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政治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学派政治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孔子；儒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195-1

牟宗三先生说“察业识莫若佛，观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儒释道及西方的哲学，宗教等都指引人生的方向，生命的意义，在中国，儒学则是安身立命之道，儒学所讲的内圣外王，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期望的价值理想。

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对各个层面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其艺术品格和关怀现实人生的精神，成为了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风格和心理架构。

孔子作为儒学创始，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冲破了当时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而且对于弟子的教学，实践和理论并行，奠定了儒学一派能够延续，发展的人才基础。而后率领弟子，对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修订，这是儒学学派最早的基本教材。并且孔子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儒学学说，整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探讨了摆在时代面前的文化和政治问题，构建了最早的儒学理论框架。

孔子以“书”的形式立编年史，名《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孔子根本含义在于正名，维护传统伦理秩序，“礼”，就是周礼，奴隶制下的宗法等级中道德标准等，孔子强调，“以国为礼”，强调“礼”要以“仁”为基础，要达到“礼”“仁”的统一。孔子在教育学生的方面，创立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在个体有差异的学生面前，以言传身教。例如“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儒家学派在孔子远去后，由于弟子众多，各有各自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派系。借用韩非子的描述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从后世影响来看，孙氏之儒和孟氏之儒是影响最大的。子思之儒和乐正氏之儒也是不容忽视的。

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颜氏之儒的思想特点是安贫乐道，重在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这其中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

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此派别是不畏惧权势，不欺侮弱小，行为正直，处世勇敢。属于任侠一派。

仲良氏之儒兼有曾参和子夏两家之学。

儒家学派的划分并不一定是由于韩非子对于八家的划分，并不是严格的学术鉴定，还有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儒家在百家争鸣时期，都认为各自是儒家学派的正统。

曾子是儒家学派孔子过渡到孟子的关键人物，曾子把孔子所持的道概括为忠恕之道，非常合乎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并且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正是孔子所要求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忠信是仁的品格，曾子将温习师传列为三省之一，说明其对孔子学说的笃实。且曾子为人处世严守克己复礼，符合孔子所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曾子对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主张所说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对维护孔门的“正名”思想有重要意义。

之后是子思之儒，讲的是儒家思想的《中庸》体系。《中庸》所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论语・子路》说。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这些讲中讲和，实际上就是讲的是君子的美德。

《中庸》一书代表子思的思想，即便后世在三十三章中有所添加，但基本思想肯定是子思的思想。《中庸》把孔子的中庸思想提升到宇宙观的高度，视为宇宙的本体和法则。子思在天道和人性两个根本性问题上展开了论证，《中庸》开宗明义的提出了问题的实质，就是“天命谓之性”而后提出的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讲的致中和的办法。笃行慎独都是其方法，为达到致中和的目的。

孟子是儒家大师，在宋朝时期获得亚圣的称号。孟子虽然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但是其政治思想影响很深。以德治为主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很深。首先是行仁政，孟子把仁政思想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其主要思想包括以民为本，经济上要制民之产，军事上要兴仁义之师。之后是正君心，要求君主有自己的道德。修心养心来端正自己的德行。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以“天”为出发点，以“王天下”为归宿，使早期儒学成为一套很细密的思想体系，成为“道之正统”并通过个人的影响力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孟子深化了儒家学派的孔子的“仁”，并推进到了“义”形成了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和标识的道德体系。孟子说孔子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实际上他自己也是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但是孟子的思想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缺陷的，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有积极方面，比如“人皆可以为尧舜。”

乐正氏之儒所著《大学》的主要思想简单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并且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封建制度下，家国二者关系密切。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包括宋明时期，儒学思想体系的发展，汉唐时期儒学重名物训诂，宋儒以后则以义理为主，主要有气学，张载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宋明时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大高峰。

这是当时儒家八派的思想，后经汉学，宋明理学，一系列的发展，成为今天举世瞩目的儒学体系。

参考文献：

[1]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篇2

关键词：国语学史；儒家；法家；战国；接受；研究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06-04

《国语》是先秦时期语体史书的典范之作。学界多主张其成书于战国初年，如谭家健先生主张：“《国语》成书，当在《左传》稍前，其时当在春秋末和战国初。”[1]甚至有学者将其推至春秋，如金毓黻就认为：“凡研《左传》者，必读《国语》，其为春秋时代古史之一，又不待论也。”[2]由此推定战国时期《国语》流播于贵族社会和知识阶层，应大抵可靠。从学术史溯源的角度，我们将战国界定为《国语》研究的萌芽。这是因为，任何一部文化元典的接受过程必然以接受者的研读、评判、吸纳为基本内容，而这可称得上萌芽状态的研究。本文拟对《国语》在战国时期的接受与研究做粗略考察。

一、儒家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

战国时期，儒家已发展成显赫的学派，《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有度》云：“孔墨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其对社会文化影响甚巨，《吕氏春秋・当染》云：“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儒家学派的显著特征是重视文献经典的传习。《论语・先进》谈到孔门四科，其中有“文学：子游、子夏”，其意“是说子游、子夏在熟悉、掌握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最有成绩”[3]。实际上，不惟子夏和子游，整个儒家学派均注重通过对典籍文献的研读以修身益德。如《论语・学而》中曾子言一日三省其身，其中之一就是“传不习乎”，“传”既包括礼仪的习得，也包括文献典籍的传承。与典籍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形成突出矛盾的是，儒家后学对先贤文献的研习因时代推移而带来的字词、内容理解的障碍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以注解、疏通经典文献为目的的著作大量出现，如《公羊传》《谷梁传》等，《尔雅》亦应运而生。关于《尔雅》的成书时间和作者，何九盈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学界主流观点：“《尔雅》成书于战国末年，为齐鲁儒生所编撰。”[4]徐朝华先生亦持此说：“《尔雅》最初成书当在战国末年，是由当时一些儒生汇集各种古籍词语训释材料编纂而成，并非一人之作。”[5]《尔雅》编撰是便于儒家后学释读六经，正如郑玄《驳五经异义》所言：“某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经之旨。盖不误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亦言：“《尔雅》所以训释五经，辩章同异。”《尔雅》成书远远晚于《国语》，这就为《尔雅》作者吸纳《国语》语料提供了可能。那么《尔雅》是否受到了《国语》的影响了呢？回答应是肯定的。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是《国语》《左传》等典籍所载春秋时人对词语的解说是中国训诂学的源头，其许多释例和语料为后代训诂专书所汲取。举《说文》为例，《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言“止戈为武”，此说被《说文》径直采用：“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说文》亦大量采撷《国语》语料，据笔者粗略统计，有近三十处。有的标明为《国语》，如许慎在释“”字时云：“，气势也。从手，卷声。《国语》曰：‘有勇。’”有的标明为《春秋国语》，如许慎在释“”字时云：“，等也。从立，声。《春秋国语》曰：‘本肇末。’”有的标明为《春秋传》，如《说文》：“，明也。从火，享声。《春秋传》曰：‘天地。’”张舜徽《说文约注》：“今三传无此文，乃栝《国语・郑语》之文，昔人称《国语》为春秋外传也。”有的虽未标明，但显系源自《国语》，如《国语・周语上》言“女三为粲”，《说文》释“粲”时则云“粲，三女为粲”，明显源于《国语》。既然《说文》大量采用《国语》语料，那么其前的训诂专书《尔雅》亦有可能取材于《国语》，只是未像《说文》多数释例那样直接标明。

