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发展史十篇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篇1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儒家思想；传承；影响

B222

一、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产生

孔子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改变了传统阶级统治教育的基本械，把私人讲学的主要基本教学模式传播到了国家与整个民族。所以，儒家思想在社会中慢慢地发展起来，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在那时甚至还出现了罢黜百家而独尊儒家的基本场景。从此，儒家思想将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在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得到了迅速的解决。在儒家思想中，仁政、道德礼法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这也让尊崇儒家思想的汉朝国家变得国富民强。直至西汉时期，国家也到了异常鼎盛的时期，为了对国家的繁盛进行维持与发展，则必须找寻与之匹配的思想体系来对应，所以，众多思想政治家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对于西汉制度的实施与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据首席地位。

二、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有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即它为我国封建的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社会理论以及治理国家的思想体系，同时还让我国的传统的统治阶级顺利地运用于国家的治理以及封建社会的具体统治当中去，从而使得我国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人类发展史，它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开了历史的先河，而且这也是我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将来屹立于世界中的根本保证与条件。在儒家思想中，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就是“仁爱”，此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与推动作用。“仁爱”思想是维护国家和谐安定的基本保障，同时还是加强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及人类素质提高的重要条件。“仁爱”思想不仅仅影射了人类的本性，并且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因素。封建社会的主要外壳在于封建思想，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不只体现于国家的治理中，它更体现在对于我国历史社会产生的相应伦理思想上，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出现了一定的论理观，也让国家从最初的统治阶级的基本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对于通俗的语言也加以规范起来，并规范了人类的首先意思，这种规范思想将把人类的整体思想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封建伦理观，而此观念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有着非常深远的思想影响，它也逐渐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重要核心，以此来实现社会与国家双重治疗的基本效果。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建设，比如，理想价格在现代人的价格塑造中也产生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泛爱主义”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当作生态环境保护同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的深入挖掘能将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积极精神资源诠释出来，也只有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才能让儒家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关系着儒家思想在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关系着我国社会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三、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不利影响

尽管儒家思想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发展带来了非常深远的有利影响，但是因为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烈的封建主义色彩，所以，儒家思想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也相应地伴随着一些不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统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管理价值，可是它并未强调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这是由于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郁的封建主义色彩，因此，对于科学知识的基本学习也做得不到位，而这也造就了儒家思想只重国家治理的特点。经验性是儒家思想的特性，而这一特性也会导致现实存在的逻辑性被忽略掉，同r会使理论与现实产生脱轨现象，这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阻碍作用。在儒家思想中，它主张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会有所忽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的个性发展进行打压。此外，儒家所推崇的具体思想为“统一”，这对于个人性格的发展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并禁锢整个社会的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创新机制。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国家沉浸在礼仪的风气中，而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越来越追求利益，对于相关礼节则会变得非常的繁琐，这使得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阻碍。儒家思想非常注重道德伦理，从而忽视国家法律的作用，这也将致使我国封建统治者对于社会的管理方式变得越来越单调。仅仅以道德伦理的基本教育来管理社会，这让整个国家在控制与管理中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与具体性。

四、结束语

儒家思想的地位我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具体的传承过程中获得创新，而在创新的过程中寻求发展，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相关经典的解读来展现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把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这能让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得到传承。

参考文献 ：

[1]李芳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研究[J].前沿，2013，10：55-56.

[2]赵小平.浅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6：89-90.

[3]杨明霞，董玮.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J].商，2016，06：134.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篇2

关键词：司马迁；儒道思想；思想

在学术界，关于司马迁思想体系有两种说法。部分人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以儒学为主，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道家思想在司马迁思想体系中更为重要。通过学界的多方研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将道儒两家思想进行了融合与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一、司马迁与儒家思想

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与根源。《史记》中，司马迁对孔子学说的重视非常明显，不仅应用独特的孔子思想理解方式，更将孔子设为世家之列，详细记述了孔子的思想变迁与身世背景，言辞之间不乏赞赏之意。相比之下，我国古代其他思想家均未被司马迁以如此大的篇幅展开描述记载，可见司马迁对孔子思想的赞叹与认可。在《史记》正文中，司马迁不仅将孔子称为“至圣贤人”，更称自己“心向往之”，可见其对孔子的尊崇。在司马迁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对其的影响多见于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方面。在进行任务是非功过的叙述中，司马迁多次采纳孔子对该人物的评判，并将其引用至《史记》正文中。

然而，对于儒家思想中的部分叙述，司马迁也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对于孔子的著作《春秋》，司马迁就给出了“忌讳之辞”的评价，并批评了孔子的公正性与客观性。不仅如此，《史记》中曾出现的“愚儒”、“腐儒”、“小人之儒”等特定词语，也表现了司马迁对于儒家的批判与不满。

二、司马迁与道家思想

据史学家考证，司马迁之父对道家思想一直保持赞许态度，这也影响了司马迁对道家思想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道家思想也不乏赞许之意，曾对道家思想做出“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制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高度评价，多次明确反对汉武帝“多欲”的思想，并赞赏道家所提倡的“无为”之论。

同时，司马迁在叙述汉文帝、汉景帝、吕后等历史人物时，多次赞赏其执政期间所采用的“无为而治”等道家治国策略。尽管吕后的残暴恶毒令人发指，司马迁仍旧对其采用的黄老思想做出“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天下安然”的评语，可见其对道家思想的拥趸。在司马迁看来，汉文帝采用道家思想体系中所提倡的“无为而治”，从而开启经济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更成为汉朝首个经济发展大高潮。在《孝文本纪》与《孝景本纪》中，司马迁多次明确表示道家思想对治国的贡献，道家思想对司马迁思想体系的影响可见一斑。

与儒家思想相同，司马迁对道家思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批判态度。司马迁认为，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小国寡民理念无助于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必将封闭隔绝经济互通与人文交流。司马迁认为，物质生产进步是社会与历史不断前进的动力，道家思想中部分论述有违历史发展规律。如，老子更加向往理想的王国，他认为，可以将五味、五音、五色等影响人的外物去掉，对于此，司马迁持不同的态度，他认为，如果按照老子的理论，社会必然会变得封闭、隔绝，影响着经济的正常发展，这种思想是无法实现的。此外，司马迁也提出，人对于物质的追求属于人之常情，“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物质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而清心寡欲、小国寡民则是涂民耳目，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笔者认为，司马迁的这种思想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三、结语

