概念,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语言学在应用方面的研究。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于1972年首次提出的“交际能力”概念,在二语习得领域直接引发了教学变革,由此发展而来的交际教学法盛极一时,成为目前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结合得最好的例子之一。进入1990年代,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日益兴盛,以及在实用研究方面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外语习得环境中文化及社会因素所产生的影响,社会语言学已与二语习得的研究范围重叠[1]。同时,由于二语习得领域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和社会文化派的崛起,社会语言学研究同二语习得研究的结合趋势更加明显。

目前学界对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相结合的研究虽呈上升趋势,但从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多数研究提出外语教学中应注重交际能力、语篇教学、社会文化因素,而对教法革新背后的理论阐释却倾向于简单化处理,语言习得理论显得薄弱。本文拟从语言观的一致、研究视角的靠拢、学习观的认同、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四个方面对二语习得和社会语言学进行理论的梳理、比较与阐释,力图厘清相关概念,发现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路径及与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基础上的相容性,从而达到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丰富二语习得研究视角的目的,同时深化社会语言学应用研究领域,增加语言教学方面的实用性,增强社会语言学理论的阐释力。

一、语言观的一致:语言是社会现象

语言符号本身具有社会属性。语言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其存在本身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成员间的交流。谈话可以建立社会关系,对话中的语言起着传递说话人信息的作用。多语社会中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功能,双言现象、语言变异理论、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等理论研究,都有力地揭示了社会中语言形式及其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包含对语言具有社会属性的肯定。

从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来看,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承认到否定,再到不再质疑语言符号的社会性的过程。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肯定语言的社会功能,用语言/言语把语言作为社会性系统与个体的实际使用区分开来,但缺少对个体系统的解释。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将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作了区分,但因此而丢掉了语言的社会性,使语言脱离了各种语境成为同质性理想化的存在。事实上,语言同语义、使用、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难以分割。在质疑乔姆斯基理论的基础上,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关注语言与现实世界关系的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纷纷形成各自独立的语言学分支。[2](P1-17)把语言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缘起。研究语言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这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二语习得领域,1970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理现象,关注学习者的个人心理特质,而忽略了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推崇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则强烈反对把语言和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相分离,开始探索该理论在二语习得发展过程和教育中的应用,由此开创了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作为一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理论,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语言是联结个体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级认知中起着中介作用。语言具有双重属性,对外是社会互动的单位,对内是思维的单位,通过对话活动来协调社会活动和高层次的心理发展。语言作为符号工具使用包含着间接经验,与带有独特社会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无法分割,言语能力的形成是在社会支持系统下通过认知过程实现的。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3]。

语言社会化在二语习得的社会化路径中占据重要一席。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虽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目标上却不尽一致。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是认知能力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而语言社会化理论则关注的是文化知识与语言使用能力的共同发展。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们将其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难以分割,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4]特定的语言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围绕结合社会因素探索语言问题这一观念,Firth继承和发扬了Malinowski关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强调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的概念,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人使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肯定会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含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Norton从身份构建这一切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与目标语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5]

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言知识的构建)很难与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转向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同语言是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学习的社会因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二、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重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赞同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来源于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际本身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样,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交流不仅仅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际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

1960年代,受人权运动时代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Fishman对移民语言状况的考察,Bernstein对不同阶层成员,特别是儿童语言的考察,以及Labov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重要的原理:语言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人们有可能掌握几种结构各异的语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者具备使用变体的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使用。

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以及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言使用者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获取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经常结合使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点得到更确切的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终的成功所具有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影响其习得效果。

Giles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Lambert方法后该领域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使用者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言使用者对对方的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解释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观情感和动机。[6]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身从典型描写到解释预测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解释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Labov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因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

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注重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互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当前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如语言变体的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学习具有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应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目标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发展目标。

三、学习观的认同:基于使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主张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比如,学习者很容易注意到词汇的习得伴随着对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汇意义可能会发生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掌握意味着根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使用。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使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强语言学习。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习得过程即语言的使用过程,认为真实世界中使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助性的,使用不是习得的结果,也不是手段。正因为社会文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间划等号,如此强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运用[7]。

在习得即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从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普遍原则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用法的主张本来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使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的识解自身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说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贡献[8]。上述原因将认知语言学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为什么变体研究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Geeraerts认为,由于语言使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他谈到,“There is usage,there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the interaction is socially structured,and the linguistic system is an abstraction over that social structure……”[2](P34)。可见,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里,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知识系统。

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断的过程;第三,应重视真实的语境、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身份,应重视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重视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四、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发展的事实,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上述情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家象征、社会统一、实际需求与学校教育的开展等。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一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

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变体没有优劣之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认为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

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规范,因而标准语是很好的选择。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认为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同的场合,如团结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现对标准语的趋异和背离,比如,标准语显然难以适应较为低端的语体。另外,标准语虽然保守,其变化虽然缓慢,但是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的标准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国际化、多元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量了解语境和身份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增长变体的知识和使用变体的体验,以有利于二语学习。

五、结语

社交语言论文篇2

关键词:顺应论;得体性;人际交往;语用距离

?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ppropriateness, pragmatic distance

liu he?lin?

(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 china)

language has the functions of conveying meanings as well as regulat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use of language will make a great influence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the use of language is a dynamic adaptive process; i.e., language adapts context and vice verse; or they adapt each other. this paper, based on this theory,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ppropriateness in utterance and pragmatic distance. accordingly, pragmatic strategies are offered.

key words:theory of adaptation; appropriatenes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pragmatic distance

1 前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际交往中语言正确而语用不得体现象屡见不鲜。这无疑影响到交际的有效进行(thomas 1983,leech 1983,yule 1996,王希杰 1996,钱冠连1997/2005,王得杏 1998,何兆熊 2000,林大津谢朝群 2005)。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是有多方面,误读语用距离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语用距离,就是指“交际双方在特定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确认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可用语用亲密度描述”(王建华 2001:25-31)。它对人际交往具有规约作用:要求对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等特征的交际对象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或采取不同的语用策略,以便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相对于其他语用理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顺应论引起的“关注都相对不足”(何自然 2007:65-80)。于是,本文力图以顺应论为基础,以语用距离为切入点,探讨交际、话语和语用距离间相互顺应的重要性,提出相应语用策略,促进人类社会和谐交往。

2 顺应论的理论框架

j. verschueren创立的顺应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做出的,而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进行的”,而顺应性则指“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变通,从而满际需要”(verschueren 2000:59-63)。这三个特点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它们使人类得以动态地使用语言。其中,变异性和协商性是语言运用的条件和基础,顺应性是根本特征和目的。

verschueren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顺应论为语言现象的语用描述和语用解释提供了4个研究角度: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度。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原因,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即语言顺应语境、语境顺应语言,甚至两者同时顺应,还可以是交际主体的彼此顺应。无论何种顺应,其过程都是动态的。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意义的动态生成”(verschueren 2000:147-172)。所以,时间、空间、语境、结构客体、言语活动以及交际策略等都是动态的。

总之,顺应论是把语言、社会、文化和认知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语用学理论。顺应论属于动态语用学(dynamic pragmatics)范畴。动态语用学关注内在动机,即人们在相互交往的动态过程中为什么选择某些语言形式而不选择另一些语言形式,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们以言行事,有其内在原因。(thomas 1991) 语言由静止描写到动态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这既是语言发展又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

3 话语得体与顺应

verschueren最新理论认为,语用学可以对公共领域的生态建设作出贡献(verschueren 2008)。此公共领域指社会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员(潜在)共享的空间。这一空间主要由话语组成,而话语并非发生在事先确定的语境或外部现实,话语能够创造自己的语境。公共领域(本文所讨论的人际交往领域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复杂,就是一个话语世界。然而,在日常交往尤其是跨文化交际中,话语不得体现象仍十分突出,这严重影响交际效果。因此,研究话语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显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国内语用学界有人认为应将得体性视为语用的最高原则。

语言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研究话语得体性也就成为言语交际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为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得体性”进行了一系的研究。如海姆斯(hymes)提出的交际能力由4个方面组成,得体性就是其中之一(王得杏 1998:105);campel & wales 提出,最重要的语言能力就是能够说出并能理解那些完全合乎语法,但尤其重要的是,在它所出现的语境中得体的话语(campel & wales 1970:247)。王希杰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得体性原则,宣称“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 (王希杰 1996:343)。钱冠连也强调,“语言得体是一个全局性的策略”,得体的交际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适当的人说了适当的话”(钱冠连 2002:164)。就语言交际来说,“得体”即指说话内容表达准确、清楚,语言表达流畅、优美,表达效果恰到好处地适应对象和场合(李瑞华 1996:550-554)。  作为言语交际的一条总原则,得体原则本质上是社会对具体话语或语篇的认可度。社会是一个宽泛语境,要做到交际得体,必须考虑言语内容、言语形式、交际效果和社会语境等众多因素。显然,社会认可度所认可的不仅是话语的信息义, 还有语体意义和风格意义等内容,因此对特定话语得体与否的评定仅凭信息义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交际的语言风格等因素,否则就会出现交际失误或语用的不得体性问题。下面是一个交际失误的例子:一名黑人研究生被派出,采访家住内城的黑人家庭主妇。事前,有关负责人已经用电话与被采访人联系好了。男主人开门接待,微笑着面对来访者说话:

①husband: so y’re gonna check out ma ol lady, hah?

interviewer: ah, no, i only came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they called from the office.(甘柏兹 2001:173)

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选择以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为基础。人们之所以能够选择语言,是因为它具有变异性特征。变异性加到一定阶段,人们认识的有限性就产生选择时的不确定性或者语用失误。此例交际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忽略男主人言语风格的意义。那句开场白是黑人英语中常用的套话,用它来检验陌生人,看他们能否做出类似的程序化的回答。但研究生使用的是训练时学来的正规采访语言,因此导致交际的失败。要顺应他们之间交际距离的需要,他应该用典型的黑人英语回答:yea, i’m agit some info. 以此证明他熟悉本地的人情世故,这样才能达到交际目的。goffman称这种顺应语境的话语为“回答反应”(replies and responses),即当发话人说出类似的固定性话语时,回答者将采取何种形式回答以及怎样回答才算圆满,发话人已有预设(goffman 1981)。上例交际失误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男主人的会话预设。这种程序化表达法是一种间接性的交际策略,用来建立有利于交谈和理解的条件,以方便进一步的交际和发展人际关系。

4 交往、话语与语用距离间的顺应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则居住在其深处。(海德格尔语)“后-分析的语言哲学”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钱冠连 2009:8,王寅 2008:6)在人类生活的世界里,社会关系、文化传统、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物质环境与自然力量组成一个恢恢的人文网络。网络里的各种体系、各种制度和各种关系(如人际关系)时刻都在限制我们的话语。人生活在言语编织的社会人文网络中。如何得体地处理人际关系、话语与语用距离3者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人际关系要顺应语用距离,语用距离也要顺应人际关系,或者它们相互顺应;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须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4.1 人际关系顺应语用距离

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人们通过交际活动产生的结果或心理接触,即心理距离。体现人际关系的是“人际间心理距离的疏密程度”(贾玉新1997: 156),通常包括家庭人际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和商务人际关系。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和情爱关系(wilmot 1987: 5)。研究表明,在特定交际行为中,人际关系一般是确定不变的,而语用距离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变化。人际关系通常由社会确定,而语用距离是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确立的。对此,scollon进行过如下研究(scollon2000)。

② 即使在小企业内部,人事部门的主管与他/她的下属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人际关系。(如上文提到的工作/同事关系,作者注)由于他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亲密语用距离;而同一企业那些比方说质量检测部门的员工与人事部门的员工和主管间就存在着相对较大的语用距离——因为他们相互间的沟通要少得多。 (scollon2000: 43)