二是《国语》和《尔雅》有许多相同的同义为训释例，这似乎不能用巧合来解释，合理推断是《尔雅》采用了《国语》的词语释义。《尔雅》主要采用同义为训的释义方式。“同义为训就是用一个与被释词意义相同的训释词来解释。”[6]《国语》所载春秋时人言谈中有许多同义为训的释例，如《周语上》载单靖公语说《昊天有成命》：“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中多处解释同于《尔雅》。如《尔雅・释诂》云：“基，始也。”“，厚也。”“密、宁，静也。”《尔雅・释诂》：“肆，故也。”而“故”与“固”通。再如《国语・晋语四》载司空季子释卦象：“豫，乐也。”《尔雅・释诂》亦云：“豫，乐也。”《国语・晋语四》载臼季语：“夫敬，恪之德也。”《尔雅・释诂》云：“恪，敬也。”这些均表明，在战国时代，《国语》中的训诂语料已引起儒家学者注意，并被用于《尔雅》词条的撰写中。

三是《国语》中许多同义连用的语料成为《尔雅》词语释义来源。“同义连用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同、相近或相类的词并列在一起使用，在句中表示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充当一个语法成分的语言现象。”[7]同义连用这种语言现象大量出现于《国语》中，囿于篇幅，仅举一例。《周语下》云：“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踣”和“毙”即为同义词。《说文》：“踣，僵也。”“毙，顿仆也。”即二词之本义均指向前摔倒。《尔雅・释言》：“毙，踣也。”以“踣”释“毙”。踣毙连用不见于他书，故《尔雅》所释盖本于《国语》。

除《尔雅》外，儒家的另一部典籍《礼记》亦能约略反映战国时期儒家学者对《国语》的研习与耽嗜。关于《礼记》的成书时间，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战国时期，如清代著名经学家丁晏《礼记释注》卷四云：“《礼记》非汉儒作也。盖秦火未焚之前，六国时人所撰集也。”钱玄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多数篇目大致撰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前期之间。”[8]准此，《礼记》的成书时间亦后于《国语》。《礼记》即有大量采撷《国语》之处，《礼记・大学》载：“《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孔颖达疏曰：“案《楚语》云：‘楚昭王使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其为宝几何矣？王孙圉对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也就是说，孔颖达认为《大学》所引《楚书》应系《楚语》，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再如《礼记・曲礼下》言“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礼记・王制》言“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两处似均本于《国语・周语上》“王田不取群”。再如《礼记・檀弓上》言晋太子申生自杀时情状：“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国语・晋语二》言：“将死，乃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听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国家多难，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以至于死，虽死何悔？’以是谥为共君。”《礼记》承袭《国语》甚明，其所引文字系赞誉申生纯孝之美德。再如《礼记・檀弓上》：

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辞焉。丧人无宝，仁亲以为宝。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而天下其孰能说之？孺子其辞焉！”公子重耳对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丧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哀，以为君忧。父死之谓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稽颡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显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颡而不拜，则未为后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则爱父也；起而不私，则远利也。”

该段记载亦本于《国语・晋语二》：

乃使公子絷吊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絷吊公子之忧，又重之以丧。寡人闻之，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时不可失，丧不可久，公子其图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无亲，信仁以为亲，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实有之，我以徼，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将何以长利？”公子重耳出见使者，曰：“君惠吊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义。”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穆公曰：“吾与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为后也；起而哭，爱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于利也。”

这两段相近的文字赞颂了重耳恪守孝道，秉持仁、信美德的行为。再如《礼记・王制》：

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

该段记载本于《国语・晋语八》：

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叔向曰：“其阳子乎？”文子曰：“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其知不足以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以称也。其随武子乎？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

这两段文字以赵文子和叔向关于晋国历史名人狐犯、阳处父、范会的评价为基本内容，表现了春秋时期崇仁尚智的伦理观。《礼记》承袭《国语》尚有多处，限于篇幅，不复一一列举。关于《礼记》一书的性质，赵逵夫先生的分析较为合理：“《礼记》大部分是孔子的弟子、门人和儒家后学传习《仪礼》的‘记’的汇集，即对《礼经》进行解说、补充和发挥的一些文献的汇集，包括孔子弟子所记孔子有关礼的言论和孔门相关的论文。”[9]儒门后学在研习《仪礼》的过程中，大量征引古籍有关文献的礼仪及故事，以便建构起对古礼丰富而形象的理解，《国语》这部典籍因包蕴丰厚的相关记载而为其所注意，故对之重点研习并将相关资料采撷入《礼记》。

战国末年的儒学大师荀子也深受《国语》影响。一方面，荀子在阐发其政治哲学时，直接征引《国语》相关论述，如《荀子・正论》云：“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这和《国语・周语上》所载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之语大同小异，“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这表明荀子所论承自《国语》无疑。另一方面，《国语》也成为荀子政治思想理论的文化资源。如构成荀子政治思想重要内核的“王霸兼用”的思想就可溯源于《国语》。对此，史继东博士曾有过详细论述：“‘王霸兼用’思想是荀子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荀子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所作的必要的变通，使他的政治思想与孔孟相比更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而这一变通的思想渊源正是《国语》。”[10]由此能看出荀子对《国语》的重视。

二、法家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

《国语》也博得了法家学者的喜爱。先秦法家可分为两大流派，正如武树臣先生所指出：“从全中国角度来看，法家分两种类型：齐国式的法家和晋秦式的法家。”[11]秦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古代典籍颇为熟悉，并在其写作中大量征引，这其中就包括《国语》。我们做出这样的论断，是有充分的文献根据的。首先是《韩非子》和《国语》有些文本的语言极其相近。如《国语・周语上》载：“郑厉公与虢叔杀子颓纳惠王。”语云：“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韦昭注：“不举乐也。”《韩非子・五蠹》云：“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虽未注明出自《国语》，但其与《国语》语言有着很高的相似度，而又未见于他书，因此似可推定系韩非对《国语》的借用。再如《国语・吴语》有“吴王夫差胜齐人于艾陵”之语，《韩非子・喻老》亦有类似之语：“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近似程度之大，似可判定后者系源于前者。其次是《韩非子》用以证成己说的一些事例惟见于《国语》，如《韩非子・备内》：“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骊姬杀申生而立奚齐。”此处作者引用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的妃子骊姬勾结优施杀害申生事，反映春秋史事之书，主要见于《国语》与《左传》，而此事惟见于《国语》，因此《韩非子》所载此事似乎来源于《国语》。再如《韩非子・饰邪》载大禹诛杀防风氏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国语・鲁语下》亦记禹诛杀防风氏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两处记载大致相同，《韩非子》之前的相似记载惟见于《国语》，因此《韩非子》所载此事似源于《国语》。再如《国语・吴语》载吴败于越后，夫差派人求和，越王的拒绝语：“昔天以越赐吴，而吴不受；今天以吴赐越，孤敢不听天之命，而听君之令乎？”《韩非子・内储说下》中文种和范蠡的拒绝语：“不可。昔天以越与吴，吴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祸也。以吴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许也。”似可判定后者依前者增饰。这些均充分证明了韩非对《国语》的熟悉。