由于司马迁早年经历，对于“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司马迁一直有自己的抱负与期许。然而，在人生后半段，司马迁遭遇了悲惨的“宫刑”这导致其对于君王统治有着独特而犀利的见解，逐渐将思想体系向道家倾斜，在《史记》中对道家思想有着很高的评价，也更向往道家思想中所倡导的生活景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中结合了道儒两家的精髓思想，但同时也提出了对两家思想的批判与改良。通过对《史记》的分析可以得出，司马迁并没有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承袭任何一家的思想体系，而是有所选择的吸收道儒两家思想体制中的精髓部分，并对糟粕部分进行批判。在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论述评判中也可以看出其公正不阿的辩证主义思维方式，兼收并蓄、不偏不倚，不以成败论英雄，拒绝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客观真实的记叙历史，跳脱出道儒两家激烈斗争、互相辩论的复杂历史背景，展现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与思想家的长远目光。

参考文献：

[1]李初红，欧阳江琳.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优人取舍之探因[J].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 2015（02） .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篇3

关键词：中国法律；儒家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5月9日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开始阶段（两汉时期）。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道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2、深入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到曹魏后期，人们已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已被人并提。

3、完成阶段（隋唐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唐律无论结构、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引礼入法”开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根源

中国法律儒家化之所以由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以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各学派对于如何治国、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治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儒家思想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墨家的思想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他们还要求“赏当贤、罚当报，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的《老子》坚持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则更宣扬了一种法律虚无主义。这诸子百家唯有坚持以法为本，奉法令为岩性准则、严明赏罚的法家以“法、势、术”结合，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帝国。但遗憾的是，法家的严刑峻法难以长久地、合理地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有了长期的历史实践，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之子百家的学说，我们很难找出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一种学说都难以始终维持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难以单独依靠先秦的儒家思想。如史家所言，汉武帝乃至中国历代许多君主所实行的策略可称为“外儒内法”。所谓中国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的思想固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达成二者的统一，从思想根源上将“宇宙观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工具。

三、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法律的特征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律与西方宗教影响下的法律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礼法思想融合。儒家的礼法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融礼于法、融法于礼，因此，很多时候法律和礼是很难区分或者说相互融合的，但是法律于礼在本质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起码来说法律应该普遍是强制性的、成文的、规范的，而礼则应该是任意性的、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但是，儒家的礼法思想将二者进行融合，也就导致法律在形式上很难不受礼的不成文、不完全规范性的影响。

2、突出重刑轻民。如前所述，礼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不管是上到皇帝、大臣、百官，还是下到普通的民众，都严格遵守着封建的礼教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违反礼的行为为法律所严格禁止，导致很多本应属于民法、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最后也落入刑法的管制范围内，因此有“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尚书·康诰》）的说法，最终形成重刑轻民的特点。

3、礼法界限模糊。儒家将法引入政治学说中，并未将法与礼完全并列或对立，更未将法律规范置于道德规范之前，而是以法作为礼的补充，建立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事实上，那个时代的人恐怕都很难分清哪是道德礼教，哪是法律规范，更多的时候，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便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同时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律的行为也都被认为是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法律与道德礼教的界限非常模糊。

四、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逐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必须严肃、公正和无私，不管是谁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和宪法规定相悖的现象：违法行为、犯罪事实相同，由于违法者身份的不同，在惩治上就大不相同。

2、“无讼”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所以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就不免渗入到传统法律思想之中，其中“无讼”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无讼”思想与今天的“以德治国”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另外，儒家倡导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社会纠纷，也有其合理之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它也否定了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必要性。从司法制度上讲，诉讼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但儒家的无讼思想将许多纠纷排除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外，这就为人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会使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约。

3、“仁政”思想的影响。自从传统法律儒家化之后，“仁政”思想也随之走进了历史舞台。“仁政”思想里就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拿来借鉴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儒家思想中关于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孝梯”、“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遵循，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孝敬长辈、尊重他人、重承诺、守信义等美德都将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否的标准。

4、“人治”理念的影响。儒家化的法律形成了“人冶”的理念。儒家主张“为政在人”，这就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所实行的是君主一人之治，以一人代替上天治理国家。然而，人治往往具有很多弊端，最终也是人亡政熄。中国儒家化法律所确立的人治观念对当今推行依法治国仍然还有很大的破坏力。另外，儒家化的法律维护形成了中国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中国的伦理道德在儒家的提倡中逐渐形成，并经过政治上升到法律予以贯彻实施，法律推动和促进了伦理道德的形成，并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封建伦理道德秩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为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法律的形成，为后世法律的演变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法系。同时，对我们今天推进法治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五、结语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是全方位的又是深层次的，体现在法律方面，便是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自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将中国法律史推向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

从上面一系列的分析中可见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选择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历史选择的过程不是随便完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充满着历史必然性的选择。我们应该从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这一历史选择过程中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利用这一规律去指导我们探索历史上的其他各种问题，从而更好地从历史中获得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教训。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凯.论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9.10.6.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篇4

关键词：元代；儒家思想；传播途径；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94-02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直是我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那么在元代这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儒家思想又是居于何种地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元代的地位

元代是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有属于本民族自己信仰和文化。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使用武力和战争来获得统治疆土，巩固统治，这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蒙古族经过几十年战争，最终获取了庞大的统治疆域，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元代。但到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统治者窝阔台决定倡导儒家思想，兴国学，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及文化。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自元代实现大一统后，蒙古族就入主中原，走上了与中原居民融合之路。忽必烈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向新统治地区的前臣和四方文人雅士寻问治国经世的道理。而广大中原地区的儒臣名士也常常向元世祖讲述中原各朝代封建王朝建设、兴衰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经常向其讲述“三纲五常”以及“孔圣治国之道”。忽必烈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相对以往，蒙古族统治者更喜欢以“向天地求签”的封建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而从忽必烈开始，则逐渐放弃了这一愚昧方法。忽必烈在进行相关政治活动时，每临重要大事，往往会听取儒家学者的意见，进而采取正确的处理思路和办法，并非问计于巫师。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信任。同时结合大量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忽必烈并非完全的宗教信徒，而是以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形象展现在历史政治舞台。

忽必烈凡遇到重大国事，一般会向中原地区的儒家学者寻求意见。儒士们因此对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希望忽必烈成为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推动者”。而在元代历史上，由忽必烈亲手创建的“金莲川幕府”也确实网罗了大批知名儒家学者，这一批儒士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大一统国家，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原地区经济复苏方面，儒家学说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忽必烈认识到儒家文化对其管理中原、经营国家事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才与高层政治实现了深度融合，并得以广泛传播，为元代大一统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础。

忽必烈之后，元代统治者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让儒家学者有了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参与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元代统治中将中原人群和南宋地区人士都规划为三四等人种，但依旧给予儒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尤其是英宗和文宗更是极度推崇儒家文化，弘扬儒家学说，为儒家文化发展传播奠定了广泛基础。

