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特点十篇

儒家思想的特点篇1

儒家学派自其创派起，就保持了对人的现实学习活动中诸问题的高度关注。学习思想始终不离儒家学派关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一言以蔽之，儒家“成人”的实现有赖于人的现实学习活动。综观孔子、《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的学习思想，它们在理论建构、具体落实、思想宗旨上呈现出鲜明特色。

首先，先秦儒家学习思想以人性论作建构基础。

从孔子到荀子，儒家学者对学习的探讨，始终以人性问题作为立基点。也许有人会说，孟子、荀子谈学习修养的必要性时，确实或以“性善”而“养心”，或以“化性而起伪”(性恶善伪)而“劝学”，但孔子并没有明确的以人性问题为立脚点来阐发其学习思想。事实上，孔子的学习思想仍然不离人性论基础。他关于“性”和“习”的看法就是显证。

张岂之先生认为儒家思想在早期表现为“人学”，是关于个人自身修养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学说，人的价值和人的理想的学说，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学说，人的认识学说(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人”的相关问题是“人学”的核心。张岱年先生考察分析人性学说时说：“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学说是古代思想家力求达到人的自觉的理论尝试，也就是力求达到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理论尝试。”(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他认为：“自来论性者，并非专为研究性而研究性，而是为讨论修养、教育、政治，不得不讨论性。应如何施教，应如何为政，须先看人之本来状态是如何，于是便提起性的问题；而亦由此，乃特别注重人本来是好或不好，即性与善恶之关系。”(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也就是说，人性论实际上是人将自身视为认识反思对象的理论思辨结果。应该说，用“善”与“恶”来限定“性”主要是从道德起源的角度说明人性。这种说明其实已缩小了人性的范围，并且“善”与“恶”的界定也没有实质性地指出性的内容是什么。用人性“善”与“恶”只是讨论修养、教育、政治的逻辑前提。

逻辑性是一个思想体系保持内在严密一贯的基本要求。先秦儒家学者正是从人性论这个逻辑起点上，阐发了学习的价值以及必要，从而保证了分析的深刻性。孔子不以“善”“恶”限定人性，从“成人”的角度，强调人通过学习修养将外在“礼”和内在“仁”结合起来。从曾子、子思起，儒家开始转向从内在心性的德性方面寻求“成人”根据，萌发出“性善”的端绪，进而系统阐发学习“成人”的目标和方法，即“大学之道”和“中庸”。孟子延续了从心性角度探讨问题的进路，以人的良心本心具有“善端”说为基础，强调扩充修养善端成就理想人。因为良心本心为人内在固有，所以主要以反思自得的方式求取。从曾子到孟子强调了孔子学习修养中的“仁”。荀子与他们不同，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礼”，强调学习教化对于改变人的气质的意义，提倡“化性而起伪”，通过对儒家经典、王道、礼义规范的学习践行成就儒家的理想人格。这样看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说包容性最强。孟子和荀子各以“善”“恶”界定人“性”，虽具体化了问题却不免偏重之嫌。无论是善还是恶，强调学习修养的必要价值则是一致的。这似乎映证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其次，先秦儒家学习思想尤为注重知行结合问题。

“学习”一词本身就包含有知行结合的意义，按照古语用法，“学”相当于“知”而“习”则相当于“行”。学习或者说知行统一，就是指要把获得的知识、技能等运用到实际生活与道德品行的践履中。使二者有机结合；同时，亲身实践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来源于“行”，人经过反思总结后上升到理论的“知”层面，又会获得带有普遍意义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为人类掌握。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保证了人类认识学习活动的完整性。

儒家学者在阐发学习思想时，首先肯定实践中有丰富的可学习对象和内容。从孔子起，他们以自己的治学经历和人生经历践行结合，反思总结治学经验而形成理论化的学习思想。他们认为伦理道德实践诸如“孝”、“悌”、“信”、“仁”等都是“学文”的基础，投身政治实践也是学习的重要方面。学习书本理论知识，体会文化典籍包含的丰富文化知识，对于事父事君都很有意义。熟读《诗》《书》经典，却不能处理实际政务，不能解决人世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儒家学者还从学习的阶段上强调“知行结合”。《中庸》强调学、问、思、辨、行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荀子则将学习的阶段划分为“闻、见、知、行”。四阶段划分便于人们抓住各阶段的特征提高学习的针对性，也说明人自身的学习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他一再强调学要“止于行”。“止于行”不仅是对所学的运用，更是对所学的检验。通过“行”的检验，所学价值方能显现。

“知行结合”包涵了对理性思考价值的承认。因此，在具体学习方法上它又牵涉学思统一的问题。人类认识学习活动，从一开始就肯定人的理性思考价值。从某种角度来说，学习就是人的理性活动。学习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这种理性思维离不开实践提供的基础。

儒家学习思想的知行结合特点还从根本上保证了现实社会中儒者的行为价值取向。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坏乐崩，不少人对现实毫不掩饰悲观失望之情，甚至逃离隐蔽于山林。尽管当时的隐者在学识修养等方面可能有较高境界，但却没有儒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他们没有亲身参与重整社会秩序的热忱。这一点与儒家绝不同。儒者即使如隐者所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却从不放弃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努力。这可能正是“知行结合”特点植入儒者脑海的必然结果。

最后，先秦儒家学习思想在学习宗旨上确立“为己”以“爱人”的目标。

“为己”与“爱人”是自孔子起就提出的学习目标。作为“人学”的早期儒学，一直以“人”的问题为中心。每一个个体，来到这个世界，就宣告了一种基本关系的建立，这就是自己(“己”)与他人(“人”)的关系。因而，人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每一项活动都离不开这对基本关系。学习是人提高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手段和方式。从根本上说，它是要使个体的普通人成为理想人。然而，人毕竟不是孤立的存在，总是生存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为己”的学习修养后，儒家学者强调要以“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将自己的光明德性施及他人，从而担负起“先觉觉后觉”的重任，以达到人人皆自觉的状态。

儒家思想的特点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儒家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038-05

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等同起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并展开讨论的，是当时从学术思想史角度上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一个重要尝试。近年来，又有学者从复兴儒学的视角上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等同起来，并试图以此提高儒学在现代中国思想格局中的地位。这两个时段上讨论的重点都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儒家化了和如何儒家化的，虽然论者的立场和方法出现了重大差异。这里，我们想考察20余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关系有代表性的三个观点，希望借此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批判传统文化和批判现实的思想氛围中，金观涛先生经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在中国所以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自二十世纪四0年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儒家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下实现的。”结合金先生在其他地方的论述，可以简明扼要地将他的观点归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至少在相当程度是如此。他进一步指出：“五四”前后刚传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差异。对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知识真理，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到了30年代和刘少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儒家学说的深层影响，转变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的这一观点金先生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论述，而其论说的关键点在于他的深层结构说。他认为：“决定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关键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而不在于用什么语言表达。与深层结构相比，它的主张、口号甚至它的原理都是处于受整体结构制约的地位。其实，从结构上讲，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包含着一种在其深层结构上十分类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因此，才会出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奇特的现象：表面上是彻底地批判旧文化，但这种运动又必然是顺著与儒家文化发展同构的逻辑展开的。”这里，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么，影响这样深远的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什么呢?金先生把儒家文化划分为伦理价值观、哲学观及社会观三个子系统，哲学观由知识系统和思想方式构成，伦理价值观由终极关怀、人生态度和伦理基础构成，社会观则由国家学说构成。“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也就是伦理价值观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居中心位置，相比之下使得知识系统显得十分单薄。”金先生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使其也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而这种中国化主要是通过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进行的。

仔细考察金先生的论述和分析，我们能感觉到金先生具有的清晰问题意识和宏观视野，也明白他的批判指向和现实关怀，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他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部分例证和分析略硅粗糙且有偏差，因而影响到其基本结论。例如，在《实践论》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分析中，金先生特别考察了所举的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关系的一个重要例子。这个例子的大意是：外来考察团刚到延安的头一两天里得到的是对延安的感性认识，在这个阶段中，他们不能形成深刻的慨念、作出合乎逻辑的推论；但是，在他们收集多种多样的材料，并经过思考之后，他们就能够得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如果他们也是真正团结救国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推断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结论就属于理性认识。金先生由此分析：“仅仅根据知识论的逻辑关系，是不可能从‘共产党抗战的真诚、彻底’推出‘抗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能胜利’这一结论的。其实，是运用了两个未曾明言的推理模式。首先，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即只有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中，一个人如果真诚地相信某种价值，并实行它，那么才会自信这种价值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实现)。第二，进一步把这种群体道德理想等同于儒学中的‘天道’，只有天道才有必然胜利之说。实际上是把儒家传统中道德理想和天道统一运用到共产党的事业中，只有这样，整个推理才能成立。可见，所谓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虽用马列词汇和知识论包装起来，实际上仍是以人的道德活动作为中心的。””我们说，无论在研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是否以道德为中心，但用此例来证明这一点是不合适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当时的情况是和某些礼会人十不太相信共产党真诚抗战，故当时的国民政府于1937年5月派出以涂思宗为团长的同民党考察团来延安访问。冈此，在此处谈的是统一战线能够成功而不是对日作战胜利。而统一战线的成功当然主要决定于国共两党的意愿和政策。显然想借此说明共产党意愿的真诚和政策的真实，并通过假设(或肯定)意愿的真诚和政策的真实，来推出抗日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本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推论，其中涉及到意愿问题，和道德有些联系，但并不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因为其中明显有事实判断，比如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实性”和“彻底性”就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判断。其次，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找不到把自己群体的道德理想等同于“天道”的证据，可以说在其行文中没有一点“天道”的蛛丝马迹。退一步说，即使当时拥有自己群体的道德理想必胜的信心(实际上在这一例证中并没有任何表达)，也不可能将它理解为“天道”，而只能是一种革命襟怀和个人豪情。因此，金先生这里对此例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是其过度阐释和略加想像的结果。阅读《实践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是在谈革命实践中的认识问题，其中偶尔涉及一些道德问题，但绝不可能是以道德为中心的。金先生对这个例证分析的偏差当然影响到《实践论》冈受儒家深层结构影响而成为伦理中心主义的结论。在金先生的讨论中出现类似偏差的情况还有一些，比如他认为的《矛盾论》达到了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等。