《韩非子》对《国语》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外储说》中。谭家健先生曾准确地指出《韩非子》分别有三十五则和三十七则故事分别来源于《左传》和《战国策》，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注意到《国语》也是《战国策》故事的一个重要来源。据笔者粗略统计，仅《外储说》中就有三处，如《国语・晋语九》载：“少室周为赵简子之右，闻牛谈有力，请与之戏，弗胜，致右焉。简子许之，使少室周为宰，曰：‘知贤而让，可以训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本之而言：“少室周为襄主骖乘，至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周言于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骖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于臣者，愿进之。’”《韩非子》对《国语》的利用，往往是对其精简和改写以集中阐释自己的观点，如《国语・晋语五》载：“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委笄。”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则云：“范文子喜直言，武子击之以杖：‘夫直议者，不为人所容，无所容，则危身。非徒危身，又将危父。’”行文极其简洁。再如《国语・晋语四》载：“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则若何？’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文字较之更为简洁：“文公问箕郑曰：‘救饿奈何？’对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信义，则近亲劝勉，而远者归之矣。’”

作为齐法家代表作的《管子》也颇受《国语》的影响。关于《管子》的成书时间，正如白奚先生所言：“目前学术界多认为《管子》是战国稷下学宫时期的作品。对年代做了这样的确定，也就等于确定了作者，他们就是稷下学宫中的先生和学士。”[12]《管子》产生应晚于《国语》。《管子》借鉴《国语》能找出很多文献学证据，例如《管子》和《国语》有些用词极度接近，似只能用二者之间存在继承关系来解释。仅举一例，《管子・五辅》有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言：“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敦庞”即“敦”，“”与“蒙”音近相通。在两个不太长的句子中，竟出现“敦蒙（庞）纯固”和“和协辑睦”两个相同且偏僻的词语，这表明《管子》作者读过《国语》。《国语》与《管子》的关系问题最集中体现在《齐语》与《小匡》的关系。对此，李学勤先生给出了有力的论证：“《小匡》的文字远比《齐语》浅显易懂，无疑是在《齐语》上加以修改的结果。《小匡》与《齐语》相比较，不难发现《小匡》的内容有多于后者的地方。”[13]这表明《小匡》的主体毫无疑问均来自《国语・齐语》。由此看出齐法家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非常重视《国语》并从中汲取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王运熙，顾易生.文中国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何九盈.尔雅的年代和性质[J].语文研究，1984（2）.

〔5〕徐朝华.尔雅今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6〕王建莉.论尔雅词源词与同义为训词语的关系[J].内蒙古师大学报，2004（1）.

〔7〕刘海燕.古汉语同义连用的特点[J].宜春学院学报，2010（5）.

〔8〕钱玄.三礼通论页[M].南京：南京师大出版社，1996.

〔9〕赵逵夫.礼记的当代价值与文献学研究[J].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6（4）.

〔10〕史继东.荀子对国语的批判式继承与发展[J].求索，2010（9）.

〔11〕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篇3

关键词：先秦；礼序；儒家学派；乐记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82-02

先秦时期，我国社会制度有很大变化，它经历了奴隶制社会从鼎盛到衰落，并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在文化上也经历了以礼为中心的文化由发展到衰微。春秋末期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中，“无物而不在礼”的一元文化被一元文化被生动的、活泼的多元文化所代替，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百家争鸣的各家学派对社会的各种问题、各种文化与政治现象展开了社会性的大辩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儒”、“墨”、“道”三家为代表的争论，他们的思想逐渐成为先秦时期的主流音乐思想。先秦音乐思想主要是围绕着音乐的社会功能展开争论，其中儒家学派注重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践行“礼乐治国”的理想。

一、“礼”在中国古代的作用

“礼序”指礼仪的次序得以实现。《礼记・礼运》:“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孙希旦集解:“故君必正身立于无过之地，而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礼序而民治也。”又:“故圣王修义之柄p礼之序，以治人情。”孙希旦集解:“礼者，所行有节而不可乱，故言序。”后以“礼序”泛指礼仪制度。

在中国文明史上，礼序从它有历史记载的时候开始，就以相当完备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在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卜辞中，就有许多关于祀典及其祭法的名称。先秦时期，礼仪制度就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在内容上，礼始终以上下伦理的尊卑等级规定着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准；在形式上，礼以它特殊的象征方式规定着各种典礼仪式的过程。先秦时期礼仪制度的完备程度最突出的表现，就在这一点。

礼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行为规范，只对贵族讲礼仪，不对庶人讲礼仪。所以《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汉书・礼乐志》说：“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这三百和三千之礼仪，大部分亡失了。其总的精神是“名为不同，礼亦异数”。天子有天子所遵守之礼仪，诸侯有诸侯所遵守之礼仪，大夫有大夫所遵守之礼仪，士有士所遵守之礼仪。因此礼仪和等级是分不开的，即所谓“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如宗庙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乐舞规模大小为“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周人十分重视一个人的礼仪，如《诗.{风.相鼠》说：“人而无礼，胡不遄（速）死？”“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他们的理想境界是达到“礼仪卒度（尽和）”。礼仪的作用是维持和加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和团结，《经解》中有段话对此种作用说得很清楚。西周盛世“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它的作用确实发挥出来了。但后来天子无权，诸侯大夫都不遵守周礼。如鲁国季氏“八俏舞于庭”，就是以大夫而用天子之礼。礼，当初虽不为庶人而设，但后来也下到了庶人。与此同时刑也上到大夫。礼与刑法的关系是“礼禁将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后”。礼必以乐为伴，刑必与政相随。称为礼、乐、刑、政。所以《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西周时期正式形成的这套统治办法，在维护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的政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也有重要作用。

二、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

中国古代的“乐”并非单指音乐，而是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早期表演艺术的总称，即“诗、乐、舞”三位一体。在古代，凡重大的礼典仪式都少不了一个重要的项目――“乐”。如果说礼表达的是人们虔诚恭敬的心情，那么乐就是这种心情所借以表达的外表仪容。“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上古先圣在制礼的同时，把乐也放在与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礼”与“乐”二者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范畴。

《礼记・乐记》对礼与乐的共同文化根源做了明确地阐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想亲，异者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礼的本质是区别上下贵贱的尊卑等级；乐的精神则是调合各种等级泪别之间的关系。等级分明则人们各有所敬，关系和顺则人们相亲相爱，礼乐俱备则天下大治。这种本于天地的礼乐关系中，蕴含了中国上古人道主义的基本特征，即：既有严格的等级尊卑，又有相互之间的亲和。这种关系作为一种观念出发点，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而这种统治思想之所以能够得以长期延续，则又得归根于礼乐的教化。从对人的行为的节制作用来看，礼是一种外在的规定，它按照上下等级次序规定人们所应旅行的社会义务，限制人们活动的可行范围。乐则通过艺术的形式，把这种礼的规定变成人们出自内心的自觉意识。因为乐本来就是人的情感表达方式。

中国的礼乐制度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沿用，虽然在不同时代有所更改和损益，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在其本质精神上却没丝毫的变化。它作为一种国家推行的典章制度 和观念模式，其作用已远远超出单纯政治的范围。礼乐教化成了中国民族文化承传过程中固定的形式。

三、《乐记》中的礼乐思想

春秋末期开始形成儒家学派，其创始者是孔（公元前551~479年）。他积极提倡音乐，一生不断进行音乐艺术实践----弹琴、击筑、鼓瑟、唱歌，并把音乐作为“六艺”之一加以传授。孔子注意到音乐对人能够产生精神上的影响，所以具有教育的作用，他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把礼、乐不同的作用清楚地区别开。孔子更看重音乐的功利性，他从教育学观点出发，基本上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思想，把音乐当成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这使他的礼乐观具有保守的一面，但他对礼乐的重要性却又强调到超过等级制所允许的范围。