显然,上例反映出的是,在人际关系(工作或同事关系)一致的前提下,语用距离或语用亲密度不完全一样。因此,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就必须顺应个人或部门间存在着的语用距离。质检部与人事部员工间的关系是同事关系,但无论是两部门间还是部门内部成员间都存在着语用距离:部门间人际距离、同事间人际距离、上下级间人际距离等。如果疏忽彼此间的语用距离,将会产生超越权利、规程等语用失误,从而将影响交际效果。与企业内部那些来自不同文化(如高语境文化或低语境文化)或不同言语社团的人员交往更要高度重视。

此外,人际关系受文化、社会、心理、自然和空间等众多因素影响,跨文化交际中必须考虑以上因素对交际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是冻结了的人际交际,而交际是流动着的文化。(贾玉新 1997:16)ellingsworth认为,一切交际都与文化变量有关,理解跨文化交际应从人际交往入手,文化因素应考虑在内。(胡超 2005:87)对比中西文化,我们发现,

可见,发话人在交际中出于社会、情感、美学等方面的考虑,可能会在话语的几个甚至全部层次上作出非常规选择,从而传达特定意义。可见,语言符号一旦进入交际,它与人的关系被更紧迫、更现实的人际关系所掩盖,就进入隐蔽状态,而人际关系凸显出来。此时的语用得体策略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做人得体,而并非真正为了语言本身得体。由此采取的语用策略也就是为了顺应人际关系的需要——维护人际间诸如面子、礼貌等因素的需要;或使用语言来建立、维护或威胁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后者是超越“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的新的“关系管理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spencer?oatey 2007:11-46)。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4.3 语言使用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顺应论认为语境即语言交际所依赖的环境,指与话语相互顺应或影响话语处理的一切因素,包括交际环境和语言环境。(verschueren 2000:76)人们使用和理解语言都离不开语境因素,这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语境关系的顺应指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选择必须与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相顺应,语言使用者在“特定场景”、“特定公共制度”与“特定社区”(verschueren 2000:92)中对话语作出恰当选择。维氏语境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动态生存性,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生存的”(verschueren 2000:109),由不断被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动态生成、产生和构建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verschuren和sperber & wilson都认为,语境不是交际发生之前就给定的,而是随着交际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verschuren 2000,sperber&wilson 1995)。人际交往中,信息处理时语言语境的延伸或扩大可能影响听话人对最佳关联的寻找。交际中形成的各种假设称为认知语境假设,该假设随着语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即产生语境顺应。例如:

④ a: 大家都吃饱了吗?

社交语言论文篇3

关键词:广告语言 语言模因 顺应论

一、引言

当今社会,广告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用语,广告语具有其自身鲜明的语言特色。经典广告语主题突出,语言简洁易记,新颖独特,且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实现其社会功效,并广为传颂。由此看来,广告语言体现了模因的基本特性,即通过广义的“模仿”而传播。成功的广告语模因更是体现高度的能产性,反映了语言发展与变化的规律。本文以顺应论为理论基础,以一些成功的广告语言为分析对象,分析其语言模因得以成功复制和传播的顺应因素,以期为广告语言的蓬勃发展提供借鉴。

二、语言模因与广告语言模因

“模因”(meme)一词源于著名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于1976年出版的关于《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模因(meme)在拼写和读音上模仿了基因(gene),故多数学者采用“模因”这种译法。何自然(2007)指出,“模因”是一个文化信息单位,那些不断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或社会行为等都属于模因。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模因。而广告语言模因通常基于商品宣传的观念,对其中一个想法进行浓缩提炼,并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传达商品信息,使人人都能掌握其意义。“模因”的概念所传达的理念引起了许多广告人的注意,他们结合模因的传播特性和广告的宣传这两个方面制作广告,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更好地实现广告的商业价值。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成功的广告语需具备强势模因的特性,即以简明扼要的语言,贴近生活的表达,突出产品的特性,在最短时间抓住消费者的心理,引发其购买冲动。

三、顺应理论

顺应论是维索尔伦在1987年提出的语用学理论,该理论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而产生的并在《语用学新解》得到充分阐释。他从语用综观的层面来解释语用问题,即把语言结合人类主观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客观因素来综合考察语言使用现象。维索尔伦(1999)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这种选择可能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它由语言内部或者外部原因所驱动。语言选择发生在交际者双方,即话语产生和话语理解都需要进行选择,且语言选择的目的是满际的需要。而语言的三个特性决定了语言使用者能应当时交际的需要作出合适的语言选择,也就是变异性、商讨性、顺应性。变异性决定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可能选择的范围,语言的变异性通过不同的语用策略体现。商讨性阐释了语言选择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进行的,交际者面对丰富的语言选择,为了满际意图,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顺应性作为语言的一种属性,是人们通过协商、选择语言,最终达到理想的交际意图的目的。顺应性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交际者在适应环境的同时,环境也会被所做的语言选择所改变。对于语言顺应来说,维索尔伦认为需要同时考察下列四个方面:语境因素的顺应、语言结构选择的顺应、顺应的动态过程、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程度,这四个维度构成顺应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四、广告语言模因的顺应性分析

根据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理论,广告语言的使用也是一个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为实现广告的商业价值,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广告商力求广告语言顺应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两个方面。其中交际语境的顺应,主要包括受众的心理世界、物理世界和社交世界三个层面。本文主要从广告语言的交际语境顺应和语言环境顺应这两方面对广告语言模因进行分析,以期在拓宽语言顺应论的应用领域的同时,为广告语的创作提供参考。

(一)广告语言模因对交际语境的顺应

基于广告商与受众的单向交流,为了促使交际成功,广告语言应顺应交际语境。交际语境包括三个世界,即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广告语言模因的生活环境。在进行广告创意的过程中,广告受众的交际语境涉及的相关因素在广告策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综合考察这些因素对产品理念的关联,广告商才能制作出顺应大众意愿的广告语。

1.广告语言模因对受众心理世界的顺应

Verschueren(1999)提出,语言的互动是话语发话人和听话人心理之间的交流。心理世界的顺应过程,即人们在进行交际时,在了解说话人心理特征从而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其中交际双方的个性特点、情感态度、信念系统被认为是较为重要的因素,具体包括对话者的人格、情感、信仰、欲望或愿望,动机和意图。激活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是语言使用中最重要的影响要素。广告制作商要充分调动消费者心理世界的认知情感成分,将产品理念概念化、抽象化,通过文字、符号、图像等多种模态相结合的形式传递给广告受众,调动受众的心理世界各种因素的感知,促使他们对广告主体产生兴趣,刺激购买欲望,并最终付诸购买行动。如:

(1)JUST DO IT!(耐克)

该广告简短精悍,仅用三个单词传达了耐克勇于接受挑战,勇于创新的品牌精神,正顺应了青少年一代的心态,要做就做,只要行动起来,不怕与众不同,达到了良好的品牌效应,使品牌迅速深入人心,得到了青少年的青睐。

(2)海尔,中国造。(海尔)

中国家电产品一直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低,且被很多人认为是无品质保证的低档商品,海尔广告抓住了中国受众的爱国心理,激起了国人的民族归属感,从而使中国消费者信任中国产品,符合人们心理世界的情感认知因素。

2.广告语言模因对受众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交世界主要指的就是交际双方在进行交际时涉及到的社会关系。Verschueren(1999)认为,社交世界涵盖了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使语言选择具有顺应性。一般来说,涉及在社交世界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社会地位和文化氛围。其中,顺应人们的社交世界,体现为交际者在进行交际时做出的语言选择符合社会的文化规范。成功的广告语言模因顺应主流文化环境,从而加强模因的特性达到延长广告语言模因的记忆时间的目的。例如中国文化推崇家庭成员关系的和谐融洽,因此我国许多广告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传统文化,比如家人团圆,父慈子孝等主题,这是对文化氛围的顺应。比如:

(3)团团圆圆,达利园。(达利园)

(4)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威力洗衣机)

其次,广告模因制作时的语言选择要与一定的社会场景或公共制度相顺应。广告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建立在对一系列广告法规、行业规定或者社会法律法规遵守的基础上。如公益广告:

(5)珍爱生命,远离。

(6)只要给予一些爱,就能给你带来郁郁葱葱的绿荫。

总之,为了促成良好的广告效应,广告制作商激活受众的社交世界各因素的顺应,做出相应的语言选择。只有综合考虑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等因素,才能更好实现广告的营销功能以及商品利益的最大化。

3.广告语言模因对受众物理世界的顺应

物理世界是一种客观实在的语境,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称关系,主要指的是对这两个因素的顺应。时空概念关系通常被认为具有绝对性,然而,对物理世界的顺应交际双方在物理世界中的相对空间关系对交际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丰田汽车的广告语:

(7)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此广告改用了俗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巧妙地运用了双关、顶真的修辞手法,形成了句式的基本对仗。前句和后句词语进行位置调换,仅有二字之差。且该广告强调“路,车”二字的关联,突出了空间关系,顺应了广告受众的物理世界,从而以路间接表明丰田汽车品质之高,不论什么路,丰田汽车都可以往来自如,纵横驰骋。

(8)有健康,才有将来(安利纽崔莱保健品)

此广告中为安利纽崔莱保健品的宣传广告,其中“将来”体现了时间概念的关系,顺应了物理世界的相对时间指称关系。此广告代言的营养保健品与健康直接联系起来,顺应该品牌倡导的健康理念,即均衡的营养和规律的生活形态是健康的基石,符合纽崔莱树立健康的品牌形象。

成功的广告最大程度顺应了受众的物理世界,如护肤品广告“大宝天天见”,足浴广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样的广告语言流畅,朗朗上口,音律感强,顺应了时代潮流,体现了消费导向。

(二)广告语言模因对语言语境的顺应

维索尔伦指出,语言语境因素主要涵盖话语发出者、话语解释者和信道三个方面。对于广告语言模因,在语言语境的顺应主要表现在语言使用者,即广告制作商和广告受众。广告制作商通常根据产品的定位,创作面向特定受众的广告语。比如香奈儿的经典广告语:“穿着破旧,则人们记住衣服;穿着无瑕,则人们记住衣服里的女人。”香奈儿一直以来都把自己的产品定位于有品位和关注时尚的女士,所以它成功地顺应了那些时尚高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的消费需求,使他们更乐意用这个品牌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再如爱马仕箱包的广告语:“装的下,世界就是你的。”爱马仕具有创意的广告语使人们联想到该品牌箱包的容量大,品质高的特点,且购买了它,就能轻装简行地环游世界,深受大众喜爱。

五、结语

本文从语言顺应论的视角,结合模因论的基本观点,对广告语言模因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广告商如何顺应广告受众的交际语境以及语言语境,从而打造成功的广告语言模因。通过实例分析,发现能产性强的广告语是以语言模因形式存在,不断选择语言与顺应社会潮流的产物。本文希望通过对广告中的语言模因的顺应性分析,提高人们对广告语言的关注和理解。在检验顺应论的解释力的同时,为广告语言的创作提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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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炳文,张崇.网络语言的模因顺应性研究[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9,(6):118-120.

社交语言论文篇4

1. 军事 / 语言学与军事语言 / 学 “某某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有渐增之势,“军事语言学”不知不觉加入了语言学之林,标志着军事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某某 / 语言学”不等同于“某某语言 / 学”。“军事语言学”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研究军事语言的的人似乎都没有细加区别。属于“某某 / 语言学”的固然不少,如“历时语言学”是以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应理解为“历时 / 语言学”;又如“心理语言学”是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应理解为“心理 / 语言学”(前期也有叫“语言心理学”的)。但是,属于“某某语言 / 学”的也不乏其例,如“生活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因为前者是研究“生活语言”,后者是研究“汉语言”。“军事语言学”既不是以军事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也不是军事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而是把“军事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显然应理解为“军事语言 / 学”。有人既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与军事学结合的产物”,又认为军事语言学“不是从军事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社群的语言”。我们认为,后一论断是正确的,前一论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把“军事语言学”理解为“军事 / 语言学”了。

至于“军事语言学”中的“学”,那才是“语言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学”是“语言学”之略,“军事语言学”就是“军事语言语言学”(“生活语言学”、“汉语言学”当然也就是“生活语言语言学”、“汉语言语言学”)。能否把其中的“军事”理解为“军事语言”之略呢?不能。因为向心结构在语义上是以核心(“语言”)为体,体若不存,“毛”将焉附?