第二个问题是其研究框架有待商榷之处。金先生研究框架的主要特点在于儒学深层结构影响说。我们的疑问在于，儒学存在这样的深层结构吗?即使存在，它具有宿命般不可摆脱的功能以至于批评儒学 的马克思主义也被它影响吗?首先，金先生理解的儒学深层结构就是伦理中心主义，实际上在儒学中无论就浅层而论还是就深层而论(如何划分深浅是另一个问题)，伦理中心主义都是其主要特征：无论就结构而言还是就内容而言，伦理中心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无论就学术理论而言，还是就操作方法而言，伦理中心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或者说，伦理中心主义并不仅仅是儒学的深层结构特征，而是儒学内外深浅的所有特征。只要我们翻翻基本儒学典籍就能证明这一点。也正因此，将伦理中心主义归结为儒学的深层结构没有多大意义。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儒学具有这样的深层结构，它能影响马克思主义使其中国化吗?金先生通过对《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著的分析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结构，并推定这就是儒学影响的结果。我们说，通读、刘少奇等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的写作目的极为清晰，指向的就是现实革命斗争中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具体问题的解决。虽然其中涉及了部分道德问题，但这些问题绝不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如果用更为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这部分道德问题在当时应该被归人思想问题。思想问题确实历来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常被领导人提到很高的程度来加以思考和解决，但不能因此将他们的论述归结为伦理中心主义。因为思想问题之中除道德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认知问题，后一种问题无疑更为重要。从总体上观察、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虽然包含着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但说道德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内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人类的任何文化和思想系统中，道德都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当然也不例外，但在其中远未达到像传统儒学之中道德的重要程度。因此，如果说儒学中一些因素(包括道德修养的内容)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取是正确的，但说儒学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和后者相同则是不准确的。或者说，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特征，自然也就谈不上儒家伦理中心主义对于前者的影响了。这样，可以说金先生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是不成立的。

金先生这些表述是想指出：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现代社会存在一个高度政治中心主义的结构，而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政治中心主义是同构的。但是，对这一结构用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来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伦理在其中只处于次要地位和表浅层次。另外，仅仅从思想或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结构是略显不足的，还必须从政治、经济等多层面探索才能全面揭示出问题的根本之所在。金先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儒家化是不妥当的，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充其量只提供了少数思想材料而已；同时，分析他面对的思想材料(《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这些材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不可能得出“被儒家化”的结论。

二

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儒家化。但他们与金先生的思路不同，他们倾向于以儒家(或儒学)来界定“中国”来证明这一命题。这种倾向大多体现于站在儒学复兴立场上的一些学者文章中。在此，我们就郭齐勇和汤一介二位先生的一些言论进行探讨。

郭先生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他说：“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和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对此，他展开了一些论证。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选择他表述较为集中明确的两段话来讨论。他说：“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儒家的品格。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德治主张、人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首先，说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都具有儒家的品格恐怕就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人类的优秀品格(恶劣品格也是如此)具有基本的共同性，将此共同性称为什么思想或学派的体现仅是一个符号使用的问题。例如，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品格或儒家品格都是成立的，这取决于评价者根据自己的知识系统、信仰方向和喜好原则做出的有较大任意性的选择。其次，郭先生有过度推扩儒学而忽略其他各家的倾向。上引他所举儒家的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是自南主义甚至许多宗教的主张，虽然表述语言和具体措施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富民”思想就是“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及儒家共同主张的，“恤孤、济赈”也是多数宗教极力主张的。因此，郭先生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极主张归为儒家当然并不能说不成立，但不应就此排斥其他各家的类似主张。说得清楚些，不能把这些主张让儒家独占，因为这是不公平且与事实不符的。我们说，如果单纯地谈论儒家思想，郭先生进行这样的罗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就要考虑到其他学派的思想和社会作用。郭先生所谈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环境因素都应该作如是观。可以看出，郭先生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全面性，没有看到当时社会结构和需求远远超越于传统思想的重大影响，却泛化地一般性地谈论儒家的作用，其理论解释力度就略显欠缺了。郭先生还有对儒学更为泛化的表达，他说：“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据，是当代中华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这样的表述我们并不陌生，在当代许多儒学复兴论者那里常常能看到类似的语言。其根本思路还是传统儒学的，那就是以儒学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槲”。对此，人们完全可以反过来问：如果不接受儒学的主要精神和价值理念、而是接受了其他各家的主要精神和价值理念，是不是就不成其为人和中国人了?用一种学说来定义人之本质和中国人之本质合理吗?应陔说，这种主张是较为偏狭的，其中的对错是非是一目了然、无须过多论证的。

我们理解郭先生的主观意愿在于肯定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批评过去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过度对立的倾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他的论证过程中，采用了将“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儒家化的方式。应该说，这一方式是成立不了的。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当然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不小)，这些作用从根本的层面上观察就是作为思想材料被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正冈为如此，其作用是零散的、较为微小的，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

与郭先生相比较，汤一介先生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将儒学的作用提得更高。他说：“中国的文化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说法：吸收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国文化；吸收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同文化。任何文化都有其源。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是同一个过程。”坦率地说，刚读到这段话时有些不相信这是汤先生的 话，冈为汤先生站在儒学复兴的立场上所作的大部分论述还是比较清醒与平和的。可是在这里，即使我们不谈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列、对立起来的两种说法的歧义，即使我们不谈以儒学来“囊括”整个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及其未来发展的“令人惊异”，汤先生所谈也明显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站在儒学立场上摄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道路。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就是地地道道的儒学化了，儒学为主、马克思主义为次的地位关系也是清楚明白的了。对此，人们当然会问：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又处于何种地位呢?儒学有这样的思想能力和宏大气魄去化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会接受这样的思想后果吗?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倾向于汤先生的答案。当然，汤先生提出了“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的概念，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且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课题。

总结郭先生和汤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相关论述，应该肯定包含有一些积极的理论内容和探索精神。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儒学的历史功能和现实功能、未来功能提得过高，有将“儒学”和“中国”相互规定的褊狭倾向。而这一倾向在理论论证中是无法成立的，在现实影响中是会产生弊端的。

接下来，我们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分三个层面进一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问题，这样有助于使相关问题更清晰一些。第一个层面是思想区别问题。当我们讨论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时，其间的异同是讨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当然也要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异同，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其间的区别之处，因为这是规定二者各自之所以成立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时代基础和民族基础上的差异，这已经为众多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最根本的地方说，二者是人类不同社会形态上的思想产物，因而其表现形态和深层本质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对二者思想本质区别的认定是处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的基本前提，更是对试图模糊二者本质区别来使二者“互化”的“提醒”。

第二个层面是学者立场问题，这是决定论者观点的基础和前提。上文金先生和郭、汤二位先生虽然都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的观点，但其立场差异很大。如学界所周知，金先生的基本立场是对儒学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这自然导致其基本观点认为儒学是封建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思想进入了马克思主义。郭、汤二位先生的基本立场是高扬儒学的保守主义，这导致他们的基本观点认为儒学是过去中国甚至未来中国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一“本质”进人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除了这两种立场，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在此，我想引用方克立先生的一句话来作为后一立场的说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毕竟是在与以上两种立场鼎足而三的格局中更为重要、更具发言权的。在今天中国社会的思想环境中，一个论者的立场是比较难改变的，这自然也会导致他对自己基本观点的执守，因此，我们在这一层面暂时无法作过多的评判。

第三个层面是测度和事实问题，这是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关系的关键环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其历史成就和现实存在已经为人所共识，因而在学术上对它进行精确测度的要求不那样强烈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则恰恰相反，因为人们没有获得对它的巨大的、共识性的感知，因此，肯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论者就需要给出测度尺度和事实中的测度对象，并运用自己的尺度针对事实进行测算。假如其测算结果准确且有说服力，其结论才会让人接受。如果说方先生关于“文法”和“词汇”的比喻和金先生关于结构和原理的划分表明他们对于测度问题有一定意识的话，那么，郭先生大规模的罗列论述方式说明其测度意识尚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至于汤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事实依据和测度尺度是什么，恐怕许多人都不得而知。

总结以上三个方面并结合相关事实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作为思想资源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有)，今后这一作用还可能有所加强，但这些作用不宜被称为“儒家化”。或者说，儒学的主体结构和本质内容从来没有能够全面进人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前者“化掉”后者，以后这样“化掉”的过程也不太可能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也就形如一个梦幻泡影。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思想和儒学[M].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

儒家思想的特点篇3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

中国法律儒家化起始于西汉。西汉初期，中国经历了秦王朝多年的严刑峻法加之秦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楚汉战争。可以说，这是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汉帝国统治者在一个凋敝的百废待兴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吸收了秦朝统治者严刑峻法、实行暴政的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了“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这实际上是用道家学说来弥补法家学说的不足。清净无为继而无为而无不为，汉朝也终于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使帝国的的经济力量得以恢复、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于是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

到了汉景帝御宇期间，形势已经在逐步发生变化。在内部，文景之治为帝国的经济复苏做出巨大的贡献，但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许多棘手的问题。例如，西汉初期实行的国家结构和组织形式是一种“郡国并行制”。地方诸侯的势力削弱了中央皇帝的权威。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被平息，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不和谐直至武帝初期仍比较严重。在外部，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崛起对大汉帝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统治者急需一种更为稳定、更为有效的思想和制度来安邦定国，而中国法律儒家化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顺应时势地展开。

西汉大儒董仲舒无疑是这运动的重要贡献者。他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再结合部分法家思想，创造了一种左右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法律观的初级形态。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帝国展开，进而产生了对中国古代法律具有重要意义的“德主刑辅”原则。“德主刑辅”的理论根源来源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即“天人感应说”、“人性论”、“犯罪根源说”。他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罚。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偱以为行也。”董仲舒有天道大者在阴阳进而认为天之任徳而不任刑，为“德主刑辅”找到了哲学上的依据；同时由“犯罪根源论”推出统治者应该宽缓刑罚、重视教化。

在汉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首先把儒家的伦理纲常树立为立法的根本依据和原则。最具典型的就是确立了所谓的“三纲五常”的法律地位。三钢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法律中规定了冒犯皇帝尊严的罪名有不敬、大不敬、诽谤、非所宜言、不道；还规定了危害皇帝安全的、权威以及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如矫制、僭越、大逆不道等均体现了“君为臣纲”。汉律中还规定了“不孝”罪以体现“父为子纲”。而“婚后女子若有不孝。无子、、嫉妒、多言、恶疾和盗窃行为中一种者，即可被其夫休弃”。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汉朝统治者将这些注入法律之中，视违反这些所谓伦理纲常之行为为犯罪。

法律儒家化还重点体现在适用原则上。具体说来，包括：尊老怜幼原则、亲属相隐原则、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原则。“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代表了统治者所谓的：“仁政”，体现了“尊老怜幼原则”。而法律允许亲属间互相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正符合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至于犯了法的贵族官僚，必须先向皇帝报告，由皇帝决定刑罚的减免与否。如此维护贵族官僚之特权，明显违背了法家“刑无等级”的原则。