儒家学派音乐思想的著作是《乐记》，这是一部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系统论述了儒家的礼乐思想。提出所谓“乐统同，礼辫异。”乐的特点是“和”，目的在于“和同”，即通过音乐歌舞的演奏，使不同的人在情感上相融。礼的特点是“异”，目的在于“辫异”，即通过各种不同的具体的文饰等规定，把贵贱，上下，亲疏等界限区别开来。《乐记》认为“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相敬则不争，相亲则不怨，不争不怨，天下安宁。这就是礼乐结合的目的，也是礼乐思想的中心。礼主敬，是一定理智的表现；乐主爱，是一定情感的表现。礼乐的结合，即情理的统一。情受理的制约，引导和提高，而成为一种中和的情感。这正是儒家的音乐主张，从孔子时就产生了。这种礼乐思想还引出儒家重视音乐社会作用的主张。即“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这里，乐已经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于是，就有了“乐与政通”的理论概括。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的这些认识突出了理与情、政治与艺术的主导关系，它成为儒家音乐思想的主干，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封建社会音乐思想的发展。

四、关于礼序（礼仪制度）的一些看法

今天，当人们把礼当作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文明行为的时候，或许并没有想到它的历史，没有想到它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文明国家的历史上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没有想到它至今保留在中国民族的整体精神和中国现实政治中的潜在而又巨大的影响。

礼之所以产生，完全是出于文明发展的需要。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的观点无疑从根本上把握了礼的实在意义。礼是用来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者人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人类社会存在的平衡状态。这就是说，礼一开始就是应社会稳态结构的需求而产生的。

中国民族精神以其特有的姿态展现于世，在它以相当稳定的形式延续了许多世纪之后，人们开始从各方面考察其内在的文化基因。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当归结为“礼”的精神。中国礼仪制度的完备和礼乐教化的深入，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未有的。

礼的精神在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中，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强烈和持久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方民族的宗教感情。礼乐教化的深入，使礼变成了中国民族的一种自觉意识，甚至进入了潜意识之中。中国民族精神，就是一种礼的精神。

总之，中国的民族精神，不论是高层的意识形态，还是深层的社会心理；不论是上层的王公贵族，还是下层的平民百姓，都以礼的精神为其最普遍、最显著的特征。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都要自己的礼，人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所允许的范围内，各种观念形态也都围绕着礼这一核心来展开、运行。这是由中国宗法制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中国礼仪制度和礼乐教化本身的完备程度所造成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礼的民族，中国民族精神是礼的精神。

参考文献：

[1]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2]柳肃.礼的精神[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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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创始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先秦尤其春秋战国时代应当说是一部先秦儒学的发生期或酝酿期。而此间的所谓儒学，则又可称之为“原典儒学”或者“孔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贵“仁”。“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孔子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仁”涵盖了一切善的言行，包括孝、悌、忠、恕、信、恭、敬、宽、敏、惠等许多道德规范。孝者，父母也；悌者，兄弟姐妹也。孝悌之爱所要解决的就是血缘之间的相亲相爱。“今之孝者，以为能养。至于犬马，皆为能养，不敬，何以别之？”此所谓不敬者，则不孝。而忠恕之爱，“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就是忠道。恭就是对人民要恭敬；宽就是对人民要宽容；信就是对人民要讲诚信；敏就是要敏捷，提高办事效率；惠就是惠民之爱。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把这五条做到了，就是仁了。

另外儒家还提倡“礼治”，“礼”内涵着“和”的制度伦理，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礼”从行为规范变成约束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

就人性论而言，儒家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儒家提出的道德修养过程是：志――学――思――行，以此来达到修养的最高境界。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人能“存其心，养其性”，人应该把存性养性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法。

荀子提出的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以其“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哲学基础的，而荀子的“天人相分”的自然观的思想模式运用在人性论问题上自然引导出“性伪之分“的命题。也认为人性恶是天然的，而后天的“善”则是人为教育的结果，这叫做“伪”。“虚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

二、汉代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他把儒家思想归结为“三纲五常”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思想上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提出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这很符合当时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使儒学成为传统主流思想。

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主张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他说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把被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完全交给了承“天意”的“圣王”。

三、宋、明理学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在人性论和认识论方面，宋明理学把“天理”和人性联系起来，认为“天理”在人心即为“性”，“性即理也”。强调人性本善，后世之人有“贤”、“愚”之分，是由于气禀不同，“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认为“浊气”和恶性都是人欲，人欲横流，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倡导“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

篇5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9-0033-02

PBL问题为本的教学设计，是为实现高中历史课程目标、培养学生灵活掌握历史知识、形成学科思维能力和开启智慧。在此，以人教版必修三《“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为例。

步骤1：图片对比，导入本课

春秋战国是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乐章。

PPT出示图片：

问题：两组图片的人物分别属于什么时期？哪个国家？

由学生讨论、交流并回答。

教师：两千多年前，古希腊雅典涌现出众多大思想家。同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思想派别分别从本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不同治国主张，也涌现出诸多的大思想家，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设计意图：通过比较图片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结合问题，运用已学知识对比联系、整合中外历史，下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从认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东西方的先哲开始学习本课。

步骤2：分组学习，活动建构

教师：请根据必修一知识，分组思考是哪些因素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学生讨论交流。

第一组：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社会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第二组：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中解放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争霸事业使诸侯对人才渴求，更大为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一个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对中华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组：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统一的观念。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四组：・・・・・・

教师：正如同学们所说的，是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百家争鸣”应运而生。

PPT出示表格：

教师：“百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同学们分成四个学习小组，分别代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四个主要学派，每个同学就自己组对应学派的相关介绍加以阅读，最好能与自己的课外所了解的相关知识相结合，每一组活动后进行小结，在别的学习小组回答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倾听；他们回答不全面或回答错误的地方，进行补充、指正，甚至诘难、批驳，注意取长补短。

问题1：什么是百家争鸣？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问题2：“诸子百家”中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的思想流派有哪些？他们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谁？主要观点是什么？他们的思想与他们所处社会的历史背景以及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之间有什么关系？

学生根据表格和问题，分组学习，讨论交流，回答问题。

教师：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儒、道、墨、法、兵等各家思想流派，争相发表不同的见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设计意图：通过分组活动简要建构本课主要知识结构，运用表格和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和学生已有学习经验，进行有效阅读；基于小组合作讨论，既能促进学生取长补短，又能学会交流合作，还能够学会表达、倾听与说服别人的方式方法，并且有利于健全学生尊重他人的人格态度，使学生历史学习的过程成为一种建筑在活动建构基础上的升华过程。

步骤3：创设情景，突破重点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它既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发展，成为世界文明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分组活动简要建构本课知识结构后，还需要深入探究以突破本课重点。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PPT出示：

问题1：《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全文10000多字，其中“仁”字出现了100多次。请指出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含义是什么？应该遵循什么途径来做到它？

问题2：核心思想运用到治国上，孔子提出什么主张？它和“仁”之间是什么关系？

学生阅读材料，思考讨论，回答问题。

教师：孔子试图以伦理道德来规范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对今天塑造理想人格，构建“和谐社会”富有启迪；主张“为政以德”影响今天“依法治国”、“依德治国”的理念。孔子强调“仁”，是想通过和谐人际关系来稳定社会秩序。但春秋是个纷乱时期，仅仅依靠爱心是不行的，所以，孔子还强调“礼”。