2. 军事语言和两个相关概念 要弄清什麽是“军事语言”,先得弄清“言语共同体”(speech/ language/ linguistic community)、“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nt/ variety)两个概念。从语言交际人的角度研究语言,可以发现交际人的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即语项(language item, 大至某个语言,小至某个语言成分)有影响。由居住地这一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社群,由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类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具体地说,交际人的社群或类群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有影响。反过来说,共同选择某一套语言项目的人群或形成社群,或形成类群。如果再用一个语言学术语概括语言的社群和类群,那就是“言语共同体”(也有译为“言语[语言]集团[社团、社群]”的)。英国语言学家R.A.赫德森在《社会语言学》(丁信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一书里罗列了约翰。莱昂斯,查尔斯。霍基特,伦纳德。布龙菲尔德,约翰。冈佩兹,威廉。拉波夫等语言学家对“言语共同体”所下的定义,尽管这些定义在陈述角度上不尽相同,但都是根据言语划出的人群,而不是根据人群划出的言语。约翰。冈佩兹的下面一段话十分明确得表达了这层意思:“大多数持久的集团,不论是小到面对面交往的伙伴,还是大到尚可为地区的现代国家,或是同业协会,地段团伙,只要表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色,均可视为言语共同体。”对于什麽是“言语共同体”,有一种解释是这样说的:“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按“言语共同体”的本来意义来理解这句话,于是就成了“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如果不按言语共同体本来意义来理解“言语共同体”,就会造成术语在逻辑上的混乱。从术语内部结构上分析致乱原因,显然是把术语的偏正结构(言语的共同体)当作了同位结构(言语这个共同体)去理解了。

何种言语共同体选择何种语言项目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言语共同体实质上是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的一套语言项目即语言变体来划分的。赫德森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认为“英语、法语、伦敦英语、足球评论英语、亚马孙河西北部某大家庭的成员所使用的语言、某人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称为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变体的实例大都和交际人的社会特征有关,不是属于社群变体就是属于类群变体,只有足球评论英语是和交际人对语言的使用有关,是属于功能变体。军人是属于职业范畴,职业是属于类群范畴,因此,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类群变体划分出来的。有人认为军事言语共同体“是民族共同语的变异”,即社群变体的变体,这意味着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社群变体划分出来的。社群变体和类群变体可以相互从属,由于谁从属于谁涉及到以谁为主的问题,因此不能任意得把甲从属于乙说成乙从属于甲。我国军事语言的实际情形也表明,是社群变体从属于类群变体,而不是相反。对于社群变体,我国语言政策是推广标准变体,但不排斥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把我国军事语言说成民族共同语即标准变体的变异,会给人以错觉,似乎我国军事言语共同体里只有标准变体,没有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

弄清了什麽是“言语共同体”和“语言变体”,我们就可以给“军事语言”下如下的定义:军事语言是军事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

3. 军事语言变体和语域 军事语言在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军事语言变体。讲语言变体不能不讲语域,讲军事语言变体当然也要讲语域。语域是“根据不同用途而区分的变体”,正好与方言相对照,后者是“根据不同使用者而区分的变体”。语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多维性,即具有反映交际行为系统的多维矩阵形式。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不只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被广泛使用的是英国语言学家M.A.K.韩礼德的三维模型。这个模型由场(交际的目的和话题)、式(交际的手段)、体(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也就是说,语域这种语言变体可以进行场、式、体三维立体分析。有人把语域看成是“军事词语变体的又一个重要的条件或因素”,意思是语域本身不是变体,而是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只与词语有关,和话语无关。这种认识会导致把语域只局限在生活文化背景、交往场合、交际方式几个方面,从而把交际双方、上下文等因素从语域中剔除了。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虽然话题(属于场)、角色(属于体)都被剔除了。分析实例时,根据需要,可以对语域进行一维平面分析。但是,在理论上如果出现语域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的任何暗示,就会给读者造成错觉,似乎语域真的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其实,所有的语域实例都可以进行多维立体分析。

语域和语境是什麽关系,直接影响到对语域的理解。如果语域从属语境,语域就失去了语言变体的资格,因为语域不是语言变体,只是影响选择语言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如果语域不从属语境,语域就有资格成为语言变体。语境有广狭两义,狭义语境只指上下文(内部语境、小语境),广义语境还包括说话环境或背景(外部语境、大语境)。但在社会语言学里,语域和语境有明确分工:语境只指上下文。赫德森把语域视为一种变体,把语境视为对语言变项产生影响的一种因素,在他看来,语域和语境之间并无从属关系。

语域的一维是交际方式,交际方式主要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大方式,有一种分类法把体态“语言”也看成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三级独立交际方式的一级,其实,体态“语言”只是和有声语言并列,是不能和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研究军事语言的口头语和书面语,既可以用传统语言学的表达理论,也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变体理论。用什麽理论去讲,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两种理论都能讲出自己的特点,而且不能互相替代。同样讲语言使用,语言表达论是着眼于语言的内部特征,语言变体论是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分布,就像同样是讲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着眼于口头和书面,讲的就是交际方式,着眼于语言,讲的就是语言变体。

4. 军事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陈原教授介绍说,社会语言学不当至今“没有一致公认的界说”,而且其“研究对象或范围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界说”,因而社会语言学大有“发展活动的余地”。用这些话来说明“军事语言学”的现状,也恰如其分。有人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尝试在论著中从基本构架直到基本观点、基本术语都向社会语言学靠拢。如果有一本论著能首尾一贯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语言,那不但是对军事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而且也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可惜目前做不到,因为编著一本纯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加以研究的军事语言学论著似乎条件还不成熟:大量的、活生生的军事语言现象还没有用结构描写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和分析。如果把结构描写的研究看成是前期工作,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看成是后期工作,那么,前期工作没有做好,后期工作就很难有所作为。当务之急还是做好军事语言现象的结构描写,这也就是本书研究工作的定位,虽然本书也不排斥用结构描写方法以外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现象。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把军事语言学看成是一种社会方言,主张用社会方言学的理论去分析它。这样一来,军事语言学不是直接和社会语言学挂钩,而是直接和社会方言学挂钩。这种从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军事语言学分级模式去看待军事语言学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在社会方言学里各种语言研究方法都有大现身手的机会。

社交语言论文篇5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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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语言论文篇6

[关键词]称呼语;顺应理论;交际语境

[作者简介]余玉萍,吉首大学公共外语部讲师,硕士,湖南张家界427000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5―0159―03

一、引言

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称呼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传递给对方的第一信息。恰当的称呼能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不恰当的称呼则会给交际带来障碍,妨碍交际的正常进行。说话者作为交际主体,总会根据对方的年龄、职业、地位、身份和辈份、对方与自己的亲疏关系、情感深浅以及当时的情景等诸多语境因素来选择恰当的称呼语。不同的称呼不仅传递了交际双方角色、地位和亲疏程度的信息,而且也传递了交际一方对另一方的态度和思想感情。在交际中,听话者往往会根据说话者对自己的称呼来进行某种推测,从而辨认出说话者的言语目的,在心理上更好地作好参与交际的准备。称呼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语项,可以说,言语交际中所表达的许多意义往往不是通过语句,而是通过称呼语表达出来的。

对称呼语研究和解释最多的是社会语言学。近年来,语用学家也开始关注称呼语的语用功能及其在会话中的语用含义。总体看来,我国学者大多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称呼语,没有考虑到制约交际双方的语境因素。本文拟从以Verschueren(1999)的语言顺应论为理论框架来阐释人们在正确选用称呼语时是顺应交际语境,包括交际对象、社会文化、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的产物。

二、称呼语的选用与顺应理论的关系

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的行为和认知理论,它主要探索语言的产出问题。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需要从事包括社会交往在内的社会实践,人们的社交活动主要通过使用语言来进行,而语言的使用是“一个经常不断的,有意无意的,受语言内或语言外因素左右的语言选择过程”(Vers―chueren,1999:55―56)。根据顺应论,称呼语的使用实际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与语言选择紧密相连的是语言的顺应,选择与顺应是辩证的统一;选择是手段,顺应是目的和结果。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地作出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称呼语的变异性为选择提供了可能;商讨性是指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并非一一对应或机械不变。变异性和商讨性为语言顺应提供了条件,使得人们能够从大量的称呼语中作出选择以实现交际目的。因此,没有变异性和商讨性,就没有顺应性。顺应论包括语境关系顺应和语言结构顺应两方面的内容,二者构成了言语交际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的总合。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语言语境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语言手段;交际语境由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组成。我们把称呼语的使用过程看作是为了满际者的交际目的并获得交际成功而对各种语境因素作出顺应性选择的动态过程,这种顺应性选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在自身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汉语称呼语具有复杂的亲属称呼语系统和社会称呼语系统,对于这一语言存在的顺应就意味着说话人必须根据被称呼人的具体身份,使用准确的称呼语。

三、用顺应理论解释称呼语的选用

根据顺应论,称呼语的使用实际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说话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作出顺应以满际的需要。称呼语的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称呼语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所以说,恰当的称呼语的选用实际上是对交际语境的顺应。

(一)对语言使用者的顺应

语言使用者原指参与谈话双方及与谈话内容有关的其他人在此仅指交际对象。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交际对象的年龄、知识层次、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选择语言时要顺应这些因素,作出恰当的选择。比如,我们选择称呼语会根据对话对象的年龄、身份、职业、性别等条件认定,见到农民称“老乡”;见到工人称“师傅”;对干部知识分子、战士等称“同志”;对年纪比自己稍大者称“大哥、大姐”;对较年幼的称“小弟、小妹、小朋友”。这些都是说话者顺应交际对象而选择的称呼语。再比如,小王从副科长一下提拔为处长,科长老李随即改变称呼,一口一个王处长,小王对老李说:“老科长,你是老前辈,以后还是叫我小王吧,这样叫着也顺口。”寥寥数语,顿时缩短了二人之间的距离,称呼的语言策略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

(二)对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交世界包括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在言语交际中,语言选择应顺应不同的社交场合、社会环境、交际原则和准则。社交场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在正式场合下,应该用正式语体,礼貌级别比较高,词语的选择比较讲究;相反,在非正式场合下,应该用随便语体,礼貌级别比较低;如果忽视应对此所作的顺应,就会导致语用失误。同样,社会环境也制约着语言的选择。在言语交际中,说话者应顺应不同的社会环境,选择正确的语言,否则,就会导致失误的产生。语言使用者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交际原则和准则的制约,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说话者要顺应这些原则、准则,作出适当的选择,而且如果是跨文化交际,还应注意不同文化之间交际原则的差异,并对此作出顺应,选用正确的词语、正确的表达方式。比如,李大明的妻子和李大明在一个公司上班,并且是李大明的上司,她对于李大明的称呼就会根据社交场合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在家里她想叫李大明帮她做事情,她会这样:“明明,把盐递给我”;如果跟同学在一起玩耍,她会这样叫:“大明,你跟我一起唱歌吧”;而如果在公司上班,她给李大明分配任务,她会说:“李大明,请你把这个企划在这周完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说话的场合不同,称呼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社会环境和交际场合制约着语言的选择。

(三)对社会文化的顺应

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关系密不可分。人们的言语表现形式总是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语言系统内部的诸要素无一不与社会文化因素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刑福义(1990)也认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点的