汉朝法律的儒家化还体现在司法制度的儒家化。例如在许多诉讼制度如告劾、逮捕、鞫狱、覆案方面均可以体现司法程序上的儒家伦理规范的特点。而真正在司法制度的层面上的重要举措在于“春秋决狱”、“秋冬行刑”和“录囚制度”。董仲舒认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决狱，把儒家思想内容和精神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把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和动机作为断案的依据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对法律的渗透。汉代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起点，它为政治上早熟的中国粗略地稳定了内政外交的格局和模式。儒家的思想逐步与法律相结合是这一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典型特点。

及至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分裂又大融合的动荡时期，法律儒家化却并没有停滞而是继续发展深化。儒家思想继续向法律全面渗透，开辟了儒法结合的新途径。首先、封建五刑制度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它的特色是以劳役刑和身体刑为主。在封建等级特权方面，出现了“八议”之法和“官当”制度。其中，“八议”之法使封建贵族的司法特权得以公开化；使得部分官僚取得了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封建等级特权。而法律允许贵族官僚用官品的爵位抵挡徒流罪则使法律对封建等级特权的维护更加严密。在罪刑确立标准方面儒家化的进程也很迅速，比较著名的是出现了“准五服以治罪”和“重罪十条”。“准五服以治罪”是对于亲属间的互相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定罪量刑。它反映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父权、夫权思想，强调了上下、尊卑、贵贱、亲疏的封建等级秩序，实质上是“同罪异罚”原则在家族范围内的体现。而“重罪十条”涉及到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各个方面，包含了儒家伦理纲常的基本内容。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家族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这一个大时期儒家思想法律化的特点主要在于以礼入法，法律儒家化继续深化。

到了隋唐时期，隋文帝杨坚的《开皇律》使中国法律儒家化在法典形式方面初步定型。它确定了封建法典体例、确立封建五刑、定型“十恶”、进一步扩大贵族官僚特权。但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完全形成则在唐朝。唐朝法律的最大特点在于“德主刑辅、礼法并用”而《唐律》更被称为“一准乎礼”。“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唐代，统治者力图做到德刑相济、礼法并用，即重视“德”的指导作用，又不放弃刑罚的使用。《唐律》十分重视以礼为立法依据。严格维护父权、夫权、族权。赋予尊长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力并进一步确立男尊女卑而且严格要求婚姻制度与儒家礼治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唐律》最终完善了封建伦常关系和嫡庶之别”。此外，《唐律》在以礼注释经典、完善司法原则与制度方面都将法律儒家化完善地巩固下来。可以肯定地说，唐代这一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定型时期最终完成了整个封建帝国的礼法合一。

二、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根源和本质特征

中国法律儒家化之所宜有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宜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各学派对于如何治国、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治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儒家思想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墨家的思想一“兼相爱、交

相利”为核心。他们还要求“赏当贤、罚当报，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的《老子》坚持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则更宣扬了一种法律虚无主义。这诸子百家唯有坚持以法为本，奉法令为岩性准则、严明赏罚的法家以“法、势、术”结合，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帝国。但遗憾的是，发家的严刑峻法难以长久地、合理地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有了长期的历史实践，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之子百家的学说，我们很难找出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一种学说都难以始终维持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难以单独依靠先秦的儒家思想。如史家所言，汉武帝乃至中国历代许多君主所实行的策略可称为“外儒内法”。所谓中国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一达成二者的统一：从思想根源上将“宇宙观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的工具。

三、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解、总结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漫长历程一根源在于认识它的真正影响和意义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全面地、机动地观察这一历史纵深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评价中国法律儒家化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两汉至隋唐为重国法律儒家化的产生、发展、完善时期，这一过程一旦完成，其法律思想、等级观念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长久遵循的大原则和实质上的“宪法”。因而隋唐以后的封建社会为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继承时期。

在从两汉至隋唐漫长的历史中，法律的儒家化随着自身的演变发展的确为封建秩序的建立反而会了十分积极作用。众所周知，我们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强调维护三纲五常，强调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它的发展恰如其分的顺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步加强的历史趋势。可以说，中国法律儒家化正是基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法律儒家化是统治者对帝国的统治方式日趋完善。所以，至唐代法律儒家化完成时，中国得以诚如完备的封建法制成为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而与此同时，中华法系中宗法思想指导立法与家长制的经久不破相呼应这一基本特征已经基本完善。

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从长远看，中国法律儒家化并不能保持封建社会的长久不衰，因为它本身就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继承时期，法律儒家化所确立的等级制度、立法思想、道德标准被大肆吹捧、大肆扩大和强化。然而，封建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如分散的小农经济、土地兼并、财政收支不平衡、管制的弊端、道德问题和技术问题的严重分化等深层次的问题的暴露无遗已预示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在慢慢的走向覆亡。封建社会的衰落不可避免、他的衰落决定了仅仅以维护法律儒家化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相反的，当一个制度的光辉发展到极致时它就极有可能走向反面。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所带来的深层次的隐蔽性的严重问题也在封建社会后期越发不可收拾。

问题首先在于，法律儒家化使审理案件、定罪量刑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主观化。例如，“春秋决狱一儒家经义内容与精神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实际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审判原则”。这样的定罪量刑显失公正客观但无疑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产生巨大影响。而“原心定罪”从道德立场出发，过分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而相对忽视了犯罪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酷吏任意出入人罪打开方便之门。

其次，儒法结合重在礼法合一。长期地坚定地实行礼治，纳礼入律、深刻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三纲五常、家族等级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造成了中国特有的“讲礼有余、然理性不足”的人格特点。而这“讲礼不讲理”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的民智难开。

第三，法律儒家化建立了合理的封建法律秩序。这秩序稳定而具有威权，然致命性在于它显失公平。在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同罪异罚”的原则；到处可以看到维护贵族官僚特权的制度。尊卑贵贱等级森严是特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即可产生腐败。于是，在对违法官吏的特权维护下，产生了许多外表仁义道德实则虚伪腐败的封建官僚。而所谓的民主在此社会中是无从谈起的。

第四，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另一个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将“天下为家”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国人心中。在古代中国，任用官僚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孝”。历朝历代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因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白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拧成舒服中国人的四条绳索。前面也曾提过，宗法思想指导立法是与家长制的经久不衰相呼应的，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因而在中国古代，不孝者则必定不忠；造反者必为大逆不道。“因为如皇帝经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个人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皇权至上、天下为家”，一国即一家，皇权即整个帝国至高无上的父权。这一点成为中国封建性始终难以产出的历史根源、阻碍着“天下为公”前进的步伐。

第五，中国法律儒家化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等级，注重道德、关注礼教。更重要的是它注重人的作用，主张“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有治人无治法”。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所实行的不过是“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的君主专制，是以言代法、言出法随的人治。而人治注定了难以长久地把国家推向富强。起先具有积极意义的儒法结合、礼法合一最终也免不了成为“吃人的礼教”；成为中国近代法制化的阻力。直至清末封建王朝行将覆灭之际，封建统治者仍宣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由此可见，中国法律儒家化所奠定的人治基础及观念在最后关头仍难以正视自己的命运。

综上所述，中国法律儒家化在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的确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建立并巩固封建秩序、促进封建社会的满荣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在后期由于历史规律使然，使法律儒家化的成果不可避免的走向反面，加之其行为之过火，造成了中国近代法治和政治发展的部分阻力。而今日中国若要富强，则必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摆脱人治思想和封建特性的束缚，主张“天下为公”、维护民主共和实行依法治国，国家方可振兴自强。

主要参考资料：

《汉书》

《论语》

《唐律疏议》

《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主编

《中国伦理化法律的思考》姜军孙镇平著

《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张国华编著

儒家思想的特点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 重利轻义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001-01

近年来国家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人们在思想道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出现的违约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对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视。而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也极为丰富，其作为我国传统思想一直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特别是儒家义利观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体现出其不可替代的内在指导作用。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儒家义利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我们今后不断努力去研究的课题。

一、儒家义利观思想研究的起因背景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常常出现违背社会道德准则的行为，人们之间好像只有了裸的金钱关系，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仅仅是因为利益争夺，伦理道德教育正在逐渐失去其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和控制作用。而儒家的义利观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义利问题，一直以来都对于人们的行为产生某种影响。实际上对于义利问题的研究也是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规律的探索。针对当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道德滑坡、风气日下的局面，人们再次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儒家思想，尤其要发掘和利用儒家义利观中的积极因素，克服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二、儒家义利观是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争论

义利观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和利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义一方面可以认为是符合道德要求并且被大众接受的正当的合理的行为准则。利从小的方面来说可以是个人或者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所追求的利益，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可被认为是国家或者是民族的整体利益追求。因此，义利关系被看做是道德准则与利益追求之间的关系。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认为儒家的义利观只是适应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维护封建统治的产物，它在内容和性质上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相脱节的。并且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与当今社会在对待利益追求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他们认为这些思想长久积累下来只会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社会整体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义利观是适合当今社发展需要的，当今社会人们常常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道德准则，时常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危害大众身体健康的事件，这些思想的形成也不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儒家学者在对待义利关系方面的看法对于大众道德体系的建构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在对待儒家义利观的看法上我更同意后者。首先，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人们在追求经济价值时也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至是唯金钱至上的思想。而儒家义利思想中的“见利思义”和“义利统一”有助于人们树立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其次，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全面健康的发展，道德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儒家思想中对于义利方面的看法对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在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儒家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既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物质文明又包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道德建设，一个社会道德水平是衡量这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有赖于批判和继承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这其中更是以儒家文化资源为重点。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儒家义利观警醒人们认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提高，但是人们的伦理道德教育水平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社会上一些腐朽文化正在进一步侵蚀着人们的思想。而儒家义利观通过对义与利的分析，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样的思想符合当今社会的需要，什么样的行为更能得到大众认同，为当今中国搭建起符合中国人价值观念的道德大厦。进而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儒家义利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特点主要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而儒家的义利观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并且儒家义利观在对待利益关系上主张“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思想，这是符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也为人们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上提供了指导意见，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凝聚各方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

【参考文献】

[1]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

儒家思想的特点篇5

【关键词】博山窑儒家文化民间陶瓷艺术文化内涵审美理念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076－03