PPT出示：

问题1：孔子主张的“礼”实质上是什么？孔子主张怎样实现“礼”？

问题2：“仁”和“礼”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学生阅读材料，思考、讨论和解决问题。

教师：孔子“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规范，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从孔子主张恢复周礼，恢复宗法制、分封制的秩序和规范，可以看出孔子思想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因此，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无法实现。孔子想了什么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PPT出示：

问题1：孔子在教育上的主要贡献是什么？材料反映了孔子什么教育思想？在当时有何意义？

问题2：请从我校“诚敬”的校训以及日常教学说说孔子教育思想。

问题3：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可在当时他的思想受到统治者重视了吗？为什么？

问题4：后来的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孔子的影响是否仅仅对中国而言？

学生阅读材料，分析问题，思考讨论，回答问题。

教师：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式对话教学、注重人的发展的教育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孔子主张通过礼仪教化建立一个和谐、繁荣的国家，这些思想在当时未受重视，但后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改造，在战国“诸子百家”中成为蔚然大宗。

PPT出示：

问题1：图中三位思想家分别是谁？在儒学形成过程中，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的思想主张有何异同？

问题2：“君舟民水”的观点，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为后来历代有见识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对封建时代“治世”局面的出现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大家所熟知的受影响最大的是谁？

学生阅读材料，根据所知知识思考、讨论、交流、回答问题。

教师：儒家思想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道家、法家、墨家和儒家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

PPT出示：

问题：图中人物是谁？他可能代表哪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又有哪些典故能够反映他的辩证思想？

PPT出示：

问题：图中人物的思想对战国七雄里哪一国的影响最为深远？为什么？

PPT出示：

问题：图中人物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与“仁者，爱人”有什么区别？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

学生根据材料和所知知识，讨论交流，回答问题。

教师：正是“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

设计意图：通过创设情景，突破重点。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论语》等相关材料，来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培养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结合学生学习过的必修一、必修二的知识以及熟悉的学校生活展开讨论，明白孔子对后世以及世界的影响；让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材料，教师适时恰当地引导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导学作用；通过材料、系列问题与探究，了解道家、法家、墨家的主要代表及其主要思想，与学生对话论道，深层解读百家争鸣。

步骤4：拓展延伸，认识感悟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提出：“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文化遗产。”李泽厚先生曾说：“即使广大农民并不读孔子的书，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积淀在他们的行为规范、观念模式、思维方法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东西。”

教师：本课我们一起感悟了大师们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碰撞出的璀璨的思想火花，那么“百家争鸣”在中国历史上到底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历史影响呢？

问题1：你认为诸子百家思想中哪些思想对现代中国仍具有借鉴意义？

问题2：如果你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你会拜诸子百家中哪个人为师？请阐明理由。

问题3：请大家各抒己见，谈一谈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学生讨论交流，或认真倾听，或畅所欲言，回答问题。

教师：一定的文化就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诸子百家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敢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以人为本的思想境界，创造性探索的勇气和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勉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设计意图：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拓展延伸部分问题探究，以调动学生主动探索解决问题及创新性思维因素，最大程度发挥学生的潜能，使学生于兴趣盎然间进一步认识诸子百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感悟其学术思想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就课程目标本教学设计体现知识不是由外部灌输的，也不是由学生内部自发生成的，而是在问题探究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知识的建构是由探究者自己围拢着问题自主完成的。PBL教学设计需要认真思考：为什么设计这些问题探究学习，不用可以吗？实施问题探究，可能会出现哪些情况？如何点拨引导？如何把全班教学、分组合作与个人自学、教师引导结合起来？如何引导学生学会交往、倾听、表达，提高整体学习能力？同时，考虑学生的体验感受也很重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学生，以学生知识背景为基础，以学生为本创设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课堂探究问题，以促进学生习得一定的知识，并使理解能力、创新思维观念和能力、态度与修养有所转化和提升，才能使历史学习为启迪智慧营造广阔的自由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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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学 意识形态化 建设 启示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总是存在着多种政治思想，必然有一种政治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并对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起着指导作用。从历史来看，一种就是掌握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另一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某个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儒学属于前一种，始终贯穿于中华文化脉络之中。自汉朝正式确立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尽管出现了时兴时废的现象，但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它始终扮演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一直到近代。这个过程离不开儒家学者们的努力，离不开统治当权者对儒学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极力推崇以及积极建设。

一、儒学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演进过程

孔子较早触及到了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提出应以发展经济为先，发扬德治礼教优势。在孔子看来，经济发展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他认为治理一个国家，首先要发展经济，“使民以时，轻征薄敛”；其次要加强德治礼教，“不学礼，无以立”。在他看来，德治礼教优于政令、刑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做到“有耻且格”。教育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有密切的联系，应把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等灌输给人民，可以起到施加政治影响的作用；最后，他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以“礼”和“仁”为核心内容，教育人们学“礼”。这一系列的灌输礼乐的思想，其中有不乏积极的方面，但也有一些消极的思想，如教育分等级等。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包含了礼乐、名分、宗法、井田、孝悌仁义等思想，经孟子的阐扬、理论化，再经荀子对儒、道、法各派思想的整合与超越，奠定了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基础。

孟子提出“制产”、“恒产”、“保民”、“教民”、“与民同乐”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之三宝，关键还在于能否得民。他认为，应“省刑罚”，为民“制产”，使民有“恒产”。正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说明人民有“恒产”的重要性。他还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因而要尽力“保民”、“教民”。

荀子提出“教诲”以“调一”以及尊师重“礼”思想。他发展了孔子的“礼”，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性恶论出发，认为教育具有统一思想行为的作用，使兵强城固，国富民强。《荀子.强国》载：“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犯）也”，可见，教育对个人而言“至乎礼而止”，“化性起伪”。荀子认为师是礼法的化身，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哀，必贱师而轻傅”，他时常君师并提，足见其非常尊师。

董仲舒的“变民风，化民俗”思想。他从抬高君权的角度，认为教育是王者必不可少的权力，他说：“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正如他所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可见，董仲舒认为学校是王者实施“德教”的主要阵地，目的在于育才、“变民风”、“化民俗”，甚至认为教化比刑罚来得有效。

韩愈强调教师应有“师道”，信守“道”，传其“道”。他认为，“学所以为道”，即“古道”，儒家仁义之道，也就是“先王之教”。朱熹承袭儒家思想观点，主张封建伦理之教。他认为“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他还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复性”之说，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作用等同起来，用理学对儒家传统教育观点作了新的解释。他影响最大的《四书集注》，在元、明、清各代均被列为官学的必读教科书。

思想统一是皇帝中央集权的必要条件之一。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提出：“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末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庸之者也”，这句话表明，教育是为了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是为了“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他认为办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子。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者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他还认为，整个社会应以伦纪纲常为教，在上者身体力行，民自可化于上而不自知，即教之之源。

二、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发展历程

西周“以乡三物教万民”。从夏朝开始发展到极盛的西周，在大约一千三百年的时间里，奴隶主统治阶级始终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文化教育以尊礼为特点，实行“诗书礼乐以造士”；内容上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周礼》载：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形式上以学校教育、祭祀、军事、乐舞为载体，培养统治阶级的治术人材。西周统治者相当重视“礼”教，出现了“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现象。实质上，这是一种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意识形态教育。