文化风貌;就如管道或轨道,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方面、某一层次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些都说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得以体现;语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西方文化对人本质的不同界定形成了不同的自我理念模式,即西方文化为“独立型”,中国文化为“互赖型”。独立型与互赖型的自我理念模式体现在实际行为中,前者注重个体的内在特质和独立性、独立地位等,多采用平等和直接的方式,如西方人喜欢被人不分长幼亲疏地直呼其名;后者则注重个体的外在性质如地位、人际关系、所属群体等,遵循群体身份所规范的准则,倾向于采用迂曲间接的方式进行交际,如汉语中十分讲究的称呼语形式,尤其是复杂的亲属称呼语,既可用于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也可以用于与己无血缘关系的人身上,这也是受到周礼“天下为家”的思想影响。比如,王小芳在街上碰到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女性差一点摔倒,她赶紧跑上去抓住她“老奶奶,小心!”。随后在街上又碰到在她学校工作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外教Mary,她冲Mary打招呼:“Hello,Ma―ry,nice to meet you。”为什么王小芳会这样称呼她们呢?因为她在称呼他们时顺应了各自的社会文化。“礼”在中国人的言行中占据了很大的分量,礼貌待人、谦和让人是传统习惯。对有官衔的人称职务,对长辈在称呼语前加“老”“世”等字,如“老奶奶”,“老太太”,“老(太)爷”,“老先生”,“世翁”等。“老”代表经验,阅历丰富,尊老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而西方国家则不同,年轻人富有竞争力,年纪大遭嫌弃,所以,“老”在称谓中是忌讳的词。如一位中国留学生初到美国,当他对房东太太称呼“Grandma”时,就被对方明确回绝,她宁愿留学生直呼其名。

(四)对心理世界的顺应

心理世界包括交际者个性、情绪、愿望、意图等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在言语交际中,应时刻顺应交际对象的心理世界,选择正确的话题,正确的表达方式,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古华所写的《芙蓉镇》里有这样一段:

“都怪我!都怪我!满庚哥……”胡玉音眼泪婆娑……

“玉音,你莫哭,我心里好痛……”黎满庚高高大大一条汉子,不能哭,部队里锻炼出来的人,刀子扎着都不能哭。

“满庚哥,我认了你做哥哥好吗?你就认了我做妹妹,既然我们没有缘分……”

“满庚哥,好哥哥,亲哥哥,……”过了一会儿,玉音伏在满庚肩上哭……

“玉音妹妹,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们虽是隔了一条河,可还是在一个镇子上住……”

黎满庚在和胡玉音在对话开始时,以名字相称,不带有很多的情感因素。当玉音责怪自己,并且开始“呜呜”地哭起来的时候,黎满庚深深被胡玉音楚楚可怜的样子打动了,怎能忍心批评她,怜香惜玉之情顿然而生;当玉音称他为“好哥哥”、“亲哥哥”时,黎满庚情绪起了极大的变化,男子汉的凛然正气,对玉音的爱慕之心突然问爆发,随后即以“玉音妹妹”相称。在这一段对话中,黎满庚对胡玉音称呼的转变也是顺应了双方各自的心理世界。

社交语言论文篇7

论文摘要:本文对西方交际方式与中国传统教学方式进行了比较,旨在探讨如何把这两种方式有效地结合起来,并找到一种在外语教学课堂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教授第二语言。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外语教学的目标也随之转变为在实际的环境中训练学生们的英语交际能力。教育部新近出台的一份关于现代学习理论的纲要指出,外语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学生语言交际的能力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因为学生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发掘自身潜力。一旦旧的语言教学标准被取代,困扰学生多年的“哑巴英语”也会随之消失。

1.回顾中国的传统教学方法

众所周知,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孔子时期,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教育的基础。孔子的溉言仍旧引导着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毫无疑问长期的儒家教学方式影响了中国人的教与学,并且形成了现在中国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数代中国人独特的学习方式和习惯,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他们学习英语的方式。

笔者曾经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100个在校大学生)做过一个调查问卷,测试他们对英语的五种能力重要性的认识,结果展示在下表中。

结果是大部分学生认为在英语学习阶段阅读是最重要的,而对于训练学生交际能力最重要的口语和听力能力,学生们却认为他们不那么重要。

2.对西方交际法的观察

语言学理论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70年代形成高潮的社会语言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和功能主义语言学家韩礼德的功能语言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以及威多森的语言交际观。交际法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悬表达意义的系统,其基本功能是社会交际,语言学不应仅仅研究语言的形式,更要关注语言要完成的社会功能以及语言在人们社会交往中受到的制约因素,因此,第二语言教学的目的不仅是让学习者掌握语言规则、能正确地运用语言,更要掌握语言的使用规则,得体地运用语言。

交际法在西方的发展己经几十年了。它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教育方法。尽管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交际法的模式,但一些语言学家,如Riehards和Rodgers,都认为交际法起源于语言就是交流这一理论,而它的目标也是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交际法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课堂教学更加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教师。老师不仅仅是老师,学生也不仅仅是学生,他们都是学习的管理者。

3.中国的外语教学迫切需要交际法的应用

交际法博采众长.从当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中获取营养,受到诸如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变体研究直到中介语理论的影响。交际法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最富有生命力的外语教学法流派,对我国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语言教学旨在发展学生的综合理解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和译。课堂上英语教学的过程就应该是教师和学生互相交流的过程。语言教学和交际能力是互相影响,互相相依的。由于这个原因,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满足现代教育的需要。在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影响下,当中国学生遇到英语为母语的人时,他们只能简单的回应‘`Yes”或“No",或简单的词组。一些学生甚至不能适应教师用英语教学。如果教师不用汉语,他们甚至会感到沮丧。似乎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低估了教师,学生和课本的能力。

4.交际法在中国外语课教学上的应用

首先,来看本土语言环境的运用。教师如果想完善一个班级体,就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兴趣、需要和文化。语言学家们强调,课程的每一个方面都应所有学生本土文化的所有要素。交际法就是要把重点更多地放在相互理解上,而不是简单,枯燥的句型练习上。经常在语境中使用时用英语可以使学生意识到语言的多样性,意识到尽管英语不是母语,他们也可以有效地运用它。可以训练学生用英语来讨论他们的想法,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其次,让我们讨论围绕课本展开的活动。英语作为一门课程,主要向年轻的一代传输了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不同种类的知识及一些价值观。因此,在讲授课程时,知识和能力起了冲突。因为知识是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讲授的,而能力则要求更多地灵活性。所以,在课堂教学中加人交际法也是很重要的,是学生不仅仅局限在课本的学习上。

社交语言论文篇8

Inthepresentstudyitsattentionhasbeenconcentrateduponthefollowingaspects,whichareconsideredessentialincognitivepragmatics:thecognitivebasisofpragmatics,pragmaticmodularit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andtheinterrelatednessbetweencognitiveandsocialfactors.Firstly,ittracesthecognitivebasisbacktothesemioticstudyinthe1930sfollowingtheevolutionofpragmatics,sincethecognitive-pragmaticperspectiveoriginatesinthephilosophyoflanguage(Marmaridou2000).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pragmaticsandsomecognitivedisciplinesisexploredsoastoaccountforthefactthatitisofnecessitytodopragmaticsfromthecognitiveperspective,andbylookingintotheessenceoftheeffectsofsigns,effectsofspeechacts,andcognitiveeffects,wecanfindsomecongruityamongthem.Thefocusisthenputonthediscussionofmodularityandpragmaticmodule.ThenotionofmodulehasbeeninfluentiallyexplicatedinFodor(1983),inwhichinputsystemsareclaimedtobemodularsincetheypossesscertainproperties.Whetherapragmaticsystemismodulararisesasafocusinthelatediscussion.Sincepragmaticsisnottheextensionofgrammar,itisunlikelythatthereexistsapragmaticcodeandpragmaticsisnotasinglemoduleeither.Thirdl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areanalyzedindetail.Inunderstandingutterancesthehearerlooksnotjustforanarbitraryinterpretationbutfortheoneintendedbythespeaker,howprocessingeffortiscostforachievingcognitiveeffects,inlinewithcommunicativepurposes,isconcentratedinthediscussion,inwhichrelevancetheoryisreferredtofortheaccountofinferentialunderstanding.Fourthly,howtoreconcilethesocialfactorswiththecognitiveaccountofcommunicationandthenecessityoftheirintegrationaretoucheduponsincecommunicationisaparadigmcaseofsocialinteractionandthetheoryofcommunicationisthatofthemostubiquitoussocialphenomenon.Besides,insideandattheendofthepresentstudysomerelevantquestionsareputforwardforfurtherdiscussion.

Keywords:cognitivepragmatics,modularit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socialfactors

Correspondence:ResearchCenterforLinguistics&AppliedLinguistics

语用问题的认知研究是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与趋势,但什么是认知语用学?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理论框架,但这些都不能否认该研究的存在与谈论的必要性。语用模块、认知语境、语用照应与推理等都是语用学讨论中出现的新兴课题,作为对认知语用学的系列研究之一,本文作者首先简要地探讨了语用学的历史渊源和认知基础,因为语用认知研究的出现并非偶然,同时语用学与认知科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接着主要讨论了信息处理的语用模块论,是否存在语用模块,这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本文指出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另外,语用理解与推理也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于是作者重点分析了认知语用观和社交语用观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与排斥。最后本文提出了有关的几个问题,与读者同思索。

关键词:认知语用学,模块论,理解与推理,社交因素

1.语用学的认知基础

认知语用学(cognitivepragmatics)这一术语正式出现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越来越关注语言使用中的认知问题,其中很多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属于认知语用学(Kasher1988:xiii),其实认知语用研究早在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很多学者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出发,将语用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并认为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交际理论又是一种认知理论(Sperber&Wilson1995;Marmaridou2000)。那么什么是认知语用学?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认同的定义,但这并不能否认认知语用研究的存在,比如指示结构、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的交际意义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认知心理努力之后’所产生的意义,它们都离不开类似推理这样的信息处理过程,而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所以,有学者认为认知语用学是一门超符号学,“把这种符号和交际意图之间的、在历时过程中逐渐趋向固定化的关系看成‘超符号’关系,研究这种超符号关系的学科就是认知语用学”(熊学亮1999:1),这样的认识自然有其道理,但其概括显得过于简单,未触及认知语用学的本质。

Blakemore(1992),Green(1989/1996),Grice(1975,1989),Kempson(1988),Sperber&Wilson(1986/1995)等学者认为,语用学存在认知基础,对超句子层面信息处理的经验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话语分析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趋势:一种强调研究话语构建的社交因素,比如Leech(1983),Stubbs(1983)等,另一种强调探讨话语构建的认知因素,比如Chafe(1987),Prideaux(1993)等。在方法论、目的以及主要趋势等方面都具有心理语言学的特征,尤其关注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具体条件下如何进行语言理解和生成。

我们知道,普通语用学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符号学研究,人们在探讨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是都离不开这一时期的符号学研究背景。那么,早期的符号学研究是否也隐含了语用学的认知基础呢?值得再回首。综述后我们发现,以Peirce和Morris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中已经涉及符号的认知心理问题。比如,前者提出了语言符号指代事物的心理表征和心智概念,他强调符号的心理表征或心理处理;后者提出了有关解释者的行为概念。Morris(1938)在符号学理论中指出,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或理解者)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一定行为范围之内或一定语境条件下的符号运用及其产生的效果。可见,Morris试图将Peirce的思想具体化,强调符号的使用者和使用符号的语境,他注意到了语言使用中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在符号学理论中,在对语用学进行解释时他将语言使用者当成解释者或理解者。这一结果很可能与Peirce提出的语言符号所指事物与该事物在大脑中的心理表征有关。这样,将语言使用者视为解释者或理解者就等于说强调了语言使用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强调语言的理解而非生成。也就是说,Morris的定义隐含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们对语言符号的感知和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客观、一致的,而只能是根据社交和心理因素进行解释,而且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此外,将语言使用者视为解释者还隐含了人类交际的互动性,因为语言使用涉及说话人和听话人,而且他们的角色在交际中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语言使用不仅取决于符号的生成,以实现说话人的意图,而且还取决于对那些符号的理解,这样才能实现该意图。由此可见,语言符号的恰当与否和它们同说话人的意图之间的关联性都可能对主观理解形成一定的制约。