博山窑亦称“淄博窑”，是中国古代名窑之一，以琉璃和陶器见著。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美学思想以及民间艺术独特的造型审美观念，它所表现的是多层面、立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始于汉，北朝时烧制青瓷，有青黄、青褐等色，制作粗糙。唐代盛烧黑釉瓷，釉质晶莹滋润、色黑如漆。宋代烧制白瓷、黑釉陶等，黑釉陶以“雨点釉”和“茶叶末釉”名传于世。而后各种陶瓷器物的质地、造形、装饰手法，基本与宋代的窑村窑相似，大部分是碗、盘、杯、罐、枕、盏等民间生活用品，造形一般都朴实厚重、富有变化。釉色以黑釉、青釉为主，也有白釉以及用化妆土剔刻纹饰或白地黑花纹胎等装饰。其中工艺成熟的青瓷叠花，以浅浮雕方式将各种图案纹样巧妙地印制在碗、盘器皿的内部，釉色明快，线条清晰，具有简朴健美、流畅活泼的装饰艺术效果。从明到清，是博山窑的昌盛时期，博山藉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原料、燃料资源，制瓷技术的积累和进步，又因“饮食之器，天下之大用”从而发展成为陶瓷业的中心。博山窑民间陶瓷带有粗厚色浓的特点，让人们从中感受到自然和谐统一的内蕴，传递着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儒家文化思想。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文化性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反映广泛的民间社会生活、大自然、文化、习俗、哲学、观念，而且它是一种立体的民间文化载体。这些民间陶瓷艺术作品，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摄人心魄的博山窑陶瓷文化大型史诗。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凝聚着民间艺术创作的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儒家文化美学思想；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同时，给人的是一种情感教育，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立足于儒家文化思想，用“和谐”理念指导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创作，让这一承载着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的古老载体再次得以传承与发扬。

一、儒家文化思想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核心理念

儒家文化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作为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窑陶瓷艺术审美理念具有整合作用

儒家文化思想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理论基础，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儒家文化思想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广泛吸收了其它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也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审美思想使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在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伦理观念、美学思想等精神文化方面得到整合。使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和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完美融合，形成一种独具魅力的陶瓷美学思想，也树立了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艺术风格，内容上的真实、健康以及臆想的以物寄情，反映出浓郁的儒家思想的人文特征。

儒学是以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为人之本的人学，儒家始终是围绕社会理性与个体感性的关系来思考审美问题。儒家文化认为强调美的实质是社会理性，只有社会理性化育出来的感性、积淀而成的感性，才称其为美。儒家美学思想的根据在于人，在于人的伦理人格，当这种伦理人格具有了一定的感性形式，能够给人一定情感体验的时候就构成了美。儒家文化审美的基本观点是美的本质——理义；美的形态——中和；美的功能——成德，这是儒家美学体系的主体结构。博山民间陶瓷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儒家美学观点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到陶瓷艺术创作的审美观念中，其审美形式充分体现了儒家美学思想，如博山窑黑、酱釉类作品（模印鱼纹罐、福寿纹扁形酒壶、黑釉猫枕、双鱼形扁壶、龙首葫芦形模印纹扁形壶）。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是儒家美学思想各种美的形式在民间所表现的形态，其作为一种与生活紧密相连的造物形式，它直接充实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反映了人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它不仅表现在功能与审美的一体化，其审美形态创作思维模式，艺术风格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博山窑陶瓷艺术审美本质具有质朴的语言风格，有着儒家之美的审美诉求，在取材、加工时遵照自然规律的态度，不过分修饰，不做作，流露自然本色，质朴、纯真的心灵是民间陶瓷艺术形成风格特征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根源。这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陶瓷艺术的根本整合作用。

2．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陶瓷艺术审美理念具有社会作用

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在满足传统艺术审美情趣的前提下，还肩负着对社会需求的功能性满足和对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的责任，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作品外表形式的粗犷、简洁或是细密繁缛总是与百姓内心的纯真一致。它所显示的是民间陶瓷自身的内在特征，是率真心灵的自然流露。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是象征化的以物寄情，艺术表现题材、纹样、色彩等成为特定观念内涵的替代物，而具有儒家思想审美象征寓意的“符号”在民间艺术作品中最为普遍。其寓意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字：“福、禄、寿、喜、财、吉、和”，寓意手法为“谐音”、“象征”，常见的动植物题材图案纹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而被赋予象征寓意，如：龟、鹤、龙、凤、梅、竹、松、柏等，还有像连（莲）年有余、吉（鸡）庆有余（鱼），三阳（羊）开泰、喜（鹊）上眉（梅）梢等，都是取谐音，讨吉利。作为自然界的视觉色彩也同样具有寓意吉祥的象征意义：黑、白、赤、黄、青五色被视为“正色”，与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灵（龙、凤、龟、麟）并称，也可反映出人们与客观现实的实践关系以及蕴含的儒家文化思想内涵。因此，儒家美学思想在民间艺术中的人文导向，就是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实现。在博山窑民间艺术中常常赋予作品以吉祥寓意，无论从元素内容到精神功能，从立意到实用主题分配，从本身的表义内涵到陶瓷之间符号关系，都孕育着丰富的陶瓷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儒家传统文化底蕴。儒家文化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思想对博山窑陶瓷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也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作为博山窑民间陶瓷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合的烧造方式，并力求保持一个合乎儒家文化审美情理的制陶工艺流程。儒家文化中的“礼乐”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同产生于自己意识之外的“文化存在物”之间的沟通，它起着一种社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便是“有秩序”，“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也泛指一种自由的理想。在博山窑民间陶瓷中既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严格的遵循了这些儒家思想文化的理念，同时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窑陶瓷艺术审美特征起了决定性的社会整合作用。

从儒家文化审美思想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关系中，看到了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审美的不断自我完善和升华，最终成为自然情趣与儒家文化思想相融合的产物，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审美理念中看到了当时当地的民风民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社会人伦观的体现；看到了儒家文化思想对其审美理念的整合作用和社会作用。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陶瓷艺术博大精深的文化力量，体会到了儒家文化思想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审美的核心理念，积淀了数千年的儒家文化还将为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二、儒家文化思想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中的美学思想特征

1．儒家文化精髓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美善相乐之美

儒家文化审美思想为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审美进行了文化奠基，架构了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美学方向。儒家美学经常把美善密切联系在一起，要求艺术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所以“礼乐相济”、“美善相乐”，便是儒家审美的中心话题。善是对人性的普遍要求，善而达到美的程度，乃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称之为“美德”，美德是带有理想成分的人格精神。善表达的是人的内在美，也是理想人格的最终体现；美则是其形式表现，只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是最高境界。（《乐论》）在“美善相乐”的境界中，心志与行动，情感与理智，生理与心理，个体与社会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乐”是一种审美属性，“善”而达到“乐”也就具有美的性质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也是荀子所说的“美善相乐”的高尚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美善合一，给“善”赋予具体的生动的美感形式，需要一种艺术风格的美来贯彻，强调一种质朴自然、平淡有味的风格美，反对华丽纤巧，刻意造作。博山民间陶瓷艺术含有自然而然的韵味，强调将给人精神愉悦的感性形式与内在伦理道德的理性要求和谐统一。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充分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文化思想的造型审美特征，注重美与善密不可分，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属感。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形式，除了对美的追求外，都表现出对善的强烈诉求。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是通过具有深刻象征寓意的造型、图案、色彩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注重的是传情达意的形式美。它通过造型与色彩、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将生活、艺术、社会文化、民俗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儒家文化思想中“美善相乐”的追求。例如，“黑花青黄彩带盘花鸟纹合碗”呈现出一幅变形较甚的“喜鹊登枝”纹图案，后来在某些县乡成为邻里乡亲为新人“送饭”的专用器皿；“白底黑花蝙蝠纹碗”是件白釉黑彩纹大碗，手拉坯成型，内底留色圈，外壁绘大写意蝙蝠纹，蝙蝠形象抽象概括，如撇兰竹，只三两笔便成，表现出画工的大胆和自信；“青花黑彩花开富贵纹酒坛”全器满绘梅、兰、竹、菊及牡丹等各式花纹，层层叠叠，绘制用心，这是博山陶瓷审美意趣上极贴近民众心理的产品，这种“美善相乐”之美至今仍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道。

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重视审美对象的象征意义，立足于寻找有意味的外观造型，在外观造型和色彩设计的创新过程中，力求从传统器物造型和民间色彩中寻求灵感，这样既能满足大众对美的特殊要求，又有助于建立和丰富设计风格。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崇尚能够陶冶情操、催人奋进的审美精神，对高雅与高尚之美的形式情有独钟，创造了儒家文化思想“美善相乐”的崇高之美。

2．儒家文化根植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自然朴素之美

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体现了就地取材、朴实无华的艺术特色，是儒家文化平民化、生活化的标志，给人以强烈震撼，具有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器物的材质能给人的欣赏带来美妙、丰富的心理和审美感受，因此历代的能工巧匠，在对器物的表面进行加工处理时，既注意保持材料的自然质地和纹理，又巧妙的通过多种工艺手法，丰富材料质感和纹理的变化，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材质美。它浓郁的山野民俗气息，给人以“自然”、“评说”、“平易”的意味，集中展现了当时民间生活风貌在博山窑民间瓷器传统审美理念中，只有自然、朴素之美才是美的最高境界，例如：陶艺作品“青釉双鱼变形壶”是用粗陶制成的鱼的形式，一股浓重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寓意着“年年有余”，和民间的吉语风俗融合在一起，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人性的渴望与眷恋，带来一种愉悦的审美感受。面对以民间传统文化为主题创作的作品，博山窑陶瓷民间文化中的凤戏牡丹、喜鹊登梅、鲤鱼闹莲、莲生贵子等象征阴阳相生的手法，多表现为一种繁衍、生殖、联姻的思想，在陶艺作品中强化那种对生命繁衍的意象崇拜。陶艺作品《阿福》充分体现了民间艺术中写意创造的根本，以写意传神为宗旨，形成一个具有民间喜庆、吉祥色彩的娃娃形象，这也是儒家文化根植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特征和体现。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从用料到造型，无一不体现质朴的风格特征，由于对材料自然特性的格外尊崇，朴素反而使它们更具有生命力，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有崇尚自然的传统，体现到造型设计上，就是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到民间使用者的地域特征、生活习惯和审美需求，崇尚自然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设计创新的源泉。

自然、朴素是指万物的非人为的本然状态，而雕琢是指人为进行的装饰，儒家文化思想崇尚自然与朴素的审美原则，它认为一切美皆出于自然朴素，认为美是事物本身未加修饰的自然纯粹之形态，让质地本身放光彩，才是真正的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审美是重内容、轻形式，追求朴素适宜之美的审美特性，保持事物的本质特征，就是儒家文化根植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自然朴素之美。