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治安定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迅猛，这为元代文化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效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加深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特别是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融合。随着交往融合速度加快，各民族之间受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加深。元代统治者为稳固自身统治，极力推崇理论化的“三纲五常”，并希望借助这些儒家思想，维护自身统治秩序。而儒家学者为有效维护自身利益，提升个人地位，则极力宣扬儒家学说，这就使得元代政治统治与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儒家学者之间实现了某种默契。大多数儒家经典著作都被翻译为蒙古文著作，程朱理学也再次被界定为国学，这为儒家文化在元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基础。

二、元朝文化政策中关于儒家文化的政策分析

任何一种文化想要实现广泛传播，就必须获得认可，同时文化政策对其发展也会产生深刻影响。文化政策中积极有利的部分能够有效推动儒家文化的发展，而一旦文化政策对其不利，那么这一文化发展就会面临障碍，因此必须深入了解元朝关于儒家文化的相关政策。

（一）元朝文化环境比较宽松

由于元朝是由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其统治者汉化程度和儒家文化掌握程度并不高。忽必烈之前，各位蒙古大汗甚至都不识汉文，同时也不讲究中原地区的封建道德和君王统治之权术。因此在文化方面，多不公开干预，由其自由发展。这一宽松的文化环境，为元代文化快速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元世祖公开减免儒士的徭役，网罗天下儒士人才为政府服务。给儒士较好的待遇，使其能够安心参与社会建设。正是元朝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成份，加上当时文化由草原文化向农业文化发展，元代逐渐构建起属于自身的独立文化结构。整体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儒家文化迅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二）对儒家文化采取优待并非单独尊儒

之前封建统治者对儒家文化都持以独尊的态度，这与儒家文化推崇君力的天赋性以及君臣纲常有关，很多统治者都将其看作良好的统治工具。元代并非如此，由于统治者缺乏必要的儒家理论基础，对汉文化不了解，加上其民族自身就有相应的信仰，因此儒家文化的地位并不高。实际上，元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儒家思想当作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文化而加以优待。由元代历史可以看出，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历程。开始注重其实用性，后来才认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一项极为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能够维护自身政治统治。

忽必烈统治期间，开始重视儒家学者，然而与前朝所不同的是，元朝统治者并不是真正了解孔孟思想，他们更看重的是儒家学说的功利性以及对维护统治的独特作用。因此，对儒家学者只是给予优待和荣誉，但多任的是闲职，可以说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可仅仅停留在很有限的方面。元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强调“庙学合一，重祭祀而轻教学”，更看重儒学祭祀仪式。在元朝中后期儒学出现了过分重视祭祀的问题，在祭祀方面投入大量花费，从而使得儒学教育发展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由于过分重视祭祀活动，忽视了教学质量，这就影响了正常的儒家教学活动。

学而优则仕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动力，因为通过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实现政治抱负，因此很多人都愿意学习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而在元朝前期，科学制度被废止，加上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传统及狭隘的本位主义影响，以及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抵触心理，使科学制度被冷落，而儒家学者也不受尊重。元仁宗继位后，主张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笼络人才，并恢复了科举制度。就元朝科举选士状况来看，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和范围都始终不如之前朝代，其地位也不如其他宗教理论那样受重视，科举取士也不比前朝。

三、元朝儒家思想的传播途径分析

任何文化思想，想要实现有效传播，始终离不开几种常见途径：教育、学校、祭祀、社会交流等。

（一）统治者任用部分儒家学者

儒家思想是一种文化，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然而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国家，由于受其文化特点及信仰因素等的影响，对儒家思想并不十分重视，这就使的儒家思想传播并非像以往朝代顺利。可以说统治阶级的认可是某一文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前提。元朝统治者自忽必烈起开始选用儒家学者，并且向他们咨询相关治国之策，这就为儒家思想传播推广提供了重要渠道。

（二）兴办儒学等国学机构

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得到传播，相应的教学机构或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元朝也兴办了一些学校，学习儒学，这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民族众多，为有达到良好的效果，元朝统治者制定了切合可行的教育政策，通过教学活动，使儒学得到推广。

（三）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影响根深蒂固

思想传播的最佳途径仍是自发传播。儒家文化在宋朝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已经成熟，并被社会广泛认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儒家思想传播有了现实保障。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影响让人们对其传播有着天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政治传播与教育传播深度融合

儒家思想的传播，离不开政策推动与有效教学活动，只有与政治权力有效结合，才能为儒家教学发展提供必要空间。相关教材编制和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深度传播、迅猛传播提供必要载体和渠道，从而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创建的大一统帝国，在其领土扩张、国家创建过程中，更多依赖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儒家文化并未在国家创建过程中发挥太大作用。而元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儒家思想提供了统治之道，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但和以往封建王朝相比，元朝统治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汉化知识，加上蒙古族自身影响，儒家思想并未获得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黄秀琴.我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J].山东教育，2012，（6）：145-149.

〔2〕龚明达.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J].教学科研，2012，（8）：25-29.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篇5

年份考点题型试题分布2014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唐代“三教合一”潮流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早期的西学东渐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汉字的起源演变选择题山东卷文综第13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2题，海南卷历史第1题，上海卷历史第12题，北京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2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Ⅱ卷文综第25题，江苏卷历史第1题，海南卷历史第2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4题，上海卷历史第5题材料解析题安徽卷文综第37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5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6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全国大纲卷文综第17题材料解析题山东卷文综第38题选择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选择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5题，江苏卷历史第3题，北京卷文综第13、15题材料解析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40题选择题上海卷历史第11题选择题北京卷文综第12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1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全国大纲卷文综第13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北京卷文综第15题选择题广东卷文综第12题2015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儒家思想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选择题山东卷文综第13题，安徽卷文综第12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1题，海南卷历史第1题选择题全国Ⅱ卷文综第24题材料解析题全国Ⅰ卷文综第40题，全国Ⅱ卷文综第40题，上海卷历史第40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4题选择题海南卷历史第5题，北京卷文综第15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山东卷文综第38题，江苏卷历史第21题，广东卷文综第38题选择题福建卷文综第17题材料解析题安徽卷文综第36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4题2015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早期的西学东渐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汉字的起源演变选择题浙江卷文综第17题选择题上海卷历史第10题选择题江苏卷历史第3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2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福建卷文综第16题材料解析题海南卷历史第26题选择题广东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北京卷文综第37题从2014年高考以来，全国新课标Ⅰ卷加大了对必修3的考查力度，与必修1、必修2可以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从上表统计可知，必修3中古代中国思想、科技与文艺是近两年高考的高频考点，尤其是古代中国思想和科技。考查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老子与孔子、百家争鸣、汉代儒学、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等）、古代中国科技（四大发明、早期西学东渐、中西科技对比等）、古代中国文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汉字的起源、演变等。题型既有选择题，也有材料解析题。