汉朝推崇“独尊儒术”以育才化民。汉初统治者基本上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到汉武帝当政期间，他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重新肯定了教育在育才和化民方面的作用，以儒家经典理论为主要内容对人民进行教化，并培养和选拔儒学人才。他还“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整理古籍，厘订文字”等。实际上，他把教育作为“大一统”的工具。

唐朝以崇儒为主，以佛教和道教为辅。到唐朝初期，封建统治者吸取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笼络人心、缓和矛盾的改良政策，如废除一些隋代的苛禁，减轻一些赋税徭役等。唐高祖初定天下，即“颁好儒臣”，设立儒学，诏立周公孔子庙。唐太宗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体会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更是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常与他们讲论经义，商讨政事。还曾经命人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他给太子作的《帝范》十二篇，基本上是儒家的帝王术。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儒学，统治实践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后诸帝大体上也祟尚儒术。唐朝意识形态建设还有一个突出特征是表“礼”内“法”，具体体现在“唐律”和“唐礼”之中，“唐律”将“唐礼”法典化，“唐礼”体现儒学“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纵观唐朝在教学、科举考试方面均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贯彻“三纲五常”，培养和选拔儒术人才。

宋朝尊孔崇儒。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重用儒臣，特别提倡科举，扩大取士名额，提高儒学的地位。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并规定“进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宋真宗以后，儒术更是得到了大力提倡。他曾加溢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并亲自撰写《文宣王赞》称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孔学是“帝道之纲”；又著《祟儒术论》，还命人校订《周礼》，编注九经“义疏”，大量印行，并赐给州县学校，作为官方指定教材。宋仁宗大力倡行教育，培养选拔通晓经术的官吏，并下诏州县皆立学校，自此儒学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在全国兴起，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聚徒讲学，传授孔孟典籍，对维护宋王朝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到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宋朝积极倡导儒学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为“理学”――宋明“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元、明、清时期依然是坚持尊孔崇儒。理学亦称道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而推衍发展于元明，终结于清代。理学在元代成为了统治者“治国安民”之道，当时在学校增读朱熹的“四书”，使之与“五经”平列。科举考试必须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在以后的明清依然照搬历史传统教育。明朝建国后，吸收前朝经验，把儒学意识形态建设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主要体现在：战略上祟儒纳士，创行八股取士，施行文化专制，禁锢思想；在思想领域极力推祟程朱理学，奉为官方统治思想，并对思想领域的不同学派加以排斥和压制。明成祖曾敕命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将其颂行于天下，作为铁定的教本。在文教方面实行过许多强烈控制思想的措施，学校和科举制度发展得更加缜密。可见，明朝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中，各项政策均以强化中央集权为目的，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清朝建立后，实行儒术统制思想的政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对治理国家的作用，立国之初制定了“兴文教，荣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尊崇孔子，倡导儒学。

三、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均深深烙上了儒学的印记，一方面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又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意识形态建设脱离了实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就其取得的成就来说，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其一，应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位置，为民创造财富，使民安居乐业；其二，尊师重教，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增强教师意识形态信仰；其三，应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其四，主动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实施意识形态教育；其五，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毫不动摇；其六，不断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方法，使之生活化、具体化；其七，坚持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注释：

赵吉惠.中国儒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1-10

转引自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43，78，77，80，113，142-175，348

转引自罗传奇.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66，67，68

转引自胡金平.中外教育史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

篇7

一、自由开放的教育制度

公元前770年，戎族攻破西周王都，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之下。周平王仓皇逃走，迁都洛邑，历史上称为东周，也就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期。文化教育突破了奴隶主贵族的垄断，在教育史上进入了官学衰废、私学兴起的新时期。私学代替官学，在社会基础、管理制度、受教育对象、受教育方式上出现了变迁。西周官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和奴隶主贵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基础之上的，而私学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个体经济和以新兴地主阶级为首包括农、工、商等自由民在内的阶级联盟基础之上的。私学是政教分设，教育从政治机构分离出来，有独立的组织，不再职官兼任。官学的入学受身份的限制，学校教育由贵族子弟垄断。私学的入学则以自由受教为原则学校向平民下放。在受教育方式上，西周官学有固定的教育场所和相应的基本设备，制度上比较规范化。私学则不一定有固定的教育场所，流动性较强，设备也较简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私学的产生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其自由开放的教育制度使教育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局面之下仍然得到保留和传承，也使教师能够保留各自的价值观，教师教学个性的到充分的发展。

二、自由的思想氛围

先秦时期正值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各国都在寻求新的方式统一中国，但是各国国内矛盾和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尖锐复杂，使得执政者迫切需要“招贤纳士”，当时社会舆论已经用“士”的聚散来衡量一国政治的兴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气氛中，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构造自己的理想王国，在学术上纵横驰骋。各个学派在政治观、自然观、教育观、文化观等上都存在差异性。下面主要就儒、道、墨、法四家在人性观、教育目的观上做一点讨论。

（一）独立的人性观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动摇，新的秩序还没有巩固，人开始摆脱压制，追求个人利益，国家的治乱取决民心的向背，怎样改造和引导人性在各阶层不同学派孕育出了不同的思想观。

儒家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倾向于以社会性来定义人性。孔子认为人的天赋素质并没有什么差别，人之成为各种不同的人，乃是后天的影响造成。墨家虽然论述“性”并不多，但是从墨家认为社会一切的冲突和不平都是由“亏人以自利”的欲望所引起可看出墨家是以人的自然本性来看待人性的。道家亦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性，但不同的是这自然性不是人的动物性本能，也不是人的感官感受与心理欲望，而是一种同乎自然的“无私无欲”的“素朴”之性。法家也是以人的自然本性来定义人性的，提出“趋利避害”的人性观，着重人对利的争夺性。

儒家的人性论排斥人的自然本性，无论是“性相近”、“扩充善端”还是“化性起伪”，教育要做的是规避人的自然本性，侧重于社会性；道家的人性观排斥人的社会性，认为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礼是社会变乱的原因，主张“绝仁弃义”；墨家的人性观有性恶论的倾向，但是并不否认人的自然性，旨在协调“自爱”、“自利”与“兼爱”、“兼利”，即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法家的人性观相较之儒家的人性观和道家的人性观更加中立，不讨论人性是善还是恶，不排斥人的自然性也不排斥人的社会性，与墨家的有点相似，但是不似墨家温和地提出“兼爱”“兼利”，法家是要使民众的“私利” 能朝着有利于“公利”的方向发展。

正是没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统治着私学的学术，私学才能绽放出百家争鸣的姿态，教师的形象才丰富且饱满。

（二）独立的教育目的观

儒、墨、道、法在人性观上的不同投射到教育中就带来教育目的的不同。

儒家重“礼”和“仁”，因此在教育上，“贤才”是他们的培养目标。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孟子“求放心”，培养“治人”的“君子”。荀子培养“大儒”、“雅儒”。

墨家主张用教育改良社会，培养“兼士”。墨家公开宣传，只有对社会能产生实际利益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也只有造福于全社会的人，才能够得上“兼士”。

道家以“无为”为教育目的，“无为”具体来说要做到“无事”，“无欲”。所谓“无事”，就是对待万事万物，要“静”以处之，顺乎自然，不勉强地进行人事干预。所谓“无欲”，就是除去私心妄念。

法家出于建立封建制度的需要，教育要为地主阶级培养“尽力守法”、“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的“智术之士”、“能法之士”。他们反对仁政德治，故主张“以法为教”，以普遍的社会法制教育来确保社会向法制方向发展。