3．儒家文化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和谐统一之美

和谐统一之美的追求是贯穿中国美学自始至终的特点，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征。儒家学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始终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之中。董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其实这些理论思想实质上都是在统一“和谐”原则下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严格遵循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之美。儒家的“天道”“人道”合一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天道”指自然界的现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人道”指人应遵守的社会规范，儒家学说认为不仅要实现社会内部的协调，而且社会应与自然相和谐，儒家的文化思想内涵对博山窑民间陶瓷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

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中表现为追求“人——陶瓷——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民间陶瓷艺术与自然的有机美，要求博山窑陶瓷与民间的自然空间环境融为一体，主张在形式和功能上有机结合。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观念在博山窑民间陶瓷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①顺应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之美，在于大自然之美，人类能“得天地之美”，就是要顺应自然，按照四季之变和万物生长的规律，实现人体之美和生命之美。博山窑民间陶瓷从选材制作到民间应用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将深沉的对自然谦逊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其他文化都未能超越的造型、纹饰及图案。博山窑陶瓷在和谐统一之美的创作方面，无论是形式还是技艺，都有新的探索、新的汲取、新的时尚、新的变化。彩绘方面更出现了色彩艳丽、对比强烈、成本低廉、迎合当时兴起的市民阶层喜爱的新手绘。博山窑陶瓷最醒目之处莫过于它浓郁的山野民俗气息，集中展现了当时民间自然、自由、和谐的生活风貌。活蹦乱跳的游鱼、悠闲自得的牧童、负重如牛的农人樵夫，以至育儿的婆婆、纳凉的瓷枕、烟花柳巷的三寸金莲、水烟袋等全都表现着百姓生活的实况和大众对和谐之美的向往。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于百余年间山乡村落生活的历史长河，似乎能听到犬吠蓬户、鸡鸣于埘、女喧溪岸、蛙噪池塘，看到男耕女织、婚嫁迎娶、豆棚瓜架、请神送鬼。那横扫千军的线条笔画，无所顾忌的色彩对比，坚如磐石的块面结构，简约传神的形象描绘，处处洋溢着一股冲天豪情。从画面看，它虽然没有南方窑系的精致俏丽、妩媚淡雅，但是其宏大的气度、遒劲的风格、恣肆的想象及天马行空的笔触，却是同时期其他窑系所不能望尘的。这构成了博山艺术和谐之美的特色，并使之傲然屹立于世界陶艺之林。董仲舒的以自然为美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博山窑陶瓷艺术的发展，同时儒家美学思想对自然的关注，对天地自然形态之美的追求也无不影响着博山窑陶瓷。②师法自然：即模仿自然，巧妙地吸取自然的形式，使博山窑陶瓷艺术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作为陶瓷装饰主要装饰手法的陶瓷绘画，利用中国绘画的成就，在陶瓷表面开辟了不同于颜色釉的另一种美的境界。祥瑞题材是一种民族心理的表现，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处境，都热爱生活，追求幸福与和谐。因此，表现喜庆、幸福的祥瑞题材，自古及今，一直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一个重要题材和基本的文化特征。儒家文化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和的关系，赋予花、鸟、虫、鱼、兽等以祥瑞寓意，这便是儒家文化思想亲和关系的特征表现。要欣赏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就需要了解传统文化和儒家美学思想精神，否则，很难把握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审美特性。

儒家思想的特点篇6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l（2016）03-0032-0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1997年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基础教育的DNA、人才培养的指针。因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不同，不同国家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强调合作与交流能力、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掌握、公民素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等。核心素养，将成为未来基础教育改革的灵魂。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与能力。”由此可见，核心素养强调的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吴伟先生指出：教育部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就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定位在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学科”，尤其指出“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则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课程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人文性，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同时，在“课程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两部分中，都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并把其作为宗旨和出发点。

为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迫切需要立足国情，结合时代特点，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号角正式吹响。与上述要求相适应，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研制随之启动，其主体是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朱汉国教授指出，所谓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所谓学科核心素养，是以学科知识技能为基础，整合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内的，能够满足特定现实需求的综合性品质和相关能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历史课程的总目标，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历史课程学习中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基于上述背景，2015年新课程高考历史试题在依据考试说明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融人和渗透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本文以2015年新课程高考全国I卷第40题为例，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例题]（2015年新课程I卷，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T9l要求。

材料1：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2：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札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1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盂儒学的不同之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阐释），并概括宋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阐释）。（10分）

（2）根据材料1、2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8分）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7分）

一、从时空观念角度辩证地看待儒学思想的历史演进。

时间和空间是在历史进程中对历史事物进行定位的两大维度，它们都表述了一种“序”的概念，反映了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考生具有时空意识，是正确认知和解读历史现象，建立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如何从时空观念理解掌握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呢？其一，运用有关时间、空间的各项技能（包括使用有关时间的各种术语；制作年表、时间轴；阅读地图），熟悉重要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活动发生的地域、时段及其先后顺序；识别历史地图中的相关信息。其二，区分不同史实的历史阶段特征和地域特征，理解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及其依据；对所学重要史事依时间顺序编制成图表。其三，准确判断相关史料的时空范围；辨识历史著述中不同的历史分期方式；准确运用历史的时间术语和分期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自己的论述。

第40题的材料涉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问题求答的内容包括孔孟儒学、汉代儒学、唐代韩愈的儒学观、宋学和当代对待孔子与儒学的态度等。据此而论，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儒学的发展与创新，就要依据“古今贯通”的原则，综合梳理儒学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是同步的。儒而成为学，始于孔子。孔子指出：“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日‘儒’。”（见《礼记・儒行》）孑L子通过这种努力促成了早期“儒”者的分化，奠定了创立儒学的人才基础，进而通过整理和继承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精神而初步建立了儒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强调文化传统，提倡人文精神；第二，重视道德修养，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人生价值和人格完善；第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第四，追求“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王道理想；第五，信天命“敬鬼神而远之”，更重人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之后，儒学薪火相续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传统，是为传统儒学。传统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先秦儒学初步发展时期。以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后期儒学，将孔子创立的儒学由初步的理论框架过渡到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批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个阶段为两汉儒学经学神学化时期。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逐渐结束了各学派思想的平等竞争，儒学由一家之言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入经学化时代。两汉经学，由于所据文本和师承渊源不同，因而在阐发和解释儒学经典中形成了思想与风格迥异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愿，都与统治者所崇信的谶纬之学相结合，与儒学的经学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儒学的神学化。总体上说，两汉儒学构建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贯彻于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发展和巩固。同时，由于经学神学化，儒学的形成发展完全依赖于皇权，因而必须服从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发展。随着东汉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步加深，经学神学化的儒学亦必然步入没落的境地。

第三个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及其与佛、道交融的时期。汉末迄魏晋，玄学流行，加速了经学神学化、儒学衰微的进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一方面有些玄学家致力儒学名教与道学自然的调和，从而在内容上摈弃了两汉神学目的论，拉开了儒学传统天道性命之学与神秘“天”意的距离，这是对儒学发展的一种有益抑制；另一方面，玄学将先秦儒学开创的性命之学、理想人格、外王之道的现实性品格等与道学的自然原则、无为本体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儒学宿命论的消极因素，进而使儒学与其“王道”理想相背离。在玄学冲击和三教并争的过程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总体上呈现出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进程。唐中期以后，韩愈等人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于是形成儒学在低迷数百年后的一次强有力的复兴态势，为开启宋明理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第四个阶段为宋明儒学的理学化（道学化）时期。宋明儒学继承吸收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料，综罗古人，吞吐百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道学）体系，集中反映了儒学的基本立场、观念、方法和风貌，从而成为传统儒学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理学虽然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内核，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既有精巧的思辨形态，又有极为现实的纲常伦理内容的哲学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理学形成以后，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宋、元、明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为始于明清之际儒学渐趋衰颓的时期。儒学的衰颓表现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其一是出现了以“崇实致用”为特征的早期启蒙思想，对宋明儒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时代风貌；其二是出现了以考据为目的乾嘉汉学，一时学风趋向“避世”，从而使宋明以来形成的儒学基本精神成为思想界的幽魂。

以上传统儒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表明，儒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个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正因如此，儒学才能虽曲折而终究发展、虽低落而必将复兴。尤其当儒学发展中出现偏差从而动摇其思想地位时，这个基本精神愈会特别地被儒学学者所强调。始于韩愈，延及宋明理学家们一再关注儒学的所谓“道统”，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典型表现。现代儒学重构所延续的也正是这一缕命脉，直接透过这一缕命脉，从而在宏观上把握传统儒学的基本特点，是评价现代儒学重构得失的必要前提。

二、从史料实证角度分析材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

试题对考生处理历史材料的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历史材料的搜集和鉴别。这是研究和探讨历史问题的基础准备阶段。由于高考考试特点的限制，不可能复制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考生自己搜集历史材料的过程。因此，只能通过某种方式加以适度的体现。（2）获取和整合历史材料信息，解决历史问题。对历史材料的阅读与解读有层次之分。一种是浅层次的理解，即理解材料的语言符号结构，获取材料的表层信息。另一种是属于深层次的对信息的解读。浅层次的历史材料阅读需要简单技巧就可以完成，但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材料处理能力。通过历史材料的处理，让考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高考历史考查的重点。

具体而言，史料实证能力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从多种渠道和不同类型的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表现出对所提供的文献史料的理解；其二，能够对各类相关历史材料进行整理和辨析，识别材料中的客观性表述和主观性认识，认识史料的性质和价值；能够运用有价值的材料支撑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其三，能够识别、比较、分析不同观点的材料，判断材料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可靠性，规范地选择运用相关材料论证问题；能够使用史料的证据来检验自己提出的假设。

第40题的材料来源于对《韩愈评传》和《中国近代史》的摘选，属于第二手史料。解题依据是“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求答内容是“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宋学对儒学的发展”及“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据此，需要抓住材料和所学知识关于孔孟儒学、汉代儒学、韩愈的儒学认识、宋学、康有为的儒学认识等相关信息进行思考和说明（见表1）。

三、从历史理解角度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征，透过历史表象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

历史理解是历史学习的一般性能力要求。它主要是指抓住历史事物的特征，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知识，即透过历史表象去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在试题中，考生进行历史理解的客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史实，二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如历史叙述和历史结论等。当前，历史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间接的、情境式的微观叙事，一种是直接的、结论式的宏观叙事。两种方式虽然殊途同归，都是要求考生通过历史现象把握其本质特征，但是对考生历史思维方式、思维品质却有着不同的要求。