根据考纲及高考命题趋势，对2016年高考预测如下：提供新材料，设置新情景，考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发展演变、阶段特征、与其他学说的关系、与西方同期思想的对比；古代中国科技的辉煌成就、中西科技对比；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形式、时代特征、演变特征；中西文化特征的对比等。

【金题点睛】

示例1（2015年海南卷历史第1题）先秦诸子百家既相互辩难，也相互影响。儒家与法家主张的共通之处是

A.重农抑商B.强调制度与秩序

C.厚古薄今D.重视道德与人伦

【答案】B

【解析】重农抑商由法家提出，A项错误；法家倡导法治，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儒家注重贵贱有序的等级秩序，B项正确；厚古薄今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主张，C项错误；重视道德与人伦是儒家的主张，D项错误。

变式练习（2015年四川卷文综历史第1题）战国中后期，思想领域出现融合倾向。下列选项最能反映这一倾向的是

A.克己复礼B.礼法兼用

C.民贵君轻D.选贤举能

【答案】B

【解析】“克己复礼”是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主张，A项错误；“礼法兼用”是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提出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将儒家与法家的观点相融合，B项正确；“民贵君轻”是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思想主张，C项错误；“选贤举能”是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提出的思想主张，D项错误。

示例2（2015年上海卷历史第10题）在一张地图上，出现了“欧逻巴”“亚细亚”“地中海”“大西洋”“尼罗河”等汉字地名，“大地是球形的”这一观念被引入了中国。这张地图的绘制者是

A.沈括B.马可・波罗

C.利玛窦D.徐光启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早期的西学东渐。材料中这些地理名词是明清时期由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参加编绘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传播西方一些地理观念，C项正确。

变式练习（2014年上海卷历史第11题）为了完成图1“中外文化交流”时间轴，在“？”处应填上

图1A.日本派出遣唐使

B.严复所译《天演论》发表

C.火药传入阿拉伯地区

D.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

【答案】D

【解析】从图中时间轴可以看出，“？”处应处于明朝时期。日本派出遣唐使是在唐朝，A项错误；严复所译《天演论》发表于1897年，B项错误；火药传入阿拉伯地区是在13世纪，C项错误；明后期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D项正确。

示例3（2015年江苏卷历史第3题）景帝时，司马相如的赋没有引起天子注意。武帝时，“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成帝时，奏御者千有余篇。由此，对赋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A.契合时代的文化需求

B.为统治者“润色鸿业”

C.宣扬道家的无为思想

D.为阅读者“铺陈气势”

【答案】C

【解析】西汉司马相如是汉赋的代表人物，汉赋辞藻华丽，手法夸张，表现出大一统时代恢宏的文化气度，A项正确，不符合题意；武帝时，“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表明汉赋为统治者服务，B项正确，不符合题意；武帝时，已改变无为为积极有为，C项错误，符合题意；赋多用铺陈叙事的手法，D项正确，不符合题意。

变式练习（2014年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据此可知，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作赋

A.重视吸取西汉败亡的教训

B.旨在批判当时的奢靡世风

C.创作形式与《诗经》一致

D.注意克服文辞铺张的弊病

【答案】B

【解析】司马迁、司马相如均为西汉人，其生前西汉未败亡，A项错误；据材料，司马相如的赋“其要归引之节俭”，且“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联系《诗经》中对社会黑暗腐败的批判，可推知他们都提倡节俭，反对奢靡，B项正确；赋形式铺排华丽，散文韵文并用，而《诗经》以四言为主，较为平实，C项错误；据材料“相如虽多虚辞滥说”，可知司马相如未克服文辞铺张的弊病，D项错误。

【重点破解】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一）演变历程

1.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创立与发展

（1）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和“礼”的学说，创立儒学。

（2）战国时期，孟子将孔子的政治主张发展为“仁政”，提出“民贵君轻”，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治国应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儒学影响力扩大，成为蔚然大宗。

2.汉代儒学成为正统

（1）以儒家思想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思想及法家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

（2）新增“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大一统”等内容。

（3）汉代对儒学的改造，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确立了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

3.宋明儒学发展为理学

派别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代表程颢、程颐

（发展理学）朱熹（理学

集大成者）陆九渊

（开创心学）王阳明（心学

集大成者）不

同

点哲学

思想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位明初取得统治地位未取得统治地位对“理”的解释“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先有理后有物理之源在于天理，天理就是三纲五常“心即是理”，“心”是万物的本原“心外无物”“心即是理也”方法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去体会、贯通“理”（向外）“理”就在自己心中，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向内）相

同

点地位都属于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内容都继承了孔孟“仁”“礼”的思想，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理”是儒家伦理道德本质都以儒家伦理道德纲常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自然欲求影响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有利于维护专制统治；重视个人主观意志力量，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4.明清对传统儒学批判继承

（1）李贽及其思想：他自称“异端”，力图冲破传统儒学的束缚，有强烈的追求个性和发展经济的要求。

（2）明末清初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主张：①政治上，反对封建君主专制。②经济上，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③思想上，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

（二）诸子百家中相反的观点

（1）在治国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反对严刑峻法；而法家主张法治，强调严刑峻法。

（2）在人性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而荀子主张“性本恶”。

（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主张“制天命”；而庄子主张“顺自然”。

（4）在人生态度上，儒家强调社会责任；而道家主张逍遥的人生态度，强调超脱。

（三）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地位及原因

历程地位原因春秋战国创立和发展时期儒家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冷落“仁政”“德治”等主张虽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但在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年代，其主张不适应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秦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压制秦统一后，儒家依旧遵循旧的主张，非议郡县制，站在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能为统治者服务汉代儒学改造时期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等新内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适应了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宋明儒学转型和成熟时期儒家思想正统地位更加稳固儒学更加理论化、体系化和思辨化，逐渐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儒家思想发生了转型，理学产生并发展到心学，更加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明清之际批判继承时期正统地位受到冲击，但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封建统治腐朽（四）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不同

比较项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欧洲的启蒙思想背景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缓慢发展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较大发展政治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压制封建专制阻碍思想程朱理学、八股取士束缚和限制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性质本质上仍属于封建思想的范畴属于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主张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提倡“人民为主”。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政治上：提出三权分立、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社会蓝图。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思想上：反对君主专制，提倡自由平等地位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成为17―18世纪欧洲的主流思想作用是儒学的新发展，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推动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