儒、墨、法、道从自己的人性观出发，构建出符合他们教育思想的教育目的以期能构建出自己的理想社会。

三、丰富的教育内容

教学内容是保证教学目的实现的重要条件之一，先秦私学的教学内容冲破了官学的范式，由私学教师根据他的学识、专长和学派思想自行规定。

孔子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的传统，他教育学生广泛地学习“六艺”的知识技能，而以“礼”约束自己的言行。孔子的教学的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总的来说是宣扬复古主义，是为了“复礼”。孔子赞赏“雅乐”，贬低“郑声”，可见孔子政治上的保守态度也。不过孔子所传授的仍然有一部分是有关科学技术、自然知识方面的内容。

荀子教学上重视儒家经典，但并非原封不动的继承孔子所传授的东西，而是有所取舍和改造，在哲学上，扬弃了儒家学说中“天”的宗教性，把“天”解释为有自身规律的自然界；在政治思想方面，荀子提倡“王道”，尊君重礼，但是他把“礼”解释为法典的大义和纲领，有融合礼治和法治的趋势。

墨家也以儒家的《诗》、《书》、《百家春秋》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不似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格局，并且墨子很重视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在几何学、光学、力学、机械制造等方面都有成就。

不同于儒家把仁义礼智作为社会规范的具体的教学内容，道家所要为的“道”是不可以用语言、概念来把握的。

法家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主张实行以鼓励耕战为基本内容的法治教育，实质是主张用封建国家的法令政策来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统一人们的行为。

四、多样的教学方法

孔子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从学生的个别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启发的方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墨家也看重因材施教，但是与孔子不同的是，十分看重教育的主动性，不赞成儒家有问则答，不问则止的教义，认为教育应该送上门去，“上说下教”。除此之外还有以名举实，查类明故，务本约末，量力所至等都具有墨家的特色。

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一方面强调学，要学法，学耕战知识，因此更强调行，学耕战必须用于生产、战事，还必须以实践的功效来检验其学行的成功与否。

荀子在教学中融合法家和儒家，不仅在学思行紧密结合，而且也将问、辩纳入体系中。

五、对现代教师个性彰显的启示

（一）营造宽松开放的管理文化，建造以人性化的管理制度

先秦私学自由开放的教育制度使教师发展教育思想可以毫无顾忌，灵活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方式，范围宽广的招生对象，教师不再是“教师机器”，能够发挥出他的能动性和生命力，参与道教学决策当中来。

（二）解放教师的主体意识

学校在文化建设中常常看重物质文化的建设，忽视对教师主体意识的培养，以至于教师的情感越来愈疏离学校，教师形象越来越统一化，使教师的主体意识被侵蚀。

（三）鼓励发挥教师的创造力

篇8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他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从40岁开始，除了收徒讲学之外，开始接触各国政界人物，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他。孟子反对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

孟子非常重视民众的教化。他自己一生献身于社会教化，是继孔子后重教化的典范。所谓教化，就是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得到变化、提高。儒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伦理道德内容，它将中华优秀传统伦理美德涵盖其中，如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诚、俭等，都是其重要内容。孟子希望通过教化使这些社会伦理美德化为人们的道德实践，使广大社会民众知悉、理解、掌握并实行。世人一代代相传，这些伦理道德内容中的精华就成了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食粮，使中华民族这个“礼仪之邦”的文明得到了弘扬、光大。同时他也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人只有在犹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孟子非常重视人格修养。他认为人生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正义”，为了“正义”可以舍去生命，即“舍生取义”。

孟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他的“民本思想”成为后来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依据。他的思想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影响、渗透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心理、美学、民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陶冶情操、崇尚人格、尊老爱幼、安定家庭、协调社会、治国安邦、顺应自然、天人和谐等多种功能和影响，对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现代生活中，孟子思想仍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21 世纪。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必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科学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追求社会和谐是孟子思想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关于天下有道、近悦远来、天下归仁的主张，极力追求一个政治清明、天下统一、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崇尚圣贤、道德高尚、风尚淳朴、百姓亲睦的美好理想社会。我们知道，社会的稳定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只有稳定的环境中，才能求得前进和发展。孟子提倡的和谐相处、执中有权的原则及方法，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对我们不断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使上下级之间、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处于和谐状态，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它又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一定的心理基础。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样，孟子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看作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表现出一定的系统观念。这种和谐思想强调自身的和谐是家庭和谐的基础，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后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一种心理积淀。

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统一，孟子提出了一套对社会进行经济约制的主张。这主要包括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制度、制民恒产的土地制度、“取于民有制”和薄收赋税的财政赋税制度、优先照顾穷困的抚恤制度。近年来，孟子思想与企业管理已成为海内外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孟子的若干管理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运用于企业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吸取孟子经济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开阔视野，搞活思路，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管理，无疑是必要的。

孟子的思想除了在追求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孟子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他赞扬禹稷的救世精神，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生命与义，都是人所珍贵的，当生命与义不可兼得时，应当舍生取义。

篇9

关键词：老子 道 无为而治 小国寡民

老子，姓李名耳，世称“老聃”，周后期楚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做过周朝守藏吏。老子在函谷关前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老子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写的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同时他的政治思想也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和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子》一书虽然只有寥寥五千字，但是全书涵括各个方面，包括宇宙观、认识观、人生观等，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管理、伦理、心理等诸多领域，但是总的来看，“道”无疑是其中最核心的观念，也是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也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

一.道

老子之“道”是什么？长期以来这是个让人纠结的问题。《道德经》开篇诠释“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如果能够直接表达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道”如果能够直接给予确定的名称，这个名称一定不是真正反映“道”的名称。一旦下定义就破坏了“道”的本义。道是老子对宇宙一切运动变化事物内在的，本质的以及运动规律的统称，因为它是无形无名，不是具体的，所以只能用抽象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它。同时老子把“道”看作是创造宇宙芸芸众生的动力，它孕育天地万物，且决定着天地万物的变化和发展。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同时道是世界的本源。

二.无为而治的思想

无为而治”是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蕴涵着丰富的内涵，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一种思想的产生一定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影响的。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礼崩乐坏，周王朝就走了下坡路，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安。春秋时代的中后期，随着牛耕的普及和铁制农具的应用，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私田的开发和井田制的瓦解这一深刻的社会变化。在一些诸侯国的内部，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开始向国君争夺权力。在思想方面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反映了这个时期各阶级利益的斗争，思想家们更是分属多派，如商鞅、孙膑。后期墨家、苟况、韩非等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激进派。孟轲等则代表了地主阶级改良派。而老子则潜心思考，提出“道"的学说，建立了新的哲学体系。当时的思想家们都在思考救世方略，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治国、实行仁政，墨家提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的思想，法家则主耕战厉法。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都主张“有为而治”，与其不同的是老子主张“无为而治”。

老子强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字面意思是无所作为，实指“道”对万物的不设一些条条框框，自然而然，这种任其自然，老子称“无为”正因为“道”对万物任其自然，万物才能得以保存其原来最纯真质朴境界。这也是“道”无不为的体现。这里“无为”是“无不为”的前提，而“无不为”正是“无为”的结果。