由于历史知识积累、历史思维运用、历史方法选择的不同，不同的考生对相同的历史现象的理解在全面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上会存在较大差异。两种不同的认识，体现了考生对同一历史问题理解深刻性的差别。具体而言，历史理解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了解主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文明成果等；认识重要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人物活动的基本事实及其性质、特点、影响和意义并归纳出要点，全面理解重要历史概念的含义。其二，了解重要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分析历史的原因与结果、动机与效果、必然与偶然、局部与整体、普遍与特殊等关系，正确理解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等的地位和作用。其三，了解历史事实、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理解历史叙述或历史材料的客观性、主观性及其历史局限性，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第40题对历史理解的考查是全方位的。从材料和设问角度看，第一，考查的历史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宋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等；第二，考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第三，考查历史线索和规律性认识侧重对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变迁的关联的理解，以及运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儒学演变的历史规律等。据此，需要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全面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等。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特殊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农耕文明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伦理型政治，家族本位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东汉史学家班固概括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这段话说明，儒家的源头来自于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

社会变革影响儒学的发展，儒学的演变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化是儒学具体形态发展演变的深刻根源；同时，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或影响。儒学是维护和巩固传统宗法社会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课题，即关于人的价值的探讨。战国时代的孟子，忠实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后人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提倡的“仁”的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孟子将“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汉至隋唐时期，儒学发展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兴盛之后，董仲舒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阳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天人三策”说服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将儒学第一次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权和礼乐刑政制度建设的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二是在经历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一度兴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后，隋末大儒王通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通过门生影响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同时，王通还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直接影响唐王朝实行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的开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并存的气象。

结束五代十国战乱、重建纲常伦理、加强中央集权的客观形势，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儒学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主观要求与活力，是宋代儒学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深刻的社会背景。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纳佛学、道教思辨哲学的某些理论命题、范畴及精神方法，建构起较为精致的形上本体（天、道、理）与心性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理学论证了“理”的本体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为宋元明清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与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用儒家道统限制封建政统，抑制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滥用，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宋、元、明、清王朝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儒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原本就具有开放、会通、融合潜质的儒学，适应时代变迁，努力寻求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现实价值，构成了近代儒学的兴衰交替。儒学对西学的认同、接纳，可以上溯到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沿着“师夷长技”思想的逻辑发展，儒学与西学碰撞的直接结果，就是“中体西用”理论模式的出现。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中国孔孟之道；西学为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显然，“中体西用”学说是儒学初步认识西学、寻求中西结合的一种理论模式。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汇日益频繁，儒学与西学的会通从器物层次提升到了制度层次。这不但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认识的深入，而且也体现了儒学自身命运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图构建近代中国思想理论体系和建设蓝图。康有为以儒学思想为基点，兼采吸收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解释，寻求变法维新的历史依据。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建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过程中，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民权、平等思想和共和国方案，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民贵君轻”等民主精神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同时，还对封建君权、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顺利进行扫除了障碍。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新探索。为了宣传民主与科学，他们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更加猛烈的批儒反孔运动，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四、从历史阐释角度对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

历史阐释和历史表述是考生根据考试要求对自己所具备的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的过程。它不是对既有观点的背诵，也不是对史实的简单堆砌，而是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重新构建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考生所具备的历史知识、历史理解能力、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方法、历史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示。

具体而言，历史阐释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运用多种方法理解历史（包括比较、归纳、推理、移情、想象等方法），能够对所学重要史事的基本情况做出条理、清晰的描述；能够准确阐释史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其二，从不同的视角解释历史，运用多种方式表述历史（包括概述、叙述和论述），能够讲清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和各种联系；能够运用历史术语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阐释与评价，并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其三，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和信息，准确地运用历史术语来建构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能够对不同的历史著述或历史观点作出恰当的评价（即逻辑上做到论点、论据与论述一致；价值观上体现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认同等）。

例如，作答第40题时，考生需要提取、调动和整合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材料所提供的新信息，二是以往所学和问题相关的时代背景信息。考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性的重组，才能在情境、问题和史实之间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关系，从而产生全面、正确的历史认识，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进行历史表述时，要做到史论结合，不能空发议论。也不应简单的罗列史实；要运用恰当的历史思维，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逻辑合理；要采用正确的历史方法，使表述符合题目要求，语言通顺，表述完整、准确。

以汉代儒学和宋代儒学的发展为例，如何从历史阐释的角度认识儒学的发展和创新呢？

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承秦制，从上层建筑方面巩固和加强君主统治。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此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董仲舒的儒学虽然吸取了孔孟关于人格完善的学说，但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在二者的结合点上，他附会《公羊春秋传》，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使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他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西汉时期，儒学虽然推崇孔子，但他们所说的孔子已经不是本来的孔子。这种神化了的儒学失去了早期儒学生动的理论思维，成为后来封建礼教的发端。同时，“人格”观念逐渐演化成为明确的“国格”观念，这比“夷夏之辨”进了一步。中国儒学中的“国格”观念尽管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但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使许多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惜牺牲个人而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独立，由此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从11-19世纪中期，程朱理学用一套思辨的唯心哲理修正了孔子学说的那种缺乏哲理抽象的朴素的政论形态，同时便也取代了汉儒那种专讲灾异感应的粗鄙的神学形态。程朱理学在抛弃佛、道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巧妙地用佛、老哲理构筑起一个“天理”论作为儒学政治、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把这种儒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天理”论，同《孟子》《中庸》和《易经》中的一些哲学命题揉在一起，建立了唯心的理气论。于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格物致知”的训练方式，保守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点，使一个庞大博杂、看上去无所不包的儒学体系建成了，它标志着儒学发展成哲理化的新阶段。明朝初年，程朱之学被统治者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学术成就并不突出。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补续《宋元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没落。

五、从历史价值观角度对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考查。

历史解释本身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而选择就需要以相应的立场和价值观为根基。所以，不同的历史解释和学术观点反映了对待历史的不同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考生对这些不同的历史观点进行评价时，不同史观的运用、不同的阐释和评价也反映了考生的立场、态度和历史价值观。具体而言，对历史价值观的考查：其一，与历史知识相结合，让考生通过试题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成果，深刻体会一定的观念、价值观、行为和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其二是与历史认识相结合，运用有关人文历史知识，明辨历史叙述中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考查考生运用内化的历史态度和价值观，客观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和阐释的能力，进而独立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其三，与历史体验和感悟相结合，注重历史反思，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客观、全面地看待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认识中外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的信念系统，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确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和发展道路，并深刻影响其凝聚力和感召力。党的十报告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以伦理为中心，道德为灵魂，强调“德”性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文化资源。

第40题以历史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为线索，要求学生梳理从汉代至晚清儒学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思想特色，并对孔子与儒学进行评价。众所周知，儒学是我国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其所倡导的仁爱、信义、和平等观念很早就传播到整个东亚文明圈，至今仍在影响人们的行为与精神世界。该题一方面考查了学生的历史素养与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使学生加深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加热爱祖国历史文化，进而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增强国家意识。

儒家思想的特点篇7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乳交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性行为。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儒家思想的特点篇8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的利弊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阿“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

  

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

诚然，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有其消极的一面，比如其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以及它对法治精神的极大破坏。其表现最为明显的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轻视和对诉讼的惧怕。礼教为主，法律为辅，人们往往崇尚礼节，鄙视法律，尤其是诉讼。而畏官，畏法也常常使人们不敢为自身权利诉诸法律。其次，它是导致中国封建民法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儒家的影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民法附于刑法，而民事法律关系由礼来调整，一旦触犯了礼就科以刑罚。

儒家思想的特点篇9

一、基调的确定：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主题思想得以确立，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

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轴心地位及莫大作用是众所周知而又众说纷纭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写照。无论是从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儒学的维护中，还是从西化思潮对儒学的挞伐中，都不难看出：儒学的确立对中国文化基调的确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儒学是如何确立的呢？儒学从产生到确立先后经历了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前后跨越了春秋战国的大部分时期、整个秦朝和大半个汉朝。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500年，是一个大分之后又归于大合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混乱局面的终结点，也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局面的起点。这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杂然纷呈的时代；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还有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兵家思想、阴阳家思想、杂家思想等被后世冠之以“百家争鸣”的诸子流派。在诸子争鸣的过程中，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们何以能够脱颖而出技压群芳？这就不得不说起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

这正是孔子主张“礼治”的重要目的和集中体现。《易传》说：“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3］受此启发，孔子将周礼平民化，进而使之适用于社会大众。孔子的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主张“礼治”这一点，因为他的这一思想大多承袭自周公。孔子的伟大恰在于他又特别提出了“仁”的思想，并认为仁是礼的核心，没有内心的仁，礼乐都将失去意义。仁与礼，一内一外，相反而相成。正所谓“克己复礼为仁”［4］仁与礼是孔子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所谓的“克己”也是一种心理素质的修养，是要把“礼”的规范内化于人的思想和行动中的过程。孔子还认为“信”是维系社会群体生活秩序和谐运行的关键，“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5］孔子理想中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整合思想都是建立在人与人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的。

正是基于这种对仁与礼的信奉和对信的强调，孔子的思想具有着入世的显著特征。孔子社会思想虽与宗教社会思想一样都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但是孔子思想却没有一般宗教轻视、贬低世俗社会物质生活的倾向，也没有厌弃人世而力图逃离世俗社会生活的想法，孔子的思想，始终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教训，而不是出世的宗教。孔子思想的这一本质特点，成为其后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的共同本质和基础。我们平心静气地简要叙述了孔子的思想特征，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孔子所处的那个诸侯并起、列国林立的动荡时代，回到那个使他的思想经受激烈碰撞的多元时代。孔子所处的春秋及其之后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没有权威不受辩论的时代，是一个没有观点不受讨论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人是宇宙的价值中心，仁义道德是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道家批评这是狂妄无知的观点，转而主张“天而不仁”，回归自然，否定人的主观欲望与知识。对此，儒家在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同时，也看到了道家在天道探索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意识到知人时不可不知天，对自然天道作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探索。而道家在批评儒家过分夸大了人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意识到儒家的长处，在战国中晚期，道家的后学，所谓秦汉之际道家，就试图调和道家自然天道观与儒家道德教化的矛盾吸取儒家关于人的认识学说的成果。如《吕氏春秋》，就体现出融汇儒、道思想的特色。此外，还有墨家、法家等诸多思想流派，观点主张也不尽相同，但终可互为补充，相伴相生。但是它们有一相同之处，即大多与儒家和道家有着很深的渊缘。它们有的源自儒家和道家，有的在主张上有着许多和儒、道相通的地方，不过它们更注意自家的创新。如墨子，曾受业于儒者之门，但嫌儒家礼节繁琐且厚葬费财而自主创新，主张节俭，崇尚苦行；面对战争，他又主张兼爱、非攻，并反对贵族，提倡所有人都过一种无差别的生活，这又颇似道家的“小国寡民”的主张。再如法家，韩非和李斯都曾作过荀子的学生，韩非将其老师的性恶论、“法后王”、重外在的社会性的礼和义的思想与法家人物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融为一炉，终成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不一而足。