难怪Marmaridou(2000)认为,在众多研究中两种主要趋势主宰着整个语用学领域:一是来自于英美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另一个主要趋势是以语言、交际和认知等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哲学语用学是对逻辑实证论的哲学思想作出的一种反应,认为语用学是对语义学的补充。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根据单词、句子同客观世界中事物之间的联系去研究它们的意义,就是语义学,而语用学则研究说话人的话语,其中主要是说话人利用话语希望传递的意义。以上从哲学出发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二分法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使用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学者在探讨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时往往忽略了它的认知基础,将哲学基础和认知基础分离开来,这势必会对我们的研究方法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还认为,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Searle等人对该理论的发展、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等都涉及交际中的隐含信息和语用推理,它们促成了语用学研究的“认知转向”(cognitiveturn)。此外,Verschueren(1999)在提出顺应论的同时指出,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但这种行为本身同认知、社会、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可见我们在探讨语用现象时不能回避这些因素的介入与干扰,否则难以从根本上说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选择与顺应问题,这也需要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话语生成和理解等的机制。故有本文的散论。

2.语用模块论

2.1语用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主要关系

近年来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除了认知语言学以外,还出现了认知语法、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认知人类学等,其中认知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近年来国外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GeorgeLakoff,RonLangacker和LenTalmy等,总的来说认知语言学就是对作为组织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信息等工具的语言的研究。Geeraerts,Caron,Coulson等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家指出,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都是以语用学为取向的一种语言学(Nuyts1993,参见Verschuerenetal1995)。从方法论上讲,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方法,因为它是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式;从理论上讲,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理论,因为在语言分析中它强调语言的功能,具体就是将语言现象与其不同功能系统地联系起来。总之,认知心理学等认知科学可以向语用学提供一定的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参照,语言使用无疑是人类信息处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就信息处理来说,语用现象的系统研究也可以为认知科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要真正探讨语境对话语理解的制约,语用研究就应该同认知研究结合起来,但二者的研究重点不同。语用学家关注的是,合作性互动行为的普遍特征对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会产生什么影响;而认知学家则试图探讨,从语言中我们能够了解合作性互动行为什么样的普遍特征。如果将以上不同角度的研究结合起来,其结果将有助于形成和制约一定语境条件下的语言理论。从以上可见语用学研究和认知科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互补关系。

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说,使用符号或语言就是为了做某事,实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这就是‘符号效果’(effectsofsigns),在Austin(1962)的言语行为中符号的效果就表现为一种‘言语行为效果’(effectsofspeechacts)。不过,它们与关联理论语用学(Sperber&Wilson1986/1995)的‘认知效果’(cognitiveeffects)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共性,它们都是一种交际效果。所以,我们认为语用学和认知科学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

2.2模块

在心理语言学中,对信息处理存在两种普通的观点:(1)模块论,认为语言处理是由不同的独立模块完成的,其中不同模块负责语言理解的不同方面;(2)整体观或互动观,认为语言处理是涉及各种不同知识的一个综合过程,或者是不同知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模块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思想(Kasher1991a):(1)大脑如同计算机程序,具有处理符号的能力;(2)大脑处理的符号具有形式特征;(3)大脑的处理机制要对这些形式进行推算;(4)大脑中存在一些各自独立的器官,它们分别同某一领域的命题内容相联系,而且在推算过程中会利用这些命题内容,这种联系是天生固有的或习得的结果;(5)除了以上器官以外,大脑中还包括心智机制,比如记忆;(6)大脑中还存在认知模块(cognitivemodules),这些模块具有特定的管辖范围,它们是一些天生的、基本的认知单位,可以独自进行推算;(7)输入系统是一个认知模块系统,是独立的信息系统,也就是说与各种信息不发生直接的联系;(8)除了认知模块以外,大脑中还存在没有特定管辖范围、与其他信息相联系的认知系统,即Fodor(1983)所称为的“中枢系统”。中枢系统的作用是调节各种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与各种信息发生直接联系。

Fodor将大脑中的系统分成输入系统和中枢系统,前者包括视觉、听觉、语言等系统以及其它感觉系统,它们是模块系统,具有范围的独特性、信息的自闭性和遗传性等特征;后者所起得作用就是将来自各种输入系统、记忆等信息综合起来,并进行推理。语言是其中的一个自动输入系统,即模块,那么人们的大脑就是由一些独立的、互不联系的自闭式模块组成。中枢系统就是对输入系统(比如语言)所提供的概念表征进行比较、综合、储存,并再生新的概念表征,作为一种输出信息,也就是说它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推算或推理作用。那么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就无法对信息处理中的信念或语用事实等进行限定。因此,Fodor最后指出,大脑中枢系统是经不起研究检验的。然而,以Sperber和Wilson等为代表的学者对Fodor的结论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的目的就是研究中枢思维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话语理解与推理。

在对语用模块回答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语用和模块。语用能力是否可以通过一个独立的模块具体表现出来。有人认为(Kasher1991a,1991b),右半脑和左半脑是两个彼此间互不联系的独立信息单位,在正常情况下左半脑专门负责处理语言语法或句法,而右半脑一方面主管语言使用的语用问题,另一方面还负责语法和认知过程的结合。如果右半脑控制某一言语行为的语用方面,左半脑控制句法问题,涉及句子的运用,那么,在一定语境条件下人们是如何恰当地生成某一言语行为的?要使左半脑生成恰当的话语(即对句子的合适运用),就必须获知恰当的语境条件。然而,如果语用受右半脑控制的话,那么语境信息的恰当性也自然受它控制。这样,左半脑要恰当使用句子或生成合适的话语,就需要从右半脑中提取语用信息。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左右半脑中的信息应该是共享的,如果我们将它们切分成彼此独立的信息单位,那么对人们是如何恰当地生成言语行为,就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语用能力具体表现在右大脑或右大脑模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正好说明是否存在语用模块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是否存在语用模块。如果认为存在语用模块,就等于说语用具有自主性(autonomy)。语用知识具体表现在语用模块中,语法知识的运用同语用知识的运用是密切联系的,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语言运用(比如讲话)都涉及语用知识,那么在负责语言使用(主要是讲话)的左半脑中一定的语用模块就会起作用,这就是左半脑假设中的模块语用论。

模块语用学(modularpragmatics)就是将有关认知和语言的模块论运用于语用学研究。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据彼此之间相对独立的认知系统去描写和解释人们使用自然语言的能力,反过来这又是对人类心智(mind)进行认知研究的一部分。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能力是一种知识系统而不是行事的能力,它受一系列原则的制约,该系统所起的作用就是体现这些原则的一种表征与处理机制,该处理机制本身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要从认知的角度对能力进行描述和解释,该认知理论应该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1)能力的管辖范围是什么?(2)能力是由知识体系构成的,那么制约该体系的原则是什么?(3)体现和应用这些原则的操作体系是什么?(4)制约能力的原则及其处理机制在神经方面的具体表现是什么?(5)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能力是如何产生、发展或习得的?如果语用系统具有独立的管辖范围、理论原则、信息处理、神经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独立的习得过程,那么语用系统就具有模块性。

2.3语用不是模块

模块(module)系统,而且有各自的特性。就语言中的语法系统来说,它是否是一个自主的模块系统,对这一点,形式语言学则更多地认为它是一个自主的形式表现系统。然而,人们自然会提出是否存在“语用模块”(pragmaticmodule)这样的问题,并根据对语言使用的了解进行回答。根据前面Fodor的观点,输入系统是模块系统,因为它们是一些独特的范畴、彼此独立的信息单位,如果模块具有Fodor所列举的特征,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语用模块。

语用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块。以Fodor(1983)为代表的学者指出,语言系统是一个模块系统,由各种实施不同功能的模块组成。我们熟悉的语法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是连接句子的语音和语义的一种代码,如果语用问题也是一个模块系统的话,就等于说存在一种语用代码(pragmaticcode),也即承认在言语交际中类似语法的语用代码能够帮助人们获取说话人希望通过话语传递的交际信息。以上观点等于说,语用问题是语法的延伸。此外,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还认为,交际必须涉及语码。Wilson和Sperber(1991)对这样的语用模块论进行了反驳(冉永平2000),比如(1)语用过程是一个高度依赖语境的信息处理过程;(2)语用模块论不能对话语理解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3)在有的情况下,说话人无须使用语言代码也能实现交际。就言语交际而言,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不是通过话语的字面意义明确编码的,听话人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也不能仅仅根据句法分析直接获取,理解是一个非展示性的(non-demonstrative)推理过程,语用理解如同所有的理解过程一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形成假设与验证假设。这是一种信息处理的认知论。它们都直接涉及一定的语境信息,而不是各自为阵的信息独立单位,相反,语法处理则受到严格的局限,语法处理不受听话人的非语言观的影响。对以上三种语用现象的解释,言语交际中出现的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施为句、会话含意、互动性言谈等同语境因素密切联系的语用现象,模块论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形式语用学家则认为语用是一个模块问题,并可以对有限的语料作过一些简单分析。

对是否存在语用模块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比如,Sinclair(1995)曾指出,语用知识不可能是纯语言知识,也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张的模块化知识。不过,Sperber(1996)却认为,中枢思维过程一般具有一定的模块性,因为众多的概念模块可以对它进行解释。比如人们大脑中有关“cat”的概念模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语言等模块,接收和处理有关“cat”的信息,当中枢思维系统获取了有关“cat”的新信息的同时,它可能会把它们传递给更具概括性的“ANIMAL”这一概念模块。当某一概念模块仅仅根据其中的概念实施推理时,概念中的结构信息就会被从一个模块传递到另一个模块,直到所有的模块都得到处理,这样最后取得的效果就是将所有的相关模块综合起来。不过,至今Sperber的这一思想是否等同于Fodor的模块论还不是很清楚,有待继续探讨(Carston,1997)。

可见,模块语用观与非模块语用观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对交际的认识是不相同的。非模块论认为,交际中话语的理解有可能失败,因为理解需要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行推测,其中需要形成假设,然而所形成的假设也可能是错的,也即不是说话人所期待的,这正好体现了语用学的非模块特征。但模块式的解码则不同,可以获取与语言结构直接联系的信息。虽然每一种语用现象,比如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施为句、会话含意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而且受制于一定的理论原则,但它们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模块,有的语用现象涉及心理处理,而心理处理也不是孤立的,需要联系其他信息。

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话语是一种明示刺激,它为理解提供显性表征或依据。首先话语是明示或显现的,说话人将它们说出来就是公开要求听话人加以注意,并利用各种信息加以处理,同时话语还会产生一种最佳关联期待。因此,话语理解结果是一种认知效果,并为之付出了努力。根据关联理论的交际原则,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包括话语等言语交际)都应该设想它具有最佳关联性,也就是说在人们付出认知努力之后会产生一定的认知效果。这适宜于包括话语等在内的所有明示刺激。其次,话语的确离不开代码这一语言系统,它的作用就是对听话人的推理与加工进行引导和制约,代码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显性信息,但是仅仅依靠解码往往不能获取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意义。比如,“今天不想看书”,在不同的条件下它隐含不同的交际信息,可以表示“我累了”、“我想去广州逛一逛商店”或“我想玩电脑游戏”等等。听话人往往要通过消除歧义、确定指称关系、推导含意等语用认知加工,才能对它进行正确理解。这样,话语理解涉及的语用认知处理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张的模块过程。语用处理的非模块化特征是关联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Wilson和Sperber(1991)指出,不存在为了某一特定目的的语用原则、准则、策略或规则,语用涉及语法、逻辑和记忆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将某一系统称为模块,就等于说存在一种代码,如果语用是一个模块的话,也就承认语用代码的存在。此外,模块和代码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Carston,1997)。所以,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