1.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

（1）先进性：四大发明、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2）广泛性：在数学、天文、历法、冶炼、造纸、印刷、造船、航海、建筑、医药学、农学、水利工程、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方面都有重大成就。

（3）实用性：生产的需要推动科技发明，科技发明又服务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等。

（4）经验性：古代中国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记载和总结或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记录。

（5）封闭性：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科学技术难以推广，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具有很大的封闭性。

2.古代中国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1）中国确立了封建制度，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国家在科技发明中起了相当重要的组织和支持作用。

（2）统一是历史的主流，社会相对稳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3）国内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了古代文化，并能不断吸取外来先进文化提高自己。

（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科学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

（6）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推动了科技发展。

（7）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造等。

3.16―18世纪中国传统科技没能发展为近代科学的原因

（1）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但封建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对科技的发展提出迫切要求。

（2）明清统治者仍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严格限制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压制手工业发展，不利于科技成果的产生、推广和应用。

（3）明清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禁锢了思想，窒息了学术氛围，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4）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中国封建统治者又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

总之，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使中国没能产生与欧洲相似的近代科学。

三、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

1.如何分析某个朝代文学艺术繁荣的原因

（1）经济因素：分析当时的经济是否繁荣。

（2）政治因素：分析当时的社会是否安定或者相对安定；分析国家是否统一，政治是否开明；分析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分析各民族间和中外之间是否存在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因素等。

2.宋元文化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1）特征：①科技上，宋元时期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广泛使用的时期，更是外传西方的重要时期。②思想上，理学出现，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③文学上，宋元时期，词、曲相继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扩大。④书画艺术上，风俗画盛行，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代宫廷画盛行；强调以景写意、抒发作者个人内心情感的文人画产生。

（2）影响因素：

政治中央集权的加强宋元时期，理学兴起，并逐步成为官方哲学，适应了中央集权政治发展的需要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不同宋朝知识分子地位较高，促进了宋朝文化的全面繁荣；元朝知识分子地位较低，促进了元曲的形成与繁荣国家的分裂和统一宋朝国家分裂，两宋文学家多忧世之作，影响了两宋诗、词的创作风格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队伍的扩大科技印刷术的发展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个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图2形象地反映了

图2A.君主专制的演化B.商品经济的发展

C.儒家思想的发展D.传统科技的兴衰

2.文学艺术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习俗的反映。下列文学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西周时期社会环境、世态人情的是

A图3B图4C图5D图63.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士人政府”形成的思想条件主要是

A.法家思想的确立

B.黄老之学被推崇

C.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D.程朱理学的盛行

4.《春秋繁露》载：“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表明董仲舒

A.强调君主专制的合法性

B.以天命强化儒家的德治理论

C.推动儒家思想的神秘化

D.提出以暴力废除暴君的革命理论

5.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这一变化的出现是由于

A.儒学正统地位不断受佛道冲击

B.为了发展和完善儒家思想的需要

C.唐朝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广泛

D.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6.“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关于人生追求，我们也许会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上述词句依次运用的文学形式分别是

A.楚辞、汉赋、唐诗

B.楚辞、宋词、唐诗

C.唐诗、宋词、楚辞

D.唐诗、宋词、元曲

7.李约瑟在《中华文明科学史》中说道：“中国之所以未能发展出现代的科技，问题不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推论思维），而在于中国传统上以儒士大夫为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文化……”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儒家思想重人伦不重实用是导致中国现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B.缺乏逻辑推论思维是导致中国未能发展出现代科技的主要原因

C.思想文化专制禁锢中国文人的思想导致中国现代科技未能形成

D.科举、四民观念等使中国人轻视科技进而造成现代科技的落后

8.图7《一团和气》粗看似一笑面弥勒佛盘腿而坐，细看却是三人合一：左为一道冠老者，右为一方巾儒士，二人各执经卷一端，团膝相接，相对微笑；弥勒佛手搭两人肩上，借用道者与儒士的五官，合成一张正面像。它体现了古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对这一思潮表述正确的是

图7A.隋唐时期初露端倪

B.推动了宋代儒学新体系的诞生

C.“三教合归佛”为其核心内容

D.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9.图8和图9分别是北宋“理学五子”籍贯分布图和明末清初儒学家籍贯分布图。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图8图9A.西学东渐的影响

B.文化中心的南移

C.经济重心的转移

D.政治中心的东迁

10.宋明理学家倡导的“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齐家”而“平天下”的功能论，均反映出理学家

A.注重研究自然科学

B.以天下为己任

C.注重研究人文科学

D.关心社会进步

11.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评论道：“夫专制之威至明而极，故专制之至明而显。梨洲（黄宗羲）责民之古义，不啻向专制天下之制度作正面之攻击。使黄氏生当清季，其为一热烈之民权主义者，殆属可能。然而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洲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一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萧公权在此认为黄宗羲

A.具有近代民权主义思想

B.没有超越传统儒家思想的范畴

C.彻底否定君主专制政体

D.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12.清史专家黄爱平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在天地翻覆的磨难中，中国传统学术（儒家思想）完成了由宋明时期的思辨哲学向清代传统经学的转变。”对该材料解读最准确的是

A.政治环境的变化影响学术思想的发展

B.明清儒家力图恢复先秦的儒家学说

C.明清儒学比较全面地指出理学的弊端

D.清代传统经学利于近代民主思想产生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2个小题，其中第13小题28分，第14小题24分，共52分）

13.（28分）历史叙述、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是历史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

图10材料二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世人习而不察，辄怪乎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清]钱大昕（1728―1804年）《潜研堂文集》

（1）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参照图10并结合所学知识，叙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20分）

（2）“将零散而混乱的过去信息整理成有条理的历史知识是历史解释的基本任务；探讨因果是历史解释的重要形式。”根据对历史解释的认识，结合所学知识，解释材料二中作者的观点。（8分）

14.（2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二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三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四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艺术方面……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

――[日]汉学家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学兴起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思想特征。（8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作者关于宋代科技发展的观点，并说明理由。（8分）

（3）根据材料三、四，分别概括宋朝市民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8分）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

1.C【解析】本题考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演变的总体特征。由曲线图在战国、汉朝、宋明时期出现的波峰和在秦朝、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出现的波谷，可以判断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曲线。C项正确。

2.B【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文学。《诗经》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内容丰富，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B项正确；《离骚》和《庄子》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A、C两项错误；《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西周时期社会环境、世态人情”，D项错误。