中国文化在战国末年就开始随着政治局面的统一而出现了“百川归海”的迹象，但这一迹象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首先即是以儒家为首的百家学派受到了以法家为代表的所谓统治思想的扼杀。秦国国君数代尊崇法家锐意革新并最终实现国富民强而一统天下，秦始皇更是听信李斯之言，企图杜绝天下不同之言论，对法家之外的不同学派及其思想主张一并打压钳制，于是就有了令人发指的“焚书坑儒”。其实，坑的不单单是儒，还有多家学派。在这种政治高压和思想控制的形势下，秦王朝的统治表现出空前的专制和残暴。从社会的转型角度来讲，由乱到治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点曾经存在的社会矛盾，若得不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合理引导，必将导致新的更严重的激化。秦王朝转瞬而亡，正是因为统治阶级没有看到东周以来天下分裂已达五百年之久的历史灾难和现实凋敝，激进地同时更是极端地不顾历史与现实的状况，盲目追求所谓的“一统”，使天下皆受其累，岂能不亡？所以，刘邦得天下之后，极其重视并吸取秦亡之教训，遂采取黄老之术，力主清静无为，使普天之下得以休养生息，直到景帝，历时五朝，前后达六十余年。在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并长足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稳定得以有效地巩固，社会矛盾得到有力地遏制，整个汉王朝都呈现出八百年未遇之治世景象。正是这六十年的成功过渡，使得人心思定，国家求强，大一统的趋势也就成了时代潮流，在政治上的统一得到强化之后，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和巩固也相应地提上了日程。董仲舒生逢其时，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这与汉武帝的主张一拍即合，得到了汉武帝的赞成。儒家思想从此取得了正统地位，董仲舒也因使得“今后学者有所统一”而“为群儒首”，因“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而“为儒者宗”。［6］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中国文化经历了开天辟地的洗礼和凝练。由分散走向统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普遍规律，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普遍规律，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吴于廑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7］

在生产力发展到使得封建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得以形成和巩固的时候，封建统治者要求思想文化界的统一是必然的。政治的封建统一是一种历史趋势，思想的封建统一也同样是一种历史趋势。思想的统一从秦始皇、李斯时期开始，至汉武帝、董仲舒时期基本完成，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然，董仲舒之所谓“孔子之术”并不是对孔子学说的简单翻译，而是对孔子之学根据时代的需要作了很多新诠释，并糅合了其他各家思想，特别是阴阳家的思想，被董仲舒所吸纳，形成了他的一套以“天人合一”为宗旨的神学思想体系。［8］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对此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还规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基调，即以儒家思想为主轴、其他思想为辅轴的文化发展模式。因此说，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主题思想得以确立，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基调。

二、格局的形成：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生态格局得以出现，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

儒道佛三足鼎立并能够共存长达两千年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它们几乎涵盖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全部文化内容。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道佛所承载的历史任务和应有的历史地位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三足鼎立的生态格局得以长久保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也正是由于这一格局的存在，使得中国文化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之下，不断地实现对自身的继承和创新；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保持对自身优劣长短的扬弃。这就自然而然地让我们想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某些特征，因为儒道佛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正是这些特征在发挥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哲学之所以如泉之水，源源不竭，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它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纳各家各派的长处，并能够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论成果。［9］

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又可以称之为“会通之学”，它的基本表现，就是它善于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既能看到其他学派的短处，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克服自己理论的缺点。受此影响的中国文化，无论是对待内部不同学派的观点主张，还是对待外来异质文明的思想教旨，它最终都能以宽容大度的态度来开展交流，达到共容共处。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虽然这主张有力地巩固了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是这对以后的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对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能够塑造文化，但文化同样也可以塑造政治。为了政治上大一统的实际需要，汉武帝大力抬高儒家的地位，这难免会使儒家思想丧失独立思考的空间和优化自身结构的时间；更有甚者，普通人还会形成对儒家的盲目崇拜和依赖，这自然断绝了儒家思想得以薪尽火传、自主创新的人力资源和精神动力。这也正是董仲舒以后长达八百年之久未能见出其之右的儒家大师的一个原因。可既然已经身为一国之内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者也就无路可退，只得千方百计戮力而为，尽量提出一系列足以令其他学派信服的主张及理论体系，以求名符其实。其实，早在确立正统地位之前，儒家就很重视对其他诸家思想的吸纳借鉴。仅以董仲舒为例，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既融合了道家思想，也融合了阴阳家的思想”。［10］等等，不一而足，除此之外，儒家更注意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出路。堪称“会通之学”的哲学理论，正好契合了儒家应对现实复杂局面的迫切心理，满足了儒家以对自家经典之“会”实现对其他诸家思想之“通”的现实需求。汉代为此而采取的“通经致仕”制度，一方面既使经师章句之学得到空前发展，另一方面也最终导致汉代今文经学步入僵化。“所谓汉代经学的僵化，主要表现在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一方面死于句读，陷入抠字眼儿；另一方面则是对经典的解释越来越繁琐。这样，越抠字眼儿，越是解释无穷，反而越离开经典的本意，其所发挥的也越是无稽之谈。”［11］

如此僵化和异化了的经学，逐渐失去了控制人民思想的功能，伴随而来的批判以及地位的动摇，也就不足为奇了。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分裂，使儒学特别是儒家经学失去了“独尊”的社会条件。儒学能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存在与发展，已成为当时儒学以及整个思想界面临的新问题。儒学既已难以独尊，于是就出现了自百家争鸣之后八百年未遇之思想活跃、百家会通的又一新局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道家思想的地位明显提高，外来传入的佛教思想也在中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道家思想地位的提高相伴于儒家经学的式微和玄学的中兴过程之中，主要表现有：其一，作为批判经学的形式，先秦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得到了重新的解释。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他们把《周易》、《老子》、《庄子》结合起来，以“授道入儒”、儒道融合的形式，复兴道家思想。其二，以向儒家宣战的形式，老庄思想被当作旗帜公开打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对儒家名教展开大张挞伐，竭力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则，以宗教的形式，在把“道”作为最高信仰的基础上，对《道德经》进行宗教性的解释。民间道教有，东汉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和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尤其是晋代葛洪所创立官方道教，把修仙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相结合起来，实现了将儒家道德与其道教理论的有机结合。综观以上，无论是哪一种表现形式，道家思想地位在提升的过程中，无不与儒学紧密相连。儒学虽颓，其势尚存。因此，作为后起之秀，道家思想地位欲得以提升，必须有所依傍，而能够依傍者，也只有儒学一家而已矣！所以，儒家的道化，或是道家的儒化，是必然的趋势和选择。而与道家相比，佛教的发展似乎略显曲折一些，但是结果还算是惊人的。说它曲折，是因为作为外来宗教，被接受起来实为不易。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经中亚从印度传入，若至南梁武帝大修佛寺之时，则已有五百年之久；若至隋唐日臻完善之时，则已历时七八百年。说它发展结果惊人，是因为它作为外来宗教居然在中国立足如此之深和如此之稳，这实质上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且不论“老子化胡”之说可信与否，然而道家思想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实有甚重大之关系”，“夫异族之神不宜为诸华所信奉，则老子化胡之说，在后世虽为佛家所痛恨，而在汉代想实为一般人所以兼信佛老之关键。观乎现在所保存甚少之汉魏佛教史料，而化胡之说竟一见于朝廷奏疏，再见于世家著作，则其说大有助于最初佛教之流行可以想见也”。［12］

由此可见，佛教最初借助于道家立足中国，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南北朝时期，随着道家思想地位的提高和佛教与儒家思想接触的频繁，“佛教学者们就力求从形式上的‘化’，深入到内容上的‘化’”，“玄学盛行，佛学也就逐渐与玄学合流，史呈‘佛玄’时期”。随着玄学的没落，佛学也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隋唐时期，在新儒学思潮的推动下，佛教各宗派相继建立，从此实现并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即儒学化的过程。佛学的儒学化，不是过去那种依附式地“化”，而是从形式到内容上与儒学的融会贯通，是儒佛的一体化，用儒家的心性说改造了印度佛教的佛性说，把佛从外在的偶像，变成了人的内心信仰，特别是禅宗提出了“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的著名思想，强调身外无佛，我就是佛，把自己看作是与佛平等的人。这正是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的最大特点，突出了个体意识。这种重视人的主题思想，恰恰反映了儒家学说的精髓。［13］

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中国文化同样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大变动。中国文化中儒、道、佛三足鼎立之生态格局形成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历史由第二次大裂变走向第二次大一统的过程。儒家独尊的时期正处于两次裂变之中间，之前其仅仅作为诸子之一家而行于世，之后又作为三足之一而力扛中国文化之钟鼎。如此看来，我们是否可以如是以为：儒家作为独尊之思想，正是为了中国文化的一次影响千古的历史性过渡？既然可以称之为过渡，那就有两重历史的使命，其一承前，其二启后。所谓承前，即把中国文化发轫之后的诸多先秦思想渊源以及春秋战国期间诸子百家之思想学说，皆收于囊彀，兼而蓄之，以便大而化之。作为一种主“动”的学说，儒家和主“静”的道家一起来经受这一伟大的过渡，因而，道家和儒家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所谓启后，即给中国文化兹后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作出整体性的布局，将百代万方之思想，尽览于眼底，统而筹之，以便推陈出新。道家因其出世的一贯主张固难独自支撑起分裂与统一交互出现的中国历史局面，因为乱世和治世带给道家的是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境遇，这一点与儒家绝然不同；但是这似乎不能泯灭道家本身所特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强调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学说，那么，道家思想则是重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学说。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为正统的主导思想，极为重视对自然的利用，并且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观点，而道家恰恰相反，笃信自然之“道”，主张人对自然的顺从。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代，“人定胜天”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即使在今天，人对自然的完全战胜，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更何况在古代？所以，道家重自然的思想，就成了人们遭遇自然界的重大挫折（如庄稼绝收）和致命打击（如洪涝灾害）时候的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因此，正是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儒家和道家产生了共鸣，这也是使得二者得以契合的重要原因所在，然而佛教毕竟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它所折射的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质的差异。与儒、道相比，佛教既不是强调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学说，也不是重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学说，而是注重个人修行的学说，即关注自己与自己之关系的学说。印度佛教主张苦修，“十地”而成佛；主张“出世间”，以求解脱。这些冗繁复杂的成佛步骤和出世的观念，无不与中国人的性情和经世的价值取向发生激烈冲突。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开始不断地注入儒家的价值观点，不断地从出世间求解脱向不离世间求解脱的方向发展。