3.语用理解

在讨论语用理解之前,我们首先简要关注以下问题:认知语用学关注的是语言知识系统还是行为系统?如果关注的是能力的话,语用能力是否属于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如果关注的是行为能力系统的话,那么它是一种语言行为?在Chomsky(1980)看来,语用能力是人们大脑中有关语言的一种心智状态,也即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他进一步区分了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前者指有关形式和意义的语言知识,后者则表示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知识以及如何使用语法和概念结构去实现一定的目的,这样似乎存在一种实施语用知识的语用行为机制,这一问题值得探讨。根据乔氏的观点,语言能力是一种自动的、内在模块系统。在人们的大脑中,除了感觉系统和语法原则以外,还有诸如算术、音乐、道德、假设构想等能力系统,其中还包括语用能力。应该说,Chomsky和Fodor对模块能力系统的看法是不同的(此处恕不论及Chomsky的模块论),Fodor更强调大脑中知识系统的实际运用或处理系统。

Gazdar(1979)认为,语用能力是语法能力的延伸。那么,语用理解是否必须依赖语法分析呢?显然不能进行类推。此外,Kasher(1991a,1991b)等也认为,语用能力是有关语言的知识体系,即属于语言能力系统,“语用能力独立于交际而存在”(Kasher1991a:135)。那么,这一观点显然不同于关联理论有关明示-推理交际的基本主张,Carston(1999)等学者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离开交际,语用能力变成了无本之源。相反,Sperber和Wilson等认为,语用能力不是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语言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涉及语言刺激本身,还涉及实现意向交际的各种明示刺激,信息处理一般需要进行非展示性推理,所以语用是一种行为,但它又不等于语言行为或语言能力。当然,不管是Chomsky的观点,还是Sperber和Wilson的认识,都不是我们判断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语言行为和语用行为的唯一标准。

在Chomsky看来,语用能力是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一种语言知识,“它对语言使用产生制约,也即制约语句和使用语句的语境条件的恰当关系”(Kasher,1991b:385)。Kasher继承了Fodor的模块论思想,认为某些语用知识具有模块性,也即是语言模块中的次模块,而另外一些语用知识属于非模块化的中枢系统,并受认知行为的一般原则的制约。他进一步将语用知识具体分为以下五种:(1)核心语用知识(corepragmatics):有关断言、提问、命令、请求等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即语言模块中的一个次模块。(2)扩展核心语用知识(amplifiedcorepragmatics):有关推卸、祝贺、允诺等非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3)互动言谈语用知识(talk-in-interactionpragmatics):有关话轮、语列、修正等会话行为知识,这是一个独立的模块。(4)中枢语用知识(centralpragmatics):有关一般认知原则和一般知识运用方面的知识,比如会话含意的产生、间接性、语体风格和礼貌等,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5)接口语用知识(interfacepragmatics):将来自语言模块和来自感知等其他系统的信息综合起来的知识,比如确定指称结构的所指对象。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不过,Kasher本人并未对以上语用知识之间的联系加以说明,也即没有对模块与非模块之间的链结与协调加以阐释。

语言使用就是一种语言运用,那么语用学就是一种有关语言使用的理论,属于语言运用范畴。这样,语用不仅是一种语言运用的行为,而且语用原则对各种形式的人类交际具有引导作用。人类天生就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可以对与认知系统等有关的语言或非语言信息输入进行处理,话语理解中的推理是语言解码之后的信息处理阶段,通过推理去识别说话人的意图,这是关联理论语用学思想的基本主张。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它与Chomsky早期提出的“先天假说”(innatenesshypothesis)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

哈贝马斯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构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并认为理解是交往活动的本质,达成理解的目标就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属于相互理解,共同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体间相互依存(盛晓明2000)。可见,理解这一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它仅仅是一种趋同。从最狭义的角度来看,理解表示两个主体以相同的方式去理解一个语言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它还表示交往过程中两个参与者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的共识,并且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可见,交往总是以理解为目的,理解可视为说话人言语行为的归宿。

我们知道,Grice提出会话含意理论以后将语用学的重心转向了话语理解。不管是Grice的含意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人类(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交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达意图和识别意图。要获知交际意图,需要一定的认知推理机制,比如假设或含意,区别说话人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的差异,会话含意理论就是一种类似的认知机制。含意不取决于句子的命题内容,而依赖一定的语境条件,推理是获取隐含意义的主要方式,它就是根据语言手段或非语言语境去获取有关话语内容的逻辑结论。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但信息处理过程中,形成假设和验证假设所依靠的是什么,同时语境因素是何时介入的?Grice语用理论并未涉及。

当然每次听话人所获取的理解并不总是说话人所期待的正确信息,比如根据关联理论,关联原则不能保证交际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它不是人们可以遵守或违背的一条准则,而且由于存在不同的认知语境假设,话语最后所取得的认知语境效果肯定就不一样。同样,在对含意的推理中,Grice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何才能保证推理结果的正确性和一致性。就话语理解来说,语用学需要回答以下两个主要问题(Blakemore1992,1995):(1)为什么听话人认为说话人不可能希望人们无限地扩大语境假设去获取更多的含意?(2)为什么听话人认为第一个恰当的解释就是说话人所期待的理解?根据关联理论,以上两个问题就等于说,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信息加以注意?那是因为人们注意的是关联信息,而关联则是根据语境效果和信息处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去衡量的(Sperber&Wilson1986/1995)。

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Carston(1999)认为,语用学的任务就是对该过程中的推理以及引导和制约该过程的原则进行解释。显然这是一种认知语用观,其最终的语用目的就是对人们的话语理解能力进行解释,尤其是推理能力,人们是如何将语言解码作为理解中的输入信息进行推理的。在Carston等学者看来,认知语用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探讨会话含意是如何产生的,比如话语“今天太累啦”,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如下信息:

a.咱们回家吧。

b.该睡觉了。

c.你洗一下碗吧。

d.今天不看书了。

我们不难想象以上含意产生的不同语境条件,可见同一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不同的信息,都是听话人语用推理的结果,它们显然不是语言形式直接编码的信息,必须依赖语境条件。同时,在话语理解时听话人是如何识别说话人所期待的语境,或者说在对话语进行加工处理时听话人是如何从认知系统中选择恰当的语境假设,这是语用学理论的最基本任务。

要实现以上任务,就必须获取恰当的语境信息,以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以‘关联’为取向的认知语用学就要对这种能力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认知语用学应该参照的两条中心原则就是认知原则和关联原则。然而,根据Verschueren(1999)的看法,理解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选择过程,也是以认知为基础的顺应过程,不过Verschueren并没有指出如何在语境条件下去寻找具体的顺应目标。

为了讨论的方便,下面我们仍借助关联理论,进行分析,当然它并不是阐释话语理解的唯一参照标准。根据代码模式(也称信息模式),人类交际行为是一个对交际内容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这是传统的交际观。它认为,言语交际关注的完全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使用的代码,语法是其中的一种代码,具有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的特点,因此话语理解的主要任务就是语言解码,成功交际就是一个信息复制过程,即编码信息等同于解码信息,但话语理解时的语用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仅仅是信息处理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很多交际可以不涉及语言代码,比如当A下班回家走到楼下时,看到了妻子停放的自行车,于是就推断出她今天提前下班了,这是一种不需要代码的交际和推理,但推理的基础是明示输入刺激,但这种刺激可以是语言(如话语),也可以是非语言,如此例中的自行车。在Sperber和Wilson看来,话语理解是一种认知行为,该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认知效果,但同时又要求人们要有效地分派有限的注意力和推理资源,也就是说人类认知往往力求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这是关联理论的基本思想。当然关联理论也没有标记出最少的认知付出和最大的认知效果的量化标准或实际的可操作性步骤,这正好说明了话语理解具有个性化特征,以往的有关理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在话语理解中,对任何新信息的处理都需听话人付出一定的努力,包括注意力、记忆搜索以及推理等(可统称为‘认知努力’或‘认知付出’),以获取话语的语境效果或认知效果,努力程度与信息的关联程度呈反比关系。在具体情况下,话语的长短、词项的使用频率等较多因素都影响认知努力,比如“condiments”就可能比“saltandpepper”让人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此外,更重要的是,语境假设的可及性也是获取说话人所期待的认知效果所必须的。

语境信息的认知处理和推理结论的形成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推理就是从一系列用作前提的命题内容获取逻辑结论。到目前为止,指示现象、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都离不开推理,它们的交际意义都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认知努力之后所产生的意义。比如,指示现象与语境信息密切联系,不能根据真值条件去分析它们的指示信息,有必要进行认知处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Rubba(1996)和Ariel(1998)认为,指示结构不可能总是用来直接表示话语环境中的某一指称对象,它们存在认知可及性(cognitiveaccessibility);Marmaridou(2000)也提出,除社交意义以外,我们还应该从认知意义方面去解释指示结构。又如,前提是与语言结构和语境因素密切联系的一种推理关系,Fillmore(1985),Lakoff(1987)等从认知语义学的理论框架对前提进行过研究,Marmaridou也对前提的认知结构及其在理解和使用某一语言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辨析,并认为从认知的角度更能够说明前提在交际中的特征与作用。再如,也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对言语行为这一常见语用现象进行分析,根据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识别说话人话语的言语行为种类并不是理解话语的先决条件,话语的言语行为‘语力’(speechactforce)不是表面上传递的信息,而是特定语境条件下人们理解的结果,例如,“It’llraintomorrow”,在一定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一种预测,然而Sperber和Wilson则认为,该话语传递的是一种说话人无法控制的有关未来事件的假设;此外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所起的作用是一种认知向导或制约,例如,“Ipredictthatit’llraintomorrow”中的“Ipredictthat…”能够准确引导听话人将传递的内容理解为一种预测,也就是说施为动词制约了听话人对嵌入内容的正确推理,因为说话人的任务就是引导听话人识别自己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听话人会利用说话人的话语作为一种向导,去推导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根据这样的思想,语言编码意义仅仅是该向导的一个方面。此外,会话含意更是一种语用推理的结果,涉及心理努力和认知加工,因为交际本身需要付出认知努力和社交努力,才可能实现多重的互动目标。因此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又是一种认知理论。

4.认知与社交因素

就宏观而言,从社交和认知两方面出发是长期以来人们探索人类交际的主要视角。将交际视为一种社交现象,主要关注话语产生和理解的各种社会、文化等社交制约因素。在Saussure看来,语言(langue)是一种潜在的社交事实,而言语(parole)则是一种实际产生的社交事实,可见他主要是从社交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交际的。很早以前,Chomsky就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前者是人们大脑中存在的一种有关语言的知识,属于认知范畴;而语言行为是语言知识的具体运用,是语言能力的体现,是一种社交现象。可见,Saussure只注意到了语言的社交属性,而Chomsky同时还强调了语言的认知属性。我们知道,语用现象很容易让人们将它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联系起来,而忽略该现象的认知基础或认知理据。那么,就语言交际来说,如何将社交与认知二者结合起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

在对语言交际的研究中,除了形式与功能之分以外,社交和认知是比较明显的两大主流。比如,根据Grice(1975)的思想,交际是一种社交契约(socialcontract),存在人们必须遵守的一定规则,如合作原则中的各条准则。然而,Sperber和Wilson(1986/1995),Blakemore(1992)等则从认知的角度出发,主要参照关联理论,探讨人们如何对某一行为进行推理,大脑中发生了什么;Verschueren(1999)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可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语用现象和语用理解,才出现了诸如认知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等。