3.C【解析】本题考查汉代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由材料中“从武帝以后”和“崇尚文治的政府”，可知“士人政府”形成的思想条件主要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C项正确；法家思想的确立是在战国时期，黄老之学被推崇是在西汉初年，程朱理学的盛行是在宋元明清时期，A、B、D三项错误。

4.B【解析】本题考查董仲舒的新儒学。依据材料中的“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可以看出董仲舒将儒家的德治上升到天命的高度，督促统治者实行德治，B项正确。

5.C【解析】从隋朝“三教合归儒”到唐朝三教并行，体现了唐代统治者的开明开放，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得到重视和广泛传播得益于唐朝与中亚、南亚（印度）等地思想文化的广泛交流，C项正确。

6.B【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文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出自战国时期屈原的《离骚》，属于楚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宋代柳永的《蝶恋花》，属于宋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唐代诗人李白《行路难・其一》，属于唐诗。B项正确。

7.D【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科技。A项中的重人伦不重实用不符合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B项说法和材料意思相反；C项中的思想文化专制材料中没有体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科举制度下的思想，四民观念是“士农工商”，士排第一位，D项正确。

8.B【解析】题中的图画反映了“三教合一”，即儒、释（佛）、道三教合一，这一思想在南北朝时开始出现，在隋唐时期已经有较大发展，A项错误；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道教思想而发展了儒学，C项错误；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开始形成于汉武帝时期，D项错误；B项符合宋明理学的实际情况，正确。

9.C【解析】明清进步思潮与西方学说无关，A项错误；文化中心的南移是现象而不是根源，B项错误；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在传统经济之外出现了新经济因素，思想方面的新变化反映了经济方面的新变化，C项正确；政治中心东迁与思想方面的变化没有关系，D项错误。

10.B【解析】无论是“存心”或者“存理”，其灭欲的目的都是要将思想认识统一到“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也即维护社会秩序而言的；“格物”或“格心”是手段，其落脚点还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理”；“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齐家”而“平天下”的功能论都以整个社会为个人努力的目标，B项正确。

11.B【解析】根据材料，可知黄宗羲虽然反对封建君主制，但“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一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说明其思想没有超越传统儒家思想的范畴，B项正确。

12.A【解析】材料中“中国传统学术（儒家思想）完成了由宋明时期的思辨哲学向清代传统经学的转变”是指理学向“经世致用”思想转变，而这种转变与明末清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有关，A项正确。

二、非选择题

13.（28分）（1）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各种思想流派提出治国济世的主张，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是重要思想流派之一。（4分）

汉武帝即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4分）

魏晋隋唐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4分）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形成，它在吸收佛道学说的基础上深化儒学，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4分）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批判继承儒学思想，以个性解放为核心，批判宋明理学，倡导求实精神，开创思想活跃新局面。（4分）

（2）示例：明中后期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市民文化兴起，传统伦理道德出现危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影响了社会各阶层，比儒、释、道影响更大。小说宣传一种与儒、释、道不同的价值观，儒、释、道劝人为善，利于社会秩序，小说导人以恶，破坏社会风气，有悖于传统主流。（8分）

14.（24分）（1）原因：通经致用，讲求义理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4分）

特征：把儒家的忠、孝、节、义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形成一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存天理，灭人欲”。（4分）

（2）观点：宋代是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高峰。（2分）

理由：活字印刷术发明；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火药广泛应用于军事上。（6分）

（3）市民社会发展趋势：市民阶层产生，有其独立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市民文化兴起。（2分）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篇6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最伟在的人物.一位是秦始皇嬴政,另一位是开国领袖.如果说秦始皇的诞生奠定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那么的诞生则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历史规道.

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生不赞成儒家思想,""极力地批判反驳孔子,为什么会如此呢?儒家思想植根于中国人心二千余年,如果秦始皇反驳,不赞成那还好说,为什么也反对呢?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君王都极力地反驳孔子,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或者说孔子之道确实是蛊惑人心,那既然是蛊惑人心之数,又为何延续至今呢?孔子为什么一会是白脸,一会是黑脸.时而被批斗的一文不什,时而又被放在至圣先知的高位上.同学们要说了,怎么哪么多的为什么,到底要回答那一个呢?实际上我们无须回答,抛杂理陈,直奔主题.只要弄清楚孔子儒家思想的憋端以及好处,所有的为什么就都会迎刃而解.那就这样,我们来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儒家思想的利与憋.

首先我们来来看一下它的好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一直为后世的统治者所使用,就说明了这种思想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读过论语的多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论语所讲述的主要是一个人与其它形形,周围人群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也明确指出了人生而于世应该做些什么,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价什观,人生观.同时也有明确的荣辱观,君子,小人也被划分的一清二楚.这些都还是此要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有一种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本色.这种本色也是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之前的儒家是复古的,反对秦制,提倡周制.而汉朝的儒家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形成了适应封建王朝的儒家思想.而宋朝则有程朱理学,现在呢?儒家思相不也正在发展,与各种不同的思想碰撞,融合.我坚信,顺应当今时代潮流的新儒家思想的形成已为时不远.那各位就要说了,那为什么两位无必英明的,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响当当 的人物为什么会排斥,批斗儒家思想呢?这也就要论及到儒家思想的弊端了.

儒家思想大家都知道,他是在道德上给人们立下各种各样的规矩.怎样学习,什么态度.怎样说话,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规矩不成方园,有规矩是件好事,但是大家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当一个人,甚至一大群人的思想都被禁锢成一个固定思维时,那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模式化,人与人的思想都一个样.那如何发展,如何进步.思想得不到发和进步,难道你还奢求社会进步.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即有利也有弊.两位伟人反对儒家思想,.是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促成的.