三论宗把践行儒家的纲常名教看作是获得解脱的必要条件，华严宗扬言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出家是为了尽孝道，禅宗则干脆拆除了世间和出世间在修行方面的樊篱。［14］所以，“只有禅宗可以流行下去”，就是因为“禅宗不仅适合于中国的理论，而且合乎中国的习惯。当初禅宗本须坐禅，到后来连坐禅也免去了”。［15］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也标志着佛教儒学化的最终完成。这一点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到了宋朝，（禅宗）便完全变成中国本位理学”，因此，“犹之说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恐怕隋唐佛学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及演化，恐怕宋代的学术也不会那个样子”。［16］故而，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生态格局得以形成，从而出现了中国文化两千年之久的三足鼎立局面，并且三家之言逐渐浑然一体，互为犄角，确保中国文化的稳定与传承。

三、方向的选择：从三足鼎立到西学东渐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从而使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充满变数。

西学东渐的问题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一直让当代中国社会困惑不堪的复杂现实问题。说其重大，是因为西学从16世纪中叶大规模地传入中国至今虽历经五百余年，可仍未能够与中国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动，进而生成新的、引导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形态；实现中西合璧，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千古契机。说其复杂，是因为在这500年间西学先后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两种截然对立之形式的扩张，即和平的渗透和暴力的入侵。这不仅破坏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功能，而且导致了中国文化对自身和西学的严重误读，即对中国文化的一味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所以，从三足鼎立到西学东渐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充满变数。如前所述，自春秋以来，中国文化先后成功经受了两次重大的历练：既承袭了传统的血液，保持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又呼吸了新鲜的气息，增加了中国文化的活力。这两次文化更新过程中的成功“呼吸”，使得中国文化总体呈现出超然和自信的气度，同时这种超然和自信的气度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惯性。自周秦以降，中国文化虽经遇过印度佛教的传入和阿拉伯文化的东来以及明清之际西学的东渐，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文物教化声被四海，只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的“天朝上国”，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加上佛教的传入和阿拉伯文化的东来以及明清之际西学的东渐又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因此也就没有引起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怀疑及动摇，更谈不上什么文化危机的问题。虽然在明清两朝均发生过“礼仪之争”，但还是以“不少中国经典被传教士翻译介绍到欧洲，开启了欧洲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大门”［17］为结局而暂时结束。中国文化的这种充满超然与自信的强势，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溃败，拉开了中国人怀疑本民族文化优越性的漫漫长夜的序幕。在中国历史上，汉族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征服的事件也数见不鲜，但在文化上汉族始终不失优势；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征服的同时，却在文化上“被征服”了。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话：“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8］但这一次欧洲列强的入侵，却非同小可。进入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势力侵入中国，局面大变，最初中国人还以为西方的长处仅仅在于能够制造坚船利炮，因此以为只要“师夷长技”即可“制夷”。魏源、林则徐以及后来的洋务派们莫不在这一点上花费脑筋，但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惨败将他们的“富强之梦”无情地击碎。于是就开始有人发现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比不上西方，因此又进一步要求“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踌躇满志并积极奔走于变法维新，但菜市口六君子的鲜血泼灭了他们政治改良的火种。终于杀出了一个孙中山，以革命为载体，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以帝制为目标，以建立共和为依归，前后历时16年，虽然中华民国得以诞生，但是国民之思想仍旧滞后于世界之潮流。所以，余英时说，“清末民初，中国人更进一步了解到：西方的学术和思想也有比中国高明的地方，这就逼出了‘五四’时代的思想革命”。［19］

“五四”时代的思想运动，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主动引进西学长达80年后，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均归于失败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反思，［20］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于现代化生活的格格不入造成了中国失败，因而需引进西方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精神，彻底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中国人何以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化的超越性“逐渐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是不是还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21］根源在于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民族危亡。中国人在“救亡”心情下要求以西方“真理”来彻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国。康有为在上书里写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这不仅是康有为个人的心态，也可以说是整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面对国家的屈辱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以西方为师，引进西学，把追求国家的富强作为最高目的，“这本身自然是高贵的”，但是，以富强为目的的追求“却使中国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23］所以，一批批忧民忧国忧未来的中国人为了中国的富强，前仆后继倒向西学的怀中，以求找到力挽民族大厦于将倾的方法。林则徐、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皆如是也。固然，引进西学、学习西方能够在短期内创造出中国文化所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但是，中国文化也不至于因为不能在短期内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一无是处吧？“五四”运动的前中后时期，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论调甚嚣尘上，难道一种新文化的生成，必须要在完全割裂与传统之联系的基础上酝酿？所以，许倬云说，“新文化体系，还应当从旧文化的体系中选撷”，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新的文化并不是如何地与过去断裂。不过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新的文化基础上，与旧日文化的转接”。［24］为今之计，首先须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重新的定位和评价，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应该能够对此有所裨益。他从“文化路向”的角度着手综合分析了中西文化根本精神的不同：

（一）“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所持应付问题的办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

（二）“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样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25］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守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开拓的文化。所谓守成，必然得具有保持稳定的特征与功能；所谓开拓，必须得有不断进取的特征与功能。中西文化不同的特征与功能，表面上看去泾渭分明难以调和，而实质上则是对立统一相得益彰。中国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犹如印度佛教之于儒家文化，意在形成内敛性，使其在运动的同时能够意识到自我何以运动及有何意义，以免在行进中误入歧途。西方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犹如儒家文化之于日本文化，意在形成外向性，使其在静止的时候能够觉察到自身会僵化并加以克服，以免在稳定中走向消亡。至于二者对自身的特征与功能是保留的多还是舍弃的多，那就要看孰为本外了。一般而言，外来文化舍弃的多些，本土文化保留的多些，因为外来文化要对本土文化发生影响，首先“必须适应本地的文化环境”，其次要在适应的过程中达到“适者生存”。［26］这也正是汤用彤所说的，“文化思想的移植，必须经过冲突和调和两个过程”。［27］在经过长达五百余年的中西交流与争论之后的今天，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的成分似乎在减少，但实际上，并非中西文化冲突成分的减少，而是中西文化融会调和的增多。诚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面临的不啻为一场全民族性的灭顶之灾，但在客观上战争也打破了中国文化的沉闷局面和僵化气息，进而激活了文化的动态功能，再次链接了它不断创造的过程。所以，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的末尾这样写道：“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劣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的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8］总之，不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中国文化的诸多成分甚至包括一些有益的传统，在西方文化的东渐中渐行渐远，一去不返。留下的固然是充满变数的中国文化的未来之路，但是方向却已经明朗化。

四、启示：“呼吸”之间的中国文化在纵向与横向之间不断发展

儒家思想的特点篇10

关键词：儒家文化思想；现代园林；景观设计

园林景观历经了长时间的发展，儒家文化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设计中，即使在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依然没有消亡。目前，我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虽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儒家文化始终渗透其中，例如，著名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就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从儒家文化思想的角度来看园林建设结构，可以从审美本质、功能以及形态3个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古代园林设计处处蕴含着儒家文化，到目前为止，现代社会文明越来越发达，园林景观设计也凸显了这点，但依然融合了儒家文化精神，使社会文明与儒家文化充分融合于建筑风格中，使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从审美本质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通过对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审美本质可以用2个词语表达，一是“比德”，二是“悦心”，从某种角度而言，其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从古至今，在儒家文化的思想体系中，主要的审美基础是道德，人格伦理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理念，这在大自然中得到了很好地彰显。特别是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赋予自然植物人的精神，是对人格魅力的一种认可[1]。例如，在现代园林中经常见到梅、兰、竹、菊这4种植物，被称为植物4大“君子”，从设计中可以看出，不论在形式或是底蕴，都蕴含着道德的本质。这几种植物的精神可以从历史众多的文人笔下看到道德精神的存在，如对于竹子坚韧的品质进行了歌颂，原诗句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又直”。从这就可以看出，现代园林的设计利用了象征手法。同时，园林景观设计满足了观赏者全方面的需求，更是让观赏者达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获得一个悦心的认知，而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儒家文化思想。

2从审美功能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从审美功能的角度来看，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要求达到成于乐而游于艺的高度，这就充分体现出了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儒家成德思想理念除了体现于园林景观的审美上，还体现于其审美功能上。园林景观具有很大的乐趣，不仅可以体现于精神中，还可以体现于园林功能中，以感性的视角来看，孔子用“兴、观、群、怨”4个词语进行总结。其中“兴”主要是表达人们内心对园林景观的感触，“观”主要是表达人们对景观的欣赏，“群”主要是表达人们表现出来的感情，“怨”主要是一种与群相反的情感[2]。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讲究的是一种美的意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是让整体的设计给人一种朴素简约、随形就势、轻巧淡雅等感觉。例如，在山顶上设计而成的小亭，它本身是给人提供赏景、休息的一个地方，但是人们从低处仰视小亭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凌空欲飞之势，观赏这座小亭可以唤起人的某种感情，而人的情感可以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很大影响，这就产生了社会作用。从这就可以看出，孔子对于艺术功能的论述与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规律是相似的，因此，儒家文化思想深深额蕴含于现代园林景观的意境中。

3从审美形态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从审美形态的角度来看，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充分显示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念，这也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一个体现。正是结合了儒家文化思想，现代园林景观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设计特点，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2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和：人和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理念，主要是指人和自然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二，乐和：主要是指柔和婉转的一种审美乐趣。将这2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即为中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庸之道，这是孔子提倡的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当前我国现代园林景观与古代建筑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慢慢融合了一些现代文明思想，但是整体上依然给人一种含蓄婉转的感觉，并没有脱离儒家文化倡导的艺术理念。

4结语

我国园林景观设计一直以来都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现代园林景观虽然融合了一定的现代文明思想，但也渗透了儒家文化，不同文化的结合使得园林景观更加具有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了园林景观价值。从当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情况来看，儒家文化思想主要是体现于其审美本质、审美功能以及审美形态3个方面，使得园林景观给人一种独具特色的意境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洁，李志民.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基因[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