在Fodor(1983)看来,人类发展过程中大脑中出现的知识不是认知问题,而是模块问题,这是一种心智论(mentalism)。他认为,认知过程是在思维中枢中出现的,所以他对语用理论一直坚持一种悲观的看法,因为语用处理是一种很难理解的中枢思维活动。因此,根据Fodor的观点,认知语用理论是不可能的。然而,以Sperber,Wilson,Blakemore为代表的学者则成功地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语用问题(Morales2001),他们坚持认为,交际中的理解过程必须受到一定的认知制约,所以他们的观点不同于Grice和Levinson等的社交语用观。其实Sperber,Wilson,Blakemore等并没有忽略影响交际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相反他们一直强调将这些因素和认知结合起来。在这些学者看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construct),既包括传统的语境内容,还增加了信息处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假设,说话人通过显现的明示刺激(即话语)去引导听话人激活话语理解所需要的社交文化等百科信息,形成各种语境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将认知和社交因素分离开来。不过,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和认知的界面在哪儿?它们是在何处实现交叉的,或者说实现二者兼容的基础是什么?类似问题至今仍不明朗。此外,社交文化信息是否构成人类思维机制(mentalmechanism)的一部分?话语是否是引导该信息进入理解过程的唯一明示刺激?我们认为,要弄清楚语用理解的本质就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Leech&Thomas(1988)认为,是发展交际的认知理论还是交际的社交理论,是语用学面临选择的一个交叉路口。Sarangi和Slembrouck(1992)也指出,认知理论应该与交际的社交观结合起来,否则不可能提出交际的认知理论,因为语言运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进行的,该语境就是社交语境。因此,离开社交语境就不可能构建有关交际的认知理论,也就是说社交语境因素应该同认知结合起来才能对交际进行合理的解释。人们是如何获取意义的,以及制约意义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条件是什么,它们是语用学应该回答的首要问题。以上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将宏观社交语境和话语或语篇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

从认知还是从社交语用的角度对意义的研究是不同的,它们关注语用意义的不同方面。认知语用研究关注信息的心理处理过程,即以演绎为基础的推理,这对语用意义的理解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在对有关意义问题的研究中,人们普遍使用了意义的心理学理论框架,包括心理表征论(比如Johnson-Laird1983)、心理模块论(比如Fodor1983)等。这些理论关心的都是人们大脑中影响语言理解的认知机制及其推导特征。然而,它们却忽略了影响语言理解的社交或社会因素。因此,这些理论没有对话语中社交意义的认知基础作出解释,只认为社会文化知识是一种需要通过心理表征的信息,以便大脑对它进行处理。这显然把社交意义视为一种语言以外的东西。

虽然社交语用学承认语言使用中认知因素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分析中却对此加以排斥,因为在社交语用研究看来,认知是生物问题,是一种共性,因而与语言使用的社交条件没有任何联系(Kress1979)。后来,Sarangi和Slembrouck(1992)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并指出,语用学必须从研究人们如何获取意义发展到研究制约意义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条件。此外,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linguistics)研究中也有学者关注过社会与认知问题,比如Duranti(1986)指出,应该通过每个人的、具有社交互动性的心理过程去解释使用中的言语,他强调语言的社交或社会制约,以及根据该制约进行的认知语用处理。总之,Marmaridou(2000)等学者希望结合语言使用的社会/社交因素和认知两方面,去探讨语用意义,他曾探讨过语言使用,并着力调查语用意义的认知和社交因素。如果语言以认知为基础、是在社会中发展的,那么认知结构以及社会现实的概念化必须体现语言使用的特征,这将有助于社交意义的产生、维护或变化。基于以上假设,人们就是直接根据内在的认知结构对社交意义进行解释的,而不是根据外在形式和结构的内在心理表征进行的。这样,认知结构随着人们同客观环境和社交环境的不断接触而发展变化,认知结构也具有顺应性,促使社交意义的产生而不是决定社交意义。

认知语用学不应该怀疑语言的社交与社会属性,不过有学者认为它不是语言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而是社会学等应该讨论的问题。同样,社交语用学也不怀疑心理表征和认知结构,并承认它们的存在与特征,但认为它们与社交语用学的研究目的不相关。这样,认知语用学和社交语用学形成了各自为阵的局面,从而使我们对语言交际的理解与认识受到严重制约。那么,基于以上情况,是否可以建立一种明晰的语用分析的社交-认知理论框架,既可以解释语言使用的社交基础,也可以说明语言使用的认知结构。Marmaridou(2000)认为这是可行的,但目前除了关联理论以外,还缺乏更具说服力的成功尝试。

虽然语用学出现了以上不同的研究重心,但它们都承认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双方会对语言这个符号系统进行控制,以表达和理解话语或语篇等表面意义以外的意义与意图。在这样的情况下,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被认为是表现说话人意义的主要方式。语言哲学对它们已经进行过大量讨论与分析。较为明显的是,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等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认知语用和社交语用,这两个方面影响语用学的以上其他方面。认知语用和社交语用研究都源于语言哲学(Marmaridou2000)。但不同是,认知语用观强调交际双方的心理处理能力,即通过词语和话语表面意义产生和理解意义的能力;而社交语用研究则试图探讨影响话语产生和理解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为此,前者认为,语言使用和交际者之间是一种内在关系,而在后者看来则是一种外在关系。最后,认知语用学将某一言语事件的社交因素视为一种外在信息,需要经过人们大脑的加工处理,以便恰当地理解话语;它不认为社交因素是认知结构的一部分,因而不是一种内在因素。而社交语用学则努力寻找社交结构,它们形成了产生社交意义的言语事件,同时社交语用学也不会将这样的结构视为一种内在东西。

在此我们再参考Sperber和Wilson(1986/1995)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唯一的衡定标准。根据关联理论,语用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定的语言运用原则,主要负责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形式进行扩充,使其变成包含说话人思想的命题形式。不管认为语用是语言知识的一部分还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我们都必须考虑语言使用中的语境问题,这是语用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将语用视为一种语言能力,即一种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的知识,那么就难以说明语境是如何构建的,这就等于说语境是一种百科信息,那么在话语理解中语境是如何改变的?话语本身又是如何改变或创造新的语境的?如果将语用视为一种语言行为或运用,我们又必须考虑它的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问题,因为语言运用涉及这两方面的因素。关联理论对语用学采用的是一种心智的研究方法。根据该理论,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单一的认知原则,即关联原则,去解释整个人类交际,但该理论并没忽略语言使用的社会维度。Sperber和Wilson(1997)曾指出,交际中体现最大关联的非明示手段也可以体现社交因素,比如维护或体现权力关系。Žegarac(1998)对“寒暄”(phaticcommunication)这一社交语用现象进行过关联理论的认知解释,并指出,语言的寒暄用法是一种通过建立、维持以及维护认知环境去实现一系列社交目的的手段。在另一个研究中,Žegarac(1999)探讨了明示推理交际对处理思想观念的作用,这显然是想利用认知理论框架去关注与交际有关的社会因素。

此外,Sperber和Wilson将语境定义为一种假设集合,是人们为理解话语而形成的一种有关世界的心理表征,这就意味着,语境不等于客观世界,不表示影响交际或话语理解与生成的社交结构。这样,语境就是一个心理建构体,即理解话语的一系列前提。可见,关联理论对语境的解释是一种心理学观,而不是社交观。不过,此处的“语境”这一定义具有理想化特征,是一个与话语理解有关的普遍性解释,话语理解时需要通过思维表征的形式对各种假设进行推导。即使人们对同一话语产生相同的语境假设,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区别的关键就是对各种假设的不同推导,也就是说区别在于内在的、心理过程的不同,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社交文化结构。这实际上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揭示了话语理解的差异。这里问题的关键又在于,语境假设的可及性顺序是如何确定的?那么对某一种语用现象理解结果的不同是否体现为哪一个语境假设最先得到优化处理与选择?这些是探讨人类交际过程一般的理解机制必须回答的问题。新格赖斯语用机制、关联理论、顺应理论等都是在探讨语言交际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假说,应该说它们分别为言语交际中的话语生成和理解提供了原理性解释。

5.结束语

认知语用学强调的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信息处理,即强调心理过程,并将自己明确地限定在对语用现象的认知处理,为此语言手段仅仅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一种制约因素,而互动语用学或动态语用学主要强调的是语言使用的动态特征,尤其是交际双方话语的协调性(negotiability),社交语用学强调语言使用者和使用语言的社交环境或条件,主要探讨交际双方运用语言产生、维护或改变权力关系的社交语境等;发展语用学则主要探讨小孩在母语习得过程中语用能力是如何逐渐形成和体现出来的,它和母语或二语习得研究密切联系。为此,如何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定义语用学,把语用意义中的社交文化因素看成认知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认知结构中的内在化意义,是值得认真深入探讨的课题。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尝试性研究,比如Thomas(1995)从交际的动态特征出发,将语言使用视为说话人意图和话语理解之间的一个动态过程,它受一定社交因素的制约,而Goatly(1994)强调社交语境的重要性和根据一定的认知推理原则去解释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意义建构。可见,语言使用的认知和社交因素两方面的结合存在一定的可行性。

最后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隐喻“Crimeisadisease”涉及一个社会学概念“crime”和生物学概念“disease”,再如“Themindisacomputer”仍然涉及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表征,那么在话语理解时如何将这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整合起来,是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用学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也为研究思维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此外,针对言语交际中“你吃大碗,我吃小碗”、“他吃筷子,你吃勺子”之类的普遍语用现象,不仅仅涉及汉语的‘荒谬’句法问题,对语用理解而言更是一种认知构建与解读,当我们听到一个4岁左右的小孩使用类似话语时,又可能会进一步将这种语言表现视为认知能力发展的结果。

总之,“认知科学不只是一个立场、一种见解的统一的理论,不同的认知科学有不同的见解”(徐盛桓2002:7)。虽然认知语用学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理论框架,但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语用模块、语境信息的心理处理和推理结论的形成、语用推理或语用照应的认知制约因素等等。我们认为,语用学要走向深入,必须同认知结合起来,要研究语言产生和理解的语用问题不能离开交际活动的认知基础,因为语言交际以认知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语用学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最后再提出以下问题(冉永平,2001),与读者共思索:

(1)如何将普通语用研究同语用的认知结合起来?也即如何通过普通语用现象去揭示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式?以发现语用现象的认知制约机制;

(2)如何将普通语用现象的社交、文化研究同语用的认知结构模式结合起来?也即如何从认知出发,去看语用现象的社交文化特征?以实现二者的结合;

(3)如何将传统的语境观和认知语境观结合起来?以实现对语用现象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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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语言论文篇9

    早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更具人类学意义的第一语言习得和儿童发展等方面,下面主要从情感态度和社会身份两方面阐述语言社会化在语用能力发展中的作用。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对方,然而各个社会团体所认同的能够体现社会身份的言语行为和方式却不尽相同。[8]“为了成为某个社会团体中具有社会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成员,儿童必须学会如何恰当的表达自己的感情,以及如何领会别人所表现出来的感情。”[2]178许多研究者通过观察儿童学习说话的过程和看护者对他们的指导来考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是如何传递人们的感情态度。Miller[9]发现,在南巴尔的摩地区的白人工人家庭里,开玩笑是孩子语言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它不仅有助于调节气氛,更重要的是一种被社会认同的交际技巧和个人自信的体现。Ochs[6]发现在萨摩亚村﹙SamoanVillage﹚,儿童通过观察长辈和兄长表达感情的言语行为,学会了如何表达爱、恐惧、同情和羞耻等。比如儿童最先习得的人称代词是用于表达请求或乞求的特殊的第一人称代词,因为使用这种请求方式是萨摩亚文化所认同的。Clan-cy[10]发现在日本母亲通过与孩子的语言交流,帮助他们变得更委婉,更善解人意和富有同情心。她观察了一位日本母亲和她2岁孩子之间的交流,母亲通常倾向于对孩子发出间接指令,如果孩子没有理解,她转而用直接的指令代替。通过这种方式,孩子明白了如何用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语言社会化研究的另一方面是通过语言构建社会身份﹙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