老子主张的“无为”不是要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取消那些与自然和社会法则相违背的妄为和乱为，反对实行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行为。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无为”的真正含意应该是“避免反自然的行为”。老子讲得很清楚：“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3]意思是说：道，常常是不去刻意做什么，但事情却因为顺应自然去做而无不成功。王侯若能遵守这个原则，万物就会自然成长。老子反对礼制混战，反对统治者设禁忌，制定法令，不要大兴土木，不要横征暴敛等。因为统治者制定的条条框框越多，越限制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生活也就越贫困。人民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昏乱；人民思想越乱，邪恶的事情就越容易滋生；法令越多越森严，盗贼就会越多。作为统治者来说，要效仿自然法则、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去治理天下。以清净之道来治理国家，而不是以违背自然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4]所以“无为”不是要求人们要完全的消极被动，完全作为自然的奴隶，无所作为，而是要求人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无为中显有为，遵循着“道”有所善为。

三.小国寡民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思想需要具体化和实践化，那么“小国寡民”的思想正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精髓的具体实践。“无为而治”就是要求统治者顺其自然，回归本性，以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来治理和统治天下，同时来教化人民也回归自然，来达到无事，无为，无知。遵循着“道”，建立一个自然，简朴的理想国度――“小国寡民”。

老子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5]在老子所构想的社会中，人们基本上是生活在原始社会的状态，没有可以用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工具，即使有各种器皿也不会去使用；使人民重视生命而不迁徙远方。虽有车船，却没有必要乘坐，虽有兵甲，却没有机会陈列。文化极不发达，人民回复到结绳记事的状态。同时，人们生活十分封闭，。邻国之间可以互相看见，鸡鸣狗吠的声音也可以听见，而两国的人民却直到老死也不往来。但又一点，老子所描述的理想国度的前提是国家的规模是十分狭小的，人口也相当的稀少。就是一个返璞归真，没有欲望，没有武力，没有尔虞我诈，自然地，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与世隔绝原始社会的状态。老子的理想国度中虽然也有政府，但由于他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所以他所说的“小国”基本上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四.老子政治思想的意义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无为而治”要求人们要顺应自然，不要去做那些违背自然法则的事情，同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延伸到当今社会，人们为了追求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地欲望越来越强烈，不惜任何代价地向自然索取，为所欲为，是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忽略了人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沙尘暴，水土流失，水污染，空气污染等就是大自然给与人们的惩罚。因此，我们要积极主动和把握顺应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在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会与自然地和谐相处，更好的顺应自然之道。

“无为而治”要求人们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太多的贪念，反对争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不惜做出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前段时间曝光的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毒胶囊等事件，这些违背客观规律的欲望损人不利己。因此我们要在各种利益诱惑面前，适足而止，勿有太多贪念。老子的思想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积极意义，它可以调节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纷争，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老子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决定有所为有所不为，松弛有度，真正的建立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真正的为人民谋利益，谋发展，协调社会各机制的发展。

老子的政治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老子所设想的理想国度是一个与世隔绝，社会文明停止，原始的自然状态，这恰恰反映了老子思想的局限性，也反映了小农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违背的，实质上是历史的一种倒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活质量和人类的文明必然是不断提升和积累的。老子把这种原始的自然状态看作是一种理想状态，而这种状态就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同时，老子高估了人们的自觉性，在他的理想状态中没有法律，没有规章制度，仅仅依靠人们的高度自觉性来实现，这显然是不可能。

结语：

老子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带有一定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但我们却不能否定老子思想的精华和积极方面。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老子的思想还是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发扬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老子》第一章

[2]《老子》第四十二章

[3]《老子》第三十七章

篇10

设计作为造物方式，在争取创造便捷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舒适的居住环境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继而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尤其是现代工业的进步使社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但由于人类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速度，设计过度商业化，更加剧了这种破坏程度。

北京雾霾污染与绿色设计理念

2013年，北京频繁现身的“雾霾”让京城百姓感到恐慌，城区和郊区空气质量指数AQI均在200以上，为五级重度污染。持续严重污染对大气环境、人体健康和城市交通安全带来巨大的影响。

近期在中国众多城市出现的雾霾现象也并非巧合，像北京、上海这类城市，每天矿物能源燃烧产生数千吨的黑炭、烟尘以及水汽。不完全燃烧释放出的腐蚀性气体、多环芳烃和重金属等雾霾的主体使得肺炎、肺癌等肺部疾病的患有率快速上升。人们在充分享受工业社会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更应该深刻反思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人带来的异化。

设计作为提高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有义务从人类长远的利益和本质需求出发，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遵守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以自然为本的科学设计观念和方法。而以消烟除尘为特色的绿色设计理念在汉代的长信宫灯设计中就有突出体现。

长信宫灯消烟除尘的功能之美

长信宫灯于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西郊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通体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做跪姿宫女执灯形。持灯宫女体内中空，左手托灯盘，右手提灯罩，右臂袖作为排烟管道。蜡烛燃烧过后的烟尘可以通过宫女右臂吸入盛满水的灯座，浓烟经底层水盘溶于水中，便有烟而无尘，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作用。长信宫灯的设计结构十分精巧，跪坐姿态的宫女形态优美，宫女头部、右臂、灯罩、灯盘以及灯座均可拆卸，携带和清洗极为方便。同时灯盘可以转动，以便调节光照方向和亮度。

长信宫灯作为西汉青铜灯具的典型代表，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的精品。它沿袭了汉初“物而不物，故能物物”的实用设计思想，强调功能与装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是儒家“文质彬彬”工艺思想的集中表现。

尤其是宫灯消烟除尘的环保设计理念在绿色设计兴起的当今社会很值得研究。古代青铜灯具大多是燃油灯，在动物油脂燃烧的过程中必然会释放出燃烧不完全的炭粒和燃烧后遗留下来的灰烬，会随着热气流散步在空气中，从而造成室内空气污染，长期以往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而长信宫灯则将体内动物油脂的燃烧局限在一个封闭的过程，燃烧所产生的烟尘及时被灯盘盛满的清水所吸收，在设计有效的解决了如何消烟除尘，解决室内空气污染的问题。

讲究设计美学同科学技术相结合，以期达到装饰性与实用性的和谐统一。因其实用功能的考量、科学合理的结构以及优美的造型代表着汉代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

传统工艺智慧对现代绿色设计思想的启迪

绿色设计的核心思想就是“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即通过使用最少的材料实现产品的功能；尽量减少材料的种类；要考虑材料的来源；尽可能的使用回收材料；要考虑如何使用产品，用后如何回收；要考虑产品用途而妥善设计；考虑产品易于操作；要有助于产品的使用，重新使用以及丢弃等各方面的责任感；始终坚持简单的地解决方案。在绿色设计大行其道的背后，是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要求。设计师不但要满足人自身的目前需要，同时更应该符合人与自然这个大的社会系统的和谐发展，这一原则也成为评判设计好坏的标准。

讲究符合长远利益的实用主义设计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公元前五世纪的墨家学派的代表人墨子就提出“兼爱、非攻、节用”的思想，其政治观与包豪斯的现代功能主义设计产生的政治思想基础有着极其相似的特点。而“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其为舟车也，金固轻利，可以任重道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这种少即是多的设计思想与现代功能主义也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此外先秦诸子还提出了诸如“文质彬彬”“绘事后素”等许多适用功能主义设计的论断。强调造物过程中正确处理好“用”与“饰”的关系。庄子朴素恬淡的造物观则主张造物应顺应自然、和谐的原则，不应因礼乐的需求而向外界过度攫取，这是人类最早对于生态设计的思考，对现代设计在消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有着借鉴作用。韩非子，“物以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些关于造物活动的思想尽管与适用功能设计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从各个侧面完善和丰富了适用功能设计思想，为我国传统功能设计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