但总的来说孔子之道是取的,利大于弊.我们当代青少年应积极学习,吸收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同时兼容并包,融合各家各派，各国先进思想,尽快完成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任务。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篇7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

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己。还主张政治上逐步改良，可以“损益”旧的章法，历史是不断演进的。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战国初步形成和发展。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同一时期具有唯物思想的荀子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水喻民，以舟喻君，强调民心的作用。

秦朝遭受灭顶之灾。韩非子专制集权的主张适应秦统一的需要，秦朝专崇法家思想，打击儒学。针对儒生主张实行分封制，打击郡县制和指责秦始皇的言行，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家学说遭受沉重打击。

两汉时期儒学被改造而处于统治地位。西汉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并提出“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之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于是独尊儒术，兴办私学。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但是东汉前期，唯物思想家王充首先反对天人感应说，对神学展开深刻批判。此时的儒家思想与先秦的儒家思想不同。它吸收了法、道、阴阳家等思想，尤其是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一体，更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广。

东晋时期被利用。葛洪结合儒家思想改造道教，宣扬采药炼丹，长生不老，使道教变成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教。

唐朝快速发展并外传。唐太宗尊儒学为国学加以推广。如兴科举，增加考试科目，明经科，主要考经义。以儒为师，大办学校。此时儒学影响国内外，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新罗和日本的各级学校都教授儒学。可见儒学不仅成为汉族的正统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宋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北宋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整顿太学，重新编纂教科书，《三经新义》作为太学主要教科书，内容为儒家经典。南宋的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发展成为新儒学――程朱理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其核心内容是“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只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他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即注重依据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

明朝儒学地位空前加强且儒学走到极端。为了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创立了八股取士制度，规定科举考试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不许发挥个人见解，使儒学的地位空前加强。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明朝后期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带有民主性色彩。

清朝，儒学遭受批判和被利用。清初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如：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其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王夫之，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以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动静的形而上学思想，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当然，此时的儒学也被介绍到西方，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其著作中进行过专门论述并大加赞扬。晚清，农民阶级洪秀全吸收儒家大同思想将其与西方基督教义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了拜上帝教的宗教理论号召清政府。 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将儒家思想赋予了新的内容。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的诏书废除八股，改设策论，但很快被慈禧废除。但1905年清末新政中终于废除了八股取士，清政府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对自己的统治思想及其手段进行反思和修缮。

中华民国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民国初年，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陈独秀等人掀起新文化运动。这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为儒家伦理道德阻碍了民主科学的实现，儒家思想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必须摧毁。于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儒家思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否定儒家思想。新文化运动严重动摇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时期，由于采取极“左”政策，先后进行“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儒学再次受到猛烈批判，影响进一步减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思想界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主流，同时存在许多封建落后的内容。

二、儒家思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积极作用及世界影响

儒家学说对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过重大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对维护安定统一的社会状况和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价值。

儒家思想的“仁”、“仁政”、“以德治民”等观点，有助于防止暴政，使统治阶级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这种民本思想对于今天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参考价值。

儒家的“仁义”、“孝”等观点，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观，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当今的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

儒家教育思想，如：“温故而知新”、“因材施教”等对我国古代和现代教育，人才培养有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渗透到我国文学、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对我国文明的进步，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儒家思想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被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大加赞扬和介绍，今天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仍被广泛推崇，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来治国。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篇8

一、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非常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经济上“公田”逐渐变为“私田”。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王室衰落，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被逐渐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了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影响很大，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二、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基本上可以分为七个时期。

1.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被冷落，这和儒家的思想主张关系很大。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强调“民贵君轻”，提倡放宽刑罚，减轻赋税。这些主张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战国纷争的年代，其主张无助于实现统一，距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太遥远，必然受到统治者的冷落。

2.秦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压制，秦朝时儒生们依然遵循旧的思想主张，非议郡县制，以古非今，站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仅不能为封建统治着服务，而且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而受到压制。

3.西汉时期：儒家思想享有“独尊”的地位。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等思想内容，适应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不仅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因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4.宋明时期：儒学达到新高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在一批心存高远的儒家学者的研究下，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认为纲常伦纪是“天理”，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将儒家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它存在了700余年，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5.明清时期：儒学再度活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李贽向陈腐的儒学和封建专制特权进行了猛烈抨击，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思想家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建立“人民为主”的社会，提倡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发展，对传统儒学加以批判继承，儒学再度活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6.维新变法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历史原因：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他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7.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历史原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目的是动摇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民主与科学，解放人们的思想。

儒家学说地位的变化所反映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征是，思想文化必须为专制主义服务，才能存在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由割据到统一的历史趋势。

三、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1.对待儒家思想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总的原则是既继承其中的精华，又要剔除其中的糟粕，批判和否定其中的消极因素。要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责任感，“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安贫乐道的精神力量，其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坚毅的人格，积极的生活态度、爱民态度和仁爱意识，尊老、敬贤、敬师和见利思义的为人准则等。

2.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有利于培养公民意识；“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篇9

关键词：东亚崛起；文化独立性；儒家思想；“内圣外王”

一、绪论——东亚文化构建的重要性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日益上升，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的重新崛起已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东亚地区社会经济的一体化也日益成为必然的趋势。①任何一个区域的稳定与强大都需要统一完整的文化体系为其思想支撑；一种新的完善的文化体系的建立，是维护社会发展成果的最有力的保障。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海纳万象，既包括社会普适的伦理观、价值观、历史观，也包括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东亚一体化和东亚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建立适合东亚地区的文化体系。

崛起的东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在发展中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是我们当代的东亚人必须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不停地冲刷着太平洋西海岸，传统价值观面临解体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愈加迫切。

二、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制衡和互补

（一） 东亚文化构建中的民族独立性因素

东亚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二战后持续至今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这场由西方社会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在为古老东方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夹带了来势汹涌的商品经济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这股强劲的文化飓风所经之处，各国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强烈的冲击与震动。这种对西方文明的迷信与盲从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如果长期迷信西方强势文明，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而不加以辩驳和思考，东亚文化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独立性。

东亚文化的构建必须坚持民族独立性的原则，以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为主导。这是东亚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要求，是东亚各国保持国家与区域独立的根基，是实现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也是东亚地区悠久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东亚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要求。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离开其所依存的社会土壤。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文化发源于欧陆，其产生和发展所依存的是以城邦为特色的欧洲古代城市社会②，商业经济发达，人口流动频繁，重视自我意识和个人权利，相对漠视集体与社会观念的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经济意识正顺应了欧洲大陆的社会情况。东亚古代社会文明则长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直至今日，绝大部分的东亚人口仍生活在乡村，人们世代在一块土地上耕耘生活，安土重迁，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保障。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二者的文化迥然不同，东亚文化的构建必须要适应东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东亚地区文化独立的保障。欧洲历史上，古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他们的武力，第二次用他们的宗教，第三次用他们的法律。武力的征服不足以维持长久，法律的颁布未必让人甘心臣服，文化的进攻却能在潜移默化中破坏民族的向心力，保证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永久顺服。民族文化的沦丧实际上远比经济上的落后，武力上的被征服来的危险的多。对于整个东亚地区而言，要想实现长期的稳定和繁荣，享有永久的独立与和平，除了发达的经济成就，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健全的法制体系，还不可缺少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是实现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东亚文化具有同根性的特点，东亚各国的传统文化都是对中华文化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利于各国间的理解友谅与交流合作。同时，中华文化是一种“和为贵”的文化，重视睦邻和谐，反对扩张战争，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东亚人民古来就有热爱和平的传统。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区域内部的冲突，尤其是中日两大国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建立区域的共同思想文化体系，提倡主张和谐思想的传统文化，是实现区域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以本土文化为主导有丰富的本土资源作为根基。悠久辉煌的历史，灿若繁星的哲学流派，孕育了东亚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这是属于东亚人民的独一无二的宝贵财产。西方人早已注意到了东亚崛起背后所依托的深厚文化背景：“我们的对手来自一个与我们如此不同的世界，他们的历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致于忽视它们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实在是太愚蠢了。”③198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出了这样的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珍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本土资源中找寻适合当代东亚需要的文化形态，是我们建立新的文化体系的最优选择。