    Ochs[11]通过对比美国中产阶级,卡路里地区和萨摩亚地区孩子的语言发展历程,揭示出语言和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孩子从出生时就被当成社会和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在与父母交流时是独立的一方。父母经常使用简化的语言同婴儿交流,即使是婴儿的牙牙学语声也被父母认为是有意义的,并会得到积极的回应。这种交流模式将孩子摆在了中心地位,父母通常会创造条件适应孩子的需要,这是一种以孩子为中心的﹙child-cen-tered﹚社会文化倾向。在巴布新几内亚的卡路里地区﹙kaluli﹚,孩子从出生就被认为是无助的、脆弱的、一无所知的。母亲虽然也会呼唤婴儿的名字,但很少和他们有一对一的交流,而且母亲也不使用简化语言来适应婴儿的语言水平,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阻挡婴儿自然的语言发展过程。在婴儿和大孩子的交流中,母亲通常充当会话的控制者,替代婴儿回答。也就是说孩子从小就处于三方或多方的交流中,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应付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孩子必须要提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要求,这是以情境为中心的﹙situ-ation-centered﹚社会文化结构。在萨摩亚地区,严格的社会等级反映到孩子所处的语言环境中。当孩子需要帮助时,地位高的看护者会将指令传给地位低的看护者,继而被传给地位更低的看护者。通过日常的这种交流,孩子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结构的等级性。父母同样也不使用简化语言,因为他们认为婴儿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地位高的人不会去适应地位低的人,学会尊重和服从年长者是孩子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方面。

    二语和多语社团的语言社会化研究

    Ochs[12]曾提出了关于文化的开放性定义,她认为文化和语言都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个人在一生中可以不断改变自身的语言和社会文化知识。由此可见语用社会化并不仅限于童年时期,而是一个伴随个人成长的过程,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和人们的社会角色会经常发生变化,语用社会化过程自然也就不会停止。[13]

    随着语言社会化理论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其研究领域已经拓展到二语和多语社团中语言的发展和维护,以及公共机构﹙如学校、工作场所﹚的语言社会化研究,关注这种小环境与更大社群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家庭晚餐谈话成为跨文化语用社会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家庭晚餐是“父母与孩子共同拥有的交流活动”,[5]9这种两代人之间的交流是语言社会化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2]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晚餐交流不尽相同,孩子从中所得到的社会文化信息也不相同,尤其对于移民家庭的孩子而言,二语国家的文化和交谈方式将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比如Blum-Kulka[5]发现美国犹太家庭的孩子在餐桌上的谈话时间相对较长,涉及的话题较多,他们在交流中被看做独立的一方,有机会充当交流中的任何角色,因而获得了更多习得交际技巧的机会。这种谈话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式的人人平等和尊重个人权利的理念。谈话方式的不同将影响孩子对日常交际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自己充当的社会角色的理解。晚餐谈话中影响语用社会化的另一因素是元语用评论,比如交谈中的“话题选择,话轮转换原则,故事讲述模式,和礼貌原则”[5]12等。通过元语用评论,父母教导孩子如何进行得体的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交谈,同时父母的评论也传递出某种社会文化信息。比如在美国犹太家庭中,父母经常使用间接句式来向孩子提出请求,而犹太本土家庭父母的请求方式则更为直接,这反映了两国文化对个人空间和权利的价值取向不同。

    其次,在二语习得领域,日语中的助词和敬语作为表达感情态度的指示语被广泛研究。Ishida[14]研究发现母语为英语的日语学习者在使用敬语方面有困难。日语中存在着特殊的敬语形式﹙deferentialhonorifics﹚,使用听话人敬语﹙addresseehonorifics﹚表示对听话人的尊重,是一种礼貌的表现。然而英语是缺少敬语词缀的语言,这种差异导致了学习者的语用失误。Yoshimi[15]和Ohta[16]的研究也证明了二语学习者使用日语助词的频率和种类均少于母语者。由此可见指示语的使用受到文化背景的制约,而二语者与母语者语用的差别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

    再次,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二语学习体现出来。在二语或外语学习课堂上,教师通过课堂指令可以淡化或强调与学生之间的地位差异。Poole[17]发现在英语课堂上,教师通过使用内包人称代词﹙比如we﹚,一些动词结构﹙比如Let’s﹚或提出建议等较为委婉的方式向学生发出指令,尽量避免强调师生不平等的语言。而Falsgraf&Majors[18]发现在日语强化班上,教师的语言则直接得多,这体现了教师在课堂上的绝对权威性。由此可以看出,课堂语言和互动方式能够体现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不同,教师的言语行为受到了目标语的文化和语用规范的影响,学生也从课堂互动中学到了语用知识。这同时证明了Watson-Gegeo&Nielsen[19]关于二语课堂的观点。虽然第二语言课堂提供的语域不如外在的社会环境丰富,但从本质上讲,课堂环境仍然具有相应的社会属性。第二语言课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研究者还把目光投到了国外留学的二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从而证明了社会文化环境对语用社会化的积极影响。Matsumura[20]运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对日本交换生﹙留学加拿大﹚和日本本土学生的语用能力进行了8个月的对比研究。研究从考察学生面对地位高的人和同等地位的人提出建议的方式入手,结果表明交换生的语用能力提高大于本土学生,最终超过本土学生,而且交换生也更多了解了西方国家对社会地位的基本认识。

    工作场所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场景,外来移民通过语言交流融入到新的社会文化体系和工作环境中。Li[21]考察了中国的移民女性在美国的职业培训中心以及工作场所中学习语言并融入社会的过程。她以请求方式为切入点,发现中国女性最初在求职和面试时习惯间接委婉的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使美国人产生了误解和疑惑,也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最终她们学会了以直接大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要求。这展示了二语学习者在工作场所语用能力发展的过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不再受地域的限制,网络的虚拟空间成为人类交流,语言学习的新地区,网络语言成为网上构建共同身份和行为准则的主要手段。Cassell&Tversky[22]对麻省理工学院一个网络论坛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跟踪研究,发现论坛参与者使用的语言形式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例如大家大多使用复数人称代词“We”而不是单数形式的“I”,说明他们的集体意识通过论坛的交流得到增强。网络空间大大拓展了人们交流的范围,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学习目的语语言和语用知识的机会。

    “显性”和”隐性”语言社会化

    Ochs认为语言社会化有两种方式:“显性”和“隐性”。显性语言社会化指父母或看护者在某些具体语境中直接教授孩子礼貌规范,也就是如何“在社会化中使用语言”﹙socializationtouselan-guage﹚。[12]291比如在孩子年幼时,父母通常会让孩子模仿或重复一些礼貌用语﹙比如:快说“谢谢”!﹚或是教授他们话轮转换原则。在萨摩亚村,卡路里地区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研究中都有提到。这些元语用语言使孩子较快地掌握了礼貌规范和交流原则,从元语用语言中孩子也学到了社会关系和准则。虽然显性语言社会化更显而易见,但大部分的语言社会化过程是无形的。隐性语言社会化是指在日常交往中无形地习得社会规范,是如何在社会化中使用语言﹙socializationthroughtheuseoflan-guage﹚。[5]比如Nakamura[23]对日本两性语言作了研究,发现日本男孩子大部分通过和同伴的游戏玩耍学会了粗犷的男性语言,因为很显然母亲通常不会用这种口吻对孩子说话。因而同性伙伴的语言风格无形中影响了孩子语言的发展。另外Cook[24]对日本小学课堂上的互动模式作了研究,发现教师要求学生对同伴的表现作出及时的回应和评论。他认为这种课堂交流方式无形中教会学生成为忠实的倾听者,这是日本文化所认同和珍视的。

社交语言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语码转换,(双)多语,研究意义与方法

 

一、语码转换的研究意义

1、语码转换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民族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出现了双语或多语现象。掌握双语或多语的人被称为双语人或多语人。严学宭认为,世界上大约有二分之一的人是双语人或多语人。Wardhaugh也认为只掌握一种语言变体的情况极为罕见。双语或多语现象的研究表明,如果要更好地理解那些影响并指导我们语言行为的社会、心理及纯语言的因素,就必须联系社会语境来研究语言,并且使我们有机会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真正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在多语社会生活中,通常都面临着选何种语码最为得体的问题。人们会根据不同的交际环境选择适当的语言,必要时还进行转换,甚至混合使用两种语码。因此语码转换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2、语言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而语码转换是多语共存的必然表现,是促进语言社会和谐的重要形式和动力因素。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工具。多语言、多方言是国家宝贵的经济文化资源,多语言多方言的共存共荣是语言和谐的追求。高林波等指出,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就是在语言文字社会应用中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同时容纳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汉语方言,容纳多种民族文字和多种汉字字形,和谐共处,使得社会语言生活呈现主体化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江结宝指出(双)多语,和谐语言将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营造团结友爱的社会氛围,提供科学诚实的语言信息,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精神的文明,最终推动社会的和谐。语言和谐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之一,社会中的语言如果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失去了基石。语码转换是多语共存的必然表现,是促进语言社会和谐的重要形式和动力因素。结合语言和谐研究多语地区的语码转换,是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视角。

3、国内外关于语码转换的研究需要完善。按照社会语言学的定义,语码转换是指在双语(包括多语或多方言)社会人们在交谈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使用一种语言(或方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现象。国外的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句法学与绘画分析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竞争性的理论和模式,如Gumperz和Blom最早区别了情景语码转换和喻意型语码转换;Poplack区分了句间语码转换、句内语码转换和附加语码转换;Auer提出了与语篇相关的语码转换和与交际者相关的语码转换;Scotton提出了标记理论;Giles和Smith提出了言语顺应理论。国内的研究从视角上几乎触及西方同类研究的所有方面,其中社会语言学方向的研究成果最多,如祝畹瑾、王润经的《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1997)、高军、戴炜华的《语码转换和社会语言学因素》(2000)等等;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有综述、专题介绍评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四种类型。国外关于稳定的多语社群各语言或方言间的语码转换研究十分罕见,得出的理论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尚未可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许多研究采用的语料数量和类型还不够多,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更是稀少。而国内的研究方法比较简单,更多地采用定性的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是验证国外理论的适用性,较少进行应用性或创造性的探索;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人员较少;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领域的研究缺少与外语界的沟通;研究视角狭窄,对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研究缺乏实证性。基于国内外现有成果,选取多语地区为对象,对语码转换现象进行拓展性研究,突破参与语码转换语言类型的局限性,立足本土,丰富语料内容,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做出创造性的发现,完善语码转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4、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语码转换可看作是操双语或多语者的社会语言工具,常被视作协商人际关系的策略,起着重要的交际作用(双)多语,具有社会语用功能。本课题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Scotton的标记理论与Giles和Smith的言语顺应理论。标记理论认为语码代表着一组组权利和义务,会话是一个双方商议“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过程。语码选择既是手段又是标志。语码转换主要有两个交际目的,进行无标记选择和有标记选择。无标记选择是指在惯例语境下交际双方按预期的权利和与义务关系使用无标记语码。有标记选择指说话者转变到一种不能代表双方预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语码。有标记选择意味着改变双方预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改变双方的社会距离。言语顺应理论一方面力图解释为什么一个群体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尽力使他们说的话更像另一个群体。这就是言语会聚。这时说话者调整自己的语码,以求更接近对方使用的语码,目的是赞同或讨好谈话对象。结合实际对前人的研究理论作适当的修正和补充,这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模式是一种尝试。

二、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坚持以田野调查为主,搜集文献材料为辅。课题成员都亲自到民族杂居地区记录并在当地分析整理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等材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语码转换,强调从语言接触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中归纳民族杂居地区语言生活的规律。

2、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语言态度问卷调查、配对伪装测试、句子判断调查、个别访谈和参与者观察等方法,了解多民族杂居地区人们对所使用语言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语码转换的态度,强调深入的、微观的调查研究,围绕个案搜集、分析语言材料,以此作为语料分析的依据。

3、建立语料库,对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变量的研究。使用计量研究,包括使用人口数量、混合词数量统计、语用统计等。统计工具包括SPSS数据统计软件包等,数据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频数统计、方差分析和配对样本等,统计结果以柱状图、线状图、饼状图、交叉列表等形式体现出来,注重从共时差异分析语码转换中对构建语言和谐有利的规律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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