（二）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我们确立了构建东亚文化要以本土文化为主导的观念，再回头审视东亚本土的文化资源时，我们会发现在东亚历史上，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各种文化思想流派中，有一种思想曾脱颖而出，跨越国界成为古代社会东亚地区共同的显学，在东亚诸国的历史中长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曾经是东亚古代社会稳定的根基，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仍有很高的现实价值。

作为一种思想行为规范，儒家注重“忠恕”之道，建立了忠、恕、孝、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道德标准，来约束人们的言行举止。作为一种社会伦理思想，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纲常关系，强调人际关系中的长幼尊卑，倡导社会的和谐。作为一种价值观与道德论，“与自由主义者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论相比，儒家提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德论。这种以德行为基础的道德，强调的不是合法的主张和自己权利的要求，而是成为高尚的君子……儒家的理想社会不是一个人人都要求个人利益的集团，而是由与别的社会成员保持和谐关系的有德者组成的社会。因此儒家强调：德行先于权利，实质的正义先于程序的正义，共同的善先于合理的个人利益。”④与自由主义者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不同，居于儒家社群主义核心地位的是德——即为增加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工业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和冷漠，而儒家倡导的“君子”品质在避免人际关系紧张，维护社会和谐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实践已证明，“儒家思想在东亚诸国由儒家伦理所发展的同情、公义、责任、礼仪、公心以及集体精神等‘亚洲价值’也仍然是工业东亚所自然认同的社会行为准则”⑤，在亚洲经济腾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历史溯源——儒家学说在东亚历史上的地位

东亚翻开历史的长卷，我们会发现东亚历史的每一个篇章都与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亚诸国，仁义礼智信已不仅是外化了的一般社会道德标准，更内化上升为社会的每个个体对自身的要求，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历史的进程。

儒家思想发源于我国黄河流域，创始人是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孔子的三千弟子在孔子死后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正式成为中国的显学，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无论何朝何代，这一地位都没有遭到动摇。中国儒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因其立场﹑观点、视角、方法、师承的不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各学派之间相互论辩，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独立的文化系统。儒家学派的流传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深远，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

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古代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再加以创造而形成日本新的民族文化，这是两国学者都公认的事实。公元284年（日本应神天皇时代），朝鲜半岛百济的王仁将《四书》《千字文》传到日本，儒学圣火始在东瀛点燃。在中国的唐宋时代，日本通过多种渠道，输入儒学。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文化。接着日本圣德太子仿效中国进行了“推古朝改革”，初步确立了中华式的社会体制。公元645年，日本又推出全面引进和效仿唐朝文物典章制度的“大化革新”，同时19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在日本吸收儒家文化的过程中，遣唐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儒学典籍开始在日本广为流传，9世纪初，在日本流传的儒学典籍就达1579部、16790卷。孔子成为日本的圣人，儒学变成了日本的官学。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接，历史关系源远流长。在朝鲜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前一世纪，孔子思想开始在朝鲜传播。《朝鲜金石总览》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圣莫如夫子，师莫如夫子，大而国家主庠序，皆有夫子庙，天子以下，北面跪而拜。”儒学成为朝鲜半岛诸国的国学，是朝鲜规范政治思想格局的重要的思想武器。这一点和古代的中国如出一辙。⑥

通过对儒家学说在东亚传播与发展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儒学思想在东亚诸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构建东亚文化的过程中，坚持以儒学为文化内核，有着深厚的社会和历史根基，更加符合东亚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结论——“内圣外王”

在肯认儒学为东亚文化内核的前提下，不能盲目地将其放大适用于整个文化体系的所有方面。这是因为儒家思想虽然在作为社会道德伦理的指导思想方面有着其天然的优势，但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却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因此，泛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需要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系统的规范与约束，而已经在东亚地区有着广泛民众与社会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民权法制在这一过程中将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笔者认为，最适合东亚的文化是“内圣外王”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以传统的儒家学说为精神内核，以儒家学说指导社会伦理与思想价值体系，为人们的行为确立一套“君子”的价值坐标系；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外部制度框架，为社会生活确立现代与民主法治秩序，为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提供具体可行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之说虽首见于《庄子》，但却是儒家的基本命题，就连现代新儒家的主张也仍然如此。从原始儒学到汉代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理学以至现代新儒学，两千多年里，时代在变，儒学的诠释也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内圣外王”的模式里运思。“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它体现了儒家思想实则是一种入世的学问；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体现了道德与法治的直接统一。法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法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法治，乃是恶法，这样的法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在东亚的崛起过程中，无论于宏观的社会政治观、伦理观的构建，还是于微观的个人德品的养成，我们需要的都是一种内圣外王的文化。“内圣外王”，这一来自东方遥远历史的智慧，使东西方两种文明实现了完美统一。

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中，面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迅猛攻势，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定位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协调西方价值体系与传统的东方儒家价值体系的关系，使其共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是东亚诸国在新世纪的共同使命。

回归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内圣外王。这是我的答案。

（作者单位：山东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

注释：

①不仅仅是东亚人对此满怀乐观，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东亚的崛起。1981年由霍夫亨兹（Hofheinz）和柯德尔（Calder）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合著的《东亚之锋》中就提到：“欧洲与美国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已成明日黄花，它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曾经红红火火过的近百年已经结束了，它们已不能在这个世界处于主导位置了。”转引自刘宗贤《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引自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②参见《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第10页：“在希腊，最具特色的当然是城邦，而城邦的要义就在于它们相互之间是各自独立和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这些蕞尔小邦既是独立的国家，同时也是自给自足的城市。”尹伊君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③引自《东亚之锋》，作者：Hofheinz，Calder，转引自刘宗贤《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出处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④参见 李承焕《自由权利抑或儒家的德》，引自《二十一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之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刘厚珍主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89页.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篇10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2、先秦哲学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反思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澂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影响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学界关于佛教研究方法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历史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文献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目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理论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规律之外，它还要面对时代的现实问题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自然·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